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篇1
从经济增长的速度看，今年保10％的目标是较为客观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美欧直接相比似乎应该减去一个7％，也就是说，10名的增长速度约等于美欧经济增长率的3％。为什么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增长7％的水平上，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总额就微乎其微了，多数企业只是在给银行和员工打工，特别是在《劳动法》生效之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平均上升了15％左右，再加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企业的利润在增长7名的水平上就等于是零增长了；其二是新增就业人口的从业率，在7％的增长水平上，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可以找到工作，失业待业的压力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经济调控的政策通常会在这个时点开始松动。所以，中国经济从2007年创纪录的11.4％回调到10％，应该是比较符合经济规律的，如果在一年内减速达到8名，那就几乎和中国股市创纪录的暴跌一样了。
从控制通货膨胀看，目前的CPI下降是通过价格管制实现的，其代价是被管制行业的政策性亏损。所以，奥运后需要决策的问题之一是要不要放松价格管制，相关问题是：价格管制一旦解除，通货膨胀率会达到多高?如果以PPI溢出10％为基准来计算没有管制的CPI，则七月份的CPI不是6.3％而是11％。据国金证券宏观分析师杨帆等人的预测，PPI可望在七月达到高点之后开始下滑，基于这个判断，如果在十月底到年底之间，国际石油价格稳定在110美元之下，中国就有了一个机会可以逐步放松价格管制，让部分企业走出政策性亏损的阴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控制通货膨胀的思路：一是继续实施价格管制，把CPI作为控制通胀的目标；二是伺机解除价格管制，把控制解除价格管制后的报复性反弹作为控制通胀的目标。显然，前者容易后者难，前者是当前政策的延续，后者却需要改变控制通货膨胀的主体思路，这必然引发激烈的争论并承担较大的政治风险。
用价格管制和政策性亏损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我们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近18万亿的股市市值损失虽有诸多原因，但任何人也不会否认其中的原因包括价格管制和政策性亏损。此外，牺牲虚拟经济中企业和投资人的利益来补偿消费者，也必然间接补偿境外的消费者。于是，空仓进港加油的轮船多了，越境加油的国外汽车也多了，我们不得不思考以下问题：用奢侈品的石油为原料生产低价消费品的产业政策还能够持续吗?用政策性亏损和巨额财政补贴支持的企业巨头能有可持续的成长吗?不能决定价格的市场和不能追求利润的企业是科学的发展观吗?
价格管制只能是临时性的政府干预政策，这是企业界，学术界和管理层的共识，既然如此，就不能回避“临时性”的干预何时终止的问题。这是后奥运的经济难题之一，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和远见。如果在年底有了解除“临时性”价格管制的条件，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会是多少呢?是4.8％，7％还是10％?在我看来，能把通胀控制在10％以内就是很大的成功，绝对国际水平的成功!七十年代美国的尼克松政府在解除工资――价格管制后，通货膨胀率从5％急剧上升到12％，这个历史经验可为参照，俄罗斯也在不久前也放松了价格管制，通货膨胀至今居高不下。所以，后奥运的“控通胀”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金岩石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篇2
我校是区一级学校，学生大多来自五凤村，瑞宝乡和周围几个住宅区，五凤、瑞宝不少的学生家长都有自己的出租屋，收租使得他们的经济来源颇丰，且不需要忙碌地上班，初一数学基础是否扎实，这些都在影响着我们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效果，所以向课堂40分钟要效率，推进更为有效的数学课堂教学至关重要，微课技术的运用，可以向课堂40分钟要效率，可以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将教育信息技术落实到学生的学习行动中，切实提高课堂的效率。
二、微课技术的作用
微课技术是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表现形式，其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就某个教学知识点（主要是重点、难点和疑点）或某个教学环节的精彩教学过程（课例片段），囊括了教学设计、素材课件、练习测试、教学反思、学生反馈等与教学主题相关的辅教学资源。这种区别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新型教学手段，对初一数学教学具有革命性的促进作用。
三、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策略
1.出现的问题
在初一数学课上，若教师无论什么课型和内容都开展小组合作学习，这种表面“热闹”的学习氛围只能降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结果必然适得其反。有的教师在讲解几何证明题时，整节课可以一个证明过程都没有，全交给部分学生去讲解，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思维过程难以成为全班的示范，教师缺少了必要的指导，这样的小组合作学习是为合作而合作的表面现象，势必会造成有学生学不好，有学生学不饱。
2.解决策略
运用微课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兴趣，制作微课不是简单录制的最终结果，而是教学研讨活动的开始，在初一数学课堂内，根据需要在教学的各环节中制作微课，可以实现教学效果最大化。比如，在具体问题数学化的过程性教学中使用微课，虽然数学教学的资源来源于生活，但很多生活中的实例并不能清晰地反映在课堂中，所以，我们常将现有的生活问题抽象出数学问题之后，让学生进行探讨研究，但是，学生将具体问题数学化的能力有高低之分。而对于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微课展现现实问题，帮助学生感知具体的生活问题，从而经历问题转化的过程。
数学知识在生活中有很多广泛的应用，在实际生活中很多问题都可以转化为一元一次方程来解决。微课展示广州换季时班尼路、卡路约翰等衣服的打折情况，然后提出问题：“商家如何控制标价和折扣才能赚钱？”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再用微课引出销售中的盈亏问题：
某商店在某一时间以每件60元的价格卖出两件衣服，其中一件盈利25%，另一件亏损25%，卖这两件衣服总的是盈利还是亏损，或是不盈不亏？
现在开始分组讨论：讨论后请小组推荐代表发言。
小组1：不盈不亏。
小组2：亏本。
小组3：盈利。
小组4：不盈不亏。
在学生的讨论中，都试图说清自己的理由，此时我注意肯定学生的优点，给予学生足够的关注，赞赏他们小组讨论的热烈和效果，最后总结“最好的工具就是我们学过的一元一次方程，它能帮我们认清事实。”
请学生分析：两件衣服共买了120元，是盈是亏就要看这家商店买进这两件衣服时花了多少钱，如果进价大于售价就亏损，反之就盈利。
例如：一件商品的进价是40元，如果卖出后盈利25%，那么商品利润是40×25%元；如果卖出后亏损25%，商品利润是40×（1-25%）元。
本问题中，设盈利25%的那件衣服的进价是x元，它的商品利润就是0.25x元。根据进价与利润的和等于售价，列得方程：
x+0.25x=60
由此得x=48
类似的，引导学生填好导学案和课本的空格部分，最后强调解题格式。
解：设盈利25%的那件衣服的进价是x元，另一件的进价为y元，根据题意，得：
x+0.25x=60
解得x=48
y-0.25y=60
解得y=80
60+60-48-80=-8（元）
答：卖这两件衣服总的亏损了8元。
在此基础上进行课堂训练。
广州某琴行同时卖出两台钢琴，每台售价为960元。其中一台盈利20%，另一台亏损20%。这次琴行是盈利还是亏损，或是不盈不亏？
解：设盈利20%的那台钢琴进价为x元，它的利润是0.2x元，则x+0.2x=960，x=800。
设亏损20%的那台钢琴进价为y元，它的利润是0.2y元，则y-0.2y=960，y=1200。
答：两台钢琴进价为2000元，而售价1920元，进价大于售价，因此两台钢琴总的盈利情况为亏本80元。
作业：某文具店有两个进价不同的计算器都卖64元，其中一个盈利60%，另一个亏本20%。这次交易中的盈亏情况？
课堂训练部分制作微课可以反复使用，直到学生能够基本将如此抽象的数学问题解决为止。
四、微课技术的有效运用
数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对于课堂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需要有严密的说理过程，更加需要注重数学问题的逻辑推理，在对数学例题、练习题的讲解中，学生可以关注例题的知识本源，演绎推理过程，而微课的应用可以帮助我们节省书写中花费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将同一类型的习题放在一起，制作成系列微课在教学中使用，但是无论实施什么教学模式，使用什么教学手段，教师都应该牢记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在教学中，我们应根据学生实际制作微课，充分发挥微课的优势，真正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为此，我选择了新人教版七年级上3.4节“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方程”的第一课时“销售问题”进行以上说明，按照问题情境―学生自主探究―小组合作交流―归纳应用的流程去制作微课，这样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独立解决问题和群体决策的能力。
本案例的基本过程为“提出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得出数学问题的解―回归实际问题的答案”。
本节课在教学方法上，从问题情境―学生自主探究―小组合作交流―归纳应用。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进而提高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体现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在布置课后作业时，首先要求学生利用寻找等量关系列一元一次方程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令学生感受到数学来源于生活，也要反作用于生活。这样我们的数学才能更加贴近生活，没有教师设计的小组合作学习，不少基础薄弱的学生在初一数学课堂上只有失败，没有成功，那么我们的教育就显得苍白无力，所以，高效数学课堂不单是数学知识讲授的有效，更应该是发挥微课技术的作用、消除不良因素、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提高初一数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本节课就是笔者对微课技术在初一数学课堂教学运用的初步尝试。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篇3
（一）积极影响分析
1．从会计政策的本质特征来看，会计政策对会计信息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会计政策根据制定的主体可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会计政策是通过会计准则和有关法规的制定来体现的；微观会计政策主要表现为企业主体在宏观会计政策的指导和约束下，从自身利益和特点出发，在允许的范围内所作的选择。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专辑中指出：“人们所做的各种会计抉择至少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本委员会所作的抉择，或其他有权作出规定的机构所作的抉择，要求企业按照某种特定的方法提供报告，或从反面来规定，禁用他们认为不适当的方法。”第二层次是“各种抉择还在个别企业这一层次上作出。随着公布的会计准则越来越多，个别企业抉择的范围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越来越狭。但是编制报告的企业在会计上总是有许多决定要做的，包括未颁会计准则时，在各种可行方法中选用一种，或在奉行准则时，在各种允许方法中作一抉择，不仅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这里第一层次的抉择是属于宏观会计政策的范畴，而第二层次的抉择即企业的抉择则属于微观会计政策的范畴。
2．从会计政策产生的原因及其作用来看，会计政策的存在是企业会计实务与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会计政策产生的原因首先是会计实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会计实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会计计量方法、计量手段以及会计人员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局限性而导致会计信息与实际情形的差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要求企业执行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从会计方法到会计科目、报表都作了统一规定，企业只能被动地执行，而没有选择的余地，人为地忽略了客观存在的会计实务的丰富多样性，否定了会计政策应有的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国家对于宏观会计管理体制也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随着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会计管理的自也将逐步扩大，企业将有一个相对过去来说显得十分宽松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企业有可能从自身特点和利益出发，以满足企业提高会计管理水平的需要。
（二）消极影响分析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会计政策选择经常充当盈利管理的工具，且形式多样、防不胜防，造成极大的危害。这种基于操纵盈利或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盈利管理的会计政策选择，不妨将其定义为不良会计政策选择。此处的“不良”主要是着眼于其实际的经济效果，当然也涉及到这种行为的动机。
1.不良会计政策选择的后果是操纵利润、粉饰报表。对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现状的实证研究也部分地验证了上述结论。譬如，有研究表明（孙锋等，1999），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包括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等手段操纵会计利润的现象：（1）配股现象。上市公司为了达到最近3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这一“圈钱”配股的资格线，不惜代价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力保，出现了耐人寻味的“10％现象”。（2）微利现象。前1年或2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免受特别处理或摘牌的处罚，采取种种手段使本年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哪怕0.0001％的微利水平，只要不亏损就行。（3）重亏现象。对于无法做成盈利或是首次加入亏损之列的上市公司，为给下年扭亏留一手，有意做成重亏，以免第二年连续亏损而被特别处理；对于无法摆脱被特别处理命运的公司，则做大亏损清洗以前年度累积的包袱。为下年扭亏逃脱摘牌厄运埋万伏笔。上述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无不是与政府监管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博弈斗争的表现。
2．发生不良会计政策选择的第一方面原因是由于会计政策的宏观决策者被微观决策者以及与该会计政策有利益关系的各方左右了思想和行动，从而导致了宏观决策者选择了正好被微观决策者所期望的会计政策，让实际操作者可以相对自由地描述自己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第二方面原因是由会计政策所支持的会计信息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会计信息反映的是一种近似的真实，其标准很难确定。另外，人们认识的角度、深度及出发点不同，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在同一时期有不同的说法，这些观点很难说谁对谁错。第三方面原因是出于经济学的角度，“经济学从来不认为任何事情、行为或制度有绝对的价值，它所追求的最佳境界是不同事物、不同行为或不同制度间的均衡点”。会计政策选择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也符合这种说法。如果企业会计政策的变更成本较低，企业就容易产生变更会计政策的行为倾向。
二、发挥会计政策对会计信息正作用的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
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公司进行监督的典型特征，因此就得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以下信息：一是上市公司的持续信息披露；二是公司治理信息的披露；三是股东权益的披露。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准则都强调企业既有适当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利也负有进行充分披露的义务。另外，我们还应进一步完善会计规范体系，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督和惩处力度。
（二）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
激励问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长期困扰我国企业改革的关键性问题。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激励主要是短期的报酬激励，缺乏与公司业绩挂钩的长期激励机制。因此，应进一步探索与上市公司业绩挂钩的股票期权等激励机制，制定较长期的经理人经营绩效的评价标准，使经营者和所有者的目标函数趋同，以增强公司经营者对股东的责任心与忠诚度，减少经理人的道德风险，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客观性。
（三）明确产权对会计信息的生成和界定功能
产权明晰对于企业经营和所有者来说都是相关利益有效组合、调节和保护的重要保障。它的最主要功能是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产权的明晰界定，为会计信息系统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股东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各利益相关方与管理当局之间有契约关系。有了这两个条件，既可允许和鼓励企业根据企业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政策，又可以发挥会计准则的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因此，只有产权界定清楚，会计准则的运行和会计信息的生成才会有效率。
三、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
(一)会计政策制订与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完善
由于企业会计政策制订者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制订与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完善。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若有了破绽或漏洞，市场主体就会伺机钻营牟利，政府一旦发现便会完善旧准则或制订新准则加以规范，政府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主体随即便展开新一轮的社会博弈。一轮博弈结束后，会计准则便达到了暂时的纳什均衡状态，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当旧有的准则规范又不能涵盖新的会计业务或出现疏漏时，会再次引发政府和会计政策选择主体之间的博弈，其结果是达到新的“纳什均衡”。这样，经过多次博弈之后，会计准则就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社会公认程度日益提高，最终趋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会计准则的制订尚未经过“充分程序”，企业会计政策各相关利益集团在参与制订的过程中也没能体现出决策的民主性
譬如，目前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从整体上看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但目前我国已出台的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似乎没有体现出银行的参与，对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保障也不够，以至于出现了企业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逃避技术上违反贷款合同约束，从而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那么今后政府在会计准则的制订环节上就应体现出政策决策的民主性，在执行实施过程中应对企业会计政策的可选择范围加以适度限制，这应是我国会计准则制订者进一步努力改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冯丽霞等．财务分析学．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36-41.
[2]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征求意见稿）.2001.
[3]张学谦．国际会计准则与惯例．北京：对外对比温度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120-123.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篇4
从最新变化来看，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仍在下滑，企业亏损扩大、资金链困难仍未见根本改善，同时“新三角债”的阴影仍笼罩着实体经济。如何理解和看待总体经济增速的温和放缓与企业经济活动骤冷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对于形势的判断、政策的制定尤为重要。
企业财务杠杆率过高
如果仅从实体经济本身寻找答案，上述现象是令人困惑的。因此需要将视野转向金融领域，尤其是微观企业财务杠杆率，即资产负债率。
2008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企业经营面临困难；此后信贷规模迅猛扩张，导致企业财务杠杆率出现了两轮上升。第一轮直接来自于宽松的信贷政策，企业借款成本下降。在此基础上，企业投资加速上升，并进一步出现了资产价格上涨、实际负利率的情况，这些因素推动了第二轮企业财务杠杆率的上升。
2000年至2008年，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处于波动状态，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自2009年大规模的信贷扩张之后，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开始不断上升。央行对5000家工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末至今，其整体资产负债率上升了约2个百分点。这还不包括大量未进入调查范围的中小企业。
到2011年下半年，政策对基建投资、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力度加大，随后外部需求也开始表现疲弱。面对再一次的冲击，高杠杆率企业的反应将更为敏感。这是因为，高杠杆率加大了企业经营效益的顺周期波动幅度。由于各企业之间通过信用体系相联系，高杠杆率企业出了问题，其风险就会进一步扩散，从而导致其他企业的经营也出现困难。
交通运输仓储业、金属与非金属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三个行业的情况最为明显。2009年1月以来，三者的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分别上升了14%、5%、4%。根据三个行业的情况进行模拟，结果显示：相同的负面冲击，对利润的影响将分别被放大：19.5%、7.9%、6.6%。由于上面的分析对象仅限于上市公司，且没有考虑到企业资产价格本身可能的缩水，所以负面冲击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有可能仍被低估了。
中国非金融企业整体负债率已经处于过高水平。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等人在论文《中国资产负债表及其风险评估》中的测算，中国企业负债占GDP的比例高达105%，不仅高于日本、美国、意大利，甚至接近于英国、法国。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显示，这一比例达到90%就会比较危险。
可见，中国企业不仅面临着政策调控、外部需求下滑等不利因素，而且由于财务杠杆过高，这些不利因素还被大大强化，企业经济效益的顺周期性也被显著放大。最终表现为宏观经济的温和减速，微观企业盈利能力的骤然下滑。
不能仅靠信贷刺激
目前，宏观经济增速在环比上已出现企稳回升迹象。但如果企业的盈利能力恶化及其滞后影响逐步显现，则这种宏观经济企稳的微观基础仍是脆弱的。因此，政策应重点关注企业财务的去杠杆化，并将这方面的政策与其他结构调整措施结合起来。具体来说：
首先，应避免进一步使用信贷扩张的刺激政策。虽然2009年的信贷扩张，成功地使中国经济避免了深度衰退，但同时也使很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上升到高位，并使得现在企业对负面冲击过于敏感。而这也正是上一轮信贷扩张的一个后遗症。
如果进一步使用信贷扩张的刺激政策，短期内企业的经营状况或将得以改善。但从长远看，由于财务杠杆进一步提高，企业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将更脆弱。在此基础之上的宏观经济，也将更为脆弱和缺乏内在稳定性。因此，依赖于信贷扩张的刺激政策，不仅无助于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在将来带来更大问题。
其次，需要采取措施，推动企业去杠杆化。依靠企业自身力量进行去杠杆化，过程将是痛苦而漫长的。因此，面对微观经济骤冷的局面，不可操之过急地采用信贷扩张的刺激政策。
其三，采取减税或税制改革，将有利于帮助企业加速去杠杆化的过程。目前，针对企业的税收体制并没有起到“自动稳定器”的功能，甚至可能加剧了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2012年7月，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速为—2.7%，与去年同期的28.3%相比，落差为31个百分点。同样是2012年7月，工业企业的税金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为8.8%，比去年同期的26.9%下降了18.1个百分点。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篇5
关键词 ： EXCEL；管理决策；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3-0038-03
作者简介：王晓俊（1976-），女，浙江丽水人，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教师，中学一级，学士学位，主要从事计算机教学工作。
0 引言
现代企业在做盈亏临界分析时，很多大中型企业一般采用委托软件公司开发专业软件，但由于软件开发需要投入较大的资金、专业技术人才及开发时间等，对于小微企业来讲，并不切合实际。微软公司推出的Excel、VBA等软件，早已被国内外经济管理人员公认为强有力的信息分析与决策支持软件工具。为了节约小微企业的有限资金，缩短软件开发时间，笔者试图在EXCEL电子表格平台上开发设计出一套盈亏临界分析决策模型。下面，就此问题展开如下分析。
1 本文涉及的基本概念
①决策：是基于一定的目标，运用科学地方法、手段，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案中筛选出最优方案分析判断过程。决策问题有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之分。
②结构化决策：是指用确定的模型或语言描述某一决策过程的环境及规则，形成决策方案，对多套方案进行比选之后确定最优决策方案。对结构化决策问题而言，只要建立了模型就可在此基础上找到最优解或满意的解，因此完全可以运用计算机完成结构化决策。这就是本文的研究课题。
③模型：是所研究的系统、过程、事物或概念的一种表达形式。模型可分为物理模型、模拟模型和数学模型三大类。数学模型即通常所说的定量模型，是在现实系统中通过数学公式来量化分析各种本质属性，并描述各种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数学模型能够以量化的形式对各个特征量的变化规律进行描述。
④决策模型：是为辅助决策而构建的数学模型，主要用于管理决策。近年来，运筹学的内涵不断延伸，专家学者通过研究提出了许多决策分析法，如对策论、排队论、调度模型、存贷模型、线性规则、动态规则等等。计算机系统是实施这些分析法的必备载体，它使决策方法数学化和模型化。可以利用计算机来编制重复性的数学模型，并形成管理决策，然后用Excel电子表格实现，提高效率。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常用的模型有很多，下面笔者以介绍建立盈亏临界分析模型为例，从建模分析工具、所需函数、具体步骤等三方面讲解如何用Excel电子表格建立决策模型。
⑤盈亏临界点：也称损益平衡点、保本点，它是指企业当期销售收入与当期成本刚好相等、不亏不盈即达到盈亏平衡的状态。
⑥盈亏临界分析：是财务管理中的基础性分析方法，其最基本的应用领域是“本—量—利”分析，它通过成本、销量和利润三者关系的分析，找出三者之间联系的规律，从而有效地制定经营决策，为目标控制提供非常有用的方法。
2 EXCEL建模分析工具
2.1 “单变量求解”
单变量求解是通过对另一个单元格中的值进行调整，并计算指定单元格中的特定值的方法。单变量求解，需要在Excel中调整指定单元格中的值，直至与该单元格关联的公式返回符合要求的值。“单变量求解”是组成一组命令的关键部分，通常将这些命令视为工具。假设单个公式的预期结果为已知数，用来确定此公式结果的输入值为未知数，就能运用“工具”菜单中的“单变量求解”功能进行求解。在单变量求解的过程中，Excel中特定单元格中的值会不断做出调整，直至与该单元格相关联的公式返回符合要求的结果。
例如，表1中使用“单变量求解”逐渐增加单元格 B3 中的利率，直到 B4 中的付款额等于 900。
2.2 “模拟运算表”
模拟运算表实际是一个单元格区域。该表包括单/双输入模拟运算表，可以显示一个或多个公式中替换不同值时的结果。单输入模拟运算表中，可以针对某一变量输入不同的数值，观察其数值变化对公式产生了什么影响。而双输入模拟运算，则需要键入两个变量的不同值。
3 盈亏临界分析模型设计中使用的函数
IF函数在逻辑运算中比较常见。该函数执行真假值判断，即基于逻辑运算的真假值返回不同结果。通常用此函数来检测数值和公式。
3.1 函数语法
IF(logical_test,value_if_true,value_if_false)
Logical_test 是计算结果为TRUE或FALSE的任意值或表达式。譬如，“A10=100”是一个逻辑表达式，若单元格A10=100，其表达式即为TRUE，反之则为FALSE。在实际运算中，可以通过任何比较运算符得出本参数。
Value_if_true logical_test为TRUE 时返回的值。假设本参数是文本字符串“预算内”，且logical_test参数值是TRUE，那么IF函数就会相应的显示“预算内”。假设logical_test 为TRUE，而value_if_true为空，则本参数返回0（零）。若要显示TRUE，就应为本参数使用逻辑值TRUE。Value_if_true也可以是其它公式。
Value_if_false logical_test是FALSE时返回的值。假设本参数是文本字符串“超出预算”，且logical_test参数值是FALSE，那么IF函数就会显示文本“超出预算”。假设logical_test 为FALSE且Value_if_false忽略不计（也就是说value_if_true 后没有逗号），那么系统就会返回逻辑值FALSE。假设logical_test 为 FALSE且Value_if_false 为空（即 value_if_true 后有逗号，并紧跟着右括号），则本参数返回0（零）。当然，Value_if_false 也可以是其它公式。
3.2 函数说明
函数IF可以嵌套七层，通过value_if_false及value_if_true 参数能构造出复杂的检测条件。
在计算参数value_if_true和value_if_false后，函数IF返回相应语句执行后的返回值。假设IF的参数包含数组（数组：用于建立可生成多个结果或可对在行和列中排列的一组参数进行运算的单个公式。数组区域共用一个公式；数组常量是用作参数的一组常量。），则执行IF语句时，必须逐一计算数组中的所有元素。
4 建立盈亏临界分析模型
盈亏临界分析主要用于确定企业达到盈亏平衡时的销售水平，即分析销量高于或低于这一平衡点时的盈利和亏损状况。盈亏平衡点的基本算法：假定利润为零和利润为目标利润时，先分别测算原材料保本采购价格和保利采购价格；再分别测算产品保本销售价格和保利销售价格。基本公式如下：
①按产品销售量计算：
盈亏平衡点=固定成本/（产品销售单价－单位产品变动成本）
②按产品销售额计算：
盈亏平衡点=固定成本/（1－变动成本/产品销售收入）=固定成本/(1-变动成本率)
4.1 案例分析
YH公司制造一种高质量运动鞋。公司最大生产能力为1500双，固定成本为38800元，每双可变成本为38元，当前的销量为900双，平均销售价格为92元，公司管理层需要建立一个决策模型用于盈亏平衡分析，模型应包含以下功能：
①需要计算的项目：1）单位边际贡献及边际贡献率，2）销售收入、总成本及利润，3）盈亏平衡销量及盈亏平衡销售收入；
②假定公司希望获得24000元利润，计算为达到利润目标所需要的销量及销售收入；
③提供反映公司的销售收益、总成本、利润等数据的本-量-利图形，基于图形动态反映出销量从100按增量10变化到2000时利润的调整情况以及“盈利”、“亏损”、“保本”的决策信息；
④考虑到销售价格受市场影响可能有波动，用图形模型反映销售价格从70元按增量1变化到100元时，盈亏平衡销量和盈亏平衡销售收入的相应变化。
4.2 模型设计界面
4.3 建模步骤
①新建表，计算相关指标。
在“成本管理.xls”工作簿中新建一“盈亏临界分析”工作表，分别输入相关数据，并按公式法计算出盈亏平衡销量与销售额。如图2所示。
其中：B8=B4-B5，B9=B8/B4，B10=B1*B4，B11= B5*B1+B6，B12=B10-B11，B14=B6/B8，B15=B14*B4。
②利用“单变量求解”工具计算目标利润对应的目标销量和目标销售额。
单击B12单元格选择菜单栏中的“工具”“单变量求解”在弹出的“单变量求解”对话框中做如图3所示的设置。这样即可得到目标利润为24000元时的销量为1163双，销售额为106996元。如图4所示。
③建立模拟运算表。
在单元格C2：F5单元格区域中建立收入、成本和利润的模拟运算表，具体做法是：在单元格D2、E2、F2分别输入公式“=B10”、“=B11”、“=B12”，选中单元格区域C2：F5，单击菜单“数据”选择“模拟运算表”在弹出的“模拟运算表”对话框中做如图5所示的设置。得到的结果如图6所示。
这样即可得到不同销量时的销售收入、总成本以及利润等。修改不同的销量，其三个指标也自动调整。
④使用If函数得到决策结论。
单击A22单元格在编辑栏中输入“="销量="&ROUND(B1,0)&"时,"&IF(B12>0,"盈利",IF(B12=0,"保本","亏损"))”按“回车”键确认。该公式的含义是判断B12单元格的利润，如果>0，显示“盈利”，如果<0，显示“亏损”，如果=0，显示“保本”。
⑤添加微调控件，建立模型。
打开窗体控件，添加两个微调控件，分别调控销量与价格。右击微调控件，在弹出的“设置控件格式”对话框中做如图7所示的设置。
这样即可动态显示出不同销量、不同价格的收入、成本与利润的变化情况。
⑥建立动态图表。
选择C2：F5单元格区域，利用图表向导建立收入、成本、利润的XY散点图，每个曲线分别代表收入、成本、利润，可以清楚地看到三条曲线随价格或销量的变化情况，并添加如前所述的控件按钮。结果如图8所示。
其中：垂直线是盈亏平衡销量垂直参考线和当前销量垂直参考线。采用垂直参考点的图形十分有助于决策者了解利润随销售单价变化的全貌，它反映出当固定成本与单位可变成本不变而销售单价由小变大时，盈亏平衡销量由大变小，垂直参考线向左移动。
综上，通过Excel成功建立了一个盈亏临界分析决策模型和可调动态图表，决策者可以在图形上边调节参数，边观察反映决策结果的曲线及其特征的变化。该方法可以帮助小微企业提高决策分析效率、节约企业资金、缩短开发时间、降低开发风险，帮助小微企业实现降低成本的目的。管理人员甚至可以举一反三，无须专职程序员帮助，利用Excel自行建立成本决策模型、最佳产品组合分析模型、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决策模型等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常用模型。
参考文献：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篇6
一、盈余管理是亏损上市公司的行为选择
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较为复杂，在西方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有：（1）管理报酬动因。在对管理者实施红利方案的企业，如果企业发生亏损，管理者就会试图把未来所有可能的亏损提前至本期确认，以减轻未来扭亏的压力，尽可能地提高企业未来的获利水平，从而提高管理者未来的报酬。（2）避税动因。美国一项1974年-1980年的研究表明，与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相比，亏损企业更喜欢变更其会计政策，从总体上来说，亏损企业对会计政策的重大变更是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的两倍，其中能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重大变更，亏损企业是财务状况良好企业的4倍。研究还表明，亏损企业最常用的会计政策变更是把原先的存货计价方法改为后进先出法，因为采用后进先出法可以降低每股收益，降低企业的税负，从而改善企业的现金流量。（3）债务契约动因。如果企业管理者想通过发出企业面临困境的信号，谋求尽快就债务进行重新谈判，或为取得债权人的信任和支持，亏损企业的经理人员往往会采用减少利润的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以向债权人表明他们已意识到企业的财务困难并要进行处理。（4）高级管理者变更。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高级管理者为了防止或推迟被所有者解聘，会提高当期报告利润。而经营很差的高级主管为了增加将来盈利的可能性，或新任的高级主管为了归咎于前任的经营不善，则有动机去报告更多的亏损。（5）股东因素。在亏损时期，减少股利分配是一种谨慎的做法，为应对公司外部股东的股利分配要求，企业经理人员会通过盈余管理减少报告利润，以便有正当理由减少股利分配。（6）工会的监控。为在与工会的劳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亏损企业的经理人员会选择调低报告盈利的会计方法。
然而，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则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其主要动机是为了应对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避免被特别处理、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这一体制转轨时期产生了大量新的问题和现象，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提高整个证券市场的质量，我国证券监管部门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以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具体分为首次发行、配股、增发新股和对亏损公司的处罚规定四个方面。（1）首次发行。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新股和股票上市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如“公司必须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为达到目的，企业往往通过盈余管理进行财务包装，以取得上市资格并获得较高的股票定价。（2）配股。在我国，对上市公司配股有基本条件的规定，如目前上市公司配股要求“最近3个完整会计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且“任何一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6%”。为达到配股及格线，上市公司会利用盈余管理调整净资产收益率。（3）增发新股。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定价由承销商与发行公司协商这也会导致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4）对亏损公司的处罚规定，有特别处理、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如果“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将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上市公司若最近三年连续亏损，且“在限期内未能消除，不具备上市条件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同时，又规定，“公司决议解散、被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关闭或者被宣告破产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在我国，公司上市相当不易，若被终止上市，对上市公司而言意味着一种稀缺资源的白白浪费，公司的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都将遭受损失。因而，通过实施盈余管理以尽可能避免亏损或连续三年亏损，成了上市公司管理者的现实选择。多项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频率图上，有两个集中的区域，即微利区域和巨额亏损区域，而美国等国家的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图表则相对比较平均，这说明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群体中可能存在着盈余管理行为：（1）一些公司微利的背后可能是实际上的亏损。微利公司的特点是盈利水平较低，但不亏损。盈利水平处于何种情况为微利公司，目前尚无统一认识。但每年年报出台，总有一些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不超过0.02元。从现金流量角度分析这些微利公司，可以发现这些在权责发生制下净资产收益率大于0的公司，其收付实现制下的净资产收益率却大多小于0，即已经亏损。这说明在微利公司中存在调增盈利的盈余管理行为。上述现象集中出现在上市公司首次发生亏损的前一年度和扭亏为盈年度，原因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上市公司之所以调增首次发生亏损的前一年度的盈利往往是出于对公司形象的考虑。即在这一年公司实际已发生亏损，虽然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并非是有效市场，投机性比较强，盈利水平的微小变化对股价影响甚微，但是如果出现亏损还是有损公司的形象，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亏损公司会千方百计通过管理应计利润项目来达到推迟报告亏损年度的目的。而上市公司之所以调增扭亏为盈年度的盈利则是由于ST、PT等制度的存在，为了避免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2）一些巨额亏损公司的真实亏损可能远低于其报告亏损。由于ST政策、PT政策和其它一些原因的存在，上市公司会尽力避免连续几年亏损，往往在首次报告亏损的年度将亏损做大，以便“轻装上阵”，有利于在以后年度扭亏为盈。因而，有的上市公司一旦报亏，就要“一次亏个够”，表现为巨额亏损。而在权责发生制下，预计一些损失或多摊销一些费用往往被认为是谨慎性原则的结果，是现行会计准则所允许的，并不会引起注册会计师的注意，也不容易被外部信息使用者所洞悉。特别是当上市公司出现连续两年亏损后，公司为避免第三年继续发生亏损而导致被摘牌时，就会广泛采用“巨亏”的办法，以使公司当期的净资产收益率大幅度下跌，以后期间却出现反弹。例如，上市公司2001年年报出现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与中国2001年宏观经济增长形势相背离，上市公司中亏损的家数和比重创出了历史新高，亏损额也比以往任何一年都严重，动辄7亿、10亿。随着2002年年报的披露，首次亏损但金额巨大的公司也并不鲜见。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亏损公司都能在采用“巨亏”的办法之后达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目的，但多数公司能借此实现扭亏，如2001年度巨额亏损的多家上市公司在2002年顺利地实现了扭亏，2002年度的一些巨额亏损公司也已出现了“年报装孙子季报偷着乐”的现象。
二、资产减值会计是目前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最主要手段
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法，大致有巨额冲销、收益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和利润平滑化四种。亏损公司常用的是巨额冲销和收益最大化，从2001年和2002年上市公司会计实务看，资产减值会计是目前我国亏损上市公司通过巨额冲销和收益最大化实施盈余管理的最大法宝。虽然2001年亏损上市公司对亏损的原因各有不同的表述，但总要加一条-因为实施新的会计准则，公司计提减值金额过高……越是巨额亏损的公司，越是把会计准则当成首要原因。如某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损失准备占公司全年亏损总额的56%，某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占公司全年亏损总额的75%.2002年年报巨额亏损的公司中，除正常的经营性亏损外，有半数以上计提了大额的不良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会计之所以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最爱，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可选择性较强，企业可通过不恰当的计提比例实施盈余管理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上市公司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不实、利润虚增的现象，为挤掉资产的水分，有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2000年12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将四项资产减值准备扩大到八项准备，规定上市公司应该计提坏账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由于《企业会计制度》对各项准备的计提只是做了原则上的规定，对于准备计提与否以及比例的确定都由企业自行根据情况确定，这在客观上为企业盈余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上市公司既可以通过少提资产减值准备掩盖风险、虚增利润，也可以通过多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少利润或加大亏损。
（1）应收款项。企业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一般有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法、账龄法和销货百分比法可供选择，由于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和计提比例由企业自定，因而具有较强的机动性。如2001采用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的上市公司中，对1-2年内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自5%一10%不等；2-3年内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由15%-30%不等：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自30%-80%不等。此外，《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了“与关联方发生的应收款项不能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同时也规定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对某些金额较大的应收款项不计提准备，或计提坏账准备比例较低（5%或低于5%）的理由”，但并未明确规定集团公司内部企业的应收款项是否应计提坏账准备。而内部往来计提准备与否，对企业损益的影响很大。
（2）除应收款项外的其余七项资产减值准备，大多无明确计提标准，更为“灵活”。如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鲜有市场参考价值。又如短期投资，企业在运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时，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分别采用按投资总体、按投资类别或按单项投资计提跌价准备。如果某项短期投资比重较大（如占整个短期投资10%及以上），应按单项投资为基础计算并确定计提的跌价准备。其中按照单项投资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最为稳健，利润最为保守。但究竟选用哪一种，制度未予明确。
（二）某些企业滥用会计估计，采用变更计提比例和冲回上年计提等方法实施盈余管理
谨慎性原则本身具有较强的倾向性，虽然本期利润稳健了，但以后期间的利润却并不稳健。由于在开始计提资产减值和变更计提方法的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属于会计政策的变更，应当对减值准备进行追溯调整，计算此项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并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尽管这些会计政策变更一般会影响当期的盈利，但因同时调整了期初留存收益，一般说来对当期业绩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在以后年度发生变更计提比例时，只能作为会计估计的变更，企业需采用未来适用法，不调整以前期间的报告结果，只需披露变更的理由和对当期的影响数，在其比例变更当年的调整数全部计入变更当年损益。比如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使得当期利润计算偏低，期末存货成本减少，会导致以后期间销售成本偏低，从而使利润反弹。对于期末存货占资产比重较大的企业来说，这不失为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企业可能在某一会计年度计提巨额存货跌价损失，实现对存货成本的巨额冲销，然后次年就可以顺利实现数额可观的净利润。这种盈余管理只需对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作过低估计，而无需在次年度大量冲回减值准备即可实现，因而具有更强的隐蔽性。
三、减少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思考
虽然盈余管理是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是合法的，但是盈余管理实质上违背了中立性原则，会误导利益关系人的相关决策，阻碍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应尽量缩小其空间范围。
（一）推进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清除诱发盈余管理的政策因素
在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企业能否成功发行股票取决于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企业的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投资者偏好等因素。政府更多的是充当服务与裁判角色，维护交易的诚信、公平、公开、公正。如前所述，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诱发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是应付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政策之所以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诱发因素，原因就在于市场监管沿用了计划行政型的管理体制，因此要清除这些诱发公司盈余管理的政策因素，就必须继续推进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虽然2001年年初监管机构对上市发行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了计划行政型的审批制，推出了准市场化的核准制，但核准制毕竟不同于注册制，一个企业能否上市关键仍取决于是否能得到发审委的审核批准，而审核批准的依据则是其业绩是否符合上市要求，因此，审批制下虚构业绩、“包装上市”的盈余管理动机在核准制下依然存在，而上市之后，上市资格的资源性质仍然存在，当业绩下滑、面临困境时，上市公司仍会为保住上市资格而实施盈余管理。
监管机构应继续推进上市政策的市场化改革，将准市场化的核准制逐步转为完全市场化的注册制，并取消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将被处以暂停股票上市乃至终止股票上市的有关规定，由市场本身来对上市公司进行优胜劣汰。
（二）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缩减盈余管理的空间
盈余管理的存在与现行会计所采用的原则与方法是分不开的，权责发生制的固有缺陷、会计准则的灵活性和滞后性是形成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会计收益的衡量基础是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试图将经济实体发生的交易与其他事项和情况，按照其产生的财务结果在不同期间加以记录，因此，为了反映经济实体在某一期间的业绩，权责发生制采用了预提、待摊、递延以及分配等方法程序，将各期间收入与费用、收益与损失配比，大量的估算和预计很难使企业的会计收益得出一个唯一的结果。另外，无论国际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还是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都给予了会计人员较多的选择空间。例如，（1）管理者对于财务报告中存在的大量未来经济事项必须作出判断，诸如长期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残值、递延税款以及坏账损失等；（2）对于同一类经济业务，管理者必须在公认的会计方法中选择其中的一种处理方法，像折旧方法中的加速折旧法与直线法和发出存货计价中的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与加权平均法等；（3）管理者在营运资金管理方面需要进行判断，如存货水平、存货发出和采购的时间安排以及收账政策，它们都会影响到成本和收人；（4）管理者必须自主决定一些费用的发生时间，像研究和开发费用、广告费及维护费；（5）管理者必须对公司的诸如企业联合、租赁合约以及权益性投资等交易作出决策，这些决策也给管理者提供了判断的空间，如商业联合既可适用联营会计，也可适用购并会计；租赁合约可以是资产负债表内的义务，也可以是表外义务；权益性投资可按权益法核算，也可按成本法核算等等。管理者在上述众多的判断中，都有可能和有条件进行盈余管理。此外，新经济业务的不断涌现，使得其中部分交易和经济事项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并未在相关准则中做出相应的规定，企业管理当局可以利用会计准则制订的滞后性对会计事项做出对自身有利的估计或判断。
准则制定部门应考虑改进收益确认原则。权责发生制是国际上通用的会计确认基础，它虽然较好地解决了收入和费用的配比问题，但在确认的过程中加入了主观性，得出的会计收益存在人为调节的成分，缺乏客观性。由于企业的盈利信息与现金流动信息是密切相关的，可考虑把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两种会计确认基础结合起来，即所有的收益都应充分考虑现金基础的合理成分，若现金流入存在不确定性，就不能确认为收益。同时，根据不同收益的性质细分收益的确认标准，一些项目可直接按收付实现制确认收入。
另外，准则制定部门应谨慎赋予企业会计选择权，并完善披露要求。一方面，准则制定部门应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尽量使会计准则具有可操作性和客观性，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以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如会计准则可对不同行业的共同业务作出统一的规定；对不同行业或不同规模的企业所特有的业务做出分类的规定，使某一企业只能适用于其中的一类情况。另一方面，对资产减值会计等盈余管理的“重灾区”，应增加强制披露要求。在自愿披露原则下，上市公司对披露内容的选择不同，以《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为例，2001年巨额亏损公司披露《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比例远高于2001年扭亏公司披露该表的比例，原因是巨额亏损公司将巨额亏损归因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扭亏公司不愿意明确指出冲回资产减值准备是其扭亏为盈的主因。为了使投资者更清楚地认识资产减值准备对企业盈余的影响，有必要强制上市公司披露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三）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形成抑制盈余管理的内部约束机制
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治理结构比较薄弱的公司更容易实施盈余管理，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以及设立外部董事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的程度要比其他公司轻得多，因此如何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抑制盈余管理的内部约束机制，已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有很多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转变而来的，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较大的比重。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大股东可以有效地控制公司，股东大会形同虚设，中小股东无力对公司施加影响，治理结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大多是由国有股权占据优势或控制地位所引发的，因此要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首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国有股减持，改变股权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其次，建立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根据各国的经验，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保护公司利益的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具有制衡作用，同时，通过参与董事会的运作，独立董事可以发现公司经营的危险信号、对公司的违规或不当行为提出警告。再次，建立和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管理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挂钩，使股东目标成为管理者目标，消除激励管理者的利益障碍。最后，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从根本上说，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股权结构的优化，有赖于机构投资者的壮大。只有机构投资者队伍壮大起来，股权过分集中和流通股过分分散的现象才能得到缓解。
（四）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和审计
一方面，要加强证券监管部门对亏损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由于我国目前股票市场的稀缺资源仍然主要依据政府对上市公司的“报表业绩”进行配置，上市公司在无法通过“实质业绩”实现“报表业绩”从而丧失资源配置的资格时，往往会利用会计选择权重组“报表业绩”，以实现其在股票市场上的再筹资。因此，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巨额亏损公司会计选择权的监管力度，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强制上市公司披露会计选择对利润的影响程度。对于严重违反有关法规操纵损益的行为，应予以严肃查处，以确保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要提高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和执业水平，加强对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的审计。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必须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审计，而审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经验和专业判断。为此，注册会计师应当以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对濒临亏损边缘的上市公司，以及亏损上市公司发生异常波动的营运资金项目和利润表中的异常应计收益项目，予以特别的职业关注。审计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评价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合理、披露是否充分。被审计单位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合理或披露不充分时，注册会计师应视其重要程度，出具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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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篇7
所谓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是指企业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投资者、债权人、工会等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者的利益。换言之，会计准则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规范，不同的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选择将会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失。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作弊是一种不通过实实在在劳动就可以改变业绩的捷径。因此，从本质上讲，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往往是借助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的，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为不同利益集团争取于已有利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利益提供了可能动
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的结果证明，企业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博弃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1）若其他条件不变，对管理者实施红利方案的企业，其管理者更有可能把会计报告利润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如果企业发生亏损，管理者就会试图把未来所有可能的亏损提前至本期确认，以减轻未来扭亏的压力，尽可能地提高企业未来的获利水平，从而提高管理者未来的报酬；（2）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比率越高，管理者便越有可能选择可将会计利润从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的会计政策；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报告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紧密相关，管理者便越有可能选择可增加本期会计利润的会计政策，以降低违反债务契约的成本并增大从债权人手中转移财富的可能性；（3）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规模越大的公司，其管理者就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将本期会计利润递延到未来期间的会计政策，以降低或递延税负等；（4）为避免政府和市场管制机构的关注，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倾向于采用平滑收益的会计政策，以使各期收益保持相对均衡；（5）对于自来水公司等公用事业部门来说，其收费是受政府管制的，而政府在制订收费标准时常常会借助于资产收益率、投资报酬率等会计数据，这些部门可能会选择最有利于提高其收费标准的会计政策。由于存在可以产生不同结果的代用方法，所以，人们不断尝试不通过实实在在地改善业绩就能获得盈利和增长的办法。
对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现状的实证研究也部分地验证了上述结论。譬如，有研究表明（孙锋等，1999），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包括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等手段操纵会计利润的现象：（1）配股现象。上市公司为了达到最近3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这一“圈钱”配股的资格线，不惜代价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力保，出现了耐人寻味的“10％现象”。（2）微利现象。前1年或2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免受特别处理或摘牌的处罚，采取种种手段使本年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哪怕0.0001％的微利水平，只要不亏损就行。（3）重亏现象。对于无法做成盈利或是首次加入亏损之列的上市公司，为给下年扭亏留一手，有意做成重亏，以免第二年连续亏损而被特别处理；对于无法摆脱被特别处理命运的公司，则做大亏损清洗以前年度累积的包袱。为下年扭亏逃脱摘牌厄运埋万伏笔。以上种种行为，无一不是上市公司为了逃避市场监管实现于已有利的经济后果，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政府监管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博弈斗争的表现。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执行政府制订的统一会计制度，会计处理方法几乎没有可选择的余地，随着企业自的扩大和企业会计准则及具体会计准则的实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有了较大的空间，允许企业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的本意是让其选择最能反映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会计处理方法，但事实上却成了一些企业管理者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并进一步加剧了会计信息失真和国有资产的流失程度，产生了不良的经济后果。可喜的是，我国新出台的会计法规和会计准则已开始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我们期待着这些法规的实施对规范企业的会计选择行为能起到良好的预期效果。如已于2000年7月1日实施的新《会计法》第26条对公司、企业进行会计核算明确作出了5项禁止规定。《具体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第4条和第5条也对会计政策变更的条件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三、政治成本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如上所述，会计政策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由多方利益集团参与的政治活动，需要以“充分程序”来体现其政策制订过程的决策民主性，政治活动就要产生政治成本，主要包括寻租成本、税费管制成本和社会契约成本等。政治活动对企业管理当局选择会计政策的影响也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内容之一，因为政治活动是一种为转移财富而进行的竞争，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作为一个利益集团，自利性决定了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是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通过制订包括会计准则在内的各种管制性的规章，将社会资源的控制权转移到政府手中（曼瑟尔．奥尔森，1995；张为国，1995）。政治成本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寻租成本。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寻租行为主要是寻租者从政府手中寻求某种特权如对现有政策的干预或变通，以此来获得较高的利润。寻租者对会计政策的影响主要是谋求会计准则的制订权和具体会计准则的选择权。例如，在美国制订会计准则的历史上，在有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授权民间会计团体制订会计准则后，政府和非盈利组织自己也成立了会计准则制订机构，制订和颁布自己的准则；铁路业也制订了自己的准则，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组织曾宣布，行业内的非上市公司可以不遵守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某些准则，由此对寻租者谋求会计准则制订权的行为可见一斑。一旦会计准则制订的权利分配完毕，寻租者只有在现有的会计准则格局内，通过某项具体会计准则的实施，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规定。例如在美国历史上，关于石油、天然气行业废井勘探成本和补偿性认股权问题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的辩论即是如此。综上所述，不论是宏观会计政策还是企业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都可以视为寻租者的寻租过程，各方寻租的结果要么是一方取得绝对租金利润的控制权，要么就是各方瓜分租金利润，在这一过程中，寻租者获得了租金利润，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则产生了寻租成本。（2）规模效应与政治敏感性。根据实证会计研究中的企业规模假设，大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受的财富转移额（即政治成本，如税收支出等）均大于小企业，可得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越大，其管理当局就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会计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政策，亦即政治成本的存在会使大企业选择降低收益的会计政策。（3）税负和收费管制。企业会计政策对税收的影响，一是表现为对资产计价的选择上，二是表现在对损益的期间确定及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对损益的调整上，在这两方面企业都会选择税负最小化的会计政策。所以，税费和收费管制成本与规模效应一样，也会促使企业选择降低收益的会计政策。（4）社会契约成本。会计准则作为规范企业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活动的制度安排，是社会相关利益集团就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达成的一组公共契约，是参与者各方反复博弈后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刘峰，1996）。作为一种社会公共契约，会计准则如果交由市场主体自己去讨价还价协商制订，其交易成本会很高且不一定能达成共识，那样将会是一种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制度选择，因此，会计准则的制订和实施最好由具有“暴力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国家或政府来完成（诺思，1995）。但市场主体面临的复杂社会经济环境是任何一个具有有限理性的政府所不能完全认知的，若事无巨细地由政府包罗企业会计处理的全部规则的制订和实施，交易成本就会过高，效率太低。因而，政府只能就一般性的会计规范即通用会计准则做出规范，而将剩余的特殊具体会计政策留给市场主体自己选择和解决也许更有效率。所以，我们认为，由政府享有作为一般通用会计处理规则即宏观会计政策的制订权，而由各市场主体——企业享有剩余、特殊的具体会计准则即企业会计政策制订权是一种比较有效率的社会公共选择和制度安排（谢德仁，1998）。企业会计政策作为一组社会公共契约，其制订和实施必定要产生交易成本即存在社会契约成本，如何节约契约成本，增进全社会的福利是与会计准则有关的一个政治成本问题。
四、研究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
1、由于企业会计政策制订者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制订与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完善。企业会计政策制订和选择中的有限理性，在现实中表现为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若有了破绽或漏洞，市场主体就会伺机钻营牟利，政府一旦发现便会完善旧准则或制订新准则加以规范，政府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主体随即便展开新一轮的社会博弈。一轮博弈结束后，会计准则便达到了暂时的纳什均衡状态，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当旧有的准则规范又不能涵盖新的会计业务或出现疏漏时，会再次引发政府和会计政策选择主体之间的博弈，其结果是达到新的“纳什均衡”。这样，经过多次博弈之后，会计准则就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社会公认程度日益提高，纳什均衡点逐步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递进，最终趋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可以说，会计政策选择过程是一个社会博弈过程，是一个会计政策的帕累托代化过程，也是一个会计政策得到日益公认的过程，更是一个会计政策日益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篇8
二、公共选择与会计政策选择
公共选择又叫集体选择，是与个人选择相对应的一种决策方式和决策过程。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特征构成了集体选择存在的理由。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指能够供许多人同时享用且供给成本和享用效果不随享用人数的多寡而变化的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即任何人都可以享用公共物品，且任何人享用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物品既包括航标、路灯等物质产品，也包括由政府提供的非物质产品和服务，如、政策、天气预报、社会保障等。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必要的，但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所以自利性的任何个人皆无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付出代价的动力；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物品的供给要么不足，要么为零。因此，个人具有搭便车动机的结果就是：公共物品不能由私人生产和供给，必须由政府或公共部门来承担公共物品的供给任务。而由于公共物品不能象私人物品那样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率地供给，因此就需要通过集体选择来决定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
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每个人的偏好又各不相同，因此集体选择的首要问题是确定“社会需要什么”，即通过某种方式对个人偏好进行加总，然后再作出社会决策。集体选择是指参与者依据某种投票规则和选择程序进行的有序的公共抉择。但由于在比较不同个人利益效用偏好时存在难以量化等诸多困难，至今为止，无论是直接民主制还是代议民主制都未能成功地解决个人偏好的加总问题，即尚未找到一种可能把个人偏好集合为理想的社会偏好的机制或集体决策规则。现有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至多只能算得上在强势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均衡的产物，只是一种相对较为满意的博弈结果。但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原理启发我们：在进行选择会计政策时，不能只考虑某一会计政策方法是否绝对最优，而是应考虑该政策方法是否具有帕累托最优效应。换言之，我们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必须至少对一个投资者有利，同时又不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即以有利于促进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原则。
公共选择理论还认为，信息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任何人掌握了该信息，不会减少其他人享用这一信息的可能性。会计信息也不例外，公司会计信息一旦通过会计报表这一载体在资本市场上公开披露就成了公共物品，市场的任何参与者都可以均等的机会免费获得。由于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为了确保会计信息的有效供给，政府有必要通过制订规范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这种公共物品的供给进行强制性管制，所以会计准则也是规范市场秩序的一种公共物品。会计准则作为约束企业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活动的行为规范，是以政府为首的社会相关利益集团就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达成的一组公共契约，是参与者各方反复博弈后人们一致意见的结果，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因为从会计准则生产、供给形式上看，它由政府一家供给，具有非竞争性的特点；从其上看，它是对一般通用会计处理规范的约定规则，对它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但市场主体面临的复杂社会经济环境是任何一个具有有限理性的政府所不能完全认知的，若事无巨细地由政府包罗企业会计处理的全部规则的制订和实施，交易费用过高，就会因缺乏效率而流产。因而，政府只能就一般性的会计规范即通用会计准则作出规定，而将剩余的特殊会计政策留给市场主体自己选择和解决也许更有效率。所以，由政府享有作为一般通用会计处理规则的宏观会计政策的制订权，而由各市场主体的企业享有剩余、特殊的具体会计准则即微观企业会计政策制订权，是一种较有效率的社会公共选择结果和制度安排。
公共物品的受益人是公众，但其产权一般却受制于政府或社会团体（如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民间团体享有准则存废的权利等），表现为政府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掌握着公共物品的管制权，以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地位。就会计信息这一公共物品的管制权来看，世界各国政府都掌握着规范会计信息的会计准则的最终控制权，譬如美国的会计准则虽然由民间团体如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制订和推行，但却由政府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行使最终的否决权。这是因为，政府只有控制会计准则的制订权，才能折中、调和包括自己在内的不同利益集团对会计信息的不同要求，在会计政策选择的这一公共选择中处于有利地位，才能更好地实现政府制订会计准则的目标。
三、会计政策选择的逻辑
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会计界就开始会计准则的后果。所谓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是指会计报告将、政府、投资者、债权人、工会等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方面的利益。亦即会计准则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规范，不同的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选择将会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决策利益分配，包括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失。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又往往通过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实现，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为不同利益集团谋取于已有利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可能。
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的结果证明，企业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博弈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其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逻辑是：（1）若其他条件不变，对管理者实施红利方案（bonus plan）的企业，其管理者更有可能把报告利润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如果企业发生亏损，管理者就会试图把未来所有可能的亏损提前至本期确认，以减轻未来扭亏的压力，尽可能地提高企业未来的获利水平，从而提高管理者未来的报酬。（2）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率越高，管理者便越有可能选择可将会计利润从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的会计政策；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报告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紧密相关，管理者便越有可能选择可增加当期会计利润的会计政策。（3）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规模越大的公司，其管理者就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将当期会计利润递延到本来期间的会计政策，以降低或迟延税负等成本。（4）为避免政府和市场管理机构的关注，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倾向于采用平滑收益的会计政策，以使各期收益保持相对均衡。（5）对于自来水公司等公用事业组织和部门来说，其收费是受政府管制的。政府在制订收费标准时常会借助于如资产收益率等会计指标，这些组织和部门很可能会采用最有利于提高收费标准的会计政策。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逻辑和西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逻辑基本相一致。有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利用包括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在内的手段操纵会计利润的现象：（1）配股现象。上市公司为了达到最近3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的配股资格线，不惜代价采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力保10％，出现了耐人寻味的“10％现象”。（2）微利现象。已经有一年或两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免受特别处理或摘牌的处罚，采取种种手段使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哪怕0.0001％的微利水平。（3）重亏现象。对于无法做成盈利或是首次加入亏损之列的上市公司做成重亏，可为下年扭亏留一手，以免第二年连续亏损而被特别处理；对于无法摆脱被特别处理命运的公司，则可以做大亏损清洗以前年度累积的包袱，为下年扭亏逃脱摘牌厄运埋下优笔。以上种种行为，无不是前述企业会计政策选择逻辑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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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政策性业务存在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政策性业务都由3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经营，其政策性业务主要有：每年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贷款和农村扶贫贷款；国家重点基建工程贷款，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例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贷款等；成套机械产品出口信贷等等。这些业务如果由财政直接补贴，由于补贴的无偿性可能导致整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也可能在企业内部导致效率低下、寻租、腐败等各种问题。但是，所有这些政策性业务都由政策性银行经营，其问题同样是非常严重的。
国家开发银行走了另一个极端。国开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基础建设等领域。这些原来各商业银行不愿意贷款的行业，现在由于有稳定的回报，加上各商业银行实力的增强，这些领域的业务都是商业银行最愿意投入信贷资金的地方。这样，在这些领域实际上就形成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同台竞争，政策性银行由于没有预算硬约束，依靠国家补贴兜底，而商业银行则必须接受市场约束，没有国家补贴兜底支持，两者同台竞争，不利于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和市场化建设。实际数据也表明，国家开发银行盈利状况最好，以目前的资产质量如果转变成综合性开发商业银行，其资产质量将是各商业银行中最好的。这也违背了组建政策性银行的保本、微利的初衷。
二、对财政补贴、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与
政策性业务的关系分析
1.对财政补贴和政策性银行与政策性业务的关系分析。财政补贴和政策性银行都是在市场有缺陷、市场对资源配置失灵的情况下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宏观干预的手段，从而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抑制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扭曲、盲目和落后的问题，解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这两者都是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要素。
虽然其根本目标是一致的，然而，二者在全局及市场定位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就全局而言，财政补贴的范围更广，但就在基础性产业、弱质产业等政策性业务领域的范围和政策性金融的范围是有部分重合的；就市场总体而言，到底哪个是对资源合理配置的主体和辅助，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定位。在经济发展中，财政收入少，财政对政策性业务的补贴也少，这时政策性银行就是市场运作的主体。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财政收入提高，政府有了一定财力，一些政策性业务财政通过补贴的方式就可以做到，这样政策性银行可能就要放弃一些政策性业务，就成为财政补贴的辅助与补充。所以有些政策性业务随着市场环境、经济条件等的变化是在两者之间游走变动的。
2.对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与政策性业务的关系分析。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是在一个经济体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完善经济体系的金融统一体的组成部分，两者对经济的作用是互相补充的关系，都有可持续发展和盈利的要求，都要保证资产的质量，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在政策性银行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银行后，二者的关系可能更多的是竞争关系，定位可能也会更加相近，但无论怎样，只要政策性银行还保留有政策性业务，那它们就还存在一些固定的差别，即政策性银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对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商业银行比较注重短期的商业利益，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具体到全局和市场定位，从全局来看，商业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主体，政策性银行是补充。或者从转型后的政策银行内外环境来看，其商业性业务将是其业务运作的主体，政策性业务是辅助和补充作用。就市场定位来看，由于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也是一个不断变动与调整的过程。在某一阶段，由于市场环境、盈利、银行自身的发展等方面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原来属于是政策性业务的范畴现在成了商业银行争抢运作的业务，或者原来属于是商业性质的业务。同样，由于一些内外因素的变化，导致没有商业银行给这个领域或行业提供贷款，那么就需要政策性银行提供政策性解决方案，帮助该领域或行业度过困难时期。因此，不能僵化地看待政策性业务和商业业务的范围，它们同样是在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流动的一个动态过程。
3.对财政补贴和商业银行与政策性业务的关系分析。财政补贴和商业银行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看，一个是从宏观方面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手段，一个是在市场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微观经济主体。从政策性业务的运转角度，财政补贴可以直接给政策支持领域提供帮助，当有些政策性业务发生转变后，不再适合由财政进行补贴帮助时，也不适合政策性银行运作时，可以把这些业务直接交由商业银行进行彻底的商业性运作，或者本来由商业银行经营的领域，发生一些不适合商业运作的情况，也不适合政策性银行运作，则可以把这些业务转变为由财政负责直接补贴，解决市场配置缺失问题。由政策性业务随市场变化的事实，导致了其在财政补贴的政策支持和商业银行的商业运营之间进行互变的可能。
三、建立政策性业务的动态传递机制
基于以上内容的考虑，有必要建立政策性业务在财政补贴、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动态传递机制。其总体思路就是考虑到政策性业务由于市场环境变化、政策环境变化、经济环境变化等等因素变化后，从原来不盈利的状态向微利、盈利的状态变化，那么对这部分政策性业务也要及时作出调整，使其从政策、财政完全支持的状态调整为由政策性银行或由商业银行来商业经营的状态。反之，一些商业经营的业务，由于环境变化，从盈利状态变化到微利甚至亏损状态，在一段时间内不再适合商业化营运，此时，商业银行作为微观追求利润的主体会很愿意退出这个领域，这时考虑把这些业务转交给政策性银行或直接由财政补贴，支持其发展。当环境又发生有利变化后，再把这些业务拿出来进行市场化运作。要建立这样的传递机制必须有以下的保障：
1.建立政策性业务的动态评估机构。要建立政策性业务的传递机制，必须经常性地对不同时期的业务进行评估，分清哪些是政策性业务，哪些是商业化的业务。在正确区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化业务的基础上，再对政策性业务进行具体的分类。可以分为通过努力经营能够获得微利的业务和不能够盈利（完全亏损的业务）两类。前一类业务由政策性银行负责经营，财政不再补贴，但是给予优惠政策，减税、减息等；后一类业务则由财政完全负责，直接由财政进行补贴。这样分类既避免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混淆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在盈利的政策性业务领域不平等竞争问题，也避免了所有政策性项目由政策性银行进行经营，同时还要求其保本、微利经营的不合理要求。把不可能盈利业务完全交由财政去直接补贴，避免了亏损的政策性业务由政策性银行去经营，政策性银行亏损，产生的财务缺口再由财政核销的模式。这样财政直补减少了中间不必要的环节和成本，节约了资金，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2.建立政策性业务通畅的传递衔接程序。由于这种政策性业务的安排涉及三个机构，依次是财政部、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在权威机构对政策性业务作出评估、分类、安排的基础上，这三者必须接受相应的政策性安排。如原来是商业性的业务，由于商业经营的成本缘故，长期不能盈利交由政策性银行经营，这样相关业务的交接、评估、审计等内容必须安排一整套业务传递流程。当然，每一时期必须尽量避免这种交接，即在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所指定的特殊领域与项目上，在选择具体项目的同时也要遵循安全合理与经济有利性的统一，进行项目盈利与否的事前评估，在这个基础上决定这个项目是由财政补贴还是由政策性银行或商业银行来经营。
四、结束语
每一阶段需要国家支持的政策性业务是不同的。此时可能是政策性业务，彼时可能转化为商业性质的业务，或者此时是商业性的业务，到了彼时却变成了需要国家政策性支持的业务。由于有这种转变关系，给政策性业务的定位也必须与时俱进，建立政策性业务能出能进的动态转化机制，而这种动态传递机制一旦建立，即建立了这样一种模式――通过动态分析从各种市场业态中找到需要国家政策性支持的产业或项目，进而做出分类的政策性和商业性安排，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政不必要的损耗，并可以减少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矛盾，对建立和谐的政府调配资源机制，协调政策性业务在财政、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的利益关系，及构建宏观经济良性发展格局有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沈阳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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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种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由在低水平的经济发展状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所导致的，世界上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采取了同样的发展战略以后，也形成了类似的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在当时的状况下能最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使得我国在资金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情况下很快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然而这一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在微观方面体现为工人、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宏观上则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调。针对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缺乏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从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旨在改进微观激励机制，激发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热情，提高微观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率。微观单位自的扩大打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以更具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代替传统结构的制度变迁过程就以自我推进的方式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自的扩大和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也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
18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均每年9.8%的高增长速度，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被认为是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奇迹，而且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前两个奇迹。在为所取得的成就欣慰的同时，令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我国目前这种高经济增长的态势还能维持多久，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未来20～30年中还能保持高经济增长，林毅夫和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持有这一观点，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来自于以下的分析：在决定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
(1)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
(2)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
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由于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时间长；而象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就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选择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因此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变迁的成本高，如果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而技术进步实现方式上的优势则使我国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保持象目前这样水平的高增长速度并不困难。至于我国能保持多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则取决于我国同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间的技术差距。
日本在50年代开始经济的高速增长时，它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要远远小于我国在79年改革开放之初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而日本从50年代至80年代中保持了近40年的高增长速度，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初至现在也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因此从技术差距的潜力来说我国大致可以保持50年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还能够再维持30年。根据这一分析，对比目前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表明，如果能把我国与美国之间7%的年经济增长率差距再保持30年，则至迟到下世纪30年代，我国的GDP总值就将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以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为例，1993年美国的人均GDP是23400美元，按官方汇率计算，当年我国人均GDP则为470美元，这一数值是美国的1/50，而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因此在93年，我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1/10，如果我们能保持7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差距，则大约在35年后即到下世纪30年代我国的经济规模就将超过美国；因为同样一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能购买的商品数量是不一样的，因此较客观的比较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法，按此方法计算，我国93年人均GDP为2300美元，则我国的经济规模大致为美国的1/2,那么在10年后即在下世纪初我们就将达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如果上述分析成为事实，则我国将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由盛而衰，继而又由衰而盛的国家，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
二体制不配套引发的问题
林毅夫接着分析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从微观经营机制出发，然后逐步推向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总的来说，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资源配置制度，而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则落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是有其原因的，改革之初，由于作为我国经济骨干力量的国有企业的特点是效率非常低、缺乏竞争能力、经营能力薄弱，如果象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休克式”疗法进行全面的改革，则国有企业必将大量破产，国民经济就可能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动荡之中。
因此，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为了社会的安定，我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这一改革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滞后导致了当前我国经济体制中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宏观政策环境三者间的不配套，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银行呆帐坏帐问题恶化、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扩大、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以及粮食供求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威胁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
具体分析如下：
1.国有企业亏损。
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方面改革的落后，目前国有企业依然背负着许多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
(1)沉重的职工养老负担和各种福利负担以及债务负担；
(2)一部分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依然被严重扭曲；
(3)有些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政策负担的存在使得人们无法评价企业经营机制的高下和经营绩效的优劣，国家也缺乏对企业进行监督所需要的客观指标，国有企业总可以把任何亏损都归结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因为政府必须对因政策的原因所导致的亏损负责，因此企业的预算软无法硬化，当企业出现亏损时，政府就必须给予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自越大，企业以各种方式侵吞企业资产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在不断减弱，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1/3盈利、1/3明亏、1/3暗亏，97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
2.银行业的经营风险。
银行在收集信息和降低道德风险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在解决非对称信息问题时银行比其它金融机构要有利的多。因而在全球范围内银行在各国的金融体系中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对整个经济至关重要，银行恐慌会引发整个经济的严重衰退，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银行的坏帐率太高，过高的风险使得公众对银行业丧失了信心，由此导致了银行危机和汇率危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的深化，银行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今后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呆帐、坏帐比例高达25%左右，甚至比东南亚各国的坏帐率还高。
1996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如果这一局面不加以扭转，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银行体系极有可能受到外国投机者的冲击，由此可能导致我国的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改革所产生的经济体制的不配套是造成银行业呆帐、坏帐比例高的主要原因。在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后，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来获取资金，为了维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政府继续把利率压低，低利率政策是目前向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的最主要手段。以1994年为例，四大国有银行当年的款额为4万亿元，其中70%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按70%计算，则银行向国有企业的款额为2万8千亿元，当年银行贷款利率为12%,而市场利率为25%～30%,两者间的差距超过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994年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中获得的补贴超过2800亿元，而这一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只有2600亿元。
因此，如果放开利率，则将使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大为加重，国有企业在1994年就将全面亏损。正因如此，利率在我国迟迟不能放开。由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是贷给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主要债务是银行贷款，因而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企业还贷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从而导致银行呆帐和坏帐比例的大幅度上升，银行的经营风险随之增加。
3.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
由于银行利率仍然被人为压低，预算约束依然没有能够硬化，这使得改革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每当政府放松对信贷和投资的管制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时，企业就会争相向银行贷款进行投资，投资的增加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储蓄并不增加，因此政府只有通过增发货币来满足贷款的增加，而货币增加就会引发通膨胀，同时贪污腐化现象也趋于恶化，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就不得不推行宏观紧缩政策，砍投资，砍信贷，结果是在通货膨胀和得到控制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这就是所谓“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活乱循环”现象。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波动具有周期越来越短、波动幅度和波动频率不断增大的趋势。如果这种状况趋于恶化，我国经济就可能因此而崩溃。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放开利率，做到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1994年的五个改革中，把这一点作为主要目标，但至今为止难于实行，原因在于低利率贷款是目前政府补贴企业的主要手段。
4.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问题。
我国的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东部的优势主要在于制造业，中部适合发展农业，而西部则在矿产品的开采上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投入品以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在逐步放开工业产品的价格的同时，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却依然被人为压低，这等于是中部和西部在补贴东部的发展。东部发展越快，所需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就越多，因此中西部对东部的补贴也就越多，而东部本来就比中西部富裕，因此东部发展越快，东部同中西部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地区差距的扩大引起东部和中西部在对政策的需求上产生摩擦，东部希望更多的自和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中西部则希望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更加集权，所以中央政府就难以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东部同中西部间过大的差距使得许多中西部的农民无法安于农业生产，大量的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打工，民工的进城与大批城市工人的下岗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就业问题变得十分尖锐。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大批的民工滞留在城市里，无所事事，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5.我国的粮食问题。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对粮食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这一增加来自于以下几方面：
(1)酿造业等行业发展迅速，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粮食；
(2)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肉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肉食品的生产需要耗费粮食，据估计，生产1斤猪肉需要4粮食，1斤鸡肉需要2斤粮食，1斤牛肉需要8粮食，因而饮食结构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
(3)我国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到2030年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6－18亿人，比目前增加30%至50%，对粮食的需求也将随之而不断增加。我国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国家，而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都要进一步占用耕地，所以增加粮食供给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政府对农业科研进行大量投资；另一方面，粮食的价格必须足够高，使农民有采用新技术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同时也为了保证城镇居民一定的生活水平，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粮食价格一直没有放开，粮食相对价格偏低，农民因此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我国将来就可能象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出现较大的粮食供求缺口，而粮食危机势必将威胁到社会的安定。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篇11
经常性收益是的核心收益，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投资者可以据此预测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及判断企业的未来可持续能力；而非经常性损益具有一次性和偶发性的特点，其带来的收益是暂时的，投资者无法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预测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利润构成中，非经常性损益往往占有较大比重，并经常成为一些公司粉饰利润的重要手段。为了更加全面和真实地揭示企业的盈利状况，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证监会于1999年起便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增加披露“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并说明扣除的项目和涉及的金额。随后又分别于2001年4月和2004年1月了有关非经常性损益的专门规定，进一步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含义和外延进行了修订。
国内对于非经常性损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现行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和披露进行。孟焰、张莉（2003）探讨了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标准，并对该信息的披露现状进行揭示，发现1999年至2001年，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较大，盈利质量不佳。本文以2003年微利、亏损和扭亏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单变量分析，寻找上市公司运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
二、研究设计
（一）现行规定以及研究假设
我国在非经常性损益的界定方面，大多引用证监会的历次规定。1999年中国证监会在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与格式准则第二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中规定：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正常经营损益之外的一次性或偶发性损益。2001年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指出非经常性损益是公司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生产经营相关，但其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了真实、公允的评价公司当期经营成果和获利能力的各项收入、支出。2004年1月，中国证监会对2001年的《问答》做了修订，扩大了部分项目的外延，细化了部分项目的内涵，并且新增了部分项目。指出非经常性损益通常包括以下项目：1.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产产生的损益；2.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3.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4.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5.短期投资损益；6.委托投资损益；7.扣除公司日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8.因不可抗力因素，如因遭受灾害而计提的各项减值准备；9.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10.债务重组损益；11.资产置换损益；12.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13.比较财务报表中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期间净利润的追溯调整数；14.中国证监会认定的符合定义规定的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我国证券市场早期股票发行的行政审批和额度控制，使得上市成为一种资源，上市融资被股票发行人看作是无需还本付息的“免费午餐”，能够带来可观的私人收益。而相关规定在决定上市公司融资资格或决定是否对其进行特别处理时，均将净利润作为必备的条件之一。根据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生亏损后至少三年内不能配股；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其股票交易要实行特别处理；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其股票要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所以上市公司管理层有避免亏损、避免连续亏损、以及扭转亏损的强烈动机。由于亏损或濒临亏损的上市公司大多主营业务收入下滑，主营业务成本上升，各种期间费用剧增，要想依靠经常性收益在短期内避免亏损或扭转亏损非常困难。而非经常性损益往往具有一次性和偶发性的特点，其发生与主营业务无关且通常数额巨大，足以在短期内报告巨额非经常性收益以冲销经常项目亏损使公司扭亏为盈；或在亏损年度报告巨额非经常性损失“透支亏损”以减轻今后扭亏的压力。所以通过非经常性损益来避免亏损或扭转亏损，就成了某些上市公司管理层操纵利润的主要手段。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3个假设。
假设1：微利上市公司会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调增利润以避免亏损。
假设2：上一年度盈利但本年度亏损的上市公司，会在亏损年度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一步调减利润，以避免连续亏损或减缓今后扭亏的压力。
假设3：扭亏为盈的上市公司会在扭亏年度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调增利润。
（二）研究样本与变量构造
为了便于研究，本文构建的研究变量为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X:
X=（净利润-报告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净利润
本文以200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出现微利、上一年盈利而本年度亏损以及扭亏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其中，入选微利组的样本为净资产收益率（ROE）介于0%～1.5%的上市公司；入选亏损组的样本为上一年盈利而本年度亏损的上市公司；入选扭亏组的样本为前一年或前两年连续亏损而2003年扭亏为盈的上市公司。本文数据来自于香港理工大学和深圳国泰安联合开发的“中国股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查询系统”（CSMAR），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1216个样本。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各样本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剔除各样本公司的其余A股上市公司为对照样本，采用单变量分析法，通过比较两组样本中X的差异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如果研究样本的X显著地大于对照样本的X，则假设1和假设3得到验证；如果研究样本的X显著地小于对照样本的X，则假设2得到验证。在上述单变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研究样本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构成，寻找样本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最常用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三、统计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在所有1216家A股上市公司中，微利样本144个，亏损样本100个，扭亏样本81个。144个微利样本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总额为11亿多元，即微利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增加净利润达11亿多元；并且在144家微利公司中有113家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大于零。100个亏损样本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总额超过-40亿元，100家亏损公司中有74家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小于零，显然亏损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一步减少利润。81个扭亏样本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总额超过24亿元，81家扭亏公司中有71家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大于零，即扭亏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增加了净利润。样本的描述统计与本文的假设相符。
表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微利样本(144) 亏损样本(100) 扭亏样本(81)
观测值 比例 观测值 比例 观测值 比例
非经常性损益＞0 113 78.47% 74 74% 71 87.65%
非经常性损益＜0 31 21.53% 26 26% 10 12.35%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 1，135，457，389 -4，037，567，333 2，442，574，995
（二）单变量分析
假设1的检验结果见表2。144家微利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的平均值约为283.75%，中位数为69.5%，；而1072家对照组样本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的平均值约为13.6188%，中位数仅为3.2%。说明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非常大，大部分微利样本公司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其净利润应该小于0，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在1%的水平显著，微利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占利润的比重显著高于对照组。假设1得到验证。
表2 微利样本以及对照样本非经常性损益比较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T sig
微利样本 144 2.838 0.695 5.328 0.000
对照样本 1072 0.136 0.032
假设2的检验结果见表3。亏损样本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的平均值为-20.5%，中位数为0.6%；对照样本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的平均值为51.5%，中位数为4.5%。独立样本T检验说明，亏损样本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显著低于对照样本组，并且平均值小于零，说明为了缓解今后扭亏的压力，亏损公司往往采取“让我一次亏个够”的财务披露策略，通过非经常性损益来进一步调低利润，假设2得到验证。
表3 亏损样本以及对照样本非经常性损益比较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T sig
亏损样本 100 -0.205 0.006 -2.941 0.000
对照样本 1116 0.515 0.045
假设3的检验结果见表4。81家扭亏样本中，61家上市公司2002年亏损而2003年扭亏，21家上市公司2001、2002连续两年亏损而在2003年扭亏。扭亏样本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的平均值为266.4%，中位数为93.5%；对照样本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比重的平均值为27.1%，中位数为3.45%。独立样本T检验说明扭亏样本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显著高于对照样本，意味着扭亏样本通过非经常性损益来调高利润，假设3得到验证。
表4 扭亏样本以及对照样本非经常性损益比较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T sig
前一年亏损 前两年连续亏损
扭亏样本 61 20 2.664 0.935 4.544 0.000
对照样本 1135 0.271 0.0345
（三）对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构成的进一步分析
单变量分析说明研究样本公司主要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避免亏损以及扭亏等目的。为了寻找样本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最常用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我们对研究样本的非经常性损益构成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微利样本以及扭亏样本主要通过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补贴收入以及短期投资收益等项目来增加当期利润；而亏损样本主要通过多计提各项减值准备来进一步调减利润，为第二年扭亏打下伏笔。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列出研究样本的非经常性损益构成。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3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寻找微利、亏损和扭亏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研究结果表明，微利公司和扭亏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增利润；而亏损公司则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一步调减利润。其中，长期资产的处置、补贴收入以及减值准备的计提或转回是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
信息的主要作用便是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如果上市公司滥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将会严重影响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判断。为了遏制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我们提出以下防范措施：
第一，引入“非经常性损益”，健全市场监管指标体系。本文的研究说明，由于相关规定在决定上市公司融资资格或决定是否对其进行特别处理时，均将净利润作为必备的条件之一，因此为了保住稀缺的“壳”资源，上市公司有强烈的动机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利润操纵。因此，监管部门应将“非经常性损益”指标引入上市公司融资以及退市的考核中，并辅以其他指标如经营现金流量与持续经营能力指标等来对上市公司全面考核。
第二，完善会计准则体系，遏制肆意操纵空间。本文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项目有长期资产的处置、补贴收入以及减值准备的计提或转回，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有关会计准则，压缩非经常性损益利润操纵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财政部颁布了1项基本会计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十七条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这意味着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来调节利润的手段将被遏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密切关注新准则体系给上市公司留下的利润操纵空间。
第三，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在上市公司的各类非经常性交易中，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一方面应该为中介机构规范运作提供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应将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督，提高执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水准，积极有效地发挥中介机构在遏制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操纵中的作用。
主要
[1]孟焰，张莉.对非经常性损益确认与披露的探讨[J].会计研究，2003(12).
[2]陈小悦，肖星，过晓艳.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J].研究，2000(1).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篇12
由于政府发行国债在先，银行事先知道政府即将发放国债的行为，所以政府和银行的博弈是一个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政府用自己的声誉担保以使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但如果企业亏损而归还不了贷款，则政府有两种选择，即承担企业亏损和不承担企业亏损。对于银行来说，企业归还贷款和不归还贷款对其影响也大不一样。
如果政府事先打算承担企业亏损，在企业能按时归还贷款的情况下，则政府的收益是对企业的税收和机会成本（企业的亏损额），而银行的收益为贷款按时收回的利息收入；如果政府不打算承担企业亏损，在企业能按时归还贷款的情况下，政府的收益是对企业的税收，银行的收益为贷款按时收回的利息收入。企业不能归还贷款的情况也可经过分析得知。可以看出，对于银行来说，最为不利的情况是企业不能按时还贷而政府不承担企业亏损，因此政府是否愿意承担企业亏损是关键，如果政府违约，银行就不得不牺牲贷款额和利息收入，承接政府转嫁的风险。
银行贷款风险由来
银行贷款风险一般由贷款资产风险度来衡量。风险度是资产风险权重额占同期资产余额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
贷款资产风险度=（贷款方式风险系数×客户信用等级系数×贷款形态系数）×100%
对于国债项目配套贷款，由于是贷款方式是政府保证贷款，故其贷款方式风险系数为50%，那么对于一个贷款为10万元的破产企业，即使其信用等级为AAA，风险系数仅为0.4，但若贷款形态为呆帐，贷款形态风险系数为2.5，则可算出其贷款风险资产风险度为1.0。为风险最大的一类资产。
既然国债项目配套贷款一旦成为银行的呆坏账则会演变为风险最大的一类资产，银行必须使该类资产的比例降到最低。然而我国的国情决定了银行并不能自主决定其是否贷款，因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其实是政府，他们可以长期直接或间接占用银行信贷资金，而且付出的成本很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这种软约束使得企业在这种资金的高投入下，不仅未产生高效益，反而产生了一大批濒临破产的企业。
国债配套贷款对银行业的影响
国债配套贷款是政策性贷款，该类贷款对银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些国有企业长期使用无偿性财政资金的习惯使它们对于银行的债务采取赖债行为。而在导致该类贷款形成银行风险以后，财政并没有能力给予补偿。
以上现状必然会导致政府的财政风险转化为银行的金融风险。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来看，最后的损失必然由政府来承担。原因有以下几点：国家负债总量未变。国有银行是国家的，一旦银行破产倒闭，国家在损失各种社会成本的同时最终还必须承担损失。银行的信用受损。国债项目配套贷款的主要来源是大量的居民存款，银行长期占用居民存款的行为短期内看似无妨，但一旦由于某些经济原因产生存款人挤兑、金融机构限付、存款搬家等，则银行的信用就会大打折扣。银行经营秩序紊乱。一旦银行信用受损，则会催生大量民间借贷和经营主体之间的交易结算，同时银行负债源萎缩，高利贷盛行，势必会引起金融秩序紊乱。经济货币化程度加强。不断增发的国债使得经济似乎增长较快，但这种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货币的推动，而金融效率不高。同时过多的货币表现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并没有达到相应放大的乘数。非经济因素的货币增长实质上是对中央财政和国有企业的一种补贴，其代价却是银行体系更加脆弱，金融风险叠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化解金融风险的几种方式
以上分析表明，国债项目配套资金确实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在暂时无法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应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化解风险：
计算贷款担保的合理市场价值。政府在决定是否对企业实行担保时，为尽量减少盲目性，应该事先计算担保的合理的市场价格以尽量减少贷款风险。根据期权定价理论，政府对企业的担保就相当于对于一个在企业价值为V上的欧式看跌期权，其执行价为企业债券的面值D。政府贷款担保的实质应该是在企业的价值V小于承诺支付D时，由担保者（政府）支付不足部分（D-V），如果企业价值V>D时，担保者支付为零。这样政府贷款担保在T时刻的价值为：GT=Max（D-VT，0）。具体计算有公式可循。
从微观上讲，对于国债投资项目的严格监管，在操作时应该注意以下方面：项目论证。利用转贷国债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否达到预期效益，关键在于项目是否可行。应该对项目进行科学论证，综合分析，重点投入，为偿还资金奠定坚实的基础。政府应主动配合银行对还款能力进行考察分析，对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转贷国债资金投资优先安排，使之尽快建成投产，发挥效益。应该强化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对使用国债资金的单位要层层签定还款协议书，并出示还款承诺，这样就明确了还款的责任和义务。
项目审批。在项目审批中，应关注其是否有项目效益分析，审查项目建设周期以及项目投资额，以及建设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偿还转贷国债资金计划；同时要审查项目内容包括承建单位、项目主管单位、项目责任人、施工图纸、施工合同、风险保证金以及其它责任等等。
项目建设。应该层层签订项目目标责任制。做到实施项目有计划，落实项目责任有分工，具体管理项目有目标；应该建立专户管理制度。由于转贷国债资金与其他财政资金是有一定区别的，它既不是财政专款资金，更不是财政周转金，所以对它的使用和储存，要做到专户管理，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应该建立严格的项目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资金拨付。要依照工程进度情况看项目配套资金是否落实，严格审查工程计划的完成。同时严格审核财务收支状况，专项资金是否有被挤占、挪用等违纪现象。要规范项目单位财务管理，做到款随项目拨，钱随进度走。要及时监督检查，通过检查，力求使项目建设和管理做到三相符，即：项目进度与计划相符，项目质量与工程设计相符，资金使用与工程进度相符，使转贷国债资金真正走上“借得出，用得好，还得上”的良性循环轨道。
项目工程质量。财政部门应与工程主管单位联合办公，善始善终把握工程质量。财政部门必须建立转贷国债监督机制。必须进度服从质量，坚持质量第一的观点，使资金跟着项目来，资金跟着进度走，资金跟着质量走。要从立项开始，健全跟踪管理机制，要重点从拨款监督、资金管理、结算监督、决算监督、质量监督等五个方面抓起，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转贷国债资金建设项目工程质量保证金，增强质量和责任意识。此外，对转贷国债资金建设要建立和落实工程质量领导责任制，加强工程质量管理，确保工程保质保量完成，达到预期效果。
从宏观政策上讲，使金融风险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主要应该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进一步理顺财政与金融关系，界定各自的资金供给任务，明确财政支出范围和金融活动的边界。运用国有资产解决财政隐性债务，化解财务风险，解决财政风险转嫁给银行业的问题，推进国有企业的实质性的改革。建立财政风险与预警预报系统，建立财政执行状况的披露和评估制度。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多层次的配合。
参考文献：
1. 赵彦云.金融统计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学科课题组.总量态势、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经济研究，1998.3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篇13
一、国有企业补贴发展概述
国有企业补贴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从1979年“放权让利”开始，中国的国有企业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历史，历经扩大企业自、承包经营与股份制改造、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的大规模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深化改革五个阶段。国有企业补贴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发生变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国有资产实际所有者的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政府行使了本来应该由企业经理人行使的决策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国有企业负责人只是按政府部门的意图行事。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这种行政隶属和控制关系被称为“父子关系”，这种关系导致了国有企业职能的行政化或政府化。所以，在计划经济时期，亏损企业补贴是一种常见现象，这对维持由政策原因或者经营不当而出现亏损的企业的生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导致当时财政补贴骤增的原因主要在于传统经济体制塑造出的不合理的相对价格结构，这种相对价格体系会引起利益在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调整，从而造成消费者实际收入的变化。而企业的盈亏状况则是根据其在价格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政府会对企业的盈亏加以干涉，从而塑造出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以至于企业遇到问题后首先想到的是向政府索要补贴，而政府也将补贴亏损企业作为自身的义务。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也在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当前，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市场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国有企业开始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开始与市场经济进行有机的结合，并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仍然存在部分国有亏损企业，并同时存在着对国有亏损企业的财政补贴。只是，此时对国有亏损企业的补贴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经济之中，已经由计划经济时期的“明补”变为转轨时期的“暗补”，这些补贴不仅包括政府对国有企业研发的财政支持，对国有亏损企业的财政贴息和低息贷款，而且包括维持国有亏损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其获得超额利润。尽管如此，转轨时期政府对国有亏损企业的补贴，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父子关系”式的补贴，国有企业已经开始逐步走向市场。
二、中国国有企业补贴的困境
综观中国近年来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财政补贴的作用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从中东欧国家改革情况看，大多数国家在转轨后都积极实施了价格自由化改革，价格补贴也随之减少。相比较来说，中国没有简单直接实行价格自由化的方式，而是首先采取了价格双轨制的改革形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计划低价给企业造成的亏损，绝大多数商品实现了市场定价使得受政府价格控制而造成的亏损已经很少，因此价格亏损补贴呈现下降趋势。2003年以后，由于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已经明显改善，大部分国有企业实现了盈利状态，并且具有较高的利润率。同时，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国有企业补贴的方式和内容都做了较大的调整，相当一部分不合理的补贴被取消，各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由非常明显的软预算约束形式向暗中补贴和隐形补贴等方式转变，其中，保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就是财政暗中补贴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程度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而发生变化。通过分析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处于政府的保护下，没能真正的向市场经济迈进。纵观中国国有企业30多年的改革情况，可以发现，历史原因、宏观原因、机制原因和结构性原因是导致中国国有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但是，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不能急于定性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产品成本上升较快、价格机制尚不完善、产能过剩效应开始释放以及缺乏核心技术等都有可能是导致国有企业利润下降的因素，需正视国有企业亏损补贴的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而正确的分析其未来的走向。
国有企业补贴也备受争议。一方面，国有企业补贴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这种环境即不利于民营企业的成长，也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由于并不具备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众多行业迫切需要政府的扶持。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部分国有企业无法与世界上的先进企业进行抗衡，也需要政府给予补贴，以维持中国国有企业和经济的稳定。在这些矛盾和发展困境下，中国国有企业补贴制度的完善举步维艰，每一步都是在摸索中前行，国有企业补贴所面临的困境不仅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更阻碍了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
三、国有企业补贴的发展方向
（一）正确理顺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
理顺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是走出国有企业补贴困境的首要前提，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归根结底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报告中强调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处理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的正确转变中，政府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一方面，政府应主动减少自身对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干预，让国有企业的发展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政府应出面弥补市场失灵，以保证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
为建立新型的政企关系，政府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着力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政府对经济进行的宏观调控，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也为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二，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领域中去，努力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第三，完善有利于民生和社会保障的制度措施。剥离国有企业承担的各种政策性负担，将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尽快的由政府承担下来，从根本上消除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
国有企业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增强自身的独立意识。当前的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父子关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如果国有企业不能迎难而上，积极提高自身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那么迟早会被市场规律淘汰。第二，塑造市场微观主体。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要求塑造与之相匹配的微观市场主体，应从搞活国有企业入手，把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第三，规范国有企业的投融资方式。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仍存在一些特权，如在政府的默许下，银行会提供给国有企业更多的贷款及更低的贷款利息等。为此，应该规范国有企业的投融资方式，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投融资方面享有公平的权利。
（二）明确国有企业发展任务
国有企业的发展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在国有经济控制力方面，要求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基础性作用，承担控制和引导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实现国家长远的战略目标，保障国民经济战略布局，支持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责任。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并不是在所有行业、所有领域都占优势地位，而是在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有重要位置。其二，在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方面，要求国有经济体现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性、支柱型产业中，保持一批重要骨干企业，具备对整个行业的市场导向、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产业培育与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示范、导向和推动作用的能力。其三，在国有经济的活力方面，要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适应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新变化，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国有企业应着重向真正的跨国公司迈进。从国有企业本身来看，做大做强的目标就是塑造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所以，发展的任务，就是找到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差距，并力争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因此，必须重视以下几方面能力的提升。其一，拥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应重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平台，打造本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其二，要具备在全世界范围内调动资金、经营资本的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主要是一个生产者身份，离经营者尤其是资本经营者的要求距离还比较远。其三，建立一套基于产业价值链控制的战略协作关系，这种分工协作关系，是企业形成国际市场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基本依靠。
（三）重塑国有亏损企业补贴新格局
1、明确新形势下国有亏损企业补贴的适用范围
其一，国计民生领域。国有亏损企业补贴的适用范围首先应体现在国计民生方面，国有亏损企业补贴应更多地用于从事的行业关系到广大人民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国有企业，当前比较典型的就是涉及农产品、电力、供暖、通讯以及铁路等方面的国有企业。其二，关系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领域。国有亏损企业补贴是引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政府应将国有亏损企业补贴的重点放在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服务业发展以及国有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方面，同时，重视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其三，关系改善市场运行秩序的领域。亏损补贴不能仅限于补贴国有企业，更要补贴有助于市场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民营企业。对于那些对市场或者国家做出较大贡献的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转轨时期，都应得到政府的帮助。
2、国有亏损企业补贴政策的调整方向
应大力消除国有亏损企业补贴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压缩企业补贴的规模，只有这样，才可使中国的国有企业补贴成为有效推动企业进步的工具。
竞争性国有企业方面，要逐渐取消其亏损补贴。在形式上，竞争性国有企业应改制为混合所有制公司。当前，此类国有企业占多数，这种类型的国有企业在体制方面分开的愈彻底，在机制方面就更加市场化，其内部各项制度也都将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去制定，政府没有权利干预这类企业的内部事务，也没有义务对其进行扶持和帮助。如果继续给予其亏损补贴，则损害市场的公平和效率。政府应按照“先小型国有企业后大型国有企业、先次要行业后主要行业”的原则，逐步取消亏损补贴。
非竞争性国有企业方面，主要应兼顾其亏损补贴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主要包括石油石化、电信、通信、供水、供电、供气、污水处理、公共交通等，肩负着服务社会和发展经济的双重目标，其产品或服务往往关系到民生的保障和经济的稳定。这类国有企业尽管在经营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垄断，但是一般都缺少没有定价权，其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往往受政府控制，且其社会效益远大于经济效益，承受的亏损一般都是政策性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经济主体的目标都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如果非竞争性国有亏损企业补贴不到位，经济和社会将面临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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