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意义篇1
Keywords: low carbon; A low carbon economy; Meaning;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 TF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实施节能减排对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
1. 1 节约能源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手段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节能是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从能源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降低消耗、减少损失和污染物排放、制止浪费，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节约能源，减少碳基能源消耗，对实现低碳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1. 2 污染减排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具有协同效应
污染减排措施对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有不容忽视的协同效应，实施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监管减排等一系列措施，对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体上有显著的协同效应。一方面控制局域污染物排放( 如 COD、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及生态建设过程中减少或者吸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另一方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中同时可减少其他局域污染物排放。
1.3节能减排事关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等情况已经严重威胁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制约着经济发展、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并且呈上升趋势。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的劣五类水质占将近全国三分之一的水体，重点流域频繁发生水污染事故，40%以上断面的水质没有达到规划要求，一些处在其流经河段的城市也避免不了受到污染；大气污染问题是我国
近年来又一严重危害人们衣食住行的问题，我国大气污染已和发达国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污染最严重时期的程度相当。在2005年监测的523个城市中，空气质量低于二级标准的达1/3以上，居住在空气污染严重环境中人口达城市人口的1/5。我国的经济发展处在工业化进程和消费结构升级加快的历史阶段，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据有关部门证实，如果以世界人均水平为单位计算，我国除煤炭资源占58.6%之外，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均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耕地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2%，水资源为28%，天然气、石油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05%、7.69%。因此，只有节约资源才有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1.4国际上对我国减少污染物排放和节约资源的压力逐渐增加。
我国对国外资源需求的增长推动了世界资源需求的上升。据有关部门统计，2005年我国原油需求量日均约为665万桶，占全球日均需求量的近8%。2005年上半年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石油需求增量约占世界石油需求增量的80%，这其中近50%靠进口满足。另据统计，2002年至2005年间，我国对锡和镍的需求增长量占世界消费增长量的大部分。我国需求增长量已经成为影响初级金属产品和全球石油市场供求的重要因素，并成为一些投机集团哄抬资源价格的幌子，受到一些初级产品进口国的指责和一些国家的担心。但我国对全球初级产品和石油的需求，有相当一部分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高污染、高能耗生产环节的结果，其中相当部分产品并不在我国消费，而是出口到全球市场。我国是全球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均占近全球排放量的14%，对全球大气污染的影响很大。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以及世界未来格局的重要因素，未来我国在这方面的国际压力将不断增加。
2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路径
就我国来说，煤炭是主要的能源，我们在发展低碳经济时采用的技术和工艺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实现的途径也不同。
2.1 降低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比例
由传统的以煤炭为主向现代化以天然气和石油等清洁能源为主转变的能源消费模式是社会的必然趋势。煤炭的耗能要比石油和天然气高很多，降低煤炭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的分量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虽然国际油价的波动对我国能源消费结构造成一定风险，但综合比较各种方式之后，这种措施仍是首选。
煤炭是我国的能源中最主要的能源，因此，加大力度实施煤炭净化技术以改善我国未来的能源消费结构是一个长期的基本的任务。
2.2 充分发挥碳汇潜力
发展低碳经济最好的途径是采取林业的措施和土地利用的调整充分发挥碳汇潜力。过去的50年间，我国投入大量人力和物资用于造林，但至今森林覆盖率仅提高了4.2%，这项通过改进森林管理、提高森林的单位面积生物产量、扩大造林的面积来增加森林碳汇能力的措施被证明不实用，并且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花费。因此，必须研究、探讨新的措施发挥森林碳汇潜力以达到减少碳排放量的目标。
2.3 参与国际减排活动，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碳排放的技术和进行一定的资金援助是发达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进行节能减排，还有利于完成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我国以实际行动为低碳技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积极参与国家能源技术市场，采取各种方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我国“十一五计划”中提出截至2010年底单位GDP能耗要降低1/5，这相当于减少了近12亿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因此，在保证人民生活质量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进行消费领域节能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也有巨大潜力。
2.4 完善政策体系
“低碳经济”提出以来，我国政府积极响应，先后了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但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还很欠缺。要推进低碳经济转型，我国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强化节约资源法、清洁生产法等的实施; 制订和实施鼓励低碳经济的财政、税收和融资等经济优惠政策，制订和完善碳交易和碳审计制度，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 推行环境标识、环境认证，加强政府机构节能和绿色采购，制订低碳产品优先采购政策，改造节能建筑; 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及依照国际通用的 “碳源 － 碳汇”平衡规则，对国内生态保护区实施补偿; 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掌握话语权，发挥积极作用; 建立相应的统计、监测和考核制度，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库统计和管理体系，让低碳经济转型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双赢之策。
2.5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加快制定促进循环经济的政策、相关标准和评价体系，加强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建设。按照“再利用、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一方面严格环境准入，实行清洁生产，强化污染预防并实施全过程管理; 另一方面合理布局，使产业之间耦合共生，延长产业链，形成循环效应。以少的环境成本和资源消耗获得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从而使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
2.6倡导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低碳经济转型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是人们思考方式、行为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低碳经济还是个新事物，要广泛利用各种媒介宣传普及相关知识，倡导节能减排、低碳消费、低碳经营等理念，通过健全和发展各种环保组织，指导企业和公众使用低碳能源。通过政府引导、社会组织推进、全民参与，形成低碳经济发展整体合力，最大程度减少碳排放。
2.7 加快低碳技术创新
低碳技术可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是减碳技术，比如节能减排技术、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第二类是无碳技术，如核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攻克和突破低碳产业发展中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我国应积极引进先进的减碳、无碳技术，加快创新和推广速度; 探索国际企业间、学术界间及其他组织间合作伙伴，开展技术交流和合作。
3 结论
在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受到能源和环境制约的背景下，低碳经济成为应对气候变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本途径。节能减排是一项长期工程也是一项全民工程，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工艺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而且还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和监督。因此，加强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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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意义篇2
碳排放权是一种排污权，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联合国为每个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确定一个碳排放配额，并允许额度不够用的国家向额度富余或者没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国家购买排放指标。这些国家再将联合国分配给他们的排放配额分配给各个企业，企业取得排放配额就可以在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排污。由此可见，《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发达国家缔约方分配到的排放配额，表现为一种排放权利，该排放权的稀缺性使其能够进行交易，并具有市场价值。为使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规定了联合履行机制（JI）、清洁发展机制（CDM）和国际排放贸易（IET）三种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机制，JI和IET建立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碳减排交易市场，CDM建立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减排交易市场。
对于没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国家，企业可以不进行任何减排，也可以进行自愿减排。当企业处于自愿减排的市场时，企业应该将自愿减排所核定的碳排放额度推定为从政府取得的碳排放权，并按照强制减排市场一样进行会计确认。2012年多哈气候变化会议确定的2013—2020年为期8年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意味着我国在2020年之前仍没有强制减排义务，我国目前的碳排放权仍是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合作，通过CDM项目产生的“核证的减排量（CERs）”的一个统称。2020年之后我国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可能性将非常大，这就意味着我国对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在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前后是截然不同的。鉴于此，我们需要对企业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前后的会计处理分别进行研究，找出符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的会计处理方法。
二、企业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在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前，中国的碳排放权问题基本上都和CDM机制有关，当CDM项目通过审批程序在CDM执行理事会（EB）注册成功后，CERs就可以作为碳减排量资产进行核算并出售，目前CERs仍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在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前，我国企业的CERs与强制减排企业的碳排放权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我国通常将“碳排放权”改称为“碳减排量”。
（一）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
我国学术界将碳减排量确认为资产已达成了共识，但对确认为何种资产尚未取得一致看法。张鹏（2010）、曾锴（2010）等认为CERs是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可以在短期内变现的资产，应确认为流动资产存货（无形资产自然被排除在外）；王爱国（2012）、彭敏（2010）、邸利芳（2011）等则认为CERs类似于我国现行的土地使用权等，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故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毛小松（2011）、王艳（2008）等认为CERs应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张小英（2012）等将其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李晨晨（2010）通过区分具体的业务背景，将我国有强制减排义务之前的CERs确认为无形资产，之后的CERs则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对于目前中国的CDM项目来说，碳减排量就是为了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它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出售，这也是研究者将CERs确认为存货的主要理由。但从“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等”的定义看，存货往往是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有形资产，而碳减排量是无形的，在我国非强制减排的大环境中，也不一定是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因此将其确认为存货并不合适。
碳减排量（或碳排放权）是CDM项目企业拥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这与其他排污权类似，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但企业持有无形资产一般和持有固定资产的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且一般将其作为非流动性长期资产进行管理。目前CDM项目企业持有CERs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出售，因此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也不合适。
将CERs确认为金融资产的观点认为其符合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实际上我国的CERs是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修订）》（以下简称《办法（修订）》）的规定执行的，《办法（修订）》中对CDM项目报批时CERs的价格、CERs批准后的购买方、购买量以及成交价的底线等都有明确规定，并没有完全将碳减排量拿到金融市场上去交易。另外，我国目前碳排放权市场非常不完善，所以确认为金融资产也不合适。
CERs签发后，在会计确认上首先需要回答确认为流动资产还是非流动资产的问题。流动资产是能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被耗用的资产。第二承诺期的确定，意味着碳减排量被授权在2013—2020年八年期内都有效，因此应将CERs确认为非流动资产。至于该非流动资产的科目设置，可以考虑得长远些，为我国2020年后可能的强制减排做准备。建议专设“碳资产”一级科目，二级科目视情况而定，例如，对于签发的CERs，可设二级科目“碳排放权”①；对于购置的碳固长期性资产，可设二级科目“碳固非流动性资产”等。
（二）碳减排量的会计计量
对我国碳减排量会计确认的多样性决定了对其会计计量的不同。张鹏（2010）等将CDM项目产生的CERs确认为存货，对其初始计量是按成本计价的，后续计量按成本和可变现净值孰低进行计量。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的学者按CDM项目实际发生的成本对其进行初始计量，后续计量则按以公允价值计量。将其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学者按公允价值对其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可见将碳减排量确认为哪种资产，其计量就一般遵循该类资产的计量规定。
因为我国的碳减排量有其自身的特点，对其会计计量方法的选取也必须考虑我国的实际市场环境。由于我国企业CDM项目主要进行的是原始碳减排量的交易，且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尚处在建设期②，因此碳减排量的公允价值无法获得，故在现阶段碳减排量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都不适合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应采用历史成本计量，但随着碳排放权市场的日益完善，可以在条件许可的将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1.碳减排量的初始计量
我国的CDM项目审批程序包括项目设计和描述、国家批准、审查登记、项目融资、监测、核实/认证和签发碳减排量权证等步骤，该审批程序顺利完成一般最少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不论是否注册成功，前期的设计、包装、咨询等开发费用投入一般都会超过10万美元，所以CDM项目的开发成本比较高。由于只有碳减排量被EB批准后才能确认为碳减排量资产，所以企业可以借鉴无形资产研发的会计核算思路，设置一个新的成本类科目，即“CDM项目成本”科目，用来核算核准签证之前CDM项目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支出（不必像无形资产研发那样细分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若EB签发了CERs而开发成功，将其转入“碳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若开发失败，则全额转入当期损益“管理费用”科目。
2.碳减排量的后续计量
后续计量即期末计量，采用历史成本，企业应对其进行减值测试，其可回收金额可以通过市场上的市价进行计算=CERs存量×交易单价。若其账面价值>可回收金额，两者之差应计提减值准备，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碳资产减值准备”科目。
3.碳减排量的处置
《办法（修订）》及《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CDM项目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国家和CDM项目企业所有，减排量收入由国家和CDM项目企业按照规定的比例分别所有。上交国家的部分是双方收益中国家的分成，所以建议将其确认为“其他应付款——国家”；企业自己的收入部分则可以专设“CERs销售收入”科目进行核算。当签订核证减排量买卖协议并收到付款，可以确认处置碳减排量收入时，借：银行存款，贷：碳资产——碳排放权（成本），其他应付款——上交国家部分，CERs销售收入。
三、企业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由于CDM的核心内容是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出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共同实施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减排项目，由此获得经过公证的减排量，实现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作的减排承诺。当我国在将来的某年有强制减排义务时，不但通过CDM项目产生的CERs会锐减，有减排义务的企业还要在减排量有缺口的情况下到企业外的市场购买碳排放权。那时我国对碳排放权的确认和计量就应与目前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的处理基本一致了。下面对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国外企业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的分析，就是我国企业有强制减排义务时的会计处理。
（一）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国外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有强制减排义务的企业有偿获得碳排放配额后，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企业的资产，具体可以确认为存货、金融资产或无形资产。对于政府免费（无偿）发放的碳排放权，大多数公司在实务中采用了净额法，即只确认购买的碳排放权，而对政府免费发放的配额不予确认。
IFRIC的主要观点是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2002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下的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启动了总量—交易模式下排放权会计处理的研究，并于2004年12月了《IFRIC 3——排污权》解释公告，全面解释了有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该公告认为碳排放权应按照历史成本初始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按照《IAS 38——无形资产》进行处理，其限排义务按IAS 37号确认为负债。由于IFRIC 3存在计量基础和报告的不一致，最终于2005年6月被撤销，并由此产生了碳排放权会计处理方法的多样化。2003年美国根据碳排放配额的年度交付性质，按取得的历史成本将初始分配的排污许可证确认为流动资产存货。有的研究者根据英国FRS 13的规定，认为碳排放权本身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排放配额具有与金融工具相似的特征，因此将其确认为“金融工具”。日本会计准则委员会（ASBJ）经过几次修改，最终将排污权作为无形固定资产入账，而以交易为目的的排污权则参照金融商品会计准则处理。
专业碳排放核算会计准则的缺失直接导致不同的公司对碳排放的会计核算方法不同，最终影响到碳披露信息的可比性。国际上的这种会计处理混乱行为促使FASB和IASB于2008年开始合作研究“排放交易机制”项目，该项目意在建立碳报告和碳排放核算模型，规范对碳排放的会计核算方法，并于2010年取得实质性进展。
实际上，由于碳排放权有着不同的交易目的，因此其会计确认应根据具体的业务背景进行具体分析。目前我国不进行自愿减排的企业持有CDM项目产生的CERs的目的是单一的，即出售。对我国将来有强制减排义务的企业而言，初始分配到的碳排放权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需的一项生产要素，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在对该排放权配额使用过程中，持有碳排放配额的目的则可能是多样的，所以对其确认则可以根据其不同的交易目进行如下确认：1.政府分配给企业，属于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排放配额，有偿分配的，应确认为“无形资产”，并在持有期间判断是否进行累计摊销。2.若企业实际排放量大于政府规定的排放配额，企业需要从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以弥补其缺口，该外购部分可以视同从政府有偿购入而确认为“无形资产”；若企业未从外部购入弥补该缺口，则该缺口应作为“预计负债”处理。3.若企业实际排放量小于政府规定的排放配额而剩余的排放配额，根据管理目的分两种情形进行处理：（1）若剩余部分结转下年自用，而非近期销售，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2）若准备近期销售，且碳排放权具有活跃的交易市场，应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4.企业仅仅为了近期销售购买的排放配额，应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即生产自用的，确认为无形资产；为了近期销售持有的，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另一种思路是和非强制减排时的会计处理一脉相承下来，可以在一级科目“碳资产”下进行核算，对于生产自用的碳排放配额，确认为“碳资产——生产自用碳排放权”；对于近期销售持有的碳排放配额，确认为“碳资产——销售持有碳排放权”。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
目前国外实务界主要采用历史成本对碳排放权进行核算，而较少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对于生产自用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一般应当分别情况进行处理：1.对于购买或拍卖取得的无形资产，可以按照成本法进行初始计量；2.对于无偿分配获得的无形资产，可以按照公允价值法进行初始计量。对于按成本法进行初始计量的，在后续计量中应当按照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对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进行摊销，这部分摊销额应直接作为当期损益，计入费用科目。对于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其价值波动将不计入损益或者所有者权益。对于应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碳排放权，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并将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当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完善后，公允价值计量将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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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意义篇3
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与进步，自然环境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加剧，为了使人类免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以法例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1997年全球100多个国家因全球气候变暖签订《京都协议书》，该协议目的就是限制协议签订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最终使全球温室气体含量达到一个适量稳定的水平。协议中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履行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从2012年开始履行减排义务，为使发达国际履行减排义务，《京都协议书》提出了节能减排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DM）便是其中之一在该协议第十二条中被提出，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发达国家履行节能减排义务而制订，通过此机制，发达国家可利用自身财务能力和先进的减排技术来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进程，发展中国家则用减排量指标与发达国家进行交换。该机制的有效推行既可以使发达国家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降低，又可以支持发展中国家有效的利用资金及先进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达到节能减排之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赢，碳排放权的交易应运而生。
我国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主动提出了承担减排义务的承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10月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七个省市首先展开碳交易试点工作，在我国碳交易市场初步开展阶段，构建完善统一的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体系对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有着基础性的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分析
（一）国外研究分析
国际上对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的研究起步较早，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FASB）都曾出台过碳排放权相关的会计核算准则体系，尝试规范及统一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标准，2004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出台的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3号就对排放权的会计处理有详细的规范说明，该解释公告涉及如何处理“限额排放和配额交易”排放权计划。“限额排放和配额交易”是对参与减排义务的企业进行评估，并明确将其减排量减少至一定水平的标准，政府发放相同数量标准的免费或有价的配额，规定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对参与企业进行实际排放量的核查。企业在配额限制下会出现三种情况：（1）企业恰好符合配额标准，完成减排义务；（2）企业的碳排放量低于配额，可选择出售剩余配额，亦可递延结转至下期使用；（3）企业的碳排放量高于配额，企业必须购买相对应超出部分的碳排放权。根据上述情况，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给出了一致性意见，企业在碳交易市场自行购买的碳排放权以及政府发放的配额都属无形资产，按无形资产的确认方式进行初始确认，若以低于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取得该项资产则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确认，如该碳排放权配额由政府低于公允价值发放给企业，则应确认递延收益，后在排放权发生期间合理确认收益。当发生排放时，应将实际发生排放量按市值确认计入负债，并且应考虑碳排放权价格的不稳定性而其发生减值迹象时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减值准备。
但是该公告后就引来了极大的争议，国外学者中较为主流的反对观点为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的不匹配，IASB迫于学术界的争议而在2005年撤消了该解释公告。但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的需求日益扩大，2007年12月，IASB重新开展排污权会计处理规范研究工作，且与FASB一同合作，旨在重新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准则，最后确定：首先凡是购买和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都应当确认为资产；其次企业因免费获得碳排放权配额而需要履行的减排义务符合负债定义的，应确认为一项负债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三是配额与负债的计量无论在初始以及后续计量中都应该采用公允价值。
在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3号撤销后，欧盟国家参与减排义务的企业就对碳排放权的初始确认计量有了不同的做法，以负债净额法最为广泛运用。在负债净额法下，企业从政府免费取得的配额不计成本，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对于到期满足配额的情况，企业可以无须记账；如果到期配额不足，企业可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购买，增加相应支出；若到期配额有余，企业则可以将其剩余配额出售，亦可将其递延至下个会计年度。
但是，净额法也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批评，主流观点认为净额法无法完整表达会计信息，免费获得的配额不予列报影响企业排放成本的明确公示，也会影响投资者对其履行节能减排责任的有效判断。
（二）国内研究分析
国内的许多专家学者对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问题已展开研究分析，并取得初步研究成果，一些学者提出的创新式的核算方式，为我国将来制定出台相关会计准则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赵选民（2013）从环境会计视角分析后提出企业应将不同方式取得的碳排放权确认为环境资产，从政府有偿获得的碳排放权直接确认为“环境无形资产”；从政府免费获得的则以公允价值确认为“环境资产”，下设“排放权无形资产”二级科目。有关环境负债方面，应按照实际排放二氧化碳的当量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借记“环境业务支出――排放支出”科目，贷记“应付排放费”科目。
环境收益方面，减排参与企业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碳排放权交易以投资为目的；一是碳排放权交易以自身现实需求为目的。在卖出交易完成后分别计入“环境投资收益”和“环境业务收入”；在买入交易完成后将以自身现实需求为目的的这种情形确认为“环境业务支出――排放支出”，而另一种买入交易情形则与普通投资没多少区别。
张彩平（2012）从经济学视角对碳排放权本质分析后提出碳排放权具有货币的特征，可以在现有的货币资金会计科目下增设一个新的货币资金科目“碳货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可以很好地统一两种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会计确认问题，即项目交易制度下，碳排放权是以权威机构对项目运行的实际减排效果的检验和认定而得出；配额交易制度下，企业的碳排放权则是通过政府的初始分配获得。尽管以上两种交易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但二者性质相同，因此，根据碳排放权特有的货币属性可将其确认为“碳货币”。
张姗、刘静（2011）认为碳排放权存在着两阶段性，第一阶段把政府配额的碳排放权作为与政府签订销售合同的存货来进行初始计量，在这一阶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仅在“清洁发展机制（CDM）”下与发达国家进行排放权与先进减排技术的合作交换；第二阶段中政府硬性规定企业的减排量，那么在国内碳交易市场上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应将交易的碳排放权计入金融资产，在这一阶段我国作为《京都协议书》的参与国而承担减排任务。
三、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
通过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资产是国际公认的，我国最新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为：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该定义强调了资产的三个特征：（1）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事项所形成的；（2）资产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3）资产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首先碳排放权是由政府分配或企业自行获得，获得后企业对其拥有实质控制权，可对其进行自主支配，最后企业可通过碳排放权的转让而达到经济利益流入企业。以上分析表明，碳排放权符合资产确认的所有条件，但将其确认为何种资产在国内学术界有着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无形资产”“存货”“金融资产”。
（一）无形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将无形资产定义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部分学者主张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碳排放权符合非货币性资产的特征；二是碳排放权没有实物形态；三是具有可辨认性。但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日益活跃，碳排放权交易频繁，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不能完全符合企业因交易目的而持有的无形资产的真实意义。
（二）存货
《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定义了存货的概念，即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其中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这一点与碳排放权的特征有所不符，企业持有碳排放权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完成减排任务，并非是完全为了出售；其次，将碳排放权初始确认为存货无法合理地确认政府无偿分配给企业的碳排放权配额部分。所以单纯的把碳排放权归类为存货存在一定争议。
（三）金融资产
很多学者认为碳排放权具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特征，即企业通过碳交易取得的碳排放权是为了短期内持有并最终出售来获取利润，但碳排放权与其持有者之间并无直接的权益关系，所以直接把碳排放权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也并不完全合理。
本文认为碳排放权交易的开展为碳排放权在本质上赋予了商品属性，碳排放权符合资产定义，可新设“碳排放权”科目对其进行计量。碳排放的直接取得分为两种情况：政府配额；企业通过交易获得。所以在“碳排放权”这一科目下设“配额”“交易”两个二级子科目，政府无偿分配给企业的碳排放权配额在初始确认时可通过“碳排放权――配额”来确认，并以市场公允价值入账：借记“碳排放权――配额”科目，贷记“递延收益”科目。企业因配额不足而通过碳交易购入碳排放权的情形应按公允价值入账，确认“碳排放权――配额”，成本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借记“碳排放权――配额”“管理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企业以近期内交易为目的而持有的碳排放权应按其公允价值入账，确认“碳排放权――交易”，成本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借记“碳排放权――交易”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投资收益”（差额也可能在借方）科目。因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是不断变化的，会计期末的公允价值则代表了碳排放权的现时可变现价值。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应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反映，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借记“碳排放权――交易（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四、总结
本文通过研究“碳排放权”特殊性质、分析其资产属性，认为“碳排放权”应初始确认到新设资产类科目“碳排放权”并作为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个资产项目以公允价值列示，该处理方式可以避免企业因不同取得方式及不同持有目的初始确认产生的分歧，可以帮助报表使用者直观了解企业的环境业绩。
参考文献：
[1]赵选民，夏鹏飞.环境视角下排放权会计研究[J].财会研究，2013，（1）.
[2]张姗，刘静.低碳经济我国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的两阶段性[J].会计之友，2011，（9）.
碳减排意义篇4
一、碳资产定义及确认条件
碳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具有价值属性的对象身上体现或者潜藏的，所有在低碳经济领域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者财富转化的，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有形或无形的资源。
碳会计存在于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碳交易的某些特殊性使得传统财务会计目前难以准确对其进行准确的分类和核算，而对于碳资产而言，则应在传统财务会计的理论基础和实务基础上，或将目前归结为传统财务会计资产要素中的项目提取出来，纳入到碳资产中进行确认、核算，或将较为特殊的目前无法依据传统财务会计予以确认、核算的项目，则在碳会计体系内，进行系统的分类，并确认、核算。
将一项资源确认为碳资产，需要符合碳资产的定义，与此同时，还应满足两个条件：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以及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的计量。
二、碳资产的确认及计量
碳交易项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无法在现有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的资产类科目内核算，本文在碳资产要素下设置碳会计科目，根据具体的碳交易项目确认计量。
1.碳排放权
1997年12月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对缔约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减排标准，世界各国应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碳减排义务，发达国家2005年开始成大减排义务，到2010年二氧化碳等6种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从2012年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另外，《京都议定书》建立了3个合作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允许缔约国之间进行排放额度的买卖，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通过贸易机制从排放额度较为宽裕的国家买入碳排放额度，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与不同的企业之间。碳排放权交易使得游离于企业财务报表之外的气候环境因素成为了企业会计核算内容之一[1]。
碳排放权是目前碳会计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由于获得碳排放权的途径及持有意图的不同，无论划分到无形资产、存货或金融资产中哪一个科目内对其核算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而，其确认问题目前仍未达成共识。究竟采用何种计量属性也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1）企业从政府手中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企业从监管者即政府处分配获得或免费取得的排放权，应按照公允价值，根据其持有意图计入“碳无形资产”或“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规定，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国家和项目实施机构所有，并规定了国家与项目实施机构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分配比例[2]。因而，若企业持有国家分配的碳排放权以出售为目的，那么，获得的碳排放权应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入“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按照《管理办法》规定的由国家享有的份额贷记“其他应付款——碳排放权（国家）”，企业应享有的部分计入“递延收益——碳排放权”，持有期间以公允价值对其进行计量，公允价值的变动借记或贷记“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记或借记“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若企业持有国家分配的碳排放权，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递延收益”。发生的碳排放额根据持有排放权的比例按照历史成本进行摊销，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并将递延收益分摊转入当期损益，计入“碳收益”，资产负债表日应对确认为碳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进行减值测试，发生价值的，计提减值准备，借记“资产减值损失”，贷记“碳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2）企业通过交易机制购买得到的碳排放权。企业通过自行开发项目，按照定价购买或者公开拍卖获得的碳排放权，应该按照获得该排放权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该成本主要包括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费用、项目开发中介服务费用、经营实体项目审定费用、经营实体核实核证费用等。该成本金额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银行存款”，在项目持有期间，若持有碳排放权的意图没有发生变化，应对已消耗的碳排放份额按其比例对确认为碳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按照历史成本进行摊销，借记相关成本费用科目，贷记“累计摊销”，资产负债表日，应对其进行减值测试，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若企业意图出售持有的碳排放权，则应将“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科目的余额转入“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科目，碳排放额公允价值与“碳无形资产”科目余额的差额借记或贷记“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记或借记“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3）从其他企业购买得到的碳排放权。企业从其他企业购买排放权的，若其持有目的是企业经营，抵减企业自身碳排放额的，以购买价款作为初始入账金额，计入“碳无形资产”，后续计量同以上两种情况。若企业获得碳排放权的目的是在适当时间予以出售，或持观望态度，近期内部使用的，则应按照所购买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计入“碳可供交易金融资产”，实际支付价款与公允价值的差额计入“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2.碳汇
碳汇一词来源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签订于2005年2月16日在全球范围内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其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
碳库指在碳循环过程中，地球系统存储碳的部分。从碳库对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变化的贡献看，可以把碳库分为碳源和碳汇两种类型的碳库，衡量碳库是碳源的库还是碳汇的库则取决于静态生态系统CO2交换量NEE（Net Ecosystem Exchange）的变化，即衡量系统整体获得或损失的碳量。本文主要讨论碳汇的确认及其会计处理。
碳汇根据固碳主体不同分为以下几类：森林碳汇，指森林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二氧化碳吸收并固定在植被与土壤中，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过程，与企业经营活动有较大相关性的是林业碳汇，指利用森林的储碳功能，通过植树造林、加强森林经营管理等活动，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按照相关规则与碳汇交易相结合的过程或机制，《京都议定书》承认森林碳汇的固碳作用，要求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植被恢复及保护，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开展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将项目产生的碳汇额度用于抵消其国内减排指标，因而森林碳汇纳入到碳会计核算范围；草地碳汇，由于其固碳的非持久性在是否应纳入到碳会计核算范围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然而，草地的固碳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而，应纳入碳会计核算范围；海洋碳汇，将海洋作为一个特定载体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化的过程和机制，研究表明单位海域中生物固碳量是森林的10倍，是草原的290倍，然而，碳会计以企业为实施主体，因而，虽然海洋具有一定的固碳功能，但不纳入碳会计体系核算范围[3]。
由此可见，若企业拥有面积较大的园林或草地，即可以将其作为一项碳资产，其固碳数量可以抵减碳排放额。因而，对于企业所拥有的园林或草地，森林或草地的固碳量及碳排放额价额的确定就是碳汇价值的核心问题。目前，碳库的核算方法主要有库存方法和活动方法两种，这两种方法都得到联（下转第157页）（上接第155页）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支持和指导，潜在的基本假设都是：来自于大气和流向大气的温室气体流量等于生物质和土壤中碳储存量的变化。库存法衡量碳库存量变化的共识为：C=（Ct2-Ct1）/(t2-t1)，其中，C表示碳储量变化，Ct1时刻t1碳存储量，Ct2表示时刻t2的碳储量。活动方法与此相反，基于活动的方法则估计碳库增减后的净余额，该方法也称为损益或流量方法，适用于单个碳库难以衡量、碳储存的短期变化不易受到影响的情况，公式为：C=A*(CI-CL)，其中，C表示碳储量变化，A表示土地面积，CI表示碳增益率，CL表示碳损失率[4]。企业则可根据测定的碳存储量以及当日市场碳排放额的交易价格计算得出碳汇的价值，即：碳汇=固碳量*当日市场碳排放额交易价格，借记“碳汇——森林或草地”，贷记“递延收益”，抵减企业碳排放额时，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碳汇”，然后按照碳排放权进行处理。
3.碳固定资产
低碳经济下，节能减排、提倡环保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企业加入清洁发展机制（CDM）会有很多企业自行研发的节能减排的项目，而这些项目的最终成果大多都是大型的机械设备，按照传统财务会计的规定将其确认为固定资产进行核算无法在最终的财务报告中体现出企业对低碳的贡献，本文认为应将其划分到碳资产中进行核算，在项目研发过程中按照财务会计中自主研发固定资产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借款费用等均参照企业会计准则核算，最终研发成功时，将资本化计入“在建工程”的成本，转入到“碳固定资产”科目中核算。其折旧方法，折旧额的处理参照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资产最终处置所获得的损益计入“碳收益”。
三、结论
碳资产是碳会计体系中十分重要的要素，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建立表明我国企业的碳交易将更加频繁，对碳资产的确认及核算主要从碳排放权、碳汇及碳固定资产三个方面着手，根据企业经营策略，以财务会计理论为基础，主要采用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对其进行核算。
参考文献
[1]林银良,张白玲.碳会计核算体系构建探讨[J].财会通讯,2011(9):28-30.
[2]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修订).
[3]张殿英,文桂江.国际碳会计述评[J].财会通讯,2011(10):135-136.
碳减排意义篇5
一、低碳建筑的涵义
低碳，顾名思义是指含碳量较低的物质。在科学界，低碳所指的是那些含碳量较低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低碳建筑则是低碳技术与建筑工艺结合之后产生的新词汇，对于低碳建筑，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的释义。当前，在我国对于低碳建筑的定义主要是认为低碳建筑与绿色建筑的内涵和目标基本一致，但是二者的切入点、侧重点和技术方向都有所不同，低碳建筑主要是为了响应节能减排，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一主题。我国的低碳建筑要求在整个建筑建设和使用的全生命周期内，制造建筑材料、设备，建筑的施工和建筑物的使用过程尽量少的使用化石原料，减少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及思考，从建筑生命周期出发提出低碳建筑的涵义为：低碳建筑是一类要求建筑产品从设计到建造全过程，充分贯彻利用清洁能源的思想，用以解决整个建筑自身的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同时，建筑内产生的废弃物也要参与到建筑的资源能源循环过程，减少能源的消耗。
二、低碳建筑发展的障碍因素
目前，低碳建筑在国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在我国，低碳建筑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要想大面积的推广低碳建筑，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需要相关从业者付出艰辛的努力。依据当前我国低碳建筑发展的状况分析，我国发展低碳建筑的障碍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社会参与意识问题
低碳建筑要想取得发展，必须意识先行。这需要我们建筑行业的相关从业者对低碳建筑有一个好的认识，能够深刻理解发展低碳建筑的意义。然而，现阶段低碳建筑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并未在社会上进行良好的推广与普及，社会人士对低碳建筑还没有进行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和了解，社会公众心理对低碳建筑没有形成良好的意识，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并没有改变原有的高消耗高能耗的方式，阻碍了低碳建筑在我国的推广。
（二）政策与机制问题
当期，低碳建筑在我国的发展还只是刚刚步入正轨，国家在政策与机制方面，对低碳建筑还未有很好的涉及。目前，各地政府制定的节能减排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我国油少、气少、煤多导致能源消耗过度依赖煤的多污染的局面，而对于低碳建筑的发展，政府并未制定有关政策，对一些建筑能源消耗量大的单位也并没有采取强制性的减排措施，更缺少低碳建筑的激励性政策，导致许多企业不愿主动降耗来减少碳排放，也导致低碳建筑在我国并没有能够取得足够的政策支持。国家相关政策的缺失和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我国低碳建筑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三）低碳技术问题
建筑工程作为一项技术水平要求高的工程，在其中广泛的应用低碳理念，需要有较强的低碳技术做支撑，但是，当前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还未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科研技术能力水平有限，发展低碳建筑所需的低碳技术较低，使我国低碳建筑的发展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制约。虽然发达国家早已进行了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也取得了一定的应用成果，但是，他们担心再向我国提供低碳技术之后，会影响他们的技术的竞争力，因此，低碳技术一直对我国都是封锁状态。低碳技术的缺失，是阻碍我国低碳建筑发展的核心因素。
三、发展低碳建筑的对策
为了促进低碳建筑在我国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积极减少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笔者结合相关调研及自身思考分析，提出如下发展低碳建筑的对策。
（一）发展低碳建筑，须意识先行和全社会参与
发展低碳建筑，需要发挥好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三方面的作用，提高他们的低碳认识，让他们认识到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及控制环境污染等需要每个组织和个人的自觉行动。因此，政府应加强气候变化的危害教育和发展低碳建筑的宣传力度，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发展低碳建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与机制
政府应积极研究低碳建筑发展的趋势和优势，尽早制定相关政策和机制，鼓励低碳建筑的建设，从行政方式、审批环节等方面促进低碳建筑的尽快建设，以形成良好的社会认识，使人们都能积极响应低碳建筑的建设，进而促进低碳建筑的建设和推广。
（三）投入资金、物力和人力进行低碳技术科研攻关
在发展低碳建筑过程中，没有有效的低碳技术，其他都属于纸上谈兵。因此，政府应起主导作用，积极的投入大量的资金、物力和人力进行低碳技术的科研攻关，对低碳建筑建设和应用过程中的核心技术要形成完整的技术链，保证低碳建筑在我国能够持续建设和发展。
总结：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积极研究低碳技术，大力推广低碳建筑的建设与应用，其意义重大。在当前低碳概念已经开始受到人们重视的时候，我们应抓住这个机遇积极的发展低碳建筑，在我国形成良好的低碳意识，促进我国环境气候的改善，造福于民。
参考文献：
[1]柳云状.中国发展低碳建筑的障碍因素及对策研究[D].重庆大学，2010.
[2]曹小琳，柳云状.我国发展低碳建筑的障碍因素及对策研究[J].建筑经济，2010，03：115-117.
碳减排意义篇6
一、碳金融的发展背景及其概念
1.碳金融的发展背景。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并建立了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国际排放机制（i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并且允许各国采取以下四种减排方式：（1）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2）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3）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4）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可视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国家削减、有的国家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京都议定书》及与之相适应的各国国内的气候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京都议定书》以及各国国内的气候政策以法规的形式限制了各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从经济角度出发，这些法规和制度框架又催生出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或排放配额为主的权益交易市场。因此，可以认为碳金融是各国企业或机构在碳减排义务的压力之下或政府推动低碳经济的动力之下，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完成减排任务所进行的碳排放权交易的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衍生出来的其他金融活动。
2.碳金融的概念。碳金融的概念始于西方发达国家，英国政府于2003年颁布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首次提出并定义了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指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转变能源结构、发展低碳技术、产品及服务，确保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同时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作为市场手段的一个重要方面，低碳金融近年来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中国处于碳经济的初级阶段，因此对碳金融并无统一概念，一般来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碳金融是指企业间就政府分配的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权或排放配额进行市场交易所导致的金融活动；而广义的碳金融泛指服务于限制碳排放的所有金融活动，既包括与“碳排放”有关的各类权益的交易及其金融衍生交易，也包括基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直接投融资活动、为强制性或自愿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企业或机构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务等。本文认为，所谓碳金融是指碳与减少碳排放有关的所有金融交易活动，既包括传统的碳排放权（cdm）和绿色贷款业务，也包括发展低碳能源项目的投融资活动以及相关的担保、咨询服务等相关活动。商业银行碳金融指的就是商业银行涉及低碳经济发展的业务活动。
二、中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1.国外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据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10—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到600亿美元以上。2009年6月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研究报告预测，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基于庞大的碳金融市场，国外银行围绕碳减排权已先行一步。如荷兰银行、德意志银行、美洲银行等欧美银行不仅在思想层面高度重视开展碳金融业务所带来的巨大收益，而且成立专门的碳金融事业部来开拓碳金融业务，在直接投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碳理财产品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同时，伴随着碳金融业务量的不断扩大，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碳金融发展的第二阶段——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碳金融高级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地区也不甘落后，韩国和印度的商业银行在政府支持下也相继推出了“碳银行”发展的具体规划。
2.中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相对于国外银行的深度参与，尽管中国有极其丰富和极具有潜力的碳减排资源和碳减排市场，但碳金融市场及业务发展相对落后。据世界银行测算，如果发达国家2012年要完成50亿吨减排目标，其中至少30亿吨来自购买中国减排指标。中国每年可提供1.5亿～2.25亿吨co2核定减排额度，这意味着每年碳减排交易的保守估计就可高达23亿美元。而中国金融业涉及碳金融领域最多的还是在节能减排项目贷款等绿色信贷方面。除此之外，只有少数银行（如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发展了cdm咨询中介及相关项目，个别银行（如中国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推出了基于碳交易的理财产品。
由此可见，虽然国内银行业在碳金融方面有所动作，但都没有深入到核心部分，对碳金融相关专业知识及政策法规缺乏深度了解，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还处于初级阶段。相关领域项目业务能力严重不足，没有碳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金融衍生品创新，碳金融业务难与国际金融机构抗衡，使中国银行业面临着全球碳金融及其定价权缺失带来的严峻挑战。
三、中国银行业发展碳金融业务策略选择
1.制定政策，鼓励碳金融业务快速发展。为应对国外碳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中国在碳金融业务方面也进行了创新实验、出台了许多政策，鼓励金融业通过信贷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优化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质量，增强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如中国银监会于2007年12月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人民银行、银监会在2010年6月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9年中国金融论坛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低碳金融服务创新，要求银行业成为低碳理念推广的践行者和低碳金融服务的创新者。
2.创新碳金融业务模式，提高银行竞争力。中国商业银行的碳金融业务创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1）融资支持。融资支持服务主要用于解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包括cers收益权质押贷款、有追索权保理融资、cdm项目所需设备的融资租赁等具体形式。国内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业务一般都遵循此模式。（2）财务顾问。财务顾问服务是在融资支持之外，提供项目咨询服务，协助国内企业寻找合适的投资方或匹配国外cers的购买方等。2009年7月浦发银行以财务顾问方式为陕西两个装机容量近7万千瓦的水电项目引进cdm开发和交易专业机构，为项目业主争取交易价格并促成cers买卖双方签署《减排量购买协议》（erpa），为项目业主带来每年160万欧元的额外售碳收入[2]。（3）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服务是针对目标客户开发并销售的资金投资与管理计划。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推出的收益率挂钩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的理财产品就属于该类业务。（4）账户托管。账户托管服务是为满足碳交易资金管理需求，适应买家、卖家和中间商对资金监督、汇划需要推出的金融服务。国内拥有托管证券基金经验的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参与碳托管业务。
3.利用市场机制，合作开发碳金融业务。碳金融业务的发展离不开碳交易市场的整体发展。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利用市场机制，综合债券、票据、股权、信托等除信贷以外的融资工具，同时逐步引进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投资，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当与逐步发展起来的国内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合作，创新新的金融产品，如以结算和业务为突破口，协助交易所研究和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建立较完善的交易制度，并适时推出碳交易衍生工具，以此提升中国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定价和议价能力。
4.熟悉规则，创新碳金融服务。按照国际规则提升绿色信贷，目前中国银行业开展的碳金融业务基本以绿色信贷为主，一些银行虽已制定发展绿色信贷业务的规划和操作规则，但由于碳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价格标准仍主要由国际大型金融机构把控，中国银行业处于竞争弱势。目前，首先，应当认清和细分中国低碳产业的主要客户（主要包括新能源板块和节能减排板块），同时注重不断培育新的客户。其次，应尽快制定行业普遍认同的环境影响评估标准。然后，不断探索碳金融融资的担保方式，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不断创新，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选择。
5.积极探索，大力发展碳金融的中间业务。中国银行业的中间业务相对于传统业务目前处于不断上升阶段，但比较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在产品的多样性和盈利性上都处于劣势，涉及碳金融业务的更是少之又少。
四、中国银行业发展碳金融应注意的问题
1.低碳经济的产业链通常比较长，子行业更多，市场边界更复杂，其投融资运行不仅要求传统的企业投融资合作、项目投融资合作，而且更需要大产业思维和多行业投融资合作，如政策性金融、银团贷款、产业合作基金、国家投资基金等高端投融资工具的突破和推进。
2.碳金融对市场的开放性、规范性和体系性要求更高，需要高等级的金融工具和市场风险管理水平，中国银行业应当努力提高对碳金融的认识和国际规则的熟悉运用，借中国将上海发展“两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同时可以允许部分外资商业银行适度参与“碳金融”衍生市场交易。
3.低碳金融的法律规范及实施细则目前尚未成熟，没有形成强制性要求。另外银行对企业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评估仍然没有标准化的标准，因此从政策层面上应当促进相关规范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傅苏颖，刘明康.银行业要成为低碳金融服务践行者和创新者[n].证券日报，2009-12-23(a2).
碳减排意义篇7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包括欧盟在内的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须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5%。其他国家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其中包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没有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为由，坚持不批准《京都议定书》，从而也不承担减排义务。作为执行气候政策的先行国家，欧盟各界纷纷呼吁政府对美国和中国等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边境税收调节(border tax adjustment)，来避免竞争力损失，防止碳泄漏发生。后来美国也出现类似倡议。2007年12月美国参议院气候和公共委员会通过的《气候安全法案》提出边界碳调整(border carbon adjustment)的补救性贸易保护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产品设计。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议案》，该议案宣称，将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的说法由此而来。
碳关税，是指主权国家或地区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别关税，其本质是一种边境调节税。①此概念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用意是希望欧盟国家应针对未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
发达国家提出碳关税的主要目的，一是提高本国竞争力，维护经济霸权，削弱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受此轮金融危机重创，美国政府希望以绿色产业带动美国经济复苏，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提出严格的碳排放标准，对拥有世界先进减排技术的美国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具有明显优势，有利于其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在节能环保领域和新能源领域抢占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的制高点，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二是通过征收碳关税，维护其国家经济利益。征收碳关税不仅可以获得高额财政收入，减少贸易赤字，同时，美国通过对碳排放较高产品征收关税，将使该类产品进口量减少，导致该类产品国际市场价格降低，美国将能以更低的价格进口，获得更大贸易利益。三是转嫁环境治理责任和成本。美国至今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美国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转嫁环境污染较高产业应承担的减排成本，同时通过提高减排标准迫使发展中国家向其购买先进减排技术，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减排成本和费用。四是碳关税的征收有利于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目前针对2013年后全球减排目标和减排机制正在进行国际谈判，将决定后京都时代的全球主导权。征收碳关税不仅将改变美国过去在全球减排方面的消极做法和国际形象，增强其国际谈判筹码，而且很可能会以“碳关税”为由要求我国对外承诺减排量。
二、碳关税的合法性剖析
(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条和《京都议定书》第10条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肯定了在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方面，所有国家负有共同的责任，但是各国承担的责任并不完全相同。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是一种“奢侈排放”有别于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性排放”和“发展性排放”，理应负担主要的减排义务。美国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制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理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做法违反了公约义务，是推卸减排责任的一种表现。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宣布到2020年将把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到45%，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定位，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①因此，笔者认为碳关税不区分来源国，对未达到国内减排标准国家的进口商品一律征税，无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行为，有违“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二)碳关税在wto框架下的合法性分析虽然wto与unep在2009年6月25日的《贸易与气候变化报告》中认为，致力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在国际自由贸易法制下是可以被例外地接受的。
但是，从gatt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分析，碳关税在wto框架下是不合法的，同时也不属于gatt第20条(b)款和(g)款的规定。②1.国民待遇gatt第2条第二款规定“对相同产品或这一输入产品赖以全部或部分制造或生产的物品”可以征收与“国内税相当的费用”，第3条则要求“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时，不能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进口产品征收高于对本国相同产品所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费用”。这两条是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在适用第2条第二款征收税费时，必须符合第3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得高于”对本国相同产品的税费。
国民待遇要求对“相同产品”不得区别对待，而对于“相同产品”在国际上并无统一的认定标准。在“日本酒精饮料案和欧盟石棉案”中，上诉机构提出认定“相同产品”的四项标准:产品的最终用途;消费者的习惯和偏好;产品的性质和质量;产品的关税税则分类。根据现行wto规则，“以不同生产或加工方法生产的产品，只要具有相同的最终用途和物理特性即可认为是‘相同产品’，不反映在制成品最终用途和物理特性中的其他标准不能作为区分相同产品的依据”。笔者认为根据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不同而将产品区别为“高碳”产品和“低碳”产品，对于未达到进口国内标准的“高碳”产品征收一定的碳税有违wto国民待遇原则，进口国不能因为与产品无关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ppm)而对进口产品征收额外费用。“高碳”产品和“低碳”产品虽然在制造、生产过程中由于生产工艺、生产原料等不同而存在二氧化碳排放的差异，但是从产品的“最终用途”和“物理特性”等标准来看，产品是相同的。
同时，根据上述四项标准，除了第2项“消费者”对“高碳产品”和“低碳产品”的习惯和偏好可能有所不同以外，其他几个标准都是符合的。对“高碳”和“低碳”加以区分会使“相同性”的判断更为复杂，需要对碳排放在多大程度上和在哪些方面不同才构成“不相同”产品加以规定，考虑到各个国家工业发展水平不同，一概以进口国国内标准来判断不具有可行性和正当性。征收“碳关税”有违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构成对贸易的不合理限制。①2.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要求“一缔约国对来自或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国的相同产品”，相同产品的界定同国民待遇中的界定，不能以生产过程的不同而认为是“不相同”的产品，从而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产品征收不同的碳关税。
欧洲发达国家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比发展中国家先进，并且大多使用清洁能源，如法国的核能和水电能丰富，如果法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会因为能够满足美国的环境标准而得到碳关税的减免，而中印等高能耗国家的产品则被课以重税，实则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对不同国家的产品实行歧视待遇，有
违国际贸易自由、平等原则。同时，碳关税不考虑个案的不同情况，以来自一个国家的某种产品的二氧化碳平均排放为标准来确定该国所有产品的碳税明显违反了wto最惠国待遇，是一种歧视性做法。
3.环境例外
gatt第20条历来被认为是缔约国行使“环境例外权”的依据，该条为缔约方采取有利于环保的措施提供了依据，但该条规定不明确，概念界定不清晰，在实践中引发了许多争端。笔者认为，从wto具体规则的适用来看，碳关税实质上有违wto基本原则。
(1)该条(b)款要求该措施“是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实行碳税的目的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有些学者据此认为碳税是为了保护人类免受气候变化之灾，保护因全球变暖而绝迹的植物和动物物种，符合“保护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健康”的条件，但是碳税是否具有“必需性”需要个案分析。在1991年“金枪鱼－海豚1号案”中两个专家组都认为gatt第20条(b)款不能证明美国禁止进口金枪鱼的合法性，专家组认为禁令不符合“必需性”要求，认为“必需”意味着没有其他合理的替代措施存在。同时，“缔约方一定要采取，而且在可采取的措施必须是与gatt不一致最少的措施”。此后1998年“加拿大诉欧盟石棉案”的上诉机构对第20条(b)款中“必需”一词的解释进行了调整，强调了有关措施必须是“实现其本身的目标所必须的”，并从“是否能实现健康目标”的角度考察是否存在合理有效的替代措施，对“必需”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新标准。由此可见，征收碳税不符合(b)款的规定，尽管碳税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保护人民和动植物免遭气候变暖的危害，但是无法证明边境调节碳税是“必需”的措施，仍有其他合理的可选择措施存在。碳关税对来自未达到进口国碳排放标准的国家的产品单方面征收，事先没有采取善意谈判和磋商等其他方法，这种单方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的表现，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绿色贸易壁垒”。①(2)征收碳税也不符合第20条(g)款的例外规定。该款规定的环境例外措施必须是“与国内限制生产和消费的措施相配合，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有关的措施”。第一，wto对“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采取了扩大解释，天然资源既包括石油等矿产资源，也包括清洁空气等天然资源，还包括海豚等生物资源。无疑，碳税的征收有利于养护不可再生的石油、煤炭等矿物燃料，也对温室气体大气容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符合这一条件。第二，该措施要与“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这里不需证明“不存在其他替代措施”，只需证明该措施与特定环境保护目标存在“原则上的合理联系”(实质性联系)即可。1988年美国诉加拿大鲑鱼和鲱鱼案专家组认为，“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可能耗竭的天然资源的贸易措施才能被认定为与保护“有关”的措施。笔者认为碳税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是为了弥补国内产业的碳税损失，防止市场竞争力的削弱，不能证明与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此外征收碳税与环境目标之间的实质性联系有待时间加以证明。
(3)第20条序言要求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首先，采取的措施“不构成对国际贸易的任意限制”，成员国要证明其针对出口国的具体情况保持了灵活性，进口国不能要求出口国采取的措施与其完全相同，只要在“有效性方面具有可比性”就不构成“任意歧视”。其次，不构成“不合理的歧视”，除了保持灵活性外还要遵守“谈判义务”，援引方在单边措施之前有义务主动发起谈判，谈判不要求必须达成协议，只要善意地试图达成协议即可，同时要有一定的透明度和程序的正当性。如果征收碳税前没有履行谈判义务，就构成了对贸易的不合理歧视。此外，碳税要求其他国家的碳排放达到与进口国相同的标准，可以认为这是对其他国家关于碳排放立法自由的任意的不合理干涉。征税表面上是为了保护环境，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短期内根本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减排标准，这种措施在事实上具有限制其他国家产品出口的贸易保护效果。①因此，笔者认为“碳关税”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三、中国如何应对碳关税的挑战
(一)碳关税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目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国家出口市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不仅量大，而且集中于高能耗、高碳密集型产品。以2009年为例，中国对美国出口额达2523亿美元，约占全年总出口额的17.7%。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前十大商品集中于通讯和影视设备、纺织品和金属制品等。这些产品大多是高能耗、高二氧化碳强度而低附加值的产品。这十类产品占到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80%。②由此可见，美国如果对所有的“中国制造”征收国别关税，那么中国产业必将受到整体打击。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碳关税”还将引发欧洲采取类似措施。欧盟一直是防止气候变化的“急先锋”，其领导人也曾表态提议做出类似碳关税的贸易安排。倘若欧洲仿效美国，将使我国外需“雪上加霜”。可见，“碳关税”问题值得我国政策界、产业界和学界的关注。
(二)中国应对碳关税的立场建议
碳减排意义篇8
低碳；规则；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4007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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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碳经济的起源
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经造成的严重威胁是低碳经济产生的大背景。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问题不断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除了化学烟雾和酸雨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所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亦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伴随着各国政府及民众对上述问题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低碳经济这一概念应运而生。
低碳经济这一理念始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考虑，英国政府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的概念。在这本白皮书中，英国政府提出了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以实现建立低碳经济社会的目标。白皮书要求通过提高资源的生产率，以更少的碳排放获取更多的经济产出。
伴随着实践的发展，低碳经济逐渐的被赋予越来越深刻的内涵，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对低碳经济的理解。当前，大多数学者认同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在中国，低碳经济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我国最早涉及低碳经济的政策文件是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2007年7月颁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而根据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2010年5月编写的的《中国碳评估报告》中指出了低碳经济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分别是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低碳能源和低碳技术；高能源效率与低排放；降低化石燃料生产与消耗；商品与服务中的碳强度低；碳交易、金融与税收措施；低碳投资；能源安全；可持续性等。
2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性
人类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社会逐步接受低碳的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以达到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状态。人们意识到此前经济发展模式的破坏性后果，为了对人类自身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负责，发展模式低碳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开发可替代性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等低碳化措施可以缓解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巩固国家能源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年，低碳行业的收入增幅仍达到75%，并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也使人们在反思既有发展模式的同时，感受到了低碳经济的巨大驱动力，从而更有意愿推进经济结构的低碳化调整。面对巨大的潜在利益，各国意识到，只有主动致力于能源、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参与制定以低碳经济为主的生态文明游戏规则，才能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引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
3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
随着各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在各个国家内部以及在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经济增长与低碳路径选择的矛盾，这也为各个国家的微观经济主体在低碳经济的实现过程中带来了困惑。就此，一些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国际性公约、文件、宣言等的签署为各个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制度性保障和标准体系，也就此形成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以及哥本哈根宣言中。
3.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5月9日在纽约通过，并于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供与会各国签署。其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具备法律约束力。公约的目的在于控制大气中CO2、CH4和其他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将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不破坏气候系统的水平上。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公约要求发达国家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已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义务，制订并执行含有关于温室气体源与汇方面措施的方案，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公约建立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害，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3.2《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国大会通过，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做出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具体实施规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保协议。其宗旨在于通过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保护环境，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在议定书中根据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规定，38个工业发达国家在2008年到2012年的承诺期内，把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排放水平平均降低大约5.2%，并对各个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减排任务。由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美国一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而《京都议定书》又必须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后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所以直至2005年2月16日，才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人类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首次出现。
3.3 巴厘岛路线图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会议第13次会议上，经过两周的激烈交锋，最终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确立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的双轨并进的谈判安排。其主要包括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时，个缔约方还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公约》的发达国家缔约方依据各自的国情，承担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或行动；同时计划还要求发展中国开展温室气体减缓行动，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国内减缓排放行动，由发达国提供支持。各缔约方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Bali Action Plan），同意在《公约》之下启动旨在加强《公约》实施的谈判进程。
3.4哥本哈根宣言
哥本哈根会议的目的是为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然而在此次会议最终，仅出台了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声明即《哥本哈根协议》。但是该协议依然在指导各国的减排工作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根据UNFCCC官方网站的信息，在各国向联合国递交减排承诺的最后期限2010年1月31日之前，共计65个国家和地区向联合国递交了减排承诺。这些国家的排放总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8%，主要排放国都承诺了各自的减排量和减排方式。欧美国家的承诺减排幅度在18.9%到24.7之间。按照各国提交的减排承诺，36个欧美国家到2020年，总计减排33.6亿到43.8亿吨二氧化碳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8.9%到24.7%。
4我国面临的压力和应对措施
4.1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不仅被看成了全球低碳经济新起点，更被看做是全球制定低碳经济规则的新角逐。欧美国家的减排目标几乎都附带了条件，主要是两个，一是要形成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全球减排协议；二是主要排放国要承诺绝对减排量。这两条实际上都是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尤其是中国。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排放国之一，而且排放量增长迅速，发达国家对我国可能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1）在各种国际场合制造舆论，要求我国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2）要求我国海外企业遵守所在国的碳排放限额，进行碳披露；（3）要求我国出口商品进行碳披露，对没有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商品征收碳关税，或者禁止进口；（4）要求在我国的外资企业减少或不采购未进行碳披露的中国产品，要求我国按普遍的标准和方式在企业之间分配放额度，并敦促企业遵守排放限额，进行碳披露；等等。
4.2国内资源禀赋的压力
即便不考虑来自国际上的压力，仅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继续增加碳排放量也不是长久之计。碳排放量的增长，不仅意味着能源消耗的不断增加，同时还意味着对其他地球资源的巨大消耗，包括石油、粮食、铁矿石和淡水资源等。中国的巨大产能必然需要有充足的基础资源作为支撑，资源价格节节攀高已经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众所周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其实质相当于所有我们的出口贸易对象国在瓜分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这必将为我们的后裔子孙带来祸患无穷。
4.3我国的应对措施
面对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压力，我国一定要掌握“碳排放”标准的话语权。面对低碳发展所引起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我国应选择适当的时间承诺减排限额，参与世界低碳发展，一方面打掉职责、赢得舆论，占领国际道德高地，相应的要求发达国家承诺更多的减排份额；另外一方面，可以获得各类低碳经济游戏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进而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赢得时间。
事实上，无论我国是否对减排限额做出承诺，我国都会选择低排放、低污染和低能耗的发展之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资源禀赋的压力已经在说明走低碳发展之路刻不容缓。鉴于此，笔者给出如下建议。首先，从宏观层面上要从国家发展战略上着手，制定低碳发展的国家战略。具体规划上，可以从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政策倾斜等方面来落实。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低碳产业发展，同时，可以采取征收碳税等形式提高那些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进入壁垒，做到奖惩并用，以达到抑制二氧化碳排放、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目的。其次，从微观层面上，鼓励企业开发适合低碳发展的先进技术、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再次，可以鼓励商业银行为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的企业创造融资便利，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出面做担保或是给与一定的贴息补贴等。最后，政府要积极发展我国的碳金融市场，通过鼓励商业银行碳金融产品创新，指导构建恰当的碳金融市场结构，制定合理的碳金融市场监督机制，旨在达到利用市场手段降低碳排放的目的。
参考文献
碳减排意义篇9
一、碳排放权及交易概述
在《京都议定书》中，为了督促发达国家完成碳减排，联合国引入了三种灵活机制：国际碳交易机制（IET）、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约机制（JI）。其中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只有清洁发展机制。现行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任务，通过此机制，发达国家的多排放者可以向发展中国家生产者提供资金和先进技术，来购买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减排量。在此减排量即碳排放权就形成了一种有价资源，在交易的过程中成为碳商品在资本市场上流通。
2005年，为保证CDM项目的开展，我国政府制定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根据规定，CDM项目的实施主要有七个步骤：项目设计和描述，国家批准，审查登记，项目融资，监测，核实/认证，签发排放减量权证。以北京环卫集团为例，作为我国政府批准的第一个CDM碳交易项目，2002年，国际能源系统公司（荷兰）、北京市环卫集团——北京市二清环卫工程集团公司对填埋气体收集及CDM项目达成共识，签订《合作意向书》。随后，安定填埋场的填埋气收集利用项目开始启动。2004年，该项目拿到了全国首个CDM批准证书。2006年，联合国有关部门到填埋现场核定减排量。直至2008年，企业才拿到第一笔项目收入，整个过程历时五年多。CDM项目仅前期投入就达1 200万元，加之后期维修等总投资高达2 000万元。综上可知，目前我国CDM项目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
二、碳排放权的资产特性
（一）碳排放权归属于资产
早在2003年，FASB下的紧急任务小组讨论中就已经对于碳排放权归属于资产达成了共识。目前国际普遍认可将碳排放权定义为资产。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在联合国的共同协作下，为了控制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而形成的。各国政府根据这一制度分配排放权，企业根据该制度进行碳排放权的相互交易，这两种形式都满足了“过去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条件；不论取得的排放权是用于自身碳排放需求还是出售，都可以为企业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符合资产定义中“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条件；在我国，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国家拥有碳排放权的所有权，碳排放权取得的收益由国家和企业按一定比例分配，这符合资产定义中“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条件，因此，我国碳排放权也应归属于资产。
（二）碳排放权的资产特性分析
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资产形式，近年来国际上学者对其具体归属于哪项资产争论不断。要确定碳排放权资产的界定，首先就要了解其特有的资产性质。目前碳排放交易已经在国际上运行多年，我们可以因此了解到碳排放权实际对企业资产的影响与其作为资产的实际性能。笔者根据其交易过程和应用目的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分析（见表1）。
抵消自身产生碳排量为目的的碳排放权形成了一种非流动资产，是因为CDM项目发展到现在所涉及的减排期限都在五年，即其授权在规定的时间段内都是有效存在的，预计今后的期限范围也将大于1年，因此我们可以界定在此情况下产生的碳排放权不是流动资产，而是非流动资产；用于交易的碳排放权是在一年的任何时候都由企业持有，因此可以定义碳排放权为流动资产。
三、碳排放权会计确认
2007年由普华永道与国际排放交易协会共同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对于碳排放确认处理的方法共有15种之多。具体到资产的确认方面，其中免费获得排放权的：有15%的受访者初始确认碳排放权为存货，65%的受访者将其归于无形资产，剩余的20%把碳排放权归入其他资产。对于外购获得排放权的：有11%计入存货，58%受访者将其纳入无形资产范畴，其余31%的受访者初始确认为其他资产。由此可以总结出目前国际上最为通用的三种确认方法，即无形资产、存货、交易性金融资产。
（一）确认为存货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规定：“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
企业的日常活动是指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而从事的所有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活动。就CDM项目而言，是生产型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附加产生的一种资产。在全球碳减排的背景下，碳排放权形成了市场价值。尽管企业生产的产品和碳减排量都可以进行出售交易，但是企业经营的主要目的是生产产品，没有产品就没有碳减排量的概念，所以碳减排只能属于企业经营的副产品，并非日常活动中主要经营的产品。对于以弥补自身生产企业的超额排放量为目的的碳排放权交易，并不符合以备出售的概念，在此情况下就不能定义为存货。因此，无法解决不同方式取得碳排放权的确认问题。综上所述，碳排放权并不能较好地符合存货准则的规定，缺少相关存货特征。
（二）确认为无形资产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
首先，碳排放交易实质是转让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其中温室气体减排量这一资产没有形态，符合没有实物形态的概念。其次，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国家拥有碳排放权的所有权，其中，“鉴于温室气体减排量资源归中国政府所有，而由具体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归开发企业所有，因此，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中国政府和实施项目的企业所有。” 这基本符合了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定义。最后，碳排放权未来的交易可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但目前交易收益的金额无法确定，满足了非货币性资产的最基本特征。综上所述，将碳排放权归于无形资产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也存在以下问题：在我国，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限制碳排放量的制约，目前企业参与的CDM项目都与发达国家购买碳排放权的目的不同。国外企业的目的是在之后持续的经营其所有的碳排放权，而我国企业持有碳排放权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对外销售，这点和无形资产的意义相悖。例如，北京市环卫集团的CDM项目，持有的碳排放权从项目建立就是为了对荷兰企业出售碳排放权。
（三）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是指企业为了近期内出售而持有的金融资产，例如企业以赚取差价为目的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债券、基金等。”
在外购并以交易为目的的企业中，碳排放权可以在国内乃至国际资本市场之中相互流通，其价值根据自由交易市场内的特定机制为依据随交易量等因素的变动而变动，企业买入并以换取差价为目的，在近期卖出，并且可以进行现货、远期、期货和期权交易。该方法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在其他情况下，如抵消自身生产的碳排放量等就不符合其定义。可见，金融工具模式并不能定义会计确认中的碳排放权。
四、排放权会计确认的设想
根据上述比较分析可知，无形资产和交易性金融工具分别可以代表用以抵消自身产生碳排量和以交易为目的的两种不同情况下的碳排放权的资产特性，既有流动资产的性质又有非流动资产的性质。但是碳排放权作为一个核算整体并不能只选择其中一个概念来定义。也就是说不论选择资产上的哪个科目都不能代表碳排放权的全部意义。因此笔者设想以下两种处理办法：
（一）分别核算碳排放权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在持有以出售为目的情况下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更具可行性，在持有用于抵消自身碳排量情况下确认为“无形资产”更具有可行性。目前存在的会计科目都不能融合碳排放权的所有特性，则可以选择依情况分别确认的办法。根据企业获得碳排放权的目的不同，其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不同属性，下设“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和“无形资产——碳排放权”分别核算。该方法可以充分体现不同情况下碳排放权在资产负债表中真实的资产特性，为企业更加清晰地了解自身的资产结构及财务情况、合理评估企业与营运计划等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外部人员衡量企业真实的资产状况提供了保障。
（二）单独列示“碳排放权”项目
分别核算碳排放权不能合理地表达碳排放权作为一个单一的核算整体的概念。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在全球企业的普及，是否可以设想在资产负债表中加入一项“碳资产”，“碳资产”的概念中既不单独列示为流动资产，也不单独列示为非流动资产。以一个单独个体的形式确认、计量碳排放权，及时记录“碳资产”的变动情况，利于企业对其“碳资产”的整体把握，及时买入或者卖出“碳资产”，从而起到增加企业收益和减少损失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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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意义篇10
历史经验表明,每次金融危机过后,贸易保护主义都会掀起新风潮。本次全球性金融海啸也不例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摆脱危机,恢复经济,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寄希望于绿色产业,以期能够在危机后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维护经济霸权。将贸易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结合在一起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掌握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又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弥补财政赤字,减少贸易逆差。
碳关税在全球减排中的特性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国际共识。第一个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该公约基础上又产生了《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议定书》等具体的减排规定。但上述国际协定不具有强制效力,因此有些国家积极地承担了减排义务,也有些国家拒绝接受这项义务。承担义务多的国家,会在国内将减排权予以分配,由于减排权的限制,企业需要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工艺或设备,而这势必增加其成本。因此,一些国家认为,积极制定并履行减排承诺的国家,由于减排义务较重而使国内商品的竞争力减弱,应当进行适当修正,否则会减弱国家减排的积极性。基于这一观点,一些国家提倡采取边境税收调节,包括对进口高耗能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对出口的低碳产品进行补贴以保持国际竞争力。碳关税(Carbon Tariffs)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碳关税的先例。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依据该法案,美国将从2020年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
碳关税只具有政治经济意义,对减排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想要利用碳关税来真正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问题较为困难。此外,这种碳壁垒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因此应在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承担主要义务。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阶段施加此种技术贸易保护措施,将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碳关税只是一项以环境保护为外衣的贸易保护措施,其无法真正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平贸易”,也难以减缓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碳关税实施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通过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以逐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多边贸易体制WTO以贸易自由化为目的,以世界贸易自由化来提高经济福利。两者之间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其在实践中冲突很大。
WTO规则要求对成员国实施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普惠制原则,这意味着对成员国一律平等,对发展中成员要给予适当的优惠待遇。然而,在碳税实践中由于各国的减排要求和环境标准不同,不同国家会遇到不同的碳税征收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降低环境标准的优惠,这违反了WTO基本规则,也违反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下,实施碳关税的问题还在于对进口产品征税与国内相同产品或其投入品征收的间接税相匹配,而且对制造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所征税(碳足迹)是否为可边境调节的这一问题尚且处于WTO的争端解决考虑之中。另外,不同的生产流程导致不同的CO2排放量,对于同一产品,不同企业间甚至同一企业内部的排放量都会有所差别,如果再考虑附属产品,现行贸易安排则无法进行额外追踪。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各国借助贸易措施以增加国内受影响商品的竞争力,本身无可厚非,但此举措的合法性受到质疑。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条第五款规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 。事实上,WTO一直努力为实施减排温室气体政策提供规则空间,从1947年GATT成立初第二十条允许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到1993年WTO成立时将“世界资源的最适当地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列入其六大宗旨,直至WTO设立专门的环境和贸易委员会(CTE)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来对贸易与环境案件进行裁决。WTO规则逐渐放宽对于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下的环境规则的解释,加之《SPS协定》与《TBT协定》等环境规则的具体化和标准化要求,使得WTO表现出寻求环境保护和贸易便利相平衡的态势。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说过,“一项涵盖了所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者的多边环境协定,也是指导类似WTO的其它机构的最佳工具”。这意味着若想真正解决全球减排问题,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任何单边的措施,如边境调节税等都只会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目的。
征收碳关税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碳关税作为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一旦付诸实施将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远超出其在减排上所做的贡献。我国现今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2007年美国进口的高碳商品中,有11%来自中国,包括15%的进口钢铁、6%的进口铝制品、12%的进口纸品、19%的进口混凝土(吴玲,2009)。鉴于这样的比例,碳关税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我国出口额将大幅缩减。美欧等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对象,碳关税一旦开征将使我国的企业受到整体上的打击。能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需要采用减排技术,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和设备,竞争力有所减弱;对无法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来说,碳关税将封闭其国外出口市场。
我国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碳关税虽直指高耗能产业,如造纸、钢铁、水泥、化肥等,但这些产业的变化将影响其上下游产业的利益,因此我国若不能找到新产业来替代原先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则制造业产业链条将出现断裂,以及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
我国就业率将呈下降趋势发展。我国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而碳关税的实施势必会改变未来国际贸易格局,我国企业将不得不被迫进行产业升级,这势必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我国就业率。
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多米诺”效应。碳关税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的迅速效仿。同时,碳关税很有可能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报复性贸易壁垒,从而进一步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失灵以及贸易格局的混乱,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应对碳关税的策略调整思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主要贸易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国,还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基于以上分析,碳关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考虑到未来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碳关税征收前做好准备,从国内和国际层面进行策略调整。
从国内层面上来说,政府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贸易结构。企业应当在政府引导下,自主实现升级改造,逐渐加大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积极开发绿色新能源,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顺应国际趋势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同时,政府还应该鼓励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发展,降低产品碳排放密集度,实现国家产业整体向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转化,以绕开国际贸易壁垒。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而经济增长应依靠国内经济的发展,只有把握住国内需求,才能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充分发挥消费增长这架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从国际层面来说,在未来谈判中我国必须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必须坚持以下基本立场:第一,坚持和进一步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黄志雄,2010)。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减排要求,因此我国不能接受与发达国家相当的强制减排义务。第二,反对少数发达国家企图在“后京都”国际协定谈判中为采取单边贸易措施提供便利,坚定维护自由贸易的立场。由于尚不存在温室气体减排的统一标准,与环境相关的贸易措施的实施会增加贸易壁垒,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在进行贸易时必须谨慎对待碳关税。
参考文献:
碳减排意义篇11
近年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但环境却面临巨大挑战。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候变暖的问题，已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解决气候问题应发展低碳经济，碳交易市场也随之迅速扩张， 碳会计应运而生，碳排放权交易成为未来会计工作的重要事项。而碳排放权交易则被视为，当前发展低碳经济最有效的解决途径。但碳排放权会计研究，远落后于碳交易市场的发展。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大，对我国企业碳排放权交易会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影响巨大，必须对我国企业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进行研究。因此，探究适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会计体系，不仅能为企业会计处理提供理论指导，还能促进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完善和发展。
为履行国际减排承诺和践行绿色低碳发展，我国积极开展多层次碳减排活动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设。在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试点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上，并于2017年开始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促进碳排放权交易会计核算规范发展，财政部了《碳排放权试点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讨论稿）》，本文对此进行解读。
二、《征求意见稿》评析
2016年，财政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正式向外界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对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在当前初步试点碳排放权交易的条件下，对于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首先，《征求意见稿》的规范要点明确，涵盖了主要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核算需求。围绕碳排放权交易活动形成的资产和负债，以及收入和费用相关的核算，规范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要点：
（1）针对碳排放权设置单独的资产科目“碳排放权”以及单独的负债科目“应付碳排放权”，对重点排放企业碳排放权相关的资产、负债进行核算。资产科目“碳排放权”反映企业有偿取得的碳排放权的价值；负债科目“应付碳排放权”反映企业履约碳排放义务应付出的碳排放权价值。
（2）区分交易情境，具体规定了重点排放企业对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规则。具体包括：当企业无偿取得碳排放配额时，不要求做会计处理；当企业的实际排放超出排放配额时，要求确认相关的“应付碳排放权”负债以及相应的“制造费用”“管理费用”等费用；当企业在市场上购买排放配额时，要求按照公允价值确认相关的“碳排放权”资产；当企业对节约的碳排放配额进行出售时，要求确认“投资收益”；当企业从市场上购买用于出售的碳排放配额时，要求在购买时确认“碳排放权”资产，而在出售时确认碳排放权相关的“投资收益”。
（3）对重点排放企业应在资产负债表披露“碳排放权”资产以及“应付碳排放权”负债位置，进行了明确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企业应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存货”项目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项目之间列报“碳排放权”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之间列报“应付碳排放权”负债。《征求意见稿》以此确认了“碳排放权”资产以及“应付碳排放权”负债在信息披露中的结构，以及相应的流动性等级。
（4）遵循重要性原则，对重点排放企业应在资产负债表附注中披露的碳排放相关信息进行了规定。包括要求披露企业相关的“减排战略”“减排机制”“减排措施”“碳排放权持有及变动情况”“碳排放权相关的会计政策”“碳排放权的出售以及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损益影响”等内容。
其次，《征求意见稿》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创新性。《征求意见稿》的规范内容，虽然借鉴了碳会计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又跳出原先一直对碳排放权交易中碳排放权这一项资产应确认到“存货”“无形资产”还是“金融资产”的争论，创新性地提出了开设新的核算科目“碳排放权”和“应付碳排放权”的思路。如针对我国现未形成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现状，从探索性和试验性的政策制定推行角度出发，《征求意见稿》规定的内容仅针对7个试点省市适用。此外，还有采用表内、表外相结合的方法，对碳排放相关信息进行披露。既丰富了信息披露的内容，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多地规范那些由于市场不健全、制度不完善，以及企业缺少实践而无法落地的内容。如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表外披露企业的减排战略、减排行为，以及碳减排变动情况等容易获得和方便披露的信息。而对于难以依托可靠方法计量的信息，如免费取得的碳排放权的价值以及企业的减排损益，则暂时未要求披露。通过大量的表外信息披露，为投资者提供更多与其决策相关的信息。
《征求意见稿》推出的意义是：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尚未完善的今天，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且能在过渡阶段，指导重点排放企业处理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核算和披露的则，确立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账务处理和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征求意见稿》的规范作用包括：统一了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核算原则，防止因没有相关规定带来过度的自由裁量权，以免由此导致会计信息的不可靠和严重的不可比；初步规范了重点排放企业，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必须披露的碳排放信息，使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会计信息更加透明化，便于市场投资者理解并评估低碳经济下企业的减排战略和减排行为，以作出更为合理的投资决策。
三、《征求意见稿》商榷
对《征求意见稿》提出的一些核算项目和核算规则，笔者认为，有些有待商榷，集中在以下方面：
其一，《征求意见稿》中为碳排放权交易专门设置的资产科目“碳排放权”和负债科目“应付碳排放权”，还存在完整性和可比性问题，应谨慎对待。
当前碳排放权的交易仍处于试点阶段，我国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完善的交易市场和交易规则，7个试点省市在确定碳排放配额上存在差异。有些地方的配额全部无偿，而有的地方是无偿配额和有偿配额相结合。如《湖北省2015年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方案》《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2016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细则（试行）》等地方性规范文件中，对碳排放权配额的规定采取免费分配制度，企业可以在配额许可的范围内免费排放二氧化碳，企业实际排放需求超过免费配额的部分，则由企业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有偿购买；《上海市2016年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2016年碳排放配额分配实施方案》等地方性文件中，对碳排放配额的规定是，以免费发放为主、以拍卖或固定价格出售等有偿发放为辅。各地区的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制度具有明显差异。
基于这些差异化的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制度，若根据《征求意见稿》所确立的，仅对有偿取得的碳排放权计入资产科目 “碳排放权”进行核算，会产生会计信息的完整性问题，以及碳排放权在价格上和数量上的可比性问题。分别体现在：
（1）免费分配获得的碳排放权和有偿取得的碳排放权，两者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均是企业取得的能够实际进行碳排放的权利。若将有偿取得的部分确认为资产，而无偿取得的部分不确认为资产，这种做法不太恰当，理由也不够充分。因为只要存在公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能为碳排放权造就公允价值，不论其是无偿的碳排放权，还是有偿的碳排放权，均能够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资产确认。若仅将有偿取得的碳排放权确认为资产，不能保证会计信息的完整性。针对这一问题，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2014年提出的《碳排放交易机制讨论意见》中也明确指出，对免费分配获得的碳排放权和有偿取得的碳排放权都作为无形资产入账。这实际上就是考虑了两类碳排放权并无实质性差异，因此，在会计核算上不应差别化对待，否则就会导致会计信息的不完整。
（2）依据《征求意见稿》，需将有偿取得的碳排放权配额作为一项资产入账，但各试点省市根据差异化的公允价值确认的碳排放权资产和负债，会影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这是因为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各试点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存在较大差异。如根据广州市和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所平台的历史交易数据发现，深圳市的碳排放权配额的成交价格，近乎是广州市碳排放权配额成交价格的两倍，这会使得相同数量的碳排放权配额所确认的资产价值存在较大不同。基于这样的市场条件，以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确认相应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在配额之外购买的碳排放权，也会因为公允价值的不同而产生资产价值的差异，同样存在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问题。
（3）依据《征求意见稿》，仅将有偿取得的碳排放权配额作为一项资产入账，其所生成的关于碳排放权资产的会计信息，会存在信息含量上的差异。由于各地在认定无偿的碳排放权配额上的标准不同，无偿碳排放权配额与有偿碳排放权配额之间的比例差异较大。同样是纳入地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企业，其确认的碳排放权资产的含义是不同的。对无偿分配碳排放权的试点省市，企业在初始配额分配环节不会形成碳排放权资产，而对有偿和无偿分配相结合的试点省市，企业则会因有偿和无偿的比例的不同，在碳排放权资产的价值确认上存在差异。由此产生的会计信息，会存在较大程度的信息含量差异，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对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的重点排放企业，财务报表使用者在识别和理解其财务状况上，会形成一定的偏差。
由以上分析可知，《征求意见稿》在确认碳排放权资产和负债等会计信息方面，存在不完整和不可比问题。但这并不意味当前可以构建完整的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体系。仍然无法回避的问题是：
（1）我国现在仍处于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初级阶段，需要通过试点不断摸索和创新。既然是试点，必然存在因不同地区碳排放权供需的稀缺程度不同，产生价格不一致的问题。如果贸然将无偿取得和有偿取得的碳排放权均作为资产入账，同时确认与碳排放权相关的负债，会存在会计信息不可比的问题，也会导致在公允价格较高的试点省市中，企业所确认资产和负债会出现系统性地增加，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对相关信息的理解。
（2）各试点省市初建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对其进行规范，各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有很大的灵活性。尽管这样的分而治之会使各省市因地制宜，降低当地企业对新政策的排斥反应，但仍会产生会计信息质量的可比性问题。在各试点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配额分配的免费比例不同、配额分配的方式不同、碳排放权交易的方法不同等，都会导致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问题。
（3）我国碳会计的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碳会计核算的整体构架，目前仅是提出零碎的应急性的碳排放权交易核算规则。然而碳会计不仅仅包含碳交易，还包括碳排放、碳减排等多方面。目前仅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定核算规则，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碳交易、碳排放与碳减排之间的仍诠亓性。这样制定出来的碳排放权交易规则，只能满足暂时性的核算要求。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使得碳排放权交易核算形成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和完整性的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而按照当前《征求意见稿》的核算要点，又无法回避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完整性问题。笔者认为，采用较为谨慎的策略对待“碳排放权”资产和“应付碳排放权” 负债的确认，以缓解《征求意见稿》可能带来的完整性和可比性问题。
笔者认为，目前对碳排放权的核算宜采用“从简+表外”的过渡办法。基本思路是：暂时不单独核算“碳排放权”资产和“应付碳排放权”负债，对于企业无偿获得碳排放配额，并不记账（即采取“从简”原则），仅在报表附注专项说明其来源、数量以及依据（即采取“表外”原则）。具体而言：
（1）对于有偿获得的碳排放配额，可在发生时直接计入费用，在明细上体现企业购买碳排放配额（即也采用“从简”原则）。以“从简”原则确认碳排放配额，主要是基于各地方政府授予企业碳排放配额上的差异，以及企业在实施碳排放权交易上的差异，并尽可能地不使会计信息偏离会计信息质量的完整性和可比性要求。因此，笔者倾向于选择：仅在企业超出配额或因投资行为在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时确认费用，在企业将节约的配额或将用于投资的碳排放权在市场上出售时确认投资收益。这种比较谨慎的确认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征求意见稿》可能引发的会计信息的不完整和不可比问题。
（2）在表内“从简”的基础上，更多通过报表附注的形式，向投资者提供决策相关的碳排放权会计信息。表内“从简”是为了解决碳排放资产和负债会计信息不完整和不可比，而通过“表外”披露，则可以更加灵活多样地提供相关信息。如通过附注披露企业初始获得碳排放权的形式、配额中有偿无偿的比例、公允价值的计价基础，企业对碳排放的需求、企业的减排战略、减排行为等。因此，鉴于表外披露的灵活性和丰富性，既可以选择文字描述的形式，也可以通过数字化的表格形式，突出表外信息披露的优势，向投资者提供更为相关的信息。
其二，《征求意见稿》中节约配额形成的收入，以及超出配额产生的费用的确认，并没有形成合理配比，应立足于为投资者提供相关性的信息，在碳排放损益的核算上坚持配比原则。从更广泛的减排行为看，若企业为节能减排进行资产投入、技术改进和能源替代等碳减排投入的行为，必然会产生当期碳减排费用性支出，以及需在以后各期摊销形成后续费用的碳减排资本性支出。而这一部分的相关费用在《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提及，只是提出了企业将节约的配额进行出售产生的极为狭义的碳减排收入。这其实体现了当前的《征求意见稿》，还只是零碎的制度设计，缺乏完整的碳会计核算体系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核算规则。
笔者认为，从碳会计核算体系观的整体角度出发，为了核算企业碳减排净损益，必须要基于配比原则完整地反映企业的碳减排收入和费用。而笔者认可的碳减排收入和费用是从广义的角度考虑。企业节能减排的收入包括：实施节能减排形成可出售碳排放权配额（节约额）的交易收入、政府节能减排相关的补贴收入以及固碳产品收入。而企业节能减排的费用应包括：（1）企业为节能减排所耗费的低碳能源比原高碳能源多付出的费用；（2）企业重置更为节能减排的设备相较于原设备，在减排受益期内多计提的折旧费用；（3）企业自主研发或者外购的节能减排新技术的资本性支出，在减排受益期内的摊销费用；（4）碳排放权的直接交易费用等。以此为基础，可以较为完整地基于配比原则，核算碳排放、碳减排和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收入和费用，并得出碳减排净损益这一关键性会计信息。其有助于投资者研判企业在低碳环境下的减排是否高效、是否具有经济性，这也是与投资者决策更为相关的会计信息。
笔者认为，为了评估绿色低碳环境下企业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投资者需要相关会计信息，而提供这类会计信息确实需要遵循会计配比原则来核算与碳排放、碳减排和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收入和费用。但鉴于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龅慕立尚处于试点阶段，相关的会计核算还处于摸索中，不宜轻易对现有的财务报表作出重大的结构性和内容性的调整。因此，以上较为系统的遵循收入费用配比的核算机制，很难在现有财务报表模式下实现表内披露。而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不断完善，仍需要对相关的核算规则作进一步的探索。因此，笔者坚持前文所提出的“从简”原则，即在核算的过渡时期，只在企业超出配额或因投资行为在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时确认成本或费用，在企业将节约的配额或用于投资的碳排放权在市场上出售时确认投资收益，其他信息则主要通过表外反映，以便及时、灵活地将信息披露给投资者。
其三，《征求意见稿》中提及需在表外披露的碳排放相关信息，其要求披露的内容还不够完整和丰富，难以满足投资者对有用信息的需求。
具体表现在《征求意见稿》中，仅要求披露企业的“减排战略”“减排机制”“减排措施”“碳排放权持有及变动情况”“碳排放权相关的会计政策”“碳排放权的出售以及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损益影响”等方面，还只能简单地反映企业的减排规划和碳排放的实际情况，并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企业为节能减排作出的努力程度，未涵盖企业的减排效果。正因为在当前条件下，难以实现完整地核算与表内披露碳排放相关的会计信息，因此，在表外的部分更多地披露投资者关心的碳排放相关的信息，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企业遵循“表外”原则，除在附注中披露《征求意见稿》要求的碳排放相关信息外，还应该披露企业节能减排力度以及产生的效益，包括企业为落实减排政策，通过低碳材料和能源的替代、低碳技术和设备的应用，以及去高排放产能等方面的具体减排措施多付出的成本；企业的减排措施形成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企业当年的碳排放强度和碳减排强度与以前年度的对比情况；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和碳减排强度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和先进水平的差异状况，是否有进一步减排的动机和压力等。
笔者预期，契合我国实施低碳绿色发展和落实《巴黎气候协定》的大局，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东风，要求相关企业披露这些碳排放和碳减排相关的信息，可以给企业以碳排放和碳减排的压力与动力，并可以为企业的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更加相关可靠的信息，便于财务报表使用者，较为充分地研判企业当年的碳排放情况，以及后续节能减排的潜力，以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四、《征求意见稿》规范展望
在某种意义上，《征求意见稿》对于碳排放权交易的核算和披露的规范，具有一定的过渡性和应急性。而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结合低碳化和绿色化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导向和趋势看，在推出碳排放权交易的核算和披露规范后，要如何正确开展后续工作。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方面：
其一，通过暂行规定满足初步核算需求，在实践中发现投资者需要的信息以及现有核算的局限性，逐步完善碳排放权交易会计核算体系。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会计处理，暂时仍宜采用“从简”“表外”原则，尽量减少对现有财务报表结构及项目的影响。未来随着外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不断完善，各地交易机制差异化的降低，如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和交易市场的建立，以及各地的碳排放权配额制度统一化，在资产负债表中列报相关的资产、负债不再存在不可比问题的情况下，应改变当前的简易处理办法，建立更加系统化的会计核算体系。即包括以更加完整、更为可比的方式在资产负债表中，对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资产、负债进行确认与披露，在保证配比原则的基础上，对企业的碳减排相关的收入、费用进行完整的核算和披露。
其二，加强理论研究，探索更为系统的碳会计准则，适时在更大范围内加以推广。目前关于碳会计的核算，还局限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内容，所采用的简化处理办法，也只是碳会计核算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在过渡阶段的应急方法，只能简单地披露企业的碳排放相关信息。未来应不断加强对碳会计体系的探讨，建立以碳排放、碳减排与碳交易为一体的碳会计框架。如随着企业的碳减排盈利模式不断完善，应摒弃目前采用的简易处理办法，采用更加合理的方法，披露企业的碳减排收入和费用，反映更为完整的企业碳减排盈利框架，以披露企业碳减排的真实盈利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又如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不断完善，较为复杂的碳排放权衍生投资产品将应运而生，对于这种既属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资产，又具备金融工具的特征的投资产品，该从什么角度、采用什么方式进行合理确认和披露，还需要进一步探索。随着碳会计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类似问题将随之产生，应不断加强对碳会计的理论研究，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试验和修正，最终形成系统的碳会计准则。
我国以《征求意见稿》为开端的碳会计核算和披露规则的建设，可以深化我国绿色化、低碳化发展的会计理论与制度建设，不仅对于规范我国碳排放和碳交易具有现实意义，对于其他国家制定相应的规范，也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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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意义篇12
碳关税在全球减排中的特性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国际共识。第一个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该公约基础上又产生了《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议定书》等具体的减排规定。但上述国际协定不具有强制效力，因此有些国家积极地承担了减排义务，也有些国家拒绝接受这项义务。承担义务多的国家，会在国内将减排权予以分配，由于减排权的限制，企业需要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工艺或设备，而这势必增加其成本。因此，一些国家认为，积极制定并履行减排承诺的国家，由于减排义务较重而使国内商品的竞争力减弱，应当进行适当修正，否则会减弱国家减排的积极性。基于这一观点，一些国家提倡采取边境税收调节，包括对进口高耗能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对出口的低碳产品进行补贴以保持国际竞争力。碳关税(Carbon Tariffs)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碳关税的先例。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依据该法案，美国将从2020年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
碳关税只具有政治经济意义，对减排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想要利用碳关税来真正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问题较为困难。此外，这种碳壁垒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因此应在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承担主要义务。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阶段施加此种技术贸易保护措施，将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碳关税只是一项以环境保护为外衣的贸易保护措施，其无法真正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平贸易”，也难以减缓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碳关税实施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通过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以逐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多边贸易体制WTO以贸易自由化为目的，以世界贸易自由化来提高经济福利。两者之间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其在实践中冲突很大。
WTO规则要求对成员国实施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普惠制原则，这意味着对成员国一律平等，对发展中成员要给予适当的优惠待遇。然而，在碳税实践中由于各国的减排要求和环境标准不同，不同国家会遇到不同的碳税征收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降低环境标准的优惠，这违反了WTO基本规则，也违反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下，实施碳关税的问题还在于对进口产品征税与国内相同产品或其投入品征收的间接税相匹配，而且对制造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所征税(碳足迹)是否为可边境调节的这一问题尚且处于WTO的争端解决考虑之中。另外，不同的生产流程导致不同的CO2排放量，对于同一产品，不同企业间甚至同一企业内部的排放量都会有所差别，如果再考虑附属产品，现行贸易安排则无法进行额外追踪。转贴于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各国借助贸易措施以增加国内受影响商品的竞争力，本身无可厚非，但此举措的合法性受到质疑。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条第五款规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 。事实上，WTO一直努力为实施减排温室气体政策提供规则空间，从1947年GATT成立初第二十条允许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到1993年WTO成立时将“世界资源的最适当地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列入其六大宗旨，直至WTO设立专门的环境和贸易委员会(CTE)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来对贸易与环境案件进行裁决。WTO规则逐渐放宽对于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下的环境规则的解释，加之《SPS协定》与《TBT协定》等环境规则的具体化和标准化要求，使得WTO表现出寻求环境保护和贸易便利相平衡的态势。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说过，“一项涵盖了所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者的多边环境协定，也是指导类似WTO的其它机构的最佳工具”。这意味着若想真正解决全球减排问题，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任何单边的措施，如边境调节税等都只会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目的。
征收碳关税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碳关税作为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一旦付诸实施将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远超出其在减排上所做的贡献。我国现今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2007年美国进口的高碳商品中，有11%来自中国，包括15%的进口钢铁、6%的进口铝制品、12%的进口纸品、19%的进口混凝土(吴玲琍，2009)。鉴于这样的比例，碳关税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我国出口额将大幅缩减。美欧等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对象，碳关税一旦开征将使我国的企业受到整体上的打击。能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需要采用减排技术，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和设备，竞争力有所减弱;对无法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来说，碳关税将封闭其国外出口市场。
我国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碳关税虽直指高耗能产业，如造纸、钢铁、水泥、化肥等，但这些产业的变化将影响其上下游产业的利益，因此我国若不能找到新产业来替代原先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则制造业产业链条将出现断裂，以及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
我国就业率将呈下降趋势发展。我国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而碳关税的实施势必会改变未来国际贸易格局，我国企业将不得不被迫进行产业升级，这势必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我国就业率。
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多米诺”效应。碳关税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的迅速效仿。同时，碳关税很有可能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报复性贸易壁垒，从而进一步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失灵以及贸易格局的混乱，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应对碳关税的策略调整思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主要贸易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国，还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基于以上分析，碳关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考虑到未来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碳关税征收前做好准备，从国内和国际层面进行策略调整。
从国内层面上来说，政府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贸易结构。企业应当在政府引导下，自主实现升级改造，逐渐加大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积极开发绿色新能源，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顺应国际趋势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同时，政府还应该鼓励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发展，降低产品碳排放密集度，实现国家产业整体向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转化，以绕开国际贸易壁垒。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而经济增长应依靠国内经济的发展，只有把握住国内需求，才能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充分发挥消费增长这架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转贴于
从国际层面来说，在未来谈判中我国必须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必须坚持以下基本立场:第一，坚持和进一步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黄志雄，2010)。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减排要求，因此我国不能接受与发达国家相当的强制减排义务。第二，反对少数发达国家企图在“后京都”国际协定谈判中为采取单边贸易措施提供便利，坚定维护自由贸易的立场。由于尚不存在温室气体减排的统一标准，与环境相关的贸易措施的实施会增加贸易壁垒，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在进行贸易时必须谨慎对待碳关税。
参考文献
碳减排意义篇13
1.低碳旅游概念及意义的分析
低碳旅游最早提出与2009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提出的“走向低碳的旅行及旅游业”报告。其倡导以低能耗、低污染出行方式进行绿色旅游，同时注重环保及低碳排放，以此实现现代社会节能减排目标、实现解决臭氧层危机的目的。随着近年来低碳观念的宣传，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性。而低碳旅游不仅仅是旅游者本身的一种生活方式，更与国家相关政策、国家基础建设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新世纪经济发展战略指导下，应将传统旅游模式进行转变。以公共交通的混合动力应用、自行车等低碳方式开展旅游项目，同时针对可持续发展战略需求引进节能减排基础，实现旅游产业链的低碳目标。
2.发展低碳旅游的可行性分析
2.1低碳旅游行业现状及意义：低碳旅游的出行方式在多年前即已实施。九寨沟电力游览车的使用与保持九寨沟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而自行车旅行、徒步旅行等方式更是在民间盛行多年。4+2出行方式也在很多人的生活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开车至郊外或旅游景点后，改以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进行游览，实现了低碳旅游目标。这些与低碳旅游的目的与方法不谋而合，其最终目的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现代低碳旅游观念不断深入的今天，国家相关政策也相继出台。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基础、以低碳经济发展为目标进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实现资源占用少、环境保护好、文化传承强的旅游服务产业链。
从低碳旅游的定义可以看出，其与传统旅游业有着较大的差别。传统旅游业仅以盈利为目的，注重豪华、奢侈，因此导致了高排放。随着全球气候问题以及能源紧缺问题的产生，传统旅游已经不能适合现代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的要求。因此，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针对发展中国家现状以及资源、能源、环境问题加快低碳旅游业的可行性研究。以此为基础指导我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2.2发展低碳旅游可行性分析：低碳旅游业发展现状及人们认可度的调研显示，目前，我国低碳旅游业大有可为。一方面是传统消费游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旅游、健身、休闲的需求，另一方面低碳旅游正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节能减排社会构建的需求。
从旅游业五大要素的低碳要求来看，低碳旅游的实施具有较大的可行性。首先，旅游出行中，提倡步行或骑自行车。同时，能做公共交通工具尽可能不开车出行。在旅游区内应首选电动类交通工具。出行过程中尽可能减少行李，以此减少交通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些要求已经得到了我国多数人民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人在旅游中选择低碳方式，而自行车旅游更是成为了一种时尚旅游风向标。其次，低碳旅游饮食方面，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减少纸质水杯使用更是符合现代人们的关键。多数旅游者已经采用了自备餐具、水具的习惯。一方面出于低碳考虑、另一方面也是更加注意个人饮食卫生、避免旅游过程中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而在住的方面，低碳旅游要求旅客在同一间酒店住宿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床单被罩的更换，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在旅游过程中的购物时，减少塑料袋等一次性包装的使用。选择纸质包装或可重复使用手提袋，减少资源的浪费。在旅游过程中，出注重上述因素外还应在景点游玩中注重废弃物的回收与分类。将游玩过程中补课随地乱扔废弃物，在背包中备废弃物袋回收废弃物，回到景点垃圾桶处处理。在现代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上述要素已经深入到许多人的日常行为当中，因此，开展、开发低碳旅游具有很高的可行性。通过国家统一规划以及宣传等工作将低碳旅游的相关内容、注意事项等进行宣传推广。以《低碳旅游宣言书》中内容，将低碳旅游作为社会责任、作为习惯、作为道德最求。从景区绿色低碳做起、从保护生态环境做起、从自己做起、保护绿色生态家园。通过景区宣传、日常宣传等提高人们的认识，进而促进低碳旅游的实施。
3.发展低碳旅游的方法与重点
3.1注重低碳旅游宣传、倡导低碳行为：为了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以低碳旅游创造新的经济循环方式，在现代旅游中应注重绿色旅游、低碳消费理念的宣传。从旅游者以及导游过程中加强宣传力度，提升低碳品牌旅游发展意义。并通过旅游宾馆、酒店、旅行社以及旅游景区的低碳政策倾斜等，促进商家低碳旅游项目的设计与实施。促进商家节能减排技术的引进与应用，进而实现低碳旅游目的。
3.2以政策引导促进低碳旅游的发展：虽然，低碳旅游具有较多的优势，但是不可否认其经济效益相对于传统消费旅游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是许多景区不愿开展低碳旅游的重要因素。为了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我国环境保护目标、实现低碳旅游目的，我国政府相关机构以及旅游业主管部门应为低碳旅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并健全低碳旅游企业激励机制，通过减税、政策扶持等促进旅游企业低碳旅游项目的建设。进而发挥旅游企业的主体作用、引导旅游者的参与，促进低碳旅游业的发展。
结论：综上所述，低碳旅游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环境以及国民低碳意识的培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针对我国旅游业现状以及低碳生活理念推广现状，我国应加快低碳旅游政策的出台。同时通过城市规划中低碳出行方式的考虑以及相关建设的加强培养人们的低碳意识以及低碳出行习惯，进而促进低碳旅游业的发展。针对低碳旅游人才缺乏现状，在现代高校旅游专业教学中还应加快高端人才的培养，为我国低碳旅游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