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国外考察报告篇1
政府除将标准作为法规的细化手段之外，有机地运用了法规的强制性与标准的自愿性和协调一致性的特点。意大利的标准都是自愿性的，即使是安全、卫生、环保方面的标准也都是自愿采用的。此次考察，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意大利政府和企业在执行标准工作中表现出的高度诚信，虽然法律和政府行为对标准化工作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诚信自律在其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在意大利，对于企业产品的检测，由政府委托中介机构来完成，中介机构对结果负全责，如果不能准确及时地出具结果，该中介机构将受到政府的严厉处罚，甚至于吊销经营资格。而企业更是严格执行标准规定，对于添加标准规定外的添加剂等行为，一经查处，更是受到法律和法规的严厉惩处。
从考察中体会到，如果政府能够正确运用标准化手段为管理市场服务，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对标准化工作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如果政府和企业双方都能够讲究诚信，恪守承诺，那么将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最终受益的将是整个社会。
二、协会是国家标准化工作的组织者，起着贯彻政府方针和联系企业为企业服务的作用
意大利国家一级的标准化工作都是由协会承担的，协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国家政策及企业需求来进行的。政府的法规需要细化的标准相配合才能有效地实行，企业也需要一个不在产品市场中有利益关系的中介机构来组织大家共同制定国家标准。社会其他方面如消费者、学术机构等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协会的工作，承认协会的作用。有这样一种需求的环境使得协会能以不盈利的中介组织的身份，对上对下进行服务工作。协会的生存与发展主要取决依靠社会上是否有这方面的需求以及其服务的质量。
意大利标准化协会uni于1921年成立。总部设在米兰，是意大利国家的标准化团体，是由意大利政府确认的、制定国家标准的标准化机构。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大会。uni经费来源：销售出版物占37.1%，政府拨款32.9%，会费收入20%，咨询、培训收入10.9%。协会的主要工作是起草欧洲标准，所以欧洲标准后很容易就被等同采用为本国标准。协会同时也承担相当数量的国际标准化工作。着力于用标准手段帮助政府和本国企业占领、巩固欧洲市场和国际市场。协会开展的任何工作均以企业需要为前提。标准的立项原则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满足技术法规需要的标准；二是企业需要的，或者是企业愿意介入的国家标准，乃至国际标准。同时，充分利用企业的积极性，开展标准制定前的科研工作，以期在标准方面与欧洲乃至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或用企业标准影响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以提高企业产品的适应性，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
三、企业的标准化工作完全是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的
通过实地考察意大利的企业，发现这些企业的标准化管理没有统一的模式，有些设在市场部，有些是由质量部门管，有些是由技术部门管，但总的印象是企业标准化工作完全是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的。
企业标准化是企业的全员性工作。企业的各部门工作都涉及标准化工作，标准工作者是结台各 自业务来干的，大多数企业没有专职标准化人员，兼职人员的工作也主要收集资料和协调。具体的标准执行和起草工作大多效都是有关业务部门负责的。企业各类人员的标准化意识都很强，使用标准是各种职能岗位的一种基本技能。企业在人员培训中把标准列为培训内容之一。
四、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加快我国标准化发展进程
通过对意大利标准化的工作模式和方法的学习考察，结合国内标准化发展现状，我认为：
赴国外考察报告篇2
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2月22日-3月13日，在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带领下，赴澳大利亚考察学习生态建设与社会环境管理工作，先后对悉尼、墨尔本和黄金海岸等地的城市规划管理与生态环境建设进行了考察，在博士山学院、维多利亚大学参加了专题培训。现就培训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澳大利亚位于大洋洲，总面积769.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200万人，辖六个州和两个领地，是一个奉行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境内生态环境良好，动植物物种多样，农牧、采矿、旅游服务、机械制造和生物工程等产业优势明显，是南半球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
考察学习期间，先后在墨尔本博士山学院和维多利亚大学参加了可持续发展、固体废物管理、可再生能源利用、垃圾处理等专题培训;参观了悉尼海港大桥、悉尼歌剧院、墨尔本联邦广场、中央火车站等城市地标建筑;实地考察了墨尔本市政厅节能建筑、维多利亚女王市场、西部污水处理厂、SITA公司垃圾填埋场;先后同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环境发展、城市建设官员，就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深入扎实的考察学习，真正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提升了境界。
二、经验与启示
考察学习期间，大家为澳大利亚整洁如新的城市外观、花园般的城市景观、高效的道路交通系统、深厚的文化气息、完善的基础设施、布局合理的社区服务设施、活力四射的城市品质、温馨细腻的城市服务所折服。澳大利亚建国200年来，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积累的成功经验、形成的鲜明特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注重规划引领。规划是城市的灵魂。
在澳大利亚，一个城市的战略规划是城市政府安排任期内各项工作的总纲，是政府工作的宣言书。从澳大利亚城市发展历史和建设管理实践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城市规划的前瞻性、权威性、连续性。
一是规划体系完备。澳大利亚有完善的规划法律法规，城市规划的立法权和审批权集中在州政府。以维多利亚州为例，先后颁布有规划法、规划复议委员会法、历史建筑法、开发区法、建筑控制法、考古与土著文化保护法、社区公共设施法、官地法、土地排水法等法规。
澳大利亚城市规划体系大致分为州政府负责的区域规划和地方政府负责的实施性规划。突出城市个性特色的规划避免了重复建设和走弯路，起到了导航引路的重要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各城市创出了品牌。堪培拉成为“大洋洲的花园城市”，悉尼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港城市”，黄金海岸成为“阳光下的天堂”，墨尔本成为“最适合居住的城市”。澳大利亚城市规划编制超前。如墨尔本早在建市之初，就以法律形式划定城市功能区，奠定了北部遗产区、中部首府区、西部工业区、南部艺术区和东南体育区的城市主框架;在城市地下排水系统规划建设时，雨污分流，主干管道直径达4.5米，距今已使用170多年，管网仍然完好无损，城区污水排放畅通。
二是规划实施严格。
澳大利亚各州政府都制定有规划法，对规划的制定、修改、审批、公示有严格的规定。经批准的法定规划是一切与规划有关事务展开的基础和依据，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力。规划一旦制定，一般都不能随意改变，原则上各地方政府每6-8年只可对一些具体的实施性规划做适度微调。如首都堪培拉，1911年美国建筑师格里芬设计的规划方案中标，近百年来，该市始终围绕该规划进行建设。
20世纪初，墨尔本市基于消防和日照等因素，依法对建筑物高度作出了40.2m的限制，此后百年都在严格执行;近年来，为了激发中央商务区(CBD)内涵与活力，应对城市人口的极具暴增，在规划亚纳河南岸新区时，允许建设高层建筑，一座现代化新城矗立在亚纳河南岸，与北岸形成强烈对比。规划法对项目建设不仅有安全、健康、宜人等方面的规定，还有风貌、体例的规定。如悉尼等城市商业零售街门店、旅馆、宾馆外墙立面，在保持建设之初原有风格不变的前提下，必须每五年重新粉刷一次，这一规定至今仍在执行。
三是规划科学合理。
澳大利亚规划建设充分利用山水地形等自然要素，科学合理。悉尼充分利用海岸线，沿岸布置大片绿地、文化娱乐设施等，城市建筑按离海岸距离逐渐升高，不仅使每排建筑都有良好的海景视线，同时从海面眺望城市可见到逐层叠起的特色景观。为避免中心商业区的过度拥挤，悉尼在规划中明确在保持中心商业区现有竞争力的前提下，将公共设施和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配置在新建立的三个核心商业区，每个区之间车程1小时左右，适应了人口的猛增。澳大利亚特别重视单体建筑的设计。1932年建成通车的悉尼海港大桥，1857年设计时就充分考虑到城市未来发展对交通的需求，超前设计了双向8车道、2条铁轨、1条自行车道和1条人行道，通车80年来始终保持畅通无阻，现在依然是连接悉尼港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
悉尼歌剧院从1950年开始筹划到1973年正式落成剪彩耗时23年，这期间尽管历经了几届政府人事更迭和建设资金筹措困难的现实，但最初设计的精巧构思、奇特造型与新颖结构没有变。如在歌剧院沿海岸边的景观灯，其灯顶设计了一束状如花蕊的铁丝，其目的就是防止众多的鸟儿栖息灯上，鸟粪弄脏灯泡而增加清洗的麻烦。现在，悉尼歌剧院每年承办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型歌舞剧演出3000场次以上，成为了全球歌舞艺术家向往的艺术殿堂和世界建筑史上的不朽杰作。
(二)注重生态建设。
改善生态环境是城市发展的立足点。澳大利亚早立法、严执法、大投入、重教育，全社会一以贯之参与保护环境、改善环境，生态建设水平世界领先。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全球最佳宜居城市中澳大利亚有4个城市位列前十，墨尔本荣登榜首。考察团在澳期间，正值夏末秋初，20天时间没有见到蚊蝇，没有发现乱扔纸屑、杂物现象，没有白色污染，大家感触至深。环境整洁、绿草如茵，鸟语花香，树木郁郁葱葱、鸟儿悠闲自得的在草地上啄食也无人打扰，靠的是完备的法律、严厉的执法和良好的市民素养作支撑。
一是环保法规体系完备。
澳大利亚环保立法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比欧美许多发达国家早了近20年。联邦政府出台的环保法律法规多达50余部，污染目录、空气质量、工作场地污染、包装材料、垃圾废弃物运转、汽车尾气排放等一系列日常性的控制指标都成为联邦法律。
二是环保执法相当严格。
澳大利亚法律对于严重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法人可以判处100万澳元的罚金，对自然人可判处25万澳元罚金，对直接犯罪人可判处高达7年的有期徒刑。各地对居民洗车、浇草坪等耗水性活动都依法实行严格的时间限制，不管任何人违反，都要受到重金处罚;在一些风景游览区和主题公园，明文规定游客不许带走任何自然物体(包括贝壳)，违者处以高额罚款;在设立的“禁烟区”吸烟，处900澳元罚款。
三是政府高度重视环保工作。
可持续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相关工作由政府主导，在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都设有专门的环保机构，环保人力配置优势相当明显，环保警察人数占到环保公务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政府每年直接用于环保的财政投资总量约占到全国GDP的1.6%以上。在城市公园建设、绿地管理、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着力增强城市公共服务功能，提升市民幸福指数。仅墨尔本大都市区就建有200多个城市主题公园，堪培拉人均占有绿地多达70余平方米，所到的各个城市都如同一个“大花园”。
在澳培训考察期间，培训班一行每到一地，随处都能看到蓝天、白云、碧水和绿地，感受到当地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亲善和合的气息。四是坚持开展公民环保教育。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始终把环保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公民教育全过程，从小培养未成年人爱护大自然、保护生态，不影响他人，不妨碍社会的良好行为习惯;利用社区组织、语言学校和民间团体指导帮助新移民了解掌握法律法规、风土人情、公共道德准则，使他们尽快融入社会。考察所到之处深感市民环保意识强。人人能自觉分捡收集垃圾、分类定点投放;上街购物能自觉使用布质、纸质等环保型包装物和可降解塑料袋;在室外、公园等公共场所吃完水果、食物后会自觉打理干净;公共设施干净整洁，鲜有损坏丢失。市民遛狗也是一景，主人随身带着塑料袋，随手拎走狗的粪便丢到垃圾桶内。
(三)注重以人为本。
“一切为了人”是城市发展的目的。澳大利亚城市的显著特点是享受自然、回馈自然。城市人口密度低，除了市中心矗立高楼外，其他都以两层以下建筑为主，风格统一，并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政府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个环节，都能把民众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去考量，切实做到了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2011年，澳大利亚全国人均寿命达到81岁以上，位列全球第二位。
一是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设计建设上，非常注重人性化。
澳大利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行标准化、规范化。市区没有奢华建筑，没有豪华的亮化设施，规定办公场所、写字楼灯火彻夜不息，形成了比较柔和的亮化风格。公园、广场基本上都是绿地和树木，民众可以很方便地接近绿地，坐在上面休憩。全国大约有1.3万个公共厕所，全免费使用，厕纸、洗手液、烘干器等一应俱全;高速公路外50米范围内有人居住，必设立隔音墙;城市主干道路一般都设有机动车专用道、自行车道、人行道、健身道、轮椅无障碍通道，间隔300-500米就规划建设有立体停车楼，极大的方便了市民出行。对残疾人的尊重和关爱更让人敬佩，从红绿灯指示杆的导盲发音器，公交车台阶的升降器到专门的通道，洗手间等都充分考虑到了这个特殊群体的需要。又如，墨尔本战争纪念塔周边建筑物高度限制为30米以下，一律不得高于纪念塔，充分体现出人们对英雄的敬仰和对亡者的尊重。这充分体现了“人”在城市中的主导地位和“物”的从属地位，
二是在政府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视民众参与。
城市规划编制过程、成果、实施完全公开，任何公民都可发表自己的见解。城市规划的重大项目和工程都在互联网上公示和投票，征求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争取社会各界方方面面最广大人群的理解和支持。墨尔本某医院计划在城市过街天桥上设置大型霓虹灯广告牌，设计方案拿出之后，政府出面召开听证会议，广泛征求周边民众意见，多数民众以“易产生光污染”为由，否决了该方案。
三是在城市街区布局与功能设置上，充分尊重民俗，满足民愿。
澳大利亚为移民国家，公民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各不相同，在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视多元文化的融合。墨尔本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尽可能满足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生活习性和文化追求，规划建设了唐人街、意大利街、阿拉伯人民住区和嘻皮士街等街区，充分彰显出了多元文化特色。悉尼充分考虑老年人生活困难、精神孤独的实际，专为老年人规划建造了一室户和两室户的高层公寓，并为每3户配一台公用洗衣机和一台烘干机，每户室内配有紧急电话直通底层活动室，室外有草坪、喷泉等，环境优美，满足了老年群体的需求。
(四)注重市场化运用。
引入市场机制是城市管理的重要手段。澳大利亚是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类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是政府的主要支出。多年来，澳大利亚进行了以“再造公共部门”为主要内容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市场开放，引入竞争机制。政府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建设、运营城市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吸引私营企业参与。垃圾处理场全面推向市场，每年地方政府只按总预算费用一次性付费，垃圾处理场建设、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和再利用由企业具体实施。
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通过签订合同，由私营保洁公司承担，每三年重新进行一次招标。经营城市是澳大利亚的一大特色。享有“文化之都”的墨尔本，深度挖掘城市文化内涵，用文化元素提升城市影响力，通过市场化运作，每年不间断地举办各种电影节、美食节、时装节、音乐会、国际花展等重大节庆活动和澳网公开赛、一级方程式车赛等令人激动的大型体育赛事，使鲜明的城市文化元素转化为资源优势，直接拉动了城市旅游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五)注重市民素质提升。
高素质的市民是城市文明的基础。澳大利亚健全的法制环境和高质量的教育，造就了高素质的市民。市民在搭乘交通工具、公共场合、文明礼貌、环境卫生等方面有违反规定的行为，都会被处以重罚，更主要地是这些处罚还事关公民诚信，如果公民有了诚信污点，那么其在以后的就学、就业、信贷、创业方面就会举步维艰。市民普遍能自觉坚守行为准则和言语准则，与人相处和谐而优雅，公众场合没有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街道、公园也不曾见乱写乱画、乱摆乱放的现象;城市交通有序，行人穿行街道都自觉走“斑马线”，没有乱穿马路的现象，车辆遇有行人时都会停下来，超市购物、游园时都自觉排队，没有拥挤插队的现象。
总体上来看，澳大利亚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积累的许多成功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由于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澳大利亚城市扁平化发展、住房低容积率等做法，需要我们从我国国情出发注意加以克服。
三、几点建议
在澳大利亚20多天的考察学习，我们深深地认识到，科学长远的规划是城市建设的根本、更是引领城市发展的灵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竞争力的核心内容、更是人类幸福生活的理想家园。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当按照“适度拉大城市框架、着力完善城市功能、不断提升城市品位”的城市发展思路，进一步解放思想，强化“五个理念”，稳步推进城市健康、快速发展，打造宜居、宜业城市，努力形成竞争优势，促进可持续发展。
一是强化规划立市理念。
规划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是城市建设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要超前、科学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与长远、需要与可能、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传承等关系，注重规划的前瞻性;严格规划编制和修编的法定程序，把住规划编制、变更和实施和各个关口，增强规划的权威性;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势落差建特色建筑，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二是强化生态为先理念。
环境是最稀缺的资源，生态是最宝贵的财富。实施“生态立市”战略，巩固提升“省级卫生城市”创建成果，扎实推进“省级环保模范城市”和“省级园林城市”创建。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化的水平和档次，着力形成绿树环绕、鲜花满城的城市灵动空间，塑造独具特色的城市风格。加大渭河综合整治力度，以河堤修筑加固为契机，实施渭河绿色长廊建设，做好绿色生态文章。扎实开展节能减排。以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为抓手，加快企业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深入推进农村垃圾规范化治理，完善污水、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加强运行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倡导低碳生活，鼓励文明、绿色消费，使城乡居民养成节能节水节材的良好习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优调强产业结构，着力发展绿色经济。
三是强化以人为本理念。
“人”是城市的主导，“物”是城市的从属。在城市设计上应更加注重人性化、体现人文关怀。科学布局工业园区与商业区、居住区，最大限度避免工业、商业服务业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特别是规划布局好我市的化工工业园区，避免影响群众生活;增加主城区次干道和小街巷数量，形成城市交通“微循环”;规划实施一批停车场，缓解城市静态交通拥堵问题;注重城市基础设施、服务设施规划设计，留出更多休闲场所，科学合理搭配城市功能，营造舒适、舒心的城市生活环境。
四是强化市场经营理念。
创新思维，以城聚财、以城养城、以城兴城。对凡具有商品属性的城市基础建设项目，尽可能开放经营。充分发挥财政投入的导向、示范和催化作用，引导吸收社会资金投向;通过公开拍卖公共服务设施的经营权、使用权、冠名权和广告权，吸引企业、社会团体、个人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好城市融资平台作用，采取项目打捆方式推向市场，争取银行支持，扩大城市化建设信贷总量。
赴国外考察报告篇3
一、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的基本情况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创办于1963年，原为成都市48中，1993年更名为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2002年改制为国有民办的股份外语特色学校；位于成都市一环路北一段134号，占地近60亩。该校现有64个教学班，328位教职工，在校初高中生3000多人。
学校的办学思想是：“教育的本质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努力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提出学校的办学目标是：努力把该校办成“高质量、有特色、能示范、国际化的全国著名外语特色学校”；学校教学的主要特色是“以外语为特长，体现人文精神；以母语为基础，增强主体信心；以数学为重点，突出理科思维”；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业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全面，既具外语特长，又具理科思维的创新型、国际型的优秀中学生”；学校积极倡导“校以育人为本，师以敬业为乐，生以成才为志”的良好风气。
成都实外师资队伍力量雄厚，通过培养和引进的方式实施“名师工程”，几年来，引进和吸收了86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和优秀大学生，仅数学一科就有3名省级重点中学的副校长前来担任普通教师，现有特级教师5人，高级教师40多人，省市优秀教师14人。学校已经建立起一支由教育专家、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优秀青年教师组成的、结构合理、素质较高、敬业奉献、能力较强、爱岗敬业的教师队伍。学校全面实行全员分级聘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实现了管理工作规范化，建立起奖惩激励机制。在用人机制上，明确了“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对教师进行三个层面的考核：第一量标，教师既是教育工作者，又是教书育人的服务者，教师必须得到学生的拥护，由学生对任课教师进行评价，评价不好撤换下来；第二量标，由教研组进行随堂听课，检查教学常规，从业务角度进行过程管理，确保质量；第三量标，用学生毕业的综合成绩来衡量老师的教学工作业绩。学校还十分注重对教师的业务培训，学习先进的课堂教学观，发展自身素质，严谨教风，力争实现好的课堂学习效果。正是有了这样优秀的教师队伍，实验外国语学校才年年捷报频传，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人民日报》2003年5月19日还以“新机制铸就优秀教师队伍”为题全面报道了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华西都市报》2003年7月2日以“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五年三个省‘状元’”为题报道了学校连续取得高考优异成绩的“秘密”。
学校教育教学成果显著，高考始终保持100%的本科上线率，90%以上的重点率，六年内四届高考文科“状元”（1999年的余静阑以649分，2000年刘洋洋以635分、2003年刘梦羽以659分、2004年江伟丽分别取得四川省文科第一名）。初中中考也连年名列成都市前茅。
学校重视教育科研工作，构建“三主体三层次”教科研体系，即全体教师教改实验层面的实践操作、教研组教改专题研究层面的问题解决操作、教科研中心科研骨干的指导管理和课题总结操作，实现了三主体多向互动，三层次协调共进的良性运作，促进教科研工作向深层次发展，取得了较佳的效果。其部级课题《外国语学校外语教学改革与办学特色研究》即将结题，成果之一—初高中《实验英语辅助教材》已编写完成并出版，深受欢迎；其省级课题《中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研究》也取得阶段性成果。教科研工作的有效开展为学校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学校致力于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先后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日本宫崎产业经营大学、德国兰德胡尔曼中学、美国艾克塞西亚学校等建立了姊妹学校关系，并定期派教师、学生进行交流互访。
二、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一）政府高度重视，为外国语学校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成都市人民政府对外国语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积极支持和鼓励，他们认为：建设和培植优质的外国语学校是提高市民素质、城市品位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城市竞争力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的重要保证。因此，他们从政策、土地、资金、人才等方面扶持国语学校，为外国语学校的发展创设良好的条件 ，如出台《外国语学校引进优秀教师的意见》、《民办学校教师管理规定》等，鼓励外国语学校从全国各地引进优秀教师，将民办学校确定为事业单位，让民办学校的教师享受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的社会保障地位。
（二）教育主管部门给予外国语学校特殊的待遇
由于外国语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与普通中学存在差异性，教育主管部门必须从招生、考试、业务管理上给予特殊的待遇，以确保外国语学校的生源素质，促进外国语学校健康发展，成都市教育局采取了以下做法：
1、允许外国语学校单独组织考试、提前招生，选拔适合学习外语的学生。在初中招生时，准许外国语学校对学生进行素质测试和语言学习模拟测试，比其它学校提前招生；在中考时单独命题，提高英语学科的考试容量和难度，作为提前批，单独进行划线录取。
2、实行保送制度，允许本校优秀学生直升高中。为使学生的英语能力得到连续、系统的培养，使外国语学校的特色得以持续巩固和发展，在尊重学生意愿的前提下，允许外国语学校保送一定比例的学生，直接进入高中部学习。
3、组织开展对外合作交流活动，与国外大学、中学建立姐妹学校，组织师生进行交流互访。
（三）董事会确保校长能够充分的行使职权，真正落实校长的办学思想
1、在选拔优秀校长、达成学校发展规划后，充分信任校长，赋予校长自主管理权，让校长自主组阁、自主选聘教职工、自主实施品牌建设策略，董事会对校长工作每年进行一次考核。
2、实行弹性经费承包管理制度。董事会以某一学年度的经费支出为基础，核算生均费用、师均工资，然后按（新学年学生数*生均经费+教职工数*师均工资）*年递增百分比的公式预算经费包干额，由校长包干使用，学校按月开支计划向董事会申拔经费，董事会每年对学校的支付进行一次结算和审计。
（四）学校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建立开放创新的办学模式、实施发展潜能的教育策略
1、以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为核心，给教师和学生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实现教师和学生最大和最好的发展可能。
2、突出外语特色，增开外语早晚课，加强学生外语实践锻炼；进行教材改革，使用多种教材，以适应不同年级学生发展的需要；进行教学改革，采用小班教学组织形式，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引导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实际语言训练。
3、通过培养和引进的方式实施“名师工程”，引进和吸收中青年骨干教师和优秀大学生。运用学校的品牌、领导班子的人格魅力、优厚的待遇引进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短、平、快”地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较高、敬业奉献、能力较强、爱岗敬业的教师队伍；外语学科教师着重吸收优秀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并进行校本培养，使之成为高素质、强能力、有特色、能示范的适应外国语学校需要的外语教师。
三、促进外国语学校发展的几点建议
1、市政府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规定，出台相应的规章，确定民办学校的事业单位性质，让民办学校教师享有与公办教师同等的社会保障地位，打破公、民办学校教师流动的壁垒，促进教师合理、有序流动，形成公、民办学校平等竞争格局。
2、市教育局要充分考虑外国语学校的特殊性，确立将泉州外国语中学办成全省乃至全国名校的策略，在招生、招师、业务指导和管理上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
a、允许我校单独组织测试、面向全市提前招收适合外语学习的小学毕业生。
赴国外考察报告篇4
关于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的考察报告xx同志于x年x月x日，经支部大会讨论表决，被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至今已满一年。一年当中，xx同志能否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在政治、思想、工作和学习上的进步和提高；参加组织生活、遵守党的纪律、缴纳党费的情况；还存在哪些缺点和不足，
电力局关于党建工作的考察报告为了提高我局思想政治工作水准，由局党办主任××、副主任××、企业文化专责××、新闻专责××4人组成的学习考察组，利用2月21日——23日3天时间，重点对××电业局和××电业局的党建、思想政治、文明创建、企业文化、新闻宣传和团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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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报告：考察建筑渣土管理考察报告2月28日～3月4日，由城市管理局、市环卫处、城管支队组成一个考察团一行9人赴宁波市、镇江市、南京市，学习考察3城市的建筑垃圾管理情况。
市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现状与对策研究企业反腐倡廉，是全社会反腐倡廉工作的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加强企业反腐倡廉工作，对优化企业自身结构，提升内在竞争力，推动区域性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增长，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男，1951年6月出生，汉族，××人，1973年8月参加工作，1975年8月入党，在职大专，1985年8月××师专函授中文专业毕业，现任××劳动人事局副局长。
关于赴衡水、临沂学习考察的报告5月5日至9日，我们一行9人，到河北衡水市桃城区、山东临沂市兰山区，就村庄联建工作进行了学习考察。事前我们把考察内容与对方进行了沟通，并请对方安排建设、土地、规划、镇、村有关人员一起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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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资源考察报告长白山资源考察报告 伴着美丽的朝阳，携着激动的心情，踏上梦想中的旅游巴车，我们开始了长白上的旅游资源考察，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到了目的地，开始了我们的一个新的行程——漂流，漂流过后我们开始了新的旅途，蹬长白山，那种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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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考察报告范文4篇本文目录学习考察报告范文高新区学科带头人赴杭州学习考察报告语文阅读教学学习考察报告中等职业学校学习考察报告8月1日至8月3日，在县长、县城六大片区建设总指挥的带领下，总指挥部办公室、各片区正副指挥长、办公室主任和开发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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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国外考察报告篇5
1、第一季度召开区政协六届四次全会，完成会议各项任务；协商决定区政协20__年常委会、专委会、委员活动组的工作安排。（1月）
2、第二季度组织常委视察__新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5月）
3、第三季度组织常委视察__新区功能园区建设情况。（9月）
4、第四季度召开常委会，听取区政府关于政协提案办理情况通报；讨论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筹备情况；审议通过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有关事宜。（12月）
5、召开区经济形势通报会，组织常委、委员听取管委会领导通报我区上半年经济形势。（7月）
二、专委会（办公室）工作要点：
提案委员会工作要点
1、搞好区政协六届四次全会以来提案的整理、交办和督办工作。筛选重点提案，处理好没有立案的提案。
2、配合__新区“两委办”搞一次承办单位领导和专干培训会。
3、搞好三次提案督办活动。会同__新区“两委办”督查处召开一次部分提案承办单位汇报会，搞一次重点提案办理视察活动，开展一次对“b”类提案(列入计划拟解决的提案)进行督办的活动。
4、对我区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建设情况进行一次专题调研。（6月）
5、做好六届五次全会的提案征集工作，面向社会征集提案线索。
6、协调__新区“两委办”督查处搞好20__年提案办理情况通报会的准备工作。
7、年底做好优秀提案评选工作和提案工作报告、优秀提案选编等会议材料的撰写工作。
8、进一步充实网上提交提案的各项功能，为政协委员提出提案提供更加便捷的途径。
9、做好新一轮政协民主监督员的选聘工作，选择两个政府职能部门开展民主监督活动。
10、完成《社情民意》的编写任务。
经济科技委员会工作要点
1、协调、指导所联系的活动组制定并落实全年活动计划。
2、针对新区提出的“一产精、二产强、三产优”的产业结构发展目标，上半年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对优化新区产业结构，促进新区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进行调研，6月底前形成调研报告。
3、承办区政协常委会视察新区功能园区建设情况活动，9月底前形成视察报告。
4、组织部分委员视察新区海洋牧场建设情况，7月底前形成视察报告。
5、坚持走访委员活动，加强与委员的联系与交流。年内对新委员进行一次普遍走访。
6、加强对所负责指导、联系的各活动组“双优”评选工作的日常考核。
7、完成《社情民意》编写任务，做好《政协简报》的信息采集和提供工作。
文教法制委员会工作要点
1、负责协调、指导所联系的活动组制定并落实全年活动计划。
2、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对__新区基督教活动情况进行专题调研，9月底前形成调研报告。
3、承办区政协常委会“关于__新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视察活动。
4、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对__新区创建“全国安全社区”情况开展专题视察活动，8月底前形成视察报告。
5、加强与政协委员的联系与交流，走访所负责指导、联系的活动组的__协委员。
6、在教师节前夕，组织召开政协委员中教师委员座谈会。
7、加强对所负责指导、联系的各活动组 “双优”评选工作的日常考核。
8、完成《社情民意》编写任务，做好《政协简报》的信息采集和提供。
办公室工作要点
1、牵头办好《政协简报》。认真做好区政协简报内容的采编和印发工作，使广大政协委员及时地掌握区政协工作动态，推动各委员活动组的工作。
2、做好《社情民意》专刊的牵头和服务工作。按主席办公会议的意见，《社情民意》继续由各专委会轮流承办，办公室在负责做好编辑、印送工作的同时，完成编写任务。
3、做好区政协信息反映工作，及时宣传我区政协工作情况。
4、负责《__年鉴》（20__卷）“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编撰上报。
5、完成“关于我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情况”的调研，于10月底前形成调研报告。
6、做好政协机关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保证政协工作的协调、正常运行。
三、各委员活动组活动计划
工业一组：
1、视察__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调研新区石化产业发展状况。（3月）
2、参观__跨海大桥工程建设现场、视察东芝__有限公司，了解外资
企业管理及发展情况。（5月）
3、视察金港集团，了解湾里街道经济发展情况。（7月） 工业二组：
1、定期走访本组委员企业，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召开座谈会，形成全区中小企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2、对新区重点项目进行视察，了解和掌握新区项目建设的发展现状及进展情况。（4、8月）
3、赴外地对民营企业发展情况进行考察。（9月）
农业组：
1、视察凯富隆蘑菇生产基地、__迪辉农业生态园，了解新区现代农业发展状况。（5月）
2、考察新区及周边地区海洋牧场建设情况。（8月）
3、赴先进地区考察休闲农业、农业产业现代化建设情况。（9月）
科技组：
1、赴外地考察生态园林城区建设情况。（4月）
2、定期视察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
3、对新区信息产业发展进行调研。（8月）
服务业一组：
1、赴外地考察旅游服务业发展情况。（2月）
2、视察新区旅游景区休闲旅游规划建设情况。（6月）
3、视察新区现代服务业区发展情况。（10月）
服务业二组：
1、举办服务业相关知识培训。（3月）
2、视察新区服务业先进典型企业。（5、7、9月）
3、考察服务业发达地区发展情况。（10月）
城建一组：
1、春节前走访贫困户，开展扶贫帮困活动。（1月）
2、视察金石滩规划建设、杏树渔港建设情况。（6月）
3、赴外地考察民营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规划。（9月）
城建二组：
1、对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状况进行视察（5月）
2、对新区房地产业和重点企业进行视察调研。（7月）
3、考察外地城市先进的城市建设管理经验。（9月）
教育组：
1、视察__新区__枫叶学校、__模特艺术学校办学情况。（4月）
2、赴先进地区考察学校管理的先进经验。（8月）
3、调研__新区学校特色建设情况。（10月）
文化组：
1、视察__新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5月）
2、赴先进地区考察文化产业的国学保护情况。（7月）
3、调研__新区网吧经营管理情况。（10月）
医药卫生组：
1、赴外地考察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先进经验。（5月）
2、视察__新区相关医疗机构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情况。（7月）
3、调研__新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现状。（8月）
政法组：
1、赴外地学习考察综合治理先进经验。（4月）
2、视察__新区创建“全国安全社区”活动开展情况。（8月）
3、调研__新区部分街道中小企业对提供法律法规援助的需求情况。（9月）
机关群团组：
1、赴外地考察残疾人事业建设情况。（4月）
2、“助残日”前夕对新区残疾人工作进行视察（5月）。
3、视察__新区园区与街道实施一体化管理工作情况。（8月）
4、调研__新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及促进农民增收情况。（10月）
民族宗教组
1、赴外地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3月）
2、赴鞍山市考察宗教场所管理情况。（5月）
3、视察__新区宗教场所及活动情况。（6月）
4、调研__新区基督教活动情况。（9月）
派组
赴国外考察报告篇6
阅读是拓展我们教育国际视野的主渠道之一。我国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等主编的《国际教育新理念》、陶西平先生主编的《基础教育国际化丛书》、钟启泉教授等主编的《现代日本教育课程改革》、冯增俊教授主编的一套《新世纪国际基础教育丛书》、范国睿教授主译的《教育管理学――理论・研究・实践》等都是提升我们教育国际化眼光的必备书目。
近年来，海外的华人学者在推介国外教育方面也非常活跃，旅居美国的学者薛涌著有《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等著作，在国内曾任中学教师后又赴美从事中学教育的王文女士著有《零距离美国课堂》，旅居日本的唐辛子女士在《羊城晚报》开辟有专门介绍日本基础教育的专栏，这些海外华人学者的书籍与博文为我们提供了他们观察国外教育的视角，值得我们去研读。
浏览比较教育类的期刊，为我们走近国外教育打开了另一扇门。《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外国中小学教育》《世界教育信息》《上海教育・环球时讯》《中国教育报》的“环球周刊”等报刊无疑拉近了我们了解国外教育的距离，这些报刊各具特色，大都涉及外国教育思想、理论与思潮、改革前沿动态等，开卷有益。
浏览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教育部官方网站及世界主流媒体网站中的教育专栏，是我们t望国外教育的主要窗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世界经合组织（OECD）等官方网站时常一些世界教育政策走向文件、公告一些发达国家教育发展权威数据对比分析报告，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它们为我们思考自身的教育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教育部官方网站，是我们了解这些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信息源。
这里要特别推介部分世界主要媒体有关教育类的网站，它们值得我们每天花点时间上去逛逛，主要有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教育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的卫报、独立报和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和世界日报;澳大利亚的悉尼晨报;加拿大的环球邮报等。
二、从短期考察、短期培训中获得国外教育第一手资料
如今，我国每年都派出不少各级教育行政官员、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中小学骨干教师赴先进发达国家做短期考察或参加短期培训。虽然考察与培训时间短暂，也许只能走马观花式地了解到这些国家教育的皮毛，但我们还是要边行边思，不能只满足于眼看耳听，还需要及时地把观察到的国外教育的特色以考察报告、教育随笔等形式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后与同行分享。
朱永新教授因工作关系到过不少国家考察教育，在考察过程中他把所看到的点滴都做了分门别类的记载，出版了《外国教育观察》一书。北京师范大学郭华教授带领教育家书院首批兼职研究员曾对美国教育进行考察，回国后出版了《差异，差距――中国校长美国考察笔记》。
北京十一学校李希贵校长、广州市南武中学陈祥春校长在考察中做有心人，他们在考察完美国教育后分别出版了《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和《中美基础教育名校行思录》，这两本书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美国教育并做出了他们自己对美国教育的思考。
2010年底唐彩斌、张颖等老师有幸参加了我国教育部组织的首期14名中小学和高校骨干教师赴英国里丁大学教育学院接受培训，受训之余，他们深入英格兰中小学进行观察、学习、交流，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零距离英国教育》一书，作者基于对英国基础教育细致入微的观察，全方位地解读了英国基础教育。
1997至1999年，笔者有幸被教育部公派留日研修，近些年来又数次赴日本中小学考察交流，把在日学习与考察日本中小学所闻所感，编写成了《亲历日本教育：一位留日教师的点墨走笔》一书，即将出版。此书将为那些意欲了解当下日本基础教育改革的教育管理者和一线教师提供别样的视角。
三、在扮演“影子校长”角色中体验与感悟国外教育
近些年，我国一些教育行政部门为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面向未来的中小学校长“领军人物”，分批选派部分骨干中小学校长至发达国家进行“跟岗”交流学习。
2008年5至6月，上海市教委推出了“上海――加利福尼亚影子校长项目”，派出了以上海建平中学前校长程红兵领衔的一行10人，赴加州不同的中小学及幼儿园当“影子校长”，历时35天。
这十位校长、园长沉浸加州期间，眼观美国校长高超的管理艺术，目睹美国学生绚丽多彩的校园生活，饱览令人眩晕的课程设置，加之他们与美国人同住同吃（HomeStay），这样零距离地与美国教育接触，加深了他们对美国教育的理解。程红兵校长回国后发表了一系列探讨美国教育的文章，展现了他眼中真实的美国教育图景。一同扮演“影子校长”的上海控江中学张群校长出版了《美国高中教育掠影》，全面呈现了他对美国教育的体验与感悟。
赴国外考察报告篇7
战罪审判与重建法制
恢复和重建的步伐从1943年就开始了。这年的元旦节，国民政府了年度施政大计，试图从内政、外交、交通等十个方面为战后复员做准备。由谢冠生担任部长的司法行政部，也拟订了4个方面的具体计划，包括司法复员工作计划、恢复法院计划、恢复监所计划、储备司法人员计划等，试图从4个方面来就恢复和重建法制。
作为复员计划的一部分，司法行政部首先将壁山和重庆两个地方法院改组为“实验地方法院”，并将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改由司法行政部直辖，重庆地方法院的行政事务也由四川高一分院程部核办。与此同时，还将四川高一分院和重庆地方法院的院长、首席检察官都由荐任升级为简任。在人事上，调倪征燠担任改组后的重庆地方法院院长。
1944年11月24日，美国国务卿派海尔密克访华，开启中美双方司法考察互访之门。海尔密克是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曾任美国在华租界法院院长，并在东吴法学院执教。11月29日，海氏飞抵重庆，在时任司法行政部参事的倪征燠的陪同下，赴重庆地方实验法院参观，并拜访了立法院院长孙科。1945年2月海尔密克离华前，对中国司法行政制度提出几点建议，如加强律师参与、建立巡回审判制度、废止自诉等。
二战胜利前夕，同盟国在伦敦组织了调查战罪委员会，设远东分会于中国重庆，王宠惠代表中国出任委员。与此相对应，在行政院设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负责战犯罪证调查工作。1945年5月改隶司法行政部后，谢冠生指派刑事司司长杨兆龙兼掌其事，倪征燠佐之。杨兆龙还奉命起草了《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作为审判日本战犯和汉奸的法规。当时，战犯罪行调查工作由各地司法机关进行初步调查与审核后，呈杨兆龙核定，最后经外交部转送同盟国调查战罪委员会远东分会审查，作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10个城市的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汉奸的证据。
在国民政府司法院，司法复员工作亦如火如荼。1945年2月22日，国民政府司法院成立了“讨论战后法规特种委员会”，由洪文澜、倪征燠等人担任委员，进行战后民刑事法规的整理工作。
海尔密克返美后，很快来函邀请中方派员回访。资源委员会提供出国考察经费。谢冠生遂派遣倪征燠于1945年7月起，以司法行政部参事身份访美一年，考察美国工商法规与司法制度。
在国内，希望邀请庞德担任司法行政部顾问已成为共识。这既缘于庞德在国际法学界的地位和实力，更缘于其在中国众多地位显赫的学生，当然还有他即将从哈佛法学院院长任上退休后时间上的可能。曾留学哈佛法学院的刑事司司长杨兆龙于1945年10月28日写信给庞德，“当前司法行政部面临的大事是立法和司法体系的重建和合理化。谢博士和我近年来经常谈起您，我们一致认为您最有能力帮助我们完成这件大事。……考虑到您年事已高以及您在美国的重要地位，在做此邀请前我们当然也曾犹豫不决。但您对中国以及中国学生的同情以及您过去对法律改革的执著让我们坚信：您一定会做出对我们最有利的决定。”这是杨兆龙代表司法行政部，正式邀请庞德担任顾问。
1946年1月，倪征燠赴哈佛大学法学院，亲自邀请庞德来华。可能是这次邀请打动了庞德。从庞德、杨兆龙来往信件可以看出，到2月中旬，国内司法行政部已经拿到行政院的批准文件，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专门在2月15日给庞德发电报，确认了聘请庞德担任顾问的事实。
2月19日，杨兆龙写信给庞德，言及“由于需要使用中文名字，我们斗胆为您选了一个由两个汉字组成的名字，发音与您的姓相似，意为‘崇高的美德’或‘伟大的人格’”，并委托庞德列出需够资料的清单。庞德对这个中文名字非常喜欢，在稍后的回信中告诉杨兆龙，“非常感激你们为我取了个中国名字，但想要名副其实恐怕真的不容易啊！”
庞德来华
事实上，早在1935年、1937年，庞德就两度以私人身份访华，访问了上海、南京以及香港。尤其1937年访问时，在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的陪同下，先后前往法官训练所、中央大学做了“司法之功能”和“法律的理想运动”的学术演讲。
1946年6月28日，庞德夫妇抵沪。在上海逗留的两天内，庞德在杨兆龙的陪同下，出席了哈佛同学会、法院首长及学术团体的宴请，并拜访了王宠惠、孙科、孔祥熙、吴经熊等任。6月30日，庞德在杨兆龙的陪同下赴南京司法行政部。7月1日下午，谢冠生部长为庞德举行了欢迎茶会。
整个七月，庞德、杨兆龙都潜心于法制重建的准备上。在杨兆龙的协助下，庞德先就民、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进行了研究。庞德对中国当时施行大陆法系、法典化和法律思想作出肯定性的评价，期望中国自信地在最短时间内创造出合乎国情的法律制度。庞德还提议中国方面聚集专家，合力完成一套专门用来解释中国法律的巨著。
8月7日，庞德草拟完成了创设“中国法学中心”的计划纲要，建议中国成立研究中国法律的中心组织，并首先准备中国法通典的编纂。庞德在致谢冠生的信中指出，“这将是统一中国法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且可能是对于中国司法所能做的最有用的一件事”。
8月20日左右，庞德又提交了《关于中国法律教育问题之初步报告》。司法行政部根据其建议，曾决定邀请国内法学专家编纂一套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法律教科书，以利于培养法律人才。这项工作名义上由谢冠生主持，实际上由与庞德与杨兆龙一道合作来进行。
9月4日起连续三天，庞德应教育部与司法行政部的邀请，在南京国民大会堂二楼作学术演讲。首场讲题为《法律与法学家——法律与法学家在现代国家之地位》。第二场演讲在香铺营文化戏院举行，讲题为《法院组织与法律秩序》。第三场演讲讲题为《法学思想与法律秩序》，除了第二场演讲由倪征燠翻译外，其它两场演讲均由杨兆龙任翻译。
考察欧美
1946年9月18日，庞德返回美国处理哈佛法学院院务。返美后的庞德顾问除了执教外，专心准备了中国司法复员与司法改革的各项计划。
是年11月，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组织中国司法代表团，任命杨兆龙为团长率团赴美，与先期返美的庞德会合。杨兆龙此行任务繁重，一方面为了协助庞德继续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为了考察近十余年来欧美各国法制的变迁，尤其是战后有关法制的重要设施；此外，还要顺便宣传中国近年来法制改革的情形，尽可能减少欧美人士对于中国法制的误解。临行前，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委托杨兆龙代为考察欧美各国的法律教育，并搜集各国法律教育资料。其他方面嘱托杨兆龙代为搜集有关宪法事实各项法规如选举法等的资料。
1946年底，国民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国宪法。杨兆龙在九、十月间，通过信件征求了庞德对中国宪法草案的意见。庞德为此专门撰文在美国《波士顿航讯》发表。杨兆龙将此译成中文，登载于12月13日《中央日报》，该报称“世界法学权威美国哈佛大学庞德教授最近发表长约两万字余言之论文，对中国今后制宪应注意之基本原则以历史的、比较的方法及社会法的实用哲学的眼光详加论列，颇引起美国人士之注意。”
从庞德、杨兆龙通信看，杨兆龙是在1947年1月初离开中国的。1947年1月30日，杨兆龙抵达美国。抵美后，杨兆龙主要在哈佛协助庞德草拟法学巨著计划大纲，同时为欧美各国司法考察做准备。此外，杨兆龙还参观了美国的部分法院和监所，应依阿华、印第安纳、范德别尔脱等七所大学之邀，讲授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制改革、中国现代法之精神及中国宪法等问题。除了法学方面演讲外，杨兆龙还应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对外关系协会等团体之邀请，讲述“中美关系之将来”、“中国政治建设及社会之动向”等问题，论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双方今后的努力方向，驳斥了美国甚嚣尘上的中国反美运动谣言。
是年6月，杨兆龙接到国际刑法学会通知，被选为该会总会理事并被指定为中国分会的筹备人和会长。杨兆龙遂准备参加该会，并顺道考察欧洲法制变迁。行前的6月12日，庞德特意分别给英国剑桥大学的温菲尔德、格特里奇、霍兰、牛津大学的古德哈特、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温格、荷兰海牙的尼杰霍夫、意大利罗马Vecchio等教授和伦敦伊斯克检察长一一写了推荐信，引荐杨兆龙，称杨兆龙“是一位非常有涵养的绅士，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法学家”。
杨兆龙于6月20日抵达伦敦。在伦敦杨兆龙主要拜访了拜访了联合国战罪委员会主席，并参加了战罪审查会，该会“对于中国去年公布施行之《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甚为满意，认为与该会政策及国际法之最近发展不谋而合”。由于不得不立马赶往巴黎，他未能前往拜访牛津、剑桥的教授们，在给庞德的信中引以为憾。
6月27日，杨兆龙乘火车抵达法国巴黎。在法国的司法行政部访问两天后，杨兆龙将剩下的时间主要用来购买资料，并联系了一些教授和朋友。在巴黎，杨兆龙跟一个经营古法律书的书商取得了联系，他将会尽可能地帮助收集书籍。
7月9日，杨兆龙乘飞机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我国首席代表身份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统一刑法学会第8届大会。杨兆龙在给庞德7月7日的信中表示，“之后，我可能会参加另一个关于战争犯罪的国际会议。于7月28日举行的日内瓦和平法国际会议也邀请我去参加。但我仍未决定是否要去。”
此后，杨兆龙便赴德国柏林考察欧洲法制变迁和盟国管制，在此期间接到通知，以政府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刑法学会于1947年7月底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五届大会，在该会上杨兆龙当选副会长。是年8月21日《东南日报》报道称“杨氏在会议中之演讲，甚为各方所推崇”。
8月初，杨兆龙赴意大利，由意大利转道巴黎、伦敦返回美国。返美后，杨兆龙把所搜集到的各国法制资料及特殊问题研究，协同庞德拟定了“法典诠释委员会”详细计划，准备组织七八个人组成委员会，编纂系统的中国法制巨著七册，每册1200页，以解决学术上的争议。
1947年的司法行政检讨会议
1947年9月20日，杨兆龙偕庞德夫妇一道乘机离美，于9月22日抵沪。
是年11月5日至10日，司法行政部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司法行政检讨会议。这是继1935年的司法行政检讨会议之后，再次专门就司法行政进行总结的会议，参加会议者共有112人，主要有中央及地方全国司法行政系统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大会共收到了596个提案，涉及中国司法行政各个方面的问题。
该会议成了庞德、杨兆龙师徒上演“二人转”的舞台。11月5日下午，庞德做了题为《近代司法的问题》的专题报告，由杨兆龙担任翻译。11月6日上午，杨兆龙又在会议上做了《出国考察及参加国际会议之经历》。从会议议事日程安排上看，庞德、杨兆龙以及倪征燠报告的次第安排，显示出了司法行政部对这些报告的重视。
在会议期间，杨兆龙与庞德联名提交三项议案：《请确定简化司法程序之基本原则案》、《关于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的惩戒与赔偿如何实施案》、《关于人民身体自由之保障程序如何实施案》。此外杨兆龙还单独提出了四项议案：《切实研究短期自由刑之存废及替代问题藉收感化之实效以符用刑之目的案》、《通盘研究幼年犯问题以便修订补充现行制度案》、《建议请于司法行政部及各省高等法院增设无线电台以增加行政效率案》和《尽量沟通民刑诉讼以适合国情树立司法威信案》。这些提案大都获得了会议通过，并交由职能部门办理。
是年12月15日、17日、19日，庞德在杨兆龙陪同下，到中央大学、政治大学作学术演讲并任翻译。三次讲题分别为《比较法学与历史作为中国法律之基础》、《统一法律解释与适用》、《中国宪法之发展》。12月27日，杨兆龙又陪同庞德至南京孝陵卫法官训练班作学术演讲并任翻译。1948年2月4日，庞德在法律教育委员会会议上作演讲，《欧美各国法律教育之历史及新趋势》，杨兆龙担任翻译。
功亏一篑的司法调查
1948年5月，为了彻底改善法制，司法行政部专门设立了法制研究委员会，从事法制实际调查、法制改革方案研究、重要法学著作编篡等工作。委员会下分设“法学著作编篡委员会”及“司法调查团”。法学教科书的编篡工作由庞德与杨兆龙共同主持，司法调查团由庞德与杨兆龙分任正副团长。
司法调查工作分设五个组进行：第一组调查治安机关及刑事调查与侦察机关；第二组调查刑事诉追及裁判；第三组调查刑罚执行与刑事感化；第四组调查民诉及执行法规适用情形。全团人员配备共20至25人，其中8至10人由司法行政部延聘专家担任，其余人员则由部内人员及部属机关人员调充。当时，暂定调查期限为一年，主要调查京沪、沪杭、浙赣三路及其附近地区为限，以后调查区域，视实际情形逐渐扩充。
1948年6月7日调查正式开始。团长庞德及副团长杨兆龙率第一组赴南京，在南京监狱及南京高院、地院所属监狱看守所进行调查，并赴南京警察厅及所属机关。6月8日，庞德、杨兆龙率二、三、四、五组赴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对两院及监所进行调查；与此同时第一组赴南京警所，调查南京警务与司法之关系。司法调查团在南京调查一周后转至上海。
6月17日，司法调查团在上海举行了分组司法座谈会，下午三时，庞德还在上海高等法院举行了一般综合性座谈会。在沪期间，杨兆龙还陪同庞德去东吴法学院作学术演讲。
6月18日，庞德一行离沪抵杭。19日，司法调查团在杭州调查各司法机关，并出席杭州市律师公会举行的“律师及司法问题”座谈会。在杭州期间，庞德应浙大法学院之邀作学术演讲，由杨兆龙担任翻译。
7月26日司法调查团返回南京。8月1日司法调查团赴江苏省继续调查。结束调查后，即整理调查资料，制作成调查报告，呈送司法行政部作为法制改革的参考。司法调查最后因时局剧变而功亏一篑。
赴国外考察报告篇8
构建新的教育体制，是晚清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与目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朝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成为刷新各省教育体制的关键。为了提高新任提学使对学堂教育的见识，学部组织提学使考察团，赴日本考查学务。这一事件与近代中国制度变革、中日关系都有着重要关系。既往研究中，汪婉的《清末各省提学使の日本教育视察》一文，利用日本方面的资料，重建了提学使在日本的活动行踪及日方接待等史实，勾勒出提学使东游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关晓红从官制改革的角度指出学部此举对其他官制改革的影响与借鉴意义。此外，还有研究者从各自关注的问题论及提学使东游考察活动，但均较少涉及提学使自身对东游的观感和见闻。罾如果说从学政到提学使是清季教育体制上的新旧之变，那么全部是科第出身的第一批提学使，如何认识各省教育体制的变革，及旧学如何在新体制中发挥作用，这些反映在他们东游考察认知中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的价值，以揭示近代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困境。
一、新职任与旧出身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二日(1906年4月25日)，继立停科举、创设学部后，清廷又颁布上谕：裁撤学政，“各省改设提学使司提学使一员，统辖全省学务”，锐意振刷各省地方教育体制。十多天后，学部便奏请遴选各省提学使23人。结果，清廷选出的全都是清一色的科甲旧学出身者，“其中曾任学政者至少7人，直接由学政改为提学使的4人”。这种人事格局与革新教育体制之间似乎不甚协调。如何调适提学使出身经历与新体制的关系，成为清廷内外关注的焦点。清廷为了提高官绅对兴办学堂的认识，早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即规定其须出洋考察学务，尤其是赴日本考察。这与《奏定学堂章程》依日本学制为蓝本密切相关。提学使的设立，要务之一是在各省落实《奏定学堂章程》。因此，学部奏请遴选提学使的同时，即根据《奏定学务纲要》“各省学堂官绅必先出洋考察学务”的规定，以为“提学使司为学堂官绅表率，尤宜亲自出洋……于命下之日，除前经出洋及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可即行赴任外，其余各员应先派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以三个月为期，归国后再行赴任”。奉旨依议。
学部随即联系驻日公使，商议接应提学使考查学务事宜。学部先致电驻日公使杨枢，告知“提学使拟华历六月初在沪会齐东渡，本部派留学生蹇念益、梁志宸、江庸为照料委员，望转致”。五月二十七日，学部又致电驻日公使，告知拟请日本文部省“派员讲教育行政，其大纲有四：一、各国学制及其沿革；二、教育主义及其变迁；三、日本兴学之经验；四、各种科学之性质及其关系”，请其与日本文部省妥商，并请日方“将讲演之法先行预备”。据称，“新简各省提学使，在京供职者只有十人”，…其他各员并不在京。因此，学部原来的设想是提学使一齐到京师后再出洋。
在京各提学使踌躇满志，自觉提升对办理学堂的认识。湖北提学使黄绍箕、江宁提学使陈伯陶等人商议成立三日研究会，以便商榷一切，尤其是“筹议整顿学务之大纲”。除了研究学务之外，他们“拟将京师各学堂遍为参观，事毕方为定期出洋”，于闰四月初二日便“至八旗高等学堂参观一切”，后又考察京师其他学堂。与提学使的活动相匹配，学部也展开部署，安排“提学使等每星期内到学部三次，听讲教育法，此教习为日本人法贵君，约定两月后毕业”。在参观京师各学堂的基础上，学部进一步加强各提学使对教育理论的认识。
不过，提学使赴京的路程远近不一，出洋的日期一再顺延。至闰四月二十日，学部还强调各提学使“其曾经出洋及办理学务有年者，应由臣部查明毋庸出洋。其余各员，在京者均于请训后前往日本：其出差在籍者，应俟奏请陛见钦遵办理后再赴日本”。因此，外界先是传闻各提学使“已定于闰四月初旬，即行展轮东渡”。随之，又“定于闰四月初十日前往日本调查学务”。当在京提学使领得出洋的400元经费后，又“拟自(闰四月)十一日起次第请训，午节前必可东渡”。然而，端午节前出洋的计划再次落空。有鉴于此，学部电告各提学使在上海会齐，然后直接出洋。“查各使之未在京师者，为数尚多，若再陆续来京，深恐耽延时日，致误事机，亟宜束装起程，迅速赴沪，候各员齐集之后，即行同行东瀛考查一切。”㈣于是，在京提学使“定于(五月)念二三日依次请训后，念五日乘早车出京，偕往日本”。最终，以湖北提学使黄绍箕为团长的提学使考察团于六月十五日乘轮东渡，其他如连甲、姚文倬、沈曾植稍晚也从上海东渡出洋。
二、经历与认识
各提学使虽然出身科甲，不乏有过出洋考察经历，或“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学部原定所有提学使“一律赴日本调查学务三个月，以便莅任有所布置”，但奏请提学使出洋时又称“除前经出洋及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可即行赴任外，其余各员应先派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以三个月为期，归国后再行赴任”。如果传闻无误，则可说明学部在各提学使是否需要一律出洋的问题上，态度前后有所调整。外界猜测纷纷：各提学使“除未经办理学务之人非出洋不可，其余可以无须东渡，大约直隶卢提学使，山东连提学使，湖南黄[吴]提学使，均无须出洋”。㈣各提学使的反应也不一致，如山东提学使连甲，本已于闰四月初一日抵任，因“曾在本籍及晋省、东省提倡学务，且通东西文字，本可不必出洋”，而他“仍拟赴东洋一游，再为切实研究”。学部随后明确规定，各提学使中“其曾经出洋及办理学务有年者，应由臣部查明毋庸出洋。”这意味着各提学使是否需要出洋，学部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学部饬令广东提学使于式枚等8员，“勿庸出洋，日内即饬该员等陛辞赴任，以重职守”。然而，正如连甲执意要出洋一样，湖南提学使吴庆坻、云南提学使叶尔恺也觉得“非亲身调查文明规模及其教育之法不可，故仍拟月之二十日后一律东渡，认真调查一切”。
各提学使对新教育体制的态度固然因人而异，但作为集体考察行动，表现仍然颇有一致性。早在京师之时，各提学使虽然积极考察京师各处学堂，可是“惟某提学使一人参观后写有日记”。但所记内容不过是，“某日同各学使至某学堂，其监督为某氏，备茶点”等等内容，而关于学堂的“讲堂形式，学科课本，学生程度，均不暇记载”。所以外界对提学使流露出失望之情：“肯写日记之人，已胜人一筹矣。”抵日本后，以黄绍箕为首的13名提学使及8名随员，即会同驻日公使“于六月二十六日至文部省会晤文部大臣及其次官，商议视察日本教育制度”，后因日本各学校处于假期之中，议定“俟各学校
暑假期满开校后，由文部省派员寻视各学校”。日方决定自七月初一日起为各提学使“特开讲演会，每日三小时，约一月讲毕”，所定题目为“明治教育沿革，各国比较教育制度，教育行政，教育学说及学校管理法”。日本文部省即于七月初一日“午前九时起，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为中国提学使开特别讲演会”，黄绍箕等13名提学使及8名随员均参与听讲，“先由野尻视学官讲日本教育之沿革，继由田所参谋官论欧美教育制度与日本之比较，至一点钟方散会。”日方所讲内容的范围与清廷的要求基本一致。当时中国的《东方杂志》则以翻译日本《教育公报》上长文，题以《中国提学使东游访问纪略》，详细报道了提学使在日本的活动行程。
提学使在日本的活动内容主要为文部省听讲与到各地考察两大部分，无论是日方档案、报刊记载，还是国内报刊的转译，虽对提学使行程有详细报道，但都很难触及提学使对听讲和考察的认识。各提学使归国后，纷纷向朝廷奏报赴日考察学务情形，从中可以略窥他们在日本的考察心得。福建提学使姚文倬奏称“在文部省听讲教育行政，计阅五星期而毕”。至于日本官员所讲述的内容，已“饬员编译，俟全书告成，再行呈送”。而湖南提学使吴庆坻则称，“六月十五日由上海放洋，十九日抵东京，与各省提学使臣访聘日本教育各家，讲述该国兴学以来经验之事与现行学校制度，兼及欧美各国学制沿革，旋即遍观大小各学校，至九月二十三日考察事竣。”
综观各提学使所上的奏折，内容虽详略不一，却不约而同地惊叹于日本学制的完备。作为考察团团长的黄绍箕言之最切，他奏称“此次东渡观学，加意访查，并于政治所关，如裁判、警察、税关、银行等处，略经浏览，见其学制完备，人才众多，男女无不识字之人，官商无非成学之士，其全国实业学校已有三百余所，近更发帑资助，益图扩张，国势盛强，殆难臆测”。而日本“三十年前变法之初，则教员之缺乏，财政之困难，人情之群起阻挠，办法之屡见疏失，以视中国情形殆有过之，全赖政府极力主持，文部尽心经划，所有学员皆切实奉行，始有今日”。既看到日本富强与教育的关系，又能对比中日之间的差距及追赶的可能性，黄绍箕的观察代表了提学使群体的整体性认识。
三、旧学与新制
东游考察的整体性认识之外，个别人员意识到清朝借鉴日本进行教育改制可能存在隐忧。如吉林提学使吴鲁归国后，奏称“窃惟二十年来日本兵农工事之发达，年年进步，皆归功于学校之教育，洵非虚语。惟风俗绮靡，腧闲荡检，习以为常。近来教育家如嘉纳、伊泽辈亦欲提倡我孔孟之教，讲明道德以端风化而正人心”。提学使团东游时明显接触到日本教育界对欧化风潮的反省。署理陕西提学使刘廷琛称。在日本听文部省的演讲和参观各校外，还“以其暇延访通才，谘取而研究之”。他认识到，“日本近年学制益求完备，自幼稚园、蒙小学以至大学，累级递升，秩然有序，上焉者求高深之学，下焉者施普及之教。故高材各有专精，凡民亦具有知识，计通国入学者十人而九，不识字者盖鲜矣。”而日本教育之所以能达此境，盖“以教育书咸有定本，无躐等，亦无参差，虽办法或有变通，而程度必归一致”。但于日本士大夫处听闻：“其国(日本)欧化盛时，不免弊害，赖以道德救之，其推崇我孔孟甚至，斯其进步之良也。”所以，刘廷琛建议，虽“政术与时变迁，必广求知能于世界，斯理万世不易，必当奉圣道为依归。盖风教略殊，凡纲常名教之大经，我自有立国之道，而规模灿著，彼设备训练之陈迹，实足为前事之师”。
中西教育体制的差异，是近代东亚后发展民族和国家在改制过程中的共同困境。近代中日学人对于中日两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均有不够“趋时”的反省。如俞樾在《春在堂随笔》曾记与日人竹添光鸿谈及日本明治改制，竹光谈到：“十年前，封建为治，列国皆有学宫，而诸国之士，皆是世爵禄者，自幼入学宫肄业，从其学之浅深，而列之位，故文学颇盛。自封建废而诸侯失，国士亦削禄，列国学宫多用西学，以谋仕进之捷径，孔孟之道几乎扫地，一时殆有焚书之议。近时风俗偷薄，庙堂亦颇悔悟，稍知圣道，而西洋诸国源源而来。交际之道，非通西情，则受彼之侮，故圣学、洋学混为一途，终不能复昔时之盛。”近代中国自甲午战争后，以日本为师，注定无法回避日本明治改革所面临的问题。
旧学如何融入新制的问题早在清廷制定学制时便有人注意到。新政伊始，总理衙门派章京顾肇新、徐承煜问日本使臣如何兴办学堂事宜。日本署使臣林权助提出具体办法之前，日：“学堂初开，章程不能美备，将来应随时酌改现章，以中国学问为根本最为扼要，断无抛荒本国学问专习外国学问之理。”(P551)拟订《钦定学堂章程》的吴汝纶，于1902年赴日本考察学制期问，也得到日本教育人士提醒：“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回国后，他在奏报中称：“日本汉学，近已渐废，吾国不可自废国学。”吴汝纶此时所面对的主要还是如何在学制上统筹兼顾。至后来的《奏定学堂章程》出台后，所谓“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至少从章程条文上回应了这一难题。然而，提学使却是要实际落实这些章程条文，所遇到的难题更在于如何在措施上拿捏得当。提学使东游期间，注意到日本文部省以编纂修身教科书弥补西学之失，“凡修身立行、中[忠]君爱国之道，皆编入教科书，童而习之，用能人知自爱，国鲜畔民。近年尤重德育，大小各校，皆首重人伦道德。”至于文部省为各提学使所开讲演会，“亦谓教育不原于道德，犹树木有枝叶而无本根”。无独有偶，1906年6月24日，日本新闻报馆主理德当猪一郎访问学部尚书荣庆。“言中国学生只见明治初年之书，不免意见激烈，宜加以监督，并图录用，宜看等差”。荣庆以“朝廷急求才，故奖励颇为优厚”为答，但暗地里已颇留心。是年，因柯劭态奏陈“讲求教育”，清廷谕令学部“学堂培养通才，必当首重德育，著学部堂慎纂教科书善本，择发明经传，有益身心之言汇为一编，以资教授。伦常之道，礼义之防，尤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学生品谊言行，务当随时考察，分别奖惩。各种科学固应讲求，经史国文尤为根柢，断不宜有所偏废，庶宏造就而底纯全”。这与提学使赴日东游的认识相当一致，绝非巧合。
当清廷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之际，不少人对提学使革新各省教育寄予厚望，以为“全省学务之发展将于提学使懋其赏，全省学务之腐败将于提学使执其咎，虽受督抚之节制，而综握通省之学权，固伟大而无限也”。从提学使在京听讲及参观各学堂的情形，到赴日考查学务的表现来看，各提学使对如何革新教育有着自己一套看法，与外界的期许并不完全吻合。提学使回国后在任上的作为，与其说“布新不除旧”是不够趋新的表现，毋宁说是他们在探讨如何把中国固有的教育融入到新的教育体制之中。江春霖称吴鲁在吉林提学使任内，“捐五千金为倡文庙”，后又“捐一千六百金”，且“日莅一校，必刺取先贤言行，为诸生淳淳讲解，中学以上并讲兵学”，“在任仅一年有半，自小学、师范、方言、实业、法政、模范诸学堂以及中学、女学，依次而立。”所描述吴鲁的形象是一位旧学、新知与新制兼顾的干吏。时论的批评便毫不客气，日本媒体称吴鲁“与各提学使往日本，目眩于大隈伯之气焰者也。现虽到
任，徒拥空器而已”。国人则认为他“不喜新学，故该省学务毫无起色”。若无吴鲁自述东游认识作铺陈，很难理解外界对他评价的反差。
担忧革新教育体制会带来更深的弊端，以及如何使旧式教育并存不废，对于尚未摸索到出路的各提学使来说，只能谨守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旧径。正如黄绍箕在湖北提学使任上的奏报所称，“办理教育宗旨，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务使人知爱国以挽浇风，士皆成材以应急用。”这样一来，他们在执掌各省教育行政时的确便会显得守旧有余。以纲常名教的道德体系挽新制颓风，一度被视为顽固派的言论。平心而论，这种认识确实触及近代中国在知识与制度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即如何调适中国固有学术教育与新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
四、余论
近代中国的教育改制如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不是邯郸学步，反失其本，在国弱敌强、改制不得不行的大势下，执掌教育行政者确实难以把握分寸。有“中国通”之称的英国人赫德曾敏感地注意中西教育的差异：“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在课目设置方面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的教学课目、他们的书本、学校和教育制度，都反映了社会的要求，都是为了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需要，和满足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质言之，“中国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一种品格，而不在于我们所说的获得知识。”中国固有学术、教育与伦理道德息息相关，所以刘廷琛东游后认为日本“咸视兴学为国脉，民命所关，劳费不辞，坚持罔懈，则尤我国所宜取者也”，至于日本借以挽风气的道德教育，则是中国原来的优长。
提学使“上以扩张学部教育之权，下以施行全省教育之权”，却皆出身旧学，对于“修齐治平”式的读书问学久已习惯，而新体制则以分科办学，甚至转“品格培养”为“知识获取”。旧出身与新体制之间，两者虽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矛盾，却有着难以调适的困境。晚清时的中国，“新”尚未成为价值判断的取向，而“旧”亦不是落伍的代名词，“旧”与“新”，更多是指时间序列上的先后，不作为判断落后与进步的标准。这是国人融通旧学、新知与新制的重要契机，然而由于民族危亡的加剧，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倾轧，国人的取向不断趋“新”，近代中国丧失了融通旧学与新制的大好机会。由晚清进入民国，教育改制不断趋于激进化，进而舍己从人，由借鉴日本直接趋同欧美。尽管教育体制中添设有“修身教科书”或修身课程，甚至“德育”不断被纳入后来的教育宗旨，但是随着经学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固有学问渐失其本，而修身课程也形同虚设。新教育体制带来的弊端，终于还是落入近代中日教育人士的担忧之中。时至今日，如何整合中国固有学问与目前教育体制的关系，仍然是国人难以回避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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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学使公立三日研究会[N]，申报，1906-06―03，第一张第三版
[5]提学使参观学堂[N]，大公报，1906一05―29，“要闻”，第三版
[6]提学使入学听讲[N]，大公报，1906一06―7，“时事”，第四版
[7]本部章奏叨，学部官报，第3期
[8]提学使决意出洋[N]，大公报，1906-05-22，“要闻”，第三版
[9]提学使定期出洋㈣，大公报，1906-05-23，“要闻”，第三版
[10]电告提学使在沪会齐[N]，大公报，1906-06-16，“要闻”，第三版
赴国外考察报告篇9
当即电告中央，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答应，但“视察团”应改名为“考察团”，以体现双方的平等。
5月14日，经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协商，、、秦邦宪、、联名致电：同意他们派考察团，并力争由张冲率领。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之表现。电文还提出，坚决反对康泽及其他任何叛徒作为考察团成员，非叛徒而蓄意破坏的分子也坚决拒绝。
5月15日，同顾祝同、张冲继续谈判时，正式答复他们：1、不能称视察团，应称考察团；2、不能让康泽和中共叛徒参加。顾祝同、张冲表示可以考虑接受这两条原则。当日，顾祝同、张冲就此请示。基本同意，但提出既然由“视察团”改为“考察团”，那成员与正式名称均以西安行营的名义组织，不称“中央”。
5月16日，洛甫、、等致电，表示同意南京国民政府派考察团，考察的目的为增进团结。于是，派考察团赴延安一事在双方的协商下就此定了下来。
为了做好考察团的接待工作，中共中央在此后的几天内就考察团一行的路线、行程、接待、宣传等作出了部署。考虑到考察团成员大多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中共中央决定由在黄埔军人中素有影响和声望的、陈赓全程陪同。为了体现对考察团的重视，中共中央要求各接待单位均按“中央考察团”名义接待之。
按的旨意，顾祝同、张冲也积极筹备相关事宜。几天后，考察团成员名单基本确定。考察团正式定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共18人组成，团长涂思宗（第四军副军长），副团长邵华（西安党部常委）、萧致平（西安行营高级参谋），成员为李静谟（行营政训处）、胡其卓（行营职员）、王盛英（行营第二师秘书）、王卓允（行营第一师参谋）、李华英、蔡贤俊（行营政训处）、龚梦涛（行营第一师参谋）、张秉球、杨寿培、杨蔚、潘松文（第二师）、萧树经、刘垄潮（别动队考官）、胡公冕、张廷镛（西安省政府）、徐康爵、刘震亚、李宗山。
5月23日，考察团从西安乘车出发。出发前谈判代表张冲前往送行。
考察团的第一站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
在云阳镇，考察团受到了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红军前敌指挥部专门举行了军民欢迎大会。总指挥等在大会上致词表示欢迎。欢迎大会后，热情接见了考察团全体成员，介绍了红军的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考察团成员提出的问题。考察团对刚刚闭幕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十分关注，询问这次会议的内容。回答说，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有三项：“传达与动员改苏维埃政府为特区政府，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讨论抗日准备阶段中，红军抗战教育问题”；“如何巩固国内和平统一问题”。
24日，考察团在云阳参观机关、部队。这些与中共隔绝、对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政要员，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对所见所闻都感到新鲜。考察团团长涂思宗觉得过去与现在见到的不一样，考察团副团长邵华公开说，他“在云阳感觉很好”。
25日，考察团分两组在庄里镇及附近考察红军部队。对两天来的考察活动，他们感到满意，他们的初步印象是“共党合作具诚意”、“红军抗日，情绪极高涨”、“一切红色人员均有艰苦卓绝精神”。当日，考察团结束在云阳、庄里、三原的考察，继续北上，经铜川、宜君到中部县。考察团全体成员在中部县祭扫了黄帝陵。随后，考察团乘车继续北行，经洛川、甘泉前往延安。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时刻关注着考察团一行。红军前敌指挥部作为接待考察团的第一站在谨慎而热情的接待中，逐渐了解了考察团基本情况，并汇报延安。在基本的态度明确后，延安《红色中华报》于5月26日发表了经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修改的社论《欢迎中央考察团》。社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之侵略步调正日益加强”之际，“自中国共产党致三中全会通电发出后三月，遂有中央考察团到苏区之一行，在中华民族团结抗日更推进一步之意义上，此实为颇堪庆贺之事”。“盖此公开使节之派遣，实足以证明十年来对立之局面可告最终之结束，今后经过国共两党之愈益接近与努力，中华民族之光明的前途实可望有更大踏步之发展，此实不特为中华民族之幸，抑亦为世界反侵略战线之幸”。同日，延安《新中华报》还以《中央考察团不日来延》为题报道了考察团的有关情况。
26日，边区政府还派人专门赴甘泉迎候考察团。
29日，考察团到达延安。
下午5时，考察团到达延安南城门外，受到延安各部队及音乐队的热情迎接。当日的延安南城，城楼上站满了欢迎的军民，两侧的墙壁上，更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对联，城门上方挂着横幅，上写：“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进入城内，延安军民涌立街头两边，欢迎考察团。延安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拥护国共合作！”“实现总理遗嘱！”“拥护蒋委员长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标语和横幅。一时间，延安城到处洋溢着国共合作、民族团结的热烈气氛。
按照事先安排，、陈赓首先陪同考察团到招待处安顿下榻。
当晚6点，边区政府设宴为考察团洗尘。宴后举行欢迎晚会。边区领导人林伯渠宣布开会，致欢迎词。热情洋溢地说：
“今天这个欢迎会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干起的，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加不同了，民族比那时更危险。两党一致团结，在今天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增加了。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
“共产党方面诚意地欢迎中央考察团，丝毫没有假意。今天这个欢迎会，就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充分表现。”
致词后，考察团团长涂思宗、副团长邵华也在会上致词。涂思宗在致词中表示，非常感激对他们的欢迎，“刚才毛先生的许多指示及沿途观察的结果，我相信全国精诚团结，定能使国家民族复兴。我希望两党彼此开诚布公，扫除误会矛盾，才能对付我们的敌人。”邵华在致词中讲，中央对抗日准备已经有很大的决心。“希望在最近时候公布共产党红军领袖与中央负责人能够聚会一堂，倾谈一切，来研究最有效的办法”。他还专门讲解了三民主义理论，“最后希望国共两党紧握着手，长期的握着手，向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前进。”
5月30日下午，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及武装部队五六千人，在城门外大操场集会，纪念五卅运动并欢迎考察团。大会主席团由冯文彬、刘长胜、等5人组成。大会上，首先作报告。他列举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侵略罪行后指出：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要灭亡全中国”，“我们现在最中心最主要的是打日本救中国。我们欢迎中央考察团也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现在国共两方均感觉要团结，共同抗日救国，考察团来此就是为了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打日本。”接着总司令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词，表示热烈欢迎考察团来苏区考察。考察团副团长萧致平应邀在大会上讲话，他激动地说：“本团奉中央命来延安与各同志各同胞见面非常高兴。从今天谈话后，我们将一致团结起来了，民族独立自此也一天一天地完成了，希望大家在民族抗战的决心上，在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下一致奋斗，把我们的敌人驱逐出中国去，收复失地，到那时我们再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功大会。”考察团的另外两名团员也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于下午6时才结束。
在延安考察期间，考察团先后到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驻延安各部队和边区政府机关等进行考察参观。在抗日军政大学，考察团由校长引导先考察校本部，然后到大操场检阅千余人的抗大师生队伍，并与师生个别谈话。抗大艰苦的生活环境，紧张的学习生活，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红二方面军部队，考察团受到的盛情接待，并饶有兴趣地听他讲述红军长征途经松潘草地时的艰苦生活。还亲自带领考察团参观了红四方面军的驻地。在这里，他们还见到了刚刚由河西走廊返回延安的原西路军负责人。期间，考察团成员对随行的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此次考察印象甚佳，边区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非常诚意，特以此意转达国民政府，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
在延安的考察过程中，尽可能地抽出时间相陪。他友好热情、注重礼节的长者风范令考察团许多人都非常敬佩。当时在延安的史沫特莱目睹后，十分感慨。她后来记述到：“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西北视察红军，最后来到延安。我看到朱将军以主人身份，招待那些跟他打过10年仗的将军和校官。他一反我所知的率直纯朴的军人作风，也搬出来旧的一套社交礼仪，不过，并没有任何虚假和奉承。在他那亲切的态度里，贯穿着威严、庄重和自信。”为了安排好下一步考察团分赴各地的考察，、致电、任弼时、陈光、聂荣臻、、程子华、、林育英：请各兵团按照新规定人数由每个军准备两个团，以军为单位集中于执行地点附近准备于考察团到时参观，参观完毕即开返原防。
5月31日，考察团乘汽车离开延安，边区领导人林伯渠等前往送行，与考察团成员一一握手告别。考察团在陈赓的陪同下去西峰、洛川、镇原等地苏区考察。当日晚，考察团夜宿洛川。
6月1日，考察团抵达云阳。在此兵分两路，一路在陈赓陪同下由云阳迳赴西峰。另一路则直回西安向行营报告后再赴陇东考察。6月3日，、致电陕甘宁军区：考察团几天内可到达庆阳参观步校及陕甘宁部队，望在不妨碍清匪行动下整备300余人的1个团，以供参观。
赴国外考察报告篇10
有送往有迎来
2017年3月23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郭树清在京任职满月了。
2月23日，山东省委办公厅的一则《有关活动建议安排》在网络流传。这则建议透露，曾任山东省省长的郭树清即将离开山东到北京赴任。
正文仅仅只有13行字，但简练清楚，把一项送别省长进京担任重要职务的活动安排得有条不紊。从建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天下午，山东省委常委，省政协党组书记、党组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府秘书长以一个简短的欢送会形式，与郭树清道别。晚上6点30分，省委书记姜异康和另一个正部级官员、省政协主席刘伟到省委宿舍区东山小区送别；7点33分，郭树清由济南西站乘坐G148次高铁赴京，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杨东奇和省政府秘书长王华陪同郭树清进京。
四套班子在省委的国宾馆话别，一把手省委记在省委宿舍小区送别省长，显示了高规格和诚意。但若省委书记把省长送到高铁站台上，就过了，省长觉得担当不起，别人也会觉得书记屈尊了。而对接中央组织部的省委组织部长和为省长服务的秘书长陪同进京，尤显殷殷情意。
现任交通部长李小鹏离开山西时，送别的程序简单，但现场气氛轻松融洽。记者获得的现场视频显示，2016年8月28日下午6时30分许，李小鹏从山西省政府大院离开，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和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楼阳生到省政府大院送别。骆惠宁、李小鹏和楼阳生分别作了简单的讲话。临上车前，骆李拥抱数秒，现场掌声一片。
也有官员离任时没人送。一名知情官员透露，他曾任职的地方发生了举国震惊的腐败窝案，原书记受到批评并被调离，走的时候新任书记不允许常委班子成员送老书记，气氛有些凝重。
官员离任履新，有送就有迎。2015年1月6日出版的《海南日报》在头版报眼的位置刊登了江苏官员到海南迎新的消息。这篇题为《罗保铭会见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炯》的报道称：“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罗保铭在海南迎宾馆会见了迎接蒋定之赴苏履新的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炯一行。”
不到两年后，《海南日报》在同样的位置了云南官员去海南迎新的消息。2016年11月1日，《海南日报》在头版刊登题为《罗保铭会见云南省委秘书长李邑飞》的报道。报道开头写道：10月31日下午，省委书记罗保铭在省委会客室会见了迎接李秀领同志赴云南履新的云南省委常委、秘书长李邑飞一行。当时，李秀领由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调任云南省委副书记。
“群众自发送行” 越来越多
有时候民间人士也会参与到官员的送别活动中。2016年7月9日，江西赣州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宣布史文清不再担任赣州市委书记职务。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出席了大会。
记者注意到，地级市市委书记赴任卸任，一般是省委组织部部长或者副部长出席干部大会宣布，由省委书记出面宣布的并不多见。
7月14日，史文清离开赣州，有人专门制作了一个当天上千名群众为史文清送别的《挥别赣南》H5页面，并在网络中流传。根据这个H5上的图文显示，当地民众有人给史文清送去土鸡蛋，有人给他敬了两碗米酒，还有一些人打着感谢史文清的横幅。
事后，有人质疑这场送行是当地官方组织的“作秀”。当地有官员解释，参与送行的老百姓，是因为感激史文清担任市委书记为当地贫困农民搬迁盖了新房而自发参与的。
场面最热烈的送行，是现任山西省太原市市长的耿彦波四年前从大同市长任上离开。根据现场视频，送别的人群哭成一片，而耿彦波也在车里泣不成声。
也有官员会拒绝这类大规模的送行。一名曾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官员透露，其离任时为了避免这种送行，离开时非常低调，有关部门也明确表示了想安排一些机关干部群众在大院内送一送，但被其婉拒。
严惩摆告别宴庆祝宴
在过去，官员离任前通常要吃告别饭，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很多大吃大喝的“高调饭局”基本消失了。
中部省份一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介绍，该县前任县委书记离开前，县委班子成员在县委食堂陪书记吃了一个早饭，喝了点粥，就把书记送走了。
一名在地级市市委办公厅任职的官员称，该市宣布市委书记离任的大会前，市委办公厅就安排了散会后，新书记和班子成员请离任市委书记在食堂吃饭。离任书记表示，“如果省委组织部的领导散会后留下吃饭，我就吃，如果组织部的领导不吃，我也不吃。”
散会后，该省委组织部的官员直接回了省城，离任书记也婉言谢绝了告别宴。新书记只好请老书记临走说几句，“过去说得够多了，今天就不多说了。”离任的市委书记说完后便乘车离去。
有官员离任时很低调，饭都不吃，也有官员离任时高调组织饭局。2016年7月27日，原赣州市定南县委书记陈阳霞到省纪委报到上班，担任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副厅长级，试用期一年）。江西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程子亮8月4日晚请陈阳霞吃饭，并邀请曾一起在国外参加培训的省直机关另外两名干部参加。程子亮与江西省旅游集团副总经理黎友才商议后将聚餐地点确定在了一个私企老板的会所内，黎还提供了晚餐红酒。
此事不久被举报，8月12日，江西省纪委经过调查后迅速作出了处理：给予陈阳霞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终止其省纪委副厅长级室主任试用期，调离省纪委机关；给予程子亮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职务，调离省委组织部；给予黎友才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参与聚餐的省直机关三名干部党内警告处分。
严管之下，顶风的形式还五花八门。陈阳霞是离任后顶风庆祝提拔，湖南衡阳则发生了一起官员离任前祝贺调动的欢送宴事件。
2016年8月15日，有读者爆料，2016年6月21日，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检察院检察长聂志文以即将调离衡山为名，邀请衡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新国聚餐。经王新国同意，又邀请了衡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姚宇旺，副县长、公安局长郭继放，县法院院长胡家舜，县司法局局长沈雁中等4人。此外，衡山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赵向前、蒋晖、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杨光玖、政工室主任杨吉庆、办公室主任李延会等5名县检察院的官员同时作陪。
赴国外考察报告篇11
一、开创时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彝族宗教文化考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外国旅行家纷纷进入西南彝区游历考察，对彝族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毕摩文献发生浓厚兴趣，肇彝族宗教文化研究之先河。对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最早甚至可追溯至元代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东方见闻录》（Travels of Marco Polo），书中记述了建都州和云南大理的见闻。[1]随着鸦片战争后，到西南彝族地区的旅行者、探险家逐渐增多。1860年，布拉克斯顿旅行四川、湖南、湖北各地， 1862年出版《扬子江五月考察记》[2],书中详述了彝族民风民俗。1882年到1884年，英国亚历山大·浩熙率队考察西南三省少数民族地区，著《华西三年纪》。1867年法国人杜布益和罗毅也来西南考察，著《云南史》和《云南亲王史》，书中介绍了云南彝族习俗。随后还有其他外国学者纷纷赴中国西南考察，出版了彝族历史文化的著作。法国澳尔良亲王曾赴四川大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等地考察，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返送回国，现为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在云南路南彝族地区传教三十年，对彝族文化有较深的造诣。[3]随后法国传教士利埃达尔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著《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记述了云南彝族的风俗。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4]1907年至1910年，法国人吕真达率考察队先后两次来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著有《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这一时期，还有英国人李特根据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考察著《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小凉山区彝族作了介绍。这一阶段是彝族宗教文化的开创性研究。主要是外国旅行家、传教士等在彝族地区游历时对彝族人口的来源、经济状况、宗教文化和习俗考察和描述。这是为后人对彝族宗教、习俗进行较为客观而系统研究的重要资料。
二、民国时期： 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的彝族宗教文化考察及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是人类学边疆研究风行时期，中国学者杨成志、丁文江、凌纯声、芮逸夫、庄学本、徐益棠、高伦、林耀华、雷金流、马学良、陈宗祥等分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写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著述。其中不乏介绍彝族宗教文化、巫术活动方面的著作。
1928年7月12日，杨成志赴四川大小凉山、云南昆明及河口调查。翌年著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5]该报告中搜集了彝族宗教资料。他于1930年春在云南昆明县东乡大麻苴村调查，翻译毕摩经书《太上清净消灾经》，后来发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对译》[6]; 1931年又撰写《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7],文中考察搜集了130部彝族经书并将其分为十六种类。1934年春，雷马峨屏考察团深入云南、四川两省彝区考察，次年发表《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8],是现代学者研究凉山彝族问题重要的参考资料。丁文江收集整理《爨文丛刻》[9],收录彝族神话传说故事及毕摩经典数种，被认为是研究彝族宗教文化、彝族历史文化等的重要文献。随后，凌纯声、芮逸夫等赴云南曾经调查滇东南的彝族。
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学术机构和大批学者相继迁往大西南，由于图书资料的匮乏促使他们转向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1938年11月1939年7月，庄学本在宁属周围的十二个彝族村落考察，此后，他将调查结果整理撰写《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该报告中搜集有彝族宗教丧葬、婚姻生育文化的情况。[10]1937年马长寿根据凉山彝族调查资料，撰写《凉山罗夷系谱》，遗憾的是，此数十万言的调查报告未曾公开发表。[11]后来他又撰写《凉山罗彝的族谱》。1939年至1943年期间，魁星阁社会学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费孝通的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许烺光的《滇西巫术与科学》[12],这本著作用一整章来阐述宗教与巫术的概念差异。1940年，金陵大学徐益棠参加四川省教育厅组织的“边区施教团”，赴雷波、马边、峨边等彝族地区考察，著《雷马峨屏纪略》[13],随后他《雷波小凉山倮族调查》，此文探讨了彝族的宗教文化，包括彝族巫教的神灵、宗教法器、宗教仪式等，是研究彝族宗教文化的必要参考资料。张云波著《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及倮倮文化概论》，也涉及彝族宗教文化内容。这些学者对彝族社会和文化作了不同程度的记录和研究，并用相当篇幅对大凉山彝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作了描写，他们对体验彝族文化感到自豪。1941年夏，高伦考察大凉山彝区，著有《大凉山彝区见闻录》[14]。1943年7月2日至9月26日，林耀华学成归国后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赴大凉山彝区腹心地带进行民族学考察，并于次年撰写《凉山夷家》[15]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有彝族社会组织、家支、宗教观念、巫术习俗等情况的介绍，这是建国前首屈一指的一份凉山彝族调查的学术专著。1939年，雷金流在云南彝区调查，发表《云南澄江罗罗祖先崇拜》[1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43年陶云逵根据云南彝族调查材料，著有《大寨黑彝之宗教与图腾制》和《西南部族的鸡骨卜》[17],这是在彝族地区发现并首次报道了图腾制的遗留，长期以来都被学界不断引用。马学良在云南从事彝族语言调查时，发表数篇有关宗教文化方面的论文，如《黑夷做斋礼俗及与祖筒之关系》、《黑彝风俗之一──除祸祟》、《倮族的巫师“呗髦”和“天书”》，《从倮倮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倮倮的招魂和放蛊》，《倮民的祭礼研究》[18]。1946年冬，陈宗祥对大凉山彝族社会组织和宗教的调查，撰写《倮倮的宗教》[19],文中探讨了彝族原始宗教信仰具体面貌。江应樑于1948年发表的《凉山夷族奴隶制度》，亦是与彝族文化研究有关的重要学术著作。
另外，外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彝族宗教研究也作出了贡献和成就。主要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美国葛维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率考察团的中国西南之行，于1905年撰《倮倮的神话》，1926年出版《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他用科学的方法记录了中国西南诸族群的生活文化实况，其中有彝族族群的调查。[20]20世纪20至40年代，美国学者葛维汉（D. C. Graham），多次赴四川的藏族、彝族、羌族等地区进行考察，对彝族宗教研究也有见地。1928年夏，发表《四川的倮倮》，其中记述了今西昌、汉源附近彝族的宗教活动。
概括来说，民国时期的研究，研究者都意识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为主，融合了历史文献地方史料对彝族宗教的原始面貌和基本精神进行了讨论，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加之，由于诸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他们治学独到，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也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著，从而开辟了彝族宗教研究的良好途径。这阶段大多数著述的内容涉及彝族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政治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史渊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见地。客观地说，这些前辈学者能在当时深入到经济社会条件落后，交通不便、生活状况相当艰难的彝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并整理出这些成果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其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努力，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由此，我国彝族宗教研究也取得一系列阶段性的成果，为后人的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时期：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彝族宗教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宗教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与20世纪前半期相比，毕竟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彝族宗教研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有价值成果。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强调的是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调查，加上意识形态反对宗教活动的存在，彝族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遭受以“扫除封建迷信”等为名的社会运动的抑制与涤荡，文化活动大多转入非公开或停滞状态。因而国内的彝族宗教研究因历史原因一度中断。
1956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国家民委的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识别调查、民族语言调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并提出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民族简史、简志的任务。其中云南、四川、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获得了彝族社会和民俗方面的大量材料。后由研究工作者整理出卷帙浩繁的调查报告，其中有不少关于各地彝区民族宗教、民俗、巫术活动方面的有价值材料，为以后彝族宗教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一批专家分赴云南彝族地区，在继续完成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组织有关专家编写《彝族简志》，书中介绍有彝族宗教方面的内容。1959年，马长寿撰写《彝族古代史》初稿，次年方国瑜教授写出《彝族史长编》。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结合彝区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云南社会历史调查组联合组织编写《彝族简史》，于1987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经历文革十年动乱之后，有关彝族宗教的研究得以复苏，并逐渐走上正轨。1978年出版了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1979年出版了尤中的《中国西南古代民族》，这些著作包含了彝族宗教文化的内容。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彝族宗教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随彝族宗教研究的迅速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研究队伍的壮大，新生力量的成长，为彝族宗教研究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这一时期国外对彝族文化研究的学者较多，其中涉及彝族宗教方面的著作有日本白鸟芳郎著《关于四川省彝族独立地域的特殊社会结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次考察———彝族和苗族》、君岛方子《虚幻的夜郎国———论竹王神话的原乡》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后人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多元化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彝族宗教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过30年的沉寂后，我国的彝族宗教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步入了她的成熟期，达到了一个研究高潮。从以外国学者、汉族学者为主的客位立场的研究，转为有彝族本土学者参加的近乎主位立场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侧重于巫术仪式研究，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系列成果： 20世纪80年代，马学良、于锦秀等先后在川、滇、黔彝区对彝族原始宗教专题调查，出版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民族志资料《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其内容有丧葬、祭祖、作斋、作祭、招魂、咒术等仪式记述和研究。马学良从彝族语言和宗教文化的关系角度发表《彝族经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8月第2集），《明代彝文金石文献中所见的彝族宗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于锦秀《从彝文<指路经>看现存彝族原始宗教系统的类型》（《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王丽珠《彝族祖先崇拜研究》，探讨了彝族祖先崇拜在原始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朱文旭《彝族招魂习俗初探》（《彝族文化研究论文集》1993年7月）；巴莫阿依1994年著《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彝文古籍探讨与彝族宗教仪式考察》，以彝汉文本与调查相结合研究凉山彝族祖灵信仰，目前该书是此领域最权威的著作。《凉山彝族的“晓补”反咒仪式》（《毕摩文化论》1993年）；巴莫阿依发表《彝文仪式经书与彝文<驱鬼经>》（《凉山民族研究》1998年年刊）；巴莫曲布嫫发表《巫术咒仪于鬼板符画？ ?大凉山彝族鬼灵信仰于巫祭造型之考察》（《艺术研究》1998年第2期），该论文有关彝族鬼灵信仰、咒仪、咒经、鬼板等探讨非常有见地；巴莫曲布嫫《“画骨”传统与文化渊源？ ?彝族毕摩巫祭造型艺术探源》（《艺术研究》1998年第3期）；巴莫曲布嫫《神图巫符与仪式象征──大凉山彝族毕摩宗教绘画中的神话原型》（《民族艺术》1998年第1期）；巴莫阿依《凉山彝族山民的仪式生活》（《人文讲坛》2003年第2期）；巴莫阿依《凉山彝族的疾病信仰与仪式医疗》（上、下） （《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2期）；特此指出，巴莫阿依、巴莫曲布嫫、巴莫乌萨嫫组成的“巴莫姊妹彝学小组”是新时期彝族宗教研究中有影响的学术楷模，注重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学术研究动态和西方理论推动彝族宗教的发展研究。为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蔡富莲《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宗教学研究》， 2003年第1期）；《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期）；张祺亚《论民间巫术信仰的符号象征》（《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马长寿著《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上、下册）由李绍明、周伟州整理于2006年出版，这是马长寿在1937年和1939年两次考察凉山彝族获得的大量第一手的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完成于1940年年底。该书是目前国内外内容最为丰富的凉山民族志，加以调查时间较早而弥足珍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书中第九章《凉山罗彝巫术、祭祀与信仰》分别详细探讨凉山彝族对待自然的态度、罗彝巫术、祭司毕摩、祭祀生活、招魂与祈禳、诅咒敌人、解毁与修餐、占卜、苏尼与师娘、喇嘛咒敌仪式、民间巫术等内容。[21]樊秀丽《大凉山彝族的民族表象和宗教仪礼──-种动态的归属集团表象的租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朱文旭、余丽丽的《彝族“咒语”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该文也有涉及彝族巫术咒语的论述。
第二类侧重巫术占卜研究，主要有刘尧汉《彝族占卜与西方未来学》，安伍合《彝族虎星占的科学和哲学意义》；汪宁生《彝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毕摩文化论》1993年）；张纯德《彝族的占卜术》（《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龙倮贵《滇南彝族尼苏人的占卜》（《凉山民族研究》1998年年刊）。
第三类侧重巫傩文化研究，如庹修明《彝族傩戏撮泰吉的原始形态》，唐楚臣2000年著《中华彝族虎傩》，该书介绍彝族虎傩源于古氐羌虎傩。其中以云南彝族保留最多，又以双柏县小麦地冲彝族保留的最为原始、最为完整。和晓蓉《巫傩逐疫──彝族虎节仪式的巫术文化研究》
（《学术探索》2007年第1期）；杨甫旺《云南双柏小麦地冲彝族跳虎节历史文化考察》（2006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四川大学朱飞的2005年硕士论文《彝族地区的巫文化探析》。此外，这时期关于彝族宗教与巫术的研究也取得可喜成绩，其主要有吉克·尔达·则伙（口述），吉克史伙、刘尧汉等著《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杨学政1991年著《原始宗教论》，该书有关于彝族宗教观念、巫术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左玉堂、陶学良1993年编《毕摩文化论》，该论文集收集论文59篇，其中有探讨彝族宗教、毕摩文化、占卜文化、丧葬与婚俗习俗、经书翻译等内容。李世康1995年著《彝巫列传──禹步、巫步；步虚声、巫歌声》，书中详细地列举了24名著名彝巫的传记和从事巫术活动的情况，是研究毕摩文化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美姑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于1996年编写《美姑彝族毕摩调查研究》，此调查报告详细介绍当代美姑彝族毕摩、毕摩宗教活动、经书、法器等内容，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一手材料。
第四类侧重彝族毕摩文化研究。孟慧英《彝族毕摩文化研究》，重点探讨毕摩彝族宗教神职人员的体系。（《毕摩文化论》1993年）起国庆2003年著《信仰的灵光──彝族原始宗教与毕摩文化》，该书广泛援引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并通过一定的实地考察撰写而成。图文并茂地介绍滇、黔、川、广西四省区彝族的原始宗教，毕摩及其文字经籍、神秘的原始巫术，以及无处不存在的禁忌等方面的内容。
第五类侧重彝族宗教的比较研究。如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普珍《道家混沌哲学与彝族创始神话》，其二位学者开拓了彝族宗教比较研究的学术思路。蔡华著《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研究》，探讨了彝族宗教与道教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专门研究彝学的机构也成立，包括很多学术刊物的创办，如《云南彝学》、《贵州彝学》等，彝族宗教文化研究这期间是既充满活力又硕果累累。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的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呼声日益强劲，中国政府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艺术大师和民间文化传承人命名等一系列保护与建设工程，从而形成了政府与民间互动、保护传承与经济开发并举的格局，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制度环境。另外除了对传统研究领域继续进行深入发掘外，还开辟出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至此，彝族宗教研究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显示，学者们已经运用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法学、宗教学、人类学、生态学等相关理论展开对彝族宗教的研究。并提出了独到见解，丰富了彝族宗教研究的视野。
赴国外考察报告篇12
1.带队参加首届全国公安院校培训基地师生文艺大赛决赛，我院参赛的三个节目分获金奖、银奖和铜奖，学院获得组织奖，获奖层次和数量均居全国48个参赛的公安院校和培训基地的前列。在省教育厅主办的全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成果评选中，宣传处组织申报的《打造警史文化品牌，展现资警育人功效》荣获一等奖。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有新进展。成功举办第七届校园警察文化节、承办xx省高校校园文化研究会2013年年会。（宣传处）
2.组织教师赴襄阳市公安局开展“襄阳警务机制改革系列课题研究”。积极申报警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为xx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电子数据取证重点实验室为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继天门市公安局后，在硚口公安分局建立第二个“科技创新基地”。组织教师申报各级各类项目154项，创历史新高。推动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进一步发展。评选首届学院科研能手16人。引进加拿大警务管理专家麦考林来我院讲学。拟定科研管理制度2项（科研处）
3.学报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影响逐步扩大。创办月刊第一年在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的转载率达到56.98%，创历史新高。据“中国知网”统计，学报机构用户由上年的3000多户猛增到5195户，分布在21个国家和地区。坚持开门办刊、特色办刊理念，通过试行“一线评刊”制度，广泛听取“一线声音”，为使学报成为公安理论与公安实践紧密联系的纽带和桥梁迈开新的一步。（学报编辑部）
4.“电子数据取证实验室建设项目”获得20xx年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350万元资助。正高级高工张剑同志获全国公安机关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一等奖。第六届“李xx工作室杯”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共有18个研究项目获奖，并在第七届李xx工作室年会上由李xx博士亲自为获奖学生颁奖。法庭科学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共立省部级项目15项，82篇，获得专利授权3项，获得公安部科技成果三等奖一项。“三真司法鉴定中心”鉴案1815起，比去年增加305起，上升了20.2%，在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质量检查评比中获得第一名。（实验中心）
5.成功举办xx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xx年年会暨首届电子数据取证学术研讨会，获得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张建良教授获聘公安部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今年的职评工作，担任法学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主审。赵德刚副教授获评公安部首届优秀教师,张建良教授获评省公安厅优秀教官。易江波副教授获评“第四届xx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家、法律专家”提名奖。学科领军人物和“双师型”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在中国警察法学研究会首届警察法学优秀成果评奖中，张建良教授的论文获二等奖。圆满完成公安部中级执法资格考试题库的修改及高级执法资格考试指南的编写工作。法学专业20xx级学生187人参加司法考试，113人通过，通过率达60.4%，再攀新高，位居xx高校学生司法考试通过率前列。（法律系）
6.与香港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并揭牌成立“xx警官学院——香港大学电子数据取证联合实验室”。与中南财经zd大学对口支持合作工作继续推进，聘请该校6名“彩虹学者”支持我院工作，推选我院6名骨干教师赴该校研修；商定两校2014年度对口支持合作计划项目：教学研究项目——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育教学综合改革研究、学科建设项目——警务硕士专业学位点建设、基地（平台）建设项目——法庭科学部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电子数据取证xx省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带队赴公安部汇报，赴云南警官学院、浙江警察学院考察，拟定外警培训工作方案，争取建立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研究中心。
二、具体履职情况
（一）深入学习贯彻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投身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1.积极参加党委中心组学习、坚持自学，并参加了省委党校为期四天的“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培训班”的学习。通过学习，对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重大理论及实践意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更深刻的体会，进一步增强了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服务于学院科学发展上水平，建设一流警官学院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深刻认识到，在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公安高等教育的伟大实践中，作为高校领导干部，自己责任重大；在实现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的伟大征程中，作为法学科班出身的公安高校领导干部，自己责无旁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途上，作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子，自己任重道远。从而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增强了干事创业的事业心、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参加了党委确定的全年以“学习贯彻十八大，争创双建新业绩”为主题的各项活动。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真理，竭尽全力为学院干事创业、为师生谋利造福。
2.积极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后，本人认真学习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重要讲话,学习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文件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等。本人根据中央、省委和省公安厅党委、学院党委的部署，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认真开展交心谈心、坚持边学边查边改的基础上，对照理论理想、党章党纪、民心民声、先进先辈“四面镜子”，深入检查自己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撰写了近八千字的对照检查材料，在学院党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查剖析，听取了同志们的诚恳批评，从而明确了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更加激发了革命斗志，为继续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充了电”、“加了油”。
（二）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竭尽全力为学院干事创业、为师生谋利造福
1.为学院干事创业方面。除了抓好分管工作和分管联系部门日常工作外，一是积极投身合格评估工作，在督促分管联系部门搞好评估准备工作的同时，按学院统一安排，带队开展毕业生跟踪调查和向有关专家汇报工作；专家组进校期间住在培训楼负责有关专家的联系，接受专家们的访谈，及时了解和解决相关问题，为学院顺利通过合格评估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二是积极开展与相关高校的联系、交流与合作工作，如带队到香港大学考察并代表学院与香港大学签订合作协议，打通合作渠道，并协助做好9月在武汉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数字取证与调查技术峰会的准备工作（会议期间主持我院与港大电子数据取证联合实验室的揭牌工作）；经常与中南财经zd大学联系对口支持合作工作，成功完成“彩虹学者”（到我院指导）、骨干教师（去中南财经zd大学研修）各6人的互聘工作，确定了两校2014年对口支持合作计划项目。三是做好第七届校园警察文化节的各项工作（其间主持第七届李xx工作室年会和台湾警察大学鉴识系主任张维敦教授的学术报告会）。四是暑假期间因忙于工作，基本没休息：7月15日带领科研处、宣传处、侦查系、治安系、法律系等部门负责人和相关教师到襄阳市公安局，开展“襄阳警务机制改革系列课题”的调研工作；7月18日至19日，陪同赵志飞书记和实验中心张剑等同志一行赴天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考察，商讨合作开展机动车辆鉴定事宜；7月28日召集宣传处、团委、计划财务处、后勤管理处等部门负责人会议，布置齐心协力做好选送节目的排练工作、冲刺公安部文艺大赛决赛金奖事宜；8月5日至8日，带领宣传处、院团委等部门负责人和相关师生赴云南参加全国公安院校培训基地师生文艺大赛决赛，在代表队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院参赛的三个节目在全国48个单位报送的102个节目中脱颖而出，分获金、银、铜奖各一项，学院并获组织奖；决赛结束后，又马不停蹄带队返汉（后又于9月初带队赴北京参加公安部政治部举办的“人民在我心中”文艺汇报演出，在整场汇演的14个节目中，我院获得金、银、铜奖的三个节目均参演）。8月15日至16日，作为常务理事，我赶赴哈尔滨参加中国警察法学会以“警察法治建设与zd工作四项重点改革”为主题的2013年年会，并主持分组讨论。五是11月份带病（重感冒）坚持工作，南北西东转战：11月7日学院党委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后，我即按赵书记指派，带病与黄xx同志乘车赴京，8日晨赶到公安部政治部开会，当晚返程，9日上午到汉（在近武昌站的火车上接到曹院长电话，说另有工作向公安部汇报，让我留在北京不回）；11日我又带病和xx、张平同志一道，随省公安厅国合局石军局长等一行，赴公安部国合局汇报我院承担外警培训任务事宜，在与部国合局廖局长汇报交谈中，我主动提出我院有条件承担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研究工作，受到廖局长等领导的首肯（廖局长当即同意在继浙江警院“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后，在我院建立第二个“中心”，即“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研究中心”）；11月15日，我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外警培训基地和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研究中心筹建事宜；11月18日至22日，受曹院长指派，我再次带病带领xx、xx、xx、xx、xx等同志分赴云南、浙江警院考察调研外警培训和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建设问题；返院后，因外警培训前期工作紧急，我思考工作方案几夜难眠，并利用在校医院输液治疗的时间，与相关同志商量、研究外警培训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开展等事宜，并亲力亲为，亲自撰写汇报材料，于12月6日向院党委会汇报，后又向省厅国合局汇报。至此，外警培训基地、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研究中心建设的前期工作才算告一段落，而我仍在重感冒中。
2.为师生谋福造利方面。一如既往地为教职员工在在职攻读学位、子女上学等方面帮助做工作；为学生排忧解难，如有一毕业生患病，电话央我帮他在同济医院找医生确诊，我即照办。特别是今年省里教师职评，在我不再任高评委的情况下，我仍为我院教师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多方做工作，据悉效果较好；作为评委，在第四届“xx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家、法律专家”评审会上，助推我院易江波、陈晓辉二位副教授获评提名奖（全省共6名，其余或为教授、博导，或为法律专家）。
（三）坚持原则，严守纪律，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
坚决服从党委的集体领导，坚决执行党委会和院长办公会的决议决定；尊重书记、院长和班子其他成员，自觉维护党委的权威，自觉当好副职和配角；有强烈的事业心、使命感和责任感，并能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尊重下级，注重调动分管联系部门领导和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自觉接受监督；为人谦和，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有较强的亲和力；严于律己，作风民主，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无不廉现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崇尚实干，最恶空谈；工作认真负责，守时守信，敬业勤业，亲力亲为；生活正派，情趣健康。
赴国外考察报告篇13
9月13日至14日，省人大农业与农村代表专业小组视察了杭州市重要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渭山参加了活动。
9月21日至22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茅临生赴金华调研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