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生活教我学会宽容 母亲是一生中对我影响较大的人

小时候，对我影响较大的人，是我的母亲。

在我的父亲去世之后，照顾六个娃娃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而我在孩子中排行老大，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我的弟弟妹妹们年纪大一些的是七八岁，最小的两个分别只有两岁和三岁，后来这几个小的娃娃都夭折了——那个时候医药也不发达，所以只剩下了我们兄妹三个。

当时，母亲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我作为家里的大哥，就代替她煮饭。每天，差不多除了上学以外，我在家的时候都会帮我母亲做家务。

母亲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所以对我学习的要求只有一条，那就是“不要逃学”。

那是20世纪40年代，我在小学里还学着古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24小时背一课，我都能背得下来。每天教过的内容，等到晚上天黑以后上自习课时，老师便抬把凳子坐在教室门口，要求同学们一个一个地背书，能够背出来的就可以去睡觉，要是背不出来的话，就得在教室继续读。所以，我能背下很多。

母亲是个很慈善的农村妇女，记得有一年五六月份，家里没有粮食吃了，只剩一碗米。有一个乞丐沿着铁路来到我家，母亲也要给他半碗。我说，我们自己肚子都吃不饱，还是别给他了。母亲说，给他给他，他也难。

我母亲经常教育我们说，他们也难，连家也没有，四处讨饭，所以我们有一口吃的就给他半口吧。她说，六月七月要收包谷(玉米的别称。——编者注)了，掰四五袋包谷来，煮熟了一个人分一个，磨成面打成浆一个人舀一碗，再过一个月就好了，大家忍耐着点。

即使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母亲也还是愿意把仅有的东西分给别人。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从那以后，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凡事要想着别人，我经常害怕因为自己没做好而让别人吃亏。别人占一小点便宜，我心里还会挺高兴。

所以后来，当我长大了在社会上做事业时，我总希望能帮助别人。褚时健的家乡，正是这里的土壤养育了他人家比我们困难的时候，我愿意帮别人多做一些，所以我有很多真正的知心朋友。不管是领导国家的工厂，还是搞自己的事业，我都经常想着别人。

是我的母亲教我学会了要多帮助别人，让我直到现在还觉得，帮助别人就是帮我自己。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社会，宽容都非常重要。所以，我的很多朋友在我陷入困境时都会反过来帮我，因为当年我曾经全力帮过他们，我们的企业当时是全中国好的，他们需要我们的很多东西，而我们都给他们。

在搞卷烟的时候，我们是全国好的卷烟厂，很多的落后卷烟厂比如延安卷烟厂、重庆的涪陵卷烟厂等，他们有困难时找到我，我都会帮助他们。及时章 生活教我学会宽容 母亲是一生中对我影响较大的人 小时候，对我影响较大的人，是我的母亲。

在我的父亲去世之后，照顾六个娃娃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而我在孩子中排行老大，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我的弟弟妹妹们年纪大一些的是七八岁，最小的两个分别只有两岁和三岁，后来这几个小的娃娃都夭折了——那个时候医药也不发达，所以只剩下了我们兄妹三个。

当时，母亲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我作为家里的大哥，就代替她煮饭。每天，差不多除了上学以外，我在家的时候都会帮我母亲做家务。

母亲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所以对我学习的要求只有一条，那就是“不要逃学”。

那是20世纪40年代，我在小学里还学着古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24小时背一课，我都能背得下来。每天教过的内容，等到晚上天黑以后上自习课时，老师便抬把凳子坐在教室门口，要求同学们一个一个地背书，能够背出来的就可以去睡觉，要是背不出来的话，就得在教室继续读。所以，我能背下很多。

母亲是个很慈善的农村妇女，记得有一年五六月份，家里没有粮食吃了，只剩一碗米。有一个乞丐沿着铁路来到我家，母亲也要给他半碗。我说，我们自己肚子都吃不饱，还是别给他了。母亲说，给他给他，他也难。

我母亲经常教育我们说，他们也难，连家也没有，四处讨饭，所以我们有一口吃的就给他半口吧。她说，六月七月要收包谷(玉米的别称。——编者注)了，掰四五袋包谷来，煮熟了一个人分一个，磨成面打成浆一个人舀一碗，再过一个月就好了，大家忍耐着点。

即使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母亲也还是愿意把仅有的东西分给别人。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从那以后，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凡事要想着别人，我经常害怕因为自己没做好而让别人吃亏。别人占一小点便宜，我心里还会挺高兴。

所以后来，当我长大了在社会上做事业时，我总希望能帮助别人。褚时健的家乡，正是这里的土壤养育了他人家比我们困难的时候，我愿意帮别人多做一些，所以我有很多真正的知心朋友。不管是领导国家的工厂，还是搞自己的事业，我都经常想着别人。

是我的母亲教我学会了要多帮助别人，让我直到现在还觉得，帮助别人就是帮我自己。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社会，宽容都非常重要。所以，我的很多朋友在我陷入困境时都会反过来帮我，因为当年我曾经全力帮过他们，我们的企业当时是全中国好的，他们需要我们的很多东西，而我们都给他们。

在搞卷烟的时候，我们是全国好的卷烟厂，很多的落后卷烟厂比如延安卷烟厂、重庆的涪陵卷烟厂等，他们有困难时找到我，我都会帮助他们。

涪陵卷烟厂改造时，我批准借给他们三千万美金，不要利息，五年后还回厂里。

我们的设备在全中国范围内来说也算是好设备，我们便象征性地收点钱，把设备送给延安卷烟厂，让一个烟厂能够盘活。

像红河卷烟厂的厂长邱建康，我也尽力帮过他，但是帮得也不算多。后来，我种橙子，刚开始那会儿果子卖不掉，我找到他，问他：“你有没有办法？我这里不行了，果子卖不掉。”他问：“还有多少？”我说：“每年你能帮我卖个四五百吨就成。”于是，他每年帮我卖450吨，一共五年，帮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几年。他是个很讲情义的人。

所谓利益的均衡分配，其实就是有钱要和大家一起赚。这一点，或许就是因为从小受到了母亲对我的影响。她常教育我，要给来讨饭的人一些吃的，虽然我们自己也马上就要吃完了，可还是要给人家一点，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困难。每年过年，她都要分些粮食给没米的人吃。于是在我小时候，每次我捉鱼捉多了，也都要分给人家。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我们家的条件在村里还是比较好的，我父亲生前做木材生意，也就是那些支撑矿洞的木头架子，这些支架的大小长短都是有规格的，这样在矿山开采时才会比较安全，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帮他算账。

我的大伯后来当了区长，便搬家到了当地的车站附近，村里就只剩下我家和三伯家。不过，三伯去世得早，在爷爷奶奶走了之后没多久也去世了。我爷爷原来替法国人巡视铁路，后来在盖房子的时候砸断了腿，就只能自己在家编些东西了，记得家里的房子上还有雕花，村里的书记还说，村子就是爷爷他们开起来的。后来，爷爷还在世的时候，父亲他们三兄弟就分了家，但我们这些小辈还是走动得很勤，所以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三伯家一些吃的。这样一些琐事和教导，都让我铭记在心。

有人说我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这一方面是受到妈妈的影响，另外一方面，跟我小时候看的那些旧小说也有关。旧小说中的有些思想还是不错的，讲中国人的重情重义、人跟人的关系。

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名著我当然看过，还有那个时候老师坚决不让我们读的一些书，像《七侠五义》，我也都看。买不起书，我就蹲在书摊上看，一看就是一个多钟头。其中看得最多的就是《三国演义》，看了四五遍。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为了他的两个结义兄弟，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在乎了，那才是真的为朋友两肋插刀。

在战场上从来没有感到害怕 1949年初，我参加了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担任连指导员。那段时间里，我受过大大小小的伤，简直数都数不清，好几次都差点死在了战场上。

有24小时，我们正在吃午饭，连部有一个通信员(就是部队驻扎下来以后跟各排联系的人)坐在我旁边，我们两个正说着话，突然从对面飞过来一个炮弹。当时，我还不太懂这种炮弹，那个通信员就猛地一脚把我蹬到一块石头背后，炮弹爆炸后，我们两个满头满脸都是土，而刚才我们吃饭的那个地方已经被炸出了一个大坑。他告诉我，这种炮弹有一个特性，就是“缓炸”，炮弹落下来以后有两三秒的缓冲时间才爆炸。如果不是他懂，我们两个就都被炸死了。

对面的山头驻扎着我们的一个排，而我们连部则驻扎在山的另一头，要翻过一座小山才可以到那个排的驻地去，中间的道路我已经很熟悉了，经常过去。但是有一次，我们翻山过去的时候没有刻意隐蔽，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突然传来重机枪的声响，山坡上的一大排树就齐齐地切断落下来，我一时间还有些莫名其妙，后来醒悟过来仔细一看，要是敌人的机枪再打得低那么一点点，我们这些战士都要中好几颗子弹。

还有一次，我们连队刚刚换班，上了阵地，把阵地分开占好。可奇怪的是，对面的敌人很长时间都既不打枪，也不放炮。敌人到底在干什么呢？我心里不安，决定多管闲事地带着两个人悄悄摸过去看看，结果没多久就发现从我们阵地山坡后面的小箐沟里上来了一大波敌人，他们这是要把我们包抄起来啊！我想，这可不得了，要是真让敌人冲上来，我们就完蛋了。于是，我们三个暂时就把随身的三颗手榴弹甩了下去，敌人以为暴露了，慌不择路，纷纷抱头鼠窜，滚回去了。那天要是再慢一拍，不过去看看，被敌人包抄过来，我们很可能就会全军覆没，敌人的武器要比我们的好得多。

那个时候，成天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我也从来没有感到过害怕。我对射击有着浓厚的兴趣，小时候就经常把大人的枪偷出去，打上一两枪又还回去。后来到了部队里，部队会挑选一些有文化基础的学生，教一些最基本的射击、投弹的理论知识，然后才是实弹训练。我从小就掌握了射击的要领，所以我的子弹出去，起码十枪里能够射中八九枪，新去的战士里没有人比我打得更准。

第二章 迈过人生的低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