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itre 1 忘却的记忆

1914年4月4日，她出生在闷热而昏暗的印度支那嘉定市，也即西贡北郊的一个小居民区里。故事就是从那儿开始的。在那里，她挣脱了母亲，挣脱了那个浸润着她的温柔乡，进入到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日光之中，发出婴儿的初啼。外头，原住民的街上，也有其他婴儿呱呱坠地，那都是些黄皮肤的婴儿，是苦命的人，刚生下来就被乞丐般的人裹在破衣烂衫里，背在背上，吼出和她一样的怨言和哭声。她是玛丽•多纳迪厄生的一个孩子。

她的姓氏是一个征兆，已经道出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像是命中注定似的，多纳迪厄，这个父辈的姓氏将她献给了素未谋面的上帝，要把她变成他的奴隶，变成一个嗷嗷待哺、脱离了母体、托付给了上帝的不知名的小生命，就像一个“被丢下的孩子，被抛弃的孩子”——她后来这样说道。

是不是为了佐证她的姓名，多纳迪厄，这个小丫头才经历了童年里的暴力？很小的时候，她就感觉到内心有一些隐藏的力量在塑造着她，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冲动在支配着她，有一种获得独立的欲求使她与其他人，包括殖民者和他的家人，分离开来。

她反抗自然法则，转而寻觅广袤的丛林，蜿蜒而不知去向的河流，向它们的危险发出挑衅。

她的父亲亨利•多纳迪厄是一名数学教师，祖籍法国洛特-加隆省，历经及时次婚姻之后，有了两个儿子。促使他奔赴印度支那的，是海外的召唤，是标榜生财之道的殖民宣传告示，还是由于他“郁郁寡欢地读了皮埃尔•洛蒂的书”，抑或他不过是想在另一种环境下重塑人生？毋庸置疑，他不是那种急于发财致富、靠原住民赚钱的冒险家，而是属于浸淫于茹费里的教条的那一想主义者，对那一代人而言，奔赴印度支那，就是拓展法兰西的疆界，传播法国的文化和一个天真的梦想，也即坚信土著人需要文明，必须得到法国的护佑。他先后被任命为河内、北圻、柬埔寨的教授、教学主任，成为白人社会贵族阶级的一员，他们认可他的学识，他也尊重他们。孩提时，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就见识了不少舒适惬意的官邸，譬如她全家曾住过的坐落于金边的柬埔寨王宫。她生活在古代支那落寞的余晖中，生活在佛塔和寺庙弥留的时光中，生活在季风的气息中，四处漂浮着麻风病。敏感的她就像一头小兽，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她听到了四周的喧嚣，听到了老百姓和仆人们对话的音节，周围的一切全都被她记在心里：土著民的敏捷，宛如哑然的河流的街道，街上神经质的、密密麻麻的人群。

就在这里，在这片富有传奇色彩和异域风情的天地里，在各种相互交融的反差与充满暴力的景象中，记忆力发挥了它的作用。所有一切已在孩提时代的她的心中沉积：湄公河上落日的余晖、仆人们如仪的举止、傍晚的濡湿、织物——即便薄如蝉翼——压在肌肤上的重量、花园里高大的热带植物、绿色——无边无际的绿色——而厚重的丛林。

还有麻风病，这种像黑夜一样蔓延的地方病让整个城市和成片的土地陷入病态，使河流泛黄，给这个国度带来了致命的空气和灼热的气息。它是一个隐喻，可以被人隐隐约约地预感到，所形容的是一个有待认识和发现的世界，而这世界是一成不变的，也是苟延残喘的。

她的母亲，玛丽•勒格朗，祖籍法国加莱海峡省。按她的说法，是在“弗雷旺附近”，那是一片多云、寒冷而广袤的土地。母亲生在农家，出身贫寒，兄弟姐妹五人中，她是老大。她曾获得奖学金，在小学教员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后，她在敦刻尔克找到了及时份工作，但她生性狂野、桀骜不驯，注定要到其他地方去施展满腔的充沛精力。弗兰德斯地区风萧萧的广袤大地不适合她，所以她提出了到殖民地教育机构谋一份工作的申请，并顺利地得到了这样一份工作。杜拉斯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写道，1905年，“殖民地儿童受入学教育伊始”，母亲“被任命到法属印度支那”，她将见识到别样的景致：荆棘丛生、人迹罕至的公路，河流，稻田，山脉，有水牛一路小跑的小路。和未来的丈夫一样，她也无意于宣传布告里说的发财致富，只因她的心中另有一个更为崇高的梦想，是这个梦想让她充满活力。很快，在任职的不同工作岗位上，她认识到了殖民生活的辛酸和白人儿童命运的艰难，但她感觉到了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农民的力量，并将其保留了下来。不久，她觉得自己跟土著民亲近了，为教授越南孩子法语而感到自豪，她“给孩子们补课到深夜，尽管她知道这些孩子日后将成为工人、‘苦力’，也即她所谓的‘被剥削者’”。她的付出，她的生命力，使她很快就变得受人欢迎，成了“穷人当中的无国界女王”和“田间的流浪者”。

不久，她嫁给了亨利•多纳迪厄，两人组成了一个典型的教师家庭，成了殖民者的骄傲。他们生了三个孩子：皮埃尔、保罗也即杜拉斯的“小哥哥”，以及最小的玛格丽特。

母亲的活力、她骨子里的冲动、她像“一个疯子”那样施展的精力，这一切给幼小的玛格丽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一个纯粹的母亲，一心扑在孩子身上，满脑子想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历险”，是居家过日子的一把好手。

当时拍的一些照片使我们得以更好地认识这一家人。父亲是三角脸，胡子修成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流行式样，目光炯炯有神，有穿透力，使得整个人显得热情似火。母亲坐在亚洲皇帝的一个宝座上，背后是异国情调的布景，装饰着富有戏剧色彩的帷幔和挂毯；她的衣着是那一代妇女的典型，胸部高耸、丰满，从身材上看像是穿了紧身衣，整个人被固定在简朴的裙子里，一大串煤玉项链点缀在她的脖子上；她的目光也是坚毅的，狂热的，这像是全家人共有的一个符号。孩子们围在母亲身旁。皮埃尔——杜拉斯后来只称他为“大哥”——穿着水手服，也可能是殖民时代流行的白色套装，目光有些倔强、坚定，是带着厌倦在拍照。“小哥哥”保罗比杜拉斯大两岁，身材瘦削，“那么的瘦，有一双带蒙古褶的眼睛”，他露出一丝微笑，显得弱不禁风、“与众不同”。是玛格丽特，她穿着纱裙或细亚麻布裙，为的是不至于感到太热，头发里别着一只硕大的蝴蝶结，长长的卷发一直垂到肩头。她的眼睛特别惹眼，目光严肃，教人简直受不了。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发出挑衅、与人对抗的东西。她的内心已经有了固执而必胜的意志，像是一个标志或预兆。

关于记事之初，如今只有她自己是的见证人。她愿意提及的，只有一些画面，其痕迹被她留在了记忆里，还有一些小事，一些她难以释怀的事，一些她想要重温的时刻。她在访谈、散文和自述中如数家珍的那些旧事使人相信她，“杜拉斯，总在述说同样的事”，到她自己也厌烦了这一切：南圻、雨季黄色而泥泞的河流、墙角的乞丐发出的刺耳的叫喊声……

对于记忆里的这个暗室，她只记得几幅画面、几个场景，普普通通，却又至关重要。

1917年，或是1918年，她记不清了，那时她三岁，也可能是四岁，但刚满四岁。有24小时，她看见一个越南工人从梯子上摔了下来，那人面无表情，鲜红的血沿着嘴角流下来。当时，她的眼神应该与上述照片中呈现的眼神是一样的，坚定，教人捉摸不透。女仆对她说：“别待在那儿，过来，别看了。”她记忆犹新：“我明白了，我刚见到的是一件大事。”

在那些半模糊半清晰的往日痕迹中，还有夏日在父母和仆人们陪伴下的中国之旅，长路漫漫，令人筋疲力尽，却又显得神秘。她还能依稀记得有些小路的两旁竖着墓碑、佛塔，站着乞丐，披着鲜艳袈裟的喇嘛时不时从路上走过，她记得那一大帮人，也记得那一大帮人的流浪。

那段放逐的时光已无确切日期可考。放逐之地是那片鱼龙混杂的殖民地，有殖民者鳞次栉比的白色宅邸，也有原住民的草屋和棚户区，是侨民的地盘。与所有被征服的、臣服了的、异国他乡的土地一样，那里也承载着想象，充满着香气。

1918年，父亲被调往金边，柬埔寨的首都。一家人沿着宽广蜿蜒的湄公河北上，住进了宽敞而富丽堂皇的新宅邸。新房四周是无边无际的茂密丛林，林子里留下了她玩耍的足迹，虽然她心怀惧怕。

不料，父亲不久就得了殖民地的传染病，是一种会传染的突发性发烧疾病，这种病像是会榨干病人的所有体液和精力。据诊断，父亲得的是阿米巴痢疾，而母亲也同时得了这种病，但症状要轻一些。于是，父亲提出了回法国的申请，但母亲并未一同回国，而是被工作困住，像是被绑在了印度支那这片土地上，孤身一人照料着几个孩子。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在这个维系于母亲一人的家庭小团体中，在这个仇恨与暴力、疯狂与恐惧以及令人恐惧的、纯粹的爱相互交织的家庭中，玛格丽特•多纳迪厄的传奇故事拉开了序幕。

父亲回法国并非没有造成影响。他还会回来吗？在被抛弃感和等他回来的等待之间，玛丽•多纳迪厄和她的孩子们一起体会着这几个月的孤独。玛格丽特受到影响了吗？她性格矜持，喜欢回避，不会把父亲的远去挂在嘴边。打小起，她的内心就深藏着拒绝，情感经受着折磨，情愿体会情感(经常是强烈的)的刀锋，与太多冲动的情绪相抗衡。父亲走了，她却未必从中感到痛苦或怨恨。一切都会过去，恰似那流淌的大河，不为外物所动。

父亲在法国的日子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他的病情加重了。他曾有一个秘密的梦想，就是把远在印度支那的家人和法国的家人——及时任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团聚到普拉提耶，他在那儿置办了漂亮的房产，但他应该是绝望了，知道这个梦想正在破灭。那处房产“不是一座城堡”，玛格丽特后来坦言，只是诸多养眼的府邸之一，坐落于一片葱郁的大地。房子四周有一个大花园，杜拉斯称之为“公园”，这好像是她的一个习惯——她在诺夫勒堡还有一处房产，附带的花园相对小一些，也被她称为“公园”。除了房产，房契还详细说明了周围一并出售的建筑和土地：“附属建筑、花园、菜园、耕地、牧场、葡萄园，以及其他性质的地产。”房产附近有几处宁静而怡人的山谷。到了晚上，一栋栋亮着灯的房屋依稀可见，给人一种祥和与安宁的印象，亨利•多纳迪厄喜欢这种印象，看惯了印度支那总是透着残酷的异域风光之后，他在这里看到了永恒的法国所拥有的神话般的画面。

对于父亲的离去，多纳迪厄一家作何感想？他们是否隐隐觉得这是一种背弃？亨利真的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吗？到，以玛丽•勒格朗为核心的这个小家庭是否会发现父亲“太过法国化”？至于他们，两兄弟、妹妹、母亲，他们已觉得自己成了这片越南大地上的外国人，差不多成了混血儿——若干年后，这片土地被杜拉斯毫不含糊地称为“水乡祖国”(patrie d'eaux)。

不管怎样，一家人能收到来自法国的信件，但这并不是什么教人翘首期盼的大事。亨利•多纳迪厄在或不在，他们无所谓。在生命中的两个月里，亨利住在普拉提耶，他被因细菌而起的病拖垮了，觉得已被世间万物所抛弃，于是便放任自流，向自己的死亡走去。

在印度支那，母亲害怕丛林，害怕丛林里厚重而灼热的植物，害怕游荡的闲人，害怕她从未信任的男仆。她让孩子们睡在她床上，正如后来，在坐落于卢瓦尔河畔她得到的那座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破旧古堡里，每逢寒夜，她就让绵羊、小鸡等动物睡在她卧室里。

她有预知和通灵的天赋，能看懂各种迹象、巧合和事件，预见灾难的来临。24小时晚上，确切地说，是通过电报得知丈夫于1921年12月4日病故的前夜，她听见丈夫的书房里有一只迷路的鸟，不断地撞到墙上，喧闹不已。当她向孩子们宣布这个坏消息时，谁都没有表露出伤感。父亲的死只是世间万物中的又一件事情，是玛格丽特早已习以为常的宿命。她后来承认，得知父亲病故的那一刻，她没有落泪，并且认真地补充道，不久后失去她的小狗之时，她的反应就不一样了。父亲留给她的只有两点：一是姓氏，多纳迪厄，一是洛特-加隆省的房子。前者后来令她无法承受，几乎“无法随身携带”。确实，与上帝之名离得这么近，叫她该怎么活下去，最关键的是，她该拿什么奉献给上帝？上帝又会要求她奉献些什么？至于后者，当玛格丽特梦想着广阔的世界，想要在不同事物之间架起桥梁之时，一栋迷失在乡间的房屋就变得毫无用处了。殖民地的生活还在继续，一如既往。在那片殖民地的大地上，孩子们从此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狂野和自由，无尽的自由。

父亲的下葬得益于他前妻里维耶一家的帮助。他的墓紧挨着莱维纳克德吉安教堂，沿途可见公墓的地势比高大的围墙还要高。前妻里维耶一家的墓地很大，但不那么考究。父亲的墓比较高，上面摆放着用上了釉的陶瓷制成的花朵，有菊花、紫罗兰等，显得花团锦簇，且不会被时光所摧毁……一块大理石板上刻着这样的字眼：“亨利•多纳迪厄，南圻学校校长。”文字并不正确，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政府多次派员登门致敬，玛丽•勒格朗一一接待，毫无怨言，但也没有表露出特别的感情。她太忙，有太多的事要打理，殖民地的日子太苦，但她却没有想过要换一种活法。幼小的玛格丽特似乎已经忘了父亲，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她没有服丧，也不曾悲痛。关于父亲，她后来曾说过，她“不认识他”。

时光荏苒，毁掉了熟识的物品，改变了一张张照片，弄丢了为数不多的几件纪念品。父亲写了一本关于指数函数的数学书，她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书还是不见了，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怎么丢的。她一直认为，书其实没有丢，她或是别人会有机会从某件家具的死角里发现它，发现它滑到了抽屉后头，迷失在那里，就像她多年之后在那个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衣柜深处发现一件衣服那样。那件衣服是她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版税买的，布料用的是细亚麻布，上面有一些暗红色的血迹，肯定是经血，怎么看都是一件女装，衣服上满是历年来静悄悄的夜里落下的灰尘，那是时间的颜色。

时间继续流逝。父亲没了，去了小玛格丽特已忘却的地方，把她的记忆空间让给了母亲的形象。对于玛丽•多纳迪厄来说，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她躲过了致命的痢疾，开始继续教书。然而，父亲一死，特殊优待也就没了。她在一所当地学校当教师，职位在行政级别中是低的。生活不再如往日那么宽裕，母亲必须靠着全力劳作和一腔执着，才能担负起新的生活方式。

不知不觉中，她对大儿子，她莫大的骄傲，寄予了一种教人无法抗拒的爱。女儿黑头发、棕色皮肤，眼神特别有穿透力，一举一动不招人喜欢，样子略显堕落，个性极为反叛，性格怪异而特殊，她指望得上吗？次子整日只知“爬上高大的芒果树”，无忧无虑，略显天真、“痴呆”，举止“无声无息”，她又能指望得上吗？

另一种生活开始了，更不稳定，更为野蛮。

当时拍的一张照片上，玛丽•勒格朗身旁围着三个孩子，拍摄地是一处破旧、脏乱、堆满杂物和垃圾的庭院。这张照片不同于父亲在世时的那些照片，在昔日的照片中，看得到亨利•多纳迪厄殖民的骄傲及其社会地位的上升，仆人们和看上去团结一心的家人围在他身旁。此时此刻，母亲内心深处的本性和与生俱来的疲乏一一显露，她像是认命了，不再想抚养她的孩子，他们太难缠，太堕落，太不听话，无法抚养下去。她的身影显得沮丧，她的目光显得迷离。“灾难就此驻足。”杜拉斯后来这样形容道。为此，母亲决定回一趟法国，去继承亨利•多纳迪厄的遗产。

1922年，也即他们及时次回国的那一年，玛格丽特年仅八岁。一家人登上了“Azay le Rideau”号邮轮，时值七月，旅程一共三十天。在漫长的旅途中，玛格丽特懵懵懂懂地体验了她日后所有的写作主题，以及她未来作品里的所有符号：放逐、流浪、行李、无定所的夜、变化多端的事物，尤为重要的，是船舷之外始终相伴的海景：深邃的海，莫名的海，阴暗的海，大浪滔天的海，吞噬一切的海。《情人》中那些描绘大海及其奥秘的华丽篇章早在此时就已铭刻在她的记忆之中。

海上之旅，继而一段漫长的陆上之旅，他们到了杜拉斯镇，随后到了普拉提耶。屋子锁了六个多月，已散发出霉味，但条件相对要好一些。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于它，年幼的玛格丽特只有一些鸿爪雪泥般的印象，那是她在印度支那翻阅一些以田园牧歌的方式描绘祖国母亲和永恒法兰西的书籍而得来的。她记住了所有那些触动过她的画面，比如冷杉林、杏子林、起伏的田野，听到了桤木林中刮过的风，看到了安静而冷漠的母牛、繁星满天的夜晚、田间的劳作、里厄托尔河(在山谷中蜿蜒的一条小河)静静的河水、地势较高的村庄里的生活、赶集或看电影的日子：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极富法兰西风情的神话，将呈现在她1943年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厚颜无耻的人》中。

慢慢地，普拉提耶的生活步入了正轨。父亲已置办家具，一家人便定居了下来。在附近的农民看来，这是一户殷实的人家。玛丽•勒格朗仍然寡居，内心深处泛起了对印度支那的怀念。和在印度支那时一样，她喜欢重拾殖民地时的生活习惯，总在黄昏时分坐在葡萄架下的扶手椅上，然后在夜幕初降时进入梦乡……那一年，玛格丽特是个小丫头，一头棕发，眼神里总是充满好奇，骨子里有一种冲动、粗鲁、执拗的性格。不过，她也会满怀忧郁，那时她的眼神就会逃避，专注于无人知晓的、孤独寂寞的内心世界。她丝毫没有表露出父亲之死本该给她带来的忧愁，而是一副坚强、骄傲的模样。事实上，她不可能永远忘记父亲。在父亲健在时的一张照片上，我们看到，她蜷缩在父亲怀里；多年后，1988年，她向法国电视一台的记者露丝•佩罗讲述了父亲带她参加一次葬礼的记忆。那个记忆是历久弥新的，甚至是“固定的”：“父亲牵着我的手。”她说。

在普拉提耶，她渐渐熟悉了法国，熟悉了舒适的田园生活、西南地区温和的气候，以及一种更为文明同时也更为和谐的自然环境。所有这些情感和这些转瞬即逝的印象都被她牢牢记在心里。母亲打算至少在法国待一年，于是便张罗起孩子们的教育，试图结交一些朋友，建立一些邻里关系。玛格丽特有了一个形影不离的朋友，她叫伊维特•阿默兰，住在山谷的另一侧，见她一面得先穿过田野。这个朋友后来在村子里开了一间杂货铺，卒于2013年。她保存着玛格丽特寄给她的许多明信片，经常接待杜拉斯传记的作者，向他们讲述杜拉斯固执的性格，她逃学去野外玩耍、去帕代扬看望神父的经历，她所钟爱的抹了接骨木果酱的面包，她桀骜不驯、变化莫测的个性，以及她写的一手好字和她对故事的偏好。无论是做游戏，还是野游，拿主意的总是玛格丽特。这个老妇人曾告诉让•瓦里耶：“每到周四，我到她家时，一切都已计划好了。于是，我们要么玩跳房子，要么在田野里撒欢。”“你看，”老人伸手指着田野，“那是我们的广阔天地……后来，她哥哥保罗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我们步行去帕代扬，去看望杜佛神父。我们经常抄近道，很好玩，也很惬意。途中要穿过一片小树林，林子里有一所房子，里头住着一个聋哑人。一开始，我们都感到很新奇，那聋哑人朝我们不停地打手势。，我们终于到了帕代扬，那里有人接待我们。神父的母亲年事已高，是个驼子。她总是会给我们准备一些小吃。有大圆面包，您知道吧，她切下一片，我们抹上果酱，味道有点酸，特别好吃……每到杏子成熟的时节，一到晚上，人们打开炉子，那味道真好闻，玛格丽特也一定感觉得到。还有葡萄收获时的气味，您知道吧，那是一种香气，葡萄收获时的香气。所有这一切，她全都记得。”

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她爱好叙事和宽泛意义上的诗学，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因此得到了老师们的注意和欣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伊维特的友谊开始变成她的压力。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小姑娘，性格孤僻，崇尚自我，喜欢那些意料之外、充满奇遇的情境，她爱读历险记，喜欢把自己置于其中。她早就知道母亲偏爱她的长子，但她一言不发，像是对此表示默许，只是把这个爱与恨、欲望与失望相互交织的故事放在内心最深处。在小说处女作中，她赋予了女主人公一种隐秘的忧愁：“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之间存在着没有出路的爱……”普拉提耶的大自然刺激了她的感性，她觉得自己和大地非常亲近，她热爱多变的季节、乡村的时令——播种、成熟、收获——以及穿越其间的香气。他们四人的生活有几分波西米亚人的意思，周围的农民也觉得他们不合群，玛丽•多纳迪厄对此有一个更为贴切的说法，她形容自己是“迁移的”……四人中，玛格丽特最难以捉摸。“她将来会给您惹麻烦的。”邻居对母亲这样说道。当时，母亲抬头看着天际，像是发出一声徒劳的召唤，又像是怀着一种骄傲。

24小时，玛格丽特经历了一件后来被录入“童年严重创伤登记簿”的事。那天，经母亲允许，她去把从田间走失的母牛沿着德罗河畔赶回家。田间道的尽头有一段铁路，一列火车鸣着汽笛飞驰而来。一头受了惊的母牛躲避不及，撞到了火车上。它的一只角折断了，留下了一个鲜血喷涌的洞口。玛格丽特俯下身，紧紧地抱着它，听着它哞哞的吼叫声。这次经历是苦难，是痛苦，也是孤独。是不幸。她紧紧地抱着它，想要给它温暖，给它生命。这件事成了她想象力的一个新主题。

然而，法国的经历没有掩盖住暂时被放到一边的印度支那。印度支那从未远去，反而一直令玛格丽特痴迷。同样的，母亲也觉得对那片殖民地的怀念与日俱增：换个角度来看，她有没有觉得自己是法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所传递的秩序观和伦理观，以及她作为教师所要传播的公民价值——她也许有过这样的感觉，但是萦绕在她内心深处的，却是北圻那片野蛮的大地，是它的不稳定性，它的脆弱性，它那野蛮而粗鄙的风俗，是那个泥沙俱下的社会，是与法国乡村那种平衡格格不入的、显而易见的不和谐。与母亲相比，玛格丽特不觉得自己更具法国人特质，尽管她后来发表了《法兰西帝国》，在书中盛赞法国的价值观，捍卫殖民主义，褒扬领导殖民运动的将军们。相反，她觉得自己更亲近印度支那文明，更熟悉柬埔寨王宫的废墟，那个已经凋零与灭亡但痕迹犹在的世界，更喜欢稻田的脆弱，因为它们像是一个暗喻，宛如她隐约觉得漂泊不定的人生，就好像印度支那(著名的“水乡祖国”)褪色的景致折射出的是尘世之初，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纯洁而原始的天堂……对她而言，家乡是创世之初的家乡，是“处于初现状态中的”家乡，她总是这样宣称……

再说玛丽•勒格朗。她一直在受丈夫及其前妻的两个孩子的气，这两人——雅克和让——私底下指责玛丽•勒格朗离间了他们的父母。关于遗产，以及房产的处置方式，她无法找到一个达成共识的余地。回印度支那的想法慢慢明确起来，她要找回她所熟悉的、不那么舒适的生活习惯，在那些像被水洗涤过的景色中忘掉一切，它们或许会将往事抹拭。她一直扮演着可敬的寡妇的角色，事实上，她在杜拉斯那个地方确实很受人尊敬。不过，在内心里，她还是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关键是她的孩子们太特别了：长子粗暴而野蛮，次子举止笨拙且不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女儿就更别提了，性格太叛逆，太堕落。她给政府写了很多悲怆的信，以此向其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