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美丽的法兰西

远渡重洋

清晨五点四十五分，美国号邮轮上，保罗和我从温暖的铺位上醒来，朝舱壁上的小舷窗外望去。前一夜我俩睡得都不踏实，部分是由于天气，部分是由于难抑的激动心情。我们揉揉眼睛，向玻璃外张望。外头雾蒙蒙的，在浮动的迷濛和深蓝色的黎明微光中，依稀看得见岸边闪烁的灯光。1948年11月3日，星期三，我们终于抵达法国的勒阿弗尔(LeHavre)。

我从没来过欧洲，心中对未来一片茫然。船已在海上行驶了一个星期(感觉上可要长得多)，我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踏上陆地了。自打亲人们在满城秋色的纽约把我们送上船，这艘美国号邮轮就直挺挺地驶进了北大西洋的狂风中。庞大的船体在楼房高的巨浪中颠簸着，海浪的拍打声、摇撼声、颤抖声、呜咽声……在耳边不停回响。过道里悬挂着救生索。抬高……抬高……抬高……巨大的船身不断上扬着，攀到了波峰，犹豫摇摆一会儿，然后跌落……跌落……跌落……船头不断下滑，一头扎进波谷，溅起大片大片的水沫。我们筋骨酸痛、精神萎顿，地上满是摔得粉碎的碗碟。绝大多数乘客和部分船员都难受得面无人色。保罗和我幸运得很，我俩有当水手的潜质，胃口犹如铁打般坚定：有天早上，只有五个乘客勉力去吃了早餐，我俩就在其中。

我在海上的旅行经验很少，只是在二战期间往返过亚洲，却从没经历过这么厉害的风暴。可保罗见多识广，凡是能想象出的各种天气他都经历过。二十年代初，他付不起大学学费，搭上一艘运油船从美国去了巴拿马；他曾搭乘过小渡船，从马赛港前往非洲；他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Trieste)出发，穿越地中海和大西洋，到达纽约；他也曾在一艘双桅帆船上当过船员，从新斯科舍(NovaScotia)驶向南美；二战期间他还在中国海上的一艘指挥舰上工作过一阵子。他见识过海上的龙卷风、大雷雨，以及诸多"大自然的原始暴力"——他用的就是这个词儿。保罗有时候极有大丈夫气概，有时候又安静而执拗，书卷气十足。他特别恐高，却会强迫自己在狂风巨浪中站上缆索装置的顶端。在这艘颠簸摇晃的美国号上，为我俩的安全问题操心的主要是他，这也蛮符合他的性格。

那年，保罗得到了一个在巴黎美国大使馆的工作机会，负责美国新闻处展览部门的工作，职责是通过视觉艺术的手段，增强法美两国的联系。这算是文化和宣传方面的事务，而他正是不二人选。二十年代初，保罗在巴黎工作生活过，能说一口流利法语，并且极为欣赏法国的醇酒和美食。在这世上，巴黎是保罗最心爱的城市了。因此，美国政府给他这个机会的时候，他立即答应下来。我呢，就算作他额外的一件行李，一道跟过去啦。

我俩一致认为，旅行有如情感关系的试金石：这一路上，我们无可避免地会碰见乱子，也会惊喜连连，如果我们能对付得了这个，那后半辈子必定能和谐相处。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得还不赖。

1944年夏天，我俩被战略服务处(OfficeofStrategicService,OSS)(即美国中情局的前身)派往锡兰，在那儿我们相识了。保罗是个艺术家，政府雇他是为了建立军情室，方便蒙巴顿将军(GeneralMountbatten)研究情报人员发回的情报。我是登记处的头儿，负责处理情报人员发回的实地报告和其他较高机密文档。战争后期，保罗和我被派往中国昆明，在那里我们为魏德迈将军(GeneralWedemeyer)工作，一边继续谈恋爱，一边大啖鲜香美味的中国菜。

尽管我们是在异国他乡认识的，可我们从没觉得在亚洲的那段日子像是"出国"：我们每周工作七天，睡在军营里，时不时地要听从军队派遣。

可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俩在1946年结了婚，在华盛顿住了两年，如今又要搬往巴黎。自打1946年9月1日的婚礼以来，我们两人都一直忙个不停，连个像样的蜜月都没享受过。或许在巴黎待上几年会弥补这个缺憾，找回蜜月的感觉。唔，这计划听上去挺不错。

当我透过舷窗，望着勒阿弗尔的闪烁灯火时，我发现自己对眼前的景象一无所知。对我来说，法兰西是个模模糊糊的抽象概念，是个一直存在于想象中，却从未真正触碰过的国度。我迫不及待地想上岸去，可同时心里充满了疑惑。

在美国加州的帕萨迪纳，我长大的地方，法国的声誉可不怎么样。尽管我那位身量高挑、不苟言笑的爸爸("大个子约翰"•麦克威廉斯)从没去过欧洲，一个法国人也不认识，可他喜欢说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全都"性格阴沉"，"举止卑鄙"。我倒是认识几个法国人，可她们几个都是老师，全是怪里怪气的老处女。死记硬背地"学"了几年法语之后，我一个法语词儿也不会说，也听不懂。更有甚者，拜《时尚》(Vogue)杂志和好莱坞大片所赐，我怀疑法国人尽是些甜腻腻嗲兮兮吹毛求疵的主儿——女人们过分讲究，梳着精巧的发型，都是招人讨厌的娇滴滴小东西，男人们全是阿道夫•门吉欧(AdolpheMenjou，1890.2-1963.10，美国男演员。——译者注)那种类型的，喜欢捻着小胡子，调戏女孩子，整天思谋着怎么欺负美国乡下人。

而我是个加州人，身高六英尺两英寸，"芳龄"三十六，大嗓门儿，嘻嘻哈哈，大大咧咧。从眼前舷窗看到的法国，就像个巨大的问号横亘在我面前。

美国号慢慢地驶进了勒阿弗尔港。战后的残迹随处可见：巨大的起重机、成堆成堆的砖头、炸毁的断壁残垣，还有锈迹斑斑、半沉没的废弃船只。拖船把我们推向码头，我倚着栏杆，朝船坞上聚集的人群里看去。一个魁梧粗鲁的男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有张饱经风霜的面孔，嘴角斜叼着一支燃着的纸烟。他正在冲某人大叫大嚷，一双大巴掌在脑袋顶上挥舞着。这个搬运工像头快活的大熊，大笑着往周围抛着行李，没注意到我在看他。他凸凸的肚皮和宽厚的肩膀包裹在深蓝色的工作服中，多有魅力的色泽啊；他身上有种率真质朴的气质，看了真教人开心，我的焦虑慢慢缓释开来。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法国人，我对自己说。他可不像阿道夫•门吉欧。感谢老天爷，这个国家里也有有血有肉的人！

清晨七点，保罗和我上了岸，我们的行李也过了海关。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干坐在一边，抽烟打哈欠，把衣领竖起来，抵御毛毛雨的微寒。终于，一架起重机把我们天蓝色的大别克旅行车(我们亲昵地叫它"蓝光")提出了船。别克车挂在吊索上，在高空中晃悠了几下，然后被放落在码头上，触地的时候车身跳了两跳。一群技师立刻围了上来——他们头戴黑色的贝雷帽，身穿白色的屠夫式围裙，脚踏着巨大的橡胶靴。他们给"蓝光"加上机油、汽油和水，挂上外交牌照，然后把我们的十四件行李和半打箱子毯子胡乱堆在车上。保罗给了他们小费，然后去重新摆行李，免得挡住后车窗。他对行李摆放要求高着呢，而且特别擅长干这个，跟个拼图高手似的。

待保罗收拾完，雨渐渐停了，大块大块的蓝天从灰色云层中露出脸来。我们挤进车子前座，把宽宽的、隆隆作响的车头对准东南方，朝向巴黎。

香煎鳎鱼

说不上为什么，诺曼底乡间那纯粹的法国风情深深打动了我。比起电影里的场面，或是杂志里对"法兰西"的描述，这里真实的景色、声音、气息要独特有趣得多。尽管有些地方(比如伊沃托[Yvetot])仍然留有战争的伤痕，地上还有炸弹留下的坑洞和成团的铁丝网，但每一个小镇子都有独特的风味。路上几乎没有汽车，但自行车却成百上千，还有赶着马车的老人、穿着黑衣的妇女，和脚踩木鞋的小男孩。电话亭的大小和形状跟美国的不一样；田野里的作物密密麻麻；路旁没有广告牌；偶尔可以见到粉白相间的灰泥外墙小别墅，坐落在一本正经的林荫道尽头，那模样笨笨的，可又很漂亮。没想到的是，乡间那混合着泥土芳香和炊烟味道的气息，山野间起伏的线条，还有种满卷心菜的碧绿菜地，让我俩想起了中国。

哦，美丽的法兰西！我还未曾了解你，却已经爱上了你！

中午十二点半，我们飞驰到了鲁昂(Rouen)。车子经过古老美丽的钟楼，然后是著名的大教堂。教堂身上还留有战争的瘢痕，可彩色玻璃的花窗依然宏伟庄严。我们在"老市场广场"(laPlaceduVieuxMarche)上逗留了一会儿，当年圣女贞德就是在这里遭受火刑的。《米其林指南》(GuideMichelin)建议我们去王冠餐厅(RestaurantLaCouronne)，它修建于1345年，是座中世纪的木结构房子。保罗满怀期待地大踏步往那儿走去，可我心里犹豫得很，一会儿担心自己穿得不够时髦，一会儿又怕自己不会说法语。那些服务生八成会耸耸他们的法国尖鼻子，瞧不起我们这些美国观光客吧。

餐馆里很暖和，装饰着棕白相间的色调，一副舒适的老派风格，既不谦卑也不奢华。屋子那头有个大大的壁炉，里头有个旋转的烤肉叉，上头正在烤着什么，散发出的香气让人如同置身天堂。餐厅领班上前来招呼我们，这是个瘦瘦的中年男子，一头黑发，一副温文又认真的作派。保罗和他说了句什么，领班微笑着，熟稔地答着话，好像他俩是多年老友似的。随后，他把我们领到一张舒服的桌子前头，离壁炉不远。其他食客们都是法国人，我发觉他们得到的是同样殷勤的招待。没人对我们翻白眼，或是显出一副傲慢的神色。实际上，服务生们看上去很欢迎我们。

落座的时候，我听见邻桌两个穿着灰西装的男人正在向侍者询问着什么，那位年长些的侍者显得十分高贵，正拿着菜单比划着，详尽地解答他们的问题。

"他们说什么呢？"我悄声问保罗。

"那服务员正给他们解释刚点的鸡肉，"他悄声回答我。"那鸡是怎么养的，怎么个煮法，该点什么配菜，还有配哪种葡萄酒最合适。"

"葡萄酒？"我说。"大中午的就喝酒啊？"除了售价1.19美金的加州红酒，我没喝过其它葡萄酒；当然，更不会在中午的时候喝。

保罗解释道，在法国，美食被视作国粹，也是高尚的艺术，人们在午餐和晚餐时都会喝葡萄酒。"秘笈在于适可而止，"他说。

忽然间，餐馆里充满诱人的复杂香气，那味道很熟悉，可又叫不上来。及时阵气味很像洋葱——"红葱头"，保罗"鉴定"道，"在新鲜黄油里爆香的。"("红葱头是什么东西？"我怯怯地问。"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他说。)这时候，厨房里传来一阵温暖又带有酒香的气息，像是厨子正在炉子上收浓美味汤汁。接着又是一阵清酸：大陶碗里正在拌沙拉，柠檬汁，红酒醋，橄榄油，再洒一点儿盐和胡椒。

我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

我没法不注意到，侍者们个个都怀着含蓄的喜悦之情，好似他们毕生的使命就是为了把客人照顾得舒适自在。其中一个翩然而至，在我肘畔站住。保罗看着菜单，连珠炮似的用法语问他问题。这位侍者看上去很享受着来来回回的讨论过程。噢，我是多么心痒难耐啊，多想跟他们一块讨论啊！可相反，我只能微笑着，稀里糊涂地点着头——尽管我已经在拼命吸收周围发生的一切了。

我们的午餐以六只牡蛎拉开了序幕，贝壳已经撬开，蚝肉摆在单片的壳上。我早已习惯了华盛顿到麻省一带淡而无味的牡蛎，从没觉得这东西有多好吃。可这一盘子牡蛎有着浓厚的海水味道，口感之柔滑是我从不曾体会过的，真让人又惊又喜。配牡蛎吃的是几片paindeseigle，也就是裸麦面包，上头涂着无盐黄油。保罗向我解释道，像红酒一样，法国的黄油也是有"产区"的，不同的产区出产不同风味的黄油。夏朗德黄油(BuerredeCharentes)味道浓郁，一般是做酥皮面团的时候用，或用来做菜；伊西尼黄油(beurred`Isigny)则是更为精致、清淡的餐桌用黄油。抹在这几片裸麦面包上的正是这种"伊西尼"。

鲁昂的鸭肉料理远近闻名，但是咨询过侍者后，保罗决定点香煎鳎鱼。菜来了：一整条又大又平的多佛(Dover)鳎鱼，煎成的金黄色，浸在黄油酱汁里，鱼身上星星点点地撒着欧芹碎。侍者小心地把平盘放在我俩面前，后退一步，然后说了句："Bonappétit!"(法语，意为"祝您好胃口！"——译者注)

我闭上眼睛，深深呼吸着氤氲升腾的香气。然后，我叉了一块鱼肉送到嘴边，咬了一口，慢慢地咽下去。鳎鱼肉鲜甜清淡，带着一丝轻微却一清二楚的海鲜味，而且和黑黄油酱汁的味道出奇地融合。我细细地咀嚼着，慢慢地吞咽着。的滋味啊。

在帕萨迪纳，我们一般会在星期五晚上吃烤鲭鱼，七月四号国庆的时候吃鸡蛋酱汁鳕鱼丸和水煮鲑鱼，去山里露营时，偶尔吃吃平锅煎的鳟鱼。可这回在王冠餐厅，我尝到了真正的鱼的滋味，真切地体验到了美食的感觉——这是我之前从未体会过的。

享受美餐的同时，我们开开心心地喝光了一整瓶普伊芙莫干白(Pouilly-Fumé)，这款酒产自卢瓦尔河谷(LoireValley)，有种清新明快的味道。又是一次觉醒！

然后上来的是绿蔬沙拉(saladeverte)，用微酸的油醋汁调味。我还尝到了人生及时口真正的法棍面包——金黄松脆的外皮，松软却很有咬劲的淡黄色内瓤，带着一丝淡淡的麦香和酵母香。太好吃了！

饭后，我们惬意地吃了些法国白芝士当甜点，并以浓醇的滴滤咖啡结束了这顿午餐。侍者把一套装置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杯子，上头架着一个金属的过滤器，里面盛着咖啡粉和滚开的水。在我们两个心急饕客的催促下，热水终于渗流到下头的杯子里。这过程真有意思，而且有滋味独特的黑咖啡喝。

保罗付了账，跟领班聊了几句，十八年来及时次重回巴黎，他是多么心急啊！餐厅领班一边微笑，一边在一张卡片背后草草地写着什么。"喏，"他把卡片递给我。在保罗的翻译下我搞明白了。原来，王冠餐厅的拥有者多杭家族(Dorin)在巴黎也有生意，那家馆子名叫"鳟鱼"(LaTruite)，领班刚在在卡片背后为我们写了几句推荐词儿。

"鞋鞋您，闲剩，"我突来一阵勇气，操起法语对他说道，可那蹩脚发音连我自己听了都难受。侍者毫不介意地点点头，转身去迎候新来的客人了。

保罗和我飘飘然地走出餐馆，步入灿烂的阳光和清凉的空气中。我们在法国共进的及时餐。这是我这一生中享受过的最激动人心的美餐。

回到"蓝光"里，我们继续朝着巴黎开去。这条高速公路是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S.ArmyCorpsofEngineers)修建的，双向双车道，路中央以草坪隔离带分开，还有设计过硬的天桥和地下通道，这副情景让我们想起纽约城外的哈琴森河公园大道(HutchinsonRiverParkway)。不过，随着暮色降临，这感觉消失了，远处渐渐出现了一个不可能错认的剪影——埃菲尔铁塔。红色的灯光一闪一闪地勾勒出它的轮廓。

巴黎！

晚上，我们由圣克鲁门(PortedeSaint-Cloud)进入巴黎。在这座城市里开车感觉真奇怪，而且很危险。街灯被调暗了，出于某些原因(战时的习惯吗？)，巴黎人开车的时候只打开停车灯。几乎看不见行人或路标，而且交通拥堵，车子走得慢极了。和中国或印度不一样的是(那儿的人们开车也只打停车灯)，巴黎人觉得路前方有东西的时候，会不停地闪动大灯。

穿过皇家大桥(PontRoyal)，沿着巴克路(RueduBac)上行，快到圣日耳曼大道(BoulevardSaint-Germain)的时候，我们停在了蒙塔龙贝路(RueMontalembert)7号，皇家大桥酒店(HôtelPontRoyal)的门口。我俩都筋疲力尽，可心情激动极了。

保罗把行李从车子上卸下来，然后驾车驶入了雾蒙蒙的暗夜。他要去找个停车场，据说离得不远，只有五分钟路程。听人说，晚上把车停在街边不安全。我们的别克车——法国汽修工管它叫"美国大家伙"——比当地的雪铁龙或标致车子都大得多，保罗急切地要给它找个安全的地方。我带着行李进了房间，却发现脚下的酒店像美国号邮轮一样，左右摇晃。我还没找回脚踏陆地的感觉呐。

一小时过去了，保罗依旧不见踪影。我饿了，而且越来越心焦。终于，他气急败坏地回来了，说道："真见鬼，我开错了方向——本该沿着拉斯佩尔大道(BoulevardRaspail)往回开的，结果我往前走了，然后又沿着圣日耳曼大道兜了回来，还以为那就是拉斯佩尔，结果开进了一条单行道。所以我把车子停下，走路去找。等到我终于找到了车库，又找不到车子了！我以为我把车停在了拉斯佩尔，可实际上停在了圣日耳曼！谁都不知道那车库在哪儿，也不知道酒店的方向。总算把车子开到了车库……咱们去吃饭吧！"

我们去了圣日耳曼大道上的一家小馆子，尽管没有一样菜比得上王冠餐厅(它成了我的味觉标杆，每吃一顿饭我都会跟王冠的那一顿比较一番)，可味道也不错，只是馆子里挤满了观光客，让人失望。我才刚到巴黎几小时，却已自认为是本地人了。

保罗在美国新闻处的工作职责是"通过平面艺术的手段，把美国政府认为重要的美国生活方式展现给法国人民。"它的用意是在两国间建立友好关系，让法国相信美国是个强大又靠得住的同盟军，马歇尔计划(即TheMarshall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者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法国进行重建(同时不会对法国政府指手划脚，干涉法国人处理国家事务)，并且暗示贪婪的俄罗斯可不值得信任。这任务听上去十分清楚明白。

及时天上班，保罗就发现，美国新闻处的展览部门已经数月来无人领导，一片混乱。他要管理八个人，而且都是法国人：五个摄影师、两个设计师、一个秘书。这些人士气低落，工作量超过了负荷，可薪水过低，心里头还颇有些妒忌。办公室里缺乏最基本的用品，几乎没有胶卷、相纸、显影剂、闪光灯；甚至连必备的办公用品都没有，比如剪刀、墨水、椅子——还有预算。他办公室里的灯24小时要坏三四次。由于没有文件夹或文件架，部门里的五万张照片和底片大多数都塞在破烂的牛皮纸信封或旧包装盒里，堆在地板上。

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合作署(EconomicCooperationAdministration)，也就是负责管理马歇尔计划的组织，却不断发来轻率的、海量的工作指令：为里昂(Lyon)的商品交易会准备几百件参展材料！结识当地所有的政治人物和记者！把海报发到马赛、波尔多(Bordeaux)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大使为三百名贵客举办的香槟酒会上保持翩翩风度！为一家美国妇女俱乐部举办一场艺术展！等等等等。战争期间保罗经历过更糟的境况，可他生气地说，这种工作条件简直是"荒谬透顶、天真幼稚、蠢得没法说！"

我在巴黎城里随意闲逛，迷路、找路；跟修车师傅开展长篇大论、半懂不懂的谈话，探讨修理火花塞的问题，免得发动机"砰砰"抖动；我去逛了一家大商场，买了双拖鞋，又去了服饰精品店，买了一顶漂亮入时的帽子，上头装饰着绿色羽毛。我这日子过得"assezbien"——还不赖嘛。

在美国大使馆，我领到了物资配给簿、工资条、供给券、旅行优惠券、请假单、身份证件，还有名片。卡弗里大使夫人认为如今使馆内的礼仪有日渐松懈之势，于是坚持我们这种人——外交图腾柱底层的小人物——应当给每一位同级或更高级别的人递交名片：这意味着我要为保罗交出200张名片，为自己交出100张来，呸！

11月5日，《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的头版头条刊登出一条消息：哈里•S•杜鲁门(HarryS.Truman)在一刻击败托马斯•杜威(ThomasDewey)，当选美国总统。保罗和我投了的票，自然欢欣雀跃。而我爸爸"大个子约翰"•麦克威廉斯是个忠实的保守派共和党，他对此大为惊骇。

从很多方面来说，家父都是个好男人，可我们迥异的世界观让家庭气氛十分紧张，回家探亲对我来说很不自在，更是让保罗如坐针毡。我妈妈卡罗已经因为高血压过世，继母费拉德尔菲亚•麦克威廉斯(PhiladelphiaMcWilliams)，也就是费拉，并不关心政治，可她出于家庭和睦的考虑，都顺着我爸爸。我弟弟约翰是个温和派的共和党，妹妹多萝西则站在我这边。对女儿们的自由倾向，父亲生气得很。他本打算让我嫁个共和党的银行家，把家安在帕萨迪纳，安安稳稳地过传统生活。可要是我真这么干了，八成会变成个酗酒婆娘——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相反，我嫁给了保罗•查尔德，一个画家、摄影师、诗人、中层外交官，还把我带到了脏兮兮阴沉沉的法国，真是再开心也没有啦！

看到杜鲁门竞选胜出的消息，我能想象得出帕萨迪纳阴郁的气氛：大个子约翰肯定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了。就像我们巴黎人常说的那样，Ehbien,tantpis！(意为"哎，算你倒霉！"——译者注)

巴黎满城都是烟雾的味道，好似着了火。打喷嚏的时候，手绢上会留下泥巴一样的脏东西。部分原因是历史上最为浓重的雾霭。报纸上说，雾气实在太浓重了，飞机无法起飞，横渡大西洋的汽船无法离港。每个人都有"雾事"可讲。有的人实在太担心迷路，以至于整晚待在汽车里；有的人就差一厘米没看清楚，结果掉进了塞纳河；不少人朝着错误的方向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结果开到了郊区的地铁站；他们把车子留在那儿，搭火车回家，可从车站里出来走路回去的时候，又摸不着方向了。雾气弥漫得到处都是，甚至飘进了屋。看见家里云雾密布，真让人惊惶失措，觉得快要被闷死了似的。

可是，到了我们在巴黎的及时个星期六，我俩在灿烂的阳光中醒来。那一片晴空让人心旌摇荡，好似帘幕被一把扯开，大堆大堆的珠宝显露了出来。保罗迫不及待地要带我去看看他的巴黎了。

我们从双偶咖啡馆(DeuxMagotscafé)开始，点了份欧式早餐(cafécomplet，相对于丰盛的英式早餐，这种早餐较为简单，一般只有面包、咖啡、茶或其它饮料。——译者注)。保罗很开心地看到，自从他上次造访(1928年)以来，店里的场景没有丝毫变化。屋里的座椅依旧蒙着橙色的长毛绒，黄铜灯具依然未经抛光，还有侍者——八成还有墙角里的尘土球球——都跟以前一模一样。我们坐在屋外的柳条椅子上，嚼着牛角面包(即Croissant，也称羊角面包、可颂面包，是法国人的传统早餐。——译者注)，看着清晨的早阳慢慢照亮烟囱的管帽。突然间，大队人马涌进了咖啡馆：摄像师、音响师、道具小工、演员，其中有伯吉斯•"巴兹"•梅雷迪思(Burgess[Buzz]Meredith)和弗朗肖•托恩(FranchotTone)。他俩脸上化着油彩妆，扮演潦倒的"左岸艺术家"。保罗曾在好莱坞做过杂工和布景师，上前跟梅雷迪思聊了聊他的电影，还跟他谈起，无论是在巴黎、伦敦还是洛杉矶，电影行业的人都是多么和蔼可亲啊。

我们沿着街道漫步。保罗——中等个头、谢顶、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身穿风衣、头戴贝雷帽、脚踏厚底鞋——大步流星地在前头走着，眼光敏锐，留意着周边的一切，忠诚的格拉菲(Graflex)相机跨在肩头。我跟在他身后，双眼大睁，紧闭嘴巴，心里激动得怦怦直跳。

圣叙尔皮斯广场(PlaceSaint-Sulpice)上，身穿黑色套装的婚礼宾客正在喷泉旁边互吻双颊，保罗的母亲在二十年前住过的大楼依旧如昔。他往阳台上张望了一下，发现当年母亲做的花箱还挂在那儿，里头种满了金盏花。但是，在街角处，一幢他最爱的老楼荡然无存了。不远处就是保罗的双胞胎弟弟查理和太太弗蕾德里卡(Fredericka)，也就是弗蕾迪(Freddie)曾住过的地方，如今已是一片狼藉(炸弹造的孽吗？)。在奥德翁广场(Placedel`Odéon)的剧院旁，我们发现一块小小的大理石牌匾，上面写着："谨以此纪念让•巴贺(JeanBares)，1944年6月10日，他在此处为国捐躯。"这座城里，像这样肃穆的纪念物随处可见。

我们横穿过塞纳河，在绿草茵茵的杜伊勒里公园(Tuileries)徜徉，走过阴湿的背街，那儿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怪味：腐烂的食物、烧着的木头、污水、陈年灰泥，还有人的汗味儿。随后我们登上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参观圣心堂(Sacré-Coeur)，俯瞰城市全貌；下来之后，沿着塞纳河走回，经过波拿巴路(RueBonaparte)，在一家很不错的名叫米绍(Michaud)的老馆子吃了午饭。

巴黎的餐馆和美国的相当不一样。走进小小的馆子，你会发现椅上卧着猫咪，贵宾狗从桌子下面或是女客的包里探出头来，角落里还有小鸟在吱吱喳喳，太有意思了。我喜欢餐馆门口展示海鲜的架子，并且开始大胆地点菜。白酒贻贝是个全新的体验，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