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百年学术经典：乌合之众》

及时章大众的总体特征——统一他们精神的心理法则 一般来说，形成大众的通常是庞大的个体组合。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这种解释却不尽合理，相反，它认为形成大众的是具有特殊心理特征的人群。这类人群在形成的过程中会有思想和情感上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在形成的过程中通常会抛开被禁锢的一切，他们的个性会逐渐被磨灭掉。从这个层面出发，大众往往会受到无意识行为的影响，这个过程他们也许会停止思考以及丧失一切思考能力。如果站在形成大众的个体的对立面思考，这种情感转变有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所以，大众的形成要么会诞生英雄，要么会滋生犯罪。

大众这个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个体的集合，而这种个体是不分种族、职业、性别以及召唤他们前来的目的的。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大众这个词则有另外一层意义。在特定的环境下，或者是那些集聚着新特征人群的场合中，大众往往跟组成个体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心理学研究的是前者。在这种情况下，带有新特征的大众往往会有行为一致的做法或是有一致的想法，而他们身上原有的意识性个性就逐渐褪去直至不复存在。毋庸置疑，他们达成一致想法的过程也许很短暂，但是他们展示了非常鲜明的特征。在找到另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之前，请允许我用组织大众这个词语来描述这样的个体集合，或者是心理大众这个词语，如果你更喜欢后者的话。它组成了一个生命体，并且受大众心智归一法则的支配。

我们能明显地注意到，并不是一大群个体偶尔发现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就符合组织大众这种特征。打个比方，如果一千个人在没有任何共同目的的情况下，偶尔发现他人与自己共处一个公共场合，如果用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实，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不是组织大众。如果要获取这样一个群体的特征，我们必须首先确定这种群体某些可控因素的本质，而后才进一步分析这些本质带来的某些必要影响，以上所提到的都是非常必要的步骤。

在这种大众行为中，意识个性的消失及其情感和思想的一致转变构成了组织大众的最初的特征，而这些往往不包括同时出现在同一公共场合的一大群个体。在无意识以及情感和思想一致作祟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独立个体可能会受到某些激进情感的影响，譬如，一个伟大民族运动的兴起，这个事实往往能体现一个心理大众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大众的集合纯属偶然，但是我们可以就这个群体的行为表现立刻进行猜想，并且分析它们带有的全部特征。然而，在特定情况当中，即使一个群体只有几个人，他们依然可以形成心理大众，而并非一定要几百个或几千个个体偶尔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这种概念才能成立。另外，即使一个民族的人数很少，但是如果获得某种行为的影响，他们也有形成心理大众的可能。《西方百年学术经典：乌合之众》

及时章大众的总体特征——统一他们精神的心理法则 一般来说，形成大众的通常是庞大的个体组合。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这种解释却不尽合理，相反，它认为形成大众的是具有特殊心理特征的人群。这类人群在形成的过程中会有思想和情感上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在形成的过程中通常会抛开被禁锢的一切，他们的个性会逐渐被磨灭掉。从这个层面出发，大众往往会受到无意识行为的影响，这个过程他们也许会停止思考以及丧失一切思考能力。如果站在形成大众的个体的对立面思考，这种情感转变有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所以，大众的形成要么会诞生英雄，要么会滋生犯罪。

大众这个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个体的集合，而这种个体是不分种族、职业、性别以及召唤他们前来的目的的。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大众这个词则有另外一层意义。在特定的环境下，或者是那些集聚着新特征人群的场合中，大众往往跟组成个体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心理学研究的是前者。在这种情况下，带有新特征的大众往往会有行为一致的做法或是有一致的想法，而他们身上原有的意识性个性就逐渐褪去直至不复存在。毋庸置疑，他们达成一致想法的过程也许很短暂，但是他们展示了非常鲜明的特征。在找到另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之前，请允许我用组织大众这个词语来描述这样的个体集合，或者是心理大众这个词语，如果你更喜欢后者的话。它组成了一个生命体，并且受大众心智归一法则的支配。

我们能明显地注意到，并不是一大群个体偶尔发现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就符合组织大众这种特征。打个比方，如果一千个人在没有任何共同目的的情况下，偶尔发现他人与自己共处一个公共场合，如果用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实，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不是组织大众。如果要获取这样一个群体的特征，我们必须首先确定这种群体某些可控因素的本质，而后才进一步分析这些本质带来的某些必要影响，以上所提到的都是非常必要的步骤。

在这种大众行为中，意识个性的消失及其情感和思想的一致转变构成了组织大众的最初的特征，而这些往往不包括同时出现在同一公共场合的一大群个体。在无意识以及情感和思想一致作祟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独立个体可能会受到某些激进情感的影响，譬如，一个伟大民族运动的兴起，这个事实往往能体现一个心理大众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大众的集合纯属偶然，但是我们可以就这个群体的行为表现立刻进行猜想，并且分析它们带有的全部特征。然而，在特定情况当中，即使一个群体只有几个人，他们依然可以形成心理大众，而并非一定要几百个或几千个个体偶尔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这种概念才能成立。另外，即使一个民族的人数很少，但是如果获得某种行为的影响，他们也有形成心理大众的可能。

心理大众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某种可追本溯源的共同特征，虽然这些特征也许只是暂时的。说到这些共同的特征，它们会根据环境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这就导致了这些特征在形成心理大众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相似的表现，或者它们也许会改变大众的精神素质。这样一来，大众就会有出现级别不同的倾向。如果我们能充分认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个群体会出现不同个体的现象了，换句话说，一个群体的形成会伴随着不同的因素，那就是同一群体当中个体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特征。譬如说，一个群体里面的个体或多或少在宗派、社会地位以及社会阶级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相同的，而这些个体身上又同时兼有某种自有的特征，这样一来，这个群体里面的个体就会出现两种级别的分化。

然而，在我们开始深入探讨大众的不同种类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他们共有的特性。众所周知，博物学家在开始探讨个体自有的特性之前，都是先描述其族系的共有特征。通过这种方式，博物学家可以将一个族系的种类和属性划分开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效仿的探讨方法。

我们很难地描述大众的思想，因为思想的组成不仅会因为人种及其构成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而且还会因为爆发不同程度的大众活动的导火线而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导火线的本质和强度在产生之时是不同的。然而，这种研究的困难性同样会在研究个体心理学上表现出来。只有在小说当中，人的一生才具有任意穿越时空而特性依然保持不变的能力。只有环境保持不变，我们才能创造出特性明显一致的人物。我曾经在其他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一切精神素质都含有不同特性的可能性，这些性格兴许会在突变的环境中显示出来。这一点可以解释如何在法国国民大会那些最野蛮的人当中找出那些不会触犯人的议员，而后让他们在和平时期担任温顺的公证人或者是正直的裁判官。等到混乱的时期过后，他们就会重新当回温和的遵守法律的公民，这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性格当中最正常不过的一面。拿破仑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在议会当中寻找那些最容易管教的官员的。

然而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一一研究大众组织所有按部就班的程序，但是我们尤其应该牢记的是，如今大众已经进入了组织非常完善的阶段。从这个层面出发，我们可以预测大众未来的形态，而不是他们变化多端的一个形态。唯有在这个组织非常完善的阶段，某些新的特征才会在种族固有的占优势的特性上重叠显现出来，而后这些特征都已在同一个方向上发生转变，并且显示出集体思想和感情的变化。与此同时，唯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上面提到的大众心智归一法则才会有付诸实践的可能性。

西方百年学术经典：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及时章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今天，我们毫不顾忌地使用“神经症”这个术语，而对于它到底是什么，却往往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通常，这不过是一种略高雅的表示不以为然的方式，从前我们所用的不过“懒惰”“敏感”“苛刻”“多疑”等词，现在我们倾向于说“神经症”。尽管，使用这个词时我们脑中并非全无概念，但我们在运用某种标准来判定这个词到底是否适用之时，仍然不免迷糊、武断。

首先，神经症患者在行为反应上与一般人不同。我们应该从整体去考虑神经症。比如，一个甘当普通百姓的姑娘，她拒绝接受增加工资，也不希望和她的上司一样。再例如，一个一周赚30美元的艺术家，如果他投入更多时间在他的工作上，本可以赚得更多，但他选择尽情享受生活，花大量时间与女人厮混，或沉迷于技艺爱好中。我们称这样的人是神经症，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熟悉并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即是要跻身上游，超越他人，赚取远超过生存底线的钱。

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用来标记一个人是否为神经症的标准，是这个人的生活模式与任何时代我们认可的模式是否一致。如果这个姑娘生存在某种类似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没有竞争动机，至少是没有明显的竞争动机，则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同样，若那个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或墨西哥，他也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想着赚更多钱或花更多精力去满足直接需求是难以置信的，而绝非必要。追溯到更早期，在古希腊，超越个人需求的工作欲，会被视为一种下贱的态度。

因此，神经症这个术语，虽然来源于医学，但时至今日，若不考虑它的文化内涵就无法使用。我们可以不了解病人的文化背景而对他的断腿作出诊断，但如果因为一个印第安男孩告诉我们他对自己的幻觉深信不疑，我们就称他是精神病患者，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这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幻觉被视为特殊的天赋和来自神灵的福祉，并被蓄意诱导，这些文化甚至授予富有幻觉的人以社会威望。假如我们中的某人跟他已经过世的爷爷“谈”几个钟头的话，他将被视为一个神经症或精神病患者，尽管如此，这种与祖先的“交流”在一些印第安部落却是被认可的。如果有人对提及已逝亲人的名字深感忌讳，我们会认为他确实是神经症，但在吉卡里拉阿帕切人的文化里，他却是无比正常的。若一个男人对经期女性的靠近表现得极度恐慌，我们会认为他是神经症，然而在许多原始部落里，对经期女性的恐惧是一种普遍态度。

至于什么是正常，这个观念不仅随着文化不同而不同，在相同的文化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譬如，在今天，如果一个成熟独立的女人因为发生过性关系，而自认为“堕落的女人”“不值得好男人的爱”，至少在大多数社会圈看来，她是可疑的神经症患者。而在大约四十年前，这种罪恶感大抵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正常这一观念还会因所在社会的阶级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一个男人整日游手好闲，只活跃于狩猎或打仗，封建阶级的人会觉得正常，而小资产阶级的人会觉得太反常了。这种变化还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就西方文化之下的社会而言，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气质。一个年近四十的女人沉浸在对衰老的恐惧中，这很正常，但若一个男人对此紧张不安，那就可谓神经症了。

西方百年学术经典：我们内心的冲突》

及时章 神经症冲突的辛酸

首先要说的是：有冲突并不意味着有神经症。总有某个时刻，我们的渴望，我们的心情，我们的信念不可避免会与周围人发生碰撞。正如我们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是平常事一样，我们自身内部的冲突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

动物的行为绝大部分取决于本能。交配、养育后代、觅食、防御危险等多多少少都是有明确规则，并超越个体抉择的。与动物不同，人类有能力做选择，也不得不做决定，这既是人类的特权，也是人类的负担。我们或许不得不在各种背道而驰的愿望中做出决定。譬如，我们在想独处的同时也想和朋友在一起；我们既想学医也想学音乐。或者，愿望与义务之间存在冲突：当有人遇到困难需要我们照顾时，我们可能想要跟爱人在一起。我们可能一分为二，既渴望与他人一致，又觉得应该表达反对意见。，我们还可能陷入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之中，例如我们认为应该在战时接受危险任务，同时又觉得自己负有家庭责任。

这些冲突的类型、范围和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如果这种文化是一条稳定、传统的界限，那我们的选择将是有限的，个体可能面临的冲突的范围也是狭窄的。即使如此，我们的生活还是时刻面临着冲突。忠孝也许不能两全；个人期望可能与集体利益冲突。如果这种文化处于快速变迁的阶段，那么就还兼有高度矛盾的价值观和变化多端的生活方式，个体必须做的抉择也是多种多样且困难重重的。他可以随波逐流，也可以特立独行，可以好交际，也可以避世隐居，可以崇尚成功，也可以嗤之以鼻，可以严格教育小孩，也可以让他们无拘无束地成长；他可以相信衡量男女的道德标准是不同的，也可以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一视同仁，可以把性关系视为人类亲密关系的表达，也可以认为它与爱无关；他可以鼓励种族歧视，也可以坚持人类价值独立于肤色或鼻型的立场，等等。

毫无疑问，生活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不得不常常做这些抉择，因而我们也能预料到其实这些冲突非常普遍。但令人震惊的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因此也没有明确要解决它们。那些身处冲突中的人常常飘忽不定，让自己被各种偶发事件所左右。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立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妥协；他们不知道自己陷入矛盾之中。我这里指的是正常人，既不是凡人，也不是完人，而只是指那些没有神经症的人。

那么，必然存在某些前提条件使我们意识到矛盾问题，使我们在此基础上做抉择。这些前提有四层。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愿望是什么，或进一步说，必须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是否真的喜欢这个人，还是只是以为自己喜欢这个人？我们是否真的为父母去世而伤心，还是只是走走过场？我们真的想当一名律师或医生，还是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职业？我们是否真的想让我们的孩子幸福和独立，还是只是空口言？你会惊讶于自己难以回答如此简单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渴望。

由于冲突总是与信念、信仰或道德价值休戚相关，所以识别冲突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接收来的观念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认知，其力量也不足以制造冲突，或是作为我们决策的指导原则。一旦接收到新的影响，这些观念就很容易因为其他信念而遭摒弃。如果我们只采纳自己环境中的价值观，那么，为了我们利益较大化而本应出现的冲突就不会出现。例如，如果一个儿子从不质疑狭隘父亲的智慧，那么当父亲要求他进入一行不是他自己选的职业时，他也不会有什么冲突。一个已婚男子与另一个女人相爱，其实是有冲突的，但若他自己还没有建立起与婚姻含义有关的信念，他就只是会与世沉浮，而不会面积极对冲突然后做出应有的选择。

即使我们意识到这种冲突，我们也必须选择或者放弃相互矛盾的两个问题中的某一个。但能够明确且有意识地放弃是很罕见的，因为我们的感觉与信仰混乱不清，还可能是因为，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还不足以有所放弃。

，做抉择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为此承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这包括做出错误抉择的风险，以及愿意承受后果而不推脱给他人。其中涉及“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做的事”的感受，以及要比现在很多人拥有更多内部力量和独立性。

尽管不愿承认，我们大多人其实都深陷于令人窒息的冲突之中，我们倾向于带着嫉妒和羡慕的眼光去看待一帆风顺的人。这种羡慕也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也许那些内心强大的人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或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和抉择需要已经失势，因而他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宁静。但表面现象具有迷惑性，更多时候，由于冷漠、顺从或投机，我们嫉妒的那些人并没有能力真正去面对冲突，或真的依据自己的信念消除冲突，因而他们其实只是见风使舵或剜肉补疮。

西方百年学术经典：荣格自传：回忆 梦 思考》

及时章 童年

当我六个月大的时候，父母从康斯坦茨湖边的凯斯维尔移居到莱茵瀑布边的劳芬城堡。那时正值1875年。我开始记事是在两三岁。现在还能回忆起住宅、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瀑布、名叫沃斯的小城堡和教堂司事的农场。这些记忆像是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小岛，彼此孤立，毫不相连。

有一个场景浮现在我脑海，它似乎是我生命中最早的记忆，但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那是一个明媚温暖的夏日，天空蔚蓝，金灿灿的阳光透过绿色的叶子，照射着地面，留下斑驳的树影。我躺在树荫下的一辆婴儿车里，车罩被打开了。眯着惺忪的睡眼，我发现了这光辉灿烂的美景，感觉舒服极了。我看见太阳在树叶和花丛中闪烁。万物都那么美妙、多彩、辉煌。

我记得的另一个情景是：我坐在屋子西边的餐厅里，蹲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用小勺儿舀热牛奶喝。牛奶里泡着碎面包块，味道好极了，气味也很独特。那是我及时次闻出牛奶的味。可以说，在那一刻，我有了嗅觉的意识。这个回忆也非常久远了。

我还记得一个可爱的夏日傍晚，姨妈对我说：“现在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她把我从屋里领了出来，走到屋前的达申路上。那天傍晚，阿尔卑斯山看得格外清晰，远方连绵起伏的山脉沐浴在夕阳的灿烂红霞中。“快看”——我听见姨妈用瑞士方言说道——“那山全红了”。我及时次意识到，自己看见了阿尔卑斯山。随后我听说，第二天村里上学的孩子们要去苏黎世附近的玉特利山郊游。我也特别想去。然而他们告诉我，像我这么小的孩子不能去，毫无办法，我难过极了。从那时起，玉特利山和苏黎世成了我梦中难以企及的圣地，那靠近闪闪发光、白雪皑皑的雪山圣地。

过了一段时间，我记得母亲带我去探访朋友，他们在康斯坦茨湖旁有一座城堡。一来到湖边，我就被水迷住了。轮船激起的波浪拍打着河岸，阳光在湖面上闪烁，水下的沙子被浪花冲击成一个个小埂。湖水向无垠的远方延伸。那一望无际的湖水给我带来了非凡的乐趣，呈现了无可比拟的壮美。那时一个想法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我一定要靠近湖边生活；我想，没有水，人类就无法生存。

后来，我又记起了一件事：有许多陌生人，他们很喧闹，又显得很兴奋。女仆匆匆跑来嚷道：“渔民发现了一个死人——从瀑布上冲下来的——他们想把它扔到洗衣房里去！”我父亲说：“好吧，好吧！”我当时就等不及去看那死去的孩子。可母亲把我拉住了，严禁我到花园里去。当所有的大人都走了，我飞快地溜进花园，来到洗衣房。然而门却锁着。我绕着洗衣房转了一圈，发现房后有一个排水沟，一直通到斜坡下面，血水从排水沟里慢慢地涌出。我觉得这件事儿好玩极了，那时我还不到四岁。

我还记得，我又闹腾，又发着烧，晚上睡不着觉。父亲把我抱在怀里，在屋里走来走去，唱着他学生时代的那些老歌。有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也特别喜欢，它总能让我安静下来。它是这样开始的：“四处静悄悄，人人入梦乡……”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父亲的嗓音，在寂静的夜为我歌唱。

母亲事后告诉我，那时我得了湿疹。我心中总有种隐约的暗示：父母的婚姻遇到了麻烦。1878年我生的那场病肯定与暂时分居有关。母亲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住了几个月，她的病似乎也与婚姻难以为继有着些许联系。我有个姨妈一直没有结婚，比我母亲年长二十多岁，负责照看我。母亲的离去使我悲恸欲绝。从那时起，只要听到“爱”这个词，我总有一种不信任感。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一提到“女人”，我就自然地联想到一种不的感觉。而“父亲”则意味着信赖和——没有权利。这是我生命之初所面临的精神障碍。后来，那些最初的印象有所改变：我信任男人，但他们令我失望；我怀疑女人，但她们却没令我失望。

母亲辞世后，女仆也照料过我。我仍记得她抱起我，将我的头依靠在她的肩膀上。她长着乌黑的头发，橄榄色的面孔，和母亲大不相同。甚至在今天，我依然记着她的发线、嗓音、耳朵和黝黑的皮肤。对于我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如此地陌生，却又如此地熟悉。好似她并不属于我的家庭，而只属于我自己，好似她以某种方式与一些神秘的东西相连。这一类姑娘后来成了我潜意识中异性人格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她所传达的既陌生又始终为人所知的感觉，是我心中象征女性本质形象的特征。

从父母分居的时候起，我的记忆中还出现过一个年轻、美丽、迷人的姑娘。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和一头柔软的秀发。在一个蓝色的秋日，她引领我来到沃斯城堡附近的莱茵瀑布，漫步于一片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阳光在树叶的缝隙中闪耀，黄叶飘落在地面上。这个姑娘后来成为了我的继母。她爱慕我的父亲。直到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才再次见到了她。

这些便是我外在的记忆。接下来，我记忆中的形象更加有力，更加引人入胜，而其中一部分，我只有模糊的印象。比如，我记得有一次自己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还有一次摔倒在火炉腿儿的一个角上。摔得很疼，还流了血，医生缝合我头上的伤口——那伤疤直到我大学预科的一年依然清晰可见。母亲还告诉我，有一次在去诺伊豪森的路上，过莱茵瀑布桥时我差点儿掉下去。幸亏女仆及时抓住了我——我的一条腿已经滑出了栏杆。这些事件暗指了一种潜意识的自杀倾向，或者有可能是对于生命的极度抵抗。

那段时间，我对黑暗也有着莫名的恐惧。我总能听见有东西在屋里走动。莱茵瀑布沉闷的咆哮声也听得一清二楚。瀑布周边是个危险地带。总是淹死人，尸体被冲到岩石上。附近的墓地里，教堂司事总是挖着坑——翻出了大堆的棕土。一群皮肤黝黑、神情严肃的男子，身穿长袍，戴着特别高的帽子，脚踩闪亮的黑靴，他们总是抬出一个黑色的盒子。父亲总是穿着牧师的长袍，声音洪亮地讲话。女人们都在哭泣。听说，有人正被埋进地上的这个坑里。有些以前经常出现在墓地的人突然间再也见不着了。后来我听说，他们是被埋了，主耶稣将他们带到他那里去了。

母亲教给我一个主祷文，每天晚上都要祈祷。我很乐意祈祷，因为这使我在深沉不安的夜里感到非常舒适。

西方百年学术经典：自卑与超越》

及时章 生命的意义

人类都生活在意义的范畴之中。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体验到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