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早年与沃格尔斯泰因牧师的关系更为私人：她对他有巨大的征服力。玛萨·阿伦特经常告诉她的朋友们，汉娜已经宣布长大后有意嫁给这个牧师。玛萨回答说，如果汉娜和沃格尔斯泰因结了婚，她就必须不吃猪肉，汉娜便会立刻以她的方式回答："那好，我就嫁给一个吃猪肉的牧师。"当汉娜是一个小学生时，沃格尔斯泰因牧师一周要出现好几次，以给她宗教方面的指导。这样的指导，在汉娜七岁时开始，是她所受的的正式宗教训练——尽管数年后在巴黎，她确实非正式地研究过希伯来文化。基督周日学校是所有幼儿园学生都要去的，她也受到了这一训练以及阿伦特家族中信基督的女仆在家里的实践的足够影响，女仆向沃格尔斯泰因发表意见，毫无疑问，这使他十分惊讶——祈祷是提供给基督的。 这个牧师并不受一个漂亮小孩的摆布，然而，在稍后的一个场合，当汉娜宣称她不再相信上帝时，他回答说："谁问你了?"沃格尔斯泰因认为，个人的宗教怀疑和奋斗并不居于犹太身份感的中心，汉娜·阿伦特后来明白了这一点，20世纪早期德国犹太人意识上表现出一个转变。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在他的文集中，通过引用他的朋友出版商萨尔曼·绍肯(SalmanSchocken)在1914年所说的话，记录了这种转变："在解放时期，人们会问`你信仰什么?`，今天人们只问`你是谁?`"布鲁门菲尔德感到，阿伦特也同意，对这个新问题的真实答案是：不再考虑你是信什么还是不信什么，你生来就是一个犹太人。 在汉娜·阿伦特的童年时代，反犹主义对于哥尼斯堡已经同化的犹太人并不算什么。犹太商人和职业家族居住在一个叫虎峰(Hlden)的地区，靠近广阔的提尔花园(1"iergarten)，那里是中产阶级的乐园。工人阶级的犹太人，还有俄国移民的后裔，东部犹太人，居住在普莱格河的南岸，靠近最古老的东正教教堂，那是一座由红砖建造的雄伟建筑，有着典型的拜占庭式圆顶。中产阶级的犹太人和较低阶级的犹太人很少碰面，也很少有低等阶级的犹太小孩到体育馆去，那里每间只有三到四个犹太人。获得地方或州政府的官职对犹太人来说并不寻常，但犹太人为更大的社会贡献了学校教师和艺术家，同时也贡献了更多的医生和律师。犹太人在大学里拿不到教授头衔，尽管他们有着很荣耀的地位，并被允许讲犹太学。保尔和玛萨·阿伦特的犹太朋友们，不像他们父母的朋友，他们不是商人而是职业人员——医生、律师、教师与音乐家。玛萨·阿伦特与一群女性十分友好，她们开办着幼儿园与小学校，阿伦特所上的学校是斯泰因小姐(Fhu Stein)与西兹尼克小姐(Frau Sittznik)所开的，这些女性没有受过大学教育——阿尔贝提那直到1906年才接受女学生——但他们接受过教师的职业训练。自拉尔·瓦恩哈根时代以来，玛萨的那一代是及时批产生大量女性文学家、艺术家和音乐家的世代；在哥尼斯堡，女性在文学圈、议会团体和政治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玛萨·阿伦特的朋友中，人们认为女儿应当为曾经只有儿子才能得到的职业而进行教育培养。 世俗中产阶级犹太人，像阿伦特一家，他们的同化并不排除在学校或玩耍时听到偶尔混淆的说法，并不排除向他们的孩子介绍他们的犹太特性。汉娜·阿伦特有24小时从小学校回来就问妈妈，一个同学所说的是否是真的——她的爷爷谋杀了耶稣。当阿伦特作为一个成人反思此类事件，在1946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说起，她的处理方式是尽量淡化它们的危害，但强调她从中所学到的东西。 我来自一个旧时的哥尼斯堡家庭(阿伦特家庭)。但"犹太人"这个词在家中从来没有提过。我及时次接触到它是我们在大街上玩耍时孩子们所说的反犹言论——尽管实际上这几乎不值得一提，从那个时候起，我开窍了……作为一个小孩子——现在则是一个更大点的孩子——我知道，例如，我看起来就是犹太人的样子……也就是说，我看起来和其他人有点不同。但并不是那种使我感到低人一等的感觉——我只是意识到它，就这些。我的妈妈，我的家，也与其他人家有些不同——甚至与其他犹太小孩相比……对我一切都有些不同——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很难地指出这种不同包含着什么内容……我的母亲也不是那么理论化的……"犹太人问题"与她不相干。 P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