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风葬记事

一个人，假如他来日无多，甚至只剩下24小时可活，那么，那的二十四小时，他将何以消磨呢？我经常想起这个问题，但是很是遗憾，没有一次能想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世界上千万种人大概会有千万种不同的方法——有的人怕是会喝上一整天的酒，有的人会和喜欢的女孩子抱头好好痛哭一场，也许还有人会抢在死亡到来之前先行解决，以此将这的二十四小时也省略掉，我就听一个女孩子这么说起过她的打算；再说，住在华盛顿的人和住在曼谷的人，住在北京和住在上海的人，他们各自的方法显然是绝不会一样的，就像我们的降生和长眠之处也都各不相同，如此说来，我想不清楚这个问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因为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那么我呢？

对于住在武汉的我来说，那二十四小时，我到底会怎样度过呢？

——早晨起来恐怕还是要长跑，不为别的，我是个害怕打乱生活规律的人，像衬衫上的纽扣掉了这样的小事，只要不将纽扣钉好，我就会一整天觉得不舒服，所以反正是24小时了，还是别让自己心里再觉得什么不舒服的好；之后呢，之后大概会去图书馆把那些藏书搬出来晒一晒吧，虽说图书馆是早就已经破败了，这座小院子平常除了我之外几乎不会有任何人踏足，但好歹我仍是这座图书馆的管理员，墙壁、地板和窗户都是我自己动手粉刷的，临要走了，就像我自己会洗个澡一样，那些书要是会开口说话，见到我耐心地将它们搬到阳光底下，肯定也会感谢我的。

接下来呢？晒完书，应该就是中午了，上街吃完饭，再回来收拾收拾屋子，可能还是会决定去郊外的花圃里转一转吧。我有一片花圃，种着些马缨丹啊小麦草啊风船唐棉啊什么的，对了，还种了些辣椒，这块花圃本来是杜离买下来后准备和我一起开花店用的，当然了，还得加上在飞机上跑来跑去的许小男，他们一个是室内设计师一个是波音757上的空姐，工作不消说都比我繁忙许多，仅仅只去过几次就几乎不再去了，花店自然也没有开起来，反倒是我，去过几次之后却放不下了，每隔几天就去给那些花浇浇水什么的，不过话说回来，当我忙完后躺在花圃里的田埂上抽着烟，那种难以言表的喜悦也是别的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一次，大概也不需要带上平常要带去的那些小铲子塑料桶什么的了，就去田埂上躺着看看报纸吧。只不过去一次非常麻烦，要先从我住的武昌坐车到汉口，再在航空路的机场班车停靠站坐上机场班车，出了市区，再在班车驶上机场高速公路之前下车，往西步行二十分钟才能到，说起来不费事，只有真正成行之后才知道去一次有多麻烦。

如此一趟消磨下来，等我再从花圃里回到武昌的小院子里的时候，夜幕也该降临了，夜幕里的霓虹灯也该亮起来了。

先洗个澡，换下的衣服也要洗干净晾好，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屋子里但凡有丝毫杂乱的地方，我都不会允许它多一分钟保留下去。换上干净衣服之后，我要从窗台上翻到隔壁的图书馆里去，将晒足了太阳的书仔细收回去，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我都看过了，也熟悉它们在书架上的位置，所以并不需要开灯，这一切在黑暗中我也可以轻易完成，之后关好图书馆的那扇木门，我再翻窗户回自己的房间里去——图书馆在一幢两层小楼的第二层，我的房间是在另一幢两层小楼的第二层，两幢小楼各自有外置的旋梯上下出入，但是对于我倒省了麻烦，我从来都是径直翻窗户上下出入。

听听电台吧。这也是我每天临睡前都要做的事情。我最喜欢听的那档音乐节目大约从九点半开始，一直到十二点结束，电台里的那个DJ对音乐的口味可谓是相当的驳杂，一晚上听下来，从爵士乐到沂蒙小调，从老鹰乐队到被称为“新宿女王”的椎名林檎，风格各异的音乐渐渐就让我恍惚起来，听着听着就闭上了眼睛，一到十二点，那声音低沉的DJ就会在《春之祭》的乐声里说：“节目到此结束。晚安吧，还清醒着的人们！”说来也怪，每到这个时候，他的声音就像闹钟一样，准会让我睁开惺忪的眼睛。

到了十二点，我也该去到我该去的地方了。

那时候也许会有一阵风？那风应该是从东湖的湖面上生成的，吹过了湖面上的游船和城市里簇拥的楼群，吹过了疾驶的汽车的车轮和我院子里的草坪，吹动草坪边的三棵桑树和树冠里的鸟窝，吹动窗台上晾着的衣服和我从花圃里带回来的马缨丹、小麦草和风船唐棉，吹上我的脚趾和睫毛，就是在这么柔和的风中，我长舒了一口气，闭上眼睛，等待万物停止，等待灰飞烟灭。

晚安，还清醒着的人们！

如此而已——假如只剩下24小时时间可活，这就是我想象中的那24小时，没有丝毫不同凡响之处，就像我看过的一本名叫《傻瓜吉姆佩尔》的书，里面说：“当死神来临时，我，傻瓜吉姆佩尔，会高高兴兴地去，不管那里会是什么地方，都会是真实的，没有纷扰，没有嘲笑，没有欺诈。赞美上帝： 在那里，即使是傻瓜吉姆佩尔，也不会受骗。”我虽不是傻瓜吉姆佩尔，但也绝不会认为自己是个多么出色的人，无非是一个活在一座普通城市里的平淡无奇的青年男人而已，在我死去的时候，难道会有一个堂皇的葬礼，又或者会有一辆用鲜花包裹了的红马车将我送到下葬的地方？

这样的妄想，在我身上似乎还从来不曾有过。

但是妄想过风葬。

忘记了是在哪本书上见到过风葬的事情，说的是大兴安岭里生活的鄂伦春人，虽说也有土葬和火葬的风俗，为数不少的人还是选择了风葬： 人死之后，会被亲人用桦皮包裹好，架在树上，身边放着生前用过的箭杆、狍皮衣和佩刀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连同刚刚失去知觉的肉身一起最终将被慢慢风干。这种下葬的方法我非但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反而觉得有种奇异的亲近之感，恐怕还是喜欢那种安静的感觉，我这人，是那种无论走到哪里都希望不要生出什么动静的人，到死也还是悄悄的为好，不麻烦任何人，心里也不装任何装不下的事情，有24小时果真如此下葬的话，我应该是会觉得惬意至极的。

我读过的那本书其实是一本画册，一见之下，再不能忘，偶尔想起，就想找出来再看看，可是怪了，我竟然怎么也无法再找到那本画册了，几乎把图书馆里的书架都翻遍了都没找到。有一段时间是经常想起那本黄色封皮的册子的，后来渐渐淡了下来，就想： 像我这么个平淡无奇的人，大概也只能在城市里平淡无奇地死去了，不过即使死在这个院子里，那天要真的是个刮风的天气就好了，似乎也勉强算得上风葬了，虽然差强人意，但也总是聊胜于无。

风葬的事，就这么总是忘记不了了，也和杜离聊起来过。

“不是吧，那样去死也太恐怖了吧。”那次好像是他在武汉广场二十八层的一间写字楼里做室内设计，周末，我过江去汉口找他，在二十八层楼尚未完工的写字楼里，我才刚刚说完风葬的事情，他就叫了起来，“你想想，人死了，但是那些鸟倒是有可能跑到你头发里来做窝，简直太恐怖了！”

“也没什么啊，比埋在地底下还是要好许多吧，”我笑着说，“万一有机会复活，也不可能再从地底下走出来了，葬在树上就不同了，要是有机会复活的话，揉揉眼睛直接回家就是了，对吧？”

“是倒是，不过想着被风干了感觉总是不大好。”

“我倒觉得没什么，几千年后要是骨头还在的话，又碰巧被考古的人发现，价值肯定比地里的棺材大得多。”

自打我们认识，大概每个星期都要在一起聚一聚，当然，还有许小男。许小男的工作比我们都要忙一些，几乎每隔24小时就要跑一趟从武汉到昆明的航班，不过不要紧，我和杜离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打她的手机，好多次她都是刚刚到昆明，就在飞机的轰鸣声里，杜离要她在电话里唱歌，结果她就真唱了，没办法，小男就是这么可爱的人，似乎永远都长不大，对任何司空见惯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她本来也要比我和杜离小出好几岁。

说起我们的认识也颇有意思，有24小时我闲来无事翻报纸，见到一则小小的广告，广告上说： 定于某月某日在汉口的一间咖啡馆举办“宁夏返城知青子女见面会”，主办人是一个在校大学生。六十年代，武汉的确有一批为数不少的知青去了宁夏插队，我就是他们的后代，杜离和许小男也都是。我本来是不想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虽是从武汉去到宁夏的知青的后代，但是我的父母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即使是后来又回到武汉来上大学，也仅仅只是突发奇想的缘故。不过说来也巧，那天我正好去汉口的一个书商那里送稿子，地方也离那咖啡馆不远，于是就去了，结果也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 登广告的主办人压根就没有来，来的人就只有我们三个。

于是就认识了。

“哎，想过去大兴安岭看看吗？”我问杜离，“听说桦皮屋啊马奶酒啊什么的都还是相当不错的，估计也花不了多少钱。”

“上次不是说去康定的吗，怎么又改成大兴安岭了？”杜离反过来问我，“你难道还真想去看风葬啊？”

“是啊，没错，”我说，“要是觉得不错我就不回来了，呵呵，你一个人回来算了。”

“我说大哥，你慌什么呢，”杜离一拍我的肩膀，“你离死还早得很呢！”

但是杜离说错了。我，是真的要死了。

真的是要死了。

从哪里说起呢？如果我的记忆是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扇窗户，恰好一道闪电从天而降，那么，它的及时束光芒将映照在房间里的何处呢？

我确信是去年春天的那个上午。

那天也是奇怪了，几乎从来没人踏足过的小院子里竟然来了个客人，是个中年男人，不用说，我感到非常诧异，那个人衣着整齐，戴着过时的玳瑁眼镜，背着一个印着“某某水库工宣队”字样的军用书包，单凭字样也可以知道是有些年头的东西，我和他搭话，他也非常有礼貌地答话，但只是嗯嗯啊啊，我几乎听不清一个字。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图书馆的门打开了，他进去找好书又在长条桌前面坐下来之后，我给他倒了杯茶过来，就翻窗户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大概过了四十分钟的样子，一群人吵吵闹闹地进了院子，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平常没有一个人来，今天却是一来就来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我连忙起身去看，发现院子里果真一起拥进来了四五个穿白大褂的人，等我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上了楼，我马上跳过去看，几乎是和那些穿白大褂的人一起进了图书馆，刚刚走到门口，我不禁吓了一跳： 那个背着军用书包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对着自己的喉咙。几乎与此同时，我也差不多明白了眼前到底在发生着一桩什么事情了： 那些人身上的白大褂无一例外都印着“东亭精神病院”的字样。

不用说，穿白大褂的人顿时安静下来，纷纷对那中年男人好言相劝，但是没有用，他也一改先前的样子，厉声呵斥那些穿白大褂的人离开，说是反正也活不下去，现在就干脆做个了结算了。言语之间，动作也有些变形，喉咙上甚至已经划出了血迹，我觉得这样下去事情可能会变得无法收拾，就示意其中的一个跟我出来，他马上心领神会，跟我一起翻进了我的房间，我房间的另一侧是个狭窄的阳台，正好可以翻到图书馆的阳台上，他一进房间就径直奔着阳台去了，我则没有再跟着他，就留在房间里等待接下来的动静。一分钟之后，动静果然传出来了： 那中年男人猛然惊叫起来，继而水果刀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一度消停了的吵吵闹闹的声音立刻又响了起来，显然，他们还是顺利地将他制服了。

片刻工夫之后，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喧闹的院子又平静了下来，我站在窗台边上，抽着烟看着一行人走出院子之后仍然争执不休的样子，不禁笑着摇了摇头： 这个上午多少有几分荒唐。点了支烟，环顾一遍房间，刚刚要给那盆风船唐棉浇点水，眼前突然一黑，身体差点站立不住，鼻子里一热，就在我恍惚着不知所措的时候，鼻子开始流血，鼻子流血之于我似乎还从来不曾有过，所以全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是鼻子却丝毫不管这些，血流得根本就止不住。

身体是瞬间虚弱下来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几乎是闭着眼睛找到一包餐巾纸，捏成小团后塞进鼻子里，我以为能好过一点，结果恰恰相反： 纸团一塞进鼻子，嘴巴里顿时生出了咸腥的味道，牙龈也猛然发热，我用舌头一舔，立刻就知道血已经转而进了嘴巴里了。

恐惧就这样降临到了我身上，我不知道血这样流下去之后我的身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有那么一阵子我是想过给杜离打个电话的，还是没有打，一股说不清楚原由的念头浮上心来： 不就是流血吗，那么来吧，我就来看看到底会有什么事情。

就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屋子里所有的餐巾纸都用完了，血终于不再流了，我走到阳台上，打开水管，用冷水淋了淋脑袋，清醒了些，强自支撑着回房间里在床上倒了下来，昏沉中闭上了眼睛，身体太虚弱了，很快就睡了过去。

其间迷迷糊糊的曾被手机的声音吵醒过，一接电话，是小男的声音，她似乎是刚刚下飞机，因为我可以听见里面有广播员提醒旅客抓紧时间登机的声音，我实在没有力气说话，只是嗯嗯啊啊，没有讲几句话就还是睡过去了。

其实只睡了一个小时不到，也不知做了个什么梦，身体猛地一惊就醒了，眼睛一睁，首先看见的就是床单上的血： 即使在我睡着的时候，我的身体仍然没有停止流血。

犹豫再三之后，连门都没有关，我下了楼，情不自禁地总要闭上眼睛，摸索着开了铁门，倒是没忘记锁上院子里的铁门，之后走完半里路长的巷子，走上了那条环湖公路，三分钟后，坐上了去医院的出租车。

两个小时之后，在医院里，我手里拿着张化验单被告知： 我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一种不治之症。

过程就是这样。

就像一首歌里唱过的： 一弹指，一刹那，一辈子不翼而飞。

我还记得我是怎么从医院里回来的： 脑子里绝不是什么空白，只是一片巨大的惊愕，就像一口被草和灌木遮盖了的古井，掉进去之后又别有洞天，说不定还连通着什么广阔的所在，那种惊愕之感也是如此，总是没有极限，又像医院门口的湖水一样随风波动，绵延开去，终致虚空。

医院里的医生可能并不想直接将结果告诉我，婉转地问我可否叫亲人来一趟，我答说并无亲人，又问我是否有合适来一趟的上司，我也据实告诉他： 我只是一个大型企业的图书馆管理员，企业几乎就在我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同年就破产了，工厂里的车间只怕连草都长起来了。话说到这个地步，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只好告诉我： 你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无论如何，只要得了这种病，单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承受的。说话间，又有好几个医生走到我们身边来，面色凝重地低声商量着我的病情，就是这个时候，我走了，没人注意到我。

医院的门口有一片湖，名叫水果湖，其实与东湖是连通的，中间只隔着一座汉白玉桥，出了医院，我点上一支烟，在湖边上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总是在想一个同样的问题： 我，是要死的人吗？

其实水果湖这一带虽说相对幽静，但是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也不算少，在即将结束的一生中，我相信自己肯定不会忘记在湖边上坐着的一个小时了： 在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里，我接连抽了好几支烟，远处的湖面上泊着几条打捞水草的铁皮船，我就盯着那几条铁皮船发呆，脑子里不知怎么竟想起了宁夏戈壁上的一段风化的古城墙，我几乎有点觉得不可思议，难道我就一点也不害怕吗？真的，我一点也不害怕，或者说害怕的感觉并没有找到我。主意就是在那一小时的几分钟里拿定的： 既然毫无生机，我就将干脆放弃治疗，也不打算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任何一个人。

也是，一个人被生下来，一个人去死，两种过程里都不会有人陪伴，世间万千人莫不如此，当然了，古时候的皇帝死的时候倒是有人陪葬。

我是走路回我的小院子里去的，一路上，也想到了怎样安排自己今后的生活，首先想到的是要不要再回一次宁夏，去父母的坟上看一看。想一想这个世界也的确奇妙： 身为武汉人的父母都死在了宁夏，反倒是我，一个说梦话时都讲宁夏方言的人，如无意外，就应该是死在父母的故乡了。后来又想，无论怎样，还是按照我喜欢的生活样式继续生活下去吧，当然也要对得起自己，比如我早就想出门旅行一次，现在看来似乎也可以成行了——不过是些普通的想法，应该不算过分。

死，一路上我都在说这个字，一点特殊的感觉都没有。

“死，”我说了一次，接着再说一次，“死！”

仍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知道事情不会就这么简单，虽说我是个平淡无奇的人，但是芸芸众生身上的七情六欲一点也没少，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遇事镇定的人，别人眼中的些许无所谓，其实也只是无可奈何的随遇而安而已，正因为平淡无奇，我的贪心、恼怒和开怀大笑与身边的人都如出一辙，所以我知道，我不会这样一直蒙昧下去，也许哪天早晨起来就会发作也说不定，只是迟些来而已。那么，就迟些来吧，我是害怕生活规律被打破的人，至少明天早晨起来，只要天气正常，我还是要绕着东湖边的环湖公路长跑。

那天晚上，可能是鼻子终于不再流血的缘故，我竟然睡得异常的深沉。

事实上，自此之后，有好长一阵子我的鼻子再没流过血，体力也绝无问题，我甚至常常不相信自己已经是个来日无多的人。

说说我住的院子和房间吧。如果从汉口经长江二桥到武昌，经过一条长长的干道之后，再拐往梨园方向，经过一个环形广场，往北折，就走上去往东湖深处的环湖公路了，只走三分钟，正对着湖面的公路左侧有一条巷子，巷子口是一间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然后是个废弃了的公园，据说由于经常有人吊死在那里的一棵鬼柳上，所以几乎无人去了，再往前走就是我的小院子了，院子里有两幢两层小楼，有一片草坪，草坪边上种着一排紫薇和三棵桑树，每棵桑树上各有一个鸟窝，就是这样。

其实这条巷子幽深得很，往前走建筑物虽然很少了，但是参天的古树倒是不少。当我刚刚从大学里的图书馆系毕业，被分配到这座小院子里的时候，我一直想不清楚，一个远在汉口的工厂，它的图书馆为什么会坐落于如此偏远之地，不过后来也明白了： 原来这里的好多地盘都曾经属于它过去的职工疗养院，其中也包括那座已经废弃的公园。

我的房间也不算小，虽说只有一间，但好歹也有二十多平米，具体多少没量过，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正对着院子的是一排陈旧的落地窗户，窗户上斑驳后日渐脱落的红漆简直不堪目睹，所以我自己买来油漆一律刷成了黄颜色，一眼看去倒是十分扎眼，说它是落地窗户一点都不假；因为地板三番五次地坏，而每一次翻修的方法就是直接在朽坏的地板上再加上一层，所以，当我席地坐下，窗台也仅仅只到膝盖处，那些放在窗台上的花还莫如说是放在房间里。

房间里没有凳子，认真说起来也没有床，说到底我还是个喜欢舒适的人，走到哪里都喜欢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所以，房间里足足铺了十张凉席，冰箱、被褥、SONY高画质电视、简易衣橱、一只东北炕桌和成堆的CD、DVD就这么随便放在凉席上，枕头倒是有好几个，想写写画画的时候径直靠着枕头伏在小炕桌上写写画画就是了；房间的另一侧推门出去是个阳台，虽然不大，但是简单的厨房和同样简单的卫生间都在上面，站在那儿可以看到师范专科学校里的操场和体育馆，以及更远一点的东亭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主楼是座哥特式建筑，楼顶上还有座钟楼，我知道，几十年前那里曾经是一座教堂。

在这座谈不上熟悉的城市里，这里就是我的一块小小地盘了，几乎从来没有人打扰我的生活，我也相当满足于眼前的生活，即使是杜离，也羡慕我的自在，在我这里过夜的时候，半夜里睡在凉席上，他总是不忘记说：“他妈的，咱们简直像两个韩国人！”

一直到死，我大概都会在这里住下去了。

至少从去年春天的那个上午一直住到了去年的夏天和冬天，一直住到了此刻。

我的生计并无问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所以我常常帮书商写写稿子，大多是些资料汇编，最终由书商出成《人生哲理三百条》、《名人情书》之类的书，做起来很轻松，在隔壁的图书馆里翻资料就可以了，据说书的销路还相当不错，所以最忙的时候我一年曾经编过五六本，这样一来，我过日子是绝无问题的，甚至可以说日子还过得相当不错。在银行里也有些存款，假如我仍然能好好活着，我原本是打算用这笔钱去买辆二手车的，现在看来也无此必要了。

可是——

就像命定一般，我的生活终究还是发生了变化： 不知道从哪24小时起，我突然变得爱步行了。并不是像退休的老人般有事无事都上街转悠，而是只要上了街就尽可能走路回来，碰到感兴趣的事情就停下来看看，而感兴趣的事情竟然是那么多，所以一趟走下来总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放在过去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一开始我并没有留意，留意到的那一刻，我能感到自己的心里轻轻地颤了一下： 我，是舍不得去死吗？

是的，我舍不得死，一个连掉了颗纽扣都觉得浑身不舒服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无牵无挂的人呢？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杜离，还有小男，在汉口的一间酒吧里喝完酒出来，在武汉关的那间钟楼底下走着，天上下起雨来，听到长江里传来的一声汽笛声，鼻子突然一酸，幸好忍住了，转而拉着他们在大街上疯跑了起来。

我就此明白： 我的身体里埋藏着一根电线，迟早它会通上电，变成一条漫长的火蛇，使我伤心，使我焚烧，甚至号啕大哭；眼前的蒙昧，只不过使劲推迟那24小时朝我逼来而已。

好了，现在，还是每天都上街转转吧，许多时候我都觉得像个初次进城的农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如此新鲜：高楼大厦是美的，一方狭窄的草坪是美的，女孩子的脸是美的，打太极拳的老太太们也是美的，转着转着，我差不多就沉醉不知归路了。有趣的事情着实不少，在蛇山下的那座隧道里，我遇见过一个穿着白布对襟褂的老太太，每天晚上都打着伞在那里站上一会，一句话都不说，就只盯着从隧道里经过的行人，许多人都被吓得毛骨悚然；我还遇见过一对中年夫妻，24小时下来，遇见了四次，于是便好奇地和他们聊了起来，这才知道丈夫也是和我一样来日无多的人，大病不愈之后，决定让妻子陪着在城市里好好转一转，看看他们生活过的地方，我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刚从当年插过队的地方回到城市里。

对了，我还碰到过逃跑的伴娘。

我听说过许多婚礼举行前几分钟逃跑的新娘，可是还从来没听说过给新娘做伴娘的人也逃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