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瓦西里 康斯坦丁诺维奇 布留赫尔(1890—1938)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开始自己谋生。参加过及时次世界大战，因作战骁勇，获得乔治十字奖章。十月革命后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日子里，他是一位神奇的将领，令白卫军闻风丧胆。1924年10月布留赫尔抵达广州。在中国，他使用过的名字是：卓依 符谢沃洛多维奇 加伦( Зой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Галин)，那是用孙女卓娅和妻子加琳娜的名字而取的一个化名。联共(布)中央的电文中也使用过“乌拉尔斯基”(Уральский)的化名。

一

本书编者阿 卡尔图诺娃教授在她的《绪论》中详细介绍了档案文献的来源和价值。

从文件中能够看出加伦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卡尔图诺娃教授强调说：“夺取湖北的整个战役不仅是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出发构思的，而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构思的。”这个观点寓意深刻。

卡尔图诺娃教授在《绪论》中对苏联顾问们在中国活动的性质做了如下概括：“在中国的活动是一种国际主义的援助，这种国际主义援助的思想和实践在共产国际(1919—1943)、联共(布)以及苏联对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各民族所实行的政策中占据优先地位。”

面对史实，这样的观点我们难以苟同。因为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弄清楚。首先，什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其次，它在苏联外交包括对华外交政策中究竟占有多大比例；第三，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理论吝批评。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否为同一个概念？这些理论问题，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更非笔者所能。事实上，与其强调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于“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各民族所实行的政策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占据优先地位”，莫如强调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优先地位”，更加贴近本质。今天的俄罗斯学者，一位顶级的共产国际研究专家说：“共产国际从来没有站在违背苏联和联共(布)利益的立场上，共产国际的活动年复一年越来越强势地充当联共(布)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二

也许因为书名是《来到东方：加伦与中国革命史料新编》，反映的是1924—1927年间加伦在中国的活动和贡献，所以卡尔图诺娃教授在《绪论》中没有提及他离开中国之后的情形。然而这是加伦政治军事生涯中重要的时期，也是构成他军事政治生涯多维图景的重要方面，况且从苏联军事和政治意义上看，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阶段，这指的是1929年中苏中东铁路冲突中加伦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1927年国共分裂，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苏关系继续龃龉不断。1928年6月皇姑屯被炸身亡，1928年12月29日少帅张学良偕同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宣布奉、吉、黑、热四省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遵守三民主义，悬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是谓“东北易帜”。这是中国朝着国家统一迈出的重要步骤，“中国政府颇欲在此全国民心士气最为高涨之时，适时解决中东路问题，收回主权，遏阻赤祸”。中国据搜获的苏方函电，认定中东铁路苏联当局“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破坏中国安定。“决以强硬对苏俄”，并指示张学良“相机处置，速为收回”中东铁路。7月10日，收回中东路报房、车站及沿线机关，逮捕试图反抗的苏方人员50余名。至此，中国已经掌管了中东路。冲突也由此更加激烈。

1929年7月19日，司法院长王宠惠在海牙发表中国政府对外宣言，称苏联在中国境内宣传赤化，破坏国际交通，应负全部责任。

如果说1927年12月国民党表示要断绝中苏关系，苏联仅仅被迫召回大使，中国并没有召回驻苏外交官员，那么到这时，中、苏两国就不仅彻底断交，而且要兵戎相见了。

国界两边都在磨刀霍霍。在7月20日致电全国将士，声明苏联违犯1924年中俄协定，行“侵略我国主权，扰乱我国秩序之阴谋”，而其“职工会又为宣传共产主义之机关”。中国“不得已而为自卫之行动，收回路权，解散工会，纯属必要之处置，亦为条约上赋予中国之权力”。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以正义人道为指归……绝无侵略他国之野心”，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已抱较大之决心，绝不稍受胁迫”。再次说明，国民党不允许苏俄“以次殖民地视我国”。电报声情恺切，以古诗“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民族存亡，革命成败，争此俄项。凡我袍泽，其共念旃”为激励。7月20、 21日连电东北边防司令官张学良，先把东北防御全权授予张，后则告知，“如其必要，全国军队可以随时赴援” 。

莫斯科那里，斯大林也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除了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利益，还另有原因：“十分明显，莫斯科对中国事态的关注极其强烈，其中还包括在远东传播共产主义的意图。”

1929年8月5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利用媒体造势，在哈尔科夫的报纸放风，散播紧急建立远东特别军团的消息，次日，8月6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根据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建议，正式建立远东特别军团，其司令官便是北伐期间驰名中国的加伦将军。

历史就这样轮回，差不多三年前，和加伦在北伐途中是战友，经常彻夜长谈。甚至表述过请加伦出面直接指挥军事行动的想法。然而幕帷中的这两位战友这时却已经兵戈相见。加伦执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定“竭尽全力镇压”反对苏联的势力，面对的是的中央政府。

中东路武装冲突愈演愈烈，满洲里、同江、黑河一带炮声震天，血肉横飞。东北军根本不是苏联红军的对手，很快一败涂地。中国国内形势使国民政府没有能力给张学良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只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48次常务委员会决议11月14日致书东北前敌将士，褒扬他们“捍国卫民，克尽厥职，发扬我国民族固有之精神……策勋于将来，确立中国之独立自由者，端在此举”，并派遣孙科、吴铁城前往东北慰劳。

战争使中国方面损失10亿元，伤亡军民1万余人，国民政府只好派蔡运升赴苏，与苏俄代表A.西曼诺夫斯基(Симановски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签订《海参崴议定书》。条文中规定恢复1929年7月10日前铁路的状况。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1930年，因为在中东铁路冲突中的表现，加伦获得红星勋章。1931年，他获得另外一枚奖

章——列宁勋章。

然而加伦没有因自己的赫赫战功而逃过1937—1938年间斯大林的血腥镇压。当孙科访问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加伦再到中国帮助抗战时，后者已经不在人间。斯大林故去两年后，加伦于1955年得以平反昭雪。

我与A.卡尔图诺娃教授相识是30年前的事了，那时她正访问中国，后来在北京、广州、莫斯科，我们多次相遇，交谈甚洽。她以年近九旬的高龄，从档案馆内找到这些珍贵史料。感谢她的《致中国读者》，以及在翻译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本书全文由辽宁师范大学张丽博士翻译。此处当向读者说明者，乃为本书350多个中国人名和地名的翻译问题。确实如俄文编著者所言，许多地名是地图上没有标注出来的小村庄。实情是，时近百年，地名沿革错综复杂，译者虽有幸参阅加伦当时使用过的作战地图，也依然无法将其复原。书中许多人名不见经传，加伦不懂中文，他记述的是广东方言的发音。查书中人物几乎没有操标准普通话者，一些人名和地名往往是某种方言(或江浙或广东或云南或广西方言)的发音。知名人物还好处理，如“孙科”，书中使用的发音为СуньФо(Sun Fo)，地名“广州”，在书中也按照粤语拼写为Кантон(Canton)，这些用法甚至流传

至今。可是某些下级军官，则从军官序列中也难以查到。加上人名、地名的拼写前后并不一致，甚至还有错误，故此本书译者专门请教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吉奎教授、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陈泽泓研究员以及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曾庆榴教授，得到他们的极大帮助，在此对几位学者表示深深的谢意！但依然有许多实在无法核实的，只能标以“音译”，还望广大读者和专家指正。

此外，本书中涉及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广州以及香港出版的一些报刊，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译者无从得到这些资料，只能是按照俄文翻译过来，实为一大憾事。

李玉贞

致中国读者

尊敬的读者：

1924年瓦西里 康斯坦丁诺维奇 布留赫尔(加伦)和肩负重任的军事外交使团到了广州，他们乃苏联领导应孙中山之请派遣来中国的。那是1924年7月18日军团长帕维尔

安德烈耶维奇 巴甫洛夫在广东不幸遇难之后的事。时间已经过去90年了。布留赫尔到中国时年方三十有余，但在苏联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杰出苏俄统帅，俄国内战时期的传奇英雄，红军的组织者和缔造者之一，著名的军事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从1935年起成为苏联元帅)。

布留赫尔于1924年10月末抵达广州。他与孙中山的及时次谈话是在11月底进行的。首次会晤他们无所不谈，连续几个小时。孙中山对布留赫尔表示了的信任，在谈话的他向布留赫尔发出了邀请：“请留在这里，用您的经验来帮助我们的事业。我相信您，对您深信不疑。”

中国史学家和读者们对布留赫尔在改组广州政府军队和持之以恒地关注黄埔军校工作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耳熟能详，对他在击溃陈炯明、解放广州，制订国民革命军北伐总体计划和直接参加北伐战争，制订北伐期间的一系列极其重大战役的作战计划并积极参与这些战役的功绩也早有所闻。

所以我在这里只简要介绍本书所刊文件的史料价值。这些文件极其重要而且确凿，值得信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布留赫尔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他既不是事后记述这些事件，也不是凭回忆予以记载的，正如现如今人们所说的，他是根据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来记述的，对刚刚发生的事件进行了深入的评价和多方位的分析。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Л.М.加拉罕曾指出：“布留赫尔是苏联在华顾问中一位身兼军事家和政治家素质的人，他非常善于应对并把握中国的局势。”这无疑使他在评估历史事件时能够考虑中国的特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布留赫尔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他非常尊重、、张太雷、恽代英、陈延年、彭湃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家。但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布留赫尔没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进行直接联系，也没有与中共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们进行直接联系，读者们将在本书中看到布留赫尔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间的通信。

布留赫尔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都对他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布留赫尔在华工作期间，尽管非常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健康状况不佳，但他还是对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统一祖国并使祖国摆脱受列强奴役的半殖民地状态而贡献自己作为一名军事统帅的全部力量，贡献自己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的全部智慧和外交才能。他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的参加者。

同时，以布留赫尔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为中、俄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奠定了基础，这种友谊后来日益发展巩固，尽管曾经历过若干年的挫折。现在，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根据

2001年7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正致力于把平等、互信、合作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把相互支持和代代相传的友好关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将此视为外交政策的。

在纪念黄埔军校成立90周年之际，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领导提议将布留赫尔的这本文件集翻译成中文出版，期望对中国史和中苏关系史感兴趣的中国读者喜欢这本书。

阿纳斯塔西娅 卡尔图诺娃

2014年1月于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