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的“思想革命”

“儿童的发现”：

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

一、《人的文学》：为“儿童”和“妇女”

争得做“人”的权利

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大都把周作人先是当作一位文学家，其实，周作人首先是一个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个文章家。他自己就说：“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我很怕被人家称为文人，近来更甚，所以很想说明自己不是写文章而是讲道理的人，希望可以幸免……”①当年，钱玄同竭力鼓动周氏兄弟给《新青年》写文章，看重的也首先是他们的“数一数二”的思想。

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虽然此前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但是，当时人们对新文学的思想内容的认识，还处于混沌、模糊的状态。《人的文学》一出，新文学运动的大幕才算拉开。之后，周作人又迅速发表了《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将自己对新文学的思考，推到了现代文学思想起源的核心位置。

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在阐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时，往往细读不够，从而将“人的文学”所指之“人”作笼统的理解，即把周作人所要解决的“人的问题”里的“人”理解为整体的人类。可是，我在剖析《人的文学》的思想论述逻辑之后，却发现了一个颇有意味、耐人寻思的现象——“人的问题”里的“人”，主要地并非指整体的人类，而是指“儿童”和“妇女”，并不包括“男人”在内。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的“人”的概念，除了对整体的“人”的论述，还具体地把“人”区分为“儿童” 与“父母”、“妇女”与“男人”两类对应的人。周作人就是在这对应的两类人的关系中，思考他的“人的文学”的道德问题的。周作人要解放的主要是儿童和妇女，而不是男人。《人的文学》的这一核心的论述逻辑，也是思想逻辑，体现出周作人的现代思想的独特性以及“国民性”批判的独特性。

虽然我们不能说，周作人的现代思想、“人的文学”的理念起于“儿童”，终于“儿童”，但是，周作人的关于“儿童”的思想(与关于“妇女”的思想等一致)构成了“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这应该是有事实作依据的。

我们先从《人的文学》的文本解读入手。

“五四”新文学思想是在颠覆封建专制的“三纲”这一基础上建立的。可是，仔细考察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表达的现代文学观，却主要是在颠覆“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这两纲，尤其以颠覆“父为子纲”这一封建传统最为激烈，却没有把“君为臣纲”作为批判对象。

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简明介绍了西方发现人的历史，指出其出现了儿童学与妇女问题研究的“光明”，“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转而说道：“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及时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对自己提倡的人道主义思想，周作人是这样解释的：“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及时，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茂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周作人进一步论述说：“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很广，一时不能细说。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而周作人所举出的“几项”是“两性的爱”(即“男女两本位的平等”)和“亲子的爱”(即“祖先为子孙而生存”)。以常理而论，周作人显然是认为这两项在“人的道德”中很重要，所以才先提出来加以论述的。

本来“如今及时步先从人说起”，要先“辟人荒”，却说着说着，又从“更不必说了”的“女人小儿”说起了。既然“五四”新文学思想是在颠覆封建专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辟人荒”，提倡“人的道德”，本应从“君为臣纲”这一封建伦常说起，可是，周作人却偏偏不说。在列出的作为人的文学“不合格”的十类旧文学中，只有“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与“君”沾一点儿边，但是皇帝只与“状元宰相”并列，未见有多尊贵，却强调了“神圣的”“父与夫”。(本文着重号均为本文作者所加。)在论述“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一“人道主义”问题时，周作人批判的只是“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他是站在“神圣的”“父与夫”的对立面上，为儿童和妇女说话。

以上所说的，就是《人的文学》的思想的真实面貌和论述的真实逻辑吧。

在判别道德方面，周作人特别看重对待妇女和儿童的态度，看其是否如《庄子》设为尧舜问答的一句“嘉孺子而哀妇人”。比如，周作人曾说：“一国兴衰之大故，虽原因复杂，其来者远，未可骤详，然考其国人思想视儿童重轻如何，要亦一重因也。”①周作人还说过：“我曾武断地评定，只要看他关于女人或佛教的意见，如通顺无疵，才可以算作甄别及格……”②

其实，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所主张的“人”的文学，首先和主要是为儿童和妇女争得做人的权利的文学；男人(“神圣的”“父与夫”)的权利，已经是“神圣的”了，一时还用不着帮他们去争。由此可见，作为思想家，周作人在提出并思考“人的文学”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其反封建的现代思想的十分独特的一面。

二、周作人的“人”的思想：批判“男子中心思想”、

警惕“群众”压迫

我读《人的文学》，一直心怀疑问：周作人为什么在提倡“人的道德”时，只批判“三纲”中的后两纲，却没有批判居首的“君为臣纲”呢？

我在查阅相关资料、经过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周作人的思想中，男子中心思想是“三纲主义”的思想根底；“帝王之专制，原以家长的为其基本”(所以才有“君父”和“家天下”之说)，在非人的社会里，在非人的文学里，“家长”(男人)正是压迫者。

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周作人的心性有关。作为人道主义者，周作人同情的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小者。早年，他的翻译和“半做半偷”的创作，都集中在妇女和儿童身上。《域外小说集》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主要也是出自周作人的情感取向。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最弱小者是妇女和儿童。所以，周作人有诗云：“平生有所爱，妇人与小儿。”他在文章中，也曾引用《庄子》里的“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表述自己的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思想。

对妇女和儿童的同情和关爱，使周作人的反封建的批判(包括对“种业”即国民性的批判)主要是从道德变革的层面，而不是从政治变革的层面出发。周作人倡导新文学，较大的动力是源自对于妇女和儿童被压迫的深切同情，源自解放妇女和儿童的强烈愿望，至于“人”(如果排除了妇女和儿童，这个“人”就是男人了)，也许倒在其次。因为在周作人看来，男人本来就是作为妇女，特别是作为儿童的压迫者而存在的：“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作男女和小孩三种；他们各是人种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们身心上仍各有差别，不能强为统一。以前人们只承认男人是人，(连女人们都是这样想！)用他的标准来统治人类，于是女人与小孩的委屈，当然是不能免了。女人还有多少力量，有时略可反抗，使敌人受点损害，至于小孩受那野蛮的大人的处治，正如小鸟在顽童的手里，除了哀鸣还有什么法子？”①

1947年，周作人在《杂诗题记》中说：“中国古来帝王之专制，原以家长的为其基本(家长在亚利安语义云主父，盖合君父而为一者也)，民为子女，臣为妾妇……时至民国，此等思想本早应改革矣，但事实上则国犹是也，民亦犹是也，与四十年前故无以异。即并世贤达，能脱去三纲或男子中心思想者，又有几人？今世竞言民主，但如道德观念不改变，则如沙上建屋，徒劳无功。”②1948年，周作人在《〈我与江先生〉后序》中进一步把男子中心思想称为封建伦常的“主纲”：“三纲主义自汉朝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寿命，向来为家天下政策的基本原理，而其根柢则是从男子中心思想出来的，因为女人是男人的所有，所生子女也自然归他所有，这是第二步，至于君与臣的关系，则是援夫为妻纲的例而来，所以算是第三步了。中国早已改为民国，君这一纲已经消灭，论理三纲只存其二，应该垮台了，事实却并不然，这便因为它的主纲存在，实力还是丝毫没有动摇。”①

可以把周作人在20世纪40年代说的这两段话，看作为《人的文学》的思想论述逻辑所作的注释。如果说在写作《人的文学》时，周作人对“家长”、男子中心思想是“三纲”的“主纲”这一思想尚无清晰的认识，那么，这时已经洞若观火，清晰至极。

周作人的这一思考与日本诗人柳泽健原的思想几乎是相同的。1921年，周作人翻译了柳泽健原的《儿童的世界》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话：“许多的人现在将不复踌躇，承认女人与男人的世界的差异，又承认将长久隶属于男人治下的女人解放出来，使返于伊们本然的地位，是最重要的文化运动之一。但是这件事，对于儿童岂不也是一样应该做的么？近代的文明实在只是从女人除外的男人的世界所成立，而这男人的世界又只是从儿童除外的世界所成立的。现在这古文明正放在试炼之上了。女人的解放与儿童的解放，——这二重的解放，岂不是非从试炼之中产生出来不可么？”②据周作人的翻译“附记”所载，“这一篇是从论文集《现代的诗与诗人》(1920年)中译出的”，但这一在日本是“许多的人”“将不复踌躇，承认”的思想，是不是周作人通过日本早已了解了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作人翻译此文，是因为他认同并且想宣传柳泽健原的思想。

将“儿童”和“妇女”的发现作为“人的文学”这一现代文学理念的思想根基，这充分体现了周作人的思想的独特性。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周作人之所以紧紧抓住“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而不去抓“君为臣纲”，除他同情弱小，并将男子中心思想看作“三纲主义”的思想根底之外，在深层还与他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独特内涵有关。

自留学日本起，周氏兄弟就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文化偏至论》)，而周作人对这一个人主义思想，立场上最为坚持，态度上最为坚决。他一直将其作为反对专制、建立民主的一面旗帜。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特别强调：“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的这个解释意味深长。这个“个人主义”十分重要，对中国的“思想革命”十分重要。其实，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早就萌芽于周作人的思考之中。他在1906年作《〈孤儿记〉缘起》一文时，就说过：“故茫茫大地是众生者，有一日一人不得脱离苦趣，斯世界亦一日不能进于文明。故无论强权之说未能中于吾心，而亦万不能引多数幸福之言，于五十百步生分别见也。”①后来的1922年，周作人因“非宗教大同盟”事件，与陈独秀等人论争，就敏感地认识到此一事件的根本性质。他在《复陈仲甫先生信》中说：“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以恶声见报，即明达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了，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我深望我们的恐慌是‘杞忧’，但我预感着这个不幸的事情已经来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②这是周作人由来已久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一次社会实践。可见，思考中国的“人”的问题，思考对“人”的压迫问题，与“君王”“君主”“政府的力”的压迫相比，周作人更为警惕的是 “群众”“人民”这一“多数的力”。

三、何以是周作人“发现儿童”？

周作人是中国“发现儿童”的及时人。③事实上，在周作人的现代思想展开的过程中(也包括周作人自己想“消极”的时候)，关于“儿童”的思想的确是其重要的资源之一。我曾说过：“周氏兄弟能够超出他人，分别站在理论和创作的前沿，成为‘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发现了‘儿童’，从而获得了深刻的现代性思想。”①

作为思想家的周作人，在“儿童的发现”上，他的道德家、教育家、学问家这三个身份，起到了根本的、合力的作用。因为兼备这三种身份，周作人在“发现儿童”这一思想实践中，走在了时代的最前端，立足于时代的较高处。

周作人自己承认是个道德家。“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如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②他在妇女问题上的道德实践可举一事为例：他与刘半农、钱玄同组成过“三不”会，即奉行不赌、不嫖、不纳妾。事实上，周作人对此是身体力行了的。在儿童问题上，是他及时个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思想，并且切实地“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鲁迅语)。

这种通过“儿童”建立起“新的道德”的尝试，可以上溯至1906年。周作人在《孤儿记》的“绪言”中说：“嗣得见西哲天演之说，于是始喻其义，知人事之不齐，实为进化之由始，……呜呼，天演之义大矣哉，然而酷亦甚矣。宇宙之无真宰，此人生苦乐，所以不得其平，而今乃复一以强弱为衡，而以竞争为纽，世界胡复有宁日？斯人苟无强力之足恃，舍死亡而外更无可言。芸芸众生，孰为庇障，何莫非孤儿之俦耶？”③止庵评价《孤儿记》的这一思想时说：“这样一部为弱者、为个人张目的书，出现在‘天演’‘竞争’风行之际，视为不合时宜可，视为先知先觉亦无不可。”④我所看重的则是，周作人对将达尔文的进化论阐释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时代思潮的质疑，原来是来自对“儿童”的关注。在当时，中国人所了解的只是《物种起源》所代表的达尔文的前半部进化论理论，而达尔文后来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所表达的“爱”“合作”“道德”这些关于人类的进化论思想，却不为人知。可是，周作人以其关爱儿童的人道主义情怀，在一定程度上，无师自通地与达尔文的后半部进化论理论殊途同归。

周作人于1918年翻译的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结尾有这样的话：“我又时常这样想：人类中有那个孩子在内，因这一件事，也就教我不能不爱人类。我实在因为那个孩子，对于人类的问题，才比从前思索得更为深切：这绝不是夸张的话。”对周作人翻译的这样的话，何尝不可以看作夫子自道呢？周作人在1920年翻译的日本诗人千家元磨的《深夜的喇叭》，一段是：“我含泪看着小孩，心里想，无论怎样，我一定要为他奋斗。” 周作人这种对于儿童的异乎寻常的关心，似乎可以在这段译文中找到因由。后来，周作人写关于“小孩”的诗歌，论述儿童教育、儿童文学，是践行了他翻译的两篇小说中的人物所说的话。这两篇小说中的《小小的一个人》就与《人的文学》一起，发表在《新青年》的第5卷第6号上，这恐怕不是的巧合吧。

周作人的“儿童的发现”始于“绍兴时代”而非“北京大学时代”。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的创立者，周作人的“儿童本位”思想起始于他的教育实践。1912年3月至1917年3月，周作人在家乡绍兴从事儿童教育事业，做过浙江省视学，更在绍兴县教育会会长和中学教师位置上做了整整四年。这一期间，周作人基本形成了他的独特而超前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儿童教育思想，乃至儿童文学思想。这一情形，我们从他发表的《个性之教育》、《儿童问题之初解》(1912年)、《儿童研究导言》(1913年)、《玩具研究(一)》、《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小学校成绩展览会杂记》(1914年)等论述文章，《游戏与教育》(1913年)、《玩具研究(二)》、《小儿争斗之研究》(1914年)等译文，特别是从《童话研究》、《童话略论》(1913年)、《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童话释义》(1914年)等论文中，可以看得清楚。比如说，周作人最早批判成人对儿童的“误解”，是在《儿童研究导言》(1913年)中：“盖儿童者，大人之胚体，而非大人之缩形……”“世俗不察，对于儿童久多误解，以为小儿者，大人之具体而微者也……”①他批判“重老轻少”是在《儿童问题之初解》(1914年)中：“中国亦承亚陆通习，重老轻少，于亲子关系见其。原父子之伦，本于天性，第必有对待，有调合，而后可称。今偏于一尊，去慈而重孝，绝情而言义，推至其极，乃近残贼。”②

学问家这一身份，对于周作人“发现儿童”也十分重要。学术研究能为周作人“发现儿童”提供方法和途径，实在是因为他在学术兴趣上有自身的特殊性。

周作人称自己的学问为“杂学”。在《我的杂学》一文中，他说：“我对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而这人的事情也原是以文化之起源与发达为主。但是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如严几道古雅的译语所云化中人位，我们也是很想知道的，那么这条路略一拐弯便又一直引到进化论与生物学那边去了。”③可见“为人”、为了解“化中人位”，是周作人学术研究的首要目的。于是，我们看见，周作人在倡导“祖先为子孙而生存”这一“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时，就拿了生物学来“定人类行为的标准”。

然而，对于周作人发现儿童影响较大的当是儿童学。不过，周作人的儿童学有着相当的特殊性。“我所想知道一点的都是关于野蛮人的事，一是古野蛮，二是小野蛮，三是文明的野蛮。一与三是属于文化人类学的，上文略说及，这其二所谓小野蛮乃是儿童，因为照进化论讲来，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幼稚这一段落，正是人生之荒蛮时期。……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小型的成人，期望他少年老成，便将他看作不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现在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些不同，但他仍是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这是我们从儿童学所得来的一点常识，假如要说救救孩子，大概都应以此为出发点的。”①

周作人的儿童学受美国“斯学之祖师”斯坦利 霍尔的影响很大。周作人在著述中经常谈到斯丹来霍耳(即斯坦利 霍尔)。斯坦利 霍尔运用德国动物学家、进化论学者海克尔提出的复演说(动物的个体发生迅速而不地复演其系统发生)来解释儿童心理发展，认为：胎儿在胎内的发展复演了动物进化的过程(如胎儿在一个阶段是有鳃裂的，这是重复鱼类的阶段)；而儿童时期的心理发展则复演了人类进化过程。正是这一儿童学上的复演说，深刻地影响了周作人，使他意识到：“童话者，原人之文学，亦即儿童之文学，以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故二者，感情趣味约略相同。”②“照进化说讲来，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