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人类更幸福？

之一

一群台北市的“议员”，忽然出现在深夜热闹生活的夜店里，打扮成新新人类的模样，就这样跟年轻人一起出现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些向来只关心“重大事件”的“议员”，怎么会穿起牛仔裤，染了几撮鲜红的头发，宣称要关心台湾的青少年了？甚至，如果我们记忆犹新，应该记得更早以前，蜡笔小新露出小鸡鸡的青少年“色情漫画”问题，竟然也是这一群原先只关心“重大事件”的“议员”提出来的，不禁会感觉到奇怪，台湾政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台湾社会结构真的有所变化？如果真是如此，青少年的位置又是如何呢？

从以前的国民党“一党独大”，到现在的“蓝绿天下”(国民党为蓝色旗帜，民主进步党为绿色标识)，所代表的社会结构变化，其实并不仅止于政治或政党层面而已。以往的争议，往往是很清楚的双方对立，许多更次要的问题固然没人注意，但同时也有了自由的空间。如今，对立的对象也许持续了，次要的问题也就成了原来誓不两立的双方都关心的共同焦点了。

然而，所谓的“关心”，往往也是压力的来源。那些专门负责围堵社会街头运动的警员，如今随着社会抗争的减少，反而改关心到青少年问题了。譬如警方每隔一阵就推出“旭日专案”之类的名目，动辄拘留了数千位青少年，只因为他们深夜不归。

除了少数学者注意到青少年人权问题而提出异议之外，几乎没有哪一个党的民意代表站出来抗议。台湾青少年的社会位置随着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改变，突然掉进了一个很诡异的两难困境：要不就站出来和整个社会、整个大人主导的社会抗争，要不就乖乖按大人们的指示永远长不大，在大人的指挥下留在家里和学校。

社会改变了，台湾的经济也不再像二三十年前那样，每年都在创造经济增长的高峰。虽然这些年来，台湾社会的经济并不是萧条或衰退，但也不再有持续的增长了；简单地说，是一种富裕的停滞状态。 新新人类更幸福？

之一

一群台北市的“议员”，忽然出现在深夜热闹生活的夜店里，打扮成新新人类的模样，就这样跟年轻人一起出现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些向来只关心“重大事件”的“议员”，怎么会穿起牛仔裤，染了几撮鲜红的头发，宣称要关心台湾的青少年了？甚至，如果我们记忆犹新，应该记得更早以前，蜡笔小新露出小鸡鸡的青少年“色情漫画”问题，竟然也是这一群原先只关心“重大事件”的“议员”提出来的，不禁会感觉到奇怪，台湾政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台湾社会结构真的有所变化？如果真是如此，青少年的位置又是如何呢？

从以前的国民党“一党独大”，到现在的“蓝绿天下”(国民党为蓝色旗帜，民主进步党为绿色标识)，所代表的社会结构变化，其实并不仅止于政治或政党层面而已。以往的争议，往往是很清楚的双方对立，许多更次要的问题固然没人注意，但同时也有了自由的空间。如今，对立的对象也许持续了，次要的问题也就成了原来誓不两立的双方都关心的共同焦点了。

然而，所谓的“关心”，往往也是压力的来源。那些专门负责围堵社会街头运动的警员，如今随着社会抗争的减少，反而改关心到青少年问题了。譬如警方每隔一阵就推出“旭日专案”之类的名目，动辄拘留了数千位青少年，只因为他们深夜不归。

除了少数学者注意到青少年人权问题而提出异议之外，几乎没有哪一个党的民意代表站出来抗议。台湾青少年的社会位置随着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改变，突然掉进了一个很诡异的两难困境：要不就站出来和整个社会、整个大人主导的社会抗争，要不就乖乖按大人们的指示永远长不大，在大人的指挥下留在家里和学校。

社会改变了，台湾的经济也不再像二三十年前那样，每年都在创造经济增长的高峰。虽然这些年来，台湾社会的经济并不是萧条或衰退，但也不再有持续的增长了；简单地说，是一种富裕的停滞状态。

虽然富裕，新的可能性却是越来越没空间发挥了。于是，新一代的台湾青少年，除了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却是面临越来越没出路的高度竞争状态。主管教育政策的单位固然很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立即开设了更多的高中和大学来容纳青少年，缓冲这种日益激增的青少年压力。然而，相对地，正如现在大家经常提起的“高学历高失业率”，学业上的成就(读到硕士或博士)也不再像以前那般有意义，既不足以光耀门楣，也不再让自己感受到同样的自我肯定了。

社会在改变。父辈们那一代是人人都有“黑手变头家”的机会，身为成人的我们现在却已经感受到越来越难出头的竞争压力了。至于青少年，他们所处的社会比我们当时更富裕了，但社会空间也更封闭、更停滞了。以前的人常常形容也是最激烈的抗争是“困兽之斗”，如今，青少年所处的位置不也像是一头精力旺盛的兽，掉进了施展不开的社会困境里？这样的困兽所表现出来的挣扎，不是没了希望地自杀，就是飙车一般地想冲破一切，否则就是借药物或酒精来忘记这栅栏的存在。这不就是现在青少年最让大家担心的几个社会问题？

社会结构有了问题，而青少年只是替罪羔羊。

之二

对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家庭角色，在台湾，如今也起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的功能正在变化，而且是朝着不同方向走去：越来越残缺破碎的家庭，以及越来越紧张而不停努力的家庭。

台湾社会向来自豪的均富神话，如今被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具体数字破灭了。贫穷成为一只悄然无声的残忍之兽，慢慢侵入了这个美丽的岛屿。在马英九先生还是“法务部长”时的1996年反毒会议里，几位年轻临床精神科医生就提出来：侵蚀台湾最严重的，除了外，就是酗酒问题。事实上，随着被政府刻意掩盖的失业人口日益增加，失业的问题和其他相关的事业挫折问题，往往让志气被消磨殆尽的人们，不是寻求宗教就是寻求酒精的抚慰。即使继续努力工作拒绝丧志的人们，也发觉生活是越来越困难，只好寻求其他变通的办法了。

在乡下的学校，小学或初中的老师经常抱怨在家庭访谈时，许多学生都是和祖父母在一起，而父母亲则是在台北等大都市工作，一年难得回来几次。然而，年迈的祖父母管不了青少年，出了问题也只好算了。

失业或酗酒的父亲往往又带来了更大的家庭不安，除了家庭气氛低迷，孩童没有快乐的成长环境以外，更不幸的状况是家庭暴力和离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能力较好的孩子当然以逃家来寻求其他的抚慰渠道，也就是打游戏、飙车等；社会能力较差的孩子只好留在家里，成为这个家庭一切不幸的替罪羔羊，即使日后长大也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

对于功能越来越破碎的家庭，特别是这些没有提供子女适当避风港功能的环境，当然是很快地将青少年释放到外界来。再加上这些年来，学校的功能越来越萎缩，根本容不下这些失去家庭的青少年，于是，青少年也就只好走到街头。家庭的父母和学校的师长都没办法提供真正贴到心坎的关心，甚至只是因社会压力而不时地怀恨或颓废，这样长大的小孩当然也就天生无情了。

另一方面，随着这一切的社会动乱，以及逗留游荡的青少年日益增加，许多尽职的父母亲感受到外界的威胁，也就越来越战战兢兢了。尤其近年来，随着经济和时间的压力增加，如果还是重视家庭功能的夫妻恐怕越来越觉得教养孩子的不易，平均生育的小孩通常不到两个，甚至只有一个，也就发生“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现象了。

父母亲的担心在出发点上是正确的，但是，因为担心而产生的不放心态度，却是许多问题的来源。

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小孩，如果他对人际关系或互动够聪明，自然就学会了利用父母的这种不放心来达到予取予求的目的。在家里，他也许不一定是天之骄子，但至少是全家人心情起伏的关键；然而，到了外面，他的表面一副“酷”的模样，其实只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这种既自大又自卑的态度，也就是我们目前“酷”文化的一部分。

相对于这些擅长利用父母亲的青少年，许多对人际互动不是这么敏感的青少年，则是被家庭的爱和不安捆绑了。他们的人生从吃奶、吃饭一开始，就被安排得好好的，甚至连脑袋该想什么也是被安排好的。这些小孩长大以后，父母经常抱怨太被动了，闽南话称所谓的“懦性”。殊不知，从出生以来，一切都被安排好了，也失去了自己思考人生的机会，当然没有那种成长的动力了。

然而，这一切保护和不放心，随着不得不自我成长开始发生，独立和依赖之间的奋力挣扎，像一个人和家庭血肉分离般的撕裂痛苦，自然带来更混乱的叛逆期。

之三

因为家庭功能的两极化，我们对青少年的成长恐怕是要用至少两种以上的模式来看待，而非单一的成长模式了。

然而，有趣的是，这些不同家庭环境与成长轨迹的青少年，一旦进入社会，都是崇尚着这种“酷”的文化。

“酷”是一种外在行为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在人际关系上拒绝贴心的亲密，对别人的内心无法同理地去感受，对外在事物充满没有信心的恐惧，但同时又不愿流露出恐惧的表现而让别人看扁了，以及所采取的一种保持距离的自我保护方式。

这样的文化反映在男女关系上或男女差异上的，有些不同于台湾传统的男女，但也不是全然不同。我们很难说是进步了，还是更倒退了。

在男性方面，虽然新新人类有更多的比例的确做到男女之间的彼此尊重，但是，亲密相处的课题还是一大难关。然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一群自幼就被社会和家庭抛弃的青少年(男女都有)，他们自己成长，自己在人的丛林中幸存下来，学会了弱肉强食的无情，所有的人际关系(包括两性关系)也就陷入了这种极端的权力宰制态度了。

在女性方面，同样有着这样无情看待人际关系、以生存为法则的“青少女”。然而，不只是这点类似男性，其他女性较大的改变其实也是越来越男性化了。许多优势是传统男性独有的，如今也可以在女性身上看到了：独立、果决、爽朗、“酷”……这样的演变是应该的，但是，该努力迈向前的道路并不仅止于此。男性因为这些优势而无法面对自己的亲密问题，而少女不也可能如此？而且，虽然有了一些优势上的平等，但这并不代表男女就真的平等了。传统的价值观，毕竟还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现代生活中，活生生展现了它的影响，虽然社会出现了新的问题，但旧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就消失的。

究竟新新人类会是怎样？他们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问题继续延续着上一代的困扰？这是永远需要继续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