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期间的工作主线。理论研究表明,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是供给侧的要素质量及其组合效率。当前,我国供给侧的主要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制度供给、科技创新等都还面临着比较明显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为此,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增强经济社会活力,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全书系统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要点以及相关的国际经验,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步走”战略。步,从低效过剩领域释放要素,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第二步,以结构性改革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第三步,振兴实体经济,大力发展新经济,优化要素配置。该书内容,结构明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使读者在短时间内掌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方面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俗理论读本,供给侧结构性研究带头人之一冯俏彬教授著,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贾康做序推荐,内容,结构明晰,十分通俗易懂,能使读者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供给侧改革的方方面面。
冯俏彬,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博士后。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副秘书长。第三届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有《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应急财政:基于自然灾害的资金保障体系研究》等四本专著,已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财政研究》《经济学动态》等重要报刊上、文章200余篇,主持或参与部级、省部级课题多项。
及时章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一、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概览 003
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011
三、当前我国经济正呈现出三大结构性分化特征 017
四、中国共产党人的两大历史期许 027
第二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要点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模型 033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 037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平衡 041
四、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区别与联系 046
五、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049
第三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背景
一、传统需求管理疲态已现 058
二、消费主体、消费内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062
三、劳动力市场出现关键变化 067
四、土地制度城乡僵化 073
五、金融部门存在结构性缺陷 077
六、科技创新存在诸多阻碍 079
七、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制度比较陈旧 084
第四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及其主要政策主张 091
二、美式供给侧改革:里根经济学 099
三、英式供给侧改革:撒切尔主义 101
四、德式供给侧改革:科尔纲领 104
五、启示与借鉴 106
第五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及时步:
从低效过剩领域释放要素
一、化解产能严重过剩 113
二、去房地产库存 124
三、去杠杆 128
四、降成本 132
五、补短板 139
第六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二步:
以结构性改革来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
一、立即调整劳动力与人口政策 145
二、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 149
三、深入推动金融改革 153
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158
五、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161
第七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三步:
大力发展新经济,优化要素配置
一、什么是新经济? 171
二、近年来我国新经济的发展情况 177
三、新经济通往何处? 181
总结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简明认识 185
推荐进一步学习的资源 188
及时章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一、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概览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2016年10月,举世瞩目的G20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给全世界呈现出一个世界各国精诚合作、繁荣昌盛、盛世太平的美景。但在这个美景的背后,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治理力量的变化,即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有所高涨,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力量有所衰退。
这一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变化背后有复杂的政治原因、社会原因,并构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当代世界图景,可将其概括为“全球化正遭遇逆流”,并由此呈现出来很多复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现实问题。例如,叙利亚的难民移民危机。据说,现在全世界的难民和移民的数量已经超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难民的总数,无数家庭在战乱中流离失所,无数孩童在炮火中无辜送命。2015年以来,有3张照片十分打动人心,一张是一个孩子随着父母偷渡,上岸的时候一家人被淹死,记者拍到那个头埋在沙滩当中的小孩,唤起了很多人的同情。一张是一个叙利亚的小孩,当记者对着她拍照时,她看着记者的长镜头,认为是枪,十分自然地举起了双手。还有一张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炮火的轰隆当中已经被震得失去了对外界的反应,当营救人员把他抱到车上的时候,他整个人是茫然而木讷的……这些战争中儿童的照片,通过新闻媒体的传播,激发起大家对叙利亚人民深切的同情。但是另一方面,包括以叙利亚为代表的中东难民和移民问题,以及在美国、欧洲各地乃至世界其他地方时有发生的各类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如波士顿马拉松恐怖袭击事件、法国尼斯恐怖袭击事件、比利时恐怖袭击事件……又给现存社会秩序带来极大的冲击与破坏。这些情况构成了奇特的两面,一面是唤起人们正面的同情和爱,另一面则是负面的仇恨与冲突。近期还有两个重要事件值得特别注意,一个是英国“脱欧”,一个是美国大选。英国作为欧洲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宣布脱离欧洲,这被称为2016年较大的“黑天鹅”事件,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到重大打击。对此,有些方面解读为英国政客处置失当或者是英国人民不够理智。实际上英国本身的政治制度是十分成熟的,这种结论代表了52%左右的英国人对于中东难民、移民问题对他们生活的影响的强烈不满,是当前这种深刻、复杂的经济问题在政治层面的一种反映,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需要拭目以待。轰轰烈烈的美国总统大选最终尘埃落定,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第四十五任美国总统。在政治领域内名不见经传的特朗普,口无遮拦、格调低下,这样一个人何以能问鼎美国总统宝座?据分析,其背后支持力量仍然是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美国中下层民众。以上情况结合起来考虑,都表明“全球化正遭遇逆流”。
一般认为,全球化进程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这20多年间,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国家发展起来了,一些国家开始衰退。中国非常幸运地赶上了这一班全球化发展的“快车”,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直到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近20年是全球化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中国抓住机会,借势发展,终成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标志,全球化进程开始走下坡路,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对全球化进程进一步雪上加霜。现在虽然还不能说全球化进程就此终止,但是很明显是在朝衰败的方向演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政府主办的G20峰会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因为它反映了在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发达国家的力量在衰退,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在壮大,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重新“洗牌”。
这就是时代的“大变局”。在这种大变局下,所有国家、企业、个体的命运都会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或多或少的影响。落实到经济问题上,现在世界经济总体来讲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后危机时代”,还远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和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正在温和复苏,但是尚不稳定。二是欧洲的经济持续低迷、前景暗淡。三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艰难期,巴西等拉美国家负增长,印度情况略好。四是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各国央行竞相放水,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已有5个国家和地区(日本、欧元区、瑞士、瑞典、丹麦)已经先后进入了“负利率”时代。总体来讲,当前全球的经济形势在变坏。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受到来自民意的强大压力,英国“脱欧”和美国的大选问题,就是民意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以前,大多数国家的态度是开门拥抱全球化、一体化,现在这些国家多多少少开始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以前是要“拆墙”拥抱全球化,现在是要“修墙”回到自保自闭的状态。如果稍微拉开一些历史的视角,就会发现这个情况非常类似于及时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所以现在流行一种“长周期”的看法,认为整个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正进入一个长周期阶段。
那么,什么是长周期呢?周期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不同经济学家的研究,经济增长周期有短周期,如3?5年;也有中周期,如20?30年;而长周期指的是更长的周期,如50?60年。长周期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俄国的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图1-1),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他认为,长周期是指生产力发展的周期,由科学技术发展的周期所决定,从工业革命后到及时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已经历了以下3个长周期,即:从1789年到1849年,上升部分为25年,下降部分为35年,共60年;从1849年到1896年,上升部分为24年,下降部分为23年,共47年;从1896年起,上升部分为24年,1920年以后是下降趋势。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根据科技进步的规律,也提出一个创新周期的理论。有人总结如下(表1-1):
可以看出,在经济学家看来,所谓的长周期就是科技进步的周期,与历史上数次重大技术进步高度相关。到现在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4个长周期的过程,现在正处于第五个。所以,长周期是一个生产力的发展周期,与技术革命的周期相关。简单地说,一个新技术从发明应用和逐渐成为一个产业,再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个技术的成果会逐渐被人类消化掉,即所谓“低垂的果实”被摘完,就会迎来下一个周期。从现在所处的阶段来讲,旧的技术革命已经到了一个比较衰退的时期。在这个时间点上和我们现在感受到的一样,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全球开始走向低迷。所以,这个长周期实际上就是一个科技周期。这还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如果结合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判断,从政治与社会学的层面上讲,长周期同时也是战争与和平的周期。这当然不是说当前世界就一定会滑向冲突与战争,但值得引起各方面的警惕。长周期理论对我们思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比如一再说,长周期的问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能做出任何努力都显示不出效果。恐怕要做一个长远的打算。
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经济当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中国的经济命运已经和全世界经济命运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4年同志在出席亚太工商峰会时,及时次用“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所处的新阶段。一般认为,“新常态”有3个主要特征:及时是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第二是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第三是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升级。其中最容易被各方认识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下台阶,即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所谓高速增长,是指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即10%以上。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间,全国总体平均GDP的增长速度为9.8%,在一些局部年份和局部地区,还常常可以看到2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被称为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当然奇迹总有回归平淡的24小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的下降阶段,2009年政府拿出了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当年经济明显回升,形成了一个短暂的“V”形反转。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持续下行。就在这一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刘世锦带领一个团队完成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通过对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比较,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较为长期的下行期。这个报告出台以后,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这个观点,但他们的预测惊人的,此后6年中国经济走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现在一般都把2010年作为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一个“拐点”,如图1-2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下行的态势已经形成了,而且在下行的过程当中还通过了几个重要的心理关口。及时个是在2013年,通过了8%的重大心理关口。当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7%。很多人都知道,前几年政府内部“保8”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认知当中,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80万?100万的就业岗位,即经济增长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将意味着有80万?100万人失业,这是中国社会不能承受之重,因此要求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要保持在8%以上。这个情况在2013年被改写了,当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7%,突破了政府长期坚守的8%的心理防线,当然后面的情况是好的,社会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状况。相反,近几年就业率一直是稳定增长的。此后,经济下行的态势还在继续,2014年为7.4%,2015年进一步下降,由破8%到了破7%,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一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9%。进入2016年以后,前3个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都是6.7%,都在7%以下。现在,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经济学研究人员,大家一般会认为而且也接受了中国经济下行这样一个基本态势,即中国经济增长将长期处于“L”形,差异仅在于不同的人对于“中国经济要下行多久?”“中国经济底在何方?”这样一些更细致的问题还有不同看法。这也表明,今天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与世界经济下行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有了这样一个认识以后,有的人可能难免会产生一些悲观情绪。世界局势不稳定,中国经济在下行,那是不是我们只能被动地等待着厄运来临的那24小时呢?当然不是,借用炒股的人常说的一句话,“在股市最差的时候,也有人赚钱;在股市好的时候,也有人赔钱”。当今世界,整体经济格局的确不容乐观,但分国家、分地区、分行业,情况各不相同,未来也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不同主体的不同反应、不同策略。面对经济下行,中国政府怎么反应?怎么看待?
简言之,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给自己赋予了两大历史使命,一是在2020年的时候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在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两大目标都有具体的指标支撑。比如,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层面的具体指标,就是到2020年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2010年能够翻一番,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于2010年的收入水平翻一番。国家发改委做过详细的测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2016年到2020年这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6.52%?6.54%。因此,对于政府而言,未来5年,6.5%的经济增长率就是一个“铁底”。再远一点,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体现在经济层面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人均GDP在每年12000美元以上,而2015年我国人均GDP还不到8000美元,距离12000美元约差1/3,需要在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努力完成。也就是说,这两大政治目标表明,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还将继续把发展放在首位,努力谋求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三、当前我国经济正呈现出三大结构性分化特征
回到中国当前的经济面上来。现在谈到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的时候,各方面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结构性分化”。“结构性”的含义是某种重大、关键的变化,“分化”的意思是有的在变好、有的在变坏,或者原来好的现在变差了、原来差的现在变好了,差距扩大。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任何时间点看过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一定是有的地方要好一些,有的地方要差一些。现在的问题是从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基本面上的变化超出了人们过去的认知,进而对原来长期采用的一些经济原理、认知形成挑战。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变化:
(一)地区间经济分化明显
1.东北板块的经济急速下行。以前,东三省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排位处于及时方阵,GDP增长率在第十名左右。但2014年前后,东北突然出现了急剧滑坡,在最近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版图上倒数5名以内。以2015年为例,辽、吉、黑三省分别居全国倒数及时、第三和第四。特别是辽宁,2016年财政收入是负增长30%以上,多个城市出现经济负增长(表1—2)。进一步地,还可以看到这种负增长不只是在东三省出现,实际上在内蒙古、陕西、山西等省、自治区,只要是以传统的重化工业、资源能源为主要产业结构的地区,其经济下行的态势都非常明显。2015年以来,中央又开始加大了对东北的关注,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东北的问题已不是给钱、给政策的问题,而是要改变当前的体制、观念和所有制结构等深层次问题,甚至有专家提出过一个大胆的设想,建议东北地区借鉴广东的经验搞一个体制复制,将南方发达省份的体制复制到东北去。所以东北板块的状况不乐观,媒体常用“危局”二字来形容,也有人称之为“东北塌陷”。
2.西部崛起。在西部,有3个地区近来表现令各方惊喜,及时是重庆,第二是贵州,第三是西藏。这3个地区在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比如说2016年上半年重庆经济增长率是10.8%,在过去的3年中重庆的经济增长率也都在10%?11%。经过分析,大家认为重庆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时间比较早,10年以前就开始布局,现在看来是进入了收获期。据说,现在全世界每销售3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是在重庆生产的,重庆已经成功转型为现代电子制造基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重庆通过努力改变了自身的经济区位条件,成为对中东、欧洲市场的桥头堡。大家都知道以前中国经济主要是面向太平洋,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属于对外开放的一线城市、一线省份,而重庆处于西南腹地,相比起来就没有资金优势、信息优势、交通优势、区位优势,发展受到限制。前几年重庆做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开通了“渝新欧铁路”,使重庆的工业制成品可以在十几天之内到达欧洲市场,一下子使重庆变成西部开放和贸易的桥头堡,这对后来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深远的意义。后来围绕着“一带一路”,很多省提出了与“渝新欧铁路”相似的概念,如从义乌出发的叫作“义新欧铁路”,从郑州出发的叫“郑新欧铁路”,从西安出发的叫“西新欧铁路”,等等。从世界经济史来看,贸易路线的变化实际上就是财富路线的变化,“渝新欧铁路”极大地改变了重庆的贸易区位条件,对中国整个西部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除了重庆以外,最近两年贵州的表现也令人瞩目。原来,贵州经济增长的条件很不好,长期居于GDP排名榜的倒数几位。最近两年,贵州抓住了产业升级的机会,着力发展大数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纷纷将自己的数据基地向贵州转移,在此基础上,贵州围绕大数据已发展出一套新的商业形态。西藏在东部和西部的产业转移过程中抓住了一些机会,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
3.东南沿海“凤凰涅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火车头”长期是珠三角和长三角。2008年金融危机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此后珠三角和长三角进入了一个相对消沉期。但就在这几年当中,东南沿海沉下心练内功,比如广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提出了“腾笼换鸟”的战略,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但是几年做下来,现在珠三角地区已经出现新兴产业的曙光,带给各方面很大的惊喜。以深圳为例,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上先进电子制造的基地,生态最完整、产业配套最全、人才聚集最多,据说国外包括硅谷在内的一些企业研发出的先进电子产品,例如无人机、机器人,都纷纷拿到深圳来生产。这使得深圳在整个中国经济当中的表现非常亮眼,当地财政收入以10%?20%的速度快速增长。深圳还出现了一批令中国人非常自豪的大企业,如华为、中兴、大江等,另外还有成千上万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令各方非常惊喜。长三角方面,杭州的阿里巴巴已经成为世界零售业巨头,2015年的营收已超过了美国沃尔玛,这也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在北京,中关村创新创业的活力同样非常活跃。所以说,以前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抓住了新经济的机会,完成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当然,目前新经济还只是一些点上的突破,远未形成产业群、产业带。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地区间结构性分化:东北塌陷、西部崛起、东部重生。如果再加上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还有京津冀发展圈,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版图正处于重构之中。如表1—3所示。
(二)经济行业正在发生结构性分化
从行业来看,可以将中国经济简单区分为两个,一个是旧经济(或者称“传统经济”),一个是新经济。所谓旧经济或传统经济主要是指三大行业: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这三大传统产业在过去几十年当中,长期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在2010年以后,尤其是在2015年以来,传统经济的下行态势非常明显。特别是制造业,各方面的感觉最痛切,现在如果讲到哪个企业经营困难了、哪个老板跑路了,十有八九都是制造业。在基础设施领域,传统搞建设的部门,不论是修桥的、盖房子的,还是修路的,统统产能过剩。房地产方面,前一段时间火了一把,但基本上是处于“的疯狂”阶段。总之,这3个曾经对中国经济贡献很大的行业,现在明显开始走下坡路,情况很严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建立在“互联网 ”基础之上的新经济生机勃勃,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惊喜。以阿里巴巴为例,现在看已实现了对传统零售商业的改造,而且催生了一些新的行业,如快递、物流、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等,其发展势头十分迅猛。所以,互联网 传统产业所产生的新经济正在给中国经济带来曙光,是未来整个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希望所在。
(三)产业部门正在发生结构性分化
所谓产业部门,即通常所说的及时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农业部门的产值、比重和从业人员占比一直很低,工业部门即第二产业长期以来是中国经济中占比较高的部门。但是近几年来这个情况出现了变化,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及时次超出了制造业,成为对当年新增GDP贡献较大的部门。如图1—3所示。
可以看出,前几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是在50%以下,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及时次超过了50%,超出制造业,成为对经济贡献较大的产业部门。2016年,这种态势仍然在继续。换句话说,以后经济的新增长点可能主要在服务业。服务业不仅包括一般的生活性服务业,更重要的是金融、保险、会计、法律、咨询、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形态变化过程,也是中国经济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信号。
总之,要看懂中国当前经济形势,需要掌握3个关键词。一是“三期叠加”,即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二是“工业化后期”,即总体而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当前已处于工业化后期,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正呼啸而来。三是“长周期”,即世界经济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的衰退期,科技创新时不我待。
四、中国共产党人的两大历史期许
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时,还必须要提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两大历史期许。前面提到过,整个世界经济在2008年后进入“后危机时代”,这同时又叠加了科技长周期的衰变因素,因此现在看来,世界经济在可见的时期内很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至于中国经济,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意味着这个下行的态势是长期的,人士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判断也是“还将长期处于L形”。但面对这样一个经济大趋势时,中国政府有自己的两大历史期许,一个是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小康社会”有许多具体内容,在经济方面主要有两个指标,即到2020年,中国GDP、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于2010年要翻一番。经过有关部门测算,要达到这个目标,2016年到2020年这5年当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6.52%?6.54%,即6.5%以上。
第二大任务就是同志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量化到经济方面,就叫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也是以前邓小平同志在规划中华民族实现“三步走”策略时的第三步,业界还有一句比较振奋人心的话,叫作“重回世界之巅”。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按照现在世界银行的要求,就是人均GDP要达到每年12000美元以上,这是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是要高于这个水平的(表1—4)。2015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人均GDP为7950美元多一点,还不到8000美元,也就是说从8000美元到12000美元我们还有1/3的差距。只有继续发展,才能实现这两个宏伟目标。
简要总结一下。当前不管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我们国家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中国经济下行的态势已形成,和世界经济一样都处于下行阶段,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给了自己两个历史使命:“建成小康社会”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完成这两个历史使命,要求我国经济必须要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这就形成一对矛盾,一方面要下行,一方面要保持适度的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化解这对矛盾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