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滔生于1980年，中国杭州。

从他呱呱坠地的地方往北推算，大约一千多公里就是北京。这年冬天，城北，一个叫陈春先的中国科学院核聚变科学家，为了孕育自己理想中的“中国硅谷”，在旁人的嘲笑中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他在城北一个叫“中关村”的村庄里找了个小仓库，办起了国内及时个民营科技服务部。汪滔三岁的时候，这个地方成了全国最著名的“电子一条街”。同样是那一年，日本依靠汽车工业击败美国，拿下了汽车总产量的世界及时。在美国NBC电视台的一个专题片里，节目主持人这样报道：“十来年前，日本人以制造伪劣产品昭著于世，‘日本制造’一词成为取笑劣质产品的口头禅。但时至今日，‘日本制造’已经是品质的代名词，美国年轻人正以开着日本的小跑车为荣。”从那以后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不仅仅在汽车制造业，日本在各个领域的产品都做得越来越精良，直到今天仍然领跑全球。

当“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的，在一个人声名大噪之后再去挖掘他成功前的种种细节，似乎总能发现一些神奇的巧合——我们管这叫命运。如果从这个角度解读，汪滔的命运似乎注定就是要和“中国制造”四个字绑在一起。

1980年的时候，人们无法预料到，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孩将在33年后掀起一场“中国制造”的科技风暴。他将让美国年轻人发出惊呼，让他们以拥有一种中国制造的产品为荣。

更加巧合的是，这种科技产品在很多方面都和汽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同样在简单操作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控制系统，同样强调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样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

历史的暗喻在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一种划时代的产品中显现。如果为每个人的人生画一条起伏的曲线，在生命尽头往回看去，一定可以发现一些明确的拐点。伴随这些拐点的关键性事件将深刻影响命运的走向，使得这条曲线向上扬起或是向下坠落。同样的，当我们把企业组织体看作一个鲜活的生命，会发现它的生命线也存在着这样的起伏。

2006到2007年，是大疆这个生命体最初孕育的两年。没有盈利模式也没有精英团队，有的只是汪滔的一腔热血。但对初生的企业生命体来说，从0到1的生长，找到一个对的方向至关重要。团队可以磨合，资金可以去找，价值观和眼界不能缺席。

中国南边的经济重镇——香港和深圳，两个城市隔河相望。一边是世界级自由港和金融中心，一边是改革开放前沿地。大疆无人机故事里“0”点的坐标，就从这里开始，缓缓起航。

“仓库团队”

卢致辉及时次见到汪滔是在2006年，一个多年后回头看来有些意味深长的年份。

这年6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湖南三一重工发生了一件热闹事儿：其执行总裁向文波在个人博客里发表了一篇名为《谨防徐工收购案抢点过关》的博文。这篇文章在几天内被互联网快速扩散，成为全国点击率较高的商业博文，文章里谈论的徐工并购案在短短几天内引发了一场状况空前的“口水大战”。

江苏省徐州市的徐工机械是我国工程机械行业里较大的国有企业。

2004年，因受到宏观调控和行业竞争的压力陷入亏损境地，徐工集团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公开出让股份。美国投资机构凯雷集团中标，并购方案中约定凯雷注资3.75亿美元，获得85%的徐工股份。向文波毫不讳言，三一重工也是此次徐工售股的竞标者之一。在他看来，装备制造业是国家的战略产业，由外资控制会危机国家安全，但“徐工某些人就是不卖给三一”，即使三一打算以高出凯雷30%的价格并购也不行。向文波的质疑在舆论热炒中逐步发酵，在各方压力之下，最终跨国资本做出了妥协：凯雷于同年10月同意将持股比例下调至50%，后又在次年降到45%，彻底放弃了控股徐工的意向。

除了徐工并购案以外，2006年，在制造业，富士康索赔事件也令人印象较深。当年6月，《及时财经日报》发表了《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一文，报道深圳富士康公司存在员工超时加班的现象。7月，富士康向写稿记者和编委提出3000万元索赔要求，由此引发全国媒体的集体声讨。虽然这件事以富士康放弃高额索赔并宣布与媒体和解而告终，但自此以后，关于富士康严重压榨工人劳动力的各类段子在网络上层出不穷，再没有停止过。对普通人来说，上面两则消息只是2006年众多新闻八卦里两个微弱的光点，稍不注意也就错过了，他们并不知道这两则消息对当时的中国制造业发出了怎样的讯号。

当时的卢致辉也没怎么关注到这些。那时他还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信电学院大四学生，为了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他跑去东莞一家公司做浴缸控制器。对未来，他有些迷茫和不甘。由于“觉得实在太无聊了”，这个年轻人在网上海投简历，期待能重新换个工作。很快，他就等来了一通改变他职业命运的面试电话。对方称自己是做无人机的公司，叫大疆。卢致辉不知道大疆是什么，对无人机也不怎么了解。放下电话后，他立马去网吧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的情况。对于大疆，网上可获取的信息是它参加了2006年的珠海航展，关于汪滔本人的信息可了解的也不多，只知道他是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的，有一个项目得过机器人大赛的奖，他想把这个项目产业化。这些讯息给了卢致辉一剂强心针，他觉得至少对方不是骗子。卢致辉很快辞掉了工作，背着自己的家当奔深圳而去了。卢致辉不知道前面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再也不想继续做浴缸控制器了。他不知道的其实还有很多。比如，他即将要为之效力的公司的创始人是一个个性如太阳般炽烈的人——有很多人被他的热情所吸引，情不自禁地跟随他，但更多人又为他近乎苛刻的主义所打击，退避而去。

最初和汪滔一起赴深圳创业的，还有他的两个大学同学。当时他们向高校和国有电力公司销售了价值6000美元的零部件，这些客户会把零部件组装到DIY的无人机支架上。这些小订单让他们维持着一个小小的员工团队。“我那时候不知道市场可以有多大。”多年后汪滔回忆说，“我们的想法只是打造产品，让10到20人有生计，拥有一支团队。”汪滔也不断把自己的奖学金投入到团队中去，“活下去”是当时大疆要面对的及时件事。不过那两个与他一起创业的大学同学似乎看不到大疆能有更多的发展，不久后，他们一个工作一个留学，相继出走，汪滔不得不为这个无人机小团队招揽更多的研发人才。

卢致辉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见到汪滔的。及时次见面在一间位于车公庙阳光高尔夫大厦的仓库里。他在后来的描述中这样形容这家初创公司的办公地：“斜斜的，不是很高，很小的一个空地，20平米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一个很小的仓库。”正是在这间小仓库里，他结识了对他职业生涯影响重大的几个人：除了大疆创始人汪滔外，还有两个伙伴——陈金颖和陈楚强。

和卢致辉一样，陈金颖和陈楚强也是以跳槽的方式走进这间小仓库的——他们都放弃了之前正在从事的工作，投入到一无所有的大疆。相比之下，陈楚强是最为疯狂的。他在进大疆之前，已经在一家企业干了一年的时间，当初合同签的是三年，要离开的话需要赔偿三万元的违约金。这个出身于军事世家的年轻小伙出于自小对飞机的热爱，被制造无人机的想法征服，二话没说，借了违约金离职，加入大疆。这笔违约金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还清。因此，他得了一个“陈三万”的称号。多年后，在谈到为何被当时什么都不是的大疆所吸引时，他说，是出于对创新技术的兴趣，大疆在做的东西让他找到了兴奋的感觉。用卢致辉的话说，“就是寻找同类”。

在这间小小的仓库里，几个“技术宅”开始了他们对无人机的开发和探索。由于四人中只有汪滔是有无人机技术背景的，汪滔当仁不让地担当起了导师的角色。他手把手地教另外三个成员，和他们一起讨论、研究每一个小问题的解决方案。

当时大疆的直升机还存在很多技术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创始团队不惜尝试各种可能的方案，有时候为了攻克一个细节难点可能要把方案推倒重来四五十次。卢致辉在回忆时提到：“汪滔他是那种为了搞清楚一个东西，从来不放弃的人，不管是多麻烦。”汪滔会用手来感受螺丝钉的度以防止松动，其他成员也开始效仿。无人机上几百颗螺丝钉，他们四个人就这样用“纯人肉”的方式给装了上去。这种方法看起来很笨，但却极有效地解决了螺丝拆换的问题。

曾国藩曾有一句座右铭：“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说的正是这种聪明人下笨功夫的好处。只有亲历产品制造过程中的每个细节，才能对自己的产品了然于心，在这之后，才能谈及对产品的优化改良甚至超越。扎实的基本功是一切创新最底层的基础。

仓库团队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汪滔比较喜欢在晚上工作，有时候晚上十一二点才到办公室，一直干到白天。汪滔一忙起来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常突然打电话跟别人谈论想法，不管是几点。这让大疆的其他成员很烦恼。为此，陈楚强会在下班后将手机放在铁盒子里，而陈金颖则直接选择关机。卢致辉是资历最浅的，不敢不接。所以当汪滔找不到另外两人的时候，就会打给他。“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实验室，只是更辛苦一些吧”，卢致辉曾表示那段时间的忙碌状态就像回到了自己读大学的时候。

从无人机资讯到技术，从业界八卦到未来的美好蓝图，他们在这间小仓库里一边修理机器一边无所不聊，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6年年底。由于没有固定的利润来源，这时的大疆面临着创立以来最难过的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