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爱与死，寂寞与责任

从我写作的房间可以远眺英格兰东部的田野与森林。这真是抒情诗一般的田园景致，只待日后有像英国画家约翰 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之类的画家用油彩把它捕捉下来。看着老照片，你会觉得眼前的景色跟100年前一模一样，有些事情是不会变的。在我身后的村子里，人们仍然谈情说爱、生儿育女、遛狗散步、聊天喝茶，生生不息。每个人都必须处理的几项人生大事——爱与死、寂寞与责任，仍然担在我们肩上。

然而表象是会骗人的。100年前，两个人在这片田野上用大镰刀收割谷物的速度是24小时0.4公顷地。今天，约翰一个人只消24小时就可以收割8公顷地，若不是因为与雇主之间的合同如此约定，恐怕他还能干更多。过去的小农场如今已经被某些较大的东西吞噬了，原有的工作方式也已不复存在。村里的居民不再从事农耕，而是为电脑公司、房地产公司或是出版社工作，他们与工作之间的连接是通过电脑与传真机，而不再是耕作的农具。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把这种工作做得很好，也就是说，丈夫与妻子往往都是一整天不在家，这就和过去不太一样了。屋子里的墙上装了防盗警报器，过去，这里的人可是连门都不用锁呢！

装警报器是因为在那些屋子里，有许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值得去偷的东西。我们在物质上更富足了。不过有些人却觉得错过了机会，或者如果他们还年轻的话，他们也担心自己得不到机会。对于该做什么、该买什么以及该住在哪里这类事情，大家确实拥有更多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择起来会比以前容易。尽管大部分的房子看来仿佛一直都坐落在那里，但是住在屋里的人却并非是在这个村子里出生的，而他们的孩子一旦羽翼丰满，也会离家单飞。这里不过是过客住的社区罢了。

我们住的村子可说是这个社会的缩影。乍看之下，生活似乎仍然像往常一样，可是仔细一瞧，变化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个层面，而我们也很乐于把这些变化称为“进步”。20年前，当我们买下这栋小屋时，厕所是在外面，而且也没有电，但是现在住起来可舒服多了。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要比过去舒适得多。然而天下之事，鲜有不是祸福参半的。

财富能买到什么

我相信许多人都被我们为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给搞糊涂了。我们为人类幸福所做的贡献固然不容置疑，但它也将人划分为贫与富，并且把许多生活在其中的人搞得精疲力竭，却不见得会导向一个令人更满意的世界。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纵然如此，任何事物(甚至连我们自己的生活)都可以商业化的这种流行新趋势，似乎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一家医院，以及我的生活，远比区区一桩生意来得重要。

积累相当的财富却无法使用，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的估算，全世界有1/3的工作者正身处失业，或是只能兼职的境地，那么创造财富所需的效率又有何意义？这种不断要求数字增长的热情何时方休？倘若以现今的速度继续增长，再过100年，我们将会买下16倍于今天的东西。即使世界的环境可以容忍这些负担，我们又该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当今已经有70家大企业的规模比许多国家还大，它们会不会继续增长？它们的增长对我们重要吗？

位高权重者对于这些问题不但漠不关心，而且还颇为志得意满。人们以为这些忧虑只是伴随变化而来的阵痛，时间、科技与经济增长自然会理清一切。我对这种想法感到失望，也为这么多人的生命遭到虚掷、人在财富中却仍穷困潦倒的现象感到愤怒。我不仅对较为形而上的人生观与人生目标的付之阙如颇为关注，更担忧充斥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的经济神话。金钱只是生活的工具，而非人生的意义，我们想必得做些什么，才能恢复这个平衡。

科学、经济学与宗教的误导

错在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

科学、经济学与宗教相互竞争的传统，提出了一些所谓的确定性，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科学似乎是在暗指“我们”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塑造而成的，因此干脆躺下来听天由命吧。经济学则提出物质方面的繁荣富足才是共同目标，倘若接受这个前提的话，那么根据市场定律与效率原则，其余的一切都将难以抗拒地纷至沓来。宗教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所谓确定性，并且大力宣扬，说什么只要遵从它们的规则，或是信仰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一切都会安好。即使在这个世界里无法如愿，在另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里，也一定可以得偿所愿。虽然理性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传统的说法都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根深蒂固的思想，却使我们的心灵抗拒不已。

成为金钱的奴隶

甚至是玩弄市场、把数百亿美金揣进腰包的乔治 索罗斯也感到忧心。他曾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表达他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担忧。他认为这种资本主义本身即造就出一个封闭的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里，唯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那就是物质上的成功。他说，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应该相信天底下没有所谓的真理，所以，必须允许各式各样的信念同时存在，而且要加以保护。每个人都必须能够自由自在地做决定。资本主义却因为坚持经济挂帅，反而可能使我们成为它的奴隶。

我的希望来自于一种预感，我想许多人也和我一样在怀疑、在忧虑，他们知道生活不仅仅是一桩生意，更察觉出造成生命轨迹差异的真正因素或许是爱、是友谊、是一种对他人的责任感，或是某种理想和信念，而非金钱。到，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相信人生确实有特定的目标，虽然找出这个目标究竟为何，可能颇为困难，但大多数人对此都有相当程度的野心。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一个可敬的社会里，过着可敬的生活，只要有半点机会，这种愿望也可能实现，因为我们都是善良与邪恶的混合体，我们的身体里既有心，也有头脑。倘若可以对自己的头脑与心再多相信一点，对那些规则和教条再少相信一点，或许我们就可以重新掌控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相信”决定人生

一切都要从我父亲的过世开始说起。虽说他亲切又有爱心，但过去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沉默的平凡人。他在爱尔兰乡间担任新教教区牧师，一干就是40年。他是个传统的基督徒，对晋升没有野心，在金钱方面也小心翼翼(因为钱实在不多)，工作起来一板一眼，对信仰则虔诚无比。换句话说，我父亲与创造财富的那个世界，以及那个世界所制造的产品，都没有什么关联。

我18岁的时候暗暗发誓，以后决不再受穷，决不再上教堂，也决不再满足于现状。于是，我远离家园去追逐名利与财富。一开始，我在一家石油公司担任管理者，然后做了经济学家，到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的身份是伦敦商学院的教授。我四处闯荡，出版论文与书籍，总是野心勃勃地想登上巅峰，忙得没时间顾及家庭。多年以后我女儿对我说：“直到我10岁的时候，我都以为你只是星期天和我们一起吃午餐的人。”

后来我父亲在他耄耋之年去世了。我在部分文章中曾提到父亲的葬礼，我为赶来向他道别的人数之多、哀痛之切而惊愕不已。显然他在有生之年曾经影响了数以百计的人，而他所用的方式也是我从来不曾想到过的。他显然做对了什么，只是愚钝的我看不出来。其实他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虽然他已无缘得知。

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懂得人生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在那一刻之前，我一直相信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功、金钱与家庭，其重要性可能也是按这个顺序排的。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只不过顺序刚好颠倒。虽然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何必那么费事？”每到这时，我就会想起西里尔 康诺利(Cyril Connolly)所说的话。有人曾问他对美好人生的定义，他回答道：“写一本书，6点赴晚宴，与所爱的人一起游览意大利。”看起来康诺利对乐趣的定义颇有中产阶级的特色，但无论你对乐趣的定义为何，它都应该是生活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即使是康诺利，也可能对晚宴与游览意大利感到厌烦，至于苦多于乐的写作就更别提了。

并非只有我对此产生过怀疑与困惑。埃里克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他的《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一书的结尾推论：

我们的世界冒着向外爆炸与向内破裂的双重危险。它非改变不可……如果人类想拥有一个足以辨认的未来，就不能仰赖仅仅延长过去或现在存在的方式。如果我们企图以这个基础开创第三个千年纪元，我们将会失败。而失败的代价(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若是改变不成，剩下的选择)就是黑暗了。

那么，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进步又是什么？在探寻这些答案的过程当中，我将论及一些前人着墨甚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至少早在2 500年前，就已经被许多哲学家提出来辩论了。正如其中一位哲学家让—保罗 萨特(Jean-Paul Sartre)所指出的，我们仍必须把这些事情理出一个头绪来。

我们的组织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一方面，大部分人所在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不再具有组织该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某些规模越来越庞大的企业，简直变得富可敌国。这一方面表示组织只是有效率地对自己和与自己相关的人负责；另一方面则表示组织不再像过去一样对跟自己一起工作，而非“为”其工作的人负有相同的责任，因为其中许多人根本不属于这个组织。“财产是财富与权力之基础”的老想法，如今已经不再适用了。过去的组织认为，它们拥有的东西就是“我们”；而今身为个人的“我们”，再也不是任何人的财产。随着一切传统结构的消失，“我们”都不得不为自己负责，而且这种负责比过去更为彻底。因为，我们被宣判“获得自由了”。

组织与个人都必须先决定其自身是什么，然后才能决定应该怎么去做。组织(尤其是企业)与个人，都需要一种专属于这个时代的哲学。值得感谢的是，“个人”不再是所谓“人力资源”的模糊字眼，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且各有各的生活。但我们实在已经无法毫不顾及他人，而自由自在地生活；也无法离群索居，与他人隔离。因为，越是专注于自己最拿手的事，就越需要他人的协助，自给自足是无益的梦想。即使是从事农耕的庄稼人，也需要他人制造的卡车来装载田里生产的农作物，再行驶于他人维修的道路上，才能将货物运至市场出售。

适当的自私

自己与他人、个人(或个别组织)与社区的接触，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在英国人的世界里，个人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然而在德国、日本与中国，传统上都是集体优先。不过在现代社会里，个人与社区都得接触，都必须在自由与保障之间取得妥协。身为爱尔兰人的我当然也无法离群索居，但我的生命乃是从我开始。我称之为“适当的自私”(Proper Selfishness)，也是一种对自我进行的追寻；矛盾的是，追寻自我好的方式，往往竟是通过与他人的纠缠。若想做到适当的自私，就得为自我找到一个超越小我的存在意义，才可能承担起尽可能发挥自我的责任。这是享乐主义的一大悖论，换句话说，唯有在抛弃小我的时候，才能较大程度地满足自我。

本书的主题是，我们心里都希望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目标，因为这么一来，我们才可能将自己提升至一个梦想不到的境界。倘若有这种适当的自私的话，我们的社会或许会演变成比较好的模式。

“适当的自私”是一种乐观的哲学，因为它相信人终究是正直而可敬的。每个人心中都有善恶之念，因此人类社会企图控制恶念是合理的。不过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你把人设想成最坏的，并按照这种设想行事，那么到头来他们往往会证明你是对的。如果我们设计制度的原则是基于人是不能信任的话，那么那些人也不必费事博取信任了。反过来，如果你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够信赖别人，也值得被信赖的话，他们也常常如你所愿。乐观的人总是遭遇失望，但人生若没有希望，可就太黯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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