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戏已成往事

壹 当年

认识孟京辉

1994年12月30日夜，《我爱×××》一场演出结束，演员和观众混作一团，交谈、拍照，然后渐渐散去。导演孟京辉、舞美设计赵海指挥着部分演员和工人卸台，我坐在旁边帮不上什么忙。孟京辉很平静的样子，既看不出兴奋，也看不出失落。不多的布景和道具，一小时不到就全部装上卡车，赵海也随之离去。临走前，孟京辉环顾了一下剧场，和我走进冬夜的黑暗中。

那年冬天不太冷，孟京辉的短大衣敞着怀，围巾随意搭在脖子上。我除了摄影包，怀里多了一缸金鱼。我俩默默无言，缓缓走向美术馆东边的“二十四小时都有饭”。在没有簋街的年代，这家通宵营业的小饭馆儿是京城文艺青年热衷的去处，与它同样有吸引力的还有新街口的禾丰包子铺。一进门，就看见先到的《我爱×××》的部分演员和他们的朋友们正在喝酒，气氛非常热烈，孟京辉平静地与他们打过招呼，我们继续往里走，又碰见了中戏沈林博士与几位中外朋友。

这家饭馆儿由三间连在一起的平房组成，夜里生意一向很好，拥挤而喧闹。只有中间屋靠窗的一张小桌空着，虽然是冬天，而且是深夜，但吃饭的人多得不可思议。我俩面对面坐下，我把鱼缸放在靠墙的地方。金鱼是《我爱×××》的道具，每场演出中，戈大立都要往鱼缸里磕十三颗生鸡蛋，然后再不停摇晃十三次，可谓受尽折磨。那天晚上收拾道具时，场工要把它们倒进下水道，被我阻止了，好歹也是四条性命啊，何况参加了五场演出，也算为戏剧做过一点小小的贡献。后来，这缸金鱼被我养在办公室里，死一条便补充一条，始终保持四条的数量，直到1998年筹备开酒吧时，疏于喂食和换水，才全部死掉，我把它们埋在了一棵丁香树下。

酒、菜上来，我俩不紧不慢地喝着啤酒。平时不太喝酒的孟京辉那天喝了不少，记得我们总共喝了十瓶。从《我爱×××》开始排练到演出到刚才卸台，孟京辉应该非常疲倦了，可那天他的精神异常饱满、亢奋，与进饭馆前判若两人，一扫刚才的寂寥与失落，滔滔不绝，基本是他说我听。

在酒精的作用下，孟京辉兴奋地说着自己以前的故事，说着别人的故事。讲他在大学如何办诗刊，如何从一名师范学院的学生成为一个中专学校的语文老师，如何与牟森认识并在他的《犀牛》里做演员，有一次演出差点被意外吊死，又如何考上中戏研究生，如何斗志昂扬地想排戏，齐立如何自杀，毕业后如何百无聊赖地坐在学院小操场边的台阶上看着师弟师妹穿梭，而自己从此踏上长达一年的寻找工作之路……但是，关于刚刚结束的《我爱×××》演出，他却几乎只字未提。

那个冬夜，孟京辉可爱得像个孩子，既不在乎那些年轻演员是否邀他一起喝酒，也没因刚刚结束的演出而沾沾自喜——可能当时他根本没意识到，《我爱×××》已经成为中国实验戏剧史上的一个符号。

那天孟京辉的中心话题是“成功”与“死亡”。我的感觉是，当时他对于 “成功” 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奢求，甚至还比较满足现状——成为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导演、导出了像《思凡》《阳台》这样有影响力的话剧。但我从调侃和聊以自慰中感觉到了他的悲怆与不甘。

“死亡”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当时我们还都很年轻，所以在谈论的时候并不感到紧迫与恐惧。齐立是中戏舞美系八八级学生，他的名字首先是与一部著名的小剧场戏剧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齐立，在史航流传甚广的文章《名剧的儿女们——东棉花胡同39号》中是这样记述的：“那出戏叫《思凡》，那出戏悄悄改变过许多人的命运。舞美八八的齐立一直痴迷于节气，相信那是我们祖先与大自然的约会，只是后世子孙失约已久，于是，一年来每个节气他都用自己的方式悄悄纪念，悄悄履约。有时候是在楼梯扶手上刷小广告，有时候是在布告栏里贴版画，有时候是在露天的垃圾桶上留言，有时候则是他自己白衣白裤，伏在操场堆砌的几条大冰块上面(都是齐立自己买来，用三轮拉到学校)，号称冰葬——齐立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今日春分，今日立夏，今日清明，今日大暑。我们喜欢他的这些提醒，宿舍管理小组和校方不太喜欢，嫌他公器私用，窃据宣传栏。大雪是齐立心目中最有意思的节气，他觉得应该隆重庆祝，隆重到排一出戏，就像农闲时乡间该响起锣鼓唢呐。于是他找到戏文八九的关山，找到孟京辉，也找到《思凡双下山》的昆曲剧本。1992年12月7日，我一直记得这个日子，那24小时的台历都是我从图书馆馆长办公桌上撕下来的，然后复印在了说明书上。关山在‘演出者的话’里这样宣告：‘前世有约，今日大雪，让我们一起下山。’ 那24小时从早上起来，我们就把录音机和音箱搬到宿舍窗台上，重复播放着那些饱含雪意的歌曲，从《一剪梅》到《北国之春》。我们盼望真的下起雪来。晚上演出更是沉醉的狂欢，小和尚小尼姑在结尾团聚，剧场外已经有人点起了鞭炮，演员们谢幕的时候兴奋得向观众席泼水，舞台似乎直接暴露在星空下。那天晚上没有下雪，但是散场以后约二十分钟，外面下起了大雾……很快就看不见齐立了，他在演出一周后默默自戕。理由可以被分析出多层，但，伤痛只有一种。”(《读库》0601)

说完齐立，孟京辉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突然问我知不知道梅耶荷德。我当然知道，考戏剧学院准备专业课时，曾读过他的著作，虽然似懂非懂但总归知道。他又问：“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这真把我问住了。然后，他用了很长时间述说梅耶荷德之死。这个时候，他没有看着我，目光越过我头顶聚焦在某个点上，仿佛他眼中有个具体的梅耶荷德的形象，在与之交谈。当讲到梅耶荷德顾不得穿大衣跑到雪地里，踉跄着追逐政府文化官员的汽车，挽留其继续把戏看完的时候，他的思绪似乎也停留在那遥远的冰雪世界里。

当时我以为他谈到梅耶荷德只是偶然，因为前面说到了齐立的死。后来看了陶子专访孟京辉的文章(《今天》文学杂志2005年4期春季号)才知道，他对梅耶荷德是何等热爱。梅耶荷德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大师，他中戏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梅耶荷德的导演艺术》。梅耶荷德所经历的、所实践的、所得到的——波澜壮阔的时代与反叛的性格、独特的演员训练和演出风格以及对戏剧革命性的继承和发展、有自己的剧院与众多的观众，正是孟京辉追求的目标。

我们离开饭馆时已经五点多了，这是1994年24小时的清晨。深蓝的天空映出一抹朝霞，马路上已经有了早起的人们和无轨电车。我俩打了一辆面的回家。在摇晃的车上，孟京辉重又恢复了沉默。我努力保持着平衡，不让鱼缸里的水洒出来。

时光倒退五年，由尚在中央戏剧学院读硕士研究生的孟京辉和导演系本科八七级学生张扬发起，“一群无所事事又胸怀大志的有志青年，决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24小时，即1989年的12月31日，在戏剧学院操场边的巨大煤堆上演出萨缪尔 贝克特著名的荒诞剧《等待戈多》。此举被校方所闻，予以制止……”(孟京辉编著《孟京辉先锋戏剧档案》 新星出版社)

五年之后，孟京辉又遭遇相似的尴尬。由于没拿到演出证，《我爱×××》不能公开演出，只以内部交流的形式，在位于东城区南阳胡同六号的中演文化公司排练场内部演出五场，入场券全部免费派送。

心中有目标和能否实现是两码事，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有差距，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艺术家个体之间的矛盾。所以在那个微醺的凌晨，孟京辉在冷静、坚强和少有的严肃中，透露出少许淡淡的忧伤。

也许当时孟京辉还不十分自信，甚至对刚刚结束的《我爱×××》是否成功都不确定，所以才不愿提及，用往事和梅耶荷德隔离自己的情绪。那一晚，我感受到了孟京辉最真实的一面，纯净如水，后来再没听他如此真实地袒露过心声。那个时候的孟京辉激情荡漾、满怀责任感与崇高理想，同时又愤世嫉俗、怀才不遇。

然而，过了一个星期——仅仅一个星期，当我陪法国《解放报》一位女记者去家中采访他时，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无比自信、眉飞色舞的孟京辉。那次采访随意而热烈，话题广泛。女记者是中国人，也是学中文专业的，她对《我爱×××》激赏有加，说以她的“想象力和能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这样一个剧本排成舞台剧”。孟京辉自信并略带匪气地笑道：“这算什么呀，我可以把一张北京市交通图排成一部特别好玩儿的戏！”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诗人受到尊重的年代，还是一个可以坚持理想的年代，还是一个可以幻想并且不需要为幻想付出代价的年代。

刘震云曾说过：“在生活中，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该说的话，在作品里也已经说了。”许多艺术家都这样，艺术似乎具有补偿作用，可以弥补艺术家自身的某种缺憾。而孟京辉是个例外，他不仅通过作品说话，在生活中也特别能说，并且侃侃而谈的时候总是声情并茂、辞藻华丽，如果继续当语文老师，肯定也特别胜任。我认识他时看到的及时眼，就是他在给人讲故事。

1993年8月8日晚上，黄燎原借生日之机，把一大群朋友请到他刚创办不久的“汉唐工作室”的所在地——北太平庄七省联合办事处，聚会带认门儿，其中就有孟京辉和廖一梅。我去的时候，孟京辉正口若悬河地给几个人讲一部刚看过的电影《下次我演谁》，他身边坐着中学生一样文静、乖巧、留着短发的廖一梅。因为听说他是搞戏剧的，我便坐下来听他谝。接着他又说起正在排一部让 日奈的名剧《阳台》。那天，我俩没过话，他也不认识我是谁。

8月22日上午，我和黄燎原等人去王府井中央美院(原址)的一个画廊看展览。黄、孟约好了在那里碰面，商量《阳台》宣传的事情。孟儿带去了几幅剧照，构图、拍摄技术都很糟糕。黄说：“这怎么能用，没其他的了？” 孟儿嬉皮笑脸地说：“没别的啦，我觉得挺好的，凑合用吧。”搞得小黄同学很无奈。见我背着相机，求助道：“晏儿，你去给拍点片子吧，好拍得怪一点。”于是，我跟着孟京辉去了排练场，这是我及时次走进中央实验话剧院(现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排练厅。

那天下午，剧组原本的日程安排就是拍照，用于印节目单、海报等，已经找好一位姓戴的摄影师，人家带着灯，我就沾光跟在旁边一通狂拍。结果由于我的效率高，孟京辉先看到了我的照片，甚是喜欢，印节目单时，用了一半我拍的照片。那是当时我见到的最厚的、最讲究的节目单，像一本小书，我的名字赫然印在上面，这是我及时次与戏剧发生了直接的关联。

9月18日《阳台》首演后，我三夜没睡觉，为剧组洗了上百张剧照。暗房里的红灯很容易使人发困，一个晚上，几乎是洗一张照片打一个盹儿，因此许多照片显影过度，不得不重洗。通过这次合作，我和孟京辉成了好朋友，我的呼机经常显示出他家的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