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的会计学的基本思维方式(追究事物的本质)

在这里，我要说明我基本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我的经营学、会计学的出发点。

依据原理原则追求事物的本质，以“作为人何谓正确”进行判断

在对事物做出判断时，要追溯到事物的本质，同时，要以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良心为基础，把做人何谓正确作为基准进行判断，这是最为重要的。从27岁开始经营企业一直到现在，我一贯秉持这样的思维方式开展经营活动。我所说的做人的正确的准则，就是孩童时代，乡下的父母亲常说的“这种事可做”，“那种事不可做”。就是小学、初中时，老师教导的“善恶”等等极为朴实的伦理观。简单地说，可以用公平、公正、正义、勤奋、勇气、博爱、谦虚、诚实这些词汇来表述。

在经营活动中，在考虑所谓的战略战术之前，我首先考虑“作为人，何谓正确”，以此作为判断的基准。

凡事都不追究本质，只是跟随所谓的常识，那么就不需要自己负责思考判断。或许有人认为，只要随大流，与别人做相同的事就没有什么风险，反正不是什么大问题，不必那么较真、那么深入地思考。但是，只要经营者有一点这样的念头，我所说的依据原理原则的经营就不可能实行。不管多么细小的事情都要追溯到原理原则，彻底地思考。这或许伴随极大的劳力和辛苦，但是，只有把任何人看来都正确的原则作为判断的基准，只有持续这么做，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合乎道理的经营。

在经营的重要领域——会计领域——情况一样。不是盲目地去凑合会计的常识和习惯，而是要追问什么是问题的本质，回归会计的原理原则进行判断。为此，我从不轻率相信一般公认的所谓“适宜的会计基准”等书本，而是站在经营的角度，有意识地追问“为什么是这样？”“什么是它的本质？”

用原理原则判断如何折旧

在会计领域如何依据原理原则进行判断，我想用固定资产折旧年数为例来说明。

比如，问财会人员：“购买机械设备为什么要考虑折旧？”“机械设备使用时并不改变形态，这与原材料不同，原材料会改变形态，变成产品。因此，可以用上几年的机械设备作为费用一次性打入成本不合理。”

“那么，不停地使用，等报废时再一次性打入成本显然也不合理。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确定机械设备能够有效工作、正常生产产品的年数，在这一期间内分摊该机械设备的成本。”这样的回答可以接受。

但是在会计常识上，使用年数按照所谓“法定使用年数”计算，即对照日本大藏省颁布的折旧年数一览表来决定设备的折旧年数。

按照这份一览表，新型陶瓷粉末成型设备归属“陶瓷器、黏土制品、耐火物品等制造设备”一项，使用寿命规定为十二年。根据这一规定，用于硬度极高的新型陶瓷粉末成型、因而磨损极快的机械设备也要折旧十二年。与此相比，加工砂糖和面粉、磨损并不厉害的设备却归入“面包及糕点制造设备”一项，使用寿命为九年，比新型陶瓷设备的还要短。

这一规定令人难以接受。按不同设备的正常使用寿命来分摊费用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却要按所谓“法定使用年数”折旧，对这种明显不合理的规定，经营者岂能泰然接受。

法定使用年数是重视“公平课税”的税法中规定的，它并不承认不同企业的不同状况，而规定了“一律公平”的折旧年限。按照我的经验，新型陶瓷设备如果二十四小时连续运转，即使精心地维护保养，至多也就能使用五六年，因此折旧年限应该按设备能够正常使用的年数来确定。

但是，财务、税务专家们却说：“即使在结算处理上按六年折旧，但因税法规定必须十二年折旧。所以，如果那样做，前面六年折旧费增加，利润减少，但计算税金时又要按法定使用寿命十二年折旧，结果是利润减少税金却不减，变成有税折旧。”他们或许认为：“税务上的使用年限是法定的，大家都在遵守，标新立异，作与众不同的事并不聪明，实际处理上折旧计算作两本账也太麻烦”。许多经营者在专家们这类意见面前退缩，“是这么回事啊，那就算了”。

但是，就算实务上常识是这样，根据经营和会计的原理原则，就是付税也应该折旧。只能用六年的设备却要花十二年折旧，就是对不能再使用的东西继续折旧，就是说实际使用的六年中折旧金额太少，把这部分放到后面的六年中折旧。

“事实上发生的费用不打入成本，从而增加当期利润”，这种做法既违反经营原则也违反会计原则。每年若无其事这么做的企业不会有前途。只是消极地遵从所谓“法定使用年数”的惯例，忘记了“折旧到底是什么？”“经营上应该怎样判断才对？”这种本质性的问题。

所以，在京瓷不依照法定使用寿命折旧，而是根据设备的物理寿命、经济寿命进行判断，确定“自主使用寿命”，依此折旧。具体来说，大致是法定寿命的一半，即四至六年。变化特别迅速的通信机械设备，税法上使用年限为十年，我们也将其大幅缩短。在会计上实行所谓“有税折旧”，税务上按税法上规定的使用年数另外计算折旧。

判断基准不拘泥于常识

常识往往强有力地支配着人心，关于这一点，我想以自己年轻时经历过的实例作说明。

过去“票据贴现押金存款和套利存款”非常普遍。1959年京瓷创立之初，每当在银行贴现支票时，理所当然，都要被强制存进一定比例的“票据贴现押金存款”，这是因为银行贴现票据时如果遭拒付，银行不会承担风险，公司必须自己承担拒付支票。但是，银行又担心我们不依约买回拒付票据，作为担保，就强制性采用“票据贴现押金存款”。

这种做法是为了预防银行风险，这点可以理解。但这种强制存款随贴现票据越积越多，哪怕超过了票据的贴现余额，仍要继续强制存款。当公司内部讨论银行要求提高强制存款比例时，我提出这种强制存款的做法难以接受。但以财务人员为首、周围的人都笑我，强制存款是常识，我质疑常识就成了“非常识”，没有人把我的意见当回事。

但不久后，这种票据贴现押金的强制存款和套利存款都被废止了，因为它遭到批评，同时被认为是银行为提高自身收益的不公正举措。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自信：“无论是什么常识，道理上不对的事，最终世人还是会明白并承认它的不对。”

另外，相对于销售额，在销售费用、一般管理费用的比例上，也有对所谓常识的迷信。比如某行业，销售费用、一般管理费用占销售额的15%，这是常识，因为行业内各企业的销售组织、销售方法都大体雷同。

因此，新入行的企业就以相对于销售额15%的销售费用、一般管理费用为前提开展经营。这样，不知不觉，这家新企业就与其他企业趋于雷同，只是模仿别的企业，这就等于自动放弃了从根本上思考重要的经营课题的机会：“为了更有效地销售本公司的产品，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销售组织、销售方法呢？”

不仅如此，“这种行业、这种规模，税后的销售利润率也就是百分之五六”，如果被这种常识框住，无论如何，结果利润率只能停留在那个水平上。奇怪的是，尽管每年工资都上升，却仍能维持这样的利润水准，但要超越这种水准，却怎么也做不到。

这些例子说明，所谓常识很容易束缚人们的头脑，尽管过后想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

当然，我并不是说要从根本上否定常识，问题在于，本来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的“常识”被当成了永远正确的东西，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在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中，不被这类“常识”捆住手脚，透视事物的本质，不断做出正确的判断，非常必要。

以上所述，是我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我思想的出发点，因此也是我在经营中思考一切问题的基础，当然也是在会计领域中必须贯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