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主人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冬天的景色，但只要等到春天来临，它就会脱去银装，披上色彩斑斓的春衣。28年后，几乎也就是在他生日到来的时候，他登上了中国的海岸，在白雪覆盖、无路可寻的大地上艰难前行，这块对他来说陌生的土地其实离他后来工作、生活并最终长眠的地方并不很远。当他73岁与世长辞的时候，他终生为之祈祷、向往和奋斗的宗教的春天还没有到来，但有诸多迹象表明它离我们已经不太遥远了。

现在流行一种观点，即传教士基本上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梦想家，他将严酷的现实生活抛在脑后。这种观念尤其盛行于那些"精于处世的人"中间。我一直致力于培训大量的献身于基督教的人们这一工作，由此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到目前为止，我还想不出有哪一个人拥有着像狄考文那样诚实的品质。我的记忆中倒是有不少拥有着几乎相反品质的人。当然，如果想要把福音传播到世界上那些最黑暗的地方并确保最终得以实现的话，的确需要有梦想，这样说来，每一个天才的传教士就必然是一个多愁善感者和梦想家；狄考文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但是，在面对生活和工作经历的时候，他却远不像其他人那样受到挑剔和指责。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现实的人，以至于他最要好的朋友们都希望他不要太如此这般了。我仔细翻阅了他写的多达数千页的日记、信件和文章，从中只找到一小段带有伤感情绪色彩的内容。它是如此不同寻常，很有必要在此引用一下。这是一封在1861年春天写给他的朋友(我猜想应该是邦就烈)的信，其中写道：

我几乎一直生活在乡村，尤其喜欢它那恬静的美。我喜欢在这个季节里徜徉于绿色的田野之中，聆听吹过嫩叶的风声，然后在一处避风的河岸边或者是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上坐下来，沐浴在春日那暖融融的阳光里。我喜欢就这样冥想，时而追忆过去，时而憧憬未来，以便为应付将来严酷的现实生活集聚起足够的勇气和力量。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前景无比美好。我很庆幸能有机会为她迈向辉煌做了我所能做的事情。信奉上帝的基督教会注定会在这个地方经历无数次的磨难后取得最终的胜利。

──摘自1906年11月27日狄考文博士写给詹姆斯•穆尼(James Mooney)的信

在狄考文博士写这封信的时候，新的中国还没有到来。甚至还没有显露出任何迹象。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束缚了中国数十个世纪的一望无际的冰层上出现了春季消融的迹象。在地面上可以看到一些大裂隙，也可以听到蠢蠢欲动的声音。人们有的站在岸上，有的站在冰面上，大声呼喊着："终于解冻了！"这种显而易见的消融迹象看起来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并会一直持续到河流上的冰都融化、旭日高升、大地开始复苏之时。但在这些事情都发生之前到底要经历多久呢？对于这一点，恐怕即使是最见多识广的人也无法地预见出来。当冰全部融化的时候会不会是突如其来的一股洪流带来大规模的破坏，从而使采取提前的预防措施变得十分必要呢？抑或是这种变化来的悄无声息、不露痕迹，以至于冰慢慢化成了水、静静地渗入到地下而默默滋润了泥土呢？新的中国很可能不远了，因为进步是人类文明和觉醒的法则，不可能拖延得太久。狄考文博士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新的中国到来前的种种迹象，更让他的心情喜忧参半。

狄考文博士对古老中国的直接了解从1863年抵达登州到1903年一次休假归来延续了长达40年之久。在他去世前的五年内，他直接感受到了将要到来的新的中国的种种迹象。因此他也格外有资格谈论中国现在的形势；因为他现在已不是及时次为中国做出贡献，从呼吁兴建铁路、发展电报业、创建现代海军和陆军到创办学校，他最能够解释当今社会的进步和变化。如果我们向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丁韪良博士和狄考文博士这些有经验的前辈请教，便很可能了解到整个事情的发展经过，因为他们几乎用一生的经验积累了解到了中国人真正的思想和精神；尽管在当今的中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些思想和精神显然是不会改变的。从一个方面来说，狄考文博士对于中国人民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在与中国人民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里，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放在了提高他们今生今世以及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上。直到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不愿听从主耶稣召唤的原因是未能完成他所认为的为中国人民所做的最伟大的贡献。我们已经知道，在他关于义和团运动起因的分析中，尽管他对于起义者所做的恐怖之事和暴行感到心碎和愤慨，但他仍然指出起义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外国和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在山东有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尊称他为教父，向他吐露内心的秘密，对他的信任也超出了其他所有的人。

我提到他对中国人的这一态度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清楚即将讲述的他的另一个态度──那就是他不容许看到这种变化以失败而告终。他绝不会让自己被中国人民族性格中严重的本质错误所蒙蔽。几乎在他开始福音传道工作的同时，美国人由于《蒲安臣 条约》(Burlingame Mission) 而热情高涨，他们抱着盲目追随古老中国文明这一过激的看法，对中国的未来也充满了美好的期望，甚至传教士们也追随时下的狂热之风，在美国国内刊物中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观点。在狄考文博士看来这是大大有悖于事实的，于是他写了一篇详尽的文章冷静地驳斥了当时的观点。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在过去的年代里是经验丰富于全世界的，但是他认为在他们所夸耀的成就中没有一项是足以让他们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大部分时间是仿造别人的物品，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发明、发现和创造出的体制，他们也不能充分证明这些发明创造的能力是专属于他们而长期地予以拥有。或许──他在文章中对于过分欣赏中国人这一对立观点所持有的看法──也同样在某种程度上犯了相反的错误。或许在随后的岁月里，他没有在当初所持有的观点上走得更远；但他从来不曾动摇过他的这一看法，那就是在中国闭关锁国的年代里，一些民族性格得到了发展，但其中一些必须剔除，另外一些则要大规模改革，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站在世界经验丰富国家的行列中。况且，无知、偏见和迷信依然在阻碍发展之路，也不可能马上根除。他进一步认为，尽管现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引进西方仪器的热潮，但除了一小部分人外，大多数中国人和中国官员们的心中还持有对外国人的憎恶之情。他还认为，由于中国人对外国政府所采取的背信弃义的做法，很明显这些国家是不可能一直都找不到入侵的合理借口的。在他看来，中国的法律仅仅是官员们一时的兴致所在，通常都腐败堕落，对于一个美国公民来说，无论他是传教士、商人，还是工人，在中国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朝廷制度下能够安然无恙的时代还远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