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律师：剑桥辩才如何制胜

及时章

剑桥之辩

律师是公众的仆人

法律中混乱和含糊之处非常之多，高明的律师随时都能找到有利于被告人的漏洞……在这里律师就是一切。谁对这一堆乱七八糟矛盾百出的法律杂烩，确定花了足够的时间，谁在英国法庭上就是全能。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1.皮特 克瓦洛克辩护生涯的一幕

公元1858年，全英国注目剑桥城。

那里的重罪法庭刚刚受理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案件，皇家骑兵及时团中尉威廉 拉隆希尔被控企图强奸斯泰宁伯爵的女儿玛丽小姐。

这个戏剧性案件的主人公都是很有身份的人。姑娘的父亲是剑桥皇家骑兵学校的司令，帝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与英国王室也有姻缘关系，出身显赫，家财万贯。被告拉隆希尔中尉的父亲也是一位将军，同样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战争英雄，曾经18次负伤，拥有爵士封号。

拉隆希尔是个不安分的年轻人，他贪玩好赌、负债累累，并且喜欢追花逐柳。1857年，拉隆希尔作为见习军官被派到斯泰宁将军主持的骑兵学校，在那里参加了将军在他的公馆举行的盛大的招待会。

招待会上的礼仪很随便，除了重要的人物，其他人都随意入座。玛丽 斯泰宁小姐让拉隆希尔坐在她身旁。大概玛丽听说过这位中尉的风流韵事，但是她觉得与这种人接近也无所谓。晚宴很欢快，中尉也很诙谐，他的话常常引起玛丽再三回味。

晚宴后，两个年轻人来到客厅里，他们在伯爵夫人的大幅肖像前待了一会儿。

姑娘问：“您觉得我母亲长得怎么样?”

“小姐，您的母亲很迷人。”

“可惜我只有一点点像她。”姑娘惋惜地说。中尉不知道姑娘对伯爵夫人的羡慕里还夹杂着几分嫉妒，不了解姑娘十分渴望能长得像母亲一样。他的回答显得有些笨拙：“在您现在的年纪，您要是像她可就糟了。”

玛丽对这种本来是奉承的话很不高兴，她立即离开了拉隆希尔。这位16岁的姑娘翻脸并没有使中尉难过，整个晚会上他都没有为重新赢得姑娘的欢心再去做点儿什么。而傲慢、固执、个性极强的玛丽小姐却认为中尉中伤了自己，于是她让自己的贴身侍女、家庭教师阿伦小姐到拉隆希尔那里去，把自己的不满告诉他。但玛丽小姐的希望落空了——中尉觉得阿伦小姐很合自己的心意，在她面前献尽了殷勤，以至于阿伦小姐对他的魅力不能无动于衷了。不久，阿伦成了中尉的情妇，玛丽对此万分气恼。她决定报复一下突然使她反感的拉隆希尔中尉。

9月24日清晨，阿伦小姐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将军和夫人：“夜间2点30分左右，玛丽小姐险些被杀害。”后来，玛丽向她的母亲叙述说：“我被打碎玻璃窗的声音惊醒了，一个人从砸开的窗口伸进一只手，转动了长插销，然后打开窗子闯进了我的寝室。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就是拉隆希尔中尉。他猛然向我扑来，剥去我的上衣，用一条手帕系紧了我的脖子，用绳子捆住了我的腰。我喊不出来，只能挣扎和抵抗，这时他拳打脚踢，然后留下一封信从原路走了。”

人们很快看到了这封写给伯爵夫人的信，上面写道：“所有的人都将知道您女儿的耻辱。我走了，很遗憾我不能亲眼看到您的痛苦。威廉 拉隆希尔。”

如果斯泰宁公馆里再没有发现新的信件，这件事很可能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又有一些信出现了。一封给将军的信中写道：“我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您的女儿是被我爱过的。”给玛丽小姐的信里充满着威胁：“不出几个月，您就会向我乞求结婚，并且为我们的孩子取名字。”另一封信也是威胁：“您最喜欢的人——您的父亲、母亲，几个月以后就不会在世了。”

这一次，将军真的起诉了，拉隆希尔很快被逮捕。

拉隆希尔被带上剑桥的重罪法庭，主要证人自然是玛丽小姐。当她在两个女亲戚的搀扶下来到法庭时，人们对她表现出了真诚的尊重，迎接她，并让她坐在扶手椅上。

姑娘的态度很明确，她向法庭讲述了她所遭受的袭击。尽管首席法官一再强调，她的证言的影响将是十分重要的，她还是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控告：拉隆希尔就是侵犯她的人!

审讯带着悲剧的气氛。老斯泰宁将军和老拉隆希尔将军都在旁听席上。老斯泰宁周围还坐着他家族的其他成员，在这痛苦的时刻，他们都是支持他的。而老拉隆希尔则站在儿子的一边，他被儿子说服了，相信他是无罪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问题似乎很简单，他们不考虑玛丽说的话是否可能有假。因为，这位16岁的姑娘是在非常优裕的环境里长大的，她是纯洁的，而且有相当好的道德修养。

然而，姑娘所说的案情太离奇了，这样的强奸未遂太独特了。用手帕紧扼脖子，用绳子捆腰，并且殴打受害人，对一个被许多姑娘追逐的骑兵军官来说，如此的举动是根本没有必要的。

但是，没有人提出问题，大家都顾及姑娘的面子。

审判是公开进行的，听众满堂，连走道上都站满了人。听众里还有大文豪查尔斯 狄更斯和他远道而来的法国朋友——乔治 桑、巴尔扎克和维克多 雨果。由于法官宣布要把所有站着听的人赶走，那些没有找到座位的有风度的人也只好屈身蹲着。在这样的情况下审判，法官就难以向姑娘询问细节了。

在这次审判中，陪审员很快发表了意见：

“面对这样小的一位受害者，她的控诉又是那么确凿，这位放荡不羁的中尉尽管矢口否认，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检察长也向法庭强调说：

“你们必须在姑娘和骑兵中尉中作出抉择!”

审判过程中，被告拉隆希尔中尉显得很拘束，好像不会为自己辩护，还似乎有些内疚。

一切情况表明，被告似乎注定要面对10年监禁的厄运。

在一片要求严惩凶手的叫骂声中，被告的辩护律师，75岁的剑桥大学法学院院长皮特 克瓦洛克站到了辩护席上。面对着四周沸腾的狂热公众，年迈的大律师从容不迫地开始了他的辩护：

检察官们为什么会相信玛丽小姐的控诉呢?他们本来知道姑娘不正常，从一开始就应该对她有所怀疑。一些专门的鉴定人曾给姑娘作过检查，发现她曾患过蜡屈症、梦游症和幻觉症。医生们了解到：“当她癔症发作时，还伴有大脑和五官的神经官能症。”通过调查，我们还证实，她能臆造出各种各样纯属虚构的事情。譬如，有24小时她向母亲讲，她看见一个男人脱了大衣跳到河里，后来被船夫救起来了。其实在剑桥谁也没见过这件事。可见，如果检察官们能表现出一点点儿分析精神，他们就会向法庭证实斯泰宁小姐是在说谎。让我们想想看，玛丽小姐说，侵犯她的人是从窗子闯进来的。而她的房间在3楼，约有13米多高。这需要相当高的梯子，而这样的梯子至少需要3个人才能抬得动。按受害人的说法，拉隆希尔穿着军服。试想，他穿着军服，和另外两个帮忙的，搬着大梯子，往返穿过索缪尔大桥，而这个地方即使在夜间也是有很多人的，这些军人的行动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吗?

再说，斯泰宁公馆的公务员、警卫队就在附近，作案人在安放那个大梯子的时候，就没有被他们发现吗?而这个又高又重的梯子，靠在房檐上也好，立在地上也好，怎么就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呢?

恶意的叫骂声消失了，人们开始窃窃私语。皮特 克瓦洛克离开辩护律师座席，走到陪审团面前，用一种悠长缓慢然而坚定有力的动作举起双手：

有两项验证，足以推翻姑娘的控诉。对窗子的检查说明，破碎的地方离那个长插销很远，作案人从这里很难碰到它。还有，那些碎玻璃片都是落在外面的，没有一块掉在屋里，很显然这是从里面打碎的。

姑娘显然是在说谎。

再说，把写匿名信的事儿归咎于拉隆希尔也是荒谬的。为迁就这个起诉，就算是中尉真的要强奸小玛丽，那么，他会冒着被监视的危险而事先作出声明吗?他又能够那样轻率地在作案现场留下自己的名字而引为自豪吗?请设想一下，这是正常的吗?

如果他真的充好汉干了这件事，又相信将军怕丢面子不会去报案，那么，在他被捕以后，他就很快会发现自己打错了算盘，很可能要因此被判处无期徒刑。可是，他在预审中坚决否认被控告的“罪行”，同时却继续写信吹嘘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在给阿伦的信中说：“我进了玛丽的卧室……请烧掉这封信，我现在的自卫是否认。”这次，他不再只是签上几个字母，而是签了全名……这一切都是可信的吗?

再看看技术上的问题。

那些信是通过什么途径到了斯泰宁公馆的呢?控告中说得很明白，拉隆希尔是没有同谋的。可是在他被捕以后，信又不断地发出了。这似乎应该认为拉隆希尔在狱中收买了看守，或买通了某个密使，把信送到斯泰宁公馆。因为，这些信总是被放在公馆里或是剑桥的邮局里。

要知道，拉隆希尔这时已负债累累，审讯时证实了他当时只有卖手表得来的30英镑。监狱里的什么人愿意冒着失去工作，甚至失去自由的危险，去为一个到了穷途末路的实习军官效劳呢?

同时，有4个司法鉴定人检查了那些信件，他们一致认为，信不是中尉写的。其中两位鉴定人原来不认识玛丽小姐的笔迹，但是他们证明这些信是女人写的。而另外两位鉴定人则研究了这位小姐的笔迹，他们肯定玛丽就是写信的人。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动摇那些审判官。他们认为鉴定人犯了错误，而像玛丽小姐那样有教养的无辜女子，要演出这么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戏则是荒谬的。

法庭里一片寂静。就像在法学院的课堂里一样，律师的舌尖在每一个听众的心里跳舞。人们被皮特 克瓦洛克那无可置疑的传统的“剑桥式”辩护打动了。

其实，不用请教笔迹学专家，只要认真读一读这些信，就足以证明那根本不是拉隆希尔干的。信里有这样的话：“您的女儿和我发生了关系，我有确凿的证据。”很明显，一个16岁的姑娘也许认为被强奸后肯定会怀孕，而一个骑兵中尉就不会这样天真幼稚。

对用过的信纸也做了检验。人们在拉隆希尔家中没有搜查出这种信纸，而在玛丽 斯泰宁家里却找到了这种信纸。你们会看到鉴定家杰克 威尔曼将在重罪法庭上宣布：“引起争论的信纸和在姑娘家找到的是同一种纸。”

还需要其他证据吗?

请看，拉隆希尔只受过初等教育，他很小就入了陆军学校，从下士开始，一步步地得到了现在的军衔。他的文书能力糟透了，从来没有学过英语中的时态配合。而玛丽 斯泰宁则不同，她懂得很多，知道时态配合，而信中的句子很漂亮，句法和书法都是无可挑剔的。

假如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有写匿名信的怪癖，为了使猜疑者陷入歧途，他可能很容易变换笔迹，或者故意写错;但是，反过来，一个无知的、近似文盲的人，写了大批匿名信，竟奇迹般地表现出的句法和书法，这样的逆命题能够成立吗?

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描绘了这次伟大审判终局的感人场面：

“这是克瓦洛克的盛大节日。当法官宣判被告无罪后，每个人涌到伟大的克瓦洛克和中尉身旁，他们全都脸露笑容。在这24小时，在英国，公正战胜了仇恨。”

拉隆希尔案件是皮特 克瓦洛克律师生涯中的一次法庭辩护。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

尽管当时我已经75岁了，并且，我已经非常厌倦了一个人孤寂地站在最前线，面对人类最强大的敌人——舆论，而孤军奋战。但是，我仍然承办了这件案子，尽我的智慧和人道上所能做的，揭露那些在所谓“公正”外衣下所包藏的怨怒与恶意。

这种毕生追求正义与真理的“剑桥精神”，深深影响了整整几代英国律师。

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德高望重的苏格兰政府法律总顾问麦克米伦曾说：

律师在行使其职能的时候，必须尽到五个方面的职责：

及时，他必须对他的当事人负责;第二，他必须对对方的律师负责;第三，他必须对自己负责;第四，他必须对法律负责;第五，他必须对国家负责。

麦克米伦又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

在诉讼中，这五个方面往往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着的。因此，律师要想在这五个方面之间保持的平衡，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其实，早在律师头戴马鬃假发、身披绒袍、威态万千地从法庭律师席上站起来辩护之前，他就应该充分认识并自觉履行这些职责了。否则，在激烈的法庭辩护中，他很容易做出违背这些职责的行为。如果这样，按照英国的法律规定，他所属的律师公会的负责人就将取消他的出庭资格。

英国律师公会明确规定：高级律师必须遵守不得经商的义务，并且不准刊登广告以招揽业务，他能做的是：坐等业务找上门来。

规定还包括以下内容：

高级律师可以在他开业的事务所电话本上注明自己是“高级律师”，但不能在他的住所挂出“高级律师”的招牌。如果他是议员候选人，或是强调道德、慈善及遵守法律的共济会支部的特别成员，或者是某某俱乐部的成员时，他可以说明自己是“高级律师”，但不能在信笺或名片上标明自己是“高级律师”。

假如他向报刊投稿，或者在广播节目里讲话，他将面临如下选择：要么可以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但不能暴露自己“高级律师”的身份;要么可以说明自己是“高级律师”，但不能公开自己的姓名。

不过，倘若他写了一本法律方面的著作，他的姓名和职业都可以同时出现在书的封面和扉页上;他在讲授法律课，他的姓名和职业也可以同时告诉听众。可惜的是，在欧美国家这样的高级律师毕竟不多，而且他此时也已是功成名就、名闻遐迩了。面对如此苛刻的种种清规戒律，大多数高级律师岂不是要束手待毙，断绝生源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当一位高级律师在法庭上淋漓尽致地表现他那熟练的辩护技巧和高超的演讲才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从而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誉时，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则好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