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

记录及时次与俄罗斯的相遇

尽管地址不正确，那封信还是被投进了我的信箱：Budal Gar, Tome, 挪威。意大利人对他们的文字中没有的字母使用起来总是有困难。我无法立即搞清楚信封上的寄信人，因为那是一个缩写：Comes。信上写着：“亲爱的朋友”，那位友善地给我写信的人叫吉安卡洛 维戈雷利，署名是罗马《欧洲文学》的杂志出版人和主编。这时我才想起，我与他是一年多前结识的。在意大利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并不少。他的抱负、智慧，以及与各党派间的良好关系帮助他赚到了钱，当然，这些钱的来路并不十分清楚。他用这些钱成立了一个协会，取名为“欧洲作家协会”。不怀好意的人将他与黑帮老大或马戏团团长作比，但这并不十分合情合理，因为他的举措是很有功绩的。在冷战期间，周围并没有人像他一般如此积极和愉快地跨越敌对双方的障碍，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的鸿沟。为此，他曾经组织过一些“西方”和“东方”作家的交流会。

现在我的手中拿着他给我的邀请信，这是一场将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见面会。我并不清楚我怎么会在维戈雷利的邀请名单上。因为，这份名单给我的感觉是，作家们来自许多国家，他们中还有好几位名人。维戈雷利能想到西德人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列宁格勒这个并不在附近，而是在很远的东方的城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是禁区的话。原因之一是曾经有一支德国军队在20年前包围、占领了这个地区，并造成极大的饥荒；原因之二是雅尔塔会议给这座城市拉上了一层幕布，且不能被轻易地揭开。柏林墙两侧的情绪是敌对的，而且被抹上了一层对两大阵营对峙升级而恐惧的毒药。

德国，当时是两个被保护的国家，一边是温吞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另一边是“地区”。我对这个地区并不抱什么幻想，给我打预防针的是我的所见所闻和我早期读过的文献：汉娜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以及切斯瓦夫 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还有就是在弗莱堡耶稣会成员的帮助下，我也了解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古斯塔夫 维特，他像食人者吃婴儿那样仔细研究了两册《辩证唯物主义》。在冷战期间，是他的“活体解剖”出来的东西给了我启发，但我缺少的是书中也没有完成的“验尸”。我想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一看，那边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不是在卫星国，而是在俄罗斯，那个很长时间以来只被称作CCCP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

于是就有了八月的某个下午——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乘坐苏联的飞机并降落在列宁格勒。让-保罗 萨特、西蒙 波伏娃、娜塔丽 萨洛特、安格斯 威尔逊、威廉 戈尔丁、朱塞培 翁加雷蒂和汉斯 维尔纳 里希特已经到达。东方的客人有米哈伊尔 亚历山大罗维奇 肖洛霍夫、伊利亚 爱伦堡、康斯坦丁 亚历山大罗维奇 费定、亚历山大 特瓦尔多夫斯基、叶夫根尼 叶甫图申科、波兰的耶日 波特曼和匈牙利的提波尔 戴瑞。东德当时也有人参加，汉斯 科赫，据说他是东德作家协会的秘书。英格博格 巴赫曼在一刻取消了她的行程，而乌韦 约翰逊坚决不愿与东德和俄罗斯的官员在一起。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希望能够有那么几个联邦德国的人参加会议，因为外部世界对我们在政治上的隔离正在逐渐消失。但是请哪位德国人呢？马克斯 弗里施或许是合适的人选，但他是瑞士人。不是还有已经出名了的汉斯 维尔纳 里希特吗？四七社的奇迹已经在莫斯科传开。官方讨论会的论题：“当代小说的问题”并不使人感到为难。但为什么是我，这个从未写过一本小说的人呢？我想，对我有利的重要因素是我的出生日期。人们估计不会碰到在纳粹时期的一些让人不舒服的细节，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左派”，无论这意味着什么。

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俄罗斯。我也从来没有了解过那里的风俗习气。因为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苏联作协，所以我们被视为代表团成员，也就可以算作是国家贵宾。我们被安排在这座城市较高级的酒店：欧洲大酒店。酒店坐落在涅瓦大街。大堂铺着真正的高加索、布哈拉和波斯的地毯。暖气烧得过于热的浴室中，托着庞大的浴缸的是狮爪形状的铸铁底足。甚至还有摆放着棕榈树的玻璃温室。房间内陈旧的华丽装潢，吊灯和沉重的书桌，已经不再是给像屠格涅夫和柴可夫斯基，或是后来的高尔基，或马雅可夫斯基等这样的人使用，而是迎来了一批新阶层的客人。

有一个小报亭出售各种语言的报纸，但我只能读懂《新德国报》《团结报》和《人道报》。而其他报纸，我连它们的名字都无法识别。那是蒙古语、亚美尼亚语和塔吉克斯坦语吗？我还是信赖《真理报》吧，因为，尽管我的俄文很糟糕，但我还是能读懂头条新闻，而且也能猜到会有什么报道：产量的喜报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坏消息。我想要一份地图的愿望根本没有人能理解。实际上也没有人对地图感兴趣。提出这样的问题已经使得他们感到惊讶了。只有间谍才会寻找这类国家机密。

为了由领队汉斯 维尔纳 里希特和我组成的这个“代表团”，他们委派了两位陪同，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件幸运的事。尽管这样的向导主要工作是翻译，为外国人提供帮助，但他们还有另外的任务。他们不仅要保护客人，甚至还要保护国家，防止不必要的事情发生。上头当然期待着他们关于这些外国人的行为和思想的报告。列夫 金兹堡是一位沉着冷静、学识渊博的德国文学学者和翻译家，他只是临时接受了这项工作。另一位，他的名字是康斯坦丁 波加特叶夫，似乎也不热衷于执行公务。意识形态词汇被他像讨厌的苍蝇一样赶走。他甚至很快就表示出对他的政党和领导人的鄙视，而我却在想，是否他们给我们安插了奸细。在现实中无所不在的监视下得出这个结论也是必然的。但很快我意识到，我的揣测是错误的。

克斯特亚，康斯坦丁这样称呼自己，是一位身材修长，似乎有些营养不良的30或35岁的男人，可以看出他经历过艰苦的岁月。他对秘密机构十分熟悉，而且知道我们有怎样的限制和特权，哪些店是为特权阶层准备的和有什么样的优惠。当我问他，他的牙齿为什么已经坏了的时候，他冷冰冰地回答说，这是劳教所的纪念品。他断断续续地、不带任何表情地给我讲那些犯人——他也是其中之一——在比乌拉尔还要远的地方度过的几年。从那以后，他就对牙科非常熟悉了。这也被证明是有用的，因为有24小时的半夜，汉斯 维尔纳突然牙痛，两天都不能参加活动。

克斯特亚的爱好从来不是政治，而是诗歌。或许是他的这种态度招致了厄运，或许是他抄写了被禁的诗句并转给了别人。依据是他会背诵并摘录奥西普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同样还有里尔克的《杜伊诺挽歌》——甚至是用德语。

像这样的例子在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中屡屡可见。克斯特亚体现了一群人的精神，他们视诗歌为生命，而这种崇拜在我们中早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