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在这本书里，我将要探索并且记录下欧内斯特 米勒 海明威对于一系列主题的看法，其中包括爱情和金钱、宗教和政治、体育和战争，等等。通过这些迥然不同的片段，构建出一幅有关他的精神和人格以及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拼图。

想要探寻海明威的理念，最根本的捷径就是他的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问：在您的小说里，您描写的是否是您自己？

答：一位作家难道会对其他什么人更熟悉吗？

当然，他所虚构的主人公们的信念，无须与他们的创造者的信念保持一致。在他的短篇和中长篇小说中，仍然可以找到大量符合上述回答的篇章。“我不这么认为，”他的朋友埃文 希普曼评论说：“我曾经听他表达过某个严肃的观点，而我却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它。”

非小说类作品也是具有启发性的：他在图书、杂志文章和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中，谈论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却没有用说书人的纱布将他的思想包裹起来。他所写的信件则是另一个有价值的宝库。其他的信息可以从采访、备忘录和那些熟悉海明威的人们(我不认识他)的回忆录中，一点点收集起来；还可以从堆积如山的批判性和传记性的资料中获得信息—这些资料的衍生品证明了他在当代仍然继续引人注目。这些信息源实际上包括了海明威所写的一切，还有他人写下的关于海明威的一切。

可能会有人质疑，以海明威所写的内容作为研究素材的做法，因为“缺乏有关有意识心理方面的资料”是这种做法的缺陷，正是因为这样的缺憾，这些素材是不值得研究的。但是，随随便便地就将他“发配”为拥有有限知识素养的作家的做法是错误的。尽管在他的艺术创作和生活中，有许多侧面似乎支持着这样的观点。正如赖特 莫里斯所观察发现的那样，著名的海明威式的风格，会让人联想起一个过于单纯的人物形象，其简单程度远远超出了真实的情况。这样的风格通过其明确性、简短性和具体性，使它不同于哲学式的话语。海明威的情节设计，通常聚焦于最终导致重伤或者死亡的猛烈对峙，而且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什么学识：拳击手和斗牛士、男性和女性运动员。温德汉姆 刘易斯基于海明威早期创作的小说，将其中的主人公描述为不会说话的公牛，后人的批判也是以此为榜样的。但是，杰克 巴恩斯是一位博学新闻记者，弗里德里克 亨利是一位在罗马学习建筑的大学生，罗伯特 乔丹是一位暂时离开大学的教授，托马斯 赫德森是一位职业艺术家。显然，这些主人公中没有一位是文盲或者傻瓜。

这些人物从本质上来看，他们或多或少都拥有不愿意纠缠于哲学家式的思考和论辩的特点。他们从经验中学习，不相信抽象的归纳。他们也不断地警告自己不要去思考，但是这样的警惕性并不是针对理性的想法的。在海明威的字典里，思考意味着担忧、意味着承受悲伤、意味着重新翻回充满创伤的回忆。在《大双心河》(Big Two—Harted River)中，尼克沉迷于自己的感性世界：他的背包为他带来的疼痛、钓鲑鳟鱼的那条河流的冰冷、豌豆和空心粉的味道。正如人们对海明威作品中主人公的一贯谴责，他仍然没有摆脱沉迷酒色的癖好，也没有摆脱酩酊大醉的恍恍惚惚；钓鱼之旅是他逃避对战争回忆的心理治疗式仪式。保持忙忙碌碌的状态、保持活跃，这样可能会让你很累，从而使你停止思考，停止回忆。

海明威的反知识分子形象，是他本人通过粗犷的外表、充满冒险的野外生活，以及他对矫揉造作的语言开诚布公的轻蔑，从而形成的一种印象。

他认为，当一位作家在他的写作中开始思考的时候，他总会惹上麻烦。而且，当他开始宏大思考的时候，就陷入了巨大的麻烦。“成功的写作本质”，他在1930年的时候评论道：“是像西方人、东方人和文明社会的人，以及其他人那样运用词汇。”在将一切抽象统统抛弃之后，他发现，“当你的鼻子面对着北方的时候，如果你的脑袋保持静止不动的状态，那么，你的右边将是东方，你的左边将是西方，”当你将这些话用大写字母“大大方方地”写下来的时候，它们“不太可能产生其他什么含义。”

人们在对海明威以及对他的作品的理解上，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只看到两者的表面意义。在海明威旅居巴黎的那段岁月里，认识了玛格丽特 安德森，安德森用一个形容词将他描述为 “简单的”。相反，马尔科姆 考利则选择了“复杂的”这个词作为对海明威的好的概括，而且与海明威相熟多年的考利，进一步解释了这个评价，他指出，这是因为海明威曾经是一个拥有着难以理解、古怪奇特，而且常常有相互矛盾想法的人。

与大部分美国作家典范一样，海明威的思想既反映也拒绝了其根本的来源。一则1971年的评论预测，海明威的名望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消逝，它坚持认为，尽管海明威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品位，甚至是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位作家似乎“只是存在于只有他自己的世界里，满怀自我意识/充满活力的大人物，而不是我们的传统的产物”。海明威的确拥有不同寻常的能量储备，但是他却不是另一个星球的生物。他的理念从根本上来自于世纪之交，美国中西部的中产阶级，而后发生改变，或者有些被丢弃了。但是，在他的内容及范围的非常广泛，而且相当活跃的人生的张力中，得到了重新的确认，其频繁程度令人惊讶。他具有相当的耐久力，通过坚持不懈地写作，使他具有了思想融合的资质。他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中产阶级美国人一样来自同样的文化，而且他的“非常敏锐的精神和选择性观察的巨大能量”，艾伦 塔特如是形容，都映射出，也有助于形成那种文化的思想轮廓。阿齐博尔德 麦克利什写了一首描述海明威的诗歌，通过一个非常恰当的隐喻概括了后者的感知天赋：

一定存在

我们能够正确洞察的时刻

尽管我们说我们做不到。我知道

一位渔夫向前倾身，并且看向

令他目眩的海面上发出的耀眼的亮光

然后，他发现他的鱼钩生机迸发，

……

四处摸索的手使小船

摇晃起来，大鱼叉周围泛起了大片的血沫，

一条浑身发抖的鱼。

及时章

名望

作为社会名流的作家

欧内斯特 海明威在去世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之一，他的名望跨越了政治和地理的边界。正如菲利普 扬指出的那样，海明威在1961年7月2日的自杀，不仅引得白宫发表官方悼词，而且梵蒂冈罗马教廷和苏联的克里姆林宫也做出了同样的行动。海明威是为数不多的一类作家中的一位，他的小说不仅吸引了普通公众—这使他变得富有，而且它们也是学术领域的守门人—这使他受人尊敬。对于作品的最终价值，如同对于同时代人的作品的最终意义一样。后人们还一直没有做出的判断，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到一个相当公正的评判。没有哪一位作者像海明威那样：当下正在高等院校中“被讲授着”，大学生们正广泛地阅读着他的作品，而且，他也正被如此详尽地分析、阐释着。

在关于他的文章中，大部分都聚焦于他的人生，究竟是什么为他带来了作为一名作家所能享有的名望—欧内斯特 米勒 海明威。在他60年多一点的生命的后半程，一直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名人。人们知道他是谁，知道他的绰号，而且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尽管已经知道这么多了，但是他们还应该知道得更多。像玛丽莲 梦露或者德怀特 戴维 艾森豪威尔一样，在他所处的时代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社会名流，任何微不足道的冒险经历都具有新闻价值。更为引人注意的是，他一直都是一位知名人士，他的大名甚至为两位孙女的事业带来了迷人的魅力—其中一位是作家，另一位是世界知名模特。

对于海明威在奥林匹斯山这一带的名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直存在着两个疑问：他的名望在多大范围内是由他培育出来的？他的名望对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海明威几乎不需要任何帮助就能够成为公众人物。据阿齐博尔德 麦克利什看来，海明威拥有“极其出色的仪表”，这使他具有舞台上或者政府议会大厅里的领导人物特质。“我认识的(另外一个)”，麦克利什说，“能够像海明威那样，当他走进一间房间，所有的氧气似乎都被他吸走的人，就是富兰克林 德拉诺 罗斯福。”马尔科姆 考利也展示了海明威的这种特质，只是他时髦地将这称为“超凡的个人感召力”，这样的力量对于许多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拥有它的人发挥作用。考利称，即便是海明威最早期的照片，也显示出他不凡地将自己突出出来的力量，从而使照片上的其他事物都淡化为背景。当然，在伊利诺伊州橡树公园高中的实际情况是，他在那里度过了平凡无奇的4年，既没有成为引人注目的运动员，也没有成为非同一般的聪颖、勤奋的学生或学生干部。不过，在这一时期的18个月里，海明威的名字在校报《空中飞人》(The Trapeze)的版面上被提到了59次—这还不包括出现在他投稿中的。在巴黎的岁月里，海明威立即就在小圈子中赢得了名望，人们将他看作作家，尽管他还没有出版什么作品。正如莫利 卡拉汉所写的那样，海明威“拥有一种奇特的，而且我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特质。使得人们希望与他交谈”。人们开始谈论他，而且从此就没有停下来。

就像约翰 雷伯恩在他的一篇有关海明威广受欢迎现象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他被看作是美国作家中及时个最为纯正的名流，尽管在他之前也有一些“广为人知而且倍受尊重”的知名作家，但是读他们著作的人却远远少于知道并且尊重他们的人。当朗费罗游览英国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的王室成员，从后门偷偷向这位“炉边诗人”瞥去。吐温继朗费罗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知名作家，后来又有其他人接替了他。仅是大众传播的发展，就使得知名作家有可能变身为社会名流。雷伯恩将大众媒介与社会名流之间的关系象征性地描绘，为了感谢大众媒介所“赐予他的”名望，“社会名流允许他的私生活—他的个性特征、他的品位和他的态度—成为可以被大量受众消费的商品。”在雷伯恩看来，海明威愿意进入这个象征性的网络，然后用各种方式广为传播自己—这些方式预示了后来的诺曼 梅勒(Norman Mailer)的出现。但是，雷伯恩忽视了一个关键点，即当一位艺术家成为社会名流之后，他将会被描写为无可奈何而为之的。

就以好莱坞对待海明威的方式为例。从1932年到1972年，他的短篇小说或中长篇小说被14次改编成电影。在这个过程中，电影制作人员不仅将小说中的许多部分改编得面目全非，脱离原作，而且还努力从这些小说作者的名声中获得金钱收益。正如制片人戴维 O.塞尔兹尼克所承认的那样，与其他作家不一样，“海明威自己(就是)明星，他(拥有)票房。”媒体经纪人们致力于充分利用他们的这位明星，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清楚，海明威对大众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他展现出来的举止粗犷的男人形象，与撰写作品时具有女子气息和男人之间的显著对比的矛盾性。《纽约客》绘制了臂膀健壮且多毛的海明威温柔地拿着一朵玫瑰花的图像，这是一个精密而恰当的诠释。自拜伦以来，海明威是又一位大量地将自己在常规世界之外的经历写到文学作品中的著名作家，他所描写的是一个布满危险的战争、不伦之恋、巨大野兽的世界。正如塞尔兹尼克在他所拍摄的《永别了，武器》的新闻会上声称的那样，海明威再现的是“美国男子气概的某种半人半神的形象。”

好莱坞的公关传播中，削弱了这种硬汉形象，而是将他所写的故事改编成了虐待狂式的冒险和的传说。等待着电影观众的是他们所谈论的“无情的魅力”。他们将“海明威式的爱情”描述为“残忍的”“冷酷无情的”“低等原始的”，尽管海明威的小说与萨德侯爵的作品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或者说基于他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才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广告宣传者也大肆传播有关这位作者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是杜撰的逸事，其中有一则就是关于他有职业拳击运动员的资质：“几年前在巴黎举行的中等重量级别拳击冠军赛上……当冠军卫冕者一再对他的对手犯规出拳的时候，他被激怒了。海明威离开他在场边的座位，爬到了拳击台上，给那位冠军卫冕者一记重拳，便将他打晕在地了。”海明威给出了这个出格的故事令他反感的理由：任何人—除了傻瓜之外—都知道“作家是无法击倒中等重量级拳击冠军的，除非这位作家的名字恰好是吉内 滕尼”，并且他总结道：“尽管海明威先生非常感谢宣传家们努力将他塑造为一个像弗洛伊德 吉本斯或汤姆 密克斯的骏马那样具有独特魅力的人物，但是他反对这样做，并且请求电影界的人们别再干扰他的私人生活了。”但是，这却是媒体不打算做的，因为正是他的私生活，激起了公众对于由他的作品所改编的电影的兴趣。另外，公允地说，对于散播这些经不起细致检验的传奇逸事，他们在良心上会略微比海明威本人更不安一些。

尽管他生来就充满魅力的特质，以及媒体宣传引发的饥渴，使得他成为社会名流，但是，作家本人，更确切地说是他的某个部分，也参与了这个制造过程。本 菲尼记录了他在1935年与海明威到“21”餐馆吃午饭，然后在这家曼哈顿的餐馆中，出现了一群到处搜寻亲笔签名的人们的情形。这些人立即围住了菲尼，因为他们错将他当作演员帕特 奥布莱恩了。“你们不会想要我的签名的，”菲尼对他们说，并且建议他们应该去索要他同伴的亲笔签名。“他是谁？”人们问道。“欧内斯特 海明威”，菲尼回答说。“他是谁？”人们接着问。菲尼记录到这个意外的小插曲，使海明威陷入沮丧之中，直到喝了好几杯加冰的威士忌之后才缓过来。似乎是为了防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在那之后，海明威很少被新闻界遗漏。他在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冒险行动，使他的名字一直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当他回到纽约之后，他要么在公众场合与人争执，要么被报道他在这样做。他的离婚和结婚也在报纸上被津津乐道，而且广受欢迎的《城镇和乡村》杂志，讨论着他所参与的体育运动和他所调制的热带冷饮的秘方。

在20世纪中期，两篇长篇的杂志特写文章，与其说满足了，不如说是激起了公众的好奇心。及时篇文章是考利发表在《生活》杂志(1949年1月)上的，它展现了一幅私密的“爸爸先生的肖像画”，背景是他早期的生活，他当时在瞭望山庄的状况，以及他在哈瓦那拥有游泳池和游艇的家。另外一篇文章是莉莉安 罗斯为《纽约客》杂志(1950年5月)所撰写的专栏，这篇文章以非常滑稽的笔触，记录了有关海明威在纽约休假的粗野，而且充满挑衅气息的谈话。在对想象的对手的佯装攻击和掩饰他们存在的过程中，海明威大量饮酒，用混杂着其他语言的英语，详细描述着未必真的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冒险活动，并且将他自己判定为斗士和艺术家的界限—极度模糊的混合体—他与来自旧日的竞争对手对抗着：“我非常安静地出拳，打倒了屠格涅夫先生。然后，我继续刻苦地训练，并且打倒了莫泊桑先生。我与司汤达先生打了两个平局，而我觉得我在那局中经验丰富了。但是，没有任何人打算把我带到与托尔斯泰先生对局的拳击场上，除非我疯了，或者我不断地改善自己的技艺。”这场谈话是有关艺术成就的，表现了海明威强硬而坚定的态度。

1954年，当海明威在非洲两天之内连续两次从飞机失事中幸存下来的时候，他似乎挑战了必死的命运。尽管这两次事故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但是它们的确也为他带来了相当的乐趣，这种愉快来自于阅读自己的讣告，也来自于探查大量有关对海明威研究的专栏作家，因此所写下的往事回忆录—他们利用有关海明威死讯四处散播的机会，来引起公众对他们与后者的亲密关系的注意。正如理查德 瓦茨观察所发现的那样，“我似乎是一个不是欧内斯特 海明威密友的专栏作家”。事实上，海明威在他人生的15年里，的确与几位专栏作家保持着来往，其中包括里昂纳德 里昂斯和厄尔 威尔逊。由此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在1950年，将海明威称为自莎士比亚以来最伟大作家的约翰 奥哈拉在飞机失事事件后，通过媒体斥责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他 “对于那些比他地位低下的人表现出了过于熟悉的姿态，这些人当中不仅有那些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也包括餐馆老板、好莱坞的制片人、民间团体、大学教授、剧场经纪人、好事者、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拳击运动员、政客，甚至还有上帝，他们似乎都对他无所不知”。奥哈拉写到，重要人物海明威，吸引了比他应得的那份更多的关注，而现在是摆脱它们的时候了。“听着，”海明威告诉奥哈拉，“可能我也不喜欢你的那些朋友。”

在1959年和1960年的夏天，海明威在西班牙各地参加了一个又一个的宗教狂欢节，在那里，他被西班牙居民看作是已经适应当地生活的同胞、斗牛专家，以及每一次出场都无一例外地召集起人群的国际名流。1960年，约翰 克劳斯拜曾在阿兰胡埃斯与海明威一起共进午餐，当时他发现，坐在相隔几个餐桌之外的“一群美国女孩，正兴致勃勃地盯着这位老爹在看，后者即便是在狂欢节的西班牙小镇中，也是一道相当别致的风景”，雪白的络腮大胡子和盖住前额的头发，使他看起来“像是蒙帕纳斯的披头士”。老爹享受着所有的关注，对此克劳斯拜深信不疑。“他是一位非常惹人喜爱，但演技拙劣的演员，他随时准备着被凝视，这就是海明威先生。”如果海明威细细品味这些话，他会发现，名望也是会带来害处的。

名望带来的害处

他的名声为他的写作之路带来三个清晰可见的有害影响。首先，人们对于海明威的外表和功绩过于熟悉，导致了在对他的小说上，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对于大众媒介而言，他首先是一位情人、斗士或是运动员，或者在他所扮演的老爹的角色里，他是如同特洛伊战争中贤明的内斯特一般的人物，他对人世间的任何主题做出神谕一样的声明；其次，他是一位人们从他的小说里发现了令人欣慰的幻觉作家—这正像埃米利奥 塞奇所形容的那样，“这位作家最终在偶然之间创作了文学作品，但他与文学却没有什么关系，既没有被文学作品所宠坏，也没有被它所削弱。”

在公众当中赫赫有名，以及在经济方面的显赫成就也导致了第二个障碍：心怀妒忌的批评家们憎恨海明威的广受欢迎，因而他们偶尔会表露出恶意。几乎终其一生，海明威都在与不断挑剔的当权者展开斗争，他确信后者打算毁掉他。“只要你等一等，”他早在1934年就告诫过《时尚先生》杂志年轻的编辑阿诺德 金里奇，“等到你成功了，而且赚到了大钱，然后你将会受到各种严厉的批判”。

海明威的名望带来的最致命的危险，是人们无法抗拒撰写这位作家的人生和传奇经历的诱惑。正如厄尔 罗维特在他有关海明威的著作里所观察发现的那样，“除了马克 吐温和瓦尔特 惠特曼之外，没有其他重要的美国作家能像海明威一样—他的人格特征成为评判和接受他的作品的干扰性和令人困惑的因素”。可能是因为在小说中展现出来的对于女性铁石般冷酷的态度，使他到处受到诟病。他的某些女主角是按照理想的标准塑造的，她们身上并没有当代许多读者所假想的无助的二等公民的特质。实际上，海明威所虚构的女性，通常比他所塑造的男性要表现得更有魅力：她们更为勇敢、更忠诚和可爱、更有责任心。海明威在公众心目中有着广泛影响的形象，是一个有着多次婚姻的男性沙文主义者，这是有关他自身的一个相当的印象，但是读者们将这种印象与他书中的人物形象强有力地混合在了一起。

海明威的名声也对他的创造性生产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因为名望，不可避免地打扰了他的工作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