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国论文:新常态创新中国经济论文

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供给层面看，随着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趋势明显，我国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必将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扩张发挥重要作用。但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也会伴随阵痛。当前房地产业面临复杂局面，相关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这是造成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诱因。这要求我们在制订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除考虑短期的周期性需求刺激政策外，更多的要结合结构性的供给调控刺激政策，尤其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创造良好环境；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升段在促进经济优化升级中的作用，如通过收购兼并手段重组产能过剩产业，通过资产证券化和金融租赁等多种金融工具组合创新，化解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增长动力转换创造良好条件。随着金融改革深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资本市场配置效率提高，也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经济增长理论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赖以支撑的正要素投入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长期形成的人口结构，为我国不断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一度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而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趋于减弱。与此同时，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面临工业化和城镇化与确保粮食安全的共同需求，土地要素成本上升也属必然趋势。另外，我国经济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也倒逼我国发展方式转型，不可再生资源成本和价格波动也会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出挑战。

二、创新引领焕发新活力

面对我国经济新常态，我们唯有靠创新引领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来保持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使经济增长由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转向更多依靠要素产出效率的提高。立足当下，面向长远，以国家启动的“十三五”规划编制为契机，切实推进创新引领发展战略。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极大改进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释放改革红利。例如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PPP（政府和市场协同，Public-Private-Parternership的字母缩写）投资模式的推广，在市场准入方面探索推广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模式，会逐步破除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提升市场经济效率。通过技术创新不仅会带来新的产业变革甚至革命，为经济发展和增长带来新动力、注入新活力，而且会引发产业组织生态的新气象、新面貌。如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带来的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云计算等跨界融合发展可一扫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雾霾”，是经济呈现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新浪潮。如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和大规模生产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会发挥重要作用，而生物医药技术的突破也会对人的生命健康带来福音。而且我国以某些领域的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为依托，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实现国际性的引领和跨越。如面对德国提出含有互联网因素的工业4.0（即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个由德国政府提出的高科技战略），清华大学专家提出进一步提出含有金融元素的工业4.5，笔者也倡导移动互联网（信息）、移动物联网（智能机器人）与移动能联网（持续能源）融合创新的M立方（M3）产业模式等。其实，从基础研究的角度看，存在物质科学、能源科学、信息科学甚至生命科学交叉融合的潜在可能性。

清华大学专家最近在暗物质方面取得进展，中国科技大学专家发现暗物质与人体疾病的关联，存在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交叉创新的可能契机。因此，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中国制造的静态比较优势，必将逐步转化为中国创造的动态比较优势，逐步实现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重大历史转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创新含义非常丰富，还包括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格局谋划和战略创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融入的全球化进程，更多是在原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和规则下的参与和适应，我国无疑是收益者，但由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无疑也受到国际经济霸权尤其是货币金融和信息资源等的制约。面临经济新常态和新形势，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和文化大国，我国应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塑造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谋划国际经济合作新格局。如“一带一路”战略倡议，通过推进相关各国交通和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绿色与和平的方式促进我国制造业的跨境合作转移，不仅会有效淘汰落后产能、优化提升并跨境转移过剩产能，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有效带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为构建更加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做出贡献。在新的全球化视野下，国内的经济空间格局也必然会进一步优化，两岸四地的合作会更加紧密，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也会面临新的契机，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也会带来区域经济增长新亮点。创新引领还包括国家治理理念和体系的更新，这也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良法善治，构建多元立体治理体系，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良好运行环境。在经济上逐步建立有利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权力“正面清单模式”，要求法无授权不可为，同时逐步推广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模式”，法无禁止则可为，并通过完善国有资本收益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等方式有力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切实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福祉，面对经济增长新常态，构建更加关注社会民生的新心态。

作者：左传长

创新中国论文:看次贷危机创新中国金融创新论文

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已爆发，引发了全球金融动荡，让世界为之震撼。次贷危机的引发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源是“创新”惹得祸。这也就让世界金融行业产生惧怕创新的念头。然而进步是永远离不开创新的。因此绝不能因为回避危机而拒绝创新。很大程度上，回避就意味着要面对更大的风险。尤其是对于中国相对落后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发展与运行中风险是必然存在的，即使出现也是相当正常的现象，因此只有敢于面对，积极应对以及及时采取合理的措施进行解决才是中国金融业甚至整个经济发展的良策。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市场金融改革中国崛起

一、次贷危机

（一）次贷定义

美国监管当局认为，次级债的含义就是贷款给那些不够银行发放贷款标准的人，让他们去买房，所以称为“次级”。据美国监管当局调查，这些次级贷款并不是商业银行发放的，而是不受监管的贷款公司发放的，他们是不需要注册的贷款公司。那么，为什么这些小公司能够发放那么多贷款呢？这是次级债危机的关键。这些小的贷款公司发放贷款之后，把卖给有特殊目的的投资机构，或者叫打包公司。

这些打包公司把款打包分成A、B、C、D四档，交给评级公司进行评级。假如有100个次级债客户，其中有很多人不能偿还贷款，但是肯定不会全部都不还。假设有20%的人能偿还，把这20个人选出来打包，这20个人还款概率是99%，按照穆迪和标普的评价标准评为3A；另外还有20%的人还款概率是80%，评为1A；30%的人可能还不上，评为3B；其他的人评为C或者垃圾级，这就是资产证券化。也就是说，打包变成一包资产以后，根据不同的风险级别再分类卖给不同的人。这样投资者也很放心。例如，社保基金追求安全和高回报，可以选择3A级的债券，风险投资者可以选择3B级，很明显，这是“创新”。[8]对于这些信用无法得到保障的债券，发行者自然希望卖到越远的地方越好。因此，到谁是“创新”的受害者？谁是损失的承担者？毋庸置疑，是那些购买者，是欧洲的投资者，也包括我们中国的银行。

（二）次贷的传导机制

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是：住房者／借款人从贷款人这里借到钱，贷款人将贷款转给特殊目的公司(就是SPV)，SPV找到承销人把贷款打包并证券化，经过评级公司评级，该证券就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市场上的购买者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等，也有一些个人投资者。

美国次贷确实分散了风险。美国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创新都是全世界的，次贷这样一种创新使得美国不够住房抵押贷款标准的居民买到了房子，同时通过贷款打包、证券化将风险分散到了全世界。谁是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最终的埋单者?现在看来，最终的埋单者中包括了欧洲国家的银行，当然美国自身也承担了部分损失。

我们需要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种创新将风险分散到了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创新的成功之处。另一方面是负面的影响也扩散到了全世界。美国仅仅1.5万亿美元的次贷就搅动了全球的金融市场，影响范围是非常大的。次贷危机起源于利率的上升，房价由上升转为下降，形势发生了逆转。传导的导火索是评级的下调。信息不对称使次贷衍生产品投资人对评级机构有较高的依赖度。评级机构只能用建立在历史数据之上的计量模型来推算违约概率。一旦房价、利率变化，模型原有的假设条件不复存在，评级机构需要对模型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这次受到次贷危机冲击的首先是美国按揭贷款银行和公司。次贷违约率13.33%，直接贷款损失约1730亿美元。美国按揭贷款市场的投资损失共计2820亿美元，其中投资次贷的损失2040亿美元，损失率10.8%。美国市场次贷规模只有1.5万亿美元，与此相关的证券化产品在市场上还是少数，但是其传染效应和由此造成的流动性的紧张与恐慌心理却蔓延到整个市场。另外一类损失者是购买了次贷衍生产品的各国银行、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比如德国的银行就做次贷管道比较多。我们中国的银行在这个市场投资数量比较小，投资策略比较保守，所持产品的信用等级比较高，投资期限也比较长，所承担的次贷损失只占非常小的一个比例。次贷危机的冲击是一个过程。投资者如果持有到期则损失就会小一些。相比之下，如果投资期限比较短，不得不在高折价的情况下卖出，所受损失就比较大。第三类受害者是虽未购买次贷衍生产品，但依靠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融资的银行。比如被媒体报道最多的英国北岩银行。北岩银行存款很少，但是发放了很多住房抵押贷款，它的资金来源就是不断在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由于次贷问题的冲击，北岩银行即使愿意付出很高的利率也不能将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发行出去，票据的承销商无法兑现保障，造成北岩银行的现金流断裂，进而引发银行挤兑。

次贷危机正开始渗透到实体经济。渗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主要是房价。房价下跌使得整个形势雪上加霜。房价越跌，次贷借款人的房子就越难以销售出去，还款就出现困难。这时银行就可能把他们的房子拿来强制拍卖，这就导致房价进一步下跌。房价的下跌使得次贷借款人的负资产上升，进一步加深次贷危机。

二、金融创新

（一）金融创新是次贷危机出现的根源

次贷危机的根源在哪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是金融创新的结果。在金融市场上，当一个新产品出现的时候，就可能出现泡沫和危机。新产品在市场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面临定价的问题。例如，2000年美国科技泡沫的破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不知道新经济的概念如何定价。有些公司只要说自己是“新经济”的概念，即使没有盈利，也可以上市，股价可以达到100、200甚至上千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后来的投资者发现新经济的概念不值那么多钱时，泡沫就破灭了。美国次贷危机有两个比较新的特点。首先，很多银行或者贷款机构发放了次级房地产贷款，转身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把次级房地产贷款的风险转嫁给次级债的投资者。第二，次级债本身和金融衍生工具、结构性金融产品混在一起，使得次贷危机包机整个金融市场。很多金融衍生工具、结构性金融产品里混合了回报高、风险大的次级债。这些金融衍生工具、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大发展，使得整个市场对次级债风险的承受能力大大提高。这次危机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新的金融产品、新的概念，都隐藏着一些危机。如果因为惧怕危机，不让新产品出台，这些产品就永远不会出现，金融市场的效率也很难提高。所以，在新产品出现的时候，需要有特殊的监管政策。这个监管政策不能限制新产品的存在，而是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衡量新产品的风险在哪里，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二）中国金融市场的现状

A．大局中的中国金融市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新的金融体系的建立，中国的金融市场在不断探索中发展。目前，一个初具规模、分工明确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建立了较完善的货币市场中国的货币市场主要包括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自1996年6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同业拆借利率上限，放开拆借利率。统一拆借市场的形成，结束了市场分割、多头拆借的局面，规范了各金融机构的拆借行为，提高了银行之间融通资金的效率，推进了利率市场化，并为中央银行加强宏观调控提供了条件。1997年6月，中国建立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允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的回购和现券买卖。到2001年底，债券回购累计交易量达6.1万亿元，现券交易累计交易量为1597.6亿元。第二，资本市场在规范中发展1990年10月和1991年4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经过12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债券和股票为主体的多种证券形式并存，包括证券交易所、市场中介机构和监管机构初步健全的全国性资本市场体系，有关交易规则和监管办法也正在日益完善。第三，保险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中国保险市场快速发展，保险业务品种日益丰富，保险业务范围逐步扩大，保费收入较快增长。商业保险已成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市场的发展在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外汇市场的发展1994年4月，中国在上海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将原来分散的外汇交易集中统一起来，为成功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体制奠定了重要的市场基础。8年多来，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效率不断提高，成交规模不断扩大。目前，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了美元、日元、港币、欧元对人民币的交易。到2001年底，已累计成交各币种折合美元4397.7亿美无其中，2001年各币种外汇交易折合750亿美元。

B.次贷危机中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审视

及时，中国的债券市场。这里指的不是国债，而是公司债券市场，次级房地产贷款实际上是公司债。中国的公司债券市场现在怎么样？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可是，成熟国家的公司债市场规模往往是数倍、数十倍大于股票市场。公司债市场是发达国家应该有的最基本的市场，但我们中国没有。我们有国债市场，但没有公司债市场，更不用说债券评级、打包等配套措施了。

第二，金融市场里一个很重要的价格是利率，目前利率自由化情况怎么样呢？虽然贷款利率有一些上浮的空间，但存款利率还是绑得很死。作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我们连基本的存贷利率都还没有自由化。而利率自由化是金融最基本的特征，当然，利率不能够地确定，跟债券市场不完善有很大关系，公司债券的价格隐含了利率。利率尚未自由化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很大问题。

第三，汇率问题。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到今天，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人民币汇率升值了12%，这个速度是快还是慢？大陆官员认为这个速度已经算是挺快的了，而在台湾省，从1986年到1988年，三年时间内台币升值了30%，事后学界都在骂台湾当局，认为它的汇率升值太慢。

第四，对于资本进出的管制，国家现在管制非常紧，即使有黑市，还有私下管道，但从国家的态度看，资本的管制还是非常进。港股直通车也没有放开。总的所来，在过去30年，中国已经变成“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于此同时，金融方面的表现不是很好，金融发展尚不能配合实体经济。也许再过15年、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美国一样强大，但20年以后，我们的金融是能否会有进步，基本的公司债市场能否建立起来，真正发挥融资作用，都是值得思考和重视的问题。

（三）中国的金融创新与发展

然而对于中国国内的金融发展与创新，我们通常担心新产品的风险无法控制。人们往往会因为对新产品的风险不了解，而限制它的出台，不去进行尝试。虽然看上去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比较小，但另一方面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这个代价是，投资者和企业的金融需求满足不了，这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次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当次贷危机过去以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会重新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资产证券化工具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会出台一些新的监管政策来限制坏的一面，发展好的一面，这本身也是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学习的过程。像美国这样成熟的资本市场，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这个学习的过程会更长。我们不能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而过分强调资产的安全，试图在试点推进过程中把所以风险都置于我们可控制的范围内。事实上，有些东西如果不实践，永远不知道风险有多大。这是次级房地产贷款危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一点启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有各式各样的金融创新，每天都有创新，想不出问题，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当出现问题或者即将出现问题的时候，金融监管单位要有能力处理。入股我们打算事先计划好，把所有的风险都能控制住，再去开放金融市场，这是不会有长足有利发展的。公务员之家

因此，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创新的启示，还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及时，要充分的尽职调查，参与放宽的机构、打包的机构、评级的机构是否尽职？评级机构是否进行了认真的评价？对于各类参与创新的机构是否有足够的制约机制？

第二，要充分披露信息。实际上，即使有些贷款人是没有还款能力的，也有人愿意贷款给他们，有的贷款目的是捐赠性的，就是为了救助没有房子住的穷人。即使穷人没有还款能力，还是要贷的，只是需要披露信息，需要有人告诉他，哪些人是这种人。如果贷款人本来是还不起债的，就不能让本来不想捐赠的那些投资者买这些产品。这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投资方和发行方的交易是信息不对称的。只有在对信息和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风险的判断和定价。信息披露不充分，是引起风险的第二大问题。

第三，是监管。在金融市场上，绝不能认为走向市场化就不要监管。认为市场能自己监管，这是空话，就像足球场一定要有裁判一样，监管的能力、监管的到位程度、监管的覆盖面，是金融创新的三个条件。

第四，在创新复杂产品的过程中，徐呀考虑如何是原始的信息不损失、不遗漏。在中国搞金融创新，业务创新要做，这是目标，同时，监管和协调更要做好。还要强调的是，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中国当前经济增长中，有60%以上是靠进出口拉动，因此说中国是贸易大国是正确的。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也稳固的确立。然而再看其金融市场的发展，跟不上中国当前经济的发展节奏。在中国，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比作高级小汽车，而金融的发展状况只能用拖拉机来形容，如果让轿车和拖拉机共同工作来实现经济的飞跃，显然拖拉机不仅起不到积极的作用，还会严重影响轿车的先进。因此我们必须敢于去搞金融创新，不去惧怕问题与风险，并且配合以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那么就会很有效的缓解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不对称的矛盾。

三、结束语

可以这样说，应对危机的具体方法可以有成千上万种,但是我认为无论什么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一贯的自主做法最为关键。只有靠自己的思索和努力，才会获取成功，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民族更是如此。中国面对次贷危机，面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只有保持冷静，认清事物，采取有效的改革创新措施，不断改善和完善自身，才能保持有利地位，实现真正的崛起！

创新中国论文:深圳国际赛:创新中国高尔夫赛事模式

2014年已入尾声，环顾过去的一年，中国高尔夫整体在期盼和惊喜中一路走来，从整个选手表现，赛事整体运营，高尔夫市场扩容，再到职业经理人发展，本土品牌赛事的构建，乃至青少年选手基础建立和基层高尔夫的普及，都在整年中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伴随着一系列利好消息之余，这途中还夹带着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同时，2015年的4月19日，首届欧巡-深圳国际赛将正式在深圳正中球会拉开帷幕，关于“中国高尔夫崛起”和“城市化赛事职业名片”以及”球会自主世界赛事品牌”的相关议题如今被摆上了业内讨论的圆桌。费海龙，作为这位坐镇深圳正中高尔夫球会的整体布局者，在无数个日与夜里，对未来和现下的前景展开了长久的反思与讨论，并在长达接受采访的1小时里，为我们呈现了有关全新欧巡品牌赛事的构建与职业化进展的思路。

繁荣市场的必然产物

2014年4月22日，第20届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在深圳正中高尔夫球会举办，作为历史悠久的世界性品牌赛事，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并不是及时个进驻到中国国内的专业系列赛事，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世界性品牌赛事机构热衷于在中国市场这块尚待开垦的土地上寻求国外所没有的惊喜与机遇。世界两大顶级巡回赛事――欧巡赛与美巡赛，在中国持续吸引关注，沃尔沃中国公开赛、BMW大师赛以及汇丰冠军赛的火爆球市展现了中国高尔夫市场的活力。尤其是汇丰冠军赛于近年升级为美巡赛事，并且以850万美元创造了中国高尔夫的单项赛事总奖金记录，而其他高额奖金赛事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巨大利益输入的背后，投资方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不言而喻。由此可见，中国高尔夫市场的巨大潜力得到了众多品牌球星和赛事机构的认可，而每年的大型高尔夫球博览会，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市场在诸如圣安德鲁斯皇家古老高尔夫协会等业内品牌心中具备了一定的地位。

高尔夫球不单止是一项运动，对旅游，环境，就业，招商引资，房地产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性影响。而事实上，举办世界性赛事，历来是高尔夫产业链中集中展示的一个商业契机，通过大量的品牌展示和大量的媒体介入，自主性更高的品牌赛事给予了承办球会足够多的操作空间和信任，而这种在举办过程中展示出来的特殊面貌将足以引起众多人群的兴趣。并且这在协助承办球会提高知名度上，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深圳正中高尔夫球会在成功承办第20届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后，再次奏起举办“欧巡-深圳国际赛”的号角，意图打造出国内球会与欧巡首个纯净的专业性无冠名的世界性专业赛事新品牌。众所周知，中国高尔夫市场繁荣的投资景象除了给予相关机构通行的便利外，也带来了越加激烈的竞争前景，作为全新的一届欧巡正式赛事起始性的赛事，“欧巡-深圳国际赛”是深圳正中高尔夫球会本年度的努力的缩影，也有充当当地政府代言名片的趋势。

自10月23日召开新闻会以来，业内对于”深圳国际赛”的反响巨大，但是也同样存在着争议，从过去的两个月得知，坊间一直流传着“深圳国际赛”250万美金的总奖金额度比起汇丰冠军赛850万美金不免相形见绌的说法，有对于此，费海龙认为，任何事情都非一朝一夕的时间可以达成，罗马更非一日建成，在面对现下的质疑与讨论，这位具有开放思维的高尔夫人认为品牌的构建需要时间来建立根基，而事物的好坏则是要公开面众才能淬炼真谛。以汇丰冠军赛为例，这项在世界享誉盛名的赛事早已成功融入上海，并俨然与这座城市一同构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片。汇丰冠军赛历经十年，从观众紧密度维持、草坪养护、赛事运营、设备更新、旅游普及等方面累积了长久而有效的经验。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该项赛事拥有汇丰银行的冠名背景，属于以企业为主导的大型赛事，而深圳国际赛，则是首个以球会直面赛事机构和一体化经营与打造的赛事品牌，首次以城市定义欧巡赛事，没有任何冠名背景，纯净而又具有当地特色，以上，都是深圳正中高尔夫球会渴望展现出的一种新面貌。在谈到奖金池方面的差距，费海龙以举办时间，投放预算，资金分流等层面作出了详细的答复。汇丰冠军赛通过十年的磨砺，走出了一条属于其本身的道路，在资金分流上显得更游刃有余，从大局上也更容易让市场提高信心。“在这850万美元里面，据我所知应该是不包含邀请球星的费用。同时汇丰冠军赛也没有邀请球星的预算。”费海龙如是说。“我们虚心地学习成功的赛事案例，在其中加入我们的元素和想法，一步一个脚印，即是对于深圳国际赛处于成长期最实在的定义。”

时 尚与商务的双重底蕴

诚然，深圳正中高尔夫球会历来对球员效应较为注重，在不久前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上，当时红极一时的瑞典天王亨里克・斯滕森、“萌系”星人杜夫纳，超级球星保尔特等更是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上的座上宾客。因此，费海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综合了整个正中高尔夫球会和深圳城市文化元素的深圳国际赛将会呈现出与别不同的一面，竞争能够带来动力，而针对时下个钟业内赛事的良性竞争，无可厚非会成为深圳国际赛的强心针和催化剂。

在深圳国际赛的新闻会上，正中高尔夫球会为深圳国际赛赋予了“城市、国际、开放、商务、时尚”众多内涵和赛事特色，意图打造别致的赛事体验，在纵观整个高尔夫球赛事历史中，时尚元素是一门非常新颖的衍生品。对于深圳而言，时尚象征着一个创意城市的崛起，囊括了一个城市的创新行业的巨集。深圳作为中国的经济开放特区，凭借高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座屹立在南中国海岸的移民城市焕发出区别于广州，北京，上海三大城市的另类格局。“深圳，之于中国就是中国的美国，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作为移民城市，这里汇聚了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元素和思维。深圳拥有自己的属性，拥有自己独特的属性，而拼搏精神和机会主义则是这块土地上的通行准则。”费海龙认为，“深圳国际赛落户于此，作为及时个以球会与欧巡赛事委员会签约打造的世界性欧巡正赛，这是其一的大优势，而同时，如何把深圳市的人文精神，赋予深圳国际赛更多的有意义，有内涵的定义，如果把深圳整个城市与深圳国际赛有机地、成熟的结合起来，将是我们现下整个球会和执行方的首要目标。”

深圳以移民城市的典范之名闻名全国，同时，中兴、华为、腾讯、平安集团等世界行业巨头企业纷纷在此奠定了整个王国的根基，而这些繁荣而又让人值得思索的景象背后，在费海龙眼里都是值得去分析和探索的，在了解了整个中国高尔夫市场的宏观格局后，正中球会一举斥资上亿人民币巨款，意图打造高尔夫人眼中具有操作性和利好预见性的高球盛事，而深圳市作为临近香港特区的特大城市，凭借优异的地理位置和开放角度，成功助力众有志之士成就了人生的辉煌，时尚与商务的气息笼罩在大鹏湾的上空，而能够让更多的高尔夫人了解与贴近深圳的本质，如何在本次赛事中，引入更多的新颖品牌机构，让更多不同阶层的观众与人群，都能够在整个深圳国际赛的赛程中获得自己的所需和快乐，则是这次深圳国际赛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以上这些，都诠释了深圳国际赛时尚的一面。作为全国客流量较大的公务机交通枢纽，深圳更一步步成为了全国私人游艇交易、私人飞机交易、奢侈品珠宝交易的重要集散地，“大部分的时尚产业都在深圳落户生根，大多数的时尚产业都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并且与这座城市建立了一条不可崩离的生存纽带，我们所谓的时尚，指的是将城市特征融汇贯通，让人耳目一新，敢于创新。”费海龙解释道。“除此之外，而商务、高端、纯会员作为我们正中高尔夫球会一直以来的定位，表明了企业家是我们球会的主要服务对象。深圳市是一座充满着商务的气息的城市，我们的定位将影响整个深圳国际赛的定位，而整个深圳市的定位也在回馈着我们，企业家在深圳市能够获得更多的商业机遇，这也是一直深圳市发展至今能有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无 冠名的创新模式

随着中国高尔夫产业的不断发展，当下这项运动无疑正处于向健康化发展的路途中，市场潜力巨大以及运动水平渐长让高尔夫运动在中国越来越呈现正能量的形象。作为一项古老的运动，历来世界性赛事皆有由大型知名企业和球会冠名的历史传统，而深圳国际赛采用无冠名的方式推出市场，从侧面反映了正中高尔夫的大心脏，也进一步印证了其一再强调的创新精神。作为一个首创将城市与高尔夫赛相结合的新颖办赛理念，如何突破出资方不冠名的宣传瓶颈，这关乎到整个赛事的可持续发展和球会的运营顺利与否。“关于深圳国际赛的战略已经确定，这场赛事将以深圳市命名，不会出现冠名赞助商。但是深圳正中在赞助商的问题上呈开放态度，欢迎有兴趣的国际国内企业一起办赛。”采用不冠名的模式承办赛事，这在国内外都属于较为大胆的做法，因为不冠名象征主动放弃一部分的前置宣传效应，而正中球会在不冠名的前提下，还将每年斥巨额资金为深圳国际赛的成长铺路，其决心和引起的连锁反应一度成为了业界议论的热门话题。费海龙认为，一个城市的成功模式，得益于政府策划法规和利好条款的支援，也得益于城市内部的力量构建出牢不可破的生态圈。而为城市代言，将世界性赛事打造为一个城市名片，将深圳市的形象包装为一个高尔夫球盛事，同样值得正中人多费思量。不冠名有利有弊，在短期效益上，投资方会忌惮无冠名的做法，更容易被引申到慈善赛事模式上，而实际的深圳国际赛则以欧巡正赛面目示人，创新的做法承担着必要的风险。与具有企业冠名的赛事模式不同的是，正中球会出于对往昔和未来两种市场环境回馈的初衷，踏出了承办不冠名国际性大赛的及时步。而对于此，深圳政府对于发起者提供了完善的配合和信任，而依靠自律与公开，正中球会进一步获得相关部门和投资方的高度肯定。在表面上，正中球会的深圳国际赛是一级正式欧巡正赛，为中国球手和中国高尔夫球发展进一步贡献了自身的力量，在中高协里，相关的创新模式多次被提及和得到肯定。而在更深一层的意义里，深圳国际赛为中国高尔夫再次奉献了一个高尔夫球盛宴，和全年龄段观众都能乐在其中的欢乐嘉年华，而每年举办一次的系统时间，也将富有人文色彩的高尔夫情怀烙印到深圳市原本早已缤纷多彩的城市名片上。

“我们希望能够循序渐进地打造属于我们的品牌国际赛事，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和国内外各大品牌共同参与到这当中去。我们要打造具娱乐性，最专业，最多元化的高尔夫球赛事，而不单止是遵循传统踏在前人的脚印上，我们尝试加入我们的构想，让深圳国际赛不单只是一个国际高尔夫球比赛，更是一个全世界观众都能从中得到欢乐的盛典。而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的首要工作。”费海龙对不冠名的模式充满了信心。同时，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哲学思维，作为一家国内著名的球会，在本次赛事模式上，也在处处彰显这一特点。“不放空话，不定假大空的目标，比如我们一开始奖金就是证明，我们希望能够低调、努力、尽心尽力地打造出我们想要的，大众想要看到的赛事，无冠名的做法也证明了我们没必要去抢风头，我们不会把深圳国际赛命名为正中深圳国际赛，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文化，我认为低调，认真地去完成我们夙愿，就已经足够。”

无 冠名的创新模式

相比起一众球会承办的专业赛事而言，我国的高尔夫球事业发展却依然在怪圈中寻觅真实的答案。我们知道，借助高尔夫项目进入奥运会的契机，中国传统综合性体育运动会全运会中也出现了高尔夫的身影。2013年全国共有23支男队以及17支女队参加全运会高尔夫预赛阶段的比赛，但全运会中的高尔夫赛事并没有个人赛，而是以不常见的团队赛事呈现。有评论指出，这种忽略高尔夫运动中主流的个人赛，而片面注重团队赛的比赛形式，在赛事操作上不仅业余，更收效甚微。而不同于以上国内高尔夫迅速而又灰霾的大环境，具有国际性质的赛事往往更具有操作性。中国高尔夫产业正向着未来而又乐观的前景发展，紧随着潮流而发生改变的，是在世界高尔夫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也在与中国的关系越加密切。比如，在2013年10月28日海口举办的“世界及时挑战赛”中，泰格・伍兹与罗里・麦克罗伊在进行天王山的对决，这种品牌球星的效应赚足了眼球。此外，2013年3月，高球名宿尼克・费度为费度亚洲杯的举办来到了深圳，而在第20届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上，当红炸子鸡亨里克・斯滕森等一众品牌也相继来到深圳正中球会。而其他有关的品牌莅临中国的新闻和赛事更是不计其数。相比之下，拼球星质量仿佛成为业界内部的重要议题和不成文的内部竞争，如果说业余球手关天郎代表了中国新晋的高尔夫力量，那么如何在自身的赛事中选取正确的邀请对象，也成为了侧面反映球会软实力的重要参考指标。

在第20届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中，红极半边天的亨里克・斯滕森、PGA冠军杜夫纳、英国球星伊恩・保尔特皆有出席参赛，强大的明星阵容被一度传为佳话。有见及此，费海龙补充说：“对于在深圳国际赛我们很有信心必定能吸引到更多的品牌球星到场参赛，而作为商业机密，目前我心中的预想人选不方便透露，但我们相信，届时各位都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在采访的过程中，这位正中高尔夫球会的掌坨人一再为我们就深圳国际赛的蓝图作出了许许多多细节上的释疑，雄厚的底蕴和充足的信心让正中球会对深圳国际赛的举办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在如今中国高尔夫产业发展日趋蓬勃，高尔夫爱好者群体大幅增长的利好前景下，“恪守传统，自律自治”成为业内共识，倡导自觉维护和尊重高尔夫传统，积极倡导高尔夫运动“诚实、守信、公平、自律”的核心理念和“正直、尊重、坚持、负责”的价值观作为行业的崇高追求。以上，无不都是正中球会在本次深圳国际赛中坚守的行为底线。弘扬高尔夫文化，宣传高尔夫精神，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高尚的文化精神，也将被写入赛事的守则中。而“商务，时尚，城市，国际，开放”五大元素将会和“努力树立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高尔夫运动形象”的保障更加相得益彰。在未来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费海龙将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和考验，相信，在成功者辉煌的镁光灯下，他将尝试在过去一年的经验中咀嚼所得，谋划成功的过程;在未来的格局，光明的前景似乎即将到来，但途中所遇到的重重关卡，还将继续需要一众行内人士的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创新中国论文:新中国60年价格宏观调控演进轨迹及路径创新

摘要：价格宏观调控关系到社会安定团结，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新中国60年我国保持了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在于我国的价格宏观调控在理论、原则、目标、模式、手段、绩效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演进。适应了经济体制转换和经济发展阶段发展的要求。新中国60年的价格宏观调控实践也充分说明了必须在政府职能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转变与优化、推进民生类价格体制改革和构建广义价格调控宏观体系四个方面进行路径创新才能保持价格水平的基本稳定。

关键词：价格宏观调控；60年演进；政治经济学、价格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历了不同的经济体制阶段，价格宏观调控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也经历了巨大的演进，通过梳理这些演进的轨迹与特征，更好的为提高价格宏观调控水平积累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新中国60年价格宏观调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建国初，在1949年-1950年4月的短短一年时间里我国就经历了四次与资本家的物价稳定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这几次物价稳定的斗争是经济战役的重大胜利，结束了旧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历史。物价稳定的斗争和旧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历史，让我们深刻的明白，物价能否稳定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固与社会的安定团结，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社会和谐的核心是利益和谐，价格又是各方利益的交汇点，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休戚相关。价格是利益分配的调节器，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工具、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更是社会稳定的重要“阀门”。因而价格宏观调控能否很好的保持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直接牵涉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正是我国对价格宏观调控一直以来的高度重视，新中国60年取得了物价稳定的巨大成就。据统计，1953―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了6.1％，同期的物价水平的上涨率为1.1％，而1979―2008年，经济增长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了9.9％，同期的物价水平的上涨率为5.7％。虽然我国的价格总水平存在几次严重的价格上涨，但结合经济增长率一起考查，总体上基本保持了稳定，取得了物价稳定的巨大成就。

二、新中国60年价格宏观调控的演进轨迹

新中国60年经历了不同经济体制之间的转变，1949―1957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调节机制为主的经济体制；1957―1978年，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1978―1992年，经济体制为行政调控与计划调控为主、市场调控为辅的二元经济体制，1992年后，市场调控为主、行政调控与计划调控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于在不同的商品生产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价格宏观调控的作用机制、运行机制、调控体系、方法、手段和途径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我国的价格宏观调控也就具有鲜明的历史演进轨迹特征。

1，价格宏观调控的理论演进：从管制价格论向有限调控论演进。

宏观调控一词在计划经济时代好像没有，张宇(1992)等就认为，物价水平的波动与控制(宏观价格)的核心问题的真正出现是在我国只是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的事情，或者只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物价总水平的控制才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根据刘瑞(2006)的考证，宏观调控这一提法的形成经历了从“宏观调节”到“宏观控制”再到“宏观调控”的过程。陈学彬(1995)认为这是不正确的，稳定价格总水平在传统计划经济与现

代市场经济的根本差别，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手段和途径上，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价格稳定的目标是通过对微观价格的直接控制来实现的，宏观价格调控与微观价格调控混同，但并不等于没有宏观价格调控，因而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价格的宏观调控本质，但没有用宏观调控这个词罢了。同时一般人都认为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是计划价格管理体制，实际上，由于我国在1956年才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1949―1952年是新民民主主义社会，1953―1957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是“一五”计划时期，才开始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在1949―1952年的稳定物价的调控手段主要还是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遵循了价值规律的要求，也是运用了价格宏观调控的方式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价格宏观调控的思想与行动。

价格宏观调控是国家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对价格形成机制和运行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的调节和控制。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演进脉络看，价格宏观调控的理论经历了从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价格论到主张国家对价格进行控制的管制价格论再到主张国家对价格适度调控的有限调控论的演进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价格进行管制，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政府定价占据绝大部份，当时的经济思想认为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演进到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市场经济也有缺陷，要实行有限的宏观调控。因而从主张国家对价格进行控制的管制价格论到主张国家对价格适度调控的有限调控论的演进。

2，价格宏观调控方式：从“三大平衡”向“社会总供求平衡”演进。

1957年陈云同志所作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报告里明确提出了“三大平衡”理论，即财政收支平衡、信贷平衡、物资供需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统一、协调的综合平衡。由于计划时代的物价水平波动主要原因是由于商品短缺所致，在这种短缺经济下对稳定物价水平的解决依靠陈云同志的“三大平衡”理论，即通过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通过增加物资供应，缓解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之间的矛盾，控制财政赤字和加强信贷约束来实现的。

改革后，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参与了国际化的进程，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对国内影响日益加深，因而计划经济时代的“三大平衡”理论也从“三平衡”到了“四平衡”(物质、财政、信贷与对外收支平衡)。由于市场经济时代是总需求不足与结构性失衡与同时存在，稳定物价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是供给管理政策，而在市场经济时代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政策综合使用。同时从物价水平波动的经济规律可以知道，社会总供求的失衡是物价波动的基本原因，因此国家要稳定物价水平就必须坚持保持社会总供求的总量与结构平衡的基本原则。

3，价格宏观调控目标的演进。

(1)从定性向定性与定量的综合演进。旧中国和国民党时期通货膨胀的历史让老百姓对物价波动极其敏感，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物价水平保持 机关监督转换为以法律手段为主的社会监督。但是，价格宏观调控并不等于不需要集中了，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还是需要价格管理的集中，因此是从过度集中转向分权与集中协调演进。

7，价格宏观调控绩效的演进：从经济“大起大落”向经济平稳增长演进

经济绩效如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为标准，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古典型增长(古典型增长指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国民经济产出总量下降，即出现负增长)，即是一种大起大落的增长模式，经济稳定性弱；而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增长型发展，(增长型发展指增长率不会下滑到负值的周期，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如果国民经济产出总量并不下降，而是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则为增长型发展)经济稳定性增强。但是，如果以物价水平的波动为标准的话，由于计划时期的手段是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特点是立竿见影，控制力强，没有时滞，因此价格总水平基本保持了稳定，价格上涨的幅度与速度有限；而市场经济体制下主要运行经济参数的间接调控，具有时滞、对微观价格的控制力下降。在物价水平波动方面，价格宏观调控绩效上，计划价格宏观调控比市场价格调控的绩效似乎更好。这里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计划时期的价格水平是被控制的，因而价格水平的上涨不是通过价格来表现而是通过短缺经济时代的实物配给制和排队购买来表现的，是一种效率的损失，价格控制一放开，价格上涨就出现了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价格宏观调控的经济效率绩效即以价格信号引导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上，60年的价格宏观调控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价格调控显然比计划价格调控远为优越。

三、建构和完善价格宏观调控的创新路径

1，政府职能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价格宏观调控之略。

新中国60年的物价水平波动的历史告诉我们，通货膨胀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在国家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也伴随着通货膨胀。我国一直以来在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下，有追求高速度经济增长的愿望和倾向，但在追求高速度时，必然存在资源、环境等约束，推动物价水平的上升；特别是当前地方政府在政治晋升的压力下，以经济增长速度为考核指标的环境中，有追求高速度的内在倾向，它会导致物价水平的波动。因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的目标，把经济增长目标确定在实现经济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同时要健全和完善干部绩效考核机制，从以经济增长指标为主转变到以社会经济效益指标为主的考核机制上来。

同时新中国60年的物价水平波动的一大原因是投资的高速增长与波动，因此稳定物价就必须控制和压缩投资规模。要保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去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到通过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彻底改变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走消费驱动型、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的模式。其中，推进资源价格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前提。总之一句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物价稳定的基本方针，是新中国60年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石。

2，经济结构转换与优化：价格宏观调控之基。

新中国60年的物价水平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失衡。当前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运输和原材料工业等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之间发展不平衡，“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发展模式，供给不足的矛盾仍是价格总水平波动的主要原因，这其中我国的农业基础性地位不牢固导致价格水平的波动尤为突出。因为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新中国60年的历次通胀都伴随着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如在1994年中国高通货膨胀启动因素中，首当其冲就是农产品价格，1994年农产品上升对零售物价变动的影响达70％；1995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33％。从构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八大类商品看，食品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物价上涨贡献度高达80％。2007年到2008年中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的80％以上的贡献也来自食品类产品。同时我国长期存在的城市偏向型体制，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城市与农村之间长期不合理的比价关系，都严重制约了“三农”问题的解决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影响了物价水平的稳定。当前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要不和谐的因素是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农业地位依然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稳定存在隐患，因此要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确实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建立农产品的价格调节基金和专项补贴基金，完善对农产品提供者和农村居民的补贴政策，推进农村的综合改革，真正提高农产品生产能力和效率，为和谐社会的物价稳定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价格宏观调控的基础在于实现经济结构转换，切实转变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产业间和内部的优化升级，才能够破除价格水平结构性波动的障碍，保持价格水平的基本稳定。

3，推进民生类价格改革与规制：价格宏观调控之本。

自古以来“民生无小事”，新中国60年来稳定物价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老百姓生活必需品即基本民生类价格稳定，整个物价水平才能稳定，社会才能安定团结。物价水平的波动深刻影响到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物价上涨幅度过大会直接影响到大多数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和困难家庭的日常生活。当社会上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处于比较公平的状态时，大多数人对价格变动的感觉和接受程度类似居民对价格上涨的承受力差别不大。但当社会上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差距比较大时，人们对价格变动的感觉和接受程度就会有较大差异。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差别大，因而价格上涨的总体影响相对更大，民众反应相对更强烈，更容易引起社会问题。特别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等基本民生类价格矛盾(如水、电、房价、教育收费、医疗药品和服务价格等)明显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制约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设。由于公共服务类行业往往具有垄断性特点，所以一要厘清行政性垄断和真正的自然垄断的差别，尽可能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二要对真正的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政府价格规制。要从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度，保持公共服务类价格水平的基本稳定，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

4，构建广义价格宏观调控体系：价格宏观调控之术。

广义价格宏观调控，是一国政府为创造有利于市场价格机制正常运行的客观环境和弥补市场价格机制缺陷，减少经济震动和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兼顾公平与效率关系，而采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的宏观调控手段和措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各种途径，对宏观价格和微观价格，物质商品价格、服务商品价格和要素商品价格的形成与运行过程及其相关因素进行必要而适当的宏观管理、控制和调节(陈学彬，1995)。新中国60年来物价水平保持稳定的经验说明，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价格环境，就必须提高驾驭宏观环境的能力，及时预测物价水平的波动，加强价格调控监管，构建一个完善的价格宏观调控体系，为维护物价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即构建广义价格宏观调控体系。由于市场调节具有自身的弱点，限制着价格机制的正常运行，价格调控调控是克服市场价格机制局限性的必然要求，随着价格体制改革的推进，资源类价格、垄断性价格和要素价格体制机制的改革成为新一阶段改革的重点，因而如何构建一个广义价格宏观调控体系关系到未来政府驾驭价格总水平波动的调控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广义价格宏观调控是一个有机体系，包括调控的思想、目标、内容、手段以及管理体制等一系列子系统的。广义价格宏观调控从新中国60年列历次通货膨胀和紧缩的治理来看，要取得较好的稳定物价绩效须采用组合搭配的政策手段，这就充分说明，大力提升价格宏观调控理论研究为稳定物价提供理论武器，统筹协调宏观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完善价格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之间的搭配，构筑一个多方位的价格监督预警系统，推进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确实提高价格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是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稳定物价环境的强大技术保障，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中国论文:是规模还是创新中国PC市场踏进两极时代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即将爆发的暑促更像一场阵营泾渭分明的生死之战。

遵循惯例，每年的6月中旬，国内外各大PC厂商都将养精蓄锐，图谋接下来的暑促搏杀，今年迹象却一反往常。从市场表现来看，大部分PC厂商均已“刀出鞘、箭上弦”。据业界分析人士预测，今年的暑促大战将比往常提前10天左右。

经历了2004年下半年的行业大洗牌，暑促大战中驳火的两大阵营意味着国内PC市场的分化。就此而言，PC阵营两分法带来的影响远为暑促时间的提前更为深远。

在促销策略上做文章，通过赋予产品的个性特色从而带动消费，将成为各个厂商今年暑促的出发点。纵观近半年的市场表现，在以联想、戴尔和惠普等为代表的主打价格规模战的及时阵营，和以TCL、方正、同方为代表的倡导客户需求价值的第二阵营之间，旗帜鲜明的两种市场战略已将2005年的PC市场带入空前的大格局。

硝烟弥漫的暑促

在及时阵营中，最抢眼的是戴尔和联想。戴尔的降价“组合拳”令国内市场震惊，这家美国公司先后推出了2999元的PC和3999元的17寸液晶PC，刚完成收购业务的联想更是对暑促酝酿着一场排山倒海般的规模战。

联想、戴尔之间的巨人之战让薄利的PC行业“雪上加霜”，这对弱小厂商而言更是生死考验。但第二阵营的成员也没有“闲着”，他们正谋划另一场风暴――-方正在自TCL推出女性PC后，大力推出“鼠米”电脑。与此同时，同方推出“火影”及宽带娱乐电脑，而TCL内部人士则透露“将有更出人意料的动作”。

业内专家认为，及时阵营的规模化战略于2004年下半年开始，把PC行业推向更为惨烈的竞争局势，一方面表现为愈演愈烈的价格战导致全行业遭受比去年更为严重的亏损，另一方面则是大量中小品牌的PC厂商在竞争中一夜“蒸发”。联想集团中国区市场部一高层人士告诉《IT时代周刊》：“整体利润的不断稀释，使整个行业挣扎于盈亏边缘。大厂商尚且过着紧日子，中小厂商的苦境就更不可想象了。”

本指望价格战能博得市场的扩容，但事与愿违，在没有理性的竞争环境下，整个行业不可避免地走向萎缩。联想的高层人士指出，经过多年培育，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已经逐步成熟，冲动消费的现象越来越少，传统意义上暑期集中购买、突击采购的消费模式也将逐渐淡出。他说：“随着消费者的成熟，价格杠杆作用正在减弱。按以往的理解，暑促就是‘价格战’的代名词，消费者就是冲着降价理由去购机。现在，旧有消费观念已经发生改变。消费者都不盲目，不会因为暑促买产品，一定要有需求才来消费。”

联想方面的观点代表了大多PC厂商的共识，这也是暑促越来越难做的原因之一。TCL数码电子事业本部副总经理周春平指出：“因此，从PC产品的本质上讲，较大的问题不是价格，不是技术，而是消费者的真正需求。”

两大阵营驳火

目前，PC产品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很难用单独的产品来清晰划分消费群，加上利润空间严重偏低，第二阵营的厂商在规模、成本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尤其不愿意陷入恶性价格竞争的泥潭，压缩利润空间，他们必须另寻解决之道，而第二阵营的代表――TCL、方正、同方等厂商的前期动作已初现端倪。

据了解，自TCL今年2月推出女性PC之后，方正和同方也先后分别推出了针对儿童市场的“鼠米”电脑和针对游戏市场的“火影”电脑，试图在差异化细分市场中寻求突破点。

第二阵营厂商在建立个性化产品的战略上不谋而合，这与戴尔、联想等热衷于发动价格战、规模战的作法相比，其手法和切入点更加鲜明。

事实上，在PC厂商们处于行业价格漩涡而不断寻求突破的时候，细分市场策略和差异化创新产品已然成为2005年发展的“主旋律”。在围剿与突围的阵局中，PC产业格局已经明显裂变。从市场反馈的信息来看，由于TCL、方正和清华同方等3大厂商的示范效应，七喜、宏图三胞等其他三线PC厂商也将囤积重兵进军细分市场。

中小企业的加盟，使得第二阵营的势力正逐渐膨胀。周春平告诉《IT时代周刊》，细分市场无疑已经成为PC发展的主方向，很多厂商都正在或者准备进入细分市场。而方正科技总裁祁东风也认为，差异化将是第二阵营企业和其他中小型PC厂商“延年益寿”的重要手段。他说：“未来PC市场只会剩下6家企业，每个企业都会活在一条比较个性化的道路上。”

然而，在及时阵营厂商占据大量市场份额的情况下，第二阵营有多大的市场空间值得细化创新，这也是借此次暑促求解的悬疑之一。周春平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提出的“二八定律”正适合于目前国内PC市场，他认为，传统的PC产品市场容量占到整个市场的80%，剩下20%是差异化产品的市场份额，然而，20%差异化PC产品所获得的利润却与80%的普及化PC产品持平或者更多。

对于这一点，或许将联想和TCL放在一起比较则更具实质意义。有数据显示，2004年，国内PC厂商中仅有TCL与联想的利润率超过10%，他们暂时摆脱了价格战。

易观咨询PC事业部高级分析师江崇王对此分析后认为，联想是凭借多年在PC行业发展的深厚根基，以大规模的作战方式来拥有成本优势，借此占据市场主流地位；而TCL则由于在历时7年的探索与布局中把握了行业的发展规律，先人一步在细分市场牢牢占据相应的市场份额。

因此，对于主张细分化价值创新的第二阵营厂商而言，只要能充分把握行业规律，从客户化价值的根本需求出发，就拥有与及时阵营抗衡的市场空间。

差异化和细分战略是未来的方向，而规模化和价格战略则是现在PC市场的主流，这两大阵营的交锋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方位展开，PC市场的对决也将出现从来没有的精彩。

未来发展何去何从

虽然竞争态势已然明朗，两大阵营的市场策略之争一定是未来中国PC市场的主要特征，但双方孰优孰劣依旧是个谜。

江崇王告诉本刊记者，联想、戴尔主打规模化的价格竞争策略，是源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尤其是前者在整合IBM之后，更拥有其他厂商所不能比拟的产能实力。而惠普中国公司高级副总裁陈汉钱认为，惠普要在PC上盈利，首先生产规模要上去，尽可能找开低端市场，但在现阶段不会考虑其他产品策略。

第二阵营不得不承认巨头企业的优势无与伦比，但他们对这种做法的长期后果深表担忧。“从整个PC产业未来发展来看，规模化效应诱发价格竞争的策略只会将产业发展空间愈加压缩，最终走向全盘崩溃。”周春平说。同时，对行业竞争熟稔的江崇王也告诉本刊记者，规模战在企业层面只能解暂时之虞。

此前不久，一直在致力于掌握PC行业发展规律的TCL数码电子事业本部总裁杨伟强指出，中国企业已经从中国制造到了中国设计的时代。可见，设计创新永远是PC发展的主题。

“就整个PC行业的发展而言，规模化的发展思路依然未能从本质上摆脱同质化的竞争形态，PC产业目前更需要的是能够使全行业突围价格战的发展模式。”江崇王也认为第二阵营企业主倡的细分化市场的价值创新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为自己带来了新的市场空间，更为厂商脱离价格竞争提供了发展方向。

此外，本刊记者从渠道获悉，英特尔某高层曾对TCL的作法表示嘉许：他们在细分市场领域的成功是PC发展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其始终主张以客户化价值为中心的战略思想打破了PC行业的传统运营模式，为处于困境中的PC产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如果中小厂商都能寻找到客户需求价值的利润点，在细分市场取得突破，将有可能使PC市场重焕生机。”周春平说，“随着他们在细分市场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在各自的优势上划分市场蛋糕只是指日可待的事。”

PC产业发展至今，谁将成为市场老大已不重要，关键是众厂商在细分市场上的探索，已经彻底突破了以往在价格竞争里打转的思维窠臼，他们不但将闯出一条适合各自发展的模式，同时也为PC产业的健康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事实证明，PC厂商只要回归到客户应用，贴近用户，就必将拥有广褒的市场价值空间。业界博学人士甚至认为，以TCL为首的第二阵营未来可能将爆发难以预料的市场效能。

创新中国论文:创新中国品牌 参与国际竞争

品牌竞争是当今国际经济社会竞争的焦点。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目前还不是品牌强国。为改变这种状况，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刻，研究品牌经济问题、发展中国品牌，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国家和地区、行业、企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影响。

抓住战略发展机遇，大力发展品牌经济

品牌竞争是当今国际经济社会竞争的焦点。品牌经济的内涵是以商标价值的创造、确权、培育、保护、管理和运用为企业战略的经济运行方式，它是以品牌为核心，整合各种经济要素，带动经济整体运营的一种市场经济高级阶段形态。实施商标战略是发展品牌经济的核心和关键，是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永葆基业长青的必由之路。品牌，是国家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集体体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

品牌经济是世界留给中国发展的一次机遇。“十二五”期间，是经济全球趋势深入发展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因此，对品牌的创造 、占有和运用，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取得优势的关键因素。

大力发展品牌经济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企业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必然，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我国全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及时，我国必须着力完善“政府挂帅、工商牵头、部门联动、企业主体”的工作机制，形成良好的品牌发展氛围，多方位推进商标战略的实施。第二，我国必须大力推进产业品牌建设，落实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倍增、服务业提速计划，大品牌规范，加快品牌培育，着力增强我国品牌竞争力，努力打造国际知名品牌。第三，我国不断完善扶持政策，健全保护体系，充分发挥广大企事业的主体作用，提高企事业的创牌、育牌、护牌能力，挺进国际市场需要“中国制造”的品牌[1]。

发展品牌经济“是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

品牌方面，美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一批国际品牌凭借强大的品牌优势一直牢牢占据着世界服装市场的高端，获取高额附加值，耐克比双星的球鞋成本只高几美分，价格却是双星的五倍，中国服装产业目前世界性知名品牌尚不多。另一方面，中国纺织服装每年创造的出口额非常可观，但多数企业却仍停留在替国际知名品牌做加工的阶段，自有品牌几乎走不出去，即使具有出口能力的面料企业或服装品牌企业，价格也非常低廉，走低端路线。另外，虽然对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产业而言，传统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以及中国已经形成的配套产业链的优势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但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中国在加工制造领域日渐成熟，不断向品牌进军。在这样的状况下，要实现中国由“服装大国”向“服装强国”的转变，中国服装业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变就势在必行。这是中国一个战略决策。首先，由中国制造转变成中国创造，中国将在国际经济格局中获得更大收益，这是根本的意义所在。其次，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过程，是我国的战略目标。因为，实现中国服装产业的升级、在国际服装产业格局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和话语权，这一直是中国服装产业奋斗的目标。

目前，国际经济和研究表明，新兴市场的企业实现升级和创新的路径是由简单的委托代工制造（OEM）到自主研发设计（ODM），并最终建立自主品牌（OBM）。

我国制造业在融入世界产业链的过程中，经历了学习和模仿的阶段，但是目前除了个别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能够与跨国公司进行直接竞争外，大多数企业处在起步阶段，只能根据自身的特点与优势，采取简单的委托代工制造（OEM）。由于品牌管理能力弱，导致经营落后，技术开发能力低，无力参与国际竞争。OEM企业处在价值链的低端，企业只能获得微薄加工费，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无法达到以市场换技术的设想。我国制造业的水平仍然难以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市场要求，即使有了技术也换不来品牌，难以进入发达国家高端市场。如何摆脱OEM的内在劣势，实现企业及产业的升级是当前我国在大部分制造企业面临的较大问题[1]。我国虽算是“制造大国”，但称不上“制造强国”。打破这种局面，中国必须以高端制造业发展，加强立国之本。

品牌提升，壮大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大战略

品牌经济的理论众多，能够成功运用于品牌经营的则不多见。因此，品牌经济涉及商标多个层面，普及商标的法律知识，诠释商标的经济学意义，提高广大企业的商标意识，通过实施商标战略，实现企业品牌提升乃是发展品牌经济的当务之急。有鉴于此，揭示了企业品牌创建与提升的基本理论。

对于具有发展潜力的出口产品企业实施重点帮扶，提供多方位的信息、技术支持，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样才能创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具体来说：一是，我国要充分发挥制造业既有优势，形成以高端制造业为产业集群的企业国际竞争优势，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制造业水平的不断提升，积极打造“国际先进高端制造业基地”。二是我国保持实体经济与总体经济的相对结构平衡，实现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共同发展，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三是我国要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引导企业创新力度，鼓励企业积极与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合作，借助全国乃至全球性的创新资源，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 转变，提升国际竞争力

随着“十二五”规划的部署，“高端制造业”受到重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势在必行。当前，发展高端制造业不仅是振兴中国制造业的契机，更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 转变的主要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的耦合，主要表现在要素流动、结构衔接和布局交叉上。要素流动包括产品、技术和资本三个方面：产品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产品替代与互补并存；技术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高新技术向传统制造业传统扩散、渗透；资本方面，传统制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投入进行积累。

产业结构的衔接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衔接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制造业链的延伸，纵向衔接指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在发展时间顺序上先后承接，并促进其优化升级。布局交叉是指：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会在传统制造业领域聚集人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要素禀赋的动态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的区域布局会出现相互转移。

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将实现跨越式的产业新生，即为迅速改变长期在低位徘徊的局面，从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环节上选择技术跨越，直接发展具有自身知识产权的高端产品。二是我国将是信息化、低碳化的产业延伸。三是应用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产品对“中国制造”进行信息化、低碳化改造。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中国制造”的产业融合表现为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应根据我国不同经济区的发展特点，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集聚的产业群落，并在其中形成价值链各环节的互动效应，以谋取整体增值效应的较大化[2]。

（作者单位：无锡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创新中国论文:新中国科技创新实效分析

1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文本分析

简单说来，所谓科技创新政策，即政府为促进科技创新而采取的各种直接与间接的措施。就新中国科技发展而言，在及至1996年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实际上并未制定出独立的科技创新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对以往科技政策与实践的延续，通过加强对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等的协调来促进科技创新活动的。具体是:

(1)科技创新发展目标:从常规变化模式到范式转换—平衡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政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创新发展目标模式上的变化。依据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进步模式理论，政策变化大致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常规变化模式，即政策在保持基本方向或目标的前提下发展演化，或新旧政策之间保持较大程度上的连续性;二是范式转换—平衡模式，即政策连续过程出现中断或飞跃，新政策取代旧政策［1］。从政策文本上来看，以1996年为分界线，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目标变化正好经历了这样两种模式。

1)1949年至1995年的常规变化模式:引进创新。在这一科技的历史发展时期，因为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政策必须是在学习外国的基础上进行赶超和创新，所以是时我国的科技创新发展目标虽几经变化，但总体而言，还都是在保持基本方向不变前提下的发展变化。具体提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次转换: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科技基础薄弱、科技发展任务紧迫的情况下，采借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成为解决我国科技现代化发展中矛盾的选择。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其《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中确立的科学研究方向之一是:“根据近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从事有计划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可以说，这既是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对科学发展的最初部署和政策探索，也是其对科技创新发展之路的最初把握。1958年初至1960年末，在“跃进”的口号下，我国科技事业也被带入了“”的快车道，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科技网络”。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中，要求“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近期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广泛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是时，党和政府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在引进创新的科技发展道路上采取了不切实际的超常跃进政策。1961年至1966年，科技领域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并实施了《科研工作十四条》及若干政策条例，对科技界“左”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纠正，科技政策由此逐步走上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轨道。在纠“左”的同时，同志对科技发展中的引进创新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科技发展中的引进创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爆发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科技领域的赶超政策一度排斥了此前学习外国的正确做法，将学习外国科技错误斥之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此间，这种科技排外政策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左”的科技政策事实上成了“”中党的科技政策的主流，最终使得我国科技政策中的引进创新发生了重大的扭曲。也正由于此，我国科技发展基本被隔离于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之外，赶超政策演变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科技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转发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中，强调“在今后一个时期里，重点应当放在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对我国适用的技术成果上”;与之同时，又指出“学习外国同自己的研究和创新必须结合起来，否则就谈不上真正的消化吸收。”可以说，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及时次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地阐明科技引进和科技创新的关系。

2)1996年至今的范式转换—平衡模式:从引进创新到自主创新。1996年至2005年为范式转换阶段，积极探索科技自主创新。1996年3月，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科委分别着手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加速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1998年6月9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汇报提纲，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先行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颁布实施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要求把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防止低水平重复，实现在较高水平上的技术跨越，形成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增强持续创新的能力。2006年至今，为范式平衡阶段，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鼓励自主创新的机制。2006年1月9日，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此，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在其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纲要》)中，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了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此后，为切实贯彻《纲要》的目标，国家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强化知识产权战略和技术标准目标，激励企业走出一条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创新之路。

(2)科技创新发展方式:内涵式发展为主，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从科技政策文本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一直主张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注重发挥企业、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科技创新中的核心作用，通过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进而形成我国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1956年，同志在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我国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主要途径，具体包括:派人去苏联学习，聘请苏联专家，向外国专家学习;集中最的科学力量和大学毕业生到科研方面;把科学院作为“火车头”，同时加强高校的科研力量;政府各部门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应用;等等。这些具体的科技政策体现了建国之初党对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的战略追求。在“”的高潮中，党对科技发展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倡专家和群众相结合、土洋结合，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及至1964年，又提出科技发展必须做到三方面的结合，即“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取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3］，力图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来实现对世界先进技术的赶超。“”时期，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宣扬开门搞科研，坚持科研要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实行两个“三结合”，即工农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三结合，科研、生产和使用三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的新时期。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科委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科技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克服它们之间相互脱节的毛病［4］。在这一讲话精神指导下，国家将全国科技工作部署为直接为振兴国民经济服务、跟踪和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和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三个层次。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我国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坚持科学技术是及时生产力的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发展，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一方针深化了我国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的理论。及至新的世纪，同志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要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进一步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及时次对我国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进行的系统阐述。

2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评析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是保持一个国家科技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源泉。在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贯彻和落实过程中，只有兼顾好科技创新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三者之间的平衡，处理好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否则，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之路就会出现曲折。这已为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实施的历史所应证。科技政策的作用通常是通过价值导向、相关政策渗透或直接的政策指向来实现的。新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科技领域贯彻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方针，旨在通过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实施科技的“赶超”战略，即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乃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水平。对于这一包含科技创新内容的科技政策的得失，用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或许是比较恰当的。客观讲，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科技现实状况，这样一个科技“赶超”战略的形成和实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在科技资源少、国力有限和国际封锁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优先发展国防工业、重工业及尖端技术的科技发展战略，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从而为此后我国的科技创新奠定了基础。以“一五”期间为例，在苏联援建我国156项重点工程的同时，我国还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5000多项科学技术成就，并积极与苏联科研技术部门合作，共同进行了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至此，我国一系列新兴技术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极大地缩短了与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差距，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国内局势发生变化尤其是中苏关系恶化后，作为一种回应，我国在科技引进创新的发展道路上开始提倡“自力更生”的科技发展战略，并由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如“两弹”的研制、卫星上天、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陆相成油理论等。“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不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以局部领域的优势带动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建立和发展。

但毋庸讳言，就总体而言，因是时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其最终的科技创新绩效是差强人意的。这集中反映在造成了科技与经济的严重脱节，出现了发展中的“两张皮”的现象，极大地束缚了科学技术作为“及时生产力”的发挥［5］。是时，由于党和政府的科技创新政策还比较模糊，且多属微观的管理，没有一套具体而又完整系统的科技创新政策，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偏差，以致我国科技创新的成果不仅比较零散，而且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也比较少，尤其是十年的发生，背离了科学精神，使我国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科技人才出现了断层，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政府通过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倡导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企业。《八年科学计划》实施的结果是，1980年至1985年，重大科研成果有37722项，平均每年6287项，其中有些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甚至有些还处于经验丰富地位。“863”计划的实施，则把我国推到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据有关资料显示，该计划实施“10年来，在前5个领域共取得研究成果1200多项，其中540多项达到国际水平，567项获国家或部委级奖励，获奖率是45．6%，获国内外专利244项。对36项关键技术的评估分析，60%已进入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11%达到或保持了国际经验丰富水平，缩小了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6］，即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创新成果，突破并掌握了一批关键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1998年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公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科技竞争力已从1997年的第20位上升到第13位。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1年12月2日在北京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01年至2011年(截至2011年11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83.63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比2010年统计时上升2位;论文共被引用519.14万次，排在世界第7位，比2010年统计时上升1位;2010年，中国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幅上升到5203篇，排在世界第2位。

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的实施也成效显著。在1995—2006年间，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78%增加到4.77%，而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则从6.2%增加到13.9%，增加幅度都超过了1倍，年平均增长率都接近于20%，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变得更加紧密，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但与之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这一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在具体实施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以《八年科学计划》为例，因其规划指标过高，研究项目设置侧重于在科技前沿做出有国际水平的独创成就，对学习、消化吸收国外业已成熟的技术重视不够。为更加切合实际，我国政府在1982年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调整，确定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38项重点攻关项目。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创新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捷径，但我国长期以来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再创新，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还比较少。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用于引进技术的资金和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资金投入比例只有1∶0.07。我国这点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只能用来解释图纸以及对引进技术的效果做点验证，保障引进的设备可以使用，不可能做到吃透、消化，更不可能创新，以致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长期以来形不成有自主产权的技术和产品，自然也就缺乏核心竞争力。有研究报告认为，2004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总额的92%)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水平［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虽已大幅度增加，但却是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主，对技术发展具有核心作用的发明专利明显不足。我国的科技论文数量虽不断攀升，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引用率低。在1995年至2004年间，我国科学论文被引频次排在世界第14位，篇均被引频次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研发强度来看，虽然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变得更加紧密，科技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投资不足的问题仍很严重。2006年，中国的研发强度，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1.62%，与《纲要》中设定的2.5%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在我国的大中型企业里，2003年技术开发投入只占销售比例的0.75%，2/3的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开发机构，3/4的企业没有科研开发活动。

3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推进的路径选择

科技创新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系统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紧紧依托科技创新政策而不断向前推进。通过上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创新政策的文本与实施效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科技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极不相称，科技创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稀缺的，而为了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建设一个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当前，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不仅对科技创新政策内容(科技创新政策客体)，而且对科技创新政策主体和科技创新决策过程都有着深切的创新诉求。一是从科技创新政策主体角度来看，应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向度的中央政府选择模式，实现科技创新政策活动主体的多元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机构掌握和支配着所有科技创新资源和要素，各微观主体严格隶属于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并因缺乏对各种科技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支配权失去了创新的自由度，最终酿成、延展成所谓科技创新的行政极权模式。在这种科技创新行政极权的政策选择模式中，科技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产生了严重的裂变，认为科技创新行政极权的政策选择高于科技创新的自身逻辑性，即以行政计划取代科技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规律，否认科技研究者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国家要素成为科技发展的刚性，科技研究丧失殆尽了其应有的发展弹性。这种单向度的中央政府选择模式的深层究因，主要在于其受制于计划经济的束缚，并认为市场处于失灵状态。在这种科技创新政策单向度的中央政府选择模式下，其利益博弈的结果是，中央政府作为宏观管理者，在保障科技发展满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考虑我国科学技术力量的现状及其可能的发展速度的同时，力图实现科技事业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协同发展。至于作为科技事业发展相关利益者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由于缺乏影响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的途径，只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在自身权力范围内确保自我利益的较大化，最终自然导致相对较差的科技创新绩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客观上要求科技体制也相应进行改革。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由1978年以来的试点和自发探索过渡到政府推动下的展开，政府管理科技的权力在不断进行解构和重组，“自下而上”的科技创新政策要求日益增多，科技创新政策活动的主体也由此走向多元化。因此，今后我国科技创新政策推进的路径之一，就是改变单向度的中央政府选择模式，实现科技创新政策活动主体的多元化。通过分权改革、下放权利，使得各级政府和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与科技创新利益相关者都能通过多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趋向平衡，最终实现科技创新政策的有效性。二是从科技创新政策客体角度来看，应从注重单项科技创新转变为更加强调各种技术的集成创新，突出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出的态势是:你不上，别人就上了。正因如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几乎都把促进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基本战略，中国科技发展同样也面临着自主创新方面的巨大压力。归结起来，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可分为三个层面或三种类型:以获取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诉求的原始创新;将多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新产品、新产业的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8］。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包含科技创新内容在内的科技发展规划比较注重单项技术创新，而忽视集成技术创新，特别是无形的综合型集成技术创新。这虽是科技创新的必经阶段，但单项技术的研究创新由于缺乏优化组合与集成，事实上很难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产业，往往成果鉴定验收后就被束之高阁。这是因为技术本身固有的承接特性和关联特性，使得单项技术的研究创新难以形成力量，如果通过整合形成一个核心能力，则会产生更大的效果。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市场换不来、花钱买不到的，要提高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是决定性因素。我国要实现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重大转变，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也是必然的选择。至于是以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还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工作重点，要根据国家、区域、行业或企业的具体科技生态环境而定，不能一刀切，即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发挥比较优势，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三是从科技创新政策的决策过程来看，应去除经验决策的主观随意性，切实加强科技宏观管理的统筹协调，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政策的科学化水平。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决策过程带有很强的经验决策的痕迹。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学习苏联先进技术的过程中，有过于依赖苏联和排斥西方科学的倾向;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因照搬苏联科学的体制甚至苏联的科学思想，不仅带来不能选择其他国家的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技术，造成引进的技术来源相对单一，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提高自主开发创新和自力更生的能力，这为后来中国科技发展出现曲折埋下了隐患。虽然从深层次看，这是由于受到当时冷战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只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对华提供科学技术帮助，“一边倒”实际反映出的是我国政府一种不得已的无奈选择，但这一政策的出台明显受到了意识形态价值评判的驱动，存在着“以美划线”的偏差，对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抱着的态度。如此，这样的决策过程就难免显得主观随意性有余而科学性不足。另外，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应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新的科技创新政策与旧的科技创新政策之间应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的关系。然而，我国在目前科技创新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对这种政策间的关联性还认识不足，如:一方面，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政策中，大力鼓励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国家又缺乏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开发投入的有效政策，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尤其难以得到金融支持。这一政策内容的不协调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甚至在政策实施多年后，由此而引出企业科技创新发展实践中各种矛盾和问题时，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本质上说，科技创新政策是党和政府为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对科技创新进行宏观管理的工具和手段。“长期以来，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科技资源配置上的部门分割、行业分割和条块分割，缺乏围绕国家目标形成分工合作的科技创新机制，创新活动实现国家层次上的统筹协调比较困难，造成了资源浪费和低水平重复。”［9］要跳出这种怪圈，就得改变科技创新政策的决策方式，进一步完善科技咨询和决策机制，推进科技管理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综上所述，针对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科技生态环境，国际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将是大势所趋，我国的科技创新政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有效应对这些趋势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作者：朱正奎工作单位：江苏理工学院

创新中国论文:新中国司法机制创新思索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过程中，我国司法制度发展迅速，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我国司法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大量借鉴外国的司法制度方面的经验，甚至大量移植外国法律，缺乏传统上的法制经验，显得有些不成熟，亟待改革和完善，并朝着社会主义建设大方向逐渐发展。

一、新中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司法独立性较弱

1、党委干预司法。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党的领导是国家的根本，司法工作受党的领导和监督。我国各级都设有党委，党委中又设有政法委，负责协调所管区域内重大案件。在很多地方，长期以来是政法委主任兼任公安局局长二者合一的局面。各级政法委的权力很大，在实际中，政法委对司法工作并不只是方针、政策上的政治领导，很多地方的政法委是在进行实质上的干预，由党内及时书记或是政法委书记说了算，从而产生了党委对司法工作的干预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

2、行政干预司法。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法院和检察院，负责审判和检查工作，从表面上看，司法和行政好像是分开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可以看出司法权和行政权其实并不分离。近年来，各种滥用权力的案件不断发生，刑讯逼供现象屡见不鲜，从佘祥林案，到聂树斌案，再到赵作海案，都表明了刑讯逼供的悲剧，给国家司法工作带来严重的挑战。行政权力过于宽泛，给我国司法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干预，严重影响司法的独立。

（二）司法监督不力

1、司法机关对其他部门的监督不力。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权力机关是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各级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受其监督，却不能反向监督。法院不能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只有司法解释权，即在法律适用中对法律进行司法解释，范围有限，通常是在个案中得以实现。

2、司法机关内部监督不力。我国司法机关是法院和检察院，法院负责审判，检查院负责检查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同时行使职务犯罪的侦查和审查工作，但是，在程序上往往比较复杂。检查机关行使检察权，要通过上级检察机关，而不能直接对同级机关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这在程序上较为复杂。

（三）司法效率不高

1、司法队伍素质不强。由于我国改革开放时间不长，司法队伍还有待于加强，检察官、法官、律师的学历要求并不高，加上重资历、轻能力的思想还很严重，使得很多年轻但实力强的司法人员处处受制，无法发挥巨大作用。司法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主要原因是司法人员思想观念不强，官本位思想严重，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观念。

2、司法程序复杂，办事效率不高。在中国，存在着打官司难的问题，尤其是对普通民众来说，尤其不愿意被牵入官司，民众维权难的重要原因就是司法程序复杂，一个案件往往要几个月才能结束，给当事人带来了许多困难。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办事的过程中，拖拉之风盛行，对于事关普通民众的事件，往往经过当事人几番催促才给办理，就像医院做手术一样，总要病人等待，不顾病人的疼痛。事关司法方面的事情，许多程序性时间由司法局管理，而许多人不知道，为了办理一件事情，往往来回奔波，这也是中国许多民众对国家机关不满的原因。

二、新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措施和建议。

（一）增强司法独立性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法院审判独立的宪法保障，是司法独立的重要内容。法院要独立，应该完

全地独立，而不仅仅只是司法程序上的独立，要保障法院的所有利益都与行政机关无关，收回行政机关管理法院的人事权和财政权，只有财政和人事得以真正独立，法院才不会受制于人，行政机关的一把手才不能滥用权利干预法院活动。司法活动既要独立，又要严格受到监督，要建立长效监督机制，而不能在案件发生时才设立专案组或调查组进行调查和监督。

（二）完善司法监督机制

1、完善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监督机制不仅仅包括对司法机关的监督，还包括司法机关对其他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受权力机关即立法机关的监督，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既要得力，又要合适，不能干预司法活动。对于基层法院院长的人事任免权，应该统一，如统一由省级权力机关行使，杜绝基层法院被政府机关绑架，只对同级政府服务。

2、提高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主要体现在检察院的检查权上，检察院有权对职务犯罪行使管辖权。职务犯罪典型案件主要有贪污、行贿受贿、职务侵占、滥用职权等等案件，而这些案件的发生概率是比较高的，但是检察机关由于其本身的消极性，无法像行政机关那样主动行使职权。提高检查机关的检查力度，建立一种能够主动纠错的机制，而且要保障检察机关可以进行有限的主动审查。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要完善其监督机制，防止行政权干预司法权的发生，影响司法公正。

（三）提高司法队伍素质。

1、完善司法培训机制,提高司法官的素质。我国的司法队伍成员主要有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等，尤其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如检察机关、法官等的培训一定要加强，不能让法律素质低下，法律修养浅薄的人员身居要职。对在职的法官、检察官要实行业务培训，建立培训和交流机制，如行政机关的培训制度一样。司法培训机制不仅要对业务进行指导，更要加大思想教育、国情教育，让一些高高在上的法官、检察官深入基层，了解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进行基层司法调研，而不是整天研究空洞理论，而不注重实际。同时提倡法官、检察官的职业化，精英化。

2、完善司法考试制度。司法考试制度需要继续深化，朝着科学的方向前进，除了笔试，还应该完善面试制度，增强实习制度，现行实习制度并不，许多人仅仅只是走个形式，并没有真正实习，却取得了实习机构的鉴定书，走上了法律工作岗位，这不利于司法队伍素质的提升。所以，司法考试制度是发现和吸收司法人才的良好机制，必须完善和加强。

创新中国论文:创新中国特色海洋综合管理体系

摘要：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希望，在比较分析美国和我国沿海先进海洋管理政策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现代海洋管理政策创新的内容、目标和功能，以及我国未来海洋管理政策创新总趋势。分析研究我国海洋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阐述新世纪拓展我国海洋管理内容、完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的必然性。

关键词： 海洋综合管理 体系创新 陆海统筹 集成管理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各国对海洋管理基本概念的理解经历了8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回顾国内外海洋综合管理实践与理论，我们不得不把目光移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丰富的海洋管理实践中提出了最初的海洋管理理论。1972年美国颁布了《海岸带管理法》，标志着海洋管理已成为国家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随后各国不断加以丰富，相继提出了海洋管理法规、条例和政策。1993年，《世界海岸大会宣言》指出，沿海国家实F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是对海岸带实施综合管理，也是解决海岸区域的有效对策。

1.中美海洋管理范围、类型与手段比较

在阿姆斯特朗和赖纳合作完成的《美国海洋管理》一书中，海洋管理被看作是将某一海域的海洋资源、海况及人类活动加以统筹考虑的特定空间的管理活动。随着海洋科技尤其是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人们对海洋开发利用实践活动不断加强，海洋管理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扩展。如美国对自然区域海洋管理范围的理解，经历了包括自然部分、管理部分、管辖部分三大范围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中最基本的是自然部分，即表层水、水体、海床、底土；又如从海洋管理层次与类型对海洋管理的理解不断拓展，将海洋管理明晰为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水域管理等等，以此为依据分别制定了一系列区域性海洋法律制度。

在我国，海洋管理范围有哪些？海洋管理的类型有哪些？海洋管理的手段有哪些？同样困惑着我国海洋实际部门和学术界。尽管我们经过了30多年海洋管理实践与理论的不断探索，并已初步形成自己的海洋管理体系，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鹿守本1998年认为，在开发、利用、保护、权益、研究海洋事业等活动所发生的指挥、协调、控制及执行实施总体过程中产生的行政与非行政的一般职能，就是海洋管理。管华诗、王曙光2003年主张，海洋管理是指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利用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

与美国相比，我国海洋管理所包括的范围、类型和手段有较大差别。一方面，是由于中美两国历史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体制等有较大差别，另一方面，主要是海洋技术、海洋管理权限、海洋管理机制等有较大差别。

2.传统与现代海洋管理内容、对象、方法和特征比较

现代海洋管理与传统海洋管理相比较，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内容？目前海洋管理部门和理论界尚无定论，主要反映在海洋管理的具体内容上有不同见解。

传统海洋管理，是指国家海洋行政机构对海洋的管理，是单纯的行政管理。随着时展，人类社会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程度与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海洋的依赖日益增加，而且由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海洋比陆地有更多的不可抗力，决定了海洋管理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系统性。近百年海洋环境日益恶化，生态资源逐步枯竭、海洋灾害发生频率不断增加等现象足以说明，现代海洋管理必须突破传统海洋管理的局限，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海洋综合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各涉海部门的利益调整，不仅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完善，而且急需培养一批熟悉海洋综合管理的人才队伍。海洋综合管理人才队伍是海洋管理的核心，关系到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只有造就一批政治素质高、政策性强、业务知识面宽、具有国际视野、熟悉海洋管理规律、具有战略头脑、开拓进取、善于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海洋综合管理人才队伍，才能适应21世纪中国海洋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使我国由海洋大国变成海洋强国。

3.我国海洋综合管理体系创新的主要内容

现代海洋管理的实践和理论不断拓展，客观上要求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的内容不断拓展和创新。将海洋权益管理、海洋战略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人力资源管理、海洋科技管理、海洋信息管理、海洋安全管理、陆海统筹管理、海洋区域管理、海洋管理组织等，作为创新与完善我国海洋综合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

3.1 海洋权益管理

海洋权的产生与发展，在全球沿海各国和地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工业化、全球化以来，海洋权益的内容不断丰富，海洋权益管理不断加强。随着国际海洋法的不断丰富，国际海洋法规和现代海洋权益制度不断完善。中国海洋法制建设水平亟须提高，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越来大的声音。在海洋权益的维权管理及海洋权益法制管理方面，沿海各国和地区对海洋维权管理的原则越来越明晰。海洋执法在维护所管辖海域海洋权益，海洋司法在解决国际海事纠纷和海上划界争议等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全球在管辖海域外的海洋权益上，尽管存在不少分歧，但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国际公约继续发挥作用。

3.2海洋战略管理

海洋战略及其管理决定了一国和地区海洋管理的顶层设计水平，也决定了海洋管理的基本走向。不同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等，产生不同类型的海洋战略及其管理模式。海洋战略管理体系，由海洋经济战略、海洋政治战略、海洋军事战略、海洋社会战略、海洋文化战略、海洋科技战略、海洋生态战略、海洋环境保护战略、海洋安全战略等内容构成。我国海洋战略管理必须改变长期存在的重陆地、轻海洋，重近海、轻远洋的传统观念，树立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海洋强国战略管理、陆海统筹战略管理、海洋安全战略管理、“一带一路”战略管理等观念并付诸实施，形成全球视野的海洋战略管理体系。

3.3 海洋资源管理

科学界定海洋资源管理的分类方法，认识海洋资源管理的本质和特性，选择科学合理的开发模式和海洋资源管理制度。

3.4 海洋环境管理

科学界定海洋环境管理的原则和任务，分析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在比较中外海洋环境管理实践活动基础上，加强各级政府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保国际合作、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方面的管理。

3.5 海洋人力资源管理

分析海洋人力资源海洋产业管理。明确海洋产业管理的形式、分类及其演进阶段，加强海洋产业组织管理、产业规模管理的职能、内容、途径，克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升我国海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3.6海洋科技管理

明确海洋科技管理的原则、特性，分析影响海洋科技产业化的因素，完善海洋科技研发与应用、组织管理、应用管理，提出海洋科技产业化管理内容与方式，加速海洋科技产业化。

3.7 海洋信息管理

明确海洋信息管理战略在海洋信息用户培育与管理、海洋信息管理在海洋开发事业中的作用；分析制约我国海洋信息管理的相关因素、问题及解决措施，明确海洋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的技术基础与实现途径。

3.8海洋安全管理

认识国家海洋权益安全管理的价值，分析我国海洋权益安全和海洋权益安全管理现状，从国家海洋经济安全管理、政治军事安全管理、生态环境安全管理、社会安全管理等角度，完善海洋安全支撑理论、海洋强国目标取向和海洋安全推进策略等。

3.9 陆海统筹管理

明确陆海统筹管理的地位、背景、价值、必然性与相关理论，陆海统筹创建海域经济带的时代背景、全程路线图解、战略价值认定、综合优势支撑用现存难点，制定陆海统筹管理的内容、陆海两域规划衔接、陆海两域资源配置、陆海两域产业结构整合、陆海两域科技研发、陆海两域基础设施建设、陆海两域交通网络完善、陆海两域环境整治、陆海两域金融市场和对外开放体系建设等规划及对策。

3.10 海洋区域管理

提出海洋区域管理的原则、目标、任务，明确海岸带、海岛和海域使用管理的目标、任务、原则、手段，分析世界发达国家及地区的海岸带、海岛和海域使用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拓展大陆架以外公海、两极等的外海管理，明确内海与外海管理的目标与任务、外海管理的主要措施，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运用于外海管理。

3.11海洋管理组织

分析海洋管理组织的属性、海洋管理组织结构基础、类型、设计、差异等，认识全球海洋管理冲突，海洋管理组织在国际关系协调中的作用，海洋管理沟通机制和谈判过程和海洋管理组织变革管理。

在回顾我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历程，分析我国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难点问题和国际海洋管理体制创新趋势基础上，研究我国现代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目的、原则和模式，提出我国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总体要求、思路和未来趋势。

创新中国论文:肩负历史使命,坚持问题导向,创新中国理论

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是针对当前中国和世界的真实问题所呈现的深邃思考，也是基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实际与突出问题所提出的顶层方案，对推动新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华民族乃至于全人类贡献更多的思想智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南和遵循。

一、伟大时代的纲领性文献

在这个重要讲话中，着眼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深入分析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形势新任务，科学回答了事关我国伟大社会发展实践及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重大部署。

讲话科学概括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讲话明确指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在讲话中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讲话中，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把握3个主要方面。一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就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二是体现原创性、时代性。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三是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各个领域与各个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多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讲话深刻论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首先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对马克思主义要真学真懂真信，就要始终清晰地认识到为什么人的问题，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力戒教条主义的态度，坚持问题导向。

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正如所指出的，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按照的要求，做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清醒认识当前社会发展新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我国正处在社会发展转型期、经济结构调整换挡期、社会矛盾多发期，思想多样多元多变，观点交流交融交锋，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正确把握我国社会发展新机遇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环境深刻变化日趋复杂。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认真解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迅速，成就显著，但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二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总的来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努力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我们一直讲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而在这个重要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第四个自信，也即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三、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方面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光荣使命，另一方面也对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提出理论要求、指明了方向。

努力营造团结激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良好氛围。指出，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多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比如，在科研机构和高校管理上，要去行政化、官僚化，确立起以学生和教研人员的主体地位，使他们成为单位事务的参与者、贡献者而不是旁观者、批评者甚至抱怨者；在人事制度上，应该尽可能去科层化，化繁为简，简化繁杂手续，简化人事关系，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好空间，为他们建立起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良好氛围。在对知识分子的管理上，要算调动起他们科研积极性、增强他们对党执政的支持和拥护、鼓励他们创新理论和话语体系的政治“大账”，而不能算斤斤计较、繁文缛法，在日常管理中心层层设限、过度管理的行政“小账”。

建立和完善尊重科研规律的科研管理制度。一是要真正重视和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党一直有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但在某些地方和部门，也存在着领导拍脑门决策，然后让学者进行学术包装和背书的现象，这不仅不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反而会破坏学风、歪曲学术。二是科研管理制度要重科研而不是重管理，现在不少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片面重视数字化、数量化和指标化考核，片面重视境外引证指数与评价体系，在学科设置、课题设置、课题发包、资源分配等问题上，过于行政化和长官意志，甚至存在腐败现象，必须得到解决。应该相信知识分子，加强同行评价，加强学风建设，允许试错，允许坐冷板凳，允许十年磨一剑，改变浮华浮躁的学风。三是严格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树立起良好的学风和学术职业伦理。

建立和完善以科研为中心、符合法治精神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科研经费大多来自于财政经费，必须严格监管，但这个监管必须科学、规范，以服务科研活动为中心，以促进科研活动为目的，而不能违反科研规律，层层设限，反而成为科研活动的阻力。一是要符合科研规律，真正以科研为中心。科研是探索性活动，在调研活动、研究结构上都具有不确定性，不可能在科研活动开展之前就编制出细碎无比的经费预算，即便编制出来了预算，也只能是“编的”，实际上导致科研不诚信行为，甚至“逼良为娼”。应该允许科研人员在合理的范围内自主支配科研经费。二是要完善采购制度。当前在许多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设备采购被纳入到政府采购。本来这是为了规范采购行为，但实际上导致从提交采购申请到设备到位，往往旷日历时，而且到位的设备还不一定符合需要。三是依法管理横向课题经费，横向课题经费往往来自非政府机构，并非财政经费，在合同法上属于普通的承揽合同。但在实践中，往往横向课题也管理过于严格，不仅违反合同法，而且大大压抑了学者的工作热情。因此，应该依法管理横向课题，一方面承认横向课题研究成果的公益性质，而不仅仅是研究人员的私人行为；另一方面，承认研究人员的智力投入，允许他们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获取适当回报。

我们所进行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这就需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科学探索，大胆创新，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为此，需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更好地投入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思想和智慧的光荣历史使命之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创新中国论文: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历史经验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指导军事实践中不断创新与发展军事指导理论，取得了系统性的历史经验。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外部动力是把握时代主题，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应时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基本依据是适时确立和调整军事战略方针;根本目标是提升军队战斗力和国防威慑力;政治方向是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与宗旨;内在动力是着眼历史使命，解决重大现实问题。

[关键词]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 创新与发展 历史经验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集中反映了党对军事问题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认识，是党指导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行动指南。一个政党、一支军队要立于不败之地，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军事斗争实践，科学把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根据发展变化的国情军情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与发展军事指导理论――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等，这些军事指导理论都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对中国军事实践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新世纪新阶段，在实现强军目标的战略背景下，研究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智慧，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创新与发展军事指导理论，构建信息化条件下新型军事科学体系，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具有重大意义。

一、把握时代主题，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应时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外部动力

时代主题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战争与和平形势，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全局，把握时代主题、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是党确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前提。指出：“科学判断国内外形势，历来是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1]P1087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定位时代主题、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基础上，主动适应时代特点、反映时代要求，为解决时代所提出的新的军事问题适时提出了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动力。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有一个基本判断，这就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日益迫近。这构成了那个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基本前提，战争准备被摆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位置，国防和军队建设处于临战准备状态。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由于国家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党中央、中央军委从最坏的可能出发，对战争威胁的判断不断加重，从认为“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大”“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战争”，到提出“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2]P23，以此为依据筹划部署国防建设。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通过对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矛盾运动的辩证考察和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当前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成为制约战争、防止战争以至消除战争的重要因素。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大课题。它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针原则做出了科学回答，不断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宝库。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国家间的分歧，以和平、平等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使“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战略思想更具有现实意义。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合作”思想。这种“合作”思想是摒弃西方殖民道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思想，是遏制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新思想，是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新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重大创新。

二、适时确立和调整军事战略方针，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基本依据

军事战略方针是国家军事政策的集中体现，是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展军事斗争以及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依据和纲领。[3]P274“为了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必须确立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4]P282新中国成立以来，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根据国际形势变化，结合军事斗争的任务和要求，我们党确立并适时调整军事战略方针，以其为统揽和依据，创新和发展军事指导理论，有效地指导了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及军事斗争实践，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制定军事战略方针，历来是党的领导核心和军队较高统帅深刻思考、精心运筹的重大问题。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是由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仍然实行积极防御，但情况有很大不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及时把握现代战争的特点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为军事战略方针增添新的内容。为了保卫国防，准备和实施反侵略战争，提出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1956年3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确定将积极防御作为保卫祖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尽管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具体提法和内容有所不同，如作战对象、设防方向、作战形式和战场建设等方面有所变化，但总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没有变，人民解放军重大军事行动和军事建设都遵循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仅重新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结合新的形势赋予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新的时代内涵，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强调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来统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全局，使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斗争准备取得了重大发展。邓小平从国家性质、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状况出发，明确提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是坚持人民战争、立足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依据信息化战争的发展趋势，提出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以军事斗争准备牵引军队现代化建设。强调，要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不断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确保在各种复杂形势下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三、提升军队战斗力和国防威慑力，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根本目标

军队战斗力和国防威慑力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军事斗争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军队战斗力和国防威慑力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在未来的军事较量中战胜对手或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六十多年的军事实践已经证明，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只有以军队战斗力和国防威慑力的提高为根本目标，才能实现军事指导理论对军事实践的强有力指导，才能充分体现军事指导理论的活力与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的总目标，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5]P4。以此为指导，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国防建设举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战略武器、常规武器和国防工业建设发展上都取得重大突破。1954年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军练兵积极性大大提高。国防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军事训练的大力开展，都大大提高了国防威慑力和军队战斗力，成功捍卫了国家主权与安全。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立足打赢战争，探索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军队战斗力和国防威慑力。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明确提出“军队要提高战斗力”，坚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1975年，邓小平又指出，大仗五年内打不起来，军队“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6]P21。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加强军队质量建设、努力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加强质量建设的关键，是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提高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含量，增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7]P276。这一思想带动了其他军事实践指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进入21世纪新阶段，指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以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8]P203，积极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从国家安全和发展形势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要求出发，明确提出了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的重大战略思想，大大推进了党的军事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四、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与宗旨，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政治方向

政治方向，从根本上制约着军队的生存与发展。党对军队的领导，决定着我军建设与发展的政治方向，是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事实践中，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一政治方向，保障了军事理论对军事实践的正确导向，保障了军队的高度稳定与集中统一，确保了无产阶级政权、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繁荣富强。

“党指挥枪”是在建军之初就确立的根本原则，他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9]P547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较高指挥权属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得到巩固和加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队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反复强调，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党的话，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他还指出：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4]P488改革开放后，面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新挑战，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给部队建设带来深刻影响的新情况，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军队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的性质。把党的领导称为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并提出“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性课题。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使人民解放军经受住各种严峻考验，包括经受住国际上、国内政治风波、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把我军优良传统概括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多次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要始终关注、抓住不放。六十多年来，党在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过程中，始终贯彻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与宗旨不变色，并以创新的军事指导理论武装全军，不断加深和巩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思想基础，确保了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五、着眼历史使命，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军队的历史使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调整，赋予人民军队历史使命的新内涵，都是对党关于我军历史使命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反映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对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党在军事实践中始终以军队历史使命为牵引，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突破口，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实现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的互动与发展，形成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是我军的神圣职责。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内陆剿匪、解放沿海岛屿和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全军响应“建立强大的国防军”的号召，大力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技术装备水平，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这一时期，在履行使命任务中军事思想得到创新与发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军队要担当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光荣使命，并郑重地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6]P39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随之实现了战略性转变;但是对于人民军队来说，根本职能仍然没有变。围绕使命任务，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在军事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创新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指出：“我国已经裁军百万，今后军队要努力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注重质量建设，增强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保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这“四个保卫”“两个维护”是对我军历史使命的继承和发展，是着眼新的历史条件对我军历史使命的新的科学概括，是新时期党和国家赋予我军的历史性任务。21世纪新阶段，根据党的三大历史任务，提出了“三个提供，一个发挥”这一新的历史使命，以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根本着眼点，进一步拓宽了我国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视野，明确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奋斗目标和指导原则。这都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创新中国论文:创新中国梦引领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内容摘要：“中国梦”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总和。在“中国梦”的引领下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需要在深入领会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和现实意义的基础上，探讨工作开展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探索创新，以目标为导向，从需求出发，以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运用新媒体，将中国梦“内化”为理想信念和个人追求，实现从思想到行为的跃升。

关键词：中国梦 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路径

一.中国梦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

中国梦的本质，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凝聚了我国几代领导人的心血，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是所有中华儿女的期盼，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的实现直接影响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其表达的价值观和大学生的个人理想有着深刻的契合性。当代大学生是最有朝气、最富有梦想的未来的人才支柱，与中华民族的振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提高大学生“中国梦”的理想信念教育，利用“中国梦”去引导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领悟和实践，在中国梦的引领下增强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梦的提出及其所体现的理想追求，对于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脚步不断加快，西方文化思想潮流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使得许多大学生自身需求意识在逐渐增强，但是国家意识方面却出现一定程度的淡化现象;随着经济发展、时代进步;面对个人发展的压力，部分学生会因此出现精神缺乏寄托、没有前进的方向、没有动力和梦想。正处于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时期的大学生们，虽然思想观念已经基本成型，但仍然不够成熟，所以，要通过中国梦教育来对大学生进行引导，实现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引领，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进行有效的抵御，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中国梦作为大学生的理想和目标，有利于在价值观上激励大学生追求真理、探索科学，在学校内形成优良的学风。

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缺位

1.道德教育缺位。由于我们国家在社会中承担伦理道德社会化功能的结构的专化程度不高，长期以来，这种功能是由思想政治教育来承担的。而在高校里更是如此，大学生的思想品德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思想教育来进行的。但是很多高校并没有真正重视道德教育，往往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前面，道德教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2.心理教育缺位。很多高校在思政教育过程中没有注重对于学生心里教育进行过多的干预和调试。在现实中，很多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政教育不属于同一个工作范畴，存在严重的脱钩现象。心理健康教育更多是由辅导员和专门的心理健康咨询机构负责，很多学校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平均每学期只有一场专题讲座，参与者多数为辅导员或者个别学生代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没有落实在实处，与思政教师也相距甚远。

（二）社会化教育、生活化教育缺失

1.社会化教育缺失。作者通过对很多高校的调查发现，现有的思政教育体系不能很好的将教育对象，也就是我们所指的大学生，设置在一定的社会化环境中，而是一味的放在学校，进行单纯的政治教育，出现了与社会实际相脱离的现实问题。有的学校虽然存在派学生代表外出参观等等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往往起不到真正的学生心灵深处的感触教育，不利于学生认知自我、认知他人、认知社会。

2.生活化教育缺失。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趋势。但有很多大学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缺失。通过作者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大学生认为思政教育内容脱离大学生的实际，政治色彩浓厚，与现实生活存在较大差距。

（三）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整体规划、网格式布局、多层联动和梯次推进

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规划，不能简单局限于“两课”教师和“党务”干部，应针对全校各部门及所有任课教师、学生干部在内，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目标、步骤、要求、途径，使思想政治工作呈网格式布局、多层联动、梯次推进，那样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效应才会大大增强。从而促进学校稳定和思想统一，并在解决具体问题和施教上呈现主动性和强大效力，避免思想政治工作仅为“两课”的事、党务者的工作，使整个思想政治工作陷入被动、单薄、弱化的局面。

（四）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整体上的齐抓共管、有序递进和持续发展

现在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总有空泛无力的感觉，往往只是随形势呈“被动式”发展，具体操作时往往紧一阵、松一程，顾此失彼，导致效应链常常断裂。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策面、环境面、技术面，更有施教人员的素质面等;此外现在的大学生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其生活背景、接受信息、意识潮流影响也呈复杂的动态变化之中。因此大环境稍宽松一些，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松懈下来;情形一紧张，又得急匆匆地狠抓一阵;在解决针对性问题时，又容易“一刀切”，既缺乏整体解决方案，又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加之，学生的互动和主动参与不到位，就很难使思想政治工作呈整体上的齐抓共管、有序递进和持续发展。

三.以中国梦为依托，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创新性

（一）凸显心理健康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中的前提地位

心理健康状况良好是学生学习、生活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对多元的价值取向和复杂的思潮，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面对新时期学生中出现的新的心理问题，高校在今后的工作有必要做到，及时、开好一组课程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一是根据大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可以设计一组心理健康教育系列选修课程。通过课程和讲座的开设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二是介绍增进心理健康的方法和途径;三是有效地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帮助大学生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四是解析心理现象，帮助大学生解决常见心理问题。第二、建设全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与档案。一是建立校园三级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体系，建立健全学生心理档案。二是通过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普查和调查，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三是加强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工作，做到及早发现，及时治疗。同时，还要时刻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确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与时俱进。

（二）凸显社会化、生活化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归属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生活化是向人的生活世界的理性回归，离开了社会生活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将走向虚无。在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以中国梦为主题，以人为本，将大学生的个人成长和中国梦的实现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习、学会生活，提高学生的的使命意识和社会责任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精神境界。另外，可以让大学生通过多种渠道深入社会、了解社会、认识社会，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总结提炼“中国梦”的工作任务与实质，推进“中国梦”的进一步深化。

因而，高校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出健康的、高素质的、发展的人才，就必须以道德教育为基础、心理健康教育为前提、社会化生活化教育为归宿，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高校学生健康成长。

（三）充分利用现代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现代管理科学已有系统的科学方法和应用心理学方法，可充分发挥高校这方面的优势。要关注网络的利用和引导，据调查97%的大学生都会上网，80%以上的大学生对网络又很感兴趣;还可充分利用校电视台、广播站、校报，院刊开设一些访谈、辩论、名家论坛、科技动态，及报道一些先进事迹、成功者足迹等，从多方面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综合效应;还可针对师生开展心理障碍诊断，使思想政治工作在潜、显的层面上都获得发展。

（四）建立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机制，营造筑梦圆梦的文化氛围

1.建立网络实践平台，开展网上实践活动。依托网络阵地建立思政教育新平台，始终确保掌握舆论阵地主动权，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通过制作视频、动画、图片等形式在网络平台上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这样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也适应当前形势下新媒体发展的总趋势;有利于构筑网络思想文化阵地，传递网络文化正能量。

2.善用手机媒体，做好教育、管理和服务。由于现代在的大学生都有手机，绝大部分学生的手机都可以上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必要结合网络文化发展建设需要，大胆创新活动形式，通过当前学生使用手机的新趋势丰富教学内容、转变教育形式;灵活运用新媒体传播途径，正确引导大学生中国梦的总构架。

在“中国梦”的引领下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重在实现学生对“中国梦”的认知内化。在此过程中，创新和拓展路径选择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重要保障。

（作者单位：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创新中国论文:关于创新中国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的思考

摘 要：通过三个方面来论述如何创新中国中小企业的担保体系，首先，概述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现状以及困境，其次，借鉴国外有关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的建设，吸取其有益经验，，从政府和金融机构两个方面提出创新中国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小企业；担保；创新

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目前遇到的问题主要是融资难，而上溯至商业银行会发现其对中小企业“惜贷”原因在于：对风险和贷款成本等方面的考量，当然缺乏信用也是重要的原因。一方面，从金融机构角度来说，需要大力创新担保产品，通过与相关担保机构的合作以及风险承担，积极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大力创新相关的担保运作机制，以及构建了融资性担保机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做到降低风险或者提前发现风险，支持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担保和贷款。

一、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综述

中国中小企业担保的运作创始于1992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目前已形成了“一体两翼四层”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政策性信用担保、互助担保和商业担保等三种类型。总体框架中的“一体”主要指模式主体，也就是狭义的信用担保，主要指城市信用担保、省级信用再担保以及信用保险所组成的全国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总体，其方式主要是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市场化的运作、企业化的管理模式、针对绩优者的帮扶。总体框架中的“两翼”主要指商业化担保和民间互助担保，也涵盖农业担保机构。总体框架中的“四层”主要指中央、省、地市、县等四级有政府背景的担保公司，这里面，基层担保公司掌管辖区内受保企业的担保业务，省级及以上担保公司主要承担再担保的义务。近年来，中国中小企业信用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12年末，全国融资性担保行业共有法人机构8 590家，其中，国有控股1 907家，占22.2%；民营及外资控股6 683家，占77.8%。融资担保仍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在保余额与GDP的比重略低，据统计，2012年末，在保余额21 704亿元，占当年GDP的4.18%，而2009年韩日两国的该比例分别是6.4%、6%。融资担保在中小微企业贷款中占比仍偏低。2012年末，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为11 445亿元；2012年，银行业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4.8万亿元，不考虑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口径差异，融资担保的小微企业贷款占银行业的7.73%。而韩国的中小企业贷款中由信用保障机构担保的比例2009年就已达24.3%。

目前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存在的问题是：及时，担保机构的总体结构摆布不尽合理。现在，政策性担保机构在中国中小企业担保体系中所占比重较大，可是相比之下，互助性和商业性担保机构的比重显得较低；第二，中小企业实力较弱。从中小企业自身发展情况看，技术水平较低，经营管理不规范，经营效益较为低下，难以提供足额的担保抵押品是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第三，政府部门帮扶力度略显不足。目前情况是政府部门不仅对其进行一定的行政干预，而且注入信用担保机构的资金规模略少；第四，金融机构普遍不愿意对中小企业贷款。因为中国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再加之担保机构的实力较弱，在与银行的交往中往往处于劣势，银行和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所以，一旦涉及分担风险时，银行却能只享受权利而少承担或不愿承担义务；第五，信用评价环境的缺乏。中小企业融资的外部信用环境较差，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制度；第六，法律法规存在着不健全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等关于中小企业的专门法律条文中，只是将其中的“指导性意见”直接引用，一方面不具备法律规范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规定，还缺乏严格的惩罚措施，可操作性不强，而且立法层次相对较低。

二、国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借鉴

1.在资金来源方面。在美国，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主要掌管中小企业的担保，联邦财政向其提供运营资金，因此补贴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每年的国会预算拨款，国会通过确定补贴率来控制补贴金额，当然也会考虑小企业管理局的收支状况。在日本，政府财政会给日本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注入资金。主要是通过拨款形式，同时辅之多元化的资金注入。在韩国，政府和相关金融机构一并出资注入信用担保基金。一般来说，政府和相关金融机构提供开始的启动资本，政府占改启动资本额的 50%以上，但还是需要国会批准，然后对政府制定的信用担保业务资金预算后进行拨款。

2.在管理体制方面。国际上比较成功的主要有两种类型：分散型和集中型。日本是分散型的典型国家，日本的中央政府部门设有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和信用保障协会，此外在地方上设有信用保障协会等机构，为地方信用保障协会提供再担保主要是信用金库，通过这一机制，形成了担保与再担保相结合的双重担保体制。美国和韩国是集中型的代表国家，他们主要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担保机构对各地分支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3.在规避和分散风险机制方面。在美国，其金融体系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规避和分散风险机制，信用担保体系也不例外，该机制首先设立了严格的担保分担比例，从而分散和降低风险。担保机构不一定进行全额担保，贷款规模和期限担保是关注重点，主要是根据两者的一定比例，既而分散担保机构和银行之间的风险。美国中小企业信贷保障计划的担保金额一般不超过75%～80%。日本建立损失补偿金补助制度，主要是保障信用保障制度的正常运作。日本还制定了《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法》，该法保障保险公库仅赔付信用保障协会70%～80%的保险金，假如出现代位清偿，信用保障协会将负担20%～30%的保障责任。

4.在担保机构与银行共担担保比例方面。国外的担保机构根据贷款期限和规模，与银行分别负担一定比例的风险，而不是全部承担风险。在美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担保金额一般不超过贷款的75%～80%；在日本，中小企业担保协会的担保金额不超过贷款的 70%～80%；在韩国，韩国信用担保基金的担保金额不超过贷款的70%～80%。

三、创新中国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的政策建议

1.从政府角度。（1）尽快完善信用担保网络和再担保公司运作的业务发展模式。一是要尽快建立省、市两级的再担保机构。进一步建立和健全省、市两级的再担保机构。组建再担保机构是省级发展重点，发展担保机构和组建再担保机构并重是市级发展重点。二是多层次多渠道地促进担保机构发展。可借鉴日本的模式建设各地区担保再担保体系，日本的信用担保体系由两个层次组成：一层是信用担保机构（也称为：中小企业信用保障协会）；另一层是信用再担保机构（也称为：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日本为保障信用保障协会的安全而设立了信用保险公库这一再担保机构，日本财政支持信用保障协会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依据日本法律，信用保障协会的担保业务会自动成为再担保对象。如果信用保障协会出现了决策失误，则其将为自己的错误承担20%～30%的损失。三是进一步完善再担保公司运作的业务发展模式。市场化运作和专业保障已成为各地再担保公司的业务定位原则，这对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和公司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各地再担保公司需要突破思路，不能仅仅把再担保机构作为增信服务的定位，从金融和产业发展的角度，可以尝试建立“增加信用―增加价值―分散风险―严格监督―技术援助”的业务模式，多方面运用各种金融工具，比如信托、担保、投资、资产管理等工具，充分发挥其融通效应，为中小企业提供多选择的金融套餐服务。（2）建立风险激励和补偿机制。一是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对不同层次的担保机构进行分类税收优惠和减免，实质是按照风险类别补偿相应的担保风险。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被国家发改委批准并公布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如果其从事担保业务，那么这些机构所获得的收益，可以三年内对其营业税进行免征，但目前这项政策由于针对的范围和年限有限，很少有机构收益，建议国家要适当扩大和延长政策享受范围和年限。二是建立风险补偿基金。考虑到担保业是高风险行业，发生代偿的可能性较大，如果仅仅让其仅靠保费收入，担保机构不可能弥补代偿损失，建议各省财政要从预算中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建立信用担保风险补偿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补助担保机构的代偿损失。三是实行奖励制度。对国家和各省重点支持行业内的中小企业进行担保的相关担保机构，国家和各省可以适当给予奖励，同时省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主管部门要强化风险实时监控，避免为争取奖励而不顾及风险的情况发生，抓好对担保机构的考核工作。（3）建立和完善信用担保支持体系。一是要积极开展中小企业资信评级。这一点可以借鉴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建议由央行牵头，制定一套资信评估体系和一个信息共享平台，主要针对中小企业实际发展，同时可以尝试积极引入包括大公在内的国内外第三方评级机构，积极开展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加强信息沟通，信息共享平台主要在金融、财政、中小企业管理部门之间共享。二是要适时启动信用担保机构资信评级。在资信评级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中央与省一级机构的信息沟通，避免中央与各地评价标准的差异较大，建议由央行牵头，联合制定有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资信评级标准和实施细则，同时开展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的资信评级，评级结果在限定的范围内实行共享。三是要尽快建立中小企业风险数据库。目前的大数据技术对金融部门的业务风险有一定的防控作用，根据各地情况，先行建立包括中小企业基本情况、资信状况及担保再担保机构资信状况等在内的中小企业风险数据库，然后再视情况实施全国联网工作，实现实施金融和财政等部门之间联网，从而最终消除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用较低的顾虑，敢于对中小企业贷款。

2.从金融机构角度。（1）进一步提高人员素质，培育信用担保方面的专才。目前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就是缺乏高素质的信用担保人员，建议：一方面，建立和健全担保人才的培养机制，努力培养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专业担保人才，可建议国家和各省根据情况，在部分掌管的高校内设置相关的专业，或由担保机构与国内外有关学校联合办学等形式培养专业的担保人才，不断满足各地信用担保的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各省可以鼓励一些担保行业协会组织和开展必要的担保业务培训，甚至从国家层面可以引入担保行业从业人员资格的考试。（2）加强信用担保机构与之间的合作。一方面，信用担保机构要积极与合作银行进行沟通和协商，各地金融办可以设立相应的协商平台，从而通过协商和谈判，明确担保范围、担保责任形式、担保资金放大倍数、责任分担比例、评估审查、违约责任、代偿条件等相关内容。另一方面，鼓励中小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担保。要充分发挥中小型银行在中小企业担保中的积极作用，中小企业是中小型银行重要的目标客户，要充分发挥其熟悉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的优势，积极参与到信用担保业务中。（3）创新相关金融产品。近年来，民间借贷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 P2P 借贷成为了解决中小企业及个人融资困境的金融创新。P2P 借贷主要是指借贷双方直接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对接，形成借贷关系，贷款人通过网络平台将资金贷给借款人，借款人到期向其支付一定的利息，但是存在一定风险。建议政府部门可以鼓励集合再担保（类似于保险中的再保险的形式）化解相关风险，集合再担保可以将几家实力雄厚的担保公司集合在一起组成统一担保人，对承接原担保业务的担保公司进行担保，继而化解一定的信用风险。（4）鼓励发行担保债务凭证等新型金融产品。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CDO）是新型的金融产品，它主要是一种由金融机构发起，然后由其将自身拥有现金流量的资产变为一个资产池，然后将资产进行包装及分割，通过相应的评级机构对其评级，从而将其转给特别目的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 SPV），SPV以受让的一系列信贷资产为基础，该资产组合中产生的现金流是关键的保障，通过它可以向投资者发行正规评级机构评级的证券。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投资组合包，它并非简单出售资产，重要的是其在转移资产（或其风险）的同时设置了风险分担机制，通过一定的打包处理，再就可以按不同评级水平进行销售。目前国内已有的较标准的CDO产品（比如05开元、06开元、07工元、07浦元和兴元）。因为该产品尚处于研发初期，需要一定的时间让大众去认同之，同时考虑到风险，对其范围和数量都被严格控制，建议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可以开展担保债务凭证的扩大试点。

创新中国论文:创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摘要】中国政治思想史对于政治学学科发展与建设之贡献何在？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检视：中国人是在何种背景下进入政治议题的；中国人理解政治议题的方式是怎样的；中国人是怎样言说政治议题的；中国人是如何处理政治议题的；中国人是如何评估政治议题解决之效果的。

【关键词】思想史 偏见 经典 学科交融

无论是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定位于历史学学科还是政治学学科，我们都面临一个重要的价值追问：为什么要研究它？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就是要搞清楚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到底有何功用。说到“功用”，就不得不考虑判断何以有“功用”的标准。这些标准大致可以从“学术”与“世俗”两个维度来思考。关于“世俗”的维度，取决于每一个时代所面临的急切之关怀。比如说，如果关注的中心是经济建设，人们可能就期望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获得有助于经济建设的经验。那么，我们就应仔细地考察一下历代王朝是如何认识与发展国计民生的。此种从“世俗”的维度来期许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价值，有时候却是无助的，比如，意欲从“为民做主”的政治传统中去吸纳推进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正面经验。其实，正是我们怀着各种“世俗”的目的来要求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反而使它失去其学科的自主性与本色。也就是说，“世俗”的维度挤压乃至于歪曲了“学术”的维度。因此，作为学科意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它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贡献，才是我们关照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及时前提。

如果强调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政治学学科属性的话，那么它对于政治学学科发展与建设之贡献何在？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检视：一是中国人是在何种背景下进入“政治”议题的；二是中国人理解“政治”议题的方式是怎样的；三是中国人是怎样言说“政治”议题的；四是中国人是如何处理“政治”议题的；五是中国人是如何评估“政治”议题解决之效果的。对上述五个方面予以系统考察之后，我们就会明晰地看出，生活在东亚大陆之上的中国人是如何认识与对待“政治”的。因此，它对于政治学科发展与建设的贡献就在于呈现一种“政治”的发展的历时性“传统”，在于提供反观当代中国人理解与解决政治问题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点，在于使我们在历史比较的视野之下如何从中国政治传统之“根”来接续与转化，而不是在“以史为鉴”的宏大原则之下，从现代人的焦虑与困惑出发去无限地苛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基于此，为了切实发挥其在学科中的更大贡献，就十分有必要不断创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悬置先在之偏见

长期以来，现代中国人对待包括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内的传统文化，常常以判官者自居。一是被历史进步主义所主导，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出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把酒问月》）现代人既然无法仰望“古时月”，无法回到古代，又怎能断然以为“古时月”不如“今月”呢？即便是同一轮月，今人又何以能深刻体察古人赏月时之心境呢？遑论去对他们的观感做高下之审判！孟子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韩愈说：“博爱之谓仁。”（《韩昌黎集・原道》）这些思想即便放在当今，也很难说它是过时的。由此可见，中国古人之所思所想，未必不具有超越时空之意义。二是被社会发展的阶段递进论所主导，认为封建王朝时期的政论家之论著，总是出于捍卫“封建统治”之目的立论，具有无法洗刷的“阶级”烙印。贾谊所著《过秦论》认为秦朝之所以短命，在于没有顺应时势而实施仁义之方。如果暂时抛开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既定立场，贾谊实质上提出了有关治国安民之道中如何平衡文和武的重大问题。文和武之平衡问题，实际上是任何阶级性质的国家在运转时都无法回避的。三是用“精华”与“糟粕”之非此即彼二分法剪裁源远流长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如同很难简单地把人群区分为好人与坏人、人民与敌人一样，我们是无法清楚界定内涵丰富、表现多样的中国政治思想中哪些一定是“精华”，哪些一定是“糟粕”。如果认定孔子是鄙视社会下层人士的，那么《论语》一书中有关“小人”的诸多议论，就极易被划入“糟粕”之列。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不是一块“白板”，带有先在或历史的印记，使我们难免以“偏见”来认识既往与现实。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将那些“偏见”暂时“悬置”（而非泯灭）起来，以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的角色来应对时势，提出问题，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这样就会心平气和地品读中国古人传承给我们的思想宝藏了。

温习存续之经典

中国古人治学曾经提出过两种路径：“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这两种路径涉及如何处理“我”与“六经”的关系：到底孰是“主”孰是“从”的问题。“六经注我”走的是阐发“义理”的路子，“我注六经”走的是开掘“考据”的路子。两种路子都面临一个无法绕开的客观存在即“六经”。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自然也离不开对“六经”或者说“经典”的解读。仔细研读经典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必修课。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内容之所以在不断更新，主要就是因为这些经典是常读常新。如果把历代学人对《老子》一书的注解与阐释做一历时性勾勒的话，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中国人的认识与理解的变化。温习存续既久的经典，有助于我们更为地把握古人之思想。不少的论著都认为孔子有愚民之思想倾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就是铁证。一旦我们结合《论语》中其他言论，比如“有教无类”、“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就会对这种说法表示疑虑。我们是否应该进行如下之思考：“不可使知”的“知”究竟指的是什么？在一个社会中，是否有一些东西确实是“不可使知”的？在孔子的时代，“民”究竟处于何种地位以至于“不可使知”？而“可使知之”的又是哪些人、哪些“知”？假若孔子真是主张愚民的话，他为何又要开设私人学校，广招弟子以至于三千之众呢？理解孔子的思想，《论语》是最为重要的经典。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了《孔子家语》一书。该书即使未必全部，但是它也反映的是中国古人之所思所想。要广泛研究那些流传下来即便是伪造的经典，因为它们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

注重学科之交融

中国古人是很难说有“学科”意识的，他们把一切可供研究的事物归之于“学”的范围。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他所“学”的范围就相当广泛，礼、乐、射、御、书、数都要通习。中国人有学科分科之自主意识，应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尤其是严复翻译西方的八大名著之后。从政治学学科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思想之流变，我们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同理，从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美学、军事学、人口学、地理学等来研究中国思想之发展，就可以形成相应的思想史。这样的话，我们研究思想史实际上就有多学科的视角了。每一种学科都在自己的学科“一隅”之中观照思想，都有自己的学科“偏见”。如果我们从学科交融互证的思路来研究中国思想，就会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依照学科交融互证的思路，我们再反观中国政治思想史，就会觉得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应秉持开放包容的立场，我们对历史上的某些政论家就不至于仅仅从“政治”的角度来“俘获”他了。就《孟子》一书来说，王霸之辨可以从政治学角度来解读，也可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思考。性善说是典型的哲学命题，但也可以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治乱循环说既是社会发展史的命题，又是政治发展与变革要关注的重大难题。当我们强调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孟子》时，还应持有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等学科的眼光，这样才不至于对其有极度偏狭的理解。

回应当下之问题

从“世俗”的标准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有何“功用”，实质上就是要激发我们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时应保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并不是苛求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去索求解决当今中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从“人情”之喜怒哀乐、“人欲”之衣食住行等方面入手，考察一下中国古人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如果我们不否认同古人一样有“人情”与“人欲”的话，就可以从他们的认识与解决之道中获取一定的历史启示。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只有充分考虑人的基本欲求，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才可能使社会得以正常运行，也才可能使一姓之统治得以延续，这就是韩非子说的：“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古今之中国人皆面临一些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时期存在的形态和严重程度未必一样，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权宜性乃至于地缘性，当今中国在向“历史”寻求答案时就一定还要慎思明辨。总之，我们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之时，常常以问题意识相刺激，进而不断提醒我们：历史不过是古代之现实，思想恰是对现实的抽象反思。

（本文系2014年西南政法大学科研资助（引进人才）项目“近代中国人构建现代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编/张晓

创新中国论文:创新中国邮政贺卡业务的发展路径研究

摘要：文章介绍了贺卡在我国的演变历史及邮政贺卡业务的发展历程，分析了目前邮政贺卡业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社会资源、兑奖方式、互动性等方面探讨了促进邮政贺卡业务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贺卡；设计；制作；兑奖；互动；社会资源

1 中国传统贺年文化习俗

贺卡作为传统的情感沟通与祝福方式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方寸之间承载中国传统文化，薄薄卡纸描绘人间百态，贺卡已成为弘扬书信文化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贺卡在我国的使用由来已久，在古代，上层士大夫有用名帖互相问候的习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宋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当时士大夫交游广，若四处登门问候，必然耗费时间、精力，因此有些朋友不会亲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为拜年。明代人以投谒代替拜年；明朝杰出画家，诗人文征明在《贺年》诗中描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这里所言的“名刺”和“名谒”即为现今贺卡的起源。

2 邮政贺卡业务的发展现状

新中周成立后，自1981年12月20日原邮电部为祝福新年专门发行贺年邮资明信片——1982年（狗年）发行中国邮政贺年明信片以来，中国邮政贺卡已经走过了28年的发展历程。2006年下半年，为适应市场需要，当时的国家邮政局放开对邮政贺卡印制数量3000份起印的限制，规定邮政贺卡100枚起印，邮政贺卡开始大量走入商务办公场所，步入高速发展的时代。广西贺州市邮政函件局的贺卡收入从2006年的24万元，以每年40%以上的增速发展到现在的185万元。客户已经从当初的纯通信行业涵盖到现在的各个行业，从高端的政府部门到小商小贩。贺卡种类也从当初清一色的1.8元/枚普通型贺卡发展到现在5.5元/枚为主的贺卡，甚至150元/套的幸运泰康卡，不仅单价翻了3番，功能也从情感沟通到传媒信息。贺卡发展到现阶段要想实现再次飞越，的确困难重重，但是邮政人仍需继续努力，因为贺卡业务对整个邮政集团函件业务的发展举足轻重。3邮政贺卡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设计难度越来越大

邮政企业一直在尽较大努力满足社会的用邮需求，各局都在设计上加大投入力度，专门配备了设计人员，但是贺卡设计仍存在较大问题。首先是设计要求越来越高，客户都想标新立异，但设计素材比较缺乏；其次是客户多人把关难以掌握。贺卡在设计制作过程中要经过各级领导的层层审核，很难做到让所有领导都满意，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3.2 贺卡印刷、运输存在瓶颈

贺卡印制虽然有了较大改观，但是与客户期望值还存在较大差距。一般情况下，从报审至交货周期为15天，但是进入印制高峰期后很难掌握印刷进程。运输方面，往往在年前20天会出现物流不畅的情况，难以实现贺卡优先速递的要求。这种情况每年都有发生，影响很坏。

3.3 使用范围有限，文化氛围不浓

贺卡功能主要是传递祝福和宣传媒体，目前政府机关、企业单位的贺卡商务往来已经很普遍，但是中小企业、普通百姓的使用量较少，特别是私人家庭寄递的更少，贺卡要实现第二次量的飞跃必须在该领域实现突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收到贺卡后只是看看封面是谁寄的，对于里面是什么贺词、有什么东西却很少关注。贺卡的问候、祝福功能没有发挥出来，文化氛围变得越来越淡。

3.4 贺卡制作繁琐复杂

因为贺卡制作每年都集中在11月之后，各单位年底工作特别多，没有时间找资料、提建议、修改稿件。除此之外，贺卡制作好后，还需拟定、核准收寄人员名址信息，然后书写信封、内件，如果交由邮政部门负责打印，非手写贺卡传递情感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只有商业促销、宣传贺卡才适合批量打印，即数据库营销。

4 促进邮政贺卡业务发展的有效途径

4.1 引入社会资源

为了更好地发展贺卡业务，应落实集团公司关于引入社会资源发展函件的重大举措。目前的情况是有较大意愿，但是缺乏抓手，操作性不强，要引入社会资源必须研究其可行性以及社会资源可参与的领域。在生产过程中，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

4.1.1 放开贺卡内件制作

贺卡设计、印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贺卡内件制作上。如果施行卡、封分离，引入社会资源参与到内卡的设计制作上，不仅能够大大减轻设计压力，还能减轻印刷压力。邮政企业只需做好份内工作，为客户设计制作好信封的同时规范好内卡即可。社会资源可以较好地满足客户对内卡的多种需求，而且客户也愿意为此支付费用，可实现三方共赢。

4.1.2 专项管理贺年邮票

把贺卡的设计制作全部交给社会资源后，邮政只需规范信封、内件制作，并公布制作工艺及相关要求。客户委托社会资源做好贺卡后经过收寄环节时，由邮政人员贴上带有兑奖号码的专用邮票发往前程。这不仅能够落实集团公司关于引入社会资源造信的要求，还能保障社会资源的利润空间。

4.2 贺卡创新、改进

贺卡业务的每次创新都带来了函件业务的飞越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客户对函件业务提出了更多要求和建议。客户的需求是邮政不断进步的基础和推动力，邮政有必要对自身产品进行优化、创新和改进，以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

4.2.1 兑奖方式创新

邮政贺卡开奖方式已延续多年，但至今仍有不少客户对贺卡的开奖并不了解。客户收到贺卡后通常要保管一段时间才能兑奖，若突破这种方式，变为即刮型开奖，中奖信息印在信封内部，这样可以调动用户开拆的积极性，促进用户开拆。

4.2.2 奖品方式创新

邮政贺卡奖项多年来一直遵循一等奖5 000元、二等奖500元、三等奖粱平木版年画小版张1张或普通型DIY明信片3枚或照片型DIY明信片2枚以及中邮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中邮禄禄通邮保交通意外伤害保险》。比较有吸引力的是一、二等奖，但是一、二等奖毕竟名额设置有限，影响力小。建议参照饮料市场，邮政企业与饮料企业达成协议，推行刮开有奖，纪念奖品针对春节可以是一瓶果汁、一听凉茶或是一袋50元以内的大礼包；二等奖品可设小家电等日常生活用品，如200元以内的高压锅、电饭锅等；一等奖现金888元。奖品费用可按贺卡总收入的3%计提，同时把代’办费下降3个点，这样做的优势是开奖、中奖即时、直接、面广，有利于促进贺卡走人寻常百姓家。

4.2.3 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要遵循低成本、高效益、易接受、好推广的原则。目前邮政贺卡中常见的低档产品已经广为客户接受，而15元时尚型贺卡、幸运封、幸运泰康卡还没有被客户认可接受。究其原因：贺卡C5型有吉祥草、如意豆、水晶贴、光电、刺绣、影视等种类，但是市场接受度并不高。15元单价与5.5元/枚的普通型贺卡没能拉开差距，加之客户是否使用品质贺卡的决定因素是美观、大方，然而15元贺卡并不能满足此需求。而30元的幸运封原16开版面还能为客户所接受，但现在275×165的版面显得小气，且内卡中的邮票发行量大，缺乏收藏价值，此外幸运封内卡样式不可更改，进一步限制了幸运封的发展。原16开版幸运封应当保留，现有幸运封撤换内卡后改为普通贺卡定价12元/枚，逐步把高端客户引导到12元档次上来。幸运泰康卡是在幸运封的基础上放人一份人身意外保单，这种做法创意很好，但是没有为客户增加附加值，客户到市场上买一份相同的保险再买一份幸运封只需不到100元，而邮政销售价格明显高于此，因此市场接受度不高。

4.2.4 增加互动性

贺卡在寻常百姓家使用量少或客户收到贺卡后开拆率不高等问题，除了兑奖概率小、难保管之外，主要与贺卡的互动性差有关。为增加贺卡的互动性，应组织策划开展参与性强、容易评比的活动。贺州市邮政局曾尝试过增设地方奖，但是由于开奖方式、抽奖方式、宣传力度、缺乏联动性等原因，没有成功。笔者认为应全国联动开展诸如收到最多祝福的人征集活动，每个地市评选一名，以省（区）为单位组织并对外界广为宣传。这种方式只需对方把收到的贺卡拿到邮政前台办理登记即可，操作简单方便，全国联动大造声势，可逐步解决贺卡互动性差的问题。

创新中国论文:创新中国农村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探析

摘 要：近年来，中国反腐倡廉力度加大，农村以反腐倡廉为核心的廉政文化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制度因素制约，农村廉政文化建设形式单一、制度缺失、理论研究匮乏、宣传和引导不够。因此，完善中国农村廉政文化制度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村；廉政文化；制度；创新

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反腐败斗争是严肃的政治斗争，也是文化与道德的较量。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文化斗争，必须有廉政文化的有力支持。农村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廉政文化建设的成败对于推进国家各项政策的施行、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乃至于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的方方面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廉政文化的内涵

廉政文化可以概括为：以廉政为基本要求，以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以廉洁大众化为目标而形成的文化总和。是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高级阶段，是“传统廉政文化”与“现代廉政文化”的集合体，“崇高价值理想”、“合理价值取向”与“科学价值评价”的统一体以及“行为模式”、“行为准则”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

农村廉政文化是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与农村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廉政文化与农村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廉政文化进农村不仅是要对农村党员、干部、群众进行廉政教育，更关键的是要在农村树立廉政理念、营造廉政环境，增强广大农村群众参与反腐斗争的意识，促进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廉洁奉公，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奠定坚实的基础[1]。

二、中国农村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分析

（一）中国农村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首先，廉政文化建设脱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践行的光荣传统，中国农村廉政文化建设已凸显脱离实际的缺陷，在建设过程中盲目树立大目标、大理想，严重脱离农村生产和生活的现实。只是形式上的开大会作报告，会后不深入实施，达不到廉政宣传的效果。其次，廉政文化宣传形式略显单一。现阶段，农村传统的廉政宣传形式与载体的灵活性不够，针对性不强，内容呆板，套路陈旧，多为写标语和开大会、看宣传片等空洞的说教方法，严重脱离农村群众生活实际，因此村民参与度不高。，廉政制度缺失。农村廉政制度的合理完善是廉政文化建设在农村顺利开展的智力支持。目前，中国农村廉政制度薄弱，廉政文化建设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难以开展。部分现行的廉政制度可行性差、配套性弱，脱离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形同虚设。

（二）制约中国农村廉政文化建设的成因分析

制约中国农村廉政文化建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具体主要可以分为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

首先，制度建设是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一块“短板”。农村社会控制弱化和监管分配制度存在缺陷，部分乡镇部门缺乏系统、有效的检查考核机制；村级管理不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干部选用制度不严格，民主监督力度相应地被削弱，廉政宣传制度不完善进而难以实施等。其次，经济利益是诱发农村腐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农村廉政文化建设相对缺失的关键性因素。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关注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种惠农政策不断出台，相继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等税种，致使乡镇财政失去了大部分经济来源，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公款私用等贪污腐败现象难免出现，为廉政文化在农村的建设造成阻力。再次，农村腐败文化有着一定的市场和顽强的生命力，具体表现为：首先，一些村民认为腐败是现实生活的正常现象，在自身利益受损时敢怒不敢言，怕“官官相护”，又怕打击报复。其次，腐败干部的存在，使清廉干被孤立、排斥，甚至遭到打击，致使农村廉政文化建设的开展举步维艰。，中国农村廉政制度缺失，社会控制弱化，监管分配制度存在缺陷，部分乡镇部门没有建立起系统、有效的检查考核机制；村级管理不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干部选用制度不严格，民主监督力度相应地被削弱，廉政宣传制度不完善进而难以实施等。

推进农村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把握大局，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建立健全廉政的基本制度，加强相关配套制度建设。

三、完善中国农村廉政文化制度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严格村干部任用制度

村干部是农村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带头实施者，村干部队伍建设是农村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要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结合起来，力求建立一支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干部队伍。

1.细化资格准入制度。建立一整套干部选拔、人事管理运行机制，要把好领导干部任命的选拔关。坚持和完善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的制度，重点解决选举中宗族势力干扰等侵犯村民民主权力的问题。各村党委、政府要抓住机遇，任用的返乡农民工和响应号召到农村基层服务的大学生，改变农村、农民的精神文化面貌。

2.推广村干部廉政教育制度。加强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和廉政道德教育，提高觉悟，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推广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推广廉政道德教育，树立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利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使村干部在对比中明辨是非，自觉抵腐败文化的腐蚀。思想政治和廉政道德教育并重，使村干部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道德上的纯洁性。

3.创建基层干部述职述廉制度。结合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定期开展述职述廉工作。针对一整年的工作情况，村“两委”班子成员结合党务公开、村务公开，在党员大会及村民代表大会上进行述职述廉，接受评议和质询。并认真开展农村基层干部任前廉政谈话以及诫勉谈话，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勤廉考核。

（二）创新村级管理制度

当前，中国农村正处于由传统逐步向现代转型的变革时期，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交错频繁发生，要健全农村廉政文化制度建设，就要创新村级管理制度，维持农村可持续科学发展。

1.健全民主议事和民主决策制度。坚持“一事一议”，乡镇党委、政府对需要决策和处理的事项，要经过党委会、政府办公会研究决定，人事任免、大额财务支出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班子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健全村民会议、村代表会议、村民质询听证会等民主议事制度，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必须经由村民按规定程序集体讨论决定。

2.落实村务公开制度。村级组织要把支农惠农政策、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资金及其使用情况、村集体财务收支情况、村集体财产处置情况、“一事一议”情况，以及村民关心的其他事项，全部纳入村务公开内容。村务公开工作要逐步从书面公告向村民质询会等形式深化，并坚决防止不公开、不及时公开和假公开等问题。

3.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村级财政管理体制，村财务开支要由经办人签字、会计审计、村民委员会主任审批等一系列审查后入账。成立村财务核算中心，加强财务审计，对村里乱开支要坚决予以抵制。落实“一卡通”制度，改变过去由村干部发放现金的做法，为农村廉政文化建设打下财政制度基础。

（三）加强廉政监督制度

廉政文化建设制度是保障，监督是关键。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2]，通过完善制度来加强对权力主体和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贪污腐败形成。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将监督制度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进行科学合理的革新。

1.开展党内监督机制。加强纪检队伍建设，强化村干部的监督意识。要求各级干部克服不想监督、不敢监督、不能监督的不负责心。强化基层组织内部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推进乡党委负责的农村基层廉政建设责任体制，建立并完善县、乡、村三级互动体系，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加强监督，重振廉政的雄风。

2.落实法律法规监督机制。随着廉政问题关注度的日益加大，国家出台多部相关法律法规。如2010年印发《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2年印发《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但针对农村地区廉政建设的条文内容笼统，自由裁量范围较大。因此，在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广大农村急需配套性好、可操作性强的村务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

3.鼓励社会监督机制。充分利用已初步形成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新型民主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机制。针对村务，要形成事先听意见、事中共商议、事后有监督的村级事务管理方式。对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让群众自己协商、自己议定、自己管理。鼓励群众监督干部，在农村形成良好的民主氛围，促进乡风廉政[3]。

创新中国论文:试论转变发展方式与创新中国社会工作的路径选择

摘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推动社会发展方式转变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内源动力和主要目标。文章首先从发展方式的概念切入，从四个方面界定了发展方式的内涵，从五个维度对发展方式进行了分类，追溯了我国发展方式的历史沿革，系统归纳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不同发展阶段受不同发展观影响所形成的三种主要发展方式，并揭示了发展方式变革与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密切关系，深入论述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社会工作对促进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中国社会工作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还面临着自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任。其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和目标是实现外延扩展与内涵提升相统一的科学发展，既要保障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空间的拓展与外部需求的满足，也要实现结构的优化、质量的提高、实力的增强和内部需求的扩张。

关键词： 发展方式；社会体制；社会工作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有相应的发展方式与之对应。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战略要求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做出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新的战略决策。从立足于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到深化重要领域体制改革，再到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方式，是一个内在逻辑严密的完整体系。发展方式是一种动力机制的塑造和利益分配体制的安排。好的体制和机制，就会有好的发展方式；反过来，体制机制不顺，发展方式也很难合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状况影响利益分配格局，利益分配格局引导经济社会行为，经济社会行为决定发展方式取舍。因此，实现社会体制机制上的重大突破，是为了实现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中国当前处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式，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是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发展方式的概念界定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更是中国的首要课题。发展方式决定发展结果，影响发展速度，关乎发展成败。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建构新型社会运行体制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新中国继建国前夕的基本政治制度选择、改革开放之初的基本经济制度选择之后的第三次重大变革。党的十八大重申坚持科学发展，再一次将转变发展方式列为新一轮发展的主题，为发展内涵增添了新元素。发展方式涉及三大主题，即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全球问题的基本框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历史已雄辩地证明，虽然社会发展存在着一般性规律，但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根本不存在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选择发展方式和道路的问题。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主要是如何克服发展代价以谋求更大发展的问题，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面临社会整体发展的繁重任务。因此，发展的实质是发展方式的选择和决策。（一）发展方式的内涵关于发展问题，法国发展哲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指出：“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1]发展是整体的，重在突出发展方式的整体性，强调发展是人、社会与自然协调统一的过程；发展是综合的，重在突出发展的一体化，强调发展方式是部门间、地区间和阶层间的一致行动；发展是内生的，重在突出发展方式的内源性和互动性，强调发展方式是内部力量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不能脱离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此，发展方式的转变不单是一种经济、社会层面的追求，更是一种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从根本上说，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路径的转变，是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基础和核心，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多方位转型。发展方式，简而言之就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就是发展的理念、体制和结构的总和。从发展方式的核心要素来看，人是核心，发展方式的转变离不开“人”这个实践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讲就是“人的转变”。通过人的观念转变与素质提升，形成健康和健全的市场经济观念、现代民主法制观念、社会权利责任意识、社会公正公平意识、社会公益志愿等意识和人类持续发展等理念，形成更高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就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要素来看，主要是针对四大难题，突出四大内涵。

一是针对“发展目标失范”，转变发展理念，突出发展方式的和谐性。发展目标体现了发展方式的成果，映射了发展方式背后的价值理念。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也不是为转变而转变，而是为了统筹兼顾经济发展成果与民生改善的关系，将发展成果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为了有更多的资源、更好的方式、更快的途径、更优的效果去解决困难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能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获取更公平的参与机会、选择机会和发展机会。

二是针对“发展格局失衡”，转变发展路径，突出发展方式的均衡性。发展格局是体现发展方式科学性的重要指标，也是选择发展路径正确与否的有力佐证。只有走发展道路，才能均衡发展格局，才能使发展方式自身更加合理。通过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均衡发展；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城乡均衡发展；通过打破行业垄断，突破行业壁垒，促进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格局。

三是针对“发展结构失调”，转变发展动力，突出发展方式的协调性。发展结构是发展方式的内源动力，发展结构决定发展方式，发展方式反映发展结构。只有调整发展结构，才能为发展提供动力，也才能使发展方式更加协调。通过调整需求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通过调整供给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及时、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通过调整要素结构，推动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消耗物质资源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转变。

四是针对“发展质量失控”，转变发展支撑，突出发展方式的持续性。发展质量是发展方式的生命力所系，也是发展的有力支撑，直接关系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既要向发展方式要数量、要规模，更要向发展方式要质量、要效益，通过低投入、低耗能、低排放、多产出、多循环、多环保，实现经济发展同生态文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较大化。（二）发展方式的外延发展方式是一个涉及发展各方面、各领域、各阶段的系统工程。一是依发展取向可分为经济型发展方式、社会型发展方式和自治型发展方式。国家、市场和社会代表不同的发展主体，国家主要指政府及其部门，市场主要指企业、公司，社会主要指社区、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代表了发展方式的不同取向。国家和市场间的互动更多体现为经济型发展方式，国家和社会间的互动更多体现为社会型发展方式，社会和市场间的互动更多体现为自治型发展方式。当前在我国，国家的角色应该更多从“经济国家”角色转变为“社会国家”角色，或者至少是“经济—社会国家”的角色，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2]

二是依发展手段可分为传统型发展方式和现代型发展方式。传统的发展方式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中心，采用的是单目标、单方向的“链状”发展方式，广泛被西方发达国家所运用；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自然历史条件加上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传统发展方式的道路，而是要采用循环式、多方向的“网状”发展方式，实现适度发展，走现代科学发展之路。

三是依发展模式可分为粗放型发展方式和集约型发展方式。大量浪费资源的消耗型生产方式、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出口依赖型和投资依赖型生产方式都属于粗放型发展方式，节约型生产方式、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型生产方式都属于集约型生产方式。

四是依发展性质看，可分为生存型发展方式和发展型发展方式。生存型发展方式主要是为了解决广大成员的温饱问题，发展型发展方式是为了更好保障人的发展权，促进人的自身发展。

五是依发展效果看，可分为普惠型发展方式和选择型发展方式。坚持民生为重，提升教育、就业、收入、医疗、社保水平，实现“有感发展”的福利发展范式就是普惠型发展方式，弱化政府责任过分强调个人责任和市场机制的社会服务供应模式就是选择型发展方式，也叫补缺型发展方式。

二、发展方式的历史沿革

中国的发展方式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发展方式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发展观主导下的发展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与决策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现过三种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观，可以将其概括为传统发展观、经济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与这三种发展观相适应的三种发展方式分别是“赶超式发展方式”“转轨式发展方式”[3]和“均衡式发展方式”。（一）传统发展观主导下的“赶超式发展方式”阶段这一阶段自共和国建立伊始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以“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核心，在经济上靠着“突击”手段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在政治上靠着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进经济发展。由于缺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自发协调机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这种发展方式是一种可以接受但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二）经济发展观主导下的“转轨式发展方式”阶段这一阶段自改革开放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以“现代化”和“体制改革”为核心，将“生产力标准”提高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将加快经济发展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基本标志，通过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释放动力并提供制度保障。这种经济发展方式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高度依赖第二产业，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业发展失衡和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影响了社会进步与人自身的发展。（三）科学发展观主导下的“均衡式发展方式”阶段这一阶段将从现在持续到建成小康社会，以“又好又快”为核心，统筹考虑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导向；更加强调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均衡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更加注重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问题以及发展与代价之间的难题，更加注重促进共融共享，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地区和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和以人为本，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从“赶超式发展方式”到“转轨式发展方式”再到“均衡式发展方式”，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方式转变同我国现代化总体进程紧密相关，集中体现为两次大的转型与变革：及时次转型与改革是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是从当前到未来30年左右时间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将多方位深化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建立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由此可见，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是经由发展方式变革解决发展体制的创新问题、实现由生产大国转向消费大国、由生产型阶段步入发展型阶段目标的必然选择；是克服增长主义弊端，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投资于人，形成内生增长动力的必然选择；是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多数人，探索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三、当前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

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助于社会发展，同样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有助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出问题，从大背景看是社会范畴的问题，从深层次看是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完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改革路径的创新，从经济结构的改革扩展到社会结构的改变，从经济发展上升到社会发展，从利益博弈跨越到价值博弈，使社会公正这一核心价值成为启动效率的主要杠杆。转变发展方式必须跳出单纯从经济途径求解经济发展的路子。实现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结构的优化，为发展方式转变奠定牢固的社会基础，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社会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将社会发展与社会体制改革相结合，将增加投入与转变机制相结合，推动社会服务与管理由政府单一供给向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共担转变，由政府计划供给向规划引导和公众需求主导结合转变，促进社会扩张式发展与内涵式发展并行，提高全体居民的发展能力。换言之，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深化是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和核心环节，也是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先发信号。（一）经济体制改革传导并推动社会发展方式转型我国的改革始于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渐进式地推动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转变了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带动了社会结构转变、社会运行机制转轨、社会利益调整和社会观念变化，加速了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三大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激发社会服务与管理转型。需求结构的调整刺激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消费，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完善又为内需提供了基础保障；供给结构的调整促进了服务业市场准入的逐步放开，刺激了社会服务产业的兴盛和扩大；要素结构的调整有赖于教育科技与社会服务的加速培育，有赖于人力资本的不断开发和积累。通过社会服务与管理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社会服务产业发展进一步开拓了空间，有助于进一步解决经济发展同社会发展之间不和谐、不协调等问题，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二）行政体制改革引发并推动社会发展方式转型我国的传统社会服务与管理大部分由政府承担。社会发展方式转型与政府职能转变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日益提升，迫切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创新体制、转变机制，提供广泛的参与渠道，形成多元供给主体，改善服务与管理结构，提高社会服务和管理质量与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千差万别的有效需求。促进社会服务与管理转型发展，需要政府在职能行使范围上，由以往的统一规划与管理转变到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上，政府只能做市场和社会不会做、做不了也做不好的事，重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与管理供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在职能行使方式上，需要由过去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法律、经济手段为主，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在职能行使性质上，需要由过去的社会服从为主转变为政府服务为主。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完成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提升政府的社会发展职能[4]，使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有序、有效的互动机制，使政府职能更加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的协同转变。（三）个体自由发展要求并推动社会发展方式转型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社会体制改革与发展方式转变都强调尊重人、关注人，以人的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促进个体自由发展为价值追求。温饱问题解决后，人们对自身发展的需求逐步成为及时需求，追求人的自身发展逐步成为发展的基本主题。包括社会服务与管理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管理是提高人的能力及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条件。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出发点，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立足点，加快社会发展方式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体制和发展方式，主动、积极地促进人的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

四、社会工作对促进社会发展

方式转变的功能作用社会工作是一种现代职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与程度的必然产物。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协同转变，既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和空间，也对社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和更艰巨的发展任务。社会工作者从事社会服务与管理项目的制定和实施，同时，社会服务与管理反过来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组织环境，使他们能够应用独特的实践方法发挥专业作用。[5]在社会发展方式更加突出社会服务与管理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表现形式和依托载体，对于促进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深远影响。换言之，在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在推动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也要加快推动自身发展方式转变。通过内外同步转型、同步并轨，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一）社会工作有助于平衡社会发展中“均”与“稳”的关系，契合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发展是通过调动大量公共资源去处理公共问题的公共行动，核心是公共资源的分配，关键在分配的公平。俗话说，“不患贫而患不均”。过去为稳定而采取的安抚性手段和强制性措施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保障社会稳定的发展环境和良性的社会秩序。只有通过实现社会公平达至的社会稳定，才是治本良策。公平是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则。推动社会发展方式转变，首先要推动“稳定优先”原则向“公平优先”原则过渡。社会工作从诞生之日起，就将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作为价值理念和专业使命，始终主张正确处理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将社会公平置于社会稳定原则之上，通过立法倡导、政策创制、服务传输和道德实践践行社会公平宗旨。尤其在新时期利益矛盾日趋复杂化的情况下，社会工作始终坚持公平优先的发展原则，避免为解决眼前棘手问题片面追求稳定的应急做法，从源头上协调社会利益，从本源上解决社会矛盾，从基础上重构社会秩序，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有助于真正实现“均”与“稳”在社会发展中的有机融合。（二）社会工作有助于平衡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的关系，符合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目标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目标是为了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自治社会体制”，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理想，保障个体自由而的发展。[6]也就是说，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首要和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满足人的需要，挖掘人的潜能。传统的社会发展方式更多关注物质层面，更多集中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对人本身的需要尤其是个性化的需求重视不足。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不仅是客观要求，更是广大普通民众的主体愿望。因此，推动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推动以物质为本向以人为本的目标转化。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突出人本中心是其最显著的专业特征和核心立场。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及其人员在实施社会发展规划，建构社会运行体系的行动中，围绕个体、群体和社会需要展开服务，及时为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争取政策支持、链接服务资源、创造发展机会，提高社会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为满足个体基本需要提供了前提条件和获取途径，有助于真正实现“人”与“物”在社会发展中的有机统一。（三）社会工作有助于平衡社会发展中“公”与“私”的关系，融合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运行机制在社会服务的生产和分配中，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调节机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发展更多依赖国家管控，国家是资源的所有者和分配者，在较大限度上保障了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社会发展更多依赖于竞争机制，个体占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和机会，可以凭借资源的占有情况满足自身的需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计划”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日渐分明，以往以单一机制为主的发展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实践需要。推动社会发展方式转变，有必要建立以国家或公共行动为主导，市场或社会机制为补充的运行模式。只有坚持公共服务与管理为主导，才能使社会发展实现应有的公共目标，保障社会效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只有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兼顾个体更多的自由选择，提升生活质量，实现个体充分发展。在推动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一方面要承接政府转移的社会服务职能，为有需要人群提供普适性服务，促进人群福祉的整体提升；另一方面也要适度引入市场机制，提高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需要、新问题，为有需要人群提供个性化服务，不断改善个体生活质量，真正实现“公”与“私”在社会发展中的有机融合。（四）社会工作有助于平衡社会发展中“官”与“民”的关系，整合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力量改革开放前，集体主义观念和国家依赖思想繁盛，民间力量难以充分发育，难以实现社会参与；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参与意愿和个体权利诉求日益高涨，民众参与意识日益加强，参与基础日趋广泛。依赖国家而忽略民间力量，或者一味强调私有化和民间化都不利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依靠力量是建立在国家主导基础上的民间资源和力量的广泛参与，是制度化的政府与民间力量和资源的有效结合。社会工作在我国走的是政府强势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发展道路，在调动社会发展资源、实施社会政策行动、把握社会发展规划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同时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服务机构和服务人员又广布于基层，贴近广大百姓，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基层支持。可以说，社会工作是政府主导下社会参与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和发展途径。推进社会工作，为广大公众、特别是困境中的人群实施差别化、人性化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与管理，有助于真正实现“官”与“民”在社会发展中的有效整合与互动。

五、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选择

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工作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还面临着自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任。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工作的外延扩张与内涵提升相统一的科学发展，既有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张、空间的拓展与外部需求的扩大，也有结构的优化、质量的提高、实力的增强与内部需求的扩大。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型，有赖于社会工作发展“四个并重”目标的实现。（一）社会工作制度环境的建构要坚持宏观布局与微观发展并重社会工作在我国不是内生的，而是从西方引进的。因此，社会工作发展路径面临的首要选择便是如何实现本土“嫁接”的问题，即如何建立健全政策体系为社会工作营造制度环境的问题。社会工作制度体系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在宏观层面，建立健全社会工作发展的支撑性政策，依靠政府主导推动，从顶层设计开始，围绕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基础性、根本性问题，制定好社会工作发展的法规、综合性意见和长远性规划，为社会工作发展定向、定位、定量、定责，夯实社会工作发展的合法性基础，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在中观层面，建立健全社会工作发展的支持性政策，从行业领域着手，围绕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普遍性、特殊性需求，制定好社会工作发展的专项政策、配套意见和具体措施，明确各环节、各地区和各部门推进社会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为社会工作深入推进提供发展方向和思路。在微观层面，建立健全社会工作发展的专业性、规范性标准，从岗位职责切入，围绕社会工作服务流程的关联性、科学性以及程序的可重复性特点，制定社会工作发展的各类标准与规范，固化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价值和技巧，提升社会工作发展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打造要坚持数量扩张与质量提升并重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服务制度，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价值性靠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传递和展现。因此，社会工作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打造一支现代化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关键要重视“三大要素”，即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驱动。这三大要素具体落实到社会工作发展方式转变上，核心就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与专业机构的能力建设。通过加强能力建设，提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素质，推动社会工作服务和管理创新，实现社会工作人才由数量增长向数量和质量协调发展转变。社会工作能力建设的关键在于配置能力[7]。对于社会工作管理人才而言，要通过实施社会工作管理人才综合素质提升工程，创新管理人才培养、选拔、使用和流动机制，增强这类人才在制度建立与实施、资源链接与分配、项目设计与规划等方面的行政配置能力；对于社会工作服务人才而言，要通过实施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社会工作服务人才职业能力建设工程和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建设示范工程等，增强这类人才在专业理念与价值、专业方法与手段、专业技术与流程等方面的实务配置能力；对于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人才而言，要通过实施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人才培养引进工程，增强这类人才在理论研究、实务总结、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创新配置能力。（三）社会工作发展结构的均衡要坚持中心突进与边缘推动并重社会工作发展格局不均衡是我国社会工作由试点探索向深入转型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工作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目标。在总体布局上，要通过政策创制和人才培养，依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三区”专项计划和其他服务工程，将社会工作服务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延伸，争取尽早在全国范围推开社会工作，实现社会工作服务全覆盖；在辐射领域上，要在深入推进民政系统、民政领域社会工作发展的同时，加快推动老年服务、教育卫生、司法矫正、精神康复、人口计生等领域社会工作的发展；在分布结构上，要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格局的总体要求，在做好城市社会工作的同时加大农村社会工作建设力度，实现农村与城市社会工作同步推进、均衡发展，切实加快城乡社会工作服务均等化步伐。（四）社会工作服务成效的改善要坚持公平追求与效率兼顾并重保障多数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担当，也是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虽然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之初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工作只能或仅能由政府承担。实践证明，在社会工作发展初期，可以政府为主争取社会工作发展的领域和空间，保障社会工作服务公平传输；从长远来看，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由社会组织和社区承担更多的社会工作发展事务，逐步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效率与效益。要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制度的建立为契机，引入竞争机制，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确保服务效益较大化。为保障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加大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力度，另一方面要扶持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提供更多更广的平台，保障专业作用的发挥；一方面要强调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另一方面要突出大众化与时代化，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力量对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的补充作用，有效实现社会工作、社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兼顾效率和公平，切实彰显社会工作发展成效，激发社会工作发展活力，实现社会工作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