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街市郭沫若篇1
《天上的街市》是现代文学家郭沫若于1921年10月在日本留学时创作的一首抒情诗。
诗人运用了想象的表现手法，把繁星满天的夜空，想象成是点着无数街灯的天上街市，把空中的流星想象为牛郎织女提着灯笼在街上闲游，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理想社会的企盼之情。全诗风格恬淡，用自然清新的语言、整齐的短句、和谐优美的韵律，表达了诗人纯真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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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街市郭沫若篇2
但是，诗歌毕竟不是绘画，而主要是诉诸听觉的艺术。诗人就曾这样说；“诗之不高兴被人看，我看怕就是因为离开了音乐的缘故吧？诗本来不是供人看的东西，落到供人看的现状，它是赶不上绘画和小说的。”（《关于诗的问题》，《郭沫若文集》第十一卷《集外》）《天上的街市》之所以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另一个主要原因，便在于诗人在这种正确的认识下，使它具有强烈的音乐性。请听：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真是琅琅上口，和谐优美，悦耳动人之至！诗人用哪些方法使这首诗具有如此强烈的音乐性呢？概括起来，大致是：每节四行，行数相等，每句都采用双音尾；偶句押韵，四句换韵，每句少则七字，多则十一字，字数相近；除停留时间较短的顿之外，每句三顿，顿数相同。而其中，以押韵和每句顿数相同，最为重要。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篇3
(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怒号》)
时代的青春期个性体验中,往往漂浮着对宇宙的思索和对人类之爱,从而使《女神》因宇宙关怀而浸透着形而上的 哲学 意蕴:
“地球,我的母亲!天已黎明了,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地球,我的母亲!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鲁迅以其冷峻和黑色幽默折射出作为一个思想家生命和人类之爱,而郭沫若则以他的玄想完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 艺术 建构。《女神》总是“神驰千里,精?八极”,弥漫着绮丽多姿的理想主义色彩,完成了一次时代精神的浪漫的梦寻。
“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民,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想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雷霆是你呼吸的身威雷雨是你血液的飞腾。”
(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篇4
而这距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节命”已一十年矣。作为五四新文学节命的序曲，“诗界节命”未达到通过“节命”而拯救诗歌的目的，因而实质上是失败了的文’学改良。梁启超们抱残守缺，脱离小开旧文化的轨迹，此乃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时过一十年，陈独秀、胡适以力挽狂澜之势提出了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它小是要回溯、清理、疏浚、拓展“道统’，源流，而是要从“根抵处’，摧毁之，“别立新宗’夕，其实质是一场反对旧文化旧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深刻节命。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断裂”式震撼前无占人。
胡适、刘半农等人初期写实主义新诗，在扫一破旧诗格律束缚、大胆使用白话写诗方而具有开创之功。在对底层黎民的仁慈关怀上，上承国风、杜甫、白居易，卜启减克家、贺敬之们，表现出了可贵的民主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成了百年来中国文’‑，，的一以贯之的一股内在的永恒的生命张力，异引着文学发展方向。“小拘格律，小拘平仄，小拘长短，有不}一么题目，做不}一么诗”的白话诗，实现了诗歌的一次大解放。但胡适们更重形式突破，尚无暇亦无力探求诗歌的艺术特征，发掘新诗深广的艺术内涵，无论直陈其事，还是描绘意境，或流于直白，或流于粗鄙，犹如“给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韵文的衣裳”这从一个方而表明了诗歌节命和一种新的诗体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即今开幕推神手，要选人人绝代才’夕，郭沫若就在时代的召唤卜脱颖而出。
在新诗史上，郭沫若以其恢宏的创作从诗情与诗体两方而确立了作为奠基者小可动摇的地位。诗人以其雷霆万钧之力扫荡了诗坛一切陈腐之气，他那扫一破一切束缚，实现思想解放、文化涅架和民族新生的激情，表现了新诗的时代精神。他那彻底解放的诗体和潜在的占代诗歌传统影响，形成了新诗的基木体式。“此后新诗的基木体式都可以从郭沫若那里找来滥筋:自山体(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半自山体(如《人狗》、《人上的街市》等)、半格律体(如《匪徒颂))《炉中煤》等)、格律体(如《凤凰涅梁》等)。新诗从艰苦孕育到呱呱坠地，再到郭沫若的放情歌唱，完成了从诗体突破，到诗情复苏，再到诗式确立的过程，新诗诞生了”。
《女神》的横空出世是一种昭示，中国五千年漫长诗史自此断裂为两半。
清著名诗评家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如用这一标准衡量，中国新诗除郭沫若恐难有人挤入这一行列。徐志摩、闻一多固然在新诗建设与发展中举足轻重，影响巨大，亦有渊博之学识，然就对时代精神的开掘气度、反映社会的深广度、创作思维空间的开拓及其所引起的震撼力而言，新诗人当属郭沫若第一，艾青、北岛、海子次之。
郭氏乃诗之天才。田汉早年留日间就说郭有“诗才”“诗魂"，朱自清称郭氏之诗“异军突起”，“他的强烈的情感能够将理融化在他的笔下，是他的独到处”，闻一多“每每称道郭氏为现代第一诗人”，康白情则说:“郭沫若的诗笔力雄劲，不拘于艺术上的雕虫小技，实在是大方之作”。这里众人称道的皆郭氏之《女神》。实际上，对于《女神》的杰出贡献，众人只指其一端而未及全体。
五四是一个寻求社会、思想、文化、个性全面解放的时代，郭沫若正是以超人才华、丰富学识和惊人的想象，融屈夫子、李太白等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与惠特曼、歌德等西方浪漫主义诗风于一炉，炼出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灿烂新篇章，并且闪耀出五四狂飙突进思想解放的精神之光。在闻一多看来，之所以只有郭诗才配称为“新诗”，是因为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或者说《女神》同时满足了新诗百年传统和加入“现代性”的世界潮流的双重要求。郭沫若呼唤“开辟鸿荒大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的首次觉醒;他提出艺术是“灵魂与自然结合”的“泛神论”，既是生命的创造力的充分张扬，又为诗情寻找了纷繁多姿的得以表现的形象。
“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郭沫若《凤凰涅》)
唐晓渡在评论《凤凰涅》时说，“借助丹穴山上的香木，梁启超所曾热忱讴歌过的‘少年中国’和他的‘新民理想’再次得到了表达，然而却是以彻头彻尾的乌托帮方式。这种乌托帮同样充满了
‘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它不是来自传统的‘桃花源’式的遁世冲动，而是来自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种对革命的‘巨大同情以及对一个崭新世界的的末世学信仰’。18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者曾基于这种信仰，狂热地寻求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并在理想化的中世纪寻找到了;20世纪中国诗人的狂热程度甚至更胜一筹，只不过对他们来说，‘新纪元’的地平线已经移到了前方。进化论和新的时间观保证它在人类的集体“涅”(革命的转喻)后将像再生的女神一样姗姗降临。”
女神就这样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宏大气魄开一代新风，奏响了五四精神的最强音，并以其浪漫主义的精神气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诗人纵横驰骋于历史、哲学、现实三维空间之中，从上古神话至近代文明，从外国历史到中国现状，任意采撷，梳织成诗的锦绣。《女神》中所迸发出的奇瑰的想象力不仅是诗人个人的天才所致，而且预告了积压了几千年的民族个性将有一次大爆破、大解放。诗人以一种对现实的非正面观照表现出对现实的更深层的干预，使我们体会出他的愤激、焦灼以及“为人类向上向前而跳动”着的心。
而这种愤激与焦灼是以一种青春期的激情喷射的方式传达的。这种青春期征兆我们可称之为郭沫若式“生趣”。郭氏曾说:“古人用他们的言辞表示他们的情怀，已成为古诗，今人用我们的言辞表达我们的生趣，便是新诗”。这种生趣，便是《女神》中充溢着狂荡无羁的自由感。
“昕潮涨了，昕潮涨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生潮涨了，生潮涨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郭沫若《凤凰涅》)
在生命的呐喊中，诗人获得了对世界和自我生命的诗情荡漾的体悟。在《女神》的放歌中，一扫晚清诗的疲惫和沉重，洋溢着的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之力的骚动。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怒号》)
时代的青春期个性体验中，往往漂浮着对宇宙的思索和对人类之爱，从而使《女神》因宇宙关怀而浸透着形而上的哲学意蕴:
“地球，我的母亲!天已黎明了，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地球，我的母亲!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鲁迅以其冷峻和黑色幽默折射出作为一个思想家生命和人类之爱，而郭沫若则以他的玄想完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艺术建构。《女神》总是“神驰千里，精?八极”，弥漫着绮丽多姿的理想主义色彩，完成了一次时代精神的浪漫的梦寻。
“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民，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想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雷霆是你呼吸的身威雷雨是你血液的飞腾。”
(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象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象点着无数的街灯。”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奇思异想，若夜空中繁星点点，透视着生命童稚的天真;若春风话语，洒下青春生命的甘露。这种青春期话语特征成为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折射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特征。这令我们想到中国古代神话的姿肆与迷离，想到楚骚的澎湃与浩荡，想到盛唐气象之下李太白的奔放与飞动。
冯光廉所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称《女神》在诗歌体式上超越了胡适，“而进入了诗歌精神的自由表达，也就是进入了诗歌体式的自由创造”，我以为是正确的。正如上文所述，此后新诗的基本体式皆可以从《女神》中找来滥觞。由于《女神》的自由创造，从而使得《女神》至少实现了新诗诗体的几个突破:郭氏准确地把握了诗的情感的本质，超越了直白为诗，使诗一举获得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力，从而赋予诗以深蕴的生命强力和个性焕发的理想色彩;《女神》之奇思异想纵横万里，极大开拓了诗的艺术领域，使新诗在艺术经营能力上走到新的高度;郭氏强调诗的“内在韵律”，诗是“裸体美人”，从内在情绪出发形成诗体，体现了新诗体式发展之内在要求，实现了白话新诗诗情与诗体的自然融合，为新诗的创作提供了基本范式，从而成为新诗的奠基者。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篇5
康熙年间，明珠的府邸花园正是坐落于此。园中假山、竹林、小桥错落有致，南楼前临水有“明开夜合”树七株，其中两株二百余年前的古木，据说是明珠长子纳兰性德亲手所植。年轻的纳兰性德常常邀集北京的文人名士相聚于此吟诗填词，今日立身树下，思古之情油然而生，眼前仿佛人影依稀，耳畔边似回响着当年的唱吟之声，“阶前双叶合，枝叶敷华荣”。后来明珠获罪，这府花园又被和坤所占，嘉庆即位后，花园和附近的府邸一起被赐予成亲王，并特许成亲王引后海水入园。现在我们看到的“恩波亭”就是成亲王时修建的，平安石上“岁岁平安”四字便出自成亲王之手。光绪年间，这座府邸又赐给了“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其在成亲王府的基础上添改修缮，建成醇亲王府。
今天，醇亲王府已经成为什刹海边的一道风景线，众多的游人慕名前来，只为心中那一份对历史的眷恋和对古迹的景仰。
梅兰芳故居
梅兰芳先生一生中的最后10年是在什刹海西北隅护国寺街9号度过的，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占地716平方米。如今已成为人们缅怀大师的观光景地。
这是一座两进的北京小四合院。共有房屋37间。现有馆藏文件3万余件。正院保存故居原貌，会客厅、书房、卧室和起居室内的各项陈设均按梅兰芳生前生活原状陈列。
郭沫若纪念馆
千竿胡同往北大约30来米，前海西街18号，这里便是一代文化名人郭沫若晚年居住过的地方。1963年秋天，郭沫若迁居此处，在什刹海西畔这座古朴的北京四合院里走完了人生最后14个年头。
走进纪念馆，草地上，郭沫若的铜像安坐在藤萝架前，双手轻轻放在膝头、目光平静而坦然。驻足绿荫下，闹市里久违的鸟鸣声，不绝于耳。
院内最为显眼的当数郭沫若夫妇亲手种植的银杏和牡丹，那些曾经与主人朝夕相处的一草一木，浸润在主人真诚与博大的情感世界中。人垂花门进四合院，东西两厢已辟为陈列室，以图片和实物展示着诗人、学者兼战士不平凡的一生。正房的客厅、办公室、卧室依旧是主人在世时的陈列。暖郎环绕小小的月季园，通向最北面的房间，正中的一间是郭沫若夫妇研磨书法的地方。伟人已去，故园依旧。一卷卷书稿，一幅幅书法佳作，保留着他的神韵。
广化寺
古刹品禅宗敬祠忆先贤
汇通祠
汇通祠也就是现在的郭守敬纪念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西海(积水谭)北沿的汇通河畔。元朝时期，这里水面辽阔，风景秀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元大都城内、京杭大运河最北码头，漕运船只可直达这里。汇通祠坐朝南，有山门一间，歇山调脊灰筒瓦顶，石券门，棋盘木门两扇，前殿及东西配殿各三间，均为硬山调大脊灰筒瓦顶。后院有二层后罩楼，祠后原有一暗红色的巨石一块，通体花纹如云，叩之如铜。巨石纹路中隐约似有一鸡一狮，人们俗称：“鸡狮石”。
恭王府花园
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花园，想当年曾是乾隆宠臣和坤的私宅，后由慈禧赐给了恭亲王亦忻并因此得名恭王府。
恭王府规模宏大，占地6万多平方米，府邸、花园两部分，拥有格式建筑群落30多处，布局讲究、气势非凡。其花园又名锦翠园，园内设计、布局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全园以“山”字形假山拱抱，三面堆土叠石为山，中路以房山石堆砌洞壑。立于山顶，居高临下，更可观全园景观。
如今，恭王府以其富丽堂皇、幽深秀丽，已是名扬四海，吸引着远近宾客。
逛胡同，品北京风韵
胡同、四合院是旧北京城的象征。不管你是北京土著还是远方来客，都会被那份浓浓的京韵所吸引。
由前海西街郭沫若故居出发，顺前海北沿过银锭桥登鼓楼。然后再乘车过鸦儿胡同到银锭桥墩，一路上，提笼架鸟的老头儿，跳皮筋的小姑娘，端碗炸酱面蹲在院门口边吃边聊天的小伙子，这种惬意的生活让人留连忘返。
逛胡同，不能不去金丝套，是指以银锭桥分界的前海北沿、后海前沿、柳荫街与前海西街之内的地区，有18条胡同蜿蜒曲折。沿途蜿蜒的玉河水流淌着社会奔腾不止的变迁;特色各异的小桥又赋予你诗人般的遐想;古庙旧寺让你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对无知世界的敬畏;王府花园记录了得意的自恃和落魄的无奈;幽深的胡同孕育了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
登城楼，听历史钟声
说什刹海，不能不提德胜门城楼。明、清时期，每逢出兵打仗，兵士们都要从德胜门出发，由此开赴作战前线，借个“德胜”的口彩。现在，站到德胜门上，展现在眼前的则是一派生机盎然的科技园区，社会前进的脚步搭上科技的翅膀从此将不可阴遏。从城门望北还可以看到护城洒的垂柳碧波和关厢景物，这里的自然风光和科技园区的相互彰映还真有点不同一般!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篇6
1961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大中专解散，就是临近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也不分配，能录取本科的凤毛麟角。从偏僻的农村第一次到历史文化名城扬州，而且在此高等学府读书，其兴奋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在师院，教授我们班古散文的就是洪为法先生。他中等身材，虽然精瘦精瘦，但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着一身整洁的黑色呢制服，端庄稳健地走上讲台，毕恭毕敬地向大家鞠躬，自我介绍说，敝姓洪，名为法，字式良。姓、名、字版书在黑板上，介绍完就授课。先生每次授课都极认真，声情并茂，琅琅上口，时间掌握得语止铃响，同学们总感觉50分钟太快。有时个别字词先生解释得与中华活页文选上的不一致，同学向他请教时他很高兴，指出这样解释的理由，还说不要迷信书本，书本也是人编的，要博览群书，多方比较，得出合情合理的解释。他只字未提他是创造社成员，出版过20多本书，可见为法先生的谦逊、不事张扬。后来才知道他是30年代的著名作家。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当时我们扬州师院是江苏省四所师范院校之一，师资力量雄厚，能在全国及省里叫得响的作家有洪为法、何琼崖、张泽民、许少飞等十几位，文艺评论家有曾华鹏，研究诗词的专家有谭佛雏、历史学家有祁龙威、书法家有孙龙父等。全院有良好的学习风气，时任院党委书记后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陈超同志就是作家，他当时为师院学报题词：
认真读书，刻苦钻研；
坚持真理，勇于争辩；
力争上游，又红又专。
院长孙蔚民亦题词：
认真读书打基础，刻苦钻研下功夫；
坚持真理有武器，勇于争辩怕什么?
力争上游真好汉，又红又专新楷模。
优良学风掀树立，白发老人发浩歌。
导师的成就、学院党政领导的号召激励了莘莘学子，当时我知道的在校校友李华岚、陆建华、许豪炯、吴周文、姚忠瑞、吴乃华等大名就出现在国家及省市级报刊上，受他们的影响，笔者也开始练笔，居然也发表了几篇。名字变成铅字，高兴得不得了。
想起洪为法先生给我留下的家庭住址：国庆路参府街72号。1962年的5、6月份的一个星期天，我去洪老师家拜访。那天出门时天气尚可，突然阴云密布，走在街上竟然下起了雨，且越下越大。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进还是退?怎好半途而废？淋雨健身。正是对自己的考验―――赤脚走路。
我赤脚走路已习以为常。小学初中赤脚走土路，高中两周回家一次往返赤脚走60多里的碎石子路，脚底都压出一个个的坑，像人脸上的麻子。如今赤脚走在石板大街上已不大习惯了。
进了洪为法老师的家，洪老师和夫人见我赤脚大吃一惊，问我冷不冷，我说不冷，习惯了，我们家乡人干活大多都赤脚。
农民赤脚干活是可以的，不干活是不是也赤脚?我们师院有几个赤脚的?大街上有几个赤脚的?
我愣在那儿，面红耳赤。
洪老师问了我家庭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
洪老师叫夫人顾芷君拿了一双晴天雨天都能穿的半新不旧的回力鞋给我，我推辞了半天才洗脚穿上。
回到学校，团支部书记问我回力鞋哪儿来的?
洪为法老师送给我的。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明知故问，他是我们老师，教古散文。
他是历史反革命是，
谁告诉你的?
她一愣。
既然他有这个那个问题，为什么还要他当老师?
利用他一技之长。
对嘛。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你接收他的东西不适合，小心糖衣炮弹。
他是我的老师，一双回力鞋值一块多钱，我就被一块多钱击中了?
谈话不欢而散。
没想到这次到洪老师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团支部书记谈话不欢而散后，我悄悄向任课老师打听洪为法先生的底细，老师们只说，洪为法是创造社的重要成员，详情不清楚，劝我好好读书，莫管他人瓦上霜。
跟团支部书记顶撞，我还是有点后怕，自此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几个月没有出过校门。据说当时各个系把学生按左中右排队。原则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各人表现主要听班干汇报，真实不真实不清楚。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吧。那时讲阶级路线讲得很厉害确是真的。到了更是登峰造极，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我出身贫农家庭，又是烈士子弟，照理说入团、入党、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四清”是不成问题的，结果都未能如愿，参加师生组下乡支农，这与划不清阶级路线，分不清敌友大有关系吧?由此，地富反坏右子女受的精神摧残就更可想而知了，他们得处处小心谨慎呀。
当时学校规定一门主科一门副科不及格就得留级，而且同一年级不能留两次，否则勒令退学，古散文是主科，平时成绩占30%，其中考查占30%，期末考试占40%，一位苏北地区的同学总分59.4，不及格，再多0.1分就可以四舍五入。这位同学找洪为法老师求情，洪老师说，这是院党委订的百分比，你是共产党员要模范执行。如感到不合理，你可以向院党委提出修改或给你及格，我一个教师没有权利改变院党委的决定。这位同学无奈，只好假期里加班加点复习补考。
去年我住到扬州开发区后，找到洪为法先生的故居，故居换了主人，除了大门斑驳脱落略显陈旧外，其余均无变化。我心中不免有点悲哀。40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也20多年，怎么还是老样子呢？知道内情的同志说，参府街已列入05年改造计划，国庆路成步行街，参府街成商业街，即将旧貌换新颜。
洪为法作为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与郭沫若的关系极为密切。
他在扬州教书时，就经常与郭沫若鱼雁往来，这些珍贵的信件，不少都发表在创造社的刊物《创造周报》和《创造日》上。1925年初，郁达夫在武昌师大聘请郭沫若去当文学系主任，郭沫若因故谢绝了。当时许多人都劝郭沫若去赴任，而洪为法的规劝给郭沫若印象最深。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写道：
武大出身的洪为法，当时是常在和我通信的，他的劝法尤其直率。他说，要在中国文学界树立一势力，有入教育界之必要。中国人是封建主义思想的结晶，只要正式地上过你一点钟的课，便结下了师生关系，他便要拥戴你，称你为导师，而自称为弟子。如仅是著书立说，不怕尽有人深切地受了你的教益，他是讳莫如深的。一会儿要和你称兄道弟，一会儿还要骂得你涅出世。这真是不合算的。他这番话，倒的确也道破了一部分真实。
创造社出版《洪水》半月刊，洪为法是这个刊物的编辑之一。刊名《洪水》意为“上帝让洪水来洗荡人间的罪恶”。郭沫若曾在该刊同所谓“国家主义”公开论战，成仿吾也在该刊宣传“文学革命”的主张，1927年4月1日，鲁迅与郁达夫等中国进步作家为抗议帝国主义势力支持军阀孙传芳屠杀上海工人，联名在该刊发表《中国文学家对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同年12月3日，鲁迅与麦克昂（郭沫若）等联名在上海《时事新报》刊登《创造周报》复刊广告，鲁迅为该刊特约撰述员。（见《鲁迅著译年表》）
《洪水》在旧中国恶势力眼中，俨然是因令他们颤抖的“洪水猛兽”而被责令停刊，而洪为法便是这洪水中的一股激流，一朵浪花。
洪为法以美文著称。他不但属于文学创作的那些文字写得美，而且属于文字理论的那些文字也写得美。赵景琛在《洪为法》一文中这样评价他：他近来常写小品文。即使是写文学论文，其本身也是艺术。他的“绝句论”写得很漂亮，向或分撒着美丽的句子，使人读起来如听一个密友娓娓的谈活。他的《中国文人故事讲话》得到许多读者的赞美，因为他写得很轻松、跃动，同时在实质上也很充实；所引证的书大都是所能读到的文人的同时人的记录，不得已才来用隔代人的笔记，这态度也是值得佩服的。
洪为法作为一个文人，很有些骄岸的脾气。不过他对于朋友绝不如此。他曾邀请素不相识的叶灵风、周全年到扬州作客，亲自陪他们到香影廊喝茶，到瘦西湖看柳，到教坊街怀旧，为的是他们都是创造社的朋友。这种感人的友情，使得叶灵风在多年以后所写的《烟花三月下扬州》里还兴致勃勃地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同洪为法一起坐在瘦西湖边上那家有名的茶馆“香影廊”喝茶，有一个乞丐大约看出我是一个外地来的“翩翩少年”，竟然念出了杜甫赠李龟年的那首绝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喜得洪为法拍手叫绝，连忙给了他二角小洋。
洪为法到朋友家里聚会，喜欢无条件称赞人家的太太。他的秘诀，不是称赞那太太的各个方面，因为笼统地好好显得敷衍虚伪不真实，他是称赞那太太的某一方面，于是那太太便以为有超人的特点而自得，虽穷到截发，也乐于欢迎这位嘉宾了。他用的赞语是：王太太自剪的旗袍样子比裁缝高明；李太太烧的鲫鱼汤比馆子里鲜；林太太自创的烫发形式最合乎时代潮流……不过他心目中的标准太太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那是他积数十年之经验，经过千锤百炼所得的五字真经：“少言多微笑”
“少言多微笑”道出了女性美的真谛，“回眸一笑百媚生”嘛。
尽管洪为法当过江苏省党部宣传部干事、江苏省党部训练部秘书、上海海军党部宣传科长、江苏省政府视察、江苏省民政厅秘书、江苏省政务厅秘书等职，但是他为所不容，曾多次失业，计有1927年7月至1928年3月，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1941年3月至7月：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1946年8月至9月；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
解放后，洪为法受审查是必然的，但每次运动都对其进行批判，并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更是在劫难逃，1970年11月16日晚9时终因体弱多病，病故于扬州寓所，火化后葬于小茅山荒坡上。
纠正历史冤假错案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扬州市文联秘书长许少飞同志受洪为法子女亲属的委托对洪为法的功过是非作了详细的内查外调，人们提供：
1927年1月洪为法应约去武汉郭沫若处工作。去后，任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国文教师、事务主任，并经武昌师范大学共产党员扬村人介绍兼任《农民日报》副刊编辑，发表了不少歌颂革命的文章。
1929年9月，洪为法任江苏省立镇江中学国文和党义教师。“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全境，镇江中学学生与全国学生一样掀起抗日运动，由于洪为法支持学生抗日，被视为“教育无方”而被迫辞职；
1933年8月，洪为法任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国文教师，由于对校领导有所批评，并常在《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嘲讽社会丑恶的短文，当局视其思想不纯被校方辞退：
1935年10月，洪为法任上海市党部宣传科长，因宣传抗日，被拘禁8天；
1941年8月，洪为法任上海市党部宣传科长，编印抗日宣传材料。曾与抗联部队司令黄逸峰、副司令李俊民会晤数次，掩护过杜干全等人革命活动。解放后，杜干全任扬州市委书记，曾多次登门看望洪为法。
1956年11月，洪为法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介绍人为苏北农学院院长薛万鹏和江树峰先生。
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怎么会呢?怎么只看表面不看实质呢？!许少飞同志就洪为法问题调查结果如实地向有关部门作了汇报。
1984年7月，洪为法冤案得到昭雪，撤销历史错误结论，恢复政治名誉，消除影响。
1988年秋，洪为法子女将其骨灰迁葬于茅山公墓干部区，并立碑纪念，他的曾任新华社苏州支社、《新苏州报》、《苏南日报》、《新华日报》、《无锡日报》副刊《太湖》编辑部主任的三女儿洪美撰写碑文：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篇7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篇8
安娜老人早年做过护士，具有丰富的医疗保健知识，但她因气管不好，常咳嗽，还患有神经疼痛症，因骨质疏松，骨关节也常疼痛，肠道也不是太好。所以她平时起居有常，饮食有度，很注意营养吸收的全面和平衡。她清晨喜欢喝牛奶吃鸡蛋，还喜欢服蜂乳与蜂皇浆，说是能提高大脑、脑下垂体和肾上腺的活动功能。一般的小毛小病她从不去医院。但每次出国前后，都去医院做检查治疗。国家除按月发给其生活费外，还让她享受公费医疗待遇，而且她每次去医院，均由有关工作人员陪同。但若外出旅游或异地疗养，她一般不让人陪同，说是为国家节省开支。
1959年10月19日，她自大连乘坐民主12号轮来沪。一周后，她提出想去昆明一次，沿途看看新中国建设情况。经市委统战部与多方联系，她于10月28日乘江顺轮去汉口，10月31日晨7时抵达汉口，由武汉市委统战部接待，住了一天，又安排她去重庆，在重庆休息两三天，于11月8日抵达昆明。
安娜之所以要去昆明休养，是因为她有一位朋友叫余先亮，在昆明翠湖农业展览会工作，是一位林业专家，余妻是位助产士，早年与郭沫若同过学，常有来往。余曾写信给安娜，邀她去昆明游玩。这次安娜在昆明过春节，由昆明市委统战部接待，安娜在昆明住了五个多月，于1960年3月30日返沪。
她回沪后十分兴奋，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在昆明的观感，讲起云南四季如春的景色更是眉飞色舞。她说在那里不仅早晚能听到美妙的歌声，三五成群的赶马女孩，一边骑马一边唱着山歌，不管唱什么都很自然动听。而且还能听到各种山鸟呼朋唤侣的叫声。她说，有一种鸟白天沉默，可清晨总喜欢停在屋脊上“郭公、郭公”叫个不停，让人触景生情。既刚强又多情的老人啊，不管走到哪里，总是难以掩饰埋藏在心底的隐痛。她再三对我说：“真想再去昆明，觉得在那里可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到风景秀丽的地方去疗养也是安娜在中国生活的内容之一。从1964年开始，她三次去无锡华东疗养院疗养，一般都是在秋冬之交。那时的无锡，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但安娜不喜欢摄影，所以留下的照片极少。她每次疗养都坚持自己付钱，她说：“我对党和国家的照顾一直感到不安，我自己能解决。”经说服后，仍坚持伙食费由她本人付。
1964年10月18日，我送安娜前往无锡华东疗养院，这是她首次去疗养。当车子经过太湖开往大箕山时，只见湖面微波荡漾，她环顾蓝天白云，满面笑容地深深吸了一口气说：“我来休养了。”当小车驶进华东疗养院时，宋阁东院长和沈垄早已守候在门口迎接。院方还指定林美蓉同志具体负责照顾她的生活。老人喜欢这里的休养环境，她说：“我兴奋得一夜未眠。”
后来她又分别于1965年10月27日至12月23日和1966年10月至1967年2月两次再去那里疗养，她总是被安排在第五幢休养室，院子前面有一大片草地。她常在林间独自漫步，仰望碧空，细听小鸟的喳喳声；有时遥望太湖，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厚爱。她爱吃无锡肉骨头，认为这个菜与日本的制作方法相似，味道特别好。她对太湖中的鱼虾很感兴趣，爱吃清蒸鳜鱼(桂花鱼)和湖虾。
安娜在中国的生活是多彩的，各有关方面的同志对她都怀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各方面尽量满足她的愿望，也希望美好的大自然能使她的精神得到抚慰。看到她对美丽的大自然那样的迷恋，都感到很欣慰。
在又恨又爱中维护丈夫的声誉
刚到大连那段时间，安娜总感到自己是被遗弃的异国妇女，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她神经剧痛症常发作，常常表示要去北京治病，或想回日本，有时还打算在大连开缝纫店。中央统战部交代：对其生活要多加照顾，让她安心在中国住下来。
1958年，郭沫若曾去大连探望其长子郭和夫，可是未与安娜见面。她得知后很生气。那年10月，她从大连来上海，在船上有人问她：“丈夫呢?”她回答说：“丈夫死掉了。”她曾表示要写信给沈钧儒控告郭沫若。可实际上她始终没有做出格的事。她认为“郭沫若已成为中国政府要人，不能影响他的威信，不能给中国政府带来不良影响。”
那段时间，安娜的情绪是矛盾的，她忘不掉与郭沫若在香港见面的情景。有一次安娜对我说：“在香港与郭沫若谈到经济问题时，我说‘你的钱，我要，国家的钱，我不要。’郭沫若却说：‘什么国家的钱、我的钱，都是我的钱!’我被吓得一句话也没有敢讲，你们中国人思想可以这样吗?我不明白。”看来她是误解了郭沫若的意思，这种误解一直没有消除。安娜在沪期间，我们每月给她送生活费，她总说：“我觉得自己对中国人民无贡献，我的生活总是靠国家，我感到不安，国家的钱是靠人民劳动得来的，国家还有困难，我不该花国家的钱。”当我们说明“这是北京来的，是郭沫若给的”时，她才收下。她轻声说“因为这是夫妻关系。”她尽管埋怨郭沫若，但他们毕竟曾是长年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心灵深处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难以消除的。
1969年“五一”节前，她自己拍电报至北京，要求见郭沫若，要求看望刚从“牛棚”中放出来的幼子志鸿。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同志安排安娜来京。住在和平宾馆。郭沫若亲自去宾馆看她。见面那天下午，安娜和孩子们在台阶上等候。郭沫若下车后，安娜主动上前握手并风趣地说：“你看来很年轻啊!我已经老了。”郭沫若说：“你看样子也很健康!”她和郭沫若并肩边走边谈。落座后先说了一番问候话，很快转入正题。安娜问：“郭和夫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几年都不让他工作?”又说：“造反派说我是个老特务，带回来一群小特务，真是岂有此理!我不怕他们，是最了解我们的。”接着她谈到她住了多年的上海大厦欲向她收房租，每年要三、四千元。她说：“我没有那么多钱!”
这是安娜在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况
下，与郭沫若的一次特殊相见。当时安娜正无例外地受到冲击。“”初期，她在华东疗养院疗养，1967年2月2日，华东疗养院宋阁东院长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统战部：“现在疗养院已被砸了，所有休养员全部离开，只剩下安娜一个人了。疗养院已无能为力，只好求统战部解决。”那时统战部部长已被“隔离审查”，上上下下无人作主。经请示中央统战部，一位姓常的工作人员答复说：“中央统战部被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单位接管，并成立了联络站，你们就先找个地方给她住吧。”只好让安娜离开无锡，住进上海大厦。后来上海大厦要向她收房钱，1968年2月，又被造反派赶了出来，住到了郭博家中，还停发了生活费。那段日子，她在生活和精神上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王廷芳同志专为此事打报告给当时科学院的负责人刘西尧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军代表，北京方面派专人到上海和大连解决安娜的生活问题。
这次见面时她还提出：在中日关系允许时，她希望回趟日本，去看看快一百岁的老母亲和其他亲属、朋友，希望得到理解和帮助。郭沫若回答：“没有问题，只要两国关系允许，一定设法让你回日本探亲。”郭沫若当时还问了她母亲的健康情况，又问了其他亲属和朋友的情况。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郭老因有外事活动起身告辞，安娜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上车前两人又紧紧地握手。她站在那里，一直等到汽车看不见时才回室内。
由于中日两国关系尚未恢复正常，故安娜迟迟未能实现日本之行。直到1974年春，中日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经廖承志提出意见，批准，才满足了她的请求。还指示：类似她这种情况的日本人，在中国还有不少，但从中国直接去日本探亲的，她是第一个，因此要注意观察日本方面对此事的态度和反应。1974年7月初，安娜由女婿林爱勋陪同，乘坐中国“奉承”号货船赴日。临走时，郭沫若还将亲笔字画交给安娜，请她转送给日本母亲。安娜在日本呆了近四个月，直到同年10月29日，才乘922航班飞机回上海，总算了却了一大心愿。
根据王廷芳同志的回忆材料，安娜回来后急于想见郭沫若，并于1975年夏由女儿郭淑璃陪同到达北京，住前门饭店。安娜到京第二天，即到郭沫若病房探望。郭老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相迎，安娜快步向前将郭老扶回沙发，握着郭老的手说：“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安娜详细询问了郭老病情，向郭老详细介绍了去日本的情况，谈了半个多小时，因不愿多打扰病人，便主动站起来告辞。郭老坚持把她送到病房大门口才和她握手告别。返回途中，安娜忽然想起忘记给郭老看在市川原住处拍摄的许多照片，于是又返回医院，将照片逐张给郭老看，郭老看得十分认真，两人都回到了那段难忘的日子。又过了大约一刻钟，安娜起身鞠躬向郭老告别。郭老又一直送她至大门口，看她上了车，两人还不停地挥手告别。这是他俩最后一次握手，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安娜是一位饱受人间苦难而又十分坚强和重感情的人，她和郭沫若共同生活二十余年，尽管后来对郭沫若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和怨恨，但内心深处的情感是难以消除的，这是我与安娜老人接触中留下的深刻印象。
1983年4月，安娜再次去日本，行前上海市委统战部张承宗部长特地去拜访她，并告诉她，上海已提名她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没有过多在意。同年5月她从日本回来后，我们祝贺安娜老人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高兴的，她原打算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拟在会上作一书面发言，她说：“去开会还可趁机看望一下久未晤面的老朋友。”我们还告诉她，去参加会议还可以带随员，可由女儿郭淑璃陪同，既可照顾生活，也可以当翻译，一切由安娜自行决定。可是她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不参加会议。她说：“让我到上层开会，我不能去，我一向地位低下，我是一条无主的野狗(她用英语讲out side dog)，我愿意过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我不愿意到上层去。”她又让次子郭博一句一句翻译说：“我希望不要把我抬得太高，我身价高了会影响我丈夫的声誉。我要是去参加会议，人们看到我，就会议论他，我不希望贬低他，不希望把我们的问题表面化。”这些都是原话，是多么地深明大义啊!她还说：“日本警察曾骂我是无主的野狗，我热爱中国，过去日本人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了罪，我作为日本人心里感到内疚，我受点委屈也是应该想得通的。”日本侵华与她何干?她却以宽广的胸怀对待一切。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篇9
第二天一早,在龚总的陪同下我们造访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那里果然保留了一些历史遗迹,有不少抗战时期的文物。在三楼的“抗战岁月厅”里,一幅三米多长的签名长卷赫然入目。卷首写着“政治部招待陪都文化界新闻界晚会来宾题名,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于纯阳洞电影制片厂”。其后,郭沫若题诗一首,诗曰:“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柱竞辉煌。祭洒血战三杯酒,鼓舞心愿万烛光。笔剑无分同敌忾,胆肝相对共筹量。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潮日绕梁。”诗后又有题句 :“晚会来宾题名者计四百余人,宾主相洽极一时之盛。酒后,寿昌、老舍、谢峰、彦祥诸兄先后曼声作歌,佐以话剧及电影,直至夜阑始散。在下思之,犹有余兴,因赠此律。十二月二十一日郭沫若题(加盖了印章)”。
其后四百余来宾签名,蔚为大观。我数过几遍,在长卷上签字的实际人数约三百二十人左右。卷末有田汉题字 “紫电清霜惊四檐,一时群贤见毫纤。梁龙酒令如军令,敢说枪尖逊笔尖?天下几人锅有米,川中老小食无盐。诸公且尽盈杯缘,好为民间达苦甜。当夜部属演员(以下数字不可辨)……问题,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田汉(加盖了印章)。”
长卷的左眉处有收藏印鉴一枚并题“植耘珍藏。一九四五年郭老嘱保存,一九六六年遭劫,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失而复得,谨献北京郭沫若故居。”遭劫的不仅是此卷,1967年郭沫若的儿子因举办光明文学社被造反派打死,未几郭老也含恨离世。
植耘既将此卷献给郭沫若故居为何又到了三峡博物馆?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郭老对这件长卷十分珍视,以为弦佩。故1945年抗战胜利时特意“嘱保存”。这也证明1945年此卷并不在郭老手中,因而1983年才能劫后余生,失而复得。
卷中提及晚会举办的时间是1940年11月7日。前一年日军在诺门坎向苏军大举进攻,结果被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红军击败,一个日军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将“北上”改为“南进”。同年11月冈村宁次指挥日军五个师向长沙一线发动猛攻,薛岳将军沉着应战,诱敌深入,围歼日军两万余人,取得第一次长沙战役的胜利。郭沫若诗云“祭洒血战三杯酒,鼓舞心愿万烛光。”即指此役而言。
日寇企图速战的计划受挫,转而采取军事进攻和诱降并举的方针,公然投敌,成立南京伪政府,中国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
其时,斯大林正忙着瓜分波兰,又出兵占领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美国也隔岸观火尚未对日宣战。中国的沿海城市相继沦陷,重庆当时是在没有国际援助,物资供应被全部切断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日军每天出动大批战机对重庆这座没有空防的城市狂轰滥炸,企图以炸逼降。整个重庆弹痕累累,遍地瓦砾。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除了被炸死,每天都有饥民倒毙街头。田汉诗云“天下几人锅有米,川中老小食无盐”正是描述了这一惨状。
1940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23周年纪念日,郭老举办招待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但又不便明说,而且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还特意请来了政治部的官员张道藩和谷正纲(他们都在长卷上签了名)。既然请来这两位大员,也不能让他们太安逸,于是就上演了一幕演员请愿的活剧。据田汉记载“当夜部属演员(以下数字难以辨认)……问题,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
所谓“部属演员”又是什么人呢?上海淞沪抗战时,政治部三厅曾组织十个抗敌演剧队,分赴前线宣传抗日,徐州会战失利,南京陷落后演剧队撤至武汉,此后一部分到了桂林、昆明,一部分到了重庆,是夜签到的演员绝大部分都是演剧队的成员;另一些“部属演员”是指政治部下属中央电影制片厂即卷中的“纯阳洞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他们来到重庆后,生活极其困难,许多人居无定所,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这些演员肯定围住张道藩和谷正纲大倒苦水,要求政治部关怀他们这些“部属演员”。这些诉求“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猜想当时张、谷二人一定也十分无奈,因为大批难民涌入重庆,物资极度匮乏,很多政府机关都发不出薪饷。
与会的来宾多为社会名流,从签名中知道:
文学界有郭沫若和他的夫人叶以群、茅盾、胡风、艾青、于立群、邹韬奋、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孔罗荪、老舍、张光宇、浦熙修、姚逢子、曹靖华、潘子农、黄洛、梅林、胡肃枫、郑伯奇、郭春涛、张西芳、沈启予、刘雪庵、张元济、陈纪滢、林辰等;
影剧界有洪深、田汉、阳翰笙、陈鲤庭、吴茵、孟君谋、齐衡、白杨、何非光、赵慧深、应云卫、冯乃超、吕少春、辛汉文、翁植耘、马彦祥、方殷、王梵生、赵望云等;
美术界有吴作人、丁聪、陈烟桥、林风眠、关良、来楚生、常任侠、张书旗等;
音乐界有王云阶、沙梅、安娥、任钧等;
教育界有陶行知和他的夫人吴树琴、力扬、徐仲年、李长之、赵景深、袁孟超、吴全衡、陈适怀、张申府、沈志远、钟可记、丘哲、曹清华、胡秋原、吴茂荪、徐步等;
科技界有胡绳、潘梓年等;
新闻界有张西洛、彭子冈、凤子、浦熙修、许君武、徐伯昕、何公敢、舒展、高集、金仲华、戈今、浦熙修、刘尊棋、赵敏恒等;
此外翦伯赞、沈钧儒、李公朴、王炳南、章乃器、章伯钧、唐国桢、史良、沈默予、施复亮、阎宝航、于右任、侯外庐、韩光、邓初名、刘清扬、李剑华、来楚生、杨公达、黄琪翔、李公模、吴克坚、汪日章、施复亮、阎宝航、谷正纲、康泽、黄少谷、张道藩等名仕也都留有签名。
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田汉诗赞“紫电清霜惊四檐”,极一时之盛也。翁植耘应为当时中央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他知道这份“群贤长卷”的分量,特意进行了装裱并在卷首留出空白,于11月21日拿去请郭沫若添加题词,郭老“在下思之,犹有余兴”,便欣然命笔“因赠此律”。
1966年浩劫来临,解放前的“中制”职员全被定为反动军官,翁植耘被抄家审查,直至1983年获得昭雪才索回此卷,而此时郭老已经含冤去世,他便将此卷献给了北京郭沫若故居。这是根据植耘的题词做出的推断,相信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
我父亲王云阶有幸躬逢盛会,可惜他在世时没对我谈及此事。1940年6月是我呱呱坠地的日子,母亲的叙述印证了当年锅无米、食无盐的艰辛。她说1941年6月5日抱着我去“跑警报”,到了大隧道防空洞里我大哭大闹,不得已又把我抱出防空洞,结果因防空洞门被锁无法再进去,只得到另一处小防空洞里,就在这一天的轰炸中发生了大隧道惨案,死在山洞中的同胞达两万多人,而我们侥幸逃过这一劫。大隧道防空洞是重庆最大的防空洞,六月五日遇难人数之多,影响之大,惨烈程度之触目惊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唯一的,那次惨案震惊了国内外。旁边还有惨案的现场照片,真是惨不忍睹……
再说当年父辈们参加那次晚会,穷哥儿们能有机会“打牙祭”饱餐一顿实在是难得的乐事,晚会上不仅向主管官员诉苦,郭老还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勉励大家团结起来,共度时艰,挽救民族危亡,真是“笔剑无分同敌忾,胆肝相对共筹量”。晚会还“佐以话剧及电影”。郭老在渝期间写了大量作品如话剧《孔雀胆》、《屈原》,当晚演出的是否就是他的剧作?至于电影极有可能是苏联电影《夏伯阳》,因为该片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苏联片,当日又值十月革命纪念日。
就是这一批中国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前辈们,为中国抗击日寇侵略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他们还为中国文学艺术创造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并且他们还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篇10
现而今，北京的都市味越来越浓了，能看到老北京旧时民风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可就在这什刹海，依然能够听到秋日里清脆的虫鸣，依然能能看见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群的缩影，依然能够咀嚼京味文化旅游节就要在这里开幕了。游什刹海，看老北京，品茗、荡舟、游王府、逛胡同，更有那纯正的京腔京韵，使什刹海大放异彩。
宋庆龄故居
醇亲王府醇亲王府位于后海北岸，府邸分为正院、住院、花园及马圈四部分。另外在府后建有醇贤亲祠堂一所，占地共约八十余亩。特别是府内的西花园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先生故居就建在醇亲王府的西花园，她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年，给这座古色古香的园林留下了许多痕迹，增添了不少亮色。
康熙年间，明珠的府邸花园正是坐落于此。园中假山、竹林、小桥错落有致，南楼前临水有明开夜合树七株，其中两株二百余年前的古木，据说是明珠长子纳兰性德亲手所植。年轻的纳兰性德常常邀集北京的文人名士相聚于此吟诗填词，今日立身树下，思古之情油然而生，眼前仿佛人影依稀，耳畔边似回响着当年的唱吟之声，阶前双叶合，枝叶敷华荣。后来明珠获罪，这府花园又被和坤所占，嘉庆即位后，花园和附近的府邸一起被赐予成亲王，并特许成亲王引后海水入园。现在我们看到的恩波亭就是成亲王时修建的，平安石上岁岁平安四字便出自成亲王之手。光绪年间，这座府邸又赐给了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其在成亲王府的基础上添改修缮，建成醇亲王府。
今天，醇亲王府已经成为什刹海边的一道风景线，众多的游人慕名前来，只为心中那一份对历史的眷恋和对古迹的景仰。
梅兰芳故居
梅兰芳先生一生中的最后10年是在什刹海西北隅护国寺街9号度过的，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占地716平方米。如今已成为人们缅怀大师的观光景地。
这是一座两进的北京小四合院。共有房屋37间。现有馆藏文件3万余件。正院保存故居原貌，会客厅、书房、卧室和起居室内的各项陈设均按梅兰芳生前生活原状陈列。
郭沫若纪念馆
千竿胡同往北大约30来米，前海西街18号，这里便是一代文化名人郭沫若晚年居住过的地方。1963年秋天，郭沫若迁居此处，在什刹海西畔这座古朴的北京四合院里走完了人生最后14个年头。
走进纪念馆，草地上，郭沫若的铜像安坐在藤萝架前，双手轻轻放在膝头、目光平静而坦然。驻足绿荫下，闹市里久违的鸟鸣声，不绝于耳。
院内最为显眼的当数郭沫若夫妇亲手种植的银杏和牡丹，那些曾经与主人朝夕相处的一草一木，浸润在主人真诚与博大的情感世界中。人垂花门进四合院，东西两厢已辟为陈列室，以图片和实物展示着诗人、学者兼战士不平凡的一生。正房的客厅、办公室、卧室依旧是主人在世时的陈列。暖郎环绕小小的月季园，通向最北面的房间，正中的一间是郭沫若夫妇研磨书法的地方。伟人已去，故园依旧。一卷卷书稿，一幅幅书法佳作，保留着他的神韵。
广化寺
衣冠杂沓，车马骈阗的什刹海，历来是扎根皇城的佛教僧侣弘法结缘的首选之地。皆因梵刹林立，故名什刹海。什刹之一，饱经700年沧桑的佛门古刹广化寺，坐落在鼓楼后西侧后海北岸的鸦儿胡同31号。广化寺坐北朝南，东临银锭桥，西傍宋庆龄故居，占地1.38万平方米，拥有殿宇329间，分中、东、西三大院落。整座寺院建筑严谨，僧房毗连，形成院中有院的建筑特色。寺内古柏苍翠，花草溢香，曲径通幽。
广化寺始建于元代，后经明清三次修建，清宣统元年(1909)曾在此筹建京师图书馆，鲁迅先生曾在此任职。1921年8月对外开放。1982年北京佛教协会成立并将会址设在此寺。1986年，北京佛教协会在广化寺西路祖堂内肇建了北京佛教音乐团，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演奏京音乐即佛教音乐，并培养后继者。如今，广化寺不仅是信徒们礼佛的地方，佛教音乐、礼佛仪式等也已作为一种文化，成为什刹海民俗文化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刹品禅宗敬祠忆先贤
汇通祠
汇通祠也就是现在的郭守敬纪念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西海(积水谭)北沿的汇通河畔。元朝时期，这里水面辽阔，风景秀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元大都城内、京杭大运河最北码头，漕运船只可直达这里。汇通祠坐朝南，有山门一间，歇山调脊灰筒瓦顶，石券门，棋盘木门两扇，前殿及东西配殿各三间，均为硬山调大脊灰筒瓦顶。后院有二层后罩楼，祠后原有一暗红色的巨石一块，通体花纹如云，叩之如铜。巨石纹路中隐约似有一鸡一狮，人们俗称：鸡狮石。
1988年9月27日汇通祠竣工。占地1100平方米的汇通祠按原建筑形式恢复修建。内有石狮、石亭、剑碑，假山叠石，错落有致，曲径路道，别具匠心，石壁洞岫，宛自天开。一座小岛重现人间，清水绕岛而过，随着湖水的流逝，仿佛又回到了久远而灿烂辉煌的历史。
恭王府花园
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花园，想当年曾是乾隆宠臣和坤的私宅，后由慈禧赐给了恭亲王亦忻并因此得名恭王府。
恭王府规模宏大，占地6万多平方米，府邸、花园两部分，拥有格式建筑群落30多处，布局讲究、气势非凡。其花园又名锦翠园，园内设计、布局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全园以山字形假山拱抱，三面堆土叠石为山，中路以房山石堆砌洞壑。立于山顶，居高临下，更可观全园景观。
如今，恭王府以其富丽堂皇、幽深秀丽，已是名扬四海，吸引着远近宾客。
逛胡同，品北京风韵
胡同、四合院是旧北京城的象征。不管你是北京土著还是远方来客，都会被那份浓浓的京韵所吸引。
由前海西街郭沫若故居出发，顺前海北沿过银锭桥登鼓楼。然后再乘车过鸦儿胡同到银锭桥墩，一路上，提笼架鸟的老头儿，跳皮筋的小姑娘，端碗炸酱面蹲在院门口边吃边聊天的小伙子，这种惬意的生活让人留连忘返。
逛胡同，不能不去金丝套，是指以银锭桥分界的前海北沿、后海前沿、柳荫街与前海西街之内的地区，有18条胡同蜿蜒曲折。沿途蜿蜒的玉河水流淌着社会奔腾不止的变迁;特色各异的小桥又赋予你诗人般的遐想;古庙旧寺让你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对无知世界的敬畏;王府花园记录了得意的自恃和落魄的无奈;幽深的胡同孕育了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
登城楼，听历史钟声
始建于1272年的北京钟鼓楼，七百余年一直矗立在北京城中轴线上。两楼一高一矮、一横一竖相映成趣，飞檐走阁、振翅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雄韬伟略。钟鼓楼曾是元、明、清三代报时的中心，起着所谓以时出治，声与政通的作用，看到它仿佛听到了那萦绕在京城上空的厚重钟声，让人震憾!
说什刹海，不能不提德胜门城楼。明、清时期，每逢出兵打仗，兵士们都要从德胜门出发，由此开赴作战前线，借个德胜的口彩。现在，站到德胜门上，展现在眼前的则是一派生机盎然的科技园区，社会前进的脚步搭上科技的翅膀从此将不可阴遏。从城门望北还可以看到护城洒的垂柳碧波和关厢景物，这里的自然风光和科技园区的相互彰映还真有点不同一般!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篇11
1941年11月16日，重庆各界人士隆重举行了纪念“郭沫若50诞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的茶会，首演了郭沫若创作的“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的5幕历史剧《棠棣之花》。在会上致贺词，高度评价了郭沫若在文艺、学术等方面的成就；并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我要说的话》一文，称赞郭沫若有着“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号召文艺界向他学习。文艺界同人用巨大的竹子特制了一支如椽大毛笔赠给郭沫若，上刻有“以清妖孽”4个大字。这场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无疑标志着国统区进步力量的空前强大与团结，同时更加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
郭沫若自幼热爱屈原及其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他对屈原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先后创作了《湘累》《屈原行吟处》《屈原时代》《革命诗人屈原》《蒲剑、龙船、鲤帜》《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思想》等大量诗歌和论文，因而对屈原精神有更加成熟的理解和独具慧眼的发掘。期间，郭沫若自身也由代表“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诗人逐渐转变为清醒冷峻的现实主义史剧家。随着全国抗战进入艰苦的阶段，发生了对外消极抗日、对内加紧的逆转，在此严峻形势下，郭沫若深切地感到，屈原那种特立独行、不畏的高贵气节正是时下国人所应有的品格和情操，在日寇大举入侵、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大力弘扬屈原精神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因而，他想通过剧作“借古鉴今”，将古人的民族正义与今人反侵略、反投降的现实结合起来，号召大家效法屈原精神，自觉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
适逢历史剧《棠棣之花》演出期间，有人满怀期待地建议郭沫若：“郭老，您再给我们写一部《屈原》吧!”这句话一下子激活了他蓄积多年的创作欲望，点燃了他写历史剧《屈原》的引信。得知郭沫若要创作《屈原》，亲自上门热情鼓励道：“屈原当时受迫害，因‘谗陷之蔽明也，雅曲之害公也’，才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现在，我们也受迫害，这个题材好!”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惨境遇，与一年前在“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中无辜死难的抗日英烈们的遭遇何其相似！创作历史剧《屈原》，正是郭沫若在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强烈愿望受到反动派残酷压制的现实冲突与矛盾中所找到的一个突破口。郭沫若后来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中回忆说：“我写这个剧本是在1942年1月，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到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1942年1月11日深夜，郭沫若在自己的临时寓所――一座被日机轰炸得几近废墟的重庆天官府4号残存的悬脚危楼里，开始奋笔疾书，仅用10天时间，就写出了5幕历史剧《屈原》。原来，郭沫若本准备借鉴歌德的《浮士德》的结构，分上、下两部来写屈原的一生，上部写屈原在楚怀王时代，下部写屈原在楚襄王时代。但开写以后，他状态绝佳，文思泉涌，竟然把屈原的一生浓缩在一天的故事情节里了。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目前的《屈原》真可以说是意想外的收获。各幕及各项情节，差不多完全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不仅写第一幕时还没有第二幕，就是第一幕如何结束都没有完整的预念。实在也奇怪，自己的脑识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地涌出，涌到了平静为止。”
有幸成为剧本《屈原》的第一位读者，他不仅反复阅读，还同专家们一起讨论，肯定该剧在政治上、艺术上是好作品。
历经坎坷终面世
当时，在当局严厉的文化“围剿”下，许多优秀剧作因过不了严格审查关，而失去了发表、演出的机会，被扼杀在摇篮中。鉴此，郭沫若决定充分利用一下自己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这个身份，先把剧本《屈原》交给党报《中央日报》副刊发表。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是一位富有爱国思想的知名报人，他读完《屈原》后，便断定这是一部难得的惊世之作。于是，《中央日报》副刊从1月24日起，用15天时间连载《屈原》。该剧本发表后所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使当局感觉到：“这是借屈原的时代折射当局。”于是立即下令停止刊登赞扬《屈原》的文章，并撤了孙伏园的副刊主编之职。
然而，将剧本《屈原》搬上舞台，却是历经坎坷。面对当时好多剧团（社）不敢接手排演的困难，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文艺要同针锋相对，郭老的《屈原》是最具体的、最有效的同他们作斗争的一种表现。”按照他的指示，成立于1941年11月的一个貌似民营剧团实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中华剧艺社，承担起了《屈原》的排演任务：演员配备采取全明星制，主角、配角均由第一流的名演员担任。导演为陈鲤庭，演员有金山、白杨、张瑞芳、顾而已等。为了排好这部戏，还特地将白杨、张瑞芳等主要演员请到位于红岩村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谆谆教导大家：“要充分理解郭沫若创作《屈原》的思想感情，这是郭沫若说给听的，也是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的。可以预料，《屈原》一定会引起群众极大的共鸣。你们要下苦功，好好排练，要知道，这就是斗争!”
此后，、郭沫若多次亲临排练现场观看，给予指导。演员们受到极大鼓舞，因而劲头十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全剧彩排任务。原计划于3月26日上演，由于当局极力阻挠，演出时间被迫推迟。后经中共多方努力，4月3日，《屈原》一剧终于在重庆国泰大剧院举行了公演。
盛况空前被禁演
历史剧《屈原》的公演不仅轰动了山城，也震动了战时的蒋管区。有关当时的盛况，剧中主角白杨在多年后回忆说：“《屈原》的公演，确是我国新文艺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盛事。”“许多群众半夜三更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群众赶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桂林等地赶来。”重庆沙坪坝的学生进城看戏后仍意犹未尽，索性在剧院坐到天亮，和演员们一起交流观后感，讨论剧情。一时间，该剧中 “烧毁了吧”“爆炸了吧”等台词在重庆大街小巷被广为传诵。
历史剧《屈原》深受人民欢迎，却引起了当局的极端仇视。为了抵消其影响，他们煞费苦心，先是通过放映黄色影片、上演美化汉奸和法西斯思想的话剧《野玫瑰》来争夺观众，抗衡《屈原》。后又进一步利用《中央日报》《文艺先锋》等御用报刊对《屈原》的创作意图、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和运用史料等等，大肆进行诋毁、围攻。为了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新华日报》《时事新报》《新民报》等进步报刊纷纷推出评论文章，解读剧情人物，剖析“屈原精神”的实质；还在半年的时间里发表了董必武、沈钧儒、黄炎培等人撰写的100多首有关《屈原》剧的唱和诗，这些诗作或综观全剧，或立足某一人物，或针对《雷电颂》，或把握某种精神，从不同侧面赞扬了《屈原》艺术真实性的无穷魅力以及郭沫若非凡的胆略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从而有力地抨击了当局借攻击《屈原》来维护其独裁统治的核心所在。
为此恼羞成怒，遂严令陈立夫、潘公展：“这出戏搞得如此沸反盈天，矛头究竟是对着谁?为啥还让他们去演?得赶快查办!”于是，《屈原》在重庆市横遭禁演。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篇12
这篇初一语文上册期末复习前五单元文学常识的文章，是
第一单元：《走一步，再走一步》莫顿·亨特，美国作家。《蝉》小思，香港作家。《贝壳》席慕容，台湾作家。《紫藤萝瀑布》宗璞，选自《铁箫人语》。《童趣》选自《浮生六记·闲情记趣》，沈复，清代文学家。第二单元：《理想》作者：流沙河。《我的信念》玛丽·居里，波兰人，科学家。《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20篇，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第三单元：《春》朱自清，选自《朱自清散文选》。《济南的冬天》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作家。《秋天》何其芳，四川万县人，现代诗人，评论家。《观沧海》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其诗以慷慨悲壮见称。第四单元：《绿色蝈蝈》选自《昆虫的故事》，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山市》选自《聊斋志异》，蒲松林，字留仙，清代文学家。第五单元：《风筝》选自散文集《野草》，鲁迅，原来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散步》作者：莫怀戚。《金色花》选自《泰戈尔诗选》，泰戈尔印度文学家。《荷叶·母亲》，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现代作家，代表作有《繁星》《春水》《往事》《寄小读者》。《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彭城人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书。第六单元：《皇帝的新装》选自《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安徒生，丹麦童话作家。代表作：《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丑小鸭》。《天上的街市》和《静夜》，选自《郭沫若全集》，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诗人，学者，代表诗集《女神》《星空》。《女娲造人》选自《神话故事新编》作者：袁珂。《智子疑邻》选自《韩非子·说难》，韩非子，战国末期思想家。代表作《韩非子》《塞翁失马》选自《淮南子·人间训》，《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编写。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篇13
《女神》出版后不久，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10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只身回国，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
《女神》简介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56首，包括1916至1921年间的诗作，以作品式样和形式的不同分为三辑。
第一辑是三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和《棠棣之花》。它们取材于古代传说或历史，独具风韵。令人神驰，在中国开创了诗剧这种新形式。《女神之再生》前面题写了《浮士德》的诗句：“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郭沫若心中的女神是创造力的化身，在堆满男性残骸的世界上，女神创造出新的太阳，因此，女神又成为光明的象征。
第二辑是《女神》30首自由体诗，包括代表作《凤凰涅》《天狗》《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等，是《女神》的精华和灵魂。这些作品大都写于的高潮期，明显地受到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最能体现《女神》雄浑豪放的风格特征。
第三辑收录23首作品，大多是小诗。包括诗人最初的试笔及“五四”之后的作品。因受外国诗人泰戈尔的影响，诗作表现出一种恬淡清新的格调。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文化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可谓异军突起，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新诗纪念碑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重点篇目
《女神之再生》
《女神之再生》是《女神》中的重点诗剧，诗中运用神话的题材、诗剧的体裁和象征的手法来反映现实。诗人假借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开篇，表达了对美丽的向往和对于盛世的怀念。“女神之再生”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诗人说过：“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不过，诗人早期的社会理想是模糊的。他曾说过：“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因此，女神要去创造新鲜的太阳，但仍是一个渺茫的创造，只是理想的憧憬、光明的追求。但在五四时期，它给了广大青年力量的鼓舞。
《凤凰涅》
1，《凤凰涅》的五四精神
《凤凰涅》写于1920年，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最杰出的代表。它深刻地表现了《女神》的基本思想和艺术成就。思想上，它集中表现了作者在五四时期火山爆发般的爱国激情和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具体表现为：
(1)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作品运用神话故事，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更生”的故事，象征着中国的再生。
(2)破旧立新的革命气魄和乐观主义精神。凤凰破旧立新的宏伟气魄，显示出勇于自我牺牲、自我革命的精神，充满了对未来的必胜信念，又使诗篇闪耀着乐观主义精神。这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合拍的。可以说，《凤凰涅》是民族觉醒的诗的宣言。
2，凤凰形象及其象征意义
凤凰形象壮美而崇高，她的特点和意义在于：
(1)她们大胆否定旧现实的一切，摒弃因袭的旧我，严厉斥责浅薄猥琐的群丑，热烈向往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的新世界，体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战斗的乐观主义气概，充分表达了作者彻底破坏旧事物，创造光明的进步理想。在她们的身上，鲜明地体现出大胆的叛逆精神、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破旧立新的进取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乐观精神。
(2)她们是年轻诗人的化身，也是民族和祖国的象征。凤凰的涅之歌，是五四时代的最强音，预示着旧世界、旧中国的灭亡和民族振兴的新时期的到来。
3，泛神论在《凤凰涅》中的体现及意义
简单地说，泛神论就是“本体即神，神即自然”的哲学思想，神不是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本身，在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它在16、17世纪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对僵死的封建神学和宗教唯心论有过有力的冲击。郭沫若曾经将泛神论概括为“泛神就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
在《凤凰涅》中，诗人在泛神论的思想基础上，把宇宙万物和自我融会在一起，寄寓了他的理想，表现了诗人与祖国人民融合为一的愿望，特别在凤凰获得新生以后，欢乐地唱了五段欢歌，表现自我同宇宙万物的融会，这是泛神论思想在诗中的艺术体现，是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生动反映。
4，《凤凰涅》的浪漫主义特色
《凤凰涅》的浪漫主义特色，主要表现为强调表现自我，注重抒发自我的内心感受，追求美妙的想象，展现革命理想。
5，《凤凰涅》的自由体形式及意义
《凤凰涅》不但在内容上燃烧着“五四”精神，而且在形式上也进行了彻底地革命。它冲破了一切旧格律、旧程式、旧传统和新“套子”的束缚，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郭沫若“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做到形式自由奔放：诗的划分、诗行的长短，都服从思想感情的自然流淌，没有固定的行数和字数；押韵自由，没有固定的规律，做到“大体押韵”：诗作还大量采用设问、排比、反复、叠句和对偶的手法；诗作采用诗剧的形式。
《天狗》
《天狗》是《女神》中的代表诗篇，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紧张的。
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掉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表现出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的勇气，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宙Energy底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充分展示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总之，《天狗》是五四时期人们第一次从诗歌中听到的勇猛咆哮的时代声
音，“天狗”那可吞掉“一切的星球”的豪迈气概，正是五四时期要求破坏一切因袭传统、毁灭旧世界的精神再现。
而《天狗》只是《女神》创作中诗人情感与艺术碰撞、融合、激溅出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女神》的灼人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炉中煤》
这首诗一开始字里行间便充溢着热烈的激情：“啊，我年青(编者注：郭沫若的原文是“年青”而不是“年轻”)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郭沫若找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比喻：祖国是“年青的女郎”，是自己的恋人，唯此才足以传达他当时所感受到的与祖国的亲近感。五四后的中国，新时代的曙光赋予郭沫若的心灵以灿烂的诗意，他心中奔涌着“爱”的激流。他渴望充当一个恋人的角色。他是春天的恋人，是太阳的恋人，是火的恋人，更是新生的中国的恋人，他的最为柔美又最为激烈的情歌，便是敬献给祖国的这首《炉中煤》。
诗的最后一节，诗人把自己的感情推向了高潮。“炉中煤”在燃烧，对祖国恋人的“爱”使它“燃到了这般模样”。质朴的诗句恰当地传达出诗人情感的炽热激烈，表达了诗人为祖国不惜牺牲的决心。在燃烧着的诗情之火的激荡中，诗人向祖国恋人奉献出全部的爱，同时也在爱的烈焰中实现了自我的重建和净化。
诗人用拟物法把自己比作熊熊燃烧的“炉中煤”，又用拟人法把祖国比作“我心爱的”“年青的女郎”。全诗就建筑在这一组核心意象之上。
“炉中煤”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第一，“炉中煤”的熊熊燃烧象征诗人愿为祖国献身的激情；第二，“炉中煤”黑色外表下“火一样的心肠”象征劳苦大众“卑贱”的地位和伟大的人格，它既指“小我”，也指“大我”――诗人所代言的劳动人民：第三，“炉中煤”的前身“原本是有用的栋梁”，“活埋在地底多年”以后终于“重见天光”，象征诗人不愿庸碌一生而渴望有所作为的愿望，也象征劳苦大众中潜藏的改造世界的巨大能量将要释放出来。“女郎”这一意象暗示诗人对祖国的爱有如情爱一般热烈，“年青”一词则暗示了祖国在那个时代里蓬勃向上的生机。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过：“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本诗中比拟的意义和作用。这首诗就采取拟人的手法，用“炉中煤”的口吻向“心爱的人儿”祖国倾诉衷肠，抒发了对祖国的强烈热爱之情，表达了甘愿为祖国献身的愿望。
本诗把祖国比做“女郎”吸取了我国传统诗歌的精华为养分，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离骚》中美人香草之喻，使意境甘美浓郁，便于表达深深的眷念之情。
艺术特色
第一，在诗歌形式上，《女神》成功确立了不拘一格的自由诗体的新形式。
郭沫若在诗歌形式方面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让诗的形式服从于诗人感情的倾泻，让诗人的情绪支配诗的旋律。在《女神》里有300多行的长诗《凤凰涅》，有短到只有3行的《鸣蝉》；有如《太阳礼赞》那样一行多到几十个字的长句，也有《凤歌》那样三四个字构成的短句；有诗剧如“女神三部曲”，也有古风式的《春愁》，还有类似散文诗的《胜利的死》。这些诗不固定行数、字数，不注重押韵、对仗，段落或分或无，诗篇或长或短，50余首诗没有一个统一的格调，真可谓变化多端，不拘一格。但是《女神》中的诗篇绝非随意写出，而是篇篇都独具匠心，可以从不统一中找出一些统一的规律，这主要表现在诗行富于表现，参差中有着某种规律，节奏于和谐中有规律地变化和大体押韵等。如《凤凰涅》大量运用对比、对偶、复唱手法，在表现形式上体现出自由与严谨的统一。《炉中煤》更近乎新格律诗，每节首行相同，首尾两节有同有异，每节隔行押韵，全诗一韵到底。诗人觅到了与内在感情和谐一致的全新形式，创立了多样的自由诗形式。
第二，在创作方法上，《女神》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女神》表现了革命的理想主义。全书中有不少诗篇取材于“太阳”，把太阳当作生命的源泉和光明的化身加以歌颂，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光明理想的渴慕与追求。还有一部分作品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诗人站在时代的高度，巧妙地处理这些题材，既表现了古代英雄人物的崇高壮美，又使他们跳动着现代的脉搏，从而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例如：《女神之再生》中借助“女娲补天”的神话，寄寓着抒情主人公“要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以取代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凤凰涅》中凤凰对中国黑暗现实和历史进行控诉，经过采集香木自焚，出现了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的中国。这些美好理想反映了五四时代广大人民对革命的要求和对光明、民主、自由的向往。
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女神》中的诗篇，立意构思别开生面，不落俗套。诗人在泛神论思想的启迪下，或在大自然中获得材料，或从历史、神话、传说中选取题材，充分发挥想象联想，运用比拟、象征等手法，使表现的对象变为诗人理想化的形象。在《地球，我的母亲》里，诗人把“缥缈的天球”想象成地球母亲“化妆的明镜”，诗人的想象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没有大胆而丰富的想象便没有《女神》的诗。
生动的比喻，奇特的夸张。《女神》中，诗人运用了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奇特大胆的夸张。如《炉中煤》里，诗人把自己比作熊熊燃烧的“炉中煤”，把祖国比作自己心爱的“年青的女郎”，表现了一个觉醒的五四青年炽热的爱国情怀；《天狗》中，诗人说天狗吞食了“日”“月”“星球”和“全宇宙”，有力地刻画了一个具有个性解放的彻底勇猛精神的“自我”形象。
第三，雄浑豪放的崭新风格。
前夕，由于受泰戈尔的影响，郭沫若写的都是或爱情、春愁、别绪，或飞禽、新月等抒情小诗，清新秀丽。在的高潮，接触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后，诗人产生了“火山爆发式的内感”，他“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郭沫若《序我的诗》)，于是就采取惠特曼式的“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抒发出来。这些诗如《凤凰涅》《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有的高歌，有的长吟，有的咏叹，充满了昂奋腾越的音调和浓烈瑰丽的色彩。
直通高考
1下列对郭沫若及其作品的表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 )
A郭沫若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活动家、考古学家，他在诗歌及历史剧创作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B《女神》是郭沫若的代表诗集，诗歌形式自由活泼、风格雄奇壮美，具有瑰丽的浪漫色彩，《炉中煤》《天上的街市》等均是其中的名篇。
C，《凤凰涅》是《女神》中的代表作，该诗抛弃了传统诗词对于纯意境的追求，传达了像凤凰涅般在旧的毁灭中寻找再生的“五四”精神。
D，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常借用“史事”讽喻“今事”，《屈原》《虎符》《蔡文姬》等剧本，成功地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
E，《女神》是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诗集，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不朽的诗歌作品，开
了一代新诗风，奠定了新诗运动的基础。
2下列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 )
A郭沫若于1913年底到日本留学，这期间，他的兴趣逐渐移到文学上来，阅读了泰戈尔、歌德、席勒、海涅、雪莱、惠特曼等人的文学作品，以及斯宾诺莎等人的哲学著作，深受浪漫主义文学和泛神论思想的影响。
B，郭沫若于1921年与成仿吾、鲁迅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创造社，创办《创造季刊》等。1923年毕业回国，参加编辑《创造周报》《创造日》等。
C郭沫若于1 929年初写了《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并出版诗集《星空》《原野》《前茅》《恢复》等作品。
D郭沫若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学、考古学、甲骨文、金文研究，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等方面，也有重要建树。
E，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继续进行文艺创作，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
3，《女神》这本诗集主要反映了什么样的精神世界?
4，诗歌《凤凰涅》的浪漫主义特色是什么?
5，诗歌《天狗》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
“直通高考”参考答案与解析
1，BE(B《天上的街市》不是《女神》中的作品；E应该“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不朽的诗歌作品”)
2，BC(B应该是“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创造社”：C应该是“《星空》《瓶》《前茅》《恢复》等作品”，《原野》是曹禺的剧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