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文化论文篇1
二、星级酒店文化内涵与民俗文化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理念不同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中国地域幅员辽阔，各族人民的文化五花八门，为我国文化增添了不少魅力，但是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禁忌，在酒店建设和服务过程中如果没有去注意，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例如满族在饮食、住房、甚至在节日时期有很多禁忌。在饮食中，满族禁止剁母猪或其它雌性畜肉，他们认为母亲给了他们生命，剁雌性牲畜的肉会遭到复仇；禁止在属鸡的日子里吃新米，因为鸡的消化能力很强，吃新米意味着常年都会肚子饿。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给民俗文化带来神秘和独特感，但在民俗文化与酒店文化交融时，也可能会导致酒店在经营和管理方面与当地名俗文化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
（二）可能会对酒店的整体利益有损害。有些少数名族会有不同寻常的民俗习惯，而酒店是以利益为主，从而导致了某些方面民俗文化与酒店文化不融合，出现一些利益上的损害。如有些地方民族会对某种动物十分崇敬而不去吃它，再有有些地区民族会有很严格的男女之防，而酒店要从全方位无死角的去服务顾客，这里面的矛盾冲突是无法调节的，一旦酒店妥协就会丧失许多财务收入，而长久以来形成的民俗文化是更加不可能妥协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谁也都不妥协于谁，酒店无法去吸收当地的顾客源，而当地居民更不愿意酒店在此常驻，这种情况长期以来会造成酒店利益的严重损害，而且不仅仅体现于经济方面，还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名誉上的损失。
（三）文化特色不明显，雷同现象严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顾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就导致了市场需求的差异性。而最大的差异性莫过于文化的差异性，如果通过文化表现出全方位的魅力进而引起顾客的共鸣，这样就可以给顾客留下美好而又深刻的回忆，可以大大增加酒店的核心竞争力。但由于与民族文化融合的酒店一般都会在具有丰富的民族风情的地域建立，当地的民族特征都会隐隐约约的被体现在酒店的设计与经营上，这就使得该地域以某一文化为主题的酒店在餐饮产品、装修艺术以及环境氛围的上会和其他酒店出现相似甚至雷同的部分。尤其是现如今跟风现象严重，民族风俗文化的酒店本身应该传递的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概念，但是在同一区域内非常容易发生模仿或者抄袭的现象，一系列雷同现象就会导致行业内的恶性竞争和消费者的审美疲劳。
三、星级酒店文化内涵与民俗文化相融合的建议
（一）明确酒店文化与民俗文化融合概念。对酒店功能、布局、发展趋势的不完全把控是酒店文化和民俗文化融合过程中产生冲突和矛盾的主要原因。“中国酒店业教父”魏小安曾提出，酒店在设计中的基础性原则是功能决定结构，结构决定形式。所以，对于一个酒店来说首要的一点是功能，而后是结构最终才是形式。在实践中，我们应该从酒店的功能为出发点，功能是建立具有民俗文化的特色酒店的基础，而后从结构出发，进而在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所应该采用的形式。如果仅以模仿这种方式创建一个民俗文化特色酒店，那绝对是在文化的形式或核心的步调上有了部分的理解差错。所以，具有民俗文化的酒店，首先要明确自己的主题，然后确定结构，再从结构上确定采用何种文化形式。
（二）对民俗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酒店吸取民俗文化时，有许多民俗文化并不适用于酒店文化，这就依靠于决策者的判断力了。一个好的决策者是一个酒店发展和建设的舵手，而在酒店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交融时，一个好的方向尤其重要，该舍弃的地方必须舍弃，一切为了酒店利益出发，找到适中的折中点，这样既不会让当地居民对酒店保持一种抵触态度，又不会损害酒店的整体利益，将酒店文化和民俗文化完美融合。
当地文化论文篇2
作者：刘冬洁 黄琳庆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优美整洁的校园环境和健全完备的文化设施，可以满足高校师生的文化需求，提高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层次。加强校园基础设施建设。这里主要是指加强校园教学设施、文化设施和生活设施的建设。校园已经由传授知识的单一功能体转变为集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娱乐生活等于一身的多功能体。学校物质环境是否文明化、实用化、艺术化、舒适化、卫生化、整洁化、优雅化、安静化等都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发展。加强校园宿舍文化建设。高校宿舍文化主要包括宿舍物质文化、宿舍精神文化、宿舍行为文化和宿舍管理文化。它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的宿舍文化对校风建设和学生的成长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四是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网络已经融入到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文化中积极、健康、有价值的信息对大学生成长有着正面影响;另一方面，网络文化中色情、暴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信息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产生着负面影响。在网络文化建设中，高校应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制度建设、调动广大师生共同参与，尽可能降低高校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加强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校园精神文化是高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它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主要指广大师生共享的价值观、道德规范、精神面貌、心理素质、审美情趣、行为规范、文化传统、集体舆论以及各种认同的文化意识。”［1］268广西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作风、教风、学风和考风建设，培养师生的认同感，提升西部地区高校形象。“要创建良好的学校精神，就应该具体地建设好文明的校风，即形成团结、民主、求是、高效的领导作风，爱岗敬业、忠于职守、为人师表的教风，勤奋、踏实、好问的学风，恪守信用、诚实自重的考风。”［1］292－293因此，着重加强作风、教风、学风和考风四位一体的校风建设，着力培养师生的认同感，有利于学校精神的快速培育和学校形象的塑造。二是打造具有区域、学校、民族特色的校训，凝炼学校精神。“校训是学校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建校传统、办学特色、道德要求、适应时代等丰富内容的集中体现。”从而演化为代表学校整体价值追求的“学校精神”，成为校园文化的主旋律和优良传统。
在制定高校规章制度时应该在内容上相互配套，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可操作的制度体系。校园文化只有在建立健全可操作的制度体系下，才能得以很好发展和运行。维护校园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制定科学严明的规章制度，是从严治校的基础，是高校常规管理的前提。维护校园规章制度的严肃性的关键是领导带头认真执行，重点是持之以恒，难点是各级机构遵照执行。四是通过实践不断增强制度的实效性。高校管理制度应当在广大师生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不断认识、不断深化，制定出各种适时的规章制度，不断增强管理制度的实效性。加强校园行为文化建设行为文化是校园文化的动态层面，它是校园文化在师生身上的具体体现，是师生员工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各类群体、社团的活动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的一种关系氛围。［1］241加强校园行为文化建设有利于校园文明的成型，有利于促进广大师生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促进高校管理。因此，广西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应给与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以足够重视，具体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广西高校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校园行为文化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客体活动，它的对象是人，既参与活动过程，又在反应中使活动效果得以显现。因此，校园行为文化的开展要以人为本，体现出人的价值，要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潜力的发挥。二是要确立适合的载体。良好的校园行为文化建设要依托各种各样的载体，主要有:学生社团建设、学术文化建设、科技文化建设、艺术文化建设、阵地文化建设和网络文化建设等。加强学生社团建设要把握社团发展的正确方向，突出社团活动的重点，注重社团活动形式的多样化，统一管理，提高大学生社团活动的质量。加强学术文化建设就要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文化活动，提高学术质量，营造优良的学术文化环境，坚持学术道德和讲求学术民主，建设具有广西特色的校园学术文化。广西高校应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园科技、艺术文化活动，将文化素质教育渗透到这些活动中去，进而提升高校校园文化品位。广西高校应克服建设资金短缺的困难，及时加固、改造、修建全校师生活动中心，因地制宜，努力打造一个崭新的师生文化活动阵地。加强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就要建立健全网络管理制度，用正确的、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路阵地。
为了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高校应建立健全校园重点部位的管理和巡查制度，强化出入登记制度，增强保安设施的科技含量，着重预防盗窃问题、诈骗问题、寻衅滋扰问题、消防问题、交通安全问题、食品和饮用水等卫生安全问题。三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及咨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生面对诸多压力，部分大学生心里脆弱、抗挫折能力差，作为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重要途径和手段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亟待进一步加强，在国家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广西高校应该合理有效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四是建立健全高校救助机制。构建以国家为主导、以社会为轴心、以学校为中介的救助机制。通过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帮困奖学金、学杂费减免、绿色通道等方式，解决经济困难学生的问题，并不至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转。五是加强治理学校周边环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高校改革的深入，广西高校在办学形式、学生来源、人员结构、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加上校园内外商业化的生活娱乐设施的增多，高校周边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导致了高校校园和周边出现了各种不良现象和问题，直接影响了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治安环境。高校应对内强化服务和管理，对外寻求当地政府的帮助，着重解决校外人员滋扰、校内不法摊点摆设、大学生外宿、大学生逃学等问题。加强特色校园文化建设高校特色校园文化建设是一校区别于另一校的标志，只有具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才能孕育出特色的学校教育，才能提升学校的竞争力。走特色办学之路，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广西地处中国西南边疆，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有着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广西高校应根据区情、校情和民族文化传统建立起具有自己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提升高校师生对建设特色校园文化的认识水平和参与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提升学校领导对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认识水平，重点是动员高校广大师生共同参与建设。二是因地制宜建设具有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校园文化。广西地域资源文化丰富，如:边疆文化、山水文化等，地域文化是地区特色表征，校园文化建设与地域文化有着内在联系，广西高校和谐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相结合，是建设广西高校特色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广西高校应正确认识地域文化对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努力开辟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新途径，积极借鉴成功经验并推广。广西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有12个世居民族，这些民族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广西高校应结合当地特色民族文化来建设和谐校园文化。在建设和谐校园文化中，要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和谐校园文化。三是因校制宜建设具有学科特色的校园文化。不同的学校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传统，不同的专业构成和学科重点。因此，广西高校在建设和营造校园文化时必须做到因地制宜，做到从本校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建设基础学科的同时，重点发展特色学科和优势学科。总之，广西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进程不仅能推进广西高校的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与发展，也对边疆区域和谐建设与发展都有重大意义。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齐抓共管、共同努力。
当地文化论文篇3
1、地域性建筑文化的形成与特征表现
建筑设计作为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承载者与真实反映者，在进行具体设计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不同地区或者是地域之间的不同文化影响和限制，那么，同样的在不同地域和地区之间的不同文化发展与特征限制下，就形成了不同地域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也就是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建筑文化。比如在我国，北方建筑与南方建筑设计中，就有由于南北温度和习惯差异所形成的不同建筑特征。
随着建筑地域性文化的逐渐形成与发展，也就是在建筑设计中对于地域性文化特征融合体现，地域性建筑文化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特征表现。根据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特征的融合情况，建筑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也就是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地域性建筑文化。
1.1 物质性的地域性建筑文化特征
对于地域性建筑文化来讲，物质性的地域性建筑文化主要是针对不同地域文化特征制约下的建筑物理环境与建筑应用材料等。
首先，在不同的地域或者是地区之间，为了适应不同的地域以及地区之间的物理环境，在进行建筑设计与施工建设过程中，就会产生不同的建筑物理学，并且这些不同的建筑物理学，最后根据不同区域物理环境特征的限制，最终会应用在地域的建筑设计与施工建设中，也就是形成了不同地域之间的物质层面的建筑物理环境文化差异。比如，在湿热的岭南地区高温多雨，建筑具有防潮通风特性，季风气候台风频繁，建筑需要具有一定防雨防风灾害等级特征等。
其次，在不同的地域情况的限制下，进行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过程中，建筑材料的应用情况也会有不同，这也是属于物质层面的建筑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体现。建筑施工应用材料与地域性特征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不同地域的建筑设计应用材料就会不同。岭南地区居民的建筑材料有木、竹、石、砖、瓦等，如木材产地粤北山区和海南岛的居民大都采用木材和泥砖砌筑、梁枋、屋架均用整木。又如，石灰各地普遍采用，潮汕沿海一带用贝壳烧制的贝灰代替石灰，优点是防海风的酸蚀等，都是建筑应用材料的地域性特征重要体现。
1.2 非物质性的地域性建筑文化特征
以地域性为主的建筑文化特征，除了物质性的建筑地域文化外，在不同地域或者地区中，建筑文化还具有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特征表现。比如，受到不同的民族以及文化习惯影响，在建筑工程中，对于建筑的风格以及尺寸也有不同要求。其次，不同地区或者地域之间，由于政治、经济以及宗教性质的不同，在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中也有不同体现。建筑地域文化非物质层面的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建筑结构与风格，在政治体制与影响下的不同表现。例如，岭南地区的潮汕建筑由于地理环境与闽南接近以及文化传承的关系，在建筑材料上大量采用石和夯土墙，建筑装饰上喜用色彩鲜明对比强烈的木雕、石雕、嵌瓷等，这些都是由于不同的非物质文化意识影响的建筑地域文化的重要特征表现。
2、当代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有机融合的方法途径
建筑设计是建筑工程施工成形的重要环节，对于建筑文化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不同地域文化影响下，建筑的结构风格与建筑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也有不同，因此，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将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进行有机的融合，已形成具有地域特征的建筑文化与建筑风格，推动地域经济文化与建筑的发展进步。
2.1 充分结合地域物质环境进行建筑设计应用
在建筑设计施工中，建筑施工应用材料对于建筑成本以及建筑风格文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而不同地区之间的物质环境以及建筑材料都会有不同，因此，在进行建筑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尊重并充分结合当地的物质环境以及建筑材料情况进行建筑的设计应用，在节约建筑设计成本的基础上，还能够形成具有独特文化风格的建筑。
2.2 尊重地域人文意识进行建筑设计
一个地区的人文意识以及风俗习惯是地区文化的重要体现，在建筑设计过程中，要想形成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风格特征，就需要结合当地的人文意识以及风俗习惯，进行建筑工程的设计应用。比如，在注重生活质量的地区，建筑设计中就应注意对于文化娱乐项目的设置等。
2.3 在建筑设计中融入西方文化特色
如同社会经济发展应当与时俱进一样，进行不同地域建筑的设计中，也应注意对于西方一些先进的文化元素进行融入与设计应用，以推进地方建筑文化与建筑风格的形成发展，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与先进文化意识的地域建筑风格。西方的一些优秀以及先进文化因素，对于人们生活模式以及思维意识转变，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在进行不同地域的建筑设计，应注意抓住西方文化元素的这一特征，在尊重与保护原有地域文化与特色的情况下，进行设计应用，追求发展进步。
3、岭南建筑的地域文化特征分析
岭南地区北靠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萌渚岭和都庞岭），南邻南海，西连云贵，东接福建，范围包括了广东、海南、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岭南建筑文化风格的形成，与岭南地区的精神、文化、民族以及风俗习惯等有很大的联系。首先，从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方面分析，岭南地区的建筑结构特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岭南地区气候炎热、多雨，因此该地区的建筑在设计过程中，多考虑了该地的自然气候特征，建筑设计对于通风、隔热以及遮阳等的要求及相对较高。其次，从人文意识以及风俗习惯方面分析，岭南地区人们多以追求轻松、活泼、闲适的生活为主，因此，在进行建筑设计过程中，岭南建筑中也多以庭院结合的建筑形式为主，并且在建筑设计中注意对于岭南地区的山、水特征以及自然进行利用设计，增强建筑的美感。最后，与岭南的开放、思维、创新的发展精神相符，岭南地区的建筑设计中也有对于岭南人们兼容并蓄、用于创新精神的体现。
4、结束语
总之，在不同地域文化特征影响下，建筑文化以及风格特征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建筑中设计应当注意与地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引进一些积极的文化元素，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先进建筑文化与风格。
参考文献：
[1]尹然.当代建筑中设计与地域文化的有机融合——以凉山州西昌市凉山民族文化公园为例[J].科技信息.2011（30）.
[2]李倩.“从场地到场所”——城市语境下建筑现象学的运用策略——以成都地区为例[J].中国房地产业.2012（7）.
[3]何镜堂，王扬，李天世，向科.基于"两观三性"理念的地域文化建筑设计营造——烟台文化中心规划与建筑设计[J].建筑学报.2010（4）.
当地文化论文篇4
建筑风格主要是受到一个时期、一个地域以及一个民族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建筑设计时，人们就或多或少的会结合上当时的一些地域文化。所谓建筑文化，其主要是在某一个时代当中，由于政治、文化、经济、地理环境等方面综合作用而诞生的，它是自然与社会的结合。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自然条件，而且经济发展也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导致建筑文化出现了很大差异。
一、地域文化的内涵
从大的概念上来讲，建筑的设计离不开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如地貌、气候等；从小的概念上说，建筑存在地域的差别主要是受到城市周围的建筑风格、地理位置等这些具体因素；此外，建筑表现出的地域性还会因为地区历史的不同而不同，一个地域的历史形态受该地区人文环境和人们生活状态影响。一个地区的建筑会表现出双重性，它可以表现出该地区的物质财富情况，也可以表现出该地区的一个精神面貌；可以说，他不但是一个艺术产物，而且还是一个技术产物。一个具有非凡意义的建筑，其精神内涵会远远超出它自己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作为文化形态的建筑，它组成了人类文化体系，与人类社会发展、经济状态、科学技术以及政治思想等方面都密切相关，建筑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时时刻刻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二、地域文化特性在建筑设计中的表现形式
一个建筑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文化性会因为建筑的设计与该区域的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概括起来说，就是历史人文与自然环境这两方面，所谓历史人文，就是社会属性，表现在历史遗留或者是人们的意识形态；自然环境就是指自然属性，包括光照、气候以及纬度等方面。在建筑设计当中，这两种属性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为在一个特殊的地区或者区域当中进行建筑的设计与应用时，总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当一个建筑设计当中，只存在自然属性，而忽视社会属性时，那么在实际的操作当中会发现所设计的建筑与当地的人文是格格不入的，更严重的，可能让该地区的地方特色消失；而如果是只注重社会属性，而不顾自然属性的话，那么该建筑会随着时代的流失而消逝。因此，一个建筑设计要充分考虑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结合，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能忽略的。
一个建筑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属性是通过建筑技术以及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相互作用，人们将文化意识以不同的方式或者技术，比如采用不同的色调、不同的材料或者是不同的形式赋予到建筑当中，让建筑表现出这个时代或者区域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建筑设计在一定的情况会受到环境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又会反过来与自然环境进行磨合，最后达到一种人性化的设计与自然环境的完美整合，不但推进了建筑的人性化发展，而且还加快了当地社会的进步。这种整合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建筑的社群文化变得相辅相成，进而让人们对建筑产生亲切感。
三、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结合的途径及方式
1、在进行建筑设计时，要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特色以及生活模式等方面。
例如锦里，该地区具有蜀汉三国的文化背景，该地区又具有川西的民风、民俗特点，融合了以成都为代表的悠闲文化氛围，城市的建设中不乏有一些古老的客栈、商铺以及院落等，而且这些古老的建筑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如银杏树或者是古树参杂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当这些建筑融合进人们的活动时，如表演绝活的艺人、悬挂着长串的红色灯笼等，就会让人产生一种滞留在时空的感觉。锦绣广场中的三国文化墙、文臣廊充分展现了当时该地区的历史文化，而一些壁画、浮雕更是将过去的一些历史事件或者历史故事刻画的生动形象。街道两旁的店铺更是热闹非凡，从侧面也反映出了当时的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而石桥上的哪些古老浮雕，更是生动的表现出了当时成都的一种文化特色。
2、要善于借鉴当地传统的建筑符号，如花纹等装饰图案。
装饰是一种传统文化，是利用各种装饰材料进行艺术加工，具有一定的语言和符号，一定信息的载体和功能标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以各种存在方式为人们所感知和使用。我们可以通过装饰的形式就可以判断出哪些是东方的，哪些是西方的，甚至可以分辨出其所表现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的特征。比如清代建筑装饰中运用了大量的吉祥图案，取材广泛，各种人物、景物、动植物都有表现，利用其谐音和形象，寓意和象征特定的含义。
3、建筑设计要充分考虑当地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地域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化，所形成的地与特征和地方精神的差异，使文脉成为建筑及空间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由于各地气候及地理环境的不同，自然景观、植被和建筑材料也都呈现出巨大差异，而他们所形成的空间特征和风格也千差万别。有高原的粗犷豪迈，也有水乡的细腻柔情，有合院的保守儒雅，也有古镇的古朴清新。
4、应尽量采用当地特有的建筑材料。
每个地域都有着自己特有的自然特征和环境特征，所以在选择建筑材料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有所区别。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域的建筑材料也是各不相同。比如湘西一带盛产竹子，因此当地居民便以此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我国西北地区多以黄土高原为主，气候干燥，当地居民便以黄土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因此，窑洞盛行。东北地区林木资源丰富，因此，在东北地区农村便用板材围成篱笆小院，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同样，在进行城市建筑设计的时候，我们可以借鉴这些方式，进行改进，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5、建筑的地域性还与当地的人文、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该区域的一个历史文化传统。
建筑设计师在设计建筑时，要深入该建筑所在的区域进行了解，充分发掘周围的有用信息，通过与现代的科技技术相结合，才能让设计师们在继承历史建筑物风格的同时，还可以创造出与现今时代相适应的新的创作理念。
例如“南越王墓博物馆”具有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该博物馆的建筑风格是古代汉文化与当地人文、地理环境融合的产物，然后再运用现代的建筑手法，将这些思想完美的表现在该建筑当中。也就是说，该建筑所表现出来的是当地文化与时代的完美统一，可以说是新地域下的古建筑理念。汉墓的修建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展的，这也充分表现出了对古代文化的一种保护。
6、建筑理念要与时代要求相匹配。
现代化建筑设计也就说现代化传统设计，所谓传统设计，就是指继承历史时期的人文因素、历史事件以及建造材料等方面，而现代建筑设计也是以这些因素为基础的，这些因素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或多或少的改变，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因素会遗留下来与当地的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因此，一个现代的建筑设计如果能够充分的表现出这些细节问题，那么就可以完美的诠释该地区的特色。此外，在进行建筑设计时，也要学习西方文化，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前提下，要大胆的去结合西方文化，正确对待西方文化问题。
7、模拟当地的建筑色彩。
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对于建筑色彩的表现形式和象征寓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因为地区文化的差异，相同的色彩在不同的地区所表现出来的象征寓意是有所区别的，甚至有时候是截然相反的，比如在西方文化中，白色是用来象征圣洁，而在我们国家却经常和死亡相联系起来。由此可见，不同文化背景下，所赋予色彩的含义是远远超出了其自然属性的。将具有相生意义的色彩应用到建筑设计中，将使设计更能体现出其更强的归属感和识别性。
四、结语
现代城市设计中，最关键问题是如何与地域文化完美的结合，而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结合也是建筑设计的必经之路。文化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也必然是中国建筑师的努力方向，因此，尽早的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是时代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够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作品，才能够将城市建筑的现念完美的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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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完全排拒西方“话语”并制止西方“话语”继续大量涌入显然是不可能了(那样的话,我们真的“失语”了,所有文论批评和交流包括这次讨论都将无法进行),但让文论界“重视”古文论却并不难作到。问题是“重视”并“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就能使古文论在当代“复语”吗?我持怀疑态度。文论,不是玄学,也不是形上哲学,而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古文论“话语”的“运用”或“创造性地运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想用就可以用的,而必须有话语对象,即能在与当代文学对话中获得生命。而这,与古文论“话语”本身是否丰富、系统,能否实现现代转化并没有直接关联。而我们一些论者在讨论中,却不约而同地把话题一转,将重心放到对古文论内涵丰富性的描述上,反复重申古文论的话语优势或反复肯定古文论的系统性,以强调古文论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行性。譬如,有的学者为了否定那种认为古文论“缺乏分析性和系统性”的观点,便努力寻找古文论的“元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以建构古文论范畴体系 。但是,如果论者不能同时证明古文论“话语”在当代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即使它有着再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特征和优势、有着再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有人已经寻找并建立起古文论现代转化的理论架构,又能怎么样呢?它依然是古董,是没有当代生命力的古典学问体系,甚至还会对古文论的当代“复语”构成障碍──后文将论及,因为它将古文论有当代生命的部分也纳入到已丧失生命的“体系”中去了。据说,印度也有古文论,印度古文论也有自己的特色和丰富内涵,但这并没有使之避免“失语”的命运 ;而当代西方种种所谓“后”思潮,解构的就是“体系”,黑格尔已成为他们的宿敌,但这并不妨碍种种“后”批评在中国的盛行。因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西方古典哲学、美学范式,来论证古文论的当代价值呢?这种努力本身不正说明古文论在当代失去生命力了吗?
不妨以有论者提及的中医为例来作类比。虽然在当代医学科学领域中,西医的“话语”优势已无法逆转,中医处于严重“失语”状态,这是西医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医的原因。但今天,中医却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生命力并不在于它从西医那里夺回了自己的“话语”权,而在于它本身的“传统话语”依然有效──能治病,既能治中国人的病,也能治西方人的病;在医学实践领域中,中医并没有“失语”,这是中医全面复语的重要条件。设想一下,如果中医界多年来只是反复强调中医“话语”的丰富内涵和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却提供不出中医治病的成功案例,那么,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中医能在当代“复语”呢?因此,作为外行读者,每每读到学者们有关古文论的种种高见时,我都禁不住想冒昧地打断问一句:既然大家都充分认识到古文论话语的优势特征,为何不去应用和实践呢?有先生曾启发式地发问:“用‘风骨’、阳刚阴柔去评价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以及当代的小说创作又有什么不可呢?” 恕我直言,这一问有些多余:西方各种文论武器都已畅通无阻地引进并付诸实践,当然不会有人对古文论话语操作说“不”!但令人好生困惑的是,大家都在说“好箭”、“好箭”,为什么却都“引而不发”呢?是不是因为这“好箭”已经过时、好看不中用了呢?
细一琢磨,原来事出有因:这称赞“好箭”的学者多是古文论家;他们批评并试图用古文论丰富内涵去说服或征服的是当代文论家。或许可以这样说,是古文论家们提供“好箭”,让当代文论家去“操弓”;是前者开出克服“失语”的“药方”,要后者“吃药”治“失语”症。如蒋述卓先生,虽然认为古今文论家都有责任,但“当代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就应该更多进行‘古为今用’的实践。” 如张少康先生,更是寄希望于研究当代文论的年轻人,他们“如果能以传统文论为基础,使当代文论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吸收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创造出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论‘话语’,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一定会在世界文论讲坛上唱出中国的最强音” 。恕我再直言,这些良好愿望恐怕要落空。这不仅因为当代文论家们“忽视”传统文论的“传统”久矣,更因为西方时髦“话语”仍在不断涌进,大家正忙着学习各种“后”“主义”“话语”以防自己“失语”呢(连我们古文论学者不是也在学习操练“话语”“失语”这些新概念么!),怎么会去热心学习并操作“前”的不能再“前”的古文论“话语”呢?既然如此,古文论学者何不放弃这种劝服努力,亲自作实践主体,担当起这一让中国古文论“复语”的历史重任呢?毕竟大家都生活在当代,都同样面对当代文学,而且,中国古文论从来就不屑于形上思辨,具有紧密联系创作的传统。张少康先生说的好,那些认为研究古文论和当代文艺学没有关系的人,“是根本不懂文艺学,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 。因此,只要古文论研究者能如其所倡导的让当代文论家“重视”古文论那样,“重视”一下当代文学,有那么三、五人率先垂范,每年用古文论固有或转化后的“话语”系统写出那么三、五篇漂亮的批评当代文学的文章,让那些只会操作西方话语的当代评论家们集体“失”一次“语”,那么,古文论“失语”问题就可以圆满地解决。但如果数年下来,古文论学者,把手中的“好箭”统统用上,却难中鹄的,或效力难抵西式武器,真的是好看不中用,那么,我们无论怎样讨论或倡导,古文论“失语”的悲剧命运都是不可逆转了。
二、古文论“失语”: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客观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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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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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有一些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在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以王文章、于平、王列生、李心峰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以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大学，以彭吉象、王一川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东南大学，以凌继尧、王廷信、陶思炎、徐子方、谢建明、刘道广、姜耕玉、张燕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陈池瑜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以周星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高建平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艺术学院，以黄惇、刘伟冬、夏燕靖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以曹意强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大学，以周宪、康尔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上海大学，以蓝凡、金丹元、林少雄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杭州师范大学，以李荣有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本体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领域及侧重的相关探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目前的现有理论研究中把艺术学理论本身的地位、作用、创新、发展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下文化建设的社会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还比较少。以上说明的问题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有相当一批涉及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探讨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对于艺术学理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其二，现有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出发、关注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研究较少。其三，停留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艺术学理论应该发挥其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
一、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
1、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现实背景。
在当代中国，整个社会对文化和艺术的需求非常迫切。近年来，国家在文化发展战略上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十七大党中央提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两大一新”的方针和要求，整个社会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再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与作用，愈加鲜明地要求加快文化建设的步伐。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文化建设在全党、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做了更进一步的有力提升，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①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重要论断，提出了推进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提出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等十大要点。《决定》指出：“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在当代中国，文化理论研究的地位不仅更加突出，而且成为社会研究热点，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的作用也随之凸显。
2、艺术学从一级学科升级为学科门类的历史机遇。
在当代社会，文化已经成为国力强盛的主要标志，艺术也进一步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和灵魂，而艺术则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艺术都是其中的基础性构件。当前，艺术对社会其他领域包括经济、金融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大。正是因为文化艺术拥有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艺术一直被设置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学科和门类。
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两大一新”的客观现实和当今时代、当代社会对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殷切期望和热切企盼，以及要求用先进文化全面引领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才把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推向现在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同时，在构建各级学科平台体系的过程之中还要面临很多相关的新的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当展也不可能脱离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客观实际和时代语境。因为有关当前许多重要的当代文化艺术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宏观问题、新的研究课题、综合性文化问题，也只能放在艺术学理论这个领域来研究探讨。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壮大，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升级，迎合了历史的机遇。
艺术学升为学科门类，也是我国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以及现实要求的必然选择。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符合自身发展规律。艺术学从学科的底层和边缘之间获得了应有的独立的门类地位，回归到了人文学科的理性评价体系之中，就可以在体制上、从根本上促进艺术学学科的顺利发展和健康成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③艺术学学科领域在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审美艺术作品的同时，可以通过交叉创新更广泛地激发我们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一步实现艺术学学科门类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大发展、大繁荣，从而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作用，切实形成构筑基础、引领创新、推动发展的文化软实力，以更加有力地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使艺术学理论作用凸显。
新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和理论走向，各种新兴艺术业态的不断更新、涌现，都在不断推动中国的艺术学学科走向开放与多元，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也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实践性社会意义和应用性社会价值，并逐步创造出新的中国式话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开展当代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现实问题研究，有着尤其突出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在艺术学一级学科升级为门类，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建立后，紧贴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努力解决社会现实中的文化现实问题、开展艺术学理论的现实理论研究应确定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包括了对当下文化建设中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急迫的发展建设任务，都在要求以宏观缜密、逻辑严密、活泼而理性、着重于思想文化层面的把握和梳理的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不断创新、发展，以保持自身理论建设的先进性、先觉性和超越性，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艺术学理论注重从整体上把握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应该积极关注社会现实、社会发展、文化民生，密切地关注社会现实中的各类文化状态与精神表现。我们要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发展实际，力争建立起中国历史新时期的艺术理论、艺术史学和艺术批评理论，为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才能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利形势下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后，理论创新，特别是有关当代文化建设现实问题的文化艺术理论研究，应当成为本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的创新是时代的要求，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三贴近”是在当代社会现实中实现艺术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规律。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受西方影响较大，包括艺术理论在内的中国化的本土理论创新程度远远不够，我们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贴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艺术门类理论成果的研究，关注美术学、音乐学、戏剧戏曲学、设计艺术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舞蹈学等学科方向的新的理论成果，关注当代各门类艺术创作新的形式、风格、表现手法和趋势走向以及新的艺术经验，从中概括和总结出新的艺术规律，提升为新的艺术学理论。我们应该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特别是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确立为现阶段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二、当代开展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时代意义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变化，一直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各门类的学科理论建构不断加强，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和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都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现实性任务。艺术学理论是一个丰富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系统，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更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繁荣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必然趋势。同时，我们也必须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门类艺术理论的宏观规律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热潮，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并快速成长为一级学科，有着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一直在努力寻找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道路；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清政府买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建成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守备北京城迎击八国联军的清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甚至超出对手的强大火力。然而奇怪的是，虽然拥有了坚船利炮，但还是打不过欧美列强，甚至包括位于东亚的日本，直至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备受列强凌辱。在发现仅仅拥有先进的物质装备还远远不够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尝试从思想上寻求突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开始转向寻求思想文化层面的提升和解放，自觉寻求自身思想和精神的强大，力图从思想、文化上找寻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有效道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体制，而且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恢复生产；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再次解放思想，提出“一切向前看”，在短短30年之中使当代中国物质文明的发展达到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的历史高度，直至中国的gdp总量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国家在改革开放之路实施30年之后再次提出解放思想，并将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重新提高到全社会的高度，力图寻求一条得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现实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困难和现存体制的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
国家为什么要在当下重新提出文化建设的问题？因为文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是影响中华民族是否得以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国家在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重新回头弥补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课，这使我们想到了文化建设在大搞硬件建设，大张旗鼓的开幕、剪彩之后，一定要弥补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这重要一课。在当前的文化工作中，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管理者和艺术科研院所的工作者大都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艺术理论研究的基础科研工作是长线工作，再怎么做也不怎么显眼，是成绩不那么突出的日常工作，但是，如果在文化建设工作中抛弃艺术科研，文化工作就会变得很虚空，都会浮在面上，没有底蕴，甚至找不到深入的抓手。艺术理论科研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艺术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艺术理论研究的点也很散，特别是艺术学门类之下的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这五个一级学科，各自分门别类，就是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之下的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二级学科，相互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范畴以至研究方法上都还各自存在着重大区别，在各自的门类艺术理论上也有着很大的隔阂。艺术学理论有着重要的整合作用，这种超越了各自门类艺术本身的宏观上的规律性把握，可以使得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的广阔、庞杂的艺术领域能够以清晰、条理的面貌呈现出来，得以成为文化工作中看得见、摸的着的规律性的宏观架构，使得我们的文化视野更加开阔，工作思路更加清晰，更容易找寻到得力的工作抓手。这样，整个文化建设事业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以至于为全人类谋福祉。
为什么要在当下提出我们迫切需要深入研究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以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文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其历史必然性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其二，艺术是文化的主要构件。其三，艺术学理论是艺术学门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归纳、总结、提炼，是艺术学发展的引领者，是艺术学理论得以成为整体人文艺术学科的编织者，是艺术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者。
艺术学理论的核心作用直接表现为引领当代艺术创作。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④“要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以达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要以优秀的艺术评论和理论导向引领社会风气，构建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铸就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注重艺术史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繁荣，首先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指导思想、文艺方针和政策的转变。这一转变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行程。而梳理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可以明事理、知兴替、促发展。
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了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关键性。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繁荣发展，可以切实加强对文化艺术发展表象、趋势以及内在规律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注重加强自身有关研究目的、内容、范畴、方法等方面的内涵建设。
三、当今时代需要艺术学理论
引领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要想取得“引领”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关键点是必须突破自身学科理论的小圈子，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现实背景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难点是在社会现实中艺术学理论如何具体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突破点是结合现实对优秀文艺理论和优秀文艺作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总结规律，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艺术学理论作为文化建设、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必须实现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创新发展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作用。“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末提出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就是“文化自觉”。费老差不多经历了从“五四”以来中华民族各个时期和阶段的文化建设，他再三思考，将文化建设的根本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⑤我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努力和作为就要着力体现“文化自觉”的时代精神。因为在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中，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多种文化相互交融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要弘扬、发展，要实现凤凰浴火、脱颖而出，要创作出更多更好、更顺应这个时展方向的艺术精品，就必须由艺术学理论来承担“引领”的职责和功能。
从直接的、表面的功能性的效果和作用来看，艺术创作或艺术生产的直接作用固然明显而重要，但是，艺术学理论却拥有任何创作作品都不可能替代的重要的“引领”功能。虽然单纯的艺术创作或艺术作品可以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表达思维末梢对时代的感触，而且感性鲜活的艺术创作大多可以走在理性的理论研究的前面，但是，任何感性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提出宏大全面、充满理性、拥有严密逻辑性、纲领性的科学的思想体系。而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一个严密的理论思维体系。只有艺术学理论天然地具有宏观的视野、严密的逻辑，可以打破艺术领域各学科之间的壁垒，研究关于不同艺术门类之下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的问题，寻找到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从而结合时代文化背景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并从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原理中揭示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性，从而引领艺术创作，引领艺术审美需求，最终引领人类社会构建起自身的美好精神家园。
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更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大核心问题。在当代中国，不论是文化建设还是文化发展，核心命题都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同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⑥需要说明的是，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之所以自然地具备了国家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功能，是因为文化产品（包括艺术创作、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即由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了的，是由不得任何市场或其它社会因素的变化而更改的，也是作为国家执政的基础而毫不动摇的。所以，对艺术现象、艺术创作发展规律做体系性逻辑研究的艺术学理论，成为在文化艺术产品（艺术创作作品）之上，紧密围绕并服务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接近社会文化现实的理论基础。
而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时代背景，我们必须以坚强的责任心、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面对现实中的困难甚至危险，深入思考并以之作为源头活水，担负起我们的社会责任、时代责任和民族责任。艺术学理论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应当研究面对的矛盾突出的复杂社会现实问题，并从广阔的社会研究视角，对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几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课题：如何在多元、多变、多样的文化语境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历史观的引领作用；如何在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如何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保证在全球化语境下既充分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又抵御西化、分化图谋；如何在现代化高新技术、互联网的新时代条件下占领文化阵地；归结起来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规律，又符合市场规律的新的机制和运作方式。⑦我以为，这也是对当下社会现实语境之中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直接面对的迫切现实问题的精辟概括。
关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作用问题，根据一般规律可以发现，门类艺术学的表现往往比一般艺术学更加明显而抢眼，而且艺术创作的触角一般会远远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前面。例如造型艺术中的美术学方面，有近年来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就是通过艺术再现特定时代下的特定文化精神，以及本民族特殊的精神气质，用艺术的方式来塑造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这一创作工程的首批美术作品已经于2010年在全国各地巡展并引起了较大轰动；关于舞台艺术中的音乐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等等艺术创作，相对应的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每年的评选、评比，舞台精品剧目展演、巡演等等，搞得轰轰烈烈，而且该工程国家已经开展了10余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功用和社会价值，的确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学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的经济领域，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产品包括艺术学理论已经天然地具备了商业属性，而且，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还因此设有艺术创意与艺术管理二级学科。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是，艺术创意与文化产业的相关理论研究，或者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类似艺术哲学的理论研究，空中楼阁式的对社会实践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抽象的文化研究，是不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前途与出路所在？
毫无疑问，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出路应该是“引领”。艺术学门类中的其他任何门类艺术学学科（美术、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电视等等）都不可能担当这一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所以，我认为，在当代中国“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现实条件下，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创新原则，“引领”文化发展，应该保持超越性、先进性、先觉性，充分发挥自身引领作用，超越其他具象的、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学各门类艺术学科，占领社会思想阵地的制高点，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
艺术学理论要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实现“引领”，就必须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成果要去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以及一条民族文化和中华精神的崛起振兴之路，从而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
四、艺术学理论应积极引领文艺创作发展方向，
引导社会文化价值导向，最终立足于构建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建设的速度和程度，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政治文明进步的程度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国家制定的新的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中，文化建设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面对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⑧当代，艺术学理论在塑造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的系统建构和民族文化体系的演化形成中，责无旁贷地处于统领全局、引领发展的重要地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就必须加强艺术学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作为偏重于文化概念的理论阐释，必须全面承担起科学地继承过去、解释现在、预见未来的光荣任务。艺术学理论对文化建设应该发挥的是先导作用，提供的是服务职能。艺术学理论是否成为一门科学，关键是要看是否能够具体运用到国家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去，而不应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理论，不能仅仅作为追求理论的合理及其完美的空中楼阁而存在。
由此，在当前，艺术学理论研究所采取的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应该是引领理论，而不是跟随理论。艺术学理论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事后的理论阐释层面上，不能仅仅是理论总结和归纳概括，不能仅仅做到跟着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艺术问题和文化现象撰写艺术史和艺术评论，而且要成为引领全社会整体艺术发展的鲜明旗帜，以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性内在推动力量。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的实质是以中华艺本文由收集整理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
艺术学理论的价值导向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引领，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大力肯定。温家宝同志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大会报告中强调：“我们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发展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为生活而艺术，为发展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治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艺要实现这些功能就要追求真善美”⑨。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也就是对文化理论研究、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及其所弘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努力和学术成果，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责任敢于担当的充分肯定。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是构建“核心价值”，引导形成核心价值体系。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引领”，并非一味迎合政治舆论导向的需要，艺术学理论对社会文化思潮的“引领”，不是单纯的枯燥的说教，而是以鲜活的艺术形象鼓舞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激发全体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归属感，继而培育全社会高尚的审美文化情操并引导全体人民普遍走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追求，坚定全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信念和攻坚克难的坚强意志，并以中华艺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中国所有优秀民族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后透射出的魂灵和场域形象就是中华艺术精神。艺术学理论务必高举“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旗帜，以厚重的中华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艺术学理论就必将能够发挥出自身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关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社会基本问题。艺术学理论必须主动发挥自身的理论先导作用。艺术学理论如果将自身定位为跟随理论，用跟随各个门类艺术学的具体艺术创作的所谓理论阐释的方式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终将难以摆脱被社会淘汰的命运。德国诗人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在文化界也一直流行着“艺术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理论的落后有诸多原因。目前普遍存在很少有人接触理论著作，特别是逻辑性较强的思辨型基础理论的情况。这反映出艺术学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脱节的现实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是，相对社会现实中的文化问题和艺术作品而言，理论一般是滞后的。所以，艺术学理论必须实现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这也带来了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艺术创作理论特别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又的确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及其总结归纳上升到人文科学的高度，需要艺术学上升到普遍规律进入宏观关照的视角。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要把科学的方法、思维和人文价值取向，也即理性的认识和艺术的创造，融合于对创造人类文明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理论进行提炼升华的过程。这一重要的提升过程在艺术学领域也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总结、创新、发展的过程。
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阐释以及进一步深化、总结、提升，探索艺术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艺术学理论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以至价值观念应该是什么，由艺术学理论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艺术学理论应该在与艺术创作实践的携手共进中，引领和创造艺术实践这片充满人类理想的文化伊甸园，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所以，就艺术学这一学科领域而言，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具有独创性、不可重复性与独特社会价值的艺术作品或艺术产品。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社会伦理的制约，艺术创作也同样需要艺术学理论的倡导和引领。不管是艺术学理论研究还是自身学科建设，一旦落后于艺术社会实践，都会严重制约艺术自身以至文化建设、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五、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当代文化发展的关键
在于深刻把握社会现实
艺术学理论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国土，但是实际所起的作用却应该是超越现实的风向标。当前社会层出不穷的各类娱乐文化现象，艺术创作现实发展的价值趋向，社会大众通俗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社会各阶层审美价值取向的逐渐分化趋势，都给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发展赋予了紧迫而神圣的现实任务。艺术学理论既不能背离社会现实，又不能被社会流行文化和娱乐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等同化、收编。艺术学理论应该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在“三贴近”中引领社会文化从“三俗”走向艺术的审美。艺术学理论竖起的风向标就是人类在寻找精神家园的黑夜航程中矗立的灯塔，能够引领民族审美文化思潮走向高尚的审美追求，提升大众审美文化品位、摆脱低俗化娱乐倾向，指明当下社会现实中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艺术学理论坚守的价值底线应该是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价值理念。艺术学理论应该站在社会时尚思潮的最前端，引领社会文化思潮皈依更高级的艺术审美理想。如果艺术学理论抛弃了自身的引领职责，仅仅停留在诠释现存种种合理、不合理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滞后层面上，就会失去自身存在的应有的社会价值。
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努力发挥自身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要努力引领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要以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深邃的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做出应有的努力，要通过对优秀艺术作品的内部创作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归纳，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在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力量。我们必须真正实现理论研究的“三贴近”。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具体过程中，我们要尝试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提供社会价值导向，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引领”作用。这是目前以至将来艺术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很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决不仅仅是说好话、谈经验，而是要善于引领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当代的艺术学理论除了艺术规律的研究，更要着眼于当下艺术问题的研究。目前，大多数的理论研究、科研课题、艺术评论之中，敢说真话的不多，普遍存在当下好话太多、经验太多、问题太少的不良现象。即使说到有问题存在，可讨论起这些问题来，大多数批评或评论都还是不疼不痒的，甚至把“批评”变成了“表扬”。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自身的建设发展中一定要着力提高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从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艺术学理论研究拥有特定的对象和领域，拥有宏观的视角，科学实证的方法，求实、求是的理论诉求，化育灵魂、浇铸精神的终极目的。从艺术学理论的社会担当的角度，艺术学理论不仅旨在找寻支配艺术现象的根本原因，探索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共通规律，而且关乎对外文化交流和国家艺术形象，以及国家有关宏观文化发展战略与艺术政策的制定、实施，以至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思潮与价值观念的控制和把握。
当地文化论文篇9
《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强实践教学，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建立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而笔者提出的高校思想理论课教育教学与地域性文化相结合的教学理念无疑是符合当下时局的能够改善思想理论课教学效果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提出高校思想理论课教育教学与地域性文化相结合的背景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的提出
《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有这样一句话“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效果。”若只由教育者直接向学生输送理论知识就结束的教学工作并不完整，还应当有后续就是实践的部分。如果将人视为树，那么理论教育就是灌溉，实践教育就是疏导和转化。教育者将理论以灌溉的方式灌输给受教育者，只是将理论变为了受教育者的工具而通过实践以后这些工具会被疏导并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习惯，行为。唯有这样，教学内容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被接受，教学过程才是完整的，有意义的。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也应与世界接轨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学习国外优秀的德育理念，取其精华应用于国内的德育教育中，有利于实现自身的改革提高。如美国，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虽然德育教育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一点上都是相通的，即重视实践。美国注重德育氛围的营造，会投入较多的资金去修建各种纪念馆、展览馆、公园等，以这些为依托让学生在无意识中感受到美德，并且重视实践活动的开展，在美国高校志愿者随处可见。英国的德育重视“行为矫正”。新加坡也在不断完善德育教学的过程中提出“六顺七结合”的理念。
（三）我国历史悠久，地域文化独特
我国历史悠久，各地也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些优秀的地域文化共同组成优秀的中华文明。这些在历史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早已和地域的环境融为一体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思想观念。这些独特的优秀地区文化氛围对高校思想理论的教学十分有利。
二、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状
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采取在课堂上由教师讲授，学生坐在讲台下听的方式进行，这样讲授的效果就使理论和实践存在着差距，学生极易丧失学习兴趣，假如再有老师语言表述方式不当等情况的出现，极易出现教学敌对情绪。
（一）较多的高校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
据调查显示，许多学生消极应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原因是意识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追求利益才是立足社会的机会，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的再好也改变不了工作岗位重利的局势，在这样实用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成了学生休息或者学习其他课程的课。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任课教师教学方式陈旧，缺乏创新意识
当今社会发展过快，许多思想内容的更新速度也快，但是我国许多思想理论教育老师的教学理念不能跟上时展的步伐，即使他们工作努力也很难得到学生的认同，而且有的老师只是追求安稳的教师生活，对教学工作得过且过，并没有当初进校的热情，他们的教案是几年前的，数据资料没换，讲课方式没变，这样的讲课教学效果从何而来。
（三）课程设计重复，课程内容陈旧
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主要教材就是那几样：《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这些课程对于高中是文科的学生来说没有新意，教材上大多重复高中的内容，而对于高中学理科的同学来说，这些枯燥的理论相对乏味，缺乏兴趣。再者这几门课程在内容上又有相互交叉重复的地方，学习起来就会显得单调无趣。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地域性文化结合的意义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缺点多的情况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必然更为容易被学生接受，而将地域性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这种教学方式就是满足理论与实践结合并且对当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有创新有突破的新方式。
（一）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各地的高校学生来自于五湖四海，将地域性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一方面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另一方面也符合当代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推动文化传承。并且高校学生群体素质较高，有较为强烈的创新意识，有能力对传统文化取精华，去糟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当地文化进行创新，为当地文化增添活力。
（二）有利于丰富高校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内容，提升高校学生品德素养
优秀独特的地域文化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往往留有建筑、遗址、史实资料等载体，在课堂上老师对这些奇闻轶事、风景遗址等联系理论知识细致进行讲解，一方面可以增添学生的见闻，丰富理论教学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可借由载体让学生感受到先辈们的优秀品德，激发心中的敬仰之情，从而提升学生的思想品德素养。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讲到第二章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时，可以结合老师自己的经历，将自己去过的地方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出来，既形象又生动。
（三）有利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增进现代化进程
高校的人才培养不仅应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也要重视精神和品德的塑造，用优秀而独特的地方性文化去影响高校学生，可以增加大学生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加深高校学生心中的自豪感，培养学生与地区间的情感，吸引学生投身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中，培养出愿意、乐于为地方服务的人才，从而推动地区发展，造福社会，利国利民。
四、怎样将思想理论课教育教学与地域性文化结合起来
本文在前面的行文中论述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与地域性文化结合的目的、背景及意义，既然这种方式这么有需求，这么有效果，各高校理当尝试，但是怎样去做，如何做好仍需要探索。笔者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与地域性文化相结合提出几点思考以供参考。
（一）科学技术进课堂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出现了许多新的教学设备，学校要定期对教师进行培训，要求教师人人会用，课堂上积极使用新设备、新仪器。在教学中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第二章‘爱祖国的灿烂文化’时，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教师可以通过视频、三维立体动画、音乐、图片等载体将当地的优秀文化展示出来，放一些红军浴血奋斗的影视作品，唱一些激情澎湃的革命歌曲，如此既丰富了课堂教学也开阔学生视野，引发学生思考的兴趣，带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又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讲到改革开放的相关内容时，可以让学生做一些PPT演示，展示一下自己家乡的变化，既能活跃课堂气氛，又能促进师生交流。
（二）业余时间充分利用，实践活动多开展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光只在课堂上进行，课外业余时间也应当利用起来，不仅要透过图片、视频看看当地的文化底蕴，更应该实地访查看看当地的民风民俗、景点遗址，查阅资料看看人民生活的变迁，结合学生所学专业进行实践活动，比如美术生，去高校所在地的名人故居或者纪念馆去采风，完成本门课的作业。也可以组织一些辩论和演讲比赛，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引导学生谈谈时事，短期来看，这可以帮助学生加深理论的理解，长远来说，有利于传播真理和先进理念，启发学生的思想。当然，这些辩论和演讲都要有前提，就是结合地方文化资源进行，将身边的历史名人、身边的历史故事以及身边的文化传统融合进去，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科书
前文中也提到过有关思想理论方面的教科书，数量少，内容乏味，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放宽选书的政策，一些古籍如《大学》、《中庸》以及颇具地方特色的人物志等书籍供学生选择。还可以开设一些选修课，如我校所开科目《历史文化名人略说》作为选修科目，用以培养学生的兴趣，这些历史文化名人重点放在广东省的名人，这样就将地域性文化中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关的部分拓展到教科书中，以例证的形式帮助学生理解体会理论知识。
（四）建立思想理论课教学的评价奖惩制度
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制度的建立可以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增强教师的创新意识。如让学生填写老师满意度调查，对教师的教案进行实时检查保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与地域性文化相结合的策略的实施。
五、结束语
我国各地也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些在历史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早已和地域的环境融为一体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思想观念。如此独特优秀的地区文化氛围对高校思想理论的教学也十分有利。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地域性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能够实现在当地文化氛围中，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质量，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当地文化论文篇10
【正 文】
一
对于中国的当下文化语境，常常见到以“全球化”或者“多元化”加以概括者，如果浅尝辄止，那么这其实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说法，因为同样是“多元”，有有序的多元化，也有无序的多元化，有可以整合的多元化，也有一盘散沙般缺乏凝聚力的多元化。而同样是全球化，有主动的全球化，也有被迫的全球化，更有欲迎还拒的全球化，而且全球化本身便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本土文化，就可以在那里看到什么样的全球文化”。[1] 事实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中西文化碰撞之后，当下文化语境非但未能达到一种堪称为多元有序的状态，反而日见纷繁杂乱、断裂无序，更重要的是，文化理论界不但未能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汇中摸索出一条阐释文化现象的有效的范式，反而越来越显苍白和失语，更遑论真正中国化和现代化的体系建构。
也许我们首先想到这样的疑问：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实践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当下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出了问题？是当下的文化现象的确令人眼花缭乱以致难以言说，还是研究界本身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研究者对此多将问题归咎于前一个方面，而忽视了理论建构和思想方法的问题。进言之，这又造成两种令人郁闷的局面，一种情况是从现象到现象，无意或无力做理论层面的思考，仅作感性的价值判断，缺乏高度理性的把握。另一种情况则表现为：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世界，层出不穷的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知识界并不缺乏足够多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模式，研究者也在纷纷尝试各种理论原则，但是这些或中或西的理论资源并不能有效地对文化现象及历史实践进行阐释加以指导，尽管知识界产生了浓重的“阐释的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但却不能够将这种焦虑转化为原创性的理论建构的冲动。第一种情况在文化批评、文学评论领域较为常见，由于它缺乏理论思维的深度和思想建构的前瞻性，因此批评活动本身便成为纷乱的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很难为当下的理论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种情况存在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其最大的症结在于缺乏理论的原创性与问题意识的当下性，这就意味着无论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如何复杂，它们对文化研究的挑战尚不在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而在于怎样去解释它们。这是文化建设走出低谷所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
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绝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而应当是社会现实、当下体验、当下意识与一切既有文化的对话。对于有些研究者而言，一谈到文化建设总是自然地将其与中／西文化之争或者全球化／本土化之争加以等同，这已成为一种非常顽固的思想惯性。其实，对于身处当下文化语境中的人们来说，尤其对于人们的生命体验来说，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一种“他者”，甚至对于“70后”、“80后”出生的一代人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较之西方文化似乎显得更为遥远和陌生。现实生活中情感的与理性的矛盾、直接的社会经验和感受，并非来自于中与西或者传统与现代的选择，而是更为内在的和切实的生命感受，是其生活本身和生命本身的矛盾。
黄宗智曾提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的构想，他认为，“由于现代西方的势力和理论一直主宰着全世界，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2] 他试图提出一个不同的认识方法，即从实际出发，使用“悖论社会”概念来突出它们违背西方理论信念的实际。这里的“悖论”所指尚不在于个别违背理论预期的现象，主要是指一双双矛盾、有此无彼的现象的同时存在。他认为如果从实际而不是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信念出发，便会看到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悖论现象。而由此出发，便会对西方主流理论提出质疑，不仅是描述性的质疑，还是对其所包含的因果逻辑的质疑，同时更会突出怎样解释中国的现实的问题，突出建构另一种理论的必要。在作者看来，这种悖论社会的核心表现就是“二元对立的语境”，它可见于今天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比如在法学界全盘西化论者与本土资源论者针锋相对；在经济学界，自由主义派和其反对者同样对立；在历史学界，西化论和反西化论同样对立，而实际上，中国近现代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就是西化和本土化的长期并存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会脱离实际。二元对立的语境所造成的误区之一就是无视“现代传统”，因为“对立的是西方的现代和中国的前现代，非此即彼”。而“面对中西悖论在实践中所形成”的现代传统，恰恰是当下中国理论建构所必须首先要重视的。 [3] 黄宗智这一观点的启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他主要是侧重于从物质文化层面，即我们常说的社会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的，并未充分涉及精神文化或者人文科学的层面。
从广义上而言，文化不仅关涉社会实践领域，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根据近年较通行的关于文化研究的视角，“文化”的含义大都侧重于指“一般人日常的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态度”[4]。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根基不是人类自觉的精神活动，也不是政治、经济等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不假思索地置于背景世界中的日常生活。”[5] 这就更强调了文化的价值／心理学的层面。《亨廷顿与柏格看全球化大趋势》一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后，引发了学生剧烈的抗议反美运动，但一些年轻的活跃分子在街上贴完反麦当劳的标语后，立刻到肯德基炸鸡餐厅去吃东西。同样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999年6月，取消预定的全美职业篮球联盟（nba）比赛的转播后，很多观众打电话去抱怨，坚持运动跟政治无关。此文的写作者乃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人类学家阎云祥，他还记载了1999年夏季，他到中国做田野调查时采访到一位带领大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的学生领袖，这位大学生在nba比赛的转播取消后，也打过电话去抱怨。阎云祥问他“为什么行为这么矛盾”时，“他似乎相当惊讶”，回答说，“不对，没有矛盾，我确实痛恨美国霸权，但是我喜欢全美职业篮球联盟的比赛。这是两码子事，全美职业篮球联盟的比赛属于全世界，每个人都有权欣赏。”这位大学生诚挚和纯真的回答使这位美国学者突然了解到，“至少对于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实际上可能有一种真正的全球化文化，可以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欣赏，同时他们在政治上，又可以保持民族主义。”[6] 阎云祥的研究重心在于透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国家权力和文化的变迁规律和动向，因此，他指出通过这个例子可证明，“新兴全球文化跨越了国界”，或者像一位名作家所说的一样，如果文化可以协助改善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准，这种文化应该由所有人类社会共享，应该叫做“人类共有的文化”，而不必问这种文化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属于西方还是东方。“文化全球化不见得代表民族主义会消失，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很可能共存。”[7] 显然，如果一个学者从“某某主义”的立场或者价值预设出发是不会充分重视这类现象的。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有价值的启示在于，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民族主义之争对于阐释当下文化现象建构文化理论来说完全是剑走偏锋，是没有多大针对性和实际价值的。二者的断裂或者共存才是不争的事实。一旦纠缠于教条难免掩盖当下社会的真问题。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就高度的现代化而言，诸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等概念“这些范畴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这些意识形态与思维界限分明的概念“所形成的这些差别或者陈词滥调（不管我们偏爱这一种还是另一种）并不涉及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的战略要素或者非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8] 因此，研究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一系列问题时，思想是不能被这些概念所限制的。这也正如国内学者所指出的，“由于急于与国际学术接轨，往往在批评中追赶潮流，忽略了自己文化建设中的真问题，缺乏问题意识直接导致了舍本逐末的结果。”[9]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当下研究界尽管也注意到了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下“真问题”的隔膜，并提出将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实践所形成的“现代传统”纳入研究的核心视域，但另一个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现代传统依然与当下文化有着复杂的关系，当下世界的文化问题并不总是现代传统的自然延伸。尤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诸多主客观的环境的交互作用下，文化的许多层面发生了断裂性的改变，产生了许许多多脱离任何传统的异质因素。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来自于存在本身的新体验新状态新矛盾，找到这些新的文化因素复杂的或者似是而非的历史与传统来源并不难，问题在于这样并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当下意识提出的新问题，而新问题呼唤新的文化视野与原创性的理论。
三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即不断遭到质疑，其研究范围与边界，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体系，理论资源与价值标准，文学史观与叙述范式，这一系列的问题始终处于变动不居、莫衷一是的状态。由于这一领域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正是人们的当下存在意识与生命体验的反映，通过对它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梳理可望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展示文化理论建构与学术建设的脉动，从而做出有针对性的批判反思。实际上，从1980年代初拨乱反正的“作家重评”到后来的“重写文学史”，再到世纪之交以来的“重建新文学学科”的呼吁和探索，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总是与其对于自身合法性的危机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只是这种危机在今天显得尤其突出。诸如泛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的趋势，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断裂，有学者慨叹“重写文学史的终结”，更有学者发出“文学史还是思想史”的疑问。应该说，这种现状既与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冲击有关，更是20多年来许多隐而未决的问题淤积至成瓶颈的结果。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反思现当代文学研究，离不开对于其对象、问题与方法三个方面之间关系的清理。从历史与现状来看，研究界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出了许多可贵的努力，关键的问题在于忽视或者没有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不足以形成学术上的逻辑结构。正是这一原因，尽管研究界一度热衷于探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问题，但实际上所谓的生长点只能依赖于单一侧面，或者乞灵于外部，而不能从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上“逻辑地”产生学术问题。比如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及“文学史分期”的讨论，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使对象范畴与边界趋于合理，但在方法论上并没有充分的创新。另一方面，方法论热一度是学术研究的强大动力，但却连一两种与研究对象高度契合的研究范式都没创新出来，研究者常常感到头痛的是面对研究对象无从下手。于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表面上的繁荣之下，提出了许多像“鲁迅能不能称为伟大的作家”、“沈从文是不是思想家”之类的“伪问题”。而有些对“问题”感兴趣的学者由于缺乏从该领域的对象与方法上进入问题的途径，干脆“逃离”文学研究，转至思想史或知识分子史领域。可以说，对象与方法的游离、问题意识的虚假与浮泛，已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极为顽固的学术症结。
众所周知，现当代文学研究在1980年代前一度是文化界的显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反而日见萎缩。究其实质，之所以造成上述令人尴尬的局面，有两个更为具体的和根本的原因，即西方方法遮蔽了本土经验，西方问题掩盖了中国问题。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曾提出“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文学者普遍服膺这一口号时也大多忽视了中西学理之沟通的必要性。从学术研究的关键词看，1980年代至世纪末，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先后经历了“现代化”、“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全球化”四个阶段。这四个最为核心的学术概念关注的重心不外两个维度：一是超越国民性的人性层面，一是超越本土问题的世界性因素。它们表明研究界主流价值趋向恰恰是越来越脱离本土经验和超越本土问题。而中国文学面临的更为切实的问题是：民族精神正在变异甚至失去特色，优良的传统正在日渐消失，在更为广大的中国民众那里，需要的是反封建的启蒙任务而不是反思现代性或者追求全球化的问题。比如，在韩国与日本的创作界、影视界与评论界中，汉民族许多优良的道德与审美传统被保持和发挥得有声有色，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文学思潮呈现出的却是更为后现代甚至比西方更为西方化的气象。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张力”（阿尔君·阿帕杜莱语），面对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现当代文学学术虽然不至于像大众传媒那样一味迎合，沉浸在新消费意识形态所制造的美妙幻象之中；但是无疑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建构“全球神话”的重要一员，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了中国文化语境与民族精神的内核。在评论界，从公共空间、交往方式等生活体验的认定到价值观念的梳理都以“全球性”为贵为尊，一些反映民族精神、传达本土需求、体现当下生命体验的作品反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如果将对象与方法结合起来看，近年来的现当代文学学术的标志性的景观表现为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全面出击，以文化批评介入文学领域，将文学研究对象膨胀至整个文化现象成为流行的研究模式。与此相适应，现当代文学学术界较之以往更容易被哲学界、美学界与文艺学思潮牵着鼻子走。理论界流行什么，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就流行什么。这样虽然能够加深文学学术的理论性，为文学学术开拓某些新的话语空间。但是当这样的方式成为流行，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的审美感知能力下降，或者说不愿意认认真真地读作品，而是浮光掠影地过一遍，然后找一个流行的理论切入，进行整体性叙述。本来评论家应当是读解作品，现在反而更多的是作品为某种理论提供例证。原本更多的中国作家反映的是中国经验与现实问题，但在西方理论的图解下，反而变成了后现代景观；或者以超越性、本质性、生存性解读遮蔽了其本身的一些现实性因素。反过来，在这种文学学术方式的影响下，某些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按照评论家的喜好进行创作，构成了一种相当有意思的以理论指导创作的局面；不少作品对历史的回忆也完全“现代化、全球化”了，打着人性的幌子任意游戏文学。因此不少作品表面上有深刻的思想性，但其往往并非出自作家的体验与想象，思想浮在表层，并没有渗入作品的肌理，变成了一种新型的“主题先行”。更有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木子美现象”、“下半身写作”等由于评论界与学术界的介入，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效益飙升。批评界的狂轰滥炸，反而为对象所渴求，所利用，不正说明文学研究自身出了问题吗？
如果对西方方法与价值的认同占绝对优势，如果方法论焦虑解决的仅仅是方法本身，而不能有效地使用，那么就既不能充分地建立属于现当代文学学术自身的问题范畴，更不能对文学创作提供切实有益的指导和参照。说得严重一些，这是西方问题对中国问题的一种文学入侵。常有人感慨于理论界热衷于介绍西方思潮而缺乏原创性，戏称之为西方学术的“二道贩子”，现当代文学如果将自身的学术资源依附于国内理论界，而忽视学科自身的本土方法与问题，岂不是更为可悲的“三道贩子”？
四
如果说从西方化或者全球化的思想立场上来研究当代文化时所表现出的理论与对象的错位现象比较明显，那么试图以本土化来抵抗全球化、以民族主义排挤西方现代性的“以中反西”文化策略，就越容易遮蔽其内在思想理路的二元对立问题，也更容易给文化界以虚妄的鼓舞。有学者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了“本土”这个民族身份对于处于身份危机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增势”作用，并有意识地运用这种身份来提升他们的自尊和社会地位。他们利用“本土”这一新归属来确立自己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的代言人。这在中国后殖民批判理论、中国式的“第三世界批评”及其批评家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样一来，“本土主义”便成为知识分子作为自我增势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结构，本土知识分子在本土范围内实际上是处于权力的边缘，他们的自我增势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入官方权力。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特身份。要想既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特身份，又摆脱彻底边缘的无力感，进入具有代表权的中心话语地位，知识分子便需要一个他能为之代言的群体，而“民族”也就顺应了这一需要。“本土知识分子的自我增势的基本策略不是对本土官方的中心地位直接质疑和挑战，而是把官方和他自己放到同样的‘弱势’地位上。但是就在他通过强调另一种中心／边缘（西方／东方）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也否认了一切本土中心／边缘关系（官方权力／知识分子关系乃是其中的一种）的实际意义。否认种种本土的中心／边缘关系的现实意义的直接后果就是掩饰它们对人们日常现实生存所造成的种种压迫。这也就决定了本土主义批评在本土范围内的保守性。” [10] 这就使得中国后殖民批判理论在试图摆脱西方牵制、反对“臣属”的时候，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又重新确立了西方中心的地位并使自己陷入了另一种西方霸权和“臣属”境地。
这样的“本土化”理论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它的理论意识更多的来自于西方话语的启示，与“西方化”同样缺乏理论的原创性意识，而其严重的文化自恋情结，必然也会导致文化上的进取心的丧失。其实，文化传统的某些方面即使不用“民族主义”、“本土化”的大旗去维护，它也会丢失，也会改变；而另一些方面，即使不用“全球化”、“现代性”的招牌去弘扬，它也挥之不去，顽冥不化。比如福山在新著《信任》中便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是中国，而不是人们想当然的美国。在“个人主义”方面，中国文化较之美国文化已经更“西方化”了。再比如，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家族”、“礼”等观念，现在在韩国等异域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甚至保留得更好，而不是在中国。如果仅仅是形式主义化和观念化地进行文化批评，这些最为切实的问题就很难引起应有的关注。因此，我们所说的当下性追求的基于理论原创性的当下性，原创性是基于当下性的理论原创意识。必须把文化建设的重心深植于当下生活的土壤与生命体验的本相，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理论界缺少“元话语”的局面。
【参考文献】
[1][4][6][7] 亨廷顿，柏格：《亨廷顿与柏格看全球化大趋势》，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1,19,59,76页。
[2][3] 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第2期。
[5] 王勇：《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前瞻》，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当地文化论文篇11
现当代的文化和文论思想必然是多元的。从社会形态看，同一时代的多元社会形态必然引发出多元的文化形态和文论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个别地域里带有浓郁的原始公社痕迹的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一定会产生判然有别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从民族来说，每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都会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从地域来说，不同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总会表现出多样的民间风情和地域色彩。即便是同一时代、同一历史条件、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也会大异其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交流、撞击和激荡，势必会打破某种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所固守的防线，面临着通过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冲击和挑战。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当正视全球背景下和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选择、融合、改制和重塑。面对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之间的对峙和渗透，使正确理解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多元和主元的关系，成为一个不能躲避的冷峻而又重大的课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同样是多维、多极和多元的。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必然反映到文化和文论中来；社会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相混杂；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文化选择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生并存；“国学”、“西学”和“马学”的冲突和纷争越演越烈。所有这些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意识结构的格局中的成分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既是多元的，又是有主元的。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和主元是相对相融、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对多样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应当说，各式各样的文论思想都是有道理的，而各种文论道理所蕴涵的道理的质态和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却是很不相同的。
关于文论的大道理和小道理。人们对艺术真理的认识总是从局部开绐的，往往通过观察和抽取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从而形成片面的甚至是十分深刻的真理。这些局部性的文艺观念不可能对艺术真理作出总体性的把握，往往显得偏执和模糊。但真理终归是对事物的全方面和全过程的规律性体认。“片面的深刻的真理”虽然只具有相对真理的意义，但作为发掘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宝贵的学术成果，同样应当得到尊重和珍惜。既没有理由拒斥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又要防止把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随意提升为涵盖一切的文艺观念的总的文艺观念。这样做可能会以小充大，以偏概全，难免和甚至产生“一叶障目”、“坐井观天”和“瞎子摸象”的迷误。
关于文论的新道理和旧道理。凡是揭示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新的文艺观念都是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阻碍文艺发展的陈腐的背时的旧道理，是必须舍弃的。但传统意义上的旧道理不能一概认为是旧的，其中一些传统的，诸如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审美学意义上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仍然具有蓬勃的生气和活力。同理，推进和激发文艺发展的特别是那些带有原创性的新道理是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时兴的东西都是一定是“新”的。那些打着“新”的旗号出现的艺术也可能是迷乱、颓废而又腐朽的。最近出现的某些“行为艺术”作品，如在流血的胳膊刀口上栽树，让把被缝在牛肚子里的男性的裸体再重新钻出来，吞吃烤焦了的女婴的肉等等，都只不过是以花样翻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旧。旧者有旧，但旧者不全旧；新者有新，但新者不全新。对新道理和旧道理，应当从性质和功能上进行认真的审视。
不管是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还是文论的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都必须确立一个判断和衡量的标准，即应当以是否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或真理性作为权威性尺度。
为此，应当正确理解“诗”与“思”的关系，即诗学与科学的关系。海德格尔强调通过审美和艺术手段实现对人生的诗化和美化，达到和融入“诗意地栖居”。这种浪漫的诗学幻想以特殊的魅力，征服了不少学者的心灵。当代西方兴起的语言诗学、文化诗学和政治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为“文化诗学”或“政治诗学”的新历史主义已和传统的历史主义很不相同。这实际上是一种文本学和解释学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理解和处理历史与人文的关系时，与其说是回归历史，倒不如说是注重和强调解释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与扩张，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和解构，达到改写和重塑历史的目的，以便使历史更加适合于解释主体的意志和愿望。读者从中国当代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的虚写和戏说中，可以比较强烈的感受到随意把历史人文化、主体化、意志化、情感化的倾向。尽管机械的历史观念是偏狭而又错误的。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对历史的客体性、实在性、规律性和真理性可以进行诗化，但不能够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非人文的历史固然不可理喻，非历史的人文同样无法体察。因为既不存在无人的史，也不存在无史的人。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既悖立又互补。“诗”与“思”是人们感受和掌握世界的两种互渗互融的思维互方式。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倡导无“诗”的“思”或无“思”的“诗”的实际效果都是通过否定对方来否定自己。“诗”的激情往往是“思”的动力和先导，“思”又往往是“诗”的基础和诱因。两者的矛直、冲突和对立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引发的。如果“诗学”是完全反科学、反理性、反真理和反规律的，那么，势必使这种“诗学”的人文价值受到局限。诗学精神应当尊重人的科学精神并有助于人的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发扬。即便是现代解释学中最有影响的伽达默尔也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诗学”观念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尽管提出了“视野融合”的理论，但毕竟肯定“艺术真理”的存在，同时认为“历史是真理的源泉”。伽达默尔的见解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必须正确理解信仰与真理的关系。信仰是自由的。真理是对客观的对象世界的规律的反映。信仰是各式各样的，有明智的，有昏味的。真理尽管是相对的，但相对中包含着绝对的因子。人们可以从各种视域观察事物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取得对真理的多方面的认识和感悟。绝对的相对主义会造成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信仰是可以选择的，而对真理的选择带有必须认同的服从性质。只有信仰真理或只有选择对真理的信仰才能获得人的真正的自觉和自由。文艺和文论对信仰的追求和阐释应当有益于对真理的发现和弘扬。
应当正确理解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不一定都能把握对事物的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某些精英文化，如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和带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某些特性的创作和作品意在解构所谓的“伪理想”、“伪崇高”、“伪真理”、“伪权威”的时候，连同理想、崇高、真理、规律、主导、中心、权威和秩序也一并抛弃和后掉了。这些学者和作者强调文化的批判精神的同时，也确乎批判了不应该批判的东西。还有一些以娱乐功能取胜、可以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淡化了文艺的理想精神，消解了文艺的批判功能，削弱了大众的自觉意识，隐去了变革现实的启蒙思想，遮避了对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和机制的理性审视。如果一种文化不能体现人们对客观规律的真理性把握，那么这种文化很难被称为先进文化，也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这里，我们应当有意识地重提、倡导和呼唤实践理性的概念。 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都属于精神话动。这种社会的精神实践话动，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直接地作用于一般的社会实践。但社会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论的思想和观念也是从文艺实践中抽取、提升和概括出来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和人生的舞台。文艺只有表现社会实践，才能集中地反映社会、历史和人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改变社会环境，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历史转折，才能相应地获得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求得人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因此，文艺家和文论家必须强化和优化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通过审美手段和对文本语言的解释途径，启示和诱导人们感悟和体认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态和命运的伟大真理。现当代的西学文论中颇有影响的诗学、语言学、解释学、文化学等等学科都在自身所属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实绩和可喜的成果，但似乎也存在着一个带有根本属性的缺欠，即一定程度上转向语言王国来躲避和疏离社会实践的倾向。文艺虽然是一种精神话动，但不能把文艺所反映出来的关涉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完全转移到并停留在精神领域。企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符号和文本的阐释和解构来介入和批判历史，这可能从舆论层面上对改变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有所助益，但文化批判、语言批判、诗学批判都不能取代对现实的实践批判。企图通过解构和颠覆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叙述程序来达到解构和颠覆社会历史结构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崇拜语言的解构和批判的学说和观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势必都带有假定、空幻的迷彩和乌托邦性质。因此，应当高举实践的旗帜，树立实践的权威。实践是发现真理的重要途径，同时又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包括精神实践和文艺实践，不仅有助于解决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而且能够切实有效地揭示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鉴别文论的真道理和假道理、实道理和虚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有助于协调和解决“诗学”与“思学”的关系，信仰与真理的关系，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尽可能地涵盖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认知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理性，才能整合和包容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才能完整地体现文艺的人文精神、历史精神和美学精神。因为，所有这些理性价值和价值理性都是依靠实践来发现和实现的。
人们所面对的客观对象可以划分为自然物和人造物两个世界。对自然物而言，实践本体沦的观点未必妥当，但对人造物来说，实践无疑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人的劳动改变了世界，创造了美，同时不断相应地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和意志主义、存在主义所理解的实践理性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脱离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来单纯孤立地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在尊重对象世界的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来说，实践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实际上扮演着造物主的角色。人所改变和创造的一切实际上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审美方式呈现出来的新的实践理性的物化形态。这种被物化了的新的实践理性既蕴涵着新的认知理性、社会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同时又往往是人文价值、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实践理性是一个带有母元意义的观念范畴。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理解的“新人”实际上是指能够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新人、即能够自觉地从事变革现实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的新人。这种“新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被称为“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被称为“改革者”、“创业者”或“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马克思把这种新人形象誉为“有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即能够比较自觉地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能否能通过掌握和实施实践理性去“改变旧境环”和推动社会进步，视为区分“新人”和“旧人”的重要标志。不愿改变和安于旧环境，不管声称自己“多么不愿再作‘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作‘旧人’”，但这种人“依然是旧人”；“只有改变了环境”，并“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人“才会不再是旧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4页），才配称成为能够凭借“使用实践力量”“改变旧环境”的“新人”。新时代的文艺应当为培养和造就能够掌握实践理性、拥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增强与新时代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意识，不仅关系到文学家的艺术生命，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艺术道路。新时代呼唤、感召和期待着塑造千千万万能够掌握新的实践理性和具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形象。这种新人形象既以解放全人类作为伟大的历史使命，又能逐步地实现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
尼采悲叹：“上帝死了！”罗兰·巴尔特惊呼：“作者死了！”弗洛姆喊叫：“所有的人都死了！”加缪宣称：理想和理性的人死了，而“一批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实际上“非理性的人”是站不起来的，团为这种“非理性的人”缺乏理性的神经和脊梁。旧理性已经陈腐，非理性软弱无力，新理性催人觉醒，而只有掌握新的实践理性才能使人获得新生。
（三）对主导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始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确认一种文论是否应当占据指导和主导的地位，主要考察其是否具有学理上的先进性、真理性和科学性。
实事上，不管什么时代，都有一个建设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和主流文论的问题。所谓无主元、无主潮、无主导的观点不仅从学理上说不过去，而且不符合一定历史条下的思想存在的实际情况，究竟什么样的文论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论，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归纳起来，无非有三种意见：西学文论中心论，国学文论中心论和马学文论中心论。从这三种文论的实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来看，现当代的西学文论爆热走红，较而言之，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处于冷寂状态。国学文论中的一些核心范畴，甚至像形神、风骨和意境这样的概念也很少被运用。
文论是科学。科学是真理的理论形态。文论学者们同样要靠真理吃饭。追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应当成为一切文论学者的良心和天职。凡是包含着真理因子的思想和观念，作为理论的资源库和学术的生长点，都应当得到尊重。真理是相通的，沿着真理的道路，学者们必然会走到一起。只有当一些人把自己所掌握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中的真理上升为文艺的总观念，想统摄、压倒和吃掉相关的或者本来是互补的学术观点时，才发生文论方面的交战。文论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对话同样应当以追求、发现和服从真理为前提为目的。要推动和激励西学文论、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的平等的对话与竞赛。允许和提倡西学文论中心论者、国学文论中心论者和马学文论中心论者，从自己所熟悉和擅长的学术领域进行新的拓展，取得新的实绩。
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理应不断从回答严峻的挑战中求得发展的机遇，随着历史变革、社会转型和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元性和主导性。处于社会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交流和对话成为解决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纷争和学术竞赛的重要手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当通过学术对话求得自身的充实、丰富、深化和发展。(1)通过与当代西学文论特别是当代西学文论尤其是西方的马学文论的对话，吸取批判精神和关于审美经验和审美形式的理论营养，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类性和世界性；(2)通过与国学文论的对话，选择有价值的文论范畴和文论思想进行现代阐释，促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念话化和当代生成，以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民族性；(3)通过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对话，对有时代感的文艺现象作出理论提升和学术总括，以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性；(4)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用现代眼光，发掘和阐释蕴藏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那些富有人类性、世界性、民族性和当代性的理论资源，建构和重铸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面貌和新质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发挥自己的学理优势，才能取得主元和主导的地位。交流和对话理所当然地应当坚持“为我所需”和“以我为主”的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和“拿来主义”的眼光，从人类的一切精神财富中吸取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用来丰富和充实自己，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文论思想的精华，靠自身的学理的先进性和系统而又严谨的科学性，显示出强健和蓬勃的生命力。
当地文化论文篇12
作为回应，我将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文化研究上，暂不涉及区域研究问题。
近些年来，有关文化研究可谓争论不断，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也许是规律性的现象，举凡任何一种新范式、新思潮的出现，都会引发其知识谱系或合法性的争论。其实，当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的思潮或研究出现在西方时，也曾引发过热烈的争论。当然，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关于文化研究的争论还有一些值得深省的本土意义。
在我看来，关于文化研究的争论有两点值得关注。一点是作为一种西方的理论范式，文化研究在中国本土当代情境中是否必要。换言之，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文化研究如何从“西学”成为“中学”，成为本土化的问题意识的产物。另一点则是围绕着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争论，究竟是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还是坚守文学研究抵制文化研究，或“第三条道路”两者互补。问题的核心是两种范式有无根本冲突或对立，如何处置这些冲突和差异。如果说前一个问题呈现为中西知识谱系之间的某种张力关系的话，那么，后一个问题则体现为本土知识内部不同研究范式的紧张关系。二者最终都关系到当下中国文化研究为何与如何的问题。
以下，我将分几个不同的层面加以讨论。
一、文化研究的知识政治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文化研究的知识政治问题。
在当代社会，并不存在任何纯然客观或价值中立的知识。福柯关于话语形成的理论表明，权力必然和知识相伴相生并相互作用，离开权力，知识便失去其功能。所以，知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与政治相关联。知识政治通常呈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福柯所说的权力对知识的控制与变形。大凡经历过“革命时代”的学人，对此一定不陌生。政治权威直接左右知识的话语形式，这是权力从外部对知识的政治宰制。不过，知识政治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它来自知识的内在要求和动因，强调知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介入和作用。如果我们从后一种形态的知识政治来审视，那么，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兴盛，大约可以看作是“后革命时代”特定知识政治的产物。
告别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时代”之后，学术的独立性和自足性一度成为某种理想的学术理念，成为批判极左理论的有效武器。然而，当学术渐趋独立自足，并在新的学院体制下成为学人的文化资本之后，知识在相当程度上便开始远离社会实践，转而成为装点门面和炫耀才学的摆设，成为获得社会资源的象征资本。今天，高度体制化的大学教育系统，行政化的科研管理机制，不可通约的学科体系，趋向功利的研究取向，正在使学术趋于经院化和商品化。为学术（知识）而学术的取向，也就从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理念转变为带有消极性的托辞。那种曾经很是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在知识探求中逐渐淡化了，参与并干预现实的知识功能被淡忘了。当学者满足于在书斋里和课堂上的玄学分析时，一种曾经很重要的学人之社会角色也随之消失了。于是，寻找一种能够直接参与并干预现实的知识路径便成为当下中国人文学者的急迫要求。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转型，各种社会和文化矛盾空前凸显，诸多新的现实问题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旧有的知识范式和研究理路显然捉襟见肘，要回应复杂的现实问题就必须寻求新的知识范式。这种知识范式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超越现有学科边界进行整合的跨学科性质，因为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新的社会文化问题，决不可能在某一个确定学科范围内得以解决，超越具体学科成为必然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复杂原因和后果。文化研究从根本上说带有某种“反学科性”，它不拘学科界限之一格，超越了种种学科研究对象和边界的限制，进入了广阔的社会理论层面。较之于纯粹的知识诉求和经院化的学术思考，文化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学问或知识，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策略”。它不能规范于任何一个现有的学科之内。文化研究这种独特的“非学科性”甚至“反学科性”，为人们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诸多新的复杂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个条件，新的知识范式必须彰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社会批判的品格。对“革命时代”知识政治的普遍反感导致了走向相反的追求纯粹知识的幻象。而当今相当体制化和学院化的知识系统很难扮演强有力的社会批判角色，它们不是蜕变为书本上和书斋里、讲堂里的玄妙学理，便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分工和小圈子的品格。在这种情形下，寻找一种具有突出社会现实参与和干预功能的研究路径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文化研究恰好满足了这个要求。与那些改革开放以来东渐的各路西学知识有所不同，文化研究体现出它特有的强烈现实品格和社会参与性。如今文化研究的诸多话题，从中心—边缘或自我—他者的对立二分到阶级、种族、性别的分析从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到大众文化和媒体批判，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操纵到通过大众文化来传递民众声音，从表意实践的多种可能性到权力/知识共谋关系的揭露，从大众文化文本的神话去魅到电视编码/解码模式分析等，无不渗透着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典范性研究鲜明地揭示了这一特性。这对于“后革命时代”仍强烈地关怀现实的中国学者们来说，无疑是一条极有吸引力的路径。关注当下中国权力/知识的共生关系，解析当代文化表意实践的复杂社会关系，揭去大众文化的面纱，批判社会特权的体制性关系，关注弱势存在并践履社会正义和平等，这些在文化研究中显然是最为关切的问题。或许我们有理由相信，“后革命时代”的知识政治的表现形态之一，便是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
二、范式转换中的资本流动
文化研究在当下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对它的质疑甚至抵触时有发生。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关系的论争。这里，我无意评述各方观点，我关心的是这一论争后面的某种复杂的知识社会学意义，尤其是学术场域中悄然发生的象征资本的流动和重新分配。
首先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大多是一些人文学者，尤其是一些文学研究者，他们组成了库恩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科学家共同体”。比较说来，人文学者中的文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的兴趣似乎远胜于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学者。惟其如此，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争夺领地和势力范围的冲突也就异常凸显。其次，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也反映出了不同的学术理念和知识谱系之间的张力关系。毫无疑问，文学研究是一门非常古老的知识系统，它有自己相对明确的边界和研究对象。有趣的是，热衷于文化研究的很少是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他们多半是研究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或比较文学的学者。假如我们不小心，很容易把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争论看作是一种新版“古今之辩”，但问题远不那么简单！把恪守文学研究的主张看作是“保守之说”，而把文化研究的立场看作是“激进之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我看来，这一论争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值得分析：其一，文化研究作为“新来者”闯入了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地，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格局。它毫不吝惜地丢弃了传统文学研究一些东西，甚至是宝贵的东西，这必然引发毕生经营这些知识的学者们的不快。但文化研究在丢弃的同时又开拓了一些新领域，一些过去显然不属于文学研究范围的东西被纳入了研究视野。这突出地表现在大众文化的种种文类和形式，从影视到广告，从时尚到身体，从网络到虚拟现实等等。这就带来了两个变化。一个变化是经典的、精英的理念的衰落，民粹的和大众的理念崛起；另一个变化则是研究范式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变。前者涉及到知识的传统规范，历史地形成的关于何为文学的观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科幻作品、侦探小说、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甚至身体均成为研究对象时，某种关于文学研究的精英标准便瓦解了。文化研究必然缔造出带有民粹倾向的知识理念，它告别传统经典分析而转向现实文化实践的日常形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转变。当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时，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于是，文学研究在这一转变中失去了传统的优势，种种新的解释和方法取而代之。
其二，文化研究的闯入带来了这一学术场域中资源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它不可避免地造成象征资本的再分配。换言之，文化研究的“入侵”不仅导致了理论范式的某种转换，同时也转移了这一场域现有的学术注意力，使得传统的文学研究不再是惟一合法有效的范式。根据库恩的科学哲学，科学范式的转换多半发生于从“常态”向“反常”递变过程中。每当“常态”科学不足以解释新的现象时便导致了学科范式的转换。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则指出了另一种现象，他认为特定文化场域里的象征资本数量是相对固定的，为已占据了文化场中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所分有。但是，象征资本又是流动的，这取决于“新来者”加入引发的位置的变化。“新来者”挤入场域的常用策略是宣布原有规则作废，借倡导新规则之势进入场域并而占据相应位置。这时，“新来者”就从原有者那里获得了某种象征资本。把两种理论结合起来考量，可以揭示出今天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争的某种知识社会学意义。显然，今天消费社会和网络电子文化的出现，导致了传统的印刷媒介文化的深刻危机和转变，新的文学现象和其他相关文化实践大量涌现出来。囿于传统的文学研究理路显然无法应对，这正是知识从“常态”转向“反常”的表征。范式的转换使得文化研究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面对新的情境和新的文学或文化时间，文化研究呈现出自己特有的长处和优势。而恪守文学研究的学者仍旧关注语言、文学性、审美功能等传统范畴，他们强烈要求通过厘清文学研究的边界，维护文学研究的传统和规范，进而抵御文化研究的大举入侵。两种不同的立场遂演变为“原规则作废”和“原规则有效”的论争，它们最终呈现为文化研究合法性的论辩。尽管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原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但是在学术场或知识谱系中，它们确实形成了某种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对立，至少在理论论争的层面上是如此。
这场论争背后的知识社会学意义在于，此学术场域中学术资源和象征资本正面临着新的调整和分配。当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认同并热衷于文化研究时，相对说来，文学研究便被“边缘化”了。当研究更多地转向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时，文学研究的传统命题和知识生产相对说来便被“冷落”了。这样，象征资本便逐渐从传统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根据象征资本的“零游戏规则”，场域中象征资本的数量是固定的，因此“新来者”的象征资本必然是从原有者那里获取的。换句话说，得到的正好等同于失去的。可以断言，象征资本的重新分配必然导致如下事实：对于文化研究，必定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其三，从文化研究与“科学家共同体”的关系来说，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深省。那就是文化研究通常对中青年学者比较有吸引力，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知识结构比较容易和文化研究范式接轨，相对说来，长辈学者较擅长于传统的文学研究，让他们脱胎换骨地转换范式委实很困难。这个人力资源上的差异也就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两极之间造成了某种紧张，这一紧张进一步呈现为“科学家共同体”内部代际之间的紧张。我们只要对当下这一论争的不同立场持有者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这一紧张的存在。
三、知识本土化与理论生产
知识本土化的欲求可说是反复出现的议题。但有趣的是，在自然学科和工程科学内，所谓的本土化问题似乎压根儿不存在。更进一步，社会科学似乎也不像人文学科那样有强烈的本土化冲动。也许是文化研究的“科学家共同体”多为人文学者，因而本土化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人文学科或人文学者本身的某种知识生产特征呢？
知识本土化也是知识政治的一个侧面。这一要求表面上看无可争议，但实际上本土化的要求并非完全一致，包含了多种诉求和指向。其中一个指向就是刘文所指出的我们如何从一个“理论消费国”转变为“理论生产国”。要实现这个转变关键在于如何提高知识生产的本土原创性。这个问题当然不只是文化研究所独有的，就像经济界和产业界所提出的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设计”的问题一样。关于提高本土学术原创性已有很多讨论，这里不打算品评臧否。我关心的问题是，就文化研究而言，我们如何利用西方资源来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如何从引进“消费”理论转向“生产”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外来理论的运用，都会不同程度地被中国本土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因而发生一定的变形、错位和转移。所以说，这些被语境化了的理论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来理论了。但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主动地、有意识地结合本土语境来修正和改造外来理论，这的确是当下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薄弱之处。我以为，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讨论。首先是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它不是简单运用外来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而是如何提出中国式的文化研究问题，解释中国特有的文化经验。在这方面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似乎显得薄弱，我们基本上没有提出一些本土性的足以影响外部世界的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对晚近文化研究的议题稍加翻检便不难发现，那些热烈讨论的问题大多是“引进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理论引进的同时也在引进研究的问题。从大众文化批判到性别研究，从都市空间分析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从身体问题到视觉文化研究等。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乃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不少文化实践往往先出现在发达国家，并被作为问题加以研究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学派，尔后这些实践才出现在中国文化中。这种滞后性的“时差”表面上看似乎使我们在问题提出和理论发明上处于不利地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事实上存在着滞后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在本土语境中的呈现应该说与西方文化是有差别的，它们必然带有本土文化实践的独特性。对这些独特性的批判性考量正是实现西方理论向中国理论范式转换的契机。同时，更应关注发掘那些中国的独特问题和经验资源。在我们的文化研究中，往往是中西文化的某种表面同一性掩盖了内在的差异性，或者说对西方理论未经修正改造的直接运用及其表面的有效性，常常遮蔽了我们对差异性的自觉发现，因而造成了问题和语境的抽空或漂移，仿佛与西方语境并无差别似的。这就丧失了创建本土原创理论范式的契机。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拿来主义与差异感的关系。“拿来主义”往往是自己尚缺乏足够的理论资源的表现，“拿来”的目的最终是将“拿来之物”转变为自己的财富。这就需要某种“拿来”过程中敏锐的理论差异感。“拿来主义”一般会产生某种假象，那就是外来理论在解释中国文化问题时似乎普遍有效。这种普遍有效的假象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反思性批判。我以为，有必要提倡一种运用外来理论的“水土不服”。正是这种“水土不服”的产生，才会造成库恩所说的理论“反常”。这时，反思性的批判最容易出现，创造性的契机才会出现。于是，作为研究主体的学者们，便会自觉地把外来理论的简单套用有效地转化为移植、改造或创造。斯图亚特·霍尔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个案。他从福柯那里“拿来”有关话语和知识型的理论，从巴特那里“拿来”了意识形态神话分析和表意的符号学理论，差异感使他着力于寻找一种有效的解释范式，最终回到他自己所深刻体验的族裔、认同、受众、文本等特定问题上来，进而创造了很有影响的文化表意实践分析理论。
四、文化研究的命运
最后，我还想谈谈文化研究未来可能的命运。
当地文化论文篇13
一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相断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热情，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广大农牧民中传播。
二是在基层广泛深入地开展宣讲活动，帮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和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围绕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和十六大以来历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从地区到各县(市)，紧密结合实际，开展三下乡、面对面宣讲、特约宣讲员等形式多样、深入持久的宣讲活动，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
三是党的基层理论普及的阵地更加巩固。党的十六大以来，通过争取“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东风工程”、“新西工程”、“电视进万家工程”、“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建设,全地区54个乡（镇），已建文化站36个；502个行政村中80%的村已建成水准较高的文化室，党的理论阵地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四是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方式，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广大群众所了解掌握。近年来，各县(市)通过举办各种学习培训班、主题教育活动等，广泛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坚持不懈进行理论宣传普及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基层理论工作依然是理论普及的“软肋”。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固有差异、人才队伍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广大农牧民接触党的最新理论以及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明显地滞后于城市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学校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党对“三农”工作不断的重视程度的与日俱增，基层理论普及与其它社会事业诸如卫生、教育、科技等一样，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这为基层理论普及带来了难得发展机遇。
二是文化资源整合成为理论普及的“重点”。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着力加强农牧村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眼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地区基层农牧区的宣传文化投入逐年增加，国家、自治区、地区、各县(市)对基层阵地“四位一体”的格局已经形成，基层群众读书看报难、看电视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基层文化阵地管理相对滞动，需要有效地进行整合。如文化资源条块管理、各负其职、缺乏有效的整合和管理，中央、自治区配发下来的各类书籍往往被“束之高阁”，借阅使用率低；一部分农牧村喇叭、宣传橱窗成为摆设；村文化活动室还需在吸引力、感染力上下功夫。
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是基层理论工作的“焊点”。做好基层理论普及，关键在干部，在队伍。据我们调研了解，目前各县(市)乡(镇)一级的宣传文化干事存在年龄结构老化、在编不在岗等情况。村级专兼职宣传员情况不一，近年来地区招录的大学生充实到村后，状况有所好转，但缺少必要的学习培训。
四是打造乡村文化成为理论普及工作的“终极”。在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在党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的倡导下，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各种思想碰撞、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归结到“先进文化”上来，更加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传统文化、机关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乡村文化等等。从理论的层次上讲，基层理论普及当属乡村文化范畴。先进的乡村文化是理论普及的生存发展“土壤”，先进的理论离不开寓教于乐的教育形式；科学理论反过来又指导乡村文化，使其朝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向发展。它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二、加强基层理论普及工作的对策
从2008年3月起，地委宣传部理论宣教科开始着手加大基层理论的普及力度，我们先后在福海县的解特阿热勒乡、**市切木尔切克乡等地开展调研，本着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充分借鉴昌吉州的做法，草拟了《**地区基层理论普及示范点的创建管理办法》，各县(市)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推进基层理论普及的试点工作。
通过近一年的调研了解，我们认为基层理论普及关键要抓住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乡(镇)党委中心组学习。现在每个农牧业村都有一名乡(镇)领导挂钩，乡(镇)党委中心组的良好学习风气，必将带动农牧村理论普及。第二个重点：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用先进的文化来占领党的基层阵地，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
为了做好基层理论普及工作，笔者认为应做到五个“着力”
一是着力搞好农牧村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公益性文化设施是传播先进文化、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必要物质载体和重要阵地。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着重搞好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以适应广大群众就近，经常参加各类政治学习、培训、文化活动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