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考察报告篇1
第一站：襄樊
地点：米公祠
9月6日，我们师生22人在湛江火车站乘坐1474次列车向湖北襄樊首站出发。我们坐了28个小时的绿皮硬座火车，条件相当艰苦，对大多数没有坐过火车的同学来说可是一次考验！尽管路途艰辛，但也阻止不了我们的步伐！我们住宿是火车站旁廉价的招待所，吃的是便宜菜饭，买的是团体票，出门坐公车！同学们一路高歌，互相帮助与配合，一切都那么和谐愉快！
9月8号我们参观了着名的米公祠！
米芾，北宋着名书法家画家，字元章，号襄阳居士。米公祠，原名米家庵，始建于元，扩建于明，后改名米公祠。自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始，先后由米芾第十八代孙米瓒、十九代孙米爵、二十代孙米澎重建；清同治四年（1865年）再建。祠内有纪念性建筑拜殿、宝晋斋、仰高堂等。并珍藏有清雍正八年（1730年）由其后裔摹刻的米芾手书法巾45碣，其它碑刻145碣。《米公祠及其石刻》1956年被公布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XX年05月25日，米公祠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米公祠位于襄樊市樊城西南汉水之滨的米公祠，原名米家庵，是为纪念中国宋代着名书法家米芾而修建的祠宇。祠内亭台廊榭错落有致，五百年银杏巍峨参天。画廊里陈列着米苏黄蔡遗墨石刻100多块，其书法艺术韵味生动，炉火纯青。米公祠可谓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
第二站：西安
地点：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碑林、秦始皇兵马俑、西安博物院等地
古迹考察报告篇2
建水紫陶，历史悠久。1953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民间工艺品展览会上，建水紫陶与江苏宜兴陶、广东石湾陶、四川荣昌陶一起被命名为中国四大名陶。
如今，随着原料的枯竭，市场上大品牌紫砂煲出现了制假现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建水紫陶，情况如何？带着这样的疑问，此行第一站，委员们实地走访了建水的做陶名家，参观了制陶工艺。
建水紫陶的生产主要集中在瓦窑村。这是一个位于建水北部距县城2公里的村落，村内一溜排开有几十家紫陶手工作坊。在当地老师的陪同下，委员们首先参观了制陶名家陈绍康的工作室，陈绍康大师是建水紫陶的代表性人物，瓦窑村人，出生于制陶世家，能书会画，精于雕刻设计，谙熟一整套建水制陶工艺流程，1995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 称号，2010年6月，被命名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向大家简单介绍了紫陶制作的工艺，要经过镇浆制泥、手工拉坯、湿坯书画装饰、雕刻填泥、风干焙烧、打磨抛光等工序，做一把小茶壶的周期约15天。并说建水紫陶目前没有造假，原因首先是没有大批量生产，原料暂时充足；其次，建水紫陶的工艺一般人很难仿得出建水紫陶独特的古拙韵味。他还介绍了欣赏陶器的方法，主要看外形、看装饰、看做工，看茶壶要看它的水线，水线越长，质量越好，一把他自己制作的茶壶要1200元左右。委员们还参观了瓦窑村的几家紫陶作坊和店铺，它们各有特点，紫陶制品价格的高低与紫陶师傅的名气有关。
2、石屏秀山
石屏秀山位于石屏县城西10公里宝秀镇南，宝秀镇西南吴营村，距离石屏县城12公里，是滇南的名山胜地之一。 1983年公布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物保护单位。
明洪武年间建真觉寺，清代多次重修。现存古建筑有山门、大雄宝殿、凌云阁。大殿内塑有释迦牟尼像，两旁塑有普贤、文殊像各一尊，塑工精细，衣纹流畅，神采各异。登楼远眺，宝秀镇村舍历历在目。寺内种有唐代樱花、宋代梅花、元代罗汉松、清代紫竹等珍稀古树，石屏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古树的保护，委员们参观时正好碰上县里举办古树保护挂牌仪式，县委书记李建阳亲自为古树挂牌。
3、石屏郑营村
石屏郑营村位于县城西边10公里的宝秀镇赤瑞湖畔，建村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里山青水秀，村内古建筑、宗祠、学校及地理环境、自然景观十分秀美。1999年1月19日，石屏郑营村被云南省政府命名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现已成为部级历史文化名村。
郑营村里民居房屋建筑很有特色，以土木结构的四合院为主，方位皆坐南 朝北。委员们在县文管所、县文化局同志的陪同下，参观了其中比较著名的古建筑有陈氏宗祠、郑氏宗祠、陈氏民居、司马第等。陈氏宗祠建于1925年，占地面积2577平方米，在郑营古建筑中最为壮观。祠门为牌坊式，砖石结构。从祠门进去依次为石桥、莲池、中殿、正殿。中殿、正殿前院子两侧均建有对称式的偏殿、楼阁。祠门前有石亭、石狮各一对。祠门进去有一石桥，桥上有栏板望柱，望柱头上有石雕12生肖动物，皆精雕细刻，栩栩如生。中殿、正殿木结构建筑上雕梁画栋，花虫鸟兽历历在目。陈氏民居建筑样式有中西合璧的特点，是郑营村民居房屋中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其房屋特点为木石结构，走马转角楼式四合院，坐南朝北。
郑营村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典型的民居建筑，雄伟壮观的宗祠、楼阁、学校，使其颇具魅力，当地盛产的宝秀煎鱼也颇具特色。
4、石屏芦子沟民居建筑群
芦子沟民居建筑群位于石屏县坝心镇芦子沟村委会，距县城36公里。芦子沟民居为清末民初建筑，已有百年历史，但保存完好，大多数房屋的方位皆座北朝南，以土木结构四合院为主，有天井、石板铺地等空间。委员们重点参观了苏家寨几座苏姓民居，这些民居建筑材料用料考究，建筑结构严谨，建筑装饰精美，木雕精雕细刻，建筑彩绘绚丽多姿，有重彩、鎏金等，绘有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等，显得十分雅致。
芦子沟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淳朴, 村民勤劳躬耕,安居乐业。苏氏人才辈出，古代有进士、举人、士进岁、贡生，近现代有留学生、研究生、本科生。参观时听说有两户苏姓人家的子女均为大学毕业，有在昆明工作的，有在本地中学任教的。
芦子沟民居建筑群是去年石屏县文物考古的重大发现，已申报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望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5、石屏一中
石屏一中位于县城西北隅，创建于1923年，是著名乡贤陈鹤亭先生倡导，乡绅富户李恒升、张信之等出资创建，原名“石屏中学校”、“云南省石屏中学校”、“云南省立石屏师范学校”等，1952年更名为云南省石屏县第一中学。
老校址现为初中部校区，校园建筑古色古香，企鹤楼檐牙高啄，喷珠池绿水微漪，心字池曲径通幽。名联古碑，雕梁画栋，让人肃然起敬。古柏长青，奇花斗艳，让人怡然忘忧。能在这样的校园环境中成长是幸福的，石屏一中几代学子始终恪守“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的校训精神勤奋学习，有许多人成为著名的高级工程师、专家、学者和作家。
6、明清古州衙
石屏古州衙始建于元代九年（1272年），明清两代，州衙共连续使用了500多年时间，石屏古州衙建筑群在云南省属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时期古衙门。古州衙位于县城中央，始建于明朝洪武十六年,坐北朝南。州衙左面是文庙，正对是卖米巷，足以说明当时州衙当局是重教兴文和关注民以食为天的。民国时期，沿用石屏的古州衙作为县政府。民国28年由石屏富商张正堂捐资，拆除破旧房屋，新建了大堂、二堂、东西厢房、大门及监狱等，均为土木结构楼房。新中国成立后，古州衙仍然作为石屏县人民政府办公地点，一直沿用至2006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好古老建筑群，县政府实施整体搬迁全面整修后，作为石屏历史文化游览参观点向民众和游客开放。
走进古州衙，只见大堂威严肃穆，二堂清幽宁静，东西厢房古朴典雅，整幢院落庄重幽静，让人仿佛回到了明清时期，在历史的长河中徜徉。
7、石屏文庙
石屏文庙位于石屏县异龙镇北正街，始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明洪武十四年（1381）毁于兵燹。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重建。嘉靖二年至天启五年（1523—1625年）又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扩建。清康熙初年，知州刘维世和学正罗天柱主持又进行全面修缮。
文庙原占地4257平方米，坐北朝南，临街有“礼门”、“义路”两道券门，背面刻有“玉振”、“金声”。北进是一座四柱三门，高13.5米，宽43米的大牌坊。正中悬挂红底金字横匾“棂星门”，左右悬挂“德配之地”、“道冠古今”横匾。背面正中悬挂“洙泗渊源”横匾。皆由清乾隆年间石屏州学正，蒙化人张瑞亮书写。大牌坊不但斗拱、客枋、雀替等构件雕刻精美，前面的一对石狮，正中两根门柱、前后的石雕，有抱鼓石上的团龙图和基石上的麒麟图。
“太和正气”是石屏举人涂焯的墨宝；背面的“鸢飞鱼跃”是石屏贡生刘宣所书。
泮池周围装有石护栏，一座单孔石桥南北横跨，栏板、望柱雕刻十分精美。栏板有六十六块，长0.88米，宽0.43米，厚0.07米，双面浮雕，传统图案有“如意灵芝”、“鹤鹿长春”、“蓬莱翔风”、“麒护天书”等一百三十二幅。望柱有六十八根，高1.09米，边长0.16米，柱头有石雕狮、象、兔、龙、麒麟等六十八尊。
大成殿传统上是文庙的主体建筑，是供奉孔子的庙堂。但石屏文庙的大成殿却不是主体建筑，也没有孔子塑像。东边有名宦祠，西边有乡贤祠。
先师殿，建在有七级踏步的石基上，是文庙的主体建筑。台基四周有雕刻精美的石护栏，二十六块栏两面都有浮雕图案；望柱二十九根，柱头雕刻有各种圆雕石兽。七级踏步中间有“御道”，长1.55米，宽1.2米，厚0.12米，深浮雕石龙一条，龙头居上，龙身弯曲下垂，四周祥云缭绕。左右垂带各有一条吞云吐雾的石龙，首尾卷左右翻滚。
先师殿重建于清雍正年间，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抬梁式歇山顶结构，是祭祀孔子的殿堂。原有一座明代万历年间的铜香炉，重七百余公斤。东庑、西庑各九间，内供七十二弟子牌位。穿过侧门，还有崇圣殿、尊经阁。
石屏文庙保护的完整程度，特别改革开放以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和职能部门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管理令委员们赞叹。1983年10月公布为第二批州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2月公布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袁嘉谷故居
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号澍圃，云南石屏县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经殿试考中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钦授翰林院编修。清宣统元年（1909），袁嘉谷赴浙江任提学使兼布政使，致力于兴办学校，设立图书馆。辛亥革命后，袁嘉谷回到云南，先后担任国会议员、省参议员，云南盐运使，省政府高等顾问、省图书馆馆长，东陆大学（云南大学）教授等职务，身兼数职，仍将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工作，著述颇丰。
袁嘉谷故居位于石屏县城南正街22号，建于清光绪九年（1883），砖木结构四合院楼房建筑，坐南朝北，占地面积695.8平方米。由大门、二门、内院上下层组成。大门向东，由大门而进是一条通道，内分上下两堂屋，中间是天井，左右有耳房。
故居内悬挂“经济特元”、“太史第”、“国朝第三人”、“辉映星斗”、“名高东海”、“圭章特达”、“萱荫千秋松声九里，邦桢四叶世范三篇”，“海明三岛见，山晓一楼青”等许多匾联，均由云南书法家尚文、李群杰、周善甫、冯国语、段雪峰、赵浩如、孙太初、刘昆生等人重书。正堂屋悬挂着袁嘉谷先生1909年在浙江杭州任提学使兼布政使时穿朝服之摄影像一幅。天井中花木繁茂，景色秀丽。
袁嘉谷故居1989年5月公布为石屏县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11月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个旧市沙甸大清真寺
沙甸新建大清真寺主要由当地穆斯林自筹资金，总投资1.1亿元，历时五年，主体工程礼拜殿及和谐广场的主要设施已完工，于2010年8月6日正式投入使用，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清真寺。
沙甸大清真寺占地面积100多亩，建筑面积近18000平方米，4座独立的观礼塔与大清真寺合为一个建筑群，尖塔高度93米，外观宏伟壮观、庄严，内部典雅、大方，大殿内可同时容纳1万人做礼拜。整个建筑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再加上广场上的音乐喷泉和大显示屏，显示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气势。
今年年底，随着与大清真寺配套的和谐广场建设完工，沙甸回族文化旅游小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取得突破性进展，将为沙甸区打造“沙甸回族文化旅游小镇”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启示与思考
通过对建水、石屏、个旧等县（市）的考察，委员们很受启示并引发了一些思考。综合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1、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应以政府为主导，加大宣传力度和监管力度。
在文化旅游产业建设进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比如：目前建水紫陶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小作坊的自产自销，由于没有规范的市场运作和管理，建水紫陶市场越来越小，知名度也在萎缩。近年来，建水县意识到紫陶产业的潜力，因此在每年孔子文化节举办紫陶展，制定出台《建水紫陶》标准，推动建水紫陶发展。此外，当地政府还应抓住建水紫陶在上海世博会大放异彩的时机，继续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建水紫陶，同时，加大对紫陶生产各个环节的监督管理力度，努力提升产品质量，促进紫陶产业健康发展。
另外，石屏的文物古迹很多，且很有特点，但目前文化旅游产业还不发达，知名度远不如大理、丽江、腾冲等地方。因此，石屏县政府应围绕文化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的目标，以推进芦子沟民居建筑群、石屏文庙建筑群等文物保护工作为抓手，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宣传力度，打造文化休闲旅游产业，彰显“文献名邦”的独特魅力，扩大石屏的知名度。
2、积极拓展筹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搞好历史文化村基础设施建设。
石屏郑营村已成为部级历史文化名村，距县城仅10公里，但县城通往郑营村的公路为较窄的乡村公路，不能满足今后旅游开发的需要；芦子沟村地处石屏县坝心镇东北边，距县城26公里，其中有近10公里道路为土路，交通很不方便。
因此，要将郑营村历史文化村、芦子沟民居建筑群打造成为我省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应通过政府投资、民间融资、招商引资等途径，筹集资金，保证必要的资金投入，首先解决公路交通问题。其次，切实加强历史文化村的保护和建设，搞好民居的修复和保护，街道、停车场、环保厕所、农家乐餐厅、游客休闲娱乐活动中心以及旅游景点配套的供水、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完善优化文化基础设施，构建适应村民文化需要的公共设施网络。
3、科学编制规划，继承和提升历史文化村的历史文化特色。
历史文化村以建筑群为整体环境风貌展现着历史特色，印证着历史脉络。保护历史文化村，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精心塑造符合自然和历史环境、具有地方特色的、体现时代特征的形象。
历史文化村形象的塑造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必须规划先行。在制定总体规划过程中，要总揽历史、文化、文物、旅游等因素，做好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综合评价；保持村内文化的延续性，体现村民生产、生活的原汁原味；保持村内古建筑群原貌，禁止大拆大建，对民居进行修复、改造时，要与原有建筑风格一致，新建房屋最好在村外另辟新址建设，并对街道环境进行规划；把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作为形象设计的基本点，最大限度地保护水系和山系，最大限度地做到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
同时，要由政府协调文物、文化、旅游、园林等部门做好文物旅游线路的规划，形成点、线、面的有机结合，实现人文资源合理利用，为发展地方经济增加新的增长点，为历史文化名村建设增辉添色。
4、采取有效措施，将历史文化村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古迹考察报告篇3
Explor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port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Dunhuang Caves
FAN Jinshi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completely， and systematically document the Dunhuang caves， Dunhuang Academy has been compiling an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the caves. This paper looks back on the records of cave investigation， development of cave archaeological plan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volume， hoping thereby to point the way toward future work.
Keywords： Collected Works of Dunhuang Caves； Archaeological Report of Dunhuang Caves； Compil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编撰的意义
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因相同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题材内容、艺术特征，共属敦煌佛教石窟艺术范畴，统称为敦煌石窟。
敦煌石窟的建筑、彩塑、壁画，历经千余年，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已患有多种病害，科学的保护工作纵能延长它的岁月，却很难阻止它逐渐发生劣化，很难永远保存。20世纪以来，包括敦煌石窟研究在内的“敦煌学”各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仅敦煌研究院研究介绍敦煌石窟的出版物已有近二百种。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全面、完整、系统地著录敦煌石窟全貌的出版物。及早规划并编辑出版多卷本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对于永久地保存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无疑十分重要。对于推动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也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石窟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科学、完整而系统的档案资料，将成为永久保存、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石窟信息，乃至全面复原的依据。
二 敦煌石窟的调查和记录工作回顾
将敦煌石窟作为实物对象来考察研究，应追溯到清代末年的西北舆地之学，如清末学者徐松于道光（1821—1850）初撰写的《西域水道记》[1]，陶保廉光绪辛卯年（1891）著《辛卯侍行记》[2]等。在他们沿途的考察中，对所经地域的城镇、人物、风俗、名胜、古迹、碑铭都作了记述，其中已有关于敦煌史地和莫高窟的考察记载。但上述考察只是中国传统的舆地考察和记载，缺乏科学的记录。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列强探险家盗窃藏经洞出土文物来到莫高窟，开始了莫高窟现代考古学方法的调查和记录。一个世纪以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对莫高窟的建筑、雕塑、壁画进行调查摄影，其中对南区的18个洞窟编号，做了文字记录和平面测绘[3]。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莫高窟调查时，对大多数洞窟进行编号、记录、摄影，绘制了南区石窟立面图和该区下层洞窟平面图，抄录了部分壁画题榜[4]。
1914—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在伯希和考察记录的基础上，对莫高窟做了更进一步的调查，增补部分洞窟的编号，逐窟测绘、记录、拍摄照片，抄录了部分题榜，摹写了部分壁画。在测绘南区单个洞窟平、立面图的基础上，最后拼合出总平面图和总立面图[5]。
1924和1925年美国华尔纳率哈佛大学考古队两次赴中国西北考察时，也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调查，其中对榆林窟第5窟（今编第25窟）的壁画做了专题研究[6]。
1925年北京大学陈万里随美国人华尔纳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古调查，他回去后所著《西行日记》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记录[7]。
1941—1943年张大千对洞窟做了一次清理编号，对洞窟内容做了调查和记录，对年代进行了初步判断，以后出版了张大千的《漠高窟记》[8]。在张大千指导下谢稚柳完成的《敦煌艺术叙录》，对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水峡口石窟逐窟做了洞窟结构、塑像、壁画、供养人位置及题记的记录[9]。
1942年，何正璜来莫高窟调查，根据张大千编号，记录了305个洞窟的原建、重建、内容布局、时代和保存现状，发表了《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10]。
1942—1944年，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先后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西北科学考察团两度来敦煌考察。其中向达的两次考察，对敦煌石窟大部分洞窟登录内容，抄录碑文、题记，考证洞窟年代，还对敦煌周边古遗址做了调查。他以《瓜沙谈往》为题发表了《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四篇文章，并首创了将敦煌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11]。
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石璋如按照张大千编号，逐窟做了文字记录，绘制平、剖面图，拍摄图版照片，编制莫高窟各家窟号对照及分期表，出版了《莫高窟形》三册[12]。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所长立即着手抓基础记录工作，聘请工程师盛其立测绘莫高窟南区立面图，请陈延儒工程师测绘了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图。至50年代又由所内孙儒僴、何静珍完成了莫高窟北区立面图[13]。
与此同时，常书鸿还安排史岩、李浴调查记录莫高窟各窟内容①和供养人题记[14]。又安排孙儒僴等重新对洞窟进行编号[15]。
1951年，宿白、赵正之、莫宗江、余鸣谦到敦煌石窟勘察，指出了敦煌石窟保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加强保护的建议。还特别提出要加强对石窟的建筑、壁画、塑像的研究，形成《敦煌石窟勘查报告》一文[16]。
1957年，在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下，制订了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计划，由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组成了编委会。1958年至1959年先后召开过三次编委会，制订了出版规划纲要、选题计划、编辑提纲和分工办法等文件的草案。1959年已经编出第285窟的样稿[17]。
1962年9月，宿白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到敦煌莫高窟实习。在此期间，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做了《敦煌七讲》{1}学术讲座，首次发表了他经过长期思考探索而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特别对石窟寺考古学的全面、完整、系统地调查和记录的方法做了深入的阐述。并以此指导学生按照这个科学的方法，选择莫高窟典型洞窟进行实测和文字记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对于逐渐衰老退化的敦煌石窟而言，20世纪上半世纪诸多敦煌石窟的调查和记录，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有的成果还具有开创性意义，如：向达首创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石璋如的《莫高窟形》运用文字，平、剖面图和图版，逐窟记录莫高窟各窟，这是首次运用简要的文字、测图和照片相结合的方法，对莫高窟较为全面、系统的记录和研究；1957年，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为代表的众多学者提出了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计划，高瞻远瞩，十分重要。虽然那时提出的《全集》规划还只是个“记录性图录”的计划，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提出这个计划已是难能可贵，对日后按考古报告规范编撰出版全面、完整、系统地记录敦煌石窟文物的《敦煌石窟全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宿白先生作为考古学家，通过对多处石窟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参考田野考古发掘记录的方法，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石窟的调查、记录和研究工作，并经过长期思考探索，创立的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18]，使完整、科学、系统的记录敦煌石窟文物和编撰出版《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成为可能；推而广之，中国石窟寺都能以此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提供全面、完整、系统的科学记录，就能使中国石窟寺的保护、保存、深入研究和复原成为可能。因此，宿白先生创立的石窟考古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听取和学习了宿白先生《敦煌七讲》之后，正式开始了对莫高窟崖面遗迹的全面测绘和文字记录，以及对敦煌莫高窟洞窟考古报告的文字记录、实测绘图和照片摄影工作，完成了第248窟、第285窟的测绘图和第248窟考古报告初稿。终因“”，使刚刚开始尚不成熟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工作被迫中断。
三 多卷本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
本着对国家负责、对人类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三处石窟寺的数百个洞窟均应编撰考古报告，以达到永远留存敦煌石窟完整、科学、系统的档案资料的目的，故绝非只编一两卷而已。因此，敦煌研究院要担负的将是编撰出版一部多卷本记录性考古报告之重任。显然，这是一项艰巨、浩繁、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完成这样的工程，首先遇到如何编排多卷本考古报告各个分卷、各分卷如何组合洞窟、各分卷如何排列顺序、各分卷考古报告如何撰写编辑等问题。为使此项工程顺利进行，确保《全集》各分卷报告编撰和序列的科学合理，依据多年来对崖面遗迹的考察和断代分期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我们认真编制了《敦煌石窟全集》分卷计划。
如不经意观察敦煌石窟崖面，其石窟群现状排列布局似呈现不同时代参差错杂的现象，石窟群的修造似无统一计划。但依据崖面石窟分布遗迹仍不难看出，“洞窟开凿的早晚和它的排列顺序有极密切的关系”{2}，北朝至唐代期间各个时代洞窟建造的位置和排列大致有序，同时代洞窟或成组，或成列，或各自有其分区的布局。至五代、宋以后，在崖面空间基本饱和的状态下，要继续开凿洞窟，只有或向崖面两端发展，或在石窟上层、下层崖面的空缺处，或在洞窟与洞窟之间填空补缺，或改造、重绘前代洞窟，或破坏前代洞窟另建洞窟。另外，据石窟分期断代的研究，不同时代的洞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同时代的洞窟既有建筑形制、洞窟内容、艺术特点、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的共同特征，又在建造规模、洞窟形制、艺术水准、制作技术和保存状况方面存在差异。上述石窟群形成过程的复杂因素，成为制订《全集》编排分卷规划的依据。为了使多卷本的《全集》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学术性，避免编排不当造成撰写时的混乱和重复，避免各册分量的畸轻畸重，避免只重视重点洞窟，而忽略其他洞窟的问题发生，我们以洞窟建造时代前后顺序为脉络，结合洞窟排列布局走向与形成的现状，以典型洞窟为主，与邻近的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若干非典型洞窟形成各卷的组合，进行全面规划和编排分卷。这是编排分卷的基本原则。这样，可避免过去各种分卷方案的不合理因素。已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和今后各卷都是根据这一规划要求做出的安排。
多卷本记录性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由20世纪50年代的计划发展而来，故仍定名为《敦煌石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因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三处石窟，《全集》拟分为“敦煌莫高窟分编”、“敦煌西千佛洞分编”、“瓜州榆林窟分编”分别编写。通盘考虑三处敦煌石窟的数量、体积、保存程度等具体状况，《全集》拟编成100卷左右。第1卷为《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即包括公认敦煌建造最早的“早期三窟”。由此卷开始至第86卷为敦煌莫高窟分编，第87卷到89卷为敦煌西千佛洞分编，第90卷至第99卷为瓜州榆林窟分编。第100卷为《全集》的总论、总目录、总索引及各专题索引。莫高窟北区除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第461—465窟外，其他243个洞窟经全面清理发掘，已单独编辑出版了考古报告[19]，不再列入《全集》计划之内。
各分卷逐窟记录洞窟位置、窟外立面、洞窟结构、洞窟塑像和壁画、保存状况以及附属题记、碑刻铭记等全部内容。记录洞窟内容，包括建筑结构、彩塑和壁画，注意区分历史遗迹的层次叠压关系、注意观察和分析对于考古学研究具有意义的各种迹象。此外，附近的舍利塔群和遗迹、流散在国外的彩塑、壁画，应尽量搜集，争取编入《全集》。此外，全面、准确的测绘图和详备的照片图版是本书中与文字并重的组成部分。作为“全集”，本书亦不限于对现状的记录，在附录中，尽可能收录、汇集前人调查、记录的成果，以及有关洞窟的研究文献目录，还包括相关的科学分析实验报告等。
《全集》使用敦煌研究院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洞窟编号，附注伯希和编号、奥登堡编号、张大千编号及史岩编号。
《敦煌石窟全集》的编辑出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完成。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分卷陆续编辑出版这套全集，将力求完备的文物资料留存于世。
为了科学地完成百卷本《敦煌石窟全集》各分卷的编撰出版，成立了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保护研究所、数字中心、信息资料中心的考古、测绘、数字、摄影、化学、物理等多学科专业人员参与组成的《敦煌石窟全集》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四 《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
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
本卷报告是多卷本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按照《全集》编辑出版计划，通过多学科结合，以文字、测绘图和摄影图版等多种方法，完整、科学、系统地记录了莫高窟第266—275窟共11个编号洞窟的全部遗迹。本卷报告分为两个分册，第一分册的内容包括序言、第一章“绪论”、第二至第六章分别为“第266窟”、“第268窟（含第267、269、270、271窟）”、“第272窟（含第272A、273窟）”、“第274窟”、“第275窟”、第七章“结语”、英文提要、附录，以及插页“敦煌莫高窟近景摄影立面图”和“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卫星影像图”。第二分册包括测绘图版、摄影图版和数码全景摄影拼图。全书大八开本（260×420mm），共780页。2011年1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敦煌石窟全集》是20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而一直未能付诸实行的老课题。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表明，在新时代完成这一重要课题，应以考古报告的科学形式，整理和公布石窟文物资料，取代20世纪50年代规划的“记录性图录”的形式。《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就是考古报告的科学形式的成果。
本卷报告是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保护研究所、数字中心、资料信息中心等部门和美国戴世达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通力协作，由考古学、美术史、宗教学、测绘学、计算机、摄影、化学、物理学、图书馆学等多学科联合攻关完成。
本卷报告的文字，结合测绘和图版，全面、科学、系统地记录本卷每个洞窟所有遗迹的迹象。敦煌石窟大多是以单个洞窟为单位分别建造，也有少量由多个洞窟成组开凿，构成组窟；石窟的内容由建筑结构、彩塑、壁画组成；大多洞窟初建后，又经过重建、重塑、重绘。故本卷报告的编写体例，是根据上述敦煌石窟特点，以独立的单个洞窟，或以成组洞窟为单位分别设章；每个洞窟由窟外而窟内，先洞窟位置，后洞窟结构，再分层分壁叙述，彩塑、壁画、坍塌破坏和近现代遗迹等，分别依次设节，记录阐述各种遗迹的迹象。各种遗迹对其所在位置、内容、特征、尺寸、制作技术、颜色、保存状况都加以详细叙述，有的还辅以表格说明。每章之后，概述洞窟营建历史和内容特征作为小结。报告最后一章为结语，综述本卷各窟的内容、性质、功能、特点，重点阐明早期三窟受到来自西域影响和基于本地传统的各种因素，并分析各洞窟的时代。本卷报告力求以简明、准确的文字，阐明所有考古遗迹的迹象，体现科学性和学术性。
本卷报告在学术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①早期三窟都与坐禅修行与弥勒信仰关系密切，这一观点过去学者多有论述，不乏真知灼见，而本报告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阐发，确认这种单纯的弥勒信仰源自由犍陀罗经中亚的佛教图像传播路线，与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典型的北魏石窟图像不尽一致，体现的无疑是相对早期的特点。②通过比对，早期三窟窟形、龛形、塑像、壁画内容、故事画构图、凹凸画法以及一些细部特征，明显受到西域的影响，与以西的龟兹石窟关系密切，并为此后敦煌北朝二期石窟所继承，给予以东的河西北魏石窟以强烈的影响；另一方面，报告强调本卷石窟中出现的阙形方龛和阙形建筑形象，仅见于敦煌莫高窟（早期，并延续至二期，以及邻近的文殊山早期个别洞窟），以东的中原和其他各地石窟均无此龛形，与云冈石窟的屋形龛大异其趣，就此揭示了与早期三窟同时或更早的敦煌、瓜州墓地频繁出现双阙建筑，敦煌及河西走廊许多砖雕墓照墙上也雕有双阙形象，进而说明本卷第275窟的阙形方龛体现的其实是敦煌及河西走廊的本地因素，与大同云冈石窟并无关联。③过去认为第275窟原建、重建、重绘有五个时代，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报告确认原建、重建、重绘至多有北凉、隋、五代三个时代，没有宋代和西夏。根据遗迹判断，重建、重绘与洞窟坍塌有关，确认重绘的壁画内容、艺术风格和供养人，为曹氏归义军的五代时期，从而也证明了此窟坍塌的年代。重绘的五代供养人服饰，说明了重建、重绘由曹氏归义军上层人士主持，他们重绘时，悉心保护早期的原作，仅在毁损的部分进行补绘，内容上亦与原创相呼应。第272窟窟外两个小窟原定为北魏，报告确认其与主窟同时建成，从其所处位置、形制及造像题材判定，系与主室在统一规划下建造。④本卷洞窟中一向较少受人关注的第266窟，现有的塑像、壁画在隋代一次完成，因而被定为隋窟。但是考察发现其洞窟形制与早期第272窟十分相似，穹隆形的窟顶具有早期的特点，窟内的图像布局亦与早期第272窟相当一致，早期开窟隋代补绘的可能性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⑤关于壁画技法，通过仔细观察，揭示了北凉、隋至曹氏归义军五代时期从起稿、敷色、晕染、线描的全过程及其特点，比过去的敦煌艺术研究更加细致，阐述更加明确。此外，发现了一些过去所没有观察到的迹象。例如，注意到早期壁画绘制的起稿、晕染应是在泥壁湿润的情况下完成，属于湿壁画的绘制方法。待泥壁干燥后敷罩白粉，于其上细笔勾勒，描绘细部。因年代久远，含胶的白粉层几乎悉数脱落，早期壁画面目全非，只留下绘制开始阶段变为黑色的粗线勾染和土红色的起稿，可能是湿壁画法的遗迹。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可依此纠正美术史上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湿壁画的观点。凡此，若非通过编写报告，对洞窟迹象做过细的考古学观察，诸多问题极易被研究者忽视。考古工作者应视完成考古报告为本职的第一要务。不从周详的考古记录入手，从事考古学或美术史的研究，无异于舍本求末，是不值得提倡的。
本卷报告测绘图，力求准确。由于洞窟建筑结构极不规整，彩塑和壁画造型较为复杂，测绘难度很大。由此，本卷报告改变了原来无法提供准确测量数据的小平板、罗盘、皮尺、方格网的传统测量方法和手工绘图的方法，而采用了先进的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技术和计算机软件绘图的方法。考古专业人员与测量技术专业人员充分切磋、磨合和密切合作。敦煌研究院考古专业人员根据敦煌洞窟的特点，提出明确的石窟考古测绘要求，测量专业技术人员在充分理解石窟考古测绘要求的基础上，做到三维激光扫描测量仪器选型准确，又集成使用全站仪、全球定位仪、水准仪等多种测绘技术，以达到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的高精度坐标点，利用点云影像校正下的纹理图像绘制矢量线图，在石窟文物测绘图上以方格网线作控制示意，各窟以平立面关系图校正夹角误差，又利用GPS技术取得测图基点的大地坐标数值。考古学测绘中这种先进技术的成功运用在我国尚属首次。虽然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能够采集精确的测绘数据，但壁画画面年久模糊，造型复杂的塑像总有被遮挡无法扫到的盲点；点云影像图上不同时代的重层遗迹无法用仪器来分辨；测量专业技术人员很难把握考古测图描绘的要点和时代特征。为了克服三维激光扫描仪的局限性，考古绘图人员根据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提供的点云影像图，需要按照考古测绘的要求，作进一步分析、校对、修改，区分层位、辨别形象、把握特征，进入洞窟反复核对，必要时还须通过手工测量加以弥补和填充。考古绘图人员在测量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采用Microstation（微工作站）、Cyclone（赛孔）、AutoCAD等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描绘成图，并参照我国国家工程制图标准，执行其规定的线型、线宽。绘图人员在电脑中完成了本卷报告的全部测绘图。先进的测量技术和绘图方法，是石窟考古测绘的重大突破，不仅保证了测绘图数据准确，而且提高了绘图的质量和效率。
本卷报告的摄影图版，是通过摄影照片取得洞窟所有遗迹迹象的实证资料。鉴于洞窟结构和洞窟各种遗迹的复杂，要做到全面记录，且能使摄影记录与测绘记录和文字记录相统一，所以它是完全不同于石窟艺术的摄影。本卷摄影图版，根据石窟考古的要求，不仅表现洞窟的分布位置、整体面貌、洞窟结构、彩塑、壁画及其全部细部，而且还表现了不同遗迹之间的空间关系、重修、重塑和重绘的迹象、早晚层次的叠压关系、不同时代的施工工艺、近现代遗迹，给予充分的表现，并注明了每张照片的拍摄年份。本卷报告摄影图版对于科学性的追求，不仅与以往的各种石窟图录大不相同，也超越了以往的考古报告。
古迹考察报告篇4
从化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广州市的东北面，依山傍水，风光旖旎。五百多年的历史孕育了从化独特的岭南魅力，众多的历史古迹让从化更具文化内涵，在岭南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提高“从化的昨天”的保护意识，并付诸行动，作为从化市的高校大学生，我们有责任以实际行动服务从化、建设从化。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从化历史古迹的实地走访和考察，透析从化历史古迹所蕴含的深厚文化气息，并结合英语专业特色，运用相应的翻译方法与技巧，将收集的材料译成英文，使得从化历史古迹的英译既准确传递信息，又折射其背后的地方文化，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传播，真正起到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同时增强从化市民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意识，宣传从化市历史文物景点，促进从化市的旅游发展，增强在校大学生通过所学专业知识服务社会的意识。
1.项目介绍
1.1研究目的
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人们自立和进取的精神支柱。文物古迹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它具有很高的艺术、精神、研究、欣赏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流传于世的文物古迹会越来越少，所以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传统文化的弘扬刻不容缓。五百多年的历史孕育了从化独特的岭南魅力，众多的历史古迹让从化更具文化内涵，在岭南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增强“从化的昨天”的保护意识，并付诸行动，作为从化市的高校大学生，我们有责任以实际行动服务从化、建设从化。
1.2研究意义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时代，而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中外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中外相互加强了解与沟通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外人民频繁的来往沟通、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为广东岭南文化及中国文化与外国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而独具特色的从化市文化古迹，却被日新月异的现代经济建设所遗忘，如此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应被埋没。因此，我们通过此次科研项目考察增强人民保护历史文化古迹的意识，带动人民加入到实际保护的行列中，形成“文物保护，你我共同参与”的氛围，为从化市文物保护贡献力量，为全世界人民提供有关从化市历史文化古迹的英文介绍，让世界人民了解从化市历史文化古迹，提高从化旅游项目的知名度。此次活动可让外语系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来，增强在校大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1.3立论依据
本项目的考察人员通过与从化博物馆、旅游局等部门合作获取官方信息，深入从化市各文化古迹保护单位，收集相关资料并整理，再发挥人员专业特长，将已整理的资料翻译成英文。通过对古迹的官方称谓、历史由来、存在意义、演变发展、文化地位等进行考察发现，目前文化古迹中只有极少部分做了中英文版本的介绍，大部分古迹的中文资料不完整、英文资料欠缺，需要进一步地完善与补充。
本项目的实践考察采用图文并茂、视频剪辑的形式，研究上述因素，力图通过从化历史古迹反映出岭南文化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与内涵，并运用相关翻译理论和技巧准确翻译，兼顾信息传递与文化传播功能，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与推广岭南文化，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实现文化间的互补与发展。
1.4项目的创新之处
本项目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从化历史古迹的实地走访考察，以及对后期资料的汇总与整理、图片编辑与视频制作，最后同从化博物馆、旅游局等部门取得合作，将相关资料译本推行实践，广泛应用于各大官方网站和报刊读物等宣传媒体。分析岭南文化的历史形成因素，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研究，充分考虑英汉语言差异、英汉语言转换、思维方式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结合翻译理论与技巧、翻译策略与方法，增强跨文化的意识，准确翻译文物古迹相关资料，揭示并诠释岭南文化的内涵，加深对岭南文化的理解，加强岭南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促进从化旅游业的发展。
2.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进度安排
2.1研究内容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1）对从化市各文化古迹保护单位进行考察研究，收集和整理其相关资料（包括官方称谓、历史由来、存在意义、演变发展、文化地位等）；（2）针对当前古迹现有资料的英译进行分析、研究，并将结果汇总、分类；（3）结合英语语言专业和翻译理论与技巧，对尚未翻译的古迹资料进行准确翻译，突出其文化特色和意义；（4）联系从化各大旅游单位、咨询网等媒体，推荐增设英文版的历史文物古迹介绍。将古迹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推广至岭南文化领域，用于指导和促进跨文化交流。
2.2技术路线
我们将运用社会调查学、英汉翻译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通过实地考察、追踪调查、电话采访、面谈等方式对从化市各文化古迹进行深入的研究。利用自身所学知识，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进行信息收集，使信息全面、真实、可靠。本项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采用实地考察研究收集资料，又运用理论对考察成果进行分析，最终利用分析研究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
2.3进度安排
3.研究成果的形式、项目验收指标及内容
本项目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研究成果的形式和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阶段，实地考察，主要为收集与汇总从化市历史古迹的相关资料（包括官方称谓、历史由来、存在意义、演变发展、文化地位等），通过一系列的文字、数据、图片，从多角度展示文化历史古迹的深厚底蕴，从而提高广大人民对从化历史古迹的认知，了解其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根据考察结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从化历史古迹资料的英译调查与研究），取得第一阶段的成果，为后一阶段的研究打好基础。
第二阶段，针对第一阶段的成果，采用系统的研究方法分析探索，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科研论文：从化历史古迹实地考察与资料翻译，此篇论文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中发表。
4.工作基础和实验条件
本项目与商务英语专业、英语翻译专业密切相关，将本专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申报者与合作者具有申报、执行本项目基本专业知识和素质，具备专业能力与技能完成实践调查，并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社会调查报告与科研论文的撰写工作。
本项目在申报准备阶段已有一定的积累和基础，并进行了初步社会实践调查，收集和积累了一些第一手调查资料，为以后阶段工作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项目根据各成员的特点、特长进行了明细的分工，各成员能够利用理论知识完成各自的任务。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及外语系师生集体力量的协助下，本项目的重点任务：从化历史古迹的实地走访、资料整理和英译，宣传历史古迹，增强保护意识。社会实践论文与科研论文的撰写和发表一定能够按时完成并取得相应的成果。
5.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
5.1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选取的景点共计十处，基本上囊括了从化国家省市各级重点保护的名胜古迹，如广裕祠、五岳殿、从化学宫大成殿等。课题组成员利用课余时间分三组对上述名胜古迹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拍摄和撰写旅游景点的中文介绍等。再将中文材料详细考究，翻译成英文。最后，通过老师们的认真审核，最终将材料形成完整的课题结果。我们还作了分类统计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5.2名胜古迹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障碍
名胜古迹翻译中文化因素导致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其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蕴藏的丰富内涵。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等使两种语言的词汇出现非对应和非重合的现象，它们之间没有语义共鸣，有的只是语义空缺或语义错位，也就是文化空缺所产生的词汇空缺及文化冲突导致的词汇冲突。此次研究中出现的不少对联翻译难以进行的现象，主要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如五岳殿中，“穆穆威灵光万户，绵绵德泽普千家”，翻译起来困难重重，尽管能按照意义翻译出来，但那种韵味已经完全丧失，实属可惜。
名胜古迹中文化因素导致的翻译障碍还来自于语篇层面上的行文和修辞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喜欢借景抒情，书画、建筑、诗歌都讲究神似重于形似的风格，反映在语言上就有了汉语行文辞藻华丽、情感横溢等特点。此外，“受‘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美学观念别强调平衡美，除了极为频繁地使用对仗这一修辞格，还大量使用四字词组，在这些方面，西方民族则迥然不同”。这些行文和修辞差异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翻译的困难。
6.名胜古迹旅游文本的汉译英策略
明确名胜古迹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障碍有助于我们提出有针对性的翻译策略。旅游文本的目的就是将从化名胜历史古迹通过中文材料翻译出来，向外国游客介绍景点情况，旅游翻译应该是“文化的使者”，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以旅游者为导向，因此，在翻译时应该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所谓以中国文化为取向，就是尽量保留中国文化信息，尽量多地宣传中国文化。所谓以译文为重点，即指翻译时，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又要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出发，对信息进行适当调整，让他们好读好懂。基于上述策略，提出以下几种实用方法。
6.1增补与删减
旅游资源除了其本身的自然景观所具有的欣赏价值外，还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特殊的欣赏价值。不增添背景信息，一般外国游客则无法理解。对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如事件发生的年代，名人的生卒年代，他们的身份及其对历史的贡献、名胜的具置等，通过增加字、词、句，对原文略加注释，则让人易于理解，并加深印象、增添乐趣。
在名胜古迹的翻译中，删减有时是十分必要的。删减即删去中文资料中对译文理解没有帮助的东西。一方面中国人在写事状物时喜欢引用名人名言或古诗词加以验证，中国读者读了会加深印象，并从中得到艺术享受，而在外国人看来似乎是画蛇添足，有时还可能使他们越看越糊涂，删去反而干净利落，明白晓畅。另一方面名胜古迹中存在的大量的诗词、对联，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诗词翻译过来造成译文的累赘和臃肿，甚至扭曲原意，妨碍外国游客理解，破坏他们的游兴，达不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则可删去不译。
如五岳殿中，“有收分覆盆式柱础，为‘鸭屎石’，风格古朴”这一句中的“鸭屎石”，这一词语比较难以理解，甚至会造成游客们的不良心理效应，可以将其省去。
6.2音译与解释
完全音译的方法适用于行政区划名称，如城市、乡镇等的翻译，对于一些景点的名称音译加意译则较为理想。解释是指增加的部分是对字、词、句的字面意思的解释，属于创造性翻译，在不损害原文信息的前提下，不拘泥于原文，对原文不符合译语习惯的词句、语序进行必要的改造和调整，以期更好地服务读者。
6.3类比或转译
为使旅游信息在英语读者中产生反响，我们采用“以此比彼”的方法拉近读者与中国文化的距离，使他们产生亲近感，激发游兴。译者可以把中文资料中有关的内容转化为外国游客熟悉的同类内容，借译语表达式和形象翻译源语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表达式和形象，以求等效。有的学者称这种方法为文化替换（cultural substitution），在找不到文化对应词的时候，使用译语文化中同类典故、成语、委婉语等，有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样可以简洁而准确地介绍人物和景点，使译文读者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理解异国文化情调，加强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结语
以上结合从化历史古迹的翻译情况，分析了名胜古迹中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因素障碍，探讨了名胜古迹汉英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原则和方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各国之间更加频繁地交往，旅游业将更加繁荣，我国名胜古迹的翻译必定会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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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考察报告篇5
人类学视野中的世界伦理
多民族母语文学的跨学科交流
“性近习远”:人类文化的不同而和
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的实践和理论
人类学谱系中的“民族”与“族群”
尘埃中的民族志:简论阿来的故乡小说
文化遗产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实践
现象民族志:迈向有人类的人类学
文学人类学:迈向新的跨学科领域
人类学与虚构:以旅行小说为例
先锋派自传文学:现代性栖居的解构
世界变局与现代智库:一次未完成的交流
生命权力、治理权力与人类学研究
作为民族遗产的裕固族母语文学
西昌社会中的母语文学事象考察报告
马尔康县嘉绒语习得及使用状况研究报告
文化遗产辩:西传的针灸及其人类学意义
审美认同在《凯欧蒂神迹》中的体现
历史·记忆·真相——雾社考察记
境外之镜:美国《国家地理》的表述研究
蒙汉之间:东、西大期刺姓居民民族身份考察
图像人类学视野下贵州乡村建筑的时间痕迹
遗产“不是东西”——文化遗产的认同和表述
遗产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反思:文化遗产实践三例
谁造方块字,创开文明门?——汉字起源新说
文化遗存与古羌影响——从苏州平江路说开去
民族之间的跨国联系——西南、东盟与华人圈
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海峡两岸人类学圆桌对话
跨文化视野下的“表述中国”——王一燕教授访谈录
《凯欧蒂神迹》的文学人类学解读:本文与间性
多元记忆与层累历史——山西介休洪山实地考察
塬上有壁:介休张壁村与黄土文明的人—地育生观
侗族歌谣的实态和传承研究——以“鼓楼大歌”为例
天府成都:“非遗节”与博览园——节日与空间的互动
“地天通”和“绳梯”:中外古代思想资源的当代意义
从阿巴拉契亚到喜马拉雅——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访谈录
专栏主持人语:彝与印第安——诗歌中的文化交融
魂兮归来——读《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旅美诗歌选》
族群认同与文化表述——白马藏人服饰的遗产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地方民俗精英的地位与作用
拉纤号子及其文化环境——日本、中国、韩国的考察比较
人类学视野下的帝国遗产——围绕蒙古文化展开的演讲和对话
人类学与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凯利教授与开普兰教授演讲录
文化认同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专项学术讨论会
古迹考察报告篇6
统万城 城市形态 城市布局
一 统万城与奢延城、大城之关系
奢延城为西汉上郡奢延县之治所，东汉因之，汉末废。关于汉奢延城与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统万城之关系，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
“(奢延水)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迳其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
根据以上记载，侯仁之教授认为“统万城也正是因汉代的奢延城之旧而‘改筑’的”①。王北辰教授亦持同样的观点，并考证说：“文中既云‘改筑大城’，同时在二水之间又未另记有奢延县城，足证统万城乃汉奢延县城之“改筑”②。另外，上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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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都城内部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研究”成果。
① 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② 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
年代统万城曾出土了“西部尉印”铜印1枚，方形，桥钮，每边长2．3厘米、高1．8厘米，阴刻印文，篆体，铜印形制与印文典重说明其为汉代文物。有学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武职甲卒”的记载并结合上引《水经注》之文认为统万城就是由奢延故城改筑而来，并且汉代“上郡西部尉驻奢延城”①。
笔者认为，从《水经注》记载来看，统万城是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来的，这一点当无庸置疑。不过，在十六国时期，大城之名屡见于史书之中，其与《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之“大城”有无关系呢?《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
“(姚兴)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崙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千而并其众，众至数万．义熙二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圭下，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②
关于赫连夏国境内大城之具体地点，史念海教授考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南”③，侯甬坚教授等则认为大致“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偏南处”，并说“此城与统万城的关系尚不清楚”④。但清人洪亮吉则另有说法，他在所著《十六国疆域志》中考证夏国所置之幽州沿革时云：
“幽州：《晋书·地理志》赫连勃勃僭号子统万，是为夏。置幽州牧于大城。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河西鲜卑杜客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晋书·载记》勃勃攻姚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邽，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郦道元《水经注》赫连龙升七年改筑大城，名曰统万。案此则统万城即大城。勃勃既以幽州牧镇大城，则改筑统万后亦属幽州可知。《晋地志》先言僭号子统万，后言置幽州牧于大城。二语微误。考自统万建后，《夏录》及《载记》不更言及大城，是大城为统万之一证。道元所言真可据矣。”⑤
笔者认为，洪亮吉力主大城即是统万城，论据充足，大致是可信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当时的奢延城为“故城”，熊会贞解释说：“汉县属上郡．后汉因之，汉末废。在今怀远县西北鄂都斯界内。”⑥实际情况应是东汉以后，奢延县废，但其城仍存，十六国后秦时期为赫连勃勃所据占，名之为大城，后来在龙升七年经改筑扩建更名为统万城。所谓奢延城、大城、统万城三者之间的承袭关系非常清楚，均在一地，只是不同时期的名称而已。另外，《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一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将汉奢延故城(大城)扩大，而极有可能是在故城之西或西部另筑新城。当时的统万城实际上指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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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③ 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下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
④ 侯甬坚、周杰、王燕新：《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一人文景观》，《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
⑤ 《十六国疆域志》卷16《夏国》。
⑥ 《水经注疏》卷3《河水3》熊会贞按语。
是这个新城，其遗址即今西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统万城共有四门，“南门曰朝宋，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北门日平朔”，正可在今西城四门遗址找到对应关系。史称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宮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①，也只能在现在西城遗址得到充分的印证。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西城夯层薄，层次绖密，夯打坚实，最为牢固”②，显然与东城非同一期工程。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改筑大城”的主要工程是新修一个内城，亦即现在尚清晰可辨的西城。有人据“西部尉印”铜印是在统万城垣的夯土中发现的，继而断定“这说明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所以在统万城里完全看不到奢延城的踪迹了一。笔者不大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说是修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恐怕也仅限于奢延故地(即大城)的西部或者西城墙，现存的统万城遗址的东城之东、北、南诸墙估计仍是汉奢延城的旧规。
二 统万城的城市形态
关于统万城的城市形态，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该城有三重城垣，即整个统万城是由外郭城、东城、西城三部分所组成。三重城垣之说为清道光年间陕西省榆林府怀远县(民国3年更名为横山县)知县何丙勋所首倡，何氏在其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呈给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下简称《何氏调查报告》)中称：“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1956年9月，由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博物馆组织的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对“统万城”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报告中采用了何丙勋三重城垣之说，在俞少逸执笔的报告中称：“‘统万城’遗址，大部分被流沙掩没。城的方位，坐西北向东南(南偏东四十度)。现在比较显著的有内城和二道城；外城遗址据说在内城之北约六里，东南约二里，均尚有一小段。”⑤此说分别将何氏调查报告中头道城、三道城认定为统万城的外城与内城，但对于二道城的性质则未作进一步的说明。1975年至1977年考古学家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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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③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④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6《内蒙古伊克昭盟游牧所在》。又，何丙勋的“禀”文亦收于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唯文字稍异，“禀”文中无“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之句，但“禀”文之后的“杨江附记”中则明确称“西土地有白土城三层”，为“夏州旧都”。另据侯甬坚新近的研究成果，认为此“禀”文原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为何氏为答复前任榆林知府李熙龄为修《榆林府志》事的询问“夹单”而专门进行实地踏勘后所作的调查报告(详参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城(统万城)的调查事由》，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但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的题目下明确注有“壬寅复李太守夹单”字样，壬寅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所以笔者估计何氏考察统万城的时间当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而相关调查报告之最终完成与呈交李知府的时间则要稍晚一些，这可能也是辛丑年(1841)秋李知府镌刻《榆林府志》时未将何氏调查统万城的报告收进去的一个原因。至于道二十五年(1845年)何氏呈给新任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很明显是原调查报告即“王寅复李太守夹单”的修改稿，这正是后来形成了不同版本的何氏调查报告的真正原因。
⑤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新曾先后三次到现场考察，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认为统万城“城址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西北略高．分为外郭城、东城和西城，群众称为头道城、二道城和三道城。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破坏严重，仅留断断续续地几段略高于地面的残迹，轮廓不大清楚。从其断垣走向和城址内瓦砾、骨渣分布范围判断，外郭城面积比东西城略大”①。在后来的论文中，戴应新先生明确说“统万城由外廓城和东西二内城构成多重的城堡工事，由东往西依次为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②。戴氏的观点影响很大，现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就是他的说法。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近邓辉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大比例尺彩红外航空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研究手段对统万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综合研究，初步复原了统万城的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提出了一系列与前人颇有不同的看法。经过将航空影像所显示的情况与何氏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三道土城比照，邓文推定何氏所说的头道城就是东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外郭城；二道城则是西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内城(或皇城)；何氏报告中提及的第三道土城，在影像上反映的不太明显。从航空影像上看，统万城的北部绝无任何古城的踪址，统万城以东、无定河北岸的土墙残基，当属于另外一组建筑，而不是何氏所说的头道城。仔细推敲何氏报告中三个土城的方位与前后顺序，第三道城应该位于西城东墙以西不远，即位于内城(西城)的西半部，应是“统万城的宫城”③。
邓辉等提出的新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张穆《蒙古游牧记》所引何丙勋的调查报告中说“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戴应新先生称统万城“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⑤，但他指认的“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⑥，显然不是何氏说的“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见到“头道城”。何氏说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这里的“二道城”应该是指现在西城东垣，今实测东城南垣551米、北垣504米，均超过一里，约是何氏所记里数的两倍，但这既可能是何氏记载有错误，也可能与何氏入城路线有关．何氏说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清代一武约为2．5尺，十武为25尺(约8米强)，所以邓辉等认为“数十武的距离，则为几十米的样子，即第三道城墙与第二道城墙相距约为几十米”⑦。不过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所引何丙勋调查报告异文说从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可见二道城与三道城之间的距离当在100米左右，比邓文推测的数据要大一些。但即使如此，也远远小于东城的东西宽度，这说明戴应新先生将东城与西城比定为何氏所说的二道城与三道城在里数上完全是讲不通的。总体上看来，现在的东城、西城与何氏报告中头道城、二道城、三道城的关系，基本上可采用邓辉等先生的新说(参表1)，亦即其分别指的是外郭城、内城和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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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③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所引何丙勋《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作：“计渡无定河即登彼岸，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
⑤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⑦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三 统万城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
关于统万城遗址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目前所见的有关调查报告记载的数据颇多分歧。
俞少逸在1957年调查报告中称：“二道城在东面存有五六公尺的城址，南面及西北角都尚存有痕迹。其中唯有内城城址最为显著。城址南北长五二七·一公尺，东西长六八·九公尺(北城壁多一曲折，所以北壁的东西长度应当再加上四·三公尺)，略成方形”；“(内城)城址一周和城连接的墩台还很多，计东面十一座，西面八座，北面六座，南面十一座。东南北三面的二十八座，都不甚显著，只有西面七座很突出，距城壁稍远，遗址尚高可十公尺上下”①。此报告只提到了统万城“二道城”(即现在通常说的“东城”)东面城垣城墙长度和“内城”(即“西城”)各壁城墙长度与马面的数据，各城城垣资料不全，亦未有各城城门的调查资料。
1975年至1977年间，戴应新曾三次到统万城遗址考察，所以记载的数据更全面和准确一些，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称东、西城周长与各垣长度为：“东城，周长2566米，其东垣长737米、西垣774米、南垣551米、北垣504米；西城，周长2470米，其东垣长692米、西垣721米、南垣500米、北垣557米。”报告又称：“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道，南门名朝宋门，东门名招魏门，西门名服凉门，北门名平朔门。南、北、东三门俱圮毁仅存基址轮廓，西门瓮城宛然尚存，门道宽3米。东城北垣无门，东垣有一门道，南垣情况不明，西垣则共招魏门与西城交通”；“城址外面加筑马面，由于各垣长度不同，马面有多有少，如西城北垣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东城北垣仅七座”②。关于西城的城门与马面，戴应新先生在另外的报告中又补充说：“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座，南、东门俱毁圮仅存基址，西门和北门瓮城尚存其轮廓，门道各宽三公尺。城址四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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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外加筑马面，西城马面较密，如东西和北垣各有一座，南垣八座。”①
稍事比较就不难发现，俞氏的调查报告与戴氏的调查报告的有关数据出入颇大，如俞氏报告中说“二道城”(东城)东垣长506米，而戴氏记为737米，其间相差竟达231米。统万城的城垣系由艰硬的白土夯筑而成，遗址虽经干余年风雨沧桑，基本保存完好，除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蔽外，其余各城垣轮廓基本上都是可以辨识的，前往实地调查应该得出大致略同的数据，而不致于有太大的出入。俞氏的调查资料之所以与后来的调查资料出入较大，据笔者分析主要是方位判断失误所造成的。按俞氏调查报告称统万城遗址是“在无定河的东北岸，城址的东北数里有淖泥河，向东南流入无定河。在城址上环顾四周，西南一带绵延着低平的沙丘，东北则是无边的沙漠”，但现在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统万城遗址在无定河的北岸或西北岸。由于方位感的偏差，统万城的东、西二城可能被认为是南、北关系，这从俞氏报告中没有采用东、西城说法并且认为最高的墩台(角楼)在内城西北角(其实是在西南角)②，就可以得到印证。所以俞氏所说的二道城东垣实际上相当于东城的北垣，内城的东、南、西、北诸垣实际上相当于西城的北、东、南、西诸垣。这样经过方位调整后，俞氏报告中有关各城垣长度的调查数据与后来戴氏报告中调查数据之间的出入就要小一些了(参表2)。
应该承认，由于毁圮和风沙掩盖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城垣方位和城垣长度来说，统万城的马面数目和城门位置更难准确无误地作出判断。如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北垣马面6座，而戴氏记为10座，相差就十分悬殊。即使按照前述方案，将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的东、南、西、北诸垣调为北、东、南、西诸垣，马面数目仍差异较大。新近邓辉等从航空影像判读出西城的马面数目为：南墙9个、东墙14个、北墙11个、西墙9个③，与戴氏报告的数据相比较，南、东、北三墙分别多1个、4个和1个，而西墙则少1个，其中西墙马面数据差距最大(参表3)，如与俞氏报告相比较，则又相差8个，其马面数目竟是后者的2．3倍④。看来统万城的马面数目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勘测。
关于统万城的城门。俞氏调查报告未曾涉及，戴氏调查报告则确认西城有东、南、西、北四门，东城有东、西二门，其中西门与西城共用。各门的具体位置，戴氏在地图中也作了相应的标识(未标东城东门)。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罗城东门曰凤阳。本有三门，夷人多尚东，故东向开。”⑤这里所谓的“夷人”未明所指，按北宋前期统万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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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需翠指出的是，统万城遗址在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现已改为镇）白城子村，三面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接界，加之通往统万城的小路颇为曲折而造成的方位感偏差，不少学者在早期的考察过程中也曾将属于陕西省靖边县境的统万城误认为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或将统万城西城遗址西南角的角楼误认成是西北角的角楼。参见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朱士光：《开拓统万城研究新领域的一次考察——记侯仁之教授1964年夏率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对毛乌素沙漠与统万城的考察》，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
③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上引邓文在注释中称：“由航空影像判读出的马面数目与1957年的考古调查所得数字不尽一致，其中北墙、西墙的数字一致，南墙多出1个，东墙则多出2个。”但实际情况是各墙马面数字均不一致，前氏报告方位修正后的数字也是如此，见表3。
⑤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州城)为党项李氏政权所占据，有可能指的就是党项羌人，因赫连勃勃为匈奴族，古人往往以“胡人”相称匈奴人，与西来的党项羌人是有些不同的。如果此说不误的话，则赫连勃勃改筑统万城时，应是将汉奢延城或十六国时期大城的主体部分改造为外郭城即罗城，估计当时的外郭城原有三个城门，除东、西二门，应该还有一个南门，其中西门与内城东门共有，唐末五代宋初之际为了军事防御方面需要，封闭了南门，从而改变了统万城外郭城即今东城的城门布局情况。据《资治通鉴》卷254、《新唐书·党项传》，隋唐之际，原居青海、甘南的党项羌人，因受吐蕃势力之逼，大举内迁，占据夏州一带者号乎夏部，唐末时其首领拓思恭率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公元881年被唐僖宗擢为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氏，封夏国公，管辖夏、绥、银、静、宥五州之地。从此夏州李氏便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五代时期，夏州城数度被中原政权的军队所围，所以城池的防守任务很重。除西城外，东城也是防御的重点。最近统万城出土的《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就提及墓主康公之祖文义就曾任“东城副兵马使”①，东城南门封闭的时间应以五代时期的可能性最大。目前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盖，城垣已不甚清楚，但以后如果认真发掘，或许能找到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外郭城南门的部分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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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有关党项夏州政权的真实记录——记》，《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四 统万城宫城的范围与永安殿的位置
前已述及，邓辉等最早提出现在的西城为统万城内城(皇城)，而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按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曾说三道城“北头有白土坡，似系宫殿之基”，邓辉等认为：“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从这一片高地东侧到西城的东墙，只有很短的距离，与何氏所言‘数十武’的情况正相合。此处高地，应即何氏所言之第三道城。何氏报告中提到的‘鼓楼’遗迹就位于这处高地的东南面(‘钟楼’遗迹已不可见)，而所谓白土坡等宮殿遗迹当覆盖于流沙之下。这个现在被流沙所覆盖的第三城，应该说是赫连勃勃时修筑的统万城宫城。”①邓文认定宫城在西城西半部的另一个理由是史书中有关统万城“西宮”的记载。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嘉三年(426年)“魏主行至君子津，会天暴寒，冰合，戊寅，帅轻骑二万济河袭统万。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师奄至，上下惊扰。魏主军于黑水，去城三十馀里。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宫，焚其西门；宫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②。邓文据此认为：“既然称西宮，当位于内城之西，而且此西宫必定紧靠内城城墙，魏兵才有可能乘隙攻进，并且在宫城城门关闭的情况下，越墙而出。”基于这样的认识，邓文在附图中即将宫城绘在西城的西半部的中间偏北处，宫城紧靠西城西墙。这个新说法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最近有人就略从其说而发挥之，认为统万城“西城西北部为宫城”③。
然而在笔者看来，邓文关于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大致可从，但宫城具体的位置与范围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其城南门曰朝宋，北门曰平朔，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其子城在”④。此处的子城就是宮城，可见宮城在西城西门附近当了无疑义。据戴应新执笔的《统万城城址勘测记》中附图所示，西城南、北二门皆在城垣偏东处，东门在东城垣中部，西门在西城垣南段中部，东城东城门未标出。邓文的有关附图与戴文附图相比，西城“南门、西门的位置大体一致，而东门、北门的位置相差较大”⑤，具体地说就是将西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北门则确定在北垣中部稍偏西处，东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与西城东门、宫城东门呈一条直线。既然邓文与戴氏报告一样认为西城西门是在西垣偏南处，所以宫城应当在西城西南部，并且紧靠西门以及西垣南段与南垣西段才合理一些。
在邓文的附图中，宫城的西垣与西城(内城)西垣共之，没有单独的城垣，东垣位于西城(内城)中部略偏东处，经过其所认定的宫城“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北垣位于西城(内城)北半部居中略偏南的位置，南垣位于西城(内城)南半部居中的位置，鼓楼遗址绘在宫城南垣之南。这样的认定，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至少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东垣就明显有些偏西了，从其附图中看，宫城东垣距西城(内城)东垣的距离至少在200米以上，远远大于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说三道城与二道城相距“数十武”(前引邓文释为“约为几十米”，实际可能当在100米左右)之距离。当然，从有关文献记载来推测，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西垣、南垣与北垣位置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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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③ 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统万城遗址保护规划大纲》，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④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⑤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其实，统万城宫城的位置、四垣之范围乃至整个内城的建筑布局情况，看来仅凭彩红外航空影像来复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应当从历史文献中再发掘更多的信息并结合考古建筑遗址进行准确的判断．真兴元年(419年)统万城“宫殿大成”，赫连勃勃刻石城南，颂其功德，石刻今已不存，但由秘书监胡义周所作的颂文则收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之中，颂文云：
“……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已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座而营路寝，阁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囿……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温宫胶葛，凉殿峥嶸……崇台霄峙，秀阔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悬甍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义高灵台，美隆未央……”
上引胡义周颂文不无文学上的夸大之辞，但所述基本史实当多有所本。颂文涉及统万城的地理位置与周围形胜，城垣规模与形制，但更多的则是对宫室建筑、离宮别宇、池沼园林的生动描述。颂文中提及许多统万城建筑实体名称，如社、稷、明堂、路寝、永安(殿)、离宫、别殿、温宮、凉殿等等，大致都可以推测其具体位置。当然要推测这些建筑的位置，关键还是要正确理解颂文中的“美隆未央”一语。按《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史臣的赞文曾称赫连勃勃“遂乃法玄象以开宮’拟神京而建社，窃先王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这里的所谓“神京”，当是指赫连勃勃致北凉主沮渠蒙逊盟书所说的“二都神京”①，亦即长安和洛阳。当然，赫连勃勃起事前后主要是与后秦打交道，后来还攻占后秦都城长安，对长安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相当羡慕②，而洛阳时已属于北魏，勃勃未曾去过，对其都城形制并不清楚，所以所谓“遂乃法玄象以开宫，拟神京而建社”当主要是参照汉长安城即后秦长安城模式营建自己的都城与宫室，胡义周颂文中的“美隆末央”一语也透露出赫连勃勃模长安城建都而又欲在某些方面超过之的初衷。
众所周知，汉长安城内宫室颇多，未央宮在城东南，为汉帝之正宫；长乐宫在城东南，主要是后妃所居。除未央、长乐两大宮殿群之外，未央宫北又有桂宫和北宫，长乐宫北又有明光宫，皆属别殿性质。东汉迁都洛阳之后，长安宫室建筑多有损毁，但城内主要宮殿基础仍在，十六国时各割据政权也不同程度地整修过宫室建筑，如刘曜以长安为都时，曾建光世殿和紫光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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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② 据《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勃勃攻下长安以后，即帝位于灞上，颇慕“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故”，时群臣劝都长安，但他担心北魏进攻北京统万城，遂还都统万城，而于长安置南台(相当于陪都)，留长子璝领南台尚书事以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赫连勃勃于真兴二年(410)十月“起冲天台于统万城南山，欲登之以望长安”。其对长安之向往由此可见一斑。
③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后赵石虎曾城长安未央宫①。前秦苻健时长安城内有“小城”，又有太极前殿、东宫、东掖门和端门②，后秦姚兴时有太极前殿、西宮、武库、东宫③．据史念海教授研究，前秦时的太极前殿“应在未央宫中”，“所谓东宫当指长乐宫而言，东掖门也应是未央宫的东阙”，后秦时的武库“极有可能就是汉时武库旧址”，“姚兴时的西宫和东宫当是当时未央宫和长乐宫。西宫和东宫的名称当是其时俗称，随其方位所在而赋予以普通称谓”④。凑巧的是，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中也有西宫之名，这很明显是借鉴了后秦未央宫的命名原则，笔者前文推定此宫在统万城西南部，看来还是相当可信的。
正因为统万城的主要宫殿位于内城西南部，所以尽管该城四隅皆有高大的角楼，四面城垣密设马面，但现在统万城西城遗址中唯西南隅角楼最为高大壮观，南墙9个马面规模最大(估计即《水经·河水注》中所说的“九堞楼”)，保存也最完好，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宫城的防御而进行的特殊安排。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汉长安城未央宮宫城四角修建了角楼，但“从勘探了解到只有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尚好”，角楼基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车刘村北，其西南两侧为汉长安城的西南二城墙，角楼基址夯筑，平面呈曲尺形⑤。汉长安城未央宫宮城唯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完好的原因考古工作未作过多的说明，依笔者意见，这应当与原来宫城西南角楼比其它角楼更为高大坚固不无关系。赫连勃勃的统万城四隅角楼中以西南角楼最为高大，当是模拟了汉长安城的做法。另外，紧邻统万城西城(内城)西南角楼的南垣的两个马面不仅非常高大壮观，而且皆有竖坑，其中WSD1号马面竖坑中曾出土大量粮秣柴草和石英质滚圆石球⑥，兼有军事仓库性质，这样的独特设计当然也是出于重点防守宮城的需要。
要比较客观地确定统万城宫城四垣之位置与范围，确定永安殿(永安台)的具体位置实是关键的一环。
从语句文辞上分析，胡义周在颂文中提到的路寝与永安(殿)当是一回事。路寝之名始见于《诗·鲁颂·閟宫》：“路寝孔硕。”《毛传》：“路寝，正寝也。”《礼记·玉藻》说祭祀：“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以清听政。”可见路寝是帝王正殿所在。史载，真兴六年(424年)八月赫连勃勃．临终之际，“升永安殿，召群臣属以后事，薨于永安殿”，而勃勃死后，其第三子昌“即位于永安台”⑦，这可从历史文献上证明永安殿确实就是当时统万城中的路寝。今统万城西城南部中央有高大的台基遗址，为城内最高之建筑遗址，应当就是当时西宫正殿即路寝(永安殿、永安台)所在。新近考古工作者已对此台基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台基“为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夯土南缘与西城南垣基本保持平行，结构与西南隅台相同，即平面呈‘井’字形，相对独立的夯土块组成庞大的夯土台，夯土块之间自基础而上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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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②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③ 《晋书》卷107《姚兴载记》。
④ 史念海、史先智：《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
⑤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⑥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⑦ 《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
的缝隙，平夯。夯土台周围有厚25厘米左右的踩踏面，之下即为原始沙层。自踩踏面而上，现存夯土台高近19米①。从现存遗址的形态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将此台基断定为永安殿(台)遗址还是比较可信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发现永安台大部已坍塌，坍塌后残留下人们生活的遗迹，如井、灰坑、柱洞、灶坑等。从地层中出上的遗物分析，永安台大面积坍塌在宋代以前”②。从相对位置来分析，清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描述三道城内南面西隅的“钟楼”遗址当即是这个已经大面积坍塌的永安台遗址。
至于邓辉等著文中所说“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云云是颇值商榷的。中国古代很少有在宫城城门设置瓮城的，统万城内城(西城)高大坚固，角楼山峙，马面如林，而宫城甚小，哪里有再筑瓮城的必要性呢?邓文在航空影像上辨认出的所谓“瓮城遗迹”，其实可能正是当时统万城别殿的宮垣遗迹而已(详后)。
统万城实际上是模仿汉长安城而修筑的，宫城位于内城西南部．汉长安城的未央、长乐诸宫城四面皆有完整的城墙，紧邻大城的宫城诸垣与大城城垣之间是有一定宽度的顺城街道相隔开的，这样的布局完全是出于宫城自身防卫的需要③，统万城的宫城估计亦是如此，其宫城应当有其独立的四垣。永安殿(台)为赫连勃勃之路寝(正寝)，类似于汉长安城未央宮之前殿，自应在宫城之中。所以可以推测当时宮城的东垣应在现在台基遗址之东，南垣应在台基遗址之南，紧临西城(内城)之南城墙，西垣应紧临西城(内城)之西城墙，至于其北垣的位置应大致在西城(内城)之中部，而不至于如邓文附图中所绘的那样过于偏北。整个宫城估计呈正方形的形态，如汉长安城未央宫一样，但规模较小，边长估计300—350米左右。
关于宫城的城门设置情况，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前引邓文附图中将宫城绘在内城西半部，只有东、南、北三面墙垣，西垣与内城西垣共有，宫城西垣无门，东垣中间稍偏北处开有一门。据《资治通鉴》卷120所记，元嘉三年(426年)夏魏之战的战况是：“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宮，焚其西门；宮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可知当时的宮城确实是有西城垣的。宫城四垣之中至少有一个“西门”，是临近内城西门的，至于其东、南、北三垣城门设置情况不明，如依汉长安城未央宫的情况来推测可能也各设有一门。
历史文献中记载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④。有人据此推测：“若一仞以八尺计，一步以六尺计，则内城墙高约26．7米，墙基厚60米，墙顶厚20米，宫墙则高约13．3米。”⑤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⑥，与文献记载出入较大。但宫城墙的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这大概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宫城之城墙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墙基、城墙规模自然都要小许多，这应是宫城遗迹保存不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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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②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
③ 隋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和外郭城虽共有北垣，但城北为禁苑，常人不得随意出入，宫城的防卫亦是相当周密的。
④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⑤ 邓辉、夏正楷、王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五 统万城内城(西城)的其它宫室与苑囿布局
与汉长安城实行多宫制一样，大夏国的统万城也是多宫制，除位于内城西南部正宫即西宫而外，还有其它宫室建筑。《资治通鉴》卷120记有西宫之名，当暗示统万城还应有一个东宫存在。汉长安城之未央宫和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统万城的西宫和东宫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来的。统万城的东宫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从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确证。另外，胡义周所作的颂文中也曾提到“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其中的“离宫”与“别殿”也均已找到遗址。
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认为，可明确断定为宫殿遗址的有两处，一处是“在西城东门内偏南，距东垣21米。门向南开，有砖砌台阶。土夯围墙长80米、宽64米、厚0．8米”，“该殿址西距楼观台基不远，遗物堆积不如那里丰富，又不在中轴线上，可能是主体宫殿的附属建筑”；另一处是“在东城东部稍偏北，比周围地面高出两米。1977年春，大队深翻土地，拖拉机在此处犁出方形石础数十个以及瓷高足杯、碗、开元通宝钱等．勘测中，我们又在这里发现壁画多块，确知其为宫殿基址而标入图中”。此外，有一“台基在西城南部正中，平面长方形，旁有一井。台身四周的壁面上有不少粗大椽孔，周围地面遍布瓦砾，台基后面和左侧沙丘之下，经钻探也发现有很厚的瓦砾层，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台基可能是位于宮殿前面楼观建筑的基座”①。这里东城的宮殿遗址的确定有些牵强，笔者怀疑是汉奢延城、十六国大城(幽州)治所以及后来统万城官署区所在地．至于“西城东门内偏南”处的宫殿遗址，可能确实存在，应当就是统万城的东宫所在。“西城南部正中”的台基最有可能就是史书中所谓的“西宫”所在。至于戴氏调查报告中所说的台基后面“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者，当即道光年间何丙勋报告中说的三道城内北头的“白土坡”，则可能是统万城的一个“别殿”遗址。汉长安城内西南部的未央宫和东南部的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汉长安城未央宫之北还有北宫、桂宫等宫殿建筑，很明显，统万城的西宫、东宫以及西宫之北的别殿均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营建的。史载元嘉四年(427年)北魏攻占统万城后，曾“获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馀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②，夏王之诸母、后妃、姊妹等估计就居住在东宫之内。考古工作者在统万城西城东南角所发现的宫殿遗址估计只是当时东宫正殿的遗址，整个宫城的范围可能还要稍大一些，但其总体规模要比西宫小许多。从现存宫殿遗址的情况来推测，其形态则有可能是东西略窄、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其开门情况，依照西宫宫门与内城城门的相对关系，估计当至少有一个南门，近内城南门，以便出入。至于西宮之北的别殿，估计是当时内城北部苑囿区内具有别宫性质的宮殿，规模不大，形制不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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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胡义周提到“离宫”是在“露寝之南”，但西城台基遗址之南不远处即为南垣，其间再营宫殿的空间不大。按古代之帝王“离宫”往往修筑于宫城之外，所以估计这个“离宫”当在西城以南的无定河岸边。据考古调查，有一“宫殿遗址在无定河南的二条支流之间台地上，白色夯土基址范围很大，约二×一公尺，南、北部各有一土丘如坟冢。亦夯筑，直径各约四公尺，上有唐代穿凿的坟墓多处。夯土范围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里就是‘离宫’的遗址。高起的圆丘状夯土堆，当是建筑物的基址”①。除离宫、别殿之外，前引胡义周的颂文中提到当时统万城的内城中还有有社、稷、温宫、凉殿、苑囿等。其中温宫、凉殿等应当是当时西宫内的建筑，其遗迹均应在统万城西南部去寻求，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称西城台基的左侧(即东侧?)也“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是否与温宫、凉殿有关，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古代都城中的社、稷一般都在都城之南部，统万城的的社、稷自然也应在西城(内城)的南半部尤其是台基遗址的左右前方去寻找。
覆实而论，邓辉等最大贡献是从航空影像上辨识出了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遗迹。邓文称：“大比例尺的航空影像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内城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均残留有宽大的护城河遗迹。此外，还可以从影像上看出城内有开渠引水的迹象。从航空影像和地形上推测，城内的渠水可能是由西北角角楼南侧的护城河流进城来，河水入城后向东南流，经过宮城东侧向南，再转为东南流，最后从东南角角楼的北侧流入外郭城。”“城内西侧的护城河可能正是利用了某段古河道修建而成，而内城北面的古河道很可能就是早期统万城内城的主要水源之一。古河道较为丰沛的水源为城市居民和日常生活及宫廷苑囿提供了必需的水源”②。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发现，使胡义周颂文中所说的“石郭天池”、“华林灵沼”、“驰道苑囿”就有了着落。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的“石郭”指的就是统万城的城墙，而“天池”指的就是护城河。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者已经找到了统万城的西城外侧的护城河(壕)遗迹并进行了发掘钻探③。至于统万城的池沼苑囿，从城内渠道的流向来分析，当主要位于内城的北部。西汉时期皇家园林上林苑在长安城西南，后秦时上林苑早已废弃，姚兴曾在长安城北、渭河南岸另起逍遥园，园内有藕池，“池中台观，莲荷被蒲，秀实可玩”④，园中又有澄玄堂、西明阁等建筑，为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说法译经之处⑤。赫连勃勃统万城的池沼苑囿布局，大约是借鉴了后秦时的制度，只不过是将池沼苑囿安排在内城之内而已。
目前关于东城的考古发掘尚不充分，东城为外郭城性质，居民区当占了较大的比重，与西城主要为宫殿和苑囿区的情况多所不同。目前仅可推测，东城东部偏北部有一官署区存在，居民区估计主要是在该城的西部及南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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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邓辉、夏正楷、王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古迹考察报告篇7
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首次将“反应性监测”写入《执行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根据《操作指南》的表述，反应性监测是指由世界遗产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部门和咨询机构，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的有关受到危胁的世界遗产保护状况的报告的行为。具体说来，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等，发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有可能或已经受到损害或危胁，向缔约国询问情况、收集信息、派遣专家组实地检查评估、对所有材料进行汇总分析等一系列做法，形成的报告要求递交到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及缔约国管理工作成效做出客观中肯的评判。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而狭义上，反应性监测是指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对于那些突出普遍价值可能或已经受到影响的世界遗产地进行工作协调，以便专家进行现场检查评估。简要的说，就是反应性监测的现场检查评估。
国内学术界对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的研究尚不普遍。曾纯净等提出，反应性监测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监督机制，是针对所察知的紧急情况进行的反应。周海炜等认为，反应性监测是一种被动监测，对遗产地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闫金强梳理了世界遗产监测的体系，回顾了监测的历史，将反应性监测定性为“被动反应性监测”。、赵云对近年来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反应性监测进行了分析，对建立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反应性监测机制提出了建议。综合看来，学术界对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导开展的反应性监测还缺乏技术层面的理解和阐释，也鲜见对于中国的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的独到见解。本文将主要阐述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等对世界遗产开展反应性监测的工作形式和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种监督制度对于推动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的启示和意义。
一、反应性监测的实施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规定，缔约国提名一项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缔约国要采取适宜的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修缮和展示好世界遗产。
为了实现对世界遗产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操作指南》第172条规定，《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将在受《世界遗产公约》保护地区开展或批准开展可能影响到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大规模修复或建设工程，世界遗产委员会促请缔约国通过秘书处（世界遗产中心）向委员会转达该意图。缔约国必须尽快（例如，在起草具体工程的基本文件之前）且在做出任何难以逆转的决定之前通告，以便委员会及时帮助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保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得以维护。
这条规定，授权世界遗产中心对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的重大工程和项目进行评估和监管。但这条规定过于模糊，操作性不强，因不同缔约国对该条款的理解程度不同，便会有多种不同的处置方式。如对某个修缮项目或者建设工程，缔约国可能认为修缮原则正确、方法得当，没有影响到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于是便不会将项目或工程方案通告世界遗产中心。但如果世界遗产中心通过非缔约国的“其他渠道”知道了这个项目的存在，认为缔约国可能没有对保护遗产安全进行必要的、正确的处置，或认为该项目会威胁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便会对缔约国进行质询，要求缔约国确认消息是否属实，对工程、项目和存在问题等进行澄清，并需于规定日期前提交。
一般来说，上文提及的“其他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新闻媒体的报道。如2014年对武当山古建筑群进行的反应性监测，就是世界遗产中心在新闻媒体的报道里注意到“遇真宫”的顶升工程，认为这项工程有可能会影响到世界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的突出普遍价值。二、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反馈。如2014年对曲阜孔庙、孔林及孔府进行的反应性监测，就是与当地文物部门合作的某国际组织，认为当地政府对位于曲阜三孔缓冲区内的古泮池区域进行的环境整治工程，有可能会影响世界文化遗产曲阜三孔的突出普遍价值，而向世界遗产中心反映了有关情况。三、个人的举报。对世界遗产关注的个人，发现了在世界遗产缓冲区内、可能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有影响的工程、项目，也可以向世界遗产中心反映情况。
通过上述三种情况，世界遗产中心知晓了缔约国要开展的某个项目，或世界遗产有可能受到损害的消息，世界遗产中心会要求缔约国对此提交信息、说明情况。之后，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咨询机构，对缔约国上报的材料以及“其他渠道”获取的信息等，一并进行分析评估，以保护状况报告的形式提请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一般情况下，世界遗产委员会会做出以下两种决议：一是认为目前所有的信息足以说清楚事实，并不需要缔约国提供更多的信息；另一种情况是，认为世界遗产确实存在潜在的风险，就会在决议中，要求缔约国，邀请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专家，组合联合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造成潜在负面影响的项目进行现场考察、评估。二、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的内容和工作形式
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的内容，主要是对触发反应性监测的大规模修复或建设工程进行现场检查，评估其是否会对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产生影响。
另外，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要求和世界遗产中心的授权，反应性监测现场专家组，还会对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管理体制、管理规划的实施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评估。所以说，反应性监测，也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地开展的一次全面检查。
反应性监测现场专家组开展工作的方式包括地考察、听取遗产地管理机构的汇报、与利益相关者座谈等多种形式。现场考察结束后，反应性监测现场专家组须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反应性监测报告。
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对缔约国提交的遗产地保护状况报告、反馈的信息，通告的项目方案、文物影响评估报告、“其他渠道”提供的信息、有关文章、反应性监测报告等全部资料，进行汇总、评估和分析，形成遗产地的保护状况报告，上报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
三、反应性监测的决议
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的决议要求，对附有推荐决议草案的保护状况报告，要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讨论；如果没有，就不再进行讨论。后来，鉴于《操作指南》确定的程序和遗产数量的不断增长，现在采取的方案是：对涉及要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提议列入或移出《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需要进行加强监测机制、遗产地需要最紧急的保护措施、收到关于遗产地新的材料、需要对决议草案进行修改等事项，要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进行公开讨论。其他的项目，均可以不进行公开讨论。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21个委员国，对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提交的遗产地保护状况报告，进行讨论后，可以做出以下五种决议：（一）如遗产未受到严重损害，则无须采取进一步行动；（二）遗产确实遭到严重损害，但损害不至于不可修复，只要缔约国采取必要措施在合理期限内对其进行修复，就仍可保留在《世界遗产名录》内；（三）遗产面临严重的、具体的危险，要将该遗产列入《濒危遗产名录》；（四）遗产所受损害已使其不可挽回地失去了赖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诸项特征，将该遗产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五）当获取的信息不足以做出以上决议，可以采取必要手段、措施，进一步了解情况，确定遗产状态、所面临的危险及修复的可靠性。
反应性监测的有关程序，可以用下表表示：
四、反应性监测体系的特点
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通过《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设立的反应性监测，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总体上来说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和规范的体系。反应性监测不是一种惩罚机制，其最终目的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好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避免遗产地从《世界遗产名录》除名。反应性监测体系不仅加深了缔约国和遗产地管理者对《世界遗产公约》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利于提高保护管理水平。世界遗产委员会愿通过与缔约国合作，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世界遗产的更好的保护。分析起来，反应性监测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反应性监测触发的信息来源广泛，有个人，有机构，有新闻媒体。现今时代，信息传播极为迅速，使得各缔约国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都面临着全面、实时和全世界的监督。
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规模灵活，根据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潜在的影响程度，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由1-13人组成。一般来说，每位专家代表一个国际组织，如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等。如2014年对曲阜三孔的反应性监测，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一位专家承担；2014年对武当山古建筑群、2015年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的反应性监测，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均由三位专家组成，分别代表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在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的遴选方面，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有明确的标准和清晰的指向性。分析起来，选择标准和要求如下：一是需要对世界遗产事务熟悉。如对武当山古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景峰，任职世界遗产中心亚太部主任，长期协调、管理亚太地区的世界遗产事务。对武当山古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乔・金，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加米尼・维杰苏里亚，均在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遗址部任职，两人长期代表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事务，执行过多次反应性监测任务。二是来自同一地理文化圈。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吴瑞梵先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常驻上海；狄丽玲，香港大学教授，常驻香港。三是具有同类型世界遗产的专业背景。承担曲阜三孔反应性监测任务的印度专家穆尼什・潘尼特，是名建筑师；承担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反应性监测任务的韩国专家蔡美玉女士，获得景观建筑硕士学位，城市规划博士学位。
反应性监测的工作流程有严密的规范和约定。如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均持有世界遗产中心出具的“授权调查范围”证明；在结束反应性监测现场考察后的六个星期内，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须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详尽的考察结果和建议报告；报告须按照反应性监测任务的报告格式，附件包括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有关决议、考察团组成、行程和活动、人员列表、地图等全部资料；如无特殊情况，反应性监测报告须向社会公开等。
在反应性监测的全过程，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特别注重与缔约国的沟通，通过缔约国上报的保护状况报告、有关工程方案、文物影响评估报告等，听取缔约国的意见和解释；反应性监测专家组在现场检查时，多次召开会议，与缔约国和遗产地代表沟通，并反馈反应性监督专家组的考察评估意见。
按《操作指南》的表述，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在考察期间的费用由世界遗产基金承担。在实际工作中，考虑到世界遗产基金的资金困难，对我国进行的反应性监测，一般由我国承担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在境内发生的正常费用。
五、对中国的启示
对缔约国来说，反应性监测是一种被动的，是从国际到国内的监测方式；对世界遗产委员会和世界遗产中心来说，反应性监测体现了“问题导向”，是一种主动行为，可以理解为是对缔约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能力的检查。近十年来，中国的明清皇宫、丽江古城、澳门历史中心、武当山古建筑群、曲阜三孔、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等六处文化遗产接受了反应性监测。而同是东亚国家的日本、韩国，则无一处遗产地接受反应性监测。虽然不能单纯以反应性监测的频次，来判断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至少可以说明，日本、韩国的世界遗产管理方面，还没有出现大的缺陷和问题，引起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中国应该从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这种体现“问题导向”、“灵活”的世界遗产监督形式中有所启示，不断提高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
（一）以“内容大于形式”为指导原则，做好准备工作
因为反应性监测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对世界遗产地已经出现“问题”的现场检查，其结果或会导致世界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被移出《世界遗产名录》。因此，各遗产地人民政府对反应性监测都备感压力，对反应性监测专家组的现场考察极为重视，比如各遗产地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往往会以“超常规格”接待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安排警车开道、入住豪华宾馆等。
但实际上，对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的接待，把握的原则应该是“内容大于形式”。也就是说，遗产地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准备向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的各项资料，给反应性监测专家组提供详实、准确的项目方案、解释拟建项目与世界遗产的关系，论述项目的可行性，做好文物影响评估以及保护管理规划的汇报，而不应过多关注专家组的衣食住行。
（二）与国际同行分享中国遗产保护经验和做法
虽然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没有世界遗产的有关概念，但中国是《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从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第一天起，就应遵守《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履行缔约国的职责。
201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8届会议对武当山古建筑群反应性监测的决议中，指出对缔约国没有按照《操作指南》第172条的规定，将遇真宫提升工程报告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强烈遗憾。但又坦承，遇真宫环境的环境和背景的改变，没有对武当山古建筑群整体的突出普遍价值造成威胁。事实上，反应性监测的报告中，也认可目前选择的抬升方案，而且认为已经实施的工作的技术质量“非常杰出”（Excellent）。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在遇真宫顶升工程勘察设计阶段，向世界遗产中心通告该项目，寻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上游”（upstream）咨询建议，事实上也是与国际同行分享中国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创举。然后，根据世界遗产中心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提供的建议进一步完善、修改方案并实施，遇真宫顶升工程或会成为我国遗产保护历史中值得浓墨重彩的一个章节，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反应性监测自然也是可以避免的。
因此，对开展的重大文物修缮项目和环境整治工作，我国应该以更开放和自信的心态，通过世界遗产中心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咨询机构沟通，与国际同行分享中国遗产保护的经验，同时，敞开胸怀，广泛听取国际范围内专家的意见，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这也符合世界遗产中心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咨询机构一直强调的，愿与缔约国加强合作沟通，提供有关项目的“上游”咨询服务。
（三）严格控制世界遗产缓冲区内的环境整治和建设活动
世界遗产缓冲区的设置，是为了有效保护申报遗产而划定设立的遗产区周围的区域。申遗成功以后，往往伴随而来的是游客的增多和各种旅游服务设施需求的增长。有些地方政府，以经济利益为重，肆意进行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或者管控不力，缓冲区内出现超高、超大体量的建筑。此类建设，如果没有履行相应程序，往往会触发国际组织的反应性监测。如对曲阜三孔进行反应性监测，就是缘于当地政府对位于三孔缓冲区内的古泮池区域进行大规模环境整治；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起因，是在大昭寺缓冲区两侧兴建了八廓商城、神力商城，高度超过《大昭寺文物保护规划（2015-2030）》等规划中关于建筑高度的控制要求。
因此，各地方人民政府和遗产地管理机构，应该严格遵守缓冲区内的管理规定，对缓冲区进行的环境整治、新建建筑等，都要请第三方机构做文物影响评估；新建建筑的样式、体量、风貌等，都应与周边环境和遗产地保持协调；更重要的是，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报告和通告手续。
虽然《操作指南》第172条规定模糊，但我国应该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内部标准，减少自由裁量权。总的原则应该是，除有保密需要或该项目几乎不会对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周边环境景观造成任何损害的项目外，应尽可能通告国际组织在世界遗产缓冲区内开展的工程项目，主要包括方案文本、文物影响评估报告、保护管理规划等。通过通告，既可以增进交流，更重要的是展现缔约国政府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和能力。
（四）建立中国国内的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制度
根据世界遗产中心的授权，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实际会对整个世界遗产工作进行全面的现场检查和评估。这也是一处世界遗产，除了在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有国际专家进行现场检查之外的，又一次接受国际专家进行的全面的现场检查、评估。
古迹考察报告篇8
2.地方文学文献整理
古代文学有着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色，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特色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热点，那么与之对应的地域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则是区域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之基础。而这自然也应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地域文学留存的方式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以及碑刻文献，传世文献中的地域文学文献搜集，主要让学生到地方图书馆查阅地方志，找出相关地方文学资料，同时让学生利用文献查找知识，使用文学电子软件，用地方特色词汇搜索出地域文学作品。出土文献的地方特色文献搜集，主要是搜罗整理地方近年来出土文献以及文物古迹、碑刻等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主要的文体有楹联、诗歌、碑刻、墓志等。搜集工作可以与文化资源调查共同进行，如组织学生在考察文化古迹、调查地方特色文化与调查地方民间传说、戏曲等时同时进行搜集文学资料，把参观走访时看到的听到的随手记录下来。在搜集工作完成后，让学生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搜集的文学作品汇总，分文体、分内容整理。这些搜集与整理锻炼了学生动手查找资料的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发现的眼睛，让他们感觉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3.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也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参与到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来，培养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基础。学生在对地方文化进行课外考察和文献搜集整理中遇到问题，发现问题，教师鼓励学生以此作一个选题，几位同学组成兴趣小组，把相关问题探讨清楚，弄清来龙去脉。如学生在调查某个古迹时发现在此题咏的古代文人有不少，教师据此鼓励学生探讨古代曾经到过此地的共有多少文人，因何而过此，在此题咏的诗词主题有哪些等等。这类学习研究无论选题大小，都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提供相关参考，也让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从学习深入到研究的领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选题是学生在课外实践中自己发生疑问而产生的，对学生而言有研究兴趣和动力，故而在完成一些研究后可鼓励学生将大家共同的研究成果汇总，继而可以向开发地方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等方向进一步深入。
4.地域文化的宣传与承继
培养学生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加强和提升其人文底蕴，这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目标之一。课外考察对地域文化的了解，本身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承继，青年学子必将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么在了解的基础上，让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对地域文化进行宣传，一方面固然提升其人文知识底蕴，另外也在宣传活动中加强其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与保护意识，同时也将古典文学知识运用到宣传写作中。在具体实践教学中，可组织学生课外考察的时候以地域文化为主题进行诗歌创作、古文游记写作等。同时鼓励学生以此为基础，参加一些社会宣传和服务活动。
二、地域文化与实践教学方式
1.课外考察
课外考察是了解、利用、开发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一是组织参观地方文化古迹，这类考察可以事先做好相关知识准备，如布置学生查阅文物古迹的历史地理资料，检索与此相关的古代文学作品，让学生在外出参观的时候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感受其历史人文环境，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精神，故而可以在参观完后鼓励学生创作相关的诗词作品。二是调查搜集地方特色文化，这类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观察当地地域特色，从建筑、街道、饮食各个方面留心其地方特色之所在，在观察与积累中让学生相互沟通交流，共同探讨当地特色文化。三是走访民间艺人、文化名人，搜集整理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记录那些还存留在口头的故事、戏曲，对一些演出以图片、录像等形式拍摄记录下来。总之，课外考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开展的基本方式，是学生了解和感受地域文化的基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和掌握调查、走访的研究方法。
2．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
现今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已成为我国高校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一项学生活动，许多高校以学生项目申报、立项和完成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许多大一学生而言，在还没有形成系统专业知识的前提下，他们往往选择关注地方社会、地域文化做完选题，因此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的调查了解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来实施，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笔者就曾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学生以三四人为一组，以当地文化的现状调查和历史考察为主题，选择一个具体的方面来做调查研究。学生通过从撰写申请书到实地调查项目内容及至完成结题报告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锻炼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积累和加深了他们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3.实践基地的平台建设
高校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往往依托于当地社会资源，因此在学校周边地区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成为深化高校与地方合作的重要途径。而这样一个合作平台，也同样可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而地域文化则为合作奠定基础，让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联姻。一是可在地方图书馆建立文献整理实践基地，让学生搜集整理地域文人著作、地方楹联、地方戏曲文本、地方历史文献、地理方志、当地出土的碑志拓片等；二是可把地方文化馆等作为学生文化实践基地，调研地方谣谚、地方风俗、地域特色文化等，并在调研基础上分析探讨与古代文学之关系。笔者曾让学生以实践基地为依托，调研本地街、巷、路等名称由来，并由此分析与地方历史和古代诗词作品之关联。
4.社团活动的开展
学生社团也是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而高校学生社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类别，就是地域文化类社团，这种地域文化类社团是以对地域文化共同的兴趣而集结在一起的不同专业、不同系别的学生，其活动形式也更为自由轻松。因此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承与宣传。一方面是将地域文化引入校园生活，进行宣传介绍，这类介绍可以社团刊物为载体，刊载一些介绍地域文化的文章或相关诗词，或者开展地域文化的专题讨论，举办一些以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古典诗词吟诵比赛，邀请当地艺人进入校园进行传统戏曲的表演。另外一方面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加强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宣传，如以社团活动的方式组织社员搜集整理一些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制作一些地域文化的宣传资料，组织学生到市区一些地方进行宣讲、传发。或者撰写相关作品在校报、地方媒体、网络进行刊发宣传。这些社团活动在丰富学生课余活动的同时，也让学生文学、人文素养得到了提升。
5.学生学术沙龙
古迹考察报告篇9
下面以考古学理论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地评论《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同时谈谈我对考古学研究中三个问题的亲身感受和看法。
一、文化性质及各文化之间的关系
对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及各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功。《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第一节将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统称为“仰韶文化群”是恰当的，因为广义的仰韶文化已经成为时代的名称或文化群的名称，它实际上包含若干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典型仰韶文化”包含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编著者明确地指出这三种文化相对年代的早晚，庙底沟文化晚于半坡文化，早于西王村文化，三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此外，在“仰韶文化群”当中，除“典型仰韶文化”之外，还有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一、二、三期）文化。这样将仰韶文化群内部划分为若干文化，与过去笼统地称为仰韶文化相比，各文化之间的关系显示得更加清晰了，考古界多年来争论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究竟谁早谁晚、二者有无承袭关系的问题，也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鄂西地区存在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这是考古界的共识。1973年，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干部训练班在湖北宜都县（今宜都市）红花套遗址进行发掘实习，石兴邦先生任总辅导，我是辅导员之一，我看到该遗址的屈家岭文化层叠压在大溪文化层之上。1975年秋冬，我又在该遗址发掘了7个探方（T110-T116），再次看到屈家岭文化层叠压在大溪文化层之上。1979年，我根据红花套遗址两个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发表了《试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一文[2]，提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是本地区两个先后相承接的文化”，在考古界引起一场热烈讨论，有学者提出这两个文化是起源于不同地域的两个相互平行发展和同时存在的原始文化[3]。《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在第五章第一节论及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的关系问题：“两种观点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至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不过目前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多数学者主张大溪文化发展成屈家岭文化。”有的学者不同意大溪文化发展成屈家岭文化的观点，主要理由是鄂西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晚期地层叠压在大溪文化晚期地层之上，二者之间缺少屈家岭文化早期地层。《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五章指出：198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第三次发掘了屈家岭遗址，其重要收获之一是在该遗址下层发现了屈家岭第一期遗存，被称之为“前屈家岭文化”[4]。实际上，所谓前屈家岭文化就是大溪文化的晚期，相当于关庙山第四期遗存，对此，有研究者作了确切论证[5]。这就为屈家岭文化直接渊源于大溪文化的关系问题，又一次提出了可靠的证据。在屈家岭遗址本身，屈家岭文化早期地层叠压在大溪文化晚期地层之上，两个文化之间没有缺环，这个问题的争论目前暂时可以告一段落。
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前3980年-前2032年），早、中期与晚期之间，文化面貌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第三节将马家窑文化早期（石岭下类型）、中期（马家窑类型）遗存纳入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第六章第四节将马家窑文化晚期（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遗存纳入新石器时代末期（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将马家窑文化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是恰当的。
二、红烧土房屋和窑洞式房屋
对出土的房址进行研究是考古学的专题研究之一，被称为“建筑考古学”[6]。本文只涉及其中的红烧土房屋和窑洞式房屋，二者建筑形式不同，工程做法各异。
（一）红烧土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
红烧土房屋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三章第三节提到皂市下层文化胡家屋场遗址[7]“发现有房基两处，保存有残破硬土居住面和柱洞、红烧土层等遗迹。居住面含有大量细砂粒、碎石屑和陶末，其下铺垫红烧土。”皂市下层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900年至前5500年之间。
到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溪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红烧土房址。1973年秋，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干部训练班在红花套遗址发掘的F111，是大溪文化晚期的长方形地面式红烧土房址，有条形墙基，建筑面积约59平方米，东墙基南部有小门，门坎之外有门道，北墙基中部有大门，门道北端有红烧土门坎。
1979年秋，我在枝江县（今枝江市）关庙山遗址发掘T51、T52④AF9之后，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块堆积，似从墙壁或屋面上倒塌下来的，估计堆积下面还有房址。于是对红烧土块逐块加以清理，凡是块较大、形状较规整的，或留有木、竹、茅草、绳索等痕迹的都编号登记，写明出土于探方内的具置，暂时存放在探方边缘。清理之后，果然发现房址T51、T52④BF22[8]，这是一座门朝西的方形地面式红烧土房址，建筑面积约35平方米，屋内以隔墙为界分为东西两间，西间是厅，东间是卧室。屋内有圆形柱坑16个，柱坑内树立木柱支撑屋顶，其中有两个柱坑分别位于火塘东西两侧，柱坑内树立木柱支撑正脊。北墙西段整体倒塌在散水上，经测量墙高175厘米，西墙南北两段都整体倒塌在散水上略向外闪出，墙高也是175厘米。北墙与西墙相邻，据此断定F22的外墙四壁等高，屋顶应有一条正脊、四条戗脊，呈四面坡。此时将暂时存放在探方边缘的红烧土块逐块与F22的各部位加以对照，确定红烧土块出土于F22的具置。将这些红烧土块运回室内后，逐块经过仔细观察、绘图、做成卡片，发现F22外墙的墙头朝屋内一面有二层台，墙体内外两面都有护墙抹面，朝屋内的抹面上粉刷黄泥浆多层，墙体、抹面和黄泥浆都经过烧烤；出土于西南散水上面的屋面红烧土块，其下面留有排列较稀疏的竹椽、木椽痕迹，椽间空当中有茅草痕迹；还有出土于火塘附近的正脊红烧土块。
1980年秋，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8级学生在关庙山遗址实习，在T76④B层发现大量红烧土块堆积，依照上述方法，在红烧土堆积之下清理出一座长方形地面式红烧土房址T76④BF30。屋内有三个方形火塘，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排列成行。F30的建筑面积约52平方米，门朝东，门外有一级用红烧土块砌成的台阶。将这些红烧土块运回室内整理后，发现F30外墙的墙头是平齐的，无二层台，墙体朝外一面仅在局部有护墙抹面；还有正脊、戗脊、屋面、屋檐的红烧土块，屋面和屋檐红烧土块的下面留有排列较密集的半圆形木椽痕迹，没有茅草痕迹。F30与F22同属大溪文化第三期，但是F30墙头的形式、屋顶的结构都与F22不同。
1980年1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来到关庙山遗址视察，看到F22和F30都保存良好，普遍经过均匀烧烤，他对我说：“应当测一下红烧土的烧成温度。”[9]后来，我挑选出数块标本请宜昌市陶瓷研究所测定了烧成温度：F22墙身和屋面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均为600℃；F30墙身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为900℃，屋檐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为620℃。F30墙身红烧土块与屋檐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相差悬殊，说明二者不是一次烧成的。F22和F30都已回填保护。
清理F22、F30的经验是：当发现大量红烧土块堆积时，应谨慎处理，其中可能有从墙壁和屋面上倒塌下来的红烧土块，堆积下面可能有红烧土房址。要将红烧土块编号登记，明确出土于探方中的具置，若将红烧土块扔掉，在堆积下面发现红烧土房址时后悔已晚。在已往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多数只报道红烧土房基，少数报道了残存的红烧土墙壁，一般都未报道墙壁或屋面倒塌下来的红烧土块，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下面有红烧土房址，不慎将红烧土块扔掉了，结果只知道房基的形式，不知道墙壁和屋顶的形式，这样对房屋建筑形式的认识还是不全面的。
关庙山遗扯的大溪文化遗存可分四期[10]，第一期可分早晚两段。第一期早段目前暂时未发现红烧土房址；从第一期晚段至第四期发现红烧土房址25座（其中形状清楚的有13座），残存的居住面和垫层20片，红烧土场地6片，红烧土堆积18片，还有大量从墙壁和屋面上倒塌下来的红烧土块。这些资料在《枝江关庙山》遗址发掘报告（待刊）中，都将如实、全面、详细地报道，并且附有线图。
目前考古界对红烧土房屋的成因，有人工烧烤而成、失火所致两种看法。各遗址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从关庙山遗址来看，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以及屋内设施均为人工烧烤，红烧土屋面是否人工烧烤所致目前尚难断定，还要通过仿造红烧土房屋的模拟实验来解决。假如屋面也是人工烧烤的，应是采用二次烧烤法：第一次只烧烤墙壁、居住面以及屋内设施；在屋内树立木柱，覆盖屋顶，在屋顶上抹泥形成泥屋面即“泥背顶”之后，在“泥背顶”上面进行第二次烧烤。红烧土房屋是建筑技术与制陶技术巧妙结合的产物，建房时应当有较多制陶者参与，还必须像烧制陶器那样，等待墙壁、居住面、屋面的泥料都干燥透彻之后再进行烧烤，开始要用小火，然后逐渐加大火力；烧烤墙壁和居住面时可以用较高的烧成温度，上限可以达到900℃，墙体内部的木质骨架即使被烧毁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墙壁烧烤成竖硬的红烧土之后，可以与屋内木柱一起承载屋顶的重量；烧烤“泥背顶”时则必须将烧成温度的上限严格地控制在600℃左右，既要使“泥背顶”变成红烧土屋面，又不致将屋顶的木、竹结构层烧毁，二者达到矛盾的统一。红烧土屋面能否烧烤成功，这是建筑考古学上还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
只了解红烧土房屋的建筑形式，不知道红烧土房屋的工程做法，就不知道红烧土房屋是如何建造起来的，认识还不全面。红烧土房屋的工程做法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建房所用的建筑材料。有两类材料：一类是天然的材料，包括植物类和土类。植物类有木材、竹材、茅草等。木材有圆木、半圆木、枋木。圆木作为墙体内部的木柱、屋内的木柱、檩条、脊檩等；半圆木和枋木是用较细的圆木加工而成，作为墙体内部的骨架、屋顶的椽子、泥屋脊内部的骨架。竹材有圆竹、半圆竹、竹片。圆竹、半圆竹作为屋顶的椽子；竹片排列成竹笆夹在两层居住面之间，有的粘贴在外墙的抹面上。茅草作为屋顶椽间的填充材料。还有麻绳、竹篾、藤条，用于绑扎墙体内部的木竹骨架和屋顶的的木竹结构层。土类有生土和熟土，以生土为主，几乎都用黏土，练成泥料后用于构筑墙壁、抹居住面和屋内火塘及灶等设施，还抹成“泥背顶”。
另一类是人工制造的材料，即红烧土。木骨泥墙、居住面及屋内火塘、灶等设施经过烧烤，陶土发生了物理化学变化，变成红烧土的墙壁、居住面及设施。另外，将红烧土墙壁倒塌后产生的红烧土块作羼和料，掺在黏土泥料中，用于构筑木骨泥墙，还用红烧土块铺设屋内居住面之下的垫层和屋外的散水、道路及场地。
第二，建房时用的工具。所用工具十分简陋，砍伐和加工木材、竹材的工具有石斧、石楔、石锛、石刀等；运土的工具有竹筐等，在红烧土块上留有竹筐印痕；在墙壁和屋面上抹泥的工具应是木质的抹子，F22屋面红烧土块上留有一道道细密的抹泥痕迹；有时甚至不用工具，直接用手抹泥，F30屋面红烧土块上留有一道道明显的手指抹痕。
第三，房屋的工程做法，包括外墙、隔墙、居住面、屋内设施、屋面、散水的做法和建房的工艺流程。1986年我发表了《大溪文化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11]一文，论述了红烧土房屋的工程做法，列举了红烧土房屋人工烧烤的证据。当时巧遇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在沈阳市召开，部分与会代表提出疑义：“红烧土问题罗马尼亚都没有解决，你李文杰怎么能解决？”我听后意识到，红烧土房屋的成因是一个带有国际性的疑难问题，但我认为外国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人有可能解决，中国考古学上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里顺便提一下，安徽蒙城县尉迟寺遗址[12]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红烧土排房后，1994年8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蒙城县委、县政府共同举办了一次座谈会[13]，主要讨论红烧土房屋的成因问题，我参加了座谈会。最近我从网上看到王昌燧教授和王吉怀研究员的博士研究生李乃胜的论文《我国新石器时期建筑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到“在测试尉迟寺红烧土排房建筑部件吸水率、抗压强度和烧成温度的基础上……对尉迟寺红烧土房成因做出了定论，证明了这一建筑工艺的存在，为我国新石器时期的一大建筑特色”。该论文是采用科技手段去探索红烧土房屋成因的开端。
红烧土房址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石家河文化，其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七章第一节提到，石首走马岭遗址[14]发现红烧土房址1座，为一曲尺形多间地面建筑；天门石家河遗址群的罗家柏岭遗址[15]发现一组规模庞大、形制复杂的红烧土建筑遗迹。
红烧土房屋上起皂市下层文化，下至石家河文化，存在约达3900年，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和末期房屋建筑的特征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达到发展的高峰，以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的红烧土房屋和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红烧土排房最有代表性。这种房屋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可是在《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小结”中，都未提到红烧土房屋建筑。
（二）窑洞式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六章第四节提到，宁夏海原县菜园村林子梁遗址窑洞式房址F3“是目前发现较早的可复原的窑洞式房屋之一”。1988年秋我在林子梁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窑洞式房址F9[16]，一部分生土拱顶已塌落，叠压在堆积土上，纵剖面平直，横剖面呈弧形，为筒拱顶，塌落部分边缘和洞壁上端边缘都是顺着黄土体的破裂缝隙形成的“塌边”，据此断定二者原先连为一体。F9屋内的居住面积约19平方米，居室西南部有一个较大的柱坑，其北侧的居住面上横卧一根木柱痕迹，柱脚挨近柱坑，此木柱原先用于支撑窑洞顶部，柱脚周围的空当中用黑垆土夯实。我考察过菜园村民居窑洞，有的居室内也有支撑洞顶的木柱。对F9的筒拱顶和屋内支柱做出了正确判断，也为窑洞的复原提供了依据。
F13[17]是陈斌先生发掘的，屋内居住面积约25平方米，洞壁上分布着50盏松明壁灯遗迹。该窑洞规模较大，壁灯甚多，应是先民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我调查过菜园村居民正在建造的筒拱顶窑洞，发现他们采用分段分层掘进法：先用铁镐在斜坡地上挖出一堵断崖，在断崖下部挖出门洞，顺着门洞先向里挖，再向左右两边挖，将土运出后，形成一个横向空间；再挖空间上方的土，土会自动往下崩塌，比较省工省力；然后站在塌下来的土堆上用铁镐修整窑洞顶部和四壁；将土全部运出洞外，窑洞就挖成了。我将此法与林子梁遗址F9所遗留的挖窑洞痕迹进行对比后发现二者很相似，断定先民挖窑洞时也是采用此法。1989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在长沙市召开，我在会上发表了《宁夏菜园窑洞式建筑遗迹初探》一文，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在正式发表该文时，我请杨鸿勋先生绘制了F3、F9、F13窑洞房屋复原图[18]，再现了窑洞的外景和内部的结构。
上述从田野发掘至窑洞复原，这是建筑考古学的一个实例。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19]同样道理，如果说“建筑考古学的核心是复原”[20]，那么考古工作者对建筑遗迹周到和必要的观察，联贯起来思索，做出正确的判断，则是房屋复原的先决条件。
这里顺便提一下，有的学者说甘肃镇原县常山遗址14号窑洞式房屋是采用先挖坑、再于坑内树立木柱复盖屋顶的方法建造的，还绘制了14号窑洞房屋复原图[21]。假如真是这样做，既费工又费力，比上述分段分层掘进法要原始得多。
三、慢轮制陶和快轮制陶的起源
对古代制陶工艺进行研究也是考古学的专题研究之一。我在2007年说过，中国古代制陶技术经历了垫树叶制陶垫板制陶慢轮制陶快轮制陶的发展过程[22]。慢轮制陶和快轮制陶均为轮轴机械制陶，但是慢轮制陶仍属手制范畴，因为慢轮不能用于拉坯成型；快轮制陶才是轮制，因为快轮可以用于拉坯成型。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没有提到在中国境内何时出现慢轮制陶。第三章第一节说裴李岗文化“在陶器制作方面，……较大者采用泥条盘筑法，……小器物为随手捏制而成”，未提到制陶工具。河南舞阳县大岗遗址出土了三件实物：陶转盘（陶轮上的构件）；经过慢轮修整的陶盆，器表留有细密轮纹；“轮绘”而成的彩陶[23]。三者同时出土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最后阶段出现慢轮制陶的证据。
快轮制陶的起源是考古界多年来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第一节说：“仰韶文化中晚期，在慢轮修整的基础上发明了快轮制陶技术，人们将陶泥放在上，在旋转中用双手直接拉成器坯。仰韶人用快轮制成的只有少数杯、碗、盘之类的小型器物，多数大器物仍然要在慢轮上制作。”这是采用李仰松先生的观点[24]，他说仰韶文化的“束腰葫芦形器”是轮制的，理由是其外底留有“偏旋纹”，将偏心涡纹当做快轮制陶的主要证据。1991年，由西安半坡博物馆王志俊先生陪同，我在该馆库房内考察过数件葫芦瓶残器，其内壁留有泥条缝隙，均为手制成型。1995年，我在河南渑池县班村遗址考察了多件葫芦瓶残器，其内壁都有泥条缝隙。如葫芦瓶H2133∶35，在我到达班村之前，技工已将它粘对复原成完整器，我请技工用喷灯将粘在葫芦瓶上的胶烤化，拆开观察和绘图。我发现其腹部内壁既有一周周泥条缝隙，又有一道道刮抹痕迹，后者打破前者，颈部内壁也有泥条缝隙，这表明是采用泥条圈筑法成型，成型与修整交替进行，属手制范畴。观察和绘图后，我请技工将这件葫芦瓶重新复原成完整器。
另外，我在山西垣曲县古城东关遗址考察过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器[25]，发现仰韶文化陶器均为手制，庙底沟二期文化才开始出现少量轮制陶器。
现有资料表明，在以下三个地区及文化中，各自独立发明了快轮制陶技术[26]：
一是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如山东曲阜市西夏侯遗址[27]的下层墓和上层墓出现少量轮制小陶器，有的小鼎内底有螺旋式拉坯指痕，是快轮拉坯成型痕迹；有的高柄杯内壁有细密轮纹，是快轮慢用修整痕迹；有的实柄小豆底部有偏心涡纹，是用细绳切割的痕迹。上述痕迹反映了轮制的全过程。
二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晚期。如湖北枝江市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第四期的碗形豆T52扩方③G3∶27，圈足内壁有明显的螺旋式拉坯指痕，圈足外表的拉坯指痕隐约可见；碗形豆G3∶32，圈足内壁也有螺旋式拉坯指痕。
三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晚期。如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28]中层墓葬第三期的陶杯M85∶4，内底有清晰的轮旋痕，线图上表现出内底呈凹凸状。青浦县福泉山遗址[29]灰黑土层的陶壶T39⑤∶9，内底也有轮旋痕，线图上表现出内底呈凹凸状；陶壶83采∶1，内底至内壁都有顺时针方向螺旋式拉坯指痕。
除西夏侯遗址外，其余遗址都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最早的为公元前3606年至前3142年，最晚的为公元前3360年至2944年。由此可见，公元前3606年至前2944年，在上述三个地区及文化中，各自独立发明了快轮制陶技术。
根据我30年来对众多遗址轮制陶器的观察，可将快轮成型的特点总结如下：
一是凭借陶车旋转而产生的离心力、惯性力，以拉坯方式成型，因此转速快、生产率高，一件普通小罐，成型只在片刻之间。拉坯成型是快轮制陶的本质特征。
二是器形规整，胎壁厚薄均匀，而且可以做出很薄的制品来。
三是器表可能残留三种痕迹：普遍留有螺旋式拉坯指痕；外底留有细绳切割时形成的偏心涡纹；有时坯体内外表还可以看到细密的麻花状扭转皱纹。这三种痕迹也是今人鉴别古代陶器是否轮制的依据。“螺旋式拉坯指痕”是快轮制陶的主要证据；“偏心涡纹”有时在慢轮所制陶器上也可以看到，只能作为旁证；“麻花状扭转皱纹”较难看到。但若经过较好的修整和装饰，这几种痕迹都有可能消失。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考古界对快轮制陶的发明期和发明地区都产生过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它发明于仰韶文化时期，其实仰韶文化并无轮制技术。产生这些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快轮成型的这些痕迹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总之，《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全国考古工作者数十年来取得丰硕发掘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著而成的，是优秀的考古学著作之一，对从事考古学、先秦史学、民族学、文物和博物馆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对于考古专业、文物博物馆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是必读的书籍之一，阅读后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动态，开阔眼界。我相信在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今后还会有很多新的考古发现，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也会不断地深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一定会进一步完善，达到更高的水平。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李文杰：《试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考古》1979年2期。
［3］王劲：《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江汉考古》1980年1期。
［4］屈家岭遗址考古队：《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1期。
［5］朱乃诚：《屈家岭下层遗存的文化性质和屈家岭文化的来源》，《考古》1993年8期。
［6］［20］杨鸿勋：《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2期。
［8］［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3年1期。
［9］李文杰：《大溪文化之最》，《江汉考古》1988年1期。
［11］李文杰：《大溪文化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蒙城尉迟寺》（第二部）附录1，科学出版社，2007年。
［14］荆州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4期。
［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2期。
［16］［17］［18］李文杰：《宁夏菜园窑洞式建筑遗迹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
［19］：《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
［21］张孝光：《陇东镇原常山遗址14号房子的复原》，《考古》1983年5期。
［22］李文杰：《中国古代的轮轴机械制陶》，《文物春秋》2007年6期。
［2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下卷）第五章第一节“陶制品制造工艺”，科学出版社，1999年。
［24］李仰松：《仰韶文化慢轮制陶技术研究》，《考古》1990年12期。
［25］李文杰：《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制陶工艺研究》，载《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附录3。
［26］李文杰：《陶瓷技术》，载《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古迹考察报告篇10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古迹考察报告篇11
(一)标题。
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规范化的标题格式，即“发文主题”加“文种”，基本格式为“_关于_的调查报告”、“关于_的调查报告”、“_调查”等。
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
陈述式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这实际上类似于“发文主题”加“文种”的规范格式，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__建设实践思考》等。
作为公文，最好用规范化的标题格式或自由式中正副题结合式标题。
(二)正文。
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言。
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
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2.主体。
这是调查报告最主要的部分，这部分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以及分析调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基本结论。
3.结尾。
结尾的写法也比较多，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或下一步改进工作的建议;或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进一步深化主题;或提出问题，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或展望前景，发出鼓舞和号召。
历史实践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变化。
注意是社会生活的变化...
服饰的变化、饮食结构的变化、住宅的变化;婚姻风俗的变化、丧葬礼俗的变化、其他社会风俗的变化。
探讨影响近代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因素轮船、铁路、汽车、飞机等;了解电报、电话等通讯工具的发展，认识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
互联网逐渐普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更新 。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祖国母亲彻底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开始慢慢觉醒，但却步履维艰，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了活力，中华民族终于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30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30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到200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至21,0871亿元，增长近60倍!中国的经济成就不仅写在了中国历史之上，也在世界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过去25年全球脱贫所得成就中，近70%的成就归功于中国!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30年!;以后，中华民族犹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08年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手挽手将一个个磨难阻击在脚下! 改革开放的 30年，是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30年!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高考制度恢复之初，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却仅录取27万名;而到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达到1010万，录取新生达567万名!伴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更有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30年!从1979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到2003年“神五”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再到2005年神舟六号载人航天卫星顺利返回，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2008年，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30年!1984年许海峰摘得中国奥运首枚金牌，自此之后，中华体育健儿奋勇争先：2000年悉尼奥运，中国代表团收获28枚金牌，取得了金牌榜和奖牌榜均名列第三的佳绩;04年雅典，中国军团更是将金牌总数扩增到32枚，位列金牌榜第2位!而今年，在108天之后，奥运大幕将在中华大地上拉开，我们将成为奥运的主人! 我们坚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将出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30年!中华民族的崛起，必将让世界为我们自豪!
附：关于历史调查报告范文关于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的调查活动
——以慈溪市龙山镇虞氏旧宅为例
摘要：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而历史文物一方面能为人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有其独特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能促进人们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提升文化品位。因此，以名人故居为主的历史文化古迹成为大众热衷的景点已不足为奇。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历史文化古迹成为景点的同时也不断遭受着破坏。本次调查以慈溪市龙山镇虞氏旧宅(虞洽卿故居)为例，结合实践中对景区的观察，通过与景区工作人员的交流、访谈和问卷调查等形式，多角度地探究有关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的问题，制定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从个人、景区和社会等方面来有效地达到保护历史和文化古迹的目的。 关键字：历史文化古迹;破坏;保护;解决方案
一、调查的背景和目的
(一)调查的背景
中国向来是个崇古的国家，所以历史和文化古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有特殊的感情的。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人们也更加追求精神层次的富足。逐渐地，遍布全国的名胜古迹也就成了人们在外出旅行时的不二选择。而随着文化古迹所处景区客流量的增加，历史遗产遭到破坏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加。近期，有关历史文化古迹遭到破坏及游客恶意行为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纷纷关注。面对这样的情况，除了痛心和深思以外，对历史遗产、文化古迹的破坏与保护进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调查的目的
在本次暑期实践的调查活动中，我小组以浙江省慈溪市龙山镇虞氏旧
宅为例，以历史和文化古迹的破坏因素为主要出发点，通过调查与研究，了解群众心目中对于景区现状的看法，景区所属单位的态度，在原有的保护措施上增加新的解决方案，帮助景区更好地对历史遗产、文化古迹进行保护。除了制定相对有效的解决措施，调查活动的过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人们保护历史和文化古迹的意识，有助于景区所属单位多角度地加大对古迹的保护力度，让历史遗产和文化古迹能在社会各界更好的保护下，以更好更完整的姿态，向人们展示它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发挥其价值和真正效用。
二、调查的内容与方法
(一)调查的内容
以浙江省慈溪市龙山镇虞氏旧宅为例，本次的调查内容分为以下四方面：普通群众对于文化古迹保护的认识、群众对待历史遗产和文化古迹保护的态度、自然灾害对于景区的影响、景区所属单位的保护措施。根据搜集得到的以上四方面信息和相关资料的查阅，针对以虞氏旧宅为代表的历史遗产、文化古迹，制定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从而有效地对其进行保护。
(二)调查的方法
在本次的调查活动中，我们主要采取了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访问调查法等。
在进行调查活动之前，我们先搜集了有关虞氏旧宅的相关历史资料，以普通群众和景区的工作人员为调查对象，制定了两份问卷。普通群众版问卷共设置了15道题，分为12道单选题和3道多选题。景区工作人员版问卷共设置了15道题，分为12道单选题、2道多选题和1道填空题。
在实地观察了虞氏旧宅后，我们分别向普通群众(游客、附近的居民)和景区工作人员分发了调查问卷。但在分发问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即不同的人群存在文化程度差异较大的情况。比如在向附近的村民发放问卷时，有一部分人根本不识字，或者有些人不能很清楚地理解问题的指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变更了原来的调查方法，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近似于采访的方式完成的。此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220份，有效回收达192份，回收率达87.3%。
在实地观察和问卷调查后，我们针对调查过程中出现的真实情况，讨论分析后又提出了6个关于虞氏旧宅保护方面的问题，向景区的工作人员进行实地采访，以提高本次调查的可靠性。
三、调查的结果与分析
(一)普通群众对于文化古迹保护的认识
1、普通群众的年龄分布
十六岁以下十七到三十岁三十一到五十岁五十岁以上
为了确保数据的可靠性，调查的对象各个年龄段都有分布。如上图所示，十六岁以下占据了23.7%，十七到三十岁占14.3%，三十一到五十岁占49.7%五十岁以上占据了12.3%。考虑到地域的影响，我们分发问卷的地点也不一样。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青年与中年人群占了调查对象中的很大一部分，这符合我们的预期。因为从大体情况来看，会选择以历史文化古迹作为旅行地点的人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年龄段内的。同时，这些年龄段的人更能把握问题的实质与指向，他们提供的信息，也更能代表广大群众，使本次调查活动更能反应真实情况。
2、普通群众眼中的现状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
通过数据的整理研究，普通群众对当前景区保护状况非常满意的占7.1%，比较满意的占23.7%，一般的占60.6%，不满意的占8.6%。
以上数据，结合我们了解到的普通群众认为的目前虞氏旧宅的保护程度，我们发现，在人们眼中，当前的保护还是存在不足的。一方面，可能是景区所属单位的正常保护不足，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所造成的。当然，自然灾害或者一些不可避免的因素，也是使虞氏旧宅遭到破坏的一部分原因。总的来看，对虞氏旧宅的保护有待提高。
(二)群众对待历史遗产和文化古迹保护的态度
1、对不文明行为的态度
上前劝说阻止向有关部门举报投诉无视
普通群众发现其他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时所采取的行动
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是使历史遗产、文化古迹遭到破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可知，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发现其他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时，有54.2%的人会上前劝说阻止，30.4%的人会选择向有关部门举报投诉，剩余15.4%的人会选择无视。
调查显示，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具有责任感和保护公共财产的意识的，这是值得每个人学习的。但是经过我们的讨论分析，以及结合自身的体会，我们认为，上前劝说阻止和向有关部门举报投诉，可能是一种内心的倾向。因为在真实的状况下，很多人还是会选择无视，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一些感知。首先，每个人定义的文明与不文明是各不相同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次，并不是每个人在每时每刻都会有这种行动力的。当然，有如此多的人有这种倾向和意识，相信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进步。至于具体落实，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2、自身的态度
有没有没注意
1-4 普通群众参观景区时是否会有意识地规避不文明行为
调查发现，有69.3%的普通群众会在参观景区时有意识地规避不文明行为，而选择不会有意识地规避不文明行为者占9.9%，没注意的则占20.8%。
我们可以发现，从人们自身的素质来看，还是相对乐观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参观历史遗产、文化古迹时还是可以发现很多不文明现象。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一定会有不同的现象。调查结果显示，在虞氏旧宅参观的游客及附近居民，在这方面的意识还是不错的。如何让更多的人能有意识地规避不文明行为，是乐观以后的进一步思考。
(三)自然灾害对于景区的影响
柴泽俊先生在《柴泽俊古建筑文集》中，按照功用把古建筑分为了13类，即宫廷府第、防御建筑、纪念性和点缀性建筑、陵墓建筑、园囿建筑、祭祀性建筑、桥梁及水利建筑、民居建筑、文娱建筑、宗教建筑、社交建筑、商业建筑、生产性建筑等。虞洽卿故居有一定的纪念意义，这栋
宅子是其为了母亲建造的，可以归入民居建筑。2001年06月25日，龙山虞氏旧宅建筑群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它由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共五进建筑组成。前三进于1916～1919年建成，为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后二进于1926～1929年建成，为西洋式建筑。
由此可知，虞氏旧宅建成距今，已有近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了。在这百年的时间中，自然因素对其造成的破坏也值得我们好好探究一番。
虞氏旧宅所在的慈溪市龙山镇，东北方向靠近杭州湾，我们抵达龙山的当天台风就来了，在狂风暴雨之中，相对其他建筑，较为低矮的虞氏旧宅安然无恙。在我们采访景区工作人员的时候也了解到，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自然因素引起的很大程度上的破坏。可见，自然因素对其的破坏可谓微乎其微。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说，自然灾害并没有很大程度上地破坏它，但是毕竟百年的历史，即使平常的风吹雨打，没有半点影响也是不可能的。这些细小的自然因素的累积，也是造成旧宅破坏的一部分成因。
(四)景区所属单位的保护措施
除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自然灾害影响之外，景区所属单位的保护是否到位，也是历史遗产、文化古迹能否长久存在的关键。
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认为文物遭到破坏的因素之一是追求利益进行掠夺式开发，占了22.7%。16.3%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经营不善，管理缺乏科学性，导致了破坏。而18.7%的人认为是建造了大量
商业建筑和人造景观，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确实存在这一现象。虞氏旧宅里的经堂为西式建筑，而与后面洋房的装修风格毫不相符，却倚靠在中式风格的客厅一侧。而在客厅背后，又有放映厅，显得有些突兀。或许是为了向游客更好地展示历史遗产，又或许是其他原因，文化古迹一旦被改动，定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希望眼前的一切，是专业人士衡量后的结果。当然，我们还是能在景区内看到一些标语，如“请勿触碰”、“请在规定区域之外参观”等标语，景区入口也有一些宣传手册提供给游客。这一点可以看出，景区内部的文明提醒还是比较到位的。
四、调查的总结及解决措施
(一)原因总结
1、游客的因素
从调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分人在参观历史遗产、文化古迹的时候不会有意识地规避不文明的行为。另外，会有一群游客能够自身做到行为文明，而看到他人的不文明行为，会选择无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景区的客流量会有所增加，那么游客自身的不文明行为以及如何看待这些不文明行为，对于景区的影响会显得格外突出。当然，我们相信，进步的社会会使人的思想觉悟也有所提升。如何引领人们走向更高的思想层面，除了在其主要领域，以游客的身份存在，也是目前亟待加强的方面。
2、自然灾害因素
百年历史的虞氏旧宅，即使没有因为自然灾害遭到过很大程度上的破坏，此次的台风也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因风吹日晒而产生的正常破坏和一些其他不可避免的因素，也是使其逐渐走向衰败的部分原因。
至于其他地区的历史文化古迹，可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会遭到洪涝、地震、泥石流等其他自然灾害。所以，也有自然灾害成为主要破坏因素的可能了。
3、景区所属单位保护不当的因素
我国的历史文化建筑主要有三个部门管辖，分别是文物部门，旅游部门，宗教部门。宗教部门的建筑由于宗教关系，得到的资金是充足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人员往往是非专业的，常常不经意就破坏了文物尚且不自知。旅游部门有门票收入，保护资金也是充足的，但这些资金往往没有用在文物保护上。依照常理，文物部门管理的历史建筑应该保护的最好，因为专业人士可以更好的维护这些文物，但事实就是，文物部门管理的历史建筑得到的保护也并没有很好，因为没有经济效益，所以在当地某些官员看来，是必欲拆之建楼而后已的。因为没有收入，这些建筑的保护资金来自国家，显然，国家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有很少的文化建筑能得到这些资金。
而在虞氏旧宅实地采访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是文物部门管辖的，且政府每年都会拨钱下来用作维护。我们问，多长时间维护一次，
答，不一定，有坏了就修。这其实是文物保护一个误区，大部分人认为坏了再修就行，实则不然，文物不同于茶杯碗筷，打坏再修，甚至再买。根据《文物保护法》按原状保存，不能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维修和保养要体现“整旧如旧”的原则。如此想来，维护的程度是不到位的。13.8%的被调查者认为操作人员缺乏专业知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说到底还是因为缺乏相关的专业人员，从而导致与历史文物结伴的始终是那些非专业的外行。在虞氏旧宅里，我们看到墙皮多处脱落而仅仅用些水泥胡乱涂抹，好好的墙上多出了水龙头和碍眼的盥洗池，这其实违背了“整旧如旧”的原则，实在不是专业人士的手笔。另外，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文物部门和旅游部门缺少联系，没有及时沟通交流反应景区的实时情况。 4、其他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对文物造成破坏的主要因素的提问时，在众多问卷中，有一位被调查者除却我们给出的答案外，还给了我们一个回答，革命。在这场堪称浩劫的十年中，各地被破坏的文物不计其数，虞氏旧宅内的壁炉明显遭到破坏且一直未修复，而相较于其他历史建筑真可以叫未损分毫了。虞氏旧宅旁边便是居民区和一个学校，学校新搭了车棚，紧靠宅子后墙，雨水直接冲刷在墙上，墙上满是雨水的痕迹，按照文物保护单位50米以内为建设控制地带的规定，这显然是不允许的。这也充分说明了管理的不到位。当历史与现代触碰的时候，往往是历史建筑给经济发展让步或者给以经济发展为名让步。而其实很多时候，多考虑一点，便可减少一点损失。
(二)解决措施
1、加大文物保护的宣传力度
除了接受正常的教育外，人们所处的环境也能对一个人的素质培养起很大的作用。所以，让普通人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是很重要的。比如人们会经常记得电视上的一些公益广告，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除了让游客在身处景区的时候受到文明的熏陶，平时也应当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因此建议，电视台可以制作并播放一些与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相关的公益广告，以群众的个人素养。
2、采取自然灾害来临前的保护措施
一般来讲，一些历史遗产、文化古迹会定时受到检查、维修。但是其实，不一定等到有了破坏后才进行维修，我们一定要知道，预保护和破坏后的维修相比，同样也是重要的。防范于未然，其实是“保护”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在调查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自然灾害如台风并没有对旧宅产生大的影响，但是很多目前没有发现的小问题，往往才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自然灾害前的保护措施也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有重大自然灾害预警的时候，更应当加强保护力度。当然，这些预保护措施，一定是不能够以破坏历史遗产、文化古迹原样为代价的。
3、加大资金的投入
现在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资金。许多历史建筑因为得不到资金修缮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毁败。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传媒是十分发达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也相对较高，如果文物部门能结合传媒，凭借共同的努力，想必资金不是问题。 4、采取更专业的保护
我们向虞氏旧宅景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文物部门对景区的维修还是比较及时的，检查也比较定时。但是我们看到，有些维修并没有达到好的效果，甚至是向破坏前的方向偏离的。这一点，不由得让我们怀疑景区平时的保护与维修是否专业。
无论做任何事情，专业人才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建议招募真正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定时定期对历史遗产、文化古迹采取一定的检查维修。
古迹考察报告篇12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由西方学者掌控到中国学者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由“地表”采集到“地下”发掘，由对远古社会的茫然到基本建立起由史前社会到历史时期的文化序列，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并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为下一阶段开展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60年的建设和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田野调查、发掘资料、培养和锻炼人才队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和藏学界的热切关注，并初步形成藏学领域的一个独特的研究方面。
(一)发展趋向
综上发展历程来看，今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如下方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向:
一是研究方法上，趋向多学科联合协作。文明史的有些疑难问题，并不是靠考古学本身就能解决的。考古学也有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这就要求其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长处，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正如汤惠生在考察青藏高原旧石器时所言:“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古老性、人类移居的时间及其过程、文化渊源、文化的适应等问题，不是仅靠考古便可解决的，21世纪以后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结合了地质学、分子生物学、高科技断代、古气候与古环境学等相关学科，从而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趋势。这种跨学科研究不仅极大地改变和修正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旧石器的传统认识，而且也向我们揭示了越来越多有关旧石器时代人类在青藏高藏彝走廊31原移居和生活的信息。正是因为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青藏高原史前研究的独特性和必要性日益突出。”［6］(P．100)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跨学科趋势，在最近几年的中国藏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是有实例可寻的。如《通史》(恰白•次旦平措等，2004)、《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宿白，1996)、《考古艺术》(柴焕波，2002)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著名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在其代表作《通史》中注重“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将地下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重构古史，开拓了史学理论与实践的新理路，对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构建史前文明史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借鉴。［7］(P．10－13)著名考古学家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注重从考古学的角度去考察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背景，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其始建、修葺、扩建、重建等不同的年代及布局演变，最后建立起各地区佛寺的分期序列。正是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其“第一次严肃对待和解决了寺院的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的标尺”，称其为“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瑏瑤也正是由于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结合，我们这个时代涌现出了一系列的考古边缘学科，如科技考古学、人类考古学、历史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考古文化学等等。随着研究的快速发展和推进，这种跨学科协作的模式将会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得以逐步推广和完善。
二是学科队伍上，趋向藏汉民族人员协合组队。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蜕变过程。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又积累了丰富的人才工作经验。概言之，从第一次全区文物普查(1984—1985)开始，文物普查中就采取了由区外考古专业人员与区内业务干部群众联合组队的方式。如此组队，使得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得到优势互补，既可发挥区外人员较强的业务素质和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的优势，又可充分利用区内广大藏族干部群众吃苦耐劳，熟悉民风民俗，语言交流通畅，适应高原环境的本地优势，给予进藏工作的区外汉族专业人员生活上、工作上的多方面帮助与关怀，确保文物考古、调查、普查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这种模式为后来的文物普查、考察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在第二、三次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中都得到借鉴和沿袭。就工作历程的回顾来看，参与文物考古工作的内地学者主要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湖南、南京等地。瑏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为藏族地区在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一大批藏族文物考古专门人才。他们在文物普查、考察工作中，与区外进藏工作的汉族业务人员紧密团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结成了深厚的情谊。藏族考古工作人员更堆在回顾考古工作时说:“建国以来，考古工作，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以70年代末昌都卡若遗址发现和发掘为界线。前三十年的成果，主要是内地同志做的。后二十年，主要是自己做的———因为有了一支自己的考古专业队伍，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藏族同志。可以不夸张地说，后二十年的工作成果占全部考古工作的90%以上。后二十年来考古工作的成果的取得，还得到了内地许多省市同行们的支持和帮助，是和内地，藏族和汉族(亦包括其他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从卡若遗址的发掘，到万里高原的文物普查，从大批吐蕃墓地的发现，到古格王国遗址的考察，大家在同一个碗里抓糌粑，同在一个坑里搞发掘，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瑏瑦据此可知，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藏族同志已经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承担起了主力军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我们亦可窥见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团结协作感情之一斑。
三是发展空间上，趋向开放化和国际化。当代的中国，是一个逐步走向开放化、走向国际化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学术而言亦是如此，再没有闭门造车的可能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中亚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亚河谷的农业传统，南亚热带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思想意识，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时代由于感受的外来影响有所不同，风格亦迥然相异。从文化上来说，可以说是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地。对总体文化的研究，就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问题，而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国际性。”［8］童恩正的上述论述与图齐在谈及考古时说法不谋而合:“不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绝的孤岛，而是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印度、喜马拉雅地区、汉地、伊朗及中亚发挥各自影响的地区。”瑏瑧我们由此可知，从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复合性和开放性。这就要求我们从事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必须立足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藏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必须要结合南亚、中亚的考古工作。近些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步伐。青海都兰吐蕃墓群中大量中亚、西亚织锦的出土，陈庆英、马丽华等(2010)对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的解读等等，已经让我们切实地认识到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立足，立足国内，开拓学术视野，走向开放化、国际化的重要性。由四川大学、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主办的“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这方面做出的开拓和尝试，自2002—2009年已成功举办四届，成为中国藏区文物考古学界与国外同仁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四是研究手段上，趋向现代化和科技化。关于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或将现代科技手段积极引入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是现代考古学的一大发展趋势。现代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学科，学界称之为“科技考古学”。不管这样的称谓是否成熟可行，但从中足以看出现代科学技术之于考古学科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了。“一个学科总是在与别的学科相比较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又是在与别的学科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
任何学科都不能离开现代科学发展的总轨道，而从事某一学科研究的学者也不能没有现代科学的素养。这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包括理论、方法，也包括技术手段。正是因为有这一背景，考古学研究中才会有系统论的应用，有经济考古学、社会考古学、民族考古学、人口考古学;还有考古埋藏学、地质考古学、生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实验考古学、计量考古学等等新的分支的出现。”［9］(P．12－13)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行考古研究，可以在同样的资料中提取更多的更为精确的历史信息，可以促使考古学研究向更宽广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次发展。现在，电子全站仪、差分卫星定位系统、三维激光扫描仪、数字摄影测量、航空遥感、卫星遥感等技术综合运用，完全能够满足田野考古工作中提取各种信息的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开始使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我国考古学工作者近些年利用GPS、GIS、卫星与航空照片等先进的图像技术手段与地面实地勘测相结合，较为准确地核实了琼结吐蕃王陵数目及其各自的方位关系，并绘制了陵区分布图。［10］李涛等人则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1927年版的“雪冈”、1936年版的“新雪冈”和1949年版的“雪阿”三个品种的藏铜币做了表面成分分析研究，确定了其不同年代的材质及含量。［11］随着科学研究和发掘工作的开展，将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现代科技手段。
(二)主要任务
经过60年的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起步晚、底子薄、成果少等原因，仍然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从藏区文物考古发展的历程来看，目前至少有如下几项工作值得我们去做:
一是构建完整系统的史前文化谱系。“人类的史迹留存人间或地面上下的并不是多量的，并且全是支离破碎的。将它们一点一点地聚集起来，是考古学家所做的第一步功夫。他们的第二步功夫，就是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事实连缀起来。”瑏瑩藏区文物考古经过60年的发展，在文物调查、遗址发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大批文物实物资料。这也就是上面讲的“第一步功夫”。而“第二步功夫”，就是将藏族史前文明中这些琐碎的资料和事实连缀起来，加强分析和综合研究。综观60年藏区文物考古历程，主要是倾向于积累资料，而少于综合性研究。目前，反映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综合性著作还很缺乏，侯石柱的《考古大纲》(1991)、霍巍的《墓葬制度史》(1995)、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1996)可以算作在这方面做出的尝试，但构建较为清晰的考古文明史依然有一定难度。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做好文献本身的辨伪存真与考古学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互对应工作，解决关于史前文明的一些关键问题，逐步解开史前文明之谜，构建系统完整的史前史。将考古资料上升到理论高度，还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需要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努力。
二是探索和建设藏区文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理论方法的建设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中国考古学已近百年，正在逐步经历着成熟之后的变革性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考古学界普遍比较重视田野考古的基本理论和方藏彝走廊33法，包括地层学、标型学、年代学等理论问题。这主要是由当时热烈的田野考古工作所决定的。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展开和深入，考古学界的理论研究更加活跃起来，注意力由田野考古理论开始转移到整个考古学发展的理论和框架。对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在考古学一般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考古的具体理论与方法，将是21世纪历史赋予中国考古学者的神圣使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是富有特色的，自然环境也是富有特色的。在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边疆民族地区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加强理论方法的建设，也必然要考虑其特殊性。藏区文物考古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就是要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特点的文物考古理论与方法。
古迹考察报告篇13
从我国考古学建立之初，传统手工绘图就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不仅在摄影技术不发达的时期，全部考古图录主要靠专业工作者手绘完成：“要亲自动手，文物一旦露头，……必须完成当天的考古记录”，即使在考古学高度发展的今天，考古绘图工作已经加入了新的技术因素，大量在现场依照实况和器物实体手工绘出的图纸，作为现场采集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是临摹、修改、复制、打印等后续而成的二手资料所不能比拟的。
在摄像与电子技术高度应用于考古学领域的今天，人工对遗址现场的全景、地层、地形、遗迹及其分布的实测与绘图，仍是保留现场信息的必要步骤，方格网等方法依旧被作为最基本的测量和绘图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使用，以保留考古遗址和器物的原貌。现场示意图、剖面图是考古遗址不可忽略的重要步骤。以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为例，所做的大量对遗迹的结构、分布、地层堆积、坑底细部情况绘制的平剖面图不仅是对现场的第一手记录，也是后续分析研究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对结构复杂的各墓葬、窑址等清晰的绘图，是动态发掘过程中不可遗漏的重要证据。对其深浅层位进行精确的测绘，明确遗物的出土位置、叠压关系，对后期墓葬主人身份的辨析考证，具有极重要的证明意义。
即使在一些特殊的考古场合，现场绘图也是必不可少的，手工绘图不断运用于考古新领域。2010年“南澳I号”的沉船船体和文物发掘中，绘图工作是在水下数十米深处与现场发掘同步进行，现场对考察“南澳I号”复杂的遗址堆积状况的记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学界揭示南澳岛水下的遗址群的概貌、探讨南澳岛作为海上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重要意义的关键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传统考古绘图方式被忽略、被扭曲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少数匆忙开发的遗址，由于缺乏专业绘图理念，未能遵循正确的绘图原则，往往造成第一手绘图资料的缺失。如某些遗址的发掘，由于忽略了现场绘图记录，不仅缺乏宝贵的现场记录资料，也为后续的叠压关系研究、器物鉴定、排序与研究造成困难。
绘图软件的大量应用，一方面带来绘图工作的便捷和细致，另一方面也使人产生误解，认为即便没有绘画能力，各种软件也可以取代人工，完成绘图工作。这导致传统绘图方法被忽略，手工绘图的重要性降低，甚至很多本应由专门人员完成的原始资料图由技术工人，将绘图视为现场的简单记录。
问题的出现是考古工作中对绘图工作的理解出现误差。事实上，考古绘图并不是单纯图录备用，而是将现场复杂信息整理、筛选和保存的过程。特别是对地下遗物多、叠压打破关系复杂的遗址，准确保留第一现场的必要信息，将叠压的复杂关系正确传递给后续研究，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是无法完成的。
我国长期考古工作的经验表明，传统手工绘图无法取代。它不仅贯穿于20世纪近百年的中国考古，并且会在21世纪的考古发掘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二、考古绘图是考古工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
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使考古绘图有着广阔的发展领域。在承担野外调查、现场发掘任务之外，考古绘图贯穿于器物整理、考古报告、现场复原全过程，并且正在不断深入影响考古学研究。
在后期的器物整理、遗址报告中，作为三大要素之一，绘图也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梳理和陈述考察成果的基本手段。几乎所有的考古学报告，都要配以大量的图录，阐述考古过程，明示器物特征，展示发掘特征，提出新的观点。武汉考古所等为盘龙城宋窑与商墓遗迹所做的大量清晰绘图，清晰地表明了黄陂盘龙复杂的多层文化，为学界的后期研究提供了最明了的答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石市博物馆在《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报告》的附图包括遗址示意图、探方图、地层堆积剖面图、各个时期的器物图、纹饰图等数百幅。而记录600座楚墓，反映东周文化的考古报告《江陵九店东周墓》，正是其图绘工作的疏忽草率，而受到学界的批评。
器物的修复整理，往往需要对原物预先绘图，特别是对彩绘器物的修复，必须首先采集和保留原物信息。其中包括“详细记录描述器物各个部位的彩绘颜色、范围和保存状况”，“采用多种颜色进行绘制，详细记录描述每层彩绘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在对秦俑一号坑新发现的断裂数块的彩绘陶俑进行抢救性处理前进行的保存原样的绘图，就是修复器物的规范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