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篇1
区域划分
笔者综合考虑了各地经济水平和区域文化的相似性，将中国划分为10个板块，即(1)北京市、天津市；(2)广东省；(3)上海市；(4)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5)四川省、重庆市；(6)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7)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甘肃省；(8)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9)自治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0)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福建省、江西省、安徽省。
量表选用
本研究采用的独生代价值观量表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包括10个价值观维度，分别是成就感、归属感和孝顺、自尊、被尊重、与他人良好关系、开心和享受生活、人情、独立和自由、安全感、面子，每个维度有4个测项，共40个测项，采用7分点测量法进行测量。
问卷调查
笔者在中国具有地域代表性的四大城市广州、上海、北京、重庆的7所大学(其中广州4所，上海、北京和重庆各1所，既有重点大学，也有一般大学)以及通过电子邮件共发放问卷784份，并通过网络向全国各地的同学(朋友)以滚雪球的方式发送电子版问卷155份，通过两种方式共发出问卷939份，回收问卷898份，总回收率为95.6％；有效问卷874份，有效回收率为874／939＝93.2％。用其中独生代样本714个，非独生代样本160个，因非独生代样本较少，为尽可能减少年龄变量对区域消费差异的影响，本研究采用714个独生代样本作为区域消费差异研究的样本。
研究结果分析
首先用统计软件SPSS12.0对714个样本作因子分析，得到成就感、归属感和孝顺、自尊、被尊重、与他人良好关系、开心和享受生活、人情、独立和自由、安全感、面子这10个价值观因子，再对因子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1)，可发现十大区域的消费者在哪些价值观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由表1可知，来自中国各地区的消费者在“成就感”、“人情”和“面子”等3个价值观维度上的差异显著，而在其他7个维度上差异不显著。
表2显示了不同区域消费者在10个价值观维度上的得分均值情况。由该表我们可以发现，在“成就感”、“人情”和“面子”等3个存在显著差异的价值观维度上，哪些区域得分较高，哪些区域得分较低。以下从表2出发，结合各区域的经济文化背景，讨论十大区域的消费者在上述3个价值观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和表现。
“成就感”差异
由“成就感”一项的得分均值可知，来自内陆省份的四川、重庆、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的消费者最看重“成就感”；来自经济水平最不发达的西部省份如、青海、宁夏、内蒙古和新疆的消费者对“成就感”最不看重；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北京、广东和上海的消费者在此项上的得分居中游水平，三个地区的得分排序依次是北京、广东、上海。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上海的消费者在此项上的得分仅高于来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消费者位居最低得分的次席。从整个得分情况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内陆省份的消费者比较注重“成就感”，因为他们所在的省份的经济相对不那么发达，收入水平也较沿海地区低，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消费者，可能更加迫切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从而改变自己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而那些沿海发达省份(直辖市)的消费者，家庭环境相对较好，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客观环境不需要他们在事业上非常成功，也能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那么为什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消费者却在此项得分最低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地区的消费者普遍信仰宗教(如藏族信佛教，维吾尔族和回族信伊斯兰教)，我们又知道，有的人往往对世俗的成就并不是那么地看重，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心灵富足，因此他们在该项价值观上的得分最低。
“人情”差异
来自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的消费者在“人情”一项上的得分最高；东北人在“人情”一项上的得分最低。从总体来看，内陆省份的消费者比较注重“人情”；经济较发达地区广东、上海、北京的消费者在这一项的得分较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人际关系相对淡漠，中国传统的“人情世故”、“礼尚往来”等观念在这些地区也相对淡薄。而在内陆省份或者经济较不发达地区，人们的物质生活虽然没有那么丰富，但他们却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更注重传统礼节。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人在这一项的得分最低。为什么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东北人重“义气”。例如，东北人常说：“别谈钱，一谈钱感情就远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北人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礼尚往来”、“送人情”、“还人情”本质上是一种交换行为，即借助相互送“礼”来达到增进感情的目的。东北人重“义”，实际上超越了物质层面的“礼”，属于一种精神上的默契了。
“面子”差异
在“面子”维度上，东北人的得分最高；广东人的得分最低。从整体来看，来自北方省份的消费者更注重“面子”；而南方人普遍不大重视“面子”。事实上，我们从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中，也可以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这点差异：东北人家里来了客人，总会竭尽所能地热情招待，即使家中并不宽裕，也要做足“面子”功夫；东北人还是中国人里最看重婚丧嫁娶仪式的，这其实也是讲排场、重面子的一种表现。相反，以广东人为代表的南方人则比较实际。比如请客吃饭，一般广东人都会选择经济实惠、口味好的餐馆，一般不会为了面子问题“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如果一帮朋友在一起聚会，则多采用AA制(分摊付账)，大多数人也不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营销启示
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10大区域的消费者在“成就感”、“人情”、“面子”等3个维度的价值观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就是来自内陆省份的四川、
重庆、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的消费者最看重“成就感”，来自西部省份如、青海、宁夏、内蒙古和新疆的消费者则对“成就感”最不看重；内陆省份的消费者比较注重“人情”，经济较发达地区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消费者则相对不那么重视这一价值观；来自北方省份的消费者更注重“面子”，而南方人普遍不大重视这一点。从这三点结论出发，通过演绎法，我们可以推论得出中国区域消费行为的差异点所在，并为企业进行区域差异化营销提供建议：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篇2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对灾区干部和中小学教师进行消费观的问卷调查。向教师发放问卷400份，回收282份，有效问卷为252份，有效率为89.3%。向干部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60份，有效问卷为135份，有效率为84.3%。
2.研究工具。消费价值观问卷。消费价值观问卷由西南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研究生胡洁编制的《大学生消费价值观问卷》改编而成[2]，按照价值观基本成分的不同将大学生消费价值观划分为“消费价值目标”和“消费价值手段”两个方面。重测信度系数在0.68~0.92。
3.数据处理。本研究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1.灾区干部的消费观研究。①灾区干部消费观与常模的差异检验。将灾区干部的消费价值观测试结果与常模做比较，结果发现：灾区干部整体消费价值目标方面，其中象征性、体验性、经济性、情感性、功能性这几个维度与全国常模存在显著差异（p
2.灾区教师的消费观研究。教师消费观的总得分平均为41，消费价值手段总分平均分为14，消费目标手段得分平均份为20，教师的超前性维度的平均得分与谨慎性维度上的得分高于体验性维度的得分，其他维度的平均得分与平均值接近。
3.灾区教师与干部消费价值观的差异检验。对135名灾区干部以及252名灾区教师的总分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分析表明，在消费价值目标方面，教师和干部在象征性维度上，二者存在着显著的差异（p
三、讨论
从灾区干部消费观与常模的比较结果可以得出，灾区干部整体在消费价值目标方面，无论象征性、体验性、经济性、情感性、功能性这几个维还是在在消费价值手段方面的超前性、谨慎性和保守性三个维度与全国常模比较都存在显著差异。这证明5.12汶川大地震的确是对灾区干部的消费心理产生了一定影响。从得分上可以看出干部在“经济性”、“功能性”、“超前性”与“保守性”上得分低于常模，可能是因为5.12地震时，灾区干部经历的财产损失，使得他们这样一个群体更加节俭，消费方式上面更加的保守。同时，可以看出灾区干部的消费价值目标方面也比较守旧，不喜欢追求新奇的东西，这也许是因为目睹了朋友或者身边的亲人在地震中离开而导致的，他们不再喜欢变故。这些消费心理的变化说明5.12地震对灾区干部的心理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与冯春，辛勇（2009）对于地震后灾区乡镇基层干部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的结论相一致[3]。而在其他的维度上灾区干部却高于常模，可能因为地震所让人目睹的生命无常刺激了灾区干部的消费。灾区干部消费观在性别上的差异总体并不显著，但是在“情感性”和“保守性”两个维度的差异却显著，从对两个维度的定义分析，女性在选择商品前更讲究感性与情感，而男性则更加的理性。因此这“情感性”这一维度，女性干部的平均得分更高。在“保守性”方面，男性干部的得分高于女性，表明男性干部更加的节俭，消费商更保守，这更说明了男性干部相对女性干部在消费上的感更加理智。灾区教师和干部的消费观差异不明显，但在其中一些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首先，在消费价值目标方面，教师和干部在象征性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灾区干部不但在“象征性”这一维度上面的得分高于教师，这说明灾区干部在进行消费行为的时候相比较教师而言更加看重这样的消费可以带来的社会形象和象征意义。在这个维度上面灾区干部的平均得分是高于教师的。在这个维度上面教师的得分则高于灾区干部。这说明灾区教师在进行消费行为时更加的勤俭节约，这与教师和干部收入的高低是有关系的。前人有对教师收入的研究，研究对2382名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普遍偏低，十三个月工资也未完全得到兑现。同时在一些地区还存在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拖欠老师工资的现象[4]。过低的收入显然会降低工作的热情，这对灾后重建是相当不利的。因此建议适当的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尤其是灾区教师的收入水平。
对地震灾区教师和干部的消费观进行了对比研究，基本上得到了以下结论：（1）灾区干部的消费观念与全国常模比较存在着显著差异（p
参考文献：
[1]吴芳，张东升，李芳.消费心理学[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9-17.
[2]胡洁.大学生消费价值观问卷的编制与实测[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篇3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31-02
品牌是管理及营销领域最缺乏统一性的概念之一，De Chernatony 和 Dall'Olmo Riley（1998）的研究将品牌的定义分为十二类：法律工具、标识、公司、快捷方式、风险规避、识别体系、形象、价值体系、个性、关系、附加值、进化体，可见品牌概念定义之纷繁。但这些定义也有着一致性的趋势，即主要从企业和消费者两个角度展开，前者的眼中品牌是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手段，后者则认为品牌是消费者需求满足和获得效用的源泉，而且这两者之间相互很少交叉（Wood，2000；王成荣，2008）。
无论是从何种角度定义品牌，品牌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加之跨国经营活动的增多，品牌的全球化发展成为了企业的重要经营活动，这也就推进了品牌理论跨区域研究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同一品牌在不同市场定位和诉求的差异性，引发了研究者对于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品牌活动影响的关注（Roth，1995）。社会文化导向被认为对消费者的认知、接受品牌传播过程，即消费者的品牌行为有着重要影响（Aaker & Maheswaran，1997），社会文化环境也因此成为了品牌活动本土化的主要影响因素（Heerden & Barter，2008），并影响着品牌发挥作用的过程（Yoo & Donthu，2002；黄胜兵，卢泰宏，2003；何佳讯，2006）。
现有的研究对于社会文化的重要性有着广泛的关注，但对影响品牌活动的社会文化因素还缺乏清晰的归类，基于进一步推进对社会文化与品牌活动关系研究的需要，本文从价值观、代际影响、民族中心主义三个角度，对现有研究中涉及的影响消费者品牌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综述。
一、价值观
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价值观（罗长海，2006），其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它指导着个体行动和态度， 并直接指挥着个体决策系统。Schutte和Ciarlante（1998）在研究了东西方消费者之间的差异后指出，消费者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西方的很多相关研究是以Hofstede和Bonds的五维价值观理论为基础，该理论阐明，人的文化价值观系统包括5大因素：权力距离，对不确定因素的避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以及长期导向/短期导向（Hofstede，1994），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则使得影响我国消费者品牌行为的价值观与西方有着显著的差异。
我国学者张梦霞建立了儒、道、佛文化价值观度量量表，来测量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解释力，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比西方价值观，能更有效地诠释中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张梦霞，2005）。刘世雄开发了中国消费文化价值系统，由7个维度构成：“长期与短期导向”，“人与宇宙”，“不确定回避”，“物质主义”， “时间导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情绪化与情绪中性” ，并对大陆7个文化区域的中国消费者进行了测量，其中，只有物质主义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其余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有极深的渊源（刘世雄，2005）。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流，人们的许多消费态度与行为都与其有关，我国消费者对奢侈品品牌的热衷也可以从中得到解释（刘世雄，2005）。Veblen最先提出了奢侈品购买动机，即炫耀性购买动机（Veblen，1998），之后许多学者对此作了继续研究。然而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中国消费者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奢侈品消费动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的追捧更多是为了面子、身份和阶层标志（Franck & Johnson，1999；Tsai，2005）。我国学者朱晓辉把儒家文化作为奢侈品购买价值导向，进行了相应研究（朱晓辉，2006）。张梦霞根据其建立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度量量表，发现该价值体系能较好地解释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购买行为，而量表中“行为地位一致” 维度，更是对奢侈品购买行为有显著的诠释能力（张梦霞，2005）。文化类要素对消费行为的这种影响，对于高附加值的品牌尤为重要。Park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了在韩国的文化背景下，象征性的社会认同是促进消费者奢侈品品牌购买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Park et al.，2007）
此外，中国不同区域在文化上的显著差别，对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也有所影响。如刘世雄的研究发现，中国7大文化区域在绝大部分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差异，由于这种差异，中国文化价值演绎出的七种消费生活形态：务实型消费、随缘型消费、保守型消费、享乐主义消费、忠诚型消费、从众性消费、理性化消费（刘世雄，2005；2006）。
二、代际影响
代际影响指一个家庭中，由一代人向下一代传递信息、信念和资源，这是社会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代际影响被引入到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指家庭中的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与市场相关的技巧、态度、偏好、价值观和行为（Moore et al.，2002）。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性质和形态决定了家庭的性质和形态，家庭的变化可以表现社会的变化，父辈对子辈在消费中行为中的影响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Viswanathan等人的研究发现，由于泰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中存在对物质产品重视程度及接触产品和服务的机会的差异，使泰国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的消费技巧、消费偏好和消费态度上具有更高的一致性（Viswanathan et al.，2000）。Sekhon分析了英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印度裔移民在继承母国文化和适应东道国文化的冲突，第一代印度移民坚守印度价值观，第二代则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两代人都面临选对商品和品牌的压力，否则他们就会被社会所排斥，并失去他们印度人的身份和归属感，而第二代人不仅要选择最能代表其地位的产品，还要履行第一代人对他的期望，这期望又具有深刻的印度文化的烙印（Sekhon，2007）。目前，关于消费行为的代际影响的研究都是在西方国家文化背景下做出的，国内相关研究较少。
如果说价值观作为社会文化的核心，是影响消费者品牌行为的核心要素，那么代际影响则体现了这种核心要素在社会中的延续，这意味着影响一个区域消费者品牌认知和消费行为的文化要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保持稳定。
三、民族中心主义
在研究的初期，民族中心主义是针对消费者对本国品牌倾向性原因展开的，但是随着研究的发展，研究者们发现其一方面是消费者选择本国品牌的重要原因，但同时却并不对国外品牌排斥，这种矛盾心态体现了全球化趋势下消费者品牌行为的多元化。
Shimp和Sharma （1987）提出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概念，揭示了消费者倾向于给国产货比进口货更有利的评价的原因，并开发了测量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量表CETSCALE（Consumer Ethnocentrism Tendency Scale ），证实CETSCALE与消费者对外国产品态度呈负相关，与国产产品态度呈正相关，之后这一概念在法国、日本、西德，以及韩国等地区得到了验证（Netemeyer et al.，1991；Shimp & Sharma，2005）。但也有研究发现民族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本国产的倾向性，Durvasula等人对前地区的研究在证明了CETSCALE适应性的同时就发现，由于国内日用品的匮乏，那里的消费者对外国产品的态度较美国消费者更为有利（Durvasula et al.，1997）。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关于中国南京消费者对日本产品敌意态度的研究，该研究指出敌意是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有区别的构念，它可以直接影响购买意愿而无论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如何（Klein et al.，1998）。
以发达国家为研究背景得出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单维结构，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受到了质疑（Marcoux et al.，1997）。对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来说，由于外国货的质量往往优于国产货，如波兰、墨西哥，消费者在接受国货的同时，并不排斥、甚至更喜欢外国货（Supphellen & Rittenberg，2001；Bailey & Gutierrez de Pineres，1997 ）。王海忠的研究指出，中国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具有健康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虚伪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两面性，进而提出中国消费者同时存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淡漠主义的矛盾心理倾向（王海，2005；2006），王海忠等还以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为细分标准，把中国消费者划分为“国货崇尚簇”、“国货接受簇”和“崇洋簇”3个细分市场（王海忠、赵平，2004）。
由于出生于同一时代的人经历过共同的社会、政治、历史和经济环境，会产生相似的观念和行为，因此影响品牌活动的也不仅仅限于区域之间差异化的社会文化，还包括形成中的全球消费文化，Alden等人的研究就提出了在全球消费文化逐步形成的前提下，品牌进行统一定位的可能性（Alden et al.，1999）。
消费者在民族中心主义中表现出的既偏向本土品牌，又向往国际品牌的矛盾心态，实际上体现了现代社会中消费者所兼具的本土情结和国际化视野，这体现了全球化趋势下消费者品牌行为的多元化。
本文综述的三类社会文化因素，体现了社会文化在影响消费者品牌行为中的不同状态：价值观作为社会文化的核心，是影响消费者品牌行为的关键性因素，是社会文化影响作用的一种静态现实；代际影响体现了社会文化传承的动态过程，揭示了社会文化因素对品牌行为影响的稳定性；而民族中心主义相关研究中呈现的两面性，作为另外一种动态过程，体现了社会文化因素在稳定性的基础上，也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多元化的取向。实际上代际影响和民族中心主义，都是通过影响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对消费者品牌行为产生影响的。
这意味着造成消费者品牌行为差异性的社会文化因素既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也具有动态的融合和发展性。因此保持品牌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匹配，并不简单的意味着对区域传统文化的迎合，还包括在文化融合趋势下对品牌自身文化特征的推广，如可口可乐传统上被认为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但是实际上经过长期的发展，其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融入到各国的社会文化之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品牌即便在贸易保护和限制的环境下仍然不受影响的原因，因为他们大多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立于国家文化之外的文化（Siegel，2003）。
参考文献：
[1] Yoo B. and Donthu N. Testing cross-cultural invariance of the brand equity creation process[M].The Journal of Product and Brand Management， 2002（6）.
[2] De Chernatony，L.and Dall’Olmo Riley，F.， Defining a‘brand’：beyond the literature with experts’ interpretations[M].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1998（14）.
[3] Sekhon Y K.“From saris to sarongs' ethnic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s on consumption among Asian Indians in the UK”[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2007（2）.
[4] 何佳讯. 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测量研究进展——量表开发、效度验证与跨文化方法[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4）.
[5] 黄胜兵，卢泰宏.品牌个性维度的本土化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3（1）.
[6] 刘世雄. 从文化价值的角度看消费形态[J].经济管理，2006（7）.
[7] 刘世雄. 基于文化价值的中国消费区域差异实证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8] 王海忠，于春玲，赵 平.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两面性及其市场战略意义[J].管理世界，2005（2）.
[9] 王海忠，赵 平.基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市场细分研究[J].管理世界，2004（5）.
[10] 王海忠.消费行为中的民族中心与民族淡漠倾向[J].南开管理评论，2006（5）.
[11] 颜爱民，陈 思，程园园. 传统价值观对奢侈品购买动机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09（6）.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75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12-0024-05
Provincial Differences of Import Trade， Consumer Heterogene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GAO X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9）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level consumer heterogeneity， this paper studies provincial import trade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by including consumer heterogeneity in theory model. On the basis of panel data analysis about 14 provinces with multiple trade partners from 2000 to 2013， it finds that the difference of provincial import trade is not on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both GDP and consumer heterogeneity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distance and trade cost， at the same time， also related to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 such as GDP valu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dex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import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Key words： provincial differences of the import trade； consumer heterogene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本质和经济贸易格局的转变成为主要方面：前者的焦点是质量，主要体现在民生、环境等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后者指的是中国由经济贸易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关键在于进口贸易是否是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内需驱动①模式。对于经济增长而言，1978年开始，中国GDP年平均增长10%左右，2012～2013年，年均增长77%， 2014年下降为74%；对于进口贸易发展而言，1995～2014年贸易总额从132084亿美元以年均约18%的增长速度增长为43030亿美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814%增长到1891%。进口贸易的重要性越发得到认可，但快速发展不足以表明可持续发展，需关注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民生的结合。同时，省际进口贸易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以2013年为例：广东省进口总额约为45517亿美元、增速约为11%，进口地区主要集中在香港、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等；新疆进口贸易总额为529亿美元、增速为-91%，进口地区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美国、德国、印度等。
由于各省份进口需求存在着差异性，如果将各地区作为一个消费者，即可说明消费者差异性。2000年开始，根据《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②编制方案》，有关机构对中国各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进行监测，说明了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更加科学、全面地反映了民生改善情况，为本文选取此指标作为各省份的消费者异质性③提供了依据。
因此，进口贸易、消费者需求以及民生问题都是中国发展不可忽视的。本文研究省际层面消费者异质性对省际进口贸易差异的影响，并且与民生问题相结合，这不仅符合新常态的发展思路，也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1文献综述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进口贸易“抑制经济增长”的观点已经发生转变：Coe和Helpman等认为进口贸易的发展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发展[1]；李俊和蔡彤娟、裴长洪指出进口贸易间接或直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2，3]。虽然章安平基于江浙两省的比较得出贸易方式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差异[4]，但是对于省际层面的研究还很少，特别是进口结构差异方面。文洋和张振华指出产品层面的进口贸易主要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影响[5]；陈玉明基于1987～2009年相关数据进行动态面板分析，结果表明进口贸易的影响分为正向和反向两类[6]；于燕认为双边贸易成本降低以及产出和工资成本的提高促进进口贸易发展[7]。这类研究关注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但忽略了民生问题，相应研究处于概念定义阶段。鲜祖德、李晓西等认为GDP对经济质量和进出口贸易的实际贡献测度不能完全体现[8，9]，这便突出了GDP含金量的重要性和合理性。省际层面，DLI不仅考虑到GDP的作用，还基于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对地区发展进行全面评价。
目前，多数贸易学者重生产方面轻消费方面，比如Melitz用企业生产效率方面的差异来诠释企业异质性[10]，但并不能解释所有贸易现象，极可能是消费者同质性的假设忽略了消费者的作用。虽然，Comite等基于MO的模型对消费者偏好不对称性进行扩展，并分析了出口贸易的数量以及出口价格[11，12]；高新基于MO的消费者异质性扩展对出口贸易总额进行分析[13，12]；高新指出中国国家层面的消费者异质性对进口贸易有正向影响[14]，但是省际层面进口贸易的研究还有所欠缺。
GDP含金量和DLI反映了地区经济消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省际层面的消费者异质性。因此，本文选取GDP含金量和DLI作为省际层面消费者异质性的衡量指标对省际进口贸易差异进行研究。
4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41基础性检验
（1）单位根检验。本文选择LLC检验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如表1（b）所示：除了LHETh之外，对数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可以直接进入计量方程进行估计。
（2）基础性检验。Hausman检验如表2（a）所示，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模型（1）表明省际进口贸易与中国和贸易伙伴经济总量显著正相关、与距离显著负相关，这与传统结论相一致；模型（2）表明双方的贸易成本与进口贸易额显著负相关，多边贸易阻力为负相关、但不显著，结论与Novy 等、钱学峰以及马涛和刘仕国的结论基本一致；模型（3）说明在不违背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消费者异质性（DLI）有显著促进作用，这是本文核心的部分；模型（4）则验证了本文的理论结果，双方经济总量和进口方的消费者异质性对进口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地理距离、贸易成本则有抑制作用。
省际进口贸易差异体现为省份差异、区域差异和进口地区结构差异，因此本文还进行了差异性检验：将进口地区结构分为亚洲、非洲、欧洲、拉美、北美和大洋洲，将大洋洲视为参考组，dumasia、dumafrica、dumeurope、dumla和dumna分别设为0和1的虚拟变量，而LHEThdumasia、LHEThdumafrica、LHEThdumeurope、LHEThdumla和LHEThdumna分别为消费者异质性与进口地区结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将各地区所处区域分为东、中、西部，将东部地区设为参考组，并取dumcenter、dumwest为中部和西部的虚拟变量，而LHEThdumcenter、LHEThdumwest则为消费者异质性与区域特性的交叉效应，同理假设江苏为参考组，其他13个省份可取为虚拟变量以及消费者异质性与省际差异的交叉项。结果表明不同的交叉效应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有很明显的差别。由表3可知，区域特性的交叉效应使得DLI引起进口贸易变化的弹性从大到小分别为东部（5646）、西部（55765）、中部（5441）；进口省份差异的交叉效应使得DLI引起进口贸易变化的弹性从大到小依次为江苏（4398）、上海（4153）、浙江（4147）、福建（3938）、河南（3899）、天津（3734）、广西（3699）、陕西（3662）、云南（3621）、安徽（3596）、山西（3591）、江西（3523）、黑龙江（3379）和新疆（3276），基本与区域特叉弹性一致；仅考虑进口地区结构差异，其弹性从大到小分别为拉丁美洲（69635）、大洋洲（6926）、北美洲（6767）、非洲（6716）、欧洲（6664）和亚洲（6575）。考虑到两种交叉效应相结合，比如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特性和进口地区结构差异相结合的交叉效应，弹性从大到小分别为拉丁美洲（东部59515、中部57435、西部58834）、大洋洲（5897、5689、58289）、北美洲（5739、5531、56709）、非洲（5697、5489、56289）、欧洲（5636、5428、55679）和亚洲（5557、5349、54889）；进口省份差异和进口地区结构差异相结合的交叉效应则更为复杂，具体见表3。
42稳健性检验
收入能力体现了购买能力，因此，就省际层面而言，本文将选取GDP含金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2（b）所示）：省际进口贸易与双方经济总量和消费者异质性显著正相关；与双边贸易成本显著负相关、与多边贸易阻力负相关但不显著，结论与基础性检验基本一致。
5结论与建议
基于消费者异质性视角分析省际进口贸易，理论和实证部分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省际进口贸易与贸易双方的生产总值和消费者异质性显著正相关；与双边贸易成本以及多边贸易阻力负相关。这不仅为新常态下省际进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平衡发展提供了一些思路：
首先，出口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缺乏足够动力，进口方面就显得非常重要，即需要从“国内资源+国际市场”向“国际资源+国内市场”改变，这是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核心。当然，进口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平衡贸易，并不能意味着忽视出口贸易的发展，对于出口贸易而言也同样需要注重数量和质量相结合。
其次，正视GDP的作用，经济强国的内涵是追求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环境保护、社会民生等方面均应得到重视，注重可持续发展，本文选取DLI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和GDP含金量来衡量消费者异质性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于进口贸易而言更应从经济、环境、民生等多方面进行考虑。
再者，在平衡各省进口贸易发展的同时还应注意质量方面的平衡，充分利用消费者异质性对进口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也为区域差异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为了克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仅需兼顾供给侧和需求侧，还需兼顾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
当然，本文仅限于省际层面的消费者异质性对省际进口贸易的影响，省际出口贸易方面以及微观层面的拓展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方向。
参考文献：
[1]Coe D，Helpman 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5，3（9）：59-87.
[2]李俊，蔡彤娟.我国进口性质的转变与新时期扩大进口新战略[J].国际贸易，2013（11）：42-47.
[3]裴长洪.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规律与启示[J].经济研究，2013（7）：1-19.
[4]章安平.贸易方式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江浙两省模式对比[J].国际贸易问题，2010（9）：50-58.
[5]文洋，张振华.收入分配差距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11（11）：43-52.
[6]陈玉明.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3）：106-112.
[7]于燕.中国进口贸易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行业层面的贸易引力模型[J].中国经济问题，2014（5）：99-108.
[8]鲜祖德，等.2010年地区综合发展指数报告[J].调研世界，2012（1）：3-6.
[9]李晓西.统计贡献度与实际贡献度辨析：2009-2011年外贸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的客观评价[J].国际贸易，2012（5）：10-12.
[10]Melitz M.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Econometrica，2003，71（6）：1695-1725.
[11]Comite et al. Vertizontal Differentiation in Export Marke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4，9（3）：50-66.
[12]Melitz M.，Ottaviano G.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75（1）：295-316.
[13]高新.消费者异质性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15（5）：57-68.
[14]高新.进口贸易、消费者异质性与民生改善[J].现代财经，2016（3）：90-100.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篇5
DGE Model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XIAO Qin， DAI Bei， WEN Shuhui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Yunnan，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function， the paper builds up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by introducing previous period income， period consumption. The paper uses the statistics on the rural residents of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from 1985～2011 to do empirical analysis quantile regression.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of China has an effect on current income， previous period income and previous period consumption. The same variable has th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eastern region is most affected. Meanwhile， the same variable has th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under different consumption levels， medium consumer groups are most affected， and high consumer groups are least affected.
Keywords：regional differences； groups differences；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DGE model； quantile regression
一、研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各地农村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自身禀赋、历史背景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等差异较大，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水平并不一致，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也不平衡。协调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刺激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任重道远。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因此，有必要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消费是经济学的热门问题，经典的确定性消费理论主要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等，不确定性消费理论主要有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预防性储蓄假说等。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快速下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众多国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Modigliani&Cao（2004）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劳动人口比例上升将提高居民储蓄并降低居民消费[1]。Aziz&Cui（2007）认为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只能部分解释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更主要的原因是家户收入在全国收入中所占比例降低[2]。Giles&Yoo（2007）指出在平均水平的消费风险下，农户有10%的储蓄可以归结为预防性储蓄动机造成，这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3]。Jin et al.（2011）发现收入不平等对居民消费有消极影响，这种影响对贫穷者和年轻人显得更为明显和强烈[4]。
在中国国情、传统和经济体制下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设定和内在设定都有所不同。余永定和李军（2000）认为西方传统消费理论无法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基于选择理论方法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进行分析，推导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消费函数并且对其作出实证检验[5]。黄卫挺（2011）探讨了中国消费函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研究方法的四个“转向”，为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函数研究方向提供了参考[6]。朱信凯（2011）梳理了消费函数的理论变迁和内在逻辑，分析了消费函数中国化需要解决的适用性问题[7]。
在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做了很多实证研究。王选选（2003）[8]对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影响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对各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影响明显，影响程度从西向东逐渐增强。陈娟（2008）[9]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及一般均衡分析得到中国居民消费的动态方程，并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消费量下的各变量对不同消费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这些变量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姜洋（2011）[10]基于跨期最优消费行为模型对31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panel data回归，分析前期收入、当期收入和预期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陈斌开（2012）[11]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所产生的影响，并用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居民消费需求越低。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动态，可以发现：研究逐渐强调实证，计量方法日趋成熟；注重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研究、注重不平等与福利等相关研究，但针对消费区域差异、群体差异比较和采用动态模型进行研究的论文目前还很少。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虑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将家户消费和家户生产和政府行为相结合，求解东、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消费优化路径，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具体分析各变量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消费群体消费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一）家户效用
考虑一个有大量相似消费者的经济环境，为方便后续推导，证明稳态的存在性，规定每个家户的人口数量为1，不存在人口的增长问题。据拉姆塞模型，家户是永久存活的，在每个时点上，家庭将其收入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分配，以便最大化其终生效用，其效用函数为：
（9）式表明，i区农村居民的当期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的影响；（10）式和（11）式反应稳态情况下东部与西部地区以及中部与西部地区的消费差异。下面将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上述模型。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
依据上述模型推导，居民消费主要受到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的影响。在实证检验中，与模型相对应，我们选取的因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当期消费，自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当期收入、人均前期收入和人均前期消费。东、中、西部的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2个省（市、自治区）。划分。由于西藏和重庆缺乏部分年度的统计数据，故只采取其他29个省（市、自治区）1985～2011年的数据进行统计，通过分别除以按1985年为基期的1985～2011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处理所得。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所采用数据来自1985～2012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图1是1985年至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与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对比图。从中可以看出，27年间人均实际消费支出水平和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增长明显，并且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差距和人均实际消费支出的趋势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宽。这说明近年来，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越来越大，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十分明显。
（二）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检验
利用相关数据对（9）式的函数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分析。为了减弱异方差性及便于实证过程中的计算处理，将（9）式各变量取对数后改为计量模型如下：
凯恩克（Koenker）和巴西特（Bassett）在1978年引入了分位数回归。分位数回归模型强调条件分位数的变化，在研究的时候可以选择适合特定情况的分位数进行分析，这一点在需要考虑不同分位点时，不同情况的社科类研究中非常有意义。本文采用Eviews 60软件，用分位数估计研究不同的消费水平下各个变量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同时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作为对照。在进行回归时，将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人均当期收入、人均前期收入和人均前期消费按不同地区分别以（12）式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
为了验证估计结果平稳性，对估计产生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采用OLS估计时，在零阶单整以及有常数项的情况下，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估计结果的残差T统计量都小于ADF的1%显著水平临界值。因此，OLS估计具有平稳性，模型设定恰当。
本文中所采取的的分位数估计由于有多个分位点，进行多次估计而产生了多个残差序列，故只选取代表性的中位数，即tau=05情况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表3中可以看出，分位数估计结果的残差的T统计量在零阶单整以及有常数项的情况下，T统计量均小于ADF的1%显著水平临界值。这说明本文所采取的分位数估计方法适用于该模型，也具有平稳性。
如图2所示，将分位数估计结果按照不同变量分别绘图，便于具体分析不同变量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图2（a）显示，当期收入yt的系数平均值在05～1之间，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除东部地区02和08分位点外都为正向且显著，但地区之间差别较明显。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地区。当期收入对消费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各地区消费占收入比例不同。以2011年为例，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245480元，实际消费为171036元，消费占收入比为6967%；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120022元，实际消费为102231元，消费占收入比为8518%；而中部地区这一数据为7302%由1985-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整理后消除价格因素得出以1985年为基期的数据。。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中有近70%用于消费，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有85%用于消费，但东部地区的实际人均消费高出西部地区近700元。以上数据说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中刚性消费比例较高，收入变化时这些居民仍然要支出与之前接近的刚性消费额度，其他消费变化很小，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自然相对较小。
图2（a）还显示了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当期收入的影响不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低消费群体（02分位点处）和高消费群体（08分位点处）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均不显著。前者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农村低保政策已经实施较久，政策基础良好，低保补贴标准较高，低收入者能通过低保维持基本消费，消费受收入的影响相对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低消费群体由于低保不完善，消费受收入影响较大；后者是由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高消费群体一般也是高收入群体，收入变动在短时间内不会影响其消费习惯，对消费造成的影响也就很小[12]。
各地区的中等消费群体（03～07分位点处）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显著，但波动不大，这说明中等消费群体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不会增加太多消费，有较稳定的消费习惯、消费倾向和消费欲望，消费不会轻易受太大波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受收入影响的程度相对东部地区较低。这说明在收入相对较少时，多数消费者的消费欲望除维持自身的刚性消费之外并不强烈，这也体现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等。
图2（b）描述了前期收入yt-1对各地区不同消费群体消费的影响，系数值在-12～0之间，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除东部地区02与08分位点外均为负向且显著，对东部地区的消费影响最大，中西部地区基本接近。前期收入对消费有负向影响即为“棘轮效应”。Duesenberry（1949） 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当前收入影响，也会受前期收入和消费影响[13]。居民经历过“高峰期”收入阶段后习惯了高消费支出，在紧接着的下一期，即使收入大幅减少，消费习惯也暂不改变，且之后的消费会始终对前期存在攀比。
在中国，这种攀比式消费还有向他人证明消费者已拥有的权利、地位等作用，消费层次越高的中国居民往往对“权利”“地位”“面子”也越在意。图2（b）的三条曲线整体趋势向下，且代表东部地区的曲线最低，正验证此消费现象：随着消费层次和消费水平提高，前期收入对消费的负向影响越来越大。东部地区的低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前期收入影响，不显著仍是得益于低保政策实施完善，而高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其前期收入影响仍不显著则再次说明高消费群体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很小，消费不会因本期或者前期收入变化而受到太大影响。
图2（c）显示前期消费ct-1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正向且显著的，系数值在06～11之间，对东部地区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较高，对下一期消费产生“惯性”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大。因此，前期消费对高收入地区消费的影响比低收入地区消费的影响大；同时，三条折线总体趋势上升，说明随着消费层次提高，前期消费对当期消费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三）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微观统计验证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是1984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建立、1986年开始正式设立并运行、在全国各省份连续跟踪的一项农村调查工作。该调查范围广、样本量大，有调查农户23000户，调查村360个行政村，样本覆盖31个省份，是具有很强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本部分通过分析统计2000-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中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数据来对前文分析结果进行对照与印证。
根据（9）式的模型推导，当期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的影响。我们将（9）式移向可以将消费的变动率表示为收入变动率的函数，即ΔCit=f（ΔYit）。由此可知，历年的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量与历年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量存在正相关。通过查询《2000-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中各地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等相关统计数据并进行处理计算，得到2000-2009年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量与消费增量，分别将东、中、西地区数据进行对比，如图3所示。
从图3（a）、（b）、（c）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量均明显受到收入增量的影响。当收入增量大幅变化时，消费增量基本随之同方向变化，变化幅度小于收入增量。进一步观察变化的幅度可以发现：东部地区消费增量受收入增量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同时，虽然各地区收入增量起伏很大，但消费增量总体都处于上升趋势，这与分位数实证分析中前期收入、当期收入、前期消费三个变量的对当期消费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一致，证明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吻合。
四、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前期消费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1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中等消费群体和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当期收入对消费有正向影响，前期收入对消费有负向影响。前期消费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有显著和正向的影响。由于东部地区农村低保政策实施情况优于中、西部地区，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低消费群体的消费影响不显著；由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高消费群体具有较高消费水平，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对其消费影响也不显著。
2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对东部地区消费的影响程度均大于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农村居民可用于刚性消费以外的其他消费收入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是刚性消费，体现出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
3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对不同消费群体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低消费群体由于其较低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其消费受各变量影响都较小；中等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的影响程度最大，前期消费对其当期消费也有一定程度影响；高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影响很小，受前期消费影响略大，这是该群体的习惯性高消费水平和高储蓄水平造成的。
（二）政策建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随着近年来改革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阶段，农村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消费观念逐渐转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刺激和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本文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篇6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内旅游也蓬勃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消费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的规模正在逐渐扩大。2009年我国旅游总收入1.4万亿元，同比增长7%，但是与我国庞大的GDP相比，这个比重仍然偏低。究其原因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国内旅游消费存在较大差异，且居民间国内旅游消费区域差异较大。找出居民国内旅游消费行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缩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国内旅游消费的差异、增加国内旅游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引入
国家实行的是统一的休假制度和货币政策，因此本文在建立模型的时候没有引入闲暇时间和利率这个变量。在数据分析处理时本文剔除了价格因素，再加上消费者偏好、信息等其他因素难以量化，而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地区差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把收入作为居民国内旅游地区差异产生的主要变量。于是本文引入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于1936年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其核心观点是：一是现期消费是现期可支配收入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函数，消费者的消费随绝对收入水平的变动而变动，收入高，消费水平就高，反之，则相反；二是边际消费倾向（MPC）是一个大于零小于1的数，即0
绝对收入假说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C=a+cYd
其中，C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Yd为现期可支配收入，a为自发性消费（a>0），c为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者收入是决定其消费需求的首要因素，是消费需求实现的客观必要条件。随着收入的变化，人们的消费需求也跟着发生变化。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总需求水平与收入成正相关关系，收入越高，消费需求水平也越高。因此，本文可推理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我国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与居民收入之间也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区域之间的国内旅游消费差异也可能与收入相关。由于旅游统计开展的时间较晚，我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只能提供了从1999年以后的分城市、分地区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旅游情况的截面数据，时间序列较短，不能很好地反映旅游消费的趋势变化。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建立研究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
Cit=αit+βYit+μit（i=1，…，N，t=1，…，T）
其中，被解释变量Cit为居民国内旅游人均花费，解释变量Yit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T为时期总数，μit为随机误差项，满足零均值、等方差。
（二）数据说明
在考察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与国内旅游消费之间的关系时，选择全国主要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珠海、海口、重庆、成都、西安、西宁、银川、贵阳、昆明等34个城市2002-2008年共238组数据。研究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时，由于没有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的统计数据，所以在省份中没有包含。选择了除外的33个省市2002-2008年共210组数据农村居民作为样本。
居民国内旅游人均消费来自《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2003-2009年）和《中国旅游年鉴》（2003-2009年）。居民收入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3-2009年）和全国及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2009年各期）。调查资料和年鉴数据均按当年价格计算。为了消除价格波动因素的影响，使不同年份的国内旅游消费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具有可比性，用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可支配收入和国内旅游消费进行价格指数调整。使用的物价指数是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2002为基期计算得到的基比指数。
实证分析
（一）F与Hausman检验
由于面板数据包括两维的数据（横截面和时间），如果模型设定不正确，将造成较大的偏差，估计结果与实际将相差甚远。所以，研究面板数据的第一步是检验所研究的问题属于面板数据常用的3种模型的哪一种，以确定模型的形式。广泛使用的检验是协方差分析检验。主要检验两个假设：
城市和农村F2检验分别为：
F2=1.83 >F0.05（33，107）=1.32（城镇）
F2=1.76>F0.05（29，150）=1.36（农村）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都拒绝了假设：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上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相同，应该继续检验。
F1=1.15
F1=1.91>F0.05（29，150）=1.36（农村）
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影响方程不能拒绝假设：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上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相同，本文应该选择变截距模型yit=αi+xitβ+μit。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影响方程拒绝了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上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相同的假设，本文应该采用模型yit=αi+xitβi+μit。
而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又都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之分，并分别对应不同的参数估计方法。是否有必要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可以通过Hausman检验来完成。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计算的城镇和农村统计量的值如下：
H=～x2（1）=3.62
H=～x2（1）=4.87>x0.05（1）=3.92（农村）
显然，在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中拒绝原假设，所以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影响方程需要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而在农村中不能拒绝原假设，即不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二）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实证分析
变截距模型有确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分，并分别对应不同的参数估计方法。随机效应模型可以节省自由度，对于从时间序列和截面两方面都存在较大变化的数据，能明确地描述出误差来源的特征。再加上本文是以样本对总体的效应进行推论的，因此，应采取随机效应模型。针对城镇居民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Yit=αi+xitβ+μit
把用来反映个体差异的截距项分为常数项和随机变量项两部分，并用其中的随机变量项用来表示模型中被忽略的、反映个体差异的变量的影响，则相应的模型形式可以变为（高铁梅，2000）：
Cit=α+Yitβ+υi+μit（i=1，2，…，34，t=2002，2003，…，2008）
其中，α为34个城市的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平均消费水平，υi为随机变量，代表i地区的随机影响，用来反映不同地区之间的国内旅游消费结构差异，C表示居民国内旅游消费，Y表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使用SWAMY-ARORA方法估计成分方差，对模型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反映各地区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差异的随机影响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其中，α=591.71，β=0.24，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34个城市城镇居民之间，自发国内旅游消费最高的西宁为1612.04元，其次是长春为1385.40元，最低的是沈阳为223.25元。广大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自发国内旅游消费整体较低区内差异不大，中部地区区内的城镇居民自发国内旅游消费相差不大，但是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自发国内旅游消费差距较大，最高的和最低的相差超过1500元，说明西部地区区内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差异十分明显。地区因素对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行为影响较大。城镇居民的边际旅游消费倾向一样β为0.24，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消费心理有一致性的地方。说明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00个单位，城镇居民的国内旅游人均花费就会增加24个单位，因此活跃城镇居民国内旅游市场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三）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实证分析
本文针对农村居民建立变系数模型，变系数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易丹辉，2002）：
Cit=αi+Yitβi+μit（i=1，2，…，34，t=2002，2003，…，2008）
其中，C、Y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国内旅游人均花费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αi表示截面单元的个体特性，βi表示边际旅游消费倾向，也就是增加1个单位收入中可用于增加的国内旅游消费部分的比率，i表示各个城市，t表示时间，μit表示随机影响，它满足古典假定。为了增加模型的拟合优度，本文对模型进行取对数：
lnCit=α`i+lnYitβi+μit
最终本文可以得到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模型的估计值，如表2所示。
从结果来看，各地区模型的估计值不同说明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有着不同的国内旅游消费倾向。边际国内旅游消费倾向最高的海南为0.74，其次是浙江为0.62，最低的是贵州为0.02，可能是由于贵州农村长期比较贫困。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倾向较低，中部和东部的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边际倾向相差不大，增加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对国内旅游消费的增长作用大于增加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通过与上面的城镇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倾向相比较可以发现，农村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倾向略大于城镇居民的平均国内旅游边际消费倾向，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居民在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大于农村居民在国内旅游消费的支出。
（四）λ假说引入及检验结果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到居民人均收入与国内旅游消费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不同的地区由于消费者的偏好和收入的预期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存在不同的旅游消费倾向。然而，是不是只有当期的收入对旅游消费的支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呢？预期的收入水平对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有没有影响以及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从以上的实证结论中，还是得不出正确的答案，所以，本文引进坎贝尔和曼昆（1991）的λ假说理论，借鉴λ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用于分析国内旅游消费支出和居民人均预期收入之间的关系，预期收入对于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区域差异的影响程度。
为了检验λ假说在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中是否成立，本文引入Ct+1=Ct+λYt+1+vt+1模型（袁志刚、宋铮，2001），为了分析的方便并对此进行修正，得到最终的分析模型如下：Cit=Cit-1+λYit+vit。其中，Cit和Cit-1分别表示第i个实体在第t期和第t-1期的人均旅游消费支出，Yit=Yit-Yit-1；vit=（1-λ）εit+1，为了从空间和时间上同时对国内旅游消费进行分析，所以本文采取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当λ越大则表示预期的收入对国内旅游消费影响不大，国内旅游消费主要由当期收入决定；而当λ越小时则表示预期的收入对国内旅游消费影响较大，国内旅游消费主要由预期收入所决定。
为了分析空间的个体中不同的预期是否对国内旅游消费支出产生影响。本文分别把城镇和农村的国内旅游消费和可支配收入的面板数据代入Cit=Cit-1+λYit+vit，利用Eviews 6.0采用Period SUR（似乎不相关回归）加权的方法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修正异方差和同期相关。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北京、天津、无锡、厦门、上海、杭州、珠海、郑州、成都等城市的λ较大，说明北京、天津、无锡、厦门、上海、杭州、珠海、郑州、成都等城市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影响很小，宁波、石家庄、广州、海口、沈阳、长沙、合肥等城市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的影响较小；而贵阳、银川等城市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的影响最大。
受预期收入影响较小的城市大部分处在东部地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城镇较为发达，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健全，居民对未来的预期稳定，所以国内旅游消费的支出受预期收入的影响较小。中部地区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的影响差异不大，略大于东部地区，这是由中部地区城镇的发达程度仅次于东部地区，社会保障体系不是很完善，但是区域内的城镇发展程度差距不大。
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的影响差异较大，呈现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城镇发展程度差距较大，不同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支出受未来的预期的影响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来说，目前的城镇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主要受其当期收入的影响。
从表4中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内蒙古等地区的λ较大，说明北京、上海、内蒙古等地区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影响很小；天津、浙江、贵州等地区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的影响较小；而吉林的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的影响差异不大，但是东部和西部农村居民受预期收入的影响差异较大。由此可见，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与预期收入的关系受农村自身的经济状况影响也很大，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农村国内旅游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影响，同时也受到预期收入的制约。
结论
从以上城市与农村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到：我国目前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城市旅游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大于农村。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除了受当期收入影响外，一定程度上还受预期收入的影响，且受到预期收入的影响程度高于城市。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差别，本文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城市的生活和经济水平要远远高于农村，城市居民人均国内旅游消费支出大于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支出，从而造成城市居民旅游的总支出要大于农村旅游的总支出，从统计上来说，城市居民的旅游消费与居民收入的相关性就会大于农村。其次，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健全，社会福利也好于农村，造成城市居民的当期支出大于农村居民的当期支出，农村居民存在养老问题、农业收成的不确定性、缺乏医疗保障等一系列的因素，从而，城市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与当期收入相关性就越高。最后，在城乡文化方面，城市居民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远远强于农村，城市居民的消费理念也前卫于农村居民，从而城市居民在国内旅游消费支出方面受当期的影响较大，受预期收入影响较小。
参考文献：
1.余书炜.论旅游者人均花费支出水平的地区差异—预漏损现象的发现及其分析.旅游学刊，1999（2）
2.李云鹏.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模型研究.统计观察，2006（4）
3.宋娜，刘丽娟，郝谚革等.我国居民城乡消费结构对旅游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商场现代化，2006（23）
4.吴璇.我国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与居民收入关系的经济分析.经济师，2007（2）
5.顾景西，黎洁.持久收入假说与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研究.集团经济研究，2007（11）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篇7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3-220-02
一、引言
山西地处西部内陆，尽管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制约，但是在5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地不断深入，使山西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的消费支出也随着增加。但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逐渐显现。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它们之间的比例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效益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制约山西省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山西省属于内陆省份，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国际经济萧条的影响，从而使得投资和消费失衡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因此，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就愈显重要。因此，研究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以及变化趋势对于国民经济的长足发展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消费习惯、消费环境、政策等等。通过参考相关文献并结合山西省的实际情况，本文把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消费性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年利率定为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其中，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支出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二、原始数据
本文选取的影响山西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因素有：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CPI和年利率。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山西省统计年鉴，如表1所示。
三、模型建立与修正
（一）平稳性分析
所谓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是指时间序列的统计规律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数据的平稳性对于模型的估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有两列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即非平稳的，即使它们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关系，但是进行回归时也可表现出较高的可决系数。由于在实际中遇到的时间序列数据很可能是非平稳的，而平稳性在计量经济建模中又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对观测值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人均消费性支出（Y）、人均可支配收入（X1）、消费意愿（X2）、CPI（X3）和年利率（X4）分别进行ADF单位根检验，通过分别观察各个序列随时间的走势来确定是否需要选择截距和趋势，各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在原序列中，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和CPI都是非平稳序列，消费意愿和年利率的原序列是平稳的，接下来对各个序列分别取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并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检验数据可知，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一阶差分仍然不平稳，经过二阶差分后，序列成为平稳的序列；消费意愿、CPI和年利率经过一阶差分后虽然序列已经平稳，但是所有变量需同阶平稳，故对其进行二阶差分后再检验其平稳性，检验结论为二阶差分平稳。即人均消费性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CPI和年利率均为二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检验
在进行时间系列分析时，传统上要求所用的时间系列必须是平稳的，即没有随机趋势或确定趋势，否则会产生“伪回归”问题。但是，由于本文所选择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对其进行二阶差分后变成了平稳序列，但这样会让我们失去总量的长期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分析问题来说又是必要的，所以用协整来解决此问题。本文所采用的协整性检验的方法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这种检验也称单一方程的协整检验。
先对方程序列进行回归，生成残差后，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由于输出结果概率P=0.0847，故在=0.05水平下，残差存在单位根，即不平稳。再次观察回归方程输出结果报表，由于变量X2（消费意愿）标准误差较大，而且运用Eviews输出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表，分析表中数据，可知，消费意愿X2与消费支出Y的相关系数为-0.946，即二者呈负相关，但是结合现实生活实际情况，当消费意愿越大时，消费支出应该也随之增大，故试图将变量消费意愿X2删除。
对剩余的变量Y、X1、X3、X4进行回归生成残差后，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输出结果如下图所示：
由以上输出结果可知，P=0.0048，ADF检验值为-3.157，大于临界值，故此时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因此，人均消费性支出（Y）、人均可支配收入（X1）、CPI（X3）和年利率（X4）存在协整关系。
（三）模型建立与完善
1.模型建立。设人均消费性支出（Y）、人均可支配收入（X1）、CPI（X3）和年利率（X4）的多元线性回归为：
Y=C+β0X1+β1X3+β2X4+μi
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各系数进行估计，本文运用Eviews的回归功能，对各序列进行线性回归，回归后的输出报告如下：
回归后的输出结果为：
由上述报告结果可知，X3、X4没有通过t检验，很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线、序列相关和异方差等问题，模型还有待于完善。
2.模型修正。
（1）多重共线性检验。所谓多重共线性是指线性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之间由于存在精确相关关系或高度相关关系而使模型估计失真或难以估计准确，从而使得运用最小二乘法得出的估计量为无效值。
运用Eviews输出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4所示。
由上表可知，各个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8，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2）序列相关检验。序列相关性是指随机干扰之间不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某种相关性，又称自相关，即总体回归模型的随机误差项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在回归模型的古典假定中是假设随机误差项是无自相关的，即在不同观测点之间是不相关的。如果该假定不能满足，就称与存在自相关，即不同观测点上的误差项彼此相关。
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存在自相关，就违背了线性回归方程的古典假设，如果此时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故需检验模型的自相关。在回归方程窗口查看残差的Q统计图，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知，残差序列均位于虚线之内，故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
（3）异方差。由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和序列相关，试检验是否存在异方差。异方差性是为了保证回归参数估计量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一个重要假定是：总体回归函数中的随机误差项满足同方差性，即它们都有相同的方差。如果这一假定不满足，则称线性回归模型存在异方差性。运用Eviews的BPG异方差检验功能来完成，由输出结果可知，X3和X4的t值在0.05的水平下未通过检验，因此，方程存在异方差。
异方差的修正：用增加权重的方法来消除异方差。试选取权重w1为残差的绝对值，再次进行回归，此时仍没有通过相关检验，换取权重w2为残差的平方，再次进行回归，此时通过了相关检验，解释变量的t值均达到了理想水平，P值在0.05的水平下也通过了检验，异方差现象消除，模型得到了修正。
四、模型最终完善结果
由Eviews模型输出结果，可得出均消费性支出（Y）、人均可支配收入（X1）、CPI（X3）和年利率（X4）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0.609X1+1212.5X3-2657.9X4+924.3
由模型输出结果可知，该模型的可决系数R2=0.999，F值为6570，模型拟合度较高，年利率（X4）前面的系数为负值，这与经济意义是一致的，当年利率上升时，居民储蓄的意愿会比没上升时强烈，从而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会有所下降。可用来进行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的预测。
参考文献：
1.邓鹏翔.基于多社会经济因素的地铁出行需求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刘春玉.网络视角的集群企业二元式创新研究——以烟台汽车产业集群为例[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张晓峒.计量经济学基础[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4.刘亮.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研究——对1982-2005年数据的实证检验[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篇8
消费心理与行为是指消费者在购买行为全过程中发生的系列心理活动与外在表现，它是消费者对客观消费对象与其自身主观消费需求的综合反应，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日益受到关注。
在校大学生作为同一群体，身心发展处于同一阶段，消费心理有很多共同点。首先，当代大学生的主体为80后、90后，他们成长在思想观念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具有较高的抱负与追求，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也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与冲突，其消费观呈现日益多样化、超前化、现代化。其次，尽管大学生的消费观主流是理性、科学的，然而由于大学生处于人生心理发展的转折期，学业、情感、人际关系的压力，自我探索中的迷失、人格发展的不成熟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均可能影响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盲目攀比、冲动消费、过分追求时尚、享乐、虚荣等种种问题也时有出现。最后，作为一类特殊的消费者，大学生无固定收入来源，其消费来源主要为家庭，大学生消费者具有心理独立但经济未完全独立的特点，其消费行为在具有自主性的同时，又对家庭具有依存性。
然而，仅从共性的角度去探索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是不够的，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与行为因性别、年级、生源地、专业、家庭收入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特征等方面均存在个体差异。将大学生看做无差别群体将不利于消费心理教育的深入开展，关注大学生消费个体差异有利于有效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和高校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大学生消费行为的个体差异研究
1、性别差异
性别是影响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它会影响大学生消费的总水平、消费结构以及消费心理与行为特征。
关于消费总水平的性别差异，近年来研究结果显示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研究结果表明男生的总体消费水平高于女生，具体表现为男生的伙食、通讯和交通费较多（周丽，2007；王宝状等，2007）。而另一些更多的研究表明总消费并不存在性别差异，男女大学生在具体消费结构上有所不同。例如，陈玉珍（2007）发现男生上网，尤其是网络游戏消费支出较多，女生日用品、服装支出较多，交往支出男女生无差异；余文盛（2005）对西部大学生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校外聚餐、假日游玩、参加函授、自考等方面，男生花费高于女生；女生在上网聊天、个人形象设计等方面的花销高于男生；王嘉毅等人（2008）也发现男女生的生活费没有差异，服装、手机等消费上女生多于男生；童玉英（2006）研究同样未发现男女生月消费额的差异，但男生在伙食消费、烟酒消费较多，而女生在衣服鞋帽消费和化妆品消费方面高于男生。
在消费心理与行为特征方面，大多数研究都证实了性别差异的存在。吴琪（2009）发现男生在消费计划性方面明显不如女生，男生网购、超前消费行为的比例也高于女生，而在选择名牌、追求时尚方面，女生比例则高于男生。苏创等（2010）发现在喜新厌旧的心理上，女生对某一种物品更容易喜新厌旧。余文盛（2005）发现在西部大学生中，女生独立意识和希望打工挣钱、减轻父母负担的愿望比男生强。王嘉毅等人（2008）研究表明男生的炫耀度显著高于女生。
2、年级差异
随着年级增高，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社会化程度等逐渐提高，就业与升学的压力日渐突出，综合先前研究的结果，年级与消费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如下。
首先，各个年级大学生消费总水平差异不大，但由于各年级面临任务与挑战不同，具体消费结构存在差异。大多数研究表明各年级大学生日常生活消费不存在明显差距（如陈玉珍，2007），但低年级学生的通讯费高于高年级学生（周丽，2007），高年级学生在学习和交际方面的消费明显高于低年级学生（王宝状等，2007）。
其次，随着年级的增长，大学生消费心理总体更加理性成熟，消费心理有向健康理性发展的趋势。随着年级的增长，喜新厌旧心理在学生中的表现越少（苏创，2010），低年级学生消费不理智，易冲动，攀比心理更为严重（余文盛，2005）。然而也有研究表明高年级学生有超前消费行为的比例高于低年级学生（吴琪，2009），这可能主要与高年级学生面临毕业与求职的挑战有关。
3、地域差异
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地域差异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差异的研究。首先，总体看来，来自城镇的大学生整体消费水平明显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农村学生消费更为谨慎（陈玉珍，2007；周丽，2007；王宝状2007；王嘉毅等，2008），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大学生群体而言，这种差异其实反映出当前城乡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其次，在消费结构方面城乡大学生也存在差异。城镇学生在手机、恋爱、聚餐、假日旅游、上网、个人形象设计等方面的费用较高，而用于函授、自考、抽烟等方面的费用则比农村学生低（余文盛，2005）。最后，在消费特征方面，不同生源地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农村籍大学生在消费计划性方面明显好于城镇籍大学生，城镇籍大学生选择名牌、追求时尚、超前消费等的比例更高吴琪（2009）。农村学生的打工愿望和替父母分忧愿望强于城镇学生（余文盛，2005）。
除了城乡差异外，学生来源地的发达程度也会影响学生的消费心理与行为。苏创等人（2010）发现来自发达地区的学生在消费时更注重时尚新鲜、更加盲目从众、攀比炫耀、冲动发泄、喜新厌旧，来自不发达地区的学生更看重价廉实用。
4、专业差异
与性别、地域等其他方面的差异相比，文科生与理科生消费水平差异较小（周丽，2007；王嘉毅，2008），但其消费心理与行为的具体内容与形式仍然表现出不同的模式。相比较而言，文科生在社会交往、游玩、注重外在形象等消费高于理科生（余文盛，2005）；文科生攀比炫耀心理也更突出，更容易非理性消费（苏创，2010）。
5、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
月消费水平也与消费模式存在关联，不同消费能力学生的消费特征存在差异。发现月消费能力高的学生的时尚新鲜、攀比炫耀、冲动发泄、喜新厌旧等心理更加明显（苏创，2010）；家庭收入越高，用于交际、生活等方面的支出就越多（王宝状，2007）。总体看来，来自中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大学生消费总水平也相应较高（王嘉毅，2008），但学习等刚性消费差异较小，差异主要表现在交际消费以及非理性消费等方面。
此外，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消费水平不仅与家庭收入总水平有关，也与大学生对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认识和判断有关。认为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较低的学生消费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学生。可见，相当多的大学生的消费是比较理智的，会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合理确定消费水平（童玉英，2006）。
三、基于个体差异的教育思路
当代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表现出个体差异性的特点。由于家庭环境、学校类型、专业、年级、性别等的不同，其消费心理与行为，如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习惯、消费价值观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不同群体大学生消费水平及结构出现了分化。
对大学生开展消费心理教育，在看到大学生总体共同点的同时，更需看到不同群体的差异性，不能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应在细分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策略。例如，对于女生要避免其过度追求时尚、盲目消费，对于男生要关注其网络尤其是网络游戏消费，帮助他们做到有节有度；将教育重点放在低年级尤其是刚入学的大学生群体上，做到及时引导，防患于未然；对于高年级的学生要采取多种方式对其升学、求职、就业消费加以辅导；对于文科生、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学生及来自于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学生要警惕其非理性消费的倾向，加大家庭“感恩”教育的力度，等等。
总之，只有充分考虑到大学生消费心理的个体差异，才能提出具有针对性与时效性的教育对策，才能真正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实现发展与成长。
【参考文献】
［1］ 陈玉珍.大学生消费调查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11).
［2］ 吴琪.大学生消费状况的调查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教版)，2009(1).
［3］ 苏创，张吉刚.湖北大学生消费心理成因及分布趋势研究［J］.科技创业， 2010(10).
［4］ 余文盛.西部边远地区高校大学生个人消费问题调查研究［J］.渝西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3).
［5］ 周丽.影响大学生消费的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7(22).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篇9
国外研究对消费的研究开始于消费函数。最早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以及后来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等。对区域消费差异的研究则有：Garreau（1981）从地理亚文化的角度提出在北美地区存在着9个独立文化的地区，且各自都拥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从消费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的理论有：哈罗――多马模型的高储蓄率带来高增长；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一国消费率较低对于经济发展往往有利；以及凯恩斯认为消费不足会抑制经济增长。
国内在消费方面有些学者侧重于从引致需求、GDP、消费边际倾向等方面阐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曾令华（1998）研究了消费水平与宏观经济中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等问题的关系，阐述了“最优消费率”的概念，指出了消费的周期性变动对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研究区域消费的差异性。其中有：卢泰宏和刘世雄（2006）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把我国划分为七个区域，并对其消费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尹光霞和祝玮（2006）认为造成消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消费观念等差异。 还有一些侧重于研究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消费拉动理论。如赵丽君（2009）分析江苏省居民消费和GDP的关系，表明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消费对经济影响的比较
本文所有的分析中东、中、西三个区域的划分均按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公布的“七五”计划的标准进行划分。
3．1边际消费倾向
首先，根据凯恩斯绝对消费的理论，构建消费回归的模型：
其中：c为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y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为随机误差项；a为人均年基本消费需求或自发性消费需求；b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
用1993年至2008年全国各地区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在剔除价格影响，按1993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后，用EVIEWS6.0软件进行回归，得到以下结果：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ait 393.163 381.075 219.575
bit 0.691 0.667 0.742
样本数 176 160 160
Adj.R2 0.979 0.977 0.982
注：所有系数均在5%水平下显著。
回归结果显示了基本消费的明显的阶梯差异，反映了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消费水平的阶梯性变化。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的收入较高，物价水平较高，对住房以及耐用品的消费性支出较高。越往西部，物价水平越低，消费水平也随收入水平下降而下降。西部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主要是因为西部的收入水平较低，基本生活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较大，随着收入的增加，西部地区的居民需要将较大份额的增加的收入用于基本生活改善。而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用于基本生活消费的比例不高，随着收入的增加，可有更多的储蓄。这符合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
东部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中部地区，则表现为东部地区的居民更敢于消费。边际消费倾向除了受收入水平影响外，还受收入是否为长期以及对未来预期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更发达，就业机会更多，社会保障体系更健全，因此东部地区的居民对经济的信心更强，也更愿意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就更高。
3．2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为居民消费性支出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政府消费率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选取1993年到2008年各地区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的数据，分东、中、西三个区域计算出平均居民消费率和平均政府消费率。得到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率在十多年里保持在32%~40%，政府消费率在11%~14%；中部地区的居民消费率保持在35%到49%，政府消费率在11%~16%；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率在37%~52%，政府消费率在16%~22%。
西部地区的平均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都远高于东部和中部。这说明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的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较大，则储蓄就会较低。而主要来源于储蓄的投资必然会受到影响。高的政府消费率也意味着政府消费占了地区生产总值较高的比例，无论其来源是税收还是政府债券，都是通过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来实现的。政府消费占的比例越大，越多的本来可以用于生产的资金流向政府部门，政府挤兑了的私人消费和投资也越多。
大多数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高储蓄率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西部地区偏高的居民和政府消费率，抑制了储蓄，从而抑制了投资，这就成了导致西部地区的经济长久以来一直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3．3消费对经济的贡献
根据国际上普遍的观点，经济增长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个方面拉动，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公式：
（1）
其中Y代表总产出， C代表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I代表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EX代表货物与服务的净出口，，，，分别代表最终消费，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来源于这三个方面，贡献率之和应等于1，即。
但最终消费中包含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居民消费是需求的动力，除了本身的增长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外，还通过别的变量拉动经济增长。没有居民消费的增加，投资的增长就只会导致经济名义增长和通货膨胀。而政府消费除了本身增长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外，对其他变量却存在抑制作用。增加政府消费会通过挤出效应抑制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因此，应该分开讨论，把最终消费细分成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进行研究。
于是公式（1）就可以变型成如下公式：
（2）
其中JC代表居民消费，ZC代表政府消费，A为常数项，，，，分别代表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2）两边取对数并进行微分后可得：
（3）
式（3）就可以看作是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几个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公式。本文不采用直接取对数的方法来计算贡献率（弹性），因为部分地区的货物与服务净出口数据为负，无法进行取对数运算，而取对数再进行微分后，使用增长率的方式来计算可以避免这问题。
为了保证各方面的贡献率之和为1，对模型（3）进行了移项处理，变换为如下模型：
（4）
Y选用全国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JC选取全国各地区居民性消费支出；ZC选取全国各地区政府消费性支出；I选取全国各地区资本形成总额；EX选用全国各地区货物与服务净出口额。
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均为1993年至2008年的数据，剔除了价格因素后，以1993年不变价格计算。再分别计算得到 ，， ， ， 等数据，然后分东，中，西三个区域，利用EVIEWS6.0软件对各地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使用随机效应模型。采用（EGLS）广义最小平方估计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下表：
东部 中部 西部
JC 0.788* 0.838* 0.871*
JC的标准差 0.069 0.070 0.061
ZC 0.049 0.085** -0.001
ZC的标准差 0.047 0.057 0.042
I 0.164* 0.077 0.132*
I的标准差 0.053 0.052 0.056
EX 0.003 -0.0005 -0.002
Adj.R2 0.998 0.999 0.998
注： EX的系数通过，，的数值计算得到。本文主要进行弹性分析，因此不列出常数项；*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
回归结果表明，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份额从西部到东部依次递减。这是因为西部地区边际消费较高，储蓄比例相对较小，加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则储蓄水平低下。低储蓄水平导致投资不足，就造成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缓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低，并且政府消费和货物与服务的净出口对西部的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也都十分有限。这种情况下，消费率相对较高的西部地区，就只能主要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解释了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相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要更高。
而政府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东、中、西三个地区都很小。只有在中部地区是显著的。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方面看，东部地区的最高，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的最低而且不显著。由于中部地区和西部缺乏强势的出口企业，出口能力有限，货物与服务净出口额大多为负数，对经济增长没能起到积极和作用，因此系数为负。
四、结论
近年来以投资和出口为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重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更加注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扩大内需，成为当前人们的共识。因为如果消费和投资不能协调，发展就会失去平衡，将导致一系列的严重后果。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情况差距较大，在引导居民消费，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方面不同地区应区别对待。
在东部地区存在消费不足。这个消费不足不是指绝对消费量不足，而指的是相对于投资和出口，相对于占GDP的比例以及相对于我国的其他地区的不足。应鼓励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而中部地区属于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过渡区域，居民消费不足，投资和出口也不足，由于鼓励消费的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扶持，政府消费成了中部地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但由于挤出效应明显，这对经济的长期发展很不利。因此对于中部地区除了继续鼓励消费，促进经济转型的同时，还应适当鼓励投资，缩减政府消费，增加出口能力。
但在西部地区，由于收入水平低下，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在居民消费率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储蓄水平低下，投资也受到很大限制。因此，西部地区还不急于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相反，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还应该是鼓励储蓄和投资，适当抑制消费。
参考文献：
[1] Garreau J,The Nine Nations of North America, New York: Avon Books[M], 1981；
[2]曾令华，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M]，1998.8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篇10
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学者对于消费差异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特点：在区域划分上过于单一――基本上都采取了东、中、西部的划分方法，如周曙东、刘惠英[1]，向清成[2]，胡晓鹏、段玉强[3]，胡宝娣、梅洪常[4]，张云华[5]等；在分析方向上具有片面性――基本上是对居民消费差异进行研究，忽视了政府消费的研究，如刘远、王选选[6]，涂占新[7]，樊茂清、任若恩[8]，宫芳[9]，彭志远[10]。
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研究必将面临许多新问题，因此，需要引入新的研究思路并对区域消费的研究进行定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采用区域的划分，对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差异进行研究。其中，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11]。
一、研究空间单元及现状
1．研究的空间单元
区域消费与地理因素密不可分，由于它着眼于“区域”。研究空间的选择既要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方便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区域政策的分析。在本文的研究中，没有采用诸多学者所采用的“三大地带”（东部、中部、西部）的划分，因为这一划分方法过于粗糙，不能充分反映中国不同区域层面的信息。在综合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层次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03年提出的区域的划分思路，将中国区域层面分为北部沿海、东北地区、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各个区域包含的范围如表1所示。
2．研究方法
我们将引入Theil指数来衡量我国的地区消费差异。该指数是由Theil(1967)最早提出并用于收入不平等程度测度的一个指标[12]。相对测量地区差异的指标(如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等)来说，Theil指数用于区域差异研究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差异的变动也进一步分解为组间差异的变动和组内差异的变动[13-14]。因此，该指数也被应用于地区经济差异等。本文拟用人口加权比重的Theil指数来分析我国地区消费（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差异。
计算公式为:
二、我国区域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现状
1．不同区域政府消费
从表2可以看出，1996―2005年我国政府消费支出总额逐渐增加，由1996年的7 834亿人民币元增加到2005年的27 092．29亿元人民币，10年增加3．46倍，年均递增13．2个百分点。而且，从表2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北部沿海政府支出最大，其次为东部沿海，二者大约占到政府消费总支出的30%―40%。西北地区最少，仅占4%左右。从区域增速看，东部沿海政府消费支出增长最快，10年增长4．74倍，其次为北部沿海，10年增加3．56倍，最慢的为东北地区，10年仅增长2．94倍。
2．不同区域居民消费
从表2可以看出，1996―2005年我国消费支出总额逐渐增加，由1996年的29 239．4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5年的71 776．72亿元人民币，10年增加2．455倍，年均递增9．4个百分点。而且，从表3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居民消费支出最大，其次为南部沿海，二者大约占到居民消费总支出的32%。西北地区最少，仅占3．5%左右。从区域增速看，南部沿海及民消费支出增长最快，10年增长2．83倍；其次为东部沿海，10年增加2．82倍，最慢的为东北地区，10年仅增长1．91倍。
三、实证研究
1．政府消费差异的变动趋势及内部构成
在对中国政府消费有了大体了解的基础上，我们就政府消费的区域差异进行Theil指数的分解，得到的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表4可以看出，我国大陆区域政府消费的Theil指数变化与前一年相比，大多数年份呈现上升趋势，只有个别年份（1997年、2002年，2004年）呈现出下降趋势。总体而言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特征：由1996年的0．04133波动上升到2005年的0．05118，其中波峰出现在2003年，为0．05682，波谷出现在1997年，为0．03911。
通过对Theil指数按区域进行分解，发现区域间差异揭示了整体差异的绝大部分，由表4可以看出，1996―2005年间，区域间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度在0．55―0．65之间。总体而言，虽然个别年份比例有所降低（1999年、2002年和2005年），但整体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即区域间差异贡献度逐渐提高。1996年为0．56733，到2004年则提高到0．68425；区域内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度则正好呈相反的变动趋势，即贡献度整体而言不断降低，由1996年的0．43267降到2004年的0．31575。
就各个区域内部差异来看，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大西北地区内部差异呈增大趋势；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内部差异下降趋势明显；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内部差异呈波动变化，但变动幅度不大。
为分析各区域内部差异在内部总差异中的比例，需要以政府消费额为权重进行加权计算。进一步分析表明，区域内部差异以北部沿海为最大，其次为东部沿海和西南地区。1996年三者差异占到区域内差异的75．3%，虽然在以后年份有所下降，但到2005年又逐渐增加到75．9%。其他五大区域内部差异仅仅解释了内部总差异的20%―30%左右。而黄河中游地区内部差异对内部总差异的影响最小，只占到2%―5%左右。
通过Theil指数的区域分解，可以看出Theil指数的变化是地区内部差异和地区之间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用Theil指数的时间序列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年份政府支出差异变化的动态过程，图1则表示出这种动态过程。
首先，区域内部差异在1996―2003年间变动趋势不大，2004年有所下降，2005年区域内差异又开始扩大。其次，区域间差异则从1996至2002年一直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2003年上升幅度加大，而2004―2005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综合两者的演化趋势可以看出：政府消费总体差异在1996―2002年间的缓慢上升主要是由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共同的上升作用而产生的，而2003年间总差异的上升和2004年差异的下降则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的变化引起的，而2005年间总差异的缓慢上升，则是区域内差异的扩大平抑了区域间差异的降低。
2．居民消费差异的变动趋势及内部构成
同样，我们用Theil指数的区域分解来描述中国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通过表5可以看出，我国大陆区域居民消费的Theil指数变化与前一年相比，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0．025485波动上升到2005年的0．038633，个别年份（2000年、2004年）呈现出下降趋势。
通过对Theil指数按区域进行分解，发现区域间差异揭示了整体差异的绝大部分，由表5可以看出，1996―2005年间，区域间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度在0．65―0．75之间，但最近几年区域内差异贡献度开始上升，1996年为0．267878，到2005年则提高到0．346882。
就各个区域内部差异来看，北部沿海、东北地区、东部沿海和西南地区区域内差异一直呈现扩大趋势；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内部差异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西北地区内部差异呈波动变化，但变动幅度不大。
为分析各区域内部差异在内部总差异中的比例，需要以居民消费额为权重进行加权计算。进一步分析表明，区域内部差异以东部沿海为最大，其次为北部沿海。1996年二者差异占到区域内差异的69．1%，到2005年逐渐增加到79．4%。其他六大区域内部差异仅仅解释了内部总差异的30%―40%左右。而黄河中游地区内部差异对内部总差异的影响最小，只占到1%左右。
通过Theil指数的区域分解，可以看出Theil指数的变化是地区内部差异和地区之间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用Theil指数的时间序列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年份政府支出差异变化的动态过程，图2则表示出这种动态过程。见图2。
首先，区域内部差异在1996―1999年缓慢上升，1999―2004年间变动趋势不大，2005年区域内差异开始扩大。其次，区域间差异则从1996―2000年一直呈现出平稳趋势，2000―2004年开始缓慢上升，2005年上升幅度加大。综合两者的演化趋势可以看出：居民消费总体差异在1996―1999年间的缓慢上升主要是由区域内差异的作用而产生的，而1999―2004年间总差异的上升则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的变化引起的，而2005年间总差异的加速上升，则是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上升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结论
1．总差异呈扩大趋势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消费总差异从由1996年的0．04133波动上升到2005年的0．05118，居民消费差异总体上也呈现出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0．025485波动上升到2005年的0．038633。这说明我国消费不仅存在消费率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2005年我国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4．2%，居民消费率为38．73%，最终消费率为52．9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的问题，也存在消费率区域差异大的现象。
2．区域间差异处于主导地位
表3和表4也反映出一个现象，即对中国区域消费的差异分解后，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消费还是居民消费，区域间的差异都居于主导地位。就政府消费差异而言，1996年区域间差异贡献度为56．733%，2005年为59．855%，居于主导地位并呈上升趋势。就居民消费而言，1996年区域间差异贡献度为73．21%，2005年为65．31%，居于主导地位但呈现出下降趋势。居民消费区域间差异比例的降低说明各个区域间协调性的提高，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政府消费差异中区域间差异的扩大则表明区域间差异不协调的增加，这种现象要引起重视。
3．政府消费差异大于居民消费差异
纵观表2和表4可以发现，就中国消费而言，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政府消费差异大于居民消费差异。以2005年为例，政府消费差异为0．05118，而居民消费差异为0．038633，前者是后者的1．32倍，而差距最大的2000年，政府消费差异是居民消费差异的1．74倍。
政府消费的一个主要目的即在于消除或减少地区差异，促进各个区域间协调发展。但在现阶段，我们却发现政府消费已偏离了既定的目标，政府消费在中国也出现了“马太效应”。出自《新约・马太福音》，主要意思就是：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它反映了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赢家通吃。其政策性警示就是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的政府消费政策。政府消费具有“四两拨千斤”之功效。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能够稳定民心，改变民众悲观预期，使其也能放心大胆地消费。因此，对当前的政府消费误区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4．两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
通过前面的分析，在政府消费差异方面，区域内部差异以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差异为最大；在居民消费差异方面，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的差异亦居前两位，二者所占内部总差异的比例1996为69．1%，到2005年逐渐增加到79．4%。这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东部沿海和东部沿海之间内部各省份在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方面的不平衡。为什么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地理位置都相似的区域内消费差异如此巨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周曙东，刘惠英．我国东中西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实证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2，（5）：26-30．［2］ 向清成．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域差异［J］．地理科学，2002，（3）：276-281．
［3］ 胡晓鹏，段玉强．中国区域消费空间差异的实证研究［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3，（3）：72-77．
［4］ 胡宝娣，梅洪常．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差异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1）：75-79．
［5］ 张云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J］．经济师，2005，（3）：179-180．
［6］ 刘远，王选选．地区差异对居民消费影响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2，（2）：103-107．
［7］ 涂占新．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透析［J］．统计与决策，2005，（15）：92-93．
［8］ 樊茂清，任若恩．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6，（12）：23-26．
［9］ 宫芳．我国居民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问题，2006，（4）：31-32．
［10］ 彭志远．我国宏观消费率变化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07，（2）：5-9．
［11］ 卢中原．合理调整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的比例关系，增强通过政府消费来改善公共服务的能力［J］．经济研究参考，2005，（37）：10．
［12］ J．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4-29．
［13］ 黄泰岩，王检贵．居民收入差距测量指标体系的选择［J］．当代经济研究，2000，（9）：42-47．
［14］ 邓苏，张晓．山东省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与内部构成［J］．东岳论丛，2006，（7）：70-75．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disparity about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nd inhabitant consumption
SHEN Shi-jun MA jian-xin
(School of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篇11
1 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的界定
1.1 消费者自我概念
20世纪50年代末期,Levy提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并不是功能导向型的”,由此自我概念理论开始应用于西方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中。消费者自我概念是指消费者所持有的关于自身特征的信念,以及他对于这些特征的评价。简单地说,消费者自我概念就是消费者对“我是谁”的认识。通常社会中的人们会通过臆测外人对自己的观感来做出自我评价,并形成自我概念,外人会借助一个人的消费行为来判断其社会身份。因此,通常人们选择购买与其自我概念相一致的品牌产品来维持、强化自我概念。
1.2 品牌个性
Jenniffer Aaker（1997)提出：“品牌个性就是由品牌所联想出来的一组人格特征。”在当今市场竞争中,品牌个性被看做是企业的重要战略资产,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塑造品牌个性成为企业品牌建设的关键。传统的仅仅以企业为中心的品牌定位已不再最优于品牌的发展。在当今企业品牌建设中应切实做到以顾客为中心,打造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的品牌个性,实现品牌个性与消费者自我概念的融合。而且这一融合度的强弱影响消费者产品选择时的品牌选择与品牌偏好。可见,现代企业营销中品牌个性的正确定位对该品牌的成功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3 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
学术界对自我品牌联系的研究起源于1982年Sirgy 提出的“自我形象与产品形象一致性理论”。他认为：消费者在感知到产品所表达出的形象时往往会对自我形象进行判断,如果产品所代表的形象和消费者对自我形象的判断相一致,那么消费者对自我形象的判断就是肯定的,反之则相反。在此基础上,1994年Richins提出：消费者常常用品牌来构建、强化或表达自我形象,满足社会认同和自我表达的需要。2003年Escalas和Bettman教授给出了自我品牌联系概括性的定义，即消费者使用某品牌构建、强化和表达自我的程度。
综上所述：我认为,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就是消费者自我概念与产品品牌的融合,更准确地说是与产品品牌个性的融合。消费者通过购买具有一定品牌个性的产品来进一步丰富品牌联想从而实现、强化自我概念。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越紧密,越有助于消费者与该品牌之间形成品牌偏好,最终实现品牌忠诚。
2 文化背景差异对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形成的影响
2.1 文化的界定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文化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准确、详细的理论框架。所谓文化是指有助于社会成员的个体之间进行交流、解释和评价的一系列价值观、理念、人工制品及其他有意义的符号。文化由很多要素组成,其中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和决定因素。
很早以前西方营销学者就指出“文化”是影响消费者行为很重要的因素,离开文化背景就会很难理解消费。文化与消费者行为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关系：一方面与文化背景相一致的产品和服务更容易被消费者选择；另一方面一时期消费者所选择的主流产品与服务又会刺激文化的演进。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营销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
2.2 文化与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
由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得知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是消费者自我概念、产品品牌个性两个概念的集合。所以以下分别从文化因素对消费者自我概念的影响、文化因素对产品品牌个性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最终证实文化背景差异影响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的形成。
文化背景差异对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形成的作用图
(1)文化背景差异形成差异化的消费者自我概念
所谓自我概念就是自己对“我是谁”的一种认识。很多学者通过实验证实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会受到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如我国心理学家朱滢教授的实验：首先让被测者选择一些词汇来形容自己、母亲、陌生人,然后测试者提供一些词汇(其中一半是被测者所提到的词汇,一半是新的词汇),让被测者判断哪些是他所接触过的。实验结果证明：第一，被测者对形容自己的词汇,反应比较敏捷,记忆比较清楚；第二，在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中,母亲是自我的一部分,因此与母亲有关的信息中国人记忆比较清楚；然而在美国人的自我概念中,对母亲的记忆参照与陌生人是一样的。这个实验可以简单地说明人们的自我概念是有文化差别的。
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人们喜欢自力更生,向往独立、个性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在乎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提倡“我就是我自己”,建立独立型自我。相反东方文化强调团体主义,人们喜欢相互依赖,更加在乎外人对自己的评价,从外人的评价中认识自己,偏向建立依存性自我。不仅如此,不同文化背景中价值观念的差异也会推动不同的自我概念。西方文化偏个人导向,崇尚个性自由,所以他们的价值观具有强烈的独立性；东方文化的价值观更加的偏向“中庸文化”、“关系文化”、“和文化”、“面子与从众文化”等。由此我们可以说明差异化的文化背景形成差异化的自我概念。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同的消费者自我概念会使消费者形成不同的认知能力、自我认识、喜好和选择等。因此充分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消费者自我概念的特征表现,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2)文化背景差异创造差异化的品牌个性
在目前的市场竞争中,品牌成为企业之间主力的竞争武器,只有建设与竞争对手有差别的品牌,企业才能在商场中立足。品牌包括很多要素,其中品牌个性是最重要的,一个品牌只有当具备了独特性的个性时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品牌。品牌个性是竞争者之间最有竞争力的品牌资产,也是品牌对消费者的最大吸引点。
品牌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实品牌在实质上就是文化。一个品牌会反映一定时期、一定区域的文化背景,如：提到万宝路香烟,我们想到的是与之匹配的美国西部牛仔所表现出的个性、潇洒、我行我素的美国文化特色。麦当劳、肯德基,展现给我们的是美国方便、快速的快节奏生活特色。同时一定时期的文化背景、一定地域的文化特色也应具有相应特色的品牌与之相适应。如：丽江自古以来就是茶马古道重镇,商贸文化是古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受文化背景的影响,丽江古城的商业气息非常浓重,很多商家也建起了自己的特色品牌。
不同的文化背景需要不同的品牌个性去适应,具有同一品牌个性的产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需求,因此企业在赋予某一品牌的个性特征时,必须充分考虑所在地域的文化特色,努力让品牌个性去迎合当地主流的文化背景,这样的品牌建设才会成功。
通过以上文化因素对消费者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以及文化因素对品牌个性的作用,最后我们可以简单证实：文化背景的差异确实会形成差异化的自我概念与品牌个性。而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是在消费者自我概念与产品品牌个性产生交集时出现的,是二者的结合。所以说文化因素对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的形成同样具有影响力,消费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与品牌之间建立差异化的品牌联系。因此企业营销中应当充分把握文化背景、消费者自我概念、品牌个性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保证企业在竞争中取胜。
3 结 论
在当今符号消费的背景下,消费者更加关注产品所能折射出的符号意义,更加看重产品品牌的象征意义。当消费者感知到某一产品品牌的象征意义能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时,就会与该品牌之间建立起联系。消费者的自我品牌联系对消费者品牌偏好、购买决策、品牌忠诚的实现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研究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的形成以及它的影响因素,对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简单地证实文化背景的差异影响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的形成,因此在未来的企业营销中,要充分考虑“文化因素”这一概念,详细分析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的形成及特点,并制定与之匹配的营销策略。在企业的品牌建设中要真正做到在文化背景差异的基础上,将企业品牌文化与消费者文化进行融合,实现二者的统一。建立真正满足消费者需要、符合消费者个性的品牌。只有在这样的品牌建设下创建出的新品牌才能更好、更久的发展下去。
目前学术界对自我品牌联系的研究还不全面,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停留在“参照群体”这一因素上。本文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阐述了文化背景差异影响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的形成。文章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理论分析,没有进行实证研究及数据证明,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加入实证分析,讨论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及组成文化的各个要素之间对自我品牌联系会形成怎样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迈克尔•R.所罗门,卢泰宏,杨晓燕.消费者行为学(第8版.中国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杜伟强,等.参照群体类型与自我―品牌联系［J］.心理学报,2009,41(2):156-166.
［3］罗格•D.布莱克韦尔,保罗•W.米尼德,詹姆斯•F.恩格尔.消费者行为学(原书第10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4］彭凯平,王伊兰.跨文化沟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Morgan，AmyJ.The Evolving Self in Consumer Behavior：Exploring Possible Selves［J］.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1993(20):429.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篇12
文化消费与社会区分
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凡勃伦在其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理论。他对新兴富豪消费进行考察，发现他们最初掠夺私有财产占为己有，所掠夺的财富越大，权力就越大，因此拥有财富便成为荣耀的象征。不过，光拥有财富并不足以获得别人的尊敬和景仰，还必须透过某种方式展示其地位的尊贵，从而获得别人对其的尊重，于是，“炫耀性休闲”成为公开展示财富与地位的首要方式，他们认为，通过炫耀其休闲和无须从事劳动来显示其地位，但是在现代都市中，由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彼此间并不认识，似乎炫耀性休闲已经不足以显示其尊贵的地位，于是炫耀性消费取代了炫耀性休闲。而这群人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占有，他们的消费逻辑就是浪费，消费的目的就是为了炫耀，为了显示其身份和地位，这种消费不过是一种显示身份的象征性消费，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通过这种浪费来表现价值、差别和意义。所以，中国的学者也写道：“显然，炫耀性消费成了少数人表现社会身份的手段，也是出人头地的标志。”
凡勃伦同时指出，这些新兴的休闲阶级就是通过将文化转化成自然，也就是仿佛他们商业上的成功是自然而然得来的，来显示其社会地位的不一般。但是，这种显示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权力的卖弄，从显赫中产生了权威。从而使他们拥有了声望，又因为这一阶级站在社会结构的顶端，处于社会结构下层的广大普通文化消费者就会效仿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准则。休闲阶级所树立的形象，使得整个社会的关注点不再是从事生产劳动，而是如何在文化消费中挥霍自己，达到炫耀显示的目的。根据他的理论，处于社会下层或中层的文化消费者永远都只想仿效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休闲阶级。
齐奥尔格・齐美尔：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虽然齐美尔不属于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的理论家，但是他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流行和时尚的某些理论已经体现出了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方式的观点。
齐奥尔格・齐美尔1903年发表了《都市与精神生活》，论述了都市中产阶级文化消费的行为模式。齐美尔认为：“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自于，个人在面对压倒性的社会力量时，要求保有自身存在的自主性与个体性。”新的都市阶级行为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行事的本质内容，而在于其惊世骇俗和与众不同的外表形式，从而通过其特殊的消费模式来展示其独特的个性，起到引起流行风尚的作用。而引起流行产生的结果便是中下层群体纷纷效仿上层群体的服装符码与行为方式，并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达到自己接近和融入上层群体的目的，而面对这样的形式，又给高高在上的上层群体以压力，他们又不得不为了彰显自己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处心积虑地去创新，再次制造新的流行趋势，从而保持自己上层人士的独特地位，将自己与广大的中下层大众区分开来，从而体现了齐美尔所解释的“流行……是社会区分的产物”，流行是社会上层制造出来的用以与中下层区分的产物，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产物，更是扮演了社会区分的生产者的形象，从而维持了上层所需要的社会区分和差异，在齐美尔的理论中，具体的流行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彰显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差异的产生从而使一部分代表着流行的人被区分出来，进而排除了其他的人群，显示了属于流行圈子里的人地位的与众不同。
而且，齐美尔在对时尚的界说中也谈到了关于文化消费是社会区分的方式这一理论。因为他认为：“正如我已说过的，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时尚的本质是由分界功能――再加上模仿功能――构成的这一点特别的明显，在此情况中时尚向邻近的阶级暴露自己。”这一理论也与他所谈到的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是相通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时尚和流行是相同事物的不同说法而已。而且，从齐美尔给时尚下的定义里我们更可以看出：“时尚是一种特定范式的模仿，是社会相符欲望的满足。一般来说，时尚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它能够诱导每个人都效仿他人所走的路，并可以把多数人的行为归结于单一的典范模式；同时，时尚又是求得差别化需要的反映，即要求与他人不同，要富于变化和体现差别性。”、这一定义正好揭示出了时尚的内部矛盾，即从众性和差别性。它一方面把大众会集在一起，另一方面又让不同阶层借此区分开来，这也正如流行一样。这种矛盾性构成了事物的两个方面，共同存在于时尚和流行当中。
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洛文塔尔在1961年的《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第四章《大众偶像的胜利》的文章中提到了他的“消费偶像观”。虽然洛文塔尔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消费偶像观”却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先驱，而他的“消费偶像观”也正好体现了文化消费是社会区分的方式这一理论。他在对20世纪美国通俗杂志中传记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世纪初公众崇拜的对象――成功的企业家，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让位于娱乐明星和体育健将，人们的关注兴趣已经由“生产偶像”转变为了“消费偶像”。而消费偶像助长了人们的消费意识，人们开始关注关于社会和个人的消费及其消费方式，于是，所谓的“偶像”为了突显自己的独特性，一方面要先让别人去诠释和理解自己身上的文化符号，让他们去共享这些符号，另一方面又开始了对其他独特性的追求，所以他们对于独特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当中低阶级开始起而抄袭这些“偶像”的习性时，他们只好不停地变换自己的消费模式。
让・波德里亚：“拟象与仿真”理论――象征交换符号观。在波德里亚的理论中，以消费为主导的后现代消费社会，符号是本体，与现实无关。商品被符号的结构所制约，遵循了仿真的原则。商品的重要意义并不是其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符号之间的区分性，也就是其与其他商品之间的符号交换价值，而拟象呈现出来的关系不再是商品符号与其自然属性的关系，而是符号交换关系。
波德里亚1970年在《消费社会》中认为：“文化消费问题既不与本来意义的文
化内容相联系，亦不与‘文化公众’(文化和艺术‘平民化’是一个永恒错误的命题，其牺牲者既包括那些‘贵族’文化的参与者，也包括那些大众文化的捍卫者)相联系。具有决定意义的，并非只有几千人或者好几百人分享了某部作品，而是这部作品和当年的汽车一样，和绿地所代表的自然一样，注定了只是昙花一现的符号，因为不管有意无意，它都是在一个如今已经成为生产的普遍范畴即循环和再循环范畴中被生产出来的。文化再也不是为了延续而生产出来的。当然它会作为普遍要求、作为理想参照而保持着，而且越是当它丧失了其意义实体时越是这样，但事实上，它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与物质财富～样要屈从于‘现实性’使命。而且这一点仍然与文化的工业性传播无关。关系到作品含义的，是所有的含义都应成为循环的，就是说正是通过传媒系统，它们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承接、交替的形式。”在波德里亚看来，“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物质性而是一种差异，商品不再是消费的对象而是需要的对象，人们的消费是符号，与他人形成差异才是人们消费的主要目的和主要用途之一。人们用这种拟象的象征性来体现差异，从而与他人区分开来。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消费――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最明确提出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的是皮埃尔・布尔迪厄，他在1984年的《区分：鉴赏批判的社会批判》导言中说道：“有一种文化商品的经济，但它具有特殊的逻辑。社会学力图确立文化商品的消费者及其对此类商品的鉴赏品位(taste)赖以产生的条件。同时描述出占有这些商品对象――在某种场合被视为艺术作品――的不同方式。以及形成这种被认为正统的(legitimate)占有方式的社会条件。”“被社会公认的人文学科(arts)的等级体系，以及在每一种人文学科内部，在各种风格、流派或时期内部的等级体系都与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体系相对应。这使鉴赏预先就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布尔迪厄在他的书中区分了三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为代表的经济资本可以买到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接触通道，仅仅以经济资本所建立起来的阶级体系是脆弱的，因此。只要将经济资本建立起来的阶级体系转化为由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构建的阶级体系，那么既可以掩饰经济资本的正当化支配，又透过文化消费这种形式构建出掌握经济资本的群体所需要的阶级区分的社会消费模式。所以他说：“对低级、粗鄙、庸俗、腐败、奴性的――一句话。自然享乐活动的拒斥(这构成了文化的神圣领域)，意味着对那些人――他们欣赏崇高的、高雅的、非功利的、天然的、气度超凡的、永远隔绝于俗众(the profane)的愉悦――的优势地位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和文化消费天生就倾向于有意或无意的，实现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的原因。”布尔迪厄指出，消费者在区分文化商品时其实也是区分自身的过程，也正是通过这种区分过程，人们在社会中的阶级地位也被表现了出来。所以说，统治阶级对于高雅的、超功利的艺术品感兴趣，而广大劳动大众则对通俗的、实用的艺术品感兴趣。所以说，文化消费具有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
但是布尔迪厄并不十分关心这种差别的实际的差异，而是关注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差异作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工具。他认为，人们所消费的文化商品决不仅仅单纯反映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人们在进行文化消费的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他指出，品位决不仅仅是一个美学范畴，品位会在分类的同时也分类着分类者，所以，我们被自己的分类给分类了的同时还用其他人的分类来分类其他人。所以布尔迪厄认为品位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论述，成为“阶级”的标记。阶级统治虽然终究利用的是经济的手段，但是其形式却是文化的；所以要是想了解阶级统治的情况，就必须了解文化消费如何标示社会区分，即社会差异的制造、标示与维系。因此，社会差异的来源在象征上从原来的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文化消费的领域。
文化消赘与模仿性质的消费
关于这个观点的论说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让・波德里亚，他在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中曾经提到：“正如马克思在谈到拿破仑三世时说，有时，同样的事在历史中会发生两次：第一次，它们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第二次，它们的意义则只在于一种夸张可笑的追忆、滑稽怪诞的变形――依赖某种传说性参照存在。因此，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那种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取这个词的本义：完结和结束)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时间和场所。”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消费社会里，文化消费纯然是一种模仿，是对历史上有意义事物变形的复兴。”如果将这一理论具体说来，那么，无论是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齐奥尔格・齐美尔的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还是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的论述，均体现了文化消费是一种带有模仿性质的消费形式。社会上引起的文化消费风潮总是先由所谓的“消费偶像”创造出来的，他们采取炫耀式消费的方式将其文化消费模式展示出来，引发社会上的流行，造成中下阶层的群体效仿，从而引起对其文化消费模式模仿的文化消费狂潮。比如，当偶像造成了社会上对某种服饰符号的流行时，这时便会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对这种服饰符号模仿的印记，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而当文化消费表现为一种模仿时，那么它便会体现出其另一面――盲目性，人们需要的并不是文化商品本身。而是它带给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符号作用，盲目的文化消费在模仿形式的表现下，将后现代的文化消费模式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化消费与文化创制
安东尼欧・葛兰西：文化主导权。虽然安东尼欧・葛兰西的思想阶段不属于后现代主义，但同样，他的思想已经带有了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火花。
文化主导权理论出自安东尼欧・葛兰西1929年-1935年在狱中写的《狱中札记》。
安东尼欧・葛兰西在文中指出，要想知道文本如何在实践中被挪用和被创造出意义。就需要深入探讨文化消费问题。他认为生产的过程和文化消费的活动之间是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的。因为当消费者在购买一个商品时，消费者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之中，而将商品加以挪用成文化符号，这时商品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性或者是其本身体现的生产关系所能展示的。
而根据安东尼欧葛兰西的理论来探讨文化消费的问题时，我们就不得不谈到关于“流行文化”的问题，对于“流行文化”的界说是葛兰西文化主导权理论中最能
体现其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消费的观点。流行文化在现如今被视为文化商品生产与再生产“文化主导权”的主要领域。根据这个新的观点，流行文化是一个充斥着斗争与协商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发生着争夺支配群体利益与争夺被支配群体利益之间的争战和强制贯彻支配团体的利益的行为，以及被支配群体利益的试图抵抗。葛兰西的观点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关于流行文化这个概念，从而使原来对于流行文化的两种对立的阐释中引入了一种处于中间的起到平衡作用的观点。根据“文化主导权”观点的文化研究：流行文化既不是一种由下而上发起的大众阶级的文化，也不是文化工业所控制的文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葛兰西认为它是一种“妥协的均衡状态”；“由下”而发与“由上”而发两种力量的矛盾混合，既是商业的也是真实的，一方面抵抗，另一方面被收编，从而将流行文化视为一种“妥协的均衡状态”。而文化研究感兴趣的不是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商品，而是这些文化商品在文化消费的行动中，如何被挪用、被创制出意义。这恐怕是商品生产者所始料不及的吧!他们的商品生产只是仅仅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这不是说生存条件不重要，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商品在文化消费的实践中是怎样创制出了新的意义，从而充分认识这种实践和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
丹尼尔・米勒：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丹尼尔・米勒在1987年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中提出了这个观点。在这本书的《物的领域、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第158～177页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这再次确证了文化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并非主张，某种相对一贯的现象，即所谓‘社会’受到了文化的扭曲或错误地表述；相反，我们可以不要这种优先主体假说，而直接讨论文化形式这种确实存在的、矛盾而复杂的现象――各种社会关系就是在文化形式中、通过文化形式运作的。然而，要想使这种观点不至于倒退到对社会、对主体进行客观主义攻击，那么，我们就只能再次强调，文化的积极属性，就体现在它的对象化作用上。体现在它为社会发展提供的前景上……”
丹尼尔・米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社会生产和消费创制文化的同时，社会关系也被文化形式所运作。他还指出，文化必须同时有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客体和主体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文化，文化就是两者之间动态的交互关系，正是在这种相互建构的过程中，文化才被创制出来。正是在这种创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被文化所塑造。他认为，文化消费就是一种创制文化的过程，自我实现的潜能在于文化消费的实践，自我异化创造了文化的世界，在文化消费中，主体透过自我异化，可以从一个重新挪用的过程，走向充分的对象化。而这时主体通过自我疏离的状态来熟悉自我。虽然文化工业生产了“异化的”商品，但是消费实践却有“潜力去生产非异化‘不可让渡’的文化”。所以米勒认为文化的创制也是文化消费的特性。同时他也认为，文化消费对于文化的创制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此外，米勒也拒绝将文化消费的讨论重点放到商品上，而将消费者的角色缩小到只是购买者而已。他认为，文化消费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是对异化环境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加以挪用和转化的过程，此过程创造出来的商品，拥有不可胜数的多元性，相同的商品可以被不同的社会团体以无数的方式重新脉络化。米勒在最后提出了一个比较不乐观的结论，他认为在当今的条件下。消费很少发展出所谓的理想模式，从某些情况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理想模式是以其潜能为基础的，但这却并不是一般的实践常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得出：在文化研究领域引入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文化消费学是很有必要的。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篇13
能源是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是保证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物质元素，因此，能源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社会能源消费结构中，居民能源消费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着较长时期的持续快速增长态势，经济总量扩张和质量提升都很明显，相应地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消费水平也随之迅速提高，这在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快速增加上能够清楚地反映出来。然而，能源消费量的快速增加不仅会威胁着能源市场的供需均衡，更为突出的是作为碳排放的重要来源还威胁着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气候环境。因此，无论是从现实的市场均衡角度，还是从长远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角度，准确把握居民能源消费状况及其地域特征，是一项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工作。
从对现有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对居民能源消费的研究始于20世纪石油危机之后的80年代，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多个学科和领域广泛涉足的热点问题，取得了不少综合性、交叉性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对居民能源消费问题的研究要滞后很多，许多基本概念或问题都还不够清晰，基础数据还很欠缺。
本文基于消费经济学的视角，将居民能源消费定义为：居民为日常生活消费所需而直接或间接使用的各种能源资源，包括生活照明、餐饮、取暖、制冷、交通等在内的所有居民生活环节对能源消费提出的“直接”需求，以及为生产满足居民日常消费的商品和服务而派生的“间接”能源需求。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Theil指数经常被用来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指标，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本文运用Theil指数法考察区域内及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经济水平和地域条件对居民能源消费的影响。
式中，C表示居民消费总额，E表示居民能源消费，包括居民直接能源消费和间接能源消费，T表示以居民消费总额为权重的我国区域能源消费的总泰尔指数，Ci表示第省份居民消费总额占全国居民消费总额的比例；Ei表示第省份能源消费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T1、T2对应表示区域间、区域内省域能源消费以居民消费总额为权重的泰尔指数；Cu表示某一区域居民消费额与全国居民消费额的比例大小；Eu表示某一区域能源消费占全国总能源消费的大小。i和u是变量代号。
居民能源消费量由各省（自治区）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换算成标准煤求和而得。由于现行统计资料缺乏居民能源消费数据，所以把各省市能源消费总量减去消耗在出口商品上的能源量的余额作为各省居民能源消费量，即居民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1-出口额/GDP）。出口额单位千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以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计算。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现行政策一般都以区域为依据区别对待，所以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常用的三种区域划分方法为依据进行分析：一是划分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三分法），具体是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二是划分六大地理分区（六分法），具体是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华东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台湾，中南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西南地区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不含，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三是划分经济区域（八分法），具体包括东北地区含辽宁、吉林、黑龙江，北部沿海地区含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含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地区含福建、广东、海南，黄河中游地区含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长江中游地区含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西南地区含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西北地区含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考虑到数据的连贯一致和可比性的要求，本文仅选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自治区），并且将重庆市并入四川省进行计算分析。选取的数据来源于2000～2012年全国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能源统计年鉴，少数不连续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了估算。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对所有省级数据的测算，我们得到2000～2012年的三种区域划分的泰尔指数分解结果和贡献率。三分法的计算结果如表1和图2所示。
从表1可以发现，泰尔指数总体呈先升高再降低（下降）的趋势，其中区域间贡献率逐年下降说明区域间差异持续缩小，区域内贡献率不断扩大表明区域内差异持续增大，且三大区域间差异远小于区域内差异。
图1显示，区域内变化最明显且变动幅度最大的是东部地区。自2000年到2006年泰尔指数以较快幅度增加，2007年到2009年又急剧降低，之后变化平缓。而中西部地区变化幅度较小，其中西部地区泰尔指数以缓慢幅度增加，西部地区以缓慢幅度降低。
对照表1和图1，泰尔指数总变化趋势与东部地区保持一致。进一步深究原因，我们发现东部地区工业较发达但产业分布不平均，各省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省工业发展所占比重差异较大，而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工业发展较均衡。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由于地理环境和经济等因素，工业水平较落后，近年来，部分省市如贵州等工业有较大发展，所以泰尔指数呈上升趋势。
六分法的泰尔指数二阶分解结果和各级贡献率如表2和图2所示。从表2可以发现，泰尔指数总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并且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明显小于区域内差异贡献率。
观察图2可以发现，中南、华东这两个变化幅度比较大的区域存在类似的变化趋势：从2001年开始泰尔指数一直增加，到2006年、2007年达到最高点，此后开始降低并在2009年降至最低点，之后华东地区泰尔指数在微弱反弹后逐年降低，而中南地区自2009年后泰尔指数开始缓慢下降。东北、西北地区泰尔指数数值最低且波动最小，华北地区泰尔指数缓慢增长，而西南地区的泰尔指数继缓慢增长之后在2008年有一个向下的趋势之后继续缓慢增长。
联系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总结西北地区（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西南（四川贵州云南）的异同点，可以得出结论：经济衰退会导致泰尔指数下降，而在经济状况运行良好的情况下，在经济与工业都较不发达以及产业结构分布相当完善合理且工业相当发达活跃的两种地区，泰尔指数会长期保持一个相当低的平稳的水平；在经济相当发达但不以工业为发展支柱的地区或经济较发达且把第二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地区，泰尔指数数值较大且变化明显；在以工业为支柱产业但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和经济发达且把工业作为重要行业的地区，泰尔指数数值偏低且变化幅度较小。
表3和图3为八分法的泰尔指数二阶分解结果和各级贡献率。从表3可以发现，经济区的泰尔指数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且区域间差异远大于区域内差异。
从图3可以看出，波动最大、变化最明显的区域是南部沿海地区，泰尔指数在2001年到2007年快速上升，此后急剧下降。大西南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在2003到2007年期间都呈上升趋势，但幅度明显小于南部沿海地区。同期大西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东北地区泰尔指数保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西北、东北地区泰尔指数变化幅度相当小，长江中游地区有一个漫长的降低过程。
对比分析图1图2图3可以看出，波动最大的区域居民能源消费泰尔指数最高值均出现在2006年和2007年，表1表2表3中总泰尔指数的最大值也出现在这两年，其原因可能是2006～2007年正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两年。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居民能源消费的泰尔指数。同时，在三幅图中，波动较大的区域分别是东部地区（三分法）、中南地区和华东地区（六分法）、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八分法）。
因此，可以得出总结论：面对该研究样本用不同的划分方式在同一研究方法下得出的结论一致，所以总结论在该研究领域具有普适性通用性。区域经济较发达程度、区域产业结构分布均衡程度、工业发达程度都会导致居民能源消费泰尔指数的变化。其中，居民能源消费泰尔指数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整体扩大，随着经济衰退总体减小。区域产业结构分布越均衡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泰尔指数越低。区域工业水平越发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能源消费泰尔指数越低越稳定。联系表1表2表3中数据可以分析得出，我国居民能源消费差异与区域划分方法有关，不能简单地断定是区域间差异还是区域内差异决定的。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还是从地域角度出发，都可以得出结论：区域划分越多，居民能源消费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越大，居民能源消费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越小。同时，区域划分越多，经济发达地区和工业发达地区泰尔指数越小越平均。即经济水平越接近但的地区，居民能源消费差异越小，泰尔指数起伏越少。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联系图标和数据发现，面对该研究样本用不同的划分方式在同一研究方法下得出的结论一致，所以总结论在该研究领域具有普适性通用性。区域经济较发达程度、区域产业结构分布均衡程度、工业发达程度都会导致居民能源消费泰尔指数的变化。其中，居民能源消费泰尔指数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整体扩大，随着经济衰退总体减小。区域产业结构分布越均衡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泰尔指数越低。区域工业水平越发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能源消费泰尔指数越低越稳定。联系表1表2表3中数据可以分析得出，我国居民能源消费差异与区域划分方法有关，不能简单地断定是区域间差异还是区域内差异决定的。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还是从地域角度出发，都可以得出结论：区域划分越多，居民能源消费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越大，居民能源消费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越小。同时，区域划分越多，经济发达地区和工业发达地区泰尔指数越小越平均。即经济水平越接近但的地区，居民能源消费差异越小，泰尔指数起伏越少。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中国居民能源消费无论是从总体层面上还是从各区域内部角度都呈现这样的趋势：经济和工业越发展，地区内省域居民能源消费差异逐渐减少，并且变化趋势从时间上看略滞后于经济政策的实施。第二，居民能源消费泰尔指数明显受当年经济走势的影响，经济发展良好泰尔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经济全面衰退，泰尔指数也在相应的时间点呈降低趋势。第三，工业不发达地区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拉近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地区生产值差异，地区间居民能源消费差异逐渐缩小，区域内居民能源消费差异增大。第四，由数据研究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增长、工业水平提高有利于缩小区域能源消费差异。
参考文献：
[1]康小娟，杨东民.基于泰尔指数法的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分析[J].资源科学，2010（03）.
[2]彭明芳.中部地区居民能源消费的时空差异分析――基于省际面板的实证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