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化学论文篇1

相较于一般文学作品而言,英美文学评论的层次更加鲜明。文学评论家们对英美文学作品全方位、多层次地深入分析是英美文学评论的基础,也是英美文学综合评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评论家们要想完整、全面地理解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就需要对作品从背景、时间、题材、创作风格等方面做出深刻的文学评论。由此可见,英美文学评论与一般文学评论之间的最大差距是英美文学评论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艺术表现特点。因此,文学评论家们要将评论的着重点放在英美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属性上,全面综合评价文学作品。

二、评论视角选取策略

1、时效性策略

时效性是文学评价家评论视角选取策略考虑的首要策略,其原因是英美文学作品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对后世文学研究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因此,评论家要想达到英美文学评论可以启发文学创作思维的目的就需要把握时效性策略和英美文学作品的特点,为英美文学的发展提供保障。时效性策略研究是以英美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创作风格、作品特征、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作为研究内容,以文学作品自身艺术属性和作品特色作为时效性策略的研究重点,以推动英美文学的发展作为研究目的。因此,重视英美文学评论的时效性是推动英美文学评论得以快速有效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发挥英美文学评论加快精神文明建设脚步的重要策略之一。

2、差异化策略

文学表现形式和文学作品体裁的多样性赋予了文学作品文学样式的多元化特征,因此不同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属性,这也是区分文学作品差异的主要方式。针对文学评论体系中的文学作品差异认识,评论家需要正确把握差异性策略在文学评论体系中的应用原理,把提升英美文学评论质量作为差异性策略研究的主要目的,以提高英美文学评论水平、提升英美文学评论的整体效果、帮助文学阅读者正确理解文学内涵作为差异性策略研究的方向。由此可见,评价家要以差异性策略研究的方向作为提升英美文学评论的重要手段,从全新的角度把握差异性策略,从而为英美文学评论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三、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的影响

1、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作为一个民族的根基之一的语言,在文化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首先,英语是英美文学作品创作的工具,也是传达文学内容和表现形式的主要方式。英美文学作品与一般的文学作品在语言表现形式、抽象概念表达方面极具鲜明的主观色彩和浓厚想象力。英美文学评论家就需要利用英语传达出文学作品的精髓,为文学阅读者们提供简洁、华丽、通俗或者高雅的评论与见解,帮助文学爱好者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学内容。由此可见,作为语言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英语,在语言表达方面具有极强的语言表现了和文体风格。

英语与汉语一样,在表达文学思想内涵方面会受到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宗教文化、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导致英语在英国和美国的发音、表达方式等方面具有差异性,从而形成了“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造成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之间的差异元素有很多,主要包含谚语、典故、俗语等。谚语、典故、宗教的不同,一方面造成英语的语法结构不同,另一方面使英语表达的含义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其他国家理解别国的文学作品含义上存在一定的难度。英语是英国的母语,国家在传承与发扬英语文化的过程中会根据英语文化的“正宗”结构和表达形式来表达文学作品。虽然正宗的英语表达形式会给文学评论家和文学阅读者们带来方便,但是也会造成英国文学作品没有美国文学作品的随意洒脱。其原因是作家在表达语言时严格遵循英式英语的正规表达结构,使作品带有浓厚的“庄严”色彩。

相较于英式英语而言,美式英语在表达结构方面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没有完全遵循英式英语的传统文化,在美式英语结构改革方面加入了创新元素,使美式英语充满“叛逆性”和“革新性”。另外,美式英语的历史背景没有英式英语那么浓厚,人们在传承语言文化时没有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因此作家在文学作品语言表达方面更加开放、随意,带有鲜明的个人主观色彩。美国文学评论的特色是自由、创新,与英国文学评论相比,美国文学评论不仅可以激发文学家们的创作热情,还可以促进美国文学领域的快速发展。

2、文化内涵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作用

表面化学论文篇2

文本阅读是人类独有的获取信息的一种认知活动。文本阅读的心理学研究揭示了人类认知活动的本质和规律，为教育学、心理学、认知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有着重要的实践和应用价值。就文本研究的内容而言，文本阅读主要经历了从图式的构建到情境模型的分析两个重要阶段，形成了“建构主义理论”、“最低限度假设理论”与“记忆基础文本加工理论”等主要理论。这些理论模型从本质上来看，可以归为三大类：一类理论模型关注文本阅读表征方式的探索；而另一类模型则注重于分析和揭示文本阅读动态的加工过程；还有一类理论模型从实际应用出发，希望应用计算理论构建一种复杂、量化和可计算机模拟的模型。前两种更注重认知过程和心理构建，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此，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图式理论”和“情境模型理论”展开论述。Barlette在1932年提出了著名的图式理论。他认为图式是一种对过去反应的积极组织，也可称为是过去的经验。在阅读中，人们会利用头脑中的图式去同化阅读的信息，在回忆的时候，是对储存的结构化图式的回忆，如果人们遇到的故事与通常的理解有矛盾，人们把它放到现存的图式中就有困难，倾向于不对它加以记忆或者对它进行“规范化”，修改它的细节直到与现存图式一致（转引自张必隐，1992）。随着“图式”这一概念被引入文本阅读研究领域，阅读心理学家从此开始了广泛的以图式为主要内容的文本阅读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文本阅读中图式表征的研究一直占据着该领域研究的主导地位。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图式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也在发生着变化。现代图式理论认为，经验本身并不储存在记忆之中，它们用表象、命题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按照一定的位置、时间分层次地组织排列，这就构成了图式。Rumelhart则把图式称为“认知建筑的组块”，是所有信息加工所依靠的基本要素，并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图式的主要特点（1980：33-58）。众多研究者认为，头脑中已有的图式对阅读新文本和学习新知识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80年代，Kintsch等人才在文本阅读理解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情境模型”这一概念。近年来，有关情境模型的研究发展迅速。进入90年代，情境模型在文本阅读表征的研究中已经逐步取代了图式研究，成为文本阅读研究的热点内容，并构成了认知心理学的重要领域，有关情境模型的理论也已应用于多个领域，如语言理解、记忆提取、逻辑推理等等。情境模型也称心理模型（mentalmodel），它表述的是一个人对真实或想象世界中所描述或经历过的特定事件或状态的理解。在阅读研究中，它指的是读者对文本所描述的情境的心理表征。当前大多数认知心理学家认为，文本理解的过程就是读者建构一系列多层次的心理表征的过程。情境模型的观点认为读者在课文阅读过程中一般会建立起三种层次的表征：（1）表层表征（surfacecode），即对课文中字、词、短语之间的语言学关系进行编码所形成的表征；（2）文本基础表征（textbase），即对文章所提供的语义及等级层次结构关系所形成的表征；（3）情境模型（situationmodel），即读者结合自己的背景知识对课文中所描述的信息进行的较深层次的表征。这一理论提出后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由此引发了情境模型研究的热潮。

2.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2.1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的定义十分广泛，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理论，涵盖历史、民族、行为、物质、精神等层面。Hall认为，文化存在于两个层次中：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关于隐蔽文化层的内部结构问题，顾嘉祖教授（2002）作了细化剖析，提出观念是隐蔽层中的主要埋藏物，而观念的核心是价值系统。要真正了解一种文化，就要探寻这种文化中最深层、最具影响力的价值观念。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由于不同的语言使用者在地域、历史背景、生活方式、社会文化、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交际习惯和语言使用规则，构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在过去几十年的英语教学中，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已经从“语言能力”扩展到“交际能力”（Hymes，1972），又扩展到“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目的语使用的“适宜性”是在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中定义的，“学生需要一种跨文化交际能力，他们能够受益于语言文化教育”（Byram&Morgan，1994:62）。根据心理学理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包括目的文化知识以及对自身价值观念的意识；情感层面包括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灵活性、共情能力、悬置判断的能力；行为层面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关系的能力、在跨文化情境中完成任务的能力（Paige，1986:135-158）。这类模式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位提供了一个总体的心理学理论维度框架。2.2跨文化交际教学的现状我国外语教学越来越重视学生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文化导入成为现有外语教学中跨文化培养的主要途径。文化导入的常用方法有教师们在课文串讲中介绍背景知识或开设英美文化概况一类的选修课，以教授与目的语相关的文化事实，如目的语民族的历史发展、地理文化、社会制度、一般习俗、礼仪、禁忌、人物生平等为主要内容。这种文化教学在教学方法上是由外部施加的直接讲授型，在教学内容上是文化中外显的、概括化的甚至是刻板化（stereotyped）了的，以及由外部施加的甚至是可以独立或相对独立于语言教学的。它不能较好地展现文化所具有的多层面、多维度特性，而且对于缺乏实际经验的学生而言，不能很好地实现跨文化培养目标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意识，对于不同文化间的价值观念这类文化中最隐蔽同时也是最核心的内容，学生无法产生真正的认同和宽容，更谈不上运用跨文化视角审视反思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借鉴。由此看来，我国的外语教学实践需要调整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理念和模式。新的模式应该是对学习者认知、情感和行为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所谓认知，是以文化意识（culturalawareness）的培养为中心的。就大学英语教学而言，是指学习者能对所接触的异文化具有敏感性，能认识到文化的不同在语言中的体现；在情感层面，则是能对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有宽容的态度，通过文化对比，能觉察和反省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学习者在跨文化认知和情感上的提高能指导其跨文化行为能力，即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的沟通技巧和具体方法。

3.文本阅读理论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启示

表面化学论文篇3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传统，颇具时代转型特点，呈现着现代性艺术精神，逐渐向着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转移的态势。在这这研究领域，关涉的人物和流派甚多，涉及到的思想与问题等繁杂，多语种特点表现明显，使得这类研究难度增大。当历经19世纪末期的“近代”文论批评，历经20世纪上半期的“现代”文论批评，历经20世纪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历经20世纪末期的“后殖民”文论批评，所牵涉出的问题，表征出牵涉面大、周期短、转型快等特点，尤其是当研究领域中的人文科学与科学分析流派发生激烈碰撞时，使得当代的文论研究问题，形成的复杂性前所未有。

当然，以中国立场，来审理西方文艺理论，颇具话语转型与重建价值意义:生态美学角度的研究。对当代西方文论进行研究，使得中西前沿思想产生沟通和对话。也就是说，需要从认识论与知识论两方面入手，这不是评头论足西方文化与贬斥西方文论；反而，从生态美学范畴上说，这种仔细考察西方文论思想的行动，是中西文化与文论，面对面的沟通，深层次对话。也正是因为对话，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论，才得以完整呈现。研究当代西方诗学，不但让我们站立在现代文化的新高度，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中的美学困境以及张扬的诗学精神；而且，以此为参照，使得我们看到或者意识到，我国文论与美学，同样有着沿袭传统的负担，并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对话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褒贬某一文论，而是对文艺理论研究进行反思与自省。诗学如此对话的目的，就是去探寻深层次的共同的有关人类审美文化的价值倾向。动态研究。研究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采用静止的或孤立的观点，是行不通的。要采用发展的、具体的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与研究问题。在研究西方文艺理论过程中，我们不照搬照抄，而是通过参照对比，整理着、分析出、总结好我们的当代文艺理论，从而，更好地建设我们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

当研究透彻后，当我们洞悉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内涵与真实意义，并从真正意义上知晓当代文论下隐藏的存在本体论的重要意义时，到时候，我们将有全新的知识型结构。深层次地研究文艺理论与美学，就会触及到一个比较深远并十分重要的问题，有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所以，研究诗学，不但关涉着诗意般的思维方式）问题。所以，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进行构建，务必要弄清楚西方文化与诗学的价值取向和主要趋向。

多元化研究。由于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所以，我们应该进行多元化研究。我国文论界，仔细地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化进行研究，发现，对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关系，进行批判的后殖民主义，着重于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主义”，并没有意识“文化对话”，在新世纪，对中国的重要性。当然，由此也提出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摆正中国的文化以及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笔者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全球单一化,而是逐步呈现出差异性的动态过程。别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应用派别研究方法。我们都知晓，后殖民主义与批判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引入后殖民主义,使后现代主义的反权威问题、价值平面问题、中心与边缘问题，变得更加繁杂,也使得我国文论界，面临着以下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等等。当传统价值面临着困境时,也只有不懈地探索其理论和丰富其实践层面,通过那些处于后殖民时期的知识分子，前瞻性和边缘性思考,以自身获得个体独立性的前提下,不断地更新知识体系，创新学术思想，并把它当做自己存活的理由之一，能够以此作为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目前，我国在研究西方文学时，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从多方面，深层次，对西方文学，表述自己的看法。研究西方文学的热点或焦点，一般体现在作家流派，族裔文学与迥异的作家、作品以及热点文类，通过文学在国内学界所出现的频率，归纳表明，我国文学研究的热点流派是当代少数族裔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热点族裔文学是：华裔文学、黑人文学与现代欧裔白人文学，研究的热点作家是：汤亭亭、沃克、菲茨杰拉德、霍桑、海明威、福克纳和莫里森等，研究的热点作品是：《女勇士》《老人与海》《麦田里的守望者》《紫色》《了不起的盖茨比》《宠儿》和《红字》等，研究的热点文类是：华裔小说、黑人小说和现代欧裔白人小说。通过这些研究热点表明，在新世纪，我国在研究西方文学时，存有三种明显的情结：即小说情结、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情结和经典情结，以及两个需要学术界十分重视的问题：即在研究角度上，出现较多的重复现象，在研究对象方面，边缘与主流，区分太明显。第一，研究方法的趋向。一般可以运用如下方法来研究西方文学：考察某事物所采用的手段，应以特定的方式来考察其对象；观察角度广，应以多角度的观察视角，以及多方面研究文本内容；程序上的分析理解。具体操作是：a注意研究文学现象的视点、角度；对文学现象的程序，进行分析理解。批评西方文化的方法则有：多角度，理解和判断特定的文学现象；对特定文学现象的程序，进行解析。第二，研究内容的走向。研究西方文学，在内容上趋向于：文学现象，主要包括文学接受、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意义，主要包括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含义。主体的美学涵义，主要包括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社会价值与意义等。研究文学作品的价值方面，则是从这些角度入手：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被接受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与思想导向作用，此外，也包括着社会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审美价值等。第三，研究领域的走向。西方文学研究领域通常有：结构主义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潮流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法国），主要是以此来探讨文化现象中的共在结构与引入语言，并利用好文本中的语言意义与价值，探析这一文化现象。叙事学，一种关于语言学、文学的学科，受现代符号学影响，通用的方法是，运用语言学方法，对文学文本中的叙事模式问题，进行研究，法国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是典型的代表。形式主义属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潮流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对文学的形式比较重视，并认为形式是文学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等，是典型代表。期待视野属于接受美学概念范畴，指文学接受中，阅读文本内涵，所展现的读者的预期，而预期，常常是在阅读过程之中，以一种特定的视野来体现。精神分析学，创始人是弗洛伊德；其主要观点是：把人的心理分为自我、超我、本我三个层面，注重人的无意识，特别是注重人的性意识的发展。

总之，不断地深入研究西方文学，使得我国的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展现着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此外，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理解文本也更加的准确与多样。笔者认为,在当代文化重建和文论转型中,应在审视中国文化精粹的基础上，遵守人类的共同价值与认识,并遵循着相应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我国的新文化形态与新文艺理论体系，才能有效构建。

表面化学论文篇4

胡文仲先生1935年生于天津，1951年初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54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在翻译班及师资班进修。自1957年起先生开始在英语系任教，1979年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1981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在英语系继续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主编。

胡文仲教授早期就认识到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提出“跨文化交际教学是文化教学沿革”的观点，认为在“文化真空”中进行英语教学是不可能的。据笔者统计，80年代初至今，先生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外语期刊上发表和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文章共计23篇，现按时间顺序由近及远列表如下：

1. 80年代的研究

80年代先生发表了以《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为代表的5篇论文。在《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这篇文章中，胡先生通过例证法提出“学习英语不能不同时注意中西方文化差异”这一观点。然而，在长期的英语教学中，由于大家对中西文化差异重视不足造成在英语写作或口语中经常犯“语言形式表达无误，而不合乎西方文化情理”的错误。此外，权威机构编撰的英语教材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只重视语言形式而忽视社会意义，即忽视语言在实际场合中的运用。英语学习者对下列几组“对话”似乎都不陌生：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Li Hong.

-How old are you？ -I’m twenty.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Nanjing...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the library...

这类对话是英语学习的开端，它们都是“中文思想+英文形式”式的表达，语法自然正确，却忽略了是否适合交际场合这一现实。除了在医院、移民局这类地方外，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会碰到“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这类私人性的问题。然而，若干年来一直使用的英语教材基本不会注意到这些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学生又喜欢机械模仿，缺乏对语言学习中文化的意识。

如何让英语教育者和学习者注意并重视这个问题呢？胡先生在文章结尾处提出“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指导教学”的合理性建议：（1）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外语院系除了设置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等课程外，还应该增设社会学、人类学这类课程；（2）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使用一定比例的国外出版的外语教材，在自编的教材中多用一些“真实材料”（authentic material）；（3）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时多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材料；（4）在课堂上，教师不仅应注意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还应该重视语言运用是否得当；（5）充分利用图片、幻灯片、电影、电视等直观媒介；（6）充分利用外教资源，对外语学习者来说，和讲这种语言的本族人接触十分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接触是其他方式所无法取代的；（7）开展汉英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教学。先生80年代提出的这些建议很具前瞻性，甚至对现在的英语教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文化差异种种》[1]这篇文章中，胡先生列举了几个较为突出的文化差异的表现，比如中西方在“打招呼，致谢，表示谦虚，礼物的赠予和接受，身势语，观念”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英语教育者在教学中如何做才能不断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呢？胡教授提供了一些好的方法。首先是学生的态度问题。英语学习者应该努力尝试理解外国文化，不能认为异于我国文化的都是荒唐可笑的。其次是英语教育者要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课堂上教师可以利用图片、照片介绍外国的艺术、雕刻、建筑、风俗习惯；可以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比如报纸、杂志、电视节目、广告等，选择与文化有关的一些材料让学生读，然后组织讨论；还可以放映介绍外国文化的短片及一般的外国影片；可以组织学生演剧、为某些外国影片配音，使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外国文化的细微之处；可以请国外客人来校与学生接触，或做报告，或举行讨论，使学生有比较直观的感受；还可以让学生做翻译练习，引导学生注意那些包含丰富文化内容的词语（culturally-loaded words）；引导学生阅读专门论述文化和语言关系的书籍等，小说、剧本及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书籍。小说和剧本虽然不是为介绍文化而写，却有许多反映文化的生动例证。

在这个时期胡先生发表的其他与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相关的论文，有谈及论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有谈交际与语言的关系。总体来看，先生在这个阶段发表的文章主要是讨论教师如何将文化差异贯穿于课堂、学生在学习中如何提高文化敏感度。笔者认为，英语教育者和学习者应该把先生提出的那些建议铭记在心，并将之贯穿于语言教学和学习之中。

2. 90年代的研究

和其他时期相比较，胡先生90年表的文章数量较多。纵观这些文章，先生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浅谈文化对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重要这个微观层面，他的研究视角开始转向跨文化交际这个更宏观的层面，比如在此期间发表的论文《跨文化交际研究如何起步》[2]、《试论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研究》[3]、《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4]。同时，先生开始参与以跨文化交际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关注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国际发展动态并发表《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5]等相关论文。除此之外，胡先生开始着手文化辞典的编撰，在90年代期间发表了论文《关于编写文化辞典的探讨》[6]。因此，文化教学和跨文化交际开始进入英语教育者和学习者的视野，各大高校也陆续使用了相关教材。他在此期间对一些教材进行了推介和比较，相关文章有《迎接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新局面――评介最近出版的三本跨文化交际学著作》[7]、《介绍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交际英语教材》[8]和《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评〈欧洲文化入门〉》[9]。可以说，90年代先生研究视域的拓展及对一些文化教材的引荐为国内跨文化交际的发展、英语学习的引导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20世纪后的研究

搜索中国知网，先生20世纪后在国内较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6篇：《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10]、《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11]、《跨文化交际课教学内容与方法之探讨》[12]、《评介英国出版的一部跨文化交际著作》[13]、《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现状和未来》[14]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15]。从文章名称可以发现，胡先生这个时期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焦点继续关注在国际层面并进一步向实证方面延伸。在《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现状和未来》一文中，先生把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科讨论并总结了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长期以来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研究偏重于外语教学，研究范围不够宽泛，研究视野不够广阔，其他学科的参与较为单一；提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学科队伍水平参差不齐；学科研究基地建设需要加大投入等。这些问题确实是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值得大家关注并加强的方面。对于一门新兴的学科，胡教授的这些观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4.结语

本文对胡文仲先生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的三个阶段进行了综述，发现三个阶段虽然有相对明显的特征，但前一阶段后期的特征已显示出后一阶段主要特征的萌芽，正可谓承前启后，衔接无p，这恐怕也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任何历史分期似乎都难逃“人为干预”之宿命。论从史出，以史为鉴，由于“文化”与“交际”无处不在、无所不包之特征，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30年来的一大局限是：凡是涉及语言与文化差异比较研究成果几乎都可“扔进”跨文化交际研究这一领域，这一表面风光景象提醒我们注意学科边界，因为当一个研究领域无所不包时，势必影响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深度。笔者认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对象的未来应更加注重学科相关概念的探讨，更加注意文化与交际的相关性研究，同时促成诸如跨文化商务交际一类分支学科的繁荣发展。此外，跨文化（交际）研究应该成为眼下外语专业学科建设的航向标。小而论之，英语专业中英语报刊选读课程最需要跨文化批评，孙有中主表的《跨文化视角》和《跨文化研究前沿》所选辑的大量论文就是明证；大而论之，英语专业任何一门课程几乎都与跨文化（交际）批评相关，有待全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者合力攻关。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文化差异种种[J].教学研究，1985（3）：1-6.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研究如何起步[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1）：2.

[3]胡文仲.试论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3（1）：2-5+10.

[4]胡文仲.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2）：3-9+80.

[5]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J].外语研究，1994（1）：4.

[6]胡文仲.关于编写文化辞典的探讨[J].外语界，1995（4）：2.

[7]胡文仲.迎接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新局面――评介最近出版的三本跨文化交际学著作[J].外国语，1998（4）：3.

[8]胡文仲.介绍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交际英语教材[J].外语界，1991（3）：3.

[9]胡文仲.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评《欧洲文化入门》[J].外语界，1991（3）：58-59+60.

[10]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4）.

[11]胡文仲.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J].中国外语，2006（3）：4-5.

[1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课教学内容与方法之探讨[J].中国外语，2006（4）：4-8+37.

表面化学论文篇5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学一方面应对西方现代思潮的挑战，一方面受力于“”后寻求思想突破的压力，产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派别：寻根派和现代派，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对话的一个标志，也为陈晓明走上文学批评的前沿舞台提供了契机。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对文学回归自身的渴求，使他对作家创作的焦虑感同身受，对作家们在文学主题的挖掘和形式上的创新，也往往能够心领神会，尤其是对先锋派的小说创作，更是不遗余力地为之摇旗呐喊。《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是陈晓明对中国先锋文学批评的研究专著，他对这批以华美的语言表达与繁复的形式主义策略推进中国文学艺术创新的作家群体予以热切关注。陈晓明认为，先锋小说作家们把强烈的表意意识转化为抽象的方法论活动，他们对文学说话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突出强调叙述人和叙述视角，设置叙述结构，强调语势句法等修辞策略，以形式主义探索挑战经典现实主义的美学规范。其内部特征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性，突出表现在：1.对中心或本源的拆除；2.对宏大历史叙事完整性的解构；3.小说叙事的碎片化以及对暴力、逃亡等行动的极端表现；4.自我与人物的祛魅或符号化；5.情感的中性化以及对暴力、逃亡等行动的极端表现；6.利用错位和意外来编织故事；7.反讽手法的普遍运用；8.宿命论式的神秘主义。先锋小说实现中国文学从“写什么”向“怎么写”的主题转变，弥补了中国文学形式主义的课程，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陈晓明对这个群体的探索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先锋小说作家）把先锋小说的叙事功能发挥到无所不能的地步，他们把中国小说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难度。就小说叙述的复杂性方面而言，他们的水准可以和西方现代以来的小说同步对话。而他们对汉语言的表现力的开拓，向现实主义写实一类的美学法则挑战，使现代中国白话小说语言国语华丽典雅，但他们的描写力，对细微感觉的捕捉，对乖戾心理及生存状态的表现，特别是对情景的创造，都使当代汉语言文学达到一个全新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陈晓明的先锋小说研究，所依据的是结构主义学说和解构主义理论，它们被陈晓明用来当做阐释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武器，使中国的先锋小说批评得以走出传统意识形态分析，进而走向价值中立、平面性的文本解析游戏，为中国当代小说批评提供了一套全然不同的话语形态和术语系统。

先锋文学在玩够了极端形式主义之后悄然退场，这次短暂的美学裂变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它喻示着文学从追求表现外部世界的宏大叙事中解脱出来，“向内转”而返回文学的自身。然而文学表现的核心永远是“人”，人性是其挖掘不尽的写作主题。在1980年代后期，一批没有追赶上先锋文学的写作者登场，他们既从先锋文学夸张、怪异的表意策略中获取文学技巧，又受到新写实关注日常生活原生态的视角的影响，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生活的内部。这批写作者被陈晓明命名为“晚生代”，他们没有相近的艺术风格，但是都有着“当下性”的特征，他们的写作是面对“现在”说话，而不是面对历史或面对文学的形式实验说话。“晚生代”的写作冲动来自个体的生存经验，个人的文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远离既定的体制和主导文化的，以其对生活表现的深度性和悲悯情怀，重新唤起了文学的道义和责任。陈晓明敏锐地看到，“晚生代”的作品艺术存在着二重性：一方面，对人民性及其苦难意识的表现，作家回到现代性的审美意识中去，回到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中，这种现代性的艺术特征，以其整体性、不断推进的叙事时间、向着高潮和极端的发展的线性模式特征，这些都是主流的美学规范。另一方面，在不能进行现实批判性表达的时候，作家转向了性格和心理刻画，本来是进行社会现实发掘的表现，却转向艺术上对人物性格和心理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这些人性的内在性一旦依赖对其极端状态的表现，也就转化为文学性的审美意蕴、表现情境、修辞效果以及风格标志。而在1990年代初期兴起的女性主义文学，更是进入到了人秘的深处，把生活的极端性、碎片化推向更深的维度，在生活变形和裂开的瞬间抓住“存在”之真相本质，促使文学性在此刻涌溢而出。

陈晓明在深化纯理论演绎的同时，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对当代文学创作进行阐释，以自己特有的理论话语解读中国当代小说。在《无边的挑战》《表意的焦虑》《不死的纯文学》《向死而生的文学》和《审美的激变》等批评专著中，他一方面持续深入地推进先锋理论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一方面热情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学实践，对文坛出现的最新文本作出敏感的反应，对文学发展中的变革性力量给予热情的支持。他把后现论引入中国先锋小说研究，作出了当时学界最权威、最具说服力的先锋小说批评，提升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对其他文学思潮的归纳，也曾一度影响了批评界的理论命名，成为原初性的学术资源。

二、“现代性”视角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是陈晓明文学研究的理论重心，是他数十年批评历程中从不间断的观察视角，体现了他稳固而鲜明的研究特色，也是他作为一名成熟批评家的重要标志。他曾经坦言，从现代性来论述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为了趋赶理论时髦，而是由于当代文学曾经在先锋派的实验形式中触及到后现代性，但随着先锋派经验的常规化和普遍化，后现代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没有扎下根来，这使得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更大的理论框架。“现代性”则可以在更为宽阔深远的历史背景中重新整理和展开文学叙述，使当代文学一直寻找的20世纪的总体性或者重写文学史的整体性，有了一个最恰当的框架。《现代性的幻象――当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是陈晓明在主题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全书在现代性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流变视野中来展开论述，既有对现代性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的阐述，又有对当代文学转折变革中隐含的现代性主题的思考。在书中，陈晓明尽可能地降低意识形态的色彩，把论述引向知识分析的轨道，引向美学问题的本身，并且紧扣当下性，积极应对当下具有实践特征的问题的挑战，彰显出当代学科的优势和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与社会政治变革有着紧密联系，文学更大程度上是被纳入了政治宣传和斗争的范畴，作为工具而存在，具体说，现当代文学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主潮下发展的。在数量众多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研究者更多着眼于文学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尤其是论述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史，更是重点解析文学的社会表现功能。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与同类著作的鲜明区别在于，它不再单纯地以政治事件作为划分文学界线的依据，而是直接切入文学的内部，以文学性的变革作为判断文学规律变化的尺码。其首要表现在对现当代文学分界的表述上，之前的文学史论著几乎都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当代文学的开端，但在陈晓明看来，当代文学史的起点应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因为从《讲话》开始，中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走入了与政治同构的轨道，文学被拴在了政治的战车上，疯狂地奔跑于命运坎坷的征途。

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纠缠不清的暧昧关系，陈晓明关注的重点却是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文学性。从《讲话》到“十七年”，是经典现实主义确立的时期。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下，中国文学从写作主题到表现方式建构了一整套的表意系统，文学的社会功能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在政治的约束中，文学依然在倔强地、无意识地生长着，无论意识形态的影响多么强大，一种文学性的品性依然从历史的缝隙中流露出来。陈晓明通过对几部重要作品的解读，看出了来自文学内部顽强的创生力量。例如赵树理自然质朴的小说特色，是中国革命文艺苦苦追寻的文艺与大众结合及文艺的民族风格的体现。从大型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创作中，表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文艺可以从一种意识形态理念出发创造一种艺术形象，而这种艺术形象可以通过对个别特殊的形象的塑造来达到普遍性的效果，进而有效创造一种‘历史真实’，最后，这种‘历史真实’又成为革命斗争的依据”。陈晓明认为，“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不可能脱离它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在长期的文学史的传承氛围中形成，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它总是有一种基本规约和底线。作家的写作，确实受着多种力量的支配，思想的、观念的、道德的――所有的这些来自观念层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艺术本身的支配作用，总是有一种语言的和表达艺术的规则在起作用……确实有一种超出政治的文学性的东西始终在起作用。”以梁斌的《红旗谱》为例，在这部被视为“中国文学的革命叙事所达到的成熟阶段”的作品中，依然存在着大量溢出革命历史叙事的艺术要素，如生活细节、家庭伦理、婚姻情爱等等，它们作为革命历史叙事的补充和佐料，其实却正是小说叙事的血肉，支持那些革命故事得以存在和展开。陈晓明说，“在这种客观化的革命历史叙事中，依然有一种主观化的东西在起作用，写作的个体性特征终究难以被政治性彻底抹去，这就使得历史化的叙事承受着文本修辞与写作主体艺术个性的双重分解，使得历史化的叙事与文学性之间的悖离关系得以成立。那些被认为是冷静、客观的描写，其实与作家个人长期的经验、个人的内心生活、情感记忆相关涉。”即使被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作为政治戕害文学典型来叙述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陈晓明也看出从中溢出政治樊篱的文学性，认为它所描写的乡土生活韵味和生活细节具有准确性和生动性，并且写出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家政治对家庭伦理的深刻冲击，以及小说叙事的共时性结构，这些特点使其成为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本。的确如此，文学总是在政治的魔影无法企及的地方，顽强地延伸着它的触角。比如在“”超级“历史化”的时期，以白洋淀诗派为代表的地下诗歌运动，集中反映了诗人在坚定和迷茫的交错中穿行的意志、时代的豪迈与个人的忧伤的结合，真实再现了知青一代的共同心理特质，这些“潜在写作”的作品，成为后来的文学史叙述最具说服力的文本。

陈晓明从现代性的角度论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使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文本的内在结构，回到历史变动的实际过程，回到文学发生、变异和变革的具体环节。现代性视角给予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一个完整的、有秩序的、合乎逻辑的总体趋势，又试图去揭示这个历史过程中被人为缝合起来的文学现象的关联谱系。在此基础上，让人深刻感知文学走过的是一条被“全面历史化”到“超级历史化”，再到“再历史化”和“去历史化”的道路。这样的论述，有效地厘清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文学史叙述的学术立场。

三、提升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

陈晓明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阵营中独树一帜，除了他对当下文学创作现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之外，还在于他以自身的学术追求，有力地提升了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界普遍存在的浮泛文风。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对文学作品文本的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意义解释，它在创作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始终有其自身的文化目标，和创作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抚慰、共同投机的关系。批评依据自身的文化目标，对创作提出各种读解，提出各种质疑，以饱满的“主观精神”对文学写作进行全新的阐释，给文学实践的历史重新编码，使之成为批评的知识谱系，成为批评重建自身的理论话语的无穷资源。正是基于这种对文学批评自身价值的坚实守护，陈晓明才没有被外界的风潮所裹挟，而是坚持发出自己异质而独特的声音，并一次次引领时代的潮流。

努力建构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陈晓明的文学批评走的是理论批评的路子，它与媒体批评、印象批评有着鲜明的区别。他以文学史家的眼光考量创作的得失，对作品和思潮的评析，总是要置于一定的理论背景或知识谱系中进行考察，从作品中流溢出来的审美特质，又被他作为丰富理论发展的佐证材料，在双向关系中，注重理论发展的当代性和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性。诚然，任何一种文化理论的推演，如果缺乏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化实践的界定及指导能力，那它就散失了存在的价值和发展后劲；相反，如果对当下作品的解析无法提升到理论的高度，那么批评本身就无异于隔靴搔痒式的表层抚摸。他把西方学术资源引入当代文学批评，用西方文论去寻求和阐释正在发生着的文学现象，从中发掘新的文学经验和存在的经验，让新的文学作品与新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新的时代话语。他的文章针对个体批判的不多，更多是着眼于个体背后的理论整体，看重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建构是对落后秩序的最好解构，只有“立”起来来了，才是对原有的占据压制地位的理论的一种有效超越。“我所理解的解构立场是对起压制作用的历史力量进行质疑，持续不断地与这种压制力量，向这种美学规范霸权挑战，这就构成了先锋阐释的动力。真正的‘酷评’是要敢于向历史的‘巨无霸挑战’而不是骂几个被写作折磨的作家――这种骂不过是小骂，不过是欺辱弱者的行径。”从早期以后现代文化理论解读先锋文学作品，到关注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一种宏阔的理论气象一直贯穿于陈晓明的批评实践中，其基本的理论体系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初见雏形，并在后来的写作中不断完善，使其更加系统化。这种对文学批评体系性与完整性的执着追求，使他的文章有了一种扎实的厚度感。

强大的西方理论背景。细读陈晓明的著作，会发现的他的理论支撑几乎全来自西方学术资源，他是为数不多的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运用自如的中国批评家之一，尤其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研究，在国内更是首屈一指。陈晓明认为，在当下，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受限于多重制约，马克思主义文论又有着明显的局限，而西方文论有着强大的创生能力，是解读当下文化现象最好的武器。因此，用西方文论解读当代中国文学，既是把本土文学放置于世界文学的整体背景中考量，使其更加明白自身的优势及局限，又是促进当代文学经典化和世界化的有效途径。应该指出的是，陈晓明对西方理论的运用在显示出他宽阔的文化视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染上实用主义的色彩。在国门初开的年代，面对蜂拥而入的理论浪潮和初步显露出后现代迹象的中国文学作品，他抑制不住抢占话语制高点的兴奋，急切地想在中国文学的舞台上施展他的后现论，而无暇顾及脚下的这片文学土壤能否适应外来的理论滋养。他用西方文化理论求证正在发生着的文学事实，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对应性，造成他早期的文学批评生涩难解，所作的审美判断也常有牵强附会的现象。

表面化学论文篇6

在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的著作、译著大约总共有二十余部，包括论述拜占庭的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经济制度等，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专著、译著，分别是：（1）《拜占庭帝国史》，陈志强著，2003年，商务印书馆；（2）《拜占庭文明》，徐家玲著，2008年，人民出版社；（3）《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厉以宁著，2006年，商务印书馆；（4）《拜占庭简史》，（美）特里高德著，崔艳红译，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5）《兴盛与阴谋：拜占庭帝国》，美国——-时代生活公司著，张晓博译，2003年，山东画报出版社；（6）《拜占庭币（东罗马帝国币）——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文库》，李铁生著，2004年，北京出版社；（7）《古战争—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战记〉研究》，崔艳红著，2006年，时事出版社；（8）《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全二卷）》，（拜占庭）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2010年3月，商务印书馆；（9）《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埃及基督教史研究）》，田明著，200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科普性的文学、艺术、插话的著作等；这里不可能把所有著作一一介绍，只是有针对的叙述一些。wWw.133229.cOm但这足以说明我国近十年在拜占庭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2000年以来，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论文数大约是300多篇，这些发表的论文不仅对拜占庭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物质文化继续关注，而且还开拓新的研究内容。这一时期论文涵盖了对拜占庭经济制度、商业活动、染织艺术、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器物装饰造型风格、拜占庭音乐、圣索非亚教堂建筑、拜占庭式家具、拜占庭式园艺、农业、拜占庭教育、拜占庭史诗文本、拜占庭性别史研究、拜占庭法学教育的论述等等。

从讨论的课题来看，研究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拜占庭政治制度的观点有所降温，特别是对军区制的研究。宗教文化、物质文化成为学者关注并进行研究的课题。这显示出我国学者既探讨以往的、旧有的内容，又积极挖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突出了兴趣和关注点的多样化，研究领域扩大化，研究视角的新颖化，研究内容的实用化。下文就这十年以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综述。

一、对拜占庭文化领域研究持续扩大，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畴

郑玮在其《中国学者对拜占庭史研究综述》一文指出，对拜占庭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并对拜占庭文化的特点，形成和繁荣的原因，影响和地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并基本达成共识。他在这里对拜占庭文化的定义还是引用1986年，程志强、徐家玲在《试论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文化发展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所论述的概念，“所谓拜占庭文化，是指古典的希腊与罗马在拜占庭帝国内与基督教文化和古代东方文化融合、发展而成的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学者们对拜占庭文化的理解还大体局限于精神文化。郑玮在其一文里，他基本是肯定这一定义的。但是最近十年，有关拜占庭文化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我国拜占庭学者从理论层面上突破了传统的“狭义文化”概念，以“广义文化”的概念界定拜占庭文化研究的范围。使拜占庭文化的概念不断扩大，突破了仅仅局限于精神财富这一命题。使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由拜占庭文学、艺术、雕刻、音乐等方面扩大到了拜占庭社会物质生活及其相关制度的其他方面。下面对其文化研究做一简要分析。

（一）对拜占庭宗教文化的研究

这一研究领域既不放弃传统的研究重点，即对拜占庭圣像破坏运动的起因、性质、影响和历史意义的研究。同时也积极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如把圣像破坏运动与基督教传统相结合、圣像破坏运动和拜占庭帝国军事帝国外交相结合研究等新的研究方向。此外，学者们还探讨整个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宗教政策，基督教的传入，以及东正教在拜占庭的发展，对景教的研究，拜占庭圣像画、拜占庭教堂壁画等都有论述。在这些文章中，《世界宗教》发表的《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长篇论文对拜占庭史学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文突破了拜占庭史学研究笼统谈论拜占庭宗教及其作用的传统方法，深入探讨遁世修道理念在拜占庭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分析了其不同于罗马天主教入世主义修道观的特点。《世界历史》在2005年第六期刊登的《景教东渐及传入中国的希腊—拜占庭文化》一文，分析了景教的起源并东传波斯，中国境内，介绍了对我国宗教、文化等的影响。

（二）对拜占庭物质文化的研究

这一研究领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拜占庭（东罗马）在我国境内出土的金币的研究，这一方面是从2001年我国学者康柳硕发表的《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一文拉开了序幕，文中系统地论述了从我国境内1914年在新疆和田发现第一枚金币开始一直到1998年在甘肃陇县发现的39枚金币截止，从这些金币出土概况、埋藏年代的确认、历史背景的考察、真币、仿制币辨析、流通用途的分析五方面进行了详细确凿的考察。在这之后我国学者陆续发表了这方面研究论文。如f.蒂埃里；c.莫里森；郁军2001年在《中国钱币》发表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帝国金币及其仿制品》，牟世雄在2001年《考古学》发表的《甘肃陇西县发现一枚拜占庭帝国金币》，以及2009年林英在《中国钱币》发表的《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和南北朝史料中的“金钱”》等文章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视角对拜占庭金币进行了论述。陈志强2004年在《考古学》第3期上发表的《我国所见拜占庭铸币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对我国2007年以前发现的铸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除对拜占庭钱币研究外，我国学者还对圣索菲亚教堂、拜占庭建筑等进行了深入的挖掘研究。如《规划研究》2008年第4期刊登的蔡颖佶；林驹发表的《东正教“圣母大堂”折射的拜占庭建筑艺术》一文。该文系统地阐述了拜占庭建筑风格，结合东正教在我国的传播情况以及东正教遗留在我国的教堂仔细地作了对比，详细确凿地论述了我国东正教教堂的建筑风格与拜占庭建筑的渊源，并提出了如何保护历史建筑的一些思考。《长沙铁道学院学报》在2009年9月第3期刊登的由张煜琼、张声扬、佘果辉、共同发表的《由圣索非亚大教堂看拜占庭建筑与其结构的整合》一文。通过对圣索非亚教堂结构详细的分析，图文结合，明确结构的进步对建筑形式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对拜占庭文学、艺术的研究

这十年对拜占庭文学、艺术研究也有想当多的研究论述。如《艺术探索》2009年第3期刊登了王莹《拜占庭圣咏的分类》一文，对拜占庭的音乐进行了论述，并对圣咏分类，分为诗篇吟唱、颂诗、颂歌三类，并归纳了每一类圣咏的艺术特征。突显了拜占庭音乐在西方音乐逻辑延续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从全新的角度掀起了为西方艺术音乐寻根溯源的浪潮。刘建军在其《拜占庭的历史文化特色与文学成就》一文对拜占庭文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指出“任何缺失拜占庭文化的欧洲文学史都是不完整的历史文本。拜占庭的历史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它是在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东方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此外，20世纪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在其晚年创作了以拜占庭为主题的诗歌《驶向拜占庭》与《拜占庭》。我国学者对这两首诗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林嫱，刘须明的《追求艺术与灵魂的不朽家园》，又名《论叶芝”拜占庭诗作的主题嬗变》，分析和比较了《驶向拜占庭》与《拜占庭》在关键词、象征符号、哲学辩题这三方面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有的学者还从地缘因素出发研究早期拜占庭的美术，《从地缘因素看早期拜占庭美术》就是这一研究主题的代表，文章指出“历史上大量不同的民族都来到君士坦丁堡，书写自己民族光荣的历史，留下他们伟大文明的痕迹。独特的地缘因素注定了拜占庭帝国的艺术是多元化的。

三、对拜占庭政治制度、经济、军事、法律、外交等的研究

这十年凸显的特点是对政治制度研究逐渐弱化，但是也没有放弃研究，只是研究的侧重点和以前有所不同而已。经济、军事成为研究热点。不仅有相关专著出版，发表的论文也相对较多。特别是对其经济、军事研究成为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特点。

（一）对经济方面的研究

经济最为突出的内容是对金币的研究，金币既可是经济方面的内容，同时又可以把它归纳到物质文化方面。在前面的物质文化内容中已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下面简要分析一下和经济有关的论文。如：东北师范大学葛晓鸾硕士论文《12—14世纪拜占庭与威尼斯、热那亚的贸易争端（兼论拜占庭衰落）》，论文从经济方面论述了拜占庭衰落的原因。东北师范大学张爽博士论文《公元前3—公元6世纪亚欧大陆丝绸贸易（以罗马—拜占庭、中国为中心）》；论文从汉与罗马—拜占庭进行丝绸贸易方面论述了拜占庭的商业政策。2000年《历史教学》刊登的东北师范大学徐家玲《论4至6世纪拜占庭帝国经济复苏与转轨》，文中指出：“5世纪后期,即在拜占庭皇帝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期(491—518年),东西方地中海世界已经分道扬镳。在西方,东西哥特人占领了意大利和比利牛斯半岛部分地区，在没收罗马元老贵族土地的基础上建立了封建制度。在东方，拜占庭帝国在自身独立发展的基础上也在向封建制转轨,社会经济复苏并走向繁荣”。除此之外还有：南开大学罗春梅2009年在《江西社会科学》刊登的《12世纪末威尼斯企图征服拜占庭帝国原因探析》。东北师范大学徐家玲2009年在《世界历史》发表的《试论拜占庭的拓殖运动》。北京大学厉以宁2005年在《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等论文都是这方面代表作。都从不同侧面、不同阶段、不同地域对拜占庭的经济制度进行了论述。

（二）对拜占庭法律、军事、外交的研究

这一时期对拜占庭法律、军事、外交的研究是最新的研究视角，关于法律研究的论文以王小波为代表，最新研究成果是他发表的《9世纪后期至10世纪拜占庭立法活动》。这篇论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拜占庭重要法律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文献研究”(批准文号:08jc820032)的阶段性成果的一部分。论文从9世纪后期到10世纪对拜占庭的法律、法规进行了概括总结。并论证了拜占庭立法活动的兴盛的原因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此外还有他2008年在《前沿》发表的《拜占庭影响古罗斯法律形成的途径探析》等。

四、拜占庭教育方面研究

有关拜占庭教育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起步较晚，最早有关拜占庭教育的研究论文见于1997年郭建在河北大学学报发表的《拜占庭教育概述》，这一论文的发表揭开了拜占庭社会状况决定了其教育特征；世俗教育体系和教会教育体系并存，构成了拜占庭教育的基本特色；当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教育在西欧受到野蛮摧残，几乎绝迹时，拜占庭担当了古典文化教育的继承者、保存者和传播者，并深刻地影响了东、西欧各国和古代伊斯兰国家的教育。《拜占庭帝国法学教育探析》从三个方面分析拜占庭帝国的法学教育非常发达，其教育水平远远超过同时期其他国家原因。

五、拜占庭妇女地位的研究

《11-13世纪拜占庭皇室妇女地位探究》表明11-13世纪是拜占庭社会的一个转折时期，经过马其顿王朝短暂的中兴，拜占庭帝国开始走向没落。在这个时期动荡不安的局势，皇室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操纵着一定的权利，其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比以前有所提高。《论拜占庭皇室妇女在帝国政治中的角色-安娜-达拉西妮个案分析》则以安娜-达拉西妮作为阿莱科修斯一世统治前期拜占庭帝国的真正掌权者为例，主要分析她拥有政治权利及原因，并通过与其他皇室妇女参政途径的比较显示其政治地位的特殊性，探讨拜占庭皇室妇女在帝国政治中的角色。

表面化学论文篇7

虽然美式英语一定程度的将英式英语的大体继承了下来，但是也会因为地域、文化、制度等的影响造成美式英语变得更加具有革新性和叛逆性。还可能是因为美式英语的历史背景比较单薄，没有那么多思想上的限制，而且美国文学史上的作家们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又表现的异常极端创新，尤其是在1930年之后，涌现出了各个流派的作家，并陆续获得了诺贝尔奖，使得美国文学体呈现出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时影响了文学评论者们在英语应用时具有较高的开放程度，正因为如此，美国文学评论相较于英国文学评论来说显得更加自由、创新。除此之外，美国文学评论极易激发文学创作者们的创作激情，使文学思潮得到进一步的开化，这就是美国文学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坛上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

二、文化内涵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与美国文学评论不同的是，英国文学评论一直都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挣脱之间挣扎的。17-18世纪，英国文学评论的创作手法从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转变到具有荒诞的特征，这都充分说明了在这个时期英国文学评论都是一直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打破间纠结与抗争的。但是，自20世纪以来，文学评论家们开始对传统的理论进行思考与审视，这就造成了英国文学评论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英国文学评论界除了伊格尔顿TerryEagleto之外，再也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文学论家。解构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文学理论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国文学思想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趋势是向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的方向进行的。并且英国文学评论与英国所具有的独特内涵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和变化是与英国时代的变迁分不开的。

正因为有了文学的产生，才有了文学评论，所以说美国文学评论的发展是与美国文学研究分不开的。并且美国文学受到其他文学的影响非常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殖民地国家。而其中对美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英国文学和印第安文学。尽管美国文学受到了欧洲大陆文学的深刻影响，但是也具有其独特的个性。美国文学是英国文学在美国这块肥沃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且最终结出了新的果实，不可避免的是其有着部分的“遗传基因”，但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极具特色的个体。当然，美国文学评论也和美国文学具有同样的特征，美国文学评论也受到了欧洲大陆文学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受到英国文学和印第安文学的影响，但是美国文学评论也在其中发展出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表面化学论文篇8

(二)英美文学具有的特点在英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文学对国家的经济与历史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它的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完全遵循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总共经历了五个时期。在二战的发展时期，英国文学注重追求文学的写实、实验、多维度特点。从英国与文学的发展史看，体现了英国在世界中具有较强的地位，在发展中不断地展示自己文学的自信与成就。当然，英国的文学也经历了兴盛与衰落的发展阶段。在美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主要受英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比较严重，完全效仿英国的文学特点。直到20世纪，美国的文学才逐渐寻找出自己的特点，对文学实现了创新。在二战之后，它的文学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独特的文学特点。在初期重点发展乡土类别的文学，在中期重点发展浪漫主义的文学色彩，到了后期主要以现实主义的文学为主。从各自的文学发展和特点看，二者的文学在后期具有很大的差别。

二、英美文学的评论

文学评论是应用文学理论的有关现象进行探讨以及研究，它揭示了文学在发展史中的规律，从而指导文学在创作方面进行实践的活动。文学评论的相关内容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以及影视等方面的评论。对于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的分析评价是对文学进行狭义的评论，而对于所有与文学相关的人物、思想以及现象给予的评价与分析则是从广义上对文学进行评论。相关的文学评论是需要建立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有关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从本质上文学评论要超出文学分析，因为对文学的分析是具体的，但是它的评论更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英美文学的评论是整个文学评论中的一种，主要是利用文学固有的理论和现象对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的一种实践类活动，从多个方面揭示和披露它的发展与遵循的规律，并对文学加以指导和创造。英美文学的评论主要是对两国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尤其是在英语语言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对英美文学进行评论的主要目的是，对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文学内容、在创作方面具有的风格进行研究和评论，并以此提高英美文学读者对文学的鉴赏能力，将文学作品中的信息以正确的方式传达出去。而英美文学的评论与其他作品的品论有本质上的区别，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主要侧重于对作品的本身进行研究与分析，从而给出文学性的评论;然而英美文学的评论则更侧重于对文学具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外在的表现形式进行客观的思考、分析与评论。

三、分析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一)文化在语言上的差异影响语言作为文化的根源与基础，会对人类的生活以及其他方面产生无法预料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的作品中，思想与内容是文学作品的核心和精髓，而语言形式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语言能够表达出文学作品的主旨与思想，更是灵魂的体现，语言与作品相互依靠和并存。在评论英美文学作品时，在语言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评论的内容和结果。不同的语言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进行评论的角度和观念也有所不同，虽然是对英语方面的文学进行评论表现得比较明显和突出，但是所处的地域环境以及等都存在语言的差异，势必会造成英美文学在评论上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不同的评论者，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由于语言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差异，就无法真正欣赏和研究英美文学及其作品的内在深意。在英语方面英式的语言更具有严谨性，如果评论者不能随意地使用语言对文学作品进行相关性的评论，语言具有的文化差异性在评论的时候必须尊重文学作品，从而体现英式英语语言的严谨性。而美式的英语语言，由于是在英语语言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因此在品论文学作品时语言不具有很强的严谨性。从语言发展的时间上来说，美式语言要短于英式语言，这就促使了美国文学在创新方面的发展。另外在评论文学方面，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十分开放，具有鲜明的语言特点。语言的文化差异性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评论方式。

(二)文化在内涵上的差异影响无论是使用什么文化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都无法逃脱选择的挣扎。在文学家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例如:《哈姆莱特》这部文学作品，它的主人公为了复仇不知如何选择生存与死亡，形象地展现了主人公这种在选择中挣扎的特点。而文学作品的评论与这部作品中主人公的性格有些类似，19世纪之前，英国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在这个发展时期文学作品的评论正处于选择文化的挣扎之中。20世纪以后，对文学的评论才发生了改变，评论者逐渐运用文学的理论对作品进行评论，这对文学的评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对文学的评论正在向民主主义等方向发展，对文学进行重新的分析与思考再作出理性的评论。而美国对文学的评论，深受欧洲的大陆文学所影响。欧洲的大陆文学产生的评论对美国的文学评论具有深刻、强烈的影响意义，但是在这其中美国文学的评论也具有独特的文学特色。虽然英国的文学评论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创新性，但是依旧利用传统文化对文学实施分析和评论。而在美国的文学评论中，真正地展现了文学的创新内涵，这充分地说明了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文学特色与文化差异。美国文学的评论在内容与内涵上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能够吸取欧洲的大陆文学精髓，无一不体现了其文化在内涵上的差异产生的影响。

(三)文化在人道主义上的差异影响人道主义是为了保护人类在社会中的权益，在资产阶级的发展时期为了进一步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提出和构建人道主义，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人道主义趋于完善化、规范化。由于来自等因素的影响，对英美文学的评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文化上的差异对英美文学的评论有着不同程度的理解与认识，英国文学的评论在理解与认识的层次上停留在传统和成熟的阶段，从文化差异上分析，人类通过发展革命推动了文学的发展。而美国的文学评论具有更多的创新文学理念，对评论有着积极的态度和想法。对英美文学的评论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还是来自文化差异，尤其是在人道主义方面的差异。综合所有的观点进行分析，英美文学的评论者对文学的评论方式存在文化差异与区别，都具有各自的评论特点。

表面化学论文篇9

一、“小论文”的组织开展

在学生中提倡撰写小论文，明确其意义、选题、要求、评价等内容，在开学初布置任务，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和书写；并对往届学生论文和取得的成绩进行展示，让初次接触写小论文的学生克服神秘感，提高写作的兴趣。

1.题目设计。选题原则：结合分析化学学科和所学专业拟定题目，能对某个方向进行较深入的讨论。

教师提供部分选题，学生也可以自拟题目。主要方向：（1）分析化学的应用：在食品安全、商品检验、药物分析、疾病控制、工业分析、材料组分分析、生物技术等方面，如“兴奋剂的检测”；（2）对身边某一热点问题或某种分析技术的分析和探讨，如“温瑞塘河水质调查及分析”；（3）对分析化学一些经典方法进行总结，比较分析化学四大平衡中的异同点；（4）分析化学教材中的纰漏之处及修正；（5）对分析化学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改革进行探讨和建言。

2.格式要求。为培养学生写作科学论文的素养，对小论文的格式按的统一格式严格要求，包括：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引文标注等。在实践中发现很多学生不知什么是关键词，不知参考文献如何列，因此很有必要提高学生这方面的基本能力。

在指导过程中，注意指导学生查阅学校图书馆数据库相关资料，介绍《分析化学》、《大学化学》等杂志中发表的论文，让学生们初步懂得学术论文的概念、基本格式及写作要求。认识写论文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为了使论文规范化，要求学生每篇文章要有论点、数据、结论，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论据充足，论述严谨、简明、绝不可抄袭，要尽可能做到有独创性。

3.评价。将分析化学“小论文”纳入该课程的考评体系，小论文成绩占该课程总成绩的20%左右。具体评分要求见表1：表1 小论文评分标准

学生为了写论文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教师必须及时跟踪，仔细批阅，认真讲评，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①对小论文撰写过程中出现的常见问题和学生讨论修正，利用课间时间和电子邮件及时给予解答，提高其积极性；②论文批阅后给与评价，对每篇论文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批语，指出其努力的方向；好的小论文加以介绍，给予表扬，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论文提出修改意见，要求改写。

二、实施效果

1.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习效率得到提高。撰写小论文这种形式能够表达学生自己的观点，这与传统教学中老师讲、学生学的方式相比，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加强了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提出己见必然是在对知识理论做到全面熟练掌握的基础之上的，而通过思考，学生又可以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样便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对于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有好处。

3.锻炼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的素质更加全面。要在小论文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发现和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创新能力自然得到提高。

4.培养了学生查阅资料、撰写科技论文的基本能力，并对后续的科研、毕业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实践证明，将课程“小论文”的撰写纳入分析化学教学活动中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专业理论课程的兴趣，促进其积极主动的学习专业知识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今后，需要注意以下几点：①加强启发、示范作用，指导学生进行查阅文献；②合理安排写小论文的时间，督促学生积极完成；③授课教师需客观认真评阅，积极引导学生撰写小论文的兴趣。

参考文献：

[1]武汉大学.分析化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表面化学论文篇10

关键词：反本质主义；表象；民族音乐学；后现论；怀疑论；上下文语境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4）01001808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潮流急剧变革的全球化时期，后现代思潮、文化观与学术研究观的纷繁来袭，使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或译为音乐人类学）正面临着种种选择性难题。西方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若从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算起）迄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然而，该学科以一种相对完整的学术姿态为国内学者所认识，不过三十年的时间。在其本地化传播和接受的实践过程中经历了风风雨雨，扬弃态度各执一端，臧否之声不绝于耳。然若对之作理论上的盘点，可知除了少数几位先行者之外，大部分人是在现性的平台上予以评论，甚少采纳后现论及其批判性立场去进行观照，以致难以做出较为准确的学术判断。本文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学习和认识，拟对当代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过程中，由反本质主义到臧否表象这一后现代学术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形成的音乐民族志语境研究观予以评述。

一、从反本质主义到臧否表象：现代民族音乐学转型的标志性特征

（一）中外民族音乐学界有关本质主义与臧否表象的讨论现状

在民族音乐学接受后现论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人类学思维和方法的影响，体现出某些不同于哲学、美学领域后现代思潮的个性化特点。当前国内存在的、同后现代音乐文化相关的一种研究思路，是从哲学、美学的角度谈论“音乐的本质”是归属于雅文化或纯艺术性的社会文化层面，还是更具有隐喻性——多样性、多义性和多层性的可解释途径，即同民族音乐学的上述后现代学术趋向有关。当前国内音乐学界正在开展的一场相关的理论研讨，即从文化哲学、音乐美学的角度，探询“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或本质论）及“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这一对重要概念的异同及其与音乐文化之间有何必然联系。所谓“本质主义”，概括地说，就是承认世界上万事万物皆有其本质，人们可以运用理智与知识，通过严谨的科学推理和哲学的洞察力，透过现象揭示出来。有学者认为，本质主义是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方古典社会所坚持的一种精神诉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怀疑这一本质——普遍永恒的本质的存在，由此出现了反本质主义的思潮。“反本质主义”是对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中的“本质主义”思潮的否定和反动[1]。当我们把具有普世性特点的“音乐” “艺术”概念与其同时拥有的多元、多义的模糊性“文化”状态对置起来考虑，并对之加以取舍时，便有必要引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所共同关注的两个重要关键词——“本质论” “表象论”作为参照。由此，便有必要关注与本质主义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关键词——“表象”（representation，或表象论）。

在认知心理学看来，“表象”是曾经感知过的客观事物的形象在人脑中的反映。它既指人脑中的形象或图像这种相对特殊的心理活动，也指在人脑中积极进行回忆或对空间关系表征的非言语思维活动[2]211、216。鉴于人在加工、处理以视知觉剌激信息或空间剌激信息为主的任务时，往往使用表象进行认知操作，而且会经历类似于对实物进行比较的过程，即类比表征。致使后现代主义者相信，表象鼓励概括，在概括活动中它又注重同一，因而忽视了差异的重要性。表象接纳“在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并将之归属于“全等，而否认差异”。由于表象“强调原型和被表象者的相同性，假定了同一性，而那种同一性蕴含着等价和等值”[3]144，因此，它的现代性基质是不言而喻的。

无疑，从艺术学科角度提出的“音乐” “艺术”等语词，既是通过表象将不同对象事物加以概括、归纳的结果；同时也被表象假定为在其原型和被表象者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和同等价值。

而另一方面，基于对表象的认识和认同与否，后现代主义者又大体上可分为怀疑论（否定论）者和建设论（肯定论）者两派。怀疑论者提出，不要关注可概括之物、统一之物、现代世界的平常之物，而要关注差异所暗含的一切，关注绝不能被充分地表象的东西。这需要一个非表象的方法论，否则将一事无成[3]144。至于建设论者，同怀疑论者一样，他们“也倾向于摈弃普遍性真理，并且摈弃了真理是‘在那里存在着的’、有待于人们去发现的观点。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确实接受了特指局部的、主观的、团体的真理形式的可能性。与怀疑论者相比，肯定论者不会轻易地说所有的真理观都是相等的。不过，他们中保留了真理的那些人把真理相对化了，并且取消了它的特定的或普遍的内容。……最后，他们逐步将某种反理论的真理观发展成给予日常生活和局部叙述以某种实质性关注的理论。”[3]118由此可见，两派对于表象具有的不确定性都持有认同的态度，但同样也由于两者对于“语境”的认识差别，使他们在批判的尺度上表现出无条件性与有条件性之分，并因此影响了他们对是否使用表象所持有的态度和意愿，同时也使他们的文化研究观念和考察实践方式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因此，无论在后现代的怀疑论者还是建设论者看来，艺术表象都具备“反本质主义者”所认为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但是，鉴于上述两类学者对于“语境”有着相异的认识尺度和认同程度，致使他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其中，将“表象”同“语境”联系起来考虑的后现代建设论，可说是对于本文讨论当代音乐民族志语境研究观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一种学术观点。

有关本质论、表象论的论争是当前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学界较新、较大的学术动向之一。以中国文学理论界为例，有学者认为目前对于本质主义大致存在四类观点：其一，持反本质主义立场，但不应该回避本质问题。该论认为：“本质主义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它“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绝对实在、普遍人性、本真自我等），这个本质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4]4其二，不仅认同反本质主义，而且认为本质主义具有虚幻性。其三，虽认识到本质主义的弊端，但不简单地附和反本质主义，而是另辟蹊径。其四，在未经严格界定的情况下，对本质主义持肯定态度[5]。在中国音乐学界，上述四种态度同样存在。其中一种主要倾向，是集中于讨论“音乐的本质是什么？”并且在以艺术、审美的一元文化价值观为中心还是以多元文化价值观为中心的观点交锋中展开。而在涉及后现代民族音乐学的理论观点中，最为常见的、也是对当下音乐学界存在的“本质主义”音乐文化观的批评，并在该学术领域形成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学术趋向，其讨论的对象主要是“音乐的本质”是艺术性的还是具有其他多样性、多义性（例如文化）的可解释途径[6][7]。这是区分音乐学领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学术论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国际民族音乐学界，半个多世纪以前，从北美学界开始的有关“音乐/文化”何为研究主旨之辩（见后文），便是引发此类学术讨论的一根导火线。民族音乐学界持反本质主义立场者，例如澳籍中国学者杨沐在《后现论与音乐研究》一文中，从有关“国际模式”（international style，又译为“国际样式”或“国际风格”）、“总体性”（totality，又译为“一体性” “整体性”或“一体论”）等关键名词的译法开始，较全面地论述了“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音乐人类学观念。他指出，西方现代主义者相信共同的人性和共同的审美观，相信普适性的美学（universal aesthetics），相信国际化，相信所谓“国际模式”，强调统一和一体性。西方现代主义的这种国际化没有多元的涵义，它是单一的、全世界一致的；而这种一元的国际化，实质上又只是在西方的某一类型文化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这种理念在音乐学界的表现之一，是相信西方“艺术音乐”或学院派音乐的审美观是超越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是“全人类音乐”的模式，即音乐的国际模式。与“艺术独立”的理念相应，传统的西方历史音乐学是把音乐研究看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认为音乐的种种表现手段，是在自成体系的音乐实践中建立起来的。而在后现代主义观念中，音乐不被看成一个独立的系统，音乐被看成是社会、文化、历史话语的一部分；音乐被认为是这种话语之中的一种表述（representation）形态。上述看法，对于我们从音乐文化哲学观的角度去认识包括传统音乐在内的当代各种文化事象，起到了提纲挚领的作用。[6]

此外，鉴于在近年来有关“非遗”保护工作、旅游文化生态等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课题的讨论中，上述理论问题还与“原生态原型态” “本真性”等理论概念①交织在一起，更为有关本质论、表象论的讨论带来了一些新的聚焦点和切入点。这后一类观点虽然没有刻意从后现代音乐人类学角度去进行阐述，但从其所从事的现代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及音乐民族志田野考察研究中，却显露出了为该类学科理论自身所携带的后现代思维因素和学术特性。还有一些学术论文涉及了部分学者从传统音乐研究学科理论的角度，对于现代民族音乐学学术观念及研究实践的批评，其矛头直指该学科的后现代主义发展倾向。可惜的是，由于这类讨论较多是以现代性理论为基本平台，不同程度忽略了从后现论的视角看问题，以致在引人深思的诸多结论里不乏有偏颇之处。

（二）臧否表象：从北美现代民族音乐学的流派分歧谈起

这里，拟借半个世纪以前在北美学界开始的有关“音乐/文化”何为研究主旨之辩，重新讨论一下民族音乐学界这一同“臧否表象”有关并具有划时代性“分水岭”意义的问题。笔者曾经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对现代民族音乐学的音乐文化哲学观和学科方法论两个不同层面展开过讨论[8]，也曾经从学术范式的角度，论述过从观念层、学统层和方法层三层次来对之进行区分[9]。在此，拟先从音乐文化哲学观层面予以论述。

20世纪50年代，正是现代主义思潮由盛而衰，后现代主义思潮初现锋芒，为世人所知的时代。这一时期，作为两种思潮正面交锋的产物，现代民族音乐学从思维和观念层面上确立了以多元音乐观作为基础和准绳的学科理论格局，并以此成为该学科进入一个崭新时期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当时学者们提出并获得普遍响应的一个学术定义，是胡德（Mantle Hood）上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民族音乐学是对一切音乐（any music）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它不仅研究音乐本身，而且也研究这种音乐周围的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10]298。30年后，北美民族音乐学仍然延续着相似的界定和解释。例如，2001年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音乐学”条目便指出：“音乐学研究不仅针对音乐自身而且应该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人的行为。”然而，由于这个提法对于数十年一直存在的一元文化（美学）观与多元文化（美学）观两种不同的立场，尚带有某种暧昧不明的性质，它虽然大体上能为大家所接受，但却因为上述人们对相异文化（美学）观的不同理解，导致当时在北美民族音乐学内部，曾经发生了“音乐学派” “民族学派”两个学术流派之间的明显分歧和持续讨论。

这一时期，在北美地区，尽管多元音乐文化观已为北美民族音乐学学者普遍接受，然而一方面在具有音乐学学习经历和素养的民族音乐学学者中，从比较音乐学时期沿袭下来的音乐研究传统仍然有所保留；另一方面，“从1950年起，由人类学转而研究民族音乐学的美国学者们，却似乎更偏好那些与音乐文化有关的‘文化内涵”的研究。”[11]以梅里安姆（Alan P. Merriam）为代表的一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原有的学科思维和方法论进行反思，企图应用人类学的思维方法来解释和研究北美及非欧国家的多民族音乐文化和亚文化现象，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人类学方法基础上，相继将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义为“有关文化中音乐的研究”[12]7和“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13]204。可以说，这两个定义涉及了同“文化”有关的两个不同方面，前者涉及“上下文语境”，后者涉及“文化内涵”（语义、“隐喻”等所指层面）。

而在另外一极，则有一些学者面对上述民族音乐学的新发展，敏感地意识到其中蕴含了某种即将偏离该学科以往正统音乐学的趋势，提出了自己欲对之“矫枉过正”的学术观点：“学科可以有的取向、目的和应用几乎是无限的。但是，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研究对象是音乐。”[14]3-4以致在当时的北美民族音乐学内部形成了“人类学派”和“音乐学派”两大阵营。后来，涅特尔在认同梅里安姆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新的定义，即民族音乐学乃是“对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中的音乐的研究”[15]131-132。如今，经过许多学者的专著和教科书中不断沿用，已经逐渐成为民族音乐学的一个重要的学科定义和主流概念。

其实，上述两派争论所涉及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双方对于“音乐”究竟是等同于“艺术性”这个具现性色彩的，相对固定、统一的概念，还是应该改用“文化”来表达其多元、多义的模糊性状态有关。若从后现论视角看现代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可以说其中既包含了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不同学术阶段的音乐文化观念，同时在其后现代学术思维及研究倾向中，也一直徘徊、兼涉于怀疑论和建设论“臧否表象”的两种学术范式之间。经过彼此碰撞交融，生发出种种关于学术研究的新的思维范式和分析方法，也由此推动了整个民族音乐学在研究方法论上呈现的活跃、多维、多向的发展局面。

二、基于民族音乐学“非表象论”的学科方法论特征

（一）“人类学派”观点中“非表象的方法论”和“隐喻性”的学科主张

上世纪60年代，梅里安姆曾经针对当时颇为盛行的“音乐表象论”观念，提出一系列带有“非表象的方法论”和具“隐喻性”的学科主张，即民族音乐学是“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音乐即文化，音乐家的所作所为就是社会文化”，到了后世学者手里又有了新的突破性理论发展。赖斯（Timothy Rice）在《重塑民族音乐学》（1987）一文中指出，梅里安姆“将民族音乐学定义为‘研究文化中的音乐’，这种观点——即使修改成‘作为文化的音乐’和‘音乐文化的关系——至今仍是该学科的一个核心概念。”[16]继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可称之为“四级目标范式”的构想。在第一目标层级里，他借用阐释人类学学者格尔兹（Clifford Geertz）针对仪式研究提出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护和个体适应经验”分析观念，先分别将三者看作独立的子系统，然后提出有必要对其中的每个子系统都按梅里安姆提出的“三重认知模式”进行“概念、行为、声音”三方面的分析。第二“形成过程”目标层级，主要目的是探讨“历史构成、社会维护及个体适应经验”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个目标层级主要着眼于音乐学的目的，即为什么人类要制作音乐？第四个目标层级主要着眼人文科学的目的[16]。笔者认为值得给予重视的是，在此类具综合性和互补性的研究模式里，赖斯通过提出“历史、社会和社会个体”的社会范畴，从三个具体的维度对“概念、行为、音声”给予了较为明确的“文化语境”限定，不仅固守、延续了当代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文化环境中的音乐”以及“音乐文化模式”等学术观念，而且在梅里安姆“音乐即文化”的原义基础上给予了更为凝练、具体的理论性界说。该理论模式一方面使民族音乐学研究保持了音乐与文化语境之间互补、互渗的基本学科主张，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其中包含的渐进性层次关系和具体的实施步骤。

尔后，赖斯又在《音乐体验和民族志中的时间、场域与隐喻》（2003）一文中，提出了名为“音乐体验中的三维空间”（three-dimensional space of musical experience）的新概念，其中便对涉及符号象征意义和文化认知的“隐喻”一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而以往着重讨论的“历史、社会”两个概念在此被置换为“时间、场域”概念。若将其“三维空间”观念同格尔兹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护和个体经验与应用”模式做比较，可见在二者之间，“时间维”可对应于“历史构成”，“场域维”则同时涉及了“社会” “个体”这对关系。另外，“个体运用”或“个人创造、体验音乐”也被简化为“音乐体验”。在这一学术阶段，赖斯考察的重心仍然是放在“场域维”上，在其提出的相关理论和分析实践中，涉及了从“个体”到“全球”或“虚拟”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学空间概念。然后借用“时间”所赋予的历时性转换过程和“隐喻”的联想思维，使不同“场域”层面的文化单元及概念内涵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某种可以跨越和往返于“地域、区域、跨区域”以及“主文化、亚文化、交叉文化”诸层面的音乐文化环链[17]。

后现代主义的怀疑论者提出：“我们的任务不在于提供现实，而在于发明各种“隐喻”谈论方式，以便使无法呈现的事物可以被料想到”[3]162。在具有后现代学术倾向的民族音乐学观点看来，这种“隐喻”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涉及方法论及其解释体系，还将涉及如形态研究、生态（社会、自然及文化）研究和应用（功能）研究等各种具体的层面。不仅体现出共时性的一面，而且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及其各自内部，都体现出历时性变迁的另一面。关于“隐喻”的方法论层面，赖斯在《音乐体验和民族志中的时间、场域与隐喻》一文中有所论述，在其2012年10月26日为中央音乐学院所做的讲座《音乐的本质在于它的隐喻》中，对该论进一步予以完善，列出了可作为表现“隐喻”的六个方面（或解释的可能性、解释体系）：1.资源；2.文化形式；3.社会行为；4.文本；5.符号系统；6.艺术。赖斯教授在讲座意说明，在梅里安姆的名著《音乐人类学》一书里，有专章谈论音乐功能，其内容便与此有关。笔者现场提了一个问题：从其整个讲演看，似有从新的角度对梅里安姆的民族音乐学是“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做出解释的意图。教授回答说：“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若在梅里安姆时代，尚很难从理论上做这样的阐释。我在自己的新书里，将把你的这个看法写进去。”②

（二）民族音乐学“语境限定论”观点的整合与完善

民族音乐学“语境限定论”与后现代主义建设论在学术观点上具有一致性，可以从两种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流派同异关系的比较分析上看得出来。首先，无论是在怀疑论派或建设论派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现性假定了普遍主义，统一的整合体，以及同样的规则到处适用的观点。合乎理性的主张被假定是在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基本上相同的主张。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认为每一种情况都是不相同的，它倡导对具体情况作出特殊的理解。”[3]190同样，“表象理所当然地认定了语词、图像、意义和符号的有所指的地位；它假定，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构成了关于意义的固定系统，每个人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它们多少有所了解。一个反表象的态度则假定了相反的观点：对于任何一个符号、姿态、语词而言，许多各种不同的意义都是可能的，而且这些不同的意义是可以被揭示的。语言同实在世界不具有直接关系。相反，它只是一种象征关系。符号‘不再表象任何东西，也不再具有现实中的相等物’”[3]142。不同的是，两种后现代流派学者对于怎样应对和解决表象的不同情况具有的特殊性有着相异的见解。关于其中建设论一派，有学者指出：“一个关于实在的上下文（语境）主义理论对于这些后现代主义（建设论）者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有的知识主张（所有的事实、真理和有效性）只有在其上下文、范式或‘社团’内部才是‘可理解的和可争辩的’。它们仅仅是在专业社团中所达成的协议的结果。实在是在某个特定的上下文中被接受为政党的那个社会过程的结果。”[3]163有所不同的是，“怀疑论者否认上下文在解释中的任何作用，结果导致了绝对的不确定性。他们所偏爱的方法——解构——就假定了上下文是不相关的。”[3]163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的建设论者也倾向于摈弃普遍性真理，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确实接受了特指局部的、主观的、团体的真理形式的可能性。从梅里安姆、赖斯到涅特尔的一系列具有承续性的学术主张看，他们都应该归属于这一类学者之列。在他们提出的各种民族音乐学定义中，先后涉及了同“上下文语境”（context）有关的不同概念，涉及形态（文本关系）与生态（生存环境）两个方面。前者来自欧洲（主要是法国）现代文学及文学符号学领域的文本研究；后者则来自于现代人类学阵营的文化符号学和文化生态学理论。若从涅特尔等人80年代以来的定义看，可以说梅里安姆首倡的研究“文化中的音乐”观点，至此已经发展为与后现代建设论者理念相符的后期民族音乐学“语境限定论”学术观念。

（三）“表象—非表象”的矛盾与交融：从语境论角度看“概念、行为、音声”

当我们结合“语境限定论”讨论了现代民族音乐学的不同定义之后，再来检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梅里安姆提出的“概念、行为、音声”与“研究文化中的音乐”两种观点的相互关系，便可知道他是怎样通过这一对看似相互矛盾、实则互补互渗的研究范式，努力实践着自己的微观个案研究策略。

若论梅里安姆两种范式的矛盾之处，首先从前一种范式里直袒外现，极易引起后现代怀疑论者质询的表象性因素可以看得出来。后现代主义怀疑论者认为，表象蕴含着客观性，即一个独立于正被表象的物或人的观察者。在表象的框架之内存在着一个分离的主体和客体，作为研究者的主体试图去表象对象，被研究的对象得到了再现。由于其客观性要求，表象导致了一个“对判断精确或正确的强制行动”。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将它当作毫无根据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判断来予以否定[3]144。而在建设论者看来，除了上文所提到的“语境限定论”之外，“与怀疑论者相比，他们不会轻易地说所有的真理观都是相等的。不过，他们中保留了真理的那些人把真理相对化了，并且取消了它特定的或普遍的内容。然后，他们逐步将某种反理论的真理观发展成给予日常生活和局部叙述以某种实质性关注的理论。”[3]118可以注意到，在梅里安姆为代表的现代民族音乐学理论体系里，上述两种观点的矛盾与交融一开始就隐含在其理论主张及实践活动之中。

一种代表性的批评意见，就像杨沐教授指出的那样，梅里安姆所提出的“概念、行为、音声”研究范式，“即狭义而机械地认为音声跟人类思维、行为和其他社会因素之间必定存在很具体的、一一对应的形态上的联系，而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些具体联系及其规律。”[16]也就是说，该范式本身或许便包含了“作为研究者的主体试图去表象对象”的“强制性”意图。[18]尤其是在脱离了“文化中的音乐”研究范式关照的情况下，“概念、行为、音声”这一梅里安姆范式，在人们的头脑中极易与表象具有的那些本质论因素，如“统一和一体性” “共同的人性和审美观” “普适性的美学” “国际模式”以及同结构主义人类学相关的“宏大叙事”等一一联系、对应起来。此外，杨沐教授还在不同场合批评了关于国内目前研究者的视野过于狭窄，盲目照搬梅里安姆的观点和理论，导致研究方法过时的问题。[16]

然而，若参照认知（音乐）人类学的看法，或许又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观察问题的角度。民族音乐学家布莱金（John Blaching）曾说“在某种层面上，民族音乐学是认知人类学的分支”[19]112。认知人类学的某些基本原理则来源于认知心理学。依笔者的理解：首先，概念在梅里安姆三重认知理论范式中居于中心地位。在认知心理学看来，“概念是人脑对同一类事物或特征的抽象的、概括的反映”[2]254。概念与行为、音声等表象意味的要素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它与人或社会性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这是我们可以从（社会或个体的）人的角度对之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而便捷的入口和渠道。

其次，认知心理学认为，只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物体或事件能组成或归类在一起，并且能根据其特征和属性，可以与其他事物分开，就存在着一个概念[2]254。由此看来，与通常较易于提升到哲学、美学等抽象层面讨论的本质论、表象论相比，概念一词似乎要更加平实、具体一些。同样与本质论、表象论擅长的“宏大叙事”研究方法相比，像语境论、小型叙事一类研究思维方法，也一概能够同它和平相处。

再者，若仔细分析梅里安姆原意，笔者认为他所说的音声跟人类思维、行为和其他社会因素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并非是“很具体的、一一对应的形态上的联系”。梅里安姆曾经指出，作为某种同音乐的“文化内涵”相关的“概念性活动、观念化或文化方面的活动，包含着必须通过身体活动来产生乐音的音乐概念。”[12]14与音乐相关的“行为”则包括“身体行为、社会行为和歌唱行为”三个方面[12]33-34，其中涉及的“社会、身体、歌唱”三者行为与“概念、行为、音声”一一对应，便有着与“音乐即文化”提法相似的意图。这种隐喻性的思维方法，可说远远超越了将音乐完全等同于艺术性的本质主义的解释。

若我们愿意采纳后现代主义建设论者观点的话，便不难理解下面这样一种解释：梅里安姆的“三重认知研究范式”，一方面在其“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模式中确认了表象（音声）这一心理活动过程及其被假定的一般性特征，另一方面则以“研究文化（语境）中的音乐”这一外在条件因素对之加以限定。正是有了这一重“语境”作为保障，表象“在某个上下文中被接受”，便由此出现了一个循着“概念（知识主张[所有的事实、真理和有效性]）行为（社会过程）音声（结果）”轨迹形成的文化认知过程，表象（音声）因此成为该认知过程（社会过程）中的一种“可理解的和可争辩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梅里安姆理论中蕴含的模糊性、歧义性的问题，赖斯在其“四级目标范式”中并没有简单地采取漠视或抛弃的态度，而是在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指引下，融入“语境限定”和“小型叙事”的学术思维予以重新解释，对之起到了弥补、完善和整合的作用。这样，从梅里安姆的三重认知范式到赖斯的四级目标范式，将“概念、行为、音声”这一学术论点逐渐整合为某种“特指局部的、主观的、团体的真理形式”，以及“把真理相对化了，并且取消了它的特定的或普遍的内容”的认知民族音乐学范式。最后，“他们逐步将某种反理论的真理观发展成给予日常生活和局部叙述以某种实质性关注的理论。”[3]118由于梅里安姆去世较早（1980年），很多问题没有能够在他生前说清楚，赖斯和布莱金对之所做的重新阐释，正是有赖于他们对梅里安姆的“文化相对论”和微观研究的文化“学统”（也是“上下文语境”）所据有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我们承认在梅里安姆三重认知研究范式中尚存有诸多现代性文化观因素的话，那么赖斯等人对之所做的继承和发展，则真正体现了美国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观念由现代性研究观念向后现代观念转换的一个过渡环节。

三、讨论音乐民族志范畴观时易出现的两种理论误区

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同“上下文语境”有关的“文化”概念，源于梅里安姆的相关学术定义，即民族音乐学是“关于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笔者认为，上述定义在现代民族音乐学学科内部沿用至今，体现了在后现代建设论的范畴，民族音乐学学术传统中的表象性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当下性和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应该以具体、恰当的上下文语境作为验证条件。在此学术前提下，梅里安姆提出的“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模式及其所依赖的表层-深层结构观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同时，在微观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微观+中观”的音乐民族志学术范式，如今受到了学者们普遍的重视和运用。但是，当我们从后现代学术的角度去讨论音乐民族志范畴观时，仍然有必要规避以下两种误区：

（一）误区之一：宏大叙事PK小型叙事，在方法论层面已是过去时

关于宏观研究（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小型叙事）的关系，可以从文化哲学观（观念层）和学科方法论（方法层）两个层面来谈。前一层面看，它是一个亘久而重要的话题，为了达到相关学术目的，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而后一层面则有必要考虑到，由于民族音乐学主要从事的是具体层面的音乐文化研究，该学科学者较缺乏异常抽象、绝对的“宏观”意识，也甚少涉足真正的宏观研究课题。笔者曾经论述过，国内外民族音乐学（比较音乐学）发展史上，曾经历了“早期—宏观中期—微观后期—微观+宏观（中观）视野相结合”的一般趋向[20]。除了早期人类学与比较音乐学学者持进化论历时观，有全球性的“宏观研究”意识外，在两个学科的中、后期阶段，学者们在研究对象范畴的选择上已逐渐远离早期的宏观意识，而是相继倾心于微观研究与“微观+中观”层面的研究课题；或者在从事不同的微观个案研究的同时，像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r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那样，去寻求隐藏在单个文化表征层面背后的、具有人类共同思维特征的深层结构。就此也可以说，是否在研究中持有宏观（实为相对宏观或中观）与微观的研究观念，乃是早期比较音乐学（20世纪50年代以前）与现代民族音乐学（中期以来）的分水岭。在现代民族音乐学（50年代以后）时期，乃是以微观研究的观念与范式起始，然后才发展出当代学者所普遍重视的“微观+中观”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观念与范式。

（二）误区之二：“把音乐置入大文化背景中研究”

以往国内学界经常有人撰文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宗旨是“把音乐置入大文化背景中研究”。这不仅是由于部分学者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义“关于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产生误解，把微观研究和宏观文化背景简单地混同、嫁接起来，造成具体研究过程中音乐与语境相分离的“两张皮”现象。同时，这样的提法也让一向对民族音乐学观点持怀疑态度者常挂嘴边，成为对之贬低和曲解的一个现成理由。其实，在现代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层面，与微观个案研究（小型叙事）常发生联系并相提并论者，并非所谓的“大文化环境中的音乐”研究或绝对、抽象的宏观研究概念；而是更偏好去使用像“大传统、小传统” “地域性与跨地域性比较” “大音乐文化内的小音乐文化单元”等这样一些更为精确的，“微观+中观”意味上的表述。这里的“中观”确实是在谈共性，但这种共性并非“宏大叙事”，亦非“全人类”的命题或全称命题。在“上下文语境”的意义上，它既是可触摸、感知和察觉的文化现象，也是可用于鉴别文化个性的前提条件之一。

结论

从整体看现代民族音乐学，它先后采纳了学术上有较深承继关系的博厄斯人类学多元文化观和后现代建设论音乐观，在以较宽容、理性的态度来处理和面对各种音乐文化危机现象的同时，还一定程度削弱、化解了由彻底、极端的后现代怀疑论所带来的某些尖锐矛盾问题。从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梅里安姆为代表的民族音乐学“人类学派”的研究观，主张在有具体的语境设限的情况下，以“小型叙事”为规模范围，通过“概念、行为、音声”认知途径去观察、研究表象（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在当时的学术环境条件下，这类学术范式或方法论既沿袭了结构主义或模式性研究思路，同时又掺入了博厄斯人类学具“准后现代性”学术反思色彩的观念意识；既呈现出新、旧交替的跨时代性和模棱两可的模糊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同后现代建设论者对表象持有怀疑、肯定双重态度的学术主张相吻合。虽然尚不能说这即是后现代观念，或已经跟上后现代潮流，但它在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由前现代—现代性（本质主义）向后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已经显现出诸多超前的后现代性因素，且为此后更为激进、纯粹的某些后现代观念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由此可见，美国民族音乐学作为现代民族音乐学的大本营，以梅里安姆、胡德、涅特尔等学者奠定了基础的方法论系统，通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赖斯、西格等中生代学者的不断努力，已经逐渐趋于完整和定型。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来说，这是一种值得在对之进行反思、批评的同时，予以有效地学习、研究和借鉴的后现代学术发展思路。

注释：

①对于此类概念与本质论、表象论的关系，将另文予以讨论。

②引自当天的讲座记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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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erriam， Alan P.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M]. Evanston， Ill.： 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

[13]Merriam， Alan P. “Definitions of ‘Comparative Musicology’ and ‘Ethnomusicology： An HistoricalTheoretical Perspective.”[J] Ethnomusicology 1977，21：189204.

[14]Hood， M. The Ethnomusicologist[M]. New York： McGrawHill，1971/R1982.

[15]Nettl， Bruno. 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Twentynine Issues and Concepts[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

[16]Rice，Timothy. “Toward the Remodeling of Ethnomusicology.”[J] Ethnomusicology 1987，313：46988.

[17]Rice， Timothy. “Time， Place， and Metaphor in Musical Experience and Ethnography” [J] . Ethnomusicology 2003，47（2）： 151179.

表面化学论文篇11

1. 1 以文兴邦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就是用文学作品来讽刺当时的证据，并且以文章作为对君主以及当时政治局面的提建议之法。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等史书，被古代历代君王当做治世之道而研读和学习; 同时，在国家昌盛的时代，君主也会鼓励文学家们撰写文章，发扬其统治时期的文化以及统治理念。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对文学价值的一个评判方式，就是是否能够对政局的发展产生影响。

1. 2 以文言志

文学作品是文学家对自己的生活及情感的抒发，是通过对社会观察所得到的领悟和感触，这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来源的研究结果。古代文学家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时，对文学作品的来源表达极为明确，显示出了颇具特征性的以文言志的理论风格。屈原在《楚辞》中言明了自己对国家和对君王的热爱，曹操在《观沧海》中言明了自己的宏图伟业，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表达了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仕大夫情操。

1. 3 以文载道

道在古代文人的思想中即代表了对国家和对社会的责任，也代表了文学家们对自身修为发展的要求。虽然不同时代的文学家对道的定义不同，但纵观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对个人思想以及社会、家国精神的表达。文不能载道，文学家的思想以及精神就不能得到传承，因此，在古代文学理论中，研究文学作品背后的精神价值，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

2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2. 1 文学理论的文艺价值

探讨不同文学理论的文艺价值，始终是文学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在网络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工具之一的今天，文学理论研究对网络文学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价值方面的评论和分析，在上世纪 80 年代由于对网络和非主流事物的抵触而造成的对网络文学的批判，已经转为目前对网络文学发展的客观评价。并且，有研究者也指出: 网络文学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文化层面上的阐述。国学的进一步兴起是对古代文化的追溯，而网络文学的发展是对现代文化的白描。

2. 2 自我批评性质的反思

文学理论研究者们对文学理论学科自身开展了反思性的研究。这主要表现是对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历史、发展模式、流派、学科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法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同时，产生了一些相关著作，如《文学元素学: 文学理论的超学科视域》( 郭昭第)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范畴》( 马建辉) 等。有些论文也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如《试论文学的系统本质》《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等; 此外，文学理论研究者们还对文学理论研究的产出以及社会学意义进行了反思。

2. 3 文学理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并高于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则来源于社会生活。因此，探讨文学理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话题之一，这其中被讨论的最激烈的，就是文学理论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理论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文学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生存哲学意义。有研究者对文化政治这一新概念和关键词进行了界定和阐析; 还有研究者致力于探讨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而生态文学则成为了文学理论发展的前沿。

3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区别

3. 1 文与人之间的区别

提及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无论是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者还是文学爱好者，对文学理论的概念都建立在某个文学大家的学说和作品上，例如，屈原的《九歌》和《离骚》所承载的爱国和忠君的君子哲学 曹植《洛神赋》所承载的浪漫主义情怀以及唐代李白诗歌中对这种浪漫主义情怀的继承; 南北朝时期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出世的清高士大夫思想等。古代文学理论是复杂的，但是古代文学理论的代表者却是十分明显的，提到某个文学理论，我们总能想到这些文学理论的创造者和承载者，这是因为，古代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如现代这样普及，而能够成为文学家的人屈指可数，因此，古代文学理论偏重于某家之言，也就是以人为划分文学理论范畴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力发展教育，涌现出的文学创作者多如星辰，而且由于言论自由以及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文学理论发展显示出了真正的百家争鸣的景象。如今，对我国文学理论进行范畴划分，决不能以文学家为标准，而是必须以文学理论流派的实际价值和意义为标准。

3. 2 文学的服务对象不同

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高度的集成性，这与我国古代社会制度息息相关，文学作为对社会文明高度综合和升华的产物，在其思想表达方面也具有极为明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义。无论古代文学理论是偏重于对文学家对自身和内心的内省，还是偏重于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批判，亦或是对自然万物、山川河流的赞美，对人类美好情感的抒发，都少不了对当时统治者的评价或者对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射。以唐代两大著名诗人的文学思想中体现的理论观点来看，李白在作品中展示的理论观点与盛唐时期的统治是十分契合的，其文华丽而浪漫，正显示了盛唐的政治和文化风貌; 杜甫是在寂寂无名中去世的，他的诗赋在半个世纪后才被世人所称颂，而杜甫的文章，则多是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底层平民生活的写照。对于现代文学理论来说，文学的实际作用在于服务于群众，因此文学理论多是对群众精神文明发展的探讨，是基于大众的，而并非直接与政府和统治相关的。

4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同一性

4. 1 文学理论的社会价值相同

文学发展具有其独特的社会职能，这是文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内容对社会发展的推力。文学理论的社会职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教育发展的指导意义，即文学理论发展促进对社会青年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文学理论研究的蓬勃开展，因此，文学理论研究使文学对教育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 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还是现代文学理论，都显露得十分明显。孔子的三千弟子，无一不是从孔子的文学思想中继承了修身和治世等观念，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则对高校文学教育的影响巨大，体现为教材的变革以及研究热点的变革等方面; 另一个是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生态思想、人权呼吁等元素通过文学理论研究被独立出来，这是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的精神意义进行再加工的过程。通过这种再加工，文学作品的时代价值被进一步升华和凝结，更容易被大众所认识到，文学作品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4. 2 古代文学热点与现代文学研究趋势相符合

文学所具何种精神意义，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家和每种文学思潮发展最终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文学发展的最终使命。通常情况下，一种文学思潮即是当时社会最尖锐的社会问题的影射，而目前全球最尖锐的问题究其根本，都可以用生态两个字来概括。发源于美国的生态文学，其研究已经逐渐从文学作品研究上升到文学理论研究层面，随着世界环境保护活动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发展，未来的生态文学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生态精神的代表，人们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自然、能够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彻底地反思、能够将人类社会的种种行为视为生态环境发展的一部分，这是未来生态文学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全世界生态文学发展到顶峰时期所具有的精神意义。目前我国文学理论中的生态文学思潮发源于美国，但是考量生态文学的文学作品形式以及思想，却不难发现，现代的生态文学理论与我国古代多数描写自然之美，以景抒情的文学作品中包含的对山川热爱的思想是十分一致的，无论是落霞与孤鹜齐飞还是北风卷地白草折亦或是霜叶红于二月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都是对自然景观包含着欣赏、敬畏、赞叹的表达，这些表达与现代生态文学对自然的客观认识以及对自然景观中包含的自然哲学理论的反思是一致的。

4. 3 文学理论中的批判思想

表面化学论文篇12

除了专业心理学学家的努力之外，20世纪前半叶的许多学者也曾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如何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如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接受科学心理学熏陶的蔡元培，在回国后虽大力提倡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但这是基于当时的心理学尚未完全脱胎于哲学这一时代背景，他一直坚持心理学的建设应当文理并重的思想。如他在1934年回忆任北大校长的经历时曾称:“那时候我又有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人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人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⑤此外，他希望以此在培养国人“科学的精神”的同时能够有“艺术的精神”，并极力提倡传统中国的美育方式对塑造国人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

如果说蔡元培的心理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一些基础理念的宣扬和实际事务的推动上，以梁漱溟、熊十力、贺麟、钱穆等为代表20世纪现代新儒家，则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例如，梁漱溟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视角，从人心和人性的角度提出对心理学学科性质与体系的理解。在他看来，心理学应当是介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一门学科，中国文化传统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心理学思想，应该深人挖掘和弘扬。梁漱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心理是事实，而伦理则是价值判断。儒家是一个大的伦理学派，其代表人物孔子所说的许多话都应当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伦理学观点，“那么，孔子必有他的人类心理观……要问孔子主张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须先看他心理学的见解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的心理学来和现在的心理学相较量、相勘对，亦即不必说到发挥孔子道理⑥。这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结合西方现代心理学而发展中国特有心理学理论的主张。

熊十力早期研究佛教心理学，并采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佛家唯识学进行诠释。在对佛家唯识论的理学思想进行了扬弃后，熊十力回归到儒家心学体系中构建其“哲学的心理学”理论®虽由于身体原因未完成相关著作，但仍提供了许多值得参照的观点。熊十力指出，“科学的心理学，专以神经系统的活动或脑的作用与客观世界的来阐明心理。易言之，直将心理说为物理。是其说行，而心之德性将无从明了也。”⑧他以中国传统的体用合一论作为其儒家心理学的依据，认为心灵与生命同义、心与物皆是本体的功能，这种哲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科学心理学用测量、实验方式研究的那种“心”，而是更高级的“仁心”，“其进修法以默识法为主，亦辅之以思维术⑨，即提倡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静观修身、内在体验的理路。

钱穆也很早就发现了中西方心理学取向的不同，认为“西方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而中国心理学则属人文科学”。这是因为中国人讨论的“心”不同于西方人讨论的“心”，中国人的心是一抽象名词，心的构成和所属其实是次要问题，心之所欲所不欲才是分析的重点。而心之所欲，就在于心与心相通，这即包括与自己的心相通，也包括与他人的心相通，还包括心与物的相通。研究这种相通之学的学问就是中国的心理学，这是一门人文心理学和哲学心理学，“中国人之心理学，即宗教，即科学，而吾一道以贯之”。而传统的诗词歌赋，都能反映出作者的内心所蕴，读经典作家的编年著作还可见作者之生平，因此“文学乃通于史学，实亦即中国一种最高值得研究之心理学矣。

这些新儒家的代表性观点，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前中叶中西方思想交汇时期的本土思想家建构本土心理学理论的最早尝试，形成了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代表性声音®。其基本特征，无一例外地注重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理解“心”““心理”和“心理学”，力图从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心学思想中发展一套能够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相并行且互补的心理学体系与研究方法。除此之外，朱光潜对西方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思想的比较与应用，以及潘光旦对西方性心理学的引人及在中国进行相关研究的倡导⑤，这些对于促进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社会和学术思想的融合，都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起到过一定的影响⑥。

当然，由于现代学术专业分丁的深人和心理学学科对自然科学地位的不懈追随，以及各种实际因素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这些本土化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除去战争、社会运动等“不可抗力”的干扰，单纯在学术建设方面，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思路主要还是沿着西方心理学的既定体系和方向前进，较少有突出的原创性成果问世。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工作还更多是表达为一种学科愿景，并未真正在学术丁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一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

二、中国文化心理的多元探讨

进人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带来的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趋向，使得国内一些从事哲学、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如李泽厚等人，自发地开始探讨有关民族文化心理的内容。虽然这些研究的“心理学”气息较弱、哲学气息较浓，但其研究较少受西方心理学知识的束缚，一定程度上反而更加贴近中国的学术传统，在写作方式上也较少受西方概念与思维方式的影响，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因而在学术界和社会层面也有相当的影响力。这种带有哲学心理学性质的有关国民性、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的探讨，与当时不断进人到大陆学术视野的海外华人的相关文化心理著作，可以视为当时学界从哲学和思想史领域建构本土文化心理学理论的先声。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民族文化心理的典型代表是李泽厚。在最早发表于1980年的《孔子再评价》一文中，他就提出了后来反复提倡的观点：“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指儒家思想），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已无孔不人地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由思想理论已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①在他看来，“思想史所应注意的是，去深人探究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去探究古代思想对形成、塑造、影响本民族诸性格特征(国民性、民族性)亦即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关系”。在后期的一系列著作中，他深人论述了“以‘一个世界’为根基，以‘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为特色的华夏文化心理结构”，并尝试建构以心理本体的建设为核心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成为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心理学论说。

差不多与此同时，华裔美籍历史学家、自称为“历史心理学家”的孙隆基也在1983年于美国出版了英文专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最早于1988年引进出版，也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孙隆基站在较为苛刻的批判性立场上，对中华文化的“良知系统”，即其所谓的深层文化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抨击。在他看来，“良知系统”是一个文化最为基本的结构，即“深层结构”，但它不是一个被压抑掉的心理层次，也不是指个人发展史或民族性形成史上的一个属于“史前史”的心理岩层，必须用释梦、临床治疗或比较神话学的诸种方法去作“考古发掘”，它是指即使在日常生活这个“当代史”中也可以看得到的文化行为⑤。

具体而言，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静态的意向性，“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在个人身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团结’，而其政治之意向亦为‘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换而言之，就是维持整个结构之平衡与不变”。他广泛采用报纸、期刊中的报道与其他史料，结合自身的亲自经历与观察，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作为一名出生于内陆、成长于香港、求学于台湾而治学于美国的文化移民，孙隆基的独特经历使其可以结合历史学的文献分析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对中国人的民族性问题提出一些较为新颖的见解，这一论述在其后期的论文集《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学文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由于其激烈的批判性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学术性，也容易引发相关的非学理化的、情绪化的争议。

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人大陆学者视野的，还有人类学家许烺光的代表性著作《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探讨》®。该书最早成书于1953年，后不断重版，在中西方人类学界和社会心理学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他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中国人行为的“情境中心论”，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以情境为中心，而美国人则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是这一时期对本土心理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观点之一。与纯粹的人类学研究不同，许烺光尤其注重从内在的心理出发来解释不同文化中的人类行为，其中，心理安全感满足方式在行为模式的塑造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两个世界一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他必须借助一种给予他适当的安全感的方式平衡这两个世界。这种安全感的内容就是自尊感和坚定的意志。中国人由于保有维系着后来所有约束的主要联系，所以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寻找安全感。美国人由于把全部人类关系视为在个人需要时可以分割或重新组合的主题，他必然在人群之外寻找安全感。而且，由于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助之人，所以一条取之不尽的安全源泉是利用其他方式谋取物质财富或征服客观环境。”正由于此，许烺光将其系列研究的理论立场概括为心理人类学，并坚持以跨文化的比较分析法研究文化与人格之间关系的丁作，为西方学术界提供了一种观察人类行为尤其是中国人行为的非西方视角，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续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丁作者的相关研究②。

另外，还有许多哲学文化学者也从思维方式、国民性、文化心理结构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心理的相关内容。例如，刘长林提出了文化基因的概念，认为文化系统发生和演进的基因表现为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实际上，这一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自发的、文化心理意义上的学术寻根之旅，为心理学采用实验法、量表法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这些讨论也是中国心理学本土化所需充分重视的学术资源之一。

三、“中国本土心理学”与“中国特色心理学”的提出

上述理论观点主要是由心理学界之外的学者提出。中国心理学界真正明确地将本土化作为一种心理学研究趋势，最早应当源自港台心理学者。受国外心理学研究本土化思潮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当时学术氛围上更加开放的港台学者开始真正致力于追求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其思考与探索随着两岸三地之间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也逐渐影响到众多的大陆学者，从而兴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

1980年，中国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研讨会上的报告《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中正式拉开了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序幕。他认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为：（1)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发现；（2)研究国人的重要与特有现象；（3)修改或创立概念理论；（4)改良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⑤。研讨会的论文集于1982年在台湾出版后，也成为了当时引导中国心理学本土化方向的著作。包括杨中芳、黄光国等在内的诸多学者在探讨了“什么是中国本土心理学”““中国心理学为什么要本土化”等问题，形成一些较宽泛的共识后，杨国枢在《本土心理学研究》杂志的创刊号又提出了本土心理学研究的“本土性契合”标准，意指“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重点即在使心理学的研究能够达到本土性契合的标准”。

在这些基本思想的指引下，港台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取得一系列的进展。这主要体现在对一系列本土的词汇，如人情、面子、孝、关系、中庸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理论提炼，对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集中的概括，并对其中一些概念进行了量表构建，如中庸思维量表等，从而将西方的问卷法与心理测量技术应用于传统概念的操作化实践①。对本土词汇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成为港台心理学界本土化研究的一大特色。

在使用中国人的传统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作为本土心理学研究素材的同时，研究者还在不断反思如何建构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取径与研究方法的问题。在大的取径上，杨中芳提出不排斥外国研究成果、不一定使用本土词汇、不一定要由本土人来做本土进路研究的开放性理念，但也承认“目前唯一一个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的丁作，就是探讨适合中国人的本土研究方法及丁具这方面。目前我们还在一个依赖西方研究设计及丁具的阶段，而且太过依赖问卷法。长时期，许多人都感觉到这些设计及丁具并不太适合研究中国人，而且也试图探索一些新方法及新途径。但是直至目前为止，成绩乏善可陈，有待号召更多人一起努力去做‘零’的突破”。虽然她是在1991年作出这一论断，但此后20余年在本土心理学研究方法自身的拓展上仍然成果有限，心理学本土化的更多进展还是在传统概念的操作化、量表化上。这也是值得后续学者持续攻艰突破的一大难点。

与港台学者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陆本土心理学研究更多地偏向于传统中国心理学思想的发掘、整理、诠释与建构的工作，多数的研究者直接来自或间接涉及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文革结束后，重新开展心理学研究丁作的老一辈心理学家们，率先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心理学”的主张。1979年，在《论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潘菽首次提出“中国心理学”的概念，并就这一提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83年1月10日，他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为题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国特色心理学”的提法，其特征可以归纳为三点：（1)从指导思想上看，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必须贯彻辩证唯物论原则。(2)从内容上看，既要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已有的心理学思想，又要批判地吸收国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还要有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在基本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上也要有自己的观点。（3)从作用上看，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些观点至今仍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心理学成分，就成为建设中国特色心理学的一项重点丁作。潘菽和高觉敷主编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揭开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建的序幕®。随后，高觉敷的《中国心理学史》®、燕国材的古代心理思想史系列⑤、杨鑫辉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陆续问世®。这些著作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梳理传统中国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主要体现为史料研究与整理。虽然这些教材和著作本身并不明确地声称以心理学本土化为导向，但在客观上为后人认识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探索本土心理学的新路径做了奠基性的丁作。进人21世纪后，有关中国心理学史的教材和著作仍在不断地重版或出新®，有些心理学史的教材®也注重将中国心理学史作为整个心理学史的重要部分，与西方心理学史一起构成整个心理学史内容体系的有机成分，这也间接地说明了本土思想在当下教学与研究中的生命力。

四、心理学本土化的全面深入

从20世纪90年代起，受港台与海外心理学本土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心理学学科内部对实证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垄断性地位的不断质疑①，这一时期大陆的心理学研究逐渐采纳“本土心理学”这一提法，并使用理论概括与实证验证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以中西比较的视角，也对一系列的本土概念和本土现象进行了操作化测量和实证调查，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中国理论心理学的构想，同时也开始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丁作。

建立本土化的心理测量丁具是这一时期心理学本土化丁作的突出表现，较有代表性的如王登峰的中国人大七人格理论。受西方人格特质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启发，王登峰等人采用人格特质形容词的途径开始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调查，最终建立了中国人的大七人格理论模型，编制了由215个项目组成的中国人人格量表，归纳了中国人人格的七个维度: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②。当然，大七人格模型的意义还不止在于提供了一个中国版的人格测量量表，王登峰等人还将量表与西方的大五人格量表进行了跨文化比较和深层解读。除此之外，梁宝勇等人的中国人应激量表及中国人心理健康测评系统中的多个本土化量表③，邢占军的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等等，都是本土化心理测量丁具建构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这些丁作可以概括为“测量丁具的本土化”，而不完全是“研究方式的本土化”，其要义在于完善西方的量表法，使之更加适合中国情境，更能有效地测量中国人的心理。

对本土观念、现象与行为的经验分析，是这一时期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主要内容。之所以用“经验分析”而不是“实证分析'是因为这些分析既有理论反思性的，也有实证调查性的，但都是针对实际生活中的现象与行为，其所使用的方法也更加宽泛，既有量表、问卷和实验，也包含着更多质性研究的方法，如个案访谈、参与观察、文献分析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受台湾本土心理学研究者的影响较大，较多地关注当下社会现实，并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的研究交集较多。例如，翟学伟关于关系、人情、报、面子、土政策等“中国人行动逻辑”的系列研究和中国社会心理学方法论的研究⑤，杨宜音等人关于转型期社会心态的研究®，方文等人关于当下中国转型心理学的研究®，汪新建等人关于本土心理咨询与治疗现象的研究®，等等。相对而言，此类研究更注重经验层面的具体分析，也尝试在方法论贴近分析中国人某些层面的现实行为，但还较少直接指向系统性的本土化理论建构。

五、建构原创本土心理学理论的尝试

对原创性的本土心理学理论构建的尝试，可能是整个本土化过程中最困难、最有挑战性的任务。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类别，反应出建构原创性理论的两种不同思路。一类研究主要借助传统心理思想的丰富资源，在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阐释、转换与跨文化比较，从而形成专注于某一心理学主题的、带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理论。这部分学者多从事中国心理学史与心理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老一辈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丁作的深人与细化。例如周一骑等关于感应与意义体悟视角下的心性修养之学研究①，彭彦琴等关于佛教心理思想、传统人文资源的心理学转化及其当下应用的研究②，汪凤炎等关于心理学研究中国化路径的分析、对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对传统智慧观的理论建构及实证研究®，郭斯萍等对传统幸福观及中西方心理学体系整合可能的思考®，奚彦辉关于人文化成思想的本土心理学研究⑤，等等，都是这一方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也是目前为止大陆心理学本土化丁作成果最为丰富的一种研究类型。

此外，本土心理学思想的梳理方面近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2012年出版的“文化诠释转换: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探新”系列专著。这一系列丛书共有11部，其研究思路可概括为“文化诠释转换”，即“从过去科学(科学心理学)的视角扩展到文化历史的视角，从义理诠释拓展到实证实践诠释，从挖掘整理扩大到转换应用，从而使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更充分地体现古为今用的原则，并有助于心理学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整个系列包含传统智力心理®、情欲心理®、人格心理®等方面的研究，集中代表了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这些研究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传统思想的整理，更体现出本土学者在传统思想上建构相关心理学理论并验证其当下效用的学术努力。这代表着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另一类本土心理学理论建构研究则体现出更强的建构性和整体性，不满足于建立某个心理学专题的“小理论”，而力图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本土心理学理论体系。这方面的主要代表就是葛鲁嘉的新心性心理学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心理学传统可以称之为心性心理学，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创新性中国心理学理论就是新心性心理学，它包括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心理资源论析、心理文化论要、心理生活论纲、心理环境论说、心理成长论本、心理科学论总，其具体内容将在后面的代表性成果评介中展开。这一理论集中体现了本土学者在原创性理论方面的建构性努力和建立统一的、可以解释中国人心理生活的心理学体系的宏大抱负。

除此之外，随着从事西方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量化研究的学者对西方心理学理论及其研究方式的深人反思，许多理论心理学丁作者也在引介、评述和应用西方心理学理论的同时，开始思考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发展方向、理论出路以及本土心理干预思想的转化与应用等问题，并发表了相关的成果①。这些成果具有明显的中西对比的宽广理论视野，对于发展中国本土心理学理论可以提供很好的参照价值。

六、展望

从前面近百年时间跨度的学术史回顾中可以看出，本土心理学在当下中国(包括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心理学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力量，但是其力量还相对分散。相较于科学心理学，其内容体系、研究方法、机构设置和队伍构成等方面仍处在相对薄弱的状态。这使得我们在解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不得不过分地依赖西方的理论、丁具和技术，而这些理论、丁具与技术又很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文化隔膜和心理疏离感，使得心理学研究未能很好地满足实际生活中的心理需求。这种对西方理论的过分依赖性，既与当下学术界的西化思潮有关，也从侧面反应出本土理论建构薄弱和既有理论解释缺乏竞争力的事实。尤其在国际心理学界甚至是华人心理学界，有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化理论还很罕见，这仍有待进一步的摸索与创新。

有没有原创的系统化理论和与之配套的系列研究方法，是判断一个学科本土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基于此，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丁作还至少面临以下三项基础性的丁作。

首先，“中国本土心理学”这一概念还需进一步的厘清。是不是以中国传统思想来解释当下中国人心理的学说就可以称之为中国本土心理学？是不是以中国人的心理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就是中国本土心理学？中国本土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科学心理学、西方心理学的概念关系与学科边界为何？也就是说，中国本土心理学有没有属于自身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它是不是只是对同一个研究对象的不同的研究视角？如果中国本土心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一个范式，它究竟是靠研究对象的独立来获取学科地位，还是靠方法的独立来获取学科地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一般而言，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与研究方法的相对统一，是塑造一门学科之专业认同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不能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中国本土心理学就难以成为一种有代表的学科范式，而只能称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学术运动，从而无法塑造出属于自身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心理学理论，其理论价值就将受到极大的局限，也就无法为中国心理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创新贡献出足够的力量。

表面化学论文篇13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高中数学新课标的要求，在选修系列1中的选修1-1和选修系列2中的选修2-1专题中，我们要求高中生进行了“常用逻辑用语”的学习.而在高考作文中常写的议论文的创作过程中就内在的含有逻辑的思想和推理的内容.

二、把议论文转化为数学语言

议论文的三大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如果运用数学中的简单逻辑思想，可以把论点（文章的中心思想）称为结论（下面用q来表示），论据称为条件（下面用p来表示），论证就是推导的过程（下文中用来表示）.这样就可以转化为数学语言，若p则q，即pq的形式.一般作文中是不能只用一个p就推出q的，这样可能会造成条件不充分的而不能论证结论的结果.所以，我们就要用多个条件推出，用数学语言表达为“若p1且p2……且pi则q，即p1∧p2∧…∧piq”这样的复合命题.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出强有力的pi(i=1,2,3…)，从而最后推出想要得到的q.这样，就把议论文这种文体转化到了数学逻辑的范畴.

在议论文中大部分的篇幅是在论证已经确定的论点，论证主要有立论和驳论两大类型.立论的方法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若p1且p2……且pi则q，正推的形式.驳论则是另一种形式.驳论有三种基本方法：反驳论点、反驳论据、反驳论证.从数学简单逻辑的思想理解，我们可以把驳论也转化为数学思想.反驳论点就可以理解为数学中的反证法，先反设论点，然后通过论据归谬，最后得到希望得到的结论.反驳论据就可以理解为复合命题的真值问题.我们刚把议论文写成了“若p1且p2……且pi则q”的形式，这个命题是由连接词“且”所连接，所以只要有一个pi是假的，也就是真值为0，那么这个q的真值就为0，即得不到论点.

三、例 子

例如：2005年秋季高考（北京卷）的作文题“安”.

如果我们把“安”作为论点——q，则我们只需要找出能推出q的条件q1,q2，…，qi(i≥1)，再根据需要做成文章即可；如果我们把“安”作为论据——p，则我们只需要找出由p能推出的q即可，注意：这时得到的结论不唯一.

四、优 点

把议论文表示成数学语言可以使同学更好地理解议论文中的逻辑关系，不出现逻辑关系混乱的错误.强调要找到真值为1的论据去证明论点，不出现目的不明的问题.这样就把数学中简单逻辑运用到了议论文的写作中，简化了议论文的结构，使文章思路更加清晰，使同学犯条理不清的错误的概率降低，进而提高作文成绩.

【参考文献】

［1］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