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论文篇1
二、晋商文化的内涵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需要层次理论”指出，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人会试图达到更高层次的需要满足。在这一过程中，低层次的需要伴随其中。对晋商文化从好奇心的满足开始，达到文化层面的归属及认同。在此基础上，更多人在思考，如何从晋商影视剧中优秀的人物身上找到自身的不足，探究自我实现的空间。认知因素、观察学习、自我调节过程以及个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都会对人的自我实现产生深刻影响。心理学家班杜拉非常强调社会认知的作用，十分重视通过模仿他人获得行为的过程，即“榜样的力量”。（2）
晋商文化论文篇2
晋商学科当整合、研究、传播
宋丽莉 山西省社科院晋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晋商研究已经热闹了30多年，但是目前缺乏理论体系支撑和一个官学商沟通的对话交流平台。
所谓的整合，首先是研究力量的整合。随着晋商成为更多领域，更多层次，更多人群关注的内容，以开放的视野，开放的姿态，开放的心态，搭建一个广泛的研究平台正得其时。第二个整合是晋商研究方向的整合。怎样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晋商，总结晋商，分析晋商，如何多元地展现，充分挖掘晋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商业内涵，如何积极主动的回应社会对新晋商的关注。又如何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进行沟通，把晋商和新晋商的精神文化传承沟通起来，这是大家需要琢磨的课题。
第二是研究，应该把晋商学的理论框架探讨作为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现在概念内涵外延界定不清晰，导致我们学界，商界，政界，对晋商的理解各不相同，由此带来了一些评价导向、理论框架界定等多个问题交叉。从整体研究的角度出发，晋商学理论研究应该把晋商学置于一个多学科交叉综合性的学科视野以下，探讨以晋商为代表，中国商业文明和金融贸易活动规律的理论框架之下。这是我们理论研究的重点。
第三是传播。我们的学术层次，群体比较多元，人员比较多，想要在晋商文化题材的开发上做一些努力，可以说在当前文化旅游产业战略性培养的前提下，晋商文化的开发已经从简单的旅游表层概念向深度开发转化。新方向新需求主要有两个表现。第一是一些新晋商在煤改以后开始致力于文化产业的开发，但是做什么样的文化还需要一个对接和方向指引。第二是晋商题材的影视剧内容目前还是偏向侧面展现，怎么深度剖析，深刻反思，让社会更加了解晋商，思考晋商，正视晋商这是我们需要琢磨的内容。
文化强省和金融强省
孙才仁 山西省证监局局长
晋商能否抱团干大事业，打大战役。需要文化上维系，志同方可道合。大家都知道山西的煤老板有钱，如果不团结仅凭个人力量，就相当于一个独立团而已。山西要成为经济强省，长久的攻坚战还在文化上。
除了文化强省，我还要加一个金融强省。重温世界400年资本史。有两个最重要，一个是科技创新，一个是金融创新。结合山西具体的工作，一定要把金融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抓手。 山西人虽然地处中西部，要搞金融就搞高起点的。以信息交流为主，以思想交流为主，可以引领企业家，为企业家提供金融服务。
打开山西转型之门的三把钥匙
李镇西 山西软科学研究院院长
研究晋商的意义和目的就是为了从晋商文化中汲取精神和力量，重塑区域文化，打造山西文化软实力，促进山西文化复兴和经济崛起。
在5000年三晋文化积淀中，真正能够形成具有山西特色的，主流文化并且产生了划时代影响力的应该说只有晋商文化。尽管从晋国到现在的主流文化就是晋商文化。我们要去纠缠细节，敢于冲破传统的价值取向：第一个是价值趋向，第二是艰苦卓越的创业精神，第三是誓死坚守的诚信美德，这三把钥匙就能打开我们山西的转型之门。
因为历史给出的答案不是基于推理，是提供一些现货的案例和实实在在的做法。它揭示的问题是具有本质性的。但是现在有一些领导对这些问题熟视无睹，不屑一顾。我们的专家需要提醒说服他们，有专家说历史的最大教训是人们从来没有认真的汲取历史教训。
寻找商业社会的精神家园
李留澜 原山西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
现在人们对商业的看法，对商人的看法和古人不同了。但是古代很多传统的观念还在，比如商人可以富不可以贵。价值体系，人生价值的最终的追寻目标，精神领域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商业化的社会下，伦理、道德啊，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把人的价值取向、社会的价值和主流的价值，作为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多琢磨琢磨这个事。因为从一个传统社会向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如果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应还原真实晋商
崔满红 山西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研究晋商之后发现，山西的发展战略应该是文化兴省，金融强省。这才是山西未来发展的真正的潜力之路。
现在山西提倡主导以煤为基，转型发展。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叫“以贸为基，转型发展”。转型之后形成金融为主，跨越发展。晋商真正成为中国商人的领袖之一，是因汇通天下。真正的货通天下是徽商。但是做金融做的确实是老大。所以说山西应该是金融为先，跨越发展。
晋商精神在于弘扬，财大的晋商研究，和大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弘扬晋商精神为主旋律。我们坚持既然是学术研究就必须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我的责任在于还原并展现一个真实的晋商。
诚信不是晋商最亮的标签
李宏刚 《中国商人》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晋商文化论文篇3
1 晋商文化的特征及其意义
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中颇具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晋商的意义和价值,已远超出商业的范畴。兴起于明代的晋商发展到清朝中期,已在“商路舞台、商业财富、商业伦理、商业组织、经营艺术、管理制度、商业技术、商业教育、城乡建设、庙宇奉祀、社会习俗以及商业精神等整个商业文明体系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伴随着晋商的发展与辉煌,一种明晰、独特的文化体系——晋商文化也逐步形成。基本特征如下:
1.1 有着丰富的人文教育内涵
晋商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对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在思想道德(信义观念)、经商立业、人生信条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而丰富的内涵。这种丰富的文化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诚信为本,以义制利。在晋商看来,商人虽以获利为目的,但时时处处“义”字当先,义中取利,注重以“诚信”为本,讲求货真价实,信誉至上,用户至上,童叟无欺。义利关系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义”在儒家主要解释为道德规范,而“利”则被解释为“利益、功效”。在儒家的价值判断中,人的社会活动要特别重视“见利思义”。晋商正是用行动践行了义大于利的儒家法则。
——艰苦创业,谦恭勤勉。艰苦创业后的晋商一直保持着勤勉、谦恭的为人处事态度。勤奋刻苦与谨慎稳健成为晋商的重要敬业精神。也因此晋商能够父子相继数代,打破了中国“富不过三代”的俗话。
——勇于创新,顺势而谋,适势而为。晋商在凭借贩茶、贩盐起家之后,建立了具有首创意义的票号。在国力衰微,清朝政府急需合作者来挽救经济危机之时,晋商顺势而谋,达成了与清廷的合作,并以此为契机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作为一种已经成型的文化体系,其诚信为本的做人理念,以义制利的义利观,严谨勤奋的实践精神都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这些优秀的传统品质对于现代人才培养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选择。对于山西而言,“晋商文化”——无疑是旅游业发展最大的一张王牌,彰显着丰富内涵的晋商文化是旅游教育的重要资源。
1.2 晋商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
文化的要素构成了教育的内容,教育是传递文化的途径,正是借助于教育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融合,优秀的文化才得以延续和发展。晋商文化得以创造辉煌的原因,在于它不仅关注传承更关注创新,重视在传统文化中融入现代意识。因此晋商文化作为含蕴丰富的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产生出了很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的现象;在用人机制上,晋商采取“择优保荐”的措施;在激励机制上,晋商采用了“顶身股制”的激励制度。“顶身股制是对商号内业绩出色的职员的褒奖,凡是勤奋工作、才华出众的人,均有平等的机会顶上身股。”[3]这些理念、措施和制度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竞争力,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晋商文化中的创新元素和现代文化相互融合,从内容上为教育提供了众多的可挖掘点,选择晋商文化作为导游人才培养模式再构建的突破口,是对晋商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同时通过引导学生学习和研究晋商文化,使学生逐步形成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创新文化的能力。
1.3 晋商文化具有支撑内涵的物化载体
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与自然长期交往中积累和积淀下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和。晋商文化是基于晋商发展史之上的文化体系,不仅有丰富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凝结在票号、大院、古城关隘、彩塑壁画、雕刻造像等古老建筑上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商文化“显学”地位的日益凸显,而闪烁出灿烂的光芒,不同领域的文化生长点成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切入点,为学生张扬个性提供了舞台。当然由于导游专业的区域化特征,晋商文化更是培养职业人的重要内容。
2 基于晋商文化山西导游人才培养模式的再构建
2.1 人才培养模式再构建的理念
人才培养模式是教育观念、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培养方式多层面有机结合的产物,涉及专业设置、课程设计、教学管理和质量控制等多个过程环节,其基本问题就是“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人才培养模式具有支持培养目标并完成培养目标的功能,它的内涵旨在学生的全面发展。导游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不仅要以就业、市场需求为导向,更应该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以应用能力的培养为核心,更重要的是要坚持学生的个性化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要整合企业、社会的硬件资源,还应该整合环境文化资源。培养出的人才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技能型人才,而应该是适应现代旅游经济结构调整的技能型创新人才。
因此,基于晋商文化山西导游人才培养模式的再构建理念应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现代旅游业的人才需求为导向,以晋商伦理、晋商精神为素质教育基础;以晋商的管理制度、商业技术、城乡建筑、庙宇奉祀、社会习俗等为专业学习抓手;以区域的旅游资源为教学实训基地,以非连续型学程、工学交替、往复式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形成工学结合的、开放式的人才培养模式。
2.2 人才培养模式
采取学年四段式的培养方案:
第一学年: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学习——晋商文化调研——古城、大院专业体验——专业实践
第二学年:专业技能学习和培训——古城、大院专业体验——导游资格考试——专业实践
第三学年:职业能力培训——专业拓宽性学习——导游资格考试——顶岗实习
其中“专业体验”、“职业能力培训”是学院集中安排的一个学段,利用旅游旺季和节假日(不包含寒暑假),在本省区域内的具有晋商特色的景区景点以及旅行社,按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目标要求,从专业基本素养(如参观企业、学习企业文化)到专项技能(如讲解)再到职业能力要求(如带团)逐渐层层递进完成,一般情况下,学生每学年要有25-28天的时间用于此学段。“晋商文化调研”、“专业实践”两个学段是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学院采取分散式的按照学生兴趣特长组织定点式的专项实践。
3 再构建模式的原则
3.1 学生主体原则
在上述构建的模式中,学生、文化和行业的关系是主体、中介和客体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被当作主体,“因为人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现实有形的物质实体,另一方面,人来自自然界,从自然界中索取生活资料,并在征服自然中体现了主体地位。”[4]尽管对于客体有着不同的理解:“是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对象。”[5]“是人认识和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6]但是,“客体是人实践活动的对象”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培养学生的最终指向将是旅游行业,旅游行业在此构建中成为客体。主客体之间需要通过路径建立连接,文化在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桥梁。在模式的构建中学生、行业、文化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依存。学生是促进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力,行业是促进学生在业务上成长的主导因素,文化则是使二者的关系结合得更加紧密的纽带和桥梁。因此只有积极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构建对晋商文化的新的理解,已达到提高职业素养的目的。
3.2 晋商文化渗透原则
导游专业的区域性特征,教学内容的本土化成为必然。要有意识以晋商文化为重点,编制乡土教材为抓手,以实训基地为载体,让学生了解和学习晋商对于中国传统美德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内涵和勇于创新、顺势而谋,适势而为的创新气魄等,感受晋商文化的魅力。
晋商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同样可以将其渗透到其他课程的教学中。例如大院的建筑风格、晋商的经营理念、发迹历史等内容都可以充实在基础课程当中,帮助学生拓展视野,学习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
同时,加强与晋商文化相关的景点、景区以及企业的合作,为学生亲赴一线体验实践创造条件;聘请晋商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前来开办讲座,举办和晋商文化相关的读书节、影视展播活动,营造有晋商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
3.3 理实一体化原则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等育人理念为高等职业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上述模式中,课程设置要有颠覆性的突破,采取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教与学双边在真实的岗位上,往复式的工学交替,教学做合一,学中有做,做中有学,学为了做。由于学生几乎要有一半时间在行业的真实环境中,接受着职业人的引领、企业文化的浸染,接受着晋商文化的熏陶、历史文明的启迪,因此不论学生的学识背景如何,真实的环境总能让他们找到兴奋点,促使学生在边学边干的过程中逐渐将就业手段的学习方式转变为生活方式,更有效的促进了学生职业素质的全面提高。
3.4 双证书原则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人才市场对导游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导游员素质高、职业能力强、上岗快。所以学生在校期间就要完成上岗前的职业训练,具备独立岗位工作的职业能力。双证书制度正是为此目的而探索的教育模式,职业资格证书是高职学生职业能力的有力证明。行业对导游员有清晰的标准,一年一度的导游员资格证考试,就是行业对导游员的基本要求和录用标准,教学要围绕着资格证书的标准进行,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晋商的文化的资源,发挥实训基地的功能,坚持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加大实践教学比例,加强实训基地和双师教师队伍的建设,正确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学院的考试要主动与行业考证对接,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式,以证代考,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实践,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
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不仅涉及教育资源的利用,且涉及到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双师教学团队建设、教学内容的设置、教学手段的改革、实训基地建设、质量监控和评价的诸多方面,只有全方位的落实高职的教育规律学生的培养才能达到既定目标。
参考文献
[1][2]韦政通著.中国文化概论[m].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3页、第2页.
晋商文化论文篇4
1 晋商文化的特征及其意义
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中颇具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晋商的意义和价值,已远超出商业的范畴。兴起于明代的晋商发展到清朝中期,已在“商路舞台、商业财富、商业伦理、商业组织、经营艺术、管理制度、商业技术、商业教育、城乡建设、庙宇奉祀、社会习俗以及商业精神等整个商业文明体系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伴随着晋商的发展与辉煌,一种明晰、独特的文化体系——晋商文化也逐步形成。基本特征如下:
1.1 有着丰富的人文教育内涵
晋商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对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在思想道德(信义观念)、经商立业、人生信条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而丰富的内涵。这种丰富的文化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诚信为本,以义制利。在晋商看来,商人虽以获利为目的,但时时处处“义”字当先,义中取利,注重以“诚信”为本,讲求货真价实,信誉至上,用户至上,童叟无欺。义利关系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义”在儒家主要解释为道德规范,而“利”则被解释为“利益、功效”。在儒家的价值判断中,人的社会活动要特别重视“见利思义”。晋商正是用行动践行了义大于利的儒家法则。
——艰苦创业,谦恭勤勉。艰苦创业后的晋商一直保持着勤勉、谦恭的为人处事态度。勤奋刻苦与谨慎稳健成为晋商的重要敬业精神。也因此晋商能够父子相继数代,打破了中国“富不过三代”的俗话。
——勇于创新,顺势而谋,适势而为。晋商在凭借贩茶、贩盐起家之后,建立了具有首创意义的票号。在国力衰微,清朝政府急需合作者来挽救经济危机之时,晋商顺势而谋,达成了与清廷的合作,并以此为契机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作为一种已经成型的文化体系,其诚信为本的做人理念,以义制利的义利观,严谨勤奋的实践精神都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这些优秀的传统品质对于现代人才培养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选择。对于山西而言,“晋商文化”——无疑是旅游业发展最大的一张王牌,彰显着丰富内涵的晋商文化是旅游教育的重要资源。
1.2 晋商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
文化的要素构成了教育的内容,教育是传递文化的途径,正是借助于教育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融合,优秀的文化才得以延续和发展。晋商文化得以创造辉煌的原因,在于它不仅关注传承更关注创新,重视在传统文化中融入现代意识。因此晋商文化作为含蕴丰富的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产生出了很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的现象;在用人机制上,晋商采取“择优保荐”的措施;在激励机制上,晋商采用了“顶身股制”的激励制度。“顶身股制是对商号内业绩出色的职员的褒奖,凡是勤奋工作、才华出众的人,均有平等的机会顶上身股。”[3]这些理念、措施和制度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竞争力,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晋商文化中的创新元素和现代文化相互融合,从内容上为教育提供了众多的可挖掘点,选择晋商文化作为导游人才培养模式再构建的突破口,是对晋商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同时通过引导学生学习和研究晋商文化,使学生逐步形成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创新文化的能力。
1.3 晋商文化具有支撑内涵的物化载体
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与自然长期交往中积累和积淀下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和。晋商文化是基于晋商发展史之上的文化体系,不仅有丰富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凝结在票号、大院、古城关隘、彩塑壁画、雕刻造像等古老建筑上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商文化“显学”地位的日益凸显,而闪烁出灿烂的光芒,不同领域的文化生长点成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切入点,为学生张扬个性提供了舞台。当然由于导游专业的区域化特征,晋商文化更是培养职业人的重要内容。
2 基于晋商文化山西导游人才培养模式的再构建
2.1 人才培养模式再构建的理念
人才培养模式是教育观念、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培养方式多层面有机结合的产物,涉及专业设置、课程设计、教学管理和质量控制等多个过程环节,其基本问题就是“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人才培养模式具有支持培养目标并完成培养目标的功能,它的内涵旨在学生的全面发展。导游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不仅要以就业、市场需求为导向,更应该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以应用能力的培养为核心,更重要的是要坚持学生的个性化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要整合企业、社会的硬件资源,还应该整合环境文化资源。培养出的人才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技能型人才,而应该是适应现代旅游经济结构调整的技能型创新人才。
因此,基于晋商文化山西导游人才培养模式的再构建理念应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现代旅游业的人才需求为导向,以晋商伦理、晋商精神为素质教育基础;以晋商的管理制度、商业技术、城乡建筑、庙宇奉祀、社会习俗等为专业学习抓手;以区域的旅游资源为教学实训基地,以非连续型学程、工学交替、往复式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形成工学结合的、开放式的人才培养模式。
2.2 人才培养模式
采取学年四段式的培养方案:
第一学年: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学习——晋商文化调研——古城、大院专业体验——专业实践
第二学年:专业技能学习和培训——古城、大院专业体验——导游资格考试——专业实践
第三学年:职业能力培训——专业拓宽性学习——导游资格考试——顶岗实习
其中“专业体验”、“职业能力培训”是学院集中安排的一个学段,利用旅游旺季和节假日(不包含寒暑假),在本省区域内的具有晋商特色的景区景点以及旅行社,按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目标要求,从专业基本素养(如参观企业、学习企业文化)到专项技能(如讲解)再到职业能力要求(如带团)逐渐层层递进完成,一般情况下,学生每学年要有25-28天的时间用于此学段。“晋商文化调研”、“专业实践”两个学段是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学院采取分散式的按照学生兴趣特长组织定点式的专项实践。
3 再构建模式的原则
3.1 学生主体原则
在上述构建的模式中,学生、文化和行业的关系是主体、中介和客体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被当作主体,“因为人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现实有形的物质实体,另一方面,人来自自然界,从自然界中索取生活资料,并在征服自然中体现了主体地位。”[4]尽管对于客体有着不同的理解:“是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对象。”[5]“是人认识和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6]但是,“客体是人实践活动的对象”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培养学生的最终指向将是旅游行业,旅游行业在此构建中成为客体。主客体之间需要通过路径建立连接,文化在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桥梁。在模式的构建中学生、行业、文化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依存。学生是促进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力,行业是促进学生在业务上成长的主导因素,文化则是使二者的关系结合得更加紧密的纽带和桥梁。因此只有积极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构建对晋商文化的新的理解,已达到提高职业素养的目的。
3.2 晋商文化渗透原则
导游专业的区域性特征,教学内容的本土化成为必然。要有意识以晋商文化为重点,编制乡土教材为抓手,以实训基地为载体,让学生了解和学习晋商对于中国传统美德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内涵和勇于创新、顺势而谋,适势而为的创新气魄等,感受晋商文化的魅力。
晋商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同样可以将其渗透到其他课程的教学中。例如大院的建筑风格、晋商的经营理念、发迹历史等内容都可以充实在基础课程当中,帮助学生拓展视野,学习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
同时,加强与晋商文化相关的景点、景区以及企业的合作,为学生亲赴一线体验实践创造条件;聘请晋商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前来开办讲座,举办和晋商文化相关的读书节、影视展播活动,营造有晋商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
3.3 理实一体化原则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等育人理念为高等职业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上述模式中,课程设置要有颠覆性的突破,采取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教与学双边在真实的岗位上,往复式的工学交替,教学做合一,学中有做,做中有学,学为了做。由于学生几乎要有一半时间在行业的真实环境中,接受着职业人的引领、企业文化的浸染,接受着晋商文化的熏陶、历史文明的启迪,因此不论学生的学识背景如何,真实的环境总能让他们找到兴奋点,促使学生在边学边干的过程中逐渐将就业手段的学习方式转变为生活方式,更有效的促进了学生职业素质的全面提高。
3.4 双证书原则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人才市场对导游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导游员素质高、职业能力强、上岗快。所以学生在校期间就要完成上岗前的职业训练,具备独立岗位工作的职业能力。双证书制度正是为此目的而探索的教育模式,职业资格证书是高职学生职业能力的有力证明。行业对导游员有清晰的标准,一年一度的导游员资格证考试,就是行业对导游员的基本要求和录用标准,教学要围绕着资格证书的标准进行,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晋商的文化的资源,发挥实训基地的功能,坚持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加大实践教学比例,加强实训基地和双师教师队伍的建设,正确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学院的考试要主动与行业考证对接,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式,以证代考,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实践,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
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不仅涉及教育资源的利用,且涉及到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双师教学团队建设、教学内容的设置、教学手段的改革、实训基地建设、质量监控和评价的诸多方面,只有全方位的落实高职的教育规律学生的培养才能达到既定目标。
参考文献
[1][2]韦政通著.中国文化概论[m].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3页、第2页.
晋商文化论文篇5
探究晋商衰落原因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凭直感，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笔者认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应当是分析揭示晋商衰落原因的理论依据。“物竞天择”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其本意是：生物是相互竞争的，能够适应自然及其变化者就被选择存留下来。
二、晋商丧失“物竞”能力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晋商极度辉煌后产生了守成求稳思想
“自甲午、庚子两役之后，为票庄极盛时代。”（韩业芳，2008）极度的辉煌使晋商“执当时中国金融界牛耳”，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享有“富甲天下”的美誉。但是，这也使得当时的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变得利令智昏、盲目乐观、刚愎自用，对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恐惧抗拒，以致慈禧实施“新政”和辛亥革命成功后，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依然留恋刚刚过去的辉煌及其经验，固守“包养（质押）员工家属”、“债务全额赔付”等传统做法，拒绝进行组织和制度改革，终被急剧变革的社会所淘汰。
（二）长期恪守相与文化后形成了思想僵化
由于晋商兴起之初以长途贩运为主，为了提高在外地经营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晋商采取老乡成群结伙外出经营，在外地同乡商户自觉结成商会，同乡商户相互礼让、相互帮助等办法；为了控制派外员工对商号总号和东家的忠诚，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晋商采取只任用同乡，包养和质押派外员工家属等办法。这些都促成了具有高度认同的相与文化。
三、晋商被“天择”淘汰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固守封建管控制度，不符合新社会人权保护要求，最终失效
晋商的票号等经济组织是以人身依附和控制为组织基础的：员工入号需要有豪强名流担保，员工外派需要包养（实质是质押）其家属，员工违反号规需要处罚其本人及其家属、担保人等。凡遇破产，不问原因如何，均须严惩。这些做法在封建社会是可行和有效的。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封建社会的终结，民主法治国家的建立，平等、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观念的确立，顽固的票号财东和大掌柜们仍旧采用的这些人治手段，都成为非法的手段，也就失去了效用，票号等经济组织的土崩瓦解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固守“晋商式诚信”，不符合新社会产权保护要求，最终失灵
“晋商式诚信”是其在清末实现辉煌的根本秘诀和保证，其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以人的信誉为经营活动的基础，因而它只与官府、官僚、官办经济组织、大商号做生意，“票号营业向主对人信用，不重对物信用”。二是对债务承担全额赔付责任。在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产权观念的情况下，属于个人的物的信用是不存在的，因而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也都不存在，因此，“晋商式诚信”是符合当时社会环境和商业规律的行之有效的商业精神。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明清晋商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明清晋商的顽固保守。这种顽固保守产生的深层原因是极度辉煌后产生的守成求稳思想，长期恪守相与文化后形成的思想僵化和晋商财东、大掌柜们长期身居乡野造成的孤陋寡闻。这种顽固保守导致晋商衰落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晋商漠视了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不合时宜地固守了封建管控制度，导致失效违法；固守了传统诚信方式，导致竞争力急剧下降；固守了传统经营方式，导致盈利机会丧失；固守故乡大本营，丧失了地理优势，导致自己被边缘化。
晋商衰落的原因至少给了我们如下几点启示：
1.任何组织都必须依据客观环境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机制、方式和方法，才能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才能生存和发展；必须密切关注客观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断发展。在组织处于顺境或兴旺时期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2.对外开放、广泛交流、大度包容、善于学习、博采众长，是组织创新发展、永葆生机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法则。在目前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趋势、大背景下，开放、包容、学习、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
3.准确把握社会发展大趋势，主动融入社会发展主流，尽快占领科技、信息、区位等领域的制高点，是组织抓住发展机遇，获取竞争优势，防止被边缘化、被淘汰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方法。在人类社会发展变化日益加快的大趋势下，这一点越来越重要。
参考文献：
[1]韩业芳. 调查山西票庄记[A].晋商研究
早期论集（1） [C].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
社，2008：5.
[2]东海.记山西票号[A] .晋商研究早期论
集（1） [C] .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53-54.
[3]孔祥毅. 晋商与金融史论[M]. 北京：经
济管理出版社，2008：157.
晋商文化论文篇6
承办单位：北京晋商之家、晋商网、北京晋商道文化传播中心
总主持人：卫汉青（《中关村》杂志社长）
现场直播：新浪网、博客网、慧聪网
整理：程桔华（《中关村》杂志记者）
论坛缘起：
几百年前，山西商人进京做生意。当时全北京有400家商人会馆，其中晋商会馆就有40家。在北京有大量的资料记载，富商里边的大户都是来自山西省，好多的行业都是山西商人占有垄断地位。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京师大贾多晋人”。
1912年，（民国元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回国之后，他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会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
晋商到底有什么样的商业文化？
2006年，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乔家大院》引起了轰动，《南方周末》当年3月16日以“《乔家大院》挖中国商人的根”为题，对电视剧的出台进行了深度访谈，把一个电视剧与中国商人联系在一起。而在晋商研究者看来，《乔家大院》电视剧透露出来的不过是晋商文化的冰山一角。
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长陈峰是山西人，他认为，“晋商的本质是文化，这是晋商辉煌的本质。现代晋商应该以晋商文化的商道，在新世纪树立晋商的新形象，用文化的力量重塑人心，用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造就一批新一代的晋商。”
从美国留学归来创业成功的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是山西人。他坦言，在逐渐跟山西商业界沟通之后，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当年晋商的一些品质，那就是晋商非常讲究信誉。
为弘扬晋商文化，发掘晋商精神，呼唤商业诚信，振兴中国经济，建设和谐社会，《中关村》杂志等单位特联合举办首届晋商发展论坛。来自北京、山西、上海、安徽、浙江、天津等各地商业界、经济界、文化界、新闻界的500多位嘉宾出席了论坛，盛况空前。山西省原省长、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副主任刘振华宣布大会开幕。
经济发展稳健为晋商发展助威
萧灼基（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2006年，在宏观经济上中国有三个来之不易。第一，GDP的总量已经达到20多万亿，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第二，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第三，股市资本市场上涨了132%，。
第一个来之不易，经济增长率达到10.7%，这是很不容易的。1980年我国人均GDP只有200元人民币，1990年人均GDP只有400美元，2000年人均GDP是1000美元，2006年人均GDP达到了2000美元。我们估计，经济增长率今后每年平均以8-9%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人均GDP可望达到3000美元，到2020年人均GDP可能会达到5000-6000美元，到2030年人均GDP就会达到1万美元。这样的快速增长，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的，在半个世纪左右能够增长这么快是没有的。去年的经济情况来之不易，不是过热，是正常的。
第二个来之不易，我们的外汇储备来之不易。对于外汇储备过了万亿，确实有很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觉得正面影响还是主要的，好处还是主要的。
现在我们要转变，怎么转变？第一，就要从严进严出转变到宽进宽出，就是从强制结汇转变为自愿结汇；第二，外汇储备要从以美元为主逐渐建立多元的结构。现在欧元、日元和美元是三足鼎立，可以说是多元化。我们过去的外汇储备主要是储备到美元上，大约占三分之二。因为这样我们的风险就比较集中，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合理的币种结构，我们就可以分散风险，当然，这很不容易；第三，我们不仅要盯着美元，而且要实行一揽子货币政策，形成比较合理的汇率形成机制；第四，我们要从一般性的投资逐渐发展到国际上更深入的投资。今后我们要从以安全性为主，逐渐转到安全性、隐蔽性和流动性三者并重；第五，我们从经常项目的可兑换逐渐探讨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现在我们应该研究，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我的设想可能是三步走：第一步，首先放宽国内企业和居民的买卖外币和外汇畅通的路；第二步，对国内的企业和自然人可以实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随便买、随便卖；第三步，国内外的企业和居民可以完全兑换。如果我们分三步走，逐步地前进，我觉得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还是有保证的。
第三个来之不易，牛市来之不易。2006年，我们的股市有五个“第一”：第一，股票指数涨得很快，深圳指数涨了132%，在全世界只是低于越南，越南是134%，但是越南的股市很小。所以，可以说，主流股市我们第一；第二，去年的股票交易量接近9万亿人民币，也是第一，是历史上第一；第三，股票的市价总值大概是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49.7%；第四，股民的开户数去年已经达到了8000万；第五，去年基金增长很快，已接近1万亿，约占股票总市值的10%。尽管前段时间股市有所调整，但是调整是短期的。
中国的经济在向前发展，所以中国的晋商也会迎来新一轮的辉煌。
山西人有诚信也有资源
王逢旦（美籍华人、中国开放教育协会主席）
山西人有诚信，所以过去票号有很多的工作，汇通天下，就是因为有诚信，同时有人气。我们得天独厚的资源，有煤、气和不同的天然资源，这是强大的后盾。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我觉得有几个方面：
第一，团结造福山西、贡献中国、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现在要做的，一是用新的技术，新的科学和生物能源。以磁悬浮为例，地表交通，同时也可以做管道运输，通过这种方式，山西的煤可以运得远一些。
生物能源，大家都知道，可用的有玉米、大豆、油椰子等。他们的生产率，玉米是18，油椰子是635。但是有一种生物，大家都不常见，实际上很熟悉，那就是海里的海带和海菜等藻类，海里的生物就是藻类，这个藻类的生长速度非常快。现在知道能够用的藻类有3000多种，好一点的有200多种。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找到最好的藻类，用不同的方法使它快速地生产。比如说开放式或者是封闭式来产生藻类，这个藻类可以做牛、羊、鸡等不同种的饲料和化学原料，同时可以做生物柴油。这种柴油的性质比现在的汽油还要好，因为它的空气污染只有汽油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这是新的方向。同时，它的方法很简单，原理也很容易掌握，就是二氧化碳加水、加上日光，经过光合作用，这是很容易的事。虽然很容易，但是要做得非常好，要费一定的工夫。
第二，培育及重用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要注重小学、中学、大学、成人教育，研究院、学校和企业、社会一起合作，这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加强环保，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准。
山西最强的是经济，所以，要以优秀的经济投资及管理共同迈向和谐的世界。
努力让晋商文化开出时代之花
赵弘（北京市政府顾问、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
根据我对晋商的理解和自己的感受，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晋商虽衰，文化犹存；第二个问题，发掘晋商文化，服务更待发展。
晋商在我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晋商文化作为山西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实也是中国商业文化的组成部分，现在应该得到弘扬和发展。经过几年的梳理，我认为晋商文化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眼界独道，胆识并举。我们看到，晋商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在时代变迁当中，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发现新的机会。同时，善于发掘把机会转变为商业利益。在贸易当中，这些晋商们大多数立大志、做大事、做大买卖，每个人从主观上讲，可能是为了追求更大的自我价值。但是，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财富的创造。而且在发展当中，不断地转换思路，比如说在实物贸易的过程中，由于人员押送存在风险，从而产生对票号的需求。从此，山西票号从容天下，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传奇，是一个神话。
第二个特点，吃苦耐劳、诚信仁义。山西山多地少，土地比较贫瘠。那么，这种自然的环境没有难倒山西人，走西口实际上走出了山西的晋商。勤俭吃苦的美德在山西代代相传。同时，也培养了山西人勤俭吃苦，坚韧不拔的品质。在山西晋商文化当中，非常闪亮的一个理念就是对于信和义的看中。在山西的商业活动当中，大家普遍都说，先做人，后经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诚实为本，责任第一，不弄虚作假。另一个表现是重信用，守合约。在山西的晋商他们的交往当中，都把同行称为信誉，而信誉本身就是彼此的信任和认可，他们认为只有信任才可以进行生意的往来。即使有一些商业活动，没有利润，无利可图，他们也要善始善终，不中途绝交。
第三个特点，管理独特，追求和谐。晋商文化从管理层面上，从制度层面上，主要是掌柜负责制、学徒制和人生的贫苦制。这反映了现代经济的一种运营模式，掌柜负责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东家和掌柜之间的相互信任，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有助于发挥利益的最大性，实现东家的利益，同时取得自身的发展。晋商对学徒的挑选近乎于苛刻，但是严格的学徒制度，也保证了晋商的辉煌。五百年的晋商，这种严格的内部运营制度是他们的基本保证。小徒弟为了取得更高的利益，为了更好的发展，他们拼命地工作，忠实于东家。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契约制度，有利于劳资关系的协调，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个问题，发掘晋商文化，服务现展。时代在发展，晋商消失了，但是我们今天依然研究晋商与它的现实意义。
晋商要进一步发展，应该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一步挖掘晋商的文化价值，打造晋商文化产业。现代我们探讨晋商文化，不仅仅是停留在传承文明的层面上，更多的是要把文化转成产业。
第二，勇于开拓创新进入新的产业领域。
第三，以开放和国际化的胸怀走向世界。
振兴晋商的冷思考
马志骞（亚太地区市场营销经营者论坛秘书长）
说晋商，我们也是通过很多文艺节目报道认识的，张艺谋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通过这部作品，我们知道山西有大院，还有最近播出的《乔家大院》，使大院在我们的印象里更加生动起来。所以，我们开始对山西有一定程度的重视。我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感受。2003年10月份，山西开通了大运路，就是从山西的大同到运城的大运路，山西省3300万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实现了。大运路的建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山西从大同、鑫鼎、太原、运城，五大金盆宝地通过一条通线联系起来，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山西人民二次腾飞的交通基础建立起来了。
山西有大运路，意味着山西今后的发展，在交通这一块是跨世纪的发展。这条南北大通道意味着什么？从区位优势和条件来说，意味着它必将为山西省实现战略工程，为六大支撑体系的宏伟战略目标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和推动作用。大运路不仅是高速公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它形成一个经济动脉，利用它先天的优势，把它变成一种信息流，把山西从大同到运城的所有的旅游资源搞成旅游景观大道，这是山西人今后要做的大文章。
第二，建议。建议山西人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山西人对晋商是一个历史的包袱，是背到身上的沉重的包袱。过份地迷恋、回顾或者是自我欣赏晋商是不可取的。晋商，实际上是我们的祖先，不是留给山西人，是留给所有中国人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而且是非常响亮的品牌。应该在保护、在品牌上狠做文章，这是我们现在回顾晋商应该做的事情。晋商是什么？我们高度的浓缩就是“诚信”，我们现在感觉到衣食住行没有一个不担心，不敢吃、不敢喝、不敢出门，有一句话叫一买东西就上当，一出门就受骗。大家可能感同身受，这个问题说明什么？说明诚信缺失是现在社会上的一大现象。
企业诚信问题更是比比皆是。我们企业要发展，企业的老板要做文化商人，要做文化精神文明建设的表率，要率先垂范，所以，建议在研究晋商精神的时候，能不能结合现实问题，把它发扬光大。晋商文化、晋商精神不是山西人的，是全中国人民的，是我们的先辈，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有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我们在物质上就会取得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期待。作为一个企业，现在我们面临再造商魂的问题。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些消极的东西，已经使很多的文化学者提出再造国魂的呼吁，作为企业界又何尝不面临着再造商魂？晋商曾几何时，不是光在山西省，晋商的汇票在全国通行，甚至在海外都通行，不就是一张纸吗？如果有现代的技术，仿造实在是太容易的事情，那当时低劣的技术制造出来的银票，在全中国、全世界通行，说明什么？说明真诚、说明信誉，说明绝对负责任。我们现在的企业，小的是小骗，大的是大骗，小商人去市场骗人，大企业也是借钱不还，不守信用，这些都是商魂问题。
此外，晋商是一个品牌。我建议把晋商作为山西人的整体商人的Logo，一个印记，设计一个图案，所有的商号里，只要挂着这个Logo，说明这是一个守信用的、把诚信比作生命的企业，这对我们的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特别是我们从事第三产业的人，能不能走这一步，能不能在某些民间团体的倡导下，通过政府的批准，搞出“晋商”两个字，加一个图案，做成一个牌子，不管走到天南海北，在门脸上首先挂这个东西，挂这个东西是有条件、有前提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挂，只能是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的企业才有资格挂，挂这个就意味着到我这消费，我为你提供的服务绝对是百分之百的，让你放心。这是我建议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项。
晋商的当代文化意义
张颐武（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晋商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就是今天讨论的诚信。诚信的意识，晋商有儒学的精神，晋商非常高雅，不是见利忘义，而是有利有义兼顾的，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鼓舞，觉得我们缺少这个东西，现在大家着魔似的，我们经常指责别人不诚信，世风日下，都说现在完了，不诚信，什么都是假的，但是其实自己未必那么诚信，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在媒体上看中国人是最好的人，我们的道德标准是最高的。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日常生活的道德标准非常低。这种矛盾，就导致我们越是谈论晋商的诚信，就觉得越缺少，这是非常有趣的情况，就是晋商的诚信精神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特别的渴望它。
另外一个也很重要，就是中国的商业精神有一种强者的意识。中国的晋商在非常困难的环境里，政府对于商业的活动并不鼓励，但是晋商不断地、含辛茹苦地找到一切机会，把最强的坚韧性和最大的灵活性结合得特别好，他们特别的灵活，善于和政府打交道，擅长做公共关系。另一方面他们的坚强，特别有创造的意志，这样把两者结合起来，就变成了一种强者的意识。所以，大家看到《乔家大院》就是强者的精神，不畏任何的挑战力量，这是晋商文化的核心。现在大家着急的就是中国的商业精神，核心在哪儿？可能是两方面：一是诚信的意识，一是强者的精神。强者的精神就是中国的市场成功最可贵的精神，不断的进展，不断的发现可能。晋商原来在封闭的小地方，山西这个地方，这个说法是绝对错误的说法，说山西是一个土地方，这完全是谣言，我坚决反对，但是确实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不过，可以发现山西这个地方的晋商，他们在东北亚的空间里辗转蓬勃发展自己的空间，不断地抢占东北亚，乃至于到中亚，整个广袤土地里都有他们的影子，这时候你会发现，中国人有探险、开拓，不断发现新空间的力量，这种精神其实和美国人的精神不相上下，只是做得可能更含蓄，更愿意表现自己内敛的那一面。但是，其实他们做得非常坚韧，非常有强者的精神，战胜任何困难的精神，所以，这是最可贵的精神。晋商的精神不仅仅是诚信，还有战胜强者，战胜一切的能力。
诚信是做生意最需要的，诚信不仅仅是道德的需求，也是市场经济体的环境要求，为什么？你的生意要不断地做下去，不能一次把生意做砸，怎么办？需要诚信，需要和你打交道的是一个可靠的人，所以，诚信的记录和需求，不仅仅来自于道德的修养，而是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晋商的精神，是发展的动力。怎么让发展走得更好，晋商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发扬晋商的传统精神，怎么发扬？晋商的传统精神是一种低调的，和社会合作的精神，他们善意地回馈社会，不断低调地面对和别人沟通，不是高调地炫耀自己的财富，而是低调，诚惶地和社会沟通，他们知道，财富不是自己创造的，是社会共同创造的，所以，时刻有一种回馈之心。
第二，就是有坦诚之心。把自己的困难挑战、问题向社会讲清楚，自己的兴奋点，自己激动的地方向社会讲清楚。所以，一个是需要回馈你的精神，第二是需要一个坦诚的精神，这两者，我觉得都是晋商的传统，晋商的文化给我们最好的东西。
晋商繁荣的历史密码
钟朋荣（著名经济学家）
任何事物的成功都有它的原因，晋商历史上的繁荣也有它的密码：
第一，为什么过去晋商那么厉害，而今天的晋商没有以前那么厉害？因为过去山西没有资源，要生存所以只能走西口。今天的山西有煤炭，不走西口不会饿死人。晋商成功的根本问题是资源匮乏。为什么今天浙江温州的经济很发达？因为温州也是资源匮乏的地方，温州人走西口，走出了浙江温州经济概念。而山西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不需要走西口，这样的话，今天的晋商就没有过去的晋商那么奋进。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都是资源匮乏的地方，凡是资源丰富的地方反而经济不发达。
第二，讲一个制度问题。晋商成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它的制度，模式是晋商成功的重要制度因素。制度问题我们一直在探索，前20几年我们引进模式，最近十几年我们引进美国模式，前三十年我们引进苏联模式。我们都一直都在吃中药，现在吃美国的西药，这两种西药都主张把小孩儿给阿姨养，小孩是企业，阿姨是职业经理人。两种有共同的特点。我们要引进西药，更要弘扬中药，过去的晋商，今天的晋商。过去的晋商搞得那么好，今天的晋商搞得那么好是制度好，这两种制度都不是引进的，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两种中药的共同特点都主张把小孩给父母养。浙江为什么经济搞得好？因为85%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的特点是小孩给父母养。为什么晋商搞得好？是因为晋商的制度把好阿姨变成好父母。这里有几个观点，小企业就像自己的小孩自己养，搞家族模式，大企业就像是晋商，把好阿姨变成父母。
第三，讲信用问题。我们现在喊口号做大做强，但是有几个中国企业做大做强了？有几个小企业做大了？一做大就亏。过去的晋商做大做强，到世界各地，而我们的票号到处都有，但是没有假，什么原因？过去的晋商能够做大也能够做强，而今天的企业能够做大，但是很难做强，是因为晋商有信用体系。这种信用体系有很多的方面，第一，使用本地人；第二，娶本地妻；第三，内部竞争；第四，考察祖宗几代，你不讲信用，你的后几代都很难让人接受；第五，激励机制，也有约束机制；第六，拜关公，一个是关公保护你，一个是你不讲信用关公也会惩罚你；第七，商会；第八，你发了再大的财也是为了回老家。所以，晋商有一整套的完整的信用体系。在这个信用体系下，不讲信用的成本费用高，所以，没有人做假，因此会做大做强。而当今中国企业做大做强很难，因为企业的规模是社会信用的函数。过去人很讲信用，能够做大做强，如果社会都不讲信用，企业也做不大。
全球经济与晋商发展
王习农（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研究员）
站在全球经济的角度谈一谈晋商的发展，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今世界以国际投资和贸易为主要的趋势在加速，任何国家在这一趋势下无动于衷都无异于自甘落后，作为发展中大国，而且是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加入WTO为我国面向全球发展提供了跨跃式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为晋商来讲，也曾经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也曾一度有所衰落。晋商如何面对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狠抓机遇，迎头赶上？实现跨跃式发展和伟大的复兴将是摆在晋商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在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晋商应该怎么发展？我提几点建议：
第一，晋商的发展必须树立全球化的发展意识。这一点我们和温州相比，温州是全球化经济的概念树立得非常好，我们晋商在这方面显然是有些落后的。企业要树立国际化的定位，要建立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
第二，树立品牌意识。品牌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我们2006年世界品牌500强，美国有249席，占49.8%，将近一半。日本官员说，在国际交往中索尼是我的左脸，丰田是我的右脸。中国到现在为止，哪个是的左脸和右脸？海尔是老大，能不能成为他的龙头，还不好说。所以我建议晋商的发展要把品牌战略作为非常重要的战略来实施。
第三，重视人才的培养。我认为一切资源都是其次，第一资源是人才，没有人的资源，其他都是说不上的。人才资源是信息、知识资源，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统一体，所以我们要发挥人才的资源。现在我们国外的涉外律师只有1000余名，这和我们国际业务的发展是很不相匹配的，要懂英语，懂国际业务，所以说可以在这方面多培养一些人才。
第四，要重视跨国并购和服务外包。跨国并购投资在世界上已经占了90%的投资方式，我们国家连6%都不到。另外，实施服务外包。我们现在要实施千百十工程，要打造10个基地，100家企业获得资质，1000家企业和国外建立一种联系。
第五，高度重视投资促进服务工作，包括宣传推介。我们晋商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怎样包装我们的形象，怎么从负面达到正面，这一块应该搞一些促进方面的工作。另外，外商来了之后，我们要做好前中后期的服务，我们不能有勾、圈、K式的服务，把人家勾来了，再圈住，再杀掉。要和国际惯例接轨。
第六，拓宽晋商融资途径，特别是政府财政支持。晋商有很多是中小企业，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工作，现在全国有4242万户，占99.8%，现有大型企业2500余户，大企业是顶天立地，小企业是铺天盖地。我们的贡献很大，GDP占58%，税收占48%，全国专利占66%。发改委实施了中小企业成长工程。我认为投融资途径有很多，对晋商企业的发展不仅仅是银行，我们的途径有很多。比如说民间融资、直接融资、国内外银行、国际贸易、租赁、投资银行、风险投资、非上市股权融资、国内股票、国外股票等。政府渠道融资也是很重要的一块，比如说中小企业国家有六个部委有相应的资金，其他方面，农业各个项目都有。现在国家新农村建设资金已经达到了3000亿。
最后，重视发挥晋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创造性思维与晋商振兴
石岩（中国生产力学会专家策划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十大策划专家、著名新锐企业家）
我想从几个小故事和我最近的一些思想及思考的心得和大家做一沟通。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关于“中国移动通讯增值服务”会议，他们要我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中国移动的增值服务如何去做蓝海战略？当时我想，如果谈到蓝海，我发现我们现在手机里的增值服务更多是增加，后来我就不仅想起了我和一个朋友在昆仑顶楼的第一次梦想，什么梦想？就是我们两个在谈关于手机的增值服务的时候，曾经梦想过如果把手机国际会议后边的同步翻译功能做成芯片放到手机里的话，我觉得价位一定会卖得和我们今天的手机一模一样，这样的梦想如果做进去的话，这个手机就一定会火。为什么？拿一个手机，带个蓝牙，走遍世界各地，就可以不用带翻译，直接对话，这样的想法一定是让手机真真正正做增值，而不是增加。为什么说增加？因为现在的手机一直在做增加服务。所以，当时我们做完梦想之后，就连夜找到手机厂商的老板，老板非常高兴，说这个想法我们做，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我们给你多少股份。后来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到了公司，他们的专家告诉我说，那个手机增值服务项目，日本早在十年前已经研发了，据考察这款手机将在2007-2008年全面问世。
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为什么现在生产DVD，最后卖的是外壳的价钱？为什么我们现在彩电的液晶的大板子，最后卖的是手工的价钱，而真正的核心技术仍然在人家手里？说明我们一直在跟随。
我们今天所谈的国际、国内的各种各样的话题，谈到关于晋商，谈到关于晋商文化，实际上我觉得晋商的发展，今天所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找到我们习惯的盲点。如何去把习惯的盲点变成支点？我现在发现我们的想法太趋同，所以我希望山西不要趋同。
晋商财团的钱数绝不少于温州财团，所以利用这种财团的整个力量去投资艺术。别人现在还要进行产业规模，还要引进大型流水线的时候，没有必要了，因为美国和欧洲现在的知识工人已经失业了，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大量的工作已经被亚洲的中国和印度外包了。所以，这些知识工人已经变成了创意，在追求梦想的时候，我们现在还要重复这种流水线买进来，再在我们山西建一些高楼，再建一些化工厂，没有必要。那做什么？做艺术创造。湖南没有什么，但是湖南现在知名度很大，为什么？一个湖南电视台。但是我们有钱，《大宅门》的胜利足以说明我们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建一座中国的好莱坞，我们中国的艺术中心就在山西，可不可能？我认为可能。丹麦的经济未来学者沃尔夫・伦森说过，“当人类经历了狩猎社会、文明社会、信息化社会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今天的梦幻社会。”梦幻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但敢于做梦，会做梦，还要抓紧去做梦，这种梦想用我们山西人的智慧，用我们谨慎的传统的诚信精神，用我们现在的财力，用我们手里的钱。现在不是说我们煤老板有钱吗？对了，我们有钱，我们的优势就是有钱，有钱就能做一切，别做别的城市做过的事情，我们做什么？做缺项的，缺项就是艺术的缺项，在这上面创新，这样才能成为山西自己的优势。山西应该在世界、在中国起到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这才是我们研究晋商今天应该面对的命题。
成长大型企业与晋商发展
杨超（当代经理人杂志执行发行人）
大家都知道企业在进行战略思考的时候，往往会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怎样到达那里？要想重新振兴晋商，或者是实现晋商的复兴，其实也是个战略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百度上搜索“山西富豪”四个字，我检索到了三个页面。对于山西富豪，社会和媒体是怎样认知的呢？链接最多的是山西富豪的神秘事件、第一名车线、产煤线、山西富豪是什么人？等等。这是三个页面所显现的标题。我在这三个页面里没有看到一条关于山西富豪很正面的报道。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举办这样的论坛非常有意义，我们弘扬晋商文化的声音应该在互联网上，应该在我们的媒体上更多一些。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到哪里去？低估意味着重生机会的来临，我们提出的概念是新晋商，我认为有两个方面需要我们做：第一个事情是尽快实现财富的高增长，尽快拉近与沿海地区的差距；第二个事情是如何让财富长出精神。
第三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到达那里？在新晋商的概念出笼之后，中国的十大商邦基本成立了自己的商会、协会，都有了自己的出版物，但是惟一对概念存在争议的就是新晋商。像徽商、鲁商、苏商等等其实都没有什么争议。我想新晋商的概念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晋商的含义应该有着与时俱进的变化，这个变化具体是什么？或者说新时代晋商的含义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打造出一个符合现代商业的新晋商，正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嘉宾与大家共同探讨的问题。
如何提升晋商品牌价值
张红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大家都说“晋商”是一个品牌，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这个品牌意味着什么？我们如果要提升品牌意识，增强或者提升品牌的价值，这个品牌价值又意味着什么？当人们看到晋商品牌，脑子里的联想是什么？
从我来讲，我很喜欢的歌曲就是《人说山西好风光》，当我们一提到晋商或者山西这个品牌形象的时候，我们都会自发地联想到它的山水、它的资源、它的物美地灵人杰。同时，我们也联想到了山西人的勤劳、朴实、醇厚、诚实。还有我们看到矿产资源的丰富，看到了富人，当然还有与它相连的矿难。所以，当我们进行品牌联想的时候，有正面的联想，有负面的联想，有积极的联想，有消极的联想。山西要想打造自己的品牌，企业要和山西这个品牌联系在一起，从一个地域的品牌提升到或者扩展到自己企业品牌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怎样去消除消费者脑子里已有的负面的有关山西品牌的东西？怎样去发掘和发挥它的积极、正面的东西？围绕提升晋商的品牌价值，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简单说我们要做五步：
第一步，发掘。我们要发掘已有的晋商品牌的价值和资源。我们有人文、地理、文化、企业等方面的资源，我们怎样去挖掘它，并且把这种资源挖掘出来以后和企业品牌的建立、维护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二步，分析。我们要进一步分析晋商文化中晋商价值中的优劣。怎样去符合现代人对晋商文化、晋商价值的理解？怎样去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儿说我们是山西人，我们有晋商传统的五千年的文化等，我们自己在那儿自豪。怎么样把晋商文化挖掘出来？这需要我们进行分析，去了解我们的消费者希望获得什么。
第三步，战略。我们要制定一个品牌战略，这个战略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晋商文化，晋商价值的核心是什么？这个核心价值是我们消费者所希望获得的吗？他们是不是能够理解？他们希望我们看到的晋商品牌的个性是什么？
第四步，传播。我们要通过现代的各种有效的营销手段，去把晋商核心的品牌力传递出去。尽管在座的可能不少人是山西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精神、对自己的品牌意识沾沾自喜。但是要知道，全国还有其他那么多省市的人不太了解晋商，不太了解晋商企业的文化核心力。我们要像美国人一样，是匹萨文化，要把很多东西展示出来。而不能像是饺子文化，把很多东西都包在馅里。
第五，管理。我们要善于管理我们的品牌，要从我们建立品牌名称、品牌价值、品牌文化，塑造品牌的个性各个方面进行累计，来增强我们的品牌价值。我想通过这样一系列严谨、系统的打造，我们会开创出山西更多著名的企业品牌。
“寻”出晋商精神发展规律
吕文义（浙江温州永嘉商会会长、重庆国维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晋商是商界的源头，晋商的发展团队如何再一次呈现它的辉煌？
大家都在谈论浙江商人，我觉得浙商的精神文化可以用“四个没有”来描述：没有不敢吃的苦、没有不敢走的路、没有不敢说的话、没有不敢做的事。用精神发展规律来说，浙商和晋商都有相同的经济发展规律。温州在原始积累阶段产生了一大批的暴发户，包括我在内，我17岁就来北京闯荡，24岁成了千万富翁。但是第一批创造财富的温州人最终能站起来的并不多，为什么？因为没有继承下去，它的转折时机没有把握好，以至于在短暂的时间内就失落了。现在很多媒体在报道晋商，煤老板是不是晋商风格的反映？我觉得这种原始积累的过程是必然的。但是，今天我们需要更多谈论的是一个地区产业的互动，而这种地区产业的互动和带动，更多的是要发展我们当地全体人民的素质，企业如此，地区如此，国家也如此。
中国一直在提倡品牌和诚信的概念，我觉得光是提倡还远远不够。因为在中国建立品牌很难，树立诚信很难，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需要全国所有的人去做。
最后我用一个“寻”字来结束我的谈话。作为商人要寻行业、寻新的思路、寻人脉关系、寻资金。
让晋商银行重返世界金融舞台
王向东（ 北京晋商商会 ）
晋商好的坏的大家说得很多了，我只简单说几句话，首先是大家谈到资本和品牌的问题，要品牌就要有梦想，要用诚信去做晋商，用资本去做晋商银行，用晋商银行再做诚信。我想跟大家透露一下晋商银行的事情。成立晋商银行已经是三次泡汤了，为什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呢？就是大家要来想办法，为什么这么讲呢？现在渤海银行成立了，上海银行成立了，徽商银行也成立了，晋商银行还在网上挂着，有说好的，有说坏的，其实根本就没有成立。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次是由太平洋联合组织搞了一次，第二次是上市办搞了一次，第三次是根据国家银监会的精神，要把山西省商业银行合并重组以后再改成晋商银行。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合并重组的话，要以太原市商业银行为主体，但是太原市商业银行据说达到将近5个亿。银监会说，山西要办晋商银行，政府先把这个钱补起来再搞晋商银行，所以省政府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补起来。而且据说是给了一块地让他们用，但是这个地也没用起来。所以说，我们晋商商会大的梦想就是要整合全球的晋商资本，重建晋商银行，而且我们向全国、全世界各大晋商组织发出倡议，要尽快地启动和尽快地有实质性的进展，让晋商银行早日成立，重返世界金融舞台！
论坛互动精彩语录：
“晋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晋商不仅是一个地域商帮的概念，非山西省之晋商，而是中华之晋商，它的精髓和商魂不仅是我们山西人，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论坛主席、新禹集团董事长杨树茂）
“古代最早的华尔街发起人是中国山西商人，但是今天，晋商的发展显得相对滞后。希望通过这次论坛重新打造晋商的新时代风貌，争取在世界金融界占有一席之地，拥有自己的舞台。”（世界和谐基金会会长，联合国友好理事会亚太区秘书长富兰克）
“晋商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是海纳百川的人才，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锐意进取、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是蕴含丰富、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正如本次论坛的主题所指出的，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山西籍老领导、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张虎生）
“今天的经济是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希望未来的晋商走出山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辉煌和复兴寻找更多的能源。”（中国企业家世纪论坛主席何才庆）
“晋商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但是那只代表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未来。我希望山西的商人走出山西，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还要走回来，为山西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美国洛杉矶山西同乡会副会长王怀亮）
“晋商历来有很强的品牌意识，企业的生命力、竞争力就是品牌，企业要做强做大必须创造自己的品牌。要优化自己的环境，建立自己的平台，选择自己的客户。搞文化产业最主要是创新和创意，在经营理念上和创新模式上和其他企业有不同。”（北京东方博古收藏品交易中心董事长王爱唐）
“中国是世界服装生产大国，但不是强国，欧美一些服装大牌占据了世界服装市场，他们的设计、流行趋势的仍占主导地位。我们的服装业想走出去，想做大做强必须利用我们民族的优势、特色，保证质量，打造国际知名的民族品牌。有特色才能创优势，有亮点才能创名牌，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北京金都丽人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润香）
“我想大家对当铺的了解可能大多数还停留在过去，高高的柜台，掌柜高喊着‘光板五毛破棉袄一件’，可是现在的典当公司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服务的对象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我们打造的品牌是诚信服务、便捷融资。典当是一个传统而古老的行业，希望能够为现代生活注入新的生命力。”（北京中天典当行有限公司总经理郎颖）
“我们新晋商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很多人通过挖煤积累了资本。现在摆在我们新晋商面前的一个课题就是怎样才能钱生钱，而且能够生得最快、生得最多、生得最安全最保险？我在这里向众多的晋商介绍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我认为对我们晋商的形象大有改观，会使我们晋商整体的社会形象变得非常好。只要讲究投资方法、投资技巧、投资艺术，它就是一个短平快的钱生钱的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污水治理项目。”（安徽省政协常委、北京星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对晋商发展论坛的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也非常希望大家在这样的平台上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太原市职业经理人协会副秘书长李爱华）
“晋商的发展要融合国际资本，应该发起晋商银行，从华尔街开始发起，上升到国际金融平台。这样的话，山西能源的、科技的、文化的都能够做。另外要融合国际的最高技术和当今的最高技术，以此来推动我们晋商的发展，这是新晋商应该倡导的。晋商不仅仅是山西的，应该是中国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上善投资公司董事长左其其）
“我28岁的时候在山西淘到第一桶金，那时候一直在外事机构工作，搞中外合作交流，后来到了美国洛杉矶。在2002年底的时候回到国内，11月13日成立了北京华储物流公司，经历了四年，直到今天我在北京、上海、广州、海口、香港有了我们自己的直属公司，我希望在2007年公司的营业额达到2亿，为新晋商的形象带来一种社会上的好效应。”（北京华储物流有限公司总裁张子琴）
“我认为本次论坛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晋商确实是一块品牌，它不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晋商这块金字招牌打造成国际品牌！”（国际名牌协会会长解艾兰）
“山西文化底蕴很厚，汉语中‘品牌’两个字，“品”是三个口，大家都在说，是人的品行、品德、品格。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探讨晋商乃至全国的品牌如何发展。中国的品牌建设任重道远，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真正把国家的文化底蕴挖掘出来，把中国的品牌做强。”（中国品牌报告周刊主编曾淑云）
“前段时间我在大同附近走了五个县，最大的感想是我们现在的晋商开始觉悟，但是觉悟的程度还不够，因为没有科研基础。在开发区我看到了大同的一个搞亚麻酸的厂，从规模上来看不是特别大，但是说明晋商开始重视地上的绿色产业。我希望有良心、有责任感的晋商，为了自己，为了后代，投资发展绿色产业，这才是最好的出路。”（中国保健协会食物营养与安全专业委员会会长孙树侠）
晋商文化论文篇7
张斯夫（新晋商杂志社执行主编）：我们一行四人，在沈阳，朝阳，海城走了一周。说到晋商，大家了解最多的就是走西口，却不知还有闯关东的一支力量。晋商闯关东最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在朝阳。“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县”，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当年曹家在朝阳的生意兴隆。没有朝阳城，大概也就没有后来的“三多堂”了。除了海城的“山西会馆”，我希望辽宁山西商会今后有时间可以组织企业家们去朝阳看看，在那里寻找一下我们晋商闯关东的根脉。
追寻晋商足迹，发现山西力量，是我们“出山西记”采访的初衷。通过这几天的走访，我们感触颇多，东北的环境成就了我们新晋商，新晋商们的努力也让这片黑土地感受到了山西的力量。在此，我代表杂志社对商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晋商文化论文篇8
《新晋商》：北京晋商商会没有官方网站，怎么不做一个?这毕竟是一个信息时代。
王向东：商会暂时不考虑做网站，在宁静中超越。 《新晋商》：北京晋商商会成立几年了?
王向东：将近两年了。北京晋商商会成立于2006年8月，现在有会员500多家，经营状况良好，初步评估会员总资产约1200多亿元人民币。北京晋商商会按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分设文化产业、投融资、房地产、汽车物流、网络信息、餐饮服务、健康休闲、教育培训、产业经营、海外投资等十个分会及会馆。商会组成了媒体、品牌和志愿者联盟，并修建了晋商体育馆和晋商经济信息中心，以此强化商会对会员的服务功能。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进行晋商文化、产业、商业、金融等四大资本的扩张。
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投资，还有文化。北京晋商商会与清华大学合作一个关于晋商哲学思想体系的课题，以期将传统晋商的诚信、吃苦耐劳等精神与现代企业精神相结合，通过培训，对商会会员做正确的思想引导。
山西商人做事像做刀削面
《新晋商》：现在有新晋商的提法，您觉得新晋商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
王向东：首先晋商的传统不能丢，诚信、吃苦耐劳是需要继承的。我们从北京晋商商会会员单位选出了五十家诚信晋商示范企业，从中又选出“十佳”首都晋商诚信典型，包括了各个业态，地产、文化、金融都有。其中一个就是晋商乔致庸的后人乔志东，他从不抱怨政府当年公私合营将其祖上家产分与众人，而是勤勤恳恳，依靠自己的能力做事业。还有北京今儒投资有限公司老总李京陆，事业有成后，投入大量资金，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植树治沙。这与历史上苍凉悲壮的走西口形成了呼应，算得上是第二次走西口。
既然是新晋商，就应该有新形象，要学习其他商帮的优点。浙商反应灵敏，山西商人则有些优柔寡断，像山西人做刀削面，和面，先揉半天，最后削面也就那么一刀。晋商需要开阔视野，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做开放的晋商。
另外，晋商要有现代企业的精神，尤其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今年我们国家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特别是“5・12”汶川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的损失，情感的伤害。北京晋商商会最近举办了一个“晋商的文化财富与社会责任论坛”，大家探讨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5・12汶川大地震后，北京晋商商会会员企业共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1200多万元，并于5月22日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批准设立晋商亲情关爱灾区救助专项基金。商会还组织志愿者协助中国应急物流协调中心、中国抗震救灾物流紧急救援中心往各灾区配送物资。商会的两名副会长和两名常务副秘书长先后去灾区的都江堰、德阳、绵竹、什邡、青川等地参与救灾。6月1日，商会在四川广元市灾民救助站，设立晋商亲情关爱救助工作站，同全国妇联莫文秀副主席一起和灾区小朋友共度“六一”国际儿童节。 今年年初，南方遭受雨雪冰冻灾害，北京晋商商会仅仅用一天半时间就捐了一千床棉被，通过北京市民政局及时送往灾区。 在今后一年内，我本人会在四川灾区参与心理辅导和灾后重建工作。人们对灾区的密集关心在一段时间后趋于平静，这个时候灾区人们才是最孤独的。我回到北京看到孩子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漂亮衣服就想起灾区孩子……
说到这里，王向东的眼圈红了，沉默良久。
做一个开放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会
《新晋商》：作为北京晋商商会的创始人，您认为北京晋商商会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王向东：做商会典范，做一个能让会员企业共享资源的、开放的、适应市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会。
无论是谁，无论在商会担任什么样的职务，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为商会付出。只有对商会有认同感，才会心甘情愿地付出。北京晋商商会办得有声有色，是团队集体努力的结果。
晋商文化论文篇9
晋商文化论文篇10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和“山贾”，始于明代，鼎盛于清代。在长达五个多世纪的经营中，晋商在繁荣一方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着传统武术的发展。明清时期山西武术官办和民办两翼并行，众多的武术流派的涌现，使得山西在明清武术发展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多数拳种的兴盛与晋商的辉煌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同步性，也说明了武术和晋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此本研究力图借鉴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相关成熟理论，把武术发展置于晋商发展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考察，梳理武术发展的历程，探究武术兴盛之缘由，释读明清时期晋商对三晋地方性武术的贡献，以期扩大武术研究的视野。
1 晋商孕育了明清时代三晋新的武术拳种的发祥
明清时期是山西传统武术集大成的阶段，形意拳、弓力拳、通背拳、傅拳及鞭杆等一批富含地方浓郁特色的传统拳械相继在这一时期产生并通过多种渠道得以走向社会、广为传播。山西武术目前共有拳种65种，而流传分布在晋中地区的就有38种之多，这些拳种发祥与发展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晋商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形意拳和鞭杆。形意拳土生土长于山西太谷县，道光二十九年（1849），直隶深州李老农被当时太谷富商孟綍如请来看家护院，期间，李氏将自学的心意拳悉心传授给孟綍如、车毅斋、贺运恒、李广亨等人，随后师徒通过对原有心意拳的改革创新，并融合各家拳术之所长，创编出了形意拳的雏形。该拳以三体式为基本桩功，有机结合了五行拳和十二形拳的特点，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其拳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象形取意，取法为拳”，讲究“心意成于中，肢体形于外”。［1］ 拳法在技术上因不流于形式，动作强调严谨朴实、内外兼修、攻防兼备、灵活多变，具备了较强的实战实用性，“打通了晋商镖路上的三大死穴, 可谓是得形意镖师者得商路”，［2］所以在明清时期备受商贾们的钟爱和信赖。有研究指出“镖局创始人张黑五得以率先创立镖局，就是因为山西是‘形意拳故乡’，培养众多武艺高手，使拳弄枪（矛），可以与盗贼搏斗，为商户提供旅途安全服务。”［3］时至今日，形意拳能够历经短短的150多年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四大名拳之一，并仍以其独特的魅力远播遐迩，与其在明清特殊时期能为晋商大贾保驾护航是分不开的。笔者在走访形意拳发祥地山西太谷县时，有幸见到了晋中市武术协会副会长的布秉全先生(已故形意拳著名拳师布学宽之子)，布先生曾提及：“形意拳之所以能有今天，与明、清及民国初年山西晋中祁县、太谷等县兴盛的商业是分不开的。”鞭杆则是山西商人出于自卫防身的考虑，同时为避免携带传统武器招人耳目，在吸收和借鉴了武术长短器械的多种运动方法的基础上，就地取材，用货物运输中马帮和驼队随身携带赶车用的短棍创编出的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传统拳械，其技法要求“鞭贴身，手沾鞭，走鞭换手务须干净利落，身械协调相随，切忌拖泥带水”，强调“勿使笨劲，勿用蛮力，不即不离，灵活敏捷”。［4］拳种所表现出的朴实矫健，方便实用，简洁无华的特点恰恰又与晋商含蓄、内敛、务实的性格特点不谋而合，也是三晋文化的沉积与反映。
2 明清时期晋商尚武、习武的缘由
晋商推动武术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主要是由内、外多方面动因促成。首先，晋商尚武源自淳朴好勇的三晋民风。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地方长久以来所形成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可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进而塑造社会成员的人格特征，并促使民众人格结构朝着相似性方向发展。土瘠天寒、生物鲜少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让一辈辈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山西人学会了坚韧和刚烈；由于地处拱卫京师要地，使山西成为兵家历来必争之地，连年战事所形成的充满硝烟的人文社会环境必然塑造了山西人尚武好勇的性格特质。班固在《汉书·赵充国传》中论述“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5］从战国时的廉颇到官制骠骑将军的西汉卫青，从蜀汉的关云长到唐朝九虎将薛仁贵、北宋抗辽名将杨业，山西可谓名家辈出、蜚声华夏。到了明清时期，山西在兴武举、办武学之中更是人才辈出，清代就有6位武状元出自于山西，［6］而仅平遥一个县在清初到光绪的八年间就5人中过武进士、55人成为武举人，这恰恰正是历朝历代山西人尚武、勇武、习武这一性格特征不折不扣的真实写照；而山西历来淳厚尚礼的民风则可以通过大量的古籍史册和地方县志的描述得到印证。从古籍县志中整理有关山西人性格词目出现的频数和频率可以看出，朴直厚道和礼让文雅占到了山西人性格特质的38.5%，［7］张正明在《明清晋商及民风》一书中也用“民风淳朴，勤俭不华，力田务实，因北临边塞，民尚习武”［8］来形容明清时期山西的民风特点。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坚韧刚烈、尚武好勇、淳厚尚礼就是山西人的性格特质。而此种人格魅力恰恰正是中华武术武德所要求的品质，与武术在中国几千年绵延的历史中所强调的，重礼仪、讲道德，先学礼再学艺，先习德再习武的特质不谋而合，这对山西武术的蔚然成风是大有裨益的。因此，传统武术便与山西有了不解的历史渊源，山西人顺其自然的成为了武术文化传播的合适人选。行龙在《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一文中说到，山西“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精武者代不乏人，甚至有的乡村凡男儿就有几分功夫。在这样浓厚的习武氛围中，山西各地也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武术流派和拳种。”［9］晋商作为土生土长的山西商帮，每一个商贾都根扎在山西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血脉里都秉承着山西人淳朴而好勇的性格特质，无疑激发了他们习武的热情。
其次，晋商习武内因源自尚武崇德的人格特质，外因源于严酷恶劣的经营环境。山西具有表里山河、四关锁土的地貌特点，晋商贸迁四方，行走于千里之外，不免会遇到交通阻梗，甚至盗匪横行的险境，但此种残酷的现实也恰恰历练了商贾们大无畏的精神和坚韧顽强的阳刚之气。在尚武精神和不安定的经营环境这两个内外因素的共同驱动之下，激发了商贾们掌握一定的搏斗和自卫能力的需求，而在明清冷兵器时代，具备攻防技击功能的武术格斗技艺无疑是满足这一需求最为有效的手段。有不少人商人自觉习武以强身和防卫盗贼袭击，当中也不乏精武之辈，如清代忻州商贾卢英锐凭借一身好武艺，在道光六年协助清军平定张格尔叛乱，被清政府授予蓝翎五品衔，当上了武官。清末民初祁县巨商乔家掌家人乔映霞，从小好武，习得各路拳械，后拜于自家护院拳师形意拳第三代传人李复祯门下，并得到车氏形意拳鼻祖车毅斋的点拨，苦心练习，终成一代名家，江湖人称“云中雁”，后以其字乔锦堂闯荡江湖，也为武术史留下了几段掌故逸闻，晚年的乔锦堂体格硬朗，直到80多岁时还坚持压腿锻炼，同时为了推动传统武术的发展，他还在老家祁县乔家堡创办学堂，并聘请了拳师，向乡邻子弟传授武学。与此同时，武术悦心悦志、实现道德净化的功能，也使得商贾们通过习武汲取了一种精神营养而立德、立功，实现了高品质人格的塑造，这种崇高武德在国之危难之际，更体现为以义为上，前赴后继，挺身而出。如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山陕盐商曾选500名善射晓勇者和扬州驻守官兵一同抗击倭寇海盗的入侵，隆庆元年(1567年)，江苏松江楼寇压境，山陕诸商晓勇者也曾与当地官兵一同奋起抗战。
再者，关公文化中的“信”和“义”是晋商和武术共同的精神信仰。晋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用一种精神信仰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作为一个地道的儒商商帮，因晋商在经营理念上承袭了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所以对山西老乡武圣关公有着一片虔诚之心，凡所到之处，必兴建关帝庙，奉关云长为武财神，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此种经晋商文化诠释的“关公文化”也将商贾、镖局和习武者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镖局作为一个武术结社，其成员作为习武之人在出远门的时候为讲究“忠义”二字都要行祭拜关公的礼仪；而镖局作为一种商号，其经营理念中也始终贯彻讲武德、守信誉和重义气，因此成为了晋商在发展中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笔者在实地考证山西平遥县内唯一现存的一家镖局旧址“同兴公镖局”时发现，其正厅中间供奉的画像便是关公，在访谈曾在镖局从事伙计的张永昌(山西平遥人)时，张永昌回忆说：“镖局出镖前也会进行祭祀祖师的仪式，上座的便是武圣人”，可见关公文化是镖局与晋商共同的精神信仰。说到习武者对关公的信仰，则淋漓尽致体现在他们内敛与心、外化为行的侠义精神之中，担任社会责任是习武者侠义精神的外在表现，而恪守信义、重诺轻死、重义轻利的秉性修养则是侠义精神的内在渊源所在，两者结合塑造了武者完美的人格特征。镖师们所承继这种武侠传统，不仅仅规范了镖局的行业精神和行业秩序，同时一代代镖师的侠勇行为也为镖行以及武林增添了光彩。可见，有了关公文化中的“信”与“义”，习武者可以将谋生和行侠结合在一起，镖局可以找到武艺高强且武德高尚的镖师，晋商也在镖局和镖师的护卫下达到商业生涯的制高点。
3 晋商积极推动了明清时期武术的交流与传播
3.1 晋商的“车辙马迹遍天下”推动了地域间传统武术文化交流与传播
面对山西土地贫瘠、务农受阻的现实，晋商并没有任天由命，而是凭借着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摒弃重农抑商旧俗，褒商扬贾，不辞劳苦，塞外淘金，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踏破千里荒漠，北越长城，穿蒙藏边疆，深入西伯利亚，达欧洲腹地；辟开万顷波涛，东渡日本，南达香港和加尔格达［10］的万里商路，可以说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长江口起锚出海的商船，到处都留下了晋商沟通四海财富的足迹。凡经商活动的主要城镇和地区，晋商都建有会馆和关帝庙。目前全国尚存的70多处晋商会馆遗址，是明清时期商贾们祭祀神灵、娱乐庆典、交友聚会、联系业务、共叙乡情的重要场所，是山西人在异乡的“家”，更是地域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载体。随着晋商经营范围的四通八达，也带动了山西镖局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如当时心意拳大师戴隆邦父子在河南、河北、内蒙、北京等地创办了广盛镖局，弓力拳名家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了三合镖局，以绵掌和谭腿著称的左昌德在苏州开设有昌隆镖局，等等。鳞次栉比的镖局秉承以镖护商、以商养武、以武交友、结友壮镖的宗旨，自然成为明清时期武术发展和交流最为重要的载体（后详述）。有研究显示，山西有20余种拳械的发祥和传播与晋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0］。晋商和镖师们在所到之处通常都会通过以武会友的形式，将自己所钟爱和力捧的武术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与交流，不仅推广了山西本土的特有拳种，还不断引进诸多南北拳械套路，并加以实践、创造和发展，致使风格迥异、五花八门的武术种类扎根于民间。现流传于山西的弓力拳就是一个例证，此拳博采众家之长，既有太极拳的粘绵柔圆缠丝劲，又有少林拳的闪展腾挪、抡扫甩跌冲撞劲，是清光绪年间由河北开设镖局的山西榆次人安晋源通过结交武林朋友习得，后带回山西并收徒授艺，将此拳广为传播。
3.2 晋商在明清时期的特殊地位促进了武术的传播
由于明清时期特殊的经济制度和社会背景，使得晋商自出现就积极地依附于政府，结交各级官吏。明代，政府为防御漠北蒙元残余势力的伺机南下，用重兵把守边镇，为解决庞大的驻军部队的军需供应，推行了招商输粮而与之盐的政策，晋商便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凭借同官府的密切关系，承办军需物资而大获其利。清代，从获得恩赐部票垄断对蒙贸易市场，到庚子战争中结交慈禧，促使晋商票号汇兑官款业务完全合法化，不胜枚举的历史事实，都见证了晋商与明清政府密切的合作关系。而晋商之所以积极投资于官商关系，不仅可以依赖皇帝和官府的倚重，获得特许经营资格，增强经营中的竞争力，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且可以通过受封的官商、皇商的身份将自己融入上层主流社会，切实改变和提升了社会地位，有的甚至还实现了仕途。晋商依靠其在明清时期显赫的经济地位，以及和封建政府之间这种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地方武术的传播，如清政府几乎历朝历代都对武术的管制极其严格，曾下令严禁民间习学拳棒，［11］不允许民间存置各种兵器，但如果有当地豪绅巨贾作保，武术教师就可以传授棍棒拳术。［12］另外，晋商也通过自己的政治关系使民间武术这一当时非主流文化融入到上层社会之中，大大提高了其社会的影响力。据车毅斋的墓碑志记载，车毅斋早年在祁县乔家担任护院拳师时，因富贾乔致庸与醇亲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交情甚厚，遂经乔致庸引荐到北京醇亲王府与八旗武术教头比武，几个回合就将对方击败，当时载沣非但没有责怪，反而赏识有加，后来车氏为了国家荣誉在天津以形意剑术大败日本人板山太郎之后，醇亲王载沣还亲自上奏光绪皇帝恩准，授予车永宏“花翎五品军功”，以示嘉奖。至此，车毅斋名声大震，而他所代表的地方特色拳种形意拳也得到了全国社会各界的认可而广为传播。
3.3 晋商推动了地方武术传承模式的变革
通过梳理地方武术的传承历程，可以清晰的看到凭借血缘关系进行传播是早期武术传承的根基，如发源于晋中祁县的心意拳，最初是戴家家拳，只对内授子侄及内亲，绝不外传。此种发展途径虽保证了独家绝学的世代相传，形成族有世业的状况，但其封闭与保守的特点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了拳种之间的融摄取补，成为武术文化传播的瓶颈。随着拳种自身发展的需要，在晋商的积极作用之下，拳种的传承制度突破了门派封闭的陋习，逐渐扩展为家族外的传承，一个拳种在一个村落、一个区域或者一个行业内传习，呈现出鲜明的地缘性和业缘性的特征。如李老农将心意拳改名为形意拳，在太谷富商孟如的帮助之下，打破门规，广收门徒，培养出车毅斋、宋世荣、李广亨、贺永恒等五位高徒，民间有五星聚太谷之称，晚清时期，五人在太谷县积极推广和传授形意拳，使得太谷成为形意名流荟萃之地，有了形意拳之乡的美誉。另外，由于社会动荡和治安混乱，晋商的商号和家宅遇到诸如偷、盗、抢、赖、仇人报复等意外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商人们多会请成名武师为其看家护院，保障后勤，并以上宾之礼相待，而拳师们也可借此机会通过业缘的传承方式进行武术的推广。如当时山西太谷北光村富商曹氏的三多堂按照东南两局，各设护院拳师一人，又在南山青龙寨设守寨拳师一人，一些形意拳高手如李老农、申天宝、冯克智、胡铎等都在曹氏三多堂担任过护院拳师，使得曹家家丁 500余人都成了地方传统武术的弟子。［10］
4 晋商为习武者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和理论支持
俗语说“穷文富武”， 意为清寒贫苦多造就文人，富裕才容易让人尚武，习武者要衣食无忧，一般还要出资延师、置办装备器具，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明清时期的晋商以海内最富而著称，晋中平原腹地祁县——太谷——平遥地区因其商铺林立，钱庄、票号不计其数而远近闻名，成为了晋商商业的中心。多财善贾的晋商为武术的发展、传承和繁荣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也使得晋中地区成为了山西地方特色拳种心意拳和形意拳的发祥地。
武术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因素。明清山西武术的发展是以大量武术人口为基础的，而大量武术人口的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商贾富户的发展与当地习武者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习武者为晋商提供安全的保障，晋商通过聘请习武者坐阵自家宅院保一方安全或传授家人武艺的方式，为武术人口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使得习武者学有所用，使武术成为一项生存的技能，进而带动地方尚武、习武之风气，驱使着更多被从土地上驱赶出来的农村人口加入了习武的行列。
晋商也为习武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四民的排序道出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而明清时期的晋商多有把家族中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才子纷纷投入了商海的现象。当他们与习武者交流沟通时，自然会从理论上推动武术文化的发展与完善。如，太谷富商孟如，系太谷县四大县绅之一，出生于书香门第，精通史书，学识渊博，形意拳创始人李老农在孟家护院授艺的时，得到孟如理论上的支持，制定了“三传”“三义务”“六不传”的武德规范，让大家共同遵守。［10］另外，晋商在习武过程中，也会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化功底，对拳种进行创新研究，从而加速武术流派的形成，精益求精地促进了地方传统武术的发展。现今盛行的形意拳主要有车氏、宋氏和布氏形意拳三大流派，其中宋氏形意拳就是晋商宋世荣在继承了原有形意拳风格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太极、八卦诸拳而独创的。
5 镖局是晋商推动武术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
“镖局者既非殷实商家，又无充裕资本，都是几位武术家( 俗名把式匠) 组织而成，并雇用把式匠数十人，为之轮流保护运输车辆而已。此种人员，即名曰镖客。”［13］镖局是在自由商贸经济的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虽然目前尚无资料证明镖局的产生源于晋商，但从二者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彼此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动荡的明清社会环境下 “非有特殊武艺之人一路护卫，势难保行旅平安”，［14］晋商也不可能将自身的安危和大量货物贩运、资金运输中的安全完全委托于单个的习武者，而受到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明清政府也没有为商人的商业运输提供安全保障的职能机构，因此，民间组织形式的镖局逢时而生。镖局作为一种危险性极高的诚信行业，以武术为基本生存手段，将武术作为商品进行经营，以保护商人人身、家宅、经营场所安全和保障货物、资金流通运输中的安全为职能，其运营中的核心必备条件是具有较强攻防技击风格的拳种和大批武德高尚且武艺高强的拳师。即便是在晋商创立山西票号的晚清后期，虽然票号在部分功能上替代了镖局运现，但“各地现金的盈绌，少量现金的调运是不可避免”，［15］镖局依然通过武装押运调拨资金的形式来保障晋商贸易的正常运营。可以说晋商的汇通天下带动了镖局的产生与兴盛，而镖局在为晋商提供必需的安全保障的同时，其运营中的核心技术支撑条件又决定了必然与当地武术流派以及习武者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至此，可以认为镖局实际上就是晋商推动武术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晋商通过一定形式的物质支持，使镖局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而镖局的兴盛，又直接对传统武术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没有镖局，明清时代的武术也不可能大规模地服务于晋商，实现其自身的社会价值功能。
5.1 晋商为镖局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保证
晋商为镖局提供了可观的利润。在晋商创立票号之前，金属货币作为资本其流通的现实情况是“国人的银钱转移，小量可以自行揣带，稍多的话，比如说可兑十两银子的铜钱( 约一万枚)，或一千两的银锭，就得车载马驮。”［14］晋商通过彼此信任机制，将货物、现金运输与安保工作全权交与镖局负责，镖局在规定的镖期内完成走镖任务从而得到一定数目的佣金，可想而知，随着晋商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的逐步过大，镖局的业务必然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从中得到报酬数量是不言而喻的。据《晋商的过镖制度》一文中描述当时镖局业务在鼎盛时期“每当过镖，运载现银的镖车到达，那些过元宝的驴队、驼队, 首尾相连, 逶迤不断, 过了两天两夜还没有过完……”［16］也正因如此，大大小小的镖局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范围内大批出现，作为一个专门为习武者提供体面而稳定的工作的商业性民间营利组织，镖局的兴盛必然会为武者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更好的营造出民众尚武、习武的风气，进而推动武术的发展与繁荣。
5.2 镖局对传统武术发展的贡献
首先，镖局以商养武模式实现了武术文化社会功能的扩大化。镖局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服务的同时，将民间武术作为商品进行运营，在明清时代赋予了武术文化新的商业职能。
其次，镖局为拳种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推动了武术与社会生态的接轨。清代以前，民间武术各门各派视自家绝学为独得之秘，一般不会轻易传于外人，此种凭借血缘关系进行传承的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秘密、直线、内向、封闭”［17］的特点，直接决定了习武者无法将一身本事转化为生存本领。在晋商活动的影响之下，特别是镖局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武术文化传播的重要承载体之后，地方传统武术的职业背景和传承形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从职业背景上看有拜师授徒的、有经营镖局的、有学堂授课的、也有为巨富商贾看家护院的；从传承形式上看，也有了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式，纵向传播主要体现在一个镖局内镖师之间大多是师徒、师兄弟或是师叔、师伯、师祖的关系，传授武艺仍然延续了口传身受、耳提面命式的家庭式传播关系，我们说此种方式继承了传统武术传播的优势，有利于加强对习武者武技和武德的控制，实现了镖局内武技交流的最优化，也满足了镖局生存的现实需要。18岁加入会友镖局的李尧臣在回忆保镖生活时提及：“镖局规矩，和一般商号不同，都是师徒关系。那时，南北各地，师兄、师弟、师叔、师大爷，共有1000多人……人多了，总有师傅或师叔、师大爷们带着，一切听他指挥”。［18］从横向上来说，晋商为了在竞争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常常以联合商帮的形式，采取团队化的经营模式，商帮的联合也促成了镖局间联合走镖的形式，加之，镖师因职业需要，多性情豪爽，愿广交天下武林朋友，所以联镖制也为身怀不同绝技的镖师们提供了一个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取长补短的良好机会和环境，促进了各拳种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民间唱出了一句顺口溜:“王家的枪(平遥)、戴家的手(祁县)，左家的弹腿天下走(文水)，安家的大弓(榆次弓力拳)射出口(东口)，大盛魁的镖师(西口)不用吼(有镖旗亮相不必喊镖)”［19］就是各个拳种联合走镖的真实写照。明清时期，祁县的戴龙邦、平遥的王正卿和文水的左昌德被世人并称为“华北三杰”，其中人送绰号“神枪面王”的王正卿于咸丰五年，在平遥城内开设了同兴公镖局，而左昌德也开设了昌隆镖局，二人在走镖期间，义气相投，结为金兰之好，共同切磋武艺，王氏向左学习绵掌、弹腿，左氏向王习练大枪、信拳，在彼此交流中，取长补短、进取不息。
再次，镖局通过走镖和坐镖两种业务职能，为身怀绝技的武者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就业机会。通过考证众多武术流派大师的生平事迹（见表1），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们都有在镖局任职的经历，习武者在保镖促商的社会活动之中，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而尊敬有加，从而具备了走镖和坐镖所需的社会活动能量，也实现了个人的社会价值。如太谷形意拳大师车毅斋，早年出生寒门，是太谷积安堂商号的马车夫，后经人介绍于咸丰六年(1856年)拜李老农为师学习心意拳，武艺学成后，以保镖为生，并习武不辍，广收门徒，得到“通天教主”的美誉而声震武林，闻名遐迩。
6 结语
统而言之，当把武术和晋商放在明清时期的社会背景中，会发现二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在各取所需中实现了共同的发展。武术通过镖局和习武者为晋商提供了安全保障服务，促进了晋商的繁荣发展，而晋商则从自身需求出发成为了同期地方武术发展的最大驱动力。商贾们在尚武、习武的同时，积极给予镖局和习武者必要的物质和理论支持，直接或间接的为地方传统武术拳种风格的形成、技术体系的完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以及武术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晋商与武术的这种共融与共荣的现象，是地域文化、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三晋历史上一个值得考究的文化现象，更是当今推动中华武术文化发展中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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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论文篇11
一、乐器概况
呼胡，又称晋胡、胡胡、葫芦子，形制比一般板胡大一些，属于板胡系列中的中音或次中音板胡。二弦，又称二股弦，形制较呼胡小，演奏时定弦比呼胡高八度。在晋剧文场乐队中，二者伴奏分工不同，演奏技巧与表现力也因此各具特点。
晋剧音乐基本为五度相生律，“fa”、“xi”音与其前后二度音的关系比较特殊，因此，老艺人们还总结出伴奏时呼胡“上平尺满六指绵”（工尺谱），意思是演奏时dol要准，re要偏高一点，sol要偏低一点旋律才好听，这也是晋剧音乐风格的重要体现。当然这并不绝对，在演奏时，依演员唱腔、剧情等情况还有着微妙的变化。熟悉晋剧的人，只要听几个音就能辨别出来是晋剧音乐。
二、晋剧弓弦乐的艺术特点
晋剧场面艺术经过长期实践，逐步总结出一些相应的方法和规律，形成了稳定的风格。其文场弓弦乐器――呼胡和二弦的艺术特点即是它们伴奏、合作特点：二者演奏相辅相成、音色互助，表现为即兴的支声复调，在听觉上有着独特的魅力，具有朴素、自然的美感。
1.伴奏乐器的分工
在文场伴奏中呼胡是主奏，根据剧情需要有时要灵活起奏、为演员亮调、或者合理选择曲牌；有时要配合演员的唱腔与动作奏出声效；有时它要紧跟剧情，带动、指挥其它乐器的演奏。二弦是装饰性的伴奏，演奏时大多用“抹擦”的手法，对主旋律加花变奏，起奏、止奏较为自由，但不能喧宾夺主。因此在晋剧场面中，呼胡要当一半的家，演奏者是仅次于鼓师作用的乐师，二弦较为依附于呼胡的演奏，起丰富伴奏乐队旋律和音乐律动的作用。文场中的其它两件伴奏乐器――三股弦、四股弦，也演奏主旋，发挥弹拨乐器自身特点，起着为唱腔增加节奏律动的作用。有戏谚云“呼胡立杆子，二弦穿眼子，三弦补窟子，四弦掌尺子。”意思是呼胡奏主旋律，是乐队的支柱；二弦以华彩性演奏穿梭于旋律中，丰富旋律中的织体；三弦、四弦则是把持着乐队的节奏律动与节拍，形象地描绘出晋剧文场四大件合作的分工和音响效果。
2.呼胡和二弦在伴奏中的作用
如果将晋剧音乐的表演比作完整的一个人，那么呼胡的作用好比“筋”，演奏时不绝如缕，绵绵不断，一直紧跟演员的唱腔和场面的需要，仿佛乐队的“筋脉”，它是贯穿戏曲音乐的一条主线。二弦的作用好比“血”，其伴奏旋律与其他乐器不同，而是与主旋律形成三度、四度或五度的装饰性旋律，活跃音乐语言，增加节奏律动，在文场伴奏中“活血通络”，使音乐进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3.呼胡和二弦的音色互助
呼胡属于中音或次中音板胡，音色柔美，发音柔和浑厚，有着浓重的“葫芦味”，行内人称其“梅音”或“堂音”。二弦的音域比呼胡高八度，音色嘹亮清脆，跳跃活泼。在乐队中，呼胡和二弦利用在音色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伴奏时通过音色互助来丰富音响。呼胡声音相对柔和含蓄，如丝如缕，绵绵不断，而二弦演奏时声音更像是一个“花腔女高音”，高亢嘹亮，婉转如莺。这样的“男女声二重唱”，单从音响上来欣赏不能不说是一对绝妙的黄金搭档。
三、晋剧文场弓弦乐风格之产生
戏曲作为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综合艺术，各剧种之间虽然具有许多共性，但戏曲在传承、外流过程中，会与当地音乐文化、地方方言、社会环境等因素相融合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特征。例如将晋剧与我们熟悉的“国粹”京剧作比较，虽然文场弓弦乐器同是两件，但无论是形制、音色，还是伴奏方式均有不同：京剧文场主奏京胡音色高亢清脆，另一弓弦乐器京二胡声音较为黯淡柔和；在伴奏乐队中，二者演奏相同旋律，京胡演奏主旋律，京二胡就像京胡的影子跟随其后，形影不离。晋剧文场主奏呼胡音色则浑厚柔和，二弦声音高亢清丽；二者伴奏时演奏不同旋律，呼胡演奏主旋律，二弦则为装饰性的伴奏，既能够和谐统一起到为主旋律增光添彩的作用，又发挥了各自的优势不失自己个性。
那么从产生到发展成熟，晋剧及其欣赏者为什么选择呼胡和二弦这样的伴奏模式作为其文场弓弦乐器呢？笔者下面将试图分析地域性对晋剧音乐风格产生的影响，从中发现晋剧选择呼胡、二弦作为文场弓弦乐器的必然性：
1. 特殊的地域文化渗透和影响着晋剧音乐的发展
山西的自然条件比较复杂，不同区域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包括风俗、习俗），以及当地人民的社会实践活动，形成了山西各区域民众不同的性格差异，必然会影响对艺术的审美意识和心理需求。比如在艺术上同是梆子腔，晋北、晋南、晋中所表现的风格则不同：晋北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历史上与游牧民族接触密切，人们性格中多豪放勇敢，因此北路梆子唱腔表现得多高亢热情，郭沫若先生曾叹之“激昂慷慨不寻常”；晋南自然环境适宜于农耕，自古人民性格多温和、内向，注重礼仪学识，南路梆子（蒲剧）唱腔则较华丽纤细，柔媚活泼；而晋中地处黄土高原的汾河平原，蒙、汉、回、羌等民族交流甚密，长期以来是“朝廷之重镇，乱世之强藩”，也是农耕和游牧交汇融合之地，加之明清出现的晋商活动，人民的性格特点受到三种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晋商文化的影响，温和而含蓄，淳朴又率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中路梆子（晋剧）唱腔音调较为中正平和，表演自然朴实，弓弦乐器呼胡的绵长加二弦的嘹亮的演奏风格，也更符合晋剧表演艺术的要求。
2. 晋剧所选择的乐器与唱腔风格协调一致
晋剧伴奏乐器的确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从第一代老艺人高彭根②开始就在不断地对呼胡进行改良，最初的呼胡形体较小，音量也不大，伴奏时高音较突出但不够浑厚，随着晋剧艺术的发展要求才逐渐变化成为现今模样。晋剧唱腔多以平和优雅见长，许多著名唱段如《教子》《空城计》等都具有这个特点，采用浑厚柔和的中音弓弦乐器作为文场主奏乐器进行伴奏，可以更好地体现音乐风格。那些舒缓而含蓄激情的唱腔在呼胡和二弦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即兴重奏方式的衬托和润饰下，听起来洋洋盈耳、赏心悦目，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当地人民朴素的审美观。
3.作为晋剧的重要听众，晋商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晋剧艺术
（1）由于晋商娱乐的需要，山西梆子、地方小戏曲等“精神产品”在经济上获得支持，得以较快、良好地发展。例如晋中商人在祭祀、庆典中都要请中路梆子演出，为这一剧种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舞台；还出资兴办戏班，如咸丰年间祁县渠氏的“三庆戏班”，每年到各地巡演，年终再回到本地“汇演”，多时由四组班子轮番上演，热闹非凡。
（2）晋商经济交流的过程中促进了戏曲文化的交流, 换句话说商路即戏路。明清晋商“致富皆在千里或万里之外”，远离家乡且晋商内部管理严明，晋剧作为他们主要的、有时是唯一的娱乐手段，便被经常邀请或随行到各地商埠所在地演出。晋商的发展使晋剧音乐走出山西，并有机会与各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进行交流，取其之长，丰富表演艺术。
（3）晋商中的一些人由爱戏到成为票友，进而成为晋剧传承发展的一分子，对晋剧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弥补了晋剧艺人们在理论和文化层次上的不足。例如祁县富商韩子谦，热衷于晋剧、木偶、秧歌等民间艺术。他曾专门请晋剧艺术名流前来聚会，还成立戏曲研究社，当时称之为“戏窝子”，并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艺术等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改革。
（4）晋商文化是在某个历史时期、特定的地域条件下产生的经济文化现象，它融汇了中国儒家思想、诚信商业经营理念、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以及晋人纯朴内敛的性格特征等等因素。这些直接影响晋商精神文化底蕴的要素，也影响了同时期、同地域产生的晋剧音乐，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例如晋剧音乐风格所表现的淳厚、平和、中庸、不张扬，即是与晋商的博大宽厚、兼容并蓄、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内力与特点有异曲同工之处。体现在晋剧弓弦乐器――呼胡和二弦演奏艺术中表现出的浑厚与高亢、虚实相应的对立统一现象，与晋商率直纯朴天性与行业中审时度势的中庸之道，晋人固守故土的传统观念与勇于外出经商的开放意识，经营商业能够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等复杂、矛盾的现象具有一定的共性。
如今许多剧种的伴奏乐器走向了独奏舞台，展示了我国丰富绚烂的戏曲音乐文化与地方艺术特点，如京剧的京胡、豫剧的坠胡。我衷心地希望晋剧的这两件独具地方风格魅力的弓弦乐器在舞台上也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为胡琴家族增光添彩。
晋商文化论文篇12
本文拟通过梳理明清晋商的历史脉络，重点对明清晋商的会计成就进行粗浅的分析、研究。
一、晋商与明清晋商
晋商是山西商人的简称。晋，古晋国之简称，也是山西省今之简称；商，古时专指流动性从事商品买卖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没有任何一个商人群体能够像山西商帮那样，长时间地把持全国的经济命脉，左右全国的经济走向。
（一）晋商的理论界定
关于什么是晋商，晋商的概念应该如何界定，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山西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高春平强调商人的籍贯：“凡是具有山西籍的，都可称晋商（《山西工人报》2008.01.18第1版）”。经济学家梁小民则强调商人的品质：“昔日乔家大院乔家的节俭、诚信，是晋商精神的代表。今天的山西大商人多是煤老板，奢侈浪费成风，已丢失晋商精神，不算晋商”（梁小民《小民话晋商》）。晋商的概念究竟应该怎样界定？是按照籍贯界定，还是按照品质界定，还是按照其他标准界定？这是必须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高春平先生的判断是一种模糊性的判断，山西籍究竟指祖籍，还是现籍，或者是二者兼之？梁小民先生虽然强调了晋商的品质，但对晋商的外延没有界定，也属于一个不完整的概念。
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属于晋商范畴？晋商的外延应该包含什么？从历史视角分析，晋商可以分为传统晋商和现代晋商；从经营领域分析，现代意义上的商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商品流通领域，而是泛指一切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流通、资本运作等经济活动的人；从活动地域分析，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在山西生活，在山西创业，从而成为晋商一员，这肯定没有什么异议。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以山西作为其创业的基础和大本营，以山西商人特有的品格冲出山西，驰骋全国，甚至风云世界，这样的人也应该属于山西商人。笔者认为，只有这两种类型的商人才能够叫做山西商人，属于晋商范畴。还有两部分人就值得商榷：一部分人祖籍是山西，本人并未在山西生活过，或者祖籍山西也有过山西的生活经历，但是在山西以外的地域注册创业和发展，以山西以外的地域作为大本营成就事业的商人，如台湾巨贾郭台铭、百度总裁李彦宏等等；另一部分是非山西籍的商人以山西作为舞台而成就了事业的商人，如一些在山西成就事业的浙江商人和福建商人。这两部分商人不属于晋商范畴。
综上所述，晋商应该是由具有山西籍贯，受三晋文化熏陶，具有山西商人特有气质和品格，以山西作为创业基础和事业大本营的商人或商人群体。
（二）晋商的发展脉络
晋商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国最早记载晋商活动的历史文献是《国语・晋语》。春秋时期，晋国曾经采取“轻关、易道、通商、惠工、宽农”的经济政策，打破地域之间的贸易壁垒，大规模地修筑道路，鼓励人们进行贸易、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活动。鲁国商人猗顿曾经长期在晋南一带从事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古书称“息不可记，其财产可与王公大臣相比。”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原地区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经济上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商人，其中就包括一些零零星星的山西商人，如西汉的聂壹（山西马邑人）、东汉的王烈（山西太原人）、魏晋南北朝的莫含（山西繁峙人）、隋末唐初的武士（山西文水人）、宋朝的张永德（山西阳曲人）等等。不过，这一时期这些出类拔萃的商人或者商人代表，还未形成鲜明独特的商业风格，也没有成为一帮具有共同特点的商人群体，因此，明清之前的晋商尽管有悠久的历史，但没有形成体系，是零星的、分散的。
晋商作为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商帮群体，发轫在明初，发展于明朝中后期，鼎盛于清朝时期。山西盐商是晋商始祖。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在人们的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盐既是民众必需的生活资料，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之一。山西南部“沃饶而近盐”，山西河东（秦时置河东郡）解州是中原地区主要的湖盐（也叫池盐）产地，因地处河东潞村，故称河东盐或潞盐，跨秦、晋、豫三省边界的河东盐池以丰富的湖盐资源和发达的盐业生产滋润了夏、商、周三代辉煌的文明。正因为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因此有史以来盐业一直是由官府垄断经营。商人从事盐业是从北宋开始的，著名晋商研究专家张正明先生认为，从北宋雍熙年开始“折中制”，商人介入盐业经营，一直发展到明代的“开中制”，河东盐商正式登上了经营食盐的历史舞台，同时也揭开了晋商商界五百余年的序幕。
以明初“开中制”为契机，一些晋商抓住千载难逢的大好商机，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随后，晋商的商业队伍不断扩大，经营活动范围稳步拓展，经营对象趋于多元，渐渐形成了独特的商业风格，逐步建立了以山西商人为主体的、松散型的商会等商业组织，一支强大的商业巨舰称雄商界五百年。
明清晋商就是指明清时期这支影响甚大的山西商人集团。
二、明清晋商的地位
明清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纵横欧亚九千里，叱咤商界五百年，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稳固地确立了其在中国商界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
（一）明清晋商的经济地位
从历史上考察，山西商人在商界的地位在明代中期就已经基本确立。明万历谢肇就曾经在其《五杂俎》中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钱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明・《五杂俎》卷四）。
到了清代，山西商人群体越来越庞大，积累的财富越来越丰厚，在商界的地位越来越显赫。顺治元年，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有仁向皇帝奏曰：“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所出，国用不匮矣”（清・《清世祖实录》）。这充分说明山西商帮在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道光二年（1822年），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针对嘉道之际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向道光皇帝提交了《西域置行省议》的奏折，提出了著名的“损益之道”。“何谓损益之道？曰：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两言而已矣。今中国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黄河日益为患，大官非不忧，主上非不谘，而不外乎开捐例、加赋、加盐价之议。譬如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无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败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飧烟草，，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奚暇问年岁？”（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他分析了京师、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地有相当一部分百姓游手好闲的现状后，建议从以上地区向嘉峪关外人口密度小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但他又特别提议，两个地区条件不备不宜迁：“云南、贵州、两湖、两广相距亦远，四川地广人希，不宜再徙”（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还有两个地区考虑都不用考虑：一个是江浙一带，百姓身体孱弱，不用考虑。他说：“大江而南，筋力柔弱，道路险远，易以生怨，毋庸议”（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山西一带则比较富庶，也不用考虑。他在奏本中解释山西不迁的原因时说“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而愿往者不禁”（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龚自珍，浙江人。如果说他呵护家乡父老怀有反哺桑梓之心，那么他对山西的特殊“关照”则没有夹带丝毫的个人感彩。
晋商的财力究竟有多大？要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一方面晋商作为民间商人，其财富的多寡官方难以取得准确的数字；另一方面，晋商本身就有不愿露富的习惯和风格，仅从面上难以窥见晋商财富的全貌。因此，笔者参考了清代两份文献资料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一份资料是咸丰年间广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他在奏本中讲：“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阖族家资各千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清・《军录》）。另一份资料是清末学者徐珂所著的《清稗类钞》。《清稗类钞》记载了光绪时期中国最富有的15位晋商，其中临汾的亢氏为山西最富，资产额在一千万两以上；介休县的侯氏居其次，资产额在七八百万两；第三位是太谷县的曹氏，资产六七百万两；第四位是祁县的乔氏，资产四五百万两；第五位是祁县的渠氏，资产三四百万两；第六位是榆次县的常氏，资产百数十万两；第七位是太谷县的刘氏，资产百万两内外；第八位是榆次县的侯氏，资产八十万两；第九位是太谷县的武氏，资产五十万两；第十位是榆次县的王氏，资产五十万两；十一位是太谷县的孟氏，资产四十万两；十二位是榆次县的何氏，资产四十万两；十三位是太谷县的杨氏，资产三十万两；十四位是介休县的冀氏，资产三十万两；十五位是榆次县的郝氏，资产三十万两（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卷）。
笔者再结合清代其他史料进行综合分析。《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光绪年间全国的年财政收入为三千万两左右，由此推算，山西临汾亢氏的财富是全国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山西太谷孙氏的财富则是全国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而2007福布斯大陆富豪榜首富杨惠妍的碧桂园财富为1211.5亿人民币，是同年全国的财政收入5.2万亿人民币的百分之二多一点。光绪时期亢氏拥有千万资产，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如果用当时购买面粉的价格与当前的价格进行比较，一两银子大体相当于现在200元人民币，亢氏的千万财富相当于现在的20亿人民币，而太谷孙氏的财富相当于现在的40亿人民币。
（二）明清晋商的文化地位
晋商不仅创造了中国商业经济的辉煌，也铸就了特有的商业文化品格。长期以来，山西商人不断开拓创新，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敢为人先、任人唯贤、重义轻利、重商轻儒、崇尚节俭的商业文化品味和商业思想。
晋商目光敏锐，行动果敢，敢为人先，在明清商人阶层中具有开拓创新的商界领袖风范。晋商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其经营范围广、经营区域大、从业人员多、经营理念先进的基础上，于道光初期率先创设了票号。
晋商能够秉持“以人为本，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在明清十大商帮中具有任人唯贤的特殊品质。明清中国的十大商帮大部分是以乡情乡谊为基础结帮经营的，许多商帮以宗族势力作为经营的基础力量，借用宗族势力控制或垄断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的业务，甚至借助宗法力量控制伙计。晋商所不同的是，尽管也以乡情乡谊结帮，但总体上要相对松弛。比如，晋商商号规定不准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学徒和伙计必须按规定程序录用，对品行可靠、业务熟练的伙计大胆使用，破格提拔。在人才战略上，晋商已经领先其他商帮一着，形成了独特的用人文化。
晋商在利益的取舍上，能够牺牲眼前利益，更加注重长远利益，为人类贡献了重义轻利的商业文明。商人品质的不同就在于当小利益与大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发生矛盾时的不同选择。十大商帮普遍重视信誉、讲究义利，但晋商更加重义轻利。比如，从晋商处理与“相与”的关系就可以看出其深厚的义利文化。“相与”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客户”或者“业务关系”，晋商对“相与”的选择非常谨慎，但是一旦与之建立“相与”关系则十分珍惜，不管出现多么严重的危机都要全力维持。比如祁县双盛公、双盛茂商号欠复盛公银两6万两，给复盛公东家磕一头便了事。无偿还能力的“相与”清偿债务的形式非常简单，可以用简单的家产或土地抵偿，甚至可以象征性地还一把斧头或一只箩筐。晋商认为意外亏欠乃难免之事，保护了一个“相与”，就可以在商界树立起较好的信誉和商德，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山西商人更注重长远利益。
晋商重商轻儒，重利甚于重名，形成了“重商、轻儒、淡仕”的特殊风格。明清时期，山西经商成风，青年才俊或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才，大都首先选择经商。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清・《雍正朱批谕旨》）。雍正皇帝并不完全同意刘於义的观点，三天后他批复说：“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清・《雍正朱批谕旨》）。不同的人生理念导致了最直接的结果是：清朝260多年产生了114个状元，其中江苏多达49人，浙江多达20人，山西无一人。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从春秋到宋元，山西一直是全国有名的文化大省和教育强省。
晋商以艰苦朴素为立家之本，笃定了崇尚节俭的商人精神。晋商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为生活理念，以艰苦朴素为立业之本，腰缠万贯的东家设法把赚下的大钱汇回老家，或挖窖埋藏，或建起深宅大院；掌柜和伙计们穿褪色布袍，戴瓜皮小帽，嚼葱蒜馒头，从外表和穿着上根本看不出他们是一方商业码头的把持人。
卓越的经济地位和独特文化品位铸就了晋商几百年的辉煌，梁启超先生曾经激动地评价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以此自夸于世界人之前。夫一国独精之业，岂在乎多？得一二业足以自豪，则已足与世界人民角逐于竞争场矣”（民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莅山西票商欢迎会演说辞〉》）。
三、明清晋商的会计成就
明清晋商在取得辉煌商业成就的同时，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委托的先驱
现代会计的理论基础是契约理论下的委托理论。委托的关系双方是委托人和人，世界各个领域包括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关系，如股东与经理、经理与员工、选民与人民代表、公民与政府官员、当事人与律师等等都可以归结为委托人与人的关系。西方委托理论认为：委托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委托关系的产生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条件：一个是生产力发展使得专业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个是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有知识、能力和精力行使被委托的权利。
明清时期，许多山西商号的投资者基本是从自己投资自己经营起家的，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经营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投资者没有精力料理全部业务时，就需要采用委托形式，聘用经营管理人员，出让资本经营权，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委托的主要标志。晋商会计的实践证明，具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明朝末年萌芽的“自本伙营，东伙分权”制度就是中国较早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是中国式委托在实践层面的重要例证。明代庞尚鹏《清理延绥屯田疏》中有记载：“间有山西远商前来镇城，将巨资交与土商，朋合营利，各私立契券，捐资本者计利若干，躬输纳者分息若干，有无相资，劳逸共济，宜其不相负也”（明・《明经世文编》）。这标志着以“东伙分权”为主要特征的委托已经萌发。中国式委托从明末诞生以来，影响了有清一代。进入清朝，晋商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商号的经营业务不断拓展，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一些大商号已经开始集团化经营。集团化经营的重要特点就是由东家（所有者）出资设总号与分号，分别聘请不同的掌柜（经营者）与伙计把持经营。东家作为投资人，一般不参与商号的具体经营活动，掌柜与伙计是东家经济活动的受托人，对东家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负责。著名的日升昌票号的东家是平遥县达蒲村的李大全，而聘用的大掌柜（经理）是著名理财家雷履泰；蔚泰厚票号的东家是介休北贾村的侯荫昌，聘用的掌柜（经理）则是原日升昌票号的二掌柜（协理）毛鸿。晋商商号的组织机构尽管是根据各自的经济业务设立的，但总体上都是由东家聘请，大掌柜牵头组成，一般设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账房、柜员、学徒等人，大掌柜对东家直接负责，居于领导层面的二掌柜、三掌柜的聘用是由东家出面的。
绵延了几百年的晋商会计是中国会计委托的先驱。
（二）中国股份制的萌芽
股份制企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利益主体，以集股经营的方式自愿结合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分离、利于强化企业经营管理职能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在保持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把分散的使用权转化为集中的使用权。明清时期的股份制是自由民之间或手工业者之间以人、财、物各项要素的一项或几项为联合内容的合伙经营的经济组织形式。
明清时期许多大规模的晋商商号实行了股份制形式。股份制是以入股方式把分散的、属于不同人所有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统一使用、合伙经营、自负盈亏、按股分红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下，东家出资本进行投资形成银股，掌柜和工友根据业务能力的大小和资格形成身股，两种不同性质的股合称银俸。伙计的身股与东家的银股同股同权，平等参与商号的利润分配。正常情况下，股份制形式的商号银股要占到全部股份的一半以上。明清晋商的股份制商号在合伙内容、经营方式、分配办法等方面，已经有了明确的规范，形成了较为严格的股份分配制度。
黄鉴辉先生在《晋商经营之道》一书中披露的太谷氏志成信商号同治十二年所立股份制商号的合约就是一个典型的股份制案例。合约如下：
立合同仑同管事伙友孔宪仁、马应彪等，情因志成信生意开设，历年已久，号体屡露，参差不齐。今东伙共同议定明白，业已复兴振作，从此原日旧东有减退增加，另有新添东家，已入本账，逐一可考。字号仍系志成信，设立太谷城内西街，以发卖苏广丝绸杂货为生涯，共计正东名下本银三万四千两，按每两千两作为银股一俸，统共计银股十七俸。众伙身股，另列于后。自立之后，务要同心协力，以追管晏圣明之遗风，矢公矢正，而垂永远无弊之事业。日后蒙天赐福，按人银俸股均分，倘有不公不法，积私肥己者，逐出号外。照此一样，立写二十二张，众东各执一张，铺中公存一张，以为永远存证，恐口难凭，立合同为证。
兹将人银俸股开列于后，计开：
兹汝楫宅入本银一千两作为银股五厘
汝霖宅入本银四千两作为银股二俸
曹福善堂入本银二千两作为银股一俸
荣善堂入本银一千两作为银股五厘
纯复堂入本银一千两作为银股五厘
保和堂入本银一千两作为银股五厘
聚义堂入本银一千两作为银股五厘
曹敦古堂入本银二千两作为银股一俸
孙义生集入本银二千两作为银股一俸
吕福庆堂入本银三千两作为银股一俸五厘
吕荣寿堂入本银二千两作为银股一俸
张善一堂入本银二千两作为银股一俸
武树德堂入本银一千两作为银股五厘
高同善堂入本银二千两作为银股一俸
马锡福堂入本银二千两作为银股一俸
孔行素堂入本银一千两作为银股五厘
孔经手维吴堂入本银二千两作为银股一俸
王忠恕堂入本银一千两作为银股五厘
苏积善堂入本银一千两作为银股五厘
张时中堂入本银一千两作为银股五厘
苗春田堂入本银一千两作为银股五厘
尚德公顶身股一俸
仑顶身股五厘
孔宪仁顶身股一俸
马应彪顶身股一俸
苏溶顶身股一俸
武步蛟顶身股五厘
师国祯顶身股六厘
张玉琴顶身股四厘
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一日
谷邑志成信公记
本合约涉及银股股东21人，银股为17股，每股2 000两，共筹银股34 000两。身股股东8人，共计身股6股，全部股份合计23股。
明清晋商是我国近代史上较早的股份制经营的实践者。
（三）中国期权激励制度的开拓者
期权本是经济学范畴中的一个专用名词，是未来的企业财产所有权利。期权激励制度就是通过分配或转售的形式把企业的一部分股权无偿或有偿地转移给经营者和管理者，把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利益与企业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的一种旨在实现“双赢”或“多赢”局面的激励形式。
在委托的关系中，委托人和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是不同的，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价值更大化，而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发生冲突，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制约，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为了防止人的败德行为，委托人一般会采取以下策略：首先要对人进行以物质利益为基本内容的激励，使人利益追求能够得到基本实现；其次是对人的过程实行有效的监督，这样使得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效用函数。这种策略组合被称为“萝卜加大棒”，期权激励制度就是其中所谓的“萝卜”。
晋商实践证明，顶身股制度（晋商叫做“顶生意”）是中国最早的期权激励制度。顶身股制度是明清山西商帮所始创的一种承认人力资源的商品属性，允许人力资源要素参与财务成果分配的一种原始的股份制，是商业投资者（东家）让渡利润的一种形式。其基本做法是：资本投资人（东家）投资资本形成物质资本（银股），同时投资人根据经营者（掌柜和伙计）业务能力的大小确定为其人力资源资本（身股），旨在通过身股形式把商号的经营成果与经营者的利益直接挂钩，激励经营者开拓市场，加强管理，提高效益。晋商的顶身股制度普遍把身股分为10厘、9厘、8厘、7厘、6厘、5厘、4厘、3厘、2厘、1厘共10个级别，起点为1厘，最高限为10厘（即1股），每隔一个会计周期，东家就要根据业务能力和经营成果调整工友的身股比例。
笔者继续借黄鉴辉先生在《晋商经营之道》一书中披露的太谷氏志成信商号资料进行分析。除去银股股东21人出资34 000两形成的17股银股外，还有8名伙友形成的身股6股，其中尚德、孔宪仁、马应彪、苏溶各顶1股，师国祯顶6厘，仑、武步蛟顶5厘，张玉琴顶4厘，人身股的份额是根据伙友在号中的资格和贡献确定的。每隔一定时间，股东们还会根据伙友的能力和贡献对身股进行调整，如祁县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五年时，王振铎的身股为5厘，高钰的为3厘，赵调元的为2厘；到光绪三十四年时，王振铎身股增为7厘，高钰的身股已经超过王升为1股（10厘），赵调元则升为4.5厘。
晋商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近代期权激励制度的开拓者。
（四）中国传统会计假设的奠基者
会计假设是会计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会计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现代会计假设包括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明清晋商尽管财贯天下、富可敌国，但是明清晋商会计属于民间会计。我国民间会计的特点是实践先于理论，明清晋商会计的许多核算制度和规定都是管理者根据需要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都是民间商号间约定俗成的普遍“规矩”。所以，明清晋商会计在实践层面有了系统的记账方法和账簿体系，但在理论层面却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出人意料的是，在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判断后，笔者惊奇地发现，明清晋商会计的理论基础非常坚实，特别表现在晋商会计的会计假设，与现代会计的会计假设进行比对，尽管二者相隔几百年，之间也未发现传承关系，但出奇地一致。
会计主体假设：小规模商号本身就是其会计主体。集团规模的晋商，一般分为总号、分号两级，实行两级分别经营，总号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的制度，分号只向总号报账，不负盈亏责任，因此总号是其会计主体。
持续经营假设：明清晋商的商号，无论是小规模商号还是集团规模的商号，不管其实际经营时期有多长，都设定是无限期的持续经营，因此所有的摊销分配都是以持续经营假设为条件的。
会计分期假设：明清晋商为了有效地考核商号的实际经营成果，比较准确地确定商号的经营损益，他们在持续经营假定的基础上合理地假设了一定的会计期间，规定了相对固定的会计分期（晋商会计称作账期）。晋商会计的会计分期是比较灵活的，受当时的通讯、交通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会计分期比现在要长，不同商号有不同的习惯性规定，长的有5－6年，短的有3年，集团规模的会计分期多数是4年。祁县乔家的复字号的账期一般是3年。
货币计量假设：明清时期的币制比较复杂，有银、钱、钞。一般情况下，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钱银兑换，比例固定。但晋商会计的货币计量是银本位，主要的会计报告均用银子作为统一计量单位，铜钱、钞票均要折算为银单位。
（五）中式会计四要素的缔造者
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所进行的分类，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是会计复式记账方法产生的基础。会计要素是单元还是多元，直接决定会计记账方法的发展水平。单式记账法下会计要素的特点是单要素。会计二要素、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六要素等多要素的出现，为复式记账方法的产生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国目前的会计要素体系是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等6个会计要素组成的，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要素体系则是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利得、费用和损失等7个会计要素组成的，美国FASB所定义的会计要素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净资产）、收入、费用、业主投资、业主派得、全面收益、利得和损失共计10个。不管会计要素有多少，只要其体系严谨、逻辑一致，能满足会计确认与计量的要求，就是一个合理的会计要素体系。
明清时期，民间商业会计把所有的经济业务分为进、缴、存、该四类，其中：“进”类核算所有收入项目；“缴”类核算所有支出项目；“存”类核算所有资产项目；“该”类核算所有负债项目。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进－缴＝存－该。会计学界一直把这种分类以及四者的关系叫做合龙门，据此而所使用的记账方法叫做“龙门账”，并把“龙门账”称为中国最早的复式记账法。但是，被称为中国最早复式记账的“龙门账”，是一个只在理论界相传而无确凿证据的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从学术界和实务界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分析，所谓的“龙门账”，仅仅是把账簿分为进、缴、存、该四类以及四者的关系为“进－缴＝存－该”，并没有提供其是复式记账的其他证据。
笔者考证，明清时期山西商界把经济业务分为进、缴、存、该四类并把四者的关系确定为“进－缴＝存－该”，实际上是对会计对象进行科学分类所确定的会计要素和会计要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分类以及所建立的平衡关系，恰恰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会计要素及其恒等式。笔者把明清时期会计平衡式与西方会计恒等式进行了比对、分析：
明清晋商中式会计的会计平衡式为：
进－缴＝存－该
其中：“进”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收入；“缴”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费用支出；“存”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资产；“该”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负债，替换后则为：
收入－费用＝资产－负债
由于广义的负债应包括狭义的负债（欠人）和投资者投入的银股，替换后则为：
收入－费用＝资产－（负债＋投资者资本）
由于收入减去费用等于利润，替换后则为：
利润＝资产－（负债＋投资者资本）
等式两边经过整理则为：
资产＝负债＋投资者资本＋利润
由于投资者资本与实现利润共同构成所有者权益，上述公式经过整理就变化成了西方会计的会计恒等式：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晋商文化论文篇13
1、关公是晋商的庇护神、精神偶像。晋商在外经商常常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因此，精神上企盼有神灵庇护，而地域亲情的关公，则是最佳的选择对象。关公被妇孺长幼顶礼膜拜，在民间关公已成为万能之神。晋商商号、会馆供奉关公，就是祈求这位神通广大的神祗庇佑他们，并从关公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以克服经商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2、上“酬神恩”下“联乡情”
晋商在外经商，天南地北，要打开局面，站稳脚跟，需要同乡互相照应，并在商界建立互信，关公是晋商的精神偶像，同时也是凝聚同乡商人并以诚信的象征。因此，晋商祭祀关公，既是“上酬神恩”“会聚乡公拜祝”的过程，也是通过“合属于同堂、崇隆祀典”，“通省联为一契，敦重乡谊”的过程，达到乡情永联，增强同乡凝聚力和山西地域商帮竞争力之目的。
3、以关公信义规范商业行为。
信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关公一生行“义”，成为民众心中诚信忠义的化身。晋商崇祀关公为精神偶像，以关公的“义”来规范商业行为，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公的信义取信于民，摒弃欺诈、假伪商业行为，并且请神威广大的关公日夜监督其精神世界和商业行为，以维护自身心理健康与提高防卫能力，从而有效地规范商业行为，使商业活动立于不败之地。在河南南阳社旗镇的山西会馆中，曾立有一块晋商同集会馆关帝庙议定规范商业行为碑刻，兹抄录如下：
同行商贾公论戥称定规矩
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戥称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应乎校准均匀公平无私，俱各遵依。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乖戾之情。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称之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惟日后紊乱规则，同禀明县主蔡老爷，发此钧谕，永除大弊。
大清雍正二年菊月 山西平阳曲沃
大清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重刻
行头隆茂店 合盛店
大生店 长盛店 同立
晋商为了公平交易，齐聚关帝庙协商定规矩，违者罚在关帝庙前戏台演戏三天，再犯者送官究治。以上可见，晋商是以关公的信义来净化心灵和规范商业行为。
明清晋商对关公的崇祀与信仰，对商业伦理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一，明清晋商对关公文化的宣扬，进一步丰富了中华商业伦理文化。
在明清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晋商坚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直接引入商界，作为经商的核心理念，提出“利以义制，名以清修”主张商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把我国的传统商业文化发展到一个新层次，进一步丰富了中化商业伦理文化。德国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中国商人没有独立的伦理体系与价值核心，所以中国商人是“不诚实的”，“彼此毫不信任”。从晋商结合关公文化传承中华商业伦理文化的实际，充分说明中国商人有着丰富的商业伦理文化与价值观念。
其二，通过崇奉关帝提高商人地位。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抑商政策，“士农工商”四民中，商人社会地位最低，商人同官府打交道和在社会上处于极不平等地位，但明清皇帝官府，都崇奉关公为“帝”、“神”。晋商顺应时势与潮流，通过崇奉关公从政治上、社会上、心理上都使自身形象得到提高，有利于维护自身合法利益。
其三，推动了我国建筑文化的发展。晋商以其巨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通过关公已是“帝”“圣”的崇高地位，在建筑上突破了封建王朝的限制，使晋商会馆关帝庙的建筑，达到堪与皇宫媲美的标准，在会馆内的木雕、砖雕等各种建筑，内涵丰富，艺术性强，把我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推向了一个新水平。现在山东聊城、河南社旗、湖北襄樊、河南开封、江苏苏州、内蒙多伦多等地山西会馆的建筑群已被列入国保单位。
其四、明清晋商通过对关公文化的宣扬，促进了地域文化的交流。
晋商崇祀关公，推动了各地方商人对关公的崇祀，推动了民间对关公的广泛崇祀。在晋商的影响下，各地商人祀关公之风“愈来愈盛，无法抑制”。进而推动了民间、商界对关公的崇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