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论文篇1
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并且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而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数量较少。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迅速增加。如中东欧转轨国家在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流向中东欧国家金融部门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的FDI；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银行市场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从数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引的FDI总额仅为60亿美元左右；而在1997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该数额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仅2001年一年便达到200亿美元。笔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FS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大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由此也纷纷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以便继续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即所谓的“跟随客户”（follow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这是早期的也是较有影响的对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理论解释。从实践上看，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欧盟东扩）的不断加快；而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则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资本进入其金融部门的政策，使FSFDI的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90年代初期，中东欧转轨国家普遍进行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清理、注资以及面向国内的私有化，但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却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银行改革过程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最终选择了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现为放松金融管制和开放资本账户；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逐渐开始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市场。这些举措消除了国际金融资本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提高了大型跨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性。
第三，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对利润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的需要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银行市场的内部整合，使其国内金融市场日趋饱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减。为了寻求更大的资产规模（避免被其他金融机构并购）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以增加盈利能力，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GeorgeClarke等（2001）指出，（新兴市场国家）非饱和的、欠发达的以及低效率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外资银行带来较高的收益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此外，这也是其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虽然有学者（Amihud等，2002）认为，FSFDI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分散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潜在的收益可能被新的经营风险抵消，以及FSFDI是否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效率也值得怀疑（Berger等，2000），但一般认为，FS-FDI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资产多样性并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同时可以获取规模经济的收益并提高经营效率。
第四，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与跨国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从而更加有利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组织和管理。Farouk（2004）指出，信息成本是影响FS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信息成本的影响最大。Buch（2001）的研究也表明，地理距离一直是外资银行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跨国交通的便利大大降低了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成本，而且信息网络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日益普及，也有利于外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分行（或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和信息分享，从而使其母行更容易提高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三、FSFDI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影响
1.FSFDI对资本分配效率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一般认为，FSFDI会强化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竞争，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道国（HostCoun-try，在本文中指吸收FSFDI的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运营成本并提高其效率（Claessens等，2001；ClaessensandLaeven，2003；MartinezandMody，2003）。虽然如此，但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一定带来利润的增长。一种解释是外资银行较国内银行更为保守，提取更高的不良贷款准备并执行严格的贷款风险评估方案；另一种解释是，竞争的加剧使贷款的价格（利率）更为低廉，向银行申请贷款变得更加容易，银行成本降低和运营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利益更多地被转移至客户身上。东道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使信贷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关系型融资得以控制。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在作贷款决策时，会依据其标准化的贷款条件和风险加权价格，排除那些不符合贷款标准、道德风险较高的申请者，进而降低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在新兴市场国家，一个普遍的担心是外资银行采用较为严格的贷款条件会增加一些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如中小企业将难以获得外资银行的贷款支持。如Berger等（2001）指出，由外资控股的大银行在向信息透明度不高的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存在缺陷。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如PeekandRosengren（1998）以及DeYoung等（1999）的研究证明，外资银行倾向于将贷款份额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并不高；MarcFarnoux等（2004）的研究也证明，外资银行在信贷分配上并不歧视东道国的中小企业。
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如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这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拓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占领市场份额（如为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必然要求在这些国家发展相应的金融市场。此外，外资银行出于避险和对冲风险的需要，会通过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构建法律框架的建议等方式协助东道国的金融当局发展相关的金融市场。
2.FSFDI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其金融创新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更新监管理念与监管方法，提高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从而加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为了规避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外资银行本身具有很强的维护和保持东道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从中长期来看，FSFDI能够增强东道国的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更加稳定。如Demirguc等（1998）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数量与东道国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外资银行具有稳定东道国金融体系的作用。Bonin等（2003）认为，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与私有化改革之初的混乱情况相比，外资银行起到了增加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外资银行作为跨国银行，其资本实力雄厚，资产多样化程度较高，信贷风险管理能力较强，因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波动的敏感度较低，能够为东道国的客户提供相对稳定的贷款。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敏感度较高的跨境贷款以及本地银行贷款则难以做到这一点。此外，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可能会起到“稳定锚”的作用。因为外资银行资本实力雄厚，而且在必要时会得到母银行的资金支持，这使其在东道国金融危机期间能够保持经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破产概率相对较低，因而有利于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主要由于投资者对其金融机构失去信心，而外资银行可以在危机时期充当东道国国内资金的“避风港”，从而使资本外逃变成东道国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转移（即资金由内资银行转向外资银行），减少由于资本外逃对汇率和利率形成的压力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
3.FSFDI产生的问题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挑战首先，外资银行的重大决策，如风险管理和信贷评估策略，往往由其所属国的总部决定，而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仅负责日常的管理和运营。因此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其总部的全球经营战略而丧失了独立性。这一方面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会更加专注于境内业务，进而导致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使东道国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总部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如在特殊情况下，当外资银行的总部陷入困境时，由此带来的全面收缩可能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传染效应。此外，外资银行总部的经营战略和风险偏好的变化也可能对东道国产生影响。如出于调整经营战略的考虑，外资银行总部可能缩减其在东道国的金融产品种类，而这可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相左。其次，FSFDI可能导致信息缺失进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当外资银行的总部决定将其在东道国境内的子银行摘牌停止上市时，会造成市场信息的缺失。一方面，股票市场所具有的价格信号功能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子公司不再需要公司的财务状况、营业状况等信息，市场透明度将会因此下降，市场分析人员也无法评估和分析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加重了信息不对称，并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也将变得困难。因为监管部门难以准确衡量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情况，这要求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弥补由于信息缺失带来的信息不对称。
总之，外资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金融创新可能会产生新的金融脆弱性，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重大挑战。1998年，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委员会举办的联合论坛上，与会各方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如何加强对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监管，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其中着重强调了应当加强外资银行所属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与合作，构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确保双方金融监管的审慎有效。
四、新兴市场国家吸收FSFDI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努力消除监管信息的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资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单独开设分行逐渐变为通过并购本土银行建立控股子公司。例如在中东欧国家，到2003年末，有超过85%的外资银行以控股子公司的形式开展业务；在1994至1998年间，外资银行在拉丁美洲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数量也由6家增加到56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大量投资，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控股子公司则可以利用杠杆效应，以等量资金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分支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只能以总行的名义开展各种业务，因而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而子公司则是独立于总行的法人实体，既有利于其总行实现多元化发展，也能有效应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权，规避各种针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条例。FSFDI形式的变化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监管信息的不对称。为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应当继续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改革陈旧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并与其外资银行所属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加强沟通，分享监管信息，以此努力消除监管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监管无效。
2.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虽然FSFDI能够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但FSFDI并不是越多越好，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至关重要。一方面，过高的FSFDI比率可能会使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FSFDI对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存在较强的正向激励，因此在理论上，一国存在一个FSFDI的合理比率。一般而言，小型开放型经济体更容易获得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因而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FSFDI比率，而规模较大的国家在吸收FSFDI问题上则须谨慎。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合理吸收FSFDI的同时，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如前文所述，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大型跨国银行的全球经营战略中而丧失了独立性，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当局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面对和接受外资银行的竞争与挑战。同时，提高国际化程度也是实现多元化发展，分散经营风险的客观要求。
3.统筹规划FSFDI的格局，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东道国的金融资产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无疑会对东道国的经济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如果东道国与该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致性较强，社会、历史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低，那么东道国可能会从这种集中的FSFDI格局中获益。但现实中，新兴市场国家很难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FSFDI来源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不仅会削弱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加深对该国经济的依赖，而且还会增加遭受来自该国外部冲击的风险。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FSFDI，很难与发达国家形成互动，即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很难向发达国家进行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为此，统筹规划FSFDI来源国的格局，避免本国的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就显得十分必要。从目前来看，拉丁美洲国家FSFDI的来源国集中程度较高，如在智利、阿根廷和巴西，每年分别有约91%、65%和58%的FSFDI来自西班牙；墨西哥每年约有66%的FS-FDI来自美国；中东欧转轨国家FSFDI来源国的格局则较为合理，如波兰每年吸收的FSFDI分别来自德国（22%）、美国（21%）、意大利（18%）、爱尔兰（14%）与荷兰（8%）；捷克FSFDI的主要来源国则为奥地利（39%）、比利时（24%）、法国（22%）和美国（12%）；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FSFDI数量较低，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
新兴市场论文篇2
从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来说，货币政策、外汇政策和资本市场开放是搭建有效的开放经济的三大方面。
（一）独立货币政策独立货币政策表明一国政府可根据本国经济增长现状来实施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对利率的自由调节来稳定经济，当经济过热时采用提高存贷款利率，当经济增速变缓时则采用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来刺激经济增长，以此来保证长期内一国经济平稳增长，而不用受制于世界利率r*或其他大国货币政策。Daly（1998）发现中央银行独立的国家采用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方法来使该国保持稳定持久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对外贸易以及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独立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积极作用。
（二）固定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可以稳定本币价值和国内物价，降低外汇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及风险担保成本，从而保护和促进外部投资增加和国际贸易发展。但是，固定汇率制的弊端是当开放经济受到外部市场冲击时，政府无法通过汇率浮动来吸收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安辉和黄万阳（2009）运用VAR方法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显著，ML条件成立。邹璇（2010）发现汇率刚性削弱了一国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且当该国资本流动性越强时，受到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越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固定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消极作用。
（三）资本完全流动资本完全流动是争议很大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一方面，资本完全流动使开放经济暴露在投机性热钱流动中，增加银行体系信用风险（谈世中，2002），干扰正常的资本运转，从而导致一国经济不稳定。这一点在最近20年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中得到证明。但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资本流动性越强，表明一国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转移效率越高，信息不对称性越低，同时对国际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同时，一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参与程度越高越能通过组合多样化来分散市场风险，并进一步降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的波动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资本完全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积极作用。
（四）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相比发达国家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市场及资本市场体系和制度仍在完善之中，因此市场效率较发达国家仍然偏低。在货币政策方面，Ajzenman（2008）发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由于货币政策维持稳定能够降低经济波动的预期，因此独立货币政策与贸易收入波动性显著负相关。在外汇政策方面，郑重（201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新兴市场国家最优外汇政策的选择取决于外部冲击的类型，在世界价格的冲击下，固定汇率制平抑投资、产出和消费的波动的效果优于浮动汇率制；但在世界利率的冲击下则刚好相反。在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方面，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运行效率远远不如发达国家，因此资本流动性越高，这些国家受到外部投机资本冲击的风险就越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4：独立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消极作用。H5：固定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消极作用。H6：资本完全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积极作用。
三、模型建立
（一）变量体系1．因变量。本文研究的是离岸服务外包发展，因此选择了两个因变量指标：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性。（1）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OSO）。由于对离岸服务外包的统计数据缺乏，因此本文选取新兴市场国家的其他服务贸易出口额②作为替代变量。（2）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性（Vol）。本文参考刘金全和刘志刚（2005）的度量方法，用样本长度固定的滚动标准差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率中的条件波动性进行度量。滚动标准差是指在整个样本观测区间中给定一个滚动时窗长度m③，t时（其中t的变化范围为从m到T）的滚动标准差为从t－m＋1时到t时的m个样本标准差。2．自变量。本文研究的是三元悖论理论中三大宏观经济政策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及其波动性的影响，主要涉及三个自变量：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Ajzenman（2008）对Krugman（1998）的三元悖论理论中的概念加以量化，形成可进行实证分析的变量，建立了三元悖论指数。本文对该模型进行适当调整，并用于分析：（1）独立货币政策（MI）。因为某些基准国的货币政策总是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不同国家货币政策制定的过程，因此，本文先使用目标新兴市场国家与基准国实际利率的相关性来度量目标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受基准国影响的程度，再取相反数来反映货币政策的独立程度。为使指标可比，将美国作为基准国，使用美国的年实际贷款利率来表示实际利率，并且使用相关系数本年与前一年、后一年（即t，t－1和t＋1）的三年移动平均数来使指标平滑。对公式作运算处理来使指标的值保持在（0，1）之间。这一指标的值越高，表示目标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受世界利率以及他国货币政策干扰越少，即越趋于独立。（2）固定汇率制（ERS）。本文先使用目标新兴市场国家月度对美元汇率的标准差来表示各新兴市场国家年度汇率波动性，再取其相反数表示这些国家每年的固定汇率，并且对公式作运算处理以使得指标的值保持在（0，1）之间。但是，这样直接使用该公式会存在缺陷，即月度汇率的细小波动将会引起标准差的较大波动，因而导致度量的指标值与维持固定汇率的国家政策目标相悖离。因此，在使用公式前应对月度汇率波动设置一个门槛，若某年12个月的月度汇率同上月相比波动幅度均在＋／－0．33％之内，或一年之中有10个月及以上月份的汇率没有产生任何变化，那么我们就直接将ERS的值设为1，表示该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该方法参考了Shambaugh（2004）。这一指标的值越高，表示汇率波动性越小，外汇政策越趋于固定汇率制。（3）资本完全流动（KAOPEN）。金融研究领域的学者普遍认为，国家间资本完全流动的程度是极难度量的指标。本文沿用美国学者Chinn和Ito（2008）创造的KAOPEN指数，该指数来源于IMF的每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AREAER）。Chinn和Ito（2008）在年报基础上设置了k1到k4四类0－1变量来分别表示多重汇率、限制现金账户交易、限制资本账户交易④和取消出口的条件等资本流动限制政策。然后将k1、k2、SHAREk3和k4进行标准化，再取主成份表示对资本完全流动的限制程度，再对其取倒数表示资本完全流动的程度，这就是KAOPEN指数，其数值介于（0，1）之间。这一指标的值越高，表示目标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完全流动程度越高。其中，k1表示是否存在多重汇率的dummy，不存在为0，存在为1；k2表示是否存在现金账户交易限制的dummy，完全开放为0，存在限制为1；k3表示是否存在资本账户交易限制的dummy，完全开放为0，存在限制为1，SHAREk3表示k3当年以及之前四年的平均数。k4表示存在取消出口的条件，不存在为0，存在为1。F（x）表示对上述4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四个外生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分别是各新兴市场国家以1999年为基期的每年实际GDP的对数（GDP），每年广义货币M2数量占本年GDP的百分比（M2），每年国内总储蓄额占本年GDP的百分比（Savings），以及每年货物贸易出口额占本年GDP的百分比（Trade）。
（二）实证模型为了验证假设1－3，本文设定了以下线性回归模型。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UNCTAD数据库以及IMF的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AREAER），样本来自于世界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最高的50个国家中的14个新兴市场国家（EME）⑥。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亚洲国家6个，欧洲国家2个，非洲国家1个，北美洲国家1个，拉丁美洲国家4个，并且完全涵盖金砖五国⑦，因此样本具有代表性。本文选取这些国家1999～2011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总体样本共计182个。
（一）描述性统计表2列出了本文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五国两个细分样本中各变量的基本统计量以及数据来源。如表2所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实际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OSO）的平均值远远大于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平均值，而金砖五国的实际收入额平均值更是达到总体样本的2倍多，其中，亚洲6国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占14个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收入额的75．67％，贡献率远远超过其他各洲国家。另外，金砖五国的收入额也占总体样本的73．09％，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分别占总体样本的35．02％和34．23％，分列世界离岸服务外包承接国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图2是比较三种类型经济体的三个自变量数值平均值直观差别的雷达图。从总体上看，三个自变量独立货币政策（MI），固定汇率制（ERS）和资本完全流动（KAOPEN）的取值范围大体介于0．3到0．7之间。其中，三种类型经济体的独立货币政策（MI）的取值非常接近，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货币市场完善程度存在共性，导致各国制定货币政策时受到世界利率和大国货币政策影响的程度大体一致。而金砖五国的固定汇率制（ERS）和资本完全流动（KAOPEN）均最小，反映金砖五国的资本完全流动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低，而且汇率越趋向于浮动汇率。图3显示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其细分市场在1999～2011年间独立货币政策（MI）的变化趋势。由图3中可见，独立货币政策（MI）经历了S型的剧烈变动。自21世纪初的高位跌至2004年的最低点，表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前期，由于美国正处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繁荣时期，同时实行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引发新兴市场国家将大规模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从而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制约。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时，新兴市场国家意识到正在为美国的债务买单，开始逐渐摆脱美国等大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因此独立货币政策（ERS）在危机后逐步回升。图4显示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及其细分样本的固定汇率制（ER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除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在2003年前后汇率稳定趋势稍有加强之外，新兴市场国家坚持固定汇率制的程度在十几年间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相比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和金砖五国来说，亚洲新兴市场的汇率稳定性较高。值得注意的是，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临时，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固定汇率制（ERS）均显著下降，跌至13年间的最低点，说明当一国经济面临外部冲击时，放弃固定汇率制而选择浮动汇率制，以此来缓冲国际危机对本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仍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措施，也直观表明了浮动汇率制能有效降低对外贸易及离岸服务外包产出波动的功能。图5显示了资本完全流动（KAOPEN）的变化趋势。该指数数值随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而上升。KAOPEN指数的变化异常平稳，甚至有些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在1999～2011年间从未变更过对资本完全流动管制的政策。如图所示，三类新兴市场国家的KAOPEN指数均表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其中，总体样本的指数水平高于两类细分样本，而令人意外的是，金砖五国的资本完全流动水平最低，表明这些国家相对于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对外开放政策更加保守。值得注意的是，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不同于一些欧洲国家，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不但没有限制资本流动，反而呈现出明显的逆市开放趋势。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为验证H1～3是否成立，本文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OLS）对模型（6）进行估计，对三类新兴市场样本数据作回归，回归结果呈现于表3。第（1）～（3）列是对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由于三个指标存在完全共线性，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模型中，因此将三大指标两两放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其中调整R2均在0．535以上，表明三元悖论模型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在第（1）列和第（2）列中，独立货币政策（MI）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无显著影响，H1未得到支持。可能的原因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尚不完善，货币政策刺激产出增长的传导性还未能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第（1）列和第（3）列中，固定汇率制（ERS）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呈现显著负相关，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H2得到支持。这一结果与Daly（1998）将对外贸易收入额作为因变量的结论保持一致，说明离岸服务外包作为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延续了对外贸易总体收入额的实证分析结果。在第（2）列和第（3）列中，资本完全流动（KAOPEN）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无显著影响。H3未得到支持。第（4）～（6）列是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样本的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相异的是，在第（4）列和第（5）列中，独立货币政策（MI）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呈显著正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H1得到支持。这一结果说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运行效果较好，对经济产出以及离岸服务外包等对外贸易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在第（4）列和第（6）列中，固定汇率制（ERS）基本与总体样本保持一致，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产生负面影响。H2得到支持。在第（5）列和第（6）列中，资本完全流动（KAOPEN）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没有显著影响，H3没有得到支持。说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体制不够完善，效率较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来说比较低下，因此，资本完全流动程度高并不能给提高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带来显著的正面影响。第（7）～（9）列是对金砖五国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独立货币政策（MI）的系数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金砖五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性不足。但是，固定汇率制（ERS）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浮动汇率制比固定汇率制能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波动，促进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平稳增长。令人吃惊的是，资本完全流动（KAOPEN）的系数显著为负，且通过1％水平检验。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金砖五国的资本市场体系尚有较大风险，盲目开放资本项目流动，不但不能提高离岸服务外包收入，反而可能加剧国际市场上的投机性热钱流动，从而引发经济波动。为了验证H4～6，本研究继续采用PooledOLS估计了模型（8），回归结果呈现于表4。PanelA显示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异常波动性的回归分析结果。由PanelA可见，货币独立政策和固定汇率制的异常波动率均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异常波动无显著影响，因此，H4和H5没有得到支持。这也许是由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灵，因此货币政策独立带来的稳定经济效应没能降低离岸服务外包波动性。而资本完全流动的异常波动则对因变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系数在1％水平上通过检验，H6得到支持。说明对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而言，资本流动性越高，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的风险越高。PanelB和PanelC分别显示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五国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异常波动性的回归分析结果。两个面板数据结果与总体样本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完全流动性的显著性水平较总体样本有所降低，说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五国相比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来说，资本流动性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的影响度较低。
新兴市场论文篇3
对此，中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春顶博士认为，此次危机使全球减弱对美国信心。专家表示，本次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传染全球，可谓“美国感冒，全球打喷嚏”，由此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二是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些失职。正是由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全球各国的反思，即过度依赖美国和美元的世界经济格局需要有所改变。
新兴市场引导世界经济复苏。
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中仍然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较强的抗危机能力，给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信心和支持。李春顶称，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主要在于动摇了世界对于美国的信心，以美国为主导的格局受到了一些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作为脱颖而出的一支力量，受到了世界关注。然而，实际情形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短期来看不会改变。
金融危机让新兴经济体看到国际。
经济旧秩序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与发达国家博弈过程中，新兴经济体能否掌握更多话语权？李春顶强调，新兴经济体同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而随着这些国家自身实力的增强，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提高，它们希望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权利。另外，它们希望建立能够考虑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益的全新国际经济体系。
李春顶表示，能够掌握话语权和增加谈判筹码不是一次危机就可以实现的结果，新兴经济参与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构，需要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腾表示：中国经济去年第二季度已经开始恢复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带领全球经济复苏”。很多经济学家都认同，在当前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已率先复苏，而且，与以往经济复苏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正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火车头。[论-文-网]
全面复苏尚需时日。
近期不少国家经济景气指数显好，对于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李春顶强调，未来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虽然近期各经济体均呈现了触底反弹的迹象，但能够维持全球增长的长期动力尚没有找到，近期的反弹不排除只是全球各国经济刺激方案的结果；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可能引起全球通胀的危险。所以，总体看，全球复苏趋势已现，但预计仍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恢复期，短期内全面复苏的概率不大。
布局新兴市场：企业家在行动。
新兴市场论文篇4
对此，中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春顶博士认为，此次危机使全球减弱对美国信心。专家表示，本次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传染全球，可谓“美国感冒，全球打喷嚏”，由此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二是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些失职。正是由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全球各国的反思，即过度依赖美国和美元的世界经济格局需要有所改变。
新兴市场引导世界经济复苏。
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中仍然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较强的抗危机能力，给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信心和支持。李春顶称，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主要在于动摇了世界对于美国的信心，以美国为主导的格局受到了一些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作为脱颖而出的一支力量，受到了世界关注。然而，实际情形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短期来看不会改变。
金融危机让新兴经济体看到国际。
经济旧秩序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与发达国家博弈过程中，新兴经济体能否掌握更多话语权？李春顶强调，新兴经济体同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而随着这些国家自身实力的增强，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提高，它们希望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权利。另外，它们希望建立能够考虑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益的全新国际经济体系。
李春顶表示，能够掌握话语权和增加谈判筹码不是一次危机就可以实现的结果，新兴经济参与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构，需要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腾表示：中国经济去年第二季度已经开始恢复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带领全球经济复苏”。很多经济学家都认同，在当前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已率先复苏，而且，与以往经济复苏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正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火车头。
全面复苏尚需时日。
近期不少国家经济景气指数显好，对于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李春顶强调，未来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虽然近期各经济体均呈现了触底反弹的迹象，但能够维持全球增长的长期动力尚没有找到，近期的反弹不排除只是全球各国经济刺激方案的结果；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可能引起全球通胀的危险。所以，总体看，全球复苏趋势已现，但预计仍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恢复期，短期内全面复苏的概率不大。
布局新兴市场：企业家在行动。
新兴市场论文篇5
原因
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引起的资本过度流入。虽然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并不一定总会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入，但是，90年代的实际情形是，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放慢造成了国际利率水平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使国际投资者相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具有良好的增长前景，甚至产生了非理性的过度预期。结果，伴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的大规模解除，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在这些国家，大规模流入的国际资本并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部门所吸收，而是停留在金融体系并且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本。从根本上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正是货币当局通过市场干预将这部分相对过剩的资本输出海外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资本过剩，是建立在资本过度流入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如果资本流入是适度的，那么，这种资本的过剩是本不应发生的。
其次，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从国际收支均衡的角度看，如果一国的资本账户顺差能够与经常账户的逆差大致相等，那么，官方外汇储备并不会出现过度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大幅度涨价，以及因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而引起的迅猛增长的国内投资、消费和公共部门支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因此，尽管那个时期同样是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本流入的高峰年代，但几乎所有国家都未曾出现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然而，90年代的情形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经过80年代末期开始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财政赤字已经大为减少，有的国家（如泰国）甚至还出现了财政盈余。同时，一些国家面对资本大量流入而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私人投资和消费。根据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我们知道，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减少甚至产生盈余。因此，可以认为，在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至少同70年代的情形相比）是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缺乏弹性的汇率安排。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出于加强国内货币纪律和维持出口产品竞争能力等方面的考虑，货币当局往往倾向于实行钉住汇率制度。在90年代，面对资本账户的大量顺差，为了避免本币的过快升值，一些国家的当局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市场干预，进而成为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直接原因。此外，不少研究还显示，缺乏钉住汇率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固定汇率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短期资本流入的风险贴水，并在事实上对获取外国贷款的国内企业形成隐含的政府担保，从而造成了更多的资本流入，并且最终导致更多的外汇储备积累。
最后，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的持续扩大，新兴市场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变得空前脆弱，来自于商品和资本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遗产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该在应付其成员国的货币与支付危机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它明显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支配，并且固守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教条，因此，在处理美洲以外的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动荡时不仅常常表现出冷漠和傲慢，而且即使提供资金援助也总是附加十分苛刻的紧缩性调整方案。由于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在不确定性日趋显著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提供有效的危机救援机制，因此，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并且承受着高昂的代价。
政策含义
针对以上问题，新兴市场国家无疑需要进行必要的战略和政策调整。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认为，首先，新兴市场国家应当对资本账户的开放战略进行必要的反思。虽然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于资本自由流动的利益进行了近乎完美的阐述，但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关实践却不断地表明，资本管制的放松或解除很可能导致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入。事实上，资本过度流入不仅可能引起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而且也是很多国家金融动荡的根源所在。因此，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审慎实施资本账户的开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可能更为符合自身的经济利益。由于直接投资一般与实体经济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而且常常伴随着进口的增加，因此，放松乃至解除这类资本的流入限制可以放在优先的地位。相比之下，由于证券资本流入和银行海外借款的自由化更容易引起资本的过度流入，因而需要更为审慎地对待。
值得指出的是，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战略中，资本流入的自由化似乎总比资本流出的自由化具有更为优先的地位。从鼓励资本流入、扩大利用外资，以及减少资本外逃等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其实，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解除资本流出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有利于资本的流入，因为它提高了国际投资者对该国投资环境的信心）。但是，如果一国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并且出现了资本流入与外汇储备同时快速增长的局面，那么，适当限制资本流入和更多地放松资本流出限制，将成为更为可取的政策选择。因为这有助于减少资本账户顺差和促进国际收支的均衡发展，进而减缓官方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同时，在一国存有大量官方储备情况下，减少资本流出限制以鼓励更多的私人海外投资，实际上意味着该国的海外资产在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发生了一定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既有利于提高国民利益（因为私人海外投资的收益率通常会高于官方储备的收益率），也有利于减少政府所承担的外汇储备风险。
新兴市场论文篇6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不仅仅是个微观市场结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重大问题。在熊彼特批判完全竞争模式的缺陷及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得到广泛认同后，市场完全竞争理论仅仅作为一种理想的但不切合实际的市场发展模式。而对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范式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完全垄断范式和寡头垄断范式，也将成为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模式选择的争论。
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分析
西部新兴产业内部层次明显，因技术、市场、资金、人才、政策环境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战略环节导入期较长，形成垄断市场结构，而非战略环节分散竞争，而且不具备重要的研发技术，因此竞争力差，具体表现为：
（一）市场不确定性降低
产业技术创新的开发，能否商业化运作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缺少有关特定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信息，市场发展更难以预测。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其需求对象及市场发展方向都相当明确，因而市场不确定性减少。
（二）市场容量大
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增加，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潜力巨大，同时对新兴产业，国家或地方政府有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以避免国外产品的冲击。
（三）产业链复杂
新兴产业包含着围绕特定产品或服务所开展的一系列生产或服务活动，存在上下游的链接关系，并形成了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产业链网络体系，其中支撑产业活动的关键技术的链接即核心技术链，它是支撑核心产业链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核心元件技术是指产业中核心元件的开发与设计技术，而产品架构技术指那些在终端产品实现过程中所使用的系统设计技术和重要组装技术（洪勇等，2007）。
新兴产业内部不同技术环节市场结构的变动趋势
西部地区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环节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将发生变化，表现为：
承接产业转移给西部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或地区努力保持技术垄断和技术优势，牢牢把握住其核心技术。当西部产业某一环节的技术突破时，我国东部或发达国家为了继续获取超额利润，将被迫转让部分核心技术。
资本积累不断增加。资本短缺曾经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及近年产业转移的不断增加，西部金融形势发生巨大的改变，一些大型企业也能够较容易地获得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资本约束大为减轻，部分产业甚至出现资本过剩现象。
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知识技术的传播、扩散及增值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趋势，主要因为新兴产业技术势差的普遍存在，从势位高的组织向外扩散，创新技术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伸展，加上西部企业缺乏成熟的技术保护机制，加速了技术的扩散。
市场需求因素。随着产业的发展，其商品将不断成熟，市场容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对该产业的技术、顾客、产品开发、竞争者情况等也有了确切的感知。另外，为了避开关税壁垒、反倾销及地方行政制约，规模企业可能会在西部直接投资建立生产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的知名度及需求。
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西部地区企业还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实现技术垄断；它们也难以像发达国家优势企业那样，生产出相互兼容的第二代产品，增加用户的转换成本，对两代产品实施捆绑销售（吴照云、余焕新，2008）。因此，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非核心环节也发生巨变，企业向集团化、集群化方向发展，竞争形态也由分散走向寡头。
西部地方政府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对新兴产业核心环节给予大力扶持
新兴产业核心环节肩负着振兴西部民族工业的使命，同时顶着技术创新的压力，应该受到重视，给予技术方面的扶持，比如，建设和完善科研基础设施对这类企业开放的机制，加速科技资源向这类企业的流动等。西部地区的新兴产业核心环节不仅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也是资金密集型的，因此特别需要资金和人才的支撑，如政府财政投入、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风险投资资金等。例如广西区政府通过完善和规范市场，完善中介服务，动员大量社会资金投入高技术产业领域。
（二）对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给予适当的引导
对于新兴产业中的非核心技术环节，政府有必要对其给予及时和必要的引导，避免其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发展产业集群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重要选择。产业集群，是指特定的领域里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建立在社会关系和网络基础之上，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划，引导进入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上企业形成产业集聚，进而形成集群。
（三）明确市场规则
核心环节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会诱使众多厂商进入该环节。因此，政府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防止产业进入成长期的混乱，如政府对特定新兴产业的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作出明确的规范。对进入进行管制是为避免厂商的过度进入导致过度和低效的竞争，降低退出壁垒是为经营不善的厂商提供一条正常、高效和低成本地转移配置不当资源的途径（杨蕙馨，2000）。
（四）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和引导
西部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国有制占据主体地位，而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一方面容易造成政企不分，另一方面由于产权单一，不易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限的提供公司持续发展资金的能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未来扩张能力（牛文等，2006）。相反，民营企业却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西部地方政府应在税收、资金、技术等方面给民营企业一定的扶持，引导创建合适的组织形式，拓展发展空间。
（五）推动企业优化重组
推动企业优化重组，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增强与国际规模企业竞争的实力。国际规模企业，在各自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同时适时进行重组与联合，优势互补已成为国外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而西部新兴产业，无论零部件生产企业还是整个产品生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技术交流合作不多，更别提重组与联合。因此，地方政府应在促进新兴产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专业化分工方面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吴照云，余焕新.中国新兴产业市场结构演变规律探究—以有机硅产业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8（12）
2.杨蕙馨.从进入退出角度看中国产业组织的合理化[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
3.陆奇斌等.中国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10）
新兴市场论文篇7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爆发在一国的金融危机往往会迅速传染到其他新兴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便波及南美和中欧，东亚金融危机更是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十数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一定会有传染效应。实际上，就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捷克刚刚发生过货币贬值。2002年阿根廷爆发货币危机之后，也没有殃及其他拉美国家。然而，在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几乎是无法治愈的，而新兴市场则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的群体。地理距离邻近的国家之间固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但隔着千山万水也可能难以幸免于难。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包括：（1）若干新兴市场有一个共同的贷款人。比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贷款人都是美国，所以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会波及菲律宾。这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银行受到损失，它们可能会收缩贷款，于是就影响到菲律宾所能贷到的资金。同样，日本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共同贷款人。无怪乎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首先影响到的就是这些国家。（2）同一区域内各国的资产价格变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各国的股票市场指数高度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3）新兴市场的贸易结构非常相似，在国际市场上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的格局。如果一国货币贬值，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能够提高其产品竞争力，但是与之竞争的其他新兴市场便受到影响。此外，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之后，该国的收入下降，导致其进口需求减少，这也将导致与之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其他国家出口减少。（4）投资者信心。由于新兴市场的经济结构非常相似，在同一区域内的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也较高，所以一国爆发货币危机将使投资者对其他国家同样产生“信任危机”。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强权政治对于新兴市场上的金融危机难辞其咎。艾琴格林指出，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供求双方中，供给一方占有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巨额外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利率较低，所以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海外投资途径。从这一点来看，国际资本的供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影响的外部变量，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各国之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涌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大批短期资本成了风险程度很高的“热钱”。就连许多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指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不相同的，自由贸易从理论上来讲能够提高全球福利，但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存在诸多潜在的风险。托宾就一直主张，要在飞速转动的轮子里掺沙子，使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如果爆发危机之后，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最终贷款人需要在整个金融体系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充当“消防队”的角色，通过提供流动性克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成功的最终贷款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行动速度要快、提供流动性应该是不限量的、得到流动性贷款应该有相应的条件（比如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IMF本来是应该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但是从其在东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IMF不仅反应迟缓，而且给出了许多错误的药方，不仅没有使得危机减缓，反而激化了危机。IMF的庞大官僚体系主要为G7，尤其是美国所把持，缺乏民主决策，新兴市场的声音与其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远远不相称。危机过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主张国内私有化、对外加速资本开放、尽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所谓“华盛顿共识”，除了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之外，还反映出华尔街金融巨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及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墨西哥与美国比邻而居，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就将导致大量移民流入美国，所以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表现出少有的默契和团结，对墨西哥给予大量援助。
如何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必须从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进行改革：
新兴市场论文篇8
本次分会议题例如（但不局限于此）：
·新兴市场旅游者研究的环境背景特征
·现有理论和模型对于理解新兴市场旅游者的作用
·国家文化与旅游行为
·研究新兴市场旅游者行为面临的方法论挑战
·产品偏好、旅行动机和限制因素
·旅游决策过程和信息搜索
·旅游目的地形象和认知
·不同细分市场的旅游行为和心理
在“新兴市场旅游者行为”分会上报告的论文中，少量严格挑选出来的优秀论文将有机会刊登在Jurnalof Travel Research的同专题系列里。如果您对于在此专题系列中感兴趣，请明确告知分会主席。论文一旦获选，您还需要向Jurnal of Travel Research提交论文全文以供进一步审稿。
所有的论文提交、审阅和通知均须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如果您在论文提交7天之内未收到提交确认，请联络分会主席。进入审稿过程的论文须通过双盲审程序。请采用Word文档提交论文，选用Times NewRoman体12号字。初次提交的会议论文需要标注页码，正文长度需在20页以内（双倍行距）。论文格式必须符合Jurnal of Travel Research的格式要求。请将所有图表放置于文章最末（参考文献之后）。论文作者的信息（工作单位、邮寄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地址）只能列于标题页。
请在2014年1月15日以前将论文提交给分会主席/客座主编李想博士（Dr.Xiang（Robert）Li）。
新兴市场论文篇9
一、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及结果
近二十年来,以东亚、拉美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凭其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吸引了国际资本的注意力,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过去相比有了极大的增长。国际资本的流入一方面推动了新兴市场国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构成了这些国家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同时也为货币政策带来了挑战。由资本流动引发的资本逆转、债务美元化以及资本流动顺周期特征,是新兴市场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也是传统的货币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研究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选择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给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
(一)资本流动的强顺周期性
新兴市场国和发达国家相比,资本流动呈现出极强的顺周期性(procyclical nature)。资本流动顺周期性是指,当这些新兴市场国经济表现较好时,资本大量流入,资金融资成本降低,继续推动经济的繁荣,相反在经济出现滑坡时,资本又会争先退出新兴市场,融资成本上升,使得这些新兴市场国经济雪上加霜。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在不同经济阶段中的差异不大,但对于新兴市场国而言,繁荣期的资本净流入要远远高于萧条期。另外,表I也告诉我们当新兴市场国处于经济繁荣时,由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等级较好,国际资本的融资利率较低,而在经济出现不利因素时,信用等级升级很快,国际资本的利率也攀升很快,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信用等级就稳定很多。新兴市场国的资本流动强顺周期性,不仅使得新兴市场国难以使用国际资本市场来平滑国内经济,反倒加剧了新兴市场国的经济波动,加重了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任务。不仅如此,资本流动的强顺周期性也削弱了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效力。以萧条期为例,中央银行为了刺激国内需求,需要调低短期利率,以促进长期利率的自动下调,然而在资本流动顺周期影响下,新兴市场国长期利率并不会自动下降,货币政策难以奏效。
(二)资本逆转
资本流动的易变性是新兴市场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另一个特征,研究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容易发生资本逆转现象(sudden stop),即原来呈现的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情景会突然停止,甚至变成是资本大规模流出。资本逆转更多发生在新兴市场国而不是发达国家,并且资本逆转给新兴市场国带来的经济破坏力更大。例如Calvo等(2004)的实证检验表明,在大幅本币贬值过程中伴随发生资本逆转的概率,在新兴市场国是63%,而在发达国家却只有17%。多种因素可以对新兴国家的资本突然逆转现象做出解释,其中,新兴市场国落后的金融市场以及低效的财政政策等因素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资本逆转的可能性极大地加大了新兴市场国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首先,资本逆转弱化了新兴市场国货币当局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中央银行稳定经济的能力也因此被削弱。第二,资本逆转会修改货币传导机制。资本逆转改变汇率、利率的传导机制。例如Chfistiano等(2002)指出,在资本逆转的经济中如果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存在着生产调整的障碍,中央银行下调利率反倒带来经济紧缩的效果。第三,资本逆转下中央银行难以实现稳定通胀的目标。稳定通货膨胀已被广泛接受为中央银行的主要货币政策目标,通货膨胀目标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极为盛行,但是资本逆转却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直接构成了威胁。因此我们对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分析不能忽视这一特征。
(三)债务美元化及货币错配
新兴市场国的资本流动会引发债务美元化及货币错配现象。债务美元化,是指承担的债务的计值货币和偿还货币都不是本币,货币错配是指在债务美元化下,经济体的收入与支出、资产和负债存在着计值货币的差异。表2告诉我们新兴市场国的债务美元化问题非常严重。当债务的计值和偿还是以美元为代表的外币计值,而能产生归还能力的收入却是本币,这就产生了货币错配。那么货币错配为什么是集中在新兴市场国?这可以用“原罪论”来解释。原罪现象是指这些国家的长期借贷市场不发达,因此长期资金的融资依赖国外金融市场。由于这些国家一方面不能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本币资金,另一方面在国内又缺少固定利率的长期借贷市场,就在这双方面制约下,新兴市场国的长期资金只能借助于国际市场上的外币资金。至于为什么新兴市场国会有原罪现象,相关的因素有金融发展水平落后、货币可靠性低、财政稳健性差、信贷市场不完全,等等。债务美元化及相应的货币错配对新兴市场国货币政策影响深远。首先,债务美元化下,汇率对经济的作用变得复杂起来。债务美元化缩小了汇率制度的选择空间,使得发展中国家不敢让汇率更自由地浮动。其次,新兴市场国债务美元化以及货币错配的经济特征,也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就如Cook(2004)指出。新兴国家债务美元化现象,让原本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反倒体现出紧缩效应,逆周期的货币政策不能再有效地发挥平稳经济功能。再次,债务美元化下,新兴市场国金融体系稳健性降低,经济体变得更为脆弱,因此也会加剧资本波动及相应的投资和产出波动。最后,受债务美元化和资本逆转现象的共同作用,新兴市场国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已被严重削弱。因此。我们若要对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中肯的建议,必须要注视债务美元化及货币错配的可能后果。
从上文我们看到新兴市场国的国际资本流动带有强烈的顺周期性,并且带来资本逆转、债务美元化以及货币错配等问题,这些现象加重了新兴市场国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负担,又修改了汇率、利率等的货币传导机制,削弱甚至颠倒了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缩小了货币政策的可选择空间。因此每一个欲更多开放该国资本项目的新兴市场国,应当密切关注这些经济现象,以及给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
三、传统货币理论的局限性
研究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的传统理论主要有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以及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理论,另外由Obsffeld和Rooff(1995)f121提出的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影响力巨大,也常见于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分
析。然而这些理论难以对新兴市场国上述的经济现象作出解释,更难以用于这些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分析。
首先,传统理论中对消费者的行为设定和国际资本的顺周期特征难以相容,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不能由传统的开放经济禀赋模型所解释。在传统理论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被刻划为在生命期限内平稳消费,这样在经济繁荣的年份要有储蓄,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向海外借出资金,资本流动表现为净流出,在经济萧条年份为了保持理想的消费水准,需要从海外借人资金,资本流动表现为净流入。因此依据传统理论的观点,资本流动表现为逆周期性。
其次,传统模型对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市场的完全性假设,也排斥了资本逆转现象的发生。不论是在无摩擦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中,还是在价格粘性的凯恩斯模型中,国际资本市场、国际金融市场被设定为在消费平衡、风险分担以及信贷分配方面是完全的,国际市场为各国居民提供了平滑消费的渠道。在这样的安排下,资本逆转是根本不会发生的,因为当一个国家被卷入到不利的状态中,其他国家会和这个国家共同承担个别收入波动的风险。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该国帮助该国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平。可见在传统理论的假设安排下,资本逆转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
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资本逆转等现象和传统理论的假设相互冲突,债务美元化和货币错配也难以在传统理论框架中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若在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分析中,完全以传统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必然会得出具有误导性的政策结论。若要研究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寻找合适的货币政策规则,我们就必须要有能反映新兴市场国经济特征的理论框架。
四、金融加速器模型在新兴市场国研究中的运用
传统货币理论因为建立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完全性假设基础上,因此难以适应新兴市场国货币政策的需要。所幸的是,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及对宏观经济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已被新凯恩斯主义学者所重视。特别是最近十年中,已有多位学者开始重视新兴市场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特殊地位,研究国际金融市场不完全性对新兴市场货币政策的影响。这些模型可以归类为开放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模型。
金融市场的不完全被认为是新兴市场国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典型特征之一。新兴市场所面临的金融市场不完全包括两个层面,即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和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众所周知,和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难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为了获得资金必须要承担比发达国家高得多的利率成本,这就是国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体现。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对于整个经济的作用被解释为金融加速器(Finaneial aeeelerator)。这个概念首先由Bemanke等(1996)提出的,所谓“金融加速器”,其意思就是金融市场好比一个加速装置,当经济中出现一点很小的冲击,如货币冲击、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等等,不完全的金融市场能把该冲击的作用扩大,以至于该冲击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在金融加速器的概念刚提出的时候,分析还是停留在封闭经济中,分析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作用。后来,在Gertler等(2001)的努力下,金融加速器机制已成功地扩展到开放经济宏观模型的分析中,从而揭示了国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影响。开放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包含了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该机制强调在资本项目开放的经济体中,汇率会改变公司净值。从而影响海外的融资成本,该机制图1所示。
新兴市场论文篇10
本文试图对资本市场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相关研究进行初步的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国外专家学者对于资本和创新的关系以及资本市场促进技术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早，且进行了许多实证分析，但直接研究资本市场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文献相对较少。国内学者主要论述资本市场对于国民经济发展也包括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初步探讨了利用资本市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且多是定性的研究，对于资本市场发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一、国外有关资本市场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
国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从创新开始的，创新推动产业成长和产业结构变迁，资本市场又是推动创新的关键要素。从熊皮特开始，西方学者对创新投以关注的目光，产业成长的一个基本动因就是技术创新，相对于研究资本促进产业发展，西方学者研究资本市场促进创新较为普遍，主要研究集中在几个方面：资本市场和创新的关系；金融体系促进技术创新的功能；不同形态资本与产业创新的关系。
（一）资本与创新的关系研究
Joseph A. Schumpeter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 现代工业体系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建立, 而信贷对于实现创新又是至关重要的, 也就是说, 金融是驱动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①。Hicks研究了金融市场和技术创新产业化之间的关系, 认为金融市场的缺乏和不健全会影响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的产业化②。Howitt and Aghion（1998）认为资本积累速度越快，研发可以获得的利润越高，企业研发投入越多；知识积累速度越快，技术进步越快，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越高。Zeng（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资本积累和创新都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二者不可或缺。
（二）金融体系促进技术创新的功能研究
Saint-Paul（1992）提出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全社会对创新活动的投资，金融发展通过允许经济主体使用风险较大但生产率水平较高的技术，推动了技术进步。King和Levine（1993）指出，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通过资产组合来分散和化解创新项目收益性风险。他们以Sehumpeter理论为基础，提出金融系统通过选择最有前景的企业和项目、增加信贷资金、提供分散风险工具和披露预期利润等方式，促进技术创新③。Bencivenga（1995）等分析了二级资本市场交易成本流动性变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Levine（1997）认为金融体系功能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渠道来推动经济发展。Levine和Louyza（2000）所做的一项研究证实：金融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在于资本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包含着技术进步④。
（三）不同形态资本与产业创新的关系研究
Carlota Perez（2002）结合人类历史上出现的5次技术革命，认为科技金融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 技术革命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金融活动是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燃料；技术的创新导致新业态的出现，市场盈利空间迅速上升，风险资本家迅速投资于新技术领域，推动技术成果的快速产业化。Gary Dushnitsky（2006）则研究了风险投资对于创新的意义，指出风险投资对于追求基于公司创新的企业价值意义重大，为创造公司价值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如同公司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的工具包，获取新的技术和实践⑤。H■gskolen（2008）在研究挪威国内资本和创新状况后，指出挪威的技术研究因为缺少风险资本日渐式微，进而也就不存在技术产业化，可见风险资本是促进高科技公司成长和产业成长的重要力量⑥。Bronwyn H. Hall和Josh Lerner（2009）认为美国风险资本对技术创新和公司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持了许多成功的公司。同时，也指出风险资本解决方案有许多限制，投资规模和领域有限，要求有广阔的市场和可供退出的产权交易场所⑦。Donia Trabelsi和Ghasem Shiri（2010）通过实证和比较研究，指出创新活动具有高成本和高风险的特点，需要外部风险资本的介入，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大公司和小公司面对创新时面临不同形势，大公司有更多的内部资金和知识支持创新，小公司和新兴企业更需要外部风险资本的支持⑧。
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论述了如资本和创新的关系、资本市场促进技术创新的功能、不同资本范式对于技术创新的作用等，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得出基本统一的结论：资本市场能够促进创新，进而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效率提高的至关重要的力量。
二、国内关于资本市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研究
国内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于：资本市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系及重要意义方面的研究；从资本市场功能角度论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研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分析；相关的资本市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对策研究。
（一）资本市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重要意义方面的研究
袁天昂（2010）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结合有四点现实意义：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将夯实产业经济基础，有效防范金融泡沫。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可以发挥资本的乘数效应，使战略性新兴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获得跨越式发展。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可以为风险资本提供一条“安全通道”，促进科技链与产业链的联动。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张明喜（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创业风险投资带来新的历史机遇。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业风险投资能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资本血液，金融资本与新兴产业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将会给创业风险投资业带来丰厚的投资回报。
（二）从资本市场功能出发研究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吕光明和吕珊珊（2005）认为现代金融体系通过四大功能促进技术创新：一是金融体系通过自身较强的流动性化解技术创新活动的流动性风险以及通过资产组合来分散技术创新的收益率风险。二是金融体系通过提供信息处理功能影响技术创新。三是金融体系为技术创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四是金融体系通过便利交换，促进分工和技术创新。李建伟（2005）指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范式的技术经济发展过程，更加依赖于良好的金融支持，金融资源动员与配置效率决定着一国技术创新的发展路径、质量和效果。姚战琪和夏杰长（2007）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资本积累往往是新技术应用的必备前提。金融资本能够迅速地集聚并集中投入到技术创新中，促使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并在其中实现自身的获利增值。涂人猛（2009）指出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具有的筹集资金和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又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机制和场所，使新兴产业的融资与社会公众的投资能较好的结合起来。顾海峰（2011）认为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的过程, 需要金融的资金形成和导向机制来实现。金融的支持作用体现在通过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适当干预使金融资源流向优质产业, 促进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过程, 就是通过金融资源的初次优化配置来实现产业类型结构优化配置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 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般性产业样本的顺利遴选。
（三）资本市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实证研究
刘铁牛（2009）利用1992—2006年资本市场及技术创新数据指标，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三个阶段（知识的创造、知识的应用和知识的传播）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三个阶段之间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是Granger因果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市场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不大，说明我国资本市场在促进技术创新上没有发挥足够大的作用。朱欢（2010）针对我国31个省市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结论为：我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对企业技术创新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选取的高技术企业都是规模以上企业，中小型企业贷款难；我国股票市场的融资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张强、赵建晔（2010）也通过一项实证研究，得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科技创新3个阶段即知识创造、知识应用和知识传播的支持作用相对比较薄弱，得出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不够明显的结论。
（四）有关风险投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
万钢（2010）指出既要借鉴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一般规律，更要重视探求适合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道路，创新体制机制，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健康壮大，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积极助推作用。张明喜（2011）认为创业风险投资在支持创新、创业中发挥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都纷纷制定特别的引导政策。对创业风险投资给予直接的或间接的支持。陈昌智（2010）从风险投资的作用出发，认为风险投资将成为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活跃的一支力量，风险投资倡导的专业化投资理念有助于检验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性和市场价值。风险投资可以促进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和机制的创新，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清科研究中心（2010）研究资料表明，本土创投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无论是在投资案例还是投资金额上都超过了外资创投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发展提供股权融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宇伟、范从来（2011）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相辅相成，从国家层面来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然要求优化投融资环境，加大对各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吸引和扶持。
（五）资本市场发展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对策的研究
袁天昂（2010）从六大方面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撑体系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建立风险投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商业银行适度介入，成立投资银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共同基金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李文增（2010）结合天津滨海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践，提出在滨海高新区建立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许讧萍（2011）则研究了如何拓宽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融资渠道，指出应该设立财政专项资金；大力发展创业投资，鼓励各级政府、民间资本成立各种针对新兴产业投资的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大力扩容创业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创造更好的条件。梅兴保（2011）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和特点出发，认为应当创新金融产品，改进金融服务，根据不同的技术路线和技术层次，提供多样金融服务；根据不同的创业主体，金融支持要把握机会和力度；充分发挥现有孵化器的综合服务优势，增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运用金融工具盒专业技能，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专业化科学化的经济可行性论证。
三、简单的结论与评析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研究资本市场和创新的关系的时间相对较早，抽象化的理论研究居多，研究方法和角度比较丰富，但直接研究资本市场与具体产业门类发展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但不妨碍研究结论最后殊途同归，即资本市场能够促进科技创新、产业成长。国内学者相对来说进行的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多一点，偏重于具体对策，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统一、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都显不够，对于资本市场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内在机理研究不够透彻，研究还不够系统全面，对不同资本范式范畴研究还比较单一，没有文献系统分析广义资本市场如何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或新兴产业，是炙手可热的领域,无论从世界经济角度看,需要孕育新的科技革命、发现新的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衰退的泥潭；还是从中国经济转型以及提升竞争力角度分析，需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制高点，并使中国经济走出高污染、低附加值、产业结构层次低的困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意义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国实践上出现一些问题，如政府过度干预的倾向、技术创新不足的倾向、忽视市场风险的倾向等,从而使市场机制的力量特别是资本市场的作用似乎无的放矢。面对风险性很强、技术路线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兴产业，市场竞争、风险资本的参与是有效的筛选机制，而不是政府主导的国有银行资本力量的大规模参与，这非常重要，否则风险是具有连带性质的。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与实体经济似乎存在脱节的地方，有过分虚拟化的倾向，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或产业创新的功能不强，将资本引入创新及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无论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还是对于资本市场作用的发挥、体系的健全、功能的完善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研究资本市场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关系，对于两者的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创新的实践有深远的影响。深入系统研究这一问题，规范分析其内在的作用机理以及通过实证分析寻找规律，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注：
①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孔伟艳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40
②Hicks .J.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③King R，Levine B.Finance，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3-542.
④Levine B，Louyza N，T Beck.Financial International and Growth：Causality and Caus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0(46)：3l-77.
⑤Gary Dushnitsky. When does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create firm value?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1 (2006) 753-772.
⑥Hogskolen Hedmark，Venture capital and innovation, Tore Anstein Dobloug，Notatnr. Vol.6，2008.
⑦Bronwyn H. Hall and Josh Lerner， The Financing of R&D and Innovation， August 2009，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Elsevier-North Holland.
⑧Donia Trabelsi Ghasem Shiri， Venture Capital and the Financing of Innovation [R]．PRISM_Sorbonne November, 2010.
参考文献：
①Peter Howitt， Philippe Agh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novation as Complementary Factors in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3,1998, PP. 111-130.
②Zeng. J. Re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nov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J]．Macroeconomics，2003，25(4)，541-560.
③Saint Paul G.Technological Choice， Financial Marke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European Economic Bedew，1992，(36)：763—781.
④袁天昂，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现实意义[J]．西南金融， 2010（3）
⑤张明喜，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J]．中国科技投资，2011（3）
⑥李建伟，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理论与政策[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⑦刘铁牛，我国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发展的协整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17）
⑧朱欢，我国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效果的实证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0，30（14）
⑨张强，赵建晔.我国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7（7）
⑩万钢，发展有中国特色风险投资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J]．中国科技产业，2010（8）
新兴市场论文篇11
管理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伴随着管理环境、管理要素和参与其中的人所呈现出的多变性、不确定性，以及复杂性科学认识论的确立，给传统管理理论的稳定范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新兴技术管理，在理论渊源方面来自技术管理、技术创新管理。但是，正如生物物种形成机理所揭示，两个同质的生物物种，由于不同的选择环境，将会演变成为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南橘北枳”。由于不同的发展环境，使新兴技术管理异于技术管理、技术创新管理，成为新的研究领域。新兴技术管理研究新兴技术带来的一系列的管理问题。新兴技术的发展，导致或者需要管理思维、业务流程、经营模式等的变革。新兴技术管理是研究在新兴技术及其变革背景下的新兴技术与新兴市场（包括或者涉及新兴技术、新兴技术产品、新兴技术企业、新兴市场、新兴技术产业等）的相互演化、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企业战略、市场开拓、技术发展融资、组织结构变革、人力资本激励、知识管理等管理挑战与变革。新兴技术管理的本质与内核不仅仅是“技术管理”，而是广泛涉及到由于新兴技术所带来的管理思维、管理模式、发展战略、组织结构等的挑战与变革。新兴技术管理建立基于资源（能力）和市场双重远见，寻求技术与市场的结合，既关注如何将正在形成的新兴技术转变为现有或新兴市场中的价值创造，关注将潜在的技术转变成可实现的商业价值，又关注现有或新兴市场需求的技术实现。
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新兴技术管理研究，除了展开对新兴技术概念和特征、新兴技术的管理挑战以及新兴技术管理的基本概念、内涵的研究外，目前，国内外关于新兴技术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下列领域。
新兴技术可能产生于突破性创新，出现全新的技术路径；也可能产生于渐进性创新，来自技术融合，即两个不相干的技术在同一个领域里合并成新的系统；还可能是来自于应用领域的改变。突破性创新探讨全新的技术轨道或流程。渐进性创新则关注技术轨道的演变、相关技术的分离、嫁接和组合、融合；新兴技术研究还涉及到分裂性技术和不连续创新特征。分裂性技术关注企业、技术因素；不连续创新关注顾客、市场因素。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新兴技术它更像是物种形成的断续均衡的过程。通常，新兴技术的变革与其说是一项重大的科学突破的结果，不如说是技术的应用领域发生了转变。换言之，新兴技术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应用领域的改变，应用领域的改变是技术发展中重要的临界点。科学发展可能是递增的，应用领域的改变却正是创造性破坏，新兴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技术评估静态分析工具（如净现值法）不再适用，需要动态的评估方法。技术路标是进行技术预测与选择的方法之一，它根据时间的变化来追寻技术或产品发展的轨迹，把技术、市场和组织联系起来考虑。Mann采用了系统演化的方法对技术进行了预测，通过技术发展的时间、空间和界面来预测未来的趋势。期权定价模型、实物期权，尤其是定位期权、搜索期权考虑了新兴技术发展的两个特性，即过去的决策影响将来的技术选择和未来的机会具有内部不确定性，因而可用于技术选择、技术评估。在国内，浙江大学陈劲教授对复杂产品创新系统，尤其是其前端管理的研究进入了新兴技术的研究范畴，他的研究强调复杂和突破性产品的不确定性挑战并提出识别的方式。魏江教授认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不但承担了宏观创新系统中知识扩散子系统的功能，还是知识创新源和客户企业创新的推动者。中科院穆荣平教授从构建官产学研等利益主体之间共识的角度，运用德尔菲法、技术需求分析、技术发展趋势和政策分析等方法，预测了未来20年中国最重要的技术领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评估与预测实例。
新兴技术管理需要同时关注技术和市场两个维度。技术变化与市场演变高度相关、互相驱动。新兴技术管理的核心就是使潜在技术商业化，实现技术与市场的有效链接。识别、拓展和评价新兴市场的挑战在于确定消费者尚未知晓，甚至尚不存在产品的需求。由于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市场需求信号的极度模糊以及竞争结构的无形变异，已有市场的研究方法不能有效运用于新兴市场评估。因技术发展与市场接受速度的相互作用新兴市场的评价变得更加复杂。由于技术变化的速度无法预测，顾客往往不知道技术能满足什么需要，并且随着环境演化，顾客需要也在快速地、不可预见地改变等，使测定新兴技术的潜在市场变得困难。Day用捕捉采用曲线、通过某些“转折点”来预测市场。Vasilis提出通过市场描述来关注高技术市场的演化，寻找市场演化的信号和路径。Houston发展了包括技术与市场障碍、战略与结构障碍、社会文化与市场结合障碍等在内的分析技术概念性框架。 Balachandra等将技术与市场的发展看作两个交互的双螺旋结构，强调技术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传统的商业化路径往往属市场被动型模式，公司很少主动尝试去驱动环境的改变。Hills和Sarin在比较这些市场模式后提出市场驱动（MarketDriv-ing）的范式，认为通过市场驱动模式，企业可以最小化技术不确定性程度，而且技术标准的建立克服了竞争无序。企业不仅仅需要寻找、发现、发掘需求和市场，更需要创造、培育需求和市场，通过对消费者的引导、教育，创造市场和机会。市场的团簇性特征，体现为不同的消费特性（组），不仅反映了市场的聚群性，同时也提供了创造市场的途径。实际上，新兴市场的简化关系，是市场的一端是拥有某项新兴技术的企业，另一端是一群某种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消费者。这种需求，可以通过具有某种属性或者品质的产品或服务来加以满足。假若企业的技术能够开发出具有这种特性的产品或服务，如果二者在时间、空间以及价格等方面都匹配，双方就可成交。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开发技术来改进特性（组）。当技术所开发或者支撑的特性（组）成为市场最受欢迎的特性（组）时，技术创新就取得了成功。新兴技术管理的关键是寻找潜在的、能够被新兴技术创造的特性（组），然后确定能够由这些特性（组）来满足的市场需求。Lynn等认为在不连续创新下，新兴市场的确定是不断探索和学习的过程，因此企业需要提升学习吸收能力。Macmillan和Mcgrath以笔记本电脑为例，分析在团簇性市场上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并提出控制单一缝隙市场、融合缝隙市场和创造新的技术范围等3种市场定位选择策略。高旭东强调后进企业应该创造自己的市场，而不仅限于技术领域的赶超。鲁若愚等研究了新兴技术面临的快变市场问题，提出了在快变市场环境下新兴技术产品更新策略，尤其是强调了产品更新的时机。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战略管理理论急剧变革，从结构学派到资源学派，再发展为活动学派（Activity-based View：ABV），战略关注的重点也从发现“有吸引力的行业”到培育“可持续竞争优势”，再到强调“战略的柔性”（适应性和可调整性）。新兴技术战略管理，需要新的战略思维。传统战略思维模式过分强调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可预测性，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模式。将重点放在“制定企业发展目标”上，强调企业应选择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占据独有的战略位置，制定一套相应的竞争战略。当企业面临持续变化且不可预测的市场环境时，这种传统的战略思维模式已不能适应。研究者开始关注企业的内部资源和动态能力。靠近边缘的雪先融化。新兴技术正在融化众多行业的结构和边缘。新兴技术所形成的动态竞争是一种“边缘竞争”。新兴技术战略应当采用新的战略“边缘竞争战略”。边缘竞争战略的核心，在于利用变革的动态本质，捕捉无序平衡的边缘，使企业在无序和有序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状态。边缘竞争理论把战略定义为一系列独立竞争优势的过程，将这些独立的竞争优势综合起来，便形成一种“半固定式的战略趋向”，使这种战略能够应对动态的竞争环境，更加具有适应性。因此，边缘竞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战略的目标不是普通定义上的“效率”和“最优”，而是对“灵活性”的追求，即适应当前变革环境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的能力，面对挫折富有弹性的能力。归根到底，“灵活性”意味着致力于不间断的革新。边缘竞争理论中的战略将“企业的发展目标”与“如何实现战略目标”紧密的联系到一起，半固定式的战略趋势是边缘竞争战略与传统战略的最主要的区别。Brandenburge和Nalebuff指出，商业竞争是规则基础型（Rule-based）和自由行动型（Free-wheeling games）博弈的综合。Markides指出了在战略革新中改变规则的重要性。新兴技术的战略是在几乎没有先例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来制定的，传统的、基于“平台”的规划方法，不再适用于新兴技术管理。Hamel和Prahalad提出制定战略应遵循灵活想象的规则，Schoemaker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进行新兴技术的战略规划时，应注意保持战略的灵活性，特别是有规则的想象是制定新兴技术战略规划的基本思路。情景规划法和期权方法等是面对新兴技术变革，比较有效的战略研究手段。
国内相关专家研究表明，新兴技术及其变革，改变着传统的战略资源观，企业之间的竞争，正在由天赋资源的竞争、物力资本的竞争转换为综合了信息、知识、智能的技术竞争，转换为基于动态能力和学习的竞争。应对新兴技术及其不确定、创造性毁灭特性的挑战，企业的利器是能力动态和资源柔性，支撑这种动态和柔性的则是企业的知识资源和学习能力。
研究表明，多层级金字塔组织显然已成为发展新兴技术的障碍，常常葬送新兴技术的美好前程；传统的垂直和层级结构的组织设计思想，已不再适应新兴技术的发展。组织扁平化、组织分离（即把发展新兴技术的部门从企业母体中分离出来）、构建联盟和建立新型组织形式，是绝大多数新兴技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Tushman等提出发展新兴技术需要适合的新型组织形式，归纳出6种适合新兴技术的组织形式：左右逢源组织，网络组织、虚拟组织、孵化型组织、前后端组织、领悟-回应组织等。
Schoemaker、银路等人的研究表明，新兴技术的投资和决策存在着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待这类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并存的新兴技术，应抓住新兴技术的投资决策可分阶段进行的特点，把其投资看作是创造一系列期权。只有判断这些项目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已经降到最低、市场曙光出现时，才能做出大规模投资的决策。夏晖、曾勇等研究在创新采纳成本随时间下降情况下，通过实物期权方法度量采纳企业投资决策对创新提供方期望净收益的影响。结论认为，在创新速度较快和较慢的情况下，折现率和采纳成本下降程度对创新提供方的期望净收益的影响是不同的，而采纳企业对未来创新性能提高的预期和提供方的期望净收益呈现负向变动关系。这一结论为政府制订相关政策促进新兴技术扩散提供理论参考，也为企业制定技术创新投资策略提供理论指导。
全球化、超变化、技术快速变革和高度集成已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基本潮流。新兴技术及其产业，科技产业化、产业科技化成为国家、区域、企业占据竞争优势的制高点，依靠科技进步来支撑、引领国家、区域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和共同行动。国际间的国家、区域、产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由要素竞争演变为创新竞争。以变革、创新为本质的新兴技术管理的研究，发展空间无限。比如：需要在新兴技术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结构框架方面进行突破性的研究，建立新兴技术管理研究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需要深入研究新兴技术的形成和创新机理，扩散机制，识别、评价方法；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新兴市场的形成、发育、成长机理；研究技术与市场之间的互动；研究新兴技术市场的识别、评价方法；需要更加科学地研究在新兴技术及其资源、需求、竞争不确定性挑战下的决策、战略、投资和组织柔性问题，研究企业的柔性问题，研究这种柔性的表现、度量和实现；研究新兴技术特有的知识管理、知识产权管理问题；研究新兴技术管理中的人力资本及其激励问题等。新兴技术管理研究，除了在上述领域持续深入地展开之外，还需要在下列方面的开拓。
1.新兴技术聚群创新研究。探讨、研究基于区域（真实）聚群或网络（虚拟）聚群的知识聚群创新、技术聚群创新、产业聚群创新机理，研究聚群的形成、发育、发展、持续机理，研究聚群形态及其聚群中的结构、关系与作用机理，研究聚群中的信息、知识传递与学习机理，研究聚群中的价值创造、利益机制，聚群创新的实证研究，等等。
2.新兴技术的特征及其度量研究。新兴技术管理的特质来自于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与创造性毁灭特征。深入研究、洞悉、度量新兴技术的特征，是进行新兴技术管理研究的前提。研究包括：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的表述、分类及其特征，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特征的管理挑战，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特征的评价指标与方法，等等。
3.新兴技术的边缘竞争研究。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和创造性毁灭特征，改变着产业的结构、形态，改变竞争规则、结构和企业经营模式。在新兴技术市场的技术不确定性、市场需求信号模糊以及竞争结构不确定性，决定了新兴技术企业不仅仅需要寻找、发掘、发现需求和市场，更需要创造、培育需求和市场。边缘竞争理论为新兴技术企业的市场机会发掘与创造，为企业市场定位，为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的建立提供了指导。
4.新兴技术管理的方法研究。由于新兴技术的特质，传统研究方法不能有效地运用于新兴技术管理的研究过程，迫切需要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目前，需要加强对情景规划、实物期权、博弈论、系统动力学模型、模糊理论、随机理论、复杂性理论等在新兴技术管理中的运用研究。
目前新兴技术管理虽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是由于它涉及的内容多，研究时间短，所取得的成果还难以有效指导丰富而复杂的新兴技术管理实践，尚需要科研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长期、不懈的努力。
Research summary on the new technology management
SHI Fang-yu
新兴市场论文篇12
一、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回顾
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真正发展，开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过程之中。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黄金的开采速度，传统的金本位制度在1914年前后逐渐破产，其后受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经济危机造成的大萧条的影响，各国一度向金本位制度复归的短暂努力最终宣告失败，取而代之的则是国际货币体系长达数十年的无序状态，各国竟相采取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手段以谋取利益，造成国际间货币危机频发，各国间纠纷不断。而这个时期汇率的频繁波动也为投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市场上投机之风日渐猖獗，而投机的盛行又进一步加速了汇率的波动，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二战后，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44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城签署协议，共同建立起以美元盯住黄金为核心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过程之中诞生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早期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优势与缺陷的比较上。固定汇率支持者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变动频繁，严重影响了国际间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而固定汇率制度则节省了货币兑换的交易费用，避免了汇率波动对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固定汇率制度在这场论战中的阶段性胜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人们相信，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有管理的盯住汇率制度将会带来固定汇率的众多优点，同时，在危机时允许一国脱离平价水平应对危机的约定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必要的应急手段。然而，随着各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出现以及一系列货币危机的爆发，浮动汇率制度的呼声渐渐增强。浮动汇率的支持者更加强调浮动汇率制度所能带来的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他们认为浮动汇率制度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实际冲击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
Mundell(1963)和Fleming(1962)在总结不同学者关于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制度优劣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成为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的理论，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根据一国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所遇到的冲击类型的不同加以区别。当一国面对的重要贸易条件或进出口需求的变动所带来的实际冲击时，浮动汇率制度则要优于固定汇率制度。随后，这一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受到了创立者的质疑。蒙代尔指出，由于面对实际冲击的原因而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别。具体来讲，对于一些幅员比较辽阔的国家(美国)来说，其国内不同地区所面对的实际冲击的类型也可能不同，根据上述选择理论，则这些地区之间的货币汇率应该是浮动的，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这些地区共同使用一种货币。在此基础上，蒙代尔进一步提出著名的“最优通货区理论”，指出对于一些生产要素高度流动的国家来讲，存在一种使用共同单一货币的最优选择。蒙代尔对汇率选择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则是其“三元悖论”，即一国只能在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稳定的汇率政策三者之间选择其二，不可兼得。“三元悖论”能够很好地对国际货币制度演进进行理论解释，同时也为未来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墨西哥(1994～1995)、东亚(1997)、俄罗斯(1998)、厄瓜多尔(1999)、土耳其(2000～2001)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货币金融危机，在对这些国家危机的研究之中，汇率制度的选择理论再次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由此产生了针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根据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财政货币金融体系不健全、货币替代现象较为明显、政府政策公信力水平较低的特点，Eichengreen与Cairo先后提出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原罪说”与“害怕浮动论”。Eichengreen和Hausmann(1999)指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和不完全性，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本国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因此，在本国企业出现财务困难时无法在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取以本币计值的贷款；另一种是在国内本国的金融部门不愿意发放长期贷款。这导致了企业在融资时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从国外借贷，会存在货币错配问题；如果从国内借贷，则会存在用短期贷款来做长期用途的期限错配问题，Eichengreen和Hausmann将这种现象称为“原罪”(Original Sin)。在存在原罪的情况下，无论是汇率变动还是利率变动都会使企业的成本上升，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并对经济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保持汇率的稳定。同时，原罪论还指出，无论采取浮动汇率制度还是固定汇率制度，都会有问题。因为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管在何种汇率制度下，“原罪”状况及造成的种种不利后果都会存在。为此，原罪论者建议，有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应实行完全的美元化。Reinhart(2000)指出，虽然从IMF官方统计数字来看，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似乎正趋向两极化，然而这仅仅是这些国家官方所宣布的承诺。真正的汇率制度选择趋势还要从各国的具体实践中进行分析。在对39个国家1970年1月到1999年4月的汇率、利率、外汇储备额度等月度数据进行分析后，Reinhart得出结论，对于那些对外宣称允许汇率自由浮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其在实践中并未履行其承诺。对于这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人为进行干预汇率的现象，Calvo与Reinhart将其命名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害怕浮动现象。害怕浮动的原因主要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愿意本国货币升值，因为货币升值会损害其国际竞争力，会损害这些国家所做出的贸易出口多元化的努力；同时也不愿意本国货币贬值，因为货币贬值不仅会伤害进口而且会增加持有外币贷款企业的债务负担。害怕浮动论者也建议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美元化。
Obstfeld和Rogoff(1995)所提出的“中间制度消失论”，可能是关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汇率制度选择
理论中最受关注也最受争议的理论。在名为“固定汇率制度的幻景”(the mirage of fixed exchange rates)的文章中，Obstfeld与Rogoff指出，虽然盯住汇率制度在当前形势下从技术上仍然可以维持，但考虑到政府经济目标的多重性，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成本相当高昂，因此，未来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方向，将是中间制度消失论。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发展得还不够完善，甚至可以说是还没有令人完全信服的理论根据，因此，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
三、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
理论界就汇率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Borodo和Jonung(1996)研究发现，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及1973年之后的混合汇率制度时期相比，古典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通货膨胀率有一个明显的收敛趋势。Ghosh等人(1997，1998，2000)的研究表明，实行盯住汇率制的国家，通货膨胀率较低，其波动幅度也较小；而且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国家，其通货膨胀表现要优于实行“软”盯住汇率制的国家。但真实经济变量与汇率制度之间并不存在系统相关性。Nugent(1973)的研究表明，金本位制度下的真实人均经济增长率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低，而且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也很大。而Bordo和Jonung(1996)的研究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是所有汇率制度下最高的。
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通过对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74～1999)154个国家的汇率制度和宏观经济变量的详细研究，他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长期盯住汇率制的国家比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率。但实行盯住汇率制的国家却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其经济增长率比实行浮动汇率制国家平均要低1％。可见，汇率的选择应随国别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正如Jeffery Frankel(1999)所言，没有一种单一汇率制度适合所有的国家，也没有一种单一汇率制度能在任何时期满足一个国家发展的需要。
四、资本流入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汇率制度的挑战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指发展中国家中那些与国际金融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国家。简言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是指国际资本流动较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出，因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危机而激发的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争论的再次兴起，同国际资本流动的日益发展密切相关。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大量引进技术阶段，技术的“后发优势”使这些国家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非贸易部门大幅度提高，且明显超过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根据Balassa-Samuelson效应，当一国相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高于另一国时，该国的实际汇率将上升。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必然带来本币实际汇率的上升。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采取盯住汇率制度，因此在实际汇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投资者必然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产生升值的预期。在升值预期的推动下，国外私人资本持续流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增加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升值的压力。为维持盯住汇率制度，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不断干预汇市，使基础货币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日趋扩大，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发生。如果通过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则又会增加投机资金无风险套利的机会，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流入，使央行维持盯住汇率的难度更大。
新兴市场论文篇13
1．斯密定理
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定理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斯密定理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却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因而，斯密定理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揭示分工演进的机制。
2．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动态化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是交易费用。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费用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费用几何级数的增加(becker&murphy，1992)。
3．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杨小凯1984，1991，1997)，使人们能够生产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加，这是人们选择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在交易中必然付出代价，人们必须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寻找一个理想的均衡点。当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分工专业化经济，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反之，当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低于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经济，即自己生产多种自己所需的产品并满足自己的消费，这时将没有商品交易。显而易见，分工专业化是推动国内贸易的基本原因，而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则必须通过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财产与收入的安全性，努力提高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费用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如果我们从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
费用的关注中，站到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二是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
事实上，经济学是解决两难冲突(trade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如“完全竞争”那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andwi11s，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问状态。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均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
二、新兴古典解释贸易产生的新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是假定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前提下，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这种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分割开来，却难以阐明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问贸易量的原因。d—s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却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人们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实际作为开始的国内贸易。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既相承又具有开创性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一生产者的新框架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构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出发，构建了贸易产生的内生化新体系。
基于库恩一塔克定理，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经济问题构建贸易模型。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国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问题，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对国际贸易新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小民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基本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张永生2002)。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的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存在额外的交易费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分工理论，并将之加以数学分析工具，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和分析工具。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说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演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如交易费用模型可以解释贸易的出现等现象。文章这里用图1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一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四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没有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在图1—1的自给自足，即国内贸易中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的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o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3则是一种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国际贸易时增加。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乃至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是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国际贸易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白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体系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乃至完全国际贸易演进的方式(如图1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