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产学研论文篇1
2．教育培训功能。
教育培训也是文化产业园区具有的重要功能，特别是那些依托高新区和大学等教育机构的文化产业园区，这项功能显得尤为突出。如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位于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并且毗邻吉林大学和吉林动画学院等知名高校，教育培训是该园区的一个主要功能。长春建筑学院是该文化产业园区的合作方，其“文化创意产业学院”下设舞蹈、设计、视觉艺术、创意写作、音乐、新闻、广告、动画、电视媒体及数字媒体等专业，为该园区及当地培养了大批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创意产业人才。
3．研发创新功能。
文化产业园区也是研发及创新的重要基地。如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除了具有培育本地区创意人才的功能，同时其也是该地区的创意产业研究开发基地。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合作方长春建筑学院的“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和“东北亚文化产业研究所”，其研发领域主要包括传播设计、数字媒体、策略性广告等。主要研究这些领域在文化创意产业上的实务发展及具体应用等内容，其研究成果也为政府部门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相关政策制定等提供了依据。
4．促进就业功能。
文化产业园区内集聚了众多的相关企业，而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相关人才的支持，因此文化产业园区为相关领域的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文化产业园区同时也是重要的消费场所，园区为各种艺术品的消费提供了诸多的机会。文化产业园区还在集会地点、戏曲影院、音乐厅、酒吧等公共空间为年轻人创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二、“政产学研资介”发展模式主体角色定位
“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是我国目前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高级模式，该模式立足于地区经济发展，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是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创新的新探索。“政产学研资介”发展模式的各主体之间关系是以政府为指导，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中心，充分发挥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资本方以及中介机构等各主体的相关作用。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注重“政产学研资介”各主体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提高文化产业园区的整体实力，其最终目标是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各主体的作用不同，其定位以及承担的角色也不同。
1．政府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政”是指政府。政府在“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处于指导地位，其角色主要是作为各方的协调者与服务者。也就是政府为文化产业园区各主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主要包括制定政策法规、打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营造合宜的社会文化氛围等，从而使科技成果尽快实现市场化;政府要为各主体搭建信息沟通、技术咨询、政策咨询、技术支持的平台，以及提供数据咨询等，为“政产学研资介”模式的文化产业园区的有效运行提供相关服务;政府利用政策导向来约束各主体的行为，协调各主体间的关系，使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各个主体间能够有效沟通、和睦相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企业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产”是指企业。企业在“政产学研资介”各主体间的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创造科技成果的重要角色。文化企业在市场中直接面对消费者，因此其对科技成果的需求反映最迫切、最敏锐、也最真实，能及时、准确地将市场的需求信息反馈给文化产业园区，从而保证文化产业园区各主体能够以市场为导向，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或者服务，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
3．高等院校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学”是指高等院校。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一直承担着科研和人才培养的重任，在积极参与国家的各项创新活动的同时也为各个行业培养了大量的各类人才。高等院校智力资源丰富，并拥有庞大、稳定的高水平教学及科研教师队伍，可以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输送大量的各类优秀人才，同时依据自身科研实力帮助文化企业解决众多的发展难题。高等院校既要致力于人才培养，也要重视与政府和企业等主体的合作，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产业化。“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可以为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顺利进入市场、实现产业化创造条件。高等院校要积极寻求与文化产业界的合作，形成良性互动的促进机制，使自己的科研成果转换为生产力，与市场实现对接，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
4．科研机构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研”是指科研机构。科研机构是我国基础研究的最主要承担者，是我国技术创新的生力军。科研机构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和合作者，既要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成果、技术服务等，又要为政府的相关产业政策制定等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在“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科研机构承担了大量前瞻性、基础性、交叉性及战略性的研究工作，为“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5．资本方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资”是指资本方。资本方主要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文化产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和市场化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离不开资本方的参与。我国的资本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前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有股票融资、债券融资、民间融资等。社会风险资本公司是国外发达国家高科技创业型公司早期孵化资本的提供者，风险资本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风险资本一般都支持增长势头强劲，发展前景良好，并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新兴行业，而我国的文化产业就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属于民营企业，是由民营资本全资打造并整合多方面优势资源而创办的民办公助的新型企业。目前社会风险资本已成为该园区融资活动的重要支持力量。这种企业能使民营资本和政府资源优势组合，从而形成符合市场规律、适应产业发展的灵活机制。
6．中介服务机构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介”是指中介服务机构。中介服务机构为宣传和推介“政产学研资介”合作的新进展、新成果、新做法、新经验搭建科技平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中，企业是核心主体，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是提供科研成果和人力资源的依托，政府管理部门是宏观调控中枢，而中介服务机构则是实现知识快速转移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的中间环节。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因此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应加强文化中介服务机构建设，健全文化中介服务体系，引导文化中介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提高文化中介的服务质量，充分发挥以民间为主体的沟通、交流、协调、合作，充分发挥文化中介服务机构的重要作用。
三、“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策略
文化产业园区的“政产学研资介”发展模式要求其各主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推进，协调和规范好各方的关系。
1．建立以政府为指导的协调机制。
文化企业对文化产品、服务、相关技术及创新等具有广泛的需求，但大部分文化企业都比较弱小，在人力、科研、资金等方面都缺乏实力，而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则可以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及相关科研成果，资本方可以为企业解决资金问题，但要将文化企业的现实需求与资本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所拥有的资源整合起来，则需要中介服务机构和政府的参与。政府在各方协调中应该起到指导的作用，通过各种方式与手段协调好各方关系，实现科研成果、人力资源、资金等要素有效合理地流入文化企业，使科研成果能够顺利产业化，实现各主体共赢的发展局面，促进文化产业园区的健康发展。
2．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资源配置体系。
在“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各主体之间是一个密切联系的通路系统，企业只有及时准确地捕捉到市场的真正需求，并将这些需求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使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和人才培养有针对性，才能确保企业获得需要的人才、技术、产品和服务等，才能使科研成果顺利产业化，使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三方实现共赢。当然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资源配置过程中也不能缺少资本方和中介方以及政府的参与，资本方为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中介方为各方提供相关的信息、咨询等服务，政府则负责主要问题的协调和沟通等，确保整合各方资源，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
3．培养文化产业园区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文化产业属于高科技产业，人才问题一直是困扰和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培养既懂文化产业理论、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应该与文化产业园区的管理部门及各相关企业密切联系，并进行充分调研，与企业合作培养亟需的各类人才。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政府需要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等支持，确保人才培养计划能够顺利实施，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证。
政产学研论文篇2
服装设计类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服装人才的重要环节，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服装产业、服装企业对于应用型高级应用人才的要求逐年提高，以往以学术训练与研究为主体的教育模式已无法满足服装企业与市场的需求，尤其是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的整体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这就需要教育者在研究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基础上，充分重视和发挥政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下政府政策的指导作用，以及企业单位的用人反馈作用，明确合作各方在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以学校为主体，以政府政策为指导，以企业及产业应用为主导，同时配合科研院所的协作，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将学校以课堂为主的教育环境更多地与校外直接获取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生产现场环境以及行业应用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基于这种背景和认识，针对我国服装设计类院校在政产学研合作框架下培养研究生的现状和不足，笔者提出以下构想和对策。
1.基于“互惠多赢”的合作教育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平台，探索多样化的合作形式，增强合作动力。
学校与政府、科研机构、服装企业以及相关用人单位各部门由于存在不同的工作属性与任务目标，对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的需求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建立稳定与长久的合作关系，需要达成一种平等、互利、多赢、互补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实现合作各方的共赢。一方面，服装院校与时俱进，及时把握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才需求内容，不断深化教学改革，优化课程体系，并积极探索各种形式的校企合作项目。另一方面，政府、科研单位、服装企业等部门也积极向校方反馈人才需求信息，定期提供一定的合作窗口，开展技术培训、人才进修与交流等。合作各方应充分发挥自身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的优势，形成更为快捷高效的合作教育信息链。同时，服装院校还应当充分组织好合作各方的“投入与产出”，在保证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协调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合理有效地将企业、市场需求与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的科研与实践能力结合起来。
2.增进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学科交叉与融合，提升服装类研究生的综合能力。
随着服装产业的日益发展，服装企业的产学研项目也日益复杂化与多样化，对人才的新需求也逐渐由过去的单一型人才转向综合型人才。因此，服装人才应补充、更新和完善知识结构，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还需要了解本专业以外诸如纺织、管理、信息技术等一系列其他学科的内容。因此，师资队伍的构成与教学内容的设置应当充分考虑学科交叉的需要，组织和展开不同院系和学科的交叉教学，并经常组织跨学科的学术交流活动，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进而在实际的政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形成多学科集成的联合优势与协同效应，在多样化的团队教学中实现服装人才综合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为研究生与科研单位、服装企业等部门的课题项目对接创造条件。
3.整合与优化校内与校外师资力量，建立“双导师”联合培养平台，拓宽人才培养渠道。
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知识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师资队伍构成，尤其是专业导师的影响。师资往往成为服装设计类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瓶颈。因此，应加快现有师资力量的整合与优化，重点引入企业导师与校内导师联合培养，让学生在学习过程采众长，针对不同的问题向不同的导师求教。通过拓展教育资源，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建立健全的企业导师选择与认定途径，完善校外师资介入研究生培养的资质考核系统，并积极鼓励校内师资参与校外实践，建立完善的科研与教学考核制度；另一方面，由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共同制定研究生的培养方案，选择科研项目，指导研究生的理论与实践学习，依托长期有效的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服装企业、社会的实际需求有机结合起来。
政产学研论文篇3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一个重要基本范畴，是执政的理论前提和执政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执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目标定位和不懈价值追求，在整个执政理论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和统摄性的地位。国内近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或领域：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概念；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功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类型与历史形成，等等，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论著。综观我国学术界对执政理念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从2001年到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是执政理念问题研究的第一阶段，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的研究是执政理念问题研究的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的执政理念问题研究中，有不同的角度、深度和特点，研究视域逐步拓展，理论深度不断深化，学科交叉的特征更加明显，执政理念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日益为人们所认同，但同时也存有一些需要继续讨论和深入探索的问题。总的来说，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研究状况可以从著作、论文两个方面来看。
据笔者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检索，著作方面，标题中含有“执政理念”字样的有三种，分别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的覃正爱等著的《执政能力与执政理念》，此书为该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研究丛书（共七册）中的一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伍鸿亮著《情系民生――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初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屠春友编著《中国共产党执政新理念研究》。另据笔者对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检索，标题中含有“执政理念”字样的著作共有五种，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李峤《执政理念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建华《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关于执政理念的研究，比较多的是散见于一些学术论著中的部分章节。涉及该问题的论著主要有：何芹著《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导论》（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章维等著《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忠杰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新体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金池等著《党的执政理论科学体系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陈浙闽等主编《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政产学研论文篇4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政产学研论文篇5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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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部分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实践的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一部分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理论、学科和实践效果，对其价值和情感等方面缺少认可与支持。还有部分人不赞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具有独立性与科学性等，单纯的认为政治教育是知识的汇集，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因而对教育理论性的认可程度不足[1]。也有的人认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理论的指导功能较差，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成果没有认同，觉得思想工作较为形式化，缺少实际意义。在当前社会中，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了认同危机，并且主要以隐蔽形式的出现[2]。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欠缺学科与实践认同的问题；在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如果学校不予以真实有效的支持，学生、家庭和社会等不配合，那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同时，在我国盲目扩招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生很难找到对口的专业，所以人们会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偏见。
此外，宏观社会环境中市场经济的现实存在，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的“三观”影响甚大，如果他们缺少相应的自觉，就难以避免产生认同危机，这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概述
对于自觉而言，其属于哲学范畴，主要指的是主体内在的发现以及外在创新时自我意识的解放。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则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学科理论形态所表现的特色、特质和品位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自觉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将从事该研究的基本素质予以真实反映，以认识层面为出发点，对政治教育展开描述，通过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活动中，进而为教育本身有了基础的认知[3]。通常情况下，自觉具有着反思的特质，是人理性能力的主要体现，也是将事物本身作为前提，进而表现为自我的认知。总而言之，自觉是人所应当具备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思维等。通过培养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的自觉，能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性质有充分的认知，可以表现其从业人员的品位和旨趣等特点。
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结的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价值认知的自觉性。价值认知的自觉性是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研究、实践等重要价值有了自觉意识。实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说教，也不是开展无用的活动，而是将人的精神领域作为主要对象，对思想与行为的转化规律加以揭示。第二，主体性自觉表现。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过程中，主体性自觉主要强调的是对主体自觉的认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我国比较有特色的学科，所有要从国情出发，从时展出发去体现主体性自觉。第三，文化传承自觉性[4]。在政治教育实践期间，要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大众文化为载体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培养的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自觉的培养和提升，需从以下内外两方面方面入手：
第一，培养专业精神。通常情况下，受到外部化研究发展趋势的影响，主体的伦理观显得尤为重要，从业者具备了怎么样的品质，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实际效果息息相关。为了确保从业者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事业更加忠诚与热爱，需要认真贯彻落实职业伦理观。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者与研究者要对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等有深刻的认知，在对学科的认知上存在的错误思想，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科学的观念认真回答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所产生的质疑，尽最大努力提升其科学化的水平，从而增强对学科的认同程度。
第二，强调研究意识。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进行培养过程中，需要通过书写中国故事为主要途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以比较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依据，尤其是针对区域性民族遗存的原生态文化，需要对其进一步展开研究和探索[5]。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方面来看，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导致该问题产生达到主要原因是在理论研究的比较空泛。为了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能够有效培养，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展开一系列的研究，研究的层次更深，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发展或者是规律性特征等要予以研究。
通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部化的研究，可以对其本质有更深刻的了解。内部化比较直接的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机理特征等进行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向专业化、科学化发展的进程。一般来讲，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而言，主要是通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选题、观点等很多环节，进而有利于将原生态的文化特征表现出来，其也是构建民族文化的主要因素，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成果加以利用，能够最大程度的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本体中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作用，可以有效解决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最为本质的问题。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比较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研究。在培养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时，我们应当将学术研究看成是比较主要的事业，这对取得更大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有很重要的意义。还要认识到，在对思想行为的转化规律进行科学解释时，需要将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内在的机制中，因为，如果人的道德行为产生了心理上的缘起，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理论帮助与指导，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
四、结束语
目前，在认同危机的语境中，工具理性超过价值理性，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不尽人意，因而需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自觉。这种自觉的培养，不仅需要体现专业素养，更要有研究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专业化的建设和科学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叶方兴.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觉[J].学术论坛，2013，36（1）：20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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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鲁全信，李虹.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0）：169-17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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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历程
政党执政有它的基本经验和客观规律。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我们党明确使用了“执政规律”这个重要术语和概念。2001年,同志在“七一讲话”中郑重提出,要深化对三个规律的认识。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共产党执政规律”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列在一起,要求全党深刻认识、准确领会和科学把握。这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更加自觉、更加清醒。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探索和研究我们党的执政规律,对此有很多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据我们初步查找到的资料,同志第一次使用这个概念是在2002年1月,他在为全国党建研究会作出的重要批示中,要求“深入研究党的执政规律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的六条主要执政经验,集中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新成果、新结论。[1]
2003年11月24日下午,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认真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深入思考,科学分析,不断提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自觉运用这三个规律的能力,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2004年8月22日,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正确认识和自觉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我们党的发展壮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具有决定性意义。同年9月,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中郑重地指出:“探索、认识、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必须贯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深入破解、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执政规律是一个政党不断增强执政能力和提升执政水平的基本体现,也是一个政党巩固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而强烈的关注,国内学界有关执政规律的研究逐渐增多,已经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主要有:王者平著《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刘鹏著《60年来党探索执政规律的历程及启示》(载于2009年第11期《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等。文章就相关重要研究成果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扼要梳理与简单述评,以期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有一总体认识和基本把握,借此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深刻思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深入探究的理论思路。
二、研究的重点内容
1.关于执政规律的概念内涵探析。什么是执政规律?这是深度研究执政规律的理论前提与逻辑起点。学术界经过广泛研讨,形成了如下一些见解。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过程中,为实现执政目的、巩固执政地位必须遵循的客观法则和要求。”[2]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主体、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为执政客体、以民主政体为执政工具、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作用范围的特殊执政规律。”[3]有学者认为,“所谓执政规律,是指能巩固和发展其执政地位、实现其执政理想与目标的诸方面的本质关系。一般来说包含着以下基本关系,即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制度与体制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和上层组织与基层组织的关系等方面。”[4]有学者指出,“所谓执政规律,是指执政党在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执政规律包含四个要素:一是执政主体(即执政党),二是执政客体(即国家政权和社会),三是执政目标、任务和价值取向,四是上述三者的有机联系。也可以说,执政规律是执政主体、执政客体、执政目标、任务和价值取向的有机联系和辩证统一。”[5]还有学者认为,“政党执政规律就是揭示政党执政目标、内容、过程、环境等诸要素的内涵,反映政党执政诸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必然联系和趋势,贯穿于政党执政全过程的始终并规范执政行为的质的规定性。政党执政规律作为抽象的一般范畴,不可能独立存在,必须寓于一定具体范畴之中,并通过这个范畴的发展运动表现出来。”[6]
2.关于执政规律的基本内容探讨。对执政规律的基本内容进行概括和归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理论研究的必要环节和关键所在。有学者认为,“以党的领导和执政的要求去规范党的自身建设,以党的自身建设来保证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这是共产党执政的总规律。在这一总规律的统率下,执政的基本规律是:(1)适应时代的发展,准确把握当代社会前进的脉搏和发展的大局;(2)发挥好政党特有的政治功能,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3)团结社会各阶层,通过党组织的力量发挥政治影响力;(4)以长期执政为目标,努力保持强大政党的资格条件;(5)以执政党思维创立执政理论、制定执政纲领和培养执政队伍,确保党的政治目标的实现;(6)用经济、政治和文化相结合的手段治理国家,不断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7)树立良好的执政形象,始终保持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向心力;(8)消除一切威胁党的执政地位的因素,保持党对国家政权的有效控制。”[7]有学者强调指出,“政党执政中的规律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10条:(1)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相联系;(2)执政党活动贯穿于政府产生和运作的全过程;(3)强有力的主导意识形态对执政党有利;(4)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对执政党有利;(5)路线、纲领、主张是执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体现;(6)利用掌握的政治资源对民众进行动员是执政党扩大民众支持的有效手段;(7)执政党和各种非政府组织都是表达民众意愿的渠道;(8)政党的力量在于党员对党的忠诚;(9)控制官员是执政党对公共权力实施控制的最有效途径之一;(10)执政党始终面临权力腐蚀的可能性。”[8]还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党对执政规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主要包括:(1)执政党必须提高执政绩效,以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2)执政党必须全心全意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不断扩大其社会基础;(3)执政党必须善于把握执政方式,处理好党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处理好同其他党派的关系;(4)执政党必须从严治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9]
3.关于执政规律的认识视角与研究方法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是一个既具理论性又具现实性的重大战略课题,直接关涉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2009年7月21至22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全国党建研究会党建理论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具体承办的全国党校系统“执政经验与执政规律”理论研讨会在沈阳隆重召开。在此次研讨会上,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教授指出:“研究执政规律要处理好几个关系:第一,要处理好党建研究的规律和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的关系,要根据学科的自身特色,逐步形成党建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论;第二,处理好操作层面的规律和宏观上的规律之间的关系。应在重视具体对策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更重视宏观规律的研究;第三,把握好经验、启示和规律的关系。党建研究者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尝试,逐步从经验和启示概括出普遍性的结论进而上升到规律层面;第四,处理好执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和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的关系。既要观察世界各国家政党发展的趋势,研究各国执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又要兼顾到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特殊性。”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刘宗洪教授强调:“新时期,研究执政规律问题,有三个方面必须关注:第一,公民社会环境下共产党如何执政?第二,如何预防和惩治党员领导干部腐败?第三,在非政党竞争环境下,如何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
此外,著名党建问题研究专家王长江教授深刻指出:“深化对执政规律的研究,一方面要牢牢把握国家、社会、政党这三者的基本关系,另一方面,应该根据当前党的执政能力的实际状况和提高执政能力的实际要求,寻找若干个切入点,进行深入的思考。从思想上讲,它包括执政理念、执政方略等;从背景讲,它包括执政环境、执政资源等;从依托讲,它包括执政基础、执政骨干等;从本体讲,它包括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等。”[10]还有学者认为,“深化党的执政规律的研究,必须在科学的执政实践的结构中,正确界定执政实践各要素的本质内涵与特性,科学揭示执政实践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理性分析执政实践的固有矛盾的特质与形成机理,运用科学抽象的研究方法,将执政经验上升为执政实践的理性认识,使具有主观性特征的执政理念转化为对客观的执政规律的理性探索和自觉实践。”[11]
4.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执政规律的关系探究。有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规律:第一,党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根据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第二,必须不断推进指导思想创新,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第三,必须制定出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奋斗纲领;第四,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第五,必须始终拥有一个巩固的阶级基础和不断扩大的群众基础;第六,必须把握衡量执政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增强执政为民的自觉意识。”[12]有学者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最高概括,从理论上体现它是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中的实质和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贯穿于共产党执政全过程,从执政内容上说明它是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和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共产党执政的动力源泉,从动力上说明它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实质和核心。”[13]
三、现状的若干评议
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是一项极为长期、繁杂、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历史赋予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任务和神圣使命。尽管学界已经作出很大努力进行科学研究和认真探讨,也涉及到了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与实践课题,但薄弱环节还有不少,需要我们紧扣时展脉搏来作更加精细的系统开掘与理性探究。笔者认为,加强执政理论的科学系统探究是深刻把握党的执政规律的重要任务。为推进此一研究向立体纵深方向拓展,避免大而化之的空泛、笼统研究,笔者特建言如下:
(1)厘清执政规律与执政经验、执政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区别及联系,合理确定执政规律的内涵及外延,以消解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困惑、偏差甚至讹误,为开展更加深入系统的科学探究构筑良好的基础与平台;(2)强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特征的探究,进一步深化对执政规律概念的理解及认识;(3)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理性研究,进一步增强理论探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4)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的全面梳理和深刻反思,整合执政资源,总结执政经验,提炼执政规律;(5)深化对执政规律的研究,具体而言,应加强对共产党执政道德、执政伦理、执政文化、执政文明、执政本质、执政方略、执政安全、执政风险、执政精神、执政思维、执政成本、执政效益、执政责任、执政目的、执政形象、执政价值、执政理论、执政理念的探讨与分析,突破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为迫切需要创新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提供基础理论供给;(6)创新研究手段与研究范式,加强比较研究,将西方执政党的执政规律纳入考察视野,合理吸纳内蕴其中的有益的思想与积极的见解;(7)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原则;(8)最后,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学术理论界必须恪守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洞悉学术进展与薄弱环节,尽量避免重复劳动、低效劳动甚至无效劳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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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产学研论文篇8
二、文化管理和文化经济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的源头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文化管理和文化经济的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重要源头。1984年，李军开始文艺管理学方面的研究。1986年5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召开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于光远首先倡导进行文化经济学研究。随后，李军的《困扰与转机――文化艺术管理学初探》、于敏的《文化管理研究》、方家良等人的《文化经济学》和严行方的《文化经济学》等一批专门研究文化管理和文化经济问题的著作先后问世。
1985年第1期《外国经济与管理》刊登的“外国经济文摘”《日本第三产业的最新分类》在国内最早提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这里所说的文化产业包括“文化艺术活动（音乐、电影、图书、专项技艺讲习、唱片租赁等）；教养学习活动（学校、文化中心、学塾）；体育活动（运动俱乐部、体育用品租赁）。”1985年4月5日，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中，“文化”被首次纳入了第三产业的范畴，在计算第三产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获得了“产业”身份。李军（1987）首次在理论研究中提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李建中（1988）则较早地“以我国文化领域里的经济关系及其经济活动为背景，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提出文化产业涉及电影、艺术表演、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物、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1991年6月10日，国务院批转的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在肯定“以文补文”活动的同时，正式提出“文化经济政策”问题。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将“文化卫生事业”作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1992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明确使用了“文化产业”的提法，这应该是中国政府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罗干，1992）。1992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1993年，国务院研究室成立了“完善文化事业有关经济政策”课题组，对文化经济政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提出“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要着眼于调整文化的产业结构和布局，改革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运行机制，使文化产业在政策的扶持下，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赢得自身的发展”的基本原则。
在这一时期，人们以文化产业实践为基础，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不断深化。谢名家（1995）认为：“文化的产业化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的开放化和扩张性的当然结局。顺应这一时势，经济文化时代来临之日，我们要树立崭新的大文化观念，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钱来忠（1995）在总结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后呼吁：“现在首要的不是去争论理论问题，而应该把注意力投向实际操作的问题。”“实践证明，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形态出现，必须突破原有的文化事业型框架，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文化资本（文化人才、文化设施、文化技艺、文化空间等）为载体，同时辅以非文化产业支撑的多元化产业体系。”在文化产业的产业属性终于受到政府部门和学术界认可的同时，金元浦（1995）却意识到了文化产业的“产业性与文化性的矛盾”。他提出：“迅速建立和健全当代文化保护机制”。因为“当代文化保护机制是保证市场条件下文化的全面综合均衡发展的根本制度，是解决产业性与文化性矛盾的重要配伍措施。”刘润为（1997）则从文化产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入手，对文化产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成为批判文化产业的重要代表。他认为：“为了实现资本增值的目的，将文化作为商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文化生产方式。”“要实现全社会对于经济、文化的共同控制，让他们服务于人的全面、自由、健康发展的目的，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但总的来看，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大趋势已经从批判性的否定研究走向了建设性的肯定研究。
三、从批判性走向建设性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的转折
1997年9月12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199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大幅度削减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大背景下，文化部却增设文化产业司，负责“拟订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起草有关法规草案；扶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建设与发展”等工作。文化部文化产业司的成立标志着文化产业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重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始进入到勃兴期，文化产业的研究文献也呈几何级数增长。2000年10月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是党的正式文件首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标志着文化产业进入了国家发展战略视野。这既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2002年11月8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要求“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并首次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了区分。无论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来说，还是就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而言，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化产业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学术界开始意识到，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产业将成为“支柱产业”，应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学术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研究“入世”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和对策”以及文化产业“战略选择”等问题的热潮，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逐渐开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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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我会把政研活动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相结合，大力开展“一个典型、一部片子、一首歌”的行业创建活动，唱响“创新、负责、求实，献身现代水利”的主旋律。“一个典型”就是张宇仙同志。“一部片子”就是《蜀水之歌》电视片。“一首歌”就是歌名为《爱满江河》的水利人之歌。特别是“张宇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已成功地在全省水利系统、水利部机关、国务院三峡办、南水北调办公室进行宣讲。省委也把张宇仙列为四川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典型，反响强烈，效果很好。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会在厅直机关展开了“我们身边的共产党员”的宣讲，共10场、近3000人参加，广大共产党员深深感到共产党员先进性就在我们的身边，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党员的内动力。
我会还把政研活动渗透到文明单位创建活动中，立足水利行业的特点和实际，有计划、分层次地开展了创建文明单位、文明灌区、文明服务示范窗口、文明水文站、文明工地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地方电力行业开展创建文明服务示范窗口的活动有声有色，既提升了地电企业的形象，又深受用户欢迎。
二、以承办中国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地域学组第二组2005年会为契机，加强学习和交流。
2005年7月5日，我会和重庆市水利局共同承办了中国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地域学组第二组2005年会。会议在都江堰市隆重召开。中国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曾华樟、水利部文明办副主任陈秀清出席、指导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地域学组第二组12个会员单位的2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砚方就四川水利建设的基本情况和四川水电职工政研会如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政工干部队伍的作用，紧紧围绕水利中心工作，结合干部职工思想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寻找政研工作的结合点和生长点，积极开展各项调研活动，撰写调研论文，用研究成果指导实践，疏导情绪，化解矛盾，为四川水利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证等方面的工作与参会代表进行了交流。在会议期间，收到来自地域学组第二组12个会员单位的调研论文17篇，这些论文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们一方面加强了对论文的学习，加强与参会代表的交流，另一方面我们还与参会代表一起就如何按照中国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要求，把政研活动开展得积极活跃，充满生机；如何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建设和谐水利；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组活动，使政研活动既符合部政研会要求又有生机和活力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地域学组第二组2005年会的成功举办，得到了中国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和水利部精神文明办公室的充分肯定，得到了全体参会代表的高度赞扬，使我会既获得了办会的经验，又学到了兄业省、市开展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方法，无疑会对加强和改进我省水利职工政研工作起到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三、充分发挥学组片区的作用，努力推动政研会整体工作。
一年来，我会加强了对五个片区开展政研活动的指导，立足于充分发挥学组片区的作用，努力推动政研会整体工作。
厅直学组在水产局、疗休中心的召集、组织下，学组2005年年会于10月19日-21日在省水电职工疗休中心召开。有厅直属各单位的理事、党办主任、论文作者50余人参加。参会的32篇文章，重点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三个文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干部素质建设、完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等8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紧密联系水利行业和单位实际、指导思想明确，主题鲜明、涉及面广，针对性和实用性强。
川东学组在市水利局的召集、组织下， 川南学组在宜宾市水利局的召集、组织下，学组2005年会，于2005年10月18日至20日在宜宾市长宁县召开。有宜宾、乐山、泸州、自贡、内江、眉山、资阳7市41个会员单位政研会理事、宜宾市各县水利局党政主要负责人、部分党务专职干部，省水电职工政研会负责人、联系人及论文作者近80人参加了会议。这次学组会共收到论文32篇。这些论文的交流，对大家帮助、启迪很大，许多文章是花了精力、下了功夫的，是有所想、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的真情流露，与大家的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从而引起大家的共鸣，体现了水利行业思想政治工作贴近时代、贴近基层、贴进职工的特点。川南片区政研会的各项工作和政研小组的活动是富有时代特色和鲜明个性、特点的。他们利用政研会这个平台，结合川南片区各单位的实际，有目的性、针对性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用政研工作指导工作实践，用政研活动凝聚水利职工，把政研工作与思想研究、政研活动与凝聚职工、理论研究与治水思路结合起来，强化生命线意识，不断激发水利人的创造力，保持了行业的稳定，促进了水利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小陈老师工作室原创
川西学组在雅安市水利局、雅安电力公司的召集、组织下，学组2005年会，于2005年10月13日至14日在雅安市召开。成都、雅安、攀枝花、凉山、阿坝、甘孜7市、州各单位政研会理事、党政主要负责人、党务专职干部、省水电职工政研会负责人，联系人和论文作者近50人参加这次会议。这次学组会共收到论文22篇。这些论文涉及内容广泛，探讨问题有深度，结合行业中心工作紧密，时代感与现实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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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038-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研究，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研究范式、研究目的上都有着显著差异。从文献看，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是在两大部类范式下分析问题，研究了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的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农、轻、重”比例关系以及产业发展优先顺序。研究目的是为了合理安排国家计划，以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理论逐步引介到国内，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传统理论方法在客观性和解释力方面的局限，于是尝试着由静态理论演绎转向动态实证分析，开始应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分析我国的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产业转移和升级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根据产业结构理论在我国发展的特点，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历程并给予简要评述。
一、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研究没有使用“产业结构”这个概念，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归在社会再生产理论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中。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主要靠引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范式。50年代，国内学者对再生产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译介、编著和阐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产业结构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50年代后期，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我国领导人先后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现实问题与政治背景的影响使得产业结构成为经济学界在60年代初期集中研究的问题之一，重点是对马克思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的理解和阐述。如许涤新(1961)、杨坚白(1961)、吴树青(1962)金学(1962)。虽然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领域的学术研究气氛活跃，但所有的讨论是在苏联范式下进行，即在两大部类关系框架下分析问题和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基本规律。此后“”的开始，使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基本停止。
二、改革开放初到80年代末期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研究主要受三方面的影响。第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迫切需要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研究；第二，中央有关经济工作的重要文献都将经济结构调整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反思了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的问题；第三，工业化国家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逐渐为我国学者所了解，促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研究的发展。
(一)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主要是对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所导致的结构失衡进行反思。欧阳胜(1979)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冯宝兴、万欣和张大简(1979)认为我国的重工业是自我服务型重工业，不能为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服务。1979年，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了经济结构调查，分别在十几个省市对若干重大结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调研基础上。由马洪和孙尚清(1981)结集出版了对当时及其后较长时间的经济结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专题分析报告。书中有关产业结构的部分主要涉及农轻重结构、各主要部门内部结构、就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问题，着重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经验教训，强调不能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这部著作及此后几年我国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虽然继续使用“两大部类”或“农、轻、重”的分析框架，但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反思与批判，这也是80年代初中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主要特点。
(二)国外产业结构理论的引入
改革开放后，随着一些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专著或文选陆续翻译出版，我国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1985)的专著扼要介绍了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介绍了代表学者及其文献，对研究范式的转换到重要推动作用。80年代中期后，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教科书和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既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也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产业结构研究影响深远。以库兹涅茨、罗斯托、线纳里、霍夫曼、克拉克为代表的欧美学者采用经验实证方法，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其他经济计量模型，对大量统计资料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国家间的对比分析，与我国以往主要采用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研究的可观察性和可度量性更强，说服力也更强。以筱原三代平、赤松要、小岛清、佐贯利雄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认为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相关性，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即产业政策，主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我国产业结构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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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京通州画家村宅基地纠纷案审理以来，由媒体提出的小产权房概念得到社会广泛认同。检索中国知网发现，学术界也在大量使用该概念。以“小产权房+篇名”为条件，在期刊、报纸、特色期刊、国内会议、国际会议、硕博论文等数据库中检索到文献2545篇；其他条件不变，扩大至主题检索，得文献3140篇；扩大至全文检索，得文献19545篇。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大量阅读小产权房文献，按照论文理论基础将其归为政府规制理论、土地发展权理论、博弈论、制度变迁理论等不同类型；然后分析这些代表性论文的学术观点及存在问题。
二、基于不同理论视角的小产权房问题研究评析
1.政府规制理论
政府规制理论认为，外部效益和信息不对称会影响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需不同程度地介入经济过程，通过实施监管或规制（Regulation）纠正市场缺陷，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基于该理论的文献普遍认为当前小产权房问题是由政府监管不力导致的，但多数文献未能深刻认识小产权房问题产生的土地制度根源。
比如，有学者指出，小产权房的大规模出现是由管理体制不顺、基层政府管理能力有限、以及政府寻租导致的；非农开发权归属不明是造成政府规制失灵的重要原因。有学者立足小产权房市场规制的困境，从法律层面探索小产权房规制制度，主张重新修订宪法解决规制不力问题。还有学者认为现有小产权房规制政策法律依据不足、未体现农民利益；建议调整规制政策，依据规划和房屋质量分类制定处置方案。
2.土地发展权理论
土地发展权（Development right）特指变更用途或提高使用强度的权利。该概念出自英国，后在美国得到成功应用。土地发展权理论核心是发展权的转移与定价。利用土地发展权制度可以“对冲”规划导致的产权拥有者“暴损”和“暴益”（Windfall-wipeout dilemma）。基于理论的文献多认为小产权房归结于发展权归属问题。由于我国发展权理论研究滞后，实践层面更是缺乏与之配套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此类研究多止于理论设想。
比如，有学者认为，小产权房大量出现的根本缘由在于农地发展权的缺失，应严格界定征地范围、实行“两权归一”来弥补农民发展权的缺失。有学者认为，小产权房开发是农民与地方政府抗争的结果，政府在产权缔约和土地开发过程中应让利于民，创造一种市场化的制度环境。还有学者大胆设想按照某一比例在农民和政府之间分割发展权，从而彻底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3.博弈论
博弈论是现代经济学标准分析工具之一，主要用于探讨公式化的激励结构，是研究具有竞争性问题的有效手段。博弈论特别关注游戏中的个体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重点探讨不同主体的最优策略。基于该理论的小产权房文献可以清晰展示各主体决策过程，但分析结果及可靠性受成本收益函数界定、博弈模型选择等因素影响较大。
比如，有学者分析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过程，认为严禁小产权房交易会使各方长期经济利益受损。有学者在分析政府、集体、开发商、购房者多方博弈关系后认为，提高征地补偿才是解决小产权房的根本出路。还有学者构建复杂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挖掘各方博弈动机，认为征地补偿水平低、执法成本高等因素导致了小产权房的泛滥，建议通过构建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化解小产权房难题。
4.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就是决定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合理的制度安排可减少不确定性，降低经济社会运行成本。随着外部条件变化，原制度均衡格局因获利机会的出现被打破，制度变迁需求因此产生。制度变迁理论可以精彩诠释小产权房的形成原因，但其脱离地价增值微观机制，往往使得政策建议趋于空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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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产业的概念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影响了人民对文化产业的本质把握，不同国家从不同角度看文化产业有不同的理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如下：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我国在2012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将文化产业定义为：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1.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2.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必需的辅助生产活动；3.作为文化产品实物载体或制作（使用、传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4.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
二、国内研究概述
由于中韩两国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均采取了“政府推动型”战略，政府为产业发展制定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所以我国学者对韩国文化产业的研究涉及到韩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我们以政策介绍和政策研究进行归纳概述。
（一）政策介绍型
政策介绍型主要是介绍韩国发展文化产业时所指定的政策、采取的措施和成立的机构。
郑成宏副研究员在《韩国文化产业现状与借鉴》（2002年）一文中介绍了韩国文化产业的现状：韩国自上而下都重视文化产业的开发和经营。首先，韩国政府在政策和财政预算上支持文化产业开发，大量资金的投人，保证了主要文化部门的正常运转。其次，地方政府重视文化产业开发，而且韩国大企业也都热衷于流行文化产业的经营。作者认为韩国不仅在保存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方面有所作为，而且在流行文化的产业化方面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投资模式和管理经验，政府和民间投大量资金进行文化市场开发等方面结合得也较成功。
（二）政策研究型
这部分研究主要是针对政策本身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细致研究。这类研究既有针对中韩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进行比较，找出双方差异，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于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体制改革不配套，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产业链不完整，投融资体制不适应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等。针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学者结合韩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提出了解决方案。
王文华和胡杰群在《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启示》（2008年）一文中认为，当前韩国文化产业取得跨越式发展与韩国政府的战略决策息息相关。积极借鉴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中国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健全组织架构。整合优化行政管理资源，建立和完善具有独立性的专业技术研究开发组织，全面启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战略。第二，建立和完善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及措施，如设立奖励基金机制、扩大跨国生产及合作等，同时设立专门性的发展基金，鼓励文化创作和新的文化创意，大力培植文化企业发展。第三，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许为民教授和曹峰旗博士在《韩国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与启示》（2008年）一文中认为，韩国政府在其文化产业的飞跃式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对我国的重要借鉴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政府观念层面上，政府部门应当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对文化产业重要性的认识；第二，在政府制度机制上，加快文化产业立法工作，改革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第三，在政府行为上，政府部门应当积极转变职能，建立起适应新形势发展和新环境要求的宏观调控机制，探索新的运作和管理模式。
总之，目前国内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散见于各类文献、报刊。我国学者对于韩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非常详细，可谓面面俱到，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非常详实的材料。
三、结论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关于韩国文化产业的研究持续走热，研究内容呈多元化趋势。但很多学者只是从某个领域或某一角度出发来研究文化产业问题。从整体上看，对韩国文化产业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第二，研究内容不全面，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分布不广。从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来看，多数集中在社会学、人文学、历史学等文科性质的学科，他们从自身的学科特点出发对文化产业进行了独立的研究，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是，由于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的融合，研究主题涉及到经济发展的问题，这就需要经济学者参与其中，而经济学者参与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很少。
目前，我们对于韩国文化产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只有将相关的学术成果有效的应用到实践中去才能更好地发展文化产业，这对于今后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后我们的研究必须坚持之前的多角度研究，从不同层面全面地反映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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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从产生到消亡历经创造、管理、保护、运用、权利消失几个环节，每个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其中知识产权管理最为重要。在整个知识产权工作中知识产权管理起着基础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国家、地区层面，还是企事业单位层面均是如此。只有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运用才能得以实现。可见，知识产权管理在知识产权整个运行过程中占有不可小觑的地位。由马海群教授等编著的《现代知识产权管理》(科学出版社，2009年7月)是一部与时俱进、具有时代感的学术专著，应时代要求而产生，内容新颖，较其他同类专著更具创新性。书中，作者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系统地论述了知识产权管理理论，并结合国家知识产权政策的需求和知识经济社会要求，以敏锐的思维和独特的视角，具体论述了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体系，在读者面前呈现出知识产权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崭新的成果—现代知识产权管理。书中研究内容的创新性和开拓性、论述的系统完整性、业务指导上的实用性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开创性的研究视角，有机融合了知识产权制度和政策学、工程技术、管理学等学科
传统知识产权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法学的视角，强调制度的安全与秩序;另一个是经济学视角，强调制度的效力与效果。也有不少研究者还从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管理学及技术发展的角度，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由于知识产权管理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物，其业务领域也必将随着知识与技术创新的进程而不断拓展。且在知识经济时代，围绕知识与创新过程，将不同视角对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看待的要求日益迫切，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之一是知识产权管理的集成性增强。马海群教授开创性地颠覆了知识产权的传统研究视角，将法学、经济学、政策学、工程技术、管理学等学科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重新审视知识产权管理，萌发了知识产权管理新的研究领域，即知识产权政策管理、知识产权文化管理、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等，并开创性地界定了这些领域所涉及的概念，利用相关理论阐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令人心悦诚服。
该书不仅将其他学科理论进行了有机融合，且拓宽了知识产权管理研究的领域，马海群教授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和大胆尝试具有开拓性，弥补了知识产权管理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同时，该书在研究内容方面又极富创新性，具体体现在:(1)该书新颖性地借鉴了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实践经验，用于解决我国知识产权管理面临的问题。如在知识产权政策管理、文化管理等章节都有借鉴国外的知识产权管理经验，并对改进我国知识产权管理现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具体地说，作者借鉴国外先进的商标信息管理系统，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商标信息管理系统等;(2)紧跟时展的步伐，积极吸纳国家政策文件的思想，使研究内容富有时代气息，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如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提出的第7条措施指出“要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该书正契合国家政策的需求，在知识产权文化管理一章中专门探讨了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政策与措施，这对我国知识产权人才的壮大和培养具有深刻的指导作用;(3)突破已有研究成果和固有思维模式的限制，开拓性地开展相关研究。如知识产权战略是知识产权政策的一部分，属于知识产权政策体系中统摄性政策，很多研究者都将其纳人到知识产权政策管理领域内，而该书作者为突显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性，突破固有思维模式的限制，另辟蹊径地将知识产权战略进行单独论述。又比如，在论述知识产权技术管理这一章节时，作者并没有被局限在技术措施的框架内，一味地单纯强调如何改进和加强技术措施来完善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相反的是，作者联系行政、法律等手段一起加强技术措施的知识产权保护，这种跨领域的研究势必会对知识产权技术管理起到更佳的效果;(4)有机融合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和理论。如在无缝嫁接了政策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知识产权政策的内涵、本质特征和功能。又比如，融合了信息管理这门学科的相关知识，提出了并不被人们所熟悉的知识产权信息这一集合概念，并对现有资料进行充分挖掘，形成了知识产权信息管理这一领域，这是该书作者的独创，作者以集成思想提出并论证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信息概念，重点研究知识产权信息特征与功能。由于知识产权信息管理这部分内容是作者最重要的创新点，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专门分析。
在书中，作者做了大量的交叉研究，其意义在于:首先，知识产权管理是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运用。知识产权法制管理，为知识经济所需的知识进人市场提供了法律保障，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知识产权法学建设也是一种补充和丰富;知识产权政策，是发挥知识产权作用的重要手段;知识产权文化的本质在于创新，知识产权文化管理，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注人了新的文化;知识产权技术保护成为法律保护、制度保护、经济驱动之外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基础和保障，知识产权技术管理，有利于推动技术保护进人法律保护框架;作为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信息管理，将促进知识与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管理机制、促进高新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促进知识产权的国际交流。其次，从分支学科建设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管理科学学科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结构，从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知识产权文化管理、知识产权政策管理等分支研究领域角度，对管理科学研究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因此说，现代知识产权管理是管理科学研究分化发展的一种重要体现及新兴研究领域，这种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启发人们思考管理科学其他新的研究领域，为人们研究管理科学其他分支学科提供有益的、可资借鉴的研究方式和思维模式。
2开创性地提出知识产权信息理论
马海群教授将信息管理与知识产权管理进行了有机结合后，提出了知识产权管理信息这一创新性概念，国内尚未有其他学者提出这一概念，属于作者独创性研究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信息是指表征知识产权权利属性的信息，这种属性既包括知识产权权利作为整体的属性，又包括知识产权内各种具体智力成果权的属性，同时，知识产权信息又是表征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内含的信息，它包括专利信息、商标信息、版权信息、技术合同信息、涉及知识产权业务的竞争信息等等。广义的知识产权信息则是表现知识产权存在状态的信息，除表征知识产权权利属性外，一切围绕知识产权发生、发展、变化的信息，如知识产权政务活动、知识产权制度演化、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运行状态、知识产权法律活动、知识产权贸易活动、知识产权数据、知识产权声明、知识产权利益主体等，都可被看作是知识产权信息。并认为知识产权信息的本质是知识产权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的表征，知识产权信息是知识产权的重要属性之一，是显示知识产权存在的一种属性，知识产权信息又是人们认识和利用知识产权的中介。知识产权信息除具有信息的一般特征，如普遍性与寄载性等外，还具有自身独特属性:一是法律规定性，即知识产权信息是依据法律而存在的，法律规定着知识产权信息的种类、范围、数量、时效等。二是特殊时效性，即广义知识产权信息、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内含信息具有一般信息的时效性，而知识产权权利信息却具有特殊时效性。知识产权所具有的时限性特征，决定了权利信息的这种特殊时效性，当知识产权失去法律效力后，知识产权权利信息随之消亡。
书中不仅阐述了知识产权管理信息的概念，并对知识产权信息的特征、内涵、功能进行了深人分析。知识产权信息已成为人们从事政务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法律规范及文学艺术创作等社会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信息，具有独特的显著特性，如①既是文献信息，又是非文献信。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信息以法律规定为载体，但又可借助文献载体之外的其他载体来表达、传播与利用，完全脱离原载体，故既是文献信息又不是文献信息。②既是静态信息，又是动态信息。知识产权信息在某些情况下以静态的形式存在于各种知识产权文献之中，但是在更多情况下，以动态的形式存在于知识产权相关活动之中。③多为公开化信息。智力成果公开是获得知识产权的法定条件之一，另外，国家设立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促进智力成果公开，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④信息量大、内容广泛而独特。信息量大是因人类的智力成果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独特是因知识产权将受国家法律保护，未经许可而开发、采用、转让知识产权信息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结构完整而又清晰、系统地构建了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体系
现代知识产权管理内容体系划分的既有条理又清晰，各章节间表现出很强的逻辑性和完整性。从研究角度看，论证充分而又精辟入微，不仅有宏观论述，如介绍了知识产权管理的时代背景，分析了知识产权管理的内涵、构成及价值等;又有微观分析，如不同种类知识产权的法制管理、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不同类型主体的知识产权文化建设与管理和知识产权战略管理，知识产权信息分布与收集、组织与传播、检索等不同运作环节的管理等。在研究对象方面，知识产权管理主要研究的是知识产权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操作过程中的各方面关系及协调方法。从知识产权管理的主体看，该书主要集中在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国外主要国家、我国及其企事业单位等这几种主体的知识产权管理内容的阐述和分析;从知识产权管理的客体看，该书是针对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和其他知识产权管理这几种客体来研究各知识产权管理的分支领域的。
现代知识产权管理涉及法律、政策、文化、行政、经济、技术、信息管理等诸多方面。这些知识涉及的学科众多，内容繁杂分散，研究内容的跨度和把握的难度都极大，为此作者进行了充分的调研，从一系列分散的、混沌的侧面出发，通过分析与论证知识产权管理学的基本定位、知识产权管理学的范围和研究对象，认为将知识产权管理定位为对知识产权各方面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操作，更具有说明力，因为不论是国家或政府还是企业乃至全社会，都面临着强化知识产权管理的历史课题和使命。沿着上述思路，最后系统地构建了一个相对较为完整而又清晰的现代知识产权管理理论体系，从9个方面构建并拓展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体系，包括:知识产权法制管理、知识产权政策管理、知识产权文化管理、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知识产权经济管理、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知识产权信息管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九大模块。并由此构建该书体系，同时也作为该书作者对知识产权管理内涵及知识产权管理学科内容体系的一种新认识。作者所构建的这一理论体系是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体现出管理科学体系的分化演变，这是符合现代学科发展既综合又分化的基本方向和发展趋势的。
4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