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低俗文化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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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体要提高认识，提倡电视作品的原创性
根据传播学原理，媒体的权利主要包括信息采集权和信息权，从信息的收集、筛选到信息的过滤、公开，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这种权利的主导作用，因而这种权利就成了一种可利用的资源。电视媒介在拥有这些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电视媒介应更多地强调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而非这种权利，并接受职业道德的约束，在利益与责任的平衡点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市场化的今天，电视媒介从业人员要提高认识，自觉抵制低俗之风。
二、管理部门建章立制，加强监管
大众传播是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信息系统，也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大众传播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治理电视媒介低俗化，单靠电视媒介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而制度的建设更能起到制约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治理低俗化问题的核心在于制度建设。目前，很多低俗化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没有制度监管，或者说有的制度责任不到位，把关不到位，疏忽大意，或者是管得不严管得不细。制度管理才是加强管理的核心，粗放式管理带来的是制度的滞后，也是出现低俗的原因之一。此外，所有卫星频道黄金时间播出的所有节目都要进行备案制，包括电视剧、新闻节目、选秀节目、谈话节目以及晚会等等。
三、迅速而有效的建立全天候监看制度
电视节目播出后，效果如何，是否违法违规，是否低俗，采用监看制度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督与反馈。监看制度的前身是新闻评议制度，新闻评议组织较早由英国先行发起，收到成效后广为西方国家仿效。我国也较早系统性地开展了新闻评议制度，但对电视媒介的监看制度则于上世纪末才逐步推广。实践证明，全天候监看，及时发现问题，是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的有效手段。因为目前很多电视节目的种种问题，都是监看机构发现的。监看是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最前沿的一个机构。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要充分发挥监看机构的作用，加大对多发问题时段和类别的监看力度。同时，监看和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要想有成效，快速反应机制非常关键，监看的管理者一定要及时向监看人员传达有关要求和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当前监看的重点，才能够做到要重点反馈。
四、对从业人员开展主观认识与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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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够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
城市雕塑都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其服务主体是人，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到大众的审美需求，要使设计的城市雕塑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从视觉和心理上都能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所以在进行城市雕塑设计时一定要对其所处城市的生活、文化、历史、宗教以及审美取向等方面进行考察，然后再决定城市雕塑的题材和形式，要选择与当地城市生活相符的题材，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雕塑更容易被当地人所接受，更具观赏性，使其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3具有发挥传承地域文化的作用
艺术源于文化，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城市雕塑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活动，在设计时必然要考虑到地域传统文化，要使设计后的城市雕塑能够充分发挥弘扬和继承传统地域文化的作用。同时为了使其与时展相适应，还要有所创新地融入一些现代化元素，使雕塑作品更具时代性，从而赋予城市雕塑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更有利于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4需要融入先进的科学技术
这主要是指在设计城市雕塑时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优势，在材料的运用上敢于大胆地尝试，在工艺技术方面进行不断的创新，以设计出更加新颖的城市雕塑作品，不仅使其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还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例如，座落于青岛“五四广场”的城市雕塑“五月的风”，它被视为青岛的标志性雕塑，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钢质雕塑，它选用钢板为原材料在外层喷上红色的涂料，线条简洁且厚重，其造型也十分独特，呈螺旋上升的“劲风”状，创造出具有震撼效果的美，是以“”为主题思想，蕴藏着鼓舞人积极向上的深刻意义。
二、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城市雕塑设计
地域文化又包括三个影响因素：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它们影响并制约着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自然环境包括地貌、地形、气候条件等，它是地域文化的地景组成元素；人文环境包括民族风俗、历史传统、风土人情、技术工艺等，它使地域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特色；社会环境是指固定地域内的经济发展形势以及社会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发展，它决定着地域文化的发展程度。在城市雕塑的设计中，其色彩的运用、造型的设计、尺度范围的控制和材质的选择都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一个优秀的标志性城市雕塑作品即能够起到提高城市的品位和价值的作用，也能够起到传承和发展地域文化的作用。
1从材质和色彩角度分析地域文化对城市雕塑设计的影响
通常一些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在设计城市雕塑时都会选择铜做为建造材质，是由于古铜的色彩和质感较为沉重，其所产生的视觉效果与古城老街的氛围相统一。在广西北海老街上就有很多组铜质雕塑，成为北海老街的一大亮点，为其增添几分独特的韵味。例如，在老街的酒吧街有一组斜倚啤酒桶的“醉汉”铜雕，这是对百余年前洋人在北海生活的记录以及在老街原电影院的位置摆设了“蒙太奇”的铜雕，这些雕塑起到了传承北海传统文化的作用。另外，有些城市受到地域性自然资源的影响，会以其所盛产的自然资源作为建造城市雕塑的材质。江西景德镇自汉唐起盛产陶瓷，又被誉为“瓷都”。因此，景德镇的大部分交通灯和路灯的灯柱都是由青花陶瓷制成，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都市风景线，不仅是对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为城市增光添彩，充分发挥了城市雕塑的公众性、地域性和社会性。
2从造型角度分析地域文化对城市雕塑设计的影响
城市雕塑是城市灵魂的体现，完美城市雕塑造型能够充分展现城市的民风民俗和历史文化。例如，广西北海的标志性雕塑是位于北部湾的“南珠魂”，其运用人物、珠贝和水池为题材，环绕于珠贝周围的是三个人物铜雕，分别为少女、青年和老者,其中蕴含着不同的寓意：老者象征着大海之父，寓意北海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少女象征着珍珠神女，其手持夜明珠,寓意北海拥有闻名于世的特产———“南珠”；健壮的青年象征大海之子，口吹海螺、脚跨神龟寓意北海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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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纪念馆作为第二课堂和终身教育学校，向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和历史文化素质。名人生平陈列，既是名人的成长养成史，同时又是一段地方史。因此，优秀讲解员必须拥有地方历史知识素养和运用。吴昌硕生存的时代，是中国近代最为动荡的时代，历经、天平天国、封建王朝灭亡、、军阀混战等时期。吴昌硕在家乡的时期主要是他青少年时代，吴昌硕的青少年时代，亲身经历了正史中被称为“庚申之难”的战争的惊涛骇浪，为躲避战乱，有五年的逃难流浪生涯，在战争中他失去了除父亲外的几乎所有的亲人，留下了很深的战争创伤。平定之后，吴昌硕在三十一岁那年撰写、书刻《鄣吴义冢碑记》，义冢碑记记载了吴昌硕的家乡在太平军战争之后2千多人的大村仅剩25人，故土废墟，人口凋敝的惨状，这一段历史不仅给了他个人一生以深刻的影响，锻炼了坚忍心志和刚毅人格，通过对他这一时期生平的研究，也可窥见整个安吉在天平天国运动中的遭遇，《鄣吴义冢碑记》是战争造成人口锐减的是一份宝贵的佐证史料，成了研究太平军在安吉的活动的重要的史料实物，这场战争直接导致了现代安吉的人口格局，成为移民大县。根据县志记载，1860年前后，战争严重波及原安吉、孝丰两县。战乱及瘟疫、饥饿等原因，造成本地人口的锐减。其时安吉县人口损失率96%，而孝丰县高达97．5%。1871年后，清廷实施“招垦”“招佃”政策。河南、湖北、安徽和本省宁、绍、温、台等地乡民先后迁入。从清咸丰、同治之后大规模的移民潮，到民国期间不间断的移民，致使如今的安吉人上溯祖辈，绝大多数皆为外来历史移民。历史移民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如今安吉民间习俗的差异性和乡土文化的多样化。多种移民文化的传承和融入，使安吉各地的乡土文化、民间习俗呈多样化态势。不同的移民后裔，在生产习俗、人生礼俗、饮食习惯等方面至今还或多或少表现出某种差异。至于在民间歌舞、地方戏曲等文艺活动方面，移民传承的地方差异更为明显。据2006年浙江省“民俗民间文化遗传”普查结果，安吉共有各类民俗民间文化样式119项，将近占整个湖州市总量的二分之一，仅首批民间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达28项。安吉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数量和质量名列湖州市前茅。所以讲解员有了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就可以把个人史与地方史串联起来了，使观众（游客）能收获更多的地方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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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大禹作为浙北地区的一个全国性文化旅游活动，对浙北地区的旅游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禹因治理黄河有功，一直受到后人的尊敬与祭奠。大禹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中华民族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如今依然有许多地区存在着对大禹的祭奠，可见大禹在中国的影响范围与美誉度。
（二）龙井春茶会
浙北地区另一个全国性文化旅游活动，是西湖国际茶文化博览会开幕式。西湖龙井早在唐代就被人熟知，以其“色翠、香浓、味甘、形美”四绝著称于世。为绿茶珍品，也是历代皇上享用的贡品。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六次，有四次来到杭州巡视茶区，其中有一次於虎山下胡公厅前品茗问源，并钦定十八棵御茶，至今犹在。西湖龙井茶分为春、夏、秋差，以春茶为最佳，春茶中的“明前茶”为最上品，龙井春茶会作为当地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接受较高的节庆活动吸引周边民众的参与和关注。
（三）黄酒节
绍兴黄酒采用鉴湖水，并采用独特的酿造工艺进行酿制，获得国内外多个奖项，名向海内外。古时还会祭祀酒神，举办多种多样的的娱乐节目，有演社戏，划龙舟等，在清末民初时期，绍兴黄酒声誉响应海外。近些年，以古越龙山为代表的黄酒企业以时尚高档为文化品牌，逐渐发展壮大。为了保护和弘扬黄酒文化，绍兴市政府也推出了类似的祭祀活动，绍兴市政府从1990年开始举办黄酒节，基本每年举办一次，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主旨。绍兴黄酒节还是基本每年都会举办，每年都有不同的主体，但基本都是围绕弘扬黄酒文化展开。
（四）宁波慈溪杨梅节
宁波比较著名的美食文化节之一是宁波慈溪杨梅。作为政府支持的地方文化墙节庆品牌活动，及宣传了当地饮食文化又宣传了良好的城市形象，在1989年6月慈溪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每年6月28日为慈溪杨梅节。1989年慈溪也被授予了“中国杨梅之乡”的美誉，定于6月10日至7月10日举行杨梅节。每次杨梅节都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
二、浙北地区旅游文化的挖掘
杭州是南宋古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杭州本地居民向外来游客介绍杭州时有的也会直接称杭州为宋城，一部电视剧白娘子传奇让多少人记住了苏堤、白堤这些西湖景色，杭州的丝绸文化和茶文化也能让国人赞不绝口，一壶西湖龙井茶多么优雅的生活啊。宁波是浙北地区第二大城市，宁波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始发港。绍兴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有着东方威尼斯之称，在绍兴房子都是依水而建，建筑风格具有鲜明水乡格调，乌篷船也是绍兴的特色水上交通工具，现在也可以通过乘坐乌篷船游览绍兴，感受绍兴浓郁的水乡风情。还用它酿造了知名的绍兴黄酒，有着东方威尼斯之称的绍兴也有着桥乡的美誉。
三、浙北地区节庆旅游文化品牌塑造
（一）就是浙北旅游文化产业的整合。文化可以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它也可以是具体的，可以是吃，看的，用的，玩的。虽然浙北地区的旅游文化很丰富，但相关的文化产业并没有跟上。可以推出相关文化产品，如书籍，影视作品等，用来宣传与记录旅游文化。再者可以提升旅游服务，加强对浙北地区旅游企业的辅导与支持，提升旅游服务，打造浙北地区旅游文化休闲产业旅游品牌形象。
（二）将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浙北地区有许许多多的自然景观，如西湖风景区、东湖景区、杭州之江国际旅游度假区、会稽山、中国书法圣地兰亭、中国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普陀山、吼山风景区等知名景点。这些景点大多风景秀丽，但缺少人文气息。其实很多景点的存在都是由于某些典故或者历史遗迹。对于一些风景秀丽，但缺少人文气息的景点可以对其人文旅游资源进行挖掘，合理规划自然与历史人文景观，达到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的和谐发展。
（三）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传统文化经过长期的基奠，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传统文化经过了岁月的检验，已经深深进入到人们的内心中。而现代文化或许融入了些现代科技，但有时更像是一种快餐式的文化，来得快，去得也快。因此需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将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现代文化的传播能力与科技感相结合，让旅游文化同时具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具有现代文化的科技感，使旅游文化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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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可行性
(一)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宏观环境日趋成熟
1.国际上房地产证券化的成功经验。自从1930年美国政府二级抵押贷款市场开拓以来,各市场经济国家均推出了多样化且富有弹性的房地产证券化产品。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对我国房地产证券化的推行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2.土地产权和房地产产权改革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用地单位或居民逐步拥有了房地产产权,通过承租国有土地,补交土地出让金的方式拥有了土地使用权。同时,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居民通过购买公有住房、微利房、商品房、自建、合建等方式逐步拥有了住房的所有权,为土地和房屋的抵押开辟了道路,也为房地产权益的分割提供了条件,为推广房地产证券化做了积极的准备。
3.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是经济基础。从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发展势头强劲。国民经济连续几年保持了7.5%以上的增长率,为房地产证券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2003年以来,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快速下降,但房地产投资额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总体上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快速增长特征。同时,国家针对房地产金融领域的违规操作现象,自2001年以来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房地产金融政策,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规范发展的金融市场为房地产证券化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初步具备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微观基础
1.房地产市场存在巨大资金缺口。1998年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以后,城镇居民长期被抑制的住房需求逐步释放,投资性的需求在增长。但从房地产市场供给上看,现在我国大多数开发企业不具备雄厚的开发资本,银行贷款、信托融资、发行企业债券、发行股票并上市、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等融资方式均有一定局限性,只有推行房地产证券化,在金融市场上直接向社会大众融资,才能较好地解决房地产开发资金短缺的矛盾。房地产进入流通领域满足单位和个人的消费需要,庞大的住房消费市场的资金来源不可能依靠国家财政,也不可能完全依靠银行,住房消费的直接融资势在必行,推行房产证券化成为一种必然。
2.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基本成熟。住房抵押贷款是最容易进行证券化的优质资产之一,其原始债务人信用较高,资金流动性稳定,安全性高,各国的资产证券化无不起源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而我国随着住房货币供给体制逐步取代住房福利供给体制以来,住房抵押贷款不断上升已经初步形成规模。
3.庞大的房地产证券化投资需求群体。我国居民拥有大量储蓄。2005年3月末,我国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12.9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这样一个拥有大量结余资金的群体,将为房地产证券化及其上市创造一个必要的市场环境。首先,证券可以根据需要以一定的面额等额分割,可以用较小的数额表现,房地产证券化的实施将大大降低资金进入的“门槛”。其次,房地产证券不仅可以使投资者享受资金在房地产领域运动所产生的增值回报,在有价证券代表有关房地产产权(如持有房地产产权收益凭证)的情况下,这笔资金可以根据需要转化为房地产的实物消费。
4.走向规范的资本和证券市场。以买卖发行各种债券和股票的资本市场在我国已形成基本框架,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为房地产证券提供了市场规模,也因资本市场证券品种丰富而使房地产融资形式有多样化的选择。我国的证券市场也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以众多证券公司组成的证券发行市场和上海、深圳两地证券交易所、STAQ系统和NET系统为代表的证券交易市场,并且交易的容量和辐射范围不断地扩大,硬件和软件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就为房地产证券的交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三)政府的推动
证券化是一种市场行为,但也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在房地产证券化发展的初期,我国政府也极力推动住房抵押证券化的发展。例如,2005年3月,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建设部、税务总局等十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协调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具体组织和协调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工作,分析研究试点工作进展情况,讨论有关难点问题并商议解决方案。
我国当前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制约因素
(一)体制制约
房地产证券化是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的产物,其基础是私有制,房地产产权的细分出售正是私有化的集中体现。而我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从实际情况看,目前我国还不能将大量资金投资于房地产,而是优先用于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短线部门,这就决定了我国所要推行的房地产证券化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况且,我国现行的房地产投资与金融体制正在进行重大改革,专业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项目业主负责制等举措正是改革的重大步骤,但是这些目标的真正实现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的房地产证券化进程。
(二)法规制约
住房贷款证券化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将银行债权转化为投资者有价证券持有权的过程中,涉及原始债权人、证券特设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贷款服务、证券投资者等方面的利益。然而,我国现行《证券法》的相关条款中,缺乏对资产证券化在房地产融资业务应用中的规定,这势必增加住房贷款证券化的推进难度。同时,在建立风险隔离机制所要借助的相关法律有《破产法》和《信托法》,由于这两种法规在国内出现的时间还不长,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种种困难。
(三)资本市场的制约
现阶段,我国的证券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仍属初级阶段,市场容量和市场规模十分有限。而房地产证券化品种很多,一经推出势必会给已经“饱和”的证券市场带来巨大压力,这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很不利。房地产证券化工具多半是依赖于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房地产证券流通市场要承受证券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双重风险,这更会使其在流通中受阻。
(四)房地产金融一级市场欠发达
西方房地产证券化的规律是:房地产金融一级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寻求发展二级市场,因为二级市场能解决一级市场发展中面临的流动性、资金来源、信贷集中性等主要矛盾;二级市场的出现又促进了一级市场的发展。我国长期实行的福利住房制度使房地产金融市场一直没有获得真正的发展,尤其是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决定了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以非专业性房地产金融机构的商业银行为主体。
(五)信用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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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地域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独特性，唯一性。桐城小花是桐城的地方特产，历史悠久，馨香四溢，为明清贡品，声名远播。桐城虽然文化气息浓厚，但却没有将这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桐城小花茶叶相联系，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小花茶的营销停止不前。本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解析桐城的地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在桐城小花茶的营销中的植入问题，明确其现状与不足，通过实证分析为桐城小花及我国其他各个地区的土特产营销提出建议。
二、地域文化与土特产营销理论分析
1.地域文化的特征
地域文化具备地域性、丰富性、稳定性三个基本特征。从本质上来讲，不管是哪种每种文化的特点跟其地域性相关，由于每种文化都有其固定的影响范围和其地域性特点。地域的文化特征是其自身独有的或者是独创的，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独特性并且与其他地域文化特征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地域文化的地域性是人们在该地域生产、生活、劳作，以及社会历史环境的演变中不断积累而成的。不管是历史古迹、地方文化传说，还是当地风俗、思维习惯、道德传统和价值观等，无一不渗透着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
地域文化的丰富性体现在不同地域文化多具有的多样性、层次性和整体性上，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使不同地域的人在交流时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经过交流与碰撞，形成文化的交融，能够更高效的地解决当地文化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地域文化的层次性可以使地域文化按照不同的等级形成多种地域文化系统，按照等级层次由高到低进行细分，地域文化的种类由少到多，层次分得越细，地域文化的特征越具体。地域文化整体性是地域文化的丰富性的另一种表现，许多当地的地域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种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影响着当地社会整体的发展。地域文化是地域特征鲜明的文化单元，其有比较完整的体系。
2.地域文化与当地特产营销理论分析
当地土特产市场的发展需要当地地域文化作为动力，既要具备土特产自身的商品效应，又要通过土特产将当地地域文化传承下去，因此，在土特产品外披上地域文化这件外衣对当地土特产市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土特产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当地的的文化，并收集土特产的相关资料，例如民俗风俗、古老传说和名胜古迹、历史名人等等。产品的的文化特色都必须在产品的包装设计中展现出来。产品展现出的地域特色都是以文化元素为基础的。同时，产品包装在设计的过程中，所贯穿的设计思路也是以土特产产地的地域文化为基础，包装能展现当地的历史，民俗风情等等。一般地方的土特产大多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民族文化气息浓郁。如果在包装设计方面能恰当地运用这些地域文化元素，不但可以突显土特产的特色，还可以体现出包装的文化价值。
地域传统文化丰富多样，土特产包装的设计可以从中选取各种各样的文化素材。比如，中国的传统元素一般分为“形”“意”“神”三个方面：“形”是指形状、结构、色彩；“意”指这些形状、结构、色彩所代表的寓意，“神”是指当地文化的内涵。土特产包装设计中融入地域传统文化元素，可以达到引起消费者注意，激发消费者消费欲望的效果。
3.地域文化对土特产营销的影响
（1）特产产地文化对土特产营销的影响
特产文化，将美食特产与地域文化联系起来，利用民众唯特产是宝的心理，展示其独特诱人之处，故而消费者趋之若鹜。特产市场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其包含的文化因素作用越来越大。特产在销售的过程中，其提高特产自身的文化附加值，可以让消费者认可，使得该类特产在同类的产品中，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特产文化的核心是特产，突破点是文化。挖掘特产自身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将其所蕴的流行文化、文化理论、区域文化、文化遗产、传统文化、文化场馆及文化产业等相关信息充分挖掘。对于充分发挥特产资源优势，树立地区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销售地消费文化对土特产营销的影响
地方特产营销离不开当地消费文化，地方特产区域的选择是营销的首要考虑，需要考虑其有关系的文化面，是否有冲突。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当地百姓对该产品的接受程度的不同。并且消费能力也是其当地消费能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土特产在营销的过程中，合理的定位对土特产营销十分重要，不仅如此，土特产营销时还要考虑其潜在的消费对象。
三、桐城小花营销的现状分析
2014年桐城现有茶园总面积4.45万亩，根据调查显示，今年桐城采摘园面积约4.05万亩，与去年相比增长4.7%，农户茶叶总产值达1.5亿元，茶业产业链上总产值将超2.9亿元。目前，桐城的茶叶多是当地消费，城市区居民茶叶消费人数最多，达到90%以上，山区农户茶叶消费人数为60%以上，郊区农户茶叶消费人数为50%以上。
四、桐城市小花茶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龙头生产企业少而弱，整体生产效率低下
在桐城市现有的小花茶叶生产企业中，虽然数量众多，但是真正具有大规模的龙头企业很少。在桐城市的200多加小花茶叶生产加工厂中大部分是家庭作坊式的，不仅加工工艺不够规范、品质得不到保证外，年加工量也不及大规模企业的一半。不仅如此，小规模的小花茶叶加工厂其品种单一，科技含量低，没有能够延长茶叶生产的产业链。这样往往会出现产业产能低下的情况，茶叶的高额利润被其他公司所获取。
2.缺少有影响力的大品牌，品牌资源整合不够
同时，小规模的企业众多必然导致小花茶叶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品牌，加之对外宣传力度的不够，这些种种原因必然导致小花茶叶的知名度不够，很难做到“走出去”，对外的市场没有得到很好的开辟。如果不加对外宣传力度，提升品牌质量，小花茶叶的销量很难有质的突破。
3.对外宣传不够，缺乏营销力度
桐城市虽然在茶叶资源和茶叶品质等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过去的封闭环境以及当今的对外宣传力度不够，这就造成了生产的茶叶大部分是在市内自产自销。不仅是宣传力度不够，桐城市的市场销售体系也不够健全，很容易导致销售混乱的情况发生。部分厂家仍然抱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旧观念，原地待售，不愿意主动“走出去”开拓市场，从全国各大销售市场来看，很少能在常见的人口流动性强的场所见到桐城市茶叶的宣传广告和销售窗口。如果桐城市茶叶的发展还在局限于市内销售，不有所动作的话，其发展令人堪忧。
五、桐城小花文化营销的建议
1.发展经营体系，完善营销网络
在桐城市本地建立专业的茶叶批发市场，构建网络电子商务平台，方便各地客商与游客的商贸洽谈与选购；在各中心城市，可设立桐城市茶叶的品牌专营店和展示厅；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人流较大的站点，通过媒体广告和海报等方式加强宣传，并设立不同层次的专柜，构建销售网络；鉴于超市的巨大辐射力，应积极推动茶产品进入超市设立专柜，以满足不同层面的消费需求；同时，还应充分利用即将成型的便利交通网，打入全国各主要茶叶批发市场，提高桐城市茶叶的知名度，完善销售网络。由于旅游已成为桐城市的朝阳产业，可结合旅游的发展进行茶叶宣传与销售，如建立品茶园，发展采茶游等，让游客在逐步了解中认可桐城市茶叶。
2.积极弘扬桐城的茶文化
龙井、普洱、铁观音、碧螺春等名茶，都因为赋予了文化的性情而深受消费者喜爱。铁观音代表的是“功夫茶文化”，龙井、碧螺春代表的是“江南文人文化”，普洱茶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的马帮文化，是茶马古道的精髓。至今普洱茶任然保留了茶饼、茶挂饰等传统茶。其独特的形式，都是其古老茶文化的象征。因此桐城在开拓桐城小花的过程中必须先把桐城的茶文化打出去，将其茶文化知名度提高之后，茶的销量也会有相应的提高。将“六尺巷”之中的君子风范进行现代化释义―礼让的君子。因此，当地政府在进行茶文化推广的过程中不应当仅仅只是唱白话，如：领导重视，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等等。作为公众都关注的部门，当地政府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体现君子风范，让大众看到一个君子风范的政府的形象。
3.注重桐城小花包装设计
茶叶发展到今天，已然不是单独供人饮用那么简单，中国茶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许多爱茶人士都会相互赠送茶叶来表达彼此之间的友谊，赠送亲朋好友固然包装是很重要的，这就要求桐城小花也需要拥有独特有意义的包装。
利用现代设计手段，演绎桐城小花包装，并不是简单的将传统元素进行组合，而是给这些元素添加新的意义，把它变的时尚而又不失当地传统文化特性。人们都会喜欢一些有创意的设计，将传统进行创新，桐城小花包装设计才会有新的生命力。目前桐城小花品包装，工艺简单，没有新意。因此，在桐城小花的包装上应改革创新工艺、引进现代技术，使产品重焕光芒，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
参考文献：
[1]池宗宪.普洱茶[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123-125.
[2]王建民.企业文化营销策略研究论文题目[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8：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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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LNG接收站运行之初接收量为260万吨。接收站初期有 1 个卸料码头和2个有效容积160000m3的LNG储罐，有两台低温 BOG压缩机，每台低温BOG压缩机电机功率为575kW，设计流量为3953Am3/h。在非卸船操作中，开启一台压缩机；卸船 BOG大量增加时开启两台。但当BOG量达到高峰时，流量超过两台压缩机的处理量，多余的只能燃烧排放。同时，由于BOG量波动大，后续再冷凝工艺等操作控制难度加大。
接收站LNG由低温运输船由产地运往接收站，经卸料管线卸载到接收站LNG储罐，卸船过程中产生的BOG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进入LNG船上，置换卸出 LNG 的体积；另一部分流经缓冲罐后进入压缩机增压，加压后的BOG进入再冷凝器。BOG被再冷凝后与来自于上游的低压LNG 混合进入高压泵，再被汽化输送至高压管网。非卸船时，接收站设备和卸料管线需保持在低温状态，因此LNG低压泵将一部分LNG自储罐经卸料管线通至码头，再由码头保冷循环线流返回储罐。
2 接收站BOG蒸发量
该LNG接收站非卸船时，LNG储罐压力约16kPa，BOG总量6.3t/h左右，开启一台BOG压缩机即可处理。在卸船开始之前的6个小时，储罐压力缓慢降低到12kPa左右。降压的目的是，使接收站储罐压力在卸船之前略低于LNG船压力，便于船上BOG自动流向接收站。在降压的同时，罐内LNG成为过热液体，BOG量增加，两台压缩机均开启。
LNG船在航行时，储罐漏热产生的BOG燃烧用作船动力；船到达接收站后，要进行卸船准备，包括连接、吹扫卸料臂、贸易液货计量，各种工艺测试等。在此阶段，船上仍漏热产生BOG。但停泊后，船上动设备停止运转，BOG储存在船上，导致船储罐压力由航行时的10kPa逐渐升高14kPa左右，船方启动自身再冷凝系统，仍高于接收站储罐12kPa，BOG可自动返岸。
卸船开始时，卸船速度由200m3/h 逐渐增加到12000m3/h，此过程大概耗时60分钟。接收站储罐压力则短时间内由12kPa升高16kPa左右。卸船的最初阶段，BOG量最高可达16t/h以上。船上LNG液面下降，压力迅速降到10kPa，之后需由接收站补充大量BOG，以维持船压在10kPa。此后全速卸船，速度维持在12000m3/h，卸船结束前，再缓慢降速直至卸船结束。
3 BOG蒸发量影响因素分析
LNG接收站的BOG量受诸多因素影响，非卸船时，受环境温度、光照、外输量、LNG 组成、储罐压力等影响；卸船时，除以上因素外，还受进料位置、不同密度LNG混合影响。
3.1 气温、光照和外输量
气温、光照的改变，均是改变了传热温差，进而改变系统漏热量。由于LNG的温度低至-160℃，外界温度即使在0～40℃范围内变化，再加上光照影响，接收站的BOG量波动也小于30%。
由于接收站下游用户用气量波动频繁，外输量随季节和昼夜而变化。外输量对于BOG 量的影响在于：外输量大时，开启的低压输送泵数量多，转化为热量的电能也会增加，促进BOG的蒸发。而同时，外输量大导致罐内LNG液面下降更快，需要更多BOG来填补LNG 外输留下的空间，就会减少BOG净量，两种趋势相互抵消。目前接收站最小外输是180t/h，最大外输600t/h，最小外输时的BOG量比最大外输时多了14.9%。
3.2 LNG组分
采用流程模拟软件PRO/II模拟，分析LNG组分对BOG量的影响。模拟中采用的热力学方法是Soave- Redlich-Kwong（SRK）状态方程，模拟中的模块及参数，均以该接收站实际设备和参数为基础。
由于BOG中氮气和甲烷占绝大多数，二者质量分数之和超过99%，对BOG蒸发量影响很大。因此，模拟侧重于甲烷和氮气含量对BOG的影响，如表1。在贫、富液的基础上，改变甲烷和氮气的含量，其它组分含量不变。在非卸船漏热量一定，罐压不变时BOG蒸发量的模拟结果如图1所示。
可以看出，贫液LNG（含氮摩尔分数0.11%）的BOG量是6275kg /h，富液LNG（含氮摩尔分数0.09%）的BOG量是6228 kg /h。贫、富液的BOG 量均随着氮气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在含氮量相同时，贫液的BOG始终高于富液。在含氮量为零时，贫、富液的BOG量基本相同。
3.3 储罐压力
饱和状态的LNG吸收热量之后可发生下列两种情况：（1）如压力保持不变，则一部分液体蒸发为气体，以吸收传入的热量；（2）如液态保持不变，则液体的显热增加，温度升高，压力亦随之增高。某LNG饱和压力与焓值关系如表2。
由表2可知，压力每提高1kPa，则饱和液体焓增加0.335 7 kJ/kg。理论上，LNG接收站储罐操作压力越高，BOG量越少；相反，降低储罐操作压力，BOG量就增加。卸船前，储罐压力稍有降低，BOG 量就大幅提升。通过模拟发现：全速卸料阶段，如果接收站储罐压力与船上LNG储罐压力同样保持在10 kPa，接收站BOG总量可以达到33.77t /h。如果岸上储罐压力维持在19 kPa左右，BOG净量就为零。
4 BOG蒸发量的优化措施
根据以上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均源于不同操作工况下，BOG量波动过大。综合上述BOG 蒸发量的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优化接收站操作的方法。
4.1 储罐操作压力优化
根据上文得知，LNG储罐操作压力对BOG的蒸发量影响最大。事实上，LNG接收站是通过BOG处理系统来调节储罐操作压力的。加大BOG处理系统的处理量，储罐操作压力降低；反之储罐压力升高。
通过优化BOG处理系统来调节储罐压力，进而改变BOG蒸发量，最终提高BOG 量的稳定性。因接收站 BOG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对于一次实际卸船过程，很难预测各种因素的波动情况。首先假定其它因素维持不变，只通过改变储罐操作压力，来提高BOG量
的稳定性，然后再考虑其他因素综合影响下的情况。在优化模拟中，卸船开始时接收站储罐液面高度取10m，LNG为贫液，外输量685t/h，外界温度30℃，罐顶进料。目前该接收站年接收量600万吨，以船容147000m3计，平均两次卸船间隔约97h。
在操作过程中，BOG压缩机处理量长时间保持在6.3t/h，而没有达到一台压缩机的额定处理量6.69t/h。待卸船BOG大量增加时，只能开启备用压缩机。在优化的操作中，放弃了产生多少BOG即处理多少BOG的思路，而是将BOG处理量保持在压缩机的额定处理量 6.69t/h，直到储罐压力降到所需值。优化操作中，卸船前降压到10.85kPa，较现有操作压力（12kPa）低，此时降压的目的不只是让船上BOG自动上岸，同时也是升压后快速冷凝BOG 的需要。而且罐压最高值19.8 kPa也高于现有操作，但仍在5～25kPa的正常操作范围内。备用压缩机只是在台风来袭等非正常操作工况下开启。
4.2 其它因素的优化
气温、光照和外输量，均是在小范围内影响BOG蒸发量。LNG组分对BOG 蒸发量影响较大，但该接收站 LNG的主要来源中，氮气摩尔分数均低于0.5%，BOG蒸发量仍在一台压缩机处理范围内。进料位置对于BOG蒸发规律影响很大，但无论如何进料，只是改变了BOG闪发的规律和时间，而不会改变总BOG量。罐底进料并没有出现BOG爆发的情况，BOG高峰期也小于罐顶进料的高峰期。
因此，相对于储罐操作压力，其它因素对BOG蒸发量影响较小。上述因素发生变化时，所引起的BOG蒸发量波动，均可以通过调节储罐操作压力，来抵消这些影响；而且所需的压力调节范围，均在储罐正常操作压力范围之内。综上，虽然接收站BOG蒸发量受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地影响，但只要相应地调节储罐的操作压力，均可维持BOG量的稳定性。
5 结论
LNG接收站的BOG量受气温、光照、外输量、LNG组成、储罐压力、卸船与非卸船以及进料位置等影响。日常操作时 BOG较少且相对稳定，在卸船之前降压至卸船之初，BOG量会迅速增加。因此，应通过调节储罐操作压力进行优化。优化结果表明，在各种复杂工况下，通过调节储罐操作压力，可以保证接收站BOG量的稳定性，从中解决接收站目前存在的资源浪费、能耗高等问题。
篇8
一、引言
公元前800至500年间是人类智慧觉醒、迸发、奔涌的时期[1]，它标志着全人类的共同文明目标和道德精神的形成[2]。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把这个阶段形象地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axel period）”。他认为，人类文明正是以这个阶段为轴心发展出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式，“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3]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两位巨人，他们被公认为东西方伦理思想的奠基者，他们的思想和哲学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源头，他们的思想及他们所推崇的精神，对于形成后来的中西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舍，以及造就中西文化的特性，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文拟从社会历史根源的角度，对苏格拉底和孔子的道德教育伦理思想作一个比较梳理，以期通过比较、从源头上更加深刻地把握中西方文化。
二、共同的视角：哲学的伦理（人文主义）转向
罗素曾说过，哲学家“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4]。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学说源于对当时社会历史现实的关注，并产生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如前所述，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社会现实有其相似性，因而他们有相似的主张和观点；又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有所差异，他们的著作中也体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存原则。
就孔子和苏格拉底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共同之处而言，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还是古希腊时期的雅典，人类在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上与早期的奴隶制社会相比，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人们通过不断地实践逐步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生存方式也从原有的依附自然逐步转向依靠自身。因而，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把各自文化中哲学关注的领域 “从‘天上’拉回到了‘人间’”[5]，都试图从“人”而非“上天”和“神”身上去寻找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将当时社会的无序归之于人没有真正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都把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并提出了各自的伦理（哲学）体系，都想通过重塑道德来重建社会秩序。
三、不同的“病因”：“礼坏乐崩”VS“极端民主”
虽然孔子和苏格拉底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都有所不满，但采取的视角和态度不同，故而为社会开出的药方也有所不同。面对“礼坏乐崩”、战乱纷纷的社会，孔子主张回到过去，恢复周初按照“周礼（即宗主制）”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细致地规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地位、责任和义务，以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使被划分到各个等级的人安于其位、克尽职守、严格地履行他们应尽的义务，从而使社会秩序由无序回归有序、重返太平。与孔子“回到过去”的选择相反，同时代的苏格拉底主张通过“批判现实”来“面向未来”，从而重建合理的社会秩序。虽然民主制使雅典得以繁荣强大、并创造出灿烂的文化，但在苏格拉底的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却演变成了极端的民主，竟发展到用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官吏和陪审团团员，把城邦交给偶然中签的人管理。个人与城邦整体的关系也严重失衡，个人忙于从事各种有利于聚积钱财的工商业活动，忽视或漠视了公益活动以及必须的社会奉献精神”[6]。苏格拉底透过雅典表面繁荣，看到了人格尊重的狭隘性和民主的局限性，看到了繁荣背后的巨大隐患。他认为雅典社会的病因在于个人过分的自信与乐观，过于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过分重视“利”对个人和城邦的作用，从而使整个城邦失去了一个可以统治和控制社会的最高权威。因而“他以‘马虻’自命，他要以自己的芒刺刺醒雅典这匹沉睡的马，使雅典的公民觉醒他要个人正确地认识自己”[7]。
四、不同的“处方”：“仁”VS“德性”
虽然孔子和苏格拉底所关注的都是如何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但针对他们所在社会的不同“病因”，他们开出的“药方”也不同，所建立的道德伦理哲学也有所差异。孔子对“道德”的解读，把作为君主和统治阶级获得“天命（统治合法性）”工具的“德（得）”的要求扩大到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仁”的普遍原则，从而形成了后世的“仁政”观念，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论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8]《中庸》说：“仁者，人也。”[9]由此可见，“仁”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是一个人伦关系的概念。“仁”是《论语》的中心概念，又分“孝”、“悌”、“忠”、“信”四个层次逐步实践，首先从父兄的血亲关系开始，由内而外、由近及远推广，最后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广大境界，泛指人类间各种无差别的爱。孔子所倡导的道德，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而把普通老百姓是无知无识的群氓加以管治，比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愚民政策”，就是长期向老百姓灌输“忠君爱国”以及其他封建伦理思想，加强对人们的统治。
苏格拉底的《对话》也有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德性”（arete）。苏格拉底致力于寻求道德的普遍原则，他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地探讨了正义、自制、勇敢、友爱、虔敬、智慧等问题，用“德性（arete）”这个概念把各种道德观念统一起来，把“正义”、“虔诚”、“节制”、“勇敢”和“智慧”都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称而已”[10]。苏格拉底提出了“美德即知识”这一重要命题，把道德放在知识的基础上，使其成为理性和科学的对象。他把美德视为知识，把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看作是同一的，把道德和知识摆在同一水平上，使知识道德化，“肯定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作用”[11]。
虽然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性”所强调的都是如何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但是二者还是有所差别的，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一套立足于实践的、具体的“道德规则”，而苏格拉底的“德性”是一套“形而上”的道德伦理哲学。首先，孔子的道德伦理体系立足于“实践”，他无意于通过形而上的逻辑推演和概念界定提出独创性的理论体系，而是要通过对“周礼”的重新诠释和强调，提出可供社会全体成员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正所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12]，孔子的“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可以通过观察来衡量的。跟孔子相反，苏苏格拉底立足于“理性”，把美德归结为知识、理性，从生活之中，力图抽象出独立于生活之外且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的、可通过“自我认识”唤醒的道德普遍原则，认为道德就是知识，知识就是道德，知道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一定能为善不为恶，没有人故意为恶，停留在理论层面（即道德的本身、定义）而没有结合实践层面，突出了形而上的理论特征。总之，孔子把道德中的“真”、“善”、“美”看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注重“善”，注重实践、情感；而苏格拉底把道德的“真”、“善”、“美”统一归结于“真”，注重理论、理性。
如上所述，孔子和苏格拉底之所以提出不同的道德伦理体系，还因为他们所处社会和历史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还因为不同政治经济条件中塑造出来的民族心理。古代中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对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来说，经验的确非常重要，过去长期积累的东西的确值得人们信守并在实践中遵循，造成了人们重经验、向后看，重历史、信而好古的传统。这种传统反映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必然会信古、因循守旧，对新事物充满怀疑和不信任。对后人的教育必然重灌输而轻启发；在政治上必然表现为保守，强调秩序和稳定。因为只有在稳定的条件下，才可能克服天灾，迎来五谷丰登的好年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同时还造就了人们的依附性人格，毕竟小农本身是很难独力抗拒天灾人祸的，需要国家从外部代表他，将一个个分散的小农聚结起来以抗拒天灾人祸。而在古希腊，“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造就了个人的主体精神、创新精神、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的独立人格以及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它要求社会尊重每个个人的独立人格，也要求人们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13]。
五、不同的“疗效”：中西文化传统的源流
如上所述，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想学说构成了中西文化的源头，凝结了两种成熟的文化思维方式，因而在以后的发展传承中逐步了解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理论品质和文化传统。孔子和苏格拉底都生活在新旧历史时代更迭的枢纽点上，各自以其思想和行为阐发了截然不同的生存原则。在孔子是一种立足现实、注重实践的现世协调精神，苏格拉底则是一种立足理想、注重哲思的舍身殉道的理想超越精神。在生存价值取向上，孔子用昔日的光荣来巩固现实，苏格拉底用未来的理想来否定现实。这两种生存原则与生存价值取向极大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历史面貌，并造成了两种文化的强烈反差。
孔子“向后看”、“回到过去”的“处方”，造成了中国历史周期性轮回和重复的怪圈，形成了后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抱成守旧思维，形成了知识精英“为往圣继绝学”、“代圣人立言”的学术规范和理想，后世学者无志于创造，而是严遵圣人之言，使得中国在封建社会徘徊了两千多年，曾经灿烂的文化和科技也在闭关锁国中慢慢凋零。而且，正是所开创的“未尝离事而言理”的理论品质和思维模式，导致中国古代学人极少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哲学。此二者正是孔子“药方”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所造成的“副作用”。与孔子相反，苏格拉底的“药方”则是“向前看”，是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借助“理性”之光，引导世人通过反思现状，通过重塑道德、重建社会秩序。因而，苏格拉底注重思辨，注重形式逻辑，注重标新立异，因而奠定了西方学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推动着西方文明在不断否定和创新中走向了现代化。当然，苏格拉底的“药方”也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西方的普遍主义思维。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就一直以这样的思维模式看待世界其他文化，带有文化（种族）中心主义，因为“你已经拥有了真理；而且如果你相信普遍性，你就会相信只有一个真理”[14]。而且，普遍主义思维引发了各种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而民族中心主义更是掀起世界大战，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
六、结语
综上所述，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想形成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并造就了东西方文化源头上的差异。由中西方两位圣人开启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思维各有其优缺点，应该在相互交流、碰撞中相互学习、借鉴并共同发展、进步，而不要避免陷入“文化中心主义”。当然，我们在看待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之间的差异时必须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任何一种文化和思想都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脱离特定的背景总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但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和适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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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 ：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移民；文化身份；语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90X(2015)03-0108-05
收稿日期：2014-10-21 修回日期：2014-11-13 网络出版时间：2015-06-0220：22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0Y278）。
作者简介：李娟（1979—），女，云南文山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602.2022.018.html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20159(3)：108-112http：//xb.ynau.edu.cn
ISSN1004-390X；CN53-1044/SE-mail：ynndxbsk@qq.com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3.021
苏珊娜·穆迪(SusannaMoodie，1803?1885)是早期加拿大移民女作家，代表作品有《丛林中的艰苦岁月》(RoughingItintheBush1852)等。在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穆迪不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她和她的作品后来还成为当代作家吸取灵感的源泉。本文将借助于穆迪在写作中微妙呈现的对语言的选择与风格的塑造来分析其文学创作中反映的文化身份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又如何在当代加拿大作家笔下得以重新理解和诠释。
一、从这里到那里：苏珊娜·穆迪的移民生活
苏珊娜·穆迪出生在英国，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浸在英国文化之中成长起来的英国淑女。父亲托马斯·斯特里克兰学识渊博，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文学素养。1832年，穆迪夫妇移民加拿大。同年，姐姐凯瑟琳一家以及哥哥一家都移民加拿大。穆迪夫妇到加拿大后，在彼得伯勒以北的丛林中度过了七年时光。1840年，苏珊娜·穆迪的丈夫被委任为维多利亚地区的治安长官，遂迁往贝尔维尔镇，从此结束了拓荒生活。1839年到1951年间，她是蒙特利尔《文学花环》杂志(LiteraryGarland)的主要撰稿人，写下了大量诗文。《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一开始就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这本杂志上。1847年到1848年间她还和丈夫一起共同主编了当地的《维多利亚杂志》（VictoriaMagazine），刊物的宗旨是向当地读者灌输英国的礼仪风尚，提高他们的素质。拓荒生活成了苏珊娜·穆迪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1852年到1854年间，她的三部以在加拿大的经历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即《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拓荒生活》(Lifeintheclearyngs1853)和《弗洛拉·林赛》(FloraLyndsay1854)问世。［1］需要强调的是，《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最初出版于英国伦敦，却直到1871年才在加拿大出版，1962年又经过重新删改后再版，这与当时加拿大文化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
苏珊娜·穆迪的作品在加拿大文学史上一般被归入移民记事作品，是对加拿大移民生活的生动记述。“一八六七年之前，并不存在加拿大这个国家，而是仅有一些边远哨所和几块殖民地。这些地方相去甚远，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帝国各大都会前来落户，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印记。……这个时期占主要地位的文学形式大致都可归入报道类，包括日志、信件、编年纪事、文献记录，凡此种种都是身处文明边缘的人们向本国权威人士汇报的印象和感想。”［2］早期来到加拿大的移民大多是由于环境所迫，出于经济、政治或者个人心理上的原因来到这里。他们更多地将这看做一种文化上的流亡，因此很难对于这片新的土地产生认同感，对于故国有着明显的依恋之情。苏珊娜·穆迪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第一版作者序中表示：“在多数情况下，移民是环境所迫，而非自愿选择。尤其对有相当社会背景的人来说，或者对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来说，移居他国更是不得已之事。对习惯了欧洲社会高雅和优裕生活的人来说，除非迫于当务之急，是很少有人会自愿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远走他乡，置身在故国悠久传统的呵护之外。”［1］移民之初，在穆迪笔下这种“迫不得已”的情绪不时有所显露。一方面，她在生活上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她在心理上也需要克服种种难题，过去在英国受到的良好教育与优雅的生活方式在这片荒蛮之地似乎失去了用武之地，她念念不忘故国的“文明”，同时又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应对既成事实的环境变化。她的生活从大英帝国的“这里”转移到了加拿大的“那里”，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更是文化空间的变化。
二、乡土与文雅：语言风格的选择
苏珊娜·穆迪力图以一种她自认为客观的态度来讲述丛林生活，因此她在这部作品的最后部分才会表示：“读者们，我无意于继续讲述我们的故事来烦扰你们。我为你们讲述了加拿大丛林生活的真实画面，任你自己从中得到结论。”［1］然而，如果认真考察，我们会发觉作品中隐藏着不易觉察的文化立场，下文将从苏珊娜·穆迪写作出版《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时对语言风格的调整和言辞的删改来加以论述。
苏珊娜·穆迪的姐姐凯瑟琳·帕尔·特雷尔（CatharineParrTraill）也是加拿大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写有《加拿大的丛林地区》（TheBackwoodsofCanada）等作品。但凯瑟琳写作风格比她显得质朴，善于记录当地的方言，相比之下，她“更醉心于高雅的文学，力图运用修饰语使作品更有说服力”［2］。在贯穿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的写作风格都偏于典雅浪漫。开始创作之初，苏珊娜·穆迪的写作无论从题材还是风格上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类似特征。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她已经是一名相对成熟的写作者，早在1822年她20岁之前就出版了第一本书《斯巴达克斯：一则浪漫故事》（Spartacus：ARomanticStory）［3］。在后来的写作中，她在艺术风格上的追求始终没有太大变化。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开头，她对加拿大景色的描写不可谓不壮丽：“当那些云雾从灰色的光秃秃的山顶悬崖上袅袅卷起，在围绕着山岭周围宽阔的林带上投下浓密的阴影时，山岭便像巨人一样隐隐地呈现出来——它们是大地上的泰坦，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粗狂与威严的美——一阵惊奇与喜悦充满了我的心头。”［1］其中使用的词汇、典故如“袅袅卷起”（rolledaway）、“隐隐呈现”（loomedout）、“大地上的提坦”（Titansoftheearth）［3］等十分优美文雅，显示出她善于使用“一套套的词汇”［2］。在这些看似生动优美的描绘中，她所感受到的是自然的震慑力与美，是还未受到“文明”（civilisation）影响的原始世界的震慑力与美。在不经意间，原始荒蛮与文明开化成为她审视眼前景色的一个参照系，“在更为遥远的地方，那儿的森林从未响起过樵夫的斧子声，也从未留下文明的印记，初次接近这样的地方唤起一种令人沉思的敬畏，其强烈程度达到令人痛苦的地步。”［1］在这些描写中，“从未回响起过樵夫的斧子声”（hasneverechoedtothewoodman′saxe）“令人沉思的敬畏”（amelancholyawe）［3］等措辞明显带有维多利亚时期淑女写作的痕迹，借助于优美的语言对自然进行的描摹与由此激发的感悟不是来自于置身其间劳作期间的生活，而是来自文明世界的人对于原始自然的“文化凝视”。
如上文所述，《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一开始是在《文学花环》杂志上片断连载的，最后才在伦敦结集出版。成书出版之前，苏珊娜·穆迪重新进行了文字加工。学者迈克尔·彼得曼把最初的连载与修订出版的文本比较，发现修订后的文稿中更换了不少原先的题材、颇具地方风味的词语，“用一些法语、拉丁语词源的词去取代原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词，从而使文体变得正式而优雅”，并且删去了外科手术、婚姻生活等生活细节的描述，还增添了一系列委婉语、《圣经》典故，等等。具体的细节对照可参见表1。［2］
从这些修改可以看出，除了避讳个人隐私的细节删改，最重要的改动是言辞上的替换，原文中那些平实甚至稍显粗陋的词语都被苏珊娜·穆迪替换成了更文雅的词语。例如，“脸”（face）、“肚皮”（belly）等词语显得直接质朴，换成“面容”（countenance）、“腹部”（stomach）无疑就得体正式多了，如说这是“为了保护阅读该书的英国女读者那种维多利亚时期的敏感性”［4］，那么将“印第安人”（Indian）置换为“野人”（thewildman），更是拉开了自己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距离，是以英国文明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加拿大土著，显现出作者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无可否认的是，《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里仍然保留了一些“乡野”言辞，但这类措辞是为了增加作品的“异域色彩”，有利于显示作者在异乡环境中所承受的种种不便。也就是说，这些少量的“乡野”言辞只是苏珊娜·穆迪的写作策略，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凸显了她英国淑女的文明身份。
从本质上看，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是构成文化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语言不仅是信息交流的载体，同时也是体现文化身份的特征之一，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字词会影响到创作风格，也体现出作者的写作理念与文化选择。穆迪与丈夫一起主编《维多利亚杂志》就是为了传播英国的礼仪风尚，希望这份刊物起到文明教化的作用。在写作中，由于她“更严格地遵循她所赞赏的文艺形式，因而也就更背离殖民地的乡土话，于是她的描写就显示出她与她引为乡土的地区之间的疏远”［2］。因此，这部作品呈现出来的特点就是题材上表现拓荒生活的“域外性”与叙述语言上的文雅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实际上也显露了她固守的文化身份——大英帝国的淑女身份，虽然在加拿大生活的后期她越来越适应粗糙的生活，身上具有了加拿大人特有的荒野气质。
对苏珊娜·穆迪而言，一边是“可爱的英伦，为什么我非要弃你而去？我崇拜你，但我究竟干了什么可耻的错事，使我必须离开你神圣的心胸，落落寡欢独处异国他乡”，而另一边是“加拿大，你是伟大、自由、蒸蒸日上的国家，——是文明世界弃儿的再生父母。你脱胎于不列颠，你定会伟大，我将依恋着你，你是收养我的国家，是我世代生息的国度，对于一个母亲而言，更加珍贵的是你是我子孙长眠的国度”［1］。两者之间的角力一直是隐含在她作品中的主题，虽然她力图客观地记录移民生活，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却显现出内心的波动与复杂。在她看来，“这片殖民地”的生活“平凡而乏味”［1］，莽莽丛林与恶劣的气候更容易让人怀念英国的“文明社会”，她也始终强调自己与英国的精神联系，将英国文化作为精神的根基。她远离文化母体在此地安家，移民加拿大是一个离开“家园”的过程，通过写作她与母国保持了文化上的关系。她书写的是“这里”的故事，面对的却是在“那里”的英国读者，固守的是高雅的“那里”的文化身份。
严格说来，《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体裁杂糅，类似于各种人物描写、奇闻异事、诗歌小说的大拼盘，在艺术上不能说精湛，但“还是成功地展现了一幅极其引人的描绘紧张心理的图画，这种紧张心理必定是她那个时期的许多移民身上的一大特征”［5］。作品描写的是作者本人的移民经验，其中透露出她在移民之初的不舍与憧憬，移民之后因文化隔膜感受到的痛苦以及既此又彼的身份，其中包含了“她明确表达的信息和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深意之间的差距”，也包含了“穆迪夫人认为她应该具有的思想情感和她实际的思想情感之间的冲突”［6］。从文化层面上来看，这部作品的意义与其说为读者提供了丰富有趣的阅读素材，倒不如说她呈现了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的紧张结构。存在这种文化夹缝经历的不止苏珊娜·穆迪一人，但她移民作家的身份让她有机会将其诉诸笔端，一方面成为加拿大边疆地区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也为后来者理解和阐释她的文化境遇提供了更直接而丰富的素材。
三、从“你们”到“咱们”：文化身份的变化
通过《丛林的艰苦岁月》等作品，苏珊娜·穆迪记录了自己的移民生活，同时也寄托了她对于自我归属的思考。一开始，移民行为产生的流亡感让她将英国文化视为“我”的一方，将移民的新环境视为“他”的一方，称其为“你们”。这在上文中已有详尽论述。然而，从文本中也不难看出，穆迪在积累本地生活经验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与归属”，也开始有信心对读者说“你们将会渐渐爱上加拿大，正如我现在这样”。［1］她既对英国文化充满了怀恋，同时也越来越对加拿大的生活产生认同感，由此逐渐弥合了“自我”与“他者”文化界线。继在英国结集出版之后，1871年《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首次在加拿大出版，这时距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土国成立已有四年。在为这一版新写的序言中，她已经表现出一个定居加拿大的人对“这里”强烈的认同感。这是穆迪个人生活中的情感与认知变化，但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
19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虽然仍旧受到英国的影响，但加拿大人已经有了独立身份与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意识同样也反映在文学领域。当时的加拿大人亟需在文化上在文学上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历史，彰显独立的民族身份。正如弗莱指出的，“加拿大可以依凭的创造本土文化特色的唯一东西就是加拿大的写作和加拿大的想象。针对加拿大人的后殖民环境，加拿大人并没有被动地接受，尤其是在文学写作上（这个代表着民族创造力和想象），加拿大人力图创造出自己的神话与文学”［7］。在追溯文学源流、重塑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时隔几年之后这本书在加拿大出版时其中那些“英国特质”被不知不觉淡化了，强调的是她移民加拿大之后，作为加拿大人的生活与心理体验。苏珊娜·穆迪本人无疑也在配合这种文化背景的变化，她对加拿大版《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再次进行了删改，去掉了那些“会引起不快的段落”，以免“激怒”加拿大人［3］。总之，是那个时代对于民族独立性以及民族文学独立传统的塑造让苏珊娜·穆迪被吸纳进了加拿大民族作家的队列之中，并成为其中十分典型的代表。她的形象在历史文化与文学史中出现文化身份的转变是内力与外力合作的结果。加拿大文学史家威廉·赫伯特·纽（WilliamH.New）发现：“尤其富于戏剧性的变化是到了一八七一年时，‘咱们’这个代名词已经把苏珊娜吸收进加拿大人的行列中了。因此，我们不仅应将《丛林的艰苦岁月》看作那个时代的记录，还应视为不断变化的时代的不断更新的记录；尽管从语言角度来说它属于过去，但是它还力争改变形式去迎接未来。”［2］他敏锐地指出了苏珊娜·穆迪和她的作品在文学史维度上呼应时代变革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具体表现在后来的一批加拿大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中。
进入20世纪，苏珊娜·穆迪的经历成为不少加拿大作家的写作素材。比如加拿大作家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Davies)在五十年代时就将苏珊娜·穆迪的事迹写入剧本《我心深处》(AtMyHeart′Core1950)。剧本描写了凯萨林·帕尔·特雷尔、苏珊娜·穆迪和弗兰西斯·斯图尔特这三位加拿大早期女拓荒者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她们内心的争斗，在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之间的矛盾和选择。作家让“魔鬼”与她们每个人谈话，借以呈现出当时加拿大移民生活对这些移民者的影响。
如果说戴维斯的剧本再现了苏珊娜·穆迪作为早期移民女性的生活场景与情感矛盾，那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的诗作《苏珊娜·穆迪日记》（TheJournalsofSusannaMoodie，1970）则特别强调了这位移民女性文化身份的建构问题。对于《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阿特伍德曾入木三分地指出“书中最复杂、最暧昧的人物是穆迪夫人自己”［6］。阿特伍德所说的复杂与暧昧，指的就是苏珊娜·穆迪在英国文化与加拿大文化之间的双重处境与身份困境。阿特伍德本人尤为关注的正是这种复杂与暧昧所体现的文化张力。《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隐约透露或者暧昧表达的文化身份处境，成为阿特伍德重新创作与诠释的灵感来源。只不过不同于原作的是，阿特伍德在表现了穆迪文化选择的困境之后，将这一人物牢牢地确定在“加拿大人”的谱系之中。诗歌中基本没有描写苏珊娜·穆迪在丛林里拓荒的生活，而这本来是苏珊娜·穆迪本人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重点叙述的内容。《苏珊娜·穆迪日记》从第一部分开始到第三部分结束，苏珊娜·穆迪的形象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断塑造和变形的过程中，生发出多维层面的文化意义，“明显体现出阿特伍德认为的加拿大人生存状态中那种强烈的双重性”［8］。这一形象想要展现的实则是加拿大女性与加拿大文化所处的困境。对于当代读者而言，从阿特伍德的《苏珊娜·穆迪日记》中能瞥见的并不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也就是说，阿特伍德对于苏珊娜·穆迪这一素材的吸收，并非局限于再现加拿大移民历史，而试图赋予其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她以充满想象力和隐喻性的文字重新塑造了穆迪的形象，诗歌结尾处的穆迪不再是诗歌第一部分那个与丛林格格不入、需要重新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英国淑女和加拿大移民的混合体形象，而成为加拿大人民以“纪念碑”标注的人物，一个“象征性的徽章”，一个代表了加拿大人集体意识的文化符码。
由此可以看出，经过当代作家的吸收与再诠释，那位在加拿大荒蛮丛林中克服艰苦的自然环境努力生存、在优雅的英国文字中寻求归属感的历史中的苏珊娜·穆迪的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形，从“一位深受欧洲文明熏陶的文化女性转变为充满原始与野性的加拿大旷野的精灵”［9］，由一位具有他者身份的移民作家转化成为代表加拿大本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四、结束语
苏珊娜·穆迪以文字记录了早期移民的生活与思想状况，是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加拿大移民女性作家，其作品在文化层面的意义要大于艺术审美层面上的意义。如上文所述，在她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体现了移民作家文化身份的边缘性以及遭遇的文化身份危机。进入新的时期，当她本人成为当代加拿大作家再创作的素材来源时也为后者提供了文学演绎的新起点，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重新焕发生机。在这个意义上，穆迪本人以及当代加拿大作家笔下的穆迪形象无疑能够成为理解加拿大人文化身份的典型个案，其中既体现出某一时代移民者文化身份的双重性，也反映出以文学手段再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可能性。在当下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相信还会出现更多的文学文本，以苏珊娜·穆迪的文学创作为题材继续探索民族文化身份这一问题。
［
参考文献］
［1］(加)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M］.冯建文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2495745，16．
［2］(加)威廉·赫伯特·纽，吴持哲．加拿大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0，71，96，97，73，95．
［3］MOODIESUSANNA.RoughingitintheBushorLifeinCanada［M］.Montreal：CarletonUniversityPress1988：xx1718xlviii.
［4］THURSTONJOHN.TheWorkofWords：theWritingofSusannaStricklandMoodie［M］.Montreal：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1996：133-166.
［5］(加)威·约·基思．加拿大英语文学史［M］.耿力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5．
［6］(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好奇的追寻［M］.牟芳芳，夏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74，78．
篇10
ABSTRACT
Music is a special form of popular music, its rhythm ensemble exciting, beautiful melodies easily memory, content user, a sense of the times.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campus culturel life of pop music has been favored by university students. Its existence depends on the university campus cultural life. The papers on music aesthetics, music and culture, psychology and pop music to the culturel life of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campus analysis and research.
篇11
（一）庸俗化
电视娱乐节目最近几年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对观众来说，可供选择的节目实际上并没有几档，大多数节目处在较为低级、庸俗的阶段：节目的基本娱乐手段、娱乐元素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使节目徒具娱乐的外壳而缺乏实质性的娱乐含量，擅长恶意搞笑，在节目中装疯卖傻，话语不着边际，胡编乱造。
（二）商业化
一些媒体在收视压力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唯利是图，不惜降低娱乐文化品位，冲破娱乐精神底线，在节目中设计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内容与场景，忽略了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其结果导致电视节目被过度的“娱乐化”了，而“娱乐”又被完全“商业化”了。
（三）虚假化
在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电视媒介传播者们单纯为了追求娱乐效果和经济利益，有时候会把虚假捏造的信息传达给受众。比如2007年上半年在电视新闻界产生负面影响的“纸馅包子”事件，就是记者一味地追求收视率而不经过严谨考证传播的虚假信息。
（四）低俗化
在传播过程中夹杂了黄色笑话等与性相关的一些低俗内容，而且一些传播者的素质和文化程度不高，在做节目的时候不能脱俗，一味迎合一小部分受众低俗的心理，表现为：
1、在选择节目主持人时，只看重其光鲜亮丽的外表而忽略了作为一名直接和观众交流的把关人的基本素质和内涵。
2、在主持人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会有意或无意地提及一些性话题，以求通过此来吸引观众的眼球。
3、作为大众媒介，在舆论引导的方面没有尽到把关人的责任，把观众引向了一个低俗的世界。①
二、电视娱乐化的成因
（一）社会文化因素
电视媒体对来自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与转型感受最快、反应最灵敏，特别是对社会大转折时期的大众心理诉求有着最直接、最深入的感悟与反应。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总以为我国电视如果有西方电视那种商业娱乐的味道，似乎就有悖媒体的严肃性。但从本质上来说，电视与娱乐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这是由于电视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电视因其转瞬即逝的特征导致了人们在收看时缺乏思考，一不留神就会留下不解和缺憾，但与此同时，人们视觉却得到了满足与补偿。这种缺憾和补偿与观众达成了某种默契，最终让电视走上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道路。
（二）传播者因素
由于如今电视媒体的竞争日益激烈，电视人也是费尽了心机，努力使自己的节目跟上潮流，吸引住观众的视线，使媒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导致了电视媒介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1、道德关怀缺失，过度娱乐化造成电视媒体漠视人的尊严。
2、淡漠了受众道德内涵。电视传播的过度娱乐化导致人们逐步丧失对精神感召的渴望而仅仅迷恋于外在的感官刺激，使理性道德让位于一时欢娱。
3、电视媒体应承担一定的道德教育的责任。而过分的娱乐化丧失了道德引导、教育的功能。②
（三）受众因素
受众读报、看电视、听广播、上网等行为的发生，是受众需要所驱动的。从需要来看，电视媒介传播可以分为三种:
1、受众的信息需要。信息需要是受众的最基本需要，占据主要地位。
2、受众的社会化需要。人不能离开社会，从出生到成长，要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就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学习积累起来知识、技能、规范，不断发展自己的社会性。
3、受众的调剂生活的需要，人们可以从大众传媒中获得满足，主要有开阔眼界、文化娱乐、获得话题、享受自由、得到休息等。
（四）商业经济因素
电视的产业属性，决定了其对于商业价值的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大众文化就是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商业文化、消费化的娱乐文化形态。在我国，媒介观念虽然与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随着体制创新和媒介经济的发展，在不违背事业属性的前提下，媒介的产业属性也逐渐得到加强。因此，带有鲜明娱乐色彩、能够拉动收视率和产业链的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也以其广泛的互动参与性、充满悬念的节目内容和亮丽的表现形式，成为一些媒体用来占领收视和广告两大市场的制胜法宝，成为其赢得观众眼球和注意力的选择。
三、电视过度娱乐化的弊端
（一）媒介引导和启示功能逐渐退化
媒介被“娱乐化”牵着鼻子走，引导和启示功能逐渐退化。受众本应跟着媒体的引导，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如住房、就业、教育、就医、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但是人们先是用最低级、最原始的生理需求影响了媒体的主要航向，为了吸引受众，有的媒体就投其所好，跟着受众走，变得被动，丧失了对受众的引导和启示功能，进一步促使电视媒介更加泛娱乐化。 转贴于
（二）媚俗让受众误以为浅层次的需求就是生活的主流
媚俗让受众误以为浅层次的需求就是生活的主流。③媒体对名人的八卦新闻、奇闻轶事铺天盖地报道，给公众制造了一种幻象：关注某个明星或某件和自己生活相距甚远的八卦新闻就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真正跟自己息息相关的世界和生活的关注却显得相当陌生。
（三）不适当的节目误导青少年
平民选秀节目让有着绚丽多彩梦想的青少年觉得自己离明星很近，被万人注目也不过是小事一桩。于是纷纷投奔娱乐事业，而忽略了自身真才实学的重要性。血腥暴力的细节描写，还会引导青少年模仿，从而走上歧途。
（四）媒体逐渐失去了公信力
随着媒体把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去迎合一些受众的低俗口味，过度的娱乐化使我们的媒体关心问题的重点逐渐偏离人文关怀，受众已经对我们的媒体信息产生了怀疑情绪，媒体逐渐失去了公信力。
四、对电视过度娱乐化的应对措施
（一）提高电视媒介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监管，帮助电视媒体适应全球化的环境
媒体从业者应该深入社会，准确看待和把握事件的本质真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有较高的专业学识，强烈的敬业精神和出色的业务水平。政府应以合理高效的服务与监管，防范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现象的出现。尤其在电视媒体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更要制定出合乎我国实际、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来防范过度娱乐化的出现。同时，在中观层面，我们应加强传媒行业组织的建设和完善，使这些行业组织能够充分发挥行业内部监控、管理的作用。
（二）必须走出“贴近”等于“媚俗”的认识误区
媒体要走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必须“三贴近”。但不少媒体把“贴近”与“媚俗”等同起来，市场化=大众化=通俗化=娱乐化，成为他们认识和操作的一条公式。诚然大众文化时代需要通俗的新闻，但通俗与庸俗有本质区别，面对市场竞争，为了争取受众的最大化，首先要尊重受众的消费心理，在内容上要选取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东西。其次要对大众文化进行必要的反省，提倡人文关怀。④在对当前大众文化及其误区进行必要的反省之后，我们将更有可能避免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产生。
（三）政府加强对电视传媒的行业监管，导正娱乐发展方向
抵制和克服“低俗娱乐”之风，除了需要弘扬娱乐精神、强化职业规范之外，运用政策法规规范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低俗化问题，同样重要。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广电总局切实履行行业监管的职责，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行业规章，不断加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力度，先后对电视方言类节目、电话和手机短信参与节目以及涉性类节目等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对一些电视节目在出现过度低俗化问题的时候进行了通报批评、停播整改等行政处罚措施，通过政府的严格把关确保我国电视娱乐文化的良性健康发展。⑤
（四）处理好电视媒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
作为媒介经营的主体，广播电视媒介自身必须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首先就社会效益来说，具体到频道、节目，就是首先要考虑为受众服务，促进社会发展，提供有效资讯和积极向上的娱乐活动，提升全民素质，加强交流。⑥其次从经济效益来说，对于电视媒介而言，就是要通过对栏目和频道、频率的有效营销，在达到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尽可能多的市场回报。
（五）电视媒介工作者应该严格自律，勇敢地承担责任
媒体要讲求经济效益，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媒体都必须牢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大力加强道德自律建设，杜绝以俗为雅、以洋为荣、以色为美、以无知为个性等错误思想的产生，才能真正防范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出现。⑦■
参考文献
①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新华出版社，2004:46-67
②朱辉宇，《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道德审视》[J].《声屏世界》，2002（11）：33-35
③孙海芳，《合理把握电视传播娱乐化的“度”》[J].《电视爱好者》，2005（3）：29
④李庆年，《浅谈文化传播中电视媒体的社会效应》[J].《中国电视》，1999（12）
篇12
公民意识简而言之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长久以来，公民意识的推广主体是民主国家，其借助公民教育、公民实践模范等方式培育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非营利组织的产生，成为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转折点。如今，公民社会的建立已经成为发展趋势，如何吸引营利组织的力量，从而构建全面发展的公民社会，已成为时代的命题。
中国和法国在文化历史渊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文化决定制度，制度决定行为，行为组成和影响着社会。相近的文化认同，使中法两国在民主路径选择方面有相互参考的意义。法国作为有着悠久民主历史传统的国家，在大革命中就开始了政治民主的实践，期间通过不断的斗争与反复最终在国民心中种下了民主和自由的种子。在公民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法国选择了政府、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共同参与的构建形式，其影响之深远成为人类民主进程的里程碑。尤其，营利组织与公民意识培育的结合，一方面推动了民主进程演变，另一方面，优化营利性组织的公众形象，促进其利润目标的达成；公民意识促进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二者形成良性互动。
法国传媒业与公民意识建设
法国早在15世纪就开始了传媒与公民意识的结合，一方面，传媒成为公民意识传播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公民意识的文化内涵为传媒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研究法国的传媒行业，报刊业最具有代表性。在法国国内，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从影响广度来看，报纸都具有较其它传媒载体更丰富的研究内涵。在国际方面，法国的印刷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报刊的艺术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其思想新闻、调查新闻以及革命时期的战斗新闻，都曾使法国在世界传媒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法国的报刊业诞生于17世纪，在18世纪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750年左右，全法国已有80多种期刊，而在全欧洲发行的170余种期刊中，多数也是在法国编辑的。法国的报刊在向人们提供政治、科技、时事新闻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本民族新知识、新文学的传播。新知识、新文学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如1672年创办于里昂的《文雅信使》，以刊载文艺作品而著称，1724年改名《法国信使》，由外交部赞助，作为通过文学载体传播公民精神的刊物。再如，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等文学家都直接参与到报刊的创建与运营中，雨果1819年创办《保守文艺双周刊》，大仲马曾独立主编过文学性质的报纸《火》等，这更是为法国报刊的文学传统奠定基石，文学艺术的繁荣，为公民意识的萌发创造条件。发展至今，法国报刊业表现为以评论取向的特点，在陈述时事的同时增添法国式思考的评论，评论政治与社会正反映了公民参与的愿望。
再者，法国报刊业非常注重对新思想的直接推动。18世纪，法国封建专制统治岌岌可危，自由主义的新思想也渐渐孕育，涌现出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民主思想的传播极大地启发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和革命热，同时为法国资产阶级新闻传播事业新体系营造好了一个广泛认同的社会舆论氛围，奠定了政论性报刊在法国的悠久传统，提高新闻传播事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地位。
由此可见，实现营利性组织与公民意识建设的良性互动，一方面，需要营利性组织对公民意识建设的理解与尊重，主动成为其推动者。另一方面，需要公民意识通过影响制度法规切实改变营利组织发展环境，使社会环境更加开放，从而满足营利性组织自身发展的达成。
中国营利性组织构建公民意识路径选择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不断强调“公民的有序参与”，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进程演变的重要环节。尤其，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并大规模促进了非营利组织的建立。这些非营利组织，在鼓励公民政治参与、公民自治，促进政府决策民主、政务公开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如今，全球化浪潮汹涌，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演变，如何搭建营利性组织与公民社会的链接，从而加快中国公民社会建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命题。依然以传媒业为研究对象。
当今最主要的问题是内容低俗倾向。比如，一些媒体专注于如何取悦和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满足人性好奇、求异等“原始兴趣”，以为如此能够赢得受众和经济效益。一股弥漫在新闻报道中的低俗之风，已受到各界的强烈抨击。
治理低俗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文化的端庄和思想的高尚。这就要求传媒行业不仅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要着力传播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通过营造发达的公民意识环境，立足中国国情，将新闻做深、做透，真正提高新闻的信息含量，从而建设一个“有价值、有进取心、有公益精神”的新闻传播事业。
首先，建立严格的法律监督体系，切实加强对传媒行业的管理，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传媒发展规律，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建立有利于推进传媒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予以完善，推动产业的规范、健康发展。
第二，提高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强化在职教育和岗位培训，努力提高传媒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要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选人用人机制、人才评价机制、人才激励机制等相关制度。
第三，逐步提高公众的公民意识和文化审美水平。传媒行业归根结底是要为大众服务。由于我国现阶段许多读者对于带有刺激性的新闻内容饶有兴趣，这就为低俗倾向的产生提供客观的动力。因此，为了杜绝该现象，应该鼓励读者关心关注公共新闻，将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加强公民意识，以此促进传媒行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2007.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人民出版社.
2 利波维茨基(法),2007.责任的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