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消费论文实用13篇

生态消费论文
生态消费论文篇1

(二)艺术类学生比非艺术类学生网络消费网龄更长,频次更高

调查结果显示:艺术类学生的网络消费比非艺术类学生的网龄更长,在3—5年的选项上高出5个百分比,这与艺术类学生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追求新鲜感有很大的关系。当问及每周上购物网站的频次时,艺术类学生也明显比非艺术类学生高,前者为41.5%,后者仅为17.2%。并且有超过半数的艺术类学生认为网络消费已经是自己目前普通常用的消费模式了。

(三)艺术类学生网络消费内容比非艺术类学生更多元化,更追求时尚性、个性化,更追求品牌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大学生群体中实物消费占主要消费类别61%,虚拟物品消费占17%,服务消费占22%。但艺术类学生和非艺术类学生相比,具体的实物消费内容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由于调研对象中有部分是服装专业的学生,因此艺术类学生中排前三位的分别是:服装、配饰和电子产品;而非艺术类学生中占前三位的分别是:电子产品、生活用品、书籍。从访谈中笔者还了解到,艺术类学生更加追求时尚和个性化的产品,特别是网上提供的一些完全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更深受他们的喜爱。因此是否与众不同、是否能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价值的,这已成为他们消费的首要标准。其次他们的品牌意识也比非艺术类学生更强烈一些,他们关注各类时尚信息,对于各大品牌了如指掌。因此可以说艺术类学生更是网络消费追新一组的典型代表。

(四)艺术类学生网络消费比非艺术类学生认同度更高,并且有意向开网店或已经开网店的学生比率较高

从对网络消费的认同度来说,整个大学生群体对网络消费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这主要体现在网络消费安全、操作简单、商品丰富、价格便宜这几方面,而相比较之下,艺术类学生在安全性、时尚性、商品丰富性上认同度更高些。也正因为对网络消费有着较高的认同感,所以在问及“是否已开网店或有意向开网店”的问题时,艺术类学生中有5%的学生已开网店,有34.2%的学生有意向开网店,其比率均高出非艺术类学生。

(五)艺术类学生偏向于感性消费,更在乎网络消费的情绪体验

感性消费和理性消费往往关系到消费的质量。理性消费以性价比为标准,将商品的价格与自己的需求结合起来考虑并作出理性的消费判断,然后决定消费行为;而感性消费则是以商品的“情绪价值”为标准,出于对心理满足感的追求而进行消费,没有明确的消费目的。从调查结果来看,有近80%的艺术类学生没有网络消费的计划,往往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想买就买。这是很明显的感性消费的倾向,他们更追求网络消费带来的心理愉悦感。从访谈中了解到,他们认为通过网上购买过程获得到大量信息或娱乐情报,结识新的朋友,既节省了体力,也节约了时间。灵活的支付方式和快捷的送货上门服务,让他们体验到传统购物方式无法提供的乐趣。在网上购物可以一个人自由选择而不受到商场销售人员的打扰,还可以为自己量身定做产品,从而获得一种自由、被尊重的愉悦感。总之,艺术类学生网络消费具有普适性、超前性、个性化、多元化、情绪性等几大特点,由于这些特点,更加凸显出研究艺术类学生网络消费的现实意义以及引导艺术类大学生网络消费良性发展的重要。

二、当前艺术类大学生网络消费存在的问题

调查显示,当前艺术类大学生网络消费总体上是健康稳定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是,艺术类大学生网络消费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网络消费耗费时间长、存在一定的从众消费、消费风险意识还有待加强等等,这些问题制约着艺术类大学生网络消费的良性发展,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积极应对。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网络消费耗费时间长

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学生每天上网时间超过3小时,即使不购物,也有上网浏览商品的习惯。由此可见,学生对网络的依赖程度正在加强,虽然大部分学生对网络的利用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但仍有小部分同学对网络的使用时间过长,必然会占用学习、人际交往等的时间,甚至迷恋于网络而不能自拔,导致身体素质差、学业下降、身心疲惫、人际关系紧张等不良后果。

(二)网络消费存在一定的从众消费

调查显示,虽然多数艺术类大学生能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但心理不完全成熟,自制力不强,易受情绪和外界的干扰,冲动性和情绪性消费依然存在。在特殊的环境下,易于感情冲动,在购买商品时,容易受社会环境、消费群体成员、权威人物的影响,甚至存在着消费崇拜,跟随明星消费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演变为畸形消费。这不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三)网络消费风险意识还有待加强

调查显示,部分艺术类大学生对网络消费的风险性往往认识不足。如有个别学生提交给网站的私人信息被非法利用,被诈骗、银行卡账户和密码被盗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网上交易也会经常发生纠纷。如果所购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网站上宣传不符,但因为网上交易除了上网记录外,几乎没有其他有效的凭证,而目前网上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此时消费者的权益未必能获得足够保障,这使得大学生利益受损后主动放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影响艺术类大学生网络生态消费的因素

生态消费是国际消费发展的大趋势,在美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分别有77%、82%、94%、67%的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会考虑生态环境因素,我国生态消费大众化虽已起步,但比例仍不足20%。而当前艺术类大学生生态消费观念也很淡薄,其消费行为非生态化现象较为突出,高消费、过度消费、超前消费以及一次性消费成为大学生消费行为的显著特点。为此,引导大学生树立网络消费的生态观实属必要。那么,有哪些主要因素影响艺术类大学生网络生态消费理念形成呢?综合来说,主要有消费环境、消费心理以及消费教育等各种内在外在因素影响其形成。具体来看:

(一)网络生态消费环境

所谓消费环境,是指消费者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对消费者有一定影响的、外在的、客观的因素。马克思说:“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消费者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各种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构成了消费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当然还包括消费的文化环境和消费的制度环境。网络生态消费环境自然也离不开文化环境、制度环境以及集体环境。一般来讲,文化因素对网络生态消费行为影响极深,如、价值观念、消费习俗以及道德规范等文化环境因素通过影响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家庭来影响到大学生以及大学生的心理活动;其次,网络生态消费与他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受到周围相关群体的影响。最后,网络生态消费与制度环境有密切联系,如经济制度、政治与法律制度、国家的方针、政策等等。

(二)网络生态消费心理

所谓消费心理,是指消费者进行寻找、选择、购买、使用、评估和处置与自身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时所表现出的心理特征与心理活动的过程。大学生是网络消费主体,因此,大学生自身的性别、年龄、学历、家庭背景、专业背景以及生活地域等个人因素是支配大学生消费行为的最直接因素,由于大学生存在自我认识能力差、自信心较弱、自尊心与虚荣心又较强等心理,使得他们在消费时,很容易发生从众行为,导致个体丧失自我。适度消费、理性消费、智慧消费和绿色消费等消费价值取向被享乐、奢侈腐化、挥霍浪费和非理性的盲目消费以及新潮、变异、个性化等现代消费价值取向所取代。这样的网络生态消费心理就会产生一些不合理的对生态环境有消极影响的消费行为。

(三)网络生态消费教育

消费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如何消费、怎样满足消费、如何实现可持续消费成为政府和国民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通过网络生态消费教育来促进消费者转变观念、建立文明消费方式,最终实现可持续消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当前网络生态消费教育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现行的大学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及平时的日常管理中,对大学生进行网络生态消费观的教育渗透不够,大学生对生态消费知识的了解甚少;二是对当前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重视程度不够,对自己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发挥的作用和应承担的责任认识不深;三是大学生生态消费主题活动频率低、层次浅、面不宽,与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距甚远,其触及的领域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四是考评体系中缺乏大学生的生态道德素质等重要指标的考量,这种片面的评价标准既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

四、引导大学生网络生态消费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如前所述,为进一步有效提升大学生网络生态消费水平,引导大学生网络生态消费良性发展,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培养正确的网络生态消费观

生态消费观是倡导消费者科学合理地消费,拥有健康适度的消费心理、高尚的消费道德及行为规范的一种全新消费理念。因此,大学生要加强自身消费教育,提高消费技巧,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合理地、有计划地进行消费。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消费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深刻认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关注社会消费问题,提高社会责任感;注重自身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反对不健康或有害的精神文化消费;注重绿色消费,反对不利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注重智力性、发展性消费,反对只重视娱乐性、消费性消费。同时要自觉学习一定的商品鉴别知识和消费技巧,积累消费经验,提高自己的财商。

(二)开展系统的网络生态消费教育

学校要加强大学生网络生态消费教育,通过开展专题讲座、辩论赛、社团活动等形式,传授生态消费知识、消费伦理、生态伦理等内容,促进大学生生态消费观的有效形成,从而加强文明网络消费行为,及时纠正自己的不科学的消费方式和不文明的消费行为。第一,端正大学生的消费价值导向,要用生态文化意识培养良好的机体,从文化的表层深入到深层文化的建设中去,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价值观导向问题;第二,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网络消费的社会功能,充分认识和了解网络消费是一把双刃剑,它作为虚拟交易工具的出现既给大学生的生活带来方便快捷的一面,也有可能带来困扰的一面,要正确对待;第三,引导大学生树立客观的网络消费观,通过对大学生的消费品价值判断能力的培养,可以提高大学生对消费品的作用做出理性的判断,并能合理分析自己的支付能力,从而进行有计划的、合理的消费;第四,加强网络文明教育,加强大学生的生态法律和法制观念的教育,知法才能守法,并对行为产生约束;第五,开展网络消费风险教育,通过知识讲座,利用校园传媒进行网络消费风险教育。告诫大学生在网上购物时务必看清产品的相关信息,学校应设立心理咨询部门,通过心理咨询、课外沟通等形式了解学生消费膨胀心理的原因,并加以正确引导。

生态消费论文篇2

西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西安生态文明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下几点:

完善生态教育机制,提高全民生态意识。生态文明正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的文明形式,也是现代及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但是,如果没有普及性的环境保护观念和生态意识,没有全民生活、消费等行为模式的生态化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就会受到严重制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生态工程健康发展。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国民经济体系,要坚决制止和杜绝掠夺性开发资源的行为,实施“最小损害”甚至“零排放”、“零损害”方略,努力维系生产、生态和生活的和谐与协调。

实施生态经济,力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经济是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相一致的经济,不仅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目标,还力求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建立政策和法律体系,创新生态文明建设运行机制。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设计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最根本的是对政府的制度设计。政府必须遵循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顺序,大力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同时,要加大环境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以绿色消费模式促进西安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绿色消费做为一个切入点,能对生产、流通、消费、处理全过程的生态化起推动作用。绿色消费模式是绿色消费内容、结构和方式的总称,是一定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下绿色消费者(包含生产性消费者和生活消费者)与绿色消费资料的结合方式,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资源浪费和防止污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下,考虑保护自身健康和群体利益,对绿色产品和服务进行的一种理性消费方式,是一种体现绿色文明、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消费模式。

绿色消费体现了西安“两型社会”建设的内涵和本质。绿色消费的特征是保护生态和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绿色消费的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结构转变,促进经济结构向绿色化转型。西安市工业起步相对较晚,发展水平不高。同时工业内部的污染排放量不断上升,资源利用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在全球经济绿色化、生态化的趋势下,西安要想发挥后发优势,就决不能再重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而应将绿色消费贯彻到区域经济发展中,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和环境友好型产品,探索一条符合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物质和能量有效组合利用以及工业生态系统稳定协调的工业发展新模式,为区域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利润源,在保证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同时,确保质量和效益的稳步提高。

绿色消费是西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动力。首先,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绿色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生产者放弃高能耗、粗放型的生产经营模式,努力节约资源,推动清洁生产,采取措施对资源及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在绿色消费的导向作用下,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其次,新绿色产业的涌现,通过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形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

以绿色消费模式促进西安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建议

为了促进消费者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和消费行为的成熟,进而推动企业的绿色营销活动及构建西安生态文明的微观基础,应该从政府、企业、消费者等不同层面出发,明确各自的定位,发挥各自的职能,建立起西安城市圈绿色消费体系。

发挥政府调控作用并加强规划指导。政府应将绿色消费模式列入西安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明确绿色消费的发展目标、重点、措施、推进步骤等。鼓励引导各区结合实际,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绿色消费模式。组织开展立法调研,尽快制定有关废弃物再生、垃圾分类回收、节能减排、清洁生产、资源有效利用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加大财税、融资政策扶持促进力度,激发企业有效利用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和市民回收有用物质的积极性。建立绿色营销鼓励基金,对评比达标的绿色商业企业给予资金补贴,降低绿色商品销售价格。运用价格杠杆促进绿色消费,探索实行差别电价、差别水价政策。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绿色产业。完善绿色奖励政策,通过建立“西安绿色产业发展专项投资基金”和“西安绿色银行”等方式,支持创建和发展绿色企业。

营造绿色消费氛围以增强全民的环保意识。在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进行绿色消费宣传教育,全面推广节约资源模式和文明健康、简约环保的生活方式。注重对市民的环保教育,将资源环境课程纳入社区宣传教育体系。注重对青少年行为习惯养成方面的教育,使青少年从小养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鼓励公众,特别是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士,建立和发展致力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社团组织、志愿者组织,从事环保知识的普及宣传、环保活动的组织开展等社会工作。只有让全社会充分认识绿色消费的意义和绿色消费带来的好处,才能使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才能在陕西省西安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构建绿色消费模式综合评价体系。构建科学的绿色消费模式综合评价体系,以这种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评价体系引导各级部门的工作。该体系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绿色消费环境状况,包括绿色化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指标;区域绿色产业机构指标;绿色经济及其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二是绿色产品经营状况和效率质量状况。包括绿色产品结构和数量;绿色资产收益率;绿色生产效率等指标。三是绿色流通渠道状况。包括绿色产品流通的种类、数量、规模,及其绿色销售专店的设立,建立绿色网络流通体系,绿色通道的建立。四是法制环境状况。包括价格法律及各种法规对绿色产品发展的支持政策规章等。五是地方政府支持绿色产品研制开发的情况。包括地方政府参与制定的绿色产品发展战略情况;地方政府改善绿色消费投资的环境,支持绿色商品发展的具体措施等。

构筑绿色消费的产业基础。培育引导绿色消费,建立适应绿色消费要求的现代产业结构是基础。要用高新技术改造和装备传统制造业,加快推进节能环保技术在制造业中的推广和应用,开发出一批绿色工业产品,促进西安市绿色消费的提档升级。要用高新技术武装传统农业,促进生态农业发展。通过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绿色技术、设施农业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运用,加快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绿色农产品和安全食品。要抓住新能源成为世界投资新热点的机遇,成立负责新能源招商引资的工作专班,加大对世界新能源投资动向的关注和研究,策划、引进、实施一批新能源项目,促进清洁能源的有效利用。

参考文献:

生态消费论文篇3

中D分类号:F71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4-0108-04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s ambivalence attitude, this paper explored how consumers with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cope with electronic wordofmouth information based on ELM model. By a twostage experimental study, it proved that consumers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robustly moderated their processing to the external information. Three findings emerged from the results. Firstly, argument quality and review quantity of eWOM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customers attitude. Secondly, more ambivalent consumers took the central route in attitude change. That is, there were more influenced by argument quality. Thirdly, less ambivalent consumers took the peripheral route in attitude change. That is, there were more influenced by review quantity.

Key words:wordofmouth ambivalent attitude; argument quality; review quantity;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作为研究热点的矛盾态度(Ambivalent Attitude)已经从社会、心理、政治和文化领域延伸到了消费情境中。现有研究认为消费者态度具有二维性,即对某一产品既有正面评价又有负面评价。当对一个事物的积极和消极评价达到一定程度时,矛盾态度就会产生[1]。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网络购物中消费者矛盾态度更加普遍。面对种类繁多的在线商品,消费者无法接触或体验到真实商品,相比线下购买会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消费者的矛盾态度。消费者需要更多的外界信息来减少矛盾,降低购后风险。

网络口碑作为第三方信息在消费者决策制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对某种产品或服务的评价,网络口碑能为消费者提供客观公正和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充当着“销售助理”的角色,已经成为了企业越来越重视的具有潜在价值的销售资产。网络口碑的质量和数量会对消费者的态度和购买意愿产生影响。网络口碑的这两种属性对不同矛盾程度消费者的影响是否相同?高矛盾者和低矛盾者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其矛盾态度如何变化?这些问题都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将Petty等人提出的详尽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Theory,ELM)[2]作为理论基础。该模型认为引起人们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主要存在两条路径,即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不同矛盾程度的消费者在态度改变上的路径是否存在差异,哪条路径对其影响更强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从矛盾态度的视角,探讨网络口碑对矛盾性消费者态度和决策的影响,以期完善网络环境中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研究,同时为企业营销人员合理地控制和降低消费者的矛盾态度以及制定适当的营销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1 文献回顾

1.1 消费者态度的矛盾性

当人们对同一事物存在着冲突的积极和消极因素时,矛盾态度就会产生,这是消费者内在因素和外部事物相互作用的结果[3]。以往研究认为态度是一维的,即消费者在喜爱和不喜爱之间只能选择一点。矛盾态度认为正面态度和负面态度是相互独立的并且可以同时存在。矛盾态度引发的冲突必然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与一般社会问题中的矛盾态度(如有关种族问题等)相比,消费者矛盾态度是一种微观上可以改变的矛盾,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更适合作为研究对象。

矛盾性对于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是态度和行为产生不一致的主要原因。矛盾态度在消费者对外界信息的处理中起着调节作用。高矛盾性的消费者会注意外界的正面信息来减少自身的矛盾性,而低矛盾者由于矛盾程度不高,会注意外界的负面信息[4]。Clark等人认为高矛盾个体会增加处理能够减少矛盾的亲态度信息,而避免处理可能增加矛盾的反态度信息[5]。

1.2 ELM模型

ELM模型对揭示劝说效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6]。该模型中态度的改变有两条影响路径,即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两条路径的区别在于个体对传播信息做精细加工可能性的高低。当个体采取中心路径在形成态度之前会仔细考虑和分析与问题相关的信息,在中心路径中论据质量是态度改变最主要的决定因素。相反,当采用边缘路径时个体不需要做过多认知上的处理,而是依赖诸如论据数量、信息来源的专业性和评论者个人情况形成态度。

2 研究假设

本文首先研究网络口碑的评论质量和评论数量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是否会产生影响;其次,以消费者矛盾强度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中心和边缘路径下,网络口碑引起的不同矛盾性消费者态度变化上的差异,图1为研究框架。

2.1 评论质量和数量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

网络口碑对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具有显著的作用。消费者满意度随着评论质量的提高而增长,产生较高的购买意向[7]。高质量的评论表现为可理解的、易懂的,与评价的事物具有相关性,能够反映客观现。低质量的评论信息一般会带有感彩,表现为有很强的主观性。如果同样是正向网络口碑,口碑质量越高,消费者就会具有更多的正面态度。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H1:正向网络口碑质量越高,消费者正面态度越强。

消费者讨论一个产品的次数越多,该产品越有可能被其他消费者所知晓,获得更多的销量。网络口碑数量对消费者购买行为有正向影响[8]。网络购物者缺乏信任,会利用其他因素形成态度。网络口碑评论数量经常被用来衡量产品受欢迎的程度,代表了产品的市场表现。评论的数量能够为增强消费者信心提供参考性依据,减少购后风险,基于此提出假设:

H2:网络评论数量对消费者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2.2 矛盾性消费者态度变化的差异

不同矛盾性程度的消费者在态度各维度上的改变存在差异[9]。高详尽可能性状态下个体更愿意对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受论据质量的影响较大。低详尽可能性状态下个体态度受边缘路径影响,论据数量的影响较大。高矛盾性消费者在认知和情感上的冲突较高,常常感到难以抉择,会对外界的评论做深度加工,因此说服性信息的质量是高矛盾消费者态度改变的主要影响因素。低矛盾性消费者矛盾程度较低,没有减少矛盾和调整关于产品认知上的动机,受说服性信息的影响小,态度的改变主要受到评论数量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网络口碑评论质量对高矛盾性消费者态度的改变有显著影响,即高矛盾性消费者主要沿着中心路径改变态度。

H3b:网络口碑评论数量对低矛盾性消费者态度的改变有显著影响,即低矛盾性消费者主要沿着边缘路径改变态度。

3 研究设计

3.1 调查目标物及样本选择

调查目标物为忽略了品牌标记的某一4G手机。消费者对这类商品发表评论的积极性较高,在选择该类商品时也比较注重口碑。本次实验共邀请了某大学226名本科生参与实验,大学生样本具有同质性,且该类人群经常网络购物,可以作为有效的研究样本。实验要求被试独立地完成相关问题的回答,采取书面问卷的方式填写,使用7点Likert量表,收到有效问卷214份。

3.2 变量控制和预调研

实验中需要控制的一个变量是网络口碑评论质量。从亚马逊网站上搜集了30条关于4G手机的真实评论,通过加工形成了15条正面评论。预调研征集了30名在校大学生对这15条评论的说服力进行打分。最终选出4条得分最高的评论作为高质量评论,4条得分最低的评论作为低质量评论,表1中是评论示例。t检验表明4条得分最高的评论(6.58、6.55、5.97、5.97)与4条得分最低的评论(3.61、4.67、4.82、4.91)在说服力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

实验中需要控制的另一个变量是网络口碑评论数量。邀请了另外18位在校大学生对评论数量进行调查。通过访谈得知,大多数人一般会阅读5至6条网络评论,这与Park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10]。因此本文将6条评论作为高评论数量,1条评论作为低评论数量。经过预测试和t检验,高评论数量与低评论数量之间的差异显著。

3.3 调查步骤

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设计,采取的是前―后测实验方式。实验采用2(矛盾性水平:高、低)×2(评论质量水平:高、低)×2(评论数量水平:高、低)的设计,调节变量是消费者矛盾态度。

第一阶段借鉴已有的实验方法[11],首先请被试观看4G手机的一段图文描述,然后请被试忽略负面特征仅从正面特征考虑,给出其正面印象得分(“我会喜欢该手机”“使用该手机会感觉良好”),最后请被试忽略正面特征,仅考虑负面特征给出被试的负面印象得分(“我不会喜欢该手机”“我觉得使用该手机会感觉不好”)。

根据Thompson等人提出的公式:矛盾态度=(正面态度+负面态度)/2-│正面态度-负面态度│+2,计算出参与者的态度矛盾性。被试态度矛盾性的范围是从0到9(M=4.24,SD=1.48),分值越高意味着态度矛盾性程度越大。将矛盾性大于4的被试作为高矛盾(HA)组,小于等于4的被试作为低矛盾(LA)组。高、低矛盾组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MHA=5.64,SD=0.72,MLA=2.70,SD=0.94,F(1,212)=476.09,p

根据要实施的不同程度的实验刺激确定第二阶段实验的8组被试(如表3、表4所示),分别测量被试态度的变化程度。

4 研究结果

4.1 操纵性检验

通过t检验发现被试对不同水平评论质量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MHAQ=5.39,MLAQ=2.49,t=19.56,p

4.2 假设检验

通过阅读网络口碑前、后对比,消费者的正面态度、负面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意味着网络口碑的评论质量与评论数量对消费者态度产生了影响(见表3、表4)。

4.2.1 评论数量与评论质量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

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高评论质量组,被试的矛盾态度变化均值为-0.67。低评论质量组,矛盾态度变化的均值为-0.08。矛盾态度的变化在高、低论据质量组间差异显著(F=11.339,p=0.001),说明正向网络口碑论据质量对消费者态度具有显著的主效应,因此H1成立。对于高评论数量组消费者矛盾态度变化均值为-0.03,低评论数量组消费者矛盾态度变化均值为0.37。矛盾态度的变化在高、低评论数量组间差距显著(F=10.367,p=0.002),说明网络口碑评论数量对消费者态度具有显著的主效应,H2也得到了验证。

4.2.2 对高矛盾消费者矛盾态度的影响

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受评论质量的影响,低评论质量下高矛盾被试的正、负面态度和矛盾态度无显著变化。随着评论质量的上升,对于高矛盾组正面态度显著增加(MPA后-PA前=0.5,t=2.78,p=0.02

4.2.3 对低矛盾消费者矛盾态度的影响

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高评论数量下低矛盾者只有正面态度变化明显(MPA后-MPA前=0.14,t=2.25,p=0.02

5 结果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借助矛盾态度理论和ELM理论揭示了网络口碑对矛盾性消费者的影响机制。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网络口碑评论质量对消费者态度具有正向作用。高质量的网络评论具有事实性的说明和客观性。低质量的网络评论具有感彩和主观性。正面评论质量越高,消费者的正面态度越高,购买意愿也越高。评论数量对消费者态度也具有正向作用。评论数量的增多使消费者对自己的购买决定找到了合理化的解释,即“那么多人都买了这个产品”,消费者的正面态度会随着评论数量的增多而加强。

第二,较高的矛盾态度会引起消费者的不舒服体验,对信息的精细加工能够得到明确的正面或者负面评价,从而降低这种不适感。高矛盾消费者会对评论信息做较系统的加工,矛盾态度的改变更多地受评论质量的影响,即高矛盾消费者主要沿着中心路径改变态度。这一发现将ELM理论扩展到了在线矛盾性消费者相关领域的研究中。

第三,低矛盾消费者对产品在认知和情感上的冲突较低,缺乏减少矛盾态度的动机,没有对信息做精细加工的倾向,因此会倾向于沿着边缘路径形成态度,即他们更容易受评论数量的影响。

5.2 管理意义

首先,态度的矛盾性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矛盾性会降低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认知,从而降低购买意愿。企业应该了解由于产品或服务导致矛盾态度产生的原因(如价格、产品定位等)。另外消费者矛盾性不一定带来负向作用。矛盾性产生的前提是对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一定关注度和兴趣,如何利用矛盾性这把双刃剑来促进交易是企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其次,由于不同矛盾性程度的消费者信息处理方式不同,销售人员应针对不同的消费者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从中心路径的视角,企业应考虑如何匹配矛盾性消费者和评论内容之间的关系,发挥用户评论的信息功能。从边缘路径的视角,评论数量越高意味着产品越能被大众知晓。为了发挥用户评论的推荐功能,企业要鼓励消费者尽可能多地发表评论,提高产品的评论数量,影响低矛盾性消费者的态度。

最后,没有任何产品是完美无缺的。企业在进行品牌宣传时,不应过分夸大产品功效,以免造成消费者对产品过高的预期。当出现负面评论时应及时进行服务补救,鼓励消费者追加满意的产品评论,使其对产品的态度维持在低矛盾性的水平上。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只考虑正面评论给矛盾性消费者带来的影响,而现实世界的评论是正负面同时存在的。另外,三成分态度理论指出态度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3个元素组成的,高低矛盾者在3个态度成分上的变化是有区别的。今后的研究将在这两方面进一步探讨,从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角度出发,探讨在多元化的网络口碑环境中消费者不同态度维度上的变化,进一步揭示矛盾性消费者态度改变的机制。

参考文献:

[1]Priester J R, Petty R E. The Gradual Threshold Model of Ambivalence: Relat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Bases of Attitude to Subjective Ambivalenc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71(3):43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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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starelli S, Gerowska J.Ambivalence, Prejudice and Negative Behavioural Tendencies Towards Out-group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ttitude Basis[J]. Cognition & Emotion, 2015,29(5):85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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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消费论文篇4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历程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人与自然不断发生矛盾,生态环境的凸显这些问题产生的。尤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原因,而且还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在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陆续发生了“公害事件”。这些公害事件主要是由于空气和水遭到工业污染而在人群中流行的某种新的病种―“公害病”,许多人在事件中死去,而成千上万的人则遭受“公害病”的折磨。当初频繁出现在发达国家中的“环境公害事件”也开始在中国出现,面对如此频繁而惨烈的环境事件以及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国内外学者、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都在探索各种应对措施。在这种背景下,经过法兰克福学派的酝酿以及本・阿格尔的不断努力,终于在1975年和1979年出版了《论幸福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至此最终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但学者们始终在探索一直到后来的奥康纳、福斯特和岩佐茂都在不断完善着这一思想。

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始于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之后经过莱斯在《自然的统治》中加以完善,揭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资本主义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将对科学技术的反思提高到对整个人类启蒙文化的反思,不仅将科学技术于生态环境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而且将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连在一起,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阿格尔认为生态危机是由消费异化直接导致的,资本积累是引起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本原因,但是,无产阶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这种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替代。他视图以生态危机代替经济危机。奥康纳将经济因素与环境因素联系在一起,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双重危机理论。他超越90年代之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否定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经济危机可能性的否定。将资本主义的危机归结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同时存在的双重危机,还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原因。上述理论家及其他们后来的继承者在不断的批判和继承中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他们从不同角度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生态学相结合,不断将生态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研究高度,不断地为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贡献着力量。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当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创新着生态环境理论,特别是2007年,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提高到生态文明的高度并在全社会中提倡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模式。生态文明建立在现代生态学基础之上,具有丰富而系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背景,国内外无数专家学者都为此做出过杰出的贡献。我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主要阐述了四个问题:

1.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

从西方国家发生的“公害事件”到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再到中国前段时间的康菲公司漏油事件,无一不体现着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绿色生态运动根据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不同可分为“浅绿色”和“深绿色”,“浅绿色”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对人类来说是无限的,任何现存资源都可能在科学技术的改造下变为为人类服务的资源和能源,而“深绿色”则认为科学技术造成了当前的生态环境灾难,它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因而要想改变当前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只有改革。我认为科学技术在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和认识与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和手段的一项重要工具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人作为生产发明的主体,人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其所发明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有局限性,至少在目前条件下,科学技术不可能将潜在的能源和资源转化为全部可利用的。况且资源和能源属于有限的东西,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种“浅绿色”的观点太乐观了,对人类的生存状况没有任何担忧。

2.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

前面提到过的奥康纳理论证明了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共同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矛盾体系中,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第一类矛盾,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概括为第二类矛盾,这两类矛盾相互作用共同存在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我国在当前实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也存在着这两类矛盾,我国当前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另一个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

3.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

异化消费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通过消费奢侈品以补偿异化劳动过程中的艰辛和痛苦,追求所谓的自由和幸福,二是资产阶级在控制无产阶级整个消费的过程中也被消费所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而被消费品所异化。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消费而不是劳动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只有在消费中而不是劳动中无产阶级才能够体会到幸福,无论消费是否需要,消费都成为无产阶级的避难所。进入21世纪,科沃尔对异化消费现象又做出了新的补充。他认为,资产阶级通过消费贷款等金融货币政策刺激无产阶级的消费,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个工人家庭都处于异化消费当中,都背负着沉重的消费债务,整日处于担心受怕当中,一不小心就会“丢掉房屋和汽车等。

4.新陈代谢和生态危机

马克思对新陈代谢的理解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自然领域内的物质代谢,即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代谢,这是生理学,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变换;二是社会的物质交换,即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物质交换,马克思曾用这个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商品交换;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福斯特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也专门分析了新陈代谢这一理论,福斯特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形成劳动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和对立,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中断,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物质循环或者新陈代谢。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造成了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双重断裂,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组成的生态系统。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建设中国生态文明国家的借鉴意义

生态文明是超越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一种后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颖状态,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条件下的升华。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人类自身作为主体,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规律和事物之间的联系,创造性地提出人和自然相处的模式,不能被动消极的接受,更不能主宰和统治自然。从根本上说,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出发点,能最大限度的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也正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归宿。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属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后现论,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它只是提供了一种价值理念。对于我国这种发展中国家大国来说,我们要吸取其有益思想和经验,形成我国特色的生态理论,不能照搬照抄其现有理论,我们要努力探索,走出一条适合我国生态环境的路子。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有四个观点,我们可以从其主要内容中找到对我国有借鉴意义的理论观点:

1.在科学技术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上

生态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了技术乐观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地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难题。我们要理性慎重地看待和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在为人类造福,提供便捷的同时,它也可以发展一些核工业、核军事,如果对这些高科技的利用超越了人们可控范围,它依然会给人带来灾害。科学技术也会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积极利用其好的一面,当然乐观的技术的前景,也为我国21世纪的人口政策提供了另一种思路,那就是普及高等教育:科学技术的增长不仅可以供养越来越多的人口,越来越多的人口在掌握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会自然地造成人口数量的整体下降,掌握人类不断增长的科学技术需要越来越多的时间和周期。

2.异化消费理论让我们建立健康合理消费生活方式

消费生活是人为了生存而不断地消费生活资料以维持自己生命再生产的过程,我们要加强舆论导向提倡适度消费,消费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能让它成为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追求,我们要建立节约型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社会意识和风气。适度消费是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的消费,是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方式,它既不是禁欲主义地反对消费,也不是享乐主义地过度消费,而是倡导健康理性有节制的消费,发对奢侈、浪费型的消费,舍弃生活消费中过度包装,一次性用品等资源浪费现象,要弘扬实行绿色消费,鼓励消费者选购对环境无害的商品,并鼓励企业转向绿色生产。在此基础上争取建立适度生产、合理消费的健康消费理念和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生活方式。

3.新陈代谢理论让我们完善分配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这也对我国基尼系数和城乡差别的扩大敲响了警钟,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加剧,都会导致整个社会新陈代谢的停滞和断裂,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这就启示我们积极完善我国分配制度实现分配公平。我国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与按需分配的三位一体。按劳分配体现分配中的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按生产要素分配主要体现效率,按需分配主要体现公平。这样,在我国的分配制度中,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就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4.以循环经济模式为基础建立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要通过大力发展环境科学技术、开发绿色能源、降低能耗、变废为宝、变污染为绿化,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也要加强企业的科研能力,促使其转变原有的生产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质量取胜,在国际竞争中加强自己的名牌打造实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大到国家来说,就是要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为社会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

我们在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过程中,我们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发现有益思想,也要乐于去实践它,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优势运用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中。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比如计划生育退耕还林抗震救灾等过程中处处体现出这种优势。我们还要继续探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国家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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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消费论文篇5

一、生态文明内涵

关于生态文明的内涵,国内学术界多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解释生态文明:

(一)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历经农业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之后,为了克服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中的负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就其历史方位而言,生态文明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最新层次。现在人类文明发展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将走向人类文明的新阶段。

(二)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一种形式

从社会的文明结构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相并的一种文明形式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是社会文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文明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文明与作为社会形态的生态文明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基础,而后者又包含着更高层次的前者。从这一角度理解的生态文明亦可称为狭义的生态文明。

(三)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理念

从原始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是以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工业文明的出现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为标志。而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则没有实物的标志,主要表现为对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负效应的反思以及对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谋划。

二、绿色消费内涵

(一)针对消费品和消费对象而言

对绿色消费的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英国人john Elkington和Julia Hailes出版了著名的《绿色消费者指南》,并在该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绿色消费的观点。作者将绿色消费定义为是避免使用下述商品的一种消费:(1)可能危害消费者自身或他人健康的产品;(2)在制造、使用或处理上会对环境造成损害的产品;(3)在制造、使用或处理上会消耗过多能源的产品;(4)因过度包装或过短的生命周期而造成不必要浪费的产品;(5)使用来自濒临绝种动植物或濒临毁减环境物质的产品;(6)因毒性测试或其他目的而残酷或不必要使用动物的产品;(7)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不利影响的产品。[1]“绿色消费从狭义的角度分析,是指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选择环保产品,以有利于消费者身心健康的一种消费模式”。[2]

(二)从生态伦理和整体消费活动而言

2000年,国家环保总局提出“绿色消费”的概念,它蕴涵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绿色消费。[3]从广义的角度分析,绿色消费所表现的内容与提出的要求是一个完整的消费系统,参照国际上绿色消费的5R原则,即:节约资源,减少污染(reduce),;绿色生活,环保选购(reevaluate);重复使用,多次利(resuse);分类回收,循环再生(recycle);保护自然,万物共存(rescue)。[4]“十二五”规划《纲要》对绿色消费模式分章进行论述的主要内容有:“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推动形成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鼓励消费者购买使用节能节水产品、节能环保型汽车和节能省地型住宅,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限制过度包装,抑制不合理消费。推行政府绿色采购”。绿色消费模式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模式,是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消费模式。推行绿色消费模式,包括衣、食、住、行等都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式转变。

三、生态文明与绿色消费的关系

(一)生态文明促进绿色消费的形成

国务院了《意见》,首次提出“绿色化”概念,将其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列,新“四化”变成了新“五化”。另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了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我国在消费速度不断升级的同时,消费总量也迅速上升。消费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也在迅速扩大。但也存在消费主义强调物质主义至上,以过度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为满足,常常造成浪费性消费。从本质上说,建设生态文明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必定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调整。因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当前,要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践行“三严三实”为契机,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引导公民合理适度消费,鼓励购买绿色低碳产品,使用环保可循环利用产品,深入开展反食品浪费等行动,使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二)绿色消费是建设生态文明必然要求

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认为,高消费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再受西方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流行与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出现消费至上的价值倾向,以消费为目的,把消费者引向欲望的满足和物的崇拜,让人陷入消费的异化。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转变传统消费模式,推行绿色消费。在党的十报告中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5]而绿色消费是一种生态行为文明的消费方式,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顺应了社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趋势,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实现消费的可持续性,体现了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所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通过绿色消费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推行绿色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各方面共同努力、综合协调,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才能实现其发展目标。

(一)强化政府职能,增强国家力量

1、要增强政府对绿色消费的立法力度和司法力度

党的十明确指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6]推行绿色消费,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分重要。应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完善经济政策,运用市场化机制,健全政绩考核制度,实行责任追究制度等,用完善的制度体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有序推进,促进人们绿色消费理念的形成。实施绿色消费法,强化制度他律,包括法律、法规、政策等保证政府、企业和个人生态消费行为的实现。通过绿色消费法律保障使人类消费模式符合生态伦理的要求,进而保持人类社会生活的有序与和谐。此外,公检法系统应该更多地承担绿色消费保护的责任,积极推动绿色消费领域的司法实践,在立案和审案过程中力保环保公正和消费公正,通过判例为绿色消费法制提供支持。

2、运动经济手段引导绿色消费

党的十明确指出要“深化资源型产品价格的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7],为促进绿色消费的发展,我国政府应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加强对绿色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引导,加大对绿色消费的经济扶持力度。首先,政府应对绿色产品实行价格补贴政策,降低绿色产品的成本,使其价格能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其次,对绿色生产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和投资,鼓励其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增强其进行技术研发的科研资金实力。在税收方面,要加大对耗能大、污染多的企业的税收力度,而对绿色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要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从而推进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再次,政府要引导企业引进技术创新人才,以增强企业的技术力量,提高企业研发绿色技术的能力。最后,政府要积极推动企业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推行绿色生产的成功经验,引进核心技术与装备实现自主创新,鼓励企业研发和积极推广适合国情的清洁生产技术,大力推行绿色技术创新。

(二)强化企业责任,履行绿色社会责任

我国推行绿色消费,企业责无旁贷。“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绿色社会责任要求企业不仅具有实现企业自身利益的责任,还有促进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责任。”[8]企业的经济活动,应该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的关系;应以尊重生命、尊重社会、尊重他人、尊重自然为准则;应使“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成为企业的自觉生产实践,使关爱社会、回报社会成为企业自觉行为。企业实行清洁生产是推行绿色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清洁生产实质上是一种绿色化的生产模式,它要求在生产过程中注重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对排出的废物进行回收利用或无污染处理,要求生产出的产品不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态环境。企业应以生态化经营为切入点,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努力降低产品成本,制定合理的绿色产品价格,激发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消费动机。企业还应坚持诚信原则,客观宣传绿色产品,科学介绍绿色产品,提高顾客的绿色消费满意度。

(三)借助社会舆论,树立绿色消费观

树立绿色消费的观念需要正确的舆论引导消费。引导消费者和约束生产者向绿色消费模式转变,对消费者进行教育,利用电视、网络、杂志、报纸和其它媒体来进行绿色消费信息的宣传和消费知识的传播,从而使公众树立良好的消费意识,转变传统的消费观念。通过大力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形成以践行绿色消费、保护生态环境为荣,以铺张浪费、加重生态负担为耻的社会氛围。党中央号召,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推行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消费模式,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我们应积极响应、自觉践行这一号召。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共建共享的过程,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要把生态文明价值观、绿色消费观,高高地举起来、亮出来。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应自觉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以生态文明为镜,努力形成人人崇尚生态文明、人人尊重自然环境的社会风尚。(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学院)

参考文献:

[1] 孙启宏、王金南《绿色消费》.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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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消费论文篇6

2.“节俭”悖论

凯恩斯认为,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使得资本投入减少,从而经济衰退,国民收入减少。反之,则有利于刺激投资,有利于促进经济繁荣,增加国民收入。这就是所谓的“节俭”悖论。毋庸讳言,对这一理论的片面理解,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期以来,为了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我们采取一系列政策鼓励人们消费,拉动内需,不断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但当我国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时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主张,节约资源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节俭,所以,新一届政府在执政不到两年的时间,多次就节俭问题做出重要批示,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俭、适度消费之风。这样,使更多的公众陷入“是节俭好还是多消费好”的矛盾和纠结中。

3.“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下降”悖论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查理・伊斯特林发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这一论点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也叫“幸福悖论”。“幸福悖论”是指幸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更多的财富没有带来更大幸福。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人民的幸福感应该增强,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人们收入较少,处于贫困阶段时,收入的增加、财富的增长无疑是影响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受此影响,我们曾一度相信:增加收入是增加幸福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中国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幸福感并未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相应提升。富裕起来的人们却惊奇地发现: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表面上是幸福的,我们比父辈、祖辈住的房子越来越大;出行越来越方便、快捷;吃的、穿的、用的商品琳琅满目,既饱眼福,又饱口福,我们拥有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但更多的物质财富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烦恼并不比贫穷时少,甚至更多,而且带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失去了蓝天、白云、绿地、清新的空气,经常开着宝马喝着“敌敌畏”,住着别墅嚼着不放心的馒头、吸着有毒的空气,这样的生活没有安全感,毫无幸福可言。

4.“著名杰文斯”悖论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煤炭问题》一书中提出通过长期的历史考察认识到:人们总以为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会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事实恰恰相反。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提高会导致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如在英国,蒸汽机的每一次成功改进都加速了煤炭的消耗。再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汽车行业经过技术创新,生产出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的省油汽车,但由于汽车数量的急剧增加,反而增加了汽油资源的消耗量,这就是“著名杰文斯”悖论。这说明技术的改进与创新虽然解决了一些能源资源利用过程中的浪费现象,但无助于从根本上遏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

5.“消费”悖论

生态消费论文篇7

对于生态消费的定义, 许多学者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不同见解。胡江(1999) 指出生态消费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能促进消费者的身心健康, 符合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邱耕田(1999)认为生态消费模式应该是绿色的或生态化的, 这种消费模式既能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相平衡, 又不与生态生产相矛盾;既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消费, 又不影响生态环境。徐长山(2001)指出生态消费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是有利于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 它倡导适度的消费规模、合理的消费结构和科学、健康的消费行为, 使环境友好型商品和服务被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和购买。李贯岐(2002)认为生态消费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前提下的,在尽可能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 使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所需的能量降到最低, 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要的同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满足当前人类的生产、生活需要并且提高生活质量。刘新新(2004)提出生态消费是一种建立在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基础上的理性、绿色消费。

从以上国内学者的观点可以得出结论, 生态消费突出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生态消费具有适度、可持续、协调的特点,对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人类身心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为环境、社会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2.国内外生态消费研究进展

2.1 国外生态消费研究进展

在研究生态消费之前,首先研究的是普通消费问题。国外学者研究消费问题起步较早,也己经取得了较多成果,现在普遍认为生态时代的开始是以卡逊在1962年发表《寂静的春天》。上世纪70年代的绿色生态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学者讨论的热点一直集中在人类消费对环境的影响上。波德里亚(1999)揭示了大型技术统治集团是引起不可遏止的消费欲望根源,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阶层重新进行了划分。艾伦.杜宁(1997)提出要修正人们的消费观念,必须从需求的培养和文化建设两方面来进行。

消费观念问题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主要针对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而对生态消费的研究还是建立在前两者的基础之上。1987年英国《绿色消费者指南》首次提出了绿色消费的概念;而可持续消费的提出则是在1992年联合国巴西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发表的《21世纪议程》中。

2.2 国内生态消费研究进展

我国研究消费问题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尹世杰(1993)强调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应与生态需要的满足相结合;万后芬(2000)从营销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绿色产业的发展困难和机遇以及对绿色消费群体的影响;柳树滋(2011)、曹凤中(2010)等对绿色食品的生产流通、绿色产业的建立和发展、绿色消费观念的创建和增强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

由于全球生态环境遭受的破坏越来越严重,生态恢复和生态重建就成为了当前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也日渐被人们所重视。康忠辉(2007)总结了我国当前消费模式现状的不合理性,包括非理性消费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没有规范的绿色产品市场流通机制、未建立健全生态相关法律法规、生态消费的观念不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高校生态消费教育未见成果等六个方面的问题。从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基础上研究生态消费,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加强群众生态方面的思想教育;生态产业、生态物流、生态产品市场、生态消费人群有机结合;建立支撑生态产业的服务体系、完善法律法规等。

3.我国高校学生消费现状

大学校园是一个人口相对较密集、消费量大且高度集中的场所,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为2536.5647万人,占我国总人口的1.8%(中国统计年鉴,2012)。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其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不仅影响自身的发展,还影响着大学校园乃至整个社会。因此,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规范消费行为,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大学生不合理消费的消费行为包括依赖消费、超前消费以及失衡消费也已日渐突出。

3.1 大学生不合理的消费行为分析

3.1.1 依赖消费行为

当前父母及其家庭的收入成为很大一部分大学生的生活来源,因此依赖性消费是大学生消费的重要特征。这种消费没有事前计划,属于极不健康的消费行为。他们没有理解和接受生态消费,社会责任感依然薄弱,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3.1.2过度超前消费行为

消费主义文化在大学校园有日益增长的趋势,过度和超前消费也在大学生群体中出现,这种超前消费的行为更加加重了家庭的负担。这些奢侈消费项目主要包括:大学生通过不正确的方式来营建社交网络增加友谊、恋爱的消费;购买高档的电子产品,使大学生自己享受到智力产品的好处,也带来了娱乐、轻松的消费体验。这些偏离了正常轨道的消费方式虽然给大学生带来了物质上的享受,但是在道德和精神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3.1.3 失衡消费行为

大学生不同性别之间消费的不均衡性也是问题之一,男生和女生在个人喜好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大学男生用于恋爱和购买高科技产品的费用占到了日常消费的绝大部分;而女生则更多地倾向于休闲娱乐和购买服饰。

3.2 在高校推进生态消费遇到的困难

个人的偏好需求是大学生的消费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优先选择能够实现个人利益的商品,对于现在倡导的生态消费,部分大学生没有基本的认识。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素质教育普及不够,大多数大学生还是注重课程成绩,很少或没有关注自己的消费行为;第二,社会风气的渲染,使得学生产生攀比心理,倾向于购买昂贵的、品质高的商品;第三,存在事不关己的态度问题,对生态和低碳的消费行为不以为然。这些都是限制大学生消费模式良性转变的重要因素。

4.未来大学生生态消费的展望

4.1 培养大学生生态消费理念

4.1.1 开设生态消费有关课程

建议把生态消费的相关内容纳入高校现行的教育体系之中,开设消费经济、消费伦理、和生态伦理等必修或选修课程,在其他专业课授课的同时可以将生态消费的相关知识渗透到教学过程中,使大学生在日常的生活和消费中自觉意识到生态消费的重要性,并主动加入到生态消费的群体之中。

4.1.2 利用现有校园生态消费群体

通过高校内生态消费意识强的人群,利用媒体、个人宣传的方式,强调我国大学生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当充当的重要角色,使更多大学生自觉保护环境、尊重自然;推动大学生的生态消费意识观的建立和加强。

4.2 理论与实践结合推动大学生生态消费

4.2.1 日常生活中实践生态消费

通过报纸、广播等媒体对环保、节能的绿色产品与一般产品做出对比,指出铺张浪费的各种坏处,鼓励大学生选择生态的产品和服务,抵制挥霍、奢华、铺张的消费观念和行为。

4.2.2 组织社会实践活动

鼓励大学生组建生态消费宣传队伍,深入社会,向广大消费者宣传和普及生态消费理念,使生态消费理念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为了深化大学生对生态文明和生态消费的理解,应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基地的建设,组织大学生实地参观学习。

4.3 完善校园生态消费制度

4.3.1 建立约束性制度

将水电定额管理落实到高校所有寝室、学生;抵制铺张消费、浪费水电资源。加大对节能环保技术研究的扶持力度,研发绿色、环保、循环利用的先进适用技术,探索生活用品的循环使用办法等。

4.3.2 创建大学生消费考评制度

通过大学生自我评价、同学互评、导师评价、院、校总评等方式,将学生的消费方式与课程综合评定分数结合起来,把考核的结果作为年度评优、评奖和入党等的考评指标之一,让学生真正树立生态消费观念。

4.4 推进大学生生态消费需要高校和社会共同努力

推进大学生生态消费需要全社会来给予支持,高校应构建大学生生态消费的支持体系,将思想教育和物质奖励制度结合起来,在鼓励大学生学习有关绿色、生态消费模式的同时设立各种奖励制度,帮助大学生尽快转变消费方式;生态消费还必须靠全社会的支持和引导,通过倡导低碳的生活方式,使大学生的消费观由不健康非理性消费转为理性和合理消费。

参考文献:

[1]邱耕田.生态消费与可持续发展[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7):45-47

[2]徐长山.消费方式: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转变[J].社会科学,2001(3):40-46

[3]李贯岐.对生态消费问题的探讨[J].理论学刊,2002(6):69-70

[4]刘新新.论生态消费与可持续发展[J].绿色中国(理论版),2004(6):33-35

[5]汪秀英.绿色消费与生态消费的规则界定与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5(8):6-10

[6]李顺兴.生态消费观刍议[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3):102-106

[7]姚永利.生态消费问题研究[C].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4):24-26

[8]万后芬.绿色营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5-8.

[9]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116-120

[10]艾伦.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12-113

[11]俞海山.可持续消费模式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111-113

[12]柳树滋.通向21世纪的绿色道路[M].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5:55-57

生态消费论文篇8

近年来,我们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就是我国的雾霾现象在不断的蔓延加剧,以2013年为例,据报道雾霾已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环境污染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党的十将生态文明提到了中国发展的突出地位,强调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生态问题的地位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解决污染问题,如何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理论界和实践者高度关注的话题,本文以消费模式的生态化转变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路径,继而从消费者的生态化转型的系统构建视角阐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微观基础问题。

一、生态消费模式的构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路径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核心是如何影响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引导一种健康、文明的生产和消费方式[1]。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则昭示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意味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通常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三条主要路径,笔者认为消费方式的转变是现阶段的核心路径,理由如下:

首先,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消费。这里消费是指通过对人类需求的满足而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消费就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确认,由此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目的也就是满足人们的这种消费,同时也要满足人们的消费模式转变的需求,消费为生产提供了动力,尤其是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和生态文明进程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强调的背景下,生产、消费以及经济增长的方式呈现良好的互动,并通过生态消费模式构建,以消费为核心大力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变迁。

其次,消费对生产有重要的拉动作用。消费形成的需求是生产者的“指挥棒”,对生产的调整和升级起导向作用,一个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出现和发展,消费方式的转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生产方式的转变,进而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上实现转变。

因此说,生态文明建设既需要三大路径的协同推进,也需要把握推进过程中的重点,即消费方式的转变。

二、消费主体生态化转型是生态消费模式构建的关键

生态消费是消费水平以生态环境的正常演化为限度,消费方式和内容符合生态系统的要求,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消费者健康的一种自觉调控、规模适度的消费模式,是建立在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基础上的一种高层次理性消费[2]。生态消费所力主倡导的消费观念、结构和模式不仅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增殖,而且体现人们良好的生态文明素质和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内涵[3]。

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其生活方式和个人习惯中体现出环境责任感,生态消费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消费者对生态产品的需求逐渐增加。例如全球有机市场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20%-30%,一项针对欧洲消费者的民意调查表明:当今欧洲有超过50%的人更喜欢购买绿色产品,有67%的荷兰人和82%的德国人到超市购物时优先考虑环保问题。

与西方相比,中国有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已具备了一定的环保意识,但生态意识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比较浅薄,生态消费总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消费者的生态意识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实际的购买行为,生态产品还没有成为大部分消费者购物时的主要选择,尤其是我国消费者为生态产品支付较高价格的意愿远低于发达国家消费者。以有机食品为例,根据社科院的一项调查结果,我国消费者中有52.2%表示接受有机食品的观念,但只有很少部分消费者已开始尝试食用有机食品。

就其深层作用机理来看,生态消费模式的构建有赖于消费主体的生态化转型,逐步实现消费主体能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责任、生态信仰、生态审美观等方面赋予生态产品更高的价值评价,继而形成基于高价值追求的、更加强烈、持久的内在驱动力。

三、消费主体生态化转型的系统构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主体的生态化转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为此,笔者构建了如下模型:

该模型有如下特征:

(一)强调消费者的内在动力,即行为的内生性。消费者实施生态消费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在于其“内在动力”,外在压力通过促进内在动力生成和强化而发生作用,而且强调内在动力形成的多元性,可从价值观、习惯、舆论、道德和法律等多个层面着手。

(二)强调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即行为的自洽性。消费者是理性的,其生态消费行为是理性计算而选择的结果,这种行为本身有自洽性,较为稳定。

(三)强调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动,即行为的共建性。消费者是生活消费的行为主体,企业是消费品的直接生产者,政府是消费的行为主体和政策主体。消费主体的生态化行为的养成有赖于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良好互动,共同作用,合力推动。

因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消费主体的生态化转型:

一是通过教育等多种途径使消费主体的生态观念和生态知识内化于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把环境教育看做解除环境威胁的根本途径,但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生态消费概念比较了解的公众只占被调查人数的13.9%,可见关于环境,生态消费等方面的观念和知识需要通过加大对公民的教育力度,包括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个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和实践设计,并充分利用丰富的技术手段进行生动展示,包括多媒介的运用。

二是通过生态文明立法,在法律层面上进一步约束各层面的消费主体,包括政府,形成生态消费行为的硬约束,也从加大违反成本的角度,建立消费后果的联系图谱,将生态消费纳入理性化的思考范畴,而不是一味的“号召”,是一种经过理性计算而得出的行为,消除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差异。

三是通过舆论、非政府组织等推动消费者建立生态型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引导消费者把对生活质量和幸福的理解从追求单纯的物质满足转向社会和精神的满足,继而确立人与环境和谐的绿色生活价值取向和可持续的消费观与生活质量观,着力促进消费者的生态化转型。

四是确保信息在消费涉及到各利益主体间充分流动,促进各群体充分沟通,表达自身的主张,通过激励等措施,并通过制度、习俗、责任等建立代际间的长期博弈,使各消费主体的行为结果更趋向于生态化,形成生态消费模式的理性化的均衡。

参考文献:

[1]王军锋,刘鑫.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思考――理论研究深化与拓展的方向选择[J].未来与发展,2013(10):2-6.

生态消费论文篇9

[作者简介]王帆宇(1978—),男,河南信阳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苏州经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生态文明研究;朱炳元(1950—),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江苏苏州 215009)

[基金项目]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13YJC710047)的阶段性成果。

生态文明是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实现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扬弃与超越,有着显著区别于工业文明的观念特征。对此,本文将从支撑生态文明形态的价值观、技术观、消费观、发展观和自然观五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价值观:否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所谓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自己赋予自己或自己派给自己的能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亦即事物自在(in itself)的和自为(for itself)的价值,或如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所定义的,是自然“所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参照”。①价值观对人的行为动机有导向的作用。人类对自然价值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着人类对自然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以及在实践中对待自然的行为。

(一)工业文明否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之为主客体关系,这是近现代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在认识论上的重要出发点。历史地看,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出现,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既包含着积极合理的思想和要素,同时也隐喻着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主客二分虽然推动着人类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机械二分,使得人类主体成了一个凌驾于自然客体之上的唯一具有尊严的神性的存在,而自然客体则变成了“一个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摆布和操纵的对象,成为人类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手段”。②由此,自然客体成为失去了生命和没有了灵性的摆置物,失去了自组织、自适应、自修复和自完善的能力与价值属性,丧失了自身的情感、精神、目的与内在价值,其存在不过是为人且只有工具意义的存在。正如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帕斯莫尔(J. Passmore)所言:“人类以外的存在物,无论是否具有生命,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动物如此、植物如此、荒野也如此。”③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观点则更加直截了当,在他看来,“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具有的那些价值、兴趣或意义,纯粹是观察者的心灵送给世界的礼物”。④很明显,这等于从根本上对自然价值存在的客观性进行了否定。在他们看来,大自然所谓的价值,仅具有被人利用或满足人和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其存在都是为人而存在的。换言之,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非人存在物仅是实现人之目的的工具而已。依此逻辑,既然自然界中的非人类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那么它也就丧失了享受任何道德主体的关怀资格,无论人类怎样改造、操纵、处理它都是合理的、正当的,而且不必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甚至当人类的利益与大自然之间发生不可协调的矛盾时,人类也要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全然不用顾及生物界生存的权利和大自然的承载能力。长期以来,这种价值观念支配着人的实践取向,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的过程,逐渐演变成了人类对自己文明的根基——自然的破坏和掠夺的过程,最终不可避免地酿成了生态环境危机的日趋恶化。

(二)生态文明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工业文明充分展示了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上的无穷智慧和力量,但也由此滋生了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和生态道德问题。潜在的威胁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基于此,生态文明对自然的价值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具有主体性和目的性的绝不只是人类,“非人类存在物与人类一样,在生态系统中占有一个‘生态位’,它们拥有自己的目的和目标,因而都拥有主体性和生存下去的权利”。①我国自然界内在价值论者余谋昌也指出:“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他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②这就告诉我们,在整个生态系统内部,包括非人类存在物在内的整个生物圈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主体性,同时也都具有以这一目的为尺度去评价他物的内在价值。而且,从价值存在论的维度来看,早在人类这一物种出现之前,作为物种生存进化所依据的自然准则就已经存在了,而“人类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③由此可见,自然价值并非人类所赋予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具有“自然自立之自性”。事实上,不仅生命系统具有内在价值,就是矿物、水域、山脉等非生命系统也都持存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固有价值属性,这主要缘于“这种存在是合理的,是以其自身为主体的能自在和自为的”,④其本身固有着以自身为评价尺度的和不依赖于人类作为参照的价值。如此一来,和人一样,动物、植物甚至一些非生命无机物,它们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是蕴含着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融合体。“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彼此变换,它们是整体中的部分和部分中整体的合二为一,各种各样的价值都镶嵌在地球的结构中。”⑤事实上,既肯定自然界所具有的对人的效用价值,又承认自然界也拥有能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价值,这不仅能为人类在开放与利用与自然上提供道义上的支撑,同时也有利于引导人类正确地评价和善待自然,进而在促进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动态性、完整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实现地球生物圈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故此,罗尔斯顿曾明确指出:“自然界内在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具有导向作用的、关键的、基本的、核心的范畴。”⑥

二、技术观:征服型技术观与和谐型技术观

技术观是指人们对技术本质的认识、把握以及对技术在社会生活应用中所要达到目标的一种价值判断。历史地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同的时期所呈现出来的技术观是不一样的,甚至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生态文明时代,技术观实现了由征服型向和谐型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有助于发挥技术在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的作用,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

(一)工业文明奉行征服型技术观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摆脱了对宗教和神的崇拜和束缚,人类从此不再匍匐在自然的脚下而成为“大写的人”。然而,“大写的人”所受到的启蒙思潮并非要呵护或敬畏自然,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大胆地去拷问自然,而技术则充当了这种拷问的最有效的工具手段和力量。特别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欲望的逐渐膨胀,现代技术向自然世界提出了更加蛮横的要求,使得现代技术的框架在本质上日益表现为征服自然与控制自然的价值取向。“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下,所有的东西都被汇入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在此系统中,其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实现技术对事物的控制”。①这样,在发达工业文明体系中,受征服型技术的驱使,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掌控,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呈现出空前强化甚至是无所不能的态势。人类坚信,只有自身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目的,一切人之外的客体存在物都是为人的和人为的,“当自然不合人的想法时,人就整理自然。当人缺乏事物时,人就生产出新事物。当事物干扰人时,人就改造事物。当人为了出售和获利而吹嘘事物时,人就展示事物……”②现代科技为人类所展现出来的这幅美好图景,使人类似乎更加有理由自信:人改造自然的活动可以为所欲为,只要拥有了科学技术,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道路上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人类在科技万能论和技术功利主义的陷阱里越陷越深。然而,铁的事实一再告诫我们,高度发展的现代技术在不断增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福祉和效益的同时,也因为超出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而引起了自然界生态链的失调甚至断裂,最终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以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为特征的生态危机。

(二)生态文明秉承和谐型技术观

在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后果以后,人们开始思索建立一种新技术观,并寄希望以此既能维持生存的高效率,又能承载人、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于是,和谐型技术观应运而生。和谐型技术观是一种“以人为本、以技为用,强调通过人、技术、自然、科学、社会之间的协调均衡、共存共进以实现体现它们系统性与整体性的和谐状态的技术价值观”。③它克服和突破了以封闭性、控制性、征服性和具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文明技术观的“负面”缺陷,实现了将社会物质生产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向以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协同进化与整体发展为价值取向的转变。其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遵循闭环型的经济流动模式。现代社会的机器大工业采用线性的非循环流水线,其产品沿着不可循环的“原料—产品—废料”线性流程生产出来。和谐型技术观摈弃了这种传统的线性经济流动模式,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把自然界的无废物原则引入技术系统,注重资源在生产链条中的循环与可持续利用,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闭环流动型增长模式。这种循环性既体现在诸多生产环节的环形系统闭合(上一流程的废弃物会成为下一流程的生产原料)上,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环形系统闭合(最终的废弃物能够被生态系统消化吸收)上。这种封闭的循环技术系统,既节约了资源,又减少了污染。

第二,坚持预防型的源头治理原则。“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环境风险,是遏制生态危机的治本之策”。④为了规避生态风险,和谐型技术观坚持以预防为主、从源头治理的方针,在技术方案的构思、规划阶段就注重引入绿色、环保和低碳的创新理念,始终把产品的环境属性(可制造性、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重复利用性等)作为设计目标的重要出发点,全面推进绿色产品,因而产品的孕育过程就是生态型的。

第三,追求生态型的效益评价标准。传统工业文明技术观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最高准则的。和谐型技术观摒弃了这一传统的定向思维模式,强调人类在对发展效益进行权衡和评价的时候,应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以“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整体发展为战略目标,切实把生态效益纳入科学技术的评价体系,把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建立在自然资源能源可承载能力的基础之上,从而引导技术创新沿着有利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及其与经济、社会、环境复合式生态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的生态化方向协调发展。由此,和谐型技术观一方面体现了人类对传统技术观全面而深刻的伦理反思,另一方面也蕴涵着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追求相统一的理念。

第四,倡导共处型的自然开发理念。和谐型技术观强调遵循自然的生态运行和发展规律,反对借助以功利化、定量化和集中化为特征的巨型工业技术对生态存在状态的自由摆布、对生态演变进程的强行干预和对生态内在节律的肆意扰乱。它强调人类应该具有与自然共荣的智慧,在开发技术从自然中汲取营养时就必须把解决环境问题也一起考虑进去,学会善待自然、修复自然,并与自然融洽相处。

三、消费观:消费主义消费观和生态消费观

消费观是消费主体在消费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反映,消费观折射出了人们对待消费活动的基本认识和思想态度,指导、规约着某一特定社会成员的消费行为,并进而对个人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健康合理的消费观有利于促进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而盲目扭曲的消费观不但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还会造成资源浪费、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以及人格分裂等严重后果。

(一)工业文明坚持消费主义的消费观

作为一种流行于现代社会的以符号消费为中心的消费至上的伦理观,消费主义消费观崇尚体面的消费,沉溺于对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追求当做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在这种消费观念的支配和驱使下,便发生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所指出的消费异化的现象。首先是消费目的的异化。本真意义上的人类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旨归是对需要的满足,是对人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促进与提升,但异化消费却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扭曲和价值取向错位,并最终使人迷失自我。在消费中,人们无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人的真正需要,只专注于欲望的满足、财富的炫耀和身份的建构,甚至认为对物的占有就等于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拥有,这使消费与人的真正“需要”和“使用价值”渐渐背离,消费不再是目的,而是演变成为满足欲求的一种手段,演变成为消费而消费的病态行为。其次是消费行为的异化。消费对象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消费行为的初衷也就在于满足需要,而异化了的消费行为与消费行为的本义是背道而驰的,它表现为过度的消费、无节制的消费和恣意的消费等,其结果必然造成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情攫取和疯狂掠夺。我们甚至可以说,当前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消费行为异化的折射。正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施里达斯·拉夫尔(Shridath Ramphal)所深刻总结的:“消费问题是环境危机问题的核心,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对环境的压力并威胁着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从本质上说,这种影响是通过人们使用或浪费能源和原材料所产生的。”①

(二)生态文明践履生态消费观

建立在对消费主义消费观理性反思基础上的生态消费观,秉承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等理念,注重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生态需求的协调,倡导热爱自然、节约资源、关爱他人。生态消费观之所以能够取代消费主义消费观而成为当代人应该选择也必须选择的消费模式,是因为它在消费过程当中同时兼顾了消费者个人、社会和自然三者的关系,具有更全面、更广泛的伦理意义。

首先,生态消费是尊重自然、践行环保的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实际上是一种旨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消费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性消费方式。这种可持续性体现在消费内容上,即生产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生产过程对环境没有任何潜在的副作用;体现在消费过程上,即在消费品的使用过程中不会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工作、生活以及周边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体现在消费结果上,即消费品使用后不会产生过量的垃圾、噪音、废水、污气等短期内难以处理的、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消费残存物。

其次,生态消费是崇尚文化、满足心灵的精神消费。生态消费不是以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的高消费为衡量尺度的,而是以突出人的文化消费含量与精神享受高低为标准的。本·阿格尔(Ben Agger)也表达出了类似的观点:人们也许最终不是根据量的消费而是根据质的消费(好的文化、艺术、精神的享受和实现)来确定幸福的。因此,人类应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重视对大自然精神价值的消费。事实上,人类只有从对物质的“虚假消费欲望”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追求,才能克服“消费主义”所导致的生存悖论,实现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再次,生态消费是崇尚健康、注重节俭的适度消费。适度消费首先是一种与自然的承载力、养育力、修复力相适应的消费。地球是人类栖身之所、衣食之源,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任何人在消费时不仅要考虑人生存的健康限度,而且要考虑源环境的承受载荷,切实把消费水平限定在人口、能源、资源的可承载力范围之内。适度消费还是一种旨在追求代内和代际之间公正的均衡性消费。它强调消费者在消费时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而且要充分考虑和保证到他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把当代人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同时兼顾起来。

四、发展观:经济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总的系统看法,它回答了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等关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不同的发展观,就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体制和发展道路,就会产生迥异的发展效果。

(一)工业文明追求单纯的经济发展观

工业文明的发展观是一种典型的拜物式的生态缺位的发展观,它所追求的是单一的“发展=经济增长”模式,忽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协调,把发展单纯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长期以来,在这种把发展问题视为经济问题,把资源、环境问题视为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的发展模式支配下,人们在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上都陷入了一种误区。在认识上,人们一方面不再考虑环境养育能力,不再考虑资源的再生能力和自净能力,而是把自然视为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专门供人类无偿地“单向性”索取和“掠夺式”开采;另一方面则把自然界当做随意排放废弃物的垃圾场,以为它有着无限的修复力、承载力和透支能力。在实践上,在整个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所追求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并不关心诸如“为了什么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的目的论、价值论问题。特别是到了后工业文明时期,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片面张扬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不断加强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能力,不断把自然作为人类征服和主宰的对象,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改造自然的力量逐渐被异化为控制和破坏自然的力量。在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看来:“控制对于自然的控制成为今天的大问题。”①人类的这种以经济为中心、以生态为工具的托勒密式的片面发展观,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它留下了一个物质资源高度消耗和生态环境高度污染为表征的“黑色文明”,既伤害了地球的生态系统,也制造了人类自身的“囚徒困境”,其最终结果无疑是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对此,英国学者托勒(H. Toler)博士曾尖锐指出:“现代文明的症结在于,工业已经成为压倒一切人类旨趣的东西,人的其他任何旨趣的供应都遭遇忽视。”②

(二)生态文明倡导可持续发展观

有别于工业文明的单向度片面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人、社会与自然的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它“既追求人的发展,又追求自然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相得益彰的整体发展”。③其核心与本质,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和确保人类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和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实现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有机耦合,但同时又在追求视角上偏重于生态中心主义,它表达和宣示了人类在文明旨归上的一种全新取向:生态文明。所以,这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体现着人类价值观、发展观的反思、变革与重建。

与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相比较,可持续发展观体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在发展目标上,可持续发展观把人、经济、社会和自然看做一个动态复杂系统,注重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内生性。这一方面体现在“人—社会—自然”复合系统的整体性上,另一方面体现在“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性上。可持续发展观的这种系统整体性的思维特征,决定了其在实践目标上所要达到的两大根本旨趣: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协同进化,二是生态与经济的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既然是和谐统一与协同进化,就应该在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不损害非人类生命物种满足其生存发展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把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与实现非人类生灵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保证当代人利益、后代人利益及环境利益都得到公平对待。既然是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就应该从更高的境界、更宽的视野去审视这一发展战略,谋求做到在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也要切实维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和谐与发展,努力推进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流动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从发展实质看,可持续发展观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需要、限制和协调,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可持续发展观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所发表的《布伦特兰报告》所下的定义,它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④这一定义意味着可持续发展观在发展取向上的两维向度:一是在空间维度上要满足所有当代人的需要,即实现合理的代内公正;二是在时间维度上要满足不同时代人的需要,即保证充分的代际公正。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公正,可持续发展都是以满足人在现代条件下的需要为诉求的。这样,可持续发展战略将“需求”概念和“发展”概念有机联系起来,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作为自己的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发展观把发展仅仅视为单纯的经济增长或纯粹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局限,给发展概念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昭示了可持续发展观的“人本”精神。

五、自然观:机械论自然观和整体有机论自然观

自然观是人类对自然界总的观点和根本看法,它不仅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本原、演化规律、结构、秩序和变化的认识,还包括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每一个时代,人们根据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与认识方法,都会形成相应的自然观。有什么样的自然观,就有什么样的对自然进行认识的方法论原则。

(一)工业文明崇尚机械论自然观

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机械论自然观渊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勃兴于近代工业科学革命中。机械论自然观在整体上表现为“人对自然”的特征,即人对于自然的控制性、对立性和超越性。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对机械论自然观的核心观点进行了经典表述:机械论自然观“不承认自然界是一个有机体,仅承认它是一架机器:一个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①如果把机械自然观浓缩为一句话,那就是“世界是一架机器”。笛卡尔(Rene Descartes)甚至将这种隐喻又扩展到人的身体:“我认为人的身体也是一架机器。”世界机器的隐喻透射出了“控制”自然的核心理念:既然世界是一台机器,那就意味着它不再是个有机体,不再具有生命和活力,进而引出人是大自然的唯一主体,可以支配一切,可以对大自然这部机器进行为所欲为的操纵和控制。如此一来,蕴含在自然之中的神性消失了,大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终极目的消失了,希腊意义上原初的自然——一个有生命的、具有外在形式与内在本性的自然祛魅了,并随之分裂为物质与精神的两极,由此直接导致了人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还原主义方法论的出现。当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已被一分为二以后,人类在实践上日益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于这“异在”于自己的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所指出的:“因为机械论观点把自然看做死的,把质料看做被动的,所以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微妙地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②机械论自然观不仅为人们征服自然的思想提供了可能性论证,更为人们征服自然提供了方法上的可行性说明。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活动正是在这种自然观的指导下进行的,而这正是造成现代人类社会生存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生态文明强调整体有机论自然观

生态消费论文篇10

20世纪70年代,随着环境危机加剧、国际工人运动衰落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在西方出现了以生态问题为出发点,将环境问题和社会主义相结合,探究生态危机根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生态社会主义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生态角度阐释了“社会主义”,探究全球生态危机的原因与出路,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的新危机理论。阿格尔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和异化理论,重新研究了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并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变化的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新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既是对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失衡现象理性反思的产物,也是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变化,拓展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空间,全面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一、本·阿格尔危机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来源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是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并进入了持续近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曙光并没有像社会学家在50年代所预示的那样导致一个富裕的后工业社会[1]414。面对由资本主义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商品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一系列经济的、生态的和社会的危机以及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焦虑,阿格尔重新研究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根据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危机趋势的变化,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并将马克思主义变革理论和生态危机理论相结合,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方法,从而为人类找寻一条既能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又能摆脱生态困境,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径。 

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是根据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异化劳动理论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在借鉴马克思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和威廉·莱斯的生态学思想而形成的。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有在把异化理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和危机模式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他从马克思辩证的方法论出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考察和批判,提出了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根本分歧,主张通过重建一种把革命的决定论和意志论结合在一起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二、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的内在意蕴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提出者,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其批判精神与方法论原则。根据这一思想,他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基本观点出发,深入分析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变化、趋势和根源。 

1.危机转向: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 

本·阿格尔认为,当代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最初分析的垄断资本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挥霍性的工业生产已经导致了两方面的矛盾,即国家合法职能与积累职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消费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虽然这两种矛盾均源自于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这一内在矛盾,但由于资本主义浪费性的过度生产对地球的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动力因环境的制约作用而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486。在这种背景下,人们限制工业增长的迫切要求可能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些压力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和评价资本主义发展的目标和方法。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本·阿格尔及其后继者们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了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并把资本主义爆发的人与自然的矛盾看作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2.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 

异化消费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构造出来的新概念,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等著作中,威廉·莱斯用异化消费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人的消费背离了本性,成为与自身相对立的现象。本·阿格尔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莱斯的思想,明确界定了异化和异化消费的概念。他认为异化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支配其劳动,反而被其劳动和追逐利润的制度的需要所支配的一种状态”[1]1。异化消费只不过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444。在他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是因为人们在异化劳动中饱受煎熬和痛苦,只能通过在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获得表面的、短暂的、虚假意义上的幸福和自由。然而,由于这种商品消费并不是建立在人的“真正”的消费需求上,而是受广告操纵的一种异化消费。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形成的根源,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在逻辑上的对应现象,异化消费的加深会不断加重劳动异化的程度。 本·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支持着异化的生产制度,生产的无限扩张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世界不可再生资源的供应不断减少,环境破坏问题突出,生产的无限扩张与生态的有限性矛盾不断加剧,引发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所以,异化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要克服生态危机,就必须克服异化消费,而要克服这种异化消费,关键是改造生产使其不再异化。 

3.变革: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 

在提出消费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本·阿格尔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变革的动力理论,认为社会变革的动力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1]486。消费异化所触发的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将使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从而摧毁人们许多陈腐过时的价值观,迫使人们对人的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和评价。最终,觉醒的人们将会不再依赖以广告为媒介的消费来寻求快乐和幸福,转而对新的简朴生活感兴趣,并产生一系列完全新的期望、新的需求以及满足这些新期望、新需求的新办法,这些新期望和新需求将是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有力动力。这种新的变革模式就是本·阿格尔给予很高评价的“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他深信“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不仅能弥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不足,也会引发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因为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观念中醒悟过来的人们会转变消费观念,重新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努力。 

4.重构: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基于对发达工业资本主义传统工业化生活方式问题的分析和批判,本·阿格尔对改组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研究,提出采取一种较为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保护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资本主义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性质,从而将大规模的工业资本主义改造成小规模的非极权的社会主义。在重构未来社会的问题上,本·阿格尔借用了E.F.舒马赫关于小规模技术的思想,并将其应用到技术和生态的激进理论中,使之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成为重构一种新的技术变革的社会主义理论武器。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规模技术实质上既包括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的改组,也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的改组。为实现后者的改组,本·阿格尔首先批判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主义”的工业组织理论,主张用分散化的、非官僚化的生产过程和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将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根据他的构想,未来的社会模式是一种遵循“生态命令”,缩减商品生产,不再使劳动和闲暇异化的,实现了工人自治的、非极权的、分散的和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小规模、非官僚化、集体组织的生产成为目的本身,人们参与生产劳动不再是为了获得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愿望和价值。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问题不复存在,人与自然完全和谐一致,人类彻底摆脱了生态危机的威胁。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本·阿格尔立足现实,尤其是根据北美的实际情况,将生态危机理论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解放因素结合在一起,提出利用“新意识形态”把人们对异化消费现象的失落感引发为一种共同的政治努力,从而将大规模的工业资本主义改造成小规模的、非极权的社会主义。由于美国的政治意识领域缺少可行的左翼传统,本·阿格尔把实现理想的思路放在美国现有的民粹主义的激进化上,主张通过传统的美国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把民粹主义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上去,使其转换成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 

三、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的当代价值和局限性 

1.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的当代价值 

生态消费论文篇11

一、儒家消费思想的生态内蕴

中国传统儒家消费思想与仁、礼、义相联系,其中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和主张,这些智慧和主张有着厚实的哲学、逻辑与文化根基,也正是在这种厚实的根基之上,孕育出蕴涵生态因子的儒家消费思想的奇葩。

1.生态伦理内蕴

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哲学根基和本质特征,也是儒家消费思想的出发点。古代的儒家学者,虽有“唯物”与“唯心”之分,“理学”与“心学”之别,但是他们大都认为天地是万物和人的养育者,人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人的行为应当遵奉天时,效法天地。孔子吸取《周易》智慧,主张“知天畏天”,即遵守自然规律,将人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自觉统一起来。孟子从“天人同诚”出发,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未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强调只要真诚无妄,天道和人道之间就能够互动,这是“天人合一”的另一表达。荀子在肯定自然的客观性的同时,提出了“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的观点,他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主张遵循人和自然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生”(《荀子·富国》)的和谐境界。宋儒张载是古代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学者,他说“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干称》)。

推己及人、推人及物是儒家消费思想生态主张的逻辑根基。孔子以“仁”立学,主张仁者“爱人”,用仁爱人之心去“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矣”。孟子认为“性善”表现为“不忍人之心”,如果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广开去,即可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如进一步将之推广到自然界,即会“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董仲舒提倡“推恩者,远之而大”,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人?”(《春秋繁露·仁义法》)。张载在此基础上,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他强调,只有当人类把宇宙间的一切生命看成是如同他同胞的生命同样重要,并加以尊重的时候,才能把人的天赋爱心由传统的人际道德向生态道德扩展,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

天人合一的哲学根基与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根基,两者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儒家消费思想的稳固生态伦理基础。在两大根基的共同作用下,儒家消费思想不仅把目光投向人类本身,而是关注更广阔自然的领域;儒家消费思想不是以征服自然作为乐事,而是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生态美学内蕴

儒家主张消费生活的品格高雅和精神愉悦,追求在与自然的和谐中达到富于诗意的消费境界。如孑l子的消费生活就非常多样化和唯美化。文化消费中,孔子对《诗经》的评价很高,认为通过《诗经》可以了解鸟兽草木,欣赏大自然的和谐美丽。闲暇消费中,孔子喜欢花,“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论语·子罕》)孔子还喜欢旅游消费,他周游列国,走遍名山大川;他提出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命题(《论语·雍也》),把高尚的人格和山水消费相联系起来;他对曾点之理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大加赞美,这是一幅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物我两忘的美好画面,也是孔子消费审美和人生理想的浓缩。

孟子的家庭日常消费思想中富含生态美学的因素。他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描绘了一个儒家美丽的消费画卷:“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无憾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中之家可以无饥矣。……”在这个理想社会里,农民耕种不违农时,不乱捕鱼,不乱伐树,粮食、鱼鳖和木材都可以尽情消费,人与自然之间呈现一派和谐的生态美。

董仲舒则将消费思想融入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之中。他提出“民家给人足”,“民修德而美好”,“风雨时,嘉禾兴”,“民情至朴而不文”(《春秋繁露·王道》),认为要真正实现天下太平,除了人人讲道德,互相友爱,还要考虑风调雨顺、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这样才能够实现“凤凰、麒麟游于郊”的社会理想。这一理想表达了董仲舒的政治追求,也体现出他提倡与自然和睦相处中合理消费的生态美学观。

3.生态节俭内蕴

儒家提倡“宁俭勿奢”,强调在不违背礼制的前提条件下节俭消费,这种消费观在客观上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孔子主张节俭,将节用作为仁人君子日常消费生活的一种美德加以倡导。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即君子吃饭不要求太饱,居住不要求安乐舒适。孔子又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奢侈就显得不恭顺,俭朴就显得简陋;与其不恭顺,宁可简陋。孔子还把“君子惠而不费”作为“五美”之首。据《论语·子罕》记载,一次孔子想搬到九夷去住,有人对他说:“那个地方非常简陋,怎么好住呢?”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他还坚持“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的消费理念,即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节俭而又其乐无穷地生活。

孟子也倡导节俭,反对浪费。他说:“贤君必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即贤明的君主必需做到认真办事,节省用度,礼贤下土,向百姓征税应有一定节制。对于过度消费的后果,孟子以牛山为例,“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也”(《孟子·告子上》)。曾经繁茂秀美的牛山因遭人类过度消费的侵袭最终成为光秃秃荒山,孟子对此深感痛惜,他总结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要求人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适度消费。

荀子虽然对财富的获得满怀自信,但在消费上仍主张节俭有度,他说:“强本而节用,则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荀子还论述了生物对生态环境的选择标准:“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川渊枯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荀子·致士》)生态环境美好,飞禽野兽会争先恐后到那里去生活,而一旦环境恶化,那里的鸟兽就会选择离开,这样本来恶化的生态环境则进一步成为蛮荒之地,后续消费也就得不到保证。

4.生态规范内蕴

儒家主张在协调好和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满足人的消费需要,这些思想落实到实践的层面,便成为一种具体的保护生态的行为规范。孔子喜欢钓鱼和打猎的消费生活,但他只用竹竿钓鱼而不用网捕鱼;他只用带生丝的箭射鸟,而不射杀巢宿的鸟。因为用绳网捕鱼不管大鱼小鱼都会一网打尽,而射杀归宿的鸟就会毁坏鸟巢,把大鸟小鸟一巢打尽。孔子还把孝的伦理行为联系到保护生物,认为不以其时伐树,或者不以其时打猎,不仅残害生物,还是不孝的行为,应该加以反对。

荀子强调对自然界的消费利用,要“制天命而用之”,要“适时”而“有节”,不能违背自然界的生命规律,乱砍伐、乱捕杀。他提出“以时顺修”(《荀子·王制》),还强调“时禁”的重要性,“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不天其生,不绝其长……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此外,荀子认为保护生态是全天下老百姓共同的大事,“高者不旱,低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熟,是天下之事也”,因此人人在消费活动中,都应遵循生态规范。

董仲舒要求人类合理消费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和谐。他把自然资源分为“可食”资源(如粮食、蔬菜等)和“不可食”资源(如矿藏、煤炭等),主张对“可食”资源要保持天天都食,尽量多的消费,以不辜负“天为之利人”的这种大自然恩赐;而对“不可食”资源则要多加蓄养爱护,节制消费,使之用之不竭,取之不尽。因此,人类应该发扬“最为天下贵”的精神,积极主动地爱护好大自然,做到“下长万物,上参天地”(《天地阴阳》),始终做到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

二、儒家消费思想的现代转换

儒家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追求物质消费、精神消费、文化消费和生态消费的统一。随着人类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这一古老智慧日益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巨大启迪价值。1998年全世界诺贝尔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他们庄严向世界宣布:“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然而,产生于华夏农业文明时代儒家消费思想,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了独特的文化解释,但它只是一种最原始、最基本的消费观,本身还固有一些严重的理论缺陷,如:缺乏科学的论证和系统的分析;要求压抑人们正常的消费需求;强调牺牲个人消费和个人利益等等。这些都与现代生态消费的价值导向之间存着矛盾或冲突,完全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和消费问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是在不断挑战应对中发展的,一种文明应对挑战的能力正是这个民族和文明的创新能力”。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最高点,理性地反思儒家消费思想,在吸纳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去其糟粕,推陈出新,使儒家消费思想的生态内蕴完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

“生态消费是一种绿化的或生态化的消费模式,它是指既符合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一种消费行为”。当今世界环境恶化,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人们站在哲学的高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进行系统分析,对人类消费行为的合理性进行深层次的反思,终于认识到生态消费是人类消费模式的最佳选择!因此,我们在传承儒家消费思想生态内蕴的同时,必须吸收当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使之实现传统模式向生态消费的现代转换。

1.从传统思想向现代科学转换

中国儒家消费思想富含大量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内蕴,这一思想在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背景下,既有其自身优势,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是由儒家消费思想产生的农业文明的时代特征决定的。农业文明时期,经济结构单一、偏重农业,对自然的依赖性较强,儒家消费思想缺乏对自然复杂结构的深入探索和科学论证,只能依靠感性认识和经验的积累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形成自己的消费思想。而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的主体的能动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消费思想的形,成不仅是主观认识问题,更是科学技术问题。因此,由儒家消费思想走向生态消费,首先应有一个时代背景和知识体系的转换问题。

我们应从当代视角出发,在对儒家消费思想的生态内蕴进行全面发掘、整理的基础上,向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科学学习,借鉴其系统论、自然科学论等科学方法,对儒家消费思想进行批判性的诠释,使之与现代的社会状况和现代人的消费意识、环境意识相契合,实现视角的更新和时代的转换。如果说近代学科的分化(专门化)体现了学科发展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趋势,那么当代学科的综合化则体现了学科发展由中心走向融合的方向,它表现为具体社会问题的探讨和解决的多学科化,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包括生态消费等的探讨和解决都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知识,_汇集多学科专家的智慧。因此,我们要将各种先进的中外理论与实践进行彼此融合与会通,特别是要利用现代高科学技术手段,来补充传统儒家消费思想的不足,发挥其在解决人与自然对抗关系中的作用的同时,努力促进人类的消费思想实现从传统形式向现代科学的转换。

2.从约束需求向鼓励发展转换

儒家消费思想提倡“宁俭勿奢”、“安贫乐道”,要求人们压抑正常的消费需求,来维护社会和自然的利益,实现人与人、人道与天道的和谐。它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种静态的和谐,实质是通过对个体身心的约束和对个体利益的压抑,把人的消费水平限制在维持仅生存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创造性和生产更多的物质财富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儒家甚至把促进经济发展、消费进步的科学技术看作引导人们追求功利、败坏世风、引人堕落的“奇技淫巧”加以反对。这种思想对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推动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消极影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精神障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停滞不前的状态。生态问题也很难得到最终解决。

现代我们所提倡的生态消费,是在发展经济前提下的一种动态消费。它主张人们正确生产和合理消费,将满足人们今天的需求和明天的需求、现代人的需求和未来人的需求统一在一起;鼓励人们开发自身潜能,创造丰富多彩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不断发展的正常需求,并通过发展,克服全球的经济竞争和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双重压力。同时,生态消费要求消费产品本身是生态型的,即绿色有机环保商品;要求消费产品的生产过程是生态型的,即生产工艺、生产过程无污染;要求消费过程是生态型的,即使用和最终报废处理过程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

3.从强调内在修养向重视法律规范转换

儒家消费思想认为和谐是整个宇宙存在的基本状态,冲突只是偶然现象,不会破坏事物发展的完整性。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消费的抑制,调整和消除人与自然的冲突与差别,从而保持宇宙的和谐状态。因此,儒家主要关心个人的道德修养,鼓励“仁与智”的理想人格,要求个体通过内省的方式实现道德不断超越,从而调节消费关系,实现消费的生态性。这种强调内修的思想一定程度上,限制人们的过度消费,有利于自然的保护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其过分强调和依赖统治者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忽略了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作用,不免带有理想化色彩,也很难真正实现。

在倡导、推行生态消费思想和模式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内在修养,又要注重法律在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作用,建立强制性的法规约束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为生态消费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法规体系建设已经迈出了巨大的步伐,但是在我国尚属新领域,生态消费的立法和制度建设方面亟待加强。我们应重点做好两点:一是要继续建立和健全环保法律和法规体系,让法律制度为治理与预防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规范我国各类经济主体消费行为的生态化,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二是要完善市场经济相关制度,建立政策、信息、资金和服务支持体系,形成生态消费的利益驱动机制。内在修养与法律规范,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法治治近,德治治远;法治治身,德治治心。只有将儒家思想注重内在修养的积极价值,融入当前我国法治的建设中,才能培养人们的正确消费意识和规范人们的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平共生。

生态消费论文篇12

可持续消费理论始于可持续发展理论,1980年,世界自然及自然保护联盟(IUCN)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指出,“人类发展的主题是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提出,全球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使所有人都享有较高的生活质量,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号召所有国家促进减少环境压力和符合人类基本需要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加强了解消费的作用并明确如何形成更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正是基于消费对可持续发展重要作用的认识,理论界和国际机构开始了对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探讨。继1994年在挪威奥斯陆“可持续消费专题研讨会”之后,中国理论界也开始关注可持续消费问题。最早开始研究可持续消费问题的学者是马驰。1995年,马驰探讨了可持续消费的内容及推动可持续消费的对策,同年他又撰文介绍1995年1月在荷兰举行的可持续家庭消费问题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可持续消费基本问题,可持续家庭消费的长期目标,可持续家庭消费的障碍以及对策。除了可持续消费概念以外,在理论研究、媒体和一些正式文件中,还常常看到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生态(文明)消费等名词,这些概念与可持续消费具有一定联系,但与可持续消费的内涵和外延又有所区别。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但同时也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正确理解可持续消费是协调扩大消费与建设美丽中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前提,是在消费领域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基础。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可持续消费定义、内涵、外延,以及在辨析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生态(文明)消费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消费边界、定义、内涵和外延。

文献综述

(一)联合国环境署的官方研究

联合国环境署最早提出了可持续消费的定义,并对内涵进行了诠释。1994年1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可持续消费专题研讨会”,首次正式提出“可持续消费”一词。同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罗毕发表的《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中,将可持续消费定义为“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该定义指出,可持续消费不是介于因贫困引起的消费不足和因富裕引起的过度消费之间的折衷,而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而且适用于全球各国各种收入水平的人们。目前,这个定义已经为多国政府和理论界所接受。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在1994年于内罗毕发表的报告—《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中提出了可持续消费的定义,可持续消费的内涵可以概括为5R。即节约能源(Reduce)、环保选购(Re-evaluate)、产品重复使用(Reuse)、垃圾分类和回收再用(Recycle)、救助物种(Rescue)。但是联合国环境署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并没有提及可持续消费概念的外延,即可持续消费包含多少种类型,各种类型之间的关系如何,均没有涉及。

(二)学术界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

学术界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大多学者赞同联合国环境署1994年关于可持续消费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对可持续概念的研究侧重于可持续消费的涵盖范围、可持续消费的侧重点、可持续消费的种类划分等三个方面。

在可持续消费的涵盖范围上,一般认为可持续消费内容涵盖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两个方面,并据此划分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如杨家栋、秦兴方(1997)认为,广义的可持续消费包括可持续的自然资源消费、可持续的生产资料消费、可持续的商品消费、可持续的劳务消费、可持续的公共产品消费等五个方面。狭义的可持续消费包括可持续的商品消费、劳务消费和公共产品消费。司金銮(2004)的“三元需要理论”认为,广义的可持续消费包括可持续的自然资源消费、可持续的生产资料消费、可持续的商品消费、可持续的劳务消费四个方面;狭义的可持续消费主要指可持续的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在一定范围内涉及自然资源消费。但事实上,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具有本质不同,生产消费属于投资范畴,始于消费相对应的概念,将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都放在可持续消费的概念中,则混淆了可持续生产与可持续消费的概念。

在可持续消费的侧重点上,一般将可持续消费定义为节制性消费,具有动态性,侧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性。如吕福新(1996)认为,可持续消费就是以持续为目的的“节制型”消费,要注重代际平衡、人和自然的平衡。俞海山(1999)强调可持续消费的本质内涵包括消费的“可持续性”和消费的“发展性”两个方面。在保持人与生态之间平衡、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同时,要使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消费要遵循适度消费原则、公平消费原则、和谐消费原则、不断增加精神消费比例的原则。高志英(2011)认为,保护生态环境是可持续消费的内在规定性。周梅华(2003)进一步把可持续消费原则划分为公平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动态均衡性原则、效率性原则。但他们对可持续消费外延的划分,主要依据消费对象的划分标准,在可持续消费的概念上也没有区分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而且把可持续消费的实现机制作为内涵来表述,这样的定义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

在持续消费的种类上,一般从可持续消费的强弱程度和微观宏观角度进行划分。其中,司金銮(2004)的“三元需要理论”认为,可持续消费可区分为强可持续消费和弱可持续消费。高志英(2011)将可持续消费划分为宏观总体的可持续消费和微观个体的可持续消费。

相关概念辨析

除了可持续消费的概念以外,在理论研究、媒体文章和一些正式文件中,还有一些与可持续消费相关的概念常常被提及。其中,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和生态(文明)消费是最常被使用的概念。有的学者提出了对这些概念的不同认识,有的则在研究中模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可持续消费与其他消费模式的区别与联系如图1所示。

(一)绿色消费与可持续消费

绿色消费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2年,蕾切尔·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指出滥用农药给环境带来的破坏,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憾,现代环境保护的思潮和运动由此发端。1988年,英国的约翰·艾利奇(John Kinghton)和居里亚·赫尔兹(Julia Flailes)出版的《绿色消费者指南》一书中,首次提出绿色消费的定义。绿色消费是指能避免使用以下商品的消费:危害到消费者和他人健康的商品;在生产、使用和丢弃时,造成大量资源消费的商品;因过度包装,超过商品本身价值或过短的生命周期而造成不必要消费的商品;使用出自稀有动物或自然资源的商品;含有对动物残酷或不必要的剥夺而生产的商品;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商品。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关于绿色消费的定义超过30种。中国消费者协会从2001年开始倡导绿色消费,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能形成环境污染,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从绿色消费的对象入手,将绿色消费的基本内容划分为三大类:绿色物质消费、绿色精神消费和绿色生态消费(文启湘,2002)。

可持续消费与绿色消费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注重消费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提倡消费无污染的物品,主张消费过程中不污染环境,提倡自觉抵制和不消费那些破坏环境或大量浪费资源的商品和服务。

可持续消费与绿色消费的区别在于:其一,两者的起源不同。从概念出现的时间看,绿色消费在前,可持续消费在后。在绿色消费运动发展了30年而且人们在可持续生产方面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基础上,国际机构才明确提出可持续消费定义。其二,两者的内涵不同。绿色消费仅强调使用绿色消费对象,摒弃环境资源不友好的消费对象,明确地指出人类应如何选择产品和服务来改变消费行为来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可持续消费不仅强调消费绿色消费对象,而且注重培养绿色的消费方式;其三,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可持续消费不仅仅关注选择绿色产品和服务作为消费对象,它更强调消费的发展性和可持续性,其内涵比绿色消费更加丰富。可持续消费概念的提出,表明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到消费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受此影响,理论界对绿色消费问题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在内涵与外延、实现机制等方面与可持续消费研究存在诸多交集。

(二)低碳消费与可持续消费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对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为了遏制气候继续变暖的生态危机,国际社会呼吁要减少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概念首见于2003年英国贸易与工业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低碳消费是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决策中,把低碳消费的指标作为重要的考量依据和影响因子,在实际消费活动中倾向于低碳产品和服务(陈柳钦,2010)。程会强(2010)认为,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古德浩(2007)提出,要改变气候变暖趋势的关键是每个个体消费行为的改变。

可持续消费与低碳消费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要求在消费过程中考虑消费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旨在建立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

可持续消费与低碳消费的区别在于:其一,两者的出发点不同。低碳消费仅仅关注消费活动本身对环境的影响,即仅关注生态维度。而可持续消费模式不仅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根本目标还是要在诸多约束条件下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维度也更多,除了生态维度,还有经济、社会维度。其二,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在低碳消费模式中,消费对象和消费过程的碳足迹(碳足迹通常表示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或其他当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成为影响消费者重要的因素。低碳消费更注重所消费产品和服务乃至消费方式的选择,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减少碳排放、改变气候变暖的趋势为唯一目标。而可持续消费关注对环境资源的全面影响,要求消费者在选择消费对象、消费方式时要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而不仅仅是碳排放的多少。

(三)生态(文明)消费与可持续消费

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消费源于绿色消费,是绿色消费的延伸。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世界伦理社会化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李英、刘奔(2010)认为,生态消费更注重消费的“生态性”,综合考虑了消费前资源有效利用、消费时和消费后废弃物后续处理,主要表现为:消费品本身是绿色环保型商品;消费品生产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是环保的,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弃物要少、对环境无危害、可循环利用;消费品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对其他社会成员和周围环境造成伤害;消费品使用后,不会产生过量的、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消费残存物。许进杰(2011)认为生态消费是适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既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符合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既能满足人的物质、精神和生态文明消费需求,又不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消费行为或过程。

可持续消费与生态(文明)消费的共同点在于:一是两者都强调消费品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对其他社会成员和周围环境造成伤害;二是在消费品使用后,不会产生过量的、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消费残存物。

可持续消费与生态(文明)消费的区别在于:一是两者目标不同。生态(文明)的目标是构建生态文明,而不是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可持续消费的目标则是在保护环境资源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二是两者主体不同。在生态(文明)消费模式中,人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被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中,而不是作为生态系统之外的客观存在。尽管可持续消费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注生态环境的改善;但是它们强调的消费主体是人类,目的也是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反映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

总之,与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和生态(文明)消费相比较,可持续消费更强调消费的发展性和可持续性,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考虑经济、社会维度,认为人是生态系统之外的客观存在,人的地位更高。

对可持续消费的界定

(一)可持续消费的边界

笔者认为,可持续消费概念中提及的消费,应该指人们通过使用、消耗或享用产品和服务,以满足自己身心需要的活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终环节。尽管通常认为,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但是如果把可持续消费中的消费边界涵盖生产性消费,则不能体现出可持续消费本身的特点,且容易与可持续生产的概念边界混淆。因此,可持续消费的研究边界应限定在生活性消费,是与可持续生产概念中的生产相对应的概念。

(二)可持续消费的定义

在深入分析国内外对可持续消费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方式变化等客观事实,本文对可持续消费的定义为:可持续消费不是介于因贫困引起的消费不足和因富裕引起的过度消费之间的折衷,而是与以往消费模式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消费模式,是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对他人、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消费模式。

(三)可持续消费的内涵

笔者关于可持续消费定义的表述含有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需要,二是限制。消费的目的是要满足基本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需要,但同时,这种消费要受到限制—对他人、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化。这二者分别指向可持续消费的基本内涵—消费的发展性和消费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消费的发展性,是指可持续消费由不断丰富的消费内容、日益提升的消费水平、趋于合理的消费结构和符合人们发展需求共同构成的,是以不断满足人们提高生活质量需求为根本目标。没有发展性的消费,如过度抑制性消费模式,包括消费停滞(零增长的消费)或者消费倒退(负增长的消费),将导致生活质量止步不前甚至下降,不符合人们身心发展的需要,最终会妨碍社会化再生产的顺畅运行,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可持续消费的持续性分为经济上的可持续性、社会上的可持续性和生态上的可持续性三个层面。其中,可持续消费的经济可持续性,是指可持续消费既要满足消费活动的目标—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同时要在收入约束条件下适度扩大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是消费者主体实现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也是一种消费模式得以存在的最低要求,是可持续消费经济可持续性的下限。如果一种消费模式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那么它不仅在经济上不可持续,而且也是不人道的。

可持续消费的上限,从微观来看,受制于他自身或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从宏观层面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构成了最终消费的上限。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社会可持续性,是指实现消费的公平性,从而将自身消费对他人的负面影响最小化。消费的公平性包括消费的代内公平和消费的代际公平。所谓消费的代内公平,是指同一代的每个个体都有追求提升生活质量的平等权力,个体的消费不能危害到他人的消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也不能危害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消费。所谓消费的代际公平,指当代人要将自己的消费需求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考虑,将人类的当代需求和未来需求有机地统一起来,承担起在不同代际之间合理分配资源的责任。当代人用发展的、公正的心态对待自己的消费需求,在满足自身提升生活质量的消费需求时充分考虑到后代的消费需求。

可持续消费的生态可持续性,要求这种消费模式能够保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持续供给能力。它既要求实现资源的最优和永续利用,也要求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和对环境的最少污染。虽然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利用效率会不断提高,但是,当人们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超过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再生能力时,或者说这种利用超过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持续供给能力时,最终会出现资源枯竭、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恶化,生产和消费便无法持续下去。

(四)可持续消费的外延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因此,可持续消费也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可持续消费从低级向高级可以划分为五个层次,即安全消费、绿色消费、适度消费、文明消费、健康消费(见图2)。这样消费需求次序不是完全固定的,可以变化,也有种种例外情况。在一般情况下,这五个层次的消费需求人人都有需要,在这五种消费需求未获满足前,首先满足较为基础的、迫切的需要;该消费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高一层次的消费需要才会变得较为重要,追求更高一层次的消费需要就成为驱使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安全消费,是可持续消费的最低层次,也是保障消费持续增长的最基本的要求,安全消费包括消费质量安全、交易过程安全、消费信息安全、消费场所安全和消费信用安全等多个方面。

绿色消费,是指在安全消费基础上,消费者关注消费品本身对自身和环境的影响,在物质消费中偏爱使用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产品。

适度消费,是指人类关注消费数量的增长及其对外部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把消费需求的水平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既反对过度消费,又反对过分节约。

文明消费,是指在尊重每个人的消费自由的同时,尽可能增加对他人和社会的正的外部性,尽可能减少负的外部性。

健康消费,是可持续消费的最高级阶段,是指通过消费活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对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带来积极影响,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Elements for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consumption[R].UNEP,Nairobi,1994

2.莱斯特·布朗. B模式:拯救地球 延续文明[M].东方出版社,2003

3.邝小文.论可持续消费的文化建设[J].消费经济,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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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驰.可持续发展要从家庭开始—记“可持续的家庭消费”国际研讨会.中国软科学,1995(11)

6.杨家栋,秦兴方.可持续消费:世纪之交人类共同面临的战略性研究课题.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1)

7.刘倩.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消费—基于消费行为视角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8.高志英.中国居民可持续消费研究.中国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9.周梅华.可持续消费理论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

10.文启湘.“发展绿色消费专题讲座消费经济学”报告稿之二.转引自《消费经济学》(文启湘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11.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和(CCICED)政策研究报告,2009

12.陈柳钦.低碳消费—一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0(9)

13.程会强.低碳生活:生态时代的环保责任.中国环境报,2010-6-11

14.Goodall, C.. How to Live a Low Carbon Life: The Individual’s Guide to Stopping Climate Change, Earthscan,2007

生态消费论文篇13

一、儒家消费思想的生态内蕴

中国传统儒家消费思想与仁、礼、义相联系,其中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和主张,这些智慧和主张有着厚实的哲学、逻辑与文化根基,也正是在这种厚实的根基之上,孕育出蕴涵生态因子的儒家消费思想的奇葩。

1.生态伦理内蕴

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哲学根基和本质特征,也是儒家消费思想的出发点。古代的儒家学者,虽有“唯物”与“唯心”之分,“理学”与“心学”之别,但是他们大都认为天地是万物和人的养育者,人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人的行为应当遵奉天时,效法天地。孔子吸取《周易》智慧,主张“知天畏天”,即遵守自然规律,将人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自觉统一起来。孟子从“天人同诚”出发,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未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强调只要真诚无妄,天道和人道之间就能够互动,这是“天人合一”的另一表达。荀子在肯定自然的客观性的同时,提出了“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的观点,他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主张遵循人和自然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生”(《荀子·富国》)的和谐境界。宋儒张载是古代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学者,他说“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干称》)。

推己及人、推人及物是儒家消费思想生态主张的逻辑根基。孔子以“仁”立学,主张仁者“爱人”,用仁爱人之心去“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矣”。孟子认为“性善”表现为“不忍人之心”,如果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广开去,即可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如进一步将之推广到自然界,即会“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董仲舒提倡“推恩者,远之而大”,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人?”(《春秋繁露·仁义法》)。张载在此基础上,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他强调,只有当人类把宇宙间的一切生命看成是如同他同胞的生命同样重要,并加以尊重的时候,才能把人的天赋爱心由传统的人际道德向生态道德扩展,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

天人合一的哲学根基与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根基,两者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儒家消费思想的稳固生态伦理基础。在两大根基的共同作用下,儒家消费思想不仅把目光投向人类本身,而是关注更广阔自然的领域;儒家消费思想不是以征服自然作为乐事,而是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生态美学内蕴

儒家主张消费生活的品格高雅和精神愉悦,追求在与自然的和谐中达到富于诗意的消费境界。如孑L子的消费生活就非常多样化和唯美化。文化消费中,孔子对《诗经》的评价很高,认为通过《诗经》可以了解鸟兽草木,欣赏大自然的和谐美丽。闲暇消费中,孔子喜欢花,“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论语·子罕》)孔子还喜欢旅游消费,他周游列国,走遍名山大川;他提出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命题(《论语·雍也》),把高尚的人格和山水消费相联系起来;他对曾点之理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大加赞美,这是一幅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物我两忘的美好画面,也是孔子消费审美和人生理想的浓缩。

孟子的家庭日常消费思想中富含生态美学的因素。他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描绘了一个儒家美丽的消费画卷:“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无憾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中之家可以无饥矣。……”在这个理想社会里,农民耕种不违农时,不乱捕鱼,不乱伐树,粮食、鱼鳖和木材都可以尽情消费,人与自然之间呈现一派和谐的生态美。

董仲舒则将消费思想融入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之中。他提出“民家给人足”,“民修德而美好”,“风雨时,嘉禾兴”,“民情至朴而不文”(《春秋繁露·王道》),认为要真正实现天下太平,除了人人讲道德,互相友爱,还要考虑风调雨顺、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这样才能够实现“凤凰、麒麟游于郊”的社会理想。这一理想表达了董仲舒的政治追求,也体现出他提倡与自然和睦相处中合理消费的生态美学观。

3.生态节俭内蕴

儒家提倡“宁俭勿奢”,强调在不违背礼制的前提条件下节俭消费,这种消费观在客观上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孔子主张节俭,将节用作为仁人君子日常消费生活的一种美德加以倡导。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即君子吃饭不要求太饱,居住不要求安乐舒适。孔子又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奢侈就显得不恭顺,俭朴就显得简陋;与其不恭顺,宁可简陋。孔子还把“君子惠而不费”作为“五美”之首。据《论语·子罕》记载,一次孔子想搬到九夷去住,有人对他说:“那个地方非常简陋,怎么好住呢?”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他还坚持“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的消费理念,即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节俭而又其乐无穷地生活。

孟子也倡导节俭,反对浪费。他说:“贤君必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即贤明的君主必需做到认真办事,节省用度,礼贤下土,向百姓征税应有一定节制。对于过度消费的后果,孟子以牛山为例,“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也”(《孟子·告子上》)。曾经繁茂秀美的牛山因遭人类过度消费的侵袭最终成为光秃秃荒山,孟子对此深感痛惜,他总结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要求人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适度消费。

荀子虽然对财富的获得满怀自信,但在消费上仍主张节俭有度,他说:“强本而节用,则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荀子还论述了生物对生态环境的选择标准:“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川渊枯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荀子·致士》)生态环境美好,飞禽野兽会争先恐后到那里去生活,而一旦环境恶化,那里的鸟兽就会选择离开,这样本来恶化的生态环境则进一步成为蛮荒之地,后续消费也就得不到保证。

4.生态规范内蕴

儒家主张在协调好和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满足人的消费需要,这些思想落实到实践的层面,便成为一种具体的保护生态的行为规范。孔子喜欢钓鱼和打猎的消费生活,但他只用竹竿钓鱼而不用网捕鱼;他只用带生丝的箭射鸟,而不射杀巢宿的鸟。因为用绳网捕鱼不管大鱼小鱼都会一网打尽,而射杀归宿的鸟就会毁坏鸟巢,把大鸟小鸟一巢打尽。孔子还把孝的伦理行为联系到保护生物,认为不以其时伐树,或者不以其时打猎,不仅残害生物,还是不孝的行为,应该加以反对。

荀子强调对自然界的消费利用,要“制天命而用之”,要“适时”而“有节”,不能违背自然界的生命规律,乱砍伐、乱捕杀。他提出“以时顺修”(《荀子·王制》),还强调“时禁”的重要性,“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不天其生,不绝其长……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此外,荀子认为保护生态是全天下老百姓共同的大事,“高者不旱,低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熟,是天下之事也”,因此人人在消费活动中,都应遵循生态规范。

董仲舒要求人类合理消费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和谐。他把自然资源分为“可食”资源(如粮食、蔬菜等)和“不可食”资源(如矿藏、煤炭等),主张对“可食”资源要保持天天都食,尽量多的消费,以不辜负“天为之利人”的这种大自然恩赐;而对“不可食”资源则要多加蓄养爱护,节制消费,使之用之不竭,取之不尽。因此,人类应该发扬“最为天下贵”的精神,积极主动地爱护好大自然,做到“下长万物,上参天地”(《天地阴阳》),始终做到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

二、儒家消费思想的现代转换

儒家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追求物质消费、精神消费、文化消费和生态消费的统一。随着人类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这一古老智慧日益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巨大启迪价值。1998年全世界诺贝尔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他们庄严向世界宣布:“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然而,产生于华夏农业文明时代儒家消费思想,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了独特的文化解释,但它只是一种最原始、最基本的消费观,本身还固有一些严重的理论缺陷,如:缺乏科学的论证和系统的分析;要求压抑人们正常的消费需求;强调牺牲个人消费和个人利益等等。这些都与现代生态消费的价值导向之间存着矛盾或冲突,完全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和消费问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是在不断挑战应对中发展的,一种文明应对挑战的能力正是这个民族和文明的创新能力”。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最高点,理性地反思儒家消费思想,在吸纳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去其糟粕,推陈出新,使儒家消费思想的生态内蕴完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

“生态消费是一种绿化的或生态化的消费模式,它是指既符合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一种消费行为”。当今世界环境恶化,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人们站在哲学的高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进行系统分析,对人类消费行为的合理性进行深层次的反思,终于认识到生态消费是人类消费模式的最佳选择!因此,我们在传承儒家消费思想生态内蕴的同时,必须吸收当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使之实现传统模式向生态消费的现代转换。

1.从传统思想向现代科学转换

中国儒家消费思想富含大量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内蕴,这一思想在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背景下,既有其自身优势,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是由儒家消费思想产生的农业文明的时代特征决定的。农业文明时期,经济结构单一、偏重农业,对自然的依赖性较强,儒家消费思想缺乏对自然复杂结构的深入探索和科学论证,只能依靠感性认识和经验的积累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形成自己的消费思想。而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的主体的能动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消费思想的形,成不仅是主观认识问题,更是科学技术问题。因此,由儒家消费思想走向生态消费,首先应有一个时代背景和知识体系的转换问题。

我们应从当代视角出发,在对儒家消费思想的生态内蕴进行全面发掘、整理的基础上,向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科学学习,借鉴其系统论、自然科学论等科学方法,对儒家消费思想进行批判性的诠释,使之与现代的社会状况和现代人的消费意识、环境意识相契合,实现视角的更新和时代的转换。如果说近代学科的分化(专门化)体现了学科发展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趋势,那么当代学科的综合化则体现了学科发展由中心走向融合的方向,它表现为具体社会问题的探讨和解决的多学科化,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包括生态消费等的探讨和解决都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知识,_汇集多学科专家的智慧。因此,我们要将各种先进的中外理论与实践进行彼此融合与会通,特别是要利用现代高科学技术手段,来补充传统儒家消费思想的不足,发挥其在解决人与自然对抗关系中的作用的同时,努力促进人类的消费思想实现从传统形式向现代科学的转换。

2.从约束需求向鼓励发展转换

儒家消费思想提倡“宁俭勿奢”、“安贫乐道”,要求人们压抑正常的消费需求,来维护社会和自然的利益,实现人与人、人道与天道的和谐。它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种静态的和谐,实质是通过对个体身心的约束和对个体利益的压抑,把人的消费水平限制在维持仅生存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创造性和生产更多的物质财富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儒家甚至把促进经济发展、消费进步的科学技术看作引导人们追求功利、败坏世风、引人堕落的“奇技淫巧”加以反对。这种思想对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推动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消极影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精神障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停滞不前的状态。生态问题也很难得到最终解决。

现代我们所提倡的生态消费,是在发展经济前提下的一种动态消费。它主张人们正确生产和合理消费,将满足人们今天的需求和明天的需求、现代人的需求和未来人的需求统一在一起;鼓励人们开发自身潜能,创造丰富多彩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不断发展的正常需求,并通过发展,克服全球的经济竞争和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双重压力。同时,生态消费要求消费产品本身是生态型的,即绿色有机环保商品;要求消费产品的生产过程是生态型的,即生产工艺、生产过程无污染;要求消费过程是生态型的,即使用和最终报废处理过程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

3.从强调内在修养向重视法律规范转换

儒家消费思想认为和谐是整个宇宙存在的基本状态,冲突只是偶然现象,不会破坏事物发展的完整性。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消费的抑制,调整和消除人与自然的冲突与差别,从而保持宇宙的和谐状态。因此,儒家主要关心个人的道德修养,鼓励“仁与智”的理想人格,要求个体通过内省的方式实现道德不断超越,从而调节消费关系,实现消费的生态性。这种强调内修的思想一定程度上,限制人们的过度消费,有利于自然的保护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其过分强调和依赖统治者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忽略了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作用,不免带有理想化色彩,也很难真正实现。

在倡导、推行生态消费思想和模式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内在修养,又要注重法律在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作用,建立强制性的法规约束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为生态消费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法规体系建设已经迈出了巨大的步伐,但是在我国尚属新领域,生态消费的立法和制度建设方面亟待加强。我们应重点做好两点:一是要继续建立和健全环保法律和法规体系,让法律制度为治理与预防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规范我国各类经济主体消费行为的生态化,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二是要完善市场经济相关制度,建立政策、信息、资金和服务支持体系,形成生态消费的利益驱动机制。内在修养与法律规范,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法治治近,德治治远;法治治身,德治治心。只有将儒家思想注重内在修养的积极价值,融入当前我国法治的建设中,才能培养人们的正确消费意识和规范人们的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平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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