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论文篇1
1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内涵
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是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不能把二者完全割裂分开。当前，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关注角度出发，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生态文明，他们认为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处理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这种关系下所取得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②。有的学者则从系统论角度，阐明生态文明是“人类与自然，经济、社会与生物圈协同进化”③。生态文明是从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出发，深刻反思传统发展模式，倡导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相互平衡，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共存共荣的一种文化伦理形态。它是人类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断探索而得到的全部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总和。
余谋昌认为，“生态文化是继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以后新的文化形态。”他对生态文化进行了狭义上和广义上的定义。狭义上“自然价值论引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④，是精神层面的界定；广义上“人类新的生存方式”④是物质层面的界定。在我看来，生态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表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属于历史范畴。生态文化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强调协调优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以人的精神素养作为生态平衡的调节剂，以精神状态调适生态平衡。生态文化作为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和谐思想在生态方面的灵感碰撞，是健康、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文化的感应。生态文化是学习现代各种精华文化的具体表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所呈现的一种文化状态。
2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的关系
2.1 两者的差异性
首先是区域性差异，包含纵向差异和横向差异。不同时期，国家和民族发展程度不同，生态文明表现形式不同，即纵向差异。而性质上、表现程度上的不同为横向差异。其次是逻辑上差异，生态文化在生态文明之前出现，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沉淀的成果。从范围上讲，文明是文化的一个子集，文化比文明范围更为广泛。生态文明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形态，它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祈愿，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与领域。生态文化即人与自然和谐型文化，是由人主宰自然型文化经由漫长的时间过渡而来。
2.2 两者的互动关系
1.生态文明为生态文化建设引导方向
文明表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文明是文化的积淀，是文化的精华。文化是文明的源泉和基础，为文明供应土壤和肥料。生态文化建设终究要步入生态文明建设的轨道上来。经济上，生态文明强调有序发展，提倡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政治上，强调民主参与，社会和谐。文化上，鼓励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弘扬和传播优质文化。生态上，主张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生态文明为生态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生态文化的发展以生态文明为目标不断努力。生态文化应建立一种基于其概念的核心价值观，克服传统人文思想文化观念的反生态性，在人类的基本需求和理性消费满足的条件下，充分考虑生态发展的需要。生态文化，要求我们寻找绿色高效生产的生态发展模式，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惠互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人类提供了大量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系统失衡的恶果。科学技术的变革、法律制度的规范约束、价值观念的转换更新是通常我们面对生态危机所提出的三个主要解决手段。解决生态危机，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及道德观念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发展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支撑，培育和弘扬什么样的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在现实中是一种具体非静态的关系，其中心点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新潮的文化，抛弃“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和人主宰自然的思维模式，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对峙，确立人与自然新型发展模式，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内涵寓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生态文明将生态文化作为发展的理论基础，是生态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精华，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生态文化建设趋势的最终指向。
3.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源泉动力
生态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依据，二者密不可分，相互统一。生态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自然”的特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认为自然是遵循自我发展进化之道的统一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人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共存共荣，每个物种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协调，不可分割。倡导尊重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尊重人本身，统筹人与自然价值利益。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生态文化要创新文化价值观，不断解放思想，逐步建成以生态伦理、生态道德、生态正义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化价值体系。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通过生态意识、生态价值取向等调节、供给生态文明，借助自然环境创造出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
4.生态文化是推进绿色生态发展的必要条件
生态文化旨在增进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共同发展；大力提倡绿色科技技术产业，培养绿色节能的生活习惯。生态文化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建设绿色低碳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形成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道德规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实现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三者相结合的产物。生态文化的建设可以推动这个理念在生产方式质的飞跃，同时被投入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来，为建成一个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现代化国家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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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张云飞：《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一张云飞教授访谈》，《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2期.
③刘湘溶：《生态文明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④余谋昌：《生态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生态文化论文篇2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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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论文篇3
近现代自然科学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它将认识对象设想为孤立的静止的非生命的存在，具有简单性、还原性、因果决定性、袪魅性和非有机性等特征，由此导致自然生态系统内在有机联系的人为割裂，虽然它所获得的认识具有深刻性和精确性，但却只是反映了认识对象的机械性的方面，而没有反映它们非机械性的方面，带有简单化和片面性。主客二分，天人对立，将自然看作人类认识、改造、利用、征服的对象，是近现代自然科学所持的自然价值观，由此形成了无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工具主义地看待自然、人在自然面前妄自尊大的态度，把自然看作可以随心所欲、任人宰制的对象，导致对自然采取非自然、反自然的行为方式。还原论是近现代自然科学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认为只要认识了构成事物整体的组成部分或单元，就能彻底认识事物，导致了重分析轻综合的倾向，即过分重视对特定对象的分析解剖，而不重视综合事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上述自然观、价值观、方法论基础的近现代自然科学所获得的认识，只是对自然事物的简单性、确定性、还原性、因果性等方面的认识或是对自然的简单化了的、还原了的、因果规制了的认识，将这种认识作为知识基础转化为技术应用于工业生产时，就使得工业生产具有简明性、线性、因果关联性、确定性等特点，呈现出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等特征。当具有这种认识特征的技术和工业生产应用于改造具有复杂性、随机性、有机整体性、非因果决定性、返魅性特征的自然时，就可能与自然生态系统规律相违背，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追求的是对自然界无限的控制力、征服力，表现出极强的扩张性、统治性，人类运用现代科技这一空前强大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推动经济迅速增长、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自身却被置于面临生态系统崩溃的巨大生存危机之中。因此，追求控制力、征服力的现代科技必须实现向理解性、调适性、环境友好的生态科技转变，否则人类会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直至走向毁灭。
20世纪发展起来的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和系统科学等，无论其自然观基础，还是价值观、方法论都与传统自然科学迥然不同。它们以系统自然观为基础，整体性原则是其遵循的首要基本原则，它们把研究对象看成由各个构成部分相互联系组成的动态系统，在研究自然事物时总是把它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并放到一定的环境之中，具有复杂性、非线性、随机性、自组织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比如，生态科学研究的是由生物(包括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而组成的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是由生物和环境系统共同组成的，以生命的维持、生长、发育和演替为主要内容的生命系统，是自组织的、动态平衡的、开放的有机整体;环境科学把人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探索自然环境的演化规律，揭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统一关系，研究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协调发展的规律;系统科学则从多个方面深刻揭示自然事物的相互作用、普遍联系和系统演化，强调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特征，强调生命是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的自组织发展，系统的演化是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关系造成的。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永远都只是生活在自然之中的有限存在者，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统治者或超然于自然之外的神仙;人不是仅有的主体，非人自然物也具有主体性;不仅人具有内在价值，非人自然物也有内在价值;自然界是生生不息的，它不是一架机器，自然万物是处于普遍的有机联系之中的。这就是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所持的价值观。依此，自然界并非是可以随心所欲、任人宰割的对象，试图控制和征服自然都是不切实际、妄自尊大的幻想，人类应当树立敬畏、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念。整体论是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研究认识事物应当着眼于整体，把它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并放到系统之中，不能只专注于认识事物的构成成分，还必须注重研究事物与其环境的各种关系，重视系统分析，更重视系统综合，它们所追求的不是各个构成要素最优，而是系统整体功能最佳。例如，在研究人体某一系统时不可忘记它是人体系统的一部分，在研究人类经济系统时不要忘记它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如果能这样认识研究事物，我们就不容易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就不会认为谋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相反，我们很容易理解，经济系统不能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只遵循市场规律，还必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人类不能只一味顺从自己的贪欲，无限地谋求经济增长，人类还必须谋求与其他物种的共生共存。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的理论及其所蕴含的自然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思维原则和行动规范，是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科学理论基础。
三、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生态理想和人类生态智慧的优秀文化
生态文化论文篇4
人本性是网络文化生态的目标。互联网络主体是网络文化生态最为根本的构成要素，形成良好的网络文化生态是实现人自由而健康发展的关键。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较2012年底提升了3．7个百分点。从整体上看，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逐步饱和，网民规模增长速度保持放缓态势，我国互联网朝着加深网民使用程度和提升网络服务质量的方向发展。这也就是说，提升网络文化的服务水平和传播效果，为切实有效地满足网络主体对文化信息的需求注入动力与活力。如今，“科技以人为本”、“科技为人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网络主体通过运用互联网满足了自身对文化信息的吸收应用和传播交流，最终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再创造。所以，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兴开放的内容传播平台和虚拟社会，不仅成为人民大众获取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还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满足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期盼。
(二)多样性
多样性是网络文化生态的基础。从大自然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多样性是生态的基本特性，即物质是多样的;从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来看，世界的多样性反映了人类生活的基本状态。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多样性是保证网络文化生态的基本元素。网络文化是在虚拟社会中对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多样化展现。一方面，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信息传播的广阔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的人们充分发挥着文化理性、文化自觉、文化创造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内容丰富、健康和谐的网络文化，涵盖了大众传媒的网站文化、言论活跃的论坛文化、群体体验的游戏文化、网络电商的消费文化、个体吸引的社交文化等跨越时空的多样文化;另一方面，无论是网络主体使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所创造的网络歌曲、动漫、文学、影视等文化产品，还是网络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化引导、隐形价值观念、行为约束标准等，在这里都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声音等多媒体形式表现出来。由此观之，只有拥有多样的文化内容和丰富的表现形式，才能满足网络主体较为多元的文化需求，才能有序推进网络文化生态的优化发展。
(三)平衡性
平衡性是网络文化生态的核心。网络文化生态寻求的是一种良性互动、共融共生、科学发展的平衡状态。网络文化生态包括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两个方面，二者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在静态平衡上，网络文化生态呈现出稳定、和谐、包容的姿态，主要表现在先进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网络文化大众化与个性化的和谐共存、协调发展，并实现了互动交流、共建共享，共同推进网络文化生态的繁荣与发展。在动态平衡上，网络文化生态体现科学、健康、圆融的姿态。其中，在网络文化生态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时，能够快速准确地采取相应措施维持生态的稳定和健康;在原有的网络文化生态平衡被打破时，能够较为科学地实现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演进，促进网络文化生态的圆融发展。所以，平衡性是网络文化生态的核心，在平衡的网络文化生态氛围中，更容易发挥文化教育引导功能，激发网络文化的内在活力。
(四)开放性
开放性是网络文化生态的前提。网络文化生态环境从自发到有序，并不是封闭的，一直发挥着开放演进的创新驱动作用。互联网作为承载和传播文化信息的媒介，就是将人的延伸发挥到极致的体现，这都归功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公共性。而基于互联网平台创造和传播的文化信息也因具备开放性特征展现出共融共生、和谐发展的存在状态。人们可以较为公平地享有网络信息和资源，也可以广泛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宣泄自己的情绪，使得网络文化生态需要不断协调社会大众化和个性化文化需求关系。由于网络文化的开放性，为人们互动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不断提升了人们双向交流和深化思维的能力，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深层次地影响人们自由价值观念的变革，更为网络文化自身的演进和优化创造新条件。
二、网络文化生态的发展障碍
网络文化生态是互联网络平台、文化资源、社会消费者、网络行业共同构建的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展现“内容———渠道———目标群体”的联动效应，它们交互纵深、和谐共进。但是由于社会消费人群对网络文化的非理性对待、网络平台的管理力度不足、网络行业的文化建设缺位等障碍，严重制约着网络文化生态健康和谐的构建。
(一)网络群体的非理性消费
互联网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大多数人充分发挥了它“资源丰富、方便快捷”的作用。然而，由于部分消费者对网络的非理性消费，对网络文化生态的形成造成严重威胁。一方面，网络群体非理性参与形成非主流的群体文化，成为社会矛盾不断被放大的助推力量。尤其是网络群体在应对现实重大社会矛盾时，由于欠缺正确舆论引导，往往依据自身价值观念异同形成不同性质的群体文化，导致非主流的群体文化在网络文化消费和传播中占据一定地位，影响人民大众对社会矛盾的正确认知。另一方面，网络群体把互联网络视为非理性宣泄的平台。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和民生问题积累较多，矛盾和冲突多发易发，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广受约束和限制的心态在虚拟社会中得到释放与宣泄，很快就引起网络人的共鸣。当人们过度依赖互联网，透过网络来看社会现实时，往往会被扭曲膨胀的假象误导和迷惑，情绪化地表达出对这一假象问题的意见和看法，从而引起社会现实更大的朦胧和冲突。所以，一些人把互联网看作非理想消费的载体，也就意味着在虚拟社会中不断放任自身消费行为，可以映射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浮躁心态。
(二)网络平台的管理力度不足
网络平台的管理力度不足主要体现为网络平台的把关力度不足和管理体制滞后。网络平台的把关力度不足导致网络平台的非法性应用。如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借助互联网实施诈骗、贩毒、、色情等犯罪行为，把互联网“演进”成为一个新的犯罪平台。再加之网络犯罪的手段和方式隐蔽多样，使其成为制约健康网络生态构建的难题。网络平台的管理体制滞后制约着网络平台的科学与规范化管理。我国互联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难以跟随互联网发展的步伐，也无法适应和满足当前网络文化发展的需求。可以肯定地说，互联网行业的管理办法还没有在法律层面加以明确界定，对虚拟社会的监管还存在空白区域，这就对网络文化生态的构建造成巨大的困境。可以看出网络平台管理力度不足关键在于没有做好区分平台自律和监管的作用，造成二者关系的混乱局面，难以拓展网络文化生态的发展空间。
(三)网络行业的文化建设缺位
网络行业的文化建设是指在文化建设上产业自身的规范、自律及公益，但这些层面仍然存在严重缺位。一些网站专事金钱、血腥、色情、吸毒、、诈骗、自杀等不良内容传播，甚至还有网上同居、网婚、等大肆流传的低级趣味娱乐。这一切表明在人类科技革命背景下形成的互联网行业，在文化生态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影响着健康、和谐、向上的网络文化建设。另外，网络行业是最大的内容提供商，在利益集团的管控下，不断追求网络次级经济利益而很少考虑到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生态环境，微博、微信、互联网网页最为“流行”的商业广告成为“注意力”经济的表现形式，极大可能导致网络社会文化的底线失守。没有网络行业的健康发展，没有生产力素质的提升，没有文化建设的高度认识，光靠网络平台和网络主体的努力，不足以培育良好的网络文化生态，仍然不会有健康产业的未来。
三、网络文化生态的建设路径
前文已述网络文化生态的特征和建设障碍，不难发现政府、产业、社会主体都必须成为网络健康生态的有效建设力量，才能进一步激发网络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活力。
(一)提高社会主体的网络文化创新意识
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根本前提是事物的动态发展。同理，网络文化健康、文明发展离不开网络主体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即网络文化创新不仅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消费行为，更是网络文化生态构建的动力源泉。不断提高社会主体的网络文化创新意识，就能够鼓励以传统文化资源为灵感之源，不断创作出别具一格的特色网络文化作品，为网络文化发展注入新空气、新血液。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够动员全社会参与网络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融合传统文化产业和网络文化产业，营造彼此之间的协调共生关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网络文化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全面提升网络文化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创新，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为网络文化生态的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因此，网络文化生态的科学发展依靠的是社会主体提供创新驱动的智力支持，着力解决制约其发展的关键问题，为建立以网络文化产业为主体、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发展体系做足准备。
(二)完善网络行业的科学管理制度
科学管理网络行业是为了实现网络文化的良性传播，较为公正和全面地满足社会主体的价值诉求。一方面，发挥网络言论的引导作用。鉴于网络具有即时性和开放性特征，有时错误、虚假信息的和传播会激化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不利于网络文化健康发展。这就需要建立健全应对网络膨胀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发挥网络行业的舆论导向功能。具体来看，网络行业应在社会重大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权威或主流消息，尽量避免社会矛盾在虚拟社会的进一步扩大，保证确切、健康的网络文化信息占据主导地位，引领网络文化的发展方向，也能有效防止不法分子通过非主流群体文化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加强网络安全文化建设。由于大多数网民安全意识、责任意识相对薄弱，网络行业应通过网站进行宣传教育，通过正面引导的方式，增强人民大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同时，广泛开展网络文化活动，充分发挥网络文化公众教化的功能，通过形式多样的网络文化活动促进网络安全文化建设。
(三)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在互联网络法制建设的背景下，只有通过营造良好的网络秩序，规范网络主体的行为，才能够形成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首先，通过推进互联网络法制建设进程，保障网络文化生态构建与发展。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及时性、匿名性等特征，加之不法分子的犯罪形式多元，不仅增加了网络管制的难度，还会引发新的法律问题。所以，需要加快互联网法制建设的进程，促使网络法规建设不断适应时展的需要，满足网络文化发展的需要。其次，需要加强网络执法队伍建设，维护良好的网络秩序。只有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水平、高服务质量的网络执法与管理队伍，才能有效地保障网络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再次，加强对网络文化的把关力度，尤其是重点塑造青少年良好的网络道德。目前，网络中的虚拟诱惑较为盛行，特别是色情、犯罪等不良内容对青少年的网络道德规范形成挑战，影响其思维方式和现实行为。网络对青少年带来的巨大消极影响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净化网络环境，还孩子一片干净纯洁的网络蓝天。最后，建构网上补偿性奉献渠道，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主体在网络环境中的奉献热情。这种方式不仅为网络奉献者留名，更将奉献后的社会效果反馈给奉献者，从而强化其乐于奉献的心理，促使他们做出更多、更具体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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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建设生态文化的重要价值
云南省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复杂，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性地区和重要的模式标本集中产地，生态建设意义重大。同时，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除汉族外，少数民族有25个。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创造、积累、传承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灿烂的民族文化，涉及艺术、道德、哲学、宗教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围绕朴素的环境观、饮食观、消费观等而形成的生态文化，成为建设现代生态文化的重要基础。云南在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突出生态文化建设，具有以下4个方面的重要价值：1、构建生态文明道德文化体系，提升云南各民族群众的生态文化素质，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虽然生态文明本身包含了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内含文化的要素，但是，生态文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它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先进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由于云南本身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保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科学的生态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这既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也是重要基础。2、通过突出生态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凝练和提升云南各民族传统朴素的生态文化意识。如前所述，云南省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众多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包含朴素生态思想的生态文化意识和观念。这些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蕴含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系之中，容易被忽视，而且其中也有某些方面的局限甚至不足。通过突出生态文化建设，积极发掘和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中的生态因素，凝练和提升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意识和价值观念，既能够提高生态文化的发展水平，也能更加突出民族生态文化的价值。3、突出生态文化建设能够将党和国家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相关精神和要求与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使命相结合。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放弃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回到原生态的生活方式，而是超越和扬弃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和不合理的消费模式，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理念和素质，使人类活动限制在自然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当前，按照党的十精神，做好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这“两篇大文章”，是云南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内在要求。我们突出生态文化建设，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现实需要。突出云南生态文化建设，能够将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结合起来，更好地挖掘丰富的民族生态文化资源，突出民族生态文化建设的特色，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同时，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4、突出生态文化建设是加快云南民生建设的现实需要。党的十继续强调民生建设，要求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③文化建设本身也是民生建设，生态文化建设更是民生建设。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更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素质提升，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通过生态文化建设，不仅能够让全省人民广泛树立起生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环保观念等，形成促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舆论氛围，而且通过提供更加丰富的生态文化产品和服务，能够使人民更好地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强化云南生态文化建设的策略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云发[2009]5号）明确提出了构建生态文明道德文化体系，提升各民族群众生态文化素质的目标要求，并提出了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建立生态文明道德规范和推广可持续消费模式等三个方面的措施。这就为建设生态文化指明了方向，但是，在具体落实生态文化建设任务方面，我们认为具体应该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1、广泛深入地开展一场关于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建设的思想大讨论，形成关于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建设的广泛共识。虽然早在200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就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要求切实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完善促进生态建设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制定全国生态保护规划，在全社会大力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云南长期坚持生态文明教育，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全社会来看，关于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建设尤其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宣传还不够深入，大众对此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尤其还有不少认识误区，对党的十报告单独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将其放到突出地位的重要性和现实要求的认识也还不够，因此，借助当前学习贯彻十精神的东风，在全省范围广泛深入地开展一场思想大讨论，既能增强认识，又能找到差距和问题，尤其是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从而形成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建设的广泛共识，以此奠定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建设的思想舆论基础。2、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文化艺术单位的优势，积极开展生态文化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探讨，配合相关决策部门，提出建设生态文化的具体思路，形成关于生态文化建设的科学有效的政策措施。经过全省各族人民的长期不懈努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禀赋，已成为云南最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和资本，成为最珍贵的品牌和形象。不仅如此，云南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特色文化具有关于生态方面的丰富内涵，比如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态观，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观，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等等。这些是我们建设生态文化强省的重要基础。同时，我们也要认真解读党的十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建设方面的最新要求，结合云南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任务，结合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现实要求，集中智慧，群策群力，形成建设生态文化的具体思路，为相关决策机关和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使生态文化建设不仅具有扎实的群众基础，也有科学有效的政策支撑。3、建立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促进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生态文化建设，思想观念要解放，政策措施要明确，但贵在执行。建立科学有效的体制体系，促进生态文化体系的建立是关键。我们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制度体系的建立关系重大。云南在建立健全生态文化制度体系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第一，要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要求中关注生态文化建设。当前，全国都在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但是，由于我们长期忽略生态文化，在不少地方和场合，生态文化不能登大雅之堂，而且有的认为云南突出的就是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提一提即可。如果在制度体制的设计中缺乏对生态文化建设的关注，生态文化建设就不可能得到真正很好的落实。第二，要在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下设计和考虑生态文化建设的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我们不能单独考虑和设计生态文化建设的制度机制，但是，也不能用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机制替代生态文化建设的制度机制。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总体上是在生态文明的战略上设计，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进程中推进。第三，生态文化制度体系建设要面向市场，面向世界。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东南亚3个国家接壤，发展面向东南亚的跨境文化是云南生态文化建设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也要有面向世界的眼光，要把生态文化建设与桥头堡建设结合起来，建立起一套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不仅形成生态方面的精神和价值文化，而且形成生态文化的物化产品，真正使生态文化建设充满生机活力。4、要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群众的主体作用，激发全省人民广泛参与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化建设既是政府的事，也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政府在生态文化建设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做好规划，确保资金等方面的投入。群众是生态文化建设的主体，只有将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广泛发动起来，生态文化建设才有生机和活力。当然，这就需要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建立健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协作机制。只有政府科学有效地决策施政，构建生态文明道德文化体系，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才有可能；只有全省人民广泛动员起来，生态文明道德文化体系基本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基本形成，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才有可能。
本文作者：廖小明冯颜利工作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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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同时加快水利建设，加快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第四，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把相关措施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评办法和奖惩机制。十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条策略，无不体现出对政府效能的要求，以往的政府效能已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优化政府效能，以适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需要。
其次，优化政府效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十二五”伊始，我国就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虽然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措施还没有正式出台，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效能转化的目的在于形成真切实际的、而不是流于形式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第三，优化政府效能是建立改善环境标杆的需要。依据经济学相关原理，要实现地域经济的长足发展，首先要依据地域经济特色，打造地域经济的增长极，并依托这个增长极使产业集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形成规模经济效益，这样才能实现地域经济快速、持续的发展。第四，政府职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传导器。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要的法律法规是必不可少的，而法律法规要依靠政府来执行。
二、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效能优化措施
(一)加强学习，提高政府部门成员的综合素养学习，不仅是为了提高政府成员的专业素养，满足不同时期对人才的不同需求，更是为了提高政府成员综合素养。综合素养包括专业素养、思想素养等方面的内容。学习有助于政府成员清正廉洁习惯的形成，同时能够激发成员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归属感等。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更有利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将我国尽快建设成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生态文明型社会主义社会。
(二)无纸化运作，减少政府部门资源的浪费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机构，首先需要从减少自身资源消耗以及杜绝资源浪费着手。无纸化运作在国外已经提出很多年，并在一些发达国家逐步实施，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标杆，政府部门工作的无纸化运作是一种可行战略。笔者所论述的无纸化运作并不是指政府的所有工作流程、法律法规的下达都采用无纸化的方式进行，而是将政府工作分为不同的类别，每一类别又分为不同的等级，依据这些等级的实际情况，先对无纸化运作进行可行性研究，满足可行性要求，对于这种类别的工作就采取无纸化运作的方式，无纸化运作的工具主要集中体现在电子产品、网络之中，至于具体的操作方式，需要后期的学者对政府工作进行更加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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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处理好文化发展，把握文化主流
民间文化根植于广大民众的生活，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当人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等诸多因素发生改变时，人们更快、更方便地接触到各种现代的、外来的文化形式，并快速地被感染和铺开，这使得传统的民间文化受到冲击。因此，处理好文化的发展，建立健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是寻求民间文化及其艺术形式发展的根本。民间文化应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发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自身的提炼，即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将封建的、愚昧的、不适合现代生活方式的部分进行舍弃处理，将现代文化中的内容融合在传统文化中，实现既有民族传统文化根基，又具时代性和生命力的中国民间文化的主体，形成现代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其次是融合外来文化元素，正确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丰富文化形式和内容，壮大文化队伍，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使多种文化形式融合在文化队伍中，才能形成完善的、适合时代需求的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给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养料，使民间艺术这棵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2.丰富和扩展民间艺术的形式与门类
在构建现代的、具有传统文化根基的民间文化基础上，丰富和扩展民间艺术的形式与门类，是对民间艺术的延伸与发展。张道一提出“民间艺术是一种‘母性’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根之所在”。民间艺术的“母性”特点就在于：它以文化根基为养料、具有繁衍发展的能力。这就我们需要抓住繁衍的内在动力，去发展更多的艺术形式。就传统的民间艺术造型形式和内容来看，不管是剪纸、年画、泥塑玩具，还是皮影戏，它们都具有共同之处：是以民间固有的美学理念为审美尺度进行的造物活动，具有艺术性、民俗性，是生活和审美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人民大众的理想、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真正‘为生活造福的艺术’”。也就是说，民间艺术之所以具有魅力，是因为其蕴涵着人们对生活美好的期盼。那么，就造物物质本身而言，其造型形式、风格、内容、表现的手法、新的视觉形态就可以根据现时代的审美、时尚、甚至是新型材料等等方面去挖掘更多的素材和元素，提升和扩展已有的民间艺术形式美感、丰富素材及主题，使其更符合现代生活内容，更贴近人们的现代生活。这样的民间艺术就再不会是古董和文化遗产，而是民间艺术的再生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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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成果，缺乏有效转化岳麓区集中了多所全国性的名牌高校和数十家知名的文化科研院所，每年有大量的创意创作、科研开发成果。由于研究单位和生产单位之间、创意人才与创业者之间缺乏交往、交流，虽然有成果，但缺乏有效的转化平台，成果的转化率很低。目前，岳麓区每年的创意、创新专利成果在1000项以上，这些成果每年大约200至250项得到转化，转化率不足1/4。
（四）有项目，缺配套和资金企业和创业个体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市场主体。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离不开招商引资。[1]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愿意来岳麓区发展的文化创意企业很多，岳麓区在项目引进方面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但是存在着用地指标紧张、融资困难等问题。主要表现在每年的用地指标过少、审批时间过长导致项目难以落地，配套建设跟不上；由于银行收紧贷款政策等方面的因素导致资金不能按时到位，等等。
二、加快岳麓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如何面对现实，扬长避短，进一步加快岳麓区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笔者认为，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岳麓区文化创意产业，就必须充分发挥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生态大区、文化大区和科教大区的优势，整合资源，强化引导，重点打造原创艺术、创意设计、文化旅游和艺术教育培训等基础好的优势文化创意产业。
（一）依托园区，发挥产业集聚和产业带动效应，培育和壮大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并不断拉伸产业链
1.加强文化与市场的融合，做大后湖国际艺术区。在顺利完成园区一期建设的基础上迅速推进二期、三期工程，进一步完善艺术家工作室、展示中心、交易中心等硬件设施建设。引进全国知名的艺术名家，充分发挥艺术家的集聚效应和名人效应，鼓励原创，引导原创艺术消费习惯，以原创艺术作品的上市交易或艺术成果的市场转化促进生产与交易市场的全面发展，实现文化与市场的有机融合。同时，打通文化艺术成果转化文化产品和文化商品的各条市场途径，拓展原创艺术的研发、设计、创作、销售等环节，延长产业链条，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力争三年左右的时间把后湖国际艺术区打造成文化名家工作室的聚集区、艺术成果的集散区、精品力作的展示区，真正成为中国的艺术高地、世界的精品园区。
2.加强文化与科技资源的融合，做强岳麓文化创意产业园。在加强已引进的“中南大学科技园区”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中南大学、湖大等高校的科技潜力，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一是发展创意动漫产业。依托大学城高校丰富的智力资源，联合高开区动漫产业园或者借鉴其经验，重点打造动漫产业，在人才培训和经纪、出版（漫画）、动画制作、国际国内影视贸易等方面形成产业链。二是壮大手机游戏产业。依托“含浦声域”3G手机游戏与呼叫中心基地项目，发展数字游戏、数字影视、数字音乐、数字广告、数字教育等信息化产业，推动手机游戏和呼叫通讯技术的研发、网络传播、视频制作等产业发展。三是培育工业设计、建筑设计产业。加快设计成果转化，逐步形成从研发到专利转让、生产（或施工）、销售、售后服务等纵向产业链条以及装潢、图文制作等横向产业链。四是发展IT设计产业。以电脑软件设计为龙头，培育IT产品生产、销售等纵向产业以及网站建设、网络维护与管理、电脑销售和维修等横向产业链。五是发展新传媒产业。利用三网融合等信息技术，以湖南出版集团、高校出版社、体坛周报出版社等大型媒体企业为依托，开展报网互动，手机报等数字化实践，拓展新媒体产业链。
3.加强文化与创意的融合，做精锦绣潇湘文化创意产业园。高标准建设园区内的文化创意城，成立园区联络处、交流中心等机构，打造园区“文化创意创业中心”。通过建设水玻璃艺术工厂、图书城等文化创意馆场、商铺，大量引进艺术策划、时尚设计、创作、导演、作家、出版等文化创意人才，重点培育发展时尚艺术设计业、广告、图书出版、建筑艺术、影视传媒、艺术策划、文学艺术创作、文艺演出等文化创意行业。同时，开展企业与高校联姻活动，建立创意成果交易市场，鼓励高校师生进入园区创业，培育“学、研、产、上市”系列产业链。
4.加强文化与教育的融合，做优土城头艺术教育培训园。整合包括培育艺术培训在内的各种教育服务资源，充分发挥同行业集聚和“共鸣”效应，集约品牌培训机构，依托高校资源，因势利导打造以“土城头艺术公社”为核心的环岳麓山艺术教育培训区。发挥中南六省艺考中心的影响力，凭借高校和省、市广电资源承办音乐老师、舞蹈老师、播音员、主持人、演艺团队的各类工作人员进修、培训和选拨活动，重点拓展特长生培训、认证培训、技能培训、就业培训及其考试等教育服务产业链。
（二）突出创意，延展文化旅游的内涵和外延，打造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
1.修缮文化旅游设施，提升岳麓山-橘子洲头旅游品牌的文化魅力和观赏性深度挖掘岳麓山、橘子洲的产业潜力，打造岳麓山-橘子洲头精品旅游品牌。一是修缮、扩修麓山寺、云麓宫，通过举办宗教文化节会，来增加人气。二是修缮七十三军抗日阵亡将士墓，重建湖南抗战纪念陵园，弘扬爱国主义情怀，进一步提升岳麓山在海内外的知名度。三是恢复原阜埠河码头。随着湘江拦河大坝的建成和水位的提高，恢复该码头，可以直接打通岳麓山和橘子洲头之间的通道，把橘子洲头、新民学会会址、岳麓山等著名景点连成一个整体，增进景点之间的融合性和系统性。四是完善橘子洲的文化设施。在洲尾恢复和建设水陆寺、拱极楼等古老建筑，提升橘子洲的文化韵味。进一步深入挖掘在长沙与蔡和森、何叔衡早期活动的历史题材，广泛收集相关研究成果、活动图片、手迹、音像资料，配合青年塑像，在橘子洲头修建“青年革命活动陈列馆”，突出橘子洲头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特色。
2.完善文化旅游配套，让游客留得住一是拓展文化旅游内涵和外延，打造一批特色各异的文化旅游配套的产业集群，让客购物在岳麓、休闲在岳麓。重点打造新民路特产与旅游纪念品市场、西湖酒吧娱乐文化市场、坪塘生态休闲保健基地、金星中路国际商业文化街区、望月湖古玩艺术品文化街区、咸嘉湖路歌厅酒吧街区、雷锋大道文化娱乐美食街区等若干特色街区，建设西湖文化园、梅溪湖会展创意园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二是精心打造三湘第一旅游音乐大剧《芙蓉国里》，来留住游客。争取上级文化部门、旅游部门全力支持或者直接参与，聘请欧阳常林、冯小刚、欧阳斌等省内乃至全国知名湘籍文化创意名家、导演、旅游策划专家加盟，遴选全省优秀表演团队和表演艺术家，借鉴并超越张家界《新刘海砍樵》的创意，将之打造成综合反映湖湘文化、岳麓生态文明和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舞台音乐大剧，让游客观赏在岳麓，停留在岳麓，吃住在岳麓。三是在岳麓书院定期举办有创意的传统节日活动及“岳麓大讲堂”等活动，聘请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的社会名家、大师来书院授课传道。
生态文化论文篇9
1．1.1文化哲学视角下的文化生态
文化哲学视角下对文化生态的研究，其主要任务是阐述文化形态多样化，达成文化系统有序状态，最终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具有时代和文化特点的新问题。徐建在《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研究—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中认为:“文化生态，是与自然生态相对应的范畴，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研究文化的一个概念，是关于文化性质、存在状态的一个概念，表征的是文化如同生命体一样也具有生态特征，文化体系作为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体系而存在，在一定历史时期，这个体系内部各个具体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从而使得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导向平衡。”在这里，文化系统作为特定时期的多个文化子系统的有机集合，各种文化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作用，相互互动效应，形成了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态链”，这个“生态链”中任何因素的变化都会对文化生态发展造成重大影响。文化系统的整体功能不是各子文化功能的简单相加，而应该是一种整体效应，其中有文化各子系统的功能，又有各子文化间相互作用产生的新功能，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综合。方李莉在《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中认为“文化生态，除了有斯图尔德所提到的文化生态这一层含义之外，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以一种类似自然生态的概念，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而正是这样互相作用的方式才使得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导向平衡。”刘春花在《文化生态视野下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认为“文化生态是指特定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文化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是一个较自然生态更为复杂的系统。”简单来说，文化生态包括文化的内部生态和外部生态两部分。文化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各要素之间需要相互协调、相互制约，保持相对平衡，这是文化的内部生态;同时，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这是文化的外部生态。只有当文化的内外部生态和外部生态和谐发展时，文化才能得到全面可持续发展，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资源平台，促进人的文化进化态势。孙卫卫在《文化生态———文化哲学研究的新视野》一文中认为:“文化生态应是指一定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种具体文化样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换句话来说，特定时期特定文化中，文化各子系统之间融通互动，使文化以较为稳定的状态存在和发展。
1．2体育文化生态学
1．2．1体育生态
随着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新的生态学理开始出现在体育研究领域。目前，许多学者都对体育生态学的研究非常关注，对体育生态学的概念界定、理论构建、研究范围、对象、方法等的分析和探讨，极大地丰富了体育生态学的研究，促进了体育生态学的学科发展。邓跃宁在《体育生态学的创建》一文认为“所谓体育生态学(physicaleducationecology)，就是指人们通过谨慎的和合理的体育方法获得那种需要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以实现体育、文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这样来理解，人们运用科学合理的体育手段、方法到自然生态系统中去开展体育活动。在开展体育活动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使生态系统能够健康发展;同时，也要通过体育活动，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使人的生态化发展。李宏斌在《体育生态学的孕育与创设》中指出“体育生态学是一门以生态的思维方式和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把体育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为其核心价值理念，以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为旨归，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学说。”以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体育这一生态系统。目的是要协调体育个体的身心发展与协调体育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通过体育回归本真发展，来实现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这一目标。陈光华，周志俊在《对构建体育生态学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把体育生态学定义为“是研究体育运动的自身规律和体育与外部环境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从而达到体育———自然———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门学科。”当代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仍未达到平衡发展阶段，如何使之平衡都是体育生态学所要研究内容。在遵循体育运动自身特殊规律和体育与环境系统间相互关系规律的条件下，最终实现体育———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许传宝在《体育生态学的研究范围、对象与方法》中指出“体育活动的主体与各种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体育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而系统、全面地分析和考察体育与自然、与社会、与人自身的相互关系是体育生态学的主要任务。体育生态学除了运用整体论与系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外，一般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也是体育生态学可以利用和借鉴的”，对整个体育生态学构建提出诸多设想。
1．2．2体育文化生态
在体育生态研究基础上，不少学者主动引入文化生态理论，开始将把体育作为社会生态链的文化构造部分加以研究，推动了体育文化生态理论发展。龚建林在《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与特性》中认为“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是指体育文化与体育环境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是一个开放、自组织的系统，具有自身的结构、功能和一定的自适应、自我调节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存在诸多要素，比如体育教育、体育习惯、体育意识、体育修养、体育伦理道德等等。体育生态系统是个复杂的系统，存在于其中的各要素相互协调、相互作用，从无序发展为稳定有序的状态。但是，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体育文化生态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环境生态变化不断变化而发展。陈帅等在《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的核心社会结构形态》中认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是指有着稳定的系统与结构，民族传统体育与自然生态环境相融合的小型社会。”传统体育文化生态，有其形成发展的特定条件。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传统体育文化形态各异。虽然各传统体育文化不尽相同，但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在宏观结构上，具有一般社会的典型特征。而各地体育文化生态也因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而各有千秋，但一定是与当地自然社会环境相融合的。丁怀民在《文化生态视野下的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保护》一文中认为“良好的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生态，是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与自然、社会能够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文化生存状态。”传统体育，必然是适应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发展下的体育。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必然是能适合文化发展前进的自然社会环境。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各种传统体育文化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地域、社会形态特点，各传统体育文化与其所处自然、社会环境互动制衡运行发展，形成其专属的体育文化生态。正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所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式多样，内容博大精深。同时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应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忌生搬硬套。体育文化生态，与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一样，也具有地域性。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全盘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生态建设的经验，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吴桥等在《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解读》中认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生态是指少数民族群众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创造的具有生态适应性特征、各种元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种文化方式和状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通过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生态适应，保持着相应体育文化系统的生态平衡，传承和延续着民族体育文化的特质。从以上分析来看，虽然体育文化生态与体育生态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意义价值有别。体育生态，主要思考体育发展中生态问题，在体育发展中如何保护和促进生态环境，从而有利于体育可持续发展。而体育文化生态是把体育文化作为整个社会的子系统，考量其与自然、社会、人自身之间如何平衡协调，如何实现它们的共生、共存、共荣目标，为体育可持续发展创造环境平台。因此，体育文化生态理论，不是语句更换而是观念理念更新，更是研究范式的转变。
2反思与追问
无论文化研究，还是从体育研究来说，引进文化生态学、体育生态、体育文化生态理论并进行研究，是进步也是发展。但是，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就有必要认真反思目前研究进展和不足，寻找突破发展瓶颈的路径。
2．1文化生态学研究评价
国内学术界主要从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的视角对文化生态学进行研究，并经过多年的研究努力，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促使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逐步趋向成熟。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成就:第一，打破了从环境维度单向研究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弊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提出文化生态是与自然生态相对的文化性质、文化存在状态、文化构造模式的概念，并提出内、外部文化生态的新研究范式，拓宽了文化生态研究的空间和维度;第二，对文化生态的内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多方面对文化生态进行阐述，提出不同的诸多建设性见解，加深和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论研究;第三，逐渐认识并关注文化生态失衡的发展现状及其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探讨、分析文化生态失衡现状，并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改变文化生态失衡的路径与建议。文化生态学作为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研究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囊括了文化存在及发展的各个方面。由于研究领域宽泛，研究内容众多，同时开启研究时间仅有十几年。因此，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难免有不少不足，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第一，由于国内文化生态的引进和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对文化生态的研究大都只是从某些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著作中做简单的介绍，研究比较零散，没有查到直接论域下的专著;第二，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特别是从文化哲学视角研究的理论十分匮乏。文化生态学的研究侧重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即注重文化生态学的应用研究，而忽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第三，虽从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视角研究文化生态，但对两种维度研究界限模糊。致使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扑朔迷离，甚至见到有些研究导致“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的混淆出现。
2．2体育生态学研究评价
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拓展了体育的理论视域，将生态学的理论引进到体育学领域，学者们运用生态学原理对体育生态学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为体育生态学这门学科的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我们研究体育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其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体育生态学概念的提出，为体育生态学学科研究与建设开启了先河;其次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对体育问题进行研究，为体育生态学研究提供了学理支撑。体育发展到今天，以一般的视角研究已经难以揭示体育发展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科学运用生态学原理来对体育进行探究，可以为体育发展更好理论支撑;最后运用生态思维方式思考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我们研究体育生态学提供了整体的、系统的思维路径;第四，运用与新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研究体育的发展趋势，为我们研究体育生态问题提供了历史的视角等。虽然体育生态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其缺陷可从以下几方面讨论:第一，理论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从中国期刊网查询近20年来的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和资料，搜索“体育生态学”关键词所得结果显示，与体育生态学直接相关的文章仅有8篇;第二，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前文所提到的关于体育生态学的研究，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研究的问题单一，缺乏整体性，从总体上看，目前基本体系尚未形成;第三，提出的观点还不够成熟。就拿体育生态学的基本概念来说，或将体育生态学中“生态”局限于自然生态，而忽视了人文环境对体育的影响，或虽然克服了前者的缺陷，但却忽略了体育生态中至关重要的方面———身体生态，或只强调生态学原理的工具性，而遗漏生态学原理的目的性、价值性等。究其这些问题存在原因，主要是我们体育研究习惯性路径依赖造成的，体育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旦出现其他学科的新理论范式很快被体育理论界引入，并以其分析研究体育一些问题现象。但是这种研究昙花一现，接着研究出现断裂，再很难见到新的、深化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动力机制乏力，不仅影响体育生态学研究和发展，甚至影响整个体育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2．3体育文化生态学研究反思
我国体育文化生态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研究成果也日渐丰硕。这一景象将进一步推进体育文化生态研究向更宽广的领域拓展。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很多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地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一，目前体育文化生态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建构都显薄弱。文化生态理论属于新兴研究领域，2008年起，我国学者才开始研究体育文化生态系统问题，因此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体育文化生态的研究，呈现了多角度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如“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和“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发展”等观点，但对体育文化生态理论的研究甚少，比如体育技术与体育人文生态体系如何协调发展等具有根本性问题还没有得到系统研究，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含义、特点、基本理论体系等尚未形成;其二，研究内容偏重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微观的具体个案研究，缺乏整体性和价值性的讨论。大多数研究都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了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缺少从整体性和全局性的视野对传统体育生态价值和生态发展的研究。目前，体育文化生态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体育或传统体育文化生态领域，而对现代体育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问题研究甚少;其三，除了研究成果偏少、不均衡外，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跨学科研究有待加强。在研究方法上，大多通过文献整理，进行逻辑分析和思辨，对于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法的运用比较少。现今对体育的文化生态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分析与现象表述层面。对此，我们在从文化生态视角研究体育的时候，不仅要使用合适的方法，还要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交叉综合使用。
生态文化论文篇10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条边地生态文化带。这条生态文化带的地理位置从北面和西面环绕着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大致上是东起大兴安岭的南段，向西沿着 内蒙古的阴山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南面大体以现在的长城为界，一直抵达青海的河湟地区再向南折，沿着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横断山脉一直向南，最后抵达云南的西北部。由于它的形状呈弧形，犹如一轮新月，因此我们又将这条文化带称为“半月形边地生态文化带”。
在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最先注意到在 中国存在这样一条富有特色的文化带。他认为在文化上，这一地带则自有其渊源 ，带有显著的特色，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从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铜器时代 ，活动于这一 区域之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留下了若干具有相似特征的文化 因素。童教授用生态环境相似而导致的文化传播来解释这一地带出现的各种文化相似现象，并将它称为 “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在 20世纪 9o年代后期，台湾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从中国人的族群认同理论出发，提出了在古代华夏民族聚居的周边地带，存在着一个 “华夏边缘”人群。他认为这个周边地带在历史上并不是 固定而一成不变的，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华夏边缘地带也在发生变化。王明珂先生将这一文化带也纳入了他所称之为的 “华夏边缘”地带 ，并作为华夏边缘地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进行了深人讨论。
笔者认为，这条边地生态文化带是一条生态文化疆界数千年来它将农耕文 明与畜牧文明在空间上隔离开来。在这条半月形边地生态文化带的南面和东面，是我 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区，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数千年华夏文明就孕育在这一区域内。在这条生态文化带的北面和西面，是传统的畜牧文化区，历史上无数的游牧民族和半农半牧民族都曾在这一广袤的区域内繁衍、生息。
二、边地生态文化带的形成
这条生态文化带的形成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岁月。人类在约300万年前 的诞生之时，首先步入的时代是采集狩猎文化的旧石器时代。这时人类只是单纯地向犬 -然索取食物，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形态 又被称为 “掠食经济”。
大约在距今 1．2～0．9万年前 ，由于地球上某些地区农耕的发明，人类开始步入新石器时代。由于这时人类已经学会驯化植物和动物 ，掌握了有关食物的再生产知识，因此这种经济形态又被称为 “产食经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存在两个主要不 同的农业 区域。在西亚地区，人类驯化大麦、小麦等作为主要栽培作物，并 同时驯养 了黄牛、山羊和绵羊等家畜；在东亚地区黄河流域的人类则将粟类作为主要栽培作物，在长江流域则将水稻作为主要栽培作物 ，在黄河和长江流域都驯养了猪和鸡等家畜。
农业的出现促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劳动，要求人们较长时间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以便对作物播种、管理、收获。这样，人类从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迁徙生活逐渐转为定居生活。在狩猎采集经济下，人们难以获得超过维持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即使在短暂时期内获得，也无法长期储存。人类从事农耕后，才可能比较稳定地获得较丰富的食物来源，而且第一次有可能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并储存它。由于农业的种种优越性，使得农耕文化从发生地较快地向周边地区传播。不过，由于农业生产对气候环境有一定的特殊要求，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全球气候仍处在较寒冷的情况下，农业的扩散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
大约在距今 8000—4000年，全球的气候逐渐转暖，地球处在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 这时随着适宜农耕的地区逐渐向北扩展，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也逐渐向北、向西扩展，到达了整个的半月形边地文化带从距今约 7000年前，西辽河流域 出现兴隆洼文化 3；约距今 5000多年前，青海河湟地 区也出现石岭下类型文化；距今 4000多年前，在青藏高原东部也出现卡若文化。这些都是农耕文化。这些文化的人群都居住在永久性的定居村落中，例如距今7000年前的辽西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有多达 160余座房屋的完整聚落，在海拔 3100米高度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发现定居丰j‘落 这时人们的房屋多是半地穴式的，主要栽培粟类等作物，收获谷物主要是用系绳石刀，饲养的家畜主要为猪和鸡。主要文化特征与华北地区相同。在这一时期采集狩猎文化被推到更北、更西的地区。
在距今 4000～3000年期间，全球的气候又逐渐进人到一个趋于干旱的时期。这种趋势在距今 3000年左右达到顶点 。在北方的半月形边地文化带的许多地区，其本身就不多的森林草原地带在这时面积更加缩小甚至于完全消失 ，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又再度形成 7 3。在东部青藏高原的边地文化带，河谷中的森林向高退去，并形成干旱或半干旱的河谷气候。
气候与自然环境的恶化，导致农耕活动和养猪的困难，因此，人们对羊、牛等食草动物性资源的依赖增加。养羊与养猪，在人类生态上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原始农民所养的猪都是放牧式的。猪在 自然环境中搜寻野果、草莓、根茎类、菇菌类、野生谷粒等作为食物。这些几乎也都是人可以直接消费的，因此，在食物缺乏时猪与人在觅食上处于竞争地位，养猪并不能增加人类的食物。与此相反，羊吃的都是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植物，放羊可以使更多的资源为人类所利用。
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农业难以持续，在许多地区的农人连自己赖 以生存的土地和居住的聚落也被迫放弃了。例如，在鄂尔多斯地区，从清水河到托克托一带，在距今5000年以前的仰韶时期，人类居住的聚落多分布在河谷台地上。而到距今 5000—4000年的龙山时期，这一带的聚落却分布在河谷的断崖上。王明珂先生认为这种现象示出资源竞争使得人群问的冲突变得剧烈，冈此，聚落必须选择在利于防守的地点。同时，龙山文化的遗存中出现大量的细石器，也表示当时的环境越来越不利于农业，使得人们对动物性资源的依赖性增加” 。到距今4000年之后，这里的聚落也都被迫放弃了。也有少数聚落的居民留在地，例如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的居民一直居住到距今约3400年前后才放弃了 自己的聚落 。这一遗址可分为五个时期，年代约距今 4100—3400年，虽然其居民的文化面貌都属于定居农业，但其 间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第三期 (约距今 3900～3700年)时，在殉葬品中除了统的猪下颚骨之外，还出现了较多的羊下颚骨，此外还出现了骨柄石刀这种精致的切割工具。这些反映出在家畜饲养中羊等草食动物的比重增加，狩猎和畜牧业在人类生态中的重要性也增加。在该遗址最后阶段，墓葬中能反映农耕民生活的随葬品大量减少，用铜兵器随葬出现。显然，由于资源的匮乏，导致人群间的冲突加剧，使得应付战争成为一些人的主要社会职能。
在青海河湟地区虽然人类的活动没有中断，但在距今3700年以后以农业、养猪为主的齐家文化经济，被以养羊、缺乏居住遗址为特色，明显带有畜牧经济性质的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所取代。在西辽河流域，到了距今 3000年左右，这种干冷化使得当地以农业为主的生态体系崩溃。在这一边地文化带最南的青藏高原东南缘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如在四川i丹巴罕额依遗址距今 4000年以前，遗址的居民从事农业活动，到距今 3800—3200年前后，遗址 中细石器的数量明显增多。这反映出狩猎和畜牧业在人类生态中的重要性也增加。
距今 3000年前后，随着气候干燥化到达顶点，居住在半月形边地文化带的人群的生业活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持续到距今 2500年前后，半月形边地文化带居住的人群先后完成向游牧经济的过渡。
约在距今 2800～2500年前骑马术引进巾国北方草原地区后，对边地文化带的生业形态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草原游牧的产生与人类驯养草食动物的历史密切相关，尤其是马的驯养与利用。马的机动性能让牧羊更有效率，使游牧人力得到适当的支配。马也是作战与防卫的工具，以保护本身资源与自外获得资源。其次，游牧还需要些必要的知识与技术。如世界上任何地区游牧的产生，都涉及人类由吃动物肉转为饮食动物乳及乳产品。如果以肉为主食，人们必须饲养远超过家庭人力所能照顾的动物群，才能供应其肉食消费。因此，游牧的产生需要相关知识技术的发明与传递 。
人类对马的驯养最早可以上溯到距今 6500年前 。距今4000—3800年前后 ，在高加索和叶尼塞河流域人类已将马作为坐骑。在中国华北地区，马的普遍驯养利用是在距今 3300年以后 ，并主要作为马车驾驭。在中国北方的边地文化带发现马具足在西周 晚期 ，春秋以后骑马普及。从形态上看，北方边地文化带的早期马具，接近南西伯利亚马具的风格引。因此，中国北方的骑马文化很可能是通过欧亚大草原经南西伯利亚传来。青藏高原东部马具的出现则是在战国晚期以后了”。
在边地文化带的主要生业形态从定居农业转化为游牧以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条生态文化疆界——半月形边地生态文化带形成了。
三、边地生态文化带的主要文化特征
在文化上，这一地带的文化不同于华夏地区，并构成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今天，我们习惯地将这一半月形边地文化带以外的地区都称为 “边疆地区”，以内的地区都称为 “内地”。
尽管这一地带绵延万里，十分辽阔，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铁器时代 ，活动于这一地带内的众多民族却形成了许多具有共同特征的生态文化。
细石器是这一地带史前文化的一项共同文化特征。细石器常被作为肉类和皮革的切割工具使用，它的盛行总是与畜牧和狩猎生态文化相联系。
石棺葬是这一地带许多古代民族中都盛行的葬俗。它最早出现在 7000年前的内蒙古西辽河地区，在青铜时代达到鼎盛，分布在整个半月形边地文化带，在这一文化带以外也广为分布，并一直到达东南欧草原。
草食家畜殉葬是这一文化带晚起的一项共同文化特征，它在北方各地区开始流行是在距今 3700—3500年以后，西南地区开始流行是在距今 2500年以后，并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
喜用马具、兵器与装饰品随葬是另一项晚起的共同文化特征。这种习俗的盛行是在距今 3500年以后，各地出现的时间早晚不一。马具和兵器是游牧者与战士的标志。装饰品，尤其是有各种动物纹饰的装饰品是游牧民族喜爱的，也符合他们不断迁徙的生活习惯。
由于游牧生业形态自身的不完整性和不稳定性，使得游牧民一方面要依赖于与华夏民族交往、贸易 ，一方面又要成为武装化的战士到农区进行掠夺。这种状态在古代 中国一直持续了两三千年 ，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的人侵而修建的。
历代王朝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的入侵使用了各种智慧，汉代时也曾将长城推进到今蒙古国境内的草原腹地，但却始终无法改变这条由生态文化所构成的中国半月形边地生态文化带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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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论文篇11
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的生态特征的相关观点，既吸收了生物学中生态系统的理论观点，也吸收了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观点，但又不完全局限于这些理论观点。我们如果把文化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看的，笔者认为它应该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整体性和层次性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生态系统，它也是一个由各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组成的有机统一体。社会学家们一般认为，文化由六种基本要素构成：信仰、价值观、规范和法令、符号、技术、语言。
而且构成文化这一整体的要素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一定的层次结构的。有人把文化的内部结构分成四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物态文化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行为文化层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心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这是文化的核心。还有些人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 高级文化，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 大众文化，指习俗、仪式以及包括衣食住行、人际关系各方面的生活方式； 深层文化，主要指价值观的美丑定义，时间取向、生活节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与性别、阶层、职业、亲属关系相关的个人角色。 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均植根于深层文化，而深层文化的某一概念又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反映在大众文化中，以一种艺术形式或文学主题反映在高级文化中。
二、多样性和复杂性
2005年10月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文化多样性”被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其间传承。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相对于世界文化的总体，我们所说的文化多样性，主要是指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可见诸语言文字、、思想理论、文学艺术、居民建筑、风俗习俗等各个方面。我们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正确态度应是：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文化的种类繁多，它的内在异质性又十分显著，分类的标准形形。如饮食文化与服饰文化，法治文化与德治文化，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等等，都是文化系统的分系统。这样分类难以穷尽，致使文化系统的体系至今无法梳理。而人世间的问题、麻烦、争斗等等， 都与文化上的差异性密不可分。这种过分发达的内在异质性给文化研究带来巨大的复杂性， 更不用说文化发展的复杂性。
三、稳定性和平衡性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指的是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保持或恢复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的能力，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内在原因是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生态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就被称为达到了生态平衡。文化的稳定性和平衡性是指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断遭到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因素的种种冲击，但它的深层文化，乃至浅层文化却很少产生变化。因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依靠积累、凝结与积淀，因此越是成熟的文化，越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很少变异性。如语言这种符号，当然语言也是一种文化，它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时也养育了一方语言和文化。人们之所以在语言的变化上反应敏感，原因不仅在于听不舒服，说不方便，更在于一种文化认同的差异。而这种文化认同通常是较长时间养成的，尽管人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接受新的语言，甚至可以学会使用新的语言，但语言背后的文化却很难短期内改变。文化的稳定性来源于文化本身，也就是人类生活的方式、内容、习惯以及风俗，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人们（部落、部族、民族）生产、生活、相处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必然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任何外部力量都对之无可奈何。虽然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必然有所丰富、变异、发展、衰落，但只要文化符合人们生产、生活、相处的需要，特别是如果形成了人们的信仰和哲学，而这种信仰和哲学又已经浸透在其它种种文化形式之中，就不会被颠覆。
四、连续性和继承性
生物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物物种的稳定性，而生物物种的稳定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物的遗传基因。文化一样有文化遗传基因，这种文化的遗传基因同样保证了文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文化的这种连续性和继承性突出地表现在世界四大文明的传承中，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自身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在数千年发展演变的历史中，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从没有中国以外的文化征服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有人认为西方历史文化多有断层（裂），其实不然！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历史文化大多是连续的。中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陈乐民先生指出：“日耳曼民族的迁徙，拯救了欧洲文明。古罗马承袭了希腊文明，日耳曼承袭了古罗马文明”。“到9世纪，日耳曼的查理曼大帝统一全民族，建立‘西方帝国’，现在欧洲除了部分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以外，大部分归他管辖，那时全民族已皈依基督教。查理曼大帝有三个孙子，合不来，帝国三分、、、、、、这也就是后来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来源”。现代欧洲文化和文明的根，在古希腊。
五、适应性和内生性
所谓文化的适应性指的是一种文化形态与其所对应的物质生产方式相符合的性质。历史表明，任何一种现存的文化形态都有其产生的物质根基，都为着这一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服务，因而也都有其适应性一面，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道理。所以，当一种文化形式还适应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现状时，人们不应急于抛弃这种文化形式，而应当给予必要的保护。当然，如果一种文化形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了，那也应该对其及时进行改革。生物的适应性在于生物能够面对生存环境的改变而进行变异，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获得继续生存的机会。文化的适应性也在于能够面对外部环境（如经济、政治、自然环境等）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迁，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获得人们的认同。
一般认为文化的变迁发展有“内生”和“外引”两种模式，但最终起对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通过“内生”来实现的。应该说，一切文化的发展都只能通过主体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即“内生”来实现。这也符合哲学中内外因的辩证法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这一观占的正确。当然，内生不等于自发和自然生成，而是比起“坐等”和照搬、模仿来，促进内生需要有更高的自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至于怎样通过挖掘内部资源与创新相结合来促进内生，离不开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种形式，这更是需要引起注意和讨论的。
六、开放性和包容性
生态文化论文篇12
民俗文化旅游属于层次比较高的生态文化旅游，需要全力去开发和发展。在今后推进民俗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要全面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以此来实现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在文化生态的视角下规划民俗文化旅游建设目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提前进行规划，规划是发展的基础保证。在推进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规划上，要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处理好自然环境以及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让其全面、协调的发展。民俗文化的旅游要想规划完善，就要保证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在保证民俗文化生态资源完整的同时还要促进自然环境的发展。其次，还要处理好旅游资源的开发问题，让当地居民得到利益上的平衡4。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者这个角度上来看，既要考虑到开发旅游资源的利益性，也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市场经济的体制来促进旅游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对自然资源的合理控制下有效维护好民俗文化的完整。第三，还要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注意到生态教育的问题，通过民俗文化旅游来开发文化资源，平衡好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让我国的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升对文化生态平衡的保护力度。
（二）在文化生态视角下设计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旅游业除了能带动当地经济效益之外，还能带动其周边产业的发展，文化旅游产品就是周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好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就要分析好区域中的特点，基于文化生态的视角参与到民俗文化产品的开发中。针对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点，即使要开发旅游产品，也要加强对原生态景观的保护，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不管生态环境的效益；第二点，开发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也要注意到民俗文化中带有趣味性和观赏性的某个方面，努力营造出鲜明的民族气息氛围，让游客在这种鲜明的氛围中加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第三点，对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发，要结合每一个游客的思想意识，以便于能让每一个游客参与其中，强调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5。比如说在民俗文化旅游的活动中，可以增加一些民间的节日习俗，让游客感受到旅游地区和其生活的地方有着哪些差异性。旅游活动离不开衣食住行，其中吃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针对餐饮文化，也要给食物赋予鲜明的民族特点，比如在饮食过程中加入一些禁忌和礼仪等，在能表现民族的饮食文化的同时，还能加强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教育。民俗旅游的开发者还应该加强对于民间的文艺活动的开发，如剪纸、戏曲和歌舞等，既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意义，又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涵。
生态文化论文篇13
二、绿色媒介生态文化
媒介生态概念缘于生态学。生态文化要求我们以 自然 价值论为指导，建立起符合生态学原理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 经济 法则、生活方式和管理体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协同 发展 。媒介生态与自然生态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媒介生态文化”理念。媒介生态文化将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和谐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致力于建立一种和谐、平衡、良好的“绿色”媒介生态。媒介生态文化要求各质媒介以真实为生命，以正义为精魂。以诚信为本色。以和谐为要义，在和谐、平衡、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功能和舆论监督功能，弘扬真本善良、鞭挞丑陋邪恶，弘扬正直诚信、鄙弃奸佞虚伪，弘扬孝慈仁义。抨击忤逆不道，让受众对优秀传统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进而促进社会大众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具体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媒介与人携手传通，共建新闻求真理念。媒介生态文化要求媒介与每一个“自然人”携手传通，把追求“真本”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每一个传媒人从入行那天起就懂得这是对新闻本质的要求。媒介与新闻主体、受众都能坦诚直面所发生的新闻事实，媒介能真实全面地传播新闻事实，不造谣，不传谣，不谎报，不虚报。同时，媒介也能坦然真诚地面对受众的质疑和诘难，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媒介与传媒人要将其作为媒介生态文化因子融入血液中，在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媒介生态环境中，视真实为新闻之生命，以传播虚假新闻为耻辱。对于媒体上的“虚”与“假”，传媒人和受众同愤之，共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