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论文篇1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为其“六王毕、四海一”的百年霸业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秦并巴蜀之后的百余年间，秦对巴、蜀两地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措施，并先后在此设立皆直属于朝廷的蜀郡和巴郡。在巴地秦以分封旧贵族借助他们原有的影响和势力实现间接统治，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为秦二十四等爵中的第四级），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产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铤。”[3]同时也在巴地于“赧王元年，置巴郡，治江州”[1]有限的推行郡县制。在蜀地，《史记·张仪列传》载：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壮）相蜀。”[4]这其后秦三封蜀侯，蜀侯三反而见诛，终罢蜀侯而置郡县，设郡守。在蜀地推行全面的郡县制，而后秦又因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以此削弱蜀国旧贵族的影响，从而使蜀地全面的接受了秦制。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在巴蜀地区，最初仍设巴蜀二郡，对巴蜀进行分治。到高祖六年时割巴、蜀二郡各一部分，新置广汉郡。西汉建立初期，曾先后将所属领土的一大半分封给异姓王和同姓王，但鉴于巴蜀两郡的重要地位始终未将巴蜀之地分封给诸侯，该地区被划为“天子自有”[5]之地。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割巴蜀二郡的西南置犍为郡（今宜宾市境内）。其后又置沈黎郡（今汉源县北）、越西郡（今西昌市东南），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今汶川县西南）。于是巴蜀地区便成为“巴、蜀、广汉、南[南郡：大部辖境在湖北，四川地区仅领巫县。]、沈黎、犍为、越西、汶”[6]八郡之地，一直到王莽新朝，巴蜀两地的行政隶属关系都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动。东汉早中期仍承西汉旧制，朝廷直接辖郡，两郡之间互不隶属。直到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焉据巴蜀自立为止。
（二）秦汉巴蜀文化的发展
从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在巴蜀地区的政策上应该看到，在秦并巴蜀后先后设置巴、蜀两郡，实际上是对先秦时期蜀文化和巴文化在行政区划上的认可，同时郡的建立，使同一郡内的居民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感加强，同时也促使两地文化特色的进一步鲜明。这也是之所以秦在统一巴蜀后，巴蜀文化没有因此而消逝，反而更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时，秦于成都“修整里阓，市张列肆”[1]使秦风大化于蜀。到两汉时，蜀地学子塞道，汉赋中的大家诸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都是蜀郡人。这一时期可谓是蜀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时期，蜀郡的私人著作也多见称于世，汉武帝之后有15部之多，仅次于京兆尹，居全国第二位。而今重庆直辖市境内却没有一位五经博士，更无著作问世。[7]《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5]应是蜀文化的写照，这也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言蜀为“西秀彦盛”之地是一致的。与“蜀有相”士人比肩接踵相较，“巴有将”的巴人仍然保持其勇敢善战的本色“初为汉先锋，陷阵，锐气喜舞”[1]这种军乐舞后来由汉高祖命名为“巴渝舞”并加以推广；[5]“（巴）人多悍勇，县邑阿党，斗诉必死，无蚕桑，少文学”；[1]即使征募到汉中或成都作连弩士或助郡军的巴人，“其人性质直，虽徙他乡，风俗不变”这些巴人的性格特性明显的表现巴文化特征。
在秦汉时期，对巴蜀地区各种政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这一时期有计划的向巴蜀地区移民。秦本意是向巴、蜀两地移民以削弱两地土著的势力，可这些移民却因“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4]所以在这一时期迁入蜀地的秦人和六国贵族、豪强，带来的不仅有中原先进地区的生产方式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蜀地因此也先于巴地接受中原文化。同时巴蜀两地的分治造成了巴地的经济在这一时期缓慢发展，如李冰任蜀守时期，其在蜀地大兴水利，修建了造福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在蜀地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蜀地农业大为受益。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蜀地文化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秦时蜀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蜀文化在汉代结出丰硕的成果是有着巨大的贡献。
在秦汉时期两地在行政关系上的互不隶属，这对巴蜀两地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比较突出的。在汉景帝时担任蜀郡太守的安徽庐江人文翁，其在蜀郡大力推行文化教育，彻底改变了蜀地的蛮夷之风。他一方面选拔蜀郡的张叔等18人外出游学于中原，既学儒家经典又学习中原律令，在取得“博士”资格后回蜀担任教授和地方官。另一方面他在蜀地首创官办学堂传播儒家经典。《汉书·循吏传》卷89载：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以孝弟力田。”[5]《华阳国志·蜀志》称“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做石室，在城南”。[1]自此蜀中学风大振“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1]这成为了蜀文化赶上中原先进地区的关键一步，也是从汉代以来蜀地文人辈出的起因。但由于巴、蜀两地互不隶属的行政关系，蜀守兴学之举也就很难对巴地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巴文化在两汉时期相较蜀文化的飞速发展显得停步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纵观整个秦汉时期巴蜀二地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从而造成了两地文化在并入中原文明后仍在其各自不同的轨道上发展着，成为了历史上巴蜀文化差异产生的重要渊源。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概况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氏派军攻灭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结束巴蜀地区的割据，两年后司马氏建立西晋。晋王朝更是鉴于巴蜀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割据，便在巴蜀采取了一系列以“分”为中心的措施。首先，在兼并了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后于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将益州分出七郡新置梁州。梁州辖汉中及包括江州在内的绝大部分巴地，统治机关设在汉中的南郑。以达到梁、益二州的互相牵制。接着，西晋又进一步缩小益州的权限，从益州分出南中四郡设置宁州，又贬益、梁二州为“轻州”，刺史不再兼作将军。另又置西夷校尉府统兵，来牵制地方政府。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东晋攻灭“成汉”政权收复巴蜀，仍在巴蜀地区设梁益二州，梁州辖汉中及巴地，益州辖蜀地。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我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刘宋政权在取代西晋后仍在巴蜀地区设益梁二州。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南齐在统治巴蜀时，仍置梁、益二州。到梁、陈时期巴蜀地区先后被分割为10余州，最多时达20余州，[6]行政区划十分混乱，各州政府皆直属于朝廷。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都是作为两个独立且互不隶属的行政区存在着。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文化的发展
晋代蜀地“搢绅邵右之畴，比肩而进，世载其美”、“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詠述”[1]，在巴地依然是“风淳俗厚，世挺名将。”[1]在魏晋之际，原来流行于巴地的“巴渝舞”由于脱离民众而成为上层舞曲，失去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古老的“巴渝舞”到晋代时已演变为了“宣武舞”[8]，并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形成了“晋及江左皆制其辞”，直到南朝宋时“止革其辞与名，不变其舞，舞相传习”。[9]并且此时巴地还存在着独特的建筑方式，汉晋以来巴地的居民“遂狭山傍谷，依树积木，从居其上，名曰干阑”。[10]这种干栏式建筑是巴地所特有的民居风格，从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巴地独特的社会风俗和文化特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巴蜀文化在总体上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发展的相对缓慢。但由于两地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巴蜀两地文化的交流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加强，促进了巴蜀地区内的文化发展。如在魏晋时期巴蜀两地的史志文学的成就在全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巴人陈寿[陈寿：（公元233—297年）巴西郡安汉人（今南充市北）。]的《三国志》，蜀人常璩[常璩：生卒不详，蜀郡江原县人（今崇州市）。]的《华阳国志》都成书于这一时期。同样是巴蜀分治，两地文化发展的差异在这一时期不是很明显原因有二：一方面自东汉末以来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对文化的破坏比之对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也更为持久。在巴蜀地区蜀地文化设施的破坏尤为严重，从而造成了巴蜀两地文化的相对平衡。另一方面，东汉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割据状态，巴蜀地区也是这样的。在这样的封闭状态下，文化的发展缺少了必不可少的交流因素。而这时期巴、蜀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比巴蜀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更为广泛和深入了。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州（治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1]，受荆楚文化的影响较大。靠近蜀地的巴西地区更多的受蜀文化所影响，因此其人“精敏轻疾”与巴东地区“上下殊俗，情形不同”[1]，并且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到巴蜀两地虽然在这一时期交流加强，但在整体的文化特征上是仍有一定差异的。
三、唐宋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唐宋巴蜀分治概况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撤消郡县制的地方行政建制，代之以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隋文帝为防范巴蜀的割据在巴蜀地区对其行政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在巴蜀共设有四十余州，各州直属于朝廷，下辖一百多县。在唐王朝建立后，将整个巴蜀地区划入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和嘉陵江以东的山南道境内。到公元733年，唐玄宗将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其中山南西道的大部分地区在今重庆市和川东地区境内。唐人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为“剑南三川”。[11]“剑南三川”便成为了巴蜀地区的主要行政区划。唐代巴蜀地区“人富粟多”，经济繁荣，是唐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所以在唐代，统治者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尤为看重，唐政府在岷江流域修建了11处水利工程，其中8处是为增加原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效益，扩大其灌溉面积而修建的，如“（高）士濂附故渠厮引旁出，以广溉道，人以富饶”[12]，这使得川西平原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同时修建了从都城长安到成都的驿道，加强蜀地与外界的联系。水陆交通也在晚唐时期得到开发，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航运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以上这些措施都促使了整个巴蜀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当然这其中蜀地经济的发展更为显著。岷江流域和出川驿道都贯穿蜀地。同时这也说明在巴、蜀两地中，中央统治者更看重蜀地的发展。巴地到唐代后期才在开发长江航道的过程中受益。因此在唐代巴蜀两地就经济上而言，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后人顾炎武在其《北直隶上引谷山笔尘》曾言“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持有蜀也，所以在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自秦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也。”[13]由此可以看出，蜀地对唐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也就不难理解唐王朝为何在政治上如此的重视蜀地的发展。
到北宋时，中央统治者最初也在巴蜀地区共设立了四个同级的行政区：“成都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6]其后基本未再改动，历史上简称川陕四路。[“川陕四路”也就是今“四川”名称的来源之一。]依然对巴蜀两地进行分治措施。但到南宋时由于北方外族势力的南下威胁，南宋统治者于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成都设立四川制置司衙门。其长官由成都府知府兼任，使其成为整个巴蜀地区的最高军政机关，将巴蜀两地合并起来以共同抵御入侵。但到南宋后期时，由于蒙古从北面攻入四川盆地。巴地上连西蜀下辖长江中下游之咽喉的战略地位突显，所以到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将其统治机构迁到重庆府。[14]领导整个巴蜀地区的抗蒙斗争。在南宋后期时巴蜀地区的政治中心就从蜀地的成都转移到了巴地的重庆府了。
（二）唐宋巴蜀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代，蜀文化仍然保持其繁荣的状态。“管弦歌舞之多”，“人物繁盛”[15]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入传的蜀人达18位之多，而巴地竟无一人入传。[16]仅从两地士人的分布上的差距来看，巴蜀两地的文化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但两地文化在经历数百年的交流、融合，到唐代时巴蜀文化中的差异正在逐渐的缩小。在唐代蜀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再加之唐朝时科举制的实施和不断完善，使沉寂了数百年的蜀文化得以复兴，蜀文化在继汉代之后又迎来了一个高峰。涌现出了开盛唐一代诗风的陈子昂、天才绝伦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等一大批文人志士。安史之乱后“天下诗人皆入蜀”又为蜀文化注入了更多不同的因素，使蜀文化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巴地由于经济的相对落后，文化的发展也就不如蜀地了。
在经历了唐末战乱后，巴蜀地区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五代十国时期巴蜀地区统治者割地自立、保境息民。先后建立了前蜀、后蜀两个政权，使巴蜀地区远离了中原的纷繁战乱，政局相对稳定，因前后蜀时其行政结构也是“悉仍唐旧”，[4]这为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新五代史·王建传》记载：“蜀持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战乱。”[17]所以大批的各地士人纷纷入蜀避乱，使蜀中聚集了一大批教育文化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到来促进了蜀地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前后蜀时统治者一直都将西蜀作为其统治的重心，这里经过唐代的开发其经济发展程度相较于巴地要高出许多，而且在后蜀时，其宰相母昭裔捐私财在成都修建学馆发展文化教育。史料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母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18]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一事件宋人吕陶在其《经史阁记》一书将其与“文翁之石室、高公之礼殿[高公之礼殿：东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蜀郡太守高公建周公殿于石室之东，画远古君臣圣贤像以祭。]”并称为蜀学之盛冠天下的原因[19]。称其为“石壁九经”所以在这一时期蜀文化呈现了强劲的复兴趋势，而巴文化因统治者对巴地文化教育恢复的不重视。巴地也就很难从这一时期的复兴文教的政策中受益。
两宋时，巴蜀地区书院林立，人才辈出。北宋时蜀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其鼎盛时期。因前后蜀时统治者对蜀地文化教育的复兴，所以到北宋时蜀文化依旧保持着其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作为北宋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地，统治者也对蜀地进行积极的开发促进其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时期的蜀地商品经济发展尤为明显，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便出现于蜀地的中心成都。经济的发展加之文化教育的复兴，在北宋时蜀地“百花竟艳”，人才辈出，大批蜀人驰骋中原，蜀学堪与齐鲁并肩。“蜀党”和“洛党”[“蜀党”和“洛党”：北宋时，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师道自居，主张一切用古礼，其门人贾易、朱光庭等被称为“洛党”；中书舍人苏轼和吕陶认为“洛党”不尽人情，每加讥讽，从此程、苏二人尖锐对立，苏轼等人则被称为“蜀党”。]争雄于朝廷，亦展示了蜀文化雄厚的实力，在两宋时期《宋史》为巴蜀人立传者多达158人。蜀地“痒塾聚学者众”、“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14]。中江苏舜卿、眉州“三苏”、华阳范祖禹、井研李心传、丹陵李焘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故单就人才的分布而言仍以蜀地人为多，但在风俗上两地有了许多相同的地方。成都府“尚侈好文，民重蚕桑，俗好娱乐，民和俗阜，有古淳质风”[20]，这就与重庆府的风俗是比较接近的，虽然在三峡地区仍有楚之旧俗：“剽悍巧猾，不好文学”，但“其信巫鬼，重淫祀，与蜀同风”。[21]由这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宋时期，巴蜀两地除人才多少略有差别外，两地的文化习俗的差别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在巴地，其文化也在宋时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南宋后期将整个巴蜀地区的统治重心迁到重庆府后巴地的开发就更为明显了。巴地文化也借此更全面的、更深入的汲取到了外界的先进文化，这也成为巴文化飞跃的一个时期。
如果说在两宋时期巴蜀文化发展仍有差异的话，但经过南宋后期的开发后，到元朝建立时巴蜀文化的差异也已经不明显了，只是在偏远地区的风俗上还存在着些许差别。如在抗蒙斗争中巴地的顽强抵抗，使其果敢忠义的文化底蕴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巴蜀两地文化渐趋一同的发展潮流已是不可抗拒的了。当到元、明、清三朝时，统治者所推行的行省制就更顺应了这个趋势。在巴蜀两地实施的合治更进一步的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一同。
四、结论
在明清两代由于四川地区经过元末和明末的战乱，土著人口损失严重。所以明清两朝都对巴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到清嘉庆时，时人陶澍在《蜀游日记》中记载“献贼（张献忠）屠蜀后，土著几尽，今则楚人半，而吴粤之人亦居其半也。”可见当时经过大规模的移民后在巴蜀两地外来移民在两地人口中都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在四川地区便造成了“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清·嘉庆《江安县志》卷1]的新人口结构。这两次大规模移民，对四川地区区域文化的影响也就远远超过了政区划分的影响，原来以巴、蜀土著为基础而产生的巴蜀文化差异也就很难找到了。在明代巴蜀各州府的文献记述中基本上都是“民俗淳朴、好义多儒、好文尚礼”[20]等概括行语言，可见巴蜀两地文化在发展中存在的差异已无从谈起了，自此两地在文化上保持着大体一致的特征向前发展着。今天我们或许只有从成都、重庆两地居民的性格差异上看出今日两地文化的大同小异了。成都人传承了历史上蜀人“性情柔弱、典雅含蓄、头脑机敏、多礼尚文、喜游乐、重饮食”的特征。重庆人也继承了巴人“性情刚烈、热情豪爽、果敢忠义、重然诺、轻生死”的性格特征。这些差别的产生很大程度源于两地不同的文化底蕴。造成这样的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历代中央统治者为防范巴蜀地区的割据，人为的将同处一个地理范围的巴蜀两地进行分开治理，采取不同的统治措施，应当说是影响较为持久和深入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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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论文篇2
2.1浓郁的地域色彩表现色彩设计在包装设计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色彩是美化和突出产品的重要因素。包装色彩的运用是与整个画面设计的构思、构图紧密联系的。一提到四川、巴蜀文化，人们第一印象应该是丰富的色彩，如同川菜一样活色生香。巴蜀地气候湿润，川人“好吃”，由于地域潮湿，自古以来就爱食辣和麻以达到驱寒的目的，麻辣也自然成为了巴蜀文化的一份子。土特产的包装比如郫县豆瓣、新繁泡菜、灯影牛肉就会使用到红色、棕色，传达出中国气息。在四川，鳞次栉比、青瓦白墙的木屋，狭窄悠长的青石板街道、木柱支撑的宽敞街檐是古镇给人最为深刻而直观的视觉印象，也是古镇文化的外部特征，所以，我们将其作为四川古镇的典型视觉符号。从这一典型视觉符号中，我们可以提取出青石板路、宽敞街檐、青瓦屋面、木排架、白粉墙、老戏台、吊脚楼、老榕树、小桥、流水等形态元素，青灰色、白色、绿色、黑色、棕灰色等色彩元素，以及融古旧、质朴、闲适、恬淡为一体的风格元素。而四川茶馆在本地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由茶碗、茶盖和茶船组成的盖碗茶杯，长嘴茶壶，老虎灶，竹扶手椅，白色、黄铜色、棕色、竹黄色，恬淡、随性，分别代表着四川茶馆的设计形态元素、色彩元素和风格元素。四川皮影则使用鲜明的红黄蓝黑色，川剧作为巴蜀文化又一个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使用黑、红、白为基本色，蓝、绿、金、银、灰、粉红、姜黄为辅助色，运用上，讲求明快、单纯、鲜而不艳，淡能传神。综上所述，巴蜀文化的色彩运用有着很强烈的装饰意味。
2.2图形的表现地域性土特产品就是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较为独特的产品，它的文化特征深受文化底蕴的影响。以巴蜀地区为例，设计师经常使用传统的能凸显川味的图形进行设计。例如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纹饰，四川茶馆的盖碗、长嘴茶壶、竹圈手椅，川剧脸谱，四川皮影戏，蜀锦，蜀绣，绵竹年画等，将这些视觉符号化为设计元素，融入到包装的外形、构图和材料之中，方能实现土特产品包装的地域性文化信息传达。比如说四川阆中地区出名的小吃“张飞牛肉”，有传说称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时，曾大摆酒席，为了有可口的下酒菜，张飞把他多年制作牛肉的方法说出来，供厨师制作。而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这个传说就凸显了巴蜀文化。“张飞牛肉”所采用的礼品包装设计是红色和黑色的川剧脸谱，采用的字体也是传统的书法。川剧脸谱是川剧展现给观众的最直观的视觉形象，也是人们区别川剧和其他剧种的一个重要标志，张飞牛肉将川剧的这一视觉艺术形象进行深度大众文化层面的开发应用，给产品注入了巴蜀文化的艺术魅力，使它地域特色更加明确，使产品更加亲切。这是很简单的例子，却让我们看到了产品背后丰富的地理、历史、传统文化等内容。而一些礼品包装，比如彝族的漆器的包装是从巴蜀文化中传统工艺品中提取，用了大量的装饰图形。其他的诸如蜀锦、蜀绣、扎染、绵竹年画都是如此，使本土包装设计具有了视觉上丰富的表现力。
2.3材质的影响
2.3.1纺织品布料及纺织品在本土包装设计中经常使用，一般来说传递出质朴、随意轻松的感觉，与现代人们崇尚自然的心态不谋而合。巴蜀特产中蜀绣、蜀锦、扎染等既是巴蜀文化的土特产，又可以将这种材质和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包装材质运用到土特产的包装中。成都本土小吃棒棒娃手撕牛肉就使用了布料缝制的标签和口袋，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巴蜀文化论文篇3
11月的一个下午，记者专程采访了沈教授，请他讲述了《三国演义》与巴蜀文化间的渊源。
多层次的三国文化
我们谈三国文化，论三国文化，但对于三国文化的确切概念却很模糊，大多数人将其理解为三国时期的文化，其实这是狭义的理解。深谙三国文化的沈伯俊教授从学术层面上将三国文化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在史料中的反映。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也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和三国精神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这是一种层层递进的文化，我们平常说的“三国文化”只是大文化概念下的一小部分。
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巴蜀文化最早是分为巴文化与蜀文化，周朝开始，在现今的成渝地区出现两个重要国家――巴国与蜀国，巴国以重庆为中心，蜀国以成都为中心，围绕两个中心地带相应形成了“巴”文化与“蜀”文化。早期蜀文化和巴文化虽然各有自身特征，但和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相比，共同性很突出。后经秦朝统一，巴文化与蜀文化这两个小文化圈渐趋一体，成为一个大的文化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巴蜀文化。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四川成为大后方，一大批大师级人物来到四川，带来了造就了四川文化的繁盛。当时三星堆遗址已经发掘，出土了不少战国前后的巴蜀铜器，有着很强的自身特色，这引起了当时入川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并据此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命题。可以说“巴蜀文化”最早是一个考古学意义上的概念。
因当时可靠文献记载很少，对巴蜀文化的认识主要是从流散文物中所见到的某些铜器（尤其是铜兵器）上得到的，研究进展缓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巴蜀文化”的概念也主要在考古学界和史学界流行，应用也主要局限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科范围内。但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形成以及观念的不断革新，这一界定逐渐被打破而在更广泛的方面得到应用。
90年代，四川省社科院成立了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沈伯俊教授在会上发言，提出：“巴蜀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大文化的概念。巴蜀文化就是从古至今发生在巴蜀大地上各种文化的总和，是一种大文化意义上的巴蜀文化。”现如今我们所说的有关四川的历史、民俗、旅游、饮食、文学、艺术、宗教等都属于巴蜀文化，大文化意义上的巴蜀文化包含涉及的层面非常广泛。
三国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三国文化与巴蜀文化总的说来是一种交叉的关系。三国文化中有巴蜀文化的元素，巴蜀文化中也有三国文化的元素。现在我们讲的很多大文化观上的三国文化，如三国遗迹、三国旅游开发等也是巴蜀文化的一部分。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主要讲述的是刘蜀集团的创业兴亡史，是站在整个历史变迁的角度进行的宏大性叙事，涉及到巴蜀的主要是蜀中人物，及发生在巴蜀大地上的故事。正面关于巴蜀的铺陈很少，虽没有直观描写三国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接，但却从客观上促进三国文化在蜀地的传播与兴盛。
正如沈教授所言：“应该感谢罗贯中，尽管他似乎不曾到过巴蜀，也无意专写巴蜀，却使巴蜀的千百万读者为自己历史上的先贤英杰们油然而生绵绵情思，为今天的巴蜀广大人民留下了一幅幅各具风采的先贤画像。”
三国文化是一大宝藏，一部《三国演义》为巴蜀地区留下了太多。沈伯俊教授将此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三国遗迹巴蜀多。在广袤的巴蜀大地，三国遗迹数不胜数，以成都为心广泛分布，成都有闻名全国的武侯祠和刘备称帝即位处的武担山。由成都往北，有广汉的雒城遗址、罗江的庞统祠墓，绵阳的富乐山（刘备入蜀时与刘璋聚会宴饮处）等。由成都往东，有南充的陈寿万卷楼、谯公祠（纪念谯周）、王平墓等；再顺江而下，到重庆，有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八阵图遗址等。由成都往南，有夹江的诸葛点将台，金沙江畔的五月渡沪处，西昌的孟获城等等。
二是三国传说缀满巴山蜀水。巴蜀地区作为蜀汉的主要疆域，有关蜀汉人物，尤其是诸葛亮的传说故事，自然就特别丰富。今天能够听到的三国传说，绝大多数产生于《三国演义》成书之后，或多或少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而又超出《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之外，纵横腾挪，大胆发挥。
三是三国文化对巴蜀地区的文学艺术、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也产生了巨大而深广的影响。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三国演义》对川剧和曲艺的影响。川剧中的大量剧目，数量最多的便是三国戏，仅现存的就有160出左右。
充分利用巴蜀三国文化：人文和经济的双赢
影响如此之大，如果不加以引导利用，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特别是上文所述的三国遗迹，这些遗迹如果形成系统的旅游文化景点，不光是对普及三国知识，而且对提升整个四川旅游产业的文化底蕴都有不小的益处。
巴蜀文化论文篇4
两宋时期巴蜀哲学进入发展的高潮。其时，与全国学术发展的潮流相适应，重义理的宋学逐步取代重训诂的汉学而居于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由儒释道三教鼎立到三教融合，巴蜀哲学和宋代蜀学也走过了诸学并起，而进一步发展为以儒为主，吸取佛、道，由汉学向宋学、由重训诂考释向重义理，进而到重思辨性的哲理的转型的道路。并且，蜀、洛融合，理学至南宋中后期逐渐成为巴蜀哲学与蜀学发展的主要趋势。①从北宋初到北宋中叶，宋代蜀学的发展呈现出一个诸学并起的局面，诸学并进的主流仍然是儒学。这一时期的巴蜀哲学呈现出融会各家，杂用佛老，重视儒学，提倡义理，讲求伦理的治学实践和思想现状，这为宋代巴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②在经历学统四起，杂用诸家的演变过程中，与全国性的理学思潮的兴起相适应，理学也在宋代巴蜀地区悄然兴起。宋初陈抟在四川游访，他继承象数学之传统，且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儒家修养、道教修炼方术及佛教禅观熔为一炉。其后，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入蜀活动，教授学者，促进了宋代巴蜀理学的兴起。此外，程氏父子入蜀活动，尤其是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颐两度入蜀，在蜀著书立说，撰理学及义理易学的代表著作《伊川易传》于蜀地涪州，传道授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促进和推动了宋学的兴起与发展。宋代巴蜀哲学的发展与三苏蜀学有密切关系，不仅二程洛学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三苏蜀学有着相互交往的关系，二者存在着相同相异之处，在相互辩难中促进了各自学术的发展，而且理学与蜀学的相互关系也影响了北宋以来巴蜀哲学的演进和发展。三苏蜀学在哲学上有较高造诣，这主要体现在三苏提出道本论宇宙观、善恶非性的人性论和阴阳相资的辩证法思想等方面，客观地对宋代巴蜀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敦颐、程颐在蜀的学术活动和讲学、著述，就直接体现为宋代巴蜀理学的一部分，并通过程颐的蜀中弟子谯定、谢湜等影响了巴蜀理学;程颐的著名弟子尹焞也入蜀活动、讲学，传播程颐的理学和易学思想，扩大了其在巴蜀的影响。此外，程颐的蜀中后学张浚、李石等也继承、传播了二程的学说，为南宋巴蜀理学的大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与北宋时理学在巴蜀悄然兴起相联系，宋代蜀学出现了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蜀学与儒释道三教联系紧密。三苏蜀学儒佛道三教融通合一的学风与北宋宰相张商英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1〕的思想相互映衬，体现了北宋时期巴蜀哲学的一个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国哲学在当时的一个走向。继北宋时期蜀学和理学等各派学术的发展，巴蜀哲学至南宋发展到一个高潮，这主要体现在:南宋时与朱熹齐名的著名蜀籍理学家张栻通过与朱熹等的交往和辩难，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心主性情”〔2〕的命题及其他重要思想，对理学的理论建构及促进宋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思想的确立与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栻讲学于湖湘，蜀人多从之。不少蜀中学者从学张栻后，又回到巴蜀讲学，传播了张栻的理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也促进了宋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流传。此外，朱熹的蜀籍高足度正不仅通过入闽求学于朱熹数月，努力弘扬周敦颐、二程、邵雍、张栻、朱熹等人的理学，而且亲撰《周敦颐年谱》，在蜀中大力宣扬理学，扩大了理学的影响。度正并发挥改造朱熹的思想，提出更具包容性的道统论，充分肯定汉唐诸儒在传儒家圣人之道及经典传授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汉儒所传《易》、《书》、《诗》、《礼》、《春秋》等经典，皆出自于孔子，由于他们的传授，使得“孔子之书赖之以存”，而韩愈、柳宗元则“驾两汉而追三代者”〔3〕，使圣人之道得以流传。著名理学家魏了翁继承并发展了张栻、朱熹的思想，在四川创办当时藏书为全国书院之最(达十万卷)的著名的鹤山书院，在巴蜀大力传播理学，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他在朱熹、陆九渊之后不停留于朱学，折衷朱陆，而又倾向于心学，预示着理学及整个学术发展的趋向;魏了翁一再上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人请谥，为确立理学正统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魏了翁提出了超越朱学，通过原典求得活精神，“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4〕;重视事功，“欲以振天下趋事赴功之心”〔5〕;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欲虽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6〕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促进了宋代学术和巴蜀理学的发展与创新。魏了翁具有调和蜀、洛的倾向，而与正统理学家排斥三苏蜀学有所不同。从而集宋代蜀学及巴蜀理学之大成。以上巴蜀理学的代表人物张栻、度正、魏了翁等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不仅促进了南宋理学的大发展，而且其精致的思辨性哲理也使两宋巴蜀哲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使得整个巴蜀哲学在宋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就为促进宋代中国哲学的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元明清巴蜀哲学对理学的批判性自我反省
元明清时期巴蜀哲学在对理学的批判中自我反省，继续得到流传演变和发展。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理学，随着流弊日显，遭到了人们的批判，而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启蒙、批判专制、重考据训诂，巴蜀哲学逐渐向融贯博通，提倡实事、崇实黜虚，通经致用，批评理学流弊，肯定，重视人情，提倡理欲结合，重视事功和功利，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等方向转型。并为近现代巴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思想家虞集一方面崇道宗朱，表彰和传播巴蜀理学和魏了翁之学。另一方面又不囿于朱陆之争，而重视心学，预示着学术发展的趋向。虞集还融通三教，“博涉于百氏”〔7〕，这是他对宋元以来各派学说流传发展的总结和综合，也是对理学排他性流弊的批评，集中体现了元代学术所具有的融通、包容之特色。明代巴蜀著名学者杨慎和巴蜀隐士来知德均对理学提出了批评和疑辨，并重视和提倡实学，体现了巴蜀哲学的发展趋向。杨慎是明代中期独具新风的思想家，在当时宋明理学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他对正宗的程朱理学和后起的王阳明心学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大力主张对古文的考证与研究，恢复两汉经学的考证方法，提倡一种多闻、多见、尚博、尚实、重传注疏释的学风。为纠正理学流弊，促进学风的转向做出了贡献，这对于打破当时学术界的旧传统、旧思想，对于以后的“经世致用”之学和考据学的兴起和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重要影响。著名隐士学者来知德对宋明理学既有批评和疑辨，亦有所肯定，总的来讲是以孔子为源头，而对理学的超越。来知德强调继承发扬孔子思想，并贯彻到躬行实践中，认为言行一致，躬行践履就是“实学”。并以气本论批评了朱熹的理本论和太极论。来知德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舍象不可以言易”，假象以寓理，“理寓于象数之中”的易学思想和“太极不过阴阳之浑沦”〔8〕的观点，错综取象以注《易》，用象数释义理，对《周易》予以新解，发展了传统易学。明清之际的费密和唐甄都是巴蜀哲学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在全国也有重要影响。费密提出“中实之道”的思想，成为当时实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费密主张“欲不可禁”，也不可纵，批评“专取义理”而压制人欲的倾向。他的弘道论别具特色，主要是提出了帝王统道的“道脉谱论”，以代替理学以儒生统道的道统论;并提出“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的思想，主张不受宋儒说经的束缚，从汉唐诸儒对儒家经典的注疏中求得圣门本旨。由此尊崇汉儒，重视训诂注疏，开清朝汉学之风气，给后来的汉学复兴以重要影响。唐甄提出“凡为帝王者皆贼也”〔9〕的思想，其对封建帝王专制主义的批判，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其思想的一大亮点;唐甄在治学中，重视事功，批评程朱理学，主张道不离欲，把道德原则建立在实事实功和客观物质欲望的基础上。其对理学的批判，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风尚的转移，由重道德自律转向事功之学和关注人生日用。唐甄并提出心为本，经为末，五经不过是明心之助，四书重于五经的思想，而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方面体现了唐甄的社会批判、启蒙和实学、心本经末的思想，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和巴蜀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清中叶著名思想家刘沅的学术思想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蜀学的面貌。其对理学的扬弃，对三教的融合，对经学的“恒解”，既具时代精神，又呈现个人特质。由此表现出既与理学、清代汉学不同，并对二者提出批评，又不完全舍弃，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深厚的理论积淀。刘沅创造性地提出先天、后天说，这是对理学的扬弃和发展。刘沅不仅批评理学流弊，这是他思想日新的表现而具有时代性，而且在对理学批评和扬弃的基础上，也予以继承发展，并非一味反对。刘沅重视人情，又以天理为指导，是在价值观上一定程度认同于理学的表现。刘沅对理学的经学观也基本认同和肯定，在这个过程中他阐发自己的新思想。同时，不论自觉与否，刘沅都不能完全摆脱一代学术思潮理学对他深刻影响，客观上对理学有所承袭和发展，使之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色。
近现代巴蜀哲学在批判传统中走向
兴盛而具有新时代特点近现代巴蜀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是在批判传统中经过转型走向兴盛。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动，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有古老传统的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劫难和掠夺。先进的巴蜀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一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另一方面批判继承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并且提出自己的新思想，使巴蜀哲学得以转型和兴盛。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巴蜀地区社会文化和哲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廖平的经学思想包含着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他在经学二变中提出“尊今抑古”的思想，认为古文经学乃刘歆等所伪造，并认为孔子“微言大义”的真谛是托古改制。这两点见解的政治意义要大于它的学术价值。古文经学在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也是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重要理论基础，一旦被廖平宣布为伪造，这对打破两千年来无人敢疑、无人敢违的旧传统，把人们的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具有思想启蒙的积极意义。廖平根据时代的要求，强调托古改制，因时救弊，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主要是借孔子这个历史权威来表达改革现实社会的政治主题。出生巴蜀的青年才俊以极大的热忱接受新思想，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积极投身到变法革新的运动之中。有的走出巴蜀之地，到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学习先进思想和参加革新斗争，甚至远涉日本等地留学，这其中包括涌现出来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三位重要人士:被称为“六君子”之一的变法志士杨锐，有清末“新学巨子”之称的维新改良思想家宋育仁，以及被喻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民主革命者邹容。他们都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法制、进化等新思想，为中国的社会革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邹容撰《革命军》，集中体现了他反封建专制制度和他的自由、民主、革命等思想。吴虞以西方平等观与法治思想批判儒家礼教，以西方三权分立与学术自由思想批儒家专制主义，以西方独立、自由、平等观批判儒家孝本论，以西方男女平等思想批判儒家男尊女卑论，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以辩证方法和历史唯物论观点以及现代阐释学的原理，审视吴虞对孔孟之道或儒学的批判就可以看出，其批判是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存，而不应作片面的理解。郭沫若通过对孔子思想批判的反思，得出了与批判者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潮流与同情人民解放的，孔子大体上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孔子的“仁”是人道精神，孔子主张开发民智，孔子所讲之“命”是自然界的必然性，从而对孔子思想做出肯定性的价值评价。但郭沫若坚决反对宣扬复古思想。蒙文通以理气分合的哲学观批评朱熹、王阳明;认为陆象山得到了思孟学派的真传。而且他在服膺列宁哲学后对理学有了新的评价，具有调和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倾向;并肯定罗钦顺等的气本论，批评“先天论”，契心于陈乾初、王船山的“发展论”。不管蒙文通思想如何变化，他对孔孟思想的推崇却是一贯的。巴蜀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和唐君毅均是我国学贯中西的著名哲学家。贺麟在文化哲学观上，不仅有选择性地批判西学，同时主张复兴中国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的近现代科学、民主等先进思想，特别是提出了复兴儒家文化，必须与西方文化融通，主张大规模地、无选择地输入西洋文化学术，以西方的哲学、宗教、艺术来发挥、充实和发扬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而且在本体论、伦理道德观、认识论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创见，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以及研究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唐君毅构建起了一个关于哲学、道德、文化思想的庞大理论体系。它是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包括以儒家的心性哲学、伦理道德等为根基，融合中西印文化而成。在文化意识方面，唐君毅有着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开拓性的创新。就整体而言，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与全国近现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基本同步的。其主要表现于:除实证论之外，几乎所有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无不在巴蜀哲学家或思想家那里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巴蜀近现代哲学还具有自己的特质和新时代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研究成就突出;二是现代新儒家思想凸显;三是中西哲学思想融会贯通;四是批判孔孟之道方面涌现出了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学者，这就是吴虞先生。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先经学哲学，再政治哲学，后理论哲学(凸显哲学的学术性)的过程。这即是巴蜀近现代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爆发，各种西方思想纷至沓来，马列主义也被介绍进来，在近现代巴蜀大地得到了广泛传播。1919年夏天，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王右木在成都成立了马克思读书会，马列主义开始在巴蜀传播。抗日文化主将、马列主义者郭沫若运用马列主义思想对先秦诸子哲学思想进行考察批判，并且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研究历史、文学、戏剧等，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影响深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巴蜀之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巴蜀地区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
巴蜀文化论文篇5
一、巴蜀文化的概述
（一）巴蜀文化的范围界定巴蜀文化作为有五千年以上历史丰厚文化底蕴的区域文化，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合称。巴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和东亚大陆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对于巴蜀文化的界定，首先是空间范围。“巴”的范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蜀”的范围：“其东接于巴，其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1］。”由此可以发现巴和蜀的范围极其辽阔。《禹贡》中“华阳黑水为梁州［1］”，意即秦岭以南的大西南地区，包括现今大西南的主体地区。其次是从时间范围：从远古至今在巴蜀大地上发生、发展起来的文化。
（二）巴蜀文化概念的由来巴蜀文化概念的由来其一是因1929年出土存放在燕家院子的玉器、石器被发现。1934年葛维汉和他的助手林名钧收到郭沫若的回信中提出：“西蜀文化长期以来一直与华北和中原文化接触，在殷王朝，甲骨文上就有‘蜀’称，武王伐纣时，蜀人协作周王作战［2］。”谭继和提出郭沫若是第一个研究“巴蜀文化”概念和主题的人［3］。其二是抗日战争时期，以著名考古学家魏聚贤为代表的文人考释了在四川的一批纹样和形式都比较独特、和中原地区有明显区别的青铜器，论证了巴蜀地区特殊性的存在，首次提出“巴蜀文化”这个概念。
二、巴蜀文化含有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概况
要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恒的魅力和时代风韵，就必须深层次挖掘出中华优秀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巴蜀文化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之一，将其丰富的教育资源适当运用到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可以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以及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另觅一片新天地。
（一）地域角度巴蜀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成都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据实地调查研究整理发现，该地有五处被评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而东方雾都——重庆则有三处世界遗产。因此，巴蜀地区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见表1）
（二）人与文化传承的角度巴蜀地区的教育资源可以直接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并成为“活教材”。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解决大学生思想上的突出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学习和了解巴蜀文化与艺术，可以提高大学生文化保护自觉性。（见表2）
三、巴蜀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一）有利于培养高校大学生重艺非重气的精神巴蜀地区具有善于注重技术学习的优良传统，推崇将技艺运用到实际。川人注重技艺是其谋生的手段，同时也是平衡心理和个人修养的重要因素。而巴蜀地区传统技艺的学习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精神，而“知行合一”正是传统技艺认识的理论基础，也是传统技艺发展的重要机制。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创新型”人才发展的源流，而传统技艺学习的同时也是践行真理的过程，传统技艺的实践加强了大学生对巴蜀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大学生在深入理解巴蜀文化的基础上践行真理。而将川人重艺的精神融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在强化专业知识的同时，也需要学习更多的谋生技能，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有利于大学生形成开拓进取和自强不息的品质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缺少先锋者，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希望，是新时代的先锋者，更需要传承古蜀人开拓进取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由于现今社会建设者传承了古蜀人开拓进取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国家在“逆境”中才不断地发展。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重要支柱，身兼重任，因此更需要这样高尚的精神作为动力和方向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巴蜀文化不仅能够引导大学生传承古蜀先民开拓进取的优良品质，而且还会成为帮助大学生正确面对人生逆境和挫折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是人们几千年来固定下来的最深切的感情，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具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和意识。以杜甫、薛涛等为代表的巴蜀诗人将自己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寄于诗中，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2019年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深刻阐述了爱国主义精神对青年大学生的时代价值。正因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所在，因此四川便有“川人从不负国”的豪情。在2019年3月凉山特大火灾，三十多名牺牲的英雄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一部增强巴蜀高校大学生乃至全国大学生爱国主义的优秀“活教材”。
四、巴蜀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有效路径
巴蜀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告诉我们，中华优秀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中华优秀文化教育需要的一次重大转变性实践。因此，巴蜀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具体途径和实际方法的探索,其意义和价值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非常重要。
（一）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巴蜀文化教育的作用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一个民族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文化的强大精神支撑力。因此，教育部门应顺应国家发展潮流，响应国家号召，重视巴蜀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教育主管部门作为领导者和宣传者，应采取相应的行动，正确认识巴蜀文化的价值。只有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才能真正让巴蜀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得到散发，从而进一步把巴蜀文化中的优秀品质传递给学生。
（二）在高校建设一支优秀巴蜀文化教师队伍教师不仅是大学生思想上的领路者，更是生活和学习上的良师益友。应成立巴蜀文化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的优秀教师培训体系，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源头活水”。在进行相关测评后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教师进行表彰，切实为学生树立好榜样。其次对高校辅导员展开巴蜀文化的宣传教育，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中属于骨干力量［4］。这样不仅可以传承和发扬巴蜀文化优秀品质，还能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
巴蜀文化论文篇6
巴蜀园林讲求小中见大，这也使得巴蜀园林的行路及回廊的建造有着更为独特的方法。蜿蜒的行道，曲折的回廊，每一处狭窄的地段却总能有一片开阔的视野。面山望水却也不失园内风光，或见白练腾空或似烟波浩渺，山水清幽如画，园景淡雅如玉。这不仅是巴蜀园林艺术的小中见大，更是巴蜀建筑与园林、山川小中见大的结合，也是对中国古典园林“借景”手法最非凡的升华。
二、巴蜀园林山石
巴蜀园林多为开放式空间，抱山环水。经过千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自然山水为主体和代表的园林群落。山石流水在巴蜀园林中所占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不分地域、大小，巴蜀园林都有它独特的表现手法。巴蜀园林的山石不仅师法于自然，还有着对自然山川的至高崇拜。《园冶》所说的：“片山有致，寸石生情”在巴蜀园林中尤为重要。巴蜀之地自古便是四塞之国，对山川的敬畏更是贯彻到了巴蜀园林的造园艺术之中，园中山石传情，园外山石传神。巴蜀之地的名山大川，正如“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牧，冬山惨淡而如睡”，巴蜀园林之山石出于自然，源于自然更胜于其他。
巴之地园林依山而建，蜀之地山石因理水而造。巴蜀园林追求自然曲折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特征之一，几乎贯穿于所有巴蜀园林的造园手法之中。身在巴蜀园林之中，不仅能观假山叠石，曲折蜿蜒更能赏名山大川，峰峦叠嶂。视觉效果上大小相间，疏密有致，也暗合了小中见大的造园思想。亦正如点点浓墨挥洒在这水墨丹青之中，尖锐而苍茫。
三、巴蜀园林流水
流水，在中国古典园林中与山石并为基本要素之一。而在巴蜀之地，园林流水却是胜过山石的。有如望江楼观锦江，点易洞临长江，或是青羊宫沿南河之景，或是开湖引水入园，如文君井、武侯祠，巴蜀园林正可谓是无水不园，无水不欢。如同山一样，巴蜀园林的水也是自然之水。正是“水，活物也，其形欲深静，欲柔情，欲，欲回环，欲肥腻，欲喷薄”。巴蜀园林之水，如同有了灵魂的活物一般，妖娆而多情，极具灵气。如若园林引水造湖，便是与园中山石交汇成面，且巴蜀园林少有园中造山之举，以水造景多池沼湖泊正是巴蜀园林的又一特点。将园中之水分散而用，更能有助于获得朴素而自然的情趣。
中国山水水墨画以“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为基础。绘画如此，造园也如此。巴蜀园林的先天自然优势，更是其他中国古典园林类型所不能比拟的。无论是带状水系还是园中所开凿的些许小池，都是那一笔笔画龙点睛的湿墨，让巴蜀唯美的山水画卷多了一份娇媚。
四、巴蜀园林花木
巴蜀园林之中的花木配置最有特色的莫过于竹林与花卉。巴蜀之地随处可见竹的身影。竹之劲节，如巴蜀气节之劲；竹之虚空，如巴蜀谦逊之风。望江楼的竹林园闻名全国，武侯祠“梅兰竹菊”四友相得益彰，竹林“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给巴蜀园林平添几分淡雅之气。唐宋时期，巴蜀园林以繁花似锦著称，每一个园林，都是富有诗情画意的花木之地。杜甫有诗赞曰：“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巴蜀园林中的花卉品种繁多却多带地方特色。蜀中的芙蓉，海棠；巴地的山茶花都是造园之中不可或缺的良品。园中花卉种植不同于其他园林的是多用丛植的手法，少用点种之法，为的是能让园中之物更亲近于自然，园林亦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说到花木不得不提贵为中国古典盆景五大流派的川派盆景。这也是巴蜀园林花木最为突出的成就。无论是规则还是自然的造型都是经过大家蟠扎而成，花卉盆景多是规则性蟠扎，树桩盆景则以表现地方树种的自然形态为主。川派盆景幽秀险雄，多以瘦、澜、奇、皱之石为之，正是对巴蜀文化的一种宣扬。花木隐于建筑之间，现于山水之上，或似淡墨挥洒于画纸之上，美轮美奂。
五、巴蜀园林的书画墨迹
巴蜀园林的书画墨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园林之内，文风浓郁，以题景、楹联、匾额、碑记、字画融史、诗、书、画、景于一园。中国古典园林之中以巴蜀园林的楹联匾额保留最多。武侯祠的醒世深思，草堂的遗古绝句，文君井千秋佳话，点易洞周易理学，都在巴蜀园林之中留下了一笔笔旷世的书画墨迹。笔墨文字可观巴山千奇，蜀水万里，亦可得醒世之思，千古佳构；园林之外，青山绿水，园林遁于自然，归于天地，宛如大家几笔挥毫。自古以来便有诗画同源之句，巴蜀园林的构筑更是显得境中有画，画中有诗。建筑、山水、花木相辅相成，调和互补，犹如水墨画中的浓墨、淡墨、湿墨、干墨，是画卷更是一幅山水诗篇。巴蜀园林的美正如一首无言的诗词，亦如一幅绝美的丹青，造就成了一个伟大的综合艺术作品。
结语
巴蜀园林的写意手法也是对巴蜀文化及美学思想的传承，以巴山蜀水为画布，花草虫鱼为墨笔，每一个巴蜀园林都像是一幅出自大家之手的绝美丹青。巴蜀之地，风景优美，可以说巴蜀园林对于自然美的追求达到了无可比拟的境界，这是中国其他古典园林类型所不具备的。如何将巴蜀园林之中领悟到的自然美和水墨意味带入到现代设计之中，也正是我们应该反思和尝试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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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论文篇7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为其“六王毕、四海一”的百年霸业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秦并巴蜀之后的百余年间，秦对巴、蜀两地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措施，并先后在此设立皆直属于朝廷的蜀郡和巴郡。在巴地秦以分封旧贵族借助他们原有的影响和势力实现间接统治，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为秦二十四等爵中的第四级），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产出?凡及苏啥?撸?τ鹑???！?3]同时也在巴地于“赧王元年，置巴郡，治江州”[1] 有限的推行郡县制。在蜀地，《史记·张仪列传》载：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壮）相蜀。”[4]这其后秦三封蜀侯，蜀侯三反而见诛，终罢蜀侯而置郡县，设郡守。在蜀地推行全面的郡县制，而后秦又因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以此削弱蜀国旧贵族的影响，从而使蜀地全面的接受了秦制。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在巴蜀地区，最初仍设巴蜀二郡，对巴蜀进行分治。到高祖六年时割巴、蜀二郡各一部分，新置广汉郡。西汉建立初期，曾先后将所属领土的一大半分封给异姓王和同姓王，但鉴于巴蜀两郡的重要地位始终未将巴蜀之地分封给诸侯，该地区被划为“天子自有” [5]之地。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割巴蜀二郡的西南置犍为郡（今宜宾市境内）。其后又置沈黎郡（今汉源县北）、越西郡（今西昌市东南），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今汶川县西南）。于是巴蜀地区便成为“巴、蜀、广汉、南[ 南郡：大部辖境在湖北，四川地区仅领巫县。]、沈黎、犍为、越西、汶”[6]八郡之地，一直到王莽新朝，巴蜀两地的行政隶属关系都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动。东汉早中期仍承西汉旧制，朝廷直接辖郡，两郡之间互不隶属。直到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焉据巴蜀自立为止。
（二）秦汉巴蜀文化的发展
从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在巴蜀地区的政策上应该看到，在秦并巴蜀后先后设置巴、蜀两郡，实际上是对先秦时期蜀文化和巴文化在行政区划上的认可，同时郡的建立，使同一郡内的居民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感加强，同时也促使两地文化特色的进一步鲜明。这也是之所以秦在统一巴蜀后，巴蜀文化没有因此而消逝，反而更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时，秦于成都“修整里?，市张列肆”[1] 使秦风大化于蜀。到两汉时，蜀地学子塞道，汉赋中的大家诸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都是蜀郡人。这一时期可谓是蜀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时期，蜀郡的私人著作也多见称于世，汉武帝之后有15部之多，仅次于京兆尹，居全国第二位。而今重庆直辖市境内却没有一位五经博士，更无著作问世。[7] 《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u，柔弱褊?”[5]应是蜀文化的写照，这也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言蜀为“西秀彦盛”之地是一致的。与“蜀有相”士人比肩接踵相较，“巴有将”的巴人仍然保持其勇敢善战的本色“初为汉先锋，陷阵，锐气喜舞”[1] 这种军乐舞后来由汉高祖命名为“巴渝舞”并加以推广；[5]“（巴）人多悍勇，县邑阿党，斗诉必死，无蚕桑，少文学”；[1]即使征募到汉中或成都作连弩士或助郡军的巴人，“其人性质直，虽徙他乡，风俗不变”这些巴人的性格特性明显的表现巴文化特征。
在秦汉时期，对巴蜀地区各种政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这一时期有计划的向巴蜀地区移民。秦本意是向巴、蜀两地移民以削弱两地土著的势力，可这些移民却因“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4]所以在这一时期迁入蜀地的秦人和六国贵族、豪强，带来的不仅有中原先进地区的生产方式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蜀地因此也先于巴地接受中原文化。同时巴蜀两地的分治造成了巴地的经济在这一时期缓慢发展，如李冰任蜀守时期，其在蜀地大兴水利，修建了造福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在蜀地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蜀地农业大为受益。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蜀地文化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秦时蜀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蜀文化在汉代结出丰硕的成果是有着巨大的贡献。
在秦汉时期两地在行政关系上的互不隶属，这对巴蜀两地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比较突出的。在汉景帝时担任蜀郡太守的安徽庐江人文翁，其在蜀郡大力推行文化教育，彻底改变了蜀地的蛮夷之风。他一方面选拔蜀郡的张叔等18人外出游学于中原，既学儒家经典又学习中原律令，在取得“博士”资格后回蜀担任教授和地方官。另一方面他在蜀地首创官办学堂传播儒家经典。《汉书·循吏传》卷89载：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以孝弟力田。”[5]《华阳国志·蜀志》称“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做石室，在城南”。[1]自此蜀中学风大振“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1] 这成为了蜀文化赶上中原先进地区的关键一步，也是从汉代以来蜀地文人辈出的起因。但由于巴、蜀两地互不隶属的行政关系，蜀守兴学之举也就很难对巴地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巴文化在两汉时期相较蜀文化的飞速发展显得停步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纵观整个秦汉时期巴蜀二地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从而造成了两地文化在并入中原文明后仍在其各自不同的轨道上发展着，成为了历史上巴蜀文化差异产生的重要渊源。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概况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氏派军攻灭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结束巴蜀地区的割据，两年后司马氏建立西晋。晋王朝更是鉴于巴蜀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割据，便在巴蜀采取了一系列以“分”为中心的措施。首先，在兼并了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后于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将益州分出七郡新置梁州。梁州辖汉中及包括江州在内的绝大部分巴地，统治机关设在汉中的南郑。以达到梁、益二州的互相牵制。接着，西晋又进一步缩小益州的权限，从益州分出南中四郡设置宁州，又贬益、梁二州为“轻州”，刺史不再兼作将军。另又置西夷校尉府统兵，来牵制地方政府。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东晋攻灭“成汉”政权收复巴蜀，仍在巴蜀地区设梁益二州，梁州辖汉中及巴地，益州辖蜀地。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我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刘宋政权在取代西晋后仍在巴蜀地区设益梁二州。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南齐在统治巴蜀时，仍置梁、益二州。到梁、陈时期巴蜀地区先后被分割为10余州，最多时达20余州，[6]行政区划十分混乱，各州政府皆直属于朝廷。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都是作为两个独立且互不隶属的行政区存在着。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文化的发展
晋代蜀地“?|绅邵右之畴，比肩而进，世载其美”、“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述”[1]，在巴地依然是“风淳俗厚，世挺名将。”[1] 在魏晋之际，原来流行于巴地的“巴渝舞”由于脱离民众而成为上层舞曲，失去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古老的“巴渝舞”到晋代时已演变为了“宣武舞”[8]，并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形成了“晋及江左皆制其辞”，直到南朝宋时“止革其辞与名，不变其舞，舞相传习”。[9]并且此时巴地还存在着独特的建筑方式，汉晋以来巴地的居民“遂狭山傍谷，依树积木，从居其上，名曰干阑”。[10]这种干栏式建筑是巴地所特有的民居风格，从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巴地独特的社会风俗和文化特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巴蜀文化在总体上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发展的相对缓慢。但由于两地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巴蜀两地文化的交流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加强，促进了巴蜀地区内的文化发展。如在魏晋时期巴蜀两地的史志文学的成就在全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巴人陈寿[ 陈寿：（公元233—297年）巴西郡安汉人（今南充市北）。]的《三国志》，蜀人常璩[ 常璩：生卒不详，蜀郡江原县人（今崇州市）。]的《华阳国志》都成书于这一时期。同样是巴蜀分治，两地文化发展的差异在这一时期不是很明显原因有二：一方面自东汉末以来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对文化的破坏比之对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也更为持久。在巴蜀地区蜀地文化设施的破坏尤为严重，从而造成了巴蜀两地文化的相对平衡。另一方面，东汉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割据状态，巴蜀地区也是这样的。在这样的封闭状态下，文化的发展缺少了必不可少的交流因素。而这时期巴、蜀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比巴蜀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更为广泛和深入了。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州（治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1]，受荆楚文化的影响较大。靠近蜀地的巴西地区更多的受蜀文化所影响，因此其人“精敏轻疾”与巴东地区“上下殊俗，情形不同”[1]，并且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到巴蜀两地虽然在这一时期交流加强，但在整体的文化特征上是仍有一定差异的。
三、唐宋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唐宋巴蜀分治概况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撤消郡县制的地方行政建制，代之以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隋文帝为防范巴蜀的割据在巴蜀地区对其行政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在巴蜀共设有四十余州，各州直属于朝廷，下辖一百多县。在唐王朝建立后，将整个巴蜀地区划入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和嘉陵江以东的山南道境内。到公元733年，唐玄宗将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其中山南西道的大部分地区在今重庆市和川东地区境内。唐人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为“剑南三川”。[11]“剑南三川”便成为了巴蜀地区的主要行政区划。唐代巴蜀地区“人富粟多”，经济繁荣，是唐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所以在唐代，统治者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尤为看重，唐政府在岷江流域修建了11处水利工程，其中8处是为增加原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效益，扩大其灌溉面积而修建的，如“（高）士濂附故渠厮引旁出，以广溉道，人以富饶”[12]，这使得川西平原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同时修建了从都城长安到成都的驿道，加强蜀地与外界的联系。水陆交通也在晚唐时期得到开发，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航运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以上这些措施都促使了整个巴蜀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当然这其中蜀地经济的发展更为显著。岷江流域和出川驿道都贯穿蜀地。同时这也说明在巴、蜀两地中，中央统治者更看重蜀地的发展。巴地到唐代后期才在开发长江航道的过程中受益。因此在唐代巴蜀两地就经济上而言，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后人顾炎武在其《北直隶上引谷山笔尘》曾言“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持有蜀也，所以在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自秦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也。”[13]由此可以看出，蜀地对唐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也就不难理解唐王朝为何在政治上如此的重视蜀地的发展。
到北宋时，中央统治者最初也在巴蜀地区共设立了四个同级的行政区：“成都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6]其后基本未再改动，历史上简称川陕四路。[ “川陕四路”也就是今“四川”名称的来源之一。]依然对巴蜀两地进行分治措施。但到南宋时由于北方外族势力的南下威胁，南宋统治者于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成都设立四川制置司衙门。其长官由成都府知府兼任，使其成为整个巴蜀地区的最高军政机关，将巴蜀两地合并起来以共同抵御入侵。但到南宋后期时，由于蒙古从北面攻入四川盆地。巴地上连西蜀下辖长江中下游之咽喉的战略地位突显，所以到淳?二年（公元1242年）余?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将其统治机构迁到重庆府。[14]领导整个巴蜀地区的抗蒙斗争。在南宋后期时巴蜀地区的政治中心就从蜀地的成都转移到了巴地的重庆府了。
（二）唐宋巴蜀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代，蜀文化仍然保持其繁荣的状态。“管弦歌舞之多”，“人物繁盛”[15]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入传的蜀人达18位之多，而巴地竟无一人入传。[16]仅从两地士人的分布上的差距来看，巴蜀两地的文化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但两地文化在经历数百年的交流、融合，到唐代时巴蜀文化中的差异正在逐渐的缩小。在唐代蜀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再加之唐朝时科举制的实施和不断完善，使沉寂了数百年的蜀文化得以复兴，蜀文化在继汉代之后又迎来了一个高峰。涌现出了开盛唐一代诗风的陈子昂、天才绝伦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等一大批文人志士。安史之乱后“天下诗人皆入蜀”又为蜀文化注入了更多不同的因素，使蜀文化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巴地由于经济的相对落后，文化的发展也就不如蜀地了。
在经历了唐末战乱后，巴蜀地区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五代十国时期巴蜀地区统治者割地自立、保境息民。先后建立了前蜀、后蜀两个政权，使巴蜀地区远离了中原的纷繁战乱，政局相对稳定，因前后蜀时其行政结构也是“悉仍唐旧”，[4]这为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新五代史·王建传》记载：“蜀持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战乱。”[17]所以大批的各地士人纷纷入蜀避乱，使蜀中聚集了一大批教育文化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到来促进了蜀地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前后蜀时统治者一直都将西蜀作为其统治的重心，这里经过唐代的开发其经济发展程度相较于巴地要高出许多，而且在后蜀时，其宰相母昭裔捐私财在成都修建学馆发展文化教育。史料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母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18]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一事件宋人吕陶在其《经史阁记》一书将其与“文翁之石室、高公之礼殿[ 高公之礼殿：东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蜀郡太守高公建周公殿于石室之东，画远古君臣圣贤像以祭。]”并称为蜀学之盛冠天下的原因[19]。称其为“石壁九经”所以在这一时期蜀文化呈现了强劲的复兴趋势，而巴文化因统治者对巴地文化教育恢复的不重视。巴地也就很难从这一时期的复兴文教的政策中受益。
两宋时，巴蜀地区书院林立，人才辈出。北宋时蜀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其鼎盛时期。因前后蜀时统治者对蜀地文化教育的复兴，所以到北宋时蜀文化依旧保持着其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作为北宋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地，统治者也对蜀地进行积极的开发促进其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时期的蜀地商品经济发展尤为明显，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便出现于蜀地的中心成都。经济的发展加之文化教育的复兴，在北宋时蜀地“百花竟艳”，人才辈出，大批蜀人驰骋中原，蜀学堪与齐鲁并肩。“蜀党”和“洛党”[ “蜀党”和“洛党”： 北宋时，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师道自居，主张一切用古礼，其门人贾易、朱光庭等被称为“洛党”；中书舍人苏轼和吕陶认为“洛党”不尽人情，每加讥讽，从此程、苏二人尖锐对立，苏轼等人则被称为“蜀党”。]争雄于朝廷，亦展示了蜀文化雄厚的实力，在两宋时期《宋史》为巴蜀人立传者多达158人。蜀地“痒塾聚学者众”、“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14]。中江苏舜卿、眉州“三苏”、华阳范祖禹、井研李心传、丹陵李焘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故单就人才的分布而言仍以蜀地人为多，但在风俗上两地有了许多相同的地方。成都府“尚侈好文，民重蚕桑，俗好娱乐，民和俗阜，有古淳质风”[20]，这就与重庆府的风俗是比较接近的，虽然在三峡地区仍有楚之旧俗：“剽悍巧猾，不好文学”，但“其信巫鬼，重淫祀，与蜀同风”。[21]由这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宋时期，巴蜀两地除人才多少略有差别外，两地的文化习俗的差别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在巴地，其文化也在宋时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南宋后期将整个巴蜀地区的统治重心迁到重庆府后巴地的开发就更为明显了。巴地文化也借此更全面的、更深入的汲取到了外界的先进文化，这也成为巴文化飞跃的一个时期。
如果说在两宋时期巴蜀文化发展仍有差异的话，但经过南宋后期的开发后，到元朝建立时巴蜀文化的差异也已经不明显了，只是在偏远地区的风俗上还存在着些许差别。如在抗蒙斗争中巴地的顽强抵抗，使其果敢忠义的文化底蕴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巴蜀两地文化渐趋一同的发展潮流已是不可抗拒的了。当到元、明、清三朝时，统治者所推行的行省制就更顺应了这个趋势。在巴蜀两地实施的合治更进一步的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一同。
四、结 论
在明清两代由于四川地区经过元末和明末的战乱，土著人口损失严重。所以明清两朝都对巴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到清嘉庆时，时人陶澍在《蜀游日记》中记载“献贼（张献忠）屠蜀后，土著几尽，今则楚人半，而吴粤之人亦居其半也。”可见当时经过大规模的移民后在巴蜀两地外来移民在两地人口中都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在四川地区便造成了“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 清·嘉庆《江安县志》卷1]的新人口结构。这两次大规模移民，对四川地区区域文化的影响也就远远超过了政区划分的影响，原来以巴、蜀土著为基础而产生的巴蜀文化差异也就很难找到了。在明代巴蜀各州府的文献记述中基本上都是“民俗淳朴、好义多儒、好文尚礼”[20]等概括行语言，可见巴蜀两地文化在发展中存在的差异已无从谈起了，自此两地在文化上保持着大体一致的特征向前发展着。今天我们或许只有从成都、重庆两地居民的性格差异上看出今日两地文化的大同小异了。成都人传承了历史上蜀人“性情柔弱、典雅含蓄、头脑机敏、多礼尚文、喜游乐、重饮食”的特征。重庆人也继承了巴人“性情刚烈、热情豪爽、果敢忠义、重然诺、轻生死”的性格特征。这些差别的产生很大程度源于两地不同的文化底蕴。造成这样的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历代中央统治者为防范巴蜀地区的割据，人为的将同处一个地理范围的巴蜀两地进行分开治理，采取不同的统治措施，应当说是影响较为持久和深入的一个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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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论文篇8
巴蜀地区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和主经之地，自古与西南各族和南亚各国保持着密切交往，巴蜀文化影响了西南各族乃至南亚诸国，使巴蜀文化冲破了自身的地域特色进而具有大西南意义和国际文化交流意义。
“巴蜀文化”作为学术术语提出已近50年，郭沫若、卫聚贤、顾颉刚、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任乃强、缪钺、张秀熟、邓子琴等国学大师对巴蜀古史传说、古代历史、民族、学术、宗教和考古等方面进行开拓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划时代的成果。
在西南地区，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等素来是巴蜀文化研究的带头人，50多年来先后出版和发表了约450余种论著，巴蜀考古也获重大成果，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以成都“宝墩文化”命名的古城遗址发掘，三峡古人类遗址的发现，都凝聚了川大学人的心血。
1999年川大师生对三峡李家坝原始人遗址的抢救性发掘，被评为该年度“十大考古发现”。博物馆4万余件以巴蜀及西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物收藏，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条件。
四川大学早在1991年即已成立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并接受邵逸夫捐款修1000余平方的“中心”大楼。1997年开始的“211工程”，又将巴蜀文化研究列为重点建设课题。
巴蜀文化论文篇9
布莱克给现代化下的定义是“反映着人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文化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所谓文化现代化，是指人类特质全面而自由地体现和表达的状态。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伴随着人类知识的总量成爆炸性增长，人类的实践能力全面提高以及自然、社会和思维的障碍被广泛克服的社会状态而出现的。”
巴蜀文化的现代化，既面临传统与现代的融会问题，同时也面临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巴蜀地域特色文化的确立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巴蜀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文化传统受到挑战。
文化传统都是相对的，既承接传统而来，又在和其它文化的交流互动中获得丰富、发展。不断突破传统，这是由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的。文化传统是在一定社会条件和知识背景下形成的，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知识的不断丰富，文化传统会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和知识并得以重新解释，从而使文化传统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就会导致文化的形式和内容的变革。巴蜀文化的发展就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容纳新的时代精神和知识，不断丰富传统、改造传统的过程。
近现代的巴蜀，处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中，巴蜀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和其他文化相互激荡冲撞。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已进入先进的工业社会，而巴蜀地区仍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在从古及今的巴蜀文化诸发展阶段中，以农业文明时间最长。巴蜀农业文明的特征，就是传统巴蜀文化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特征。面对国家存亡，民族兴衰，必须要实现巴蜀文化的社会转型和实现现代化。社会转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文化转型成为必然。在社会发展本身的需要和外部工业文明的刺激下，自近代以来巴蜀文化开始了转型的历程。
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刺激着巴蜀文化的发展，形成巴蜀文化转型的动力因素。面对严峻的文化危机，人们不断探索巴蜀文化的出路。
1894年冬，刘光第上条陈“论战守与愿皇上权以图变法”的“甲午条陈”，比“公车上书”还早，就提出变法自强。他在政治上主张参用民权，设立议院，改革官制，希望“能如外国参用民权议院便好”。1898年3月，杨锐与刘光第等开蜀学会于北京四川会馆，杨锐与同乡京官商议，创办蜀学堂，招收四川籍在京人员，学习中西学业。他认为：“非讲习正经正史，择精语详，力求实际，则人心无由而正；非兼习西国文字，期能语西人之书，通西人之政，则风气无由而开。”而作为做过英法意比四国参赞的川人宋育仁，从救亡图存、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出发，在批判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古改制”的变法理论，主张用西学来解释中国古代的学说、典章和制度，力图说明西学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是合于中国古代圣人之道、先王之制的。他说，中国古代圣人治国之道，“其始务在富强，其术在六经，而《周官》尤备。外国未习其书而能得其意，故专勤其始务，而遂收其初效”， “先王创制之精，外国得其近似，而遂以致制”。所以，“外国富强之故”，乃是“隐合于圣人经术之用”的缘故。宋育仁谈复古以对抗顽固守旧势力，以便向西方学习，减少阻力。宋育仁特别推崇和赞赏西方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整体和君主立宪制度，他说“外国凡有举废，两院议成而后谋定，国主报可而施行。”
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实行“新政”，推动教育改革。四川先后几任总督积极推动，新政文化教育改革对近代四川的文化转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地处东亚，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富强的道路，留学日本成为一种时尚。这一时期，虽然有官派留学生，但更多的还是自费留洋的川中学子，他们告别传统的父母在不远游的旧俗约束，毅然抛妻别子，远赴海外，筹集学费到日本各类学校留学。
巴蜀知识分子长期被禁锢在封建文化的传统里，他们与西方文化一旦直接碰撞，就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吴虞在1905年秋留学日本，学习西方法律和政治学说，思想逐渐转化，形成了反孔非儒思想。吴虞对孔制的观念的改变，即起于“丙午游东京”。他在寄陈仲甫的信中说：“读贵报《孔子评议》，谓自王充、李卓吾数君外，多抱孔子万能思想。不佞丙午游东京，曾有数诗（题为《中夜不寝偶成》，载《饮冰室词话》）。注中多非儒之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梁任公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区区之意，岂好辩哉？”
巴蜀文化论文篇10
顺应时代的呼唤，公元2011年，“巴蜀画派”推广元年拉开了序幕。
引流古蜀文明 拉开推广大幕
2011年1月，有识之士推广“巴蜀画派”的大幕徐徐拉开。1月4日，四川媒体开始了对“巴蜀画派”长达2个月的大规模宣传报道。刘大为、吴长江等美术权威相继发表自己的看法，力挺“巴蜀画派”的推广，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一时间，美术界、评论界、企业界、收藏界、政界、军界等各界人士无不热议“巴蜀画派”的推广，纷纷出谋划策，建议谏言，为“巴蜀画派”的推广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舆论基础。推广工作还响亮地提出“巴蜀画派”的推广语：“源于古蜀文明，影响中国美术”。
2011年1月18日，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草案）》提交大会审议。其中关于加快文化强省的建设方面明确提到“扶持‘巴蜀画派’”。不久之后，扶持“巴蜀画派”正式列入四川省“十二五规划”。
在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的领导下，四川省艺术创作交流促进会主办的“巴蜀画派网”和《巴蜀画派》杂志（双月刊）成功创办。“巴蜀画派网”于2010年9月开通试运营并不断完善，设置了很多画家和收藏家喜欢的栏目。一年多来，网站的点击数量超过80万人次。《巴蜀画派》双月刊杂志于2011年1月创刊，每期100页，全彩色精美印刷，每期发行和赠阅数量为2.2万册。
汇聚艺术的力量
2011年3月18日，成都金牛宾馆娇子厅，四川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联合主办的首届“巴蜀画派艺术品鉴会”在这里隆重举行。这是推广“巴蜀画派”的一次盛会，300余位美术书法名家汇聚在这里，共同见证“巴蜀画派”第一批代表人物产生。上百位巴蜀大地优秀的国画家、油画家、书法家和版画家榜上有名。
在本土艺术家的强烈呼吁和各界人士的热心推动下，关于“巴蜀画派”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也在当日正式和公众见面。会场上，播放了有关“巴蜀画派”历史渊源的短片、专业学术短片和推选的代表人物，全面地总结了“巴蜀画派”的形成道路，阐述了推广“巴蜀画派”的现实意义。此次学术梳理是为“巴蜀画派”迎来崭新的发展未来而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
据“巴蜀画派艺术品鉴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巴蜀画派》总编辑李杰介绍，此举也是为了发现四川优秀的书画艺术家，鼓励艺术家不断探索，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为年轻艺术家的成长架设更大的桥梁，给予更大的空间。
品鉴会完美“收官”之后，面对接下来即将展开的具体工作，11位艺术家举行了一场激情洋溢的座谈会。会上，省美协主席阿鸽、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梁时民均表示，“巴蜀画派”的推广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省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戴跃说，“巴蜀画派”的形成顺应时代，推广更是深得艺术界的肯定。油画家何冠霖、郭玉川都表示要积极响应推广“巴蜀画派”的举措。国画家陈志才、邓敬民也表示，“一些全国知名书画家强调，不少巴蜀画家在全国的影响力还不够，所以要让更多的四川优秀画家在外面办展览，让他们知道四川艺术家的实力，这样‘巴蜀画派’才会有生命力。”
巴蜀画派精彩亮相
2011年5月5日和6月16日，“四川更加美丽――四川美术书法名家优秀作品展”相继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成都新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整个展览共展出136幅美术作品、79幅书法作品，由200余位在川及川籍美术、书画名家历时1年时间采风、创作完成。其中，画家戴卫、吴绪经、郭汝愚、梁时民等的作品深刻地表现了抗震救灾和从悲壮走向豪迈、自强不息、感恩奋进的精神风采，艺术再现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伟大壮举，深情表达了四川人民对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感恩之情。此外，国画家罗云的巨幅国画《从悲壮走向豪迈》尤为引人关注，成为画展的焦点。
14天在京展览，不仅展示了四川灾后重建新形象，也标志着我省重点文化推广工程“巴蜀画派”正式走向全国。
紧接着的2011年9月17日，一场主题鲜明、气势宏大、展品丰富的林跃藏獒油画主题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拉开序幕。这是全国首次以藏獒为主题的油画展。在此之前，巴蜀画派促进会曾3次组织林跃到美国的著名高校（哈佛、耶鲁、哥大）进行交流、展览，美国的主流媒体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都说这是很好的藏獒外交，很好地宣传了四川。
巴蜀文化论文篇11
雅安市荥经县，曾为古蜀王国边陲重镇。上个世纪，陆续在这里出土了一大批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而就是这些古蜀文明遗留下来的文物，却因为自己的不同之处，使人们对自己和三星堆文明“一脉相承”的身份，产生了疑问。
“和三星堆古蜀文物的比较中，荥经古蜀墓葬出土的大量文物，无论外形还是色泽，包括墓葬风格，都与三星堆的古蜀文物迥异。在同一文明，相同的文化背景下，文物的差别是不可能如此之大的。”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李炳中介绍道，“因此，有不少人觉得，雅安出土的古蜀文物，并不是古蜀文明的遗存。”
荥经古蜀文明到底是不是三星堆古蜀文明的一部分？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拨开这片迷雾，同样需要依靠荥经出土的战国文物。
残缺的证据
“卢氏戈” 显现解秘线索
良弓劲弩，皆出于韩。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素以生产兵器精良著称。秦国在兼并六国的战争中，十分钟爱缴获来的韩国兵器，常常将得来的韩国武器奖励给立有战功的将士。这类韩式戈在中原各国军队普遍装备，统称为“中原戈”。
1986年，荥经县同心村的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支青铜戈，戈上“七年，卢氏命韩岁厥工师司马队作余”的铭文，表明这‘卢氏戈’，就是在一位姓卢的官吏命令下，由韩国工匠‘司马队’完成的“中原戈”。
李炳中向记者介绍道。“公元前316年，秦军入川灭蜀，之后东进灭巴国。然后，对蜀国故地采取‘以巴治蜀’的策略，派大量巴人官员士吏西进，治理蜀地。这支戈，就是当年秦军带入四川，为秦任命的军吏所用；在重庆市涪陵区巴王墓，也出土了‘中原戈’，这可以提供一种可能，那就是古蜀文明后期受到了巴文明的强烈影响，进而产生了与三星堆文明的诸多不同。”
如果说在古蜀国灭亡后，因巴人治蜀而大范围入蜀的巴文化和蜀文化全面融合，这倒可以解释为什么荥经古蜀文物和三星堆文物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但是，“卢氏戈”所提供的证据，却有一个无法证明的缺陷。
“如果，这支戈是秦军灭巴以后，由秦人或者是巴人带回四川，那么就可以证明在战国后期，巴文明入川并对古蜀产生了影响，可我们却没有证据证明，这支戈就是自东而来，而不是从北边秦国入川的，因此，‘卢氏戈’所提供的证据是不充分的。”李炳中说道。
战国三铁证
荥经古蜀文明“身份证”
三件同时期的古蜀文化遗存，成为了拨开这一团考古迷雾的决定性证据。巴文化影响蜀地，产生文化融合，并导致荥经蜀文明和三星堆的“前辈”迥异，其直接证据之一，是同心村和南罗坝出土的文物“罍 ”。
据李炳中介绍，罍在古巴国故地重庆市也有实物出土。同一时期的同一器物在巴蜀两地同时出现，是对巴蜀文化互相作用进而融合，产生文明特点变化的重要证据。而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战国船棺。“这些战国文物都是在荥经同心村墓葬发现的。”李炳中介绍道，“这墓葬使用的是船棺，而船棺，就是巴人典型的墓葬形式。”
巴民族世代生活于长江流域，西迁至今重庆一带后，仍旧依大江而生，故喜水爱船，就连棺椁也是做成船形，形成了独特的“船棺”墓葬形式。在荥经发现的大量船棺，可以证明巴文明对古蜀文化的强大影响。但却无法说明在当时，雅安所存在的文明，就是那个延续了千年的灿烂古蜀。
那么，荥经古蜀文化，到底靠什么来“验明正身”？“很幸运的是，我们荥经的船棺内发现了‘巴蜀图语’印章！”李炳中说着有些兴奋，“荥经出土的‘巴蜀图语’印章，比全国其他地区出土的总和还多。作为古蜀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巴蜀图语’印章的大量出土，足以证明荥经的战国文物，确系千年一脉相承的古蜀文明遗存！”
巴蜀文化论文篇12
天府广场作为展示成都综合实力的形象窗口，作为成都城市形象的第一标志，市委、市政府已将其定位为文化广场，用于展示巴蜀文化主题，突出地域特色和城市个性。所以我们在设计“天府广场和谐太极景观”方案时，就以成都“天府之国，上善之都”的城市文化个性为主题，采用艺术设计、现代设计和工业设计相结合的方法，艺术地展示中华传统文化、巴蜀地域文化与现代时尚文化的交融，力图显示中国气派与巴蜀神韵。
广场地面景观以“太极云图”为主题，包括太阳神鸟、拥有两个鱼眼喷泉的太极云图、黄龙水瀑、12根文化柱等部分。
设计以“水孕文明――崇尚自然”这一成都城市衍生发展的自然哲学模式为理论基础，以“太一生水・水孕天府・悠久历史・文明城市”的成都城市文化发展路径为理念，以构建和谐成都、和谐四川，系统展示悠久灿烂的蜀文化十二体系为主题，以水为源、以人性为本、以文化为魂、以绿为美作为设计的指导思想。该方案采用艺术设计与工业设计、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方法，利用高科技表现手段，力图艺术地再现神奇的巴蜀地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融合，传统与时尚的结合，静态艺术景观与动感音乐声光的整合，充分调动公众参与性，让成都老百姓和海内外游客感受巴蜀作风、巴蜀气派和巴蜀神韵，感受民族文化的永恒魅力。
景观由三大部分组成：
一是以太阳神鸟为中心的和谐太极图案。“和谐太极思想”是中华和谐文化的原点，是古人有关宇宙生成论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西汉时成都人“西道孔子”――扬雄的“太玄”学曾对中华和谐理论作出过突出贡献。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标志，是追求光明、理想、和谐与智慧，生机勃勃、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的象征。该图案以太阳神鸟与和谐太极图的组合为主题，巧妙地利用地铁下沉式广场的自然地势，借景构筑为“太阳神鸟”居中照耀下的阴阳鱼相拥，源头活水相涌的太极图案，寓意天、地、人的自然和谐。中有二龙盘旋，象征中华民族文化的两大主体文化――黄河文化龙和长江文化龙。因为成都是长江上游古文明起源的中心，对长江文化龙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是巧妙利用广场的十二个大灯柱，设计为展现蜀文化十二体系的文化柱，由“水润天府”、“和谐天使”、“天下名城”、“古蜀文明”、“智慧诸葛”、“仙源故乡”、“文宗在蜀”、“锦城丝管”、“川肴百味”、“科教华章”、“巴蜀红潮”、“民族花灿”等十二大方面组成，同时还将配置展示十二大体系的艺术雕塑。这是成都文化史和巴蜀文化史上一连串光彩夺目的闪光点的再现，是蜀文化体系以载体形式出现的第一次全面展示，是成都旅游的宏观指南，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巴蜀文化论文篇13
主 任：曾德祥 邓卫中
学术组：组 长 谢桃坊
副组长 曾绍敏 迟乃鹏
成 员：冯广宏 徐志福 曹方林
邹礼洪 张 帆 纪国泰
学术顾问：蒙 默 吴天墀 王家祐
王文才 龙 晦 胡昭曦
张志烈 祝尚书 项 楚 陈国光
2003年12月18日蜀学研究中心成立会议于西华大学校园召开，出席会议者有四川省教委、省文化厅、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乐山师院、巴蜀书社、郫县文化局的领导及学者五十余人，西华大学学生代表二百余人列席。会议由西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蜀学研究中心主任曾德祥主持。西华大学校长罗中先作“弘扬蜀学为四川建设文化强省而努力”的讲话，他说：
新组建的西华大学文史学科聚集了一批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的教授和专家，有一定的基础。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云集了一批有名望的文史专家，学术力量强，与西华大学共建“蜀学研究中心”，开门办馆，服务社会，可以更好地促进学术研究和优秀文化传播。西华大学依托蜀学研究中心，有利于加强文史学科的建设，促进学校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罗中先校长继而介绍了蜀学研究中心的机构设置，提出“条件成熟时，创办《蜀学》专刊”。会上有六位学者相继发言，各自题目是：蒙默《蒙文通先生关于“蜀学”研究的意见》、王文才《蜀学的兴起》、龙晦《蜀学的特点》、谢桃坊《关于蜀学研究中心的工作建议》、迟乃鹏《蜀学研究中心的任务》、谢元鲁《关于创办〈蜀学〉辑刊的意见》。会后的中心工作是筹备召开首届蜀学研讨会。
2004年4月21日至22日四川省首届蜀学研讨会在郫县桃园会议中心召开，近四十位学者参加，收到论文三十余篇。西华大学校长罗中先致开幕词，表达了办好蜀学研究中心的愿望，希望加强与省内外专家的联系，做强西华大学人文学科。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隗瀛涛回顾巴蜀文化研究的状况，展望蜀学研究的未来，明确提出蜀学研究中心的任务是以传承文明，开拓创新为己任。他强调蜀学研究应该有自身的鲜明的特色，应该以蜀中学者个案研究为基础，开展断代的研究，或专门学科的整体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蜀学总论的研究。在会议中龙晦、龙显昭、祝尚书、谢桃坊、王定璋、曾绍敏、胡昭曦围绕蜀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蜀学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向熹、邹礼洪、邓经武、陈德述、张建锋、夏文光对蜀语的形成、古蜀先民的图腾崇拜、近代四川书院教育、巴蜀哲学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交流，张绍诚、冯广宏、徐宁、杨正苞、粟品孝、迟乃鹏、邓郁章、姚正等对蜀中学者个案研究作了发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李大明在发言中充分肯定蜀学研究中心的学术特色，建议设在四川师范大学的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与蜀学研究中心联手，共同为四川社会科学做贡献。此次会议为深入展开蜀学研究奠立了基础。
四川省第二届蜀学研讨会于2005年11月27日在郫县团结镇召开，参加会议者主要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西华大学、成都大学、乐山师范学院及宜宾学院各学术研究机构负责人及学者四十余人。会议由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康济民主持。蜀学研究中心主任曾德祥总结了中心自成立以来开展学术活动和完成的工作，勉励中心研究人员定期开展学术交流，编辑出版高质量的《蜀学》辑刊。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在德充分肯定了中心取得的良好的学术影响，宣布中心机构调整方案，希望更进一步整合双方力量，推进中心工作。西华大学校长罗中先希望西华大学与文史馆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流，围绕学科建设，深化蜀学研究，多渠道争取项目，扩大西华大学的影响。乐山师院税海模介绍了郭沫若研究中心的发展思路、队伍组织和学术研究运行机制。宜宾学院何仁富介绍了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开展工作、举办学术活动，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成功经验。成都大学邓经武对“成都学”研究作了交流。会议对蜀学研究的总思路、蜀学研究中心的发展，以及《蜀学》辑刊的出版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我们要全面开展蜀学研究工作是很困难的。当中心成立之初，我即坚持创办大型学术辑刊《蜀学》，以此刊团结省内外及国外学者，发表有关蜀学研究的论文，争取每年出一辑。谢元鲁先生支持此意见。他认为只要连续出版五辑，必将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否则这个中心将会流于虚设。为此我们全力准备出版《蜀学》。我认为蜀学的核心是研究蜀中的学术思想，计划组织关于蜀学理论、蜀学史、蜀学思想、蜀中学者研究和蜀学文献研究等方面的论文。辑刊定名为《蜀学》，每年刊行一辑，每辑四十余万字，繁体横排，标准十六开本，连续出版。此计划得到西华大学领导的支持，《蜀学》终于在2006年9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我谨写了发刊词以表明本刊宗旨：
蜀学乃中华学术之一，特具四川地域文化之优长。其肇起汉初，衍于晋唐；繁盛于两宋，至晚清而复昌。自近代西学之东渐，时与维新，在京师设讲堂以提新学，于川中办蜀报作时事平章。梁任公以专学命题，引为重视；蒙文通撰专文议论，愈益显彰。故渊源有自，名实相当。兹创辑刊，新辟园地，探讨学术，不分界疆。冀我蜀同仁，学界师友，域外方家，咸为支持，盛举共襄。为继承蜀学传统，繁荣中华学术，黾勉竭力，行建自强。夫自由独立，乃学者品格之展现；求新辩难，为臻至高境之直航。朴素谨严，倡实学之风；持理争鸣，为求真而商。岷山苍苍，岷水泱泱。蜀学事业，山高水长。蜀学之光，我辈弘扬。
此刊出版后因是关于蜀学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内容多样而充实，设计古朴典雅，甚受学界欢迎，尤其得到蜀中老一辈学者的大力支持。在《蜀学》辑刊出版后，为了总结经验，蜀学研究中心于11月25日在新繁北湖活水源召开工作总结会，西华大学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心副主任邹礼洪主持。中心主任曾德祥总结说：《蜀学》第一辑出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希望购买和阅读辑刊的读者很多；此后集中力量办好刊物，不断提高质量和水平，争取以刊物扩大中心的影响，以刊物团结学者，以刊物出好成果。我从学术的角度总结辑刊的成就与不足之处，强调提高质量，强调原创性，并通报了第二辑的组稿情况。西华大学地方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主任潘殊闲认为：蜀学研究与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发展研究都是很好的研究平台，在名称上占有优势，一定要很好珍惜，把它做好。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和西华大学文史教师围绕如何办好研究中心，如何提高论文质量，展开热烈讨论。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在德指出：蜀学研究一定要紧密结合四川建设文化强省的需求，主动介入地方政府的重大文化项目研究。罗中先校长最后说：《蜀学》刊物是旗帜，是蜀学研究中心和学校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代表性的产物，这杆旗帜不能倒，也不可能倒；希望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抓住这个特色，凝炼学科方向，清理发展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