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1
1．2方法
1．2．1教学方法
1．2．1．1确定护理实验项目
护理实验课程开设于2013年9月—12月（第六学期），根据学生调查结果甄选合理、应用性强的4项护理操作：皮内注射、肌肉注射、静脉输液、心肺复苏。
1．2．1．2实验方法
观察组采取基于问题的学习法和角色扮演法等。学校提供学习资料，学生观看电教视频，以4人～6人为小组在实验室模拟人上操作，各组写出情景设计方案，准备用物，进行角色扮演。操作完毕分享每组操作体会及扮演经验，其他各组护生提出问题，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随后由各组查阅资料，待准备就绪大家在一起讨论，写实验总结报告。对照组采用传统实验教学法，教师示教、看电教片、分组练习、写实验报告。其教学时数、任课教师等与观察组保持一致。实验项目如皮内注射、肌肉注射、静脉输液在真人身上操作考核，心肺复苏运用安妮复苏人操作考核。
1．2．2评价方法
1．2．2．1实验考核成绩评价
每次实验项目结束后统一考核，取4项实验成绩平均分。考核标准结合河南省卫生厅制定的《河南省护士岗位技能操作评价标准》及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制定实验考核标准，总计100分，包括：准备质量4项15分（物品准备、环境准备、病人准备、护士仪容仪表）；操作质量70分；爱伤观念15分（尊重病人、文明礼貌、主动询问及解释、爱护护理模型等）。
1．2．2．2自主学习能力测评
采用林毅研制的护理专业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量表。该量表的信度Cronbach’sα值为0．86，专家评议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较好。该量表总计28项28分～140分。包括自我管理能力10项10分～50分、信息能力11项11分～55分、学习合作能力7项7分～35分。
1．2．2．3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测评
采用大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量表（ALS）。该量表的IRA和CVI均为0．86，内在一致性信度为0．89。该量表总计21项21分～105分。包括学习驱动力5项5分～25分，学习目标4项4分～20分，深入学习4项4分～20分，控制学习4项4分～20分，扎实学习4项4分～20分。于授课前后对两组考核成绩进行比较和问卷调查。在使用以上两个量表前对25名护理本科生进行了预调查，自主学习能力量表Cronbach’sα值为0．83；ALS量表Cronbach’sα值为0．81，可以用来测量；效度评价征求了5位临床专家和教授的意见。
1．2．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讨论
2．1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组成部分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挖掘其潜能，促进学生“自我实现”。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以自身需要兴趣为前提，制订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法，并对自己负责。教师是教学资源的提供者，教师应无条件关注学生，能接受不同学生间的个体差异；对学生热情、尊重、关心；做好移情性理解等；并为学生提供没有拘束、有心理安全感、民主、平等的环境，学习气氛和谐、快乐。该理论强调通过如下方法促进学生学习：①设置问题情境；②制定学习合同；③合作学习；④其他如小组教学及讨论、课题学习、同伴教学、程序教学等。古素娥等研究指出，对临床实习护生实施临床护理辅导小课、护理查房、操作示范、制订学习合同、写反思日记等，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冯丽群等研究指出，为实习护生提供足够的教学指导、签订教学合同、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等多种教学方法，可充分调动护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教学质量。
2．2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应用
增强了爱伤观念护生的爱伤观念得分不高，与传统教学中护生多以模拟人为操作对象，忽视了对操作者的尊重、爱护有关。由于模拟人不同于可以自由表达需求的病人，不能给予护生沟通反馈，以致在复杂多变的临床环境中护生不能很快适应与病人的沟通，不能形成爱伤观念。而通过情景设置，与真实“病人”沟通，可有效发挥护生的沟通潜能。提示，护理教育者需注意将沟通技巧、护理礼仪知识潜移默化地渗透于实验教学中，以提高护生的沟通能力。
2．3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应用提高了护生自主学习能力
两组护生信息能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运用人本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学习，可促进护生主动查阅护理信息。在调查中观察组76％的护生熟悉国内主要护理期刊，能主动运用网站查阅文献，课余时间能自行学习感兴趣的知识，而对照组仅有37％。另情景设计、角色扮演使护生不能完全依赖教材，必须查阅资料，进行知识自主构建。该方法对学生学习合作能力有影响。护理工作提倡团队合作精神，护生需主动和同学交流，主动向教师请教，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交流，有利于提高护生学习合作能力。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2
（2）由于对第一任职需求认识不足，没有就业压力，又被限制考研等原因，部分学员学习价值理解有偏差，求知欲不足；
（3）三年级学员已经初步了解第一任职需求，对军事装备内容格外关注；
（4）信息化程度高，接受新事物速度快，习惯网络交流和学习等；
（5）军事训练较多，课下复习时间少，知识前后衔接困难等。针对学员以上特点，我们依据教育心理学理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运用皮格马利翁效应，激发学员学习动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将皮格马利翁效应引入心理学和教育学，该概念旨在教师对学生有积极良好的期望，学生的成绩就会有明显提高，从而证明教师的期望和鼓励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根据这一理论，作为军校教员，我们应该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并激发学员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毅力。针对90后学员自尊心强，渴望得到关注的特点，皮格马利翁效应的具体做法就是通过心理上的尊重，激发学员的内在学习动机。首先，面对学员出现的问题，要充分运用“赏识”教育手段，积极正面引导，少批评、少指责；其次，尽快记住每个学员的名字和特点，并在提问和点评作业时直呼其名，这样，让学员觉得你是真正注意到他，不是表面文章，学生才会接纳你的想法；再次，发自内心地关心学员、爱护学员，对于学员确实存在的毛病，可以在作业点评时提醒他们，既解决问题，又不失他们的面子；另外，遇到有学员因近几年的教学经验表明，上述措施的确可以满足学员心理特点，激发学员内在学习动机。
（二）基于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培养学员学习主动性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是以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的，其代表人物罗杰斯和马斯洛认为，在教育和教学中应该从学生的心理需求出发，以学习者为中心，发挥学生潜能，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这些思想对于军校教学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对于解决军校学员学习价值理解有偏差、求知欲不足和关注军事装备这两个特点具有现实指导意义。针对部分军校学员学习价值理解有偏差、求知欲不足的特点，我们在教学形式上，将学员置于主体地位。例如，在《激光技术》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主要采取两种方法：首先，通过提问、讨论和参与演示实验等传统方式将学员置于主体地位；其次，根据学员知识结构，合理设置疑问，引导学员从思维上，主动参与思考。这样，无论从形式，还是思维上，都是以学员为中心，从而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思维主动性。针对三年级军校学员已经逐步了解第一任职需求，格外关注军事装备的特点，我们在教学内容上，将军事装备融入教学。其具体方法：一方面我们针对专业基础课程的特点，将军校学员真正关心的、与专业知识相关的激光武器和激光装备这一“军事应用背景”贯穿始终，充分突出军校基础课程教学的军事应用特点，不断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则将后续激光装备课程中用到的知识，反复强调，提前帮他们做好铺垫。这样，学员时刻知道自己为什么学、怎么学，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就得以发掘。
（三）采用新颖教学手段，激发学员好奇心
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学习的内在动力，人和其他很多高等动物都具有强烈的认知好奇心。巴特勒曾经做过实验：将猴子放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内，墙上开两个窗户，分别涂有黄色和蓝色。每打开一次蓝色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实验室里人的活动30秒。猴子很快就学会辨别这两个颜色，不停打开蓝色窗户。对打开窗户这一反应的强化被认为是好奇心的满足。新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激发学员好奇心的有效方法。针对90后学员信息化程度高、接收新实物快的特点，我们在教学手段上，就可以与时俱进地引入能够促进学员学习的所有方法和手段。例如，我们利用Matlab软件，构建了多款GUI仿真平台，可以将理论与仿真结果实时呈现。另外，针对激光设备体积大，调试困难，不易搬进课堂的特点，我们借助信息化教学手段的优势，突破传统理论课程对实验演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网络虚拟实验引入课堂教学。这样，既可以增加学员对知识的形象认知，又可以让学员与后续实验课程前后呼应，同时，还有助于学员课下自主学习。在板书的书写方式上，我们也选取一些更为恰当的凝练方式，比如思维导图和图表等，从而清晰呈现整节课的思维过程，便于帮助学员理清脉络，记忆内容。
（四）运用正向迁移理论，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学习迁移早就为人们所熟知，我国古人就有“触类旁通”、“闻一知十”之说。孔子亦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些现象从心理学角度讲都是指学习迁移现象。教育心理学所研究的学习迁移，特指一种学习对于另一种学习的影响。实践表明，学习迁移对于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的提高均有重要作用。针对军事训练较多，课下复习时间少，知识前后衔接困难的特点，我们利用正向迁移理论，合理设计和安排教学内容，达到使学生的知识经验前后衔接的目的。例如，在《激光技术》课程中的调Q技术一节中，教材内容按照概念，原理和方法安排，学生普遍反映学习困难，原因在于该知识与以往知识结合不紧密。为此，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整合，以激光测距机的研制过程为主线，逐步引导学员利用前面的知识，分析和解决在激光测距机的研制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具体而言：首先，利用军校学员熟悉的武器装备和战争实例，引出调Q技术，激发学员学习兴趣；然后，引导学员利用《物理光学》的知识，分析激光测距的原理及其对脉冲激光的要求，得出调Q的目的；接着，通过引导学员分析前面学过的普通脉冲激光的产生机理，找到调Q的突破点———调振荡阈值，在此基础上，逐一分析调阈值与调损耗、调Q之间的关系，得到调Q的原理和要求，进而概括调Q技术的概念；再接着，利用学员前面所学的损耗机理和《光电技术》课程中光开关的知识，逐个分析调Q的方法；最后，在总结电光调Q特点和本次内容的基础上，再次提出问题，引出下节课内容。显然，设计后的教学内容始终以先修知识为基础，故而可以引导学生对以往知识进行前后衔接和运用，产生有效的正向学习迁移。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3
(二)教育管理过程中不容易发挥出管理者自身的素质
当前对于小学教育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于高质量的教师资源的缺乏，以及教学上存在的资源紧缺的状况也逐渐突出，影响了很多教师在教学优化以及深入研究探讨的过程。小学普遍出现的负责一线教学的教师资源紧缺，以及资金上、时间上普遍不足，这样很多小学教学过程中就采取大班教育，班级的学生人数太多，教学的质量也不好，这样的教学方式就和传统的教学方式没太大的本质差别。在这样的教学过程当中，就无法真正对于每一个不同的学生个体差异性进行关注，教学没有个体的微调，容易造成教学方式和内容的一刀切，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扼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二、探索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下以人为本的小学教育管理模式
(一)采用民主的人本主义小学教育管理模式，强调全员参与
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小学教育管理的发展的根本目标。小学的教育管理者和小学一线教学的教师，在贯彻执行相关的小学规章制度、教学制度上也需要彻底、自觉以及主动。但是学校在形成小学的日常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上，不能够完全忽视对于负责一线教学工作的教师的经验的主观感受。由于很多负责一线教学的小学教师，对于小学教育实施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更加清晰，所以可以更加不留死角地掌握当前小学教育管理所缺乏的一些层面。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都应该被小学的教育管理者所吸纳和整合的。小学的教育管理者要强调策略研讨上的全员参与性，教育管理的策略要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聚集一线教师的智慧，形成更好的教育模式。而这种人本主义的管理模式，也会对于一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起到更为积极的影响。
(二)要注意人性管理和制度管理之间更好的结合
小学要进行人本主义的管理，还要注意制度管理和人性管理互相之间的结合。过去的教学管理比较注意服从，这样在教育管理之下，会让一线教师容易产生消极应对心态，从而无法获得尊重和满足，在工作过程当中就不容易进行配合以及服从。而人性管理最为重要的就是让被管理的一线教师能够获得精神上的尊重，和一线教师平等地进行交流，进一步地取长补短，在情感上进行互动，最终可以促进教学管理制度令行禁止，一线教师更加配合以及服从。小学的教育管理者要更注意发挥一线教师的工作自主倾向性，并且能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最后促进这些小学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因此，管理者要更多地对教师理解以及尊重，最终以人性管理配合制度化的管理，促进小学教育管理的发展。
(三)构造更为浓厚的人文教育文化的氛围
小学的教育管理者要注意以人文本的观念，不仅仅是作为学校的管理者需要具备这样的管理价值观，更是一个文化养成的过程，从而用人本主义的机制以及方法对学校进行管理。小学的管理者要更加注意放手让负责一线教学的教师去探究一些新的小学教学方式，以及采用一些新的教学方法。一旦教学的管理者和一线教学教师在一些教学的方式、教学的内容上存在分歧的时候，不要采用传话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要注意采用一些平等的交流和互相沟通的方式，让一线教师能够想说、能说、有机会去说，不要轻易怀疑教师的一些创新观念和做法，也不要形成一些思维定势，不愿意和教师继续交流，最终造成了教学管理者和一线教师之间的嫌隙。这就是平等、互相尊重的人本主义教育文化氛围的培养和形成。这些宝贵的人本主义教育文化，对于小学生而言，也是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4
(一)贪婪、残忍与自私论俄罗斯电影《十二怒汉大审判》中没有明显的反面角色和正面角色，这部电影很好地注释了人性的多面性，每一个人物角色的背后都掩藏了一段或灰色或无奈的故事。十二位由抽签选出的陪审员在剧中可以定义为正面角色，因为他们肩负了公平和正义，有权决定违背了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准则或者是法律规范的人物的命运。从这个角度分析，陪审员被定义为正面角色，而车臣男孩被定义为反面角色。但是事实上影片为观众展示了非凡的艺术创作，观众根本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反面角色。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在社会尊重感和客观职位的背后都有一颗强烈的“私心”:第一位陪审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投出了一张挽救车臣男孩的反对票，他的科研成果被国家漠视、他的微薄收入被老婆抛弃、他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双重落魄被火车上大多人定义为疯子，只有一个火车上的单身母亲理解他是有价值的生命。
人本主义伦理学认为:自我中心构成了全部幸福的出发点，爱自己和爱他们是不冲突的，尊重自己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热爱和理解自己，是可以与热爱、尊重和理解他人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爱我自己与爱他人有着内在联系。火车上的单身母亲用“爱他人”实现了爱自己的幸福，而第一个陪审员用“爱他人”挽救了车臣男孩的生命。但是在某个生活细节上的表现，他们展现的贪欲可以用人本主义伦理学解释为“爱自己”，而且“爱自己”和“爱他人”是不冲突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促成的巨大的社会压力带来的精神迷茫。另一位陪审员曾经做过8年的墓地主任，他与墓地老太太和挖墓人合谋演出了不计其数的骗局，这里“自私”不能等同于“自爱”，因为他们只从能否从中获得好处这个角度观察，把别人的需求置于脑后，无视他人的尊严和完整性，他所看到的只是他自己。这样的自私被定义为一种恶行表现，贪欲、良知泯灭和掠夺让自己失去了“自爱”和“爱他”的完整性。尽管这个陪审员说他用这些钱修建礼拜堂、施舍墓地外的流浪汉、在自己的家乡修建学校，而且学校里有健身房、校车、带液晶显示屏的电脑机房，并声称只要有学校，没人在乎钱是从哪里来的。人本主义伦理学解释这种“自私”非“自爱”的人变得异常空虚并屡遭挫折，他必然是不愉快的，并忧心忡忡地企图从生活中获取他在巧取豪夺中所失去的满足。表面上，他对恶行做出了补偿，实则是缺乏创发性的爱的能量。因为暗恋死者，那位中年女人作伪证;因为地产开发商对利益的驱动，他忘记了死者是曾经为这个国家和民族作出过流血牺牲的军人;继母因为自私，无视继子被家庭暴力殴打的现实。剧中每一个堂而皇之的社会角色用人本主义伦理学的研究观点均可以定义为反面角色，因为他们对利益的追求超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自爱发展到极端就成了自私，并无视他人的发展需求。
(二)孤独的良心与自我呼唤《这个杀手不太冷》剧中杀手里昂与“坏女”马蒂尔达来自两个不同的孤悲家庭，两颗孤独的心灵走到了一起，我们很难界定谁是影片的反面角色，正如人本主义伦理学对于“自私”与“自爱”或“无私”与“他爱”之间的探究。人性的多面性必须结合伦理学研究才能做出多面性的解释。人本主义伦理学认为:人生活在市场经济中，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件商品而已，他已从他自身中分化出去，这正如某种商品的出卖者从他所想推销的商品中分化出去一样。他关切自身在市场上的成就，他专心致志地把自己塑造成为能被雇佣的主体，塑造成为在人格市场上能赚到大钱的商品。杀手里昂自从19岁跟随父亲踏入杀手生涯，经验老到、干练有效的业务素质，让里昂成为在人格市场上赚取好价钱的商品。反面角色是否有良心，他们的良心受何种力量支配，人本主义伦理学对良心做出了精妙的分析，区分为极权主义良心和人本主义良心。极权主义良心解释为:所谓好良心就是一种会使外在和内在的权威感到高兴的意识，所谓坏良心则是一种会惹权威生气的意识。好良心会使人产生幸福感，因为好良心意味着受到权威的赞许;坏良心使人产生恐惧与不安，因为与权威对着干，有被惩罚和唾弃的危险。而人本主义良心解释为:良心是自己的心声，是不受外界的权威支配的，所以良心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反应。当然这两种观点都属于人本主义伦理学。里昂不断地从老托尼那里接受新业务，挣钱后将钱交给托尼保管，自己置身于不同的旅馆内独坐在沙发上睡去。自从做杀手后他从来没有在床上睡觉，因为他觉得在床上睡觉有恐惧感，难以入眠。里昂惟一的精神寄托就是为他的绿色盆栽清洗和浇灌，但是这个盆栽犹如里昂自己的生命漂泊在世间，没有生根的机会。
里昂单调有序的生活是依靠老托尼运转的，当里昂为了救马蒂尔达破坏了极权主义良心所能允许的秩序范围时，他挑战了权威，最终被老托尼出卖，受到惩罚。人本主义伦理学将里昂的激变称为极权主义良心中的“坏良心”，因为他挑战了权威。因而，反面角色是有良心的，只不过这种良心的定义需要结合反面角色自身的处境加以考量，杀手里昂是黑社会秩序的维持者，同时他又塑造了黑社会一幕幕血腥的场景。用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观点解释，就是里昂用极权主义良心中的“坏良心”挑战权威，尽管他自身也是极权主义秩序的维护者。他不得不承认，当他竭力争取世间的财富、不顾一切地使自己成为在人格市场上赚取好价钱的商品时，他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丧失了自我，也就是说杀手里昂已经丧失了人本主义良心。从他开始杀手生涯到遇到小女孩马蒂尔达之前，他只具有极权主义良心中的“好良心”，也就是顺从权威的意识，完成一次次的杀人交易;当马蒂尔达以“女人”的身份闯入里昂的生活后，他才感觉到生命的存在和意义，他开始珍惜生命和自己的“女人”，所以最后时刻他开始转变用极权主义良心中的“坏良心”挑战权威，维护他的女人和生命价值。当然他受到了权威的惩罚，最后时刻倒在血泊中逝去。因而，剧中的反面角色是有良心的，但是如何提升反面角色的内质塑造呢?必须将角色与伦理学建立关联，用伦理学知识架构反面角色的内质，才能让反面角色展现“自我”，而不是一味地反衬正面角色。
(三)暴力行为与角色定位反面角色似乎离不开暴力因素，甚至暴力美学成为电影界颇具分量的表现形式。日本鬼才导演园子温创作了很多血腥极端的暴力角色，每个角色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伦理故事。人本主义伦理学对角色之间的暴力行为有很清晰的分类，譬如两个习武的角色之间的打斗属于娱乐型暴力行为，是不带有任何病态性质的暴力行为，行为的目的在于显示技能，而不是为了破坏，它不是有仇恨或毁灭的动机所引起的。叶问与弟子们或与其他武馆师傅们的武艺切磋属于此种类型。但是叶问为了捍卫自己或民族的生命与尊严，所采取的对立行为则属于反应型暴力行为，它根源于恐惧之中自然形成的行为。《沉默的羔羊》中见习生克拉丽斯进入地窖中与变态杀人犯野牛比尔的对立行为也属于反应型暴力行为，她的暴力行为源自随时可能被野牛比尔杀死的恐惧意识中。从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不难看出，前两种暴力类型基本属于正面角色的表现行为，叶问和克拉丽斯都是影片中的正面角色。《沉默的羔羊》中变态的精神病专家汉尼拔博士在临时管制的监狱中将送饭的两个狱警杀死，并将其中的一个狱警像耶稣一样悬挂起来。汉尼拔博士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面角色，他的暴力行为已经超出了为了生存而采取的理，这种行为不具有防御作用，人本主义伦理学将其定义为报复型暴力行为，这种暴力类型是典型的反面角色行为。《沉默的羔羊》剧中还有一位更加残忍的反面角色———野牛比尔，他是一个变态的杀手，极端地痴迷于用女人的皮肤缝制女性衣服。他杀死一个又一个身穿14码衣服的女孩，将她们的皮肤剥下来缝制那件带有菱形图案的裙子。人本主义伦理学将这种行为定义为补偿性暴力行为，这种行为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行为，这种创造性的活动是用破坏自己或别人的生活来超越生活，它的根源就是在于人的无能，它是为补偿这样的无能而采取的一种暴力行为。很显然，野牛比尔是一个有心理阴影的变态杀手，他暴力行为反映出在他幼年时代不和谐的伦理梦魇，他潜意识中的创造性活动完全是对生活进行有意识的主动破坏，一个不具有创造能力的人只想进行破坏，对于这些人来说，生活已经否定了他们本来可以明确表现出来的人的力量，他们需要的必然是破坏。补偿性暴力以病态的形式取代生活，反应型暴力则是为生活服务的，所以补偿型暴力是反面角色所为，而反应型暴力是正面角色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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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教育理论认为：人的自我实现则是人的潜能不断得到发挥的一种动态的形成过程。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创造最好的条件促使每个人达到他所能及的最佳状态，帮助个体发现与他的真正的自我更相协调的学习内容和方法，提供一种良好的促进学习和成长的气氛；因此，必须制定出适应的课程，培养作为促进者而不是权威者的优秀教师，来作为实现这一教育目的最可靠的载体。基于这些认识，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必须扮演好“两种角色”，一是促进者，二是提问者。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如何知觉和认识他本身是极为重要的，教学的基础之一就是帮助一个学生发展积极的自我概念。因此，人本主义教育家坎姆勃斯认为：“教师的任务不仅是规定、传统、模板、发号施令、欺哄，它也是管理存在的过程。这个角色要求教师是促进者、鼓励者、帮助者。”当好课堂教学的促进者，是教师的首要任务。其次，在课堂教学中，没有问题的学生不是学习的自然结果，没有使学生积极投入到材料中的教师不是教师。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知识水平，善于提出问题，扮演好提问者的角色，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充分发挥其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真正实现“自我”，体验到学习的快乐。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注意问题的形式，尽可能切合学生的兴奋点，以引起强烈的共鸣，实现教与学和谐统一；要主意问题的梯度，体现教学对象的个性差异；要以民主的态度组织好学生进行讨论，对于问题的解答，不追求千人一面，肯定有偏颇的答案，允许有不同的答案，鼓励有创意的答案。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树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人本主义教育理论极其重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的作用，它把教师角色定义为促进者、合作者、指导者、探求者。认为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过程，应建构新型的教师与学生合作的关系。从教师的角度讲，好的教师是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开始的，它是促进教学中的信息交流、认知期待和情感转换的一种情绪媒介，能够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要多一些宽容与理解，对学生的感受要多一些关注。在语文课上要努力为学生创设相对自由的活动情境，诱发学生的好奇心，鼓励学生大胆尝试，丰富学生的想象力，以培养学生的创造个性。可以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讨论，为学生提供思维摩擦与碰撞的环境，为学生的学习搭建更为开放的舞台。因此，教师必须不断追求教学艺术，在教学活动中一方面积极鼓励学生，热情参与学生的活动。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素养与教学艺术，引到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三、在教学活动中加强人文情感教育
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是一种唯理性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崇尚抽象、概括、提炼，崇尚逻辑思维能力，却忽略情感、审美情趣的介入，使最具有人文性、审美性、灵活性和创造性的语文教育变成了机械训练。为此，小学语文教师在课堂中要加强对学生的情感教学，注意培养学生悟情的能力。当然，情感是以认识为前提的，只有被感知过的事物，才能对这一事物产生一定的情感。因此，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时，不但要善于运用讲解的方法，讲清与文章有关的背景故事，更要引领学生体察、彻悟课程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情感。从而达到以理激情、情理交融的境界。小学语文在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过程中，要寓教于乐，使学生在阅读和欣赏时自觉地受到美的熏陶、提升人格、净化心灵，形成正确的人生观。此外，教学中，教师要创设一种与被感知对象相似的熟知的教学情境，以唤醒知觉表象，从而过渡到对认识对象的体验上。教师引领学生在感知描述性优美语言时，依据已有知识经验，在头脑中形成表象，像过电影一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从而透过语言文字达到领略作者表述之情的目的。也可以通过学生自己朗读课文让其从整体上感受文章中的人、事、景、物，引起情感反应，从而体验书中的优美滋味。
四、突出爱国主义，塑造健康人格
人格是个人相对稳定的比较重要的心理特征的总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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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心理学十分重视个体的经验，认为经验是人类认识与变化发展的基础，学习活动一旦与人的生活经验相联系，将是卓有成效的。由此看来，有意义的学习必须同学生自身的经验发生联系，由学生去体验时，才能产生。教学不是单纯地组织学科内容，还要在学生的生活经验中选择对学生来说有意义的内容，引导学生感受到学习材料与个人生活、人生目的的相关性，使学生在实际的情境体验中自我发现、自我充实、自我发展。
二、人本主义理念下的语文教学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
人本主义的观点为语文教学提供了心理学依据。语言是人自己的财富，人掌握、运用语言是为了传达他的体验、决断和情感。语言用来传达信息，语言的本质却并不完全就等于传达信息。“语言不仅只是工具，不只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之一种；恰恰相反，正是语言才提供了人处于存在的敞开之中的最大可能性”。
我国传统教学的最大弊端之一是较多偏重对学生逻辑认知层面的开发，偏重知识的学习，忽视了学生的情感体验。而学生的情感品质不能很好地形成，人格发展就会出现裂痕。具体表现有：第一，学生感受力下降。学生获得了对其所获取信息进行描述、推理与编码的能力，而同时也许渐渐失去了对人对事的感受能力。第二，认识兴趣的泯灭和扭曲。认识兴趣不仅是认知学习的动力，更是人的情感特征。可是在沉重的学业负担和心理压力下，学生缺少对事物的探究欲和好奇心。
对此，人本主义理念下的语文教学所持的理念是：语文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是学生。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成长的，单纯地着眼于认知活动与智力发展，人格是不能获得健全的成长的。语文的学习需要认知与思考，还需要赋予感情、做出判断。学生学习过程中丧失了学习的热情与喜悦，丧失了学习内容与自己情绪体验的关联，单纯地停留在语言符号、概念、逻辑上，学习就不能有效地展开。语文的三大主体内容识字、阅读和写作中，识字是为了阅读，而阅读只有内化到人的情感个性之中，融入人的生命之中，才能进入深层的心理结构，才能变为人的素质。一个有优良素质的人，在鲜活的社会现实中内心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后，将情感抒发出来，才能变成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既要进行各种认知活动，又要进行丰富多彩的情感活动，既把教学过程作为一种知识的教与学的过程，又把它作为一种情感体验过程。认知与非认知的和谐发展关系到学生整体生命的成长，忽视任何一方，人格将不能健全，语文教学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将无法发挥。
三、体验――人本主义理念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方式
1.字词学习――入境
由于小学生缺乏丰富的生活体验，光读抽象的文字不一定能有很深的体会。因此，根据小学生具体形象思维为主的特点，借助各种形象化的手段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帮助学生置身文本中，激发、引出和培育相应的情感体验就必不可少。主要手段有提供条件让学生动手操作、教师示范操作，提供形象直观的画面、图表、视频、音乐等。将文本与生活经验相联系，帮助学生实现对文本的感悟。
典型案例：教学“秋天来了”
我在教学“秋天来了”时，学生背诵课文，受平时习惯的影响，把“一片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读成“一片片树叶从树上掉下来”。对一年级学生来说，理解词语有难度。我并没有急于讲解，而是让他们到外面拾一片树叶回来，一只手拿树叶，一只手拿橡皮，同时放手，看有什么不同。学生说：“树叶轻，下落慢；橡皮重，下落快。”下落速度慢的，我们用“落”，下落速度快的，我们用“掉”，不用管物体的轻重。比如飞机降落，我们能说一架飞机重量轻吗？学生明白后，我又出了一组填空练习：太阳（ ）山、书从桌上（ ）下来。这样，学生再背诵课文就没有一个字读错了。动手操作，胜过教师千遍讲解。
2.阅读学习――移情
文学作品是对生活的升华，透过它，总能触碰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或激动快乐或惆怅伤感或迷茫失落。对这些情感的记忆或反省，将有助于学生实现人格的成熟。小学生情绪情感方面的特点是情感丰富、稳定性不强、易受感染。因此，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移情既符合其学习特点又是语文教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之路。
典型案例：教学反思“浅水洼里的小鱼”
“浅水洼里的小鱼”描写了一个小男孩以他的善良、执着，将被冲上海滩滞留在浅水洼里的小鱼一条一条不断扔回大海的故事。学习这篇课文的目标之一是让学生树立保护小动物、珍惜生命的意识。文章以讲故事的形式展开，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小鱼的怜爱，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同情之心。因此，通过反复阅读，课堂效果良好。可是就在学完课文的不久，我却看到了另一幕。秋游时，班里的孩子围在一个水池边，手上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蝌蚪和小鱼。他们有的将蝌蚪装在矿泉水瓶子里准备带回家，有的将垂死的小鱼直接扔在水池旁……
课堂学习显然没有对实际行动起到指导作用，知与行分离。这时我开始思考，人的“善”到底从哪来？记得，一次听全国优秀班主任唐老师的演讲时，他说道：“我们的老师有责任让孩子成长在一个道德情操高的班级集体中”。《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最新修订版）中也指出：语文课程应为提高学生道德品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积极的作用。
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不是从说教中来，一定要让孩子们亲身感悟，应该在“一种切身性的真实可感的伦理境遇中去把握伦理的脉络，体会伦理与生命的深深纠缠，由此而发生与个体当下生命处境的真实关联……个体生命自然地切入伦理叙事的芊芊脉络之中。”这种伦理与生命深深纠缠的真实生命处境，才是孕育儿童“善”的母体。
于是，我重新设计了一个情境课堂。将教室布置成一个水池，让孩子们扮演小鱼。随着老师的情境描述“小鱼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小鱼还会干什么呢？有的浮出水面吐个泡泡，有的跟朋友碰碰屁股，有的摇头晃脑跳街舞……”接下来“太阳越来越大，水越来越少，只能往几个深水洼里面游”， 渐渐地展开整个故事……孩子们将自己想象成小鱼，积极性非常高。水中游泳时悠闲自得，积极表达，水变少后面临挑战主动思考，快被“蒸干”时紧张恐惧，到最后“鱼儿们”拥挤成一团大喊救命。正是因为有了前面的悠闲，才有最后的恐慌，正是因为有了恐慌，才让学生们体验到“小男孩”是如此的重要。
正如体验教学的倡导者辛继湘老师所说，如果教学只是让学生认真听讲、快速记住现成的结论，而不经过学生趣味盎然的尝试，不经过理智的挑战和思维的碰撞，不经过多次质疑、自主选择、独立判断，不经历痛苦、茫然、失望、喜悦、满足等种种情感变化，没有对大千世界的独特感受和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切体验，那么，很难说学生真正掌握了知识、发展了能力，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更无从谈起，教学也就失去了它本应具有的更深层、更丰富的意义。
3.作文写作――抒情
随着知识结构的不断完善，到了高年级，学生作文基本能做到用词得当、语言流畅、层次清晰、结构完整、构思精巧，但却缺少更重要的东西：真实丰沛的情感、生动鲜活的灵气、细腻独特的生命体验以及与众不同、卓尔不凡的个性。最具人文性的作文，恰恰最缺少人文性，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重视了作文技能技巧的训练，却忽视了人文精神的陶冶。而作文中所蕴含的情感、灵气、个性又来自于哪里呢？
教师手记：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7
(二)最大程度满足教师的需求，做到以情动人
管理在民主化的同时，也要有人情味。这就要求幼儿园的管理者认真了解每个教师的个性特点、家庭情况，随时掌握教师的心理动态和需求，在教师工作和生活种遇到困难和不如意时，要主动进行开导和关心，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客服这些困难。解决好事关教师切身利益的事情，比如:工资待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子女上学等问题，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更好的投入到自我完善和教学中来。
(三)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做到真诚相待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难免会有摩擦和冲突，教师之间的相处也不例外。这就要求幼儿园的管理者，积极帮助教师进行心理的疏导，引导他们真正学会包容和体谅，学会进行换位思考，树立积极阳光、乐观向上的心态，把同事视为朋友、亲人，真诚得对待每一位身边同事的。举例说明，作为幼儿园的管理者，要将幼儿园的老师当成是圆周，自己则是圆心，如果没有了圆周，只有一个圆心是无法画成圆形。由此，园长要尊重并且信任自己的职员，改善态度。定期与幼儿园的老师谈心，采用建设性或征求性的口吻，比如:这件事这样处理是否可以?我们一起研究一下……让幼儿园的老师可以感受到尊重和信任的感觉。对管理方法进行改进，由小事做起，细细推敲。有一次，在组织某活动时，通知内容有一项内容:“要求:所有教职工必须在八点前到XX地方集合。”在发通知之前，领导人员认为这种是命令式的强制性的感觉，于是将“要求:……”改成“温馨揭示:请各位于……”，这样一点小小的改动可以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果然，老师们都觉得这样的做法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所以，多一点点真诚的关怀，多一点点相互的尊重，自然会带来管理效果的改变。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8
历经人道主义思潮、实践唯物主义以及实践本体论的争论，国内学术界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所批判，但是，由于这种批判主要局限于哲学原理或唯物史观的层面，以“实践”或“生产”为基础性概念而展开，而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学语境。事实上，开人本主义的解释思路之先的卢卡奇当时并没有看到《1844年手稿》，他主要是从《资本论》中读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在哲学原理和唯物史观层面，卢卡奇和我们持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的许多学者并无根本分歧，我们甚至可以由实践唯物主义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释。因此，暂时撇开一般的哲学争论，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关系入手，通过一些具体的文本学分析，或许能为上述争论理出一种新的场地。
一
根据我们的分析，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所论述的异化劳动实际上是他在还很不熟悉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用以表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人本主义哲学概念。（注：参见孙伯＠①：《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中对《1844年手稿》的有关阐释。）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它兼有社会认知和主体价值批判两种功能。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首先在社会历史观的视域中解构了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从而通过清算以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为代表的德国意识形态哲学，创立了以劳动的社会分工为理论线索的唯物史观。他已经意识到，采取异化等概念来进行历史分析事实上只能涉及社会经济关系的现象层面。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来说：“把一切现实的关系都宣布为异化的”，只能把“这些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6-317页。）随后，以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继承为基础，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文本中，当马克思重新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时，他开始以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概念为逻辑基点展开分析和批判。只是由于尚未发现劳动的二重性原理，这里的雇佣劳动概念还主要是一般地指称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价值的劳动。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不但没有再使用异化劳动概念，他甚至连“异化”这一概念都很少提及。只有在《共产党宣言》中，在讽刺和嘲笑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在否定性的意义上提到一次“外化”。他说：“大家知道，天主教的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的经典著作原稿上写了一些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用正相反的态度对待了法国的不信神的作品。他们在法文的原文下添进了自己的一套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判货币关系的法文原稿下面添上了‘人性的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5页。）这表明，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以前，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彻底地否定了异化劳动概念的社会认知功能。因此，有理由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以下简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只是在主体价值批判的意义上提出并使用劳动的异化概念的。那么，仅仅在主体价值批判的意义上，劳动的异化概念和《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概念是否有根本的区别呢？回答是肯定的。为了清楚地说明这种区别，我们首先对马克思在前后不同的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的主体价值设定作一些必要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界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202页。）因此，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包含着双重的对象化特征：活动本身的对象化和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对象和劳动原料）的对象化。一方面，发生活动的对象化，通过对象化、人的愿望、构思和意图的客体化和物质化得以实现。没有这一情况，就不可能有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人通过劳动即通过“消失在产品中”的活动而维持其肉体的生存，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另一方面，自然界物质从原料状态变成今天人们常常讲的“第二自然界”即构成社会环境的对象。因此，主体活动的对象化，同对象性和客体之被提到社会水平，同自然资源、能量和信息的社会历史化紧密相连的。对于上述这种一般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劳动的对象化特征，在马克思前后期不同的经济学手稿中，他的有关分析和阐述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而只是在具体内容上有着详细和简略的不同。但是，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在把劳动概念一般地规定为体现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的对象性活动的同时，他又赋予这种对象化活动以先验的价值设定。也就是说，在《1844年手稿》中，劳动对象化实际上有着二重含义，即它包括劳动活动本身的对象化、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对象化和“真正的人”的“类本质”的现实确证方式。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则明确清除了他关于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的人本主义价值设定。劳动的对象化依然被赋予了主体价值设定，但这种设定仅仅限于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个人的个性发展而言，它不再包含人的先验类本质对象化的含义。马克思认为，劳动活动之体现为对象性结果，同时意味着劳动者能力和劳动者主体意识（自觉的劳动目的）的“外化”，而通过这种对象化，劳动者主体不断超越自己本身的自然界限，发展自己的个性。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又将这种对象化称为“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及其在客观的物质材料上的显示。很显然，无论就其基本含义和实际批判功能而言，这里所说的“人的内在本质”和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类本质”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根据对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的不同价值设定，在马克思前后期不同的经济学手稿中，虽然同样以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的非人道性和它对人的个性的压抑为现实指向，但是他对劳动的异化的规定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为判定劳动异化的方法论和标准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有关劳动异化的内容的不同理解。在《1844年手稿》中，以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为方法论根据，马克思着眼点主要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理想统一关系，因此，它判定劳动异化的标准实际上是非历史的。通过把一般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理想化，以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为先验价值悬设，马克思认为，所谓“异化劳动”，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工人”、“谋生的活动”，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工人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而在《资本论》中，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方法论指导，马克思则主要是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或起点时提出“劳动的异化”的。也就是说，一般的主体价值判断是以对客观的社会历史事实的研究为基础的；对象化劳动之所以异化，并不是因为和人的先验的类本质相背离，而是因为对象化劳动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实际性质使然。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事实上的基础和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6页。）。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所谓“劳动的异化”，仅仅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伴随着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彻底分离而产生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本身的支配和奴役现象。他说：“劳动把劳动客观条件——因而也是把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客体性——看作是他人财产的关系：劳动的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9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所以马克思又把劳动的异化和劳动产品的异化看作同义词。
二
劳动的异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它又以何种方式而消亡？在《1844年手稿》中，由于其哲学人本主义思维方式的制约和经济学知识的缺乏，马克思提出了但却没有解决上述问题。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通过对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的社会历史分析，对此作出了严格的经济学分析。他首先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物化”：一种是我们刚刚分析过的具体劳动的对象化即劳动产品的生产；另一种物化则是指商品经济中劳动的社会性即抽象劳动的物化。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形式的物化是指，在商品社会中——他的前提是以私有制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彼此全面依赖的和相互漠不关心的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而，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实际上只能表现在交换价值上，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又把这种物化称为商品拜物教现象或商品生产关系的异化，即“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89页。）正是由于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商品生产过程的实质在于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不是劳动产品对自己的具体有用性，而是它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也就是说，他所关心的不是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交换价值。但是由于竞争的自发性和由此而来的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动，交换价值的确定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而不断变化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控制和支配着每一个人的活动。“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因为商品的价值形式必然发展为货币，劳动的社会有用性物化为货币，这样又产生了货币拜物教或金钱拜物教。在货币这种纯抽象财富的形式上，任何特殊的使用价值都消失了，因为所有者和商品之间的任何个人关系也消失了，它作为一种抽象人格，同商品生产者的个性发生“完全异己的和外在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经济中，也即仅仅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情况下，由于商品生产关系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仍然处在直接统一的关系中，或者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同时从属于另外一些人，或者劳动者本身是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所有者，虽然作为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形式的商品和货币已经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控制和支配着商品生产者，但这种异己性还没有在生产体内部表现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和活劳动的直接对抗。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由于商品的价值形式已经从货币发展为资本，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联系采取了全面的物化形式。与此相对应，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彻底分离了。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二者通过劳动力买卖的方式重新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结合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知道，与简单的商品生产过程相比，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的本质在于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观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对立的单纯主观的存在，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条件来说只是无所谓的客观形式——劳动能力只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价值，而与实现它自身的条件本身，即与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各价值相并列。因此，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来实现，而是劳动能力仅仅作为增值和保存这些条件的价值（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条件从生产过程中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9-460页。）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在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条件下，物化劳动成为活劳动的统治者和支配者，这就是劳动的异化。版权所有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价值增值过程和实际的劳动过程不过是同一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与《1844年手稿》中那种从人的先验类本质出发的纯粹的主体价值判断相区别，他认为，劳动的异化和劳动的物化一样都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历史事实，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的物化同时就是劳动的异化。当然，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的，否定从人的先验的类本质出发的纯粹的主体价值判断，只不过是要把这种主体价值判断建立在对社会历史事实即客观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而并不就意味着否定主体价值判断本身。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必须把劳动的物化和劳动的异化区别开来。劳动的物化是指劳动产品的生产，是从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这种物化是人的生存、发展的基础，因而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劳动的异化则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发展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后果。也就是说，劳动的异化只存在于“个人的活动”不表现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即只存在于个人劳动只有迂回曲折地通过交换才表现为社会劳动的历史条件。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由于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劳动的物化才同时就是劳动的异化。因此，马克思认为，随着以私有制和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分工的废除，因而也就是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归公共所有的社会中，由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的分配的计划性的实现，“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了这种异化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1页。）
具体说来，消除劳动的异化现象的现实可能性存在于何处？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异化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即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客观地发生和存在的，因此，它也必须是在这种经济结构本身创造出客观的物质条件以后才能得到消除。在他看来，在其现实性上，个人个性的充实而自由的发展以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个人能力的发展和个人自由时间的增加为前提的，而这又是以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的。
三
这样，在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这一现象时，必须同时避免两种观点：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马克思这样写到：“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存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在产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里，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的观点一同升入天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页。）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9
同样，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被解读、被理解、被运用。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考证版本的出现和一系列以前未公开的论著的出版，我们必须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新文本，以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全新的、更为系统的把握，这是新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和理论必需。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各种矛盾和弊端日益暴露和明朗化。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以实践为出发点，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理论。我们必须站在实践的基础上，以现代的眼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我们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指导。此外，当前理论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中，甚至还存在一些误读、误解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方法，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理论界已经普遍意识到了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讨。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 “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有的提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使马克思主义“回到生活中来”，有的还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我们认为，在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进行解读，即返本，目的是实事求是地走进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关系进行解读，即开新，目的是与时俱进地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下面我们就分别加以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进行解读，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忠实于原著，尊重经典作家，通过原著的精读和深研，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走进马克思主义。在文本解读方面，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已经做了大量而深入的探讨。我们不妨从西方解释学发展中触及一下文本解读的根本问题，以此导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方法的探讨。
解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纵观其发展过程，解释学可以分为客观主义解释学和主观主义解释学或
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学两种理论形态。前者主张人们能够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行为记载出发，通过知觉、移情或想象纯粹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代表人物为狄尔泰、施莱尔马赫;后者则认为，人们根本无法纯客观地理解文本，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会受到理解者和解释者个人原有思想的制约，因而理解会因人而异，人们始终不能达到对作者原本思想的理解，代表人物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
从对解释学发展的简单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文本解读过程中，解释的主体性与客观性是解释学的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正如认识的客观性与认识的主体性不是绝对对立的一样，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也不是相互矛盾的。当解释符合客观文本和实际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中应遵循的一条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辩证地处理好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问题，即要坚持以客观性为主，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应忠实于原著，尊重作者，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力求反映作者的思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自己的主观状态(包括思想、心理、情感等)为追求文本的客观性提供方法、服务。这一解读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肯定理解对象的客观存在，并且它有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这是对理解对象的客观性解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进而走进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这就是作为我们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理解者之外存在的，是不依赖于理解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原意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的，而不是由读者赋予的，一旦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文本以意义，这种意义就是特定的，它不会随着时代和读者的变化而变化。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对象的客观性，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第二，肯定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正确理解，这是对文本对象的可理解性的客观性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可知论，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要坚持可知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意义的可知性，我们才有可能去走进马克思主义。如果只认为文本有原意，但不认为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所理解，那么，同样不可能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本真。
第三，肯定对文本的理解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这是对文本解读的标准的客观性解读。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争论由来已久，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因为文本的理解者各不相同，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立场、条件和运用的解读方法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差异。这种理解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理解者当中，而且也存在于同一理解者的不同认知阶段。但是，这些差异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解有其正确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原意，它是衡量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正确与否的准绳。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的基本原则后，那么，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如何贯彻这个原则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站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背景、环境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列宁曾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
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作为我们了解经典作家思想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为了回答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些文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对当时时代问题的回应。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要解读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的环境中，从它所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中，去寻找文本的意义。离开了对产生它的环境的深刻把握，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与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是密切相联的，我们必须把二者相统一起来，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
其次，站在马克思主义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其立场就是鲜明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追求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它的一切理论都是基于这一最基本立场。所以，它的观点和方法都具有独特的批判性、实践性和辩证性。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而不能违背。例如，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时，首先必须摒弃资产阶级“英雄史观”，站在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基础上，进而才能真正理解“群众路线”的方法。
再次，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一个有机整体，要理解它就必须系统完整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能片面地理解。然而，整体又是由部分构成的，要把握整体就必须以对部分的深入理解和研究作基础。同时，要正确地理解部分，同样也要依赖于对整个体系的把握。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中，应该把握整体与部分的相互联系，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又要看到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在整体与部分的联系研究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把握。
最后，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思想又被其后继者不断地理解和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时代形态。从这种意义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原初文本，而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则是衍生文本。我们应该明确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承认不同马克思主义著作者思想的相对差异性，但把这种差异性看作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绝对对立;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同一性和继承性，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看成原初文本，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看作是对原初文本的发展和完善，进而在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统一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要坚持文本理解的“客观性”原则，但是这还不足以真正解读马克思主义。单纯进行文本解读可能导致文本中心主义，即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只依靠文本，把文本作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依据。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还必须立足于时代，立足于当代现实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实的解读，让马克思主义回归于现实，这才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最终目的所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现实解读，就是要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最终“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之所以从这个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现实与实践而又归于现实与实践的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实践为其出发点和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时指出：“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这一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从实践出发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实践作为其理论的生长点。正如他们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如果脱离了时展，脱离了社会实践，真正理论的建立是毫无可能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以社会现实和实践为其目的和归宿。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向来主张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它产生于实践，反过来又必须为实践服务。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从事理论研究时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费尔巴哈等旧哲学“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马克思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它要研究“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必须与现实结合，并进行现实的解读。这一解读同样需要遵循一个原则，即“立足于客观性，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现实解读的过程中，要在尊重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前提下，积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把时代、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在实践中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具体而言，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具有其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涵，从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固定的内容。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造了其理论的同时，也为其理论体系的发展找到了依据，提出了“实践”这一重要范畴。“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这一范畴的特殊性和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其发展成为现实。只要是存在人类、人类社会的地方，就存在有实践，就会存在以实践为基点科学理论的可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正是其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第二，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实际上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它是与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时代在不断地变迁，社会在不断地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时代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其后继者理论的最初阶段，而其他后继者理论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不同阶段的运用、补充、发展和完善。
第三，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相对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必须看到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条件性，不能用同一实践标准来衡量，而要用当时的社会实践来衡量。例如，马克思在晚年论述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 “卡夫丁峡谷”时，着重论述了其可能性。而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上着重论述了其不可能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不同。我们不能用恩格斯的论述来评价马克思，也不能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评价恩格斯。因此，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相对标准，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明确了在现实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当代实践条件下解读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呢?本文认为有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作为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有的具有时代性，有的具有普遍性。对于具有时代性的基本原理而言，我们应该根据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实践来理解它。
而对于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理，我们不仅要了解其产生、发展的基本时代背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在当代实践中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例如，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时，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对当时资本主义人性的异化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观批判的结果。而对于今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就要把它与我们当代社会实践结合，充分正视当今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社会交往的频繁性，当今经济主体的多样性，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并结合人的发展环境的这些变化，丰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探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其次，从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它的产生过程，既是其基本原理形成的过程，也是其方法论形成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尽管有一些理论具有一定的时代限制性，但是，马克思在创立、形成理论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则对我们大有启示，它可以为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实践问题时提供指导。因此，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还必须从方法论角度着眼。从这种意义而言，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把它的方法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解。
再次，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关系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源于实践的。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它都会有着相对的理论体系。这表现为每一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都会有一些区别和差异，每一时代都是对上一时论的坚持、发展、补充和完善。例如，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而毛泽东、邓小平则根据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具体情况提出了其各自的思想体系;又如，马克思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则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以，要理解新时代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新的实践。要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必须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中国发展对经济模式的要求。同样，要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必须联系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否则就无法正确把握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10
同样，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被解读、被理解、被运用。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考证版本的出现和一系列以前未公开的论着的出版，我们必须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新文本，以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全新的、更为系统的把握，这是新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和理论必需。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各种矛盾和弊端日益暴露和明朗化。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以实践为出发点，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理论。我们必须站在实践的基础上，以现代的眼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我们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指导。此外，当前理论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中，甚至还存在一些误读、误解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方法，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理论界已经普遍意识到了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讨。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有的提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使马克思主义“回到生活中来”，有的还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我们认为，在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进行解读，即返本，目的是实事求是地走进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关系进行解读，即开新，目的是与时俱进地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下面我们就分别加以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进行解读，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忠实于原着，尊重经典作家，通过原着的精读和深研，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走进马克思主义。在文本解读方面，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已经做了大量而深入的探讨。我们不妨从西方解释学发展中触及一下文本解读的根本问题，以此导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方法的探讨。
解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纵观其发展过程，解释学可以分为客观主义解释学和主观主义解释学或
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学两种理论形态。前者主张人们能够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行为记载出发，通过知觉、移情或想象纯粹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代表人物为狄尔泰、施莱尔马赫；后者则认为，人们根本无法纯客观地理解文本，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会受到理解者和解释者个人原有思想的制约，因而理解会因人而异，人们始终不能达到对作者原本思想的理解，代表人物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
从对解释学发展的简单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文本解读过程中，解释的主体性与客观性是解释学的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正如认识的客观性与认识的主体性不是绝对对立的一样，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也不是相互矛盾的。当解释符合客观文本和实际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中应遵循的一条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辩证地处理好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问题，即要坚持以客观性为主，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应忠实于原着，尊重作者，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力求反映作者的思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自己的主观状态(包括思想、心理、情感等)为追求文本的客观性提供方法、服务。这一解读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肯定理解对象的客观存在，并且它有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这是对理解对象的客观性解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进而走进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这就是作为我们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理解者之外存在的，是不依赖于理解者的。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原意是马克思主义着作者赋予的，而不是由读者赋予的，一旦马克思主义着作者赋予文本以意义，这种意义就是特定的，它不会随着时代和读者的变化而变化。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对象的客观性，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第二，肯定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正确理解，这是对文本对象的可理解性的客观性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可知论，解读马克思主义着作也要坚持可知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意义的可知性，我们才有可能去走进马克思主义。如果只认为文本有原意，但不认为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所理解，那么，同样不可能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本真。
第三，肯定对文本的理解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这是对文本解读的标准的客观性解读。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争论由来已久，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因为文本的理解者各不相同，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立场、条件和运用的解读方法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差异。这种理解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理解者当中，而且也存在于同一理解者的不同认知阶段。但是，这些差异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解有其正确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原意，它是衡量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正确与否的准绳。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的基本原则后，那么，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如何贯彻这个原则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站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背景、环境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列宁曾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
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作为我们了解经典作家思想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为了回答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些文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对当时时代问题的回应。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要解读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的环境中，从它所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中，去寻找文本的意义。离开了对产生它的环境的深刻把握，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与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是密切相联的，我们必须把二者相统一起来，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
其次，站在马克思主义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其立场就是鲜明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追求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它的一切理论都是基于这一最基本立场。所以，它的观点和方法都具有独特的批判性、实践性和辩证性。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而不能违背。例如，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时，首先必须摒弃资产阶级“英雄史观”，站在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基础上，进而才能真正理解“群众路线”的方法。
再次，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一个有机整体，要理解它就必须系统完整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能片面地理解。然而，整体又是由部分构成的，要把握整体就必须以对部分的深入理解和研究作基础。同时，要正确地理解部分，同样也要依赖于对整个体系的把握。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中，应该把握整体与部分的相互联系，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又要看到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在整体与部分的联系研究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把握。
最后，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思想又被其后继者不断地理解和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时代形态。从这种意义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原初文本，而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则是衍生文本。我们应该明确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承认不同马克思主义着作者思想的相对差异性，但把这种差异性看作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绝对对立；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同一性和继承性，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看成原初文本，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看作是对原初文本的发展和完善，进而在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统一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要坚持文本理解的“客观性”原则，但是这还不足以真正解读马克思主义。单纯进行文本解读可能导致文本中心主义，即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只依靠文本，把文本作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依据。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还必须立足于时代，立足于当代现实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实的解读，让马克思主义回归于现实，这才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最终目的所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现实解读，就是要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最终“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之所以从这个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现实与实践而又归于现实与实践的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实践为其出发点和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时指出：“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这一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从实践出发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实践作为其理论的生长点。正如他们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如果脱离了时展，脱离了社会实践，真正理论的建立是毫无可能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以社会现实和实践为其目的和归宿。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向来主张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它产生于实践，反过来又必须为实践服务。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从事理论研究时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费尔巴哈等旧哲学“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马克思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它要研究“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必须与现实结合，并进行现实的解读。这一解读同样需要遵循一个原则，即“立足于客观性，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现实解读的过程中，要在尊重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前提下，积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把时代、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在实践中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具体而言，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具有其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涵，从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固定的内容。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造了其理论的同时，也为其理论体系的发展找到了依据，提出了“实践”这一重要范畴。“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这一范畴的特殊性和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其发展成为现实。只要是存在人类、人类社会的地方，就存在有实践，就会存在以实践为基点科学理论的可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正是其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第二，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实际上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它是与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时代在不断地变迁，社会在不断地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时代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其后继者理论的最初阶段，而其他后继者理论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不同阶段的运用、补充、发展和完善。
第三，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相对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必须看到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条件性，不能用同一实践标准来衡量，而要用当时的社会实践来衡量。例如，马克思在晚年论述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时，着重论述了其可能性。而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上着重论述了其不可能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不同。我们不能用恩格斯的论述来评价马克思，也不能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评价恩格斯。因此，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相对标准，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明确了在现实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当代实践条件下解读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呢?本文认为有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作为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有的具有时代性，有的具有普遍性。对于具有时代性的基本原理而言，我们应该根据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实践来理解它。
而对于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理，我们不仅要了解其产生、发展的基本时代背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在当代实践中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例如，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时，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对当时资本主义人性的异化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观批判的结果。而对于今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就要把它与我们当代社会实践结合，充分正视当今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社会交往的频繁性，当今经济主体的多样性，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并结合人的发展环境的这些变化，丰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探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其次，从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它的产生过程，既是其基本原理形成的过程，也是其方法论形成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尽管有一些理论具有一定的时代限制性，但是，马克思在创立、形成理论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则对我们大有启示，它可以为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实践问题时提供指导。因此，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还必须从方法论角度着眼。从这种意义而言，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把它的方法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解。
再次，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关系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源于实践的。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它都会有着相对的理论体系。这表现为每一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都会有一些区别和差异，每一时代都是对上一时论的坚持、发展、补充和完善。例如，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而毛泽东、邓小平则根据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具体情况提出了其各自的思想体系；又如，马克思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则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以，要理解新时代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新的实践。要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必须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中国发展对经济模式的要求。同样，要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必须联系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否则就无法正确把握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11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不是没有新的理论创造,20世纪80年代钱中文、童庆炳等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是这种在当年改革开放环境中齐声叫好的创新性文学理论之一。后来,由于90年代以后社会全面进入了市场化的转型,文学理论则随之而整体面对文学生产市场化的严峻局面,关注文学生产的热点问题,而轻看了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等文学理论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总是要以自身理论建构的成果作为留存在历史轨迹中的印记。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逐渐又重新受到重视。此刻,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一个理论热点问题,又一次出现在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论坛之中。与20世纪80年代齐声叫好、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不同,这次从2005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新一轮讨论是以论争的方式出现的。一些学者没有如我前面讲的,尽可能地珍惜中国新时期的理论创造,而是一笔抹杀之,根本否定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似乎刚好印证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毫无理论创新的宏论。然而,据我对于否定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若干文章的观点的梳理,我发现,尽管这些否定者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共同之处在于,不同意用审美意识形态这样一种表述来界定文学的性质,异口同声地否定把审美这样一个在西方理论界成为共识的文学特性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的作为文学基本性质的意识形态概念放在一起,组合为一个复合型概念。他们认为,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找不出任何根据的概念拼凑。
这种观点其实似是而非。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95)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性的表述,其中指出,在考察社会变革发生的冲突时,必须注意“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①。正是根据这一经典论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都把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学观。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最有影响的主要形态,则是苏联的列宁主义文论、西方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就苏联的列宁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它们基本上按照上述意识形态理论,或者主张在文学艺术中表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质,逐渐形成“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1949年以后,新中国全面引进苏联文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观点相当流行。比如解放前一直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朱光潜,在解放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西方美学史时,就指出“文艺和文艺理论已被科学地证明是一种由经济基础决定,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社会意识形态”②。
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的重大革新就在于,在文学观念上突破了文学政治化的理论,不再把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政治任务,而把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独特创造,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作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要的文化产品来认识。这就不仅仅把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来认识,而且把文学作为表达精神世界的人们自身的需要来把握。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美学转向,或审美转向。中国的理论家摆脱了政治赋予文学的过多的羁绊,直接探讨文学在其自身活动过程的精神运行的轨迹。这个时候的理论家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的研究达到了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空前的热忱,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和成果。这一审美转向的功过是非,当然应当进一步细致梳理。我个人认为,在当年的审美转向中,也确实有一些学人简单地把审美作为文学性质的全部真理,片面地摒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在社会维度上所必然具有的意识形态特性。教条主义的文学观只把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文学观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偏颇之处又在于只讲审美,不讲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正是在这样一个理论语境中应运而生的。它一方面继承和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同时充分认识和坚守文学自身审美特性,构成为一个能够充分表达和反映新时期时代精神的创新性文学理论。
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新,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这里,坚持和坚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底线,同时又面向世界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新概念,回答新问题,是这一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实际路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关于文学性质认识的两个基本点,两个核心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关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不是从单一的角度,而是从复杂的二重性角度,来认识文学性质,这样的文学观,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历史上就超越了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也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时又是对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超越和发展。难道这样的理论成就不值得我们认真重视,不值得在新世纪深化、发展、光大其成吗?
仔细研究反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批评文章,可以发现,使这些反对者感到大惑不解的问题是,审美为什么能够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概念,用以描述文学的性质。在他们看来,审美是从美学的科学视野上对文学性质的见解,而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构成角度、文学的社会功能等角度对文学性质的界定。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与美学是不能相互交融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学说,在现代学科形态的区分意义上,用列宁的经典论述,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学科组成部分。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若干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把他们的论述编辑成书,也有几大本。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亲自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立是19世纪早期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结合现代美学知识,对文学艺术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和论述而开拓出来的。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建、发展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寻其踪迹,在学术方法上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美学、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知识系统结合起来,综合地建构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离开了现代美学、文学理论的实际发展的理论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是没有知识依托的,不可能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十分典型的例证就是普列汉诺夫的美学名著《没有地址的信》,其中并没有引述过任何一句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艺术方面的论述,但是普列汉诺夫却明确地指出,“我对于艺术,就像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观察的。”③在这部著作中,普列汉诺夫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人类学、艺术史,乃至生物学、心理学知识的大量引用,论证了功利先于审美,劳动先于艺术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起源理论。如果不把艺术起源的问题,纳入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去充分而认真的研究,普列汉诺夫不可能得出上述科学结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马尔赫恩在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后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亚文化像其他文化一样在品格上是互文性的”④。对于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论断,马尔赫恩做了一个注释,注释说,“这里和下文,我是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原创意义上使用‘互文的/互文性’这一术语的。它的含义是,一种文化中‘他者’文本在文本中的在场。它不只是简单地意味着‘影响’,也不仅仅包含特别的指涉或典故,而是文本性重新界定中的部分。”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对应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其文本中,除了具有标明马克思主义基本标志的文本以外,必然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他者”存在其中。没有这些“他者”,就不成其为一种文学理论。
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在当代学术文化中影响很大,一般用于符号学、文本形式论的研究,影响所及,成为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术语。互文性理论解构的依然是一元论本质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按照互文性理论,从对文学性质的研究而言,文学的性质不再可能由单一的概念(作为本文的概念)来概括,在互文性的视野中,由单一概念,比如单一的审美,或单一的意识形态来贯通的自主、自足的文学观被解构了。正如克里斯蒂娃指出的,“‘艺术’揭示的是一种特定的实践,它被凝结于一种极其多种多样表现的生产方式中。它把陷入众多复杂关系中的主体织入语言(或其它‘意指材料’)之中,如‘自然’和‘文化’关系,不可穷源的意识形态传统和科学传统(这种传统因此是有效的)和现时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欲望和法则,身体和‘元语言’等等之间的关系中。”⑥因此,互文性理论揭示了文学艺术文本意指实践的丰富性,意义关系的多元性,既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灵活开放的研究方法,是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深化,互文性概念在文学性质研究的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之间打开了通道。
我认为,这就是马尔赫恩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其理论建构中,一直在实践的互文性理论结构。文学艺术是人类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它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本体上的不可割舍的关系。它书写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历史,它的文本本身是互文性的,与此同时,文学研究也应该以互文性理论的开放性视野来丰富理论对文学的认识。当然,马尔赫恩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该是,而且必然是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理论与美学的审美理论、文学文本理论等的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必然是论述社会历史结构和进程中的生产方式及其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也是他自己规定的局限:首先它坚持对所有有关的社会事物作批判性审查;其次,它没有能力在自己观念资源的范围内,产生有关社会的一种详尽无遗的知识。马克思主义总是有意无意地借鉴其他的各种知识。”⑦马克思关于艺术是意识形态的规定,是从社会结构、功能方面,而不是从美学方面提出问题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实际存在方式是审美方式,如何从文学的具体的审美存在方式入手,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本质观,是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世纪困惑。中国新时期创生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可以说开始找到了解决这个理论难题的思路。这就是把唯物史观和文学审美特性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一个“审美意识形态”的整体文学观。这是一种互文性的整体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互文性理论结构。从当今受到学术界赞同的互文性理论来审查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法性,应该是有其意义的。
而且,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者,有一些人,还只是专注于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与文学艺术相关的论述,而没有从根本上利用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真研究学科范围内的新知识、新问题,难以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提不出什么新的观点。而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世界文论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镇,占据西方主流学术地位的许多专家之所以不能小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成就,就在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在当代西方美学、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中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的结构性理论建构。在学术方法上,我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水平同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水平的一个主要差距,或许就在这里。比如美国的詹姆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用生产方式作为阐释模式的历史阐释学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面貌做出深刻论述,全面概括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重要思想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理论结构的问题应当引起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行的充分注意。本文以中国新时期创立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例,一方面说明这个理论在概念创立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想就此问题,就教于国内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行,特别是就教于批判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同行,希望得到他们进一步的指教。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②郝铭鉴编:《朱光潜美学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12
首先,精神文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否定文化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奠基性作用。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本经验的历史性凝结,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主要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对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文化思想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对于肃清封建思想在社会中的残余、对于尊重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文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主要是对人们的思想的改造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并认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这都体现了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但由于左倾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匮乏,文化思想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个任务主要由邓小平理论完成的。
其次,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对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回答,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第二,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上,“经济建设为中心”范式对“阶级斗争为纲”范式的替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凸显了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三,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上。邓小平理论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理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第四,精神文明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后发国家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跨越”思想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不仅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还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精神文明理论在实际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典范。
再次,精神文明理论促进了邓小平文化交往思想的形成。国内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进行国际文化交往,邓小平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的思想,在肯定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坚持”,[4]从而顺应了民族史融入世界史的全球化潮流,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越性。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正是其文化交往理论的本质要求。
二、先进文化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三、和谐文化理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第二,和谐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文化的和谐性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待,和谐文化只是解决文化矛盾的最佳选择,它并不是指一种拒斥矛盾的文化,而是指在其内部的各种文化矛盾得到有效的制衡、处于一种最优的状态。其次,和谐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差异性的统一,人们的各种价值追求得到有效满足,文化共识不断达成。要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就必须有一种主导性的核心价值,来引领社会各种思潮、统领各种价值目标、包容多样性,这就是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它必然以人们群众的利益为内在尺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为价值尺度,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又会推动和谐文化的建设。这是因为,共同理想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11]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13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时代语境
任何理论的产生和接受都需要一定的时代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工人阶级解放从而全人类解放条件的学说。除了德国古典哲学和一系列科学发现提供创立新世界观的前提条件外，工人阶级的日益壮大和其受残酷剥削的地位之间的反差，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主要时代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对工人阶级进行启蒙教育的现实基础，是工人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现实需要。聚集在工厂的大批工人的极端贫困，引起具有自由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同情，进而成为寻求解放这些贫困工人的条件的探索。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工人阶级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但他们有责任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悲惨境地的原因，并指出其走出悲惨境地的道路。
在工人阶级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地位的革命时代，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切身需要。工人阶级有了解自己处境的思想亲和力，他们的受剥削压迫地位容易使他们以一个阶级整体来意识自己。
恩格斯在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时说，他们的“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际的教育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种阶级整体感正是高昂的政治生活和高度的理论教育所需要的精神氛围。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和理论意识远远走在他何的文化和技术教育前面。而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对工人生活的各方面极为了解，能够将理论的深度和鲜活的生活细节充分结合起来。后来，列宁把对工人阶级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称为“灌输”，这实际上只注意到了这种教育的一个方面，即教育者的主动性，而对受教育者的主动性有所忽略。
随着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工人阶级被迫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出现的条件不存在了，解放了的工人比受剥削压迫时期获得更多自由，他们现在更关注的是他们自己作为个人的现实物质和精神生活，而不是他们的阶级地位。“工人阶级”这一概念不再像革命时代那样所指清楚，鲜活亲切，而变得所指模糊，干扁抽象。这时，工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关注和理论教育的需要大为降低，革命时代用于教育工人父辈的那些道理已经与解放了的工人有相当的距离。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理论上是直接的，而对于现实的个人来说却是间接的，因为理论与现实的一定距离是统治的自然需要。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个人还能够保持革命时代的阶级意识、精神整体感和理论亲和力，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强大资本主义世界外部压力下的状态，这种外部压力仍使工人阶级个人处于革命激情中，现实的物质生活可以退居次要的地位，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仍能被他们接受。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直到冷战结束前，社会主义国家受资本主义世界直接压力，使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处于这种状况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冷战时代的结束，这是中国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时代语境中的两个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类型，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冷战类型，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需要了，而是说在理论内容和教育方法上必须进行新的理解和设置。显然，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还没能对这一新的时代语境做好充分准备。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个人更多从阶级整体中游离出来，原来维系工人阶级个人为一个整体的直接被意识到的因素，逐步转化为由市场和法律来规范的不被直接意识到的因素。个人的文化和技术教育，以及直接的生存竞争和幸福，远远超过了阶级意识、政治意识和理论意识。社会成员“主要面对一个首先是按利益原则为评价标准的社会，面对一个完全由量化的契约关系重组起来的社会”。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代使中国的这种转型不断得到强化，资本主义的威胁从直接压力变成优势地位的逐步渗透。显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要能对这种渗透起防护作用，使受教育者有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政治理论意识，又要能鼓舞面对生活的个人，使他们更能独立地面对现实。
防止资本主义渗透的关键是培养中国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培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公民，主要在于养成能在社会主义大环境中生存的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和素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这两个任务，从根本上说都依赖于营造的社会环境，而不是直接教育，也就是说，依赖于不知不觉形成的教育环境，而不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宣传。爱国和爱社会主义，做一个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公民，必须从现实文化气氛中加强，必须变成从小就从其中感染的生活方式。由于教育语境的转换，我们对“政治教育”概念、“政治”概念、“理论”概念的理解，以及对教育成效的检验，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一种环境中潜移默化养成的政治认同感，往往在重大的政治情境中才能被焕发和显现出来，而在平常情境中显现出来的则是独立公民的合法行为。因此，我们要营造导致政治认同感的各种环境，并使其产生长远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文化语境
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初不仅产生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比较尖锐的西欧，而且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后如何与中国文化合理对接，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切实建立在中国厚重的文化土壤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认真研究的严肃问题。
依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对政治和文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西方文明中工商业从一开始就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导致社会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相对比较发达，政治集权化受到一定的约束。与此相反，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农业始终在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导致血缘宗族关系和自然地域关系在社会关系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而工商业及其组织没有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西方和中国文明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上的这些不同关系导致文化上的不同特质，这些文化的不同特质对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影响，在非常时期也许不是很突出，但在社会正常发展时期就成为不容忽视的因素。
首先，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与群体的分离比较彻底，个人有比较强烈的归属群体的自觉追求，这一倾向发端于希腊文化，在基督教文化中发展到极端，由此有利于培育个人的自我意识，并发展了较高的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尤其在宗教影响下)比较强烈。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是西方几千年追求理想社会传统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尖锐对立的新时代条件下的继续。西方文化的这一传统无疑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大贫困民众尤其在工人阶级中产生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人阶级中唤醒并延续西方文化中对未来理想的、公正的社会的渴望。而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与群体(主要是血缘宗族，地缘关系不过是其延伸)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人对群体有一种自发依赖(或者天然地被束缚着)，有比较好的亲缘归属感，容易建立一种伦理文化。这种归属感积极的方面是容易与反对宗教、追求现世理想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亲密关系，但这种社会关系不利于人的抽象思维和理论思维的形成，不利于完整地从理论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容易采取实用主义的理解态度。对个人来说，个人与群体的自然亲密感可能在个人心中会积淀一种挣脱自然群体束缚的潜在的文化心理倾向(现代化过程无疑在不断加强这种倾向)，这种潜在的挣脱心理一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其是其“灌输”方式所产生的逆反心理结合起来，便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取得成效的极大障碍。
其次，在西方文化中，从古希腊开始逐步培养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先是古希腊——罗马自由民的平等．然后是宗教原罪面前的平等，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古希腊文化强调自由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责任感，其结果是社会伦理规则高于自然伦理关系，这些方面尤其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和法制机制的进一步强化，有利于培育个人的社会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无疑是西方文化中最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探寻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条件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从自然关系和不公正的社会关系中充分解放出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过程要求极大地提高个人的社会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是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基础上的更高要求。而在中国文化中，几千年封建生产方式使农民束缚于小块土地上，社会的公共生活从组织到规则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社会的正常发展时期，个人的社会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相对比较弱。因此，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引导受教育者切实关心公共事务，建立个人的社会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最后，由于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中的充分发展。社会民主发展到比较高的程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能够看到经济关系对社会其他关系的决定作用，依此来划分社会阶级，分析社会结构，规定阶级斗争内容，另一方面可以采取比较合法的斗争形式为工人阶级争取权利和地位，存在着采取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这种文化和社会状况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所采取的方式和内容的重点都有西方文化和社会的特点。而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了高度的集权和专制，经济之外的政治关系、宗法关系等因素长期包裹着经济关系，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某种程度加重了这一文化特点。这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一开始就有两点变化：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上有一些重心的变化。例如，对于究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重要，还是作为自觉社会活动的阶级斗争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接受苏联革命和列宁的影响，坚持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正如西方学者评价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时所说的：“只有相信自觉政治行为的创造力，他才能看到尽快将中国从落后和社会苦难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李大钊的影响下，也出于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现状，毛泽东也自觉地赞同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甚至将这一关系延续到解放后，超出经济关系来划分阶级和谈论阶级斗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吸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时的理解不能不受当时中国革命的出发点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二是中国工人阶级争取权利和地位的斗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教育，没有民主的、合法的渠道，只能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反过来更激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斗争重要性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遇的革命特点和文化语境至今仍影响着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和方式。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人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也许是个例外，先是西方殖民化力量对中国的强大刺激，后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封锁，救亡图存和保卫新的革命果实的需要，激发了全民尤其作为社会脊梁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这为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和思想氛围。迄今为止，近代百年的屈辱历史引发的爱国之心仍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资源。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文本语境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文本上看，不仅存在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完整准确问题，而且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本与非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关系问题。在各种理论和价值观都在传播的时代，不能客观地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倾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不能从其他思想倾向中吸收借鉴有益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来说是一大缺陷。
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所以，不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需要整理出版和翻新，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或稍晚的准经典作家的作品需要翻译出版，而且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本也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或稍晚的准经典作家对于阐释和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化起了重要作用，有他们的文本，可以使我们更系统完整地、有时也更容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本对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影响，对于我们提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对于我们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树立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方面的工作还很不系统完整，这对于形成全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氛围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不仅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经历先是极端否定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后过度赞赏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的过程。这当然都不是合理的态度。
在否定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方面，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一种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屑一顾的固步自封的态度。这种固步自封态度的形成，可能与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压力这一客观因素有关。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我们并没有持续地追踪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线索，对其进行系统的、合理的比较研究，对其文本进行有序的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造成两个不良后果：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较少外部刺激的条件下变得越来越僵化，缺乏理论创新的活力。二是由于没有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有效争论，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形成接受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挑战的自我维护能力。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以前和以后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未加批判和引导地涌人思想界和教育界，出现了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度赞赏的倾向。据统计，中国20多年来出版社所出版的哲学文化论著，非马克思主义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几十倍，因而受教育者所阅读和接受非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机会几十倍于阅读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机会。而且，由于学科、教育和研究体制等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存在着极大的隔阂，很少有人横跨这两个领域并做出创造性的贡献。所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评价、分析批判和吸收借鉴，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语境
除了社会大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氛围外，对于教育者来说，还有一个在可控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问题。这是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效的最直接因素，也是首先可以改进的因素。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材所归纳的原理与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鲜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形象相脱离。一是20世纪30代形成的教材体系沿用至今，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分割为不同的课程，而且每_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材都大同小异，主要是抽出来供考试和记忆的知识点。教学过程中如果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出发，不辅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考和实践的生动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容易变成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