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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文化论文篇1
currency history/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monetary culture
【 正 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风骚。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 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 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 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 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政变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钱币文化论文篇2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 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 (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 的努力 ，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 ，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 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北京大学吴荣 曾先生撰有《五铢钱 与墓葬断代》一 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 ，颇 有说服力 。今 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 ，因此 ，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 ，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 ，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 币的所属时间。如梁 四柱五铢 ，钱面上下各 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 文帝铸重 达八 铢之 五铢钱 ，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 ，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 ，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 ，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太平天国农 民政权也 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 十种，其 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 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 ，往往每次改年号 ，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 ：广西贺州博物馆 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 ，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 ”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 的情况 ，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 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 。这样 的例子在 考古工作 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 ，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 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 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 ，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 。因此，在 晚期单位 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 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 ，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 、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 两、文帝 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 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 ，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 晚期的情况 。管维 良先生曾对魏 晋南北朝 时期 四十批墓葬和窖藏 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 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 33％，最高为 100％，绝大多数时候为 90％以上。两晋 的十六批材料 中有 十四批 出土汉五铢 ，所占比例最少为 33％ ，最高为 100％，有7批。绝 大多 数为 90％以上 。南朝 5例 ，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 6例 ，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 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 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 90％以上 ，可见 ，当时流通 的主要货 币应该 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 ，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 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 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 ，造成断代失误。为此 ，须坚持两个原则 ：其一，在出土不 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 ，如地层关系、墓葬形 制、器物、碑志 、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 ，钱币材 料仅是 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二、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 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 ”的观念支下 ，不管高下贫富 ，人们都要往墓 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 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 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 以窥探 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 ，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 、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笔者 曾研究 过的三峡地 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 11座墓葬 中，其 中 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 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 、113枚、173枚 ，共 5l4枚，这 11 座墓平均每座约 47枚。西汉武 昭时期 墓 葬共 27座 ，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 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 3座，除此 以外的 15座墓葬 ，出土钱币最少的是 2枚 ，最多的是 1042枚 ，总数约 2200枚 ，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 44座平均约50枚 。
从上述数据看 ，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 1枚钱币也没有 ，最多 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 ，出土 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 由于保存状况的不 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 ，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汉代是一个 崇 尚厚 葬 的时代 。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 ，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 之坟半 仞，其 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9](p2s3)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 ，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 ，广种松柏，庐舍祠堂 ，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 的一 面窗 口。以洛 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 ，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 11265枚 ，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 50枚¨ 。当然，这只是考古 出土 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 自然破坏 ，其数 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 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 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
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 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 在西汉多时每人 120钱 ，少时为 40钱 ，口赋为 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 和 口赋。因此 ，50钱相当于算赋的 41．7%-125％，相 当于口赋的 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 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 ·贡禹传》云 ：“武帝征伐四夷 ，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 ，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 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在活人生活 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 ，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 ，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三、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 日本钱币等等，在 国外也 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 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 了当时 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 前几年出版 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 国 F·蒂埃里 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 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 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 2000枚 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 4世纪至 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 。
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例如，古代 中国的周边 国家 ，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 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 “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 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 、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 ，中国境 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 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 ，对它们的深入研究 ，必将推进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 ，与考古学的结合也 日益紧密。本文粗略讨论了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三个方面的作用 ，权作引玉之砖 。
参考文献 ：
[1] 洛阳区考古队．洛 阳烧沟汉墓[M]．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2] 蒋若是．秦汉钱 币研究 [M]．北京 ：中华书局，1997．
[3] 吴荣曾．五铢钱与墓葬断代[EB／OL]．http：//www．zisi．net／htm／ztlw2／zggds／2005—05—10—20687．htm．
[4] 齐东方 ．隋唐考古 [M]．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4．
[5] 胡庆生．贺州市博物馆利用钱币进行考古断代的两例报告[J]．广西金融研究，2003，增刊2．
[6] 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 [D]．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7] 管维 良．“五铢 钱与“五铢时代 ”浅论 [A]．重庆市钱币学 会．重庆钱币研究文集[C]．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8] 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 [D]．四川 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2005．
[9] 王贞珉注译，王利器审订．盐铁论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10] 王符(清 ·汪继培笺)．潜夫论 ·浮侈第十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R]．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12] 常 璩 (刘琳校注 )．华 阳国志 ·巴志[M]．成都：巴蜀 书社，1984．
[13] 夏 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 的东罗马金币 [J]．考古学 报，1959，(3)．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J]．考古，1961，(8)．西安出土的阿拉伯金币[J]考古 ，1965，(8)．综述 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J]．考古学报。1974，(1)．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J]，考古 ，1978，(2)．
[14] 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 的拜 占庭金币综述 [J]．中国钱币，2001，(4)．
[15] 康柳硕．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J]．甘肃金融，2002，(2)．
[16] 罗 丰．中国境内发 现的东罗马金币 [A]．中外关系史 ·新史料与新问题[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钱币文化论文篇3
在座谈会上，戴志强先生作了精彩的演讲：
钱币学不是货币学，货币学要研究的是货币理论、货币制度、货币政策、货币购买力等等与货币相关的经济问题。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钱币”，则是一个文化领域的名词，既包括正在流通使用的货币，也包括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货币，还包括因为货币和货币文化而产生的其他相关事物。说到底，钱币学要研究的是文化问题。
具体到压胜钱来说，以前统称厌胜钱或压胜钱，我还是认为这两个名称好。“花钱”这个名称出现较晚，有些叫法来自台湾等地，如叫玩钱等等，我感觉这样的叫法是把厌胜钱的品位降低了。中国民俗钱币学会成立，没有用花钱的名称。这样既体现了钱币蕴含的文化价值，又准确地涵盖了此类钱币包含的丰富门类。
压胜钱是正用钱(也叫行用钱)文化的衍生物，称之为“货币文化的衍生物”，非正用钱与正用钱之间的关系，就像纪念章和货币的关系。因此压胜钱又可以理解为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不同用途的“章”。品种相当多，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大部分是民间制作，但也不乏出自官炉的上乘之品。压胜钱的门类极其繁杂，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钱币文化、民俗风情，成为古钱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事实上，从有正用品时就有了钱币文化，也就有了非正用品。比如自货币产生之初就出现有以冥币陪葬的习俗，这种人死后在“阴间”使用的钱币就属于民俗钱币的一部分。再加上其自身包含的民俗文化的丰富，民俗钱币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钱币的半边天。
压胜钱的源头现在看到汉是没有问题，那么再往上追溯，能到什么时候?有人讲，齐“六字刀”是纪念币的性质，如果这样，也就是说，战国就有了压胜钱。再往前追，我认为，从货币产生那天起，就有了压胜钱。因为古人去世后，要用一些货币随葬，那么这部分货币就没有了流通功能，它就是压胜的意义了。压胜钱到了今天还有没有衍生物?各种纪念币、纪念章是不是?纸币有没有压胜钱?民间印的用于葬仪的冥币应该就是。邮票是不是?各种有价证券应该都是纸币的衍生物，邮票也应该是纸币的衍生物，以前就在国家印钞厂的一个车间印制。
戴先生还回顾了他在主持《中国钱币》杂志期间的一些工作，他说，《中国钱币》一直希望能刊载一些压胜钱方面的文章，但实际发表压胜钱的文章很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到稿子自身质量的局限，缺少有质量有深度的文章，研究的成果也相对少；二是压胜钱的断代是个难题，单凭拓片、图片等不好下结论，不像正用品有史书记载的参照，钱币本身也多有年号等信息。所以一直没有实现。现在你们成立了学会，相信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会得到加强，也会组织起民俗钱币的爱好者一起把这项工作做好。戴先生最后祝愿民俗钱币学会越办越好。
“天下花泉”网站站长、民俗钱币收藏家陆昕介绍说，正是由于民俗钱币具备许多钱币之外的文化内涵，因此该网站在致力于藏品分享、泉友交流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吸收民俗学方面的专家，并将此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网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将民俗钱币蕴含的文化、知识、故事记录下来。”而记录本身，就是一种传承。
钱币文化论文篇4
钱币学会秘书处给我准备了一份讲话稿，我看过了，会前也和庞则义、黄锡全同志做了一些交流。这个稿子我就不去念了。我想在这个基础上把自己关于理事会、学会工作的一些想法进一步和大家做一个沟通和交流，请大家思考、讨论。
一、关于中国钱币学会工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钱币学会是挂靠在人民银行的一个学术团体，人民银行给予经费、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保证，其目的不仅仅是着眼于支持钱币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是着眼于研究钱币文化，推动金融各项工作的开展；也着眼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现在的金融工作，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钱币学会的工作如何去开展，如何去研究，如何去深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从钱币学会的工作角度讲，我们不仅要研究钱币文化，研究钱币历史，还要研究钱币背后的政治、经济、金融的发展历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以史为鉴，指导现在，展望未来。因此，确立第六届钱币学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未来四年工作的依据。刚才黄锡全秘书长对未来四年工作提出了一个规划，大家回头还可以集思广益地去讨论。我提出一个基本的想法，未来四年中国钱币学会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从经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货币，从货币的演变来总结经验教训，从货币的实物来分析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状况，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审视货币的功能，从先进文化的高度来认识货币文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当今的社会、经济、金融的发展服务。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粗略的想法，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二、关于钱币研究的方向
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钱币文化在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中的作用，我们还应该深刻地认识到钱币在中国政治、金融演变过程中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未来的钱币研究方向，既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钱币，还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研究钱币的发展、演变的历史。因为钱币本身凝聚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凝聚了科技及历代文化的精华，而且它是以实物的形式留存到现在的，这是我们不可脱离的钱币的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大家也知道，任何时代的变革，朝代的更迭，币制也一定随之改革。所以，从政治演变的角度看钱币的演变，从钱币的演变反窥政治制度的演变，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现代从有了商业银行，有了中央银行以来发行的货币，与我们在一个完全的农业经济状况下发行的货币，就因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不同。
我们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钱币。经济的发展会带来钱币的发展，钱币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要认识到钱币在各个不同经济制度背景下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还要从金融的角度来研究钱币，弄清历代钱币在不同金融制度下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我们研究钱币不能仅停留在历史中，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钱币文化的演变过程中，还要从历史中抬起头来，看现在，看未来。要把中国的文化和世界的文化联系起来，才能对外走出一条交流和沟通的道路。我们要从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历史中抬起头来，去迎接世界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大的潮流的演变。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一直自我封闭在一个小小的环境之内。我们要从我们历史学家，钱币的收藏者、爱好者的学术氛围中走出去，把我们的钱币文化、钱币历史、钱币背后的政治、经济、金融制度向社会大众作普及和宣传，才能体现党中央的要求，弘扬先进文化。
我们知道，社会发展到今天，货币已经演变为多种形式，除了我们大家习惯使用的人民币的现钞和硬币之外，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支付工具。各种各样的信用卡、支票、汇票、本票等都表明，必须把历史和现在联系起来，把研究和宣传联系起来，把中国的钱币和世界钱币联系起来，把中国经济制度的演变和世界经济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我们的学术研究才会有更强更活的生命力，才会有更多的创新和创造，才会有更多的交流和提高。
三、关于学会和会员
在中国钱币学会这样一面旗帜下，集聚了6万多全国各地的会员，从这6万多会员中，又集聚了170多名全国会员的代表。可以说，在座的各位是钱币文化研究中的佼佼者，也是钱币收藏中的佼佼者，也是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金融制度研究的精华，是精粹，是人文荟萃。作为学会的理事，作为会员的代表，怎样把我们的工作更好地和会员结合起来，和不是会员的社会大众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明确中国钱币学会是一个社会学术团体，它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商业机构，它从事的主要是钱币文化事业，带有这样的历史使命， 因而要向历史去发掘，要为现在提供经验教训，要对社会大众做宣传。大家看到，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对收藏感兴趣。越来越高的收藏热本身就在提示我们的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怎样把我们的钱币研究搞好，把学会工作做好，把我们的会员组织起来，把我们的宣传面向社会大众，这是我们大家要共同考虑的。同时，钱币学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和一般意义上的学会不同。钱币学会虽然有团体会员，但更多的是个人会员，这些个人会员又是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理事的组成，就有政府部门的钱币文化的爱好者，有各家金融机构的，有商业机构的，有来自大学、科研机构和博物馆的，还有个人会员的代表。这对学会提出了更多的责任和更高的要求。怎样把会员组织起来，怎样把宣传搞好，怎样把文博系统、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和广大的会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学会要考虑的工作。在钱币市场里，我们这方面的宣传材料还不多。
另外，要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专业人才的造就。怎样形成一批真正的、有影响力的、造诣很高的专家队伍，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去培养这样的人才，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事业要一代代地发展下去，一代代地继承下去，仅仅靠我们这些同志是不够的，还要靠年轻的一代。现代社会发展太快，年轻一代对历史的兴趣在减小，历史知识也在减少，但他们对现代的东西非常认同。我们的民族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东西很快。对传统的东西，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还比较重视继承和发展，但是下一代人怎样，我们不好说。在这个过程中，怎样把学会的工作和会员的工作及社会大众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也是学会工作。
四、当前需要开展的几项工作
第一，钱币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建设。这一点要重视，要抓紧开展相关工作；对上一届理事会已经提出来但还没有开展的《中国货币通史》的编撰要抓紧进行。第二，要抓紧成立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因为中国钱币学会在国际上已经加入了国际钱币学委员会，而且钱币博物馆也加入了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我们要抓紧成立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第三，我们这一届理事会期间将面对2008年国际奥运会在中国北京举行，也面对200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60周年。这些重大事情给了我们许多机会，要很好地去利用，要对外大力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弘扬我们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坦率地说，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很重视，但我觉得仍然不够。中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能不能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真正建一个历史博物馆，去对民众进行历史的教育，去向外国的民众展示我们灿烂辉煌、广大博深的历史、文化和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呢?我们变革太快，留下来的东西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怎样利用奥运会期间去宣传，这是我们钱币博物馆和我们在座的理事、会员代表共同要考虑的。同时，人民银行成立60年，我们也应该集中精力搞一下展览或者去配合搞纪念活动。
钱币文化论文篇5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 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钱币文化论文篇6
一、充分肯定了学会2006年的工作
会议认为，2006年的学会工作在组织建设、学术研究、宣传普及、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新的成绩。特别是成功组织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规划了新一届理事会工作，为新形势下学会工作的发展建设指明了方向。为贯彻新任理事长马德伦的讲话精神以及新一届理事会工作规划，学会组织召开了“中国历代货币发现与研究新收获学术研究会”和“楚国货币与中国古代铸钱业学术研讨会”。同时推动了成立“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为发展我国钱币、银行类行业性博物馆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需要加强钱币学的学科理论建设
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学勤副理事长认为：钱币学虽然已初步构建了学科的理论体系，但是还不完善，也不系统，与社会上钱币事业发展的现状相比还相对滞后。因此，需要加强钱币学的学科理论建设，继续从理论上进行更系统的归纳、总结，使钱币学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取得其应有的地位。同时，希望学会能够经常性地组织类似“新发现新收获学术研讨会”。其他理事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三、学会工作要为央行履行职能服务
马德伦理事长指出，学会挂靠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就有责任尽心尽力办好学会。这就要求学会要在弘扬历史货币文化，为会员及广大爱好者作好服务的同时，积极配合中央银行的中心工作开展学会工作。在研究工作上，要拓宽领域，增加深度，提高层次。要紧密围绕中央银行业务，以史为鉴，既要研究钱币学、货币史，又要紧密围绕中央银行的中心工作，深入研究钱币文化的外延，更好地为现实经济、金融工作服务。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四、要从提高中国货币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和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加强与国外钱币界的联系与交流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及对外联系的增加，中国文化对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钱币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要办好展览和宣传，并且让更多的外国人在参观钱币博物馆时，能够了解更多的中国货币文化，这也是走出去的一种形式。要重视中国货币文化的传播，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中国货币文化的影响和地位。
五、宣传普及工作要面向广大社会公众
钱币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要注意扩大宣传的受众面，既要面向专业人员，更要面向普通大众，展览要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针对社会上很多人对钱币市场感兴趣而投资、收藏钱币，学会应该面向百姓关注的钱币市场，正确引导群众性的收藏、投资活动，把宣传普及工作做实做活。要广泛地宣传金融、货币文化，普及反假货币知识，要充分发挥学会的组织协调作用，调动会员和各地分会的积极性，增进学会间、馆际间的交流与交往，抓住契机，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人民银行建行60周年、2010年世博会等重大纪念活动，做好宣传普及工作。
钱币文化论文篇7
新疆早期自铸货币，是指汉代到明代在新疆地区建立的各地方政权自行铸造的不同货币。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知道新疆从汉代到明代曾先后铸行过汉怯两体钱、龟兹五铢、高昌吉利、日月光金、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高昌回鹘钱、突骑施钱、粟特青铜方孔钱、喀喇汗朝钱、察合台汗国钱、叶尔羌汗国钱和准噶尔普尔钱等。这些货币的铸行，不仅促进了古代新疆地区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且形成了新疆地区独有的货币文化。对这些货币的研究，永生在出版这本书之前就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比如通过对出土情况的分析，并结合史料，提出了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是当时主要用来供驻军使用的一种军用货币，流通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库车及其附近地区的观点；运用语言学，考证“高昌吉利”钱中的“吉利”两字为古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即中原文献中所译的“颉利发”或“颉利”，汉语意思为“王”，认为这种“高昌吉利”钱是麴文泰为纪念被统叶护可汗按突厥习惯授予颉利发称号而铸造的一种用于赏赐或馈赠的吉语钱。经过用力爬梳，永生通过这本书使得自己对新疆早期自铸货币的研究，更加系统和完整了。
清政府从乾隆年问开始一直到光绪年间，都利用新疆地区出产的红铜铸行货币。由于铸行时间的长久，留传到今天，新疆红钱不仅版式极其复杂，其中所涉及到的大量问题更是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探讨和解读。我们从《新疆历史货币》这本著作中可以看到，永生从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等角度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揭示出许多以前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史实。比如宝伊局虽然有铁钱发现，但因长期以来一直找不到史料印证而无法断定真伪，对此，永生通过查找文献，终于在《伊江汇览》一书中找到了相应的记载，从而解决了宝伊局铸造铁钱的问题。比如，一般我们都认为新疆以湘平作为记重单位的银币出现于清政府收复新疆之际，但永生独具慧眼，在参观广西钱币博物馆时发现了一枚湖南官局一钱天罡银币，这枚银币的发现印证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曾铸造过天罡银币的史实，为进一步研究新疆货币铸造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实物资料。又如，本来我们只知道新疆饷金金币惟有一钱和二钱两种，可事实上还有五钱金币一种。在《新疆历史货币》一书中，永生对饷金金币及其五钱金币的铸造时间进行了重新考证，提出了饷金金币开始机制于光绪三十四年的新观点，并认为五钱金币机制于宣统二年十月新任巡抚袁大化上任以后。诸如这些新的发现和研究，在《新疆历史货币》一书中可以说有许多。永生对每一新发现和提出的新看法，都条理清晰，阐述精微，力求考古和文献双重证据，所以，显得很有份量，对人们继续研究新疆历史货币大有裨益。
虽然清代新疆地方势力及外来入侵者铸行的货币不多，但作为新疆历史货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疆历史上依然占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永生对热西丁红钱、哈比布拉天罡银币、阿古柏钱币、以及俄帖、俄元、俄普和华俄道胜银行的新疆金币券，也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探讨。
民国时期新疆省货币发行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不仅地方政府继续铸造铜元、银元和发行纸币，商业银行和地方私家商号也发行各种面额不等的纸币。《新疆历史货币》一书对此作了分门别类的论述，不仅使我们对新疆铜元和银元的铸行，而且对新疆大龙票、狗娃子票、油布帖、阿尔泰通用银券、殖边银行新疆专用红钱票、省票和新疆商业银行纸币、新疆省银行纸币、以及新疆私家商号发行的纸币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比如通过对新疆商业银行建立和发展的表述，不但将其纸币发行分为三个发行阶段，而且对每一阶段纸币发行的种类和版式都作以详细的介绍，使人们对新疆商业银行纸币发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钱币文化论文篇8
古代印尼亚齐王国珍稀金币
2005年6月，广西钱币博物馆在各地搜寻东南亚货币时，发现并购得一枚古代印度尼西亚亚齐王朝时期的金币。为了进一步研究，博物馆组织钱币专家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并请教了一些资深的专家学者，发现这正是我们多年来一直追寻的古代亚齐王朝珍罕的金币。它为我们研究古代印尼使用贵金属作货币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亚齐古金币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较为古老的传统钱币，币形、币值和币文，都很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古钱钱文上所铸的伊斯兰铭文，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它本身确切的年代，而且真实记录了古代亚齐人民的经济活动，有助于我们研究古印尼亚齐王国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史。
由于古代亚齐存世金币数量少之又少，因此金币价值罕之又罕，成为屈指可数的稀罕钱币珍品，是相关学科研究不可缺少的实物，更是广西钱币博物馆馆藏珍罕货币之一。
马来西亚珍罕
“吏丹利宝”汉字锡钱
2007年4月6日，亚洲饯币学会黄汉森会长、第一副会长郭成发、顾问刘嘉斌一行参观访问广西钱币博物馆，并赠送一批印尼群岛历史货币。这些珍贵文物中除了古代印尼群岛的货币外，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汉字方孔圆钱。其中有开平元宝、正平元宝、太平大丰等锡铅钱。收到这些珍贵文物后，我馆展开了对古代印尼群岛历史货币的收集、研究工作。通过深入而严谨的探讨及翔实的论证工作，揭开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古代印尼钱币的面纱，反映了中国货币文化对海外的传播及影响。
明属安南“通行会宝”钞版
明属安南“通行会宝”钞版是目前为止发现的第一块珍贵的明式安南时期的钞版，它为研究古代中越经贸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也弥补了越南货币史的空白，是广西钱币博物馆馆藏珍罕货币之一。这枚珍贵货币的发现，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呢。
2008年，在越南河内文物收藏圈内小有名气的阮氏，购得一块久经碰撞，“伤痕”遍体，中下段有横向断裂，长约90毫米，上面纵向裂痕约63毫米的长方形青铜牌。他一眼就看出这块青铜牌非同平凡，铜牌上铸有依稀可辨的四个楷书汉字“通行会宝”，还有一些看不清楚的文字及图案。他自认为是古代越南印刷书籍的印刷之类印版，在市内加林路一小茶社以两兆多越南盾（约千元人民币）转卖给一位做成衣生意的华裔老板。几经辗转后，该件物品到了广西首府南宁市唐山路古玩城郑学风先生手中。郑老是广西钱币学会德高望重的钱币专家，他随即邀请其他钱币专家一起研究，发现这块青铜版并不是什么印书牌，而是一块古代印钞版。但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朝代的钞版，钞版上的文字究竟写的什么，一时也没有定论。这件物品最后被广西钱币博物馆收藏。自收藏这块“通行会宝”钞版后，博物馆组成了钞版课题组，专家们查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并利用各种方法对“通行会宝”钞版实物反复进行详细鉴别，最终确定这就是明属安南“通行会宝”钞版。“通行会宝”钞版的发现引起了文博界、金融界的关注，它为研究古代中越关系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南宁最早铸造的钱币
南宁地处我国南疆边陲，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我馆收藏有一枚珍贵的银锭——商税银，这铤税银的发现，弥补了南宁最早使用金银作货币的历史空白，是不可多得的唐代银铤，为研究我国南方经贸交流及互市贸易提供了实物，是我们研究古代南宁钱币、经贸活动等都堪称罕见的实物证据。
钱币文化论文篇9
自唐代飞钱产生，纸币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钟爱，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明初亦继承前朝，实行宝钞。明初钱钞并行兼用，白银作为贵金属在明初属于非法货币，受到国家严禁，明初明确规定“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1），直到以英宗时期“金花银”的出现，白银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官方承认，终于成为合法货币。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主要是由于铜钱铸造和使用的限制：一方面，由于政府财政力量不足，铜源短缺，铜钱铸造数量有限，出现供给困难，同时官府为了得到足够铜材，令人民以私铸钱及铜器输官的做法，引起民间的抱怨与不安；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贸易用钱量增大，不便携带的铜钱成为商业周转的弊端，已经习惯于用纸币交易的商贾们不愿重为铜钱所累。明钞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流通不限制地域和时间，出现之初弥补了铜钱的不足，于是以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的逐步形成，虽给明王朝带来了更大的统一性，，但是由于宝钞自始就是政府不兑换的纸币，明朝发行宝钞无准备金，发行量又无限制，这也直接导致了洪武末年由于滥发纸币纸币，通货膨胀，百姓不再相信纸币的信用度，出现了金银交相使用，商人拒绝使用纸币的情况。
政府为了维持纸币的流通，多次强行禁止使用白银。洪武七年，明确规定“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后明朝廷要求“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洪武三十年重申“交易用金银之禁”。而这种以惩治为主的强制措施在永乐以后发生了变化，新的货币回笼政策出现。永乐二年皇帝采纳了都御史陈瑛的建议，开始实施“户口钞盐法”，在《明史・食货志》及《明会典》中均有记载，每户大人配食盐一斤，收钞一贯，孩童减半（2）。仁宗时期，朝廷虽然认识到纸币滥发导致宝钞贬值厉害，但是民间形成的物重钱轻现象已不可控制，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的政令在民间令行不通，出现了“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宣德初，政府被迫放松了布帛米麦交易之禁，但是对于金银的交易罚钞越来越重。尽管政府采用各种政策回笼货币，但是钱钞兼行的货币体系的崩溃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宝钞的购买力一路下滑，至正统九年，米价已经涨到宝钞一百贯，政府放弃用银的禁令，上下都不愿意用钞而用银、钱，成化年间，一贯纸钞只值一文钱。正统时，宝钞一度到了“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地步，不再通行，只有官俸还是用钞折付，到弘治、正德年间，宝钞实际已经废止不行了，使用纸钞也仅限一贯，其它不复流行，虽明末还以钞字代表货币，实际上支付的是银或钱，纸币流通名存实亡。此后，明朝基本上没有再行纸币。明末天启、崇祯年问，给事中惠世扬和何楷力主恢复行钞均未获准，特别是在崇祯十六年，崇祯皇帝本人也接受了行钞的主张，并设立了内宝钞局，日夜赶造。但此时明朝江山已摇摇欲坠，没有人肯用白银去换纸币，明朝最后的行钞努力终于没有成功。
二、铸币的尴尬地位
白银为何能在明代超越纸币和铜钱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从内外因角度分析，一是白银自身的因素，二是同时期流通领域的其他货币存在无法避免的弊端。
首先从外因分析，钱钞体系的崩溃为以白银为主的新货币体系提供了机遇。明代通行的主流货币有宝钞、铜钱、白银，有时粮食衣帛等实物也用作交换。上文已叙述了宝钞的崩溃，而铜钱铸造也存在问题。明朝铸造铜钱数量有限，为历朝历代最少，尤其以万历之前，其发行量甚至不如汉唐时期。明朝的铜钱可分为制钱、古币、私钱三种，有学者将明代的铜钱政策分为四个时期：一、洪武至宣德年间的铸钱而禁用钱；二、正统至成化年间不铸钱但逐渐弛钱禁；三、弘治至隆庆年间大规模铸钱；四、万历至崇祯年间铸币再次陷入混乱状态（3）。据《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载洪武元年铸“洪武通宝”8 900余万文，洪武五年铸钱22 241.956文，洪武七八年间铸钱各铸钱19 984.983万文，宝钞发行之后，为确保宝钞的流通铸钱减少，据载“宣德通宝”只是两京宝源局及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宝泉局铸行了十万贯，数量不多。永乐、宣德两朝铸钱所开钱局相同，连两京在内也只有六处鼓铸，每年铸行也都不超过十万贯。与之相反，宋朝实行铜本位制，铸币为历史之最，据《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道中时期年铸钱为80 000余文，景德时期年铸钱1 830 000文，天禧末150 000文，明前期铸币量最高几乎为宋景德时期的十分之一。
明朝铸钱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铜源限制，明初甚至由于铜矿资源的紧张以及私铸钱的影响下令私铸钱作为废铜送官，并责令百姓出铜，以至“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明史・食货志五》载“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二处”，正德九年（1514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此后遂屡开云南诸铜场。有人建议：“两京铸钱以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可采云南铜，自四川运至岳州府城陵矶开铸”（4）。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采取鼓励铸币的政策，屡开云南诸铜场，久之产量减少，崇祯时，回收古钱用以铸钱（5）。其二，私铸钱也造成了钱币流通的紊乱。明末清初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述“惜铜爱工，钱即恶薄，私铸繁兴”影响了明朝的钱法施行。嘉靖四十三年因私铸币质量低劣，盗铸引起贸易不通，嘉靖帝采纳大学士徐阶的建议不得不暂停铸钱。万历十年曾因铸钱混乱下诏“近因铸造不精，私钱淆杂，及不系产铜去处买运艰难，领发行使阻滞不便，诏书到日，各该开局铸钱，地方暂行停止。”（6）其三，铸钱在明代地位尴尬。在洪武八年“大明宝钞”出现前为专用铜钱的时代，但是官府铸币十分有限，宝钞出现后构建了以宝钞为主、铸币为辅的货币体系，通货膨胀加剧了旧的货币体系的崩溃，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白银在成化、弘治年间成为铸币，新的以白银为铸币、铜钱为辅币的货币体系建立，可以说在中国大明时期铜钱处在了尴尬的辅币地位。明钱发行量有限，大多流行古币，古币之中以唐宋钱居多，特别是宋钱最多。据研究，明朝到十六世纪底两百年间不超过千把万贯，而且有一大部分收藏于官府之中，因此实际流通的铸钱以古币和私铸钱为主。明朝不仅铸币少，还有一部分流到国外，这部分铸币以古币和私钱为主。明代官制铜钱由于铸造量少等原因购买力很高，但是古币和私铸钱的购买力不断下降。
因此，在宝钞不断贬值，铸币作为辅币亦无法稳定货币流通，势必需要新的货币体系的诞生。
三、以白银为主币的新货币体系的建立
白银最开始作为非法货币，被政府明令禁止，但明初宝钞政策失败，铜钱资源的紧张，民间使用金银的趋势不可阻挡。据傅衣凌先生对146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分析指出“洪武、永乐之间以钞为主，宣德、正统则钞、稻谷、布、银兼用，成化、弘治以银为主”，万明在白银货币化的研究中据此得出“明初至成、弘年间，民间社会存在一种自上而下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作为宝钞最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7）。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并论证了白银货币化由自下而上趋势转而为自上而下的转折标志是成化、弘治以后，而非正统初（8）。大量的历史事实也证明白银货币化的全面展开是在成化、弘治以后，不可否认的是英宗“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国家正式公开使用白银，白银成为合法货币，它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基本职能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
万明将白银货币化的发展阶段分为三个时期并详细分析了各阶段特点：第一阶段明洪武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这是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在民间社会启动和发展的阶段；第二阶段明成化二十三年-嘉靖十九年，这是白银货币化的国家与民间社会互动扩展的段；第三阶段明嘉靖十九年-明末，这是白银货币化在国家与民间社会极大扩展后走向世界的阶段，是国家、社会与世界三者互动的阶段（9）。故此不再赘述。
明代白银货币化走的是先自下而上再到自上而下的道路，可分为三个阶段民间层面-国家层面-国际层面。万明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从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详细探讨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白银能够在明代成为主币除去钱钞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其本身也具有特殊的优势：1、体积小，耐腐蚀，易保存；2、单位价值高，与铜钱和宝钞的兑换值大，购买力强；3、易于分割，分割后损失较低。命人对使用白银的便利有着明确的概念“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产日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混烂；是以白金（银）之为币长也。”（10）
学界对于白银货币化的研究集中于唐宋时期和明代，其中王文成著有《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日本学者加藤繁的《唐宋时期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和万明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及一系列相关论文。笔者比较赞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论断，即第一次白银货币化发生在两宋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明代中后期。经过第一次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民间使用白银的习惯已经逐渐形成，虽然期间政府多次禁银，但是民间自用金银，因此政府不得不屡禁屡开。因此，白银能够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从非法货币成为合法货币原因之一就是历史习惯的传承与延续。
白银的形制多样，民间交易所用白银最初以首饰的形式出现。明初多次禁止民间交易使用金银，但是首饰器皿不再禁止范围之列（11）。同时政府虽然禁银，但是在课税方面仍然认可白银，如《宣宗实录》在宣德六年六月，浙江温州府知府何文渊谓时政虽禁银，但是商税征银，朝廷的禁银令实行艰难。在明初，白银虽为非法货币，但在民间对白银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的优越性十分认可。
其次，同样作为不同货币体系中的主币，白银相较宝钞而言，购买力更加稳定。白银在明初购买力就非常高，其后不断攀升，十五世纪后半期最高，后购买力下降。根据宝钞与白银的兑换率可知宝钞的贬值速度十分迅速，远不及铜钱和白银稳定，铜钱也由于铸造量少处于尴尬的辅币位置，因此白银取代宝钞成为主币也是理所应当的。
同样，尽管初期白银与铜钱同样面对了开采量少的境遇，但是随着本土出产量的增加以及大量白银从国外流入中国，白银的产量大大增加。白银产量的增加包括两个方面――国内增产和白银内流。《明史》记载，洪武十九年增加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二十四座，成祖开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世宗开大理矿，期间银矿皆有开罢，至神宗为收刮钱财，大肆开采银矿（12）。据研究洪武二十四年只产白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宣德五年增加到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天顺成化年间只云南每年就可产白银十万两。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源于日本和美洲。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起，日本向中国输出的货物由刀剑、扇子、屏风、硫磺等转变为白银，随后六十年代到十七世纪前半期为明治以前金银产量最多的时期，万明指出此间为“中国白银货币化加剧进行，对白银需求急速扩大，国内开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期”，中国内需促进了日本的白银激增（13）。因倭寇影响，明朝实行海禁，唯通过广州-澳门-日本航线用丝绸等与日本交换白银。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大量金银矿被开采，欧洲人用西属美洲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等物品等奢侈品。据万明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540-1644年间，从日本流向中国的白银大概有7500吨，在1570-1644年美洲白银大约有12620吨流入中国（日本约每年流出白银75吨，美洲约每年约180吨），美洲白银产量为当时世界大百分之八十。自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后，外来白银取代本土白银占据中国货币市场的主要地位。
除了钱钞体系崩溃，白银自身特点及时代的特殊背景，政府在白银货币化进程中也起到了想到重要的作用，对此万明的相关著作及论文介绍分厂详细（14）。
小结
明朝初期从“大明宝钞”的发行开始明政府致力于构建以宝钞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可是宝钞和铜钱都有着致命的缺点，明钞无准备金，正如《重评“大明宝钞”》中总结“明政府过分自信没有采用前朝的方法加强人们对宝钞的信心及准备金制度，只是依赖政府的威信，这可是宝钞失败最大的致命伤”15，同时滥发纸币而导致的宝钞大幅贬值，人们最终对宝钞失去信用，多采用实物及金银进行交易，造成物贵钱钱，最终钱钞体系崩溃。铜钱在整个明朝都处于尴尬地位，铸币少，造而禁用，铜钱流通混乱，官制铜钱大部分被官藏，古钱和私铸钱购买力也不断下降，铜钱作为辅币无法弥补铸币的缺陷。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合法货币，证明了白银在明朝具有特别的优势，经济发展的推动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白银作为贵金属特有的特点，历史习惯的继承性，还有海外白银流入克服了矿源限制，使得白银能够克服宝钞和铜钱的不足，替代钱钞体系成为新的货币体系。
注释：
（1）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2
（2）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3
（3）周玉英：论明朝铜钱政策[J]，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281-287
（4）转引自薛亚玲：中国历史上铜、锡矿业分布的变迁[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参考《续文献通考》23卷《征榷六・坑冶》
（5）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3-1974
（6）转引自张诗波：明代“私铸钱”与国家的应对措施[J]，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参考《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八[Z].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7）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46-147；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载《明清社会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47；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二期，并论证正统初年金花银名称尚未出现，金花银存在一个逐渐形成定制的过程，以正统初作为朝野广泛用银的标志不能成立。
（9）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再认识[J]，《中国钱币论（第五辑）》，2010，249-254
（10）转引自孙玉良：试论明代的白银货币化[J].3。参考王世贞：《州史料后集》卷37，《钞法》
（11）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3
（12）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772-1773
（13）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236
（14）参考万明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下》、《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再认识》、《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思考》、《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等等
（15）赵善轩、李新华：重评“大明宝钞”[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73
参考书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钱币文化论文篇10
一、武威新发现西夏天盛元宝折二铁钱
近日,甘肃武威市钱币学会在古玩市场给一位收藏者鉴定一批古钱币时,从众多唐宋钱币中发现十枚西夏天盛元宝铁钱。这十枚天盛元宝铁钱大多锈蚀严重,有几枚因锈蚀粘连在一起,但经初步除锈,基本完好。经仔细查看,钱文尚可辨认,皆楷体,右旋读,光背无文。同时经仔细辨认,发现在这十枚天盛元宝铁钱与之前武威及其他地方发现的天盛元宝铁钱有所不同,其铁钱形体较小,且钱文也略小。其钱径2.1厘米,重3.1克。其他天盛元宝铁钱一般钱径约2.4厘米,重3.5～3.7克。从币值来讲,应该是当时西夏流通的天盛元宝折二铁钱。从目前发现的西夏钱币来看,这种版式的钱很少见到,它的发现对研究西夏的铸币,特别是天盛元宝钱币的版别具有重要价值。
二、天盛元宝版别
天盛元宝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所铸造发行的钱币。西夏仁宗时期是西夏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从目前出土西夏钱币的数量来看,在西夏诸钱中,天盛元宝为铸造量、发行量最多的西夏钱币。宁夏、内蒙、甘肃、陕西、青海等西夏统治故地都有发现。从钱文来看,天盛元宝钱文书法俊逸流畅、端庄秀丽。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由陆锡熊、孙士毅所纂《钦定钱录》收录了天盛元宝一品,使其成为在钱币著作中最早有明确著录的一品西夏钱币。这是西夏钱币第一次在钱币专著中的明确记载,从此西夏钱币在钱币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为世人所了解。
从目前考古出土和存世情况来看,西夏天盛元宝钱币有铜钱和铁钱两种币材,是西夏诸钱中,铜、铁并行的钱币:铜质钱,直径2.4厘米,孔径0.56厘米,重3.4克;铁质钱,直径2.4厘米,孔径0.53厘米,重3.2克。两种材质的天盛元宝均为楷书,旋读。铜质天盛元宝的版式以正样钱为主,也有小样、背星、小字、白铜、窄边、挑天、宽边等版型,但极为少见,尤其是铁母、广穿铁母、背西铁母、铁范铜钱更是罕见。1940年,《泉布》第23期上登载程伯逊所得天盛元宝背西铜品母钱。天盛元宝铁钱版式则有背西、背星、背月、面星、广穿等多种,且多有存世品。如1940年《泉布》创刊号刊登了王荫嘉《天盛铁钱背西》一文,记载了天盛元宝背西铁钱。1982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大青山出土的大批铁钱中,有天盛背西铁钱,[1]其文曰:“‘天盛元宝’广穿铁钱,四字与常品异,而为一手所书,精神贯通,背记‘西’字,尝忆西夏有西兴监,铸铁钱,旅中乏书,容再详考。”1997年,《内蒙古金融研究》刊登了内蒙古杜先生曾从包头古玩市场上集到的一枚背星、一枚背月的天盛元宝铁钱。《收藏界》2006年第10期登载了贾志义从内蒙古包头市收购到的一枚面星,一枚背月的西夏汉文天盛元宝铁钱。
无论是天盛元宝铜钱,还是铁钱的背西、背星、背月、面星等各种版别,存世发现的都是小平钱,甘肃武威发现的天盛元宝小铁钱是一种新的版型,当为折二铁钱。天盛元宝折二铁钱的发现对西夏钱币和货币经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丰富了西夏钱币的版型。但这次发现的折二铁钱天盛元宝,目前还未见其他地方有发现,仅此很难确证西夏铸造有折二天盛铁钱。但查询有关西夏钱币的资料,发现西夏一朝确有折二钱的记载和发现,如鲍子年《古泉丛书》、丁福葆《历代古钱图说》等著录有汉文“元德重宝”铜质折二钱。同时,有考古证明加以佐证:1979年,内蒙古鄂克托旗二道川出土了一枚,宁夏盐池县也曾发现了一枚。此外,1999年,钱币爱好者易凯峰在宁夏灵武市磁窖堡镇回民巷收集到一枚铜质西夏文“正德宝钱”折二钱。[2] 由此可见,西夏时期也曾铸造折二小钱,故此推论,汉文天盛元宝铁钱亦应有折二小钱的可能。
三、武威西夏货币考古的重要价值
西夏是古代党项羌于公元1038～1127年在我国西北部建立的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封建政权,其全盛时期疆域“东尽黄河,西接玉门,南界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二万余里”,[3]占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和甘肃省大部。都城兴庆府(即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与宋、辽、金鼎足而立,创造了独特的西夏文化。西夏时期,武威为西凉府,是其陪都,所谓“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4]西夏统治的近200年时间中,在武威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遗迹,成为探究西夏神秘面纱的第一手资料。纵观历次武威西夏考古,基本上都有西夏时期流通的货币及西夏自己铸造的钱币出土。可以说武威西夏钱币考古对于研究西夏货币经济,甚至整个西夏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清嘉庆十年(1805),金石学者刘青园在武威发现了几坛窖藏钱币,从中发现了西夏“元德、天盛、乾v、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他根据张澍1804年在武威大云寺发现的西夏碑文字,判断出其中的梵字钱即“西夏文钱”,这是西夏钱币考古史上第一次有明确文献记载的重大发现。嘉庆十四年(1809),著名金石学家山东人初尚龄在其著作《吉金所见录》中对这次武威西夏钱币重大发现进了详细的记述和系统的著录,这使得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从而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天盛元宝的认识。刘青元这次在武威发现的西夏文钱币除“大安宝钱”一品外,还有“乾v宝钱”和“天庆宝钱”两品。[5]据《宋史•夏国传》记载:绍兴二十八年,即西夏仁宗天盛十年(1158),西夏“始立通济监铸钱”。[6]史学界据此认为西夏在仁宗天盛时期才铸造货币。而1805年武威发现西夏窖藏货币,特别是发掘出土了天盛年以前的西夏钱币诸品,充分证实西夏在天盛年以前的诸朝就铸造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而史书记载天盛十年铸造货币实际上是开始铸造天盛铁钱。这是因为西夏统治的区域是严重缺乏铜矿地区,其铸币原料依赖于宋、金,但宋、金对西夏铜币及铜有非常严格的限禁。而西夏境内却有丰富的铁矿,而且甘肃瓜州榆林窟中西夏壁画“鼓风锻铁图”也说明西夏已经具有较高的炼铁铸造技术,所以,天盛时期已具备开始铸造铁钱的条件,可补充铜钱不足对货币流通所造成的影响。再者,据《西夏书事》云:“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及金人占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仁宗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元)宝钱,与金正隆通宝通用,金主禁之,仁宗再表请,乃许通行。”[7]在西夏诸品钱币中,也只有仁宗时期的天盛元宝和乾v元宝铸造有铜质和铁质两种材质的钱币发行流通。历次西夏窖藏考古发现也说明西夏虽然自己也发行本民族政权的货币,但货币流通主要还是以唐、宋货币为主。
为了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严禁铜币流入夏境,宋金钱币流通都划定有铜钱区和铁钱区。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7“敕禁门”规定了“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的货币流通制度 。[8]西夏同样也设置有铁钱区和铜钱区,以防止铜钱流入宋、金境内。对此,牛达生先生依据内蒙临河、包头、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黄河一线出土数千斤甚或万斤西夏时期流通的铁钱认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南院应该是北院,北院应该在西夏与金接壤的北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是西夏铁钱流通区。夏、金对峙时期,武威以及河西走廊地区是铜钱区还是铁钱区,文献没有记载。从考古角度来讲,武威历次出土的西夏钱币中都是西夏铜钱,而未见有铁钱,是否说明这一区域是铜钱流通区呢?事实上,夏金南宋鼎足之时,武威所在的河西走廊是西夏的西部疆域,河西走廊南部为吐蕃,北部是已经崛起的蒙古部落。西夏设立铁钱区与铜钱区主要是针对金朝,所以,在西夏西部的河西走廊可能不会有铜钱区或铁钱区的禁限。武威这次发现的几枚天盛铁钱说明这里是铜、铁钱流通区。再者,曾是西夏故地的张掖酒泉、敦煌等地也发现过铁质天盛元宝小平钱,所以,不与金接壤的西夏统治区有可能不受铜、铁钱区划分限制。
四、结语
西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神秘而辉煌的王朝,在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中,创造了神奇而独特的西夏文化,是悠久而灿烂的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其铸造的货币独具魅力,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目前西夏货币存世情况和钱谱著录拓本来看,自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铸造了西夏第一枚钱币“天授通宝”以来,西夏共历十帝,总计使用了32个年号,有16类货币,其中西夏文钱5种(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元宝、乾v宝钱、天庆宝钱),汉文钱11种(天授通宝、大安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元德元宝、大德通宝、天盛元宝、乾v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有数十个版别,而且全部为年号钱。随着西夏考古的新发现,可能还会有新的版别问世。西夏钱币是西夏多元而奇特的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研究西夏钱币不仅对于探究西夏商品货币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深入研究西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西夏钱币是西夏学的重要内容。目前,西夏钱币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了西夏钱币的谱系,但还有许多诸如陈炳应先生关于西夏文“福圣宝钱”应译为“禀德宝钱”,[10]存疑西夏钱币真伪鉴定,1987年9月,甘肃省武威市城内署东巷修建行署家属楼出土的银锭是西夏银锭还是金朝银锭等问题,有待学术界[11]、收藏界来共同努力解决。
武威曾是西夏的陪都,在西夏兴亡中扮有十分重要的角色。[12]同时,作为近代西夏学研究兴起的发祥地,武威历次西夏钱币的考古发现都促进了西夏钱币研究,对解决西夏商品贸易、货币流通以及西夏学研究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最为可信的第一手实物证据。
[参考文献]
[1][2][5]吴峰云.西夏钱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3]吴广成.西夏书事[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4]清•张澍.凉州府志备[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6]元•脱脱等纂.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吴广成.西夏书事 [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8]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9]牛达生.浅论西夏铁钱及铁钱专用区的设置[J].中国钱币,2004,(4).
钱币文化论文篇11
“说起来，钱币收藏可以追溯到小时候了。”欣士敏回忆说，“上世纪40年代没有什么玩具，自己经常掂量着父亲给的几个铜板，发现铜板上的字样不一，就饶有兴趣地收藏起不同的钱币来。”从此，欣士敏一发不可收拾，与钱币结下了60多年的不解之缘。
上世纪50年代，欣士敏在苏北银行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大量钱币，为收藏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其中，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便是他在此期间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收藏。
也许是缘分的使然，上世纪50年代末欣士敏考取了厦门大学经济系，攻读货币与信贷专业。通过4年的系统学习，他对钱币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也为日后对钱币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毕业时，命运再次将他与“钱”联在一起。分配在省直综合经济部门工作的他，多了出国学习的机会，也多了在国外货币市场淘宝的机会。
一次，欣老来到纽约的一个货币市场，请服务员为他兑换面值1美分的3种不同版本的钱币。整天与钱币打交道的美国服务员抱歉地耸了耸肩，表示他一定是弄错了，面值1美分的钱币只有一种版本。欣老耐心地向他解释，面值一美分的钱币当时由3家不同的铸币厂生产铸造，尽管面值一样，图案也基本相同。但还是有些细微差别。看着眼前这个“固执”的中国人，美国服务员在一堆面值一美分的钱币中仔细查找起来。最后正如欣老所言，找到了3种不同版本的1美分钱币。心服口服的美国服务员和四周的外国游人都纷纷竖起大拇指，连声说：“OK!”
普通泉友变钱币专家
对待收藏，欣士敏除了执着更多的是细心。在欣老家中，看似平淡无奇的橱柜却装满了“钱”。打开橱柜，藏品用文件夹整洁地摆放着，或按地点或按内容分门别类，一目了然。欣士敏告诉记者他将钱币分为中国和外国两大类，再以年代为序进行排列，便于查找。翻开其中一本，赵国的铲币、齐国的刀币、秦国的圆形方孔钱和楚国的蚁鼻钱，顿时让记者看傻了眼。一旁的欣老见状说道，中国古钱币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绚丽多彩，每一个时期的钱币都承载了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信息，堪称“社会化石”。
如果说中国钱币是让欣士敏“动了情”，那么对于外国钱币欣老就是“痴情”了。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摸着欣士敏从世界各地淘来的宝贝，记者仿佛来到一个怡情益智的历史花园。看记者拿着一枚小小的钱币十分好奇，欣老介绍道，最早的外国小面值硬币一般都采用紫铜或铸铝，后来发展到由铜镍合金和钢芯镀镍等材料代替。流通硬币正反面除了面值、国名和发行年份外，一般都采用该国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如国徽、国旋、国花和动物，而智士伟人和著名景观建筑也是钱币常见图样。听完这番讲解，记者不禁感叹这小小钱币竟成了人类文化艺术的综合载体，凝结了如此多的智慧。
在收藏的过程中，欣士敏渐渐也成了钱币研究专家。为了鉴定钱币的真伪和出处，欣老购置了大量书籍，家中俨然成了图书馆。而为了研究外国钱币，他还掌握了多国语言，甚至一些小语种也能流利地翻译。随着深入地研究，欣土敏发现我国关于钱币收藏、鉴赏的书籍少之又少，钱币工具书几乎是个空白。平日为了鉴赏钱币，通常要翻阅大量文献、旁征博引，才能得到准确的结论，且这些论述又大多分布在各种古籍中，晦涩难懂。于是，欣士敏呕心沥血，先后撰写了《世界钱币分类收藏与鉴赏》、《金泉沙龙――历代名家货币思想论述》和《钱币文化与艺术》等多部著作。欣老钱币工具书的问世，对泉友们来说无疑是雨后甘露。
半个多世纪的感悟
欣士敏成为福建收藏界名人后，曾有许多出于商业目的收藏者想从他这里挖些“宝贝”，一些拍卖行也表示愿意为之举槌，但均被他谢绝。作为一个文化思考者的欣士敏，传承历史才是他收藏的最终目的。他对记者说：“这些钱币确实是一笔财富，可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历史文化。如果有谁可以吃透、读懂这些钱币，我将倾其全部赠送与他。”质朴的言语中，透露出的满是欣老对于钱币收藏的无限热爱，令人肃然起敬。
尽管为了收藏钱币，欣士敏倾入了半个多世纪的心血，但当记者讨教收藏经验时，老人却毫不犹豫地一一解答。
欣士敏告诉记者，鉴定古钱首先要熟悉历史，掌握钱币学的知识。钱币学是一门研究钱币发生、发展与钱币不同版别、质地、形制、铸造等特征的学科。通常钱币根据厚薄、大小和纹饰可以分出许多不同的版别来，人们研究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版别方面。钱币一般有铜、铁、铅、金、银等质地，哪―个朝代曾铸造过哪一种或几种质地的钱币，对于鉴定来说，显得尤其重要。此外，收藏钱币还要学习美学、书法、篆刻等各种边缘知识，这样才能避免“打眼”。“一些存世量少，版别罕见的钱币往往成为制假者的首选，当卖家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稀罕货时，这其中定有蹊跷，泉友们应格外小心。”欣老补充道。
据了解，过去钱币收藏以乎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藏友较少。然而，在今年3月25日举行的第45届报国寺(春季)钱币交换会上，一批“80后”、“90后”新生代泉商、泉友格外引人注目。对于钱币收藏群体年轻化，欣士敏表示，年轻人的介入，对钱币收藏市场无疑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只有持续补充新鲜血液，钱币才能折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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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文化论文篇13
总而言之，先秦货币由于陶范、石范工艺而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版别，如不同版别的平阳方足布（图3）。当母子范工艺产生以后，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母范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子范之间的差异，而子范之间的差异又造成了钱币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平板范竖式浇铸法”还是“叠铸法”，最根本的就是钱范的差异产生了版别的差异。
当母钱翻砂工艺取代范铸法而成为主流之后，同样由于母钱的差异而形成了版别，而母钱的差异是如何造成的呢？这就需要探究―下母钱的根源，据说唐代开元通宝的母钱是用“失蜡法”生产，而作为祖钱的“蜡样”，则需要匠人手工雕刻；明代的母钱据说有用木雕钱作为祖钱；清代则使用工艺更为精湛的铜“雕母”作为祖钱。由此可见，无论是“蜡样”还是“木雕”或是“雕母”，总是需要匠^手工刻制，这也就是在根源上形成版别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产量的需要，不可能所有的母钱都是“雕母”直接翻铸，比较精美一些的子钱在加工之后即可作为母钱使用，即泉界所谓的“二级母钱”。而为了把“子钱”加工成“母钱”，则需要对子钱的字口进行一定的处理，在这个二次加工的过程中，钱币文字存在着变形的可能性，这也是版别产生的原因之一。
在母钱翻砂法铸钱的历史中，北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北宋的钱币，尤其自神宗熙宁、元丰开始，版别的变化极为复杂凌乱，文字多变，内外郭多变，文字与文字之间以及文字与内外郭之间的相对位置多变，为了表达这种差异，《北宋铜钱谱》中使用了“进、退、俯、仰、离、寄、缩、隐、大、小、阔、狭”等文字表述。如笔者收藏的不同版别的圣宋元宝，谱中定名为正字、大字、直宋小样、狭穿小字（图4）。理论上讲，北宋铜钱使用的是母钱翻砂工艺，有多少种版别就应该有多少种母钱，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绝大多数版别根本找不到相对应的母钱。有这样一种说法，北宋时期是活字印刷术的成熟期，而活字印刷术被巧妙地运用于铸钱之中。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N，生于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卒于宋仁宗皇v三年（1051年），他初为书肆刻工，后在实践中，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技术。但活字究竟是如何运用在铸钱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事实上，唐代的开元通宝已经出现了复杂的版别。自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铸到安史之乱发生（755年），是开元钱由精美走向粗糙的转折点。由于发行量大，铸期长，加上铸造地域广，因而形成了十分复杂的版别。但是开元版别因其钱文相似度极高而不易断代，有些泉友专门收藏研究开元通宝，根据不同的特点，区分出不同时期的类别，例如武德开元、贞观开元、武周开元、玄宗开元等。
从理论上讲，开元通宝的母钱在多次使用后，磨损到了一定程度就无法再继续当母钱使用，只好作为普通钱币进入流通领域。笔者曾在批量散钱中挑到过几枚开元通宝的母钱，其钱币地章很平滑，有明显的冷加工痕迹。唐代对于母钱的管理比较严格，从使用到作废都有一个严格的流程控制。所以，母钱要么由于磨损到不符合继续使用时直接回炉销熔，要么就是当作普通钱进人流通领域，因而流传至今的开元母钱并不多见，或者说由于流通造成的磨损，导致母钱已经很难分辨了。
从地域不同的角度
钱币的铸造地点往往比较分散，如战国时期的方足布，其币文纪地，目前已经发现了大约近百个品种。汉武帝时期各个郡国都有权利铸钱，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铸钱机构，必然会形成版别的多样性。后来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国有，铸造了形制规范统一的上林三官五铢。之后的昭宣二帝，中央对于铸币权的控制依旧十分严格，故昭帝五铢与宣帝五铢的特征十分明显，容易辨识且有五铢钱范传世。是时，由于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如果不采用“即山铸钱”的方法，则铜钱铸造的成本会难以控制。昭宣二帝之后的五铢钱根本无法准确断代，不但没有史料的记载，也没有钱范的出土可以佐证，只是笼统知晓五铢钱仍在铸造，但铸币权是否仍旧集中于上林三官则不得而知了。
从唐代到北宋，铸钱的范围遍及全国，由于山川大河的阻隔，讯息的迟滞，必然造成管理的松散，不同地域铜钱的质量肯定有所差别，版式就更难统一了。但是，到了南宋孝宗时期，自淳熙七年（1180年）开始，钱币的背面出现了纪年，从这一年开始，南宋铜钱的形制与文字都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几乎消灭了版别。
明代钱币的版别以洪武和崇祯朝最为复杂，地域特征明显。如崇祯钱大体可分为北京版、南京版、四川版、西北版四大类（图5），每一个大类又包含了若干种的版别，例如北京类的户五、监五，南京类的工、户、共、应、旧、江、清忠、跑马等，四川类的天干系、加、府、嘉、泸、星月等，西北类的兵、制、奉制、太平、榆、官等。清代的顺治五式钱、康熙二十局、雍正十四局等都是由于铸造地点的不同而造成了版别上的差异。
从文化差异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