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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品安全论文篇1
随着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的丑闻不断曝光，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尤其是食品加工企业对食品安全的质量管理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有的还主要依靠传统的事后型检测方法，这就加大了食品质量存在的风险。各发达国家和地区则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家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特别是对各高风险的食品行业都要求企业建立HACCP体系，自觉进行危害分析和关键点控制，从而保证了国民能享受到安全卫生的食品供应。而乳制品作为一类特殊的食品，具有营养丰富、产业链长、易受微生物污染的特点，供应链环节的任何一个节点出现问题都会对乳制品的整体质量产生影响，因此如何避免在原料的收购、乳品生产过程和销售环节中产生品质变化，保证产品安全，就成为乳制品加工企业必须解决的问题。
2.乳制品质量安全的研究综述
2.1 乳制品安全的国外研究综述
关于乳制品安全是指作为食品的乳品不含有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实际危害的有毒、有害物质；食用乳品不会危害人们身体健康、不会带来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乳品的卫生安全和营养安全两方面。作为乳制品的质量安全较之食品安全有其特殊性：一是牛乳具有易腐性和不耐储存的特点；二是乳制品大多是流动的液体产品，其质量安全比其它食品更加难以管理和控制。
有关国外乳制品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涉及奶业的各个环节。由于发达国家对乳业的国内支持政策很多，而且技术比较先进，因此，国外奶业比较发达。美国，奶牛产业是其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业一体化程度远远高于种植业，畜牧业一体化经营占85%以上，其中奶业合作企业一体化经营所占比重最大。在美国的畜牧业一体化当中合同制形势占主要地位，按鲜奶产量计，合同制式占95%，公司式占5%。美国对乳制品生产，加工，贮运，销售过程进行全程控制，对奶业发展，注重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强化生产源头控制和进出口检疫；荷兰的乳制品生产企业一直以来都在寻求从奶牛场到乳制品加工厂等一系列环节的质量保护措施，从奶牛场到乳有关国外奶牛养殖产业化的问题，乳制品在荷兰是很重要的农产品，乳制品生产企业的每一环节都要经过严格检验，主要是通过分析和微生物实验来对牛奶的纯度和鲜度进行检验，同时在牛奶的生产加工和运输中，还要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这些预防措施包括对粗料、辅料以及设备的一系列要求，如对饲料生产用水、饲料本身以及首要的监测等。美国和加拿大通过启动“牛群遗传改良计划”体系，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已经成功育成世界上最好的奶牛群；此外，产品加工包装设备的高度自动化、模块化发展也已被国外普遍应用于乳制品的加工包装环节；Gerrit在《现代乳品加工与质量控制》一书中全面介绍了乳制品的基础知识和最新技术研究进展，重点对从品种、牧场管理、产品加工到产品检测、产品包装、质量控制及运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进展进行了阐述。
2.2 乳制品安全的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乳制品的研究，自从2008年震惊全国的三鹿集团“三聚氰胺”事件以来，乳制品质量安全问题便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一是关于乳制品质量安全供应链的研究，尤其是原奶问题的研究，鲁嘉明（2008）从整个乳制品供应链的角度出发，以三聚氰胺事件为切入口，找到乳制品供应连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应加强对原奶生产环节和市场的监管，并对原奶和乳制品质量进行不定期检测以改善乳制品供应链的质量监管；高卫星（2008）对乳品供应链中原奶供应商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杨磊、邱祝强、冯文杰和张志勇（2009）研究了基于分层模糊评价法的乳制品供应链质量安全分析及控制，主要从分析乳品供应链每一环节的质量安全风险影响因素出发，采用分层模糊评价法对影响指标进行比较，评判乳品供应链的质量安全风险，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乳品供应链的质量安全控制策略；钱贵霞、解晶（2009）对中国乳制品质量安全的供应链问题进行了分析，从乳制品供应链角度分析了引起乳制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乳制品供应链管理，消除乳制品质量安全事故的隐患，建立乳制品供应链管理的保障机制，促进奶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二是关于乳制品质量安全控制和HACCP的研究，张税丽（2010）、许树琴（2005）、孔庆伟（2010）等人都分别对HACCP体系在乳制品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进行了实证研究；杨俊涛（2010）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对河北省的奶制品质量控制进行了研究；三是关于乳制品质量安全监管问题的研究，洪晓晖（2005）、马爽（2009）、仇宝山（2009）、陈志鹏（2009）等都用经济学的理论对乳制品的质量安全监管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除此之外，李翠霞、邹晓伟（2010）利用DEA的方法对黑龙江省乳制品加工业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以黑龙江省乳制品加工业生产效率为决策单元，选取原料奶投入量、劳动力和乳品企业资产额为投入指标，乳制品产量和乳品企业产值为产出指标，对黑龙江省乳制品加工业生产效率进行评价，指出黑龙江省乳制品加工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段成立（2005）对我国原奶和乳制品生产环节的安全管理体系、技术保障体系进行了阐述及分析，同时借鉴了乳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找出影响我国原奶及乳制品质量安全管理的重要因素。
3.供应链管理与HACCP的基本理论
3.1 供应链管理的概念
供应链概念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被人们真正所熟知是在90年代后期。在供应链应用的基础上，供应链管理的概念也随之而提出。但是，到目前为止，供应链管理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供应链管理强调运用集成的思想和理念，指导企业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由于供应链管理活动的全局和整个过程都必须贯彻集成的思想，所以，企业的各项资源要素可以实现全方位的优化，实现资源聚变放大作用，最终促进整个管理活动效率的提高。
供应链管理是为了获得持续竞争优势而对供应链关系活动进行集成与整合。这一定义强调了企业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最终到达用户手中这一整个过程的物流与信息流有关的所有活动，强调了供应链管理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性；供应链管理是一个整体的模式，可以用图2-1来表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供应链管理是企业为了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而对其参与的活动进行的整合和集成，强调利用整体模式来管理供应链节点上的各种活动。供应链由所有加盟的节点企业组成，在实际的运行中有一个核心地位的企业负责对供应链的协调和管理，这个核心企业可以使制造商企业（如蒙牛、伊利），也可以是零售商企业（如沃尔玛）等。
3.2 乳制品供应链的概念和特点
乳制品供应链管理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人们对于消费领域的产品要求不断提高的结果。一般而言，食品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快速消费品，这使得食品供应链与其他行业供应链相比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具体表现在：
（1）供应链食品从生产到消费周转时间短且环节多。乳品从生产、加工、销售到最后的消费为保证新鲜度抢占市场，在时间上要求非常高，但同时又需要经过多环节操作。在多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必须仔细谨慎才能做到最后消费产品的质量安全，这就要求乳品供应链运作时必须力求高效同时各个环节都必须有效保证食品质量安全。
（2）对冷链技术依赖性较强。食品冷链以保证易腐品品质为目的，以保持低温环境为核心，不仅有对冷链运输系统的技术要求、还有对冷库等储存场所的冷控技术要求，从而才能最终确保乳品的产品品质与质量安全。
3.3 HACCP的基本理论
3.3.1 HACCP的概念和发展史
HACCP的全称是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即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它是一个以预防食品安全为基础的食品安全生产、质量控制的保证体系，由食品的危害分析(Hazard Analysis，HA)和关键控制点(Critical control Points，CCPs)两部分组成。HACCP体系是一种预防性质量控制体系，危害分析有关风险的鉴定、评估，以及对其中的生物、化学、物理危害进行控制的系统方法。它能够确保食品在消费的生产、加工、制造、准备和食用过程的安全，在危害识别、评价和控制方面是一种科学、合理、和系统的方法。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皮尔斯柏利(Pillsbury)公司与美国航空、宇航局纳蒂克实验市联合开发航天食品时形成了HACCP食品质量管理体系，并正式了其可靠性。1971年，皮尔斯柏利(Pillsbury)公司在第一届美国国家食品保护会议上首次提出HACCP，从此这一概念就在食品工业发展起来。美国是最早使用HACCP系统的国家，此后，美国了不同食品生产和进口食品的HACCP法规，欧共体、加拿大、日本、泰国等国家也相继出笼了实施HACCP体系的法规和命令。
3.3.2 HACCP的主要内容
HACCP方法现已成为世界性的食品质量控制管理的有效办法，HACCP原理经过实际应用与修改，被食品法典委员会确认，由以下七个基本原理组成：①进行危害分析；②确定关键控制点（CCP）；③建立关键控制点的关键限值；④建立关键控制点的监控系统；⑤确定纠偏行为；⑥建立验证程序；⑦建立HACCP的计划及文件管理。其主要内容如下图2-2：
HACCP体系作为科学、简便、实用的预防性食品安全质量控制体系，自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率先提出，并于90年代起陆续对一些重要的食品制订了相应的技术法规。由于其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效果，引起国际上愈来愈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乃至国际组织相继制订与HACCP体系管理相关的技术法规或文件，作为对食品企业的强制性管理措施和实施指南。例如：加拿大食品检验署（FIA）制订了以HACCP为基础的食品安全强化计划执行手册（1998/12），并制订了HACCP教程指南和HACCP通用模式；欧盟在94/356/EC“对水产品作自我检查的规定”附则中规定了以HACCP原理为基础的方法模式，以后又在2000年7月17日与2001年2月19日提出的多个立法提案中提出要强制推行HACCP体系，对企业实施HACCP体系的有关记录进行监控。因而，可以说HACCP体系的推行已成为当今国际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向与必然要求。
4.乳制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以上文献回顾，发现尽管乳制品安全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且乳制品行业的发展也比较快，奶牛的存栏量由2000年的近500万头增到2011年1300万头，占全球存栏总量的8%；原奶产量从2000年近800万吨到2009年3518万吨，增长3.5倍，稳居世界第三位。乳制品总产值由2005年的862.57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589.19亿元，每年乳制品总产值占GDP的l%左右，乳制品产量由2005年的1310.42万吨增长到2009年的1935.12万吨。乳业作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民身体素质提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4.1 原料奶生产
原奶质量问题的主要表现有生产方式、饲养技术与管理方式落后，首先是养牛规模小，饲养管理技术落后，我国奶牛的养殖方式主要是农户小规模分散饲养，主要特点是“小、散、低”，由于农户的小规模分散饲养，使得饲养的规范化饲料供给、科学的营养搭配等先进技术难以推广实施；其次是奶牛的饲料安全问题是乳制品安全的源头，饲料的质量安全问题主要表现有饲料的农药残留，饲料变质的残留物以及饲料添加物超标等；最后是饲养环境差，主要是奶牛饲养中的水环境质量和牛舍的清理消毒状况不好。
4.2 奶站——原料奶的贮存
从原料奶被挤出到运送到生产加工环节一般都要经过奶站，奶站作为中转站对乳品的质量安全影响很大，一是挤奶设施的卫生状况，主要是挤奶设备、贮奶设备、运奶设备对牛奶的质量影响很大；二是原料奶运输环节中的微生物污染；三是人为掺假；四是鲜奶的收购检测手段落后。
4.3 乳品加工
乳品加工企业引起质量安全的环节很多，主要有加工企业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设施设备的条件和状态、内部质量控制的制度、厂区的环境以及操作人员的健康水平等。还有就是牛奶的生产组织方式导致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也是导致乳制品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大部分乳品企业和原奶供应户的关系主要还是松散的买卖关系，缺乏强有力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的投机行为就难以避免。
4.4 流通和消费
乳制品安全的重点首先是乳品的生产安全，在生产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乳制品的流通和消费安全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在运输过程中常常由于运输车辆的不清洁，或运输中包装破损，或者在流通和销售过程中时间过长导致产品过期，从而出现质量问题；对于不恰当的食用方法也可能造成质量问题，比如对于乳制品的贮存一般需要冷链保存，所以无论是常温牛奶还是包装打开后，一定要放到冰箱里保存，这样就能大大提高乳制品的安全水平。
4.5 乳制品质量安全政策法规和监管制度
相对于发达国家对原料奶和乳制品的严格质量标准、质量检测和监督体系，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从农场到餐桌的质量全程管理体系，除了加工企业自检外，缺乏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对从奶牛饲养、奶牛养殖、加工到销售的HACCP体系，生产全过程潜在危害点的研究和控制较少，检测机构不健全、认证能力不足、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不能满足乳制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要求；其次政府对乳制品安全管理不健全，重终端轻源头，目前对乳制品供应链的下游环节，乳品销售环节监管力度有所加大，但对上游生产，加工行业的监管薄弱，没有形成统一协调的监管体系。
5.小结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虽然有许多科学管理方法在食品安全监控领域的应用研究，但大多数是将其应用到乳制品生产加工环节，很少有学者将科学的管理方法深入应用到乳制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原料奶和下游销售环节。针对我国乳制品质量安全的现状和问题，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结合供应链管理的和HACCP的相关理论知识，通过整合和构建乳制品供应链，从而形成合力，能够避免出现短板和投机行为，再运用HACCP的理论方法，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乳制品的质量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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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品安全论文篇2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5-024-02
一、引言
2008年9月爆发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使消费者对问题食品的风险认知急速攀升，进而引发了消费者对问题食品的市场需求骤降。然而在危机情形下，消费者行为反应并不总与他们面对的风险真实水平一致。{1}本文以乳制品安全问题为例，在讨论风险感知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应急管理措施对消费者风险感知的影响，进而探讨风险感知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讨论风险感知对消费行为影响时，引入风险感知内生性问题的研究。讨论内生性问题的必要性在于：考虑到风险感知是一个主观变量，可能与消费行为互为因果关系；其次，以往文献中指出一些变量可能同时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风险感知。如：Slovic{2}利用消费者的个体差异来解释公众的风险感知，而消费者的个体差异也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
二、概念性框架
Arrow{3}和Pratt{4}为分析风险知觉对消费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考虑一个消费者效用函数U（w），式中w表示财富。这里我们假定消费者认为消费某品牌乳制品是有风险的，因为他们知觉到消费该品牌乳制品可能会由于含有过量激素而存在导致致癌的潜在成本，所以消费者消费的期望价值以随机变量z（方差为σ2）表示，假设E（z）=0。定义K为风险溢价，即乳制品消费与得到价值为K的货币效用无差异。也可以理解为，K代表消费者消费乳制品的货币价值。这意味下列等式成立：（1）；等式（1）两边以w为中心进行泰勒级数展开，整理后可得：（2）。等式（2）意味着乳制品消费的价值随着σ2递减。σ2表示乳制品消费的知觉风险，理论中指出知觉风险增加，乳制品消费价值下降，乳制品消费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降低。根据等式（2），结合以往的文献{1}，{3}-{4}，我们得到可检验假设：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从乳制品消费中知觉到更大风险的消费者，相对于知觉到较小风险的消费者，消费乳制品可能性更小。
三、计量模型
（一）风险感知的内生性
需考虑风险感知内生性问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计量分析中我们会遇到“感知和行为相互影响”的问题，这样风险感知和消费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2）一些变量可能影响消费者的风险感知但这些变量很难测度，造成实际模型中变量缺失问题。我们尝试引入与风险感知有关的工具变量解决此问题。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
由于调研中反映消费者购买减少程度，风险感知程度等重要变量的数据是以分类数据为主的离散数据。并且考虑到本文风险感知内生性的问题，我们尝试运用工具变量Logit模型（Instrumental variable Logit model，简称IV Logit）分析安全事件发生后消费者购买行为变化的影响因素，具体模型如下：（3）；（4）。其中，y1i为因变量，表示消费者乳制品购买减少程度；x1i为除风险感知以外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其他因素，包括消费者个人特征变量、消费者家庭特征变量、消费者风险偏好、消费者对不同信息源的信任程度；y2i为内生自变量，表示消费者风险感知程度；x2i为影响“消费者风险感知程度”的工具变量，包括政府应对危机方式的选择、企业应对危机方式的选择以及消费者对相关制度的了解程度。β1，β2，γ1，γ2分别为两个方程中相应变量的参数。
四、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年5月对北京市消费者的抽样调查。调查随机选取了北京市海淀区中具有代表性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紫竹院、玉渊潭、中国农业大学4个场所作为调研点，对场所附近的超市内的消费者进行询问访谈。共完成问卷250份，其中有效问卷213份，有效率为85.2%。
（二）样本基本特征，消费者风险感知和消费行为变化的描述性统计
乳品安全论文篇3
一、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规标准体系亟需完善
（一）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乳制品食品安全事件
近年来，我国乳制品领域发生了许多食品安全问题。比如，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成为了压倒中国乳制品表面祥和繁荣假象的最后一根稻草，乳品问题逐一暴露在人们面前。很多食用三鹿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调查后发现三鹿奶粉中含有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因此事入院的婴幼儿有10000余个，治愈出院的仅有1000多例，仅为患病人数的十分之一。随后，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检测报告中， 蒙牛、圣元、光明等国内知名品牌均被揭底，存在三聚氰胺严重超标问题，抽检的175家企业66家已停产。这不仅是对我国商业信誉的一次重创，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2013年11月，大陆民众所熟知的台湾味全、统一等品牌的鲜奶中检出残留抗生素，而此等残留用药不属于当地“动物用药残留标准”中容许的药品。
2014年台湾味全再次牵涉到“地沟油”事件，味全236家上游经销商、加工制造者以及937家下游生产商，共139项产品被卷入了问题油事件。味全旗下多种产品下架，被处以巨额罚款。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简爱华表示：“味全屡次出现问题油以及其他食品安全问题，表明企业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了对产品质量的严格管控，而食品安全事件最终会拖累味全自身，对其品牌以及业绩都会有所伤害。”①
（二）我国乳制品标准主要问题分析
乳制品行业一直陷于质量安全风波之中，而且食品安全的主体不仅仅有个体条件不佳的小企业、非法经营商，更是逐渐蔓延到全国性的大型乳制品企业。以上文提到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此案成为我国乳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一方面重创了国内乳制品品牌，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对乳制品行业监管的漏洞，推进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改革。
（三）我国乳制品标准面临的挑战
上述事件直接引发了乳制品大量进口、奶剩等问题。这不仅对我国国内的乳制品行业带来一系列压力，还对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带来诸多挑战。
第一，我国乳制品标准和国外乳制品标准出入甚多。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中的限定有严格于国外之处，会导致国外的合格商品无法进口到我国；抑或是国外的标准更加严格细致，我国未对此做出规定或者即使有相关标准国内企业也难以达到此标准。
第二，各个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限定和标准规定不一致。有的国家会在食品中加入添加剂以获得更好的口味与外观，而这种食品添加剂在进口国有可能是被禁止的，或者用量的限制较之出口国更为严格。以我国为例，“金箔”在2015年以前在我国一直是严禁添加的食品添加剂之一，但在日本、印度却允许添加。
二、我国乳制品标准无法满足我国需要
（一）我国国民对于乳制品品质（蛋白质、菌群种数等）的需求
我们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随机采样了三百多位群众，了解我国国民对乳制品的需求。我们通过对问卷结果的分析，大致得出下面两个关于我国国民对乳制品品质需求的结论。
首先，国民对于发酵乳、巴氏杀菌乳和调制乳更为关心。根据对受访者经常购买的乳制品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中36%选择了调制乳，超过50%的受访者选择了巴氏杀菌乳，而选择发酵乳的人数则将近70%。而对于其他乳制品例如干酪、生乳等勾选的受访者相对较少。我们承认这样的调查结果跟我们的受访对象年龄普遍较为年轻有关，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大致可以从调查结果中看出，在国民的日常生活中，牛奶、酸奶以及各类果味乳制品占了较大的比例，购买奶粉的人数并没有我们起初预想的多，而且大部分购买奶粉的人为中年人，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他们多数为自己家中的婴幼儿、青少年或者老年人购买奶粉。
其次，国民对于乳制品中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等含量要求多。国民对于我国乳制品中可能会含有的一些有害物质并不了解或者关心度不够，仅仅是泛泛地认为没有食品添加剂的乳制品质量有保证。但事实上，正常的食品添加剂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我国只有列入到《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名单中的产品才可以被称之为食品添加剂，除此之外均称为非法添加物。其二，国民还是会选择蛋白质和钙、纳等其他微量元素含量较高的的乳制品，来补充营养。但实际上，乳制品包装盒上面标注的相关营养元素的含量所述否准确真实我们并不知道，并且近年来对于乳制品中蛋白质含量测算方法也越来越多，一些测试方法并不能将真实的蛋白质含量测试出来，这就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食品安全隐患。
（二）国现有乳制品品质不能满足我国国民需求
首先，国民对我国乳制品安全缺乏信心。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置了“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您最倾向于购买哪个国家的乳制品？”这一问题来了解国民对于我国乳制品和进口乳制品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中有63%的人偏向选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乳制品，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奶源好”“质量有保证”“名气响”等。国民认为进口奶粉不管在包装上还是在品质上都明显优于国产奶粉。
其次，乳制品标准在我国国民中普及度不够。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有数量高达77%的受访者并不清楚我国现有的乳制品标准，22%的受访者只是听说过，清楚了解我国乳制品标准的仅有1人。甚至有调查者在不满意我国现有乳制品标准的理由中填写了“相关标准普及度不够，不清楚具体标准”。由此可见，乳制品标准在我国的普及度远远不够。试想消费者在不了解我国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如何放心购买市场上良莠不齐的各类乳制品呢？所以，我们认为政府和相关组织应当大力宣传和普及乳制品标准，更好地听取和吸收大众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来完善现有的乳制品安全生产监督体制机制，从而进一步推进乳制品标准的优化。
三、对我国乳制品标准中存在的问题的建议
（一）加大对乳制品卫生标准的研究力度，建设乳制品安全标准分级制度
第一，对于婴幼儿而言，奶粉的营养含量标准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婴儿的主要营养摄取来自于母乳和其他乳粉，但一些母亲由于乳汁不够或因身体等各种原因无法哺乳，乳粉占婴幼儿饮食结构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乳粉的营养成分含量直接关系到婴儿的健康。我国近年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中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影响巨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奶粉中三聚氰胺的超标导致了将近四万婴儿的健康受到威胁。所以婴幼儿的乳粉标准制定中对于一些对婴幼儿身体有害的微量元素和食品添加剂应该严格限定。
第二，对于青少年而言，由于他们正处于青春期的快速成长阶段，家长们通常会选择蛋白质和钙含量较高的乳制品给孩子们补充营养，帮助其骨骼增长。而对于老年人而言，子女通常也会为其选择钙含量较高的乳制品，预防骨质疏松等疾病。但由于该类产品目前尚无统一的国家或行业标准，都是由企业自行制订企业标准，产品质量相差悬殊。所以对于青少年和中老年乳制品标准的制定势在必行。我们认为，应当根据青少年人和老年人的特别需求，尤其是对乳制品中钙含量的需求，制定相关的国家统一标准。这样，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乳制品时才能有所参考，更加放心。
第三，对于成年人而言，他们通常根据自身身体情况不同、需要补充的营养不同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乳制品。例如成人乳制品中通常会含有益生菌，从而促进酶解作用，使蛋白质、脂肪及糖分解，有利于消化吸收。经过市场调查，我们发现如今市场上流通的含有益生菌的乳制品种类繁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公告2003年第3号――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益生菌菌种名单》中所列举的益生菌种类有：两岐双岐杆菌、婴儿双岐杆菌、长双岐杆菌、短双岐杆菌、青春双岐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嗜酸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干酪亚种、嗜热链球菌、罗伊氏乳杆菌。但我们难以从含有益生菌的乳制品包装上明确得知其含有的益生菌种类，这也是令人担心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完善对益生菌等其他菌种的国家统一标准的制定。
此外，经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女性在选择发酵乳和乳粉时，通常会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产品，有些调查对象甚至明确表示会选择购买脱脂和零脂乳制品。但是问题在于，如今市场上流通的脱脂的乳制品样式各异，并没有统一的具体标准。并且，我们认为，由于低脂肪含量对特定人群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对于零脂标准的认定是十分必要的。
（二）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首先，要建立一个统管全局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如美国所建立的食品安全。在我国可以合并现有食品监管的相关部门，将商检、质检、卫生、工商、农业等执法部门承担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合并，由统一部门对食品生产全过程进行监管。
其次，成立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充分发挥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独立、客观的优势，同时能够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提高执法效率。设立第三方检测机构有利于利用分散在各个省市的科学研究所的资源进行整合，提升乳制品检验工作的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使乳制品市场更加规范化，提升乳制品在国民心中的满意度。
（三）加快建立食品安全技术支持系统
建立食品安全技术支持系统有利于更好地为我国食品安全体系服务。不仅要提升我国乳制品安全检测的硬件设施，更要提升相关科技产能建设。我国应当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食品检测技术，并完善我国目前的乳制品检测科技。应当在国内适当地方建立乳制品生产监测点，使监测点所收集的样本代表全国的平均水平。通过定期对乳制品生产厂家检测，以保证将各类不达标乳制品扼杀在摇篮里。
（四）建立危险性评估技术，推动诚信市场建设
政府要建立危险性评估技术以及推动市场诚信体系建立。我国加入WTO以后食品安全规范标准等要与国际接轨。在保护我国人民健康的前提下应制定相应对策。将我国乳制品卫生标准体系及其技术内容与国际组织标准及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国家的标准进行比较研究，通过风险分析提出与乳制品安全控制相关的风险分析指南，进一步完善我国乳制品标准体系，生产老百姓放心购买的乳制品，推动建立诚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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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品安全论文篇4
“新国标”取消了1986年“国标”中生鲜乳收购标准的四个等级,只设最低限度。尤其是生乳收购标准中的蛋白质最低值及微生物限量这两项核心指标,与1986年相比显著降低。
1986年“国标”中,就必须优先遵照、因此最具可比性的生鲜乳第一等级而言,规定蛋白质最低值为2.95%,而2010年“新国标”设定蛋白质最低值为2.8%。中国主要奶牛品种为荷斯坦奶牛,在国际奶牛养殖界,通常认定这种奶牛的蛋白质最低值为3.18%。
1986年“国标”中,生鲜乳第一等级的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50万个;“新国标”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200万个。美国、欧盟生鲜乳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小于10万个,香港的限量为每毫升小于20万个,丹麦一级奶的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小于10万个,优级奶则为每毫升小于3万个。
1986年“国标”与国际标准已有明显差距,2010年标准在其基础上又大幅降低。不少乳业界人士直斥“新国标”是“历史性倒退”。
“中国奶业完了,新标准名义上照顾奶农利益,实际上却把牛奶搞得乱七八糟。”中国畜产品加工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享有中国“乳业泰斗”之誉的骆承庠对《财经》记者表示。
“全世界恐怕都没有这样低的指标。” 曾参与“新国标”讨论的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顾佳升认为。
利拉伐(上海)乳业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家淇亦称,新标准与科学化饲养奶牛、提高奶牛品质单产的产业初衷相背离。“既然随便饲养都能合格,农民还有什么动力改善质量。”5月中旬,在绵阳举行的一次乳业发展论坛上,张家淇对《财经》记者表示,长远来看,“新国标”可能造成的遗患将难以消弭。
作为食品卫生标准的一个试点,乳业新标准的制定有望给整个食品安全新标准探路。而对于尚未完全从三聚氰胺事件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的中国乳业,“新国标”无疑将影响其未来方向。
关键指标的降低只是一个火药引子,在专业人士眼里,“新国标”中非止一处的模糊界定甚至明显硬伤,令人担忧其是否堪当整饬乳业的重任。
经过最近“黄金十年”的快速发展,虽有行业丑闻困扰,且受经济低迷打压,中国乳业的发展速度仍然稳健。
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今年4月公布的数字: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乳制品企业工业总产值累计1650.2亿元,同比增长12.38%,乳制品总产量1935.1万吨,同比增长12.88%。如此涉及数亿消费者的千亿元规模的行业,国家标准的些微改动,均易牵涉各方力量与利益的复杂博弈。
火线任务
2007年年初,卫生部即开始组织有关部门对中国现行乳与乳制品标准进行清理与归并,筹备制订乳业“新国标”,但进展甚缓。
2008年9月,三鹿事件爆发。次月9日,国务院火速出台《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照职权负责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职责,并赋予卫生部组织制定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的责任。”
当月,卫生部就召集乳品企业加工代表及卫生系统专家,参与制订乳业新标准。知情者回忆,此次会议上,专家对于乳业标准制订归属权争论尤为激烈,反对者称,标准制订者应为奶牛养殖归口单位农业部,而非对乳业并不熟悉的卫生部。
11月,不甚明晰情况的卫生部提出,生乳标准以农业部意见为主,并希望农业部每月单独例会讨论后反馈意见。
由于乳业涉及部门众多,2008年12月开始,卫生部会同农业部、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轻工业联合会、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中国奶业协会等机构,成立了乳品安全标准工作协调小组和乳品安全标准工作专家组,正式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
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担任协调小组组长,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国家标准委副主任孙晓康等担任协调小组副组长。专家组组长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王竹天担任。逾70名专家成员来自相关部委、大专院校及乳品企业。
《财经》获悉,“新国标”具体起草任务由卫生部监督局委托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承担,参与起草的人数超过70人,标准分设乳品产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理化检测方法、微生物检测方法及乳品生产规范五个工作组,参与讨论人数超过600人。
2008年12月29日,卫生部联合农业部、国家标准委等部门在京召开乳品质量安全标准工作第一次协调小组会议,会议决定,标准制订工作分四个阶段开展。
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时间为2008年12月末起到2009年2月,主要工作是调查和分析现行乳品标准存在的问题,参照国际标准的框架和原则,拟定乳品质量安全标准框架和制修订原则。第二阶段为制修订标准阶段,时间为2009年2月-5月。第三阶段为广泛征求意见阶段,时间为6月-7月,包括社会征求意见和世贸组织成员征求意见。第四阶段为标准批准程序,时间为2009年8月-9月。
但卫生部整体协调工作费时费力,导致标准进展一再拖延。
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再次认定了卫生部作为标准起草者的主体地位。该法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其工作职责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
直至2009年底,标准起草实际工作方见起色。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09年12月,陕西金桥乳业、上海熊猫乳品有限公司再次爆出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超标产品丑闻,国务院责令乳业“新国标”早日出台。
至2010年2月6日,国务院又高调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共有15个部门参加,由国务院副总理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任副主任。重压之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在此形势下,乳业安全新标准,被当做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试点,出台紧迫性日甚一日。
应急而生
标准参与讨论者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顾佳升称,在众多标准中,耗时最久的是《生乳》(GB19301-2010)标准,而熟悉情况的农业部几乎没有参与。“卫生部并不了解奶业的实际情况,导致会议多数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讨论上,使得标准推出时间大大延期。”顾佳升告诉《财经》记者。
农业部乳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高工程师张宗城说,与会专家普遍对奶业状况缺乏了解,迫于时间压力,最终的工作只是对数千项指标的整理合并。
在会议上,与会专家多是各省疾控中心的官员,主要讨论的是如何合并的问题,而没有借鉴提高。“很多都是原封不动地合并,所以工作量并不大。” 张宗城回忆道。
会议对既有的混乱体系做了归纳修订,以黄青霉素为例,既有法规中,对指标检测的不同规定就达五种,对乳品脂肪含量的不同规定亦达三种。
在标准制订过程中,一稿至三稿的评审均秘密进行,并未广泛征求意见,只在最后一稿进行了公示。在整个过程中,卫生部没有主动征求奶农意见。
征求意见稿的统一过程耗时甚久,临近截稿,各类反馈意见仍未能逐一采纳,卫生部不得已最终采用“一刀切”的办法。
卫生部最终在对160余项现行和正在制订中的乳品相关标准进行分析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75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包括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测方法标准三大类,其中产品标准17项,生产规范2项,检测方法56项。
其中66项通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的审查,为国家安全标准。
和原来160余项数量繁多、相互打架的乳品“国标”相比,现在颁布的66项标准大为精简,其中值得称道的是,吸纳了原属于“政府规章制度”的关于“液态乳标鲜、标纯、标复原”的“三标”内容,大大提升了这项规定的法律地位,这使得消费者可通过各类标识一目了然地区分市场上的各种液态奶。
前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郝煜称,作为目前惟一强制执行的标准,“新国标”最大遗憾是“守旧”。专家组工作的原则只是“整合梳理”,因而缺乏应有的“与时俱进”动力。
同时,“新国标”没有注明起草单位、参与起草人及后续承担宣传解释的对应部门。“这种不符合立法规范的情况在乳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一名熟悉乳业相关法律法规起草规程的内部人士称。
《财经》记者多次向卫生部提出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亦未获安排。一位卫生部官员告诉《财经》记者,鉴于乳业标准已引起行业内外巨大争议,卫生部将于近期组织一次媒体交流会,就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受质疑的专业性
长久以来,奶业管理沿袭前苏联模式,行政权力条状分割非常明显,涉及部门多达15个,质检总局负责制定产品标准,卫生部门制定卫生标准,农业部门制定农业标准,商务部门制定商业标准,工信部制定加工标准,这些标准常有相互抵触之处。生乳标准的话语权历来不在最为熟悉情况的农业部,而在其他各类主管部门。
“这导致众多政策推行不力,问责不清。” 中国奶业协会副理事长王怀宝称,以学生奶为例,推行十年普及率至今不足2%。
政出多门导致各主管部门的专业能力缺乏。“卫生部专家知识背景多是公共卫生和分析检验,但缺乏乳品行业背景尤其是乳品工艺,因而导致很多标准避重就轻。”顾佳升称。
专业性不足导致乳业“新国标”体系结构与国际标准存在很大不同,国内以最终的产品标准为主,检验方法也是为终端成品“把关”需要而配置的。术语标准和工艺标准则几乎是空白。而国际标准体系的结构则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专业术语定义、生产和加工过程工艺、检验方法,产品成品标准退居其次。
一名三元乳业的高管表示,“新国标”规定生乳是“健康奶畜所产”,但究竟什么是“健康奶畜”却缺乏明确规定,在检测指标里,也未对用于判定是否健康奶畜的体细胞检测作出规定。
另外对于一些重要参数缺乏基础研究依据,例如“200万微生物含量”依据何来。“很多东西看起来是拍脑袋决定的。这就不是一个很完善的标准,合理性大打折扣。”上述三元高管表示。
“新国标”中关于生产工艺的规范只有寥寥两项,且含混不清。例如《杀菌乳安全标准》,对究竟采用何种加工工艺、加热温度与受热时间等关键元素指标只字未提。“现在的标准是重检测轻过程控制,本末倒置。” 中国奶业协会原常务理事王丁棉称。
乳品加工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减少加工过程营养的损失和有毒有害物质的生成。在国际上,各国政府都对杀菌工艺过程进行参数限定,并列入现场监管范畴。
“新国标”这种轻工艺过程的做法存在巨大安全隐患,例如超高温瞬间灭菌技术(UHT)在加工过程中使用超高温和长时间存放会导致褐变,产生的有毒元素达到一定量可致癌。
王丁棉认为,“新国标”对乳品行业的核心加工要素――热处理方法、强度不作具体规定,会导致企业滥用这一技术。过度热处理不但使营养损失,有害物质大大增加,而且改变了乳的质地与风味,反过来促使企业使用稳定剂和香料等食品添加剂,从而增加了乳品的不安全性。但是这些建议均未得到采纳。
据顾佳升统计,世界上“乳与乳制品”不安全事件80%以上集中在“食品的物理、生物和化学三大危害”之一的“生物危害”上,而中国则几乎集中在 “化学危害”。他认为这与乳企特别偏爱通过“过度热处理”杀灭乳品细菌,进而在过程中添加香料改进口感息息相关。
谁在推动标准降低
生乳“新国标”关于蛋白质及微生物含量两项核心指标趋低,引起业内激烈反弹。
中国奶业协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乳品加工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全国乳与乳制品定标组”副组长曾寿瀛对《财经》记者表示,“没有好面蒸不出好馒头。原料奶蛋白质含量降低带来的不是一般的问题,会带来乳品加工行业一系列的深层次问题。”
曾寿瀛回忆,早在2009年6月19日召开的全国乳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会议前,关于蛋白质含量标准的讨论已有十余次,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沿用原来的2.95%标准。两业巨头蒙牛和伊利则属于“降低派”。会议主持人动员曾寿瀛宣讲维持2.95%的必要性。
“一直到8月底,所有专家委员会成员都再也没有对蛋白质的标准提出异议。” 曾寿瀛说。
但其后进展却颇多变数。作为生乳“新国标”后期的参与审稿者,曾寿瀛回忆,直至2009年8月底,在送交农业部与卫生部的审稿中,蛋白质含量都是2.95%。10月20日,卫生部网站上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的标准已经修改为:每年5月至9月标准为2.8%,其余时间为2.95%。
到2010年4月22日“新国标”正式网上公布时,标准已悄然变为2.8%。
“短短几个月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我问了其他参与审稿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作为制订参与者,我们没有裁决权,甚至连一点知情权都没有。”曾寿瀛说。
这一重大更改事前没有通知,事后也没有任何解释,变更原因至今未明。
就生乳标准与卫生部有过密切配合的一位农业部官员表示,卫生部将2.8%确定为“新国标”这一决策的不透明性,他也不理解。
《财经》记者获悉,将蛋白质最低值标准降至2.8%的最大推动力,来自农业部。
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巡视员、奶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王俊勋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抛开现在的论争,“新国标”会在今后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他认为,标准的高和低只是看法问题,标准低并不代表不正视问题。
王俊勋透露,2008年10月,卫生部首次与农业部讨论的就是原奶收购标准。在标准起草之初,卫生部曾希望提高原奶收购标准,但农业部认为在现有时机提高原奶收购标准并不合适。
农业部奶业管理办公室成立于2008年10月24日。此前农业部对全国原奶整体指标也缺乏了解。为了配合完成生乳标准制订,王俊勋迫在眉睫的工作就是收集原奶收购方的各类数据。
在其努力下,农业部一年之内收集到十余万个原奶收购数据,这些来自国内规模较大的乳品企业、第三方渠道以及奶站的基础数据,对于标准最终确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业部调查数据显示,国内最大的一些乳品加工企业,夏天时蛋白质含量基本都达不到2.95%,个别情况下甚至低至2.26%,达标的企业寥寥无几。“没有哪个企业敢说它没有收过2.95%以下的牛奶,与其桌面下偷偷摸摸做,不如把事情拿到桌面上解决。2.8%就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王俊勋称。
中国奶协数据显示,国内奶牛养殖仍以小规模散养为主,1头-5头奶牛农户比例达78%,6头-20头所占比例约13%,其散养规模占全国奶牛总存栏量的80%-90%,王俊勋称,“短时间内扭转这种局面是不切合实际的。”
另一项中国奶协调研数据显示,2009年3月,全国奶牛养殖户亏损面超过50%,黑龙江省一度达到75%,时至今日,亏损面尚有35%。“奶业需要的是休养生息,长此下去整个产业基础就全没了。”王俊勋表示。
他认为,蛋白质含量标准设置太高会危及奶农生存。在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中,对奶农而言,尚无一个合理退出机制,不甘被动退出的人会以造假形式蒙混过关,从而引发质量隐患。
达能营养中心(中国)总代表张国雄也主张,相对宽松的标准,可以避免奶农作假。以微生物含量为例,他认为,在既有饲养水平没有改善的情况下,过高的标准会刺激更多危险行为,一些奶牛饲养者可能会采用臭氧消毒灭菌的办法,在此过程中会产生致癌溴化物。
王俊勋甚至认为,2.8%的标准其实亦显多余。之所以还要规定蛋白质最低值,是由于《乳品质量安全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要制定乳品的“质量安全标准”。“不仅是安全标准,也有质量标准。”
“不管蛋白质高低,牛奶都是可以饮用的。不同的原奶可以生产不同的产品。不应该将一部分奶农排除在市场以外。这里面也有维稳的因素。”王俊勋表示。
对于农业部降低标准的主张,全球最制品包装企业利乐公司中国副总裁杨斌认为,监管部门把民生问题与产业发展问题相混淆了。“保护弱势群体是否必须以牺牲整个产业安全和消费者利益为代价,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内蒙古奶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李兆林认为,标准的降低使收奶范围放宽,变相地为养殖水平低的农民散户养牛开绿灯,短期内有利于农民增收,长远来看与国家推行规模化饲养并不匹配。
隐现利益博弈
在标准降低的背后,一些业内人士多次提及蒙牛、伊利两业巨头的表现。
一位知情者透露,在标准讨论过程中,伊利负责奶源的会议代表曾表示,按照现行2.95%标准,内蒙古、黑龙江分别有10%、6%原奶无法达标,河北亦有相当比例原奶无法合格,全国数量更为惊人,以此希望降低标准。
蒙牛、伊利两者共占据中国乳业市场31%份额,且增势凶猛。“如果蒙牛、伊利的牛奶都不合格,监管部门会怀疑标准制定的普遍适用性,如此大的体量使得监管部门不得不参考其意见。”一名知情者称。
据称蒙牛也希望“国标”放宽口子。针对卫生部网上公布的乳业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稿,有消息称蒙牛曾提供反馈意见,希望将细菌含量放宽至每毫升1000万个。这几乎是欧盟标准的100倍。
但蒙牛方面对《财经》记者坚决否认有过上述主张,相关人士解释道,蒙牛目前可控奶源占其全部奶源的70%以上,并要以更高品质标准来赢得市场,无须主张降低标准。
全国乳业目前50%以上均是手工挤奶,刚挤下的原奶中微生物含量一般每亳升不超过30万个,微生物超标的原因主要是二次污染及疾病。一旦当地收购半径过大难以及时辐射,这些牛奶通常会存放在奶罐中一到两天甚至更久。
与蒙牛方面提供的数据相反,业内人士认为蒙牛对散户奶源的依赖性极强。降低细菌标准,客观上它是受益的,可以借此扩大收购半径,缓解原料匮乏压力,并降低原奶收购成本。
即使是一些看起来有进步意义的标准,在实际制订过程中,也不得不达成某种妥协。
在2009年8月5日和8月19日的专家组会议上,卫生部决定引入原农业部和质检总局关于“三标”的规定内容,将其提升至法律地位;同时在相应乳品标准里,增加各种液态乳的基本特性描述和主要技术指标等内容,并配套设立相应的检验方法标准,为具体落实“三标”规定提供判别技术支撑。
但是,到了10月20日,在卫生部网站公示的“乳品安全标准征求意见稿”里,各种液态乳基本特性描述和主要技术指标内容及相应检验方法标准均被删除,仅保留了“三标”内容。
这一结果被业内专家认为有利于常温奶的壮大。常温奶占据着中国的90%乳品市场。而市场上的常温奶40%-50%是用复原乳制成,并且只有极少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复原”字样。“消费者从口感上很难知道这一点。如果知道了,很多人可能就会选择不喝。”一位业内知情者说。
蒙牛、伊利都是以常温奶为主,主要生产“利乐包/枕”包装、保质时间长的超高温灭菌奶,借助强大营销攻势占领市场。但其全国性销售网络及超长供应链使其能够达到“标鲜”标准的产品极少。“‘三标’规范越详细,无疑越不利于它们的发展。”一位行业知情者说。
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一名官员曾对起草专家说:“标准是各方利益协调的产物,很遗憾有关工艺规范的内容没能保住,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在标准起草的前期,蒙牛、伊利还负责起草了与乳品生产企业最为密切的三大产品标准:《巴氏杀菌乳安全标准》和《灭菌乳安全标准》由蒙牛起草,《生鲜乳安全标准》由伊利起草。
尽管政府机构邀请大型企业参与标准起草,不乏国际惯例,但蒙牛和伊利作为标准起草者的资格仍遭受质疑。有人认为与其发展规模相比,蒙牛这种奶业巨头并未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在三聚氰胺事件中也存在重大污点。
在由王丁棉组织的2009年7月17日中国(重庆)奶业高峰论坛上,来自全国20多个城市奶协、20多家乳品企业和数家大中院校的代表,在会上纷纷公开指责蒙牛、伊利在标准修订过程中于己牟利。
“由常温奶企业起草巴氏杀菌乳标准,背后是利益集团的影子。参与标准修订的乳企显然不愿意自我束缚手脚。”王丁棉称,这导致在标准制订过程中缺乏透明度,很多时候只是走程序。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名誉副会长魏荣禄透露,蒙牛在起草之初即希望将“复原乳”一词写进《巴氏杀菌乳安全标准》和《灭菌乳安全标准》中,以求将其法律化。而在定稿《灭菌乳安全标准》中,蒙牛成功使得“复原乳”成为“灭菌乳”定义的一部分。在该标准中,“超高温灭菌乳”和“保持式灭菌乳”的定义都含有以下文字:“以生牛羊乳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复原乳……”
“复原乳”一词最终没被写进《巴氏杀菌乳安全标准》中。但魏荣禄等业内人士认为,《巴氏杀菌乳安全标准》中,“巴氏奶”的定义――“仅以生牛羊乳为原料,经巴氏杀菌等工序制得的液体产品”,由于定义模糊,最终可能为用复原乳制作巴氏奶提供了缝隙。
魏荣禄称,“这个标准使蒙牛等大量用复原乳生产纯牛奶的企业,有可能撇开之前‘24号文’(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加强液态奶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关于必须标注‘复原乳’名称的规定;其次,用法律文件的形式,间接明确了巴氏奶阵营可以使用复原乳生产巴氏奶,瓦解传统巴氏奶厂家‘鲜’的核心卖点。”
2005年的“24号文”出台之际,蒙牛和伊利就曾极力反对标注“复原乳”。
作为复原乳的反对者,魏荣禄和顾佳升均没被邀请参加该标准最终讨论。2009年中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的闭门研讨会上,魏“不请自来”到会场旁听,在会上他提出标准要营养和安全并重,大力倡导发展巴氏奶,遏制复原乳的畸形发展,但很快遭到各方驳斥――“一些人以会议讨论的是安全问题、与营养无关为由,根本不让我发言。”
在2009年5月研讨会议上,光明乳业牵头制定的《酸奶安全标准》,曾遭到蒙牛、伊利炮轰。光明试图将自己独自掌握的一种无菌酸奶工艺写进标准之中,但蒙牛、伊利激烈反对在新标准中写入这一新工艺。
乳品安全论文篇5
作为积极响应并践行国家生产许可新版细则要求的第一步，飞鹤乳业的婴幼儿奶粉配方得到了来自中国营养学会、国家乳品工程中心等机构营养、儿科、生产、工程等领域专家的一致认可，无可争议地成为拿到配方专家论证这一“最严门槛”通行证的第一家乳企。
首家完成配方论证
此次飞鹤以实际行动迎接政府对于乳企生产许可的大考，且率先拿到第一个重量级通行证，无疑为树立国产乳业典范、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带来一抹耀眼的亮色。
在1月23日举行的配方论证会上，各位专家对飞鹤乳业旗下全线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法律、法规、标准的符合性、营养指标设计的科学性、生产工艺的合理性、所有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安全性进行严格审查。来自营养、儿科．生产和工程四大领域的权威专家最终一致认为，飞鹤乳业的所有婴幼儿配方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营养指标设计科学合理，产品满足适宜人群的安全需要和正常营养需求。
飞鹤乳业研发负责人蒋士龙博士对本刊记者表示：“高适应是飞鹤研发的源动力，我们的一切科研都是为了打造成分更接近中国母乳营养成分的配方，从而还原孩子自然成长的过程。而配方专家论证这一环节在飞鹤其实并不罕见。早在2010年飞鹤首款高端产品‘星飞帆’上市前，我们就已邀请各领域权威专家对该款产品的配方进行了严格论证。”
专业品质赢取未来
公开资料显示，自2013年6月九大部委打响了整顿婴幼儿奶粉行业的“第一枪”后，国家发改委、国家质检总局、工信部等部门几乎是按每月一次的频率在乳业“施政”。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会长宋昆冈表示：“对于所有入围乳企，实现了这些新的要求和条件，我国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生产管理水平将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产品也将是世界上最好水平的产品之一。”
乳品安全论文篇6
1 我国乳业监管机制存在的漏洞
1.1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缺乏现实可操作性
08年，毒奶粉的事件让国务院法制办就在最短的时间内，起草了一部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见附件），该条例于10月9日由国务院公布实施。笔者通过查阅研读发现与过往的一些立法比较，条例在立法质量上并无明显改善，法律的可操作性有待商榷。可以说，一杯“问题牛奶”催生了一部“问题法律”。
比如，条例中充斥着“国家鼓励……”“国家扶持……”等不知如何执行的口号式语言，规定了一些“禁止在乳制品生产过程中添加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等无需规定的常识，法律责任上，大多还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刑法上早已有之的重复规定。至于新增的“处违法乳制品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的规定，也不知执法时究竟该如何确定“货值金额”。当然，条例中也有许多出人意料的细化规定，如“超过2小时未冷藏的生鲜乳，不得销售”，但具体如何保证这条落实，却颇费思量。
1.2 生乳新标准的质疑
现行的生乳标准中，乳蛋白含量从1986年的2.95%（每100克生乳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95%），降到了2.8%（每100克生乳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8%），菌落总数则从2003年的每毫升50万调至200万，有报道称，均为历史新低。对此农业部人士解释说，分级标准的制订是为了引导企业生产差异化乳品，政策目标也是为了达到按质论价效应。然而对此需要注意的是，标准的制订虽是质量监管工作的前提，然已有的一系列奶品质量安全事件也说明，有了标准也并非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况且，在原来乳品质量标准尚未分级条件下，不仅未能见乳品产品质量提升结果的立竿见影，结果反还使奶品安全事件叠出。所以就此而言，如果只有这次农业部乳品分级标准的制订，而没有其他能够有效提高监管水平制度的配套，那这个“分级标准”，结果是会一反往常“标准”作用能促进产品质量提高，还是会重蹈早前市场奶品监管的覆辙？显然，结果应该是让人怀疑的。
1.3 多头管理，职责不清
多部门分段式监管格局使得政出多门，部门间职责不清、相互矛盾，导致管理重叠和管理缺位成为我国乳品安全监管不力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起因于奶源站收奶环节的漏洞。质监部门认为“奶源站”属于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应当由农业部门监管；而农业部认为“奶源站”收的牛奶是用于奶粉的生产加工，属于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应由质量技术监管部门负责。这样模糊监管地带的存在使得各监管部门在有利可图时，相互越界，竞相争夺监管权，而在问题、责任面前相互推诿、互相扯皮。
2 建议及对策
食品安全作为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问题，应当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头等大事来抓，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其健康权益及生命权。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之前失败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外的成熟管理办法，对现行的监管体系进行重大改革，修订法律，理顺管理，明确职责，建立一套高效有序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2.1 尽快完善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
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是食品安全监管基础，应加快其修订完善的步伐，其配套的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也应尽快制定，使其更符合我国国情，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2.2 完善质量标准体系
鉴于我国乳制品安全现有标准滞后的局面，在完善乳制品质量标准体系时，应该主要参考国际食品法典（CAC）和国际乳业联合会（IDF）等国际组织的标准。全面提高我国乳制品在污染物、微生物、药物残留和食品添加剂四大类安全指标的监管范围和标准。同时参照国际惯例对于鲜奶等重要产品，简历一套覆盖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标准体系，为全面质量监管提供可靠的依据。
2.3 使官员问责制法制化、程序化
问责的法制化进程中，严密详尽的条文约束能够使无论执法者还是犯法者都必须依法行事，而违规违纪、行政不作为的官员也将受到规章制度地制约。
首先，官员问责制必须法制化。要建立真正的问责制度，并有效地运转，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其次，责任追究程序化。正当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的制度所必备的要素，是问责制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进的保证。问责程序化涉及问责全过程的方方面面，内容很多，但以下三点更为迫切：
一是责任的认定程序。有了明确的责任划分，还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认定责任的归属、严重程度等，否则就可能出现"替罪羊"问题而背离问题初衷。
二是问责的启动程序。即什么情况可以引起对相关官员的问责，也可以称作触发机制。即什么情况可以引起对相关官员的问责，也可以称作触发机制。
三是问责的回应程序。即被问责的官员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
2.4 明确监管部门职责
改革监管部门间的责权配置结构。首先，整合现行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减少监管部门数量，从而加强部门间的合作和协调。其次，强化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功能。食品安全委员会的产生是为了协调中央各部委之间职责模糊的现状，但是在法律层面上并没有对其权利进行界定，使得该委员会的运行缺乏法律层面的支持，需要国家出台更加具体的配套措施。明确划分模糊的监管职责。由于乳品从农田到餐桌整个过程的复杂性，无法把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完全分开。因此在《食品安全法》基础上，应当出台相应细则明确规定各监管部门职责，对监管职能的交叉和空白之处进行明确分工，确定相应监管部门，其他部门退出。
2.5 发动各方力量综合监管、信息公开透明
有专家指出，食品安全体系的建设，不应只是政府部门一方监管，而应发动协会、企业、消费者等民间力量，综合起来对整个产业有效监管。
从牧草，到奶农，到企业，到流通环节，到商，到终端消费者，这个紧张的链条也极容易因为成本或者经营环境的波动，产生严重危机。要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必须公开各环节信息，让消费者有源可溯，明白放心消费。
参考文献
[1]谢伟锋，香港奶粉限购令反衬内地乳品监管无力，新快报2013.3.1
乳品安全论文篇7
纵观中国乳业1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乳业虽然起步晚、起点低，但发展迅速。奶业总量翻了两番，至2006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排行第三的产奶大国。中国乳业的飞速发展似乎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又一个春天。直至三聚氰胺事件人们才意识到连续快速发展隐藏的泡沫成分。此次事件根源在于产业链利益分配不合理、监管体系不完善等多方面原因，国内乳品业遭受巨大打击，消费者对国内奶业失去信任，外资乳企加快扩张中国市场的步伐，国内乳企丧失了与外资乳企在高端奶竞争中已有的优势。就连蒙牛、伊利这两个国内知名大品牌也难逃厄运，连续亏损、金融危机使蒙牛面临着被外资控购的危机，人们开始怀疑，中国乳业真的到了“过冬”的时候？本文以蒙牛乳业为例，运用swot模型，对该行业进行分析。
一、 蒙牛乳业的发展过程
1999年7月，蒙牛乳业成立，注册资本1398万元。从1999年到2005年，蒙牛销售收入从4365万元跃升至108亿元，短短七年时间，蒙牛增长240多倍，以“火箭速度”经历了神话般的发展，创造了在诞生1000余天里平均一天超越一个乳品企业的销售奇迹，荣列“中国乳品行业竞争第一名”。从2008年9月11日 三鹿奶粉含“三聚氰胺”事件开始，中国乳品行业的 “汶川大地震”爆发了，中国奶制品行业似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此次事件中，蒙牛也未能幸免，媒体曝光其含有三聚氰胺成分。机遇与威胁并存的今天，蒙牛到了该冷静思考的时候。
二、外部机会分析
全面提升产品质量，消费者信任感增强：三聚氰胺事件是中国乳品业全面提升产品质量的一次机会，蒙牛乳业借此可以重新定位自己的品牌，提高产品质量安全，以此为契机，增强消费者对其产品的忠诚度。前段时间，“额外”召回承受几十亿损失的蒙牛，成为液体奶市场恢复最快的品牌，在责任与安全的天平上，蒙牛添上了“诚信”这个最重的砝码。目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重新将蒙牛列入了家庭采购的必需品名单。蒙牛主动背负巨额损失的诚信举措，赢得了众多消费者信任，直接促成了其销量的增长。政府政策支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对乳业一直很重视，1997年将乳业列为重点支持产业，2007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奶业发展目标，加大了奶业扶持力度。潜在需求巨大：中国人多年养成的喝奶习惯不会因三聚氰胺事件而改变，“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国外品牌价位高仍然是多数人难以逾越的槛，内地品牌机会依然存在。中国消费者市场巨大，城镇化可提升居民乳品消费水平。
三、外部威胁分析
外资恶意收购：由于信贷紧缩，蒙牛创始人牛根生将4.5%的股份抵押给摩根斯坦利。由于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蒙牛股价严重缩水，导致原先抵押的股权价格已经严重与价值不符，蒙牛可能面临着有敌意的收购对手购买这些被抵押的股权，其控制权的归属受到严重威胁。潜在竞争者：三聚氰胺事件使中国乳品业重新洗牌，很多钟情蒙牛乳品的消费者分流到其他品牌中去；此外，由于对国内乳制品失去信心，更多人选择国外品牌，这些都构成蒙牛乳业的外部威胁。有效需求不足：在我国13亿人口中，乳制品有效消费者只有6000万人，由于长期不消费乳制品，大部分人体内缺乏乳糖酶，无法分解乳制品中的乳糖而引起腹痛等症状，使人们不喜欢消费乳制品的现状恶性循环。
四、内部优势分析
品牌效应，忠实的消费者：蒙牛品牌已深入人心，不论是味道还是产品质量，一直被消费者认可，大品牌的优势在于有大批的蒙牛忠诚消费者，不会因为三聚氰胺事件而断然否决他们一直钟情的品牌。企业文化塑造的凝聚力：蒙牛构建和践行了企业文化的三条主线：一是大胜靠德，讲责任，重使命。蒙牛从始至终致力于营造一个追求正确、崇尚正义、充满正气的“三正氛围”，造就“三全员工”——全心、全力、全时；二是大智靠学，讲智慧，重方法。三是大牌靠创，讲品德，重创新。通过卓有成效的企业文化，推动了蒙牛的迅速发展，使品牌越打越响。领导者魅力：蒙牛的成功与牛根生密不可分，牛根生注重义气，信奉“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大气财富观，这成为组织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也是蒙牛团结奶农、经销商等价值链伙伴的原因。创业时，牛根生凭借个人魅力将原伊利的一干大将拉拢过来，形成蒙牛的团队骨干，可以说蒙牛的高速发展离不开这位领导者。
五、内部劣势分析
全员素质的提升：蒙牛尽管过去有着奇迹般的发展速度，但是人员构成比较草莽，素质参差不齐。在新的市场挑战之下，目前的人员构成能否支撑持续高成长将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管理系统的升级换代：以蒙牛为代表的众多中国企业，以绩效导向为管理体系，高业绩目标服务的实用管理手段成就了蒙牛，但随着未来的市场变化，“旧版”管理体系必将被淘汰。资金链断裂：金融风暴、三聚氰胺事件无不给蒙牛乳业蒙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连续亏损使蒙牛的现金流断裂，目前还面临被外企恶意收购的危险，蒙牛能否顺利度过难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乳品业高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很多泡沫成分，现在整个乳业发展给人们的总体感觉体现在两个字：“快”和“乱”。这种不和谐的发展势必造成乳业经济的衰退，可以说三聚氰胺事件是一个导火索，引出的不仅仅是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还涉及到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涉及“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因此我们必须予以关注。
参考文献：
[1]毛远华．蒙牛文化的启示．《中国有色金属》[j]．2008，15：59．
[2]刘帅，刘亮．我国乳业的swot分析．《中国乳业》[j], 2008，6：17-19．
乳品安全论文篇8
近年来，我国乳业发展迅速，由一个贫奶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产奶国，奶牛养殖业和乳制品加工业也分别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畜牧产业和食品加工产业。内蒙古是我国传统的畜牧业大省，近年来乳品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竞争优势，表现在奶资源的拥有、牛奶的生产能力、资本实力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同时，涌现出了以“伊利”和“蒙牛”两大企业为代表的大型名牌企业，在带动产业扩张、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提高民族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乳制品供应链的不断延伸和行为参与人的日趋复杂，乳业的质量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从光明回收奶事件到三鹿毒奶粉事件等，乳制品质量安全事故频发，严重的打击了消费者对乳制品质量安全的信心。
1.信息不对称对乳制品也(食品业)的影响
1.1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发展
2001年10月10日美国的乔治·阿尔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迈克尔·斯彭斯（A.MichaelSpence）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提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对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运行效率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信息不对称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GeorgeAkerlof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逆向选择问题的开创性文章《“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The Market for“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echanism）为标志（刘合翔，2004）。阿尔克洛夫在旧车市场模型中对逆向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了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是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经济学基础。
1.2 信息不对称对乳制品业(食品业)的具体影响
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市场的风险，同时也加大了市场交易成本，高质量企业通过广告等发送信号需要增加成本，又由于食品市场是一个细分的市场，食品的生产量大、地域分散，食品安全责任的可追索性差等，质检部门不可能获得食品所有的质量信息，因此检测成本高、速度慢，同时政府监管部门也可能出现“寻租”现象，因此政府的监管成本很高，严格的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制会导致较高的产品成本。
周德翼等(2002)分析了食品安全管理中四个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一是食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不能提供生产者改善品质的激励。二是生产者和政府规制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检测的成本高、速度慢、食品分散生产、地域分布广、食品安全责任的可追溯性差，实施完全监管的成本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缺乏有效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与手段，只追求食品的数量。三是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下级管理者的管理行为难以被监控，在缺乏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的情况下，下级管理者可能因个人或地方利益导致管理上的失职。四是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食品安全信息不能被迅速、有效地传递到消费者，消费者缺乏对相关食品的安全信息。
1.3 针对信息不对称的解决措施
国内学者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研究了中国食品市场上的政府监管问题。王秀清等(2002)建议从食品产业链整体出发成立一个能够协调各个涉及农业和食品部门的全国统一机构，最终促进食品质量信号的有效传递，确保农产品安全。政府对食品市场的管制方式应逐渐转向对质量信息的管制，通过强制性信息披露、控制企业的自主披露、提供公共信息和教育、对提供信息给予补贴等方式建立质量信号传递机制。周德翼等(2002)研究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与政府监管机制的问题，并指出政府可以结合市场准入、检验监督和安全标识三项制度节约信息揭示和管理的成本。
周文成(2009)对政府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上的责任进行界定，认为政府不是万能的，需要平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加强信息体系建设、强化食品安全教育、充分发挥第三种力量的监管作用等。
2.博弈论在政府管制方面的应用
2.1 博弈论简介
博弈论译自英文Gametheory(或ThcoryofGames)，其字面意思是游戏理论或者说来自于游戏的理论，实际上博弈论就是起源于对、棋和扑克等一类游戏的数学研究。其又称对策论、游戏理论或策略运筹学，作为一门数学分支，从方法论的角度几乎改变了整个微观经济学。它研究决策主体之间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冲突和合作以及决策均衡问题，包括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种类型。博弈论的基础概念具备3个最核心的要点：参与人、战略空间和支付结构，在典型的支付结构中，个人效用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也就是说，参与人之间的行为和利益是相互牵连和相互制约的。博弈论已经在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学领域有了广泛的应用，它为解决不同实体的冲突和合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方法。
乳品安全论文篇9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中国消费者协会网站上公布的数据显示，消费者对食品问题的投诉中，三分之二的投诉与质量安全有关。今年国内奶业倍受负面消息的冲击，所以选择奶业作为基本研究对象，通过引入“食品安全信息”变量，对QAIDS模型进行扩展，进行实证研究，并利用回归结果计算计算价格、支出、食品安全信息的需求弹性。
一、文献综述
就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的认知情况，姜励卿(2004)、张晓勇，李刚，张莉(2004)、王新宇、杨九滢、史茜、汪楠(2010)等做过调查分析。更为近期的调查分析来自吴维成、黄博(2011)，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牛奶制品质量安全需求做初步的探讨和调查分析。至于食品安全信息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国内学者王志刚(2003)、周洁红(2004)等人均做过相关调查分析。但国内研究多以某个地区的整个食品行业为研究对象，缺少针对具体行业的分析；同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是通过调查法获取相关数据，缺少利用消费系统模型研究食品安全信息的实证研究。本文将从以上不足的方面进行一定的探索和改进。
二、理论分析
受Swartz和Strand(1981)的观点影响，可以假设商品数量和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的信念均会影响效用，而消费者可以得到的关于产品的信息将决定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信念。在此处，我们通过“产品质量的信念q”，把信息与需求函数联系起来。
考虑在效用约束下追求支出最小化，可以求得包含质量信念变量 的希克斯需求函数。依照Bockstael和McConnell(1993)对质量变化的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得出：
(1)
将上式分解，有：
(2)
衡量了需求量对食品安全信心的反应，根据链式法则有： 。此处只考虑负面信息，则有 ；的符号完全取决于。的方向并不确定：假定效用函数为凹函数， ，进而 ；是的正负不确定：k产品的质量变化对j产品的边际效用的影响可以正向，也可以负向。这就使得最终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产品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食品安全信息对该产品需求量的影响变不确定，既可能出现某类食品的负面安全信息越多，需求量反而越大，也可能出现负面信息越多需求量越小以及需求量并不因食品安全信息的多少而改变的情况。
三、计量模型――扩展的QAIDS模型
1.模型基础：QAIDS
本研究的模型基础是二次型的几乎理想需求系统(Quadratic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在给定价格体系和一定效用水平的情况下，认为消费者在给定效用水平的约束下追求最小化支出。QAIDS模型假定消费者行为满足PIGLOG的偏好特征，即通过将市场需求作为由一位代表性消费者做出的选择来解决加总问题。此外，James Banks，Richard Blundell和Arthur Lewbel(1997)通过引入一个二次项，允许支出份额与总支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i产品支出份额可表达如下：
(3)
模型除需保持可加性、齐次性、对称性外，还需使得
2.模型扩展：纳入食品安全信息变量
传统的模型通常暗含的假设是消费者的偏好不发生变化。但实际情况中，食品安全信息会通过改变消费者关于产品质量的信念作用于其偏好，进而使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因此将“信息”变量纳入理论模型。
某类消费品在总消费支出的份额的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4)
(5)
其中，代表衡量信息的变量，确切的构成将在参数构建时具体讨论，为残差项。
在传统的QAIDS模型中，截距项是常数，且需要求加和结果为“1”，可以看出，若仍要使可加性、齐次性、对称性得到满足，此时要附加条件，因此，该模型的约束条件为：
通过上面的式子以及谢泼德引理，可以推导出拓展的QAIDS模型的支出弹性、非补偿性价格弹性(马歇尔需求弹性)和补偿性价格弹性(希克斯需求弹性)，分别为：
(6)
(7)
其中，
3.信息参数的构建
众学者通过对不同地区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与负面信息相比，正面信息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很小。且就现今中国的情况来看，正面信息很少见；即使出现正面信息，消费者也不一定相信。所以为了简化计量分析，仅利用食品安全负面信息作为信息参数构建的依据。同时还注意到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随着时间间隔的延伸而发生变化。信息对购买行为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且不同时间上的变量对“信息参数”的边际影响并不一定相同。现构造如下多项式分布滞后(polynomial distributed lag，PDL)模型来测度信息参数：
为第t期内有关食品安全的信息数量，为系数，n为截距项，为残差项，i为滞后期数。信息参数方面的数据收集于百度搜索引擎。在百度新闻的高级搜索中，分别检索“奶 安全”、“奶 超标”，设置“只在标题中出现”，时间“2005-01-01至2009-12-31”，并排除二者重复、无关的以及正面的新闻，进行加总，得到乳业安全负面信息统计数据。
4.计量方法：迭代收敛的SUR
本文试图通过联立方程组和约束条件来计算出模型的各个参数值，属于典型的联立方程组模型，因此采用不相关回归(SUR)。并且本文是利用迭代过程估计一个非线性模型，在可加性、齐次性、对称性、跨方程份额之和为1的限制下，利用计量软件STATA进行似不相关回归，并选择迭代至收敛。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1.选择信息滞后阶数
在时间序列里确定解释变量的个数，可供选择的权衡标准主要有“赤池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本文综合考虑这两个准则。AIC、BIC选择解释变量的个数K，分别使以下目标函数最小化：
。
分别对信息变量进行滞后0期和滞后一期的SUR回归，前后两次计算AIC、BIC的值，结果汇总如下：
表三：AIC、BIC结果汇总表
加入滞后1期的信息变量后，AIC和BIC的值均变大了，以AIC和BIC为标准，不引入滞后的信息变量更有效。信息参数可以简化为：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效率较高的回归可以表示为：
2.稳定性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模型而言，模型系数的稳定性很重要。本文利用CHOW统计量进行了稳定性检验，分别对2008、2009年各季度进行了CHOW统计量的计算。其中对2008年第二季度的检验结果如下。结果证明我们可以认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扩展的QAIDS模型有比较好的结构稳定性。
表四：CHOW统计量计算表
3.SUR回归结果及弹性分析
在三个回归方程中，信息变量“info”的系数的回归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上均显著，表明“乳制品安全信息”对乳制品的需求确实存在一定作用，但“信息”变量的系数较小，统计上显著，但经济上并不显著。即其他条件不变时，关于乳制品安全的信息并没有对城镇居民的乳制品消费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利用公式 可以计算信息对于支出比例的弹性。结果显示，信息对于乳制品支出比例的弹性很低，即乳制品的支出比例对于乳制品安全信息的反应很小。鲜乳品和奶粉的信息支出弹性为负，而酸奶的信息支出弹性为正，虽然这一效果并不明显，但这意味着酸奶相对于其它乳制品，是消费者比较信赖的，对于鲜乳品和奶粉有一定的替代效应。
表五：SUR回归结果
利用公式(6)、(7)，可以计算出各季度的支出弹性、补偿性价格弹性(希克斯需求弹性)。对比支出弹性、补偿性需求价格弹性与信息支出弹性，可以看出，信息支出弹性要明显小于支出弹性和补偿性需求价格弹性，这意味着，相比于价格和预算支出，关于乳制品安全的信息对于乳制品之间相对需求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就中国乳制品行业2005年至2009年的数据而言，乳制品安全的负面信息并没有对城镇居民的乳制品消费结构、相对需求产生显著影响。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国家不断增强打击查处力度，可食品安全问题仍旧频发，消费者不会因食品安全信息调整其消费结构及对产品的需求，企业便没有激励改善产品质量安全，最终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五、结论及建议
理论分析认为，食品安全信息对于食品消费的作用并不确定，作用取决于食品间的相互关系；实证分析表明，食品安全信息对于食品消费的作用在统计上显著，而在经济上不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从“信息”入手，设计激励机制，使得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做出比较大的需求反应，厂商才会致力于保证和改善其产品的质量安全。
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第一，政府要结合民间信息机构，对食品安全信息进行真实、可靠的披露；第二，政府应加大力度惩罚交易过程中的欺骗者，制定法律政策，对于生产销售劣质食品的企业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第三，由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价格和预算支出对于消费者需求量的影响很大，所以政府除了应该协助实现信息真实披露，建立良好的监管机制，同一监管标准之外，更重要的是促发展，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固上升，进而，消费者可以扩大其预算约束，更多地将“食品安全”纳入其消费的决定因素中。
参考文献：
[1]陈思,罗云波,江树人.激励相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现实选择[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3):168-175.
[2]何坪华,焦金芝,刘华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关注度的调查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7(23).
乳品安全论文篇10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乳品消费意识的增强，乳品消费量急剧增加。据统计我国人均消费原奶量从1990年的4.4公斤到2001年的8.8公斤，平均每年递增6.65%。[1]而2002年世界原奶平均消费水平为102公斤/人，欧美发达国家为200-300公斤/人[2]，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相比，我国乳品消费水平还很低、增长空间还很大。乳品消费量急剧增长的同时，我国乳品企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1994年乳品行业销售收入总额为57.13亿元，而2003年乳业销售收入高达478.3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6.6%。近年来，乳业市场的巨大潜力吸引了一批资金雄厚的饲料、食品、房地产等企业纷纷介入乳业，如新希望、顶新、汇源、维维、统一等把乳业作为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伴随供求的快速增长与国家扶持政策的陆续出台，乳业已经成为我国畜牧业生产中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之一。
集群是某一领域内地域上接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集团和关联的组织，通过商品和辅助活动相联系，集群的地理范围从单一的城市到省（州）、国家甚至多个国家组成的网络（Porter，1998）。Porter将产业集群纳入竞争战略的研究，改变了产业集群理论在经济学界的边缘化状态，并引发了研究产业集群理论的热潮。产业集群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存在，不仅发达国家有，如美国存在着典型的制造业集群现象（Krugman，1991；Ellision，1997），而且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着这种产业现象（Guimaraes andFigueiredo，2000；Clancyet al，2001）。集群的出现主要源于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企业的大量集聚。企业的群聚可以产生相应的企业群落优势，使群聚区域内的个体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促进个体的发展，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整个群聚区域的扩展和壮大。聚集经济是把相互关联产品的生产按照一定规模聚集到某一区域来进行，从而使企业获得生产成本或交易费用的节约。由于企业群聚，加速了彼此的成长，形成所谓的“绿洲效应”。
国内关于乳品制造业的产业组织分析不少，但是都是利用产业集中度即CR4或者CR8、HHI，根据SCP范式研究，利用产业集群关系，根据产业集中系数研究的不多，本文采用Ellision和Glaeser建立的地理集中度指数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比较论证。
二、产业集聚的测定方法
Ellision和Glaeser（1997）改进地理集中指数建立了产业集中度指数。假设某一个地区的某一个产业内有N个企业，且将该经济体划分为M个地理区域，这N个企业分布于M个区域之中，则产业地理集中指数为：
其中，si表示i区域某产业就业人数占该产业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xi表示i区域全部就业人数占经济体就业总数的比重。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Index）表示该产业中以就业人数为标准计算的企业规模分布。Ellision和Glaeser建立的地理集中度指数充分考虑了企业规模及区域差异带来的影响很好的弥补了空间基尼系数的缺陷，目前已为一部分学者（罗勇，曹莉丽，2005）所采用。尽管地理集中度指数有很多优越性，但在计算过程中仍有不足。计算过程过于依赖就业人数和总就业人数，在我国特别是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基础上，其结果是产业集聚就是就业人数的集聚。有鉴如此，本文将以上指标变为：Si表示i区域某个产业产值占该产业全部产值的比重，xi表示i区域全部产值占经济体总产值的比重。这样做有以下好处：（1）我们从另一角度测算了产业集聚程度，便于和Ellision和Glaeser建立的地理集中度指数相互比较；（2）在指标设计上，完全符合Ellision和Glaeser的设计思路；（3）产业的产值数据容易获得（我国并没有企业员工人数分布），这就为计算带来了便利。我们将变换的γ称之为产业集中度指数。 转贴于
三、产业集聚效应分析
本文根据地理位置划分为六个区域：其中华北：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内蒙古，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华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华中：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西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Ellision和Glaeser将地理集中度指标分为三个区间，第一个区间为γ＜0.02，表示该产业没有地方化的现象；第二区间为0.02≤γ≤0.05，表示该产业在区域上的分布较平均；第三区间为γ＞0.05，表示该产业在地区上的分布聚集程度最高。计算结果表明，我国乳品产业的γ值都大于0.02，其中在1998年和2001年都大于0.05，这与林礼耀、胡浩在《中国乳品制造业的产业组织分析》中测算CR8的结果趋势是相同的，主要原因与2000年时候华东地区其他制造业飞速发展，导致乳品制造业的萎缩。
计算结果还表明，我国华东地区是乳品产业相对发达的地区，虽然不占据自然资源的优势，但是凭借良好的需求市场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乳品产业的发展仍然是最集中的，只是其优势越来越弱。东北地区的市场份额维持在不变的状况，稍有下降的趋势，而华北则随着经济的发展，凭借自然资源优势，乳品产业发展迅速，市场份额已经接近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乳品产业发展稳定，西北、西南的市场份额则是微乎其微，乳品产业的发展最为落后，与其自身整体经济发展状况相关。
四、结论
本文改进了产业集中度系数，对1998~2001年我国乳品产业的聚集效应进行的精确的计算，应证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且从区域划分的角度阐明了我国乳品产业的集聚效应，在产业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我国经济发达和资源禀赋优势的地方。虽然我国乳品产业的集中度较高，除了少数的大型乳品企业，如三元、蒙牛、伊利等有较强的技术能力和资本优势外，其他的中小乳品企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集中系数虽然较高，但是目前乳品制造业市场结构同时面对来自产业内部、产业外部以及国外厂商的整合压力，但就未来几年内，市场内仅有几家大规模企业的高垄断市场结构并不会出现，因为促进当前我国乳业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在液态奶领域，由于受到收奶半径和保鲜期等因素影响，几家大规模企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这么大的销售半径，这就给地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其次，由于产业进入壁垒较低，只要乳品制造业高利润空间继续存在，就会不断有新企业进入，很难形成高垄断市场结构。
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乳品产业的结构也应当进行相应的调整，随着2008年发生的“三鹿三聚氰胺”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我国乳品企业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在食品安全方面下更多的功夫，对于中小乳品企业，其资金和技术能力有限，要想获得更大的突破，将要面临更大约束。因此今后区域内乳品企业的兼并现象会时有出现，规模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集聚效应则会得到更大的体现。
参考文献：
乳品安全论文篇11
一、消费者对市面上乳制品的态度
1、消费者最关心的乳制品问题
问卷中设计了五个消费者购买意愿的问题：市面上乳制品的价格高低，代表消费者对乳制品的消费能力；乳制品的品牌、知名度，代表着消费者对乳制品的信任问题；乳制品香精、色素及防腐剂的使用，代表着消费者对乳制品安全问题的关心；乳制品所含的脂肪、热量及微量元素代表着消费者对乳制品营养问题的关心；市面上乳制品的种类，代表着消费者的购买偏好。调查中让消费者选择一项最关心的问题。调查的结果汇总，如表1所示。
从统计结果来看，乳制品中的香精、色素及防腐剂的使用在消费者最关心的乳制品安全问题中的排名第一，分别占城区被调查者的45%和农村被调查者的39.5%。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尽管已经过去四年，但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仍然让消费者感到十分后怕；媒体对“三聚氰胺”事故的报道强度非常高，笔者在百度输入“三聚氰胺”的关键词，出来的结果高达29万之多。乳制品所含的脂肪，热量及微量元素则排到第二位，分别占城区被调查者的24%和农村被调查者的22.5%。乳制品，作为营养价值最高的食品之一，有着补钙、补充人体所需蛋白质、预防动脉硬化等诸多功能，因此，补充营养成了乳制品的主要功能，所以乳制品里所含的脂肪及营养成分也成了消费者关心的问题，但由于认知的不同，城市消费者和农村消费者比例略有差异。城市消费者关注乳制品品牌和知名度比例明显高于农村消费者，这也客观地说明了城市消费者的品牌意识更强。而农村消费者对市面上乳制品的价格比较关注，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农村消费者的经济基础较城市消费者来说显得较弱，而乳制品作为一种长期消费的产品，价格若定得太高，对农村消费者是一个不小的经济负担。另外，城市的消费者对乳制品口味和种类的要求比农村的消费者更高，显然城市消费者希望乳制品厂商能生产出多种口味产品，以满足他们不同的消费需求。
2、消费者对市面上乳制品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农村消费者对乳制品的满意度较低，只有73名消费者表示满意，所占比例为38.6%，其余的116位对乳制品的安全现状都极不满意，占61.4%，相比农村消费者，城市消费者对乳制品的满意度较高，151位被调查者对乳制品的安全状况表示满意，占69.3%，如表2所示，城市消费者对乳制品的满意度高于农村，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三聚氰胺事件首先爆发在我国的甘肃省农村，导致农村消费者人心惶惶，对市场上乳制品的质量不敢相信；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乳制品企业在农村低价销售的大部分是质量低下，甚至用廉价大豆蛋白粉来替代奶粉的“劣质奶”。
同时，经过调查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农村被调查者曾经消费过问题乳制品，包括变质，涨袋，或某些化学元素超标和指标不合格等，这说明消费者对乳制品的评价是客观的，但同时也说明我国乳制品的状况确实令人担忧。
一般说来，消费者的态度由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倾向三方面组成，消费者的认知水平会和情感行为会影响他们做出选择，而近几年出现的问题奶粉事件不得不说是对消费者感情和身体上的严重伤害，导致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甚至企业的不信任，现在，超市里大量进口奶粉的进入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消费者对可以识别安全乳制品的购买意愿
据前面调查结果显示，安全问题是困扰消费者购买的最大问题，因此，笔者根据市场上乳制品已有供给类型，把牛奶分为普通奶和有机奶，而笔者注意到市面上的有机奶大部分为澳洲或者欧洲进口，同等重量的产品价格是市面上普通奶价格的三到四倍，根据调查，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尽管在之前的调查中得知，乳制品的价格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但从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消费者对有机奶的实际购买意愿并不强，城市消费者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愿意购买有机奶，而在农村消费者中，更只有5.5%愿意购买，出现这种原因的结果显然是因为有机牛奶与普通牛奶价格相差太悬殊，超出了大多数消费者的承受范围。
另外，收入水平与消费者对可识别安全乳制品的购买意愿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在运用spss分析对城市和农村地区进行相关分析时发现，在城市的被调查者中，月收入变量对安全乳制品的购买意愿显著，且呈正相关的关系，但与月食品支出与安全乳制品购买意愿的相关关系不显著，但在农村调查者中则呈现相反的趋势，即月食品支出变量较为显著，而年收入变量不显著。但总体来看，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只有收入水平较高的消费者更倾向为乳制品的安全特性支付更高的价格，如表4所示。
三、结论
第一，经过调查表明，乳制品的安全问题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企业应当加大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提高研发能力，加强行业自律，从而提高乳品品质，并不断开发适合不同消费者的新产品，满足消费者不同层次的需求，通过产品的差异化，吸引城镇居民的眼光，刺激消费者的消费热情。
第二，加强对乳制品的宣传，重塑消费者的信心，笔者发现，“三鹿奶粉”事件后，消费者对乳制品的质量安全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乳制品的消费信心受到了重创，哪怕事件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仍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消费者心中还有一层抹不掉的阴影。同时，消费者对乳制品的认知水平还有待提高。对此，政府在加强乳制品质量安全的宏观管理的同时，应该加强对消费者在乳制品质量安全方面的知识宣传。消费者只有在获得关于乳制品质量安全正确、深入的认识后，才能在购买乳制品时采取更加理智的行为。相关部门要为消费者创造良好的乳制品消费环境，针对不同的城市、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消费者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有差别的宣传教育，从而提高消费者对乳制品质量安全知识水平，培育和扩制品的消费市场。在引导消费者正确的购物理念的同时还需要相关媒体发挥自身良好的舆论导向作用，积极引导消费者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
第三，加强乳品企业差异化营销管理，保障消费者权益，一般说来，同群体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消费特征，因此相应地在购买乳制品时也有不同的偏好，所看重的乳制品特性也不同，企业应根据不同的乳制品消费群体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发新产品，在严把质量关的同时，选择电视、报纸或网络等合适的促销煤体来维护乳制品的品牌知名度，建立适当的营销渠道。同时，企业应始终抱着“顾客是上帝”的宗旨，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应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切实把好乳制品的质量安全关，维护好品牌效应，这才是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能生存下来并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则。
第四，建立更加完善的乳制品销售网络，提供更加方便的购买渠道调查发现，超市是消费者购买乳制品的首选地点，企业应根据乳制品的产品特性，制定符合城镇特点的营销策略，进一步加强城镇营销网络的建设，提高营销队伍素质，改善乳制品的供应方式，提高乳制品超市覆盖率，采用先进的营销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方便的购买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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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爱祖：顾客满意度测评中的问卷检验[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5（1）.
乳品安全论文篇12
一、内蒙古乳品企业竞合关系现状
内蒙古乳品企业众多，截止到2010年9月，内蒙古共有乳制品生产企业157家，约占全国乳制品生产企业的15%。“三聚氰胺”事件后，内蒙古乳品行业重新洗牌，对乳品企业的生产条件及生产、检测设备进行改造提高，有17家乳品企业被淘汰。在众多的乳品企业中，伊利和蒙牛经过发展壮大,已成为中国乳业界的风向标和领头羊。另外，还有些品牌在内蒙古乳品行业中影响较大，如奈伦乳业、蒙维乳业、蒙纯乳业、草原牛妈妈、骑士等。乳品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内蒙古初步形成了以乳品加工业为龙头的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物流配送业一体化的特色产业链。但是，随着全国乳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内蒙古地区乳品企业的内部竞争也逐渐升温,两大规模型乳品企业伊利和蒙牛之间的竞争，更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竞争中，由于营销道德的缺失，两大企业先后出现了“未晚事件”和“安勇事件”。所谓“未晚事件”，是伊利集团委托其合作公司北京未晚品牌(国际)传播机构，采取购买媒体版面等方式，广泛制造并传播蒙牛负面信息。经公安机关查实，在所实施的5次行动中，双方共签署合同款总额592.17万元，在全国11个省会城市的平面媒体及网络发表诋毁蒙牛乳业文章数百篇。“安勇事件”是2010年7月，蒙牛集团一名产品经理安勇发表了伊利集团的儿童成长牛奶产品鱼油中含有的EPA成分对婴幼儿健康不利的言论，给伊利和乳品行业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两家企业这种“大而无德”的相互诽谤的行为，反映出内蒙古乳品企业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与日俱增，合作则十分有限。
二、营销道德视角下内蒙古乳品企业不道德竞争风险分析
对行业而言，竞争是提升行业发展水平，拓展产业边界的主要推动力。然而，从营销道德角度看，过度的竞争会导致企业盲目追求市场份额与速度，牺牲产品质量，损害消费者利益，使用不道德手段开展恶意竞争，企业难以持续发展。如果全行业陷入过度、无序竞争的旋涡，尤其是忽略营销道德底线的竞争会造成行业衰退。有句话说“商场如战场，不竞争是等死，过度、无序竞争则是自寻死路”，尤其是行业发展到成熟期，不道德竞争会伤害整个行业。如伊利、蒙牛间的相互诽谤使消费者无所适从，造成了消费者对乳品行业的信任危机，而整个乳品行业要付出高额的成本来改变这一状况。我国市场化起步较晚，由于旧体制形成的行业比例以及部门分割的障碍等因素，造成企业间市场合作的意识明显不足。一些企业规模不精细，企业经营成本比较高，没有能力投入足够的资源进行产品研发和市场创新，只有用贬低竞争对手的方式争夺一定时期有限的市场。在内蒙古乳品行业成长的初期，市场饱和度低、市场潜力较大，行业内企业间的竞争矛盾并不突出，当市场需求增长放缓，乳品行业利润空间被挤压，乳品行业内的企业除了使用正当竞争手段，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也同时登台，针对竞争对手的恶意营销事件时有发生。这种低水平的竞争手段，使得我区乳品行业失去了必要的发展基础，造成了资源配置与企业发展的恶性循环，阻碍了经济发展，也破坏了社会和谐的局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竞合是惟一的出路。通过竞合可以实现资源互换，优势互补最终实现双赢发展。也就是在合作的基础上开展竞争，在竞争中合作，这种方式对内蒙古乳品行业、乳品市场、乳品企业、对内蒙古整个经济的运行都是大有裨益的。合作既可以是宏观联合，各乳品企业为创造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而联合；也可以是微观联合，乳品企业间通过优势互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整个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无论是宏观联合还是微观联合，都有利于拓展市场，扩大行业规模，共享利益。
三、内蒙古乳品企业竞合关系构建的必要性
从竞争走向竞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是乳品行业及乳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乳品行业结构的优化，集中度的提升，不仅深刻影响着整个乳品行业和乳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影响内蒙古整体经济的运行质量。从跨国公司的竞争模式来看，我们在竞争理念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主要的差距就是竞争与竞合的理念之差。市场、行业、企业三者的关系，通过竞合理念，产业集中度、企业可持续发展三种过渡的关系充分的体现出来，这三者的互动最终形成良性的强强竞争的产业格局。对内蒙古而言，乳品行业发展到今天，行业内的企业应该转换思路，充分认识到合作对做大市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同行企业是瓜分市场的竞争者，也是做大市场的合作者。乳品企业有必要联合起来，形成合力，谋求行业最大利润，争取更大的利润空间。
如果说一个孩子一杯奶，拯救一个民族，我们现在离这个距离还很远，中国的牛奶的市场跟我们期待中的牛奶市场还差很远。如果各乳品企业的注意力不是放到你死我活的层面，不是忘记营销道德，职业伦理，互相贬低、诽谤，而是一起努力去把市场做大，其前景依然十分光明。因为对大企业而言，合作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机会，对中小企业而言，合作意味着生存的机会。大企业的良性发展，需要有合理的奶源布局、市场布局、生产基地布局相支撑。大企业在全国的布局，离不开与中小企业的合作，通过与中小企业合作，充分利用后者掌握的资源，加快布局速度，抢占市场先机，进一步提升竞争实力。如伊利与长富的合作，蒙牛与友芝友的合作。对中小企业而言，合作意味着生存的机会，在大企业强兵压境的情况下，选择与大企业合作，是部分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
四、营销道德约束下内蒙古乳品企业竞合关系构建
内蒙古乳品企业间的不道德竞争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盈利率，并对消费者乃至整个内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乳品企业不道德竞争行为造成的巨大社会负面效应和对企业本身造成的潜在损失，乳品企业应转变竞争观念，树立正确的竞争道德价值取向，创造良好的行业氛围，以保证内蒙古乳品企业生存和发展具有良好的道德环境，使内蒙古的乳品行业得以健康发展。
（一）行业内推崇营销道德，塑造竞合理念
内蒙古乳业协会应在整个乳品行业内推崇营销道德，使各乳品企业深刻地意识到营销道德对营销活动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建立行业良好竞争环境的重要性。应当使乳品企业树立正确的营销道德理念和竞争观，改变过去“一山难容二虎”的惯性思维，使具有较高营销道德水平的竞合观成为乳品企业开展市场竞争行为的约束机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行业为企业提供一定的环境和氛围，企业的活动及行为受到行业的影响与制约。目前，对内蒙古乳品业而言，迫切需要形成一种良好的市场道德风尚，形成恰当的竞合理念，遏制“你死我活”等不良竞争观的散播。在行业内宣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激发乳品企业的道德意识和行业自律性，倡导理性竞争观念，在整个行业内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和竞争环境。
（二）企业内导入营销道德，建设竞合文化
目前，内蒙古的乳品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大的乳品企业都比较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应当充分利用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将营销道德导入企业文化，建设竞合文化，营造乳品企业内部良好的竞合环境。企业内部也有竞争，不同岗位上员工竞争的激烈程度不同，过度竞争的现象比较普遍，不道德竞争行为时有发生，将营销道德导入企业文化，引导乳品企业内部员工转变竞争观念，由竞争到竞合。改变过去单打独斗的模式，使乳品企业员工自觉意识到营销道德的重要作用，自发吸收竞合中的优良文化，抵制不良风气侵蚀，塑造乳品企业自身的优秀文化，并以此来激励、促进乳品企业提高效率。同时，乳品企业应运用企业文化的力量，创造一个开放的企业环境，让员工在透明、民主的氛围中充分交流，取长补短，充分竞合，在乳品企业内部形成竞合文化。此外，企业文化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价值观，目标及长期战略规划等。因此，乳品企业可以通过竞合文化敦促乳品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竞争观，以促进营销决策的兼收并蓄。
（三）社会上倡导营销道德，鼓励竞合行为
乳品企业生存于社会，社会引导对企业竞合关系建立的作用不可忽视。政府、社会团体及广大媒体都应正确引导乳品企业间竞合关系的建立，加大监督工作力度，加强道德舆论宣传，对乳品企业竞合关系建立不利的企业行为予以曝光、惩罚，加大不道德竞争者的社会成本。政策上鼓励乳品企业竞合关系建立，加品企业间合作的支持力度，共同打造乳业和谐，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总之，现代市场条件下乳业竞争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竞争者并不是“冤家”而是企业的支撑，乳品企业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关系。因此,内蒙古地区的乳品企业在当前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环境下,只有摒弃前嫌,围绕共同的地域优势、资源优势、品牌优势,以各自的核心竞争力为基础,建立竞合战略,合力打造内蒙古地区特色产业,形成产业集群及地区特色经济,进而在国内及国际乳品市场上提升企业竞争力,才能在今后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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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少琼.从中国乳业发展现状看乳品企业竞合的必要性[J].
乳业发展, 2006 (10).
乳品安全论文篇13
国外媒体高度关注：商机来了吗？
BBC中文网文章指出，那些花了大量金钱购买外国婴儿奶粉以图减少宝宝健康风险的家长感到十分愤怒和失望。
香港《大公报》6日刊文指，毒奶事件已打击各国对新西兰乳制品的信心，目前除了中国暂停进口所有新西兰以及澳洲奶粉外，就连未接受本次受污染产品的俄罗斯，也下令暂停入口恒天然产品，并正采取措施将该品牌相关产品下架。而新加坡、越南及马来西亚也采取预防性措施，召回部分恒天然集团的婴儿奶粉。
该报援引新西兰梅西大学的传讯专家盖洛韦观点说，这次危机不但紧咬住乳业巨头恒天然，还牵连整个新西兰。新西兰一直致力于兜售“干净、绿色”产品形象。这个形象在亚洲显得特别有价值，但在恒天然部分产品被发现含有致命的肉毒杆菌之后，新西兰要在中国等市场恢复信心就殊不容易了。
香港《星岛日报》指出，有媒体再次列出外国食品安全事件为例，呼吁国人不要迷信洋奶粉。这种“天下乌鸦一样黑”的论调，不足以提高消费者对内地奶粉的信心。内地希望提振国产奶粉地位，要达致这个目标，最重要仍然是提升自身产品的质量。
文章指出，中国现时痛下决心提升奶粉质量，关键在于大大提高不良手法要付出的风险代价，强化自身竞争力，否则就算某一品牌出事，国人仍会倾向光顾众多其他品牌的洋奶粉。
《澳门日报》文章指出，今次事件也暴露出中国奶源严重依赖国外的问题，以致一个企业出现问题，竟引发乳制品行业震动。报纸指出，洋奶粉跌下“神坛”，给了中国奶粉企业一个巨大商机，只要通过严格的生产管理、透明化生产运作，积极发展自主奶源，监管部门严格履行职责，中国奶粉定能重振雄风。
美国《星岛日报》5日社论指出，华人在欧洲以至美澳等海外国家地区抢购婴儿奶粉的身影迄今未见消失，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婴儿配方奶粉市场之一，而且需求连年增长。由于对入口奶粉需求甚殷，以致入口奶粉在中国份额日大。文章说，然而，中国奶品市场今后的发展却未必就如想象般简单。无疑，经过三聚氰胺一役，中国有关部门正日益强化对奶制品的监管，而中国乳业自2011年以来亦进行大洗牌，经历一定的调整，国产奶粉的生产似乎已逐渐恢复正常的运作，但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仍缺乏信心，而要重拾其信心相信亦难以一朝一夕做到。
误报的借口：消费者会怎么看？
据新西兰当地媒体报道，周四晚上，AgResearch发表声明，对误报风波中的角色进行澄清。声明认为，此前公众获得的信息有误导之处。“在对恒天然提供的菌株检测过程中，AgResearch并未确认其中含有肉毒杆菌。”声明称，AgResearch只是表明有可能检测出肉毒杆菌，建议进一步深入检测。
恒天然事件调查报告出炉，承认塑料部件使奶粉受污含菌，认为“毒奶粉”风波纯属虚惊一场。新西兰初级产业部确认恒天然乳清蛋白粉中不含肉毒杆菌后，最初为恒天然检测的国有机构AgResearch被推到了尴尬的位置。
MPI公布检测报告表示，经过195次国内外严格检测，确认恒天然乳清蛋白粉中含有的是梭状芽孢杆菌，不会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不过，这次误报已经引发一系列召回行动，并影响到新西兰乳制品在海外的声誉，损失以百万计。
在政府澄清污染问题后，恒天然首席执行官Theo Spierings表示，是根据AgResearch的检测结果，决定发出警报并进行回收的。澄清自己“误报”之余，AgResearch也强调在检测梭状芽孢杆菌家族上的专业水平，以及设备足以满足厌氧菌的检测和处理。此前，AgResearch已经对检测工作进行自查，并对专家的工作保持信心。
据悉，新西兰政府的部长级调查目前仍在进行，预计下月会公布调查结果。与此同时，初级产业部的调查也没有结束。
洋奶粉中招，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