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论文篇1
第一阶段，从建国初期到1956年，属于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各根据地政府都有一些由自己管理的公营经济，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军事工业和后勤性质的工业。这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雏形。但数量不多，规模不大。在建国初期，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国有经济从无到有；而在经过民族资本的改造后，国有经济占我国国民经济的比重迅速上升，其占国内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26.2％逐步上升到1952年的41.55％，进而上升到1957年的53.69％，占据了绝对优势。
第二阶段，从1956年到1978年，这段时期是我国经济大波动时期，先是“”及随之而来的全面调整等曲折和波动，进而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极为严重的破坏。尽管如此，由于“左”的思想占了上风，使得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向于全面提高国有经济比例。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呈抛物线趋势，从1952年的43％猛增到1958年的89.2％，上升到1966年的90％后，以1966年为顶点；此后呈平缓下降的趋势，从1967年开始下降，在1967到1975年的九年间始终保持在80％以上，到1978年下降为77.84％。
第三阶段，从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非国有经济开始得到很大的发展，并逐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改变了过去我国国民经济那种片面强调国有经济比重的所有制结构。从70年代末期以来，国有经济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由1980年的75.98％下降到1985年的64.86％，到1990年下降为56.17％，1999年下降到28.21％。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这过去的二十多年当中，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如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国有企业的数量增加了24300家，同期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年均增加20.5％。因此，我国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并不是因为国有经济的绝对规模缩小了，而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远快于国有经济，从而导致了国有经济比重的相对下降
。
二、对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演变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启动工业化进程，只能依靠国家的力量，调动全国的资源进行重点建设，从而缩短经济起飞的时间，因此建立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是必要的。但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国有经济在制度效率方面不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此时，政府理性的选择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缩小国有经济规模；但从以下方面考察，目前我国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偏大，明显超出了我国国有经济存在的合理界限：
1.就国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目前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明显偏大。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为了校正市场缺陷。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不够完善时期，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失灵现象比较多，发展国有经济可以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相对大一些；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趋于健全，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尤其是直接干预的必要性就要相对下降，更多的是使用间接宏观调控手段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市场迅速发展，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不断强化，许多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失效产业已经得到正常的发展。这时候，以前部分由政府配置资源的行为可以完全由市场来替代，这就必然要求政府逐渐退出某些不适合其继续管理的领域。但事实上，一方面，目前我国国有经济仍然在许多市场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占据绝对优势，为其他经济主体只留下很小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许多行业，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已经明显低于其他类型的经济主体。这些说明，我国国有经济的供给已经大于需求，只有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规模，使国有经济的供给与需求趋于平衡，才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2.从产业分布来看，我国国有经济点多面广且分布过宽。据统计，1998年末，在我国608个工业小类行业中，国有企业涉足的达599个，占98.52％，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涉足的达533个，占全部小类行业数的87.66％从资产分布来看，我国国有企业拥有资产总额为134780亿元，其中基础产业中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56722.4亿元，占42.1％；一般生产加工业、商贸和服务业等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78057.6亿元，占57.9％。甚至在一些明显不适合政府经营的竞争性行业如家具制造业、塑料制造业、皮革制品、服装、制鞋、食品加工等行业，国有经济仍占有一定的比例。从产业组织结构来看，我国共有23.8万家国有企业，其中大型企业约占4％，中型企业约占14％，小型企业约占82％。从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来看，在23.8万家的国有企业中，国有独资企业为21.4万家，占89.9％，以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合作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多元投资主体企业为2.4万家，只占10.1％。这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布局明显违背了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资本结构的基本要求。
3.从国际间的比较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来看，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明显偏大。从表2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八、九十年代国有经济发展的高潮时期，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产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0％左右，发达国家始终未超过10％；从投资来看，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0％-30％，最高不超过50％，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投资比重则平均为6％左右。在这两个比重上，我国不仅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
三、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合理区间
在西方发达国家，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只需社会总资产10％左右的经济力量就足够了。我国国有经济规模过大，大大超过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所需的必要量。那么，研究并制定一个合理的国有经济规模的区间，便成为事关提高制度效率、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由于影响国有经济规模的因素很多，因而一个国家国有经济规模的最优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数值，而应当是一个区间。其中，在一些行业必须实行垄断经营或者至少要占绝对优势，从而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主要由这些行业而定；而在另外一些不必要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或者国家不必要占绝对优势的行业，国家应当逐步退出，国有经济规模的上限主要视这些行业及已经确定的下限而定。
（一）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
为了确定一个合理的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在哪些部门需要国家实行垄断经营或者是国有经济要占绝对的优势地位。根据国有经济的产业定位，在工业部门中国家必须实行垄断经营或者国有经济必
须占绝对优势的产业主要包括采掘业和一部分制造业。其中，采掘业是基础产业，是社会再生产的上游产业，这一行业决定着其他行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采掘业也属于垄断性行业，进入壁垒非常高，因此必须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制造业中的烟草工业和医药工业是比较特殊的行业，其他如电力、蒸汽、自来水生产和供应、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都是高壁垒行业，且都是能源、原材料工业，因此也需要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
其次，为了计算出国有经济规模下限的数值，我们可以通过历年来上述需要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的部门的工业产值占我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进行推算。图2显示历年来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及竹材采运业、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医药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这16个工业部门中的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通过表3的数据和图2显示的16部门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按照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要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我国国有企业产值在国内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限可以定为15％左右，如果用简单加权平均法（∑每年16工业部门国有经济比重×每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每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则我们计算出的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为17％。
（二）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上限
在所有37个工业部门中，除去上述16个工业部门外，在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印刷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塑料制品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服装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革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机械制造业等行业，国有经济都没有必要占绝对优势。其中许多行业如饮料制造业、工艺美术品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基本上可以全部转为民营，因为这些部门都具有赢利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其规模经济性进入壁垒处于中、低度等级，资金需要量壁垒除机械工业外也都处于中、低度等级。这就说明，这些行业不具有垄断和规模经济的特点，因而没有必要由国家来经营。国家退出这些行业，可以使这些行业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更有效率。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估算出另外21个工业部门中国有经济需要保持的比重，把这一比重加到上面已经计算出的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上，即可计算出国有经济规模的上限。
图316部门国有经济规模变化与国民经济发展变化
通过表4的数据和图3显示的上述21个工业部门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按照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这些不需要国有经济保持绝对优势地位的工业部门只要保持国有经济比重达到10％～15％左右即可。因此，我们在这里同样运用上面的简单加权平均法计算在上述21个工业部门中国有经济的比重，计算得出的结果为：
∑每年21工业部门国有经济比重×每年国民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每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15％
所以，最后我们计算出的国有经济规模的上限为32％。
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在发达国家中，西欧的国有经济最发达，一般在国内生产总值的7％～15％之间，有些国家在高峰时期高达20％；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更高，平均在20％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导致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平稳，但从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要大于发达国家，多数国家平均在12％以上，一些国家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因此，参照国际上国有经济的发展规律及目前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把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区间定为17％～32％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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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金存.政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规模经济论文篇2
1．1．2吉林省天然林保护工程投资规模特点分析一方面，国家政策对投资规模的变化起决定性影响。从2011年起，在政策上又有了许多改变，中央财政大幅度提高了森林管护费、社会保险补助费、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费等补助标准，有力地保障了二期工程的顺利实施。为解决林区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财政切实完善补助政策。2012年，中央财政增加天保工程二期一次性补助资金50．57亿元，支持解决林区安置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困难问题；从2014年起，经国务院批准，在东北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中央财政新增资金用于保障林区社会运转和干部职工基本生活［10］。另一方面，天然林保护工程中各要素补助标准的改变对投资规模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针对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投资额和森林管护投资额，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投入的力度，中央财政全额承担既定补助项目的资金投入，不再要求地方财政配套20％［11］。工程一期的森林管护补助标准为26．3元•hm－2•a－1（中央财政21元•hm－2•a－1），工程二期，中央财政按照5元／亩•a－1的标准安排森林管护补助费，与国有国家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一致。关于政社性支出的增长，由工程一期的教育补助1．2万元•人－1•a－1，东北内蒙古等重点林区的卫生补助2500元•人－1•a－1；变为工程二期的教育补助提高到3万元•人－1•a－1，东北内蒙古等重点林区的卫生补助提高到1万元•人－1•a－1。政企合一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3万元•人－1•a－1［12］。天保二期工程中增加了对国有中幼林抚育，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后备资源培育的补助。中幼林抚育综合成本每1／15hm2补助120元；后备资源培育综合成本每1／15hm2为330．7～542元，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人工造林和森林改培每1／15hm2分别补助300元和200元［2］。
1．2吉林省林业经济发展变化和特点分析
工程建设十多年来，在中央财政投资支持下，工程不仅有效地保护和恢复了森林资源，还增加了林业产值。工程区短期内摆脱了生态破坏与贫困加剧相互交织的陷阱，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奠定长期资源环境基础［14］。
1．2．1吉林省林业经济发展变化如图2，2007—2013年期间，林业产业总产值及林业三次产业产值呈上升趋势。根据《吉林省林业统计年鉴》，到2013年，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13509856万元，其中林业第一产业产值为3623241万元，林业第二产业产值为8270048万元，林业第三产业产值为1616567万元。首先，总产值与第二产值都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总产值增长的增幅相对较大。其次，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呈现平稳增长趋势。第二产业产值明显高于第一、第三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产值第二，第三产业产值相对最低。从增长率变化曲线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增长率在最上变为第三产业增长率在最上。
1．2．2吉林省林业经济发展特点分析在2007—2013年间，吉林省林业总产值及三次产业产值在2008年与2011年都有阶段性较快增长，增长率分别为59％、59％、59％、56％和43％、50％、39％、48％。在此期间吉林省林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林业三次产业的比重也由2007年的32：54：14调整为2013年的27：61：12。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符合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三产业比重稍微下降不太符合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15］。从《吉林省2010—2020年林业产业发展规划》中我们可以得知，吉林省正依靠自身优势建设林业经济强省，大力推进林业技术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的进程，加快林业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提升林业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功能，对生态建设的保护功能，对职工、农民增收致富的推进功能。争取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把林业产业经济建成吉林省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16］。吉林省政府对林业经济发展的重视及政策，使林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林业产值得到稳步提升。
2吉林省天保工程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
2．1研究方法本文讨论的是吉林省天保工程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但天保工程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多个变量组成的，这样，本研究讨论的只是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这两组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研究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比较合适［17］。
2．2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以2007—2013年吉林省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投资规模和林业产值为分析样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吉林省林业统计年鉴》。天然林投资规模中选用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x1）、中央财政专项资金（x2）、森林管护（x3）、社会保险（x4）、政社性支出（x5）；林业经济发展水平选用林业总产值（y1）、第一产业产值（y2）、第二产业产值（y3）、第三产业产值（y4）。
2．3实证研究
2．3．1显著性检验运用SPSS软件中的相关命令，可以得到表1天然林投资规模变量组的相关系数、表2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组的相关系数、表3天然林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矩阵、表4典型变量相关系数、表5典型变量相关的显著性检验的结果。由表1可以看出天然林投资规模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总体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除个别变量之间相关性不强）。从表2可以看出：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内部的相关系数较强，在0．9897～0．9991之间。我们从表3中可以得到森林管护（x3）、社会保险（x4）、与林业总产值（y1）、第一产业产值（y2）、第二产业产值（y3）和第三产业产值（y4）的相关性比较强，而投资完成额（x1）和中央财政专项资金（x2）与林业产值的相关性相对较弱。表4中第一组典型变量（U1，V1）和第二组典型变量（U2，V2）的相关系数都为1，说明其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后两组没有相关性。由表5中的数据可以检验，表5中Sig显示前两组典型变量组合的检验数为0，在典型性相关分析要求的0．05之内，所以第一、第二前两组组合具有相关性，而表5中后两组的检验数在置信水平之外，所以不具有相关性。
2．3．2典型相关模型分析本研究典型变量中虽然各变量的量纲相同，但为使准确表示数据均采用标准化的典型系数。根据SPSS软件运算结果给出典型相关模型，如表6所示。从第一个典型相关模型看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x2对第一个典型变量U1的贡献最大，相关性最高，典型系数为3．379；其次是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x1与政社性支出x5的贡献与相关性次之，典型系数分别为－2．631和2．207。说明天保投资规模中影响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是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和政社性支出投资。林业总产值y1对第一个典型变量V1的贡献较大，典型系数为17．251，第一产业产值y1对第一个典型变量V1的贡献小一些，典型系数为－13．757；说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中影响天保投资规模的两种因素相比较而言，林业总产值的影响要比第一产业产值的影响大，显著性更强。从第二个典型相关模型可以看出，森林管护x3对第二个典型变量U2的贡献也大，其次是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x1和社会保险x4的贡献量比较小；林业总产值y1对第二个典型变量V2的贡献较小，相比于第一林业产值y2对第二典型变量V2的贡献大一些。
2．3．3典型因子载荷分析通过讨论典型负载系数与交叉负载系数，对原始变量与典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结构分析。典型负载系数（canonicalloadings）是典型变量与本组的观测变量之间的两两简单相关系数［18］。由表7可知，林业投资规模的第2对典型变量U2在x3、x4上均有较重荷载，说明森林管护和社会保险这两个原始变量对林业投资规模影响较大。同样，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V2在y1、y2、y3和y4上有较高荷重，说明林业产值总额、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也对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交叉负载系数（crossloadings）是典型变量与另一组的观测变量之间的两两简单相关系数［18］。由于第2对典型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天保投资规模中两个主要变量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呈高度相关；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中的四个变量与天保投资规模的第2对中的森林管护和社会保险也呈高度相关。这种一致性从数量上体现了天保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与天保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实际意义是吻合的。
2．3．4冗余度分析冗余指数（redundancyin－dex）是本组典型变量对另一组变量总变差的百分比，也是交叉的总方差共享比例［17］。由表8可知，第2对典型变量U2和V2均较好地解释了对应的那组变量，而且交互解释能力也比较强。来自天保投资规模的方差被天保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解释的方差比例分别为52．4％和52．4％；来自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差被天保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解释的方差比例为84．1％和84．1％。
3结论及对策建议
规模经济论文篇3
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获得和配置资源。企业集团的规模、涉及的行业、地域覆盖度等都比单体企业大,可以在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地区等更大范围内获得资源、配置资源。发挥规模优势,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企业集团的规模效应是企业集团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势。当组织规模较大,人力资源管理职能较多,而且人员问题因为人员数量和组织层级显得更为复杂时,在人力资源部门内部就需要设置一些独立的部门承担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这样,由于专业部门的存在使得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非常规范,分工明确,责任到位,人力资源经理也能够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参与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制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经营目标指导人力资源各专业部门的活动,掌握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方向,并做好各部门的协调工作,保证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在更大的组织中,人力资源职能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可以更加专业化。人力资本内部转移的能力增强。企业集团的内部选拔时候,可以在下面成员企业中进行选拔,选拔的对象多,企业集团内优秀人才有了更多的内部流动机会,有利于提拔和留住优秀人才。随着我国经济快速迈向市场化、全球化、知识化和信息化,我国企业集团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必须得到不断地提升,以保障企业集团的战略发展需要。
2.现代企业集团人力资源管理与传统人事管理的差别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传统人事管理二者在性质上已有了本质的差异。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更具有战略性、整体性和未来性,它从被看做为一种单纯的行政事务性管理活动的框架中脱离出来,根据组织的战略目标制定人力资源规划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直接参与企业战略决策,并成为组织生产效益的部门。
3.企业集团内部引进“人力资源外包”模式的现实意义
企业集团下的各公司,不管是以独立核算的事业部设置还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对企业集团来说,都存在着机构重叠、用人过多、信息沟通困难等缺点。
就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方面分析,主要弊端在于:1、事务性的工作各自为政,势必增加劳动的投入,缺乏规模经济;2、各公司协调困难,人才信息及人员岗位配备缺乏空间;3、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削弱了竞争力,4、对人力资源的规划难以与企业集团整体发展战略相匹配;5、在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思路方面难以确保相对一致,不利于企业集团文化建设,6、人力资源工作人员难以保证专业化。
“人力资源外包”理念的引进,正能够很好的解决以上存在的缺点,这里所谓“人力资源外包”是指集团人力资源部作为各分(子)公司的总,为企业集团各下属公司提供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工作。
人力资源部作为企业集团各下属公司的“承包方”,能够涉及人力资源管理各模块的工作,不存在对企业机密泄露的担忧,同时更加能够保证企业集团内部人事工作的透明度。转贴于目前,很多企业集团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基本还存在这种管理模式的影子,但集中化程度不够,至少非基于对“人力资源外包”的理念的贯彻,并且随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分权管理的经营管理思维下,人力资源管理有逐步下放的发展势头,这与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发展整体趋势相违背。专业化,集中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更能够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专家职能。
4.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深远影响
如何对人力资源的价值进行合理的评估,并通过持续有效的人力资源价值提升活动,使人力资源更加具有符合企业发展特点的要求,是目前企业管理者所头痛的一项工作。同样,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本身的价值评估也面临着尴尬。
由于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加大,依会计的重要性原则,它应成为企业予以核算和监督的重点。人力资源价值纳入财务会计核算体系的构想。传统的关于将人力资源信息纳入财务会计核算体系的讨论大多是以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为基础,人力资源价值信息少之又少。知识经济时代,由于信息使用者的迫切需要,并且人力资源价值信息有了提供的基础和物质保障,人力资源价值信息进入财务会计核算体系有了可能性。能科学、准确的对人力资源价值和成本进行会计确认,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人力资源事业部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5.人力资源事业部模式的前景
人力资源既然是资源,就有其成本和价值,当人力这种特殊的资源为企业作出的贡献大于获取其的成本,其差值即是企业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难理解,人力资源工作本身的价值所在。人力资源工作者通过在人力市场上获取超过其成本的具有价值的人力资源,这为人力资源可以成为独立的成本核算,自负盈亏提供了可能。
成立人力资源事业部,人力资源工作者充当了资源的买卖角色,从人力资源市场获取资源后转让企业集团各公司,对人力资源的绩效考核及培训等工作实则为“售后服务”,人员流失自然有人力资源部承担损失。以直接经济手段激励人力资源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和专业化,同时突显人力资源工作的价值。
6.结论
企业集团人力资源管理从内部的“人力资源外包”到人力资源事业部管理模式的发展,是顺应管理专业化和信息化的要求,通过集中管理获取规模经济,降低工作成本。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成熟,得以对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确认,基于这个前提,人力资源事业部的模式很有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规模经济论文篇4
核心竞争力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普哈拉德和哈默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提出的。他们认为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并且指出就短期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造就和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何为核心竞争力？简单地说，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的能带来超额利润的独特能力。它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新产品研发、售后服务等决策和营销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自己独特优势的技术、文化或机制所决定的巨大的资本能量和经营实力。
一般来说，核心竞争力具有如下特征:
1.价值性：核心竞争力是最富有战略价值的。它能为企业降低成本，创造更多的价值;能为顾客提供独特的价值和利益等，最终使企业获得超过同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的超额利润。
2.独特性：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培育和沉淀而形成的。企业不同，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同。它为企业所独具，而且不容易被其他企业所模仿和替代。
3.延展性：核心竞争力在经营管理活动中，还必须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变化，即在原有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应进一步衍生出新的经营方式和服务方式，保持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应能为企业延伸到新的产品市场提供支持，对增强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起促进作用。
4.动态性：核心竞争力虽然内生于企业自身，但它是在企业长期的竞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一定时期的产业动态、企业资源及其他能力变量高度相关。
5.长期培育性：核心竞争力不是企业在短期内就能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经营管理中逐步形成并培养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具有的独特性，动态性的特征也都与其长期培育性有直接的关系。
二、企业多元化战略
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经营战略学家安所夫在《产品——市场战略组合》一书中提出了多元化战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许多大公司所采用，并一度掀起热潮。多元化战略指的是企业同时经营两种以上基本经济用途不同的产品或劳务的一种发展战略。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多元化战略日益成为现代企业的一种发展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化战略在我国企业界非常流行，然而我国企业对于多元化的理解和运用存在着误区，使企业在多元化道路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很多企业在实施多元化战略的过程中急于求成，扩张过度，只求规模，不重协调。简单的套用西方投资组合，忽视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导致原来的优势被削弱了甚至没有了，而新的核心竞争力又没有形成，以至于使我国的很多企业走上了覆灭的道路。
企业进行多元化战略一般基于以下几点:
1.分散风险，某一个业务单元发生亏损，可以由其他业务单元来弥补
2.有利于内部融资，企业可以把一个业务单元的闲置资金转移到其他业务单元
3.有利于发挥协同作用
4.获得规模经济
三、实现核心竞争力与多元化战略之间的良性互动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多元化战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普哈拉德和哈默教授曾经提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树型”理论，深刻的揭示了核心竞争力与多元化战略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多元化企业就像一棵大树，树干和主枝是核心产品，分支是业务单元，树叶和果实是最终产品，提供养分并且维持生命的树根是核心竞争力。从这个理论可以看出来，核心竞争力与多元化战略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关键是如何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其效能与潜能发挥至最大化。
1.利用核心竞争力推进多元化战略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向某一方向或某几个方向集中的，而多元化战略是业务外向的扩张，因此在推进多元化战略的过程中，核心竞争力往往未必会随着被推广到新业务中去。如果多元化选择不慎则有可能导致新业务的失败，以至于波及整个企业，因此企业在推进多元化的过程中必须谨慎选择。
以日本canon（佳能公司）为例：佳能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发展阶段就已经确立了以技术为主导的经营战略，经过10年的专注经营，到20世纪60年代，佳能公司在世界照相机市场上占据了领先地位，并且在精密机械和光学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资源。其后，佳能公司预见到电子技术应用的广泛前景，主动进入了同步计算器行业（电子计算器），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与此同时，佳能公司掌握了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微电子技术，并且在人力资本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积累。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佳能公司在精密机械技术、光学技术、微电子技术三个领域取得了绝对优势，三者相互融合构成了图象化方面的核心竞争力。随后，佳能公司利用其核心竞争力先后进入复印机、打印机、传真、，医用仪器等新行业，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多元化战略的理性推进方式应为在核心竞争力支撑下的相关多元化战略，企业在原有的业务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竞争优势，在进入新的相关领域时就可以逐渐把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融合到新的相关业务中。因此，企业在进行多元化战略的时候，要看主业务上所建立的核心竞争力是否可以支撑其多元化战略扩展的领域。尽量选择相关多元化战略，不能无约束的进行无限多元化。要先将主业务做强，在此过程中壮大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建立竞争优势，以此为基础进入其他相关领域。
2.通过多元化战略提高和增强核心竞争力
企业具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就意味着它具有大量开发新产品或新市场的潜力。若其生产和经营仅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这是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适度、适时的推进多元化战略可以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利用效率。
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途径主要有传统途径和现代途径两种。传统的途径需要从组织内部着手，通过提高自身的一系列素质来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这是缓慢而且需要企业内部作出很多改变的行为，而通过多元化战略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显然是一条快捷的途径。现代途径是企业重组，推进多元化战略，促进有效整和外部资源而采取的更为复杂的管理行为。虽然核心竞争力作为一种能力具有不可交易性且不能直接购买获得，但通过兼并、联营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获得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主体或是与之融合，通过一段时间的融合学习可逐渐获得核心竞争力，这是通过多元化战略获得核心竞争力的过程。还有一种反方向的核心竞争力的传播，即新的业务不具有核心竞争力，但组织原来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多元化过程逐渐融入新业务中，使得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业务扩大，企业也可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以日本三菱集团为例：三菱集团是日本最大的多元化经营集团，它包括了三菱汽车、三菱电器等28家核心公司。它独有的“相互持股、独立运作”的集团运作模式，使得三菱集团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其中不少具有行业竞争优势。1999年三菱集团联合销售额为1178亿美元，列全球500强企业第7名。三菱集团的多元化战略有效的对企业现有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提升、补充和升级。
总上所述，由于买方市场的形成，“科，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战略已经不能适应企业竞争的新需要。核心竞争力的多元化战略将成为企业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对此，企业要较为科学的导入多元化战略，把握时机、方向和力度，避免过大的主观随意性。同时，应建立学习型组织以实现持续不断的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期在更高层次上重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企业适时、适度、逐步推进多元化战略，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将核心竞争力与多元化战略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分散风险，获得范围经济，才能建立长期竞争优势，推动企业不断向上发展，保证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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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勤:多元化经营对核心竞争力的影响[J].现代管理科学，2004（11）
规模经济论文篇5
1运输规模经济概念
规模经济的概念有很多种解释，其中有几种代表性的认为：
（1）规模经济概念最初是从设备、生产线、工艺过程的角度提出的，这种个别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称为工厂规模经济（或生产技术性的规模经济）。它是指大批量生产能够采用更先进的工艺，更专业化的设备，实现标准化、专业化和简单化操作，从而使单位生产成本下降。另一种规模经济是企业规模经济。它是指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或处于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若干企业联合在一个经济实体中形成的经营规模的扩张。
（2）在经济学中，规模经济意味着当固定成本可以分摊到较大的生产量时会产生的经济性，是指随着厂商生产规模的扩大，其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呈现下降趋势。规模经济的充分利用是推动大工业迅速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被钱德勒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规模经济是指在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上，随着规模扩大和产出的增加则平均成本（单位产出成本）逐步下降。也可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其中：内部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量的增加，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在同一个地方同行业企业的增加，多个同行企业共享当地的辅生产、共同的基础设施与服务、劳动力供给与培训所带来的成本的节约。
运输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是指随着运输规模的扩大运输成本呈下降趋势的经济现象。运输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概念与一般工商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既相通又有不同：相通在于规模经济都是指产量增加会引起平均成本降低，范围经济都是指共同生产多种产品比分别生产时的成本要低；不同主要是由运输产品的特殊性引起的，将多产品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概念直接引入运输业将导致运输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相互包含，使得其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几乎无法分开。运输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共同作用，构成了运输网络经济。
2运输规模经济理论概论
与运输活动有关的规模经济可以划分成多种不同的类型，即：运输网络幅员经济、线路通过密度经济、港站（ 或枢纽）处理能力经济、车（ 船、机）队规模经济、载运工具能力经济和运输距离经济等。运输业由多种运输方式组成，各种运输方式都既可分成基础设施与客货运营两部分，而且根据客货流或服务对象的特点（ 如远途或近途，整车或零担，定点定线服务与否等） 又可进一步划分为若干运输类别，这使得讨论运输业的规模经济问题平添了很大的难度，不可以简单地一概而论。可以在运输业中找到很多存在规模经济的例子（例如公路零担运输需要组织较大的车队和在较大的网络内通过沿途接卸和轴辐式中转的结合提供服务），同时也可以找到大量不具有规模经济的例证（ 如个体运货卡车和船户、个体出租车等）。
西方经济学家利用成本函数对运输企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进行过测算，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卡福斯等将运输成本函数应用于铁路企业规模的研究上，得出铁路企业不存在规模经济效益的结论。但自各国执行放松管制政策以来的这些年，运输行业却在不断地进行企业组织规模的调整，企业平均规模和行业集中程度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然而兼并现象的出现诱发了经济学家对规模经济的重新考察，近年西方学者开始用多维向量模型替代单纯的绝对数量指标模型，也得到一些新的结论。例如欧姆对美国航空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推知航空业具有一定的网络规模效应；欧姆同时也对铁路业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是OECD国家铁路的规模经济系数为1.02，略大于1，因此规模效益还是存在的。
在所有的运输企业中，由铁路自身的经营特点决定其经营规模一般都很大。运输成本的投入也较大，所以对现有的铁路运输规模经济与否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3总结
本文通过对运输规模经济的理论进行综述，得出可以利用一般运输业规模经济的计量方法，将运输经济理论模型可以推广到各个运输行业的运输企业中，用以计算其运输规模经济与不经济。当S>1时具有规模经济，表明平均单位成本是一条逐渐降低的曲线；当S=1时规模经济不变；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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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荣朝和，高宏伟.运输业规模经济计量方法的探讨[J].北方交通大学学报，1999.
规模经济论文篇6
当前,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显示出来，追求规模经济的行为日益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特别是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实现规模经济更是成为主要研究热点，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多是通过企业并购，通过并购，使企业在优化产业组合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在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二、规模经济理论综述
规模经济理论最早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原因，同时认为分工又受制于生产规模与市场需求量的大小。自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以及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也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规模经济”概念，他利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理论来说明规模效应,。认为报酬递增是由于企业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马歇尔以后，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论述大规模生产的好处。还有些经济学家，比如科斯、张五常、黄有光、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内部化优势方面探讨组织管理的规模经济。巴克莱、卡森和拉格费等则沿用科斯等人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内部化引起企业规模经济的原因。哈伯勒(Haberler)进一步发展了规模经济理论,他创立的机会成本说为企业并购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见，关于规模经济的理论已经日趋成熟，现在重点已经从理论方面转向了应用方面，当前在规模经济理论的应用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企业并购，美国的企业并购从19世纪下半叶产生至今已经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企业并购已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并购理论，详细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企业并购。并通过一个具体实例——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状况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三、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
对于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理论：
1.规模经济理论
研究证明了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与企业的利润率成正相关关系。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工业里，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可以比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其根本原因在于集中度高的产业中，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比中小企业低，企业规模扩大带来了单位成本的下降，超过了集中度提高价格上涨的效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高于平均数。这种成本优势就能增加工业产出的份额和减少单位成本，同时，联合生产经济即范围经济带来的成本减少也是显著的，这方面的成本利益来自于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研究费用、管理费用、营销费用，从而降低了每一单一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大单位投入的收益。而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将在并购之前没有运营在规模经济水平上的企业整合，使其获得规模经济，这将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益。
2.经营协同效应理论
经营协同效应的理论基础最早见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通过兼并来组织企业会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经营协同效应可以通过横向、纵向或混合并购来获得。对横向并购而言，经营协同效应的来源代表了规模经济的一种形式，通过对同类资源的合并，使并购双方形成了能力上的重要补充，并购后对各方面能力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会带来在短期内通过企业内部投资所难以得到的收益。对纵向并购而言，将同一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合并在一起，可以获得行业上的规模经济性。企业并购后如果能将并购双方的优势和特长协调与结合起来，并同时消除各自的劣势和不足，这将可以使得企业获得规模经济。
四、企业并购理论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应用
以中国的汽车产业来看,自1953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汽车制造技术和成套装备,建立以年产3万辆卡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厂以来，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汽车工业体系。但是，我国的汽车产业却存在致命的弱点，即企业数目太多,厂家过于分散，生产厂家遍及除和宁夏之外的省区，目前,我国的汽车制造企业厂家数量已超过了日本、美国、欧洲等汽车大国的所有汽车厂家之和，可谓汽车企业数上的“超级大国”，然而我国1998年汽车产量仅为156万辆，只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6，丰田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3.我国1956年至1998年的43年间累计生产汽车1580万辆,而美国1978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290辆，日本1981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118万辆。目前，国外一般单个汽车企业的最小生产规模是年产40万辆到60万辆，而我国汽车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企业只有一汽、二汽、上海大众和天津夏利四家。与我国125个汽车厂一年生产156万辆汽车相对应,美国3个汽车厂生产987万辆；日本7个汽车厂生产1011万辆,德国3个汽车厂生产427万辆；意大利1个汽车厂生产150万辆。由此可知，中国的汽车产业远远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因此，如果通过资本之间的并购重组，汽车企业可以实现迅速的规模扩张，规模的扩张有利于企业有效降低成本，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赢得宝贵的利润空间，而有了利润保证，才能使资本有效循环周转起来，才能进一步支持在研发、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需要的巨额投资，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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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论文篇7
1 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Www.133229.coM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 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
3 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 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 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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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 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
3 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 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 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规模经济论文篇9
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将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尽收囊中，从而整合成一个新的经济学主流学派。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扬弃了新古典规模经济的概念，而用专业化经济来表征生产条件。第二，它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则是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然两分。第三，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初次接触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恐怕难以理解这种新的分析框架之于经济学的含义，从而也就难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让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简单，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空泛地讨论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难以令人信服。现在，我们以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克鲁格曼（Krugman,1979）以及福济塔－克鲁格曼（Fujita and Krugman,1995）等人的模型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这些缺陷。
大家公认，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的理论对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他们的模型改变了过去增长模型中关于规模报酬递减或总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假定，使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规模经济在1970年代以后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却面临如下困境。第一，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等现象“当且仅当”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才能发生的预见与现实不符。在他们看来，厂商规模之所以扩大，是因为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厂商规模决不可能变小，因为这意味着规模不经济。但是，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经验证据（参见张永生，2000：《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却显示，厂商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无疑，递增报酬现象是经济增长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情节，但正如阿伦·杨格在他著名论文（1928）中指出，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是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是对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第二，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为什么出现以及企业制度本身的经济含义则不能被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有趣的“新发展现象”，如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合约出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特许连锁经营、贴牌（OEM）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他们的框架无法将企业制度内生，如果要内生企业制度，则他们所有的结论都会随之改变；而如果没有先天就存在的企业，他们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会发生。第三，交易费用在他们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经济学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释力有了质的提高，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能不能在不改变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从而走出上述困境？琼斯、达斯格普特等人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参见C.Jones，1995a,b,1996；Dasgupta ，199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做法或许对我们有一些启发。他们在发现否定R&D等新内生增长模型的经验证据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内进行改进的方案。琼斯（C.Jones ，1995),杨（Alwyn 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议了几种方法来避免R&D模型中的第V类（研究与开发投入）规模效应。但是，琼斯自己也承认，“这种改进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又产生了人口（第I类）规模效应”。而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规模效应，则内生增长就不会再出现。这些经验研究表明，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机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Jones,1995a,pp.508-509）。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递增报酬归于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来源对它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规模经济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832.4；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2-0-02
随着我国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张，金融机构发展日益多元化，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也在不断创新，社会融资结构因此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企业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手段逐步成为企业融通资金的重要手段之一，直接融资额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比例大幅增加，而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则日趋减少，新增人民币贷款已无法准确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因此，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金融市场快速发展，新的融资工具大量出现，如果只片面控制贷款规模，其他方式的融资就可能较快增长，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中央要求货币政策要综合运用多种工具，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因此，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了“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这一说法。
社会融资规模是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理论与法规调控实践的重大创新，是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金融变革以及经济转型而对宏观调控体系做出的现实选择。
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是对我们国家货币政策的理论及货币实践的巨大创新，它不仅可以提高和加强金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同时，对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宏观调控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鼓励和支持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
1 文献综述
我国提出社会融资规模既具有传统货币理论背景和现代金融理论支持，又符合我国融资结构深化的现实国情。盛松成（2011）总结了社会融资规摸这一指标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并在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强调社会融资规模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的中间目标。吴晓灵（2012）认为，社会融资规模的少增是社会金融秩序好转的表现，在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统计监测时，必须关注影子银行体系及其产生的金融泡沫问题。吴盛光（2011）从二元论的维度评价了社会融资规模在当下宏观调控的重要价值，建立以“社会融资规模”为纲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具有前进性和曲折性。黄隽（2011）结合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特点，对银行信贷、直接融资及影子银行等融资结构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进行研究。社会融资规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概念。因此，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关于社会融资规模的研究文献，国内文献也仅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指标内涵、统计口径争议、政策意义、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但目前，专门针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预测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2 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
通过理论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对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现状进行分析。其中，定性研究部分主要阐述与社会融资规模的相关性评价指标的内涵、统计口径、结构特征等内容。并依据此理论研究得到的初步结论进行定量研究，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选取相关的评价指标进行相关性实证检验，验证了与经济实体运行机制一些有关因素的高度相关性，得到社会融资规模对我国实体经济运行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3 社会融资规模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社会融资规模既是全面反映金融工具与经济运行关系的统计指标，也是金融对实体运行资金支持的有力工具。广义的社会融资规模是指实体经济内部之间互相融通和金融体系给予实体经济的融资。狭义的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能够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
选取1990～2012年我国实体经济的有关评价指标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以及人民币汇率来评价社会融资规模，并对其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分析。
利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其输出窗口描述性统计量表和相关分析结果表1和表2所示。
由以上输出结果可得出以下几点。
（1）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1.000（**），即=1.000，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两个变量是完全正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000
（2）社会融资规模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241，即=0.241，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这两个变量是弱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267>0.01，变量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3）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128，即=0.128，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这两个变量是极弱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559>0.01，变量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4）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96（**），即=0.996，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两个变量几乎是完全正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000
得出结论：社会融资规模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之间呈弱相关关系；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应量之间呈极强相关关系，如图1所示。
4 结 语
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本文依据社会融资规模发展规律和其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通过SPSS软件对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实体运行进行相关分析，对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研究的是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运行的相关性问题，研究表明，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应量等实体经济运行指标与社会融资规模相关性极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等指标并不直接影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因此，实体经济运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国社会融资规模整体发展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1]蔡亮.中国央行编制和社会融资总量透视[J].时代金融，2011（7）：24-25.
[2]黄隽.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经济纵横，2011（10）：68-72.
规模经济论文篇11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无论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都迅速扩张。我国商业银行规模是否经济，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如何，都将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文献综述
各国学者对银行业的规模经济问题运用各种方法作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银行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以及规模经济在多大的范围内存在等方面。Benston(1972)最早研究了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认为不管自身规模大小，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银行规模扩大一倍，平均成本将下降5%~8%；Lavrence（1989）发现总资产小于1亿美元的商业银行存在规模经济；Nouras.Ray和Miller（1990）指出，总资产在10~60亿美元变动时，其银行效率会逐渐减小，总资产超过60亿美元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Ashton（1998）对英国银行业的研究表明，规模小的银行具有较高的规模经济性质，总资产在50亿英镑以上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Budnevich、Franken和Paredes（1998）研究表明，小银行通过并购途径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大银行无法达此结果；Kuntand、Huizinga（1999）用回归分析方法对8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效率的研究发现，资本、通货膨胀、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利润率正相关，同时，股权结构对银行利润率的影响比较显著。
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出现的比较晚。于良春和鞠源(1999) 运用经营效率指标和成本费用指标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新兴商业银行的获利能力和经营绩效明显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赵怀勇和王越(1999) 通过对资产收益率及市场集中度等相关经济指标的比较，指出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低下直至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支撑银行绩效的国民经济总体效益较低。赵旭(2000)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1993－1998 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外国银行而言，其绝对规模并不算大，而就其现有的经营、服务与管理技术条件，其有效的经济规模又比实际规模要小。杜莉、王锋、齐树天(2003)在Translog 成本函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银行业的规模经济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判断标准是成本――规模弹性系数E。在不考虑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其结果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规模上还有很大的扩张空间；然而，将不良资产考虑在内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了规模不经济。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银行实现规模经营和高效率应该保持的规模大小、各种影响银行规模经济的因素和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展空间等方面。而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特征，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经营的一些基本指标数据对此进行经济学解释。
二、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银行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银行的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金融产品的扩大和增多而发生的单位运营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银行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如图1：
图1银行成本与经营规模关系图示
假定银行主要经营存贷款业务。在图中，横坐标表示银行的营运规模，即机构网点规模所能收的资金量；纵坐标表示银行的成本价格，即银行存款和平均利率与费用支出成本。图中的LAC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MC为长期边际成本曲线必将经过其最低点E。LAC、LMC曲线描述了成本与规模的关系，如图所示：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相反，在经营规模大于OQ时，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发生在经营规模为OQ点上，由此可以知道，银行的最适规模为规模OQ。
依据经济学理论，规模经济性通常利用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来衡量，用来描述规模经济弹性系数（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它的大小受银行投入和产出水平的影响，则有：
SE=(dTC/TC)/(dQ/Q)=(dTC/dQ)/(C/Q)=LMC/LAC
图2银行经营规模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关系图示
可以知道，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 SE1，银行规模变化1%所引起总成本的变化超过1%，即成本的增加快于规模的增加，此时存在规模不经济；在最适规模OQ处，SE=1，银行规模变化1%将引起总成本1%的变化，即规模与成本同比例增加，此时处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临界点。如图2：
三、商业银行规模及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 实证数据的处理
根据商业银行经营的特点，本文利用中介法作为估计银行的成本及其生产函数的方法，中介法认为金融服务的生产除了需要劳动、资本外，还需要中介者使用的用于生产中介服务的资金。因此，存款被认为是银行储蓄业务的一种投入。如果以w表示劳动力的工资成本，r为资本的成本，Y为产出，k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那么，商业银行的总成本函数为C=f(w,y,r,k)。中介法除了将劳动、资本以及存款作为生产的投入外，将未清偿的贷款和投资看做是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出。
由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具有易估计性和包容性等优点，已经成为银行效率研究的主要方法，函数是通过对一般对数线性成本函数在一特定点进行泰勒级数展开而得到的。对于多种投入和产出的银行，其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在指标数据的计算过程中，总成本是指银行的支出成本，包括利息支出、营业费用以及营业税金及附加等；银行存款是指全部存款的总和，等于短期存款、短期储蓄存款、长期存款及长期储蓄存款的总和；投资是指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之和；资本成本(Pk)是指年度固定资产折旧于年度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固定资产净值与存款总额的比值来近似表示；劳动成本(Pl)是指银行雇员的工资总额与银行员工总数的比值，本文采用营业费用与存款总额的比例表示；R表示资金运用成本，用利息支出额与存款总额的比例来表示。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8家商业银行，研究期间为1994-2005年，采用的指标数据系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5－2006)所列示的8家商业银行1994－2005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整理所得。由于所采用的数据是截面数据，所采用数据均通过价格指数调整至1994年。
应用Eviews3.1软件，经过多次迭代，得出的检验结果在10%置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根据公式（3）得出如下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的计算公式：
SE=0.594-0.126lnPk-0.091lnPl（4）
利用上面计算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1我国各商业银行规模经济弹性系数表
（二）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改进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弹性系数的值均大于1，即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如图2所示，其规模均处于Q点以右）。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94年至2005年以来，随着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其规模经济弹性系数却一直呈下降的趋势，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这与理论出现了显著的相悖，我国商业银行实现了规模扩大，同时银行营运效率提高的局面。这一双赢的状态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新增资产边际成本降低，同时赢利能力有所提高。我们可以从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
1.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增强的内在因素
（1）银行的信息技术水平。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水平在近年来得到了显著的进步。技术开发力度逐年加强，如成立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等虚拟银行，依赖其长期固有的、庞大的顾客群，使得新技术被利用的效率较高。银行电子化已经成为现代银行决策、经营以及业务操作的基本范式。借助信息技术，银行业可以超越时空、地域、交换位置，共享资源，实现信息化、全球化，使得商业银行从服务到管理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技术上的创新实现了规模经济在一个起点上的飞跃，实现了一个更高层次、更优的规模经济效应。
（2）银行的治理结构水平。我国商业银行体制在近年来也得到巨大改善。首先是推行股份制改革。3家国有商业银行相继上市，银行内部产权结构得到了优化，领导体制得到改革。其次，推进内部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灵活经营机制得以完善。再次，通过在人力资源配置、薪酬分配、招聘与调配、专业技术职务培训与考核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系统性改革创新，基本实现传统人事管理模式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转变。公司治理改善降低了我国商业银行过高的管理费用，减少了银行利润的消耗部分；使银行的规模扩张充分考虑了规模与利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达到了银行总成本有效率运行的状态。这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和内部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提高了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
（3）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交易费用可以被定义为银行进行借贷交易活动所投入资源的价值量度：单位交易费用可以看做是银行平均每实现一次交易服务所支付的交易费用；而边际交易费用则是多提供一次交易服务所支付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作为商业银行的运营费用，其大小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对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二是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近些年来，银监会一直把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下降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推动商业银行积极清收贷款和利用拨备核销贷款损失，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连续几年实现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的“双下降”。而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两个基本指标：资产收益率和人均创利率，在近几年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工商银行为例，根据中国金融年鉴的统计资料计算（价格指数调整到1994年），2005年其资产收益率为0.52%，而1994年仅为0.16%；2005年其人均创利润为6.81万元，而1994年只有0.75万元。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银行的交易费用是递减的，即随着规模的扩张，每实现一次交易服务的交易费用是减少的。这为银行扩大规模创造了条件：规模扩大促使单位交易费用递减，而单位费用的递减，又可以促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提升规模经济效益。
2.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增强的外在因素
（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规模经济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银行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一定时期货币资产需求取决于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额、货币化程度、货币周转速度。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国民收入增加，货币化程度提高，货币资产周转速度放慢，这样，经济发展不断向银行提供“需求”，为银行筹“资源”，为其扩大规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近几年来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齐发动，使我国经济每年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必然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基础，提高了银行规模经济性。
（2）银行的业务创新程度。银行业务创新使得其规模经济的边界不断扩大。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在创新产品的开发设计阶段，遵循“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进行开发设计；在创新产品的销售阶段，恰当运用了促销策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实现创新产品规模经营。尤其在个人金融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离岸金融业务方面商业银行有了着重的创新发展。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开展了个人消费信贷、工资等新业务,这些业务在不增加银行网点的情况下增加了银行的收益,取得了很好的规模效益，无论在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还是在中间业务方面的创新越来越提高了其经营的规模经济性。由于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工程的应用，银行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来满足投资者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和风险分散化的要求。这些都扩大了银行经营的生产边界，使其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保持了经营效率的提高。
（3）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水平与政府干预情况。市场结构与规模经济的关系表现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利于银行业规模经济的形成。1994年至今，随着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众多商业银行的成立，加上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市场份额上看，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具有寡头垄断的特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多，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银行大量出现，垄断程度逐步降低，竞争也日趋激烈。在这一过程中，各银行主体不得不改变垄断时期的行为方式。从长期来看，竞争将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和银行规模经济的边界。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加符合标准的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很少有政府干预企业的经营，使其在人事制度上比较灵活，同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逐渐卸下了国家政策性贷款业务，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下，利用完善的服务和竞争性手段开拓市场，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大大加强。
四、结论
理论分析表明银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趋于上升，规模不经济性越来越强；采用超越成本对数函数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从1994年到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银行效率趋于提高的结论。本文试图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来解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对于内部因素，主要有银行的信息技术水平、银行的治理结构水平、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等；对于外部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银行的业务创新程度、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水平与政府干预情况等。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提高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效率，扩大了商业银行经营的生产边界，改进了其生产技术函数，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在规模扩大的同时，规模经济弹性系数下降，提高了银行效率。
参考文献：
[1]George.Benston,1972, “Economics of Scal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 Lavrence, 1989, “Bank Costs Generalized Functional Forms and Estination of Economics of Scale and Scop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1.
规模经济论文篇12
一、引 言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对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对银行规模的重视则意味着要相机做出扩大或者缩减银行规模的决策，扩张或者收缩业务发展以及增加或者取消营业网点的决定等等。并且随着商业银行广泛地深入证券和保险的领域，并购战略的实施又为规模经济评价提出新的课题。于是对银行进行的规模经济评价将不得不包括：对银行规模有效性的判断(又包括整体规模有效性和局部规模有效性)、对银行规模收益状态的判断以及各项投入的产出弹性的判断等等。管理决策者往往需要参考这些评价结果做出判断，以确定或调整银行的经营战略。
虽然Berger、Humphrey(1994)和De Young(2001)等人的研究试图证明规模或范围不经济导致的低效率成本不超过总成本的5％，然而正如产业组织理论所揭示的那样，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张，最终将导致协调、监督和管理的更加艰难。也就是科斯所说的交易费用增加了，从而使得经营管理效率降低。
规模经济论文篇13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regional economic;development models;development planning of economic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8-0018-01
0引言
在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浓厚的行政区划色彩。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过近三十多年的总结和研究,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对我国行政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力求找出规律性的发展模式,为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1行政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
行政区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个分支或类型。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国外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有缪达尔提出的“累积因果论”,赫西曼创立的“核心与边缘区理论”,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核心――边缘”演变模式,艾萨德尔在《区域分析方法》中系统地阐述了区域开发的理论与方法。在这些成果之后,还产生了各种区域经济学原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区域经济和行政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引进和本土的理论主要有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理论、增长极理论、二元经济理论、梯度发展理论、点轴开发理论、网络开发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理论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就是把区域经济分为两类――经济区域经济和行政区域经济。行政区域经济是一种依靠行政规划来调配社会资源的经济类型,强调的是这种经济的外在约束性。
2我国行政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我国的经济经历了三种发展模式,即内聚型发展模式、辐射型发展模式、辐射型发展模式。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三种模式在时间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空间上看,三种模式并行不悖。
2.1 内聚型发展模式行政区域经济内聚型发展模式是指行政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行政手段把资源集中在行政区域内较有优势的一个或几个城市,集中优势资源促进快速发展的经济发展类型。行政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增长极的培养为起点,通过行政力量把物质资源集中起来,优先发展这些增长极。建国以来,国家财政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表明在国家一直在规划集中优势资源实现区域优先发展和产业优先发展,其结果是区域经济带上浓厚的行政区划色彩。从资源的流向以及进出的量上看,在2008年废除农业税以前,资源流向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工业向农业。这些资源流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向行政区域内一个或几个点各集中,因此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为内聚型发展模式。
2.2 辐射型发展模式梯度发展理论、点轴开发理论、网络开发理论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理论都蕴含着辐射发展的思想。行政区域经济辐射型发展模式是指行政区域内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城镇、经济带、经济区和市场,其生产要素向周边转移,从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过内聚型发展之后,优先发展的城市的各种经济要素在有限的行政区域空间内膨胀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带来人口压力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政府以行政手段为导向,引导各种资源向行政区域内的其他地区转移,这种转移既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产业向周边城市经济腹地转移,也是这些转移产业所带动的生产要素的溢出,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经济区和乡村的发展。如广州和上海两个优先发展起来的城市,其辐射效应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甚至超越了行政区划的范围,形成了以分别以这两个城市为核心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带。
2.3 互补发展模式行政区域经济互补发展模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区域之间为了实现资源互补以带动经济发展而联合起来发挥联合优势实现共同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条块”分割的,各个行政区域具体情况不同,实行的政策也不尽相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易出现摩擦。同时,行政区区域之间出于整合资源和优势互补的需要,可以通过政府间的协议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互补发展模式可以促进行政区域间取长补短,在更大范围内发挥经济规模效应。
3行政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启示
3.1 正确评估,确定行政区域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行政区域经济对规划依赖程度较大,其发展一般遵循内聚型到辐射型、再到联合发展的规律。对于某个具体的行政区域来说,要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其前提是要对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有全面的评估,确定当时该行政区域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行政区域经济某一阶段的发展水平是经济基础的基本内容之一,经济发展规划则是上层建筑重要内容,科学的经济发展规划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基础的全面正确的评估之上。
3.2 科学规划,完善行政区域经济功能科学规划是行政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在行政区域经济规划中,区域板块划分、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及其功能的发挥不仅要充分,更要形成合力。要求行政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要有长远眼光,不能只看到短期的经济效益。实践表明,行政区域经济发展越成熟,越要求其整体功能越完善。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区域之间会形成互补的关系,这互补是建立在各自有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行政区域经济规划不科学,功能不完善,在竞争中必然受制于人。
3.3 突出特色,构建行政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行政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存在着各种竞争,要求每个行政区域经济发展要形成其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构建,要依托自身的资源、地理、人文历史等因素,识别和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培养创新能力,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竞争优势和能力。
参考文献:
[1]朱舜著.行政区域经济结构与增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