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教育论文篇1
二、“有而无在”：作为现代教会的大学
现代大学已经成了知识的工厂和现代社会的思想库。在独立发展的轨迹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大学保持着自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同时也巩固着自身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柏林大学的创立，使人们认识到了大学的社会担当，认识到了研究对教学的裨益，尽管最生动地把教学和科研结合在一起的是在新大陆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科学研究使大学重新焕发了生机，并在与教学的结合中把大学引向深沉。正如杜威所言，对于智慧的信念仿佛变成了本质上是宗教的东西。对通过学者研究获得的不断揭示真理的信念，究其本质而言，要比其他任何一种对完美的宗教启示的信念都更加具有宗教性。在这里，大学教师俨然成为了探求和传授真理的“高级牧师”，而大学则变成了世俗的大教堂，变成了净化人类灵魂的场所。人们不再依赖教会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对大学的价值和信念的推崇，并最终产生了对大学的依附心理。“对于许多人来说，大学已经成为社会中超自然的机构，因为它似乎发展着社会的概念。在这里，人们感到自己身后有强大的后盾———学者、学问、书籍、思想和过去”。诚然，这种依附心理最初来源于宗教对人们的启示。正因如此，大学在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的交替作用下，一方面逐渐走出象牙塔，融入时代和改革的洪流之中；另一方面，大学也在彷徨和失落中试图找回教会和宗教曾经赋予它的大学精神。大学和学者王国是允许犯错误的。“正如从前没有人会向教皇和身负神授之权的国王提要求一样，现在也没有人要求学者事事正确”。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个过程。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如果能够认识的都认识了，那么就没有犯错误的权利了。而学者们所做的，仅仅是追求真理，而从来不是穷尽真理。正因如此，大学的发展过程总是伴随着颠簸，但其对真理的执着却未曾改变，“人们在真理方面可以自由犯错误的社会，在道德方面优越于必须把他们不能理解的东西接受为真理的社会”。伴随着对真理的追求和大学的扩张，伴随着科学的革命和学科的形成，知识也开启了扩张之路，从前居庙堂之高的高深学问也开始以各种形式融入到社会当中。然而大学毕竟还继承着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源自宗教的保守与坚持的一面，大学虽然逐步走向社会的中心地带，但并不必然地一切都听从于时代的召唤。正如弗莱克斯纳所指出的：“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必须时常给社会一些它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社会所想要的东西。”
今日的大学已不再是昨日纯粹的学者社团，不再是以保存和传播知识为己任的边缘机构。相反，现代的大学是“昔日学术自治、宗教等级与今日的官僚体系的混合体，而这种官僚体系本身又是在学术自治和宗教等级的相互融合中形成的”。学术自治和宗教等级仿佛是大学的左膀右臂，为大学保驾护航。与此同时，大学教师作为个体的影响力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无论是梅贻琦的“大学者，大师之谓也”，还是如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Rabi所言“教授们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都表明大学早已被赋予了人格化的特点。大学教授作为高深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播者，往往有着超凡的魅力，为社会所敬仰。他们也往往会突破自己的学科限制，对公共事务品头评足，成为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关注社会问题并进行专业性的反思并无妨，只要是在其自身的研究领域之中，任何问题都可以成为研究的素材。不过，正如社会这个万花筒一样，学者们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在每一个领域都能像在自己的专业之内那样游刃有余。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对教授们的敬畏往往源自他们对公共事务的评论，并把他们对本专业的权威性移植到其对所有热点问题的言论上。而教授们往往乐此不疲，并立志从社会的公知变成社会的良知，甚至成为某一派的代表。其实，“魅力非凡的教授必须谨慎小心，不使自己有力的个性发展成为自己变身‘宗教首领’的起点。相反，他们应该注意当教师和当首领之间的微妙而又重要的差别”。不少教授对非本专业领域问题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往往能够引起社会的共鸣，而专业的学者往往不会随便对实事和热点进行公开解读，这既是鉴于学术的严谨，更是对公众的负责。而正是有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某些时候引导了公众舆论的走向，把大学和学术置于尴尬的境地。大学曾经彷徨过，也曾徘徊过，因为它曾在物质文明极度发达的社会进程中迷失了自我方向。
自由教育论文篇2
德国是一个盛产学术思想的国家，拥有一大批对人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哲人。如果就其与教育发展的关系而言，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潮有两种：一是德国精神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其中以狄尔泰和伽达默尔的现代诠释理论和施普朗格的文化哲学为主要代表；二是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以阿多诺、霍克海姆和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是19世纪末以来出现在德国的一种教育学说，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几乎主宰了德国教育学的走向，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教育学发展。博尔诺夫曾说：“这种新教育学教席的代表人物大部分属于W・狄尔泰（1833―1911）学派，或者至少接近这一学派。”这个学派的几代代表人物狄尔泰、李特、斯普朗格、诺尔、福利特纳、维尼格、博尔诺夫等在西方教育学界都享有盛誉，可以说是长盛不衰。
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德国文化教育学是一种教育哲学。“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问题进行独特的哲学思考的产物，它大致说来分为两种类型。美国1956年春季卷的《哈佛教育评论》开辟了“教育哲学：目的与内容”的论坛，将教育哲学的研究区分为“教育过程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和“教育学科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discipline of educaion）”。有人还进一步把“教育过程的哲学”叫做“规范的教育哲学”、“传统的教育哲学”，把“教育学科的哲学”叫做“分析的教育哲学”、“现代的教育哲学”。显然，德国文化教育学属于一种规范教育哲学，它从“应然”的视角考察教育问题，并对教育实践或教育理论提供指导。
每一种教育哲学理论都有自己基本的理论倾向，这种理论倾向决定了理论的独特价值，也决定了它所具有的局限性。而要发现教育哲学理论独特的倾向性，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研究路径，来对各种理论的特质进行比较。
当今对教育哲学的研究有着多种路径。通常的做法是从某一种哲学体系，如实用主义的角度，提出基本的哲学假设，然后在这些哲学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它们对于教育的目的、本质、内容及其他方面问题的意义。而另一种路径则集中讨论教育目的、课程及评价等主题和问题，而不是从哲学观出发来对每一主题加以探讨。还有一种路径，是“将教育哲学置于教育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也就是将教育哲学的基本倾向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教育保守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而看一种教育哲学理论所具有的基本倾向，需要在对九个方面的基本教育问题进行阐述的过程中进行判别。这九个方面的基本问题是：人是什么？我们如何认知？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善？学校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教什么？如何教？如何评价学生？通过分析教育理论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解答，可以清晰地看出它在教育哲学上的基本倾向，从而把握其理论特质。
下面试从德国文化教育学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解答，来判定德国文化教育学在教育哲学方面的基本倾向，以及它所具有的特殊意涵，从而更好地把握这一有着重要影响的教育理论。
二、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哲学倾向及理论特质
如前所述，教育哲学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基本的倾向。而一种教育理论属于何种倾向，取决于它对上述九个基本的教育问题的解答。
总体说来，教育保守主义是对以智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方式的维护，这种倾向充分体现在对各种教育基本问题的回答上。如它在回答“人是什么”时认为，“理性是人和动物界的唯一区分，教育合理而合法的依据就是发展人的理性力量”；在回答“如何认知”时认为，“但（教师）最终还是希望学生能够脱离感觉经验，运用理性能力来掌握普遍的原则性的知识”；在回答“什么是真理”时认为，应“首先专注于传承那些被认为是永恒的真理”；在回答“什么是善”时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绝对和终极的”；在回答“学校的目标是什么”时认为，“就是智力和理性，其他的机构可以教孩子们如何去祈祷、缝纫、烹调甚至施肥”；在回答“应该教什么”时认为，应该“依照发展和完善智力的要求来限制课程内容”；在回答“如何教”时认为，“所有这些方法都以教师为中心……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讲授”；在回答“如何评价学生”时认为，“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学生的智力，因而评价相应也就是考查学生对所学科目的掌握程度”；在回答“如何协调自由和纪律”时认为，“希望学生不仅仅限于对校方权威的尊崇，学校还必须培养每个学生理解、敬畏和服从上帝的戒律和人类的基本规范”。概言之，他们的观点源于一种主张有必要尊敬和服从权威的等级权威观，源于对规则、规范的信念，源于对各种违反规则者进行必要惩罚和对遵从者进行奖赏的观念。
教育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与之相反，它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全面突破。它在回答“人是什么”时认为，应“摒弃身心二元论”、“学生应被看作是一个进化的有机体”；在回答“我们如何认知”时认为，“人类最确定的学习方式是以个人经验和在科学活动中高度精细的经验形式为基础”；在回答“什么是真理”时“强调真理的动态性”、“学生不应抱有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事实、原则、法则和理论的幻想”；在回答“什么是善”时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建立在否定任何终极或绝对价值之上……价值的真正存在依赖于发生在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种事件”；在回答“学校的目标是什么”时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是部分学生单纯的智力发展”；在回答“应该教什么”时认为，应该“把课程的范围扩展到所有在学校指导和控制下进行的活动”，“必须提供许多不同的科目和活动，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兴趣”；在回答“如何教”时认为，“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为中心”，因此他们更重视学生的活动。一些自由主义教育家经常提到的口号“从做中学”，也许最能体现这种方法的特点。在回答“如何评价学生”时认为，“自由主义教育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决定了其评价对象将不仅仅局限于学生的学术水平”；在回答“如何协调自由和纪律”时，“抛弃了保守派教师权威式的态度和做法，而推崇学生自由行事和自由选择”。
从上述对教育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倾向的阐述中容易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主义的，具体来说，它是19、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文化教育学正是在反对传统的教育理论――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它对教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上与自由主义的回答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反对赫尔巴特过多在教育中注入自然科学的因果控制的机械方法，使教育过程简化为‘目的一手段关系’，反对单线条的灌输式教育，而强调教师与学生良性开放的互动关系，反对理智至上的狭隘教育（赫尔巴特在偏重德育的背景下仍把智育作为首要的教育过程），主张尊重人的整个完整生命，包括非理性因素，反对从一般的人的教育结果中导出的抽象的教育原理而强调活生生的变化的独特的个人。”狄尔泰及其他代表人物都对传统教育中以知识和智力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及对以教师为中心、以灌输为主要方法的教育方式感到非常不满，认为那是一种“扼杀人的生命的教育”。他们进而要求创造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使教育过程成为生活体验过程，使单一的“知的教育”变成知、情、意各方面具备的完整教育，从而形成理想的“总体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德国文化教育学彻底告别了传统教育模式，走向“生成”与“唤醒”的全人教育模式。很显然，德国文化教育学主张尊重人“知、情、意”全面发展的完整生命形态，强调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反对以知识和智力发展为教育的唯一目标，反对单向灌输的教育方法等。这些都是典型的教育自由主义观点。它对各种教育基本问题的看法与其他教育自由主义思想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它属于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流派。这是它在教育哲学上的基本倾向。
必须要指出的是，德国文化教育学的自由主义与传统教育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将重心由个人自由转向群体和集体的自由，兼顾个人发展与社会要求。Bollnow在《狄尔泰全集》第九卷前言中指出其教育学思想的四个基本倾向：“首先是面对伟大的德国教育家中流行的个人主义，他强调教育学对民族与国家的责任，……这种教育学的任务源自它在民族力量的管理中的功能，针对一切分解的倾向它是维持统一与团结的力量，从而提升国民整体。”从中可以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流派，可以说是19、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尽管同属教育新自由主义阵营，德国文化教育学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解答还有着特殊的意涵，与其他一些新自由主义教育流派有着很大的区别。狄尔泰在批判传统教育学派别（如赫尔巴特学派）同时，也对一些新自由主义教育学派，如以斯宾塞为代表的英式教育学体系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将人类行为的功利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原则――它们本来只是表达特定时代的生活方式，斯宾塞等人却把它意想成为超越时空的普遍概念，这显然是有问题的。狄尔泰认为：“对历史之深处及关联盲然无知，不知道事物曾是怎样……并陷入功利主义者的空洞理想与主观的伦理风尚；但历史学派却能告诉我们：从对存在物的认识出发如何产生关于应该存在之物之规则。”再如，在“我们如何认知”这一问题上，狄尔泰不像叔本华、尼采等其他生命哲学家那样彻底否定整个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而是也承认理性的重要性，提出人是有着知、情、意的统一的人，以人的经验整体来对抗人性的分裂状态，这样他在如何看待理性的作用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与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流派在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哲学倾向以及在教育哲学谱系中的位置。德国文化教育学应属于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组成部分，但它对一些教育基本问题的认识与其他自由主义教育理论（如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有着很大的差别，有着特殊的意涵。作为一种教育哲学，德国文化教育学的这种基本倾向和理论特质对20世纪德国、特别是二战后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新自由主义倾向及理论特质对二战后政治教育的影响
作为一个影响很大的教育理论，德国文化教育学对于政治教育、特别是战后政治教育活动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政治教育理论是教育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学界向来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政治教育活动是特殊的教育活动，政治教育研究是教育研究的一部分。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它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这两种认识都有其合理之处，对于政治教育的研究来说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德国（以及整个西方国家）的语境中，政治教育从学科属性上来说应该属于教育学的范围。它属于应用教育学理论，是理论教育学（或一般教育学）在特定领域（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尽管政治教育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它毕竟也是教育，政治教育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证在于，战后德国从事政治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几乎都是教育学家，他们往往把政治教育研究看着是整体教育研究的一部分，通常是先构建关于教育的基础理论，再从这个理论出发来研究政治教育活动。
既然政治教育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政治教育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那么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必然要受到主流的教育哲学――文化教育学的强烈影响。可以说，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的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都烙上了深深的文化教育学的烙印。
首先，在二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影响力的政治教育理论基本上是文化教育学者提出的。在这个时期，斯普朗格、李特等人出版一系列著作，如《关于国民教育的思考》（Gedanken staatsbtirgerlichenErziehung）、《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自我教育》（Die politische Selbsterziehung des deutschen Volkes）等，这些著作集中地对德国的政治教育活动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有着广泛的影响。斯普朗格等人将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思想和精神科学思想运用于教育研究中，提出了陶冶、理解、唤醒等一系列重要范畴，并提出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是最大限度地协调发展主体自身的各种政治能力，使之臻于完善。这些范畴和理念大大拓宽了政治教育研究的视野。
其次，在二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文化教育学派的政治教育理论是官方进行政治教育活动的依据。德国官方进行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机构是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初期称为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它虽然不能给各州政府的教育机构发出指令，进行强制性的要求，但它所的指南和编写的《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系列丛书》等指导性的文件，一般被认为是官方在政治教育方面的立场。在这些指导性意见中，文化教育学派的理论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如《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书就是李特所著《德国人民的政治自我教育》，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德国盛行的民主观，这种民主观被视为战后政治教育的经典思想。
最后，在文化教育学派的影响下，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形成了自己明显的特色，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的理论有较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1915年斯普朗格就写信给凯兴斯坦纳指出：“您是裴斯泰洛齐的真正继承者，这我毫不怀疑。因此，同样我也希望您离杜威的实用主义更远一点。经济的一技术的方面，并不能会穷尽德国教育的全部。德国的国家观念和德国的科学观念要更加丰富。”斯普朗格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只是从经济、技术等层面对教育进行关注，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德国文化教育学则通过自身特有的教化功能克服了这些局限性，因而更加完善。这不仅仅只是斯普朗格个人的看法。在美国占领当局对于战后德国的再教育（Re―education）政策出台后不久，福利特纳批判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再教育的主要指导思想，指出文化教育学在政治教育基本问题，如权威与自由、青年人格形成等方面与实用主义教育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考。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只有从文化教育学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战后的德国政治教育活动。
政治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简要说来，就是如何建立一种适应或满足某种政治体制（如民主政治）要求的教育体系。这种政治的要求可能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等等。具体到德国的政治教育理论，就是要研究在战后德国怎样建立一种适应新的民主制度的教育方式。在这些问题上，德国文化教育学对于政治教育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而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教育的目标方面，李特等人强调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民主性”，对当时的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们所阐述的“民主性”和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观点有很大的区别。20世纪50年代，弗雷德里希・欧廷格（Friedrich Oetinger）发表了论著《政治教育的转折点》（Wende―punkt der Politischen Erziehung，Partnerschaft als Piidagogische Aufgabe，Stuttgart，1951），引起较大的关注。该书正是在杜威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针对战后德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消极、冷漠与“不合作”，提出要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集体意识”等来教育引导民众。但他的一些主要观点受到了文化教育学者的批评。1961年，特奥多・李特（Theodor Litt）出版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自我教育》（DiePolitische Selbsterziehung des Deutschen Volkes，Bonn 1961）一书，指出欧廷格对德国政治教育历史的分析“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而忽视了经济、社会、政治关系”，“政治从本质上讲与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为了和平、合作的原则而贬低政治斗争，只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劣质的差使’”。李特认为，否定了政治斗争的内涵也就否定了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个观点对后来的政治教育理论有很大的影响。
自由教育论文篇3
一、自由教育的源始
在西方教育史中，自由教育是大学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主要方向之一，对大学的教育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自由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古希腊时期
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自由教育便已开始孕育和发展，经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必须超越生存需要，培养人的自由能力，获得自由公民的智慧和教育。他还提倡一种闲暇教育，在这种闲暇中，发展自己的理性，并且从中获得内在的愉悦快乐，达到人生的幸福境界。因此，自由教育的最初内涵是：一种适合于自由人的教育，其主要目的：一是要促进人的身体、道德和智慧的和谐发展；二是要促进人的理性的充分发展，从而使人从愚昧和狭隘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教育的内容必须以自由学科为核心，应避免单一的专门教育。
2.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
古希腊的自由教育模式和精神通过被神学改造的“七艺”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进入到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学术传统中，成为适应近代以前知识形式的主流教育形式和正统思想。然而中世纪把人的理性、价值统统置于神学的阴影之下，脱离了古希腊自由教育为理性发展、人的价值提升而存在的宗旨，自由教育仅仅留下了一个缩影。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家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重新阐释，但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多是研究过去各个时代的古典文学，使得自由教育概念有了一个重大改变:古典文学研究本身就相当于自由教育，自由教育被赋予了人文教育或文科教育的含义。
3.近代以来
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教育的兴起，近代自由教育的含义又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通过英国教育家赫胥黎的改造和发展，自由教育逐渐被赋予了“普通教育”或说是“通识教育”的含义。按照赫胥黎的学术思想，自由教育“就是在自然规律方面的智力训练，这种训练不仅包括了各种事物以及他们的力量，而且也包括了人类以及他们的各个方面，还包括了把感情和意志转化成与那些规律协调一致的真诚热爱的愿望。”[1]这样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普通教育，它力图把人的教育同自然与社会的各种因素连接起来，从而在内容上使其内涵更广泛与丰富，反映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生活各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
4.现今时代
到20世纪，顺着人类对其自身、社会以及教育内在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不断挑战，自由教育思想也在不断变更和完善。美国20世纪著名教育家赫钦斯对当时“自由教育”作此描述。“自由教育乃是一种理智的训练，而这种训练将使人在新的问题出现时有能力解决他们，在新的情况出现时能够掌握它们，在新的需要出现时能够满足它们，并能改造环境，使它符合人类精神的抱负。”[2]同时，他强调大学之道首先在于所有不同系科、不同专业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应该接受一种共同的教育，只有发展通识教育或共同教育才符合大学之道的思想，才能沟通现代与传统，使文明不致断裂。至此，自由教育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其概念内涵也由传统的自由教育完成了向现代通识教育的演变。
二、自由教育的本质内涵
自由教育又称“普通教育”或是“通识教育”，是通过人的内在本性的自由，打破某些不合理的律则和限度，使人真正成其为人，并带来某种精神上的超越。因此，它意味着个体身心、道德和智慧的和谐发展，是一种天然的精英教育而不是大众教育，是广泛的普通教育，而不是偏狭的专门教育。在追溯自由教育历史进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自由教育无论在哪一方面进行拓展和加深，但彼此在深层次意义上仍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自由”“理性”“以知识本身为目的”“基础性与普遍性”，它们始终是贯穿自由教育的基本内核。
1.自由
自由一直以来都是人们为之追求的终极目标，有着永恒的价值，而“自由”作为自由教育的核心概念，则理所当然成为了其首要的精神归依。自由是自由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从人身自由到理性自由再到心灵自由，教育旨在使人成为人，通过学习自由学科内容以培养既有自由能力又有自由意识的人。同时，自由是自由教育的前提。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人的“自由意志”，其任务则是帮助人解开束缚，真正实现人的精神自由。
2.理性
智慧及思维能力是人的独特价值，即理性。充分运用和发展理性才能实现真正自我的生活。而自由教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的理性的充分发展，并通过知识的积累来使人的整个生活得到有效而正确的指导。自由教育就其本身来讲，是理性的开发或者说是理性文化的培养。它以真理为依据，因而具有一般实用教育或是科学教育所没有的终极价值。
3.以知识本身为目的
为了寻求真正的自由，教育必须以知识本身为目的，为教育而教育。自由教育既然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然要求把它自身作为追求的唯一目的，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力求自身的完善。如果教育把其本身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那么教育也就真正地自由了。教育目的的实现具体而言是以知识追求为途径的，因此可以认为自由教育是以知识本身为目的，并借此满足人的内在精神需要，尤其是理性发展的需要。
4.基础性与普遍性
从教育内容来看，无论是“七艺”教育还是当前的通识教育课程，都无不反映出自由教育对于基础性与普遍性知识的重视。即使是专业教育，也需要以广博而坚实的知识基础为前提，基础性与普遍性的知识能够为社会不同领域之间提供沟通和交流的共同平台，同时也为个体将来的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打下根基。此外，在现代大众教育的发展趋势下，自由教育不再局限于贵族精英，而是成为了每个人都能平等享有的权利，于是被贴切地形容为普通教育。
三、还原与回归：自由教育的使命
教育在本质上是人的自我实现过程，是人从个体性迈向普遍性的过程，代表着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自由教育思想是大学自诞生之初就实际存在的理念。在正常状态下，大学有倾心于自由教育的天性，除非社会用强力泯灭它的这种天性。[3]这种直接从人出发的教育观念，最终是最有利于科学、技术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
然而，从20世纪伊始，高等教育慢慢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发展，社会分工及专业科类的细化，知识量的急剧增加，直接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只能精通有限领域的知识，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晓一切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人。于是，自由教育的思想逐渐式微，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在欧洲各国还是在中国，都面临着挑战。
诚如布鲁贝克所说：“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4]高等教育在本质上偏爱于价值自由的认识论教育哲学，而现实却更有利于政治论的教育哲学。解决两种高等教育的对立与冲突实际上是要解决大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大学自身的发展与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关系的问题。如果大学远离社会现实，那么大学便失去了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的合法性；如果大学变为纯粹生产知识和文凭的工厂，那么大学也会因为丧失了独特性而难以继续生存。
在政治论盛行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在大学的保守性与适应性这两个不同的音符下奏出和谐的乐章，自由教育无疑是一剂良方。自由教育关注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关注着教育者精神层次的完善，这些方面恰恰是市场经济冲击下的现代化教育相对缺乏的。在人类知识日益综合化的状况下，过于精细的专业分科已经受到了实践的和理论的双重质疑。追寻自由教育的脚步在客观上有利于缓和学校教育职业化、专业化和实用化的不良倾向，且由于现代许多职业已渗入理论成分，专业人员需要尽可能广泛地涉猎除专业涵养之外的文化，并且需要有个综合性的了解。任何职业技术性知识和能力的获得，都必须以一般的理解能力为基础。倘若没有起码的理解能力，专业知识和能力也会如同无米之炊。而从各方实践上也可以看出，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是可以和谐并存、相互支持的。自由教育与实用教育同样具有有用性特征，使得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存在着统一和协调的共同基础。
四、结束语
自由是教育始终不变的终极信仰和追求。自由教育这一传统的教育思想虽历经时代的变革，却因蕴藏其中的基本精神而备受推崇。英国的大学教育模式能够一直延续至今，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大学之所以作为大学的一种真正的价值。当代自由教育依然是为了自由的教育，大学“为学术而学术，为自由而学术，为人本身而学术”的保守性特征将更有力地渗透并贯穿于整个高等教育体制。在自由教育与时代相交接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逐步转变了先前过分强调职业训练和专业教育的大学办学政策，开始重视大学生知识系统的全方位训练，注重文理科目融会贯通与交叉渗透。于是，自由教育以其内在的自由精神特质，实现自由人的教育顺应了人们对教育本位回归的期望。
参考文献
[1] 单中惠，平波译.托·亨·赫胥黎.科学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59.
自由教育论文篇4
为了远程教育事业，只有进行远程教育合作，澄清远程教育合作中的文化迷雾，建构中国特色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电大人才能全面实施“远程教育文化工程”，创建出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远程教育文化范式。当前，认为必须开展远程教育合作，建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研究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集体公益维权论
长期的远程教育合作，使得电大人尝到了远程教育合作的甜头，意识到了系统建设的重要性，体会到了合作办学、合作教学的优越性，也使得电大学生领悟到了合作学习的种种妙趣。与此同时，人们也强烈感受到了独立办学、独立教学、独立学习的种种局限性，并深受无序办学竞争、恶性办学竞争之害。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化竞争为合作，变彼此孤立为相互支援，维护大家的共同利益，这是我国远程教育走向良性发展可持续之路的必然诉求。只有各个远程开放教育大学、机构和单位携起手来，才能共创远程教育的辉煌，变“一损皆损”为“一荣俱荣”，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帮我，我帮人人”、“人人教我，我教人人”、“人人学我，我学人人”的良好文化氛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的集体公益维权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种观点认为，集体的利益是最高的利益，合作文化能够将开放大学、教师和学习者转化为战略伙伴，成为“公益劳动者”而共同奋斗，实现共谋发展、共同发展、共赢发展的美好愿景。所以，这种观点也成为人们加强远程教育合作，建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深入研究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一个动力。就像季亚琴科所说的那样，较之普通教育，远程教育更应看重集体劳动的公益性质，看重它的杰出贡献。在集体教学中，某个人懂得的东西，其他所有人也应该懂得，集体知道的一切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财富，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拿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以期实现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相互提高，这是远程教育发展的最高境界，是远程教育合作的唯一目标，是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建构的终极目的，是远程开放教学情境里，大学、教师、学习者自我寻求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他们共同的文化权利之所在。集体公益维权，迫使人们不得不制定出合作游戏规则，构建起能够给彼此带来互惠利益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
2．组织方式变革论
也有人认为，集体公益维权论并不是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理论繁荣的唯一依据。远程教育自身的社会化系统教学组织方式，要求人们不得不加强合作。由于学习者遍布天涯海角，远程教育资源的开发、传输、配送牵扯到许许多多的行业、部门和个人，没有哪一所独立的大学、机构和单位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系统工程。因此，变革传统的大学组织方式，改革落后的远程教育办学模式，形成一种全新的能够与时代同步的适合各方面需要的远程教育合作机制，创设一个行之有效的远程教育合作体制，是远程开放大学、教师和学习者的共同需求。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人认为，既然远程开放大学是一种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跨时空、全方位、多层次远距离教学的大学，其教学组织形式是由多元活动主体共同展开的交往时空结构，那么，它的合作文化形成就不可避免，其大学文化必然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共同性的组织合作文化，远程开放大学的系统变革，其实恰恰正是社会合作教育组织方式的频频变革和转型。由于这种教育模式和人类的社会组织方式有着过于密切的文化联系，而田园牧歌式的小农经济单干模式，又根本无法显示出固有的文化优越性，因此，只有采用大工业式的现代企业经常采用的那种连锁经营生产方式，它的集约化、批量化、高效率的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正如奥托•彼得斯（OttoPeter）所言，“我们不应忘记这样一个事实：随着知识的变化和转化，不仅我们关于知识的概念，而且我们的‘教育’都将发生变化”，“在数字世界，传统的知识概念、获取知识的标准行为模式以及相应的知识生产者和携带者模式都将失去其重要性”，“对时空结的突破可促进和帮助在跨越边界的知识获取过程中与同伴和小组间的合作”，“在这里，知识生成可能是某种合作过程中的结果，例如在知识构建共同体（knowledgebuildingcommunities）中”［2］175。毫无疑问，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有助于促进这种“知识构建共同体”的诞生，所以，我们说，远程教育的自组织系统，或“个别化”、“个性化”、“个人化”的“媒体教学”和“自主学习”，绝不是简单意义上“单干”的同义语，相反，它只是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自治性、变革性的合作教育组织方式的称谓而已。由此可见，远程教育合作文化诞生的组织方式变革论也并非无稽之谈。
3．教育技术推动论
无须怀疑，教育技术的发展是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理论生成发展的助推剂，正如诺贝特•博尔兹（NorbertBolz）所言，仅仅“基于书本文化的教育方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2］176，面对花样不断翻新的教育技术媒体，人类的知识传播方式将不得不处于动态的变革和重构之中，在以课堂为中心的农耕文化式的传统教学组织方式向以课程为中心的具有工业文化特质的现代教学组织模式的演进中，虽然人们遭遇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重障碍，失去了传统教育文明的悉心守望和深情呵护，但是所得到的意外之喜却远远超过他们的心理预期。在广播、电视、计算机互联网络等所创设的多媒体远程教育教学情境中，人们每天摄取着大量的知识信息营养，尽管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可能会变成网虫、网痴、网迷，甚至失落在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时空误区里，但绝大多数人的收获则或许更加令人振奋、惊羡和称道，他们所取得的骄人学习成就，早已不是什么公开的秘密。人们业已注意到，这种由教育技术不断革新而导致的远程教育模式，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教育观念和学习方式。多元化知识符号传播渠道，因为创设出了一种能够四通八达的知识情境，很容易促进学习者自觉利用资源，形成问题反思，遇到问题甚至可以通过媒体链接，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开放大学教师和学习者求援，以获得问题的完满答案。显然，正是现代远程教育技术媒体这个“全球方式分布的知识的开放结构”（奥托•彼得斯），促进人们形成了新的知识学习策略，而这种策略是在传统的教学情境中所不可得到的。正如迈克尔•穆尔（MichaelMooer）、格雷格•基尔斯利（GregKearsley）所指出那样，实施远程教育的创新受到了新数字技术出现的推动，技术带来了学校如何组织方面的变化；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其使命；他们服务的学生的类型和数量；他们提供的课程；他们如何雇佣人力资源；他们如何支持学习者、提供教学、评估学习；甚至其课程受到如何高度的评价，而这些问题，也只有在系统研究远程教育合作文化模式时才可能得到解决。惟其如此，两位学者认为，将来从技术的创新中得益并在全球市场竞争的挑战中幸存下来的课程，将来自那些州和组织，它们能够对呈现信息以及学生将这种信息加工成个人知识时确保学习者和助学者的互动的、最适合远程的方式给予支持，而这种支持，其实，也就是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或许可以叫做支持文化问题，它是一个可以归结为教育技术推动的远程教育支持服务合作文化问题［3］。
4．小组协作支援论
在长期的远程教育支持服务过程中，开放大学的教师们也发现，学习小组的建立以及开展灵活的小组学习活动，可以弥补远程学习者独立学习和自主学习的局限性。不论是课堂上的分组学习讨论，还是课外的兴趣学习小组；不论是网上的远程学习支援，还是电话中的即时学习咨询；不论是同单位的近距离学习支持，还是跨行业的遥距学习交流；不论是朋友圈中的频繁学习互动，还是社区里的经常学习探讨，可以说，这些行之有效的学习协作形式，极大地激发了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拓展了学习者的知识范围，深化了学习者的知识结构。也正由于此，指导学习者建立学习小组，参与学习者的学习小组活动，评估学习者的学习小组活动效果，成为开放大学专业教师的一项艰巨任务。借助学习小组的相互支援，推动学习者开展合作学习，成为开放大学教师的重要工作内容。正如学者庞维国所说的那样，“合作学习之所以成功，是缘于：第一，在合作学习情境中，学生所接受的帮助不仅来自教师，也会来自同伴，而同伴的帮助对学习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支持。第二，同伴更可能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同学提供学习方面的社会性支持，如鼓励、表扬，而那些学习‘偷懒’的学生也会更多地受到别人的督促和批评。第三，与仅仅接受教师的讲解相比，合作学习中还有同学的‘互教’和讨论，这样会加深、拓展学习的深度和广度。”［4］在远程教育学习活动中，小组学习协作支援，已成为促进远程学习者彼此互助互勉，共同完成学习任务的有效学习策略。由于合作学习不仅帮助学习者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效率，而且还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集体学习心理需求，增强了他们远程学习的自信与自尊，加深了他们在时空分离条件下的情感有机联系，增强了他们的互爱意识和社交能力，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因而成为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中最有魅力的一部分内容。正由于此，许多人认为，小组协作支援论是推动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形成及其理论构建的一大动力，正是它的出现，促进习惯于传统课堂教学的学习者很快地融入远程教育学习情境中，并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学习协作和知识建构，把远程教育文化及其理论塑造成一种能够唤起更多人关注响应的、教学交往民主平等的、能够充分挖掘学习者相互交往学习潜能的建设性文化主体力量。
5．团队意志打造论
不可否认，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增强了远程学习者的凝聚力，使得开放大学这个原本具有社会离散性教育结构大系统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远程教育系统，也使得原本天各一方的远程学习者群体成为一个跨时空的学习型团队，它使得远程学习者逐步意识到，个人的协作责任感和彼此的相互依赖感是确保远程学习走向成功的关键，所有成员都应当自觉奉献，精诚团结，结成一个远程学习同盟，形成一个远程教育合作学习共同体，才能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正由于此，许多学者认为，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理论的打造，有助于形成开放大学的系统向心力、知识创新力、教学执行力、学习行动力、协作沟通力、团队意志力等关键能力，有利于打造出一个充满激情与信任、忠诚与感恩、创新与卓越的学习型组织。惟其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开放大学不断向所有的人开放和不断强化教学质量的今天，无论学习者其种族、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背景如何，他们都能通过远程教育这个社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结新友，他乡遇故交，从相遇到相识，从相信到相知，然后通过彼此间的互帮互学，实现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美好愿景。显然，在这样一种学习型组织中，携手共进这个教育理念，对于开放大学的师生来讲，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大家为了一个共同教育目标而共同奋斗。“由于共享价值观与愿景，每个成员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一个学校创立这样的一个学习型共同体时，每个人的天赋和职责汇集成集体的力量，推进所有学生学习质量的提高。”［5］恰恰正是在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远程学习共同体的学习合作中，每位师生都会形成一种配合默契、共同承担的意志品质，并通过积极有益的教学对话、学习对话等无言承诺，解决远程开放教育和学习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我们对于远程教育的教学改革、质量标准、教育效率深信不移，对于开放大学教师群体、学习者群体的团队精神敬佩不已，对于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建构充满期待。
自由教育论文篇5
一、精通与博通的历史考察与不同特征
古典博雅教育和现代博雅教育在培养路径与课程体系上，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其一是精通模式，其二是博通模式。精通模式强调课程的少而精，表现为文史哲知识为核心的体系，教学主张经典著作的阅读和解读；博通模式强调课程的博与通，表现为文理兼备的融通体系，教学强调广泛的阅读。从表面上看，精通与博通仅仅是知识融通路径的不同，但实质上两者之间存在价值取向、知识追求等方面的差异。因而，我们有必要上溯历史的长河，从博雅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考查两种不同融通方式并分析出它们不同的特色。
古典博雅教育源于古希腊，当时的“七艺”即博雅教育课程，“七艺”也称之为七种“自由艺术”或“自由知识”。博雅课程蕴含了人与知识之间自由关系问题的探讨，亚里士多德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他认为所谓自由，就是免于实用性的束缚，“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什么样的人享有这样知识追求的自由呢？那只有自由民以上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对应于相应的人类层级，比如思辨科学对应于哲学家，实践科学对应于自由民，创制科学对应于技师[2]。“自由知识”或“自由艺术”是少数人享有的，博雅教育有着“高贵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经过中世纪对于人的身份的强化，十八世纪英国的博雅教育又有着“绅士的”意义。尽管十八世纪的英国已经告别了奴隶社会，但是奴隶与自由民相区别的观念却流传下来，于是，就有了绅士教育首先是对贵族的教育，而所谓自由指的是：“不被奴役的；不被强迫的；不受限制的；被许可的；被允许的；开明的；率直的；坦白的；没有保留的；慷慨的；不节约的”[3]。可见，这种自由是一般平民无法享受到的，依然有着等级观念的英国博雅教育只能是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它有着“适合于绅士的”、“慷概的”、“文雅的”等意义。
从教育学角度而言，精通模式体现出以下特征：首先，课程体系体现人文学科的价值。按古希腊人的理解，“七艺”都是人文学科，是为了人本身的自由发展而设立的，即使像数学这样与当今自然和社会科学应用极其相关的学科，古希腊人也认为是为了人本身的。所以，毕达哥拉斯明确地说“数学是智慧的体操”。古典博雅教育强调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经典著作，而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除了能训练心智之外，并不能适应社会的职业要求，可见为了人本身的心智发展，养成人的自由德性是精通模式追求的价值，人文学科追求的就是人本身的目的，而不是其他实用目的。
其次，课程内容主要以文史哲知识为主。古希腊的“七艺”都属于那个时期的哲学，哲学即探究事物根本原因的学问，也称之为“自由知识”或“自由学术”。亚里士多德率先提出“自由学术”的观念，他说，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摆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物理学依然属于哲学，那就是自然哲学。后来，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18世纪。直到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以后，自然哲学才只是专门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哲学问题。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博雅教育只关心文史哲知识，即使是自然科学的问题，也是以哲学知识的观念存在的，博雅教育课程主要以文史哲知识为主。
再次，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与解读经典为主要的教学方法。对于文史哲知识的学习，经典著作的阅读才是最重要的。古典博雅教育认为对于经典的阅读离不开经典作家原有的语言形态，即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到十九世纪末为止，美国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主要掌握在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师的手中。”[5]经典著作本身蕴含了人类的智慧，与经典作家也就是智慧之人的交流只有通过名著的阅读才能完成。经典著作的阅读，不仅获得文字材料，还养成理论修养：不仅获得结论，还收获思维的方法。正如恩格斯强调的，学习哲学并没有什么捷径，只有在经典著作的阅读中才能获得其理论修养。
最后，课程与教学目标和职业无关。文史哲知识由于是以人本身为目的的，所以它不关心职业的要求。古希腊的博雅教育就是培养自由民的教育，十八世纪的英国博雅教育以培养绅士为目的。无论是“七艺”课程还是绅士教育课程都不关心职业的要求，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理论知识研究事物的根本原因，实践知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技术知识是关于操作性的知识。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理论知识，“学园”里教导的主要是理论知识，研究理论知识的人是“哲学王”，它们远离以技术为主的职业要求。事实上，职业教育“最初采用学徒制，19世纪随着工业的发展，一些欧洲国家开始采用学校教育形式，一般设立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和职业补习学校。”[6]很长一段时间内，博雅教育课程目标与职业和职业教育无关。
直到十九世纪末，古典博雅教育一直在欧美延续，但是悄然的改变率先发生在美国，现代博雅教育在美国萌生。首先，现代博雅教育不是“高贵的”教育，而是普通人都需要接受的教育。“受到⒚傻墓民将是最真实意义上的自由人。他知晓自己的权利，也理解他人的权利；他知道，他自己的利益与那些权利的保存密不可分，因此，他将如同保护自己的权利一样保护别人的权力。”[2]（p252）可见，这里的自由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而不是古希腊时期仅仅只为自由民享有的权利。“局限于少数人的教育观念已经失去了任何可能的正当理由，事实上，这种观念正在消失，……liberal education不可能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因此，它必须向所有人开放，必须为任何文明的人类社会的成员所共享”。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美国兴起了一项“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运动，代表人物赫钦斯等人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显然这种教育是基于公民平等与政治自由的。其次，自由、解放成为现代博雅教育的目标。在论述自由技艺时，赫钦斯等人也总是将其与自由、解放等观念相结合，自由、解放成为博雅教育的最高目标。新托马斯主义者雅克?马里坦指出，“教育，尤其是自由教育，在本质上是培植、解放、形成、装备理智，即为理智德行做准备”[2]（p254）。马里坦已经认识到，对自由教育做“高贵的”、“适合绅士的”理解是不合理的，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博雅教育的权利。于是，古典博雅教育的精通模式向现代博雅教育博通模式转型。
从教育学的角度加以总结，博通模式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古典语言失去了课程中的垄断地位。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有关费城青年教育的建议书》中开始设想完全不教授古典语言的学校。但是，他的设想遭到“有钱人，有学问的人”的反对，在做出妥协后，富兰克林转而主张将古典语言与实用学科结合起来[7]。后来，一些学院采用选修课制度将古典语言作为选修课程来对待，1869年斯沃莫尔学院彻底贯彻了选修课制度，学院规定艺学士学位只需要两年的拉丁文，希腊文则完全是选修；1914年，宾吉法尼亚大学全体教师讨论通过同意将“艺学士”授予那些没有选修古典学的学生[2]（p256-257）。这样，就使得作为博雅教育灵魂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失去了其核心地位。
其次，自然科学等现代知识成为核心内容。1858年，托马斯?希尔在母校哈佛学院发表“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博雅教育应当包括五大分类：神学、心理学、历史学、自然史、（包括化学和机械科学、生物学、植物学）、数学，古典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学习，完全建立在古典学基础上的教育肯定是有缺陷的[2]（p257-258）；大学应该向人民提供“博雅文化”，而这种文化并没有阶级和阶层的意义，主要是指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宽广文化。20世纪的美国，近代自然科学名正言顺地成为“自由学科”，在教育实践中，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成为博雅教育的内容。芝加哥大学将全部知识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生物科学、自然科学四大领域，并按照四大领域设计博雅教育课程，这成为美国大学博雅教育的典范[2]（p259）。
再次，各科知识的融通成为现代博雅教育的目标。为了达到对世界的整体认知，需要将知识融通为一个整体。现代社会最大的挑战之一便是知识的分化与爆炸，为了达到对知识的统一理解，各科知识之间的融通就成为教育学研究的主题。一方面追求各科知识的基本结构，就像教育改革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强调的一样；一方面追求教育方法的变革，如在实践中学习，将知识综合应用于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英国大学的学院制教学将不同学科的学生混合编排在一起，并指定名师指导其学习，就是现代知识融通教学方式的实践。多方面的探究都是为了达到知识融通的目标。
二、精通与博通的现代案例与实践反思
精通模式承袭着古典博雅教育的理念，博通模式则坚持现代博雅教育方略，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现代大学博雅教育改革中依然有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其一是坚持精通的取向，认为只有在古典语言的学习中，通过经典名著的阅读才能达到博雅教育的目标；其二是博通的取向，认为必须融通文理科的整体内容，才能达到博雅教育的修养。
哲学家甘阳在中山大学的博雅教育改革就主张回到古典的博雅教育中去。而物理学家钱致榕在台湾政治大学的博雅教育改革则坚持现代博雅教育的博通路径。这是两个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精通与博通教育模式的案例。在此，我们对两个案例进行实践反思与分析。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隶属于高等人文研究院，作为中山大学博雅教育改革的试点单位，2009年，博雅学院开始招生，“博雅学院本科学制贯彻跨学科跨领域的精英教学方式，着重培养具有宽厚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基础并有较强适应能力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素质人才。”“学院的教学方案参考国外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 ）的经验，课程设置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学期主要课程一般为4～5门，但每门课均有大量阅读和作业。学生在四年本科期间将广泛深入地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必修古汉语、古希腊语与拉丁语等古典文明语言，兼修艺术理论及其技能。”“首届与第二届毕业生大部分进入国内外名校攻读研究生，其中近半获‘直博生’资格。他们攻读的学科领域分布非常广泛，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中国史，世界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8]从课程体系来看，博雅学院的课程中，文史哲知识占课程的绝大部分。除了公共课的大学文科数学以外，几乎看不到任何自然科学的课程[9]。可见，该学院依然遵循着古典博雅教育的办学理念，并没有考虑现代美国的一些博雅学院没有把古希腊语与拉丁语作为必修课，并没有兼顾自然科学也是博雅课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一事实。
甘阳模式几乎是在恢复古典的博雅教育课程与教学模式，由于他强调博雅学院是为了培养无专业的精英，因而引来一些社会争议：一方面对课程设置中极为罕见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出现表示不理解，一方面对培养无专业的精英也无法完全接受[10]。其实，完全的古典博雅教育即使在西方也已经有所变革。现代美国博雅学院的课程中也并没有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作为必修课程，而仅仅是作为选修课程，他们认为这些古典语言仅仅只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方向，并不能作为博雅教育的必然选择。
由此可见，甘阳模式特别强调回归到古典的博雅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少而精”的课程与教学方式也对学生的学术修养十分重要。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知识已经成为现代人必备的学养，如果在本科阶段就采取只重人文科学课程与教学的精通模式，必然使学生过早地偏向于文科而对理科的知识了解甚少，不利于学生全面知识的修养。甘阳模式特别强调培养做学术的精英，从两届毕业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来看，的确达到了培养目标。但是，考取的研究生主要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方向的，并没有自然科学方向的，而且纯粹学术人才的培养按照现代大学教育的惯例应该到研究生阶段才加以实行，在本科阶段就要求学生成为学术人才，无疑只能牺牲他们宽厚知识的教育和修养。
物理学家钱致榕教授在台湾政治大学博雅书院作为总导师主持了博雅教育改革，该项改革借鉴了西方现代博雅教育改革的经验。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技术的变化越来越快，一些学校把术科知识作为追求的目标，导致学生毕业即知识老化的现实，钱致榕认为应该加强学科基础知识的学习，养成学生自学能力以及创造能力等优良品性。“现代社会瞬息万变，钱致榕担忧，术科知识容易被取代，往往大一学习的知识，毕业后已经落伍。他认为，推动博雅教育能让同学们兼备文理学科知识，同时培养自学能力、创造力，如此从学校毕业之后，才能不断自我学习，成为‘50年不落伍的人才’。”对于政大书院强调的“博雅教育”，钱致榕有自己的解释：“所谓博雅教育是一种教育理想，博是指广博的知识，而雅则是高雅、高品味。”这样，他明确主张兼通文理的课程体系，并强调教学应该将知识体系与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学科基础知识具备不易改变之核心价值；术科应用知识则应符合产业需求，两者不可偏废。教师在通识课程教授的是‘宏观知识框架’，从大方向讨论各种基础学问，如物理、心理、社会、政治等，帮助学生在知识领域纵横四方；‘文理并重，才能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潇洒、走得远’”[11]。
在课程实践中，政治大学倡导先导性课程，强调“社群教学”概念，即一门课程由相关院系的老师共同开设，教师混搭，学生也是混搭的，希望以此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时落实“大班授课，小班讨论”。2008年成立政治大学博雅书院，2009年成立“博雅荣誉实验班”，从学生的书写表达、思维辩证与批判思考等方面设计课程，融入书院“活动导向学习”理念，由学校补助选送至国内外进行专题研究，学生须在大三前完成田野调查、撰写论文，以养成学生运用知识、创造价值并关怀社会的政大特色。
应该说，钱致榕在台湾政治大学的博通教育模式，试图打开文理之间的隔阂，努力使学生获得学科基础知识的宽厚修养，是现代博雅教育改革的一个很好的尝试。从课程设计与安排来看，“先导型课程”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这些课程强调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一门课程由不同院系的老师来完成，“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同院系学生也是混搭在一起的，这样可以使不同学生达到博雅教育之修养。在这个意义上，博雅就是博通。而其博雅书院“博雅荣誉实验班”的学员，则从学生的书写表达、思维辩证与批判思考等方面设计课程，融入书院“活动导向学习”理念，通过课题研究，完成田野调查、论文撰写等任务，突出学生反思与社会关怀的特色。任务型课程与教学设计，则主要为了学生内化自己所学的知识，使学生养成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该模式实施起来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课程组织与师资培养。首先，从课程组织来看，一门课程由不同院系的教师来上，会带来课程组织与整体协调的问题。毕竟，一门课程的整体性需要保障，至少应该在一个逻辑主线和理念下进行，不然也会给学生的知识和逻辑组织带来挑战。讨论的主持和组织也并不轻松，无论怎样，讨论需要回到它的主题，而不同系科学生在一起讨论问题时，不同知识背景可能使他们在讨论过程中不在一个问题域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由此使讨论的议题不集中，因而很难达到讨论的目的。其次，从师资的培养来看，课程的实施需要对教师进行相关的培训，教师之间需要了解博雅教育的目标，需要了解自身教学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需要教学中的协调与合作，这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三、精通与博通的不同选择与共同归属
历史的追溯与现代的案例告诉我们：在知识融通和人的素质养成上，有着精通与博通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模式。所谓精通，就是以少而精的课程，深层次的阅读达到融通的教育目标；所谓博通，就是以多而广的课程，广泛的学习，达到融通的追求。两者之间虽然路径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就是使知识成为人们内在的整体性修养，“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形而上学情怀依然是我们的理想。
精通与博通模式的历史考察让我们明确：第一，古典博雅教育与现代博雅教育都发端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由教育”。烧咔『帽硐至宋鞣降睦硇源统与教育文脉。博雅教育是从“liberal education”（自由教育）翻译过来的，而现代博雅教育则是在继承古典博雅教育精神的基础上完成了知识教育面向普通大众的转向，这是西方理性传统与精神在教育上的体现。第二，古典博雅教育与现代博雅教育主张的精通和博通教育模式符合历史的必然。古典博雅教育选择精通模式依赖于人类知识总量不大，知识并没有分化，教育目标是培养少数社会精英，经典阅读就可以解决整体人文修养这一事实。现代博雅教育采用博通教育模式则因为人类知识总量爆炸式增长，知识分化明显，教育目标是培养杰出的公民，文理兼通成为现代人的素养与要求。第三，古典博雅教育与现代博雅教育课程与教学模式的合理性。精通模式课程的少而精原则，是因为古典时期知识内容总量不大，经典著作即可以涵盖总体内容框架（如七艺，六艺，四书五经）。采用古典语言进行深层次的阅读与解读的教学方式，则是因为文史哲知识在于把握思维方式形成人文修养，而思维方式与人文修养最好的学习方式是与原作者在相同的语境下的精神对话（恩格斯一再强调哲学的学习是原著的阅读）。博通模式课程的广博原则，是因为现代知识总量扩大，要达到对知识总体的理解需要广博的知识构架，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往往也是科学家，康德、马克思、爱因斯坦都是这样的理论大家。文理兼通的教学模式，如文理兼通的学院制教学与管理模式从实践上论证了文理兼通的可行性。?
精通与博通模式的现代案例则让我们困惑：为什么在现代已经没有古代社会精通教育模式条件的情形下，依然还有人坚持古典博雅教育精通模式呢？在现代社会，怎样的教育方式才能让学生达到精通要求呢？虽然甘阳先生遭受到各种批评，但他坚持认为“文理兼通”是一个伪命题[12]，他对现代博雅教育的博通模式持怀疑态度，认为文理兼通的标准是什么并没有一个说法。在现代社会如此浮躁的生存状态下，阅读经典才能使人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成为有独立人格与意识的人。钱致榕先生的博通教育模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但博通教育模式的困境依然清晰可见。怎样的教育程度才可称之为“博通”，怎样的课程体系与课程组织才是有利于博通的？尤其在文理兼通上，课程的组织与教学的进程还需要接受各种挑战。
博雅教育一直是人类的理想，是那种“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勇气和智慧的诉求。现代人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学科知识发展迅速，导致人们很难在知识面前达到相互通达和理解。具体表现为文科学生对理科知识几乎不能理解，而理科学生则因为知识的限制，缺乏人文修养。所以，现代博雅教育还是想通过教育教学的努力达到学生素质的提升，达到对世界的圆融理解，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社会担当、有丰富理解力和自学能力的人。
甘阳先生认为文理兼通是一个“伪命题”主要是从文理兼通的标准无法落实，实践起来十分困难来说的。但从时代的要求看，文理兼通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在现代就必然表现为文理兼通，没有文理兼通，现代人无法理解科学日益发达状况下的现代知识体系，无法理解纵横交错的理论构架。现代知识，从宏观的理论建构到微观的应用解释，从方法论的形成到各种方法的灵活应用，哪里能离开文理兼通呢？
虽然甘阳模式受到批评，但他坚持在现代博雅教育背景下的精通路径还是引起我们深思：知识的融会贯通不仅仅只有广博的路径，现代博雅教育实践中的博通模式，是不是有偏颇之嫌？在现代博雅教育背景下，精通也是一种必备的要求。现代博雅教育的内容，如果没有一定的深度，没有一定量的阅读，而仅仅只是强调广博的标准，是不是很难达到融会贯通的要求？在现代博雅教育改革的语境下，我们不仅面临知识的广博构架问题，还面临知识的深度挖掘问题。而深度的挖掘是现代博雅教育实践中比较忽视的。
古典博雅教育采用精通模式，现代博雅教育采用博通的模式，它们的不同之间处，一个在于“精”，一个在于“博”；它们的共同点是“通”。知识融通、人格健全、个性全面自由发展依然是“通”之主题。抛开古典精通路径中把人分成不同层级的做法①，精通和博通的博雅教育都是想通过知识的融会贯通达到健全人的修养，都是为了人本身的发展。怎样达到“通”的要求呢？从理论上来看，要达到“通”的要求，精通与博通的路径都需要回归到“自由教育”的理性传统，回归到“自由教育”的本意，这是精通和博通模式的共同归属。在此，我们也不能提供一个普遍性的解决方略，而是从人与知识的关系角度对这种共同归属加以说明。
第一，让知识成为“自由知识”。“自由知识”思想来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虽然“自由知识”或“自由学术”主要指自由人才能享有的知识，但是他论述“自由知识”的本性，及其与人本身的关系的观点却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他认为，自由知识是关于事物的根本原因的知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性知识。自由知识以自身为目的，所以其价值是永恒的，不会因为外在目的或功利要求而失去价值。在自由知识的研习过程中，人们往往是专注的，表现为“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知识是最为养育人的。
但人们总会需要学习应用性或操作性强的一般知识，怎样使这些一般知识提升为“自由知识”呢？那就是理智的作用，理智“渗透进知识”，“作用于知识”[13]，所以大学的目的也在于理智的训练。赫钦斯这位在20世纪使芝加哥大学一跃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强调道：“理智训练以及大学教育的真正而且充分的目的不是学问或学识，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思想或理智”，“正确地说，学院或大学的作用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作用。”[14]
所以，无论是精通模式下的文史哲知识，还是博通模式下的文理兼通知识，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原理，学科的基础，让学生通过理智的训练把一般知识提升为“自由知识”很重要。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博通的时代，但亚里士多德的自由知识思想的光辉依旧。为了应对现代知识分化与“知识爆炸”，教育家布鲁纳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传统，他的学科结构课程改革强调学科的基础，理论的价值，内在奖励的力量。让学生拥有“自由知识”的自我转化能力，拥有辩证思维与批判思考能力十分重要，博雅教育实践中我们应该强调学生们对所学知识的批判与反思，体验与升华。通过这样的心智训练，才能把那些原来零碎杂乱的知识变成为整体性逻辑性强的知识，成为原理性的“自由知识”。
第二，让知识成为“个性化知识”。哲学家化学家波兰尼认为知识在其发生上是“个人知识”。他娜鲜堵凵吓判了西方科学哲学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传统，认为知识本身就带有个体性、缄默性。我们需要从波兰尼科学哲学的“个人知识”概念转化为教育学中的“个性化知识”概念[15]，需要研究和掌握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并与自身原有知识联结的规律，需要让知识成为学生知识体系中活态化的知识，即与其信念、兴趣、审美情趣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的知识才是学生知识结构中真正的“自由知识”。
从精通的模式来看，经典著作的阅读往往需要每个人付出很大的努力，需要战胜各种困难才能达到与原作者的对话与交流。通过原典的阅读，阅读者往往能获得理性的力量、心灵的感召。这个过程用审美的过程分析，乃是康德认为的庄严美，它使学习凝结成为个人意志努力、兴趣养成、审美体验的过程。从博通的模式来看，文理兼通意味着深刻理解各类知识之间的联系，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它们为什么是一个整体，有时候还会感悟到各学科知识之间美妙的联系。两者对知识的融通都强调知识与个性之间的特殊的链接，即知识与个体的认知、情感、个性的有机结合，生成为个体内心知识的活态化状态。这样的知识才有内生性的原初动力，才有创造性的活力。所以，无论是精通还是博通，首先要看到活生生的人的存在，从他们的兴趣与个性出发又回到他们独特的个性，让知识成为与每一个体相结合的“活知识”。
第三，探究精通与博通的知识体系和方法。每一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独特的、有差异的，即使是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班级的学生也会有知识结构的差异，这与它们的学习经历和个人兴趣相关。但对每一个个体而言，还有一个怎样的知识结构是最佳的问题。英语学习中有精读和泛读之分，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精读和泛读的量也是不同的。更为关键的是：精通与博通都有内在的方法，精通的方法在于掌握知识的深度，知识的逻辑性与结构性，博通的方法在于掌握知识的广度，知识之间的联系。当一个学生通过内省的意识反思到自己知识建构的特点并不断地加以修正时，他才真正掌握了精通与博通的方法。
无论是课程设计还是教学，精通和博通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本科阶段博雅教育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度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①。一般而言，只有精通没有博通会影响知识理解的广度，只有博通没有精通会影响学生知识理解的深度，也影响布鲁纳所说的“原理的迁移”。所以，把握好精通与博通的“度”很重要。我们不仅仅要研究现代博雅教育改革的一般模式，还要研究鲜活的博雅教育改革个案，在实践中不断彰显这个“度”的存在样式和作用方式。只有丰富多彩的博雅教育改革实践，才能够解决精通和博通的“度”的问题，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依然走在不断探究与显现博雅教育之本真的路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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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教育论文篇6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以及理工科专业工作经济回报颇为乐观的现象下，使得“重理轻文”的观念渐入人心。在“应试教育”模式的冲击下，大学生只注重专业课，而忽略了对自身人文素养的培养。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成了以拜金、利欲、成功学等思想滋长的温室；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象牙塔里的学生难免受到影响。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的躁动气息充斥着校园，难觅冷静的思考如何提升自身人文素质的学生，而大学老师，在赶课时、评职称等的压力下难以有效结合人文素质教育的理念教学。在此背景下，本文就借鉴国外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关于大学生人文素质提高之路径。
一、何为“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是一种非职业化、专业化的教育，其目标为培养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公民。通识教育开始于古希腊自由教育，发展与美国大学教育。自由教育由逍遥学派亚里士多德提出，因亚里士多德常边散步边给学生讨论哲学问题而得逍遥学派之名，由此看出，自由闲暇的时间是自由教育的条件。“在这些大学里，研读神学、法学（后来还有医学）之前，还有一个基础阶段，主要学习哲学、语言和数学等基础性课程，即“七艺”，这是第二个条件。实际上，现代的美国通识教育即大概按此思路发展。
严格来说，我国传统教育已有类似通识教育之基础。儒家“六艺”礼、乐、射、艺、书、数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必修课。“李约瑟：“现在可以看到，儒家的两个根本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有助于科学之发展，另一方面又成为科学发展的动阻力。”所以，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乃儒家思想基本性格使然，儒家对人文的要求很强烈，对自然的了解，则缺乏兴趣。”可见，自然科学教育缺席与中国教育。
当下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德、智、体、美、劳沿袭与中国传统教育。借鉴欧美等国通识教育之经验，有助于填补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教育的空缺。
二、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基本构成及其课程分析
美国大学教通识教育主要以读、写、外语、讨论交流等为主，其课程设计大概分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几大类，以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扩充学生各方面知识以及满足学生兴趣为主要教学目的。
以上几间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涵盖文科理科大部分领，学生以个人兴趣自行选修。其核心主要以西方文化及少量非西方文化课程为主，重视阅读经典书籍。
近年来，网络教育越来越流行，即使我们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到国内外名校的课堂氛围，同享名校学生的教师资源。从国外名校公开课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外国的通识教育课堂里都会有助教在协助教授授课，学生经常要写论文，每周都需要阅读大量书籍文献以便更好的去听课以及写论文，课堂讨论交流个人观点。由于课时少，美国学生有充足的时间阅读，写论文，以后思考老师给学生抛下的问题。从这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旨在培育“通才”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探讨交流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等。
自由教育论文篇7
1.新课程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欠缺
1.1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目标定位有失偏颇。“从哲学的文化类型上说，现今世界上有两种哲学：一种是认识论哲学，一种主要是存在论哲学。”传统语文教育研究倡导注疏，而现代及当下语文教育则进行本质主义的研究。众所周知，二元对立是认识论的基本特征，本质主义则是一种典型的主客二分的唯科学认识论模式。相对而言，存在主义抵制二元对立，推崇以人为本。本质主义研究务实语文教育作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关乎人本身的历史文化过程的实践生成性与意义可塑性，将语文教育物化，从而割断了语文教育作为人的活动与世界整体性的关系，其结果就是语文教育很难达到相应的哲学理论高度。
1.2语文教学研究方法论缺乏历史延续性。语文教育研究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其中并不存在一条连贯的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轨迹。传统与现代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二元对立，加之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几经断档，并未自成系统。换个角度来讲，传统与现代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美国学者希尔斯教授在其经过二十五年潜心研究而撰成的专著《论传统》中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他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以表意象征的方式使人类的代与代之间、历史阶段与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连续性和统一性，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
1.3缺乏具体研究的理论高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语文教育研究以政策解读、经验总结、工作汇报为主要方式，无理论性可言。研究者很少到实践中作研究，是典型的书斋式研究，缺乏实证精神，理论建构缺乏现实依据，只能从宏观上进行泛泛的“完全正确”的大理论论述。按照形式逻辑规则，内涵越大则外延越小，外延越大则内涵越小，因此其理论缺乏可信性与可操作性。
1.4具体研究方法缺乏系统，导致研究方法选择上的主观性。目前，我国教育研究使用的一般方法包括观察方法、试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历史方法、逻辑方法、比较方法、因素分析方法及个案分析方法等。这些基本方法作为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文教育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但研究者从未在理论上深入领会这些方法的真正内涵。
2.新课程语文教学研究方法的欠缺原因
2.1概念范畴混乱。任何学术研究首先要理清所据概念范畴之含义，然后研究才有可能，语文教育研究尤应如此。传统语文教育研究讲求意会领悟，现代语文教育中简单的经验主义或主观臆测使语文教育研究所使用的一些感念范畴始终飘忽不定。仅“语文”二字就让研究界争论不休，无法在学术的层面上达成共识，研究者各自遵循自己的思路，无法在同一概念范畴内进行平等对话，从而阻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
2.2非逻辑的理论体系。逻辑性是衡量一种理论体系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准。由于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不足，语文教育研究虽多点开花，但却始终无法形成逻辑性的理论体系。虽然语文教育学（或语文教学法）改名称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但从其深层实质来看，整个语文教育研究尚未真正自成一体，依然是各研究小领域各自为战，如阅读研究、协作研究等等，而没有立足于人，将语文教育作为文化整体加以逻辑性的理论架构。
2.3语文价值与意义的沦丧。在一定程度上，价值与意义是某件事物存在的唯一理由。语文教育研究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所追求的是语文教育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传统的注疏、“文以载道”是从儒家道德伦理出发并为其服务的；现代教育则是从政治思想教育立场和应试教育的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即使如今对语文教育价值与意义的反思也只是将语文功利主义工具观与人本（文）主义进行调和，其结果是刻意抛弃功利主义，同时却无法找到通达人文价值的路径，语文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暂时处于真空状态。
2.4学科地位的动摇。语文教育由于其研究方法论的不足，以及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不由地令人担心其学科地位的存在，或许是杞人忧天，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语文教育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目前都还处在变化的边缘，作为一个交叉型学科，研究方法论的不足将会动摇其学科的地位。
3.新课程语文教学中方法论的运用策略
3.1关注与其他相邻学科的联系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语文教育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广度都增强了，逐步从语文教学方法层面深入到语文教育的本体论、价值论、文化学层面，研究的视角也从单一的经验与思辨的研究发展到了从众多相邻学科的角度来分析、阐述语文教育的问题。尤其是二十世纪末由《北京文学》发起的一场关于语文教育的世纪大讨论是对语文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一次较为全面彻底的总结与反思，似乎达到了语文教育研究理论的历史最高度。
自由教育论文篇8
1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导人
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大力提倡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积极翻译、出版蒙台俊利(Montessori，1870-1952 )、凯(Key， E， 1849-1926 )、杜威(Dewey， J， 1859-1952)等人有关新自由主义教育内容的著作。1899年，留学三年的谷本富(186?一1946)归国，谷本富曾是赫尔巴特主义教育理论、教授方法的最忠实的崇拜者、推动者。为赫尔巴特主义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在日本的推广、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被誉为日本的赫尔巴特。在欧美留学期间，谷本富一接触到新自由主义教育理论，马上就被其独特魅力所吸引，成为其倡导者。谷本富把新教育称为活教育，他认为通过这种活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具有自主性、独立性、精神意志旺盛的特点。为此谷本富到日本各地讲演，宣传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于1906年出版了《新教育讲义》的速写稿。1907年又出版了《系统的新教育学》的速写稿。成为把欧美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导入日本的第一人。
1911年，被誉为日本的杜威的教育学者西山哲治，在美国纽约大学毕业归国后，首先翻译出版了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一书，又写作出版了《儿童中心主义研究的新教授法》一书。两年后的1913年又出版了《恶教育的研究》一书，在日本教育界引起轰动。在当时的日本教育学者中西山哲治是第一个使用儿童中心一词的。这一名词的使用在近代日本教育史上非常重要，表明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开始正式被日本所接纳。西山哲治认为在日本的教育中，教授方法上的主要缺点是教师中心主义至上。学校的教授过程仅仅是教师一个人的研修，学生不过是教师研修过程中的旁现者。因此不可能培养出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他还认为当时日本的教育陷人了偏知主义、教师中心主义的泥潭，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应以儿童中心主义的理论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此后西山哲治创立了私立帝国小学校，以实践自己的观点。
在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向日本导入的过程中，欧美教育学者的作用非常重要。当时给日本教育界带来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人是瑞典的女性教育思想家凯。一个是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家、哲学家杜威。凯在1899年发表了《儿童的世纪》、《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等著作，凯反复强调应尊重儿童的个性。提出儿童天生存在善的本能，所以应该重视儿童的自己活动，反对外在的、强制性的教育。主张学校应取消考试和处罚，尊重个性，自由选择学科。这些内容于1919年一经翻译发表，立即引起轰动。
明治末期起，美国新教育运动领袖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就开始传人日本，1918年，教育学者帆足理一郎翻译，发表了杜威的《民主主义和教育》一书，这本书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最系统、最集中、最综合的论述，在日本教育界引起极大轰动。特别是此书被出版的第二年即大正8年4月，杜威亲自来到日本，在各地讲演。杜威认为一场教育变革正在开始，这场变革的主要内容是教育的重力中心的转移，它同哥白尼的把地球中心学说改变为太阳中心学说的理论一样具有重大意义。既在教育过程中儿童就是太阳、就是中心，教育的经营、教育的组织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杜威还认为人的本能和冲动是潜藏在儿童身体内部的一种天生的能力，儿童的身体之内潜藏着语言和社交、研究和探索、制作和构成、以及艺术表现的四种本能。儿童中心主义教育就是把人类潜藏着的这种冲动和本能作为出发点，让它沿着一定的进路进行发展。杜威又提出了教育既生活、学校既社会、从做中学的教育理论。这一切都给日本教育界带来强烈反响，为新教育运动在日本的展开提供了理论基础。
2新式教学方法的教育改革实践
欧美先进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新型的学校模式、新颖的教学方式，都给日本的教育界带来新的刺激，促使日本的教育学者迅速地行动起来，在创办新型私立实验学校和对公立学校的教学进行改革中，把欧美新自由主义教育理论与本国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
第一，创立新型私立实验学校。
从1907年开始到1925年的20年间，新教育运动的改革者们先后创立了很多教学特色各异、个性鲜明的私立学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祝柳政太郎的成城小学校、野口援太朗的池袋儿童村小学校。
1917年4月，沮柳政太郎成立了成城小学校。 祝柳正太郎曾担任过文部省的普通学务局长、文部省次官等职务，具有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成城小学校是他离职后，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创办的实验学校。在学校的《创设宗旨书》中，沉柳正太郎阐述了四点办学主张，既个性尊重的教育;自然、亲情的教育;心情的教育;科学研究作为基础的教育。学校把实行春秋两期的人学制和每个班级30人的少人数教学作为基本原则。首先整备学习条件，允许越级制，在第四学年以上的各学科配备专职教师。在课程设置方面，第一到第三学年的低学年不开设修身课，修身课从第四学年起开设。算数课不从第一学年开设，而从第二学年开设。理科课程从第一学年开始开设(当时文部省规定，理科课程从第五学年开设)。教育家小原国芳被聘为成城小学校主事后，又导人了重视儿童的个性成长，重视儿童在各个成长阶段的个人差的自学系统。成城小学校的教育改革把儿童作为原点，不被特定的政治意图、社会舆论、世俗所左右，大胆变更国家制定的课程设置，在低学年废止修身课，在国语教育中特设欣赏课，这一切都给当时的教育改革带来极大震动。
在诸多实验学校中把儿童中心主义教育思想彻底地贯彻于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应是野口援太郎。1924年4月，以野口援太朗为中心的教育世纪社的四名同仁成立了池袋儿童村小学校。学校在初期教学中，本着生活就是教育的原则，不设置教室、年级、教师、课程表，实行彻底的自由教育。在这里凡是儿童们感兴趣的、关心的一切内容都被作为学习的素材，把学校办成了儿童和教师共同生活的场所。池袋儿童村小学校对当时的学科、课程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根本的改革。一时这里成为自由教育运动的根据地。
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的改革实践。
在一部分学者积极创办新式私立实验学校的同时，另外一部分学者也在公立小学校对旧的教学方式进行了多样的改革实践。特别是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所进行的实践，创造出一系列新式教学方法，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教育理论。明石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教师及川平治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创造出了分团式教育法。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教师木下竹次创造出了合同学习法。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教师北种一创造出了操作教育法。长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教师衫崎路创造出了研究学级教育法。千叶师范学校附 属小学校教师手缘岸衡创造出了自由教育理论等。
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在日本一直是各公立小学校的观摩示范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的教育实践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各地公立小学校的教育改革。它在教育实践中创造的新式教学方法、形成的教育理论不仅给各公立小学校带来根本的影响，同时又给各私立新型实验学校带来新的促进和借鉴。
进人1920年，新教育运动已在日本全面普及，1921年，随着教育学者们《八大教育主张》的发表，日本的新教育运动达到最高潮。据统计，包括39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25所私立学校在内，当时，全日本共有234所学校导人了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对旧的教学方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3日本新自由主义教育理论的形成及意义
日本的教育学者在吸收欧美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创办新型私立实验学校、对公立学校的旧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八项教育理论:既褪口长市的自学教育论;河野清丸的自动教育论;手爆岸衡的自由教育论;千叶命吉的一切冲动皆满足论;稻毛今七的创造教育论;及川平治的动的教育论;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论;片山伸的文艺教育论。这八个理论在日本教育史上被称为新教育运动的《八大教育主张》。
八大教育主张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是:第一，其根本理论源于欧美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第二，是在教育改革、教学实践中形成、总结出来的理论。
自由教育论文篇9
二、预设论教育理论的形态及其困境
近代以来，康德、笛卡尔的主体论哲学使自我意识被真正发现，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而以赫尔巴特等为代表的教育学者们秉承真正的知识是自相一致的概念体系的知识信仰,开始在自我的立场上构建教育理论体系。然而，正如人们所认识到的那样，这种主客二分的教育思维模式和据此构建起来的教育理论体系没能揭示教育现象和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它对于所遇到的诸多真实的教育难题往往采用的是宏伟叙事和普适的解决方式，人在发展过程中的交互活动性被忽略，由此获得的仅是静态的、符号化的教育认识以及在某种逻辑上自足的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诸如人为什么有我思这种天赋以及教育如何引导、诱发这种天赋等这样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得不到合理的解答，由此导致的是要么把教育描述为不依外物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完全由某种本质决定、可以预设的活动，要么在思辨中实现各种教育矛盾的统一，教育现象和教育活动中的诸多的异质性因素被消解。例如，在研究所谓教育的本质问题时，研究者可以不深入到教育实践的现场去搜集第一手资料，而是以理性和逻辑为工具，采用思辨推理、抽象分析的方式对事实进行理论推导，由此提出对教育本质问题的认识。尽管这个过程似乎很严密，但由此引发了无休比的争议，在理论和实践上带来了许多困惑。因此，尽管自我的思想方法确立了近代以来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并奠定了教育理论体系的确定性基础，但它在而对教育理论和实践间客观存在着的诸如目的与手段、对象与方法等二元对立的难题时采取的策略往往是由方法选择对象，致使诸如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理性与非理性、共性与个性等长期以来困扰教育理论的矛盾都是凭借思辨去化解的。这种在书斋中获得的抽象思辨的教育认识没有看到教育的实践生成性，自说自话似的逻辑对于教育实践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正如格里芬所说的那样，这种宏伟叙事化的教育理论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被祛魅了，教育被描述为似乎是只需要技术套路而不需要智慧的简单重复活动，教育现象所包含的丰富意义被消解，教育理论失去了本有的关注人生的哲学品格，成为一味被演绎推理的知识，其存在的合理性屡受质疑。在这种背景下，恢复教育理论的学术本性，使其形态、表达方式乃至价值旨趣能够与时代精神相一致，予教育实践以不可或缺的支持成为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精神。
受势力强大的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思想方法的影响，在知识形态上，具有浓郁预设色彩的教育理论有三种类型:一是哲学思辨的教育理论。这种类型的教育理论在方法论上视教育为被决定的现象，总要提出一定的假设来陈述教育的最一般的规律性，并试图从某种既定的观念出发讨论如何培养理想的个体，认为教育理论是被推理和演绎、可以被还原和被决定的观念体系。二是逻辑实证的教育理论。这种类型的教育理论试图消解自己的知识类型和性质的特殊性以求与自然科学趋同，基本做法是通过强调自然科学规范在教育理论中的运用而拒斥形而上学，以求获得所谓确凿的教育知识，漠视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的哲学意义与相对独立性。三是社会决定的教育理论。这种观点认为教育理论是一门相异于自然科学、社会属性鲜明的自主学科，主张教育理论要彻底摆脱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等以价值无涉为理论特色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从社会存在来审视自身的性质与功能，关注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上述三种类型的教育理论出现的时间、倡导的主要观点、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等不尽相同，但都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而:第一，由于与标准的科学之间有较大差距，缺乏对人的发展的时间结构的深刻的认知，哲学思辨的教育理论屡受具有实证取向或现象学取向的教育理论的发难，无论它在逻辑体系上多么完美，都难以与丰富多彩的教育现象和教育活动完全对应，也不能全然地说明其丰富性，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矛盾很难在思辨和逻辑推导中实现超越。第二，以客观性、实在性为特征的具有自然决定论和逻辑实证色彩的教育理论无视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尤其是漠视了教育理论的社会历史性，经常困惑于事实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这屡屡受到具有价值关切情结的教育理论的批评和指责。第三，社会决定的教育理论倡导通过确立一个在观念上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模式为教育的合理性提供条件，这尽管有意义，但由于它漠视教育的能动性而夸大了教育的社会制约性，未能看到教育在具有社会制约性的同时也存在着相对独立性，教育理论的文化品格被夸大了的社会制约性所诠释，因而也饱受责备。
实践追求的价值与科学追求的不一样，甚至各个不同的实践领域追求的价值都不一样，相互之间不能相互取代。无论是从目的、内容还是在形式上，教育都是有自身旨趣的独特的实践领域，作为对其进行诠释和说明的教育理论必须充分体现其这一特性，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代表人物皮克林所说:科学知识不应该被视作对自然的透明的表征，而应该被视作相对于某种特定文化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相对性可以通过社会学的利益概念而得到刻画。教育理论如果不顾及人的身心发展的时间结构和教育活动得以发生的社会历史性而生搬硬套地用某种预设或既定的模式来解读教育、规范教育，不仅会抹杀教育理论本有的反思性，而且形形色色具有预设性和规范色彩的理论就会大行其道，从而把教育活动的丰富多彩性诠释于种种人为设定的边界之中。只有保持自身存在方式的独特性、坚持自身的实践本性，以意向性和复杂性的目光看待人的成长，并在这个过程中积极行动、大胆实践，教育理论才能摆脱传统思辨哲学的束缚并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实证科学，确立自身独特的领域和范围。
三、教育理论要面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教育实践
随着对教育的把握的深刻化，教育理论开始发生而向生活和实践的时代转向，这一转向是对其研究旨趣、思维方式和途径方法等方而的根本性转换，体现的是以一种能动、积极行动的姿态回到对教育现实的思考，以诀别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教育思维方式和所有思辨的教育理论的抽象原则。
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是在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生成的，已与这个背景之间的内在关系是无法摆脱的。同样，教育是生发于特定情境中的活动，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生成性和建构性，这就决定了教育现象的多变性和解决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对教育现象的任何解说只能是在一定范围、一定层而、一定条件下以一种视角、一条途径看待教育的结果，具有特定的语境性，那种试图以线性的、因果必然的、绝对化的方式来解说教育现象或解决教育问题的思想方法违背了教育的智慧性，而且那种试图去寻找一种客观绝对的教育知识的企望是徒劳的。尽管当下的既定现实和存在有可能被作为我们一时的行为的借口，但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既定现实和存在中必然包含着固有的局限性，因此它不能成为我们解说教育的最后根据，必须不断对其进行前提批判。如果不加批判地以此为依据来解说教育，相关认识就必定会因为前提的有限性而被蒙蔽，就必然使认识陷于某种有限的视野中。基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合理的教育理论的逻辑路径必须是从对象到方法，即根据问题的性质和形态选择方法，而绝不能先预设某个立场再选择方法。为此，认真审视这个前提，由对象选择方法是科学合理的教育理论的构建路径。
而向实践的教育理论是对日常生活的教育学的历史的思考，为此，要消解宏伟叙事性，致力于对可能生活的开拓。在看待与生活具有同构性且变化不居的教育现象时，其复杂性和丰富性使得任何有普适倾向的教育理论都难以充分地对它做出诊释，能够与其相一致的只能是个别化的理论，这种理论具有鲜明的利益性，它发生于特定的情境中，具有鲜明的生活性，其思维方式是历史、批判和建构的，参与到了个体的活动过程中，具体体现在特定的情境和解决问题的需要之中，能够帮助人们有效地把握教育的价值和功能、合理地解决教育问题。正如皮克林在表达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旨趣和追求时所指出的那样，要强调科学行动者的力量，即知识是用来使用的，不是用来沉思的;行动者具有自己的利益，作为知识的工具能够成功地促进或阻碍这种利益的实现。然而，区别于显性知识，这种知识是内隐的，难以以形式化的方式予以揭示和研究，也难以用语言充分地表达出来。对此，马克斯范梅南有精辟的认识。他指出:语言并不足以描述经验，最好的词汇也无法表达我们隐秘世界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语言最终是无法触到我们内在经验的基本特征和隐秘品质的。为了能够深入把握我们内在经验的基本特征和隐秘品质，直而现实的反思无论对于教育理论或是个人的教育实践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理论的功能不能仅仅着眼于解释世界，更要能够指导人们变革教育现实、实现可能生活。
而向实践的教育理论要具有反思性。对于反思，存在着多种见解。有人认为反思就是思考，还有人认为，反思是人的一种经历，已与具体情境保持着距离，以期对那些经历所隐含的意义进行考虑。反思被描述为一种思考，一种对事物的关注，一种对人性的倾听。总而言之，周全的反思是对生命、生活、生存意义的探询。更有人认为，反思是一种重构过去的特殊方式，是一种处理当前情境中的突发事件的为了未来的意向。尽管对于反思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理解，但必须说明的是，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考，而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基于某种坐标实现的活动，而所谓情境和坐标的基本内涵就是境性和生活性，含有对行动方案进行深思熟虑、选择和做出抉择的意味。犹如有关学者所说:反思行动是一个过程，目的是加强人们的沟通交流能力，以他们最贴切、最合适的交流方式进行沟通其中情境、人际关系、生活、行动是理解其内涵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一定的境是诱发反思的前提，人际关系和生活是反思的内容，行动是反思的旨趣和得以实现的条件。因此，教育理论的反思性所表达的不仅是个体的教育信念，同时也是不断提高教育活动的自觉性和文化批判性、驱动教育更好地行动的力量源泉，这是具有实践特性的教育理论的基本特征。
四、行动的教育理论
教育理论学术旨趣的时代转向表明，在扬弃一味沉溺于思辨的形而上学情结以后，教育认识的路径不再是全然的演绎推理和思辨，教育理论担负起了提供具有强烈人文关怀和历史变化性的教育价值观念，使人们能够以对话的形式把握、理解并描述和解释教育，同时也能够更大胆地探索、积极行动、创造可能生活的职能。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认为，只有在人所经历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来理解人的发展才有意义。人类的活动都发生于特定的情境，每个人都试图运用各种文化工具、方法、物件等去改变某些物质情境的现状以达至其活动的目标，这就意味着任何具体的教育情境都是一定文化和交往活动的结果，任何教育活动的当事者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经验，它不能不沿着这些经验的文化和历史脉络而展开。基此，教育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片段或恪守某一机械运动规律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自在存在，而是在多重复杂因素交互影响下人为自身成长而建构的具有历史的、情境性和地域性的存在。任何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生成与出现都有其当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由此延展的发展脉络。它以人的成长为主线，是人的自我否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不断占有自身本质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而发展的创造性活动。作为与人的生活同构的活动，教育无法超越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特定的时空条件以及特定的教育对象，对它的解释和认识不能脱离对其这个基础和脉络的挖掘与把握。只有基于这样的观点认识教育理论，教育为人生活得更美好的服务功能才能得以彰显。
后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本身不仅是一种存在方式，也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化环境中实现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展现自己的动态的调整过程。科学知识不是由物质世界给与的，而是通过在科学家与其工具之间的社会互动生产和建构起来的，这种互动以概念工具为中介，后者是为了建构和解释实验结果而创造出来的，由这种主义得出的结果是一种积极活动中的科学的更具科学性的描述，这种描述能更好地消除科学家意识中的神秘色彩。后知识社会学对于科学的独到认识对于消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沟壑有重要启示。教育是实践性的社会活动，我们既不能只是从客体的角度去理解教育，也不能一味从精神活动的立场去认识教育，更不能用抽象化的语言来描述和表达自身在教育过程中的存在方式和状态。那种无视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各种特性而试图去建构一种能够解说一切教育现象的、普适的教育理论的努力有悖于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和实践本性。为此，教育理论就是对教育的这个实践本性的揭示，旨在充分认识到发生于具体的情境中的教育实践的生动性和丰富多彩性。
这种具有建构性和生成性的教育理论有以下几个方而的学术旨趣。
回归教育的原点。教育和人的发展一样是当下正在发生和进行的活动，对它的原始体验与本质直观是最真切和实在的。当代教育理论不再诠释于学科的藩篱，不再以增加教育知识为旨趣，而是反对本本主义和先验决定论，努力超越以往实体本体论教育理论固持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放弃对自身形态无涉性和形而上学的追求，将自身自觉地融入到教育实践中，注重先于教育理论逻辑的原始体验与本质直观，以自身独特的方式诊释教育现象和教育活动的丰富多彩性，启迪人们更加深刻全而地认识教育，探索既不同于实证科学也不同于哲学思辨、符合教育本性的存在样式。这种具有浓重回归教育的原点的教育理论特别关注人成长和发展的真实状态，期待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教育的价值和功能能够得到充分展现。
自由教育论文篇10
在我国，按照《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因此，学位授予权来源于法律授权，性质上属于国家行政权，而不是高等学校的自治权。依据《学位条例》第18条规定，“国务院对于已经批准授予学位的单位，在确认其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时，可以停止或撤销其授予学位的资格”。高等学校成为学位授予单位或获得学位授权学科专业须经国务院的批准，国务院对于学位授予权的审批是通过建立学位授权审核制度，采取行政许可的方式来进行的，不仅审批学位授予单位的资格，而且审批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的资格，还审批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随着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改革的推进，自1991年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先后批复同意江苏等16个省市试行建立省级学位委员会。随着省级学位委员会的建立，逐渐形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学位授予单位的三级学位管理体制来实现对于学位授予权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国家对于学位授予单位的监督是一种全面监督，不仅检查审批的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的情况，而且检查指导教师聘任情况，还进一步监督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等等。《（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实施办法》）第22条规定，“学士学位的证书格式，由教育部制定。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证书格式，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由此可见，在学位证书的格式上，国家实行统一印制，统一管理。所以，虽然按照《暂行实施办法》第22条规定，“学位获得者的学位证书，由学位授予单位发给”。但是由于高等学校是获得了国家授权之后代表国家行使学位授予权，而且学位制度的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浓厚的行政主导色彩，因此我国现行的学位制度是国家学位制度，而不是大学学位制度。
国家学位制度在我国的学位发展历史上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可以保证学位授予单位的基本人才培养质量，但是高度集中的学位管理体制强化了学位的行政性，弱化了学位理应具有的学术性，淡化了不同高等学校学位的个性。相比主管部门而言，学校是对市场信息反应更灵活、与社会需求更为接近的主体，学校能更快地根据社会发展、市场需求的变化，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对学校的学科发展进行调整。为了激发高等学校的活力，强化高等学校的责任意识，更好地遵循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亟待对于当前的国家学位制度予以改革。走向大学学位制度，是学位制度改革的应然之路，但是如何为大学学位制度的构建提供法理支撑，从而证成大学学位制度的可行性，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具有正当性的判断上，这是本文意欲解决的问题之所在。在我国的学位制度改革问题上，既要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又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高等学校校情，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学位制度。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大学学位制度的建构存在一定的宪法基础。本文主要运用国民教育权论和制度性保障理论对此加以阐释。
一、国家教育权论与国民教育权论之争
所谓教育权，主要是指决定或实施具体的教育内容的权能。关于教育权的归属，学界有国家教育权论和国民教育权论两种观点，对此在日本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即是集中反映。国家教育权论认为教育权属于国家，因此有关教育的方式与内容，应由国家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决定。国民教育权论认为有关教育事项应由儿童、家长及教师所构成的国民来决定，国家仅需承担整体教育条件及环境的义务。这一论争的主要目的在于确定国家权力在教育内容事项上的界限，以及国民在教育内容决定上的主体地位与参与权。
历史上，国家出现之前，教育是私人的事务，与国家统治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孔子的“有教无类”，其所代表的也不是国家的教育，而是私人的教育。不过，自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来，教育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一个有知识的健全的国民不仅有利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且有利于资产阶级维护阶级统治基础，因此出现了所谓的教育国家化倾向，国家开始有目的地介入教育事务，利用一定的教育教学设施和选定的环境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为社会提供持久的知识和人才支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世界各国纷纷把教育纳入国家权力之中，用行政的手段发展公立学校。同样，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居于主体地位的也是由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我国，宪法奉行的是人民学说，国家所有的权力都归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依此原理，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所以关于教育的权力自然也属于人民所有，是人民的授权，因此，不能认为教育权仅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人民。在我国的国家结构中，国家权力最终都统一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产生于权力机关并且对其负责。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代表人民意愿通过制定法律以明确国家的有关教育政策与教育制度，规范教育权的行使，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由于教育自身的特殊性，有关教育的事项，是不完全适用于多数原则来作出决定的，因此，立法亦应有其界限，并非一切有关教育的事项，均可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来决定，人民应有权保留在教育事项的决定上，自行作直接的参与及决定的权利。同时，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7条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因此，这些自由应当包括有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的选择与决定的自由。从基本权利保障的观点，非但没有否认国民教育权之理由，反而应对国家教育权之主张，持保留态度。另外，从教育的目的出发，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教育的根本目的、最终目的应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着眼于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实现，而不是成为国家机器的工具；虽然教育的实现，有助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但这只是教育的工具性价值，是通过“人”这个中介予以实现的，所以教育的首要目的、直接目的应是培养人，发挥人的潜能，促进人的自我实现，正如蔡元培所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的责任。因此，无论是从人民原则出发，还是基于教育基本原理的考虑，都应当承认国民教育权论的正当性。
大学提供人民高等教育，发展学术研究，不仅可提升整体国民之文化素养，更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及科技之进步。所以，国民教育权论也并非完全排除国家对于教育事务的介入，而是说国家权力不得任意、片面、强制地介入教育内容的决定，而仅能就教育外在条件的整体事项上，发挥其公权力作用，也即是说首先要对教育的事项做出属于内部事项还是外部事项的区分。这种区分最早是由美国比较教育学者I.L.KANDEL在其《比较教育学》一书中所提出。教育的外部事项，是指教育得以进行的必要的外在条件，例如，学校的设施设备、教职员人事及服务条件、教育预算的编制与执行等教育财政事项、教育费用、学校环境、学校制度等，包括学生的学习条件与教职员工的工作条件。教育的内部事项是指有关教育内容的事项，例如，学校教育的学科教育内容与方法、教育计划、教材选定、成绩评定与发表、生活指导、学校事务与班级活动的指导、班级的编成、人退学或晋级的判定、学生惩戒等有关学生身份事项、学校工作的分配、教师的研修等事项。此种教育外部事项与内部事项的划分在国民教育权论里体现为把教育权区分为教育内容与教育行政。教育的外部事项属于教育行政的范畴，教育行政机关要积极发挥作用，保障教育得以顺利进行的外部条件。不过教育条件皆与教育财政有关，因此原则上不得不由立法机关予以决定。但是，教育条件涉及国民的受教育权与教职员工的工作权、生存权的实现，且与教育目标的实现有关，因此不能由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专权决定，而应使与教育有关的各方面人员能有参与教育行政的权利。教育的内部事项系指教育内容而言，为确保教育的自主性与专门性，尊重学术自由，应承认各级学校的教育自治，不应承认教育行政的教育内容决定权，不过教育行政机关仍可就涉及教育条件的整体内容进行指导与建议，但不得采取权力行政的指挥命令的形式。
我国当前的国家学位制度是国家教育权论的体现。《学位条例》第1条指出立法宗旨虽是“为了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但其着眼点最终在于“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学位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应服从国家发展战略。所以国家对于学位制度予以全方面的介入，学位授予权从根本上成了一种教育行政权，而国家事实上也在以一种刚性的权力行政方式开展对于学位授予活动的管理。从形式上表现为国家对于学位授予权采取行政许可的授权方式，不仅审定高等学校的学位授予资格，而且审定学科专业的学位授予资格；通过制定《目录》，控制着高等学校的学科发展方向；通过立法制定统一的学位授予标准，控制着高等学校的学位授予活动。这样，国家对于学位事务，不仅介入学位行政管理事项，而且介入高等学校的教育内容，凸显出了国家对于教育的强有力的影响，学位制度成为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重要工具，而高等学校的自主性、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受教育者的自我实现与发展在这里却显得黯然失色。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改革的推进，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不断扩大，但是学位制度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国的学位制度仍是由行政主导的国家学位制度，高等学校行使学位授予权仍需国家行政机关的批准。
因此，若扩大高等学校学位授予自，从宪法基础上来讲，应是坚持国民教育权论，而不是国家教育权论。学位制度是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授予权作为教育权的重要内容，作为规制其行使的学位制度应是大学学位制度而不是国家学位制度，学位授予权应属于高等学校的固有权利，每个高等学校一经成立即应享有颁发本校学位的学位授予权，不同高等学校的学位证书其含金量并不相同，而是与其教育质量成正比例关系。同时，事实上，高等学校对于学位论文的学术评定涉及教育内容的决定，学位授予属于教育的内部事项，因此学位制度本质上也应是大学学位制度，以保障高等教育的自主性和教师的学术自由。以国民教育权论作为学位制度的宪法基础，也并不排除国家对于学位事务的介入，不过这种介入仅止于学位管理事项，使学位制度的发展尊重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对于学位授予工作只能进行宏观指导，而不是全面的直接的管理，学位授予的条件、学科专业的调整、学位证书的格式等应由高等学校自主决定，否则不利于高等学校培养自治自律的精神；而国家则要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诸如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保障教育经费，建构大学学位制度等，以促进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
二、大学自治作为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
我国《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这就为我国高等学校自主办学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并没有使用大学自治的概念，《教育法》第28条规定了学校的一系列权利，《高等教育法》使用了“自主办学”这一术语，在第32至38条中明确了高等学校“自主管理”的事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运用了“办学自”的表述方式，学术界也认为“办学自”是更多地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不同于西方的大学自治。当前，我国的高等学校办学自，不是一种具有宪法意义的制度，而是高等学校的一项法律权利，这由《高等教育法》可窥一斑；不是自下而上而后经过宪法确认的权利，却是经由政府转变职能通过改革自上而下释放出来并由《高等教育法》规定的权利；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障学术自由，而是为了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制度性保障概念的提出，始自德国魏玛宪法时期学者沃尔夫，理论的体系化则应归功于施密特。制度性保障指的是在宪法规范之下，某些具有特定范畴、任务及目的的制度应为国家宪法所承认，受到宪法的特别保护，而非立法者借着订定或修改法律得以废弃。施密特认为魏玛宪法第142条“艺术、学术及其教学是自由的。国家应予保障并奖励之”的规定，即是确保德国大学之讲学自由在其具有学术自治的制度构造上，免于受到排除与毁弃。立法者对于公立大学事务，虽予以规范，但大学本身的自主性，却不容侵犯，以此来保障大学自治制度。然而，二次大战以后，经由学说的发展，制度性保障不再是与基本权利相对立的概念，而是合而为一，称为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利相互结合，而成为基本权利的客观功能之一，产生制度性基本权利的理论。著名学者Haberle认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具有双重性格，即个人权利与制度。基本权利从权利人的角度而言，是主观公权利，而从生活关系角度而言，则为制度。
不可否认，我国的大学制度来源于西方，虽然具有自己的本土特点，却仍然具有高等学校共同的特质，与西方高等学校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建构大学自治制度，确立大学自治的宪法意蕴，有助于尊重高等学校的办学规律，维护高等学校的自治氛围，促进学术的自由发展，同时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国家与高等学校的关系，避免国家对于高等学校的不当干预。为了区别于教育学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作为法律权利的高等学校办学自的概念，本文采用了大学自治或大学自治权的概念，这里的大学自治是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大学自治权是学术自由权的保护法益。
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可视此条款为对学术自由基本权利予以保障的宪法依据，这里的“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正如条款后半段所释，强调的是因活动的创造性，而使活动人享有自由权利。按照德国学界对于学术自由的理解，那么学术自由一般而言包括研究自由与教学自由，而是否包括学习自由则尚有争议；台湾地区将“讲学自由”通过大法官解释的方式将其解释为学术自由，并指出包括教学自由、研究自由与学习自由。就我国而言，这里的“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很明显，应当包括研究自由，这里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是指任何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然人；虽然任何人均可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不过，当今高等学校仍是学术发展的重力场，高等学校教师仍是学术自由权利的重要主体。本文这里讨论的学术自由是在高等学校的领域内开展的。
而在高等学校里，教学活动与研究活动互为一体，在教学活动中开展研究，把研究成果在课堂上予以阐释，因此，高等学校教师开展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内在的包含了教学活动的自由，所以，宪法第47条如若作为学术自由的宪法性依据，那么从外延上来讲当包括研究自由与教学自由。虽然大学生也可以进行一定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并可以成为基本权利的主体，但是在高等学校大学生主要是作为这些文化活动的参与者，这些文化活动是教师主导的教学活动的一部分，主要是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及其探索精神，提高其学术研究能力。鉴于此，这里的学术自由解释为不包括学习自由为宜。也即是说，宪法第47条作为学术自由的宪法性依据，在高等学校领域，学术自由基本权利的主体是高等学校教师，外延包括教学自由与研究自由。
在我国，除了《宪法》对学术自由做出有关规定外，《高等教育法》第10条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在高等学校中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应当遵守法律”。高等学校中的文化活动，既有教师学生个人开展的文化活动，也有高等学校自身组织的文化活动；但是不管是个人开展的活动，还是组织开展的活动，也都是在高等学校这个自治团体内部进行的，因此该款应解释为国家不仅仅保障教师学生个人的学术自由，而且保障高等学校这个学术场所的学术自治氛围，即是保障大学自治制度，这是因为只有高等学校拥有宽松的学术环境，才有利于教师学生自由地开展学术研究，促进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根据《宪法》和《高等教育法》，借鉴德国的制度性保障理论，可对我国学术自由的宪法内涵作出如下界定：第一，学术自由是高等学校教师的基本权利，主体是个人，包括研究自由与教学自由，而研究是学术性的研究，教学是学术性的教学，从性质上来讲体现为一种防御权；第二，大学自治是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高等学校享有大学自治权。大学自治是一种团体性的学术自由，是高等学校性地、整体性地行使教师个人的学术自由权利；第三，学术自由是国家的保障义务，构建教师最大程度上自我实现的学术环境，形成学术自治空间，以促进高等学校中学术的进步与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体现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第四，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宪法保障学术自由必须保障大学自治，反之，没有大学自治的保障，学术自由则毫无意义。因此，宪法虽未特别明确规定保障大学自治，但是由学术自由就可以引申出宪法对于大学自治的保障，大学自治从而具有了宪法意蕴。大学自治在消极面向上，指的是高等学校应不受其上级机关指令的约束；在积极面向上，则指高等学校对于研究、讲学等相关学术活动，享有独立的学术自治权利，而且是由高等学校内部的成员自行规范与管理。也就是说，经由大学自治作为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使高等学校的学术生活领域为宪法第47条所保障。
大学自治作为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意味着大学自治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的一项法律权利，而且是宪法第47条作为基本权利的学术自由的客观保护法益，大学自治权不应理解为政府授予高等学校的行政权力，而是高等学校作为教学研究机构的固有权利，国家不再是让权于高等学校，而是应还权于高等学校，学校虽有公私之分，学术却无公私之别，因此学术自由的权利主体不局限于公立高等学校的教师，也包括私立高等学校的教师，同时制度性保障当初虽是一项公法制度，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保障范围不仅仅及于公立高等学校，也应及于私立高等学校；大学自治系为确保学术自由的制度，只要是高等学校便应当享有，并不因为是国家或私人设立而有所不同；亦不会因为是法人或行政机关而有差异。
确立大学自治制度，那么需要进一步明晰大学自治的范围。我国《高等教育法》第32—37条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包括招生权、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权等在内的6大类权利，学界一般认为高等学校的办学自就局限于法律所列举的权利。但是，这是基于高等学校办学自属于一项法律权利而做出界定。在以宪法为基础的大学自治制度下，大学自治受宪法规定的学术自由基本权利的保护，那么只要是与学术自由相关的权利，都应属于大学自治的范围，大学自治的范围并不以法律明文列出的权利为限，法律列出的权利仅是例示性的，而不是列举性的。所以，学位制度应是国家学位制度性质还是大学学位制度性质，需判断学位授予是否属于高等学校的自治范围。
在德国，对于高等学校从事的事项有基于自治行政和委办行政的划分方法，认为高等学校从事的有关学术、研究及教育的事项是其固有作用领域中的事务，属自治行政；受国家的委托执行的国家任务是委办作用领域中的事务，属委办行政。在我国国家学位制度之下，学位授予属于委办事项，是高等学校经授权完成国家行政任务。但究其根本，评价的学术性是学位授予活动的基本特征。学位申请人学术水平的集体体现是其学位论文，体现了其学术研究能力，而高等学校对于学位论文的评价属于学术评价，这种学术评价是由教师基于学术自由权而做出的。这样，学位授予作为与学术、研究直接相关的事项，应属于高等学校固有作用领域中的事项，属自治行政，而学位授予权应是高等学校的自治权，是高等学校作为教学研究机构的固有权利。因此，学位制度从根本上讲应是大学学位制度性质而不是国家学位制度性质，建构大学学位制度是大学自治制度在学位授予领域的必然要求。
在学位授予中，教师的学位评定权既体现了大学自治权，又体现了个人的学术自由权。这是在于，教师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受高等学校的委托，作为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评委，基于其专业背景和学术能力，对于学位论文是否符合学位法律法规以及学位授予细则的要求而做出的判断，因此其评价结论的行为效果归属于高等学校，是高等学校对于学位申请人做出的学术评价，而不是教师个人对于学位申请人的学术评价。与此同时，对于教师而言，在学位评定中对于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需不受干扰地自主做出评价结论，因此，也是在行使作为个人基本权利的学术自由权。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但是其所要保障的基本权利的权利主体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为了让在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每个人，尽可能地享有相同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允许对基本权利加以限制。具体到学位授予领域而言，为了避免侵犯学位申请人的受教育权，教师个人的学术自由权的行使必须加以限制。所以，教师进行学位评定时一方面可以充分地行使宪法赋予个人的学术自由权，但是基于评委身份获得的学位评定权由于对学位申请人产生了强制性和支配性影响，因此具有了权力的特征，所以需要对教师的学术自由权予以限制。这种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是来自于宪法本身的内部限制，需通过利益衡量原则加以解决。基本权利在作为宪法的基本价值决定的同时，也建立了整体法秩序在立法、行政、司法之组织架构下的客观价值秩序。
自由教育论文篇11
一、人文教育的症结所在
近年来，关于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方面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专题的讨论与探索持续不断。教育部早在1998年就出台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教高司〔1998〕2号），明确指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对促进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转变，推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培养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加速，高等学校招生规模不断拓展，特别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由此带来的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秩序与失范等矛盾与冲突，都促使人们对当下高等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作用及其一定程度上的缺失进行反思与探索。无论是出自教育基层的自觉，还是教育行政机构自上而下的引导，素质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或美育等相关话题不断引起热议，各高校也积极尝试相关的教学实践探索。
但是，当前的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与理想的目标诉求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1）由于长期文理分科和学科逻辑的作用，使专业教学与人文养成割裂开来，甚至在功利性诉求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两者对峙起来；（2）虽然一些学校通过开设人文课程，努力弥补割裂与对峙的偏颇局面，但是人文知识的灌输不一定能保证学生人文品格的养成；（3）许多学校开始重视人文教育，但在具体实施中往往在专业教学基础之上简单地外加一些常规的所谓通识课程，不同学校在人文教育上大同小异，不是真正基于自身专业，由内而外即从专业生发出来的特色人文教育和相应的人文养成系统。其中最后一点可能是当下高等教育中人文教育难于落到实处的关键，重视并不等于到位，实施并不等于实效。因此，文章通过对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关系的思考，以建筑专业为例，探讨大学人文教育的定位问题。
二、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通
首先人文是一个总括性的术语，其涵盖的内容既具有一种水平方向的延展性，如文、史、哲、艺等，也具有一种垂直方向的递进性，如从人的认知向态度、行动、超越等不同层次发展的属性。具体地讲，人文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是人文知识，一般包括哲学、语言、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文化等；第二是人文态度，即对某一特定的人、事、物和观念的基本看法及其采取的相应行动；第三是人文精神，是以理想、信念等为表征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和价值引领，同时也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深层次并具相对稳定状态的精神特质相关联。其中人文知识因其丰富与动态发展，充分体现了人文内涵理解上的延展性，人文态度和人文精神则表现出人文内涵垂直维度的动态变化。人文态度和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文知识的传授来彰显与引导，但最终要内化为人的具体行动，才能得到呈现和实现。目前大学人文教育虽然在人文内涵的三个层次上都有所注重，但在实际展开中往往以人文知识的传授为主要抓手，其中所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文知识的延展性特点使大学人文教育课程设置面临着选择、取舍与课时限制的矛盾，另一方面，人文知识的拓展与累积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人文态度与人文精神的效果实现，因为由知识内化为行动，也并非是水到渠成的。
其次，人文教育不应完全是专业教育之外的教育。目前关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讨论的各种观点虽然特点不一，甚至关于这一教育内容的称谓界定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如博雅教育、自由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和全面教育等，在不同的概念引领下，差异是必然的。但其中共同的东西似乎又不言自明。其一，大家都自觉地定位于人的教育，以此来修正专业教育可能存在的片面；其二，关于人文素质教育讨论与实践的主体以人文学者为主，来自专业教育内部的自觉诉求相对偏少，讨论常常以一方缺席的方式展开。似乎是一方能够给予，一方应有需求，由此形成了讨论问题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事实上只有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与协作，才能使“人的教育”落到实处。虽然在学理层面上，我们可以将“人”“专业人”“职业人”等区分讨论，但实际上不可能作出明确的区分，尤其是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的专业、职业等因素常常主导着人的思维、选择与行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以专业逻辑为起点来思考人文教育本身应该是自然的选择，而不应简单地从“普通人”的人文素质要求来展开。
第三，学科专业自身的人文观照问题。由于文理分科和更加细化的学科专业导引，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形成了学科专业专属的明确自我规定。这种自觉当然是必要的，但过分强调明显不同于他者的自我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科专业壁垒的形成，而当下跨学科意识的出现和强调无疑是对此的一种纠偏。从人文角度看，学科专业本身就是历史形成的，同时也在社会发展中发生变化，人的生活方式、物质诉求、价值取向、科技水平等多因素综合摧生与推动着学科专业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对学科专业及其相关内容的自身人文观照，既有助于专业教育自身的自觉定位与目标实现，同时也被视为大学人文教育思考与探索的起点。对学科专业的发展史、观念史及其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史等线索和内容，甚至由此形成的物质史、技术史和文明史的梳理与提炼，是激活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根据学科专业自身的文化逻辑来丰富和拓展大学人文教育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三、建筑学的人文内涵与向度
具体到建筑类专业的人文教育，我们可以引英国学者罗杰·斯克鲁顿在其《建筑美学》一书开头的提问，“建筑是什么？它为什么重要？人们应该怎样建造？这些问题从来没有结论，即使现在，建筑师和理论家们似乎还是迟迟不能认真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1]事实上，斯克鲁顿提出的问题，每个时代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给予相应的回答，但正因为时代的变迁，不同的知识参照体系和人们关于建筑的人文态度的差异，答案自然不完全一致。
众所周知，建筑作为专业或行业的术语源自西方，并经日本转译而来[2]。但在西方，这一术语的内涵也是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演变，如斯蒂芬·帕西尔（Stephen Parcell）在《建筑的四种历史定义》（Four Historical Definitions of Architecture）一书中所揭示的，在西方建筑观念史上，不同时期先后有四种关于建筑这一术语不同而又具代表性的界定[3]。在古希腊并没有建筑（Architecture）的对应术语，有的只是一个涵盖许多知识和技能的词：“技术”（Techne）。其区分尺度是自然习得，换言之，大凡可教可学的技能都统称为“技术”，其中既包括纯智力的，也包括手工劳作的知识和能力。到了古罗马时代，虽然第一部留存下来的建筑理论书籍——维特罗威的《建筑十书》使后世了解当时建筑及其理论发展状况，但从知识体系角度看，由当时自由艺术与机械艺术的分类办法，将建筑归入机械艺术，大体相当于通常所说的体力劳动，这一划分中世纪仍在沿用。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对古代文化的渴慕之情与知识趣味的变化，特别是城市的发展和由此而生的对建筑、绘画、雕塑的重视，发展出将建筑、绘画、雕塑结合在一起的“设计艺术”的称谓和相应的知识逻辑，使建筑最终跻身于自由艺术之列，如这一时期的建筑理论家阿尔贝蒂（Alberti）著有《论建筑》《论绘画》和《论雕塑》等最早的艺术理论著作，使建筑获得了此前属机械艺术时没有的荣光与发展张力[4]。到了18世纪，随着近代艺术体系的逐步形成，建筑又被归入“美的艺术”，即将建筑与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并置在一起，以美的规律来加以创造与评价。建筑的四种历史定义及其现展，特别是城市发展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演进，使建筑无论作为概念还是具体内容都充满着丰富的人文魅力。
建筑无论作为学科史，还是建筑的观念史，都是人文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不用说建筑与人的生活史、建筑技术发展隐含的文化史内容。斯克鲁顿在上文提出问题后，紧接着引用了奥地利艺术史家汉斯·泽德尔迈耶（Hans Sedlmayr）的话：“现代建筑师已经毫无希望地变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了。他回头看看工程师，把自己设想成发明家，甚至把自己看成是人们生活的改良者，但却忘了自己是个建筑师。”[1]斯克鲁顿虽然没有对泽德尔迈耶的话作任何说明与展开，但其义深远。建筑师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工程师、发明家、生活的改良者，但建筑师肯定不仅仅是这些，应该还有其他的内涵、目标与自我规定，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回到自身学科的人文内涵中去找寻。
四、在“言”与“居”之间的内修外筑
如果说建筑专业自身的文化逻辑和历史内涵作为建筑类学生人文教育的一个起点，由此构成了人文教育的一端，即学科专业的人文观照与教育。那么，另一端自然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人文教育中寻找与思考，在这一方面，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关于建筑、语言和存在的思想具有特别的启示。
自由教育论文篇12
现代文明的危机与原子论模式的主体哲学的偏误息息相关，此一现象的发展与现代教育背后的理论脉络，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循环关系。因此，许多不同角度所提出的文化反思与批判，也可能延伸至对于教育的批判与反思 [1 ]。这种教育的反思经常以抽象反思为主，知觉经验为次，甚至以为抽象反思才有认知的价值和有效性的态度，不仅无法建立知识，也让人失去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和多变性，教导我们认识自己的有限性，并引领我们向世界全方位地敞开；我们不能避居内在反思，而且自以为在反思中，可以无误地把握外在世界的运行原理。因此想要追求知识，我们的思想和知觉必须全方位地参与和感受这个世界，同时不能荒谬地以为：已经看尽了一切，并可从中发掘不变的真理。传统教育的缺失之一，就在倾向于将人教导成“内在人”，阻碍人与外在世界的密切联系，使得知觉体验完全式微，降低生命的丰富性和真实性，连带着制造出一些自欺欺人的虚拟真理 [2 ]，甚至形成错误的意识形态（ideology）。教育作为一种研究工作或是实践活动，也都与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教育过程中只允许特定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其合法性只是反映少数人的利益，那么教育必然会成为此一意识形态的制造工厂。但是学校的“无形围墙”如果不存在，允许各种意识形态介入，而任其将教育的合理性践踏，则知识不可能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反而可能成为毁灭社会的暴力 [3 ]。因此，对于教育过程的探讨，应该经验、诠释与批判并进，尽量免除意识形态的障碍，理解个体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实质意义，才能建构合宜的教育理论，使教育理论能适切地落实于教育实践，促进个人完善人格的成长与社会实质正义的实现 [4 ]。Winkler是“反思教育学”①的代表人物，对于德国阅读教育的推动、古文中学（Gymnasium）的改革、反思教育学的形成、社会教育理论的建立和社会教育工作的实施具有重要贡献，被列为德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学家。Winkler曾经在其《普通教育学》中，分析“教育”（Erziehung）概念的意义，说明“陶冶”（Bildung）概念的演变，反思感性与理性的对立，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批判“反教育学”和“后现代教育学”的错误，探讨普通教育学的课题，其观点或许可以解决中国学校偏重理性教育、受到意识形态宰制和感染后现代性格的问题，提供中国作为教育哲学学科建构的参考。因此，本文采用教育诠释学方法，进行Winkler对教育哲学学科建构反思的探究。首先分析Winkler普通教育学的思想渊源；接着探讨Winkler普通教育学的主要内涵；然后评价Winkler普通教育学的优劣得失；最后提出其普通教育学的重要启示，以作为中国教育哲学学科建构的参考。
一、Winkler普通教育学的思想渊源
研究者采用教育诠释学方法，对Winkler普通教育学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并且参酌Winkler自身的陈述和其他学者的观点，归纳出其普通教育学的思想渊源。
1. I. Kant的批判教育学
康德（Kant）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不但预设意志自由、神存在和灵魂不朽，并且强调人类本身就是最终的目的，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由于人类具有自由意志，能够摆脱自然法则的限制，同时可以自己立法，达到意志自律的要求。因此，人类的生命才有别于其他动物。而且在《教育学演讲录》一书中，康德主张在道德教育的实施上，不能让奖惩的方式变成习惯，否则会让受教者误以为善行必定有好报，恶行必定有恶报，等到进入社会之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就会从利害关系的考虑出发，不再实践道德的行为。因此，道德教育应该只有从个人的义务出发，自己制定道德的原则，自己遵守道德的原则行事，不受个人利害关系的影响，才能培养一个自律的人。Winkler深受康德批判教育学观点的影响，据以提出其对教育概念的看法。他认为教育不是一种他律的活动，而是一种自律的活动，注重人类自律和自由的追求，主张陶冶应该能够让人类赢得自律，人类可以自我控制，自己从事有意愿的教育，以培养一个自由和自律的人。
2. W. von Humboldt的陶冶理论
洪堡（Humboldt）在《理念的一种尝试：国家影响界限的确定》一文中，指出陶冶不仅仅只是作为人类真正的目的，而是透过理性的规定和均衡的教育，以培养能力完整的个体作为目的，并经由陶冶达到自由的状态，完成陶冶、理性和自由三方面兼顾的人类概念。他希望透过这种陶冶的概念，建立普鲁士王国的教育制度，以培养能力完整的公务员，促成国家的现代化。在《人类陶冶理论》一文中，洪堡认为人们要求陶冶、智慧和道德的拓展，尽可能地在人们的控制之下，去提升其内在的价值和人性的概念，人们必须朝此方向转移，才能赢得巨大的和有价值的意义，当然人们无法一次满足这种理想。人们也要求对其所建构的宪法、围绕在其四周无生命的自然或虚饰的价值明确地予以强制，并且将其灌输到人类的道德、权力和后裔之中，如此才能使人类所获得的优越性继续不断地进步。Winkler深受洪堡陶冶理论观点的影响，据以提出其对教育概念的看法。他强调陶冶、理性和自由三方面兼顾的人类概念，主张陶冶的概念应该兼顾“综合性”和“实用性”的目的，不仅必须注重能力完整的个体，而且能够注重国家实用的目的 [5 ]。他认为“教育”包含“生活实践”和“自我反思”的层面，追求自律和自由的理想，才是教育概念真正的意义。
3. G. W. F. Hegel的辩证教育学
黑格尔（Hegel）的《精神现象学》是一部不朽的教育哲学名著，主要经由辩证法的推衍，论述人类经由怀疑、反思、否定、扬弃和综合的活动，逐渐从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发展到绝对精神的过程。在这本书中，黑格尔认为艺术是认识“绝对”的第一个形态，即在“直接性”中认识“绝对”。换言之，在艺术中“绝对”被显现于“直接性”之中，“感性直观”的形式是艺术的特征，因为艺术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识 [6 ]。黑格尔并且将教育（陶冶）称为“异化的精神”，它不仅是一种人类意识化成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精神自外在世界向自己返回的活动。人类从最初的自然意识状态，经由怀疑否定而达到自我意识，教育（陶冶）的意义在否定之中因而得以显现出来。Winkler受到黑格尔辩证教育学的影响，应用辩证法来解决教育学和反教育学之间的对立，既指出教育学概念的错误，也批判反教育学观点的偏颇，从黑格尔的“异化”观念出发，自己从自己当中抽离出来，与过去的自己相对立，发展出“反思”的概念，建构其反思教育学的理论。
4. F. E. D. Schleiermacher的教育理论
1810年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洪堡和费希特（J. G. Fichte）奉普鲁士国王之命，创立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施莱尔马赫成为柏林大学第一位神学讲座教授，并且参与普鲁士王国教育改革的工作，对于德国教育制度的革新贡献很大 [7 ]。1814年施莱尔马赫应普鲁士科学院之聘，发表《论国家对教育的职责》的演讲，在这篇演说中，他主张国家应该负起教育国民的责任，才能提高国民的素质，使国家富强。其后，施莱尔马赫在《教育理论》一书中，应用辩证法来解决理论与实践对立的问题，说明社会与教育的关系，提出世代关系的新观点，使得许多教育问题得到澄清，对于教育学术的发展贡献很大。Winkler深受施莱尔马赫观点的影响，据以提出其第三因素的观点，其中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和世代关系最为重要，早在1979年的博士论文《历史与认同：施莱尔马赫教育理论中社会、教育与个体性关系的探究》中，就探讨施莱尔马赫的教育理论，阐述社会、教育与个体性的关系。
5. W. Dilthey的诠释教育学
狄尔泰（Dilthey）在《精神科学导论》一书中，将科学区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并且主张自然科学以自然为研究对象，使用说明的方式，注重因果原理的研究。精神科学则以人类为研究对象，使用理解的方法，强调结构关系的研究，所以两者的性质全然不同。教育学以教育过程中的师生为研究对象，因此属于精神科学的一部分 [8 ]。狄尔泰主张教育学要成为科学，只有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去描述才有可能。因为自己将师生关系的现象提出来，透过心理学的分析把它弄清楚，使得组成教育过程的每个过程的完整性能够被描述出来，进而得以将规定过程完整性的要素形成公式，或者推衍出法则。假如这种公式在特定条件下，能够表达每个教育的影响要素，那么这种公式也可以被称为一个原理。因此，经由师生关系的描述可以建立普效性的教育学。这种教育学是描述、分析、法则给予和原理的学说。Winkler深受狄尔泰诠释教育学（或称精神科学教育学）的影响，提出其反思教育学的方法，反对移植自然科学的方法，批判实证主义观点的错误，将教育问题置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脉络来讨论，将社会和文化称为影响教育的第三因素，在社会关系中来决定教育的意义。Winkler认为狄尔泰是社会科学教育学的奠基者，也是精神科学重要的思想家，实现了精神实在新世界观的建立和教育实在结构的分析，而其普效性教育科学可能性的哲学立场，也在教育学中引起一种运动，许多当时的教育科学领导人物都参与其中。
6. K. Mollenhauer的批判教育学
Mollenhauer重视批判与解放在教育历程中的应用，主张“批判”是理性条件互为主体可检证的分析，“解放”是社会中主体限制的解除。他强调教育历程是一种互动的历程，希望教育科学能够将互动论的典范纳入。Mollenhauer也曾经在《弯路：论教育、艺术与互动》一书中，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分析教育学的问题。Mollenhauer主张教育学应该注重“陶冶”的研究，而非“教育”的影响。“教育”是一种计划性目的─手段导向的教育行动，而这种导向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儿童教育的成功不是来自于行动的导向，而是来自于社会环境生活形式的陶冶。所以，教育学应该重视“陶冶”问题的探讨。Winkler受到Mollenhauer批判教育学的影响，据以提出其反思教育学的观点，注重教育问题的反思和批判。他指出Mollenhauer可以被誉为批判教育学取向的重要代表人物，凭借着他的才能和原创，使德国的教育科学得以“精神科学教育学”的形态跻身现代社会科学。Winkler认同Mollenhauer的观点，认为批判教育学应该被理解为持续前进的工作，所以“批判”作为批判教育学的概念，既不只是一N方法，也不能只被限制在有争论的议题上，而且“批判”应被理解为一种态度，甚至对批判教育学自身的立场和洞识也应抱持着批判的态度。
7. W. Sünkel的批判教育学
Sünkel是Winkler在纽伦堡大学的指导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黑格尔研究者。他在《施莱尔马赫建立教育学成为科学》一书中，首先说明教育学学术性质问题的形成，以及施莱尔马赫对这个问题的认同。其次，分析施莱尔马赫对科学一词的看法，说明从外在科学的兴趣出发，经验对于建立教育科学的必要性。然后谈到教育科学思辨的建立。再次，从学科自律的观点出发，阐述教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最后，对施莱尔马赫的观点加以评价和批判。此外，Sünkel还在《教育概念与教育关系：教育的一般理论》一书中探讨了以下问题：一是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探讨教育概念的问题，指出教育具有历史性和超历史性；二是说明教育具有教师与学生的双重主体性，涉及教育世代问题的探讨；三是分析教育的第三因素，对活动安排进行理论史的阐述；四是论述教育的一般概念、不确定性和联结与保护的关系；五是阐明介入影响、教育情境和情境的核心关系。Winkler深受Sünkel批判教育学的影响，继承其师对教育概念和陶冶概念的关心，注重教育的历史性和超历史性，经由教育学史的分析，厘清教育概念和陶冶概念的意义，重视社会和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探讨教育的世代关系和教育的情境问题，指出普通教育学研究的课题，将教育学建立成为一门科学。
二、Winkler普通教育学的主要内涵
1. 教育概念的厘清
Winkler在《教育学批判》一书中，主张教育可以促进人类的演化（Evolution），解决生与死的问题。教育实践的结构包含学生、教师和社会文化三部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互承认、相互合作和共同生产，是所有教育的先前要素，而社会和文化对于教育的作用和建构非常重要。其中，学生是教育的第一因素，包含本性与精神两个层面；教师是教育的第二因素，注重演化所形成问题的探讨；而社会和文化则是教育的第三因素，注重社会文化与教育关系的探讨。教育是一种演化的发现，以联结本性和精神。教育将文化发展作为媒介以实现自身，有其自身清楚的逻辑，而且教育往往具有规范性。教育事件不可避免是历史的，而且与形成的社会脉络有关，这使得教育理论朝向历史和社会的关系发展。教育要能够有意义，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事件，亦即结构理论的和理想类型的经由三个层面砭龆ǎ菏紫龋教育由年老世代和年轻世代建构而成，在传统中被标示为教师与学生，这两者的差异不在生理的年龄，而在社会历史的条件；其次，教育关系不可能是直接的关系，而是对象（师生）层面的交互关系，但是这种单独奠基在个人的邂逅上来分析教育问题的观点，忽略了教育对象因素的探讨，同时不断地将教育设定为教师讲授和学生习得两种活动的衔接；最后，教育是一种在历史和社会界限给定的可能性中作用的运动，也就是E. Durkheim所描述的社会化的方法。在19世纪初，施莱尔马赫联结了照顾、反抗和支持三种行动方式来说明教育的概念，因此教育必须进入系统反思、倡导和鼓励给予的较低层次，经由对象层面的发现，照顾的活动不只是一种倡议，而是一种教育情境自身的启发，它必须由家庭、学校和公共教育的条件等教育领域所决定。在此，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教育事件判断的标准：亦即个体导向保留自身未来的开放性，个体不仅拥有自己承担自己的可能性，而且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条件，当学生自己能够保障自己的生活时，就是教育应该结束之时。
另外，Winkler也在《教育》（Erziehung）一文中，指出在语意学的范围内，教育概念首先必须与人类交往互动的一些概念竞争，例如帮助、治疗、照顾，其次针对生理照顾的观念，如哺乳、养育和营养，最后对教育的特定表达，例如责任、引导、任其生长等概念加以检视，并且与社会的实践关联，因此教育的概念必须在论辩的脉络中寻找。教育已经不再是古代“派代亚”的概念或是犹太传统的意义，今天的教育深受18世纪公民社会发展的新时代自我理解的影响：一方面强调理性的普遍性要求，另一方面强调儿童主体地位的发现，主张自律、自我活动，自己设定规范，并且自己遵行。这种理性与自由两难的结构，到了19世纪由赫尔巴特和施莱尔马赫加以探讨，施莱尔马赫曾经尝试着从教育情境和教育组织去防止理性和自由的对立；赫尔巴特则从学生未来的理想，朝向行动的标准去解决理性和自由的对立。最后，这两者使得主体获得根本的承认，将时间作为决定性的媒介，带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结构化。到了20世纪的改革教育学，批判的保留与教育的对立，不论在日常意识或科学层面都非常强烈，不仅传统的学生概念愈来愈被列为禁忌，而且教育自身的概念也愈来愈少被应用。因为明确性不再能够存在于讲授和习得之中，而深受欢迎的“教育终结”观点不再具有合理性。相反的，教育显示自身作为一种有关第三因素（社会和文化）既与未知事物理解的强制，日常事物将会成为教育的问题，使教育在过去的事物中沉思，并且规划和发展出可能的未来，以形成教育自身和人类处境的意义。因此，Winkler主张教师在进行教育活动时，必须注意到学生、教师、社会和文化的因素，采用沟通互动的方式，兼顾讲授与习得来进行教学，以培养学生反思的观念和行动的能力。
2. 陶冶概念的分析
Winkler在《陶冶导致自主能力之丧失？当前陶冶论辩中对自由承诺的否定》一文中，探讨18世纪以来“陶冶”概念的历史演变。他指出陶冶论辩的能量来自宏伟叙事，作为现代创造神话的一种类型，包含着人性和个体的提升。Prometheus和“陶冶”彼此有着紧密的关系，这种创造的神话相当具有吸引力，使得“修道院的历史” （宗教与教育的历史）非常受欢迎。从陶冶的功能而言，它能够让人从泥淖中挣脱。18世纪时，康德认为“陶冶”不单单只是“自我生产”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生产”的动力，陶冶是动机的来源，而且能够立即与其结合。其后，M. Mendelssohn主张“陶冶”是一种对解放、成熟到自律的生活引导之诱发；而P. Villaume则指出人们为了追求完美和幸福，而牺牲“有用性”和“需要性”，最终偏爱“综合性”的陶冶，或是各国的贵族为了保护个人所有的财富，最后选择“实用性”的陶冶。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到今天仍然无解，Villaume认为美国教育关切的是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美国的大学也必须接受“学术成就”世界第一的“先前图像”（Vorbild）。主张陶冶的概念应该注重实用性的概念。但是，Winkler认为面对现代工业社会中贫穷人口的不断增加，前述美国社会的教育意义也受到质疑。到了19世纪，洪堡认为陶冶不仅仅只是注重“实用性”的概念而已，陶冶作为人类真正的目的，必须透过理性的规定和均衡的教育，以培养能力完整的个体，同时经由教育达到自由的状态，完成陶冶、理性和自由三方面兼顾的人类概念，强调陶冶概念的“综合性”。他希望透过这种陶冶的概念，建立普鲁士王国的教育制度，以培养能力完整的公务员，促成国家的现代化。但是这种陶冶的概念并不一定适合于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因此陶冶必须开启多种选择，参照客观的内容，同时必须与其他人类的经验和建议联结。
到了20世纪，陶冶概念被视为“心理模型”而被接受，造成集体分配的动机不再受到重视。陶冶只注重个人能力的养成，而非自己与世界概念的学习。陶冶的作用变成“媒介”，陶冶变成满足同构型的要求，表达同构型的意见。然而，陶冶朝向这样的方向发展，将会产生许多“吊诡”的现象。首先，陶冶的过程应该是个体自己控制和组织的活动，同构型的要求根本违反自我活动的陶冶概念，而且个别的主体必须在运动中自我维持，才能符合个人是动机来源的意义。其次，朝向自律之路必须由主体自己推动，可以说是一种反思的成就。陶冶过程如果变成符合要求的活动，会让个体不仅失去自由的意志，而且没有反思的作为，违反陶冶追求自由和注重反思的意义。18世纪在学习者的成就上要求完美的状态，这种完美的状态称为“能力”。“能力”按照法则标准分化，大部分作为事物、方法、社会和自我的能力，但是保持着本质的不确定性，因此不是旧范畴的技术或能力所能产生，没有人知道能力如何形成，这种状态如何到达。19世纪时F. W. A. Fr？ibel探讨世界结构可读性的问题，企图应用“恩物”（Spielgabe）作为世界数学和物理基本原理的具体表达，使人类应用“恩物”去认识这些原理，而且彼此可以透过语言来表达。到了20世纪，这些观念仍然保留在“国际学生成就评量方案”（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测验项目教学的内容连接点上，被聪明的数学教学理论家揭露为完全不适当的。因此，Winkler主张陶冶的目的不仅在于能力、技巧或特定知识的获得，而且必须培养自由和成熟的个体，其中包含了意志、态度、能力、知识和经验等内涵。陶冶应该能够让人类赢得自律，人类可以自我控制，自己从事有意愿的教育，因为陶冶承诺自由和自律，使人类成为“冒险的存在”，亦即成为一个具有反思观念和行动能力，能够自我决定的个体。
3.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Winkler在《实践的理论─理论的实践》一文中，提出其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看法。他首先指出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可以回溯到古代，Aristotle将人类的生活划分为三种客观的形式和主观的态度，也就是理论、实践与创化，其中理论代表观看，实践代表行动，创化代表生产，这与我们今天只将其划分为理论与实践的观点有所不同。Aristotle的理带着普遍的有效性指向真理；创化奠基在目的导向和有计划的作为之上，指向带来和生产，实践追随固有的目的，经由决定而被实现，服从于聪明和实践智慧，这三种生活形式在人类的德行、能力和理性中是平等的。到了18世纪之后，随着国民经济学的工作概念和黑格尔哲学的发展，导向改善事物的行动哲学成为主流思潮。自康德以来，现代的科学愈加差异化，理论在自然科学里被视为基础研究、在精神科学里则被视为论证的反思形式；社会科学把理论表述为研究的假定或预设，或者把理论视为处理经验数据之后所得到的解释模型。对于K. Marx而言，知识及其指涉的行动是互相联结起来的，这样对理论的理解，被20世纪的批判理论有限地和谨慎地采用。“理论”的原意是庆典人员到祭祀场所旅行，将旅行之后所观看的心得加以沉思，形成一种普遍的有效性，以掌握真相（理）的方式。其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理论被视为一种基础研究，强调预设或假定的提出，经过具体事实的验证，希望形成普遍性的法则，来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在实证主义的推波助澜下，理论变成一种计算性的思维，丧失了理论观审沉思的意义，受到批判理论的质疑。
虽然Comenius提出理论上的“泛智主义”，并期许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教育学对此仍有所保留。基本上，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在教育学领域被高度讨论，这刚好显得教育学在当时仍未被视为一门学科。直到赫尔巴特和施莱尔马赫，才开始将理论与实践对立，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是，在19世纪时，仍只有少数人探讨这个问题。施莱尔马赫一方面指出教育学的学术严谨性仍不足，所以学术地位低落，教育学只是一门技艺，甚至连使用这门技艺（教育学理论）的人是谁，都不甚清楚。另一方面，施莱尔马赫厘清理论有启发、阐释和说明等反思功能，而且理论致力于教育实践的历史经验，它在黑格尔的基础上要求分析与描述，进而要求概念上符合实际的要素与结构。对赫尔巴特而言，在教育实务场域中（教师）要借助理论去（自我）批判专业的作为；理论在它的洞识之中获得知识，依据理论知识，教育现象就能被识别出来，并且加以结构化，从而在批判不假思索和不去评估的实践中，教育理论便能够获得学术的尊严。他还引入了“教育智慧”的概念，使教育学术与主观经验在教育者的判断之后可以得到转换。Winkler认为19世纪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仍然没有问题。对赫尔巴特的追随者而言，学术知识的形式是必要的，在教师培育中扮演核心的角色。在科学的学习之外，实践经验也在师资培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使学生获得法则知识和基本的技能。到了20世纪，教育学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产生“实证主义”的转向，并走向一种实验或观察的科学，以致规范性与描述性无法兼顾，造成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对立，使得这个问题的探讨开始受到重视。Winkler指出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目前主要被聚焦在对行动能力（和素养）的讨论上，倾向将教育作为一种工艺的范畴。教育实务不是机械地被执行，也不仅仅是教育行政的落实，教育实践的强制经常需要教育智慧去进行联系和转换。因此，教师必须紧密地结合理论与实践，经由具有潜力的主体（学生），在教育历程中组织其条件，在社会中找到其自律，进而达到生活实践的实现，否则就无法达成社会工作（或教育）的使命。
4. 教育学说的批判
Winkler在《反教育学的提示》一书中，从历史─系统的观点出发，对反教育学的主张提出批判。首先，他指出反教育学不仅将兴起的趋势或实在极端化地加以实施，而且将教育学作为规划的整体来看待。反教育学希望改变我们与儿童互动的方式，它一方面回忆起传统的教育学，但是却遗忘了教育学的任务，是一种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机制，并且应该成为他们利益的人。另一方面，反教育学强调教育理性，不断地去废除教育自身的目的，将会使得教育愈来愈成为多余的事物。其次，反教育学对于教育学的批判毫无结果，是因为它将对象瞄准教育学这个学科，而非那些技术性的教育概念，使得反教育学的观点无法令人信服，反而将批判指向反教育学自身。最后，反教育学不被理解为一种学术的建立，因为它对建议忠告和行动规范的要求让步，反映出反教育学最终的真理来自合理性，陷入偏重人类理性而忽略感性的困境。
其后，Winkler在《教育学批判》一书中，批判当前教育学的错误，并且探讨教育的意义。他指出教育学的理论形式必须是一种“反思教育学”，才能够让教育学从系统学无法解决的要求中解放出来，放弃对教育相关概念继续定义的期望，克服经验教育研究资料不足的问题。但是这种反思可以是开放的、较少秩序的和同样注重论辩的性质。反思意味着反映，要求一个对象在媒介中再度地表达自身，通常必须预设光线的存在。每一种反思最终也是一种折射，媒介必须将光线转向，以便将物体显露出来。反思教育学的概念来自后现代争论的脉络，在德国最早由D. Lenzen提出“反思教育科学”，后来受到U. Beck“反思现代化”论点的影响，开始探讨“反思性”的概念。后来，“反思性”又跟社会学和人类学反思的概念联结，促成“反思教育学”的兴起。这种“反思教育学”对教育进行反思，将教育反思和教育自身作为存在的事物来理解，放弃人类之间并无差异的观念，接纳不同的意见和想法，因此能够保持开放性的状态。这种反思教育学在原理上，对所有社会的和历史的真相是有用的，而且能够精确地衔接行动和意义，作为一种理论的建构，以诠释和组织活动。其方法包括描述、分析、规划、沟通、建构、批判和经验的观察，不仅可以作为主体意识的反映、理性的批判或实在经验的折射，而且能够是一种无限制过程的重复和对自身存在反思的反思，这些确实会在人类理性的媒介中形成。因此，Winkler主张教育学不是一门实证的自然科学，也不是一门诠释的精神科学，而是一门深受历史、社会和文化影响，兼顾描述性与规范性，理论与实践并重，强调反思、批判、沟通和行动的社会科学。
三、普通教育学的课题
Winkler在《避免野蛮制度中的教育：后现代中教育学危机反时代的评论》一文中，探讨教育学在后现代中的问题。他指出后现代对教育学而言，总是与灾难和末日氛围的概念相连，但是不管后现代如何影响我们，我们依然不能忽略世代差异及其后果。教育的课题在于培养学生操作的能力，补充知识学习的不足，理解应用的指导和实施，保持距离予以反思，并且达到自我活动，引导学生将外在的教育与后现代审美的取向衔接。后现代教育学必须告别现代主义的思维，将当前安全保证的机制降至最低，维持教育一定的风险性，并且不断地与人类生活的文化层面接触。教育必须接受教育过程严肃的情境，让个体将其个人的积极性，带着正面情感地与其生活世界的条件进行论辩。后现代对教育学而言，包含一种“生活的积极主义”，因而产生一种规范性概念的新观点。如果教育学无法建立教育机构的指南，教育学将会丧失其经由历史定义教育的权利，教育学必须使教育能够确定陶冶的概念，不是出自原理的推衍，而是来自其特定联结性中具体的基础。后现代中的教育学必须严肃地接受其使命，一方面使儿童的个体性迈向宏伟的意义发展，另一方面理解我们无法伴随客观的信念生活。教育学将会自己意识到，它不断地利用符号进行探讨，必须放弃教育学等级的经验概念，将理论性的概念转化为实践性，才能在教育情境中为我们赢得意义。教育学不仅仅作为一种方案，而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实在，才能使教育在后现代中，完成个体自由的设定。基本上，教育情境在后现代中是一种诠释的结构，它或许被标示为朝向进行哲学思考的强制，年老世代和年轻世代必须在其中对第三因素和自身进行相互理解，自己建立教育情境存在的意义，在反思检验的标准之下进行自身的教育。
Winkler也在《现代中的教育：普通教育学的课题》一文中，探讨普通教育学的课题。他指出现代社会日渐走向分化，一方面使得教育机构和实践者朝向经验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愈来愈朝向特定化发展，导致教育领域彼此之间的分离，造成教育特殊化，促使教育自身经由知识的式微与社会的转变背离。故而，必须将普通教育学恢复为一门学术性的学科，同时作为教育科学的核心部分，因为没有其他的学科处理教育质量断裂情况的问题。普通教育学可以减轻建立强制和辩护强制的问题，因为普通教育学能够预设和引导教育和教学的经验，什么是我们能够对一门科学期待的？那就是应用这门科学的知识去观察、描述和分析，对好奇负起责任，以便对实在进行理论建构。普通教育学必须使我们理解教育现象和对教育问题加以解释，普通教育学作为教育科学，必须从事免除幻象的事实研究，重视教育实践的尊严，对教育的真相进行学术的反思。这种观点的意义指向社会实在经验的知觉，普通教育学必须作为历史的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建构教育理论，不允许过于简略，必须将其对象设定在人类生活的本质性及其社会性的界线范围之间，因此普通教育学必须联结结构理论和过程理论。普通教育学必须系统性地包含教育理，对教育实在进行科学的观察和分析，帮助我们了解教育实在的性质和内涵，以作为实施教育活动的参考。普通教育学必须对现代教育的次级结构加以社会的引导，在脉络中与知识联结，并且给予我们教育理论的历史，以便我们能够理解教育现象，意识到理论自身的语言，透过教育符码表达和厘清，以包含教育的真理。面对教育科学和机构实践的毁坏、普遍化的教育，甚至教育者的社会效果，普通教育学必须服从于批判的冲动，因为普通教育学必须对抗实际改变的需求以获得证实，而且能够在对另一个实在提出建议之前达到合理。这样一种强调科学解释、对其范围有所意识的客观的普通教育学，必须倾向于意义期待的或实践志向的方向，成为一门既具有科学（学术）导向，又具有知识使命和批判证实的学科。因此，普通教育学的功能就像是一座灯塔，帮助我们在教育海洋的风暴中航行而不至于沉没。
四、Winkler普通教育学的综合评价
根据Winkler相关文献的分析，普通教育学具有下列几项优点：
1. 厘清教育概念真正的意义
在教育本质的探讨中，杜威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主张“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改造”、“教育即发展”和“教育即生长”。他指出：“教育即养育的、抚育的、教养的历程。所谓养育、抚育、教养等均含有注意生长的条件。我们时常谈到栽培、教养、抚养等名词，均表示教育所要达到的各种程度。从英文字源学来看，教育的意义就是引导和教养的历程。”Emile Durkheim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主张“教育乃是成年人施于未成年人的一种作用，其目的在引导儿童的身体、心智和德行方面往社会生活方向成熟，而这些条件乃是儿童将来生活的一般社会和不同职业环境所需要的”。Richard S. Peters从分析哲学的观点出发，强调“教育即启发”，它是一种合乎认知性与自愿性的方式，用来传递价值事物的历程，以培育一个具有理性和道德特质的教育人。E. Spranger从文化哲学的观点出发，主张教育的作用在于保存文化、传递文化和创造文化。教育是一种生活的帮助或发展的帮助，同时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化活动，并且是一种唤醒精神生活的活动。Winkler认为这些教育本质的看法除了Peters之外，大多停留在第一因素（学生）和第二因素（教师）关系的探讨，虽然Spranger谈到文化对教育的影响，但却也忽略社会和历史因素对教育的作用。Winkler指出教育是一种学生、教师和社会、历史与文化产生互动的事件，其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反思观念和行动能力、能够自我决定的个体。在教育概念上提出不同的看法，可以补充前述学者观点的不足，对教育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2. 阐明陶冶概念的历史演变
Winkler说明陶冶概念在18世纪时比较偏重整体性的意义，例如：康德就主张陶冶不只是一种“自我生产”的概念，更是“自我生产”的动力，而且陶冶是动机的来源。M. Mendelssohn则认为陶冶是一种对解放、成熟到自律的生活引导之诱发。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的陶冶概念比较偏重在个体的意义上，讲求对个体进行整体性的陶冶，同时比较忽略实用性的要求。到了19世纪，洪堡希望透过这种陶冶的概念，建立普鲁士王国的教育制度，以培养能力完整的公务员，促成国家的现代化。这个时期的陶冶概念已经超越整体性的意义，开始注重陶冶概念的实用性意义。20世纪之后，陶冶概念偏重能力的培养，要求同构型的标准，让陶冶逐渐丧失其自律和自由的意义。因此，Winkler主张陶冶概念应该加以改变，兼顾整体性和实用性的目的。“教育”包含“生活实践”和“自我反思”的层面，追求自律和自由的理想，才是教育概念真正的意义。他阐明陶冶概念的历史演变，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陶冶概念的演变，掌握陶冶概念的意义，避免教育活动产生偏颇，兼顾“综合性”和“实用性”的陶冶，有助于人类教育工作的推展。
3. 说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Wolfdietrich Schmied-Kowarzik在《辩证教育学》一书中，认为“理论”与“实践”的概念来自希腊，在古代哲学中已经具有今天相互参阅与相互对立的意义。“实践”表示行动，特别是人与人之间意识的行为，与“创化”表示事物的生产不同，“理论”意谓庆典人员到祭祀场所旅行，理论等于经验的沉思，发展成为事件的调查或行动指引。他认为理论与实践间存在着“教育的差异”，理论偏重计算性思维，忽略观审沉思的意义，导致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对立，只有经由教师的启发和引导，才能了解理论和实践完整的意义，将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联结起来。D. Benner在《教育科学主要思潮》一书中，提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构模式”，说明理论、经验、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希望将教育学建立成为一门理论、实践与经验兼顾的科学，希望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可以不断地循环发展，拉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差距，解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无法一致的问题。J. Oelkers在《教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联结》一书中，首先确定现代社会中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提出从科学的“联结学科”超越“理论与技术关系”的必要性。其次，主张将教育理论作为介于科学理论和“日常生活世界─学科理论”之间联结的理论类型，将教育学发展成为一门联结科学。最后，教育理论和教育行动必须作为在特定领域中，理论和行动一般条件的“实现”。Oelkers强调综合这些建构的要素，教育学中理论与实践联结的命题才可能达成。Winkler认为在古论、实践与生产概念各自独立，并未发生理论与实践对立的问题，一直到实证教育学兴起之后，由于区分描述性与规范性，才造成理与实践的对立。他认为只有经由教师在教育历程中，紧密地结合理论与实践，才能达成社会工作的使命，实现教育最终的理想。
4. 批判偏颇错误的教育学说
Winkler首先批判反教育学观念的错误，指出反教育学的主张与目的自相矛盾，而且不断地去废除教育自身的目的，将会使得教育成为多余的事物，与其增进教育功能的初衷相悖。同时，忽略技术性教育概念的批判，将使得反教育学无法令人相信，最后批判也指向反教育学自身。而反教育学对出自理性的建议忠告和行动规范要求让步，反映出其偏重人类理性忽略感性的困境。其次，Winkler也指出后现代教育学的缺失。他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的社会中，政策受到媒体的操弄，其最终目标在于毁灭社会和文化的基础结构，它会在各种表达的观点中非常表面地被做成。生活的资本化和基础结构的毁灭，普遍存在于成年人的所有关系中，成年人范围、空间、可能性和经验的文化消失了，当前的现代社会处境，受到意识形态的宰制，忽略反思观念和行动能力的培养，摧毁了教育学的理想，以及使人成其为人的条件。因此，教育学的理论形式必须是一种反思教育学，才能够让教育学从系统学无法解决的要求中被解放出来，放弃对教育相关概念继续定义的期望，克服经验教育研究资料不足的问题。但是这种反思可以是开放的、较少秩序的和同样注重论辩的性质，这种反思教育学对教育进行反思，将教育的反思和教育自身作为存在的事物来理解，放弃解决人类无差异的观念，因此能够保持开放性的状态。
5. 指出普通教育学研究的课题
Heinz-Elmar Tenorth曾经在1984年发表文章，批评普通教育学缺乏现存教育科学的研究，并且以自己知识的需要与实在相对立，可以说是一种没有价值的理论探究，顶多只是一些古典教育家的诠释罢了。这种普通教育学的研究只具有保守和乌托邦的功能，缺乏分析、生产、理论范畴（例如区分研究标准）的能力。其次，Benner在其《普通教育学》一书中，主张在分化的教育科学之间，还可以找到一些彼此关联的基本教育思想，从行动理论和问题史的观点来重建普通教育学成为教育科学领域核心的学科。另外，Heinz-Hermann Krüger也批评了普通教育学随着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学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忽略教育科学分化的过程、教育的过程和行动领域的研究。因此，普通教育学有必要重新赋予使命，在20世纪末继续对陶冶、教育和社会制度方面深入加以探讨。面对普通教育学的困境，Winkler指出由于普通教育学过分执着于特殊的论辩，而其他的教育科学则注重实际知识的探讨，这使得普通教育学核心学科的地位难以维持，因为普通教育学已经逐渐与教育实际脱节，造成其教育反思和意义的丧失，必须将普通教育学恢复为一门学术性的学科，同时作为教育科学的核心部分，从事免除幻象的事实研究，重视教育实践的尊严，对教育的真相进行学术的反思。系统性地包含教育理论，对教育实在进行科学的观察和分析，帮助我们了解教育实在的性质和内涵，以作为实施教育活动的参考。Winkler提出普通教育学的新课题，可以增进我们对于普通教育学的了解，解决普通教育学面临的困境，指引普通教育学未来的方向，使普通教育学成为核心的学科，对于普通教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毋庸置言，Winkler的普通教育学也存在着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教育观点否定儿童的本性。W. Sesink在《教育学导论》一书中，批判Winkler有关反教育学的观点。他指出Winkler在其《反教育学的提示》一书中，确立了与反教育学基本立场对立的看法。儿童的自然状态只是一种不具方向性的渴望和活动之后动物性的需求，新生儿使用个人的感官在性格和活动中去表达自己，但是其原始的规定和贫穷却与社会的实在截然对立。经由教育行动儿童的活动，才能将社会的内容和人类的内容联结，主体性的能力才能自己决定和形成其在世界中的生活和行动，自己能够朝向教育联结的内容发展。然而，这是一种心理分析的知识和观点的再度呈现而已，仅仅奠基在学科的权威性之上，因此没有争论的必要。自我决定能力对于Winkler主体性概念的应用而言，完全依赖于精神性和理性的教育，并且与儿童被视为未具方向性渴望和动物性需求的自然状态对立，人类的形成必须扬弃动物性，经由必要的联结才能达到精神性的理想，这种观点充满精神性和理智性的预设，使得人类的本质沉沦为动物性的基础，儿童仅仅成为没有决定能力的个体，教育的意义变成人类的发展，自我决定就变成内在化的依赖，经过教育的个体精神成为社会内在化的机制，而教育就在于培养这种机制。Winkler奠基在反自然主义人类学上的教育，根本否定儿童本性的价值。
第二，教育理论忽略跨学科的论述。B. Müller在其对Winkler的《教育学批判》一书的评论中，指出Winkler在其充满要求的反思教育学研究方案中，如果想要满足教育理论表达的要求，跨越教育学之外去进行思考，并且与一种跨学科的人类科学衔接，教育学便必须进行跨学科的讨论。因为Winkler在反思教育学中谈到教育实践的结构，包含学生、教师、社会与文化三种因素，学生包含本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教师涉及演化形成问题的探讨，社会和文化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问题的探讨无法完全透过哲学、历史学和教育学来掌握，因而必须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和讨论。例如：学生本质的探讨需要人类学的分析，社会变迁的探讨需要社会学的协助，文化理想的探讨需要文化科学的考察，但是Winkler的反思教育学只从哲学、历史学和教育学的角度出发，进行教育理论的建构，缺乏这些跨学科问题的论述，因此显得美中不足。
第三，教育活动结构仍然有待说明。U. Sauerbrey在《讲授与习得：论教育科学概念的说明》一文中指出，迫切地需要对讲授和获得的方式与形式继续加以说明，以帮助我们了解教育活动的结构。它同时也显示出充满意义地去检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教育良好划分和理论的描述，经由讲授和获得程度的包含能够带来作用。由此延伸而出，显示出这些问题彼此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由Winkler和Sünkel所建立的教育理论，作为教育与第三因素（社会与文化）联结的获得或是社会化理论中非基因的部分能够被包含进来？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社会结构作为教育者或作为联结者，对于奠基在学生获得的活动上的作用机制能不能产生作用？Winkler坚持社会的结构会对教育产生影响，但是究竟如何产生影响，至今尚未得到说明，是否社会结构根本o法作为教育的活动？或是社会结构已经不再是教育的场所？因此将教育的场域加以结构化。这些有关教育科学对象的论辩，仍然有待大家经验地加以检视，并在经验的基础上持续地发展。
五、Winkler普通教育学的重要启示
1. 促进普通教育学成为核心学科
普通教育学就是教育哲学②，在中国教育哲学以往一直是师资培育课程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有些师资培育机构甚至将其列为必修，不仅接受职前教育的学生必须修习，就连在职进修的老师也不能例外，由此可见教育哲学的重要。但是，这种情况逐渐产生变化，许多师资培育机构已经不再将教育哲学列为必修，同时在设置教育研究机构时，也刻意地将教育哲学排除。教育哲学的处境为什么会如此呢？主要的原因是目前许多教育哲学的内容，使用的术语过于艰深，无法让大多数人理解；没有正视中国教育的问题，已经远离了教育实际问题的探讨。因此，无法发挥其解决教育问题，指引教师教育行动的功能 [9 ]。Winkler主张普通教育学的发展必须厘清教育与陶冶的概念，配合社会的变迁，紧密结合教育理论与实践，对教育实在进行科学的观察和分析，帮助我们了解教育实在的性质和内涵，以作为实施教育活动的参考。Winkler的观点有助于改善普通教育学术语艰深难懂、忽略教育实在和背离社会结构的缺失，使其重新成为一门核心学科，相当值得我们作为参考。
2. 给教师提供实施教学的方法
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偏重记忆背诵，采取灌输填鸭的教育方式，要求学生按部就班地进行学习，不允许学生对教师提出质疑，这种教育方式属于囤积式的教育，会阻碍学生反省批判能力的发展，使学生丧失其主体性，使学生成为被动的学习者，不能与教师进行沟通和对话，无法受到教师人格的感召，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 [10 ]。而Winkler的普通教育学主张教师在教学时，必须注意到学生、教师、社会和文化的因素，采用沟通互动的方式，兼顾讲授与习得来进行教学，以培养学生反思的态度和行动的能力。不仅打破教师独白式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反思的态度，使学生具有实践的能力，成为能够自律的个体，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这种观点可以作为教师实施教学活动的指引，改善传统教育哲学教学方法的缺失，促进学生批判能力的发展，提高学生学习的成效，相当值得我们借鉴。
3. 指引教育哲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后现代时期的特征主要包括：对理性的不信任、媒体社会的兴起、反本质主义与多元认同、资本主义和消费者社会的兴起、多元文化社会的兴起 [11 ]。许多国家在走向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也感染了所谓的后现代性格，呈现出反主体、颂扬歧异、走向多元、享受感官的特征，从而失去了中心的指导规范 [12 ]。因此，在后现代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教育问题，例如反教育学主张废除学校、教育政策的制定受到媒体的宰制、教育失去指导的规范等，都造成人类教育发展的危机。Winkler指出当前的教育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不仅盲目地信任既存的事物，而且将其作为未来的可能性，阻碍了学生的改变，将学生导向客观性发展。他认为后现代社会中的教育，必须将学生导向主体性，使其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4. 丰富教育哲学问题研究的方法
Winkler的“反思教育学”在原理上，对所有社会的和历史的真相是有用的，而且能够精确地衔接行动和意义，作为一种理论的建构，以诠释和组织活动。其探究的方法包括对现象、问题、文献、理论和人物的描述、分析、规划、沟通、建构、批判和经验的观察，不仅可以作为主体意识的反映，理性的疏远，或实在经验的折射，而且能够是一种无限制过程的重复和对自身存在反思的反思，采取新的观点研究教育哲学的问题，可以丰富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普通教育学在后现代社会中应该成为一种反思教育学，培养学生沟通、批判、反思和实践的能力，才能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找到自己的主体性，成为一个能够自律的个体，后现代社会中的教育问题，才能真正地得到解决。指出教育哲学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对于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5. 解决教育哲学领域重要的争议
Winkler在其“反思教育学”的著作中，致力于解决教育哲学领域重要的争议，例如教育概念的混淆、陶冶概念的演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反教育学的错误和教育哲学未来的课题，因此能够让教育哲学这个学科，紧密地与许多重要议题联结在一起，帮助教育主管单位和教育学术界解决问题，发挥针砭时弊、提供咨询和指引方向的功能，所以深受教育主管当局和教育学术界的重视，让教育哲学这个学科的核心地位得到认同，愿意编列更多经费，来促进教育哲学的发展，是以在欧洲地区教育哲学能够蓬勃地发展，各国大学教育哲学讲座盛行、系所林立，这对于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相当值得中国作为发展教育哲学学科的参考。
六、结 语
总而言之，Winkler的普通教育学是一种反思教育学，主张教师在进行教育活动时，必须注意到学生、教师、社会和文化的因素，采用沟通互动的方式，在教学历程中兼顾教师讲授与学生习得，以培养学生反思的观念和行动的能力。其普通教育学的思想渊源来自康德的批判教育学、洪堡的陶冶理论、黑格尔的辩证教育学、施莱尔马赫的教育理论、Dilthey的诠释教育学、Mollenhauer的批判教育学和Sünkel的批判教育学，主要内涵包括教育概念的厘清、陶冶概念的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教育学说的批判和普通教育学的课题。Winkler的普通教育学能够厘清教育概念的真正意义，分析陶冶概念的历史演变，阐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批判错误的教育学说，指出普通教育学的课题。但是也存在着教育观点否定儿童本性的价值、教育理论忽略跨学科的论述和教育活动结构仍然有待说明等问题。尽管如此，Winkler的观点依然可以作为中国建立教育理论和改善教育实际的参考，对于中国教育学术而言，具有促进普通教育学成为核心学科，提供教师作为实施教学的指引，指出教育哲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和丰富教育哲学问题研究的方法等重要的启示，相当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注 ：
① “反教育学”（Antipl？]dagogik）与“反思教育学”（Reflexive P？]dagogik）并不相同，“反教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主张儿童具有自我教育的能力，传统的教育会伤害儿童的本性，反对教育万能的承诺和教育学的建立。著名的代表人物有E. von Braunmuhl、H. Kupffer和H. Ostermeyer等人。而“反思教育学”则来自后现代争论的脉络，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采用描述、分析、规划、沟通、建构、批判和经验的观察等方法，对教育的活动进行反思，著名的人物有D. Lenzen和M. Winkler等人。
② 美国学者A. C. Brackett（1836―1911）将德国学者K. Rosenkranz（1805―1879）1848年所著的《教育学作为体系》（Die P？]dagogik als System）一书译成英文出版，而且还加上教育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这个副标题。因为这本书非常受欢迎，对美国的教育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教育哲学的名称逐渐确定下来，同时被许多国家沿用至今（詹栋梁.现代教育思潮[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38）。由于教育哲学这个学科来自Rosenkranz的《教育学作为体系》一书，而此书为德国的普通教育学著作。因此，“普通教育学”就是教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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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教育论文篇13
在现代远程高等教育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毕业论文是专业培养的重要环节，不论专科学员还是本科学员均不得免修。随着现代远程高等教育工作的快速发展，毕业论文环节的质量已成为学员综合素质的重要衡量标准。为提高学员的创新实践能力，基于现代远程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笔者对近年来现代远程高等教育毕业论文环节的基本过程与活动结果，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整合，围绕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基本思路，以期对毕业论文环节管理机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现代远程高等教育毕业论文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
1.管理者与学员对毕业论文环节的态度不够端正。态度是人们搞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只有端正态度，才能确保工作过程的落实与推进。从西部地区县级层面学习中心或教学点的毕业论文环节来看，主要表现在参与教学管理的管理者对毕业论文环节的认识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消极应付的现象。比如，个别教学点的教学管理者把毕业论文环节仅当做一种形式而已，没有从根本上对学员的毕业论文环节进行策划与设计，尤其是未能对专业毕业论文环节的理论知识、基本要求、完成过程、成绩评定、反思与评价等重要方面进行认真的理解与实施，因而，出现了答辩论文过程中的雷同现象、突击现象、后门现象、集体作弊现象等。此外，许多学员由于对毕业论文环节的认识不太明确，所持的态度就是半投入或不投入，对毕业论文的整体要求未能有效理解，在一种不正常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比如，毕业论文的“双胞胎”现象、网络和报刊原文的下载现象、多种文章的拼凑现象、“”现象等，都是近年来我们发现的现实问题。
2.指导教师与学员对论文的基本格式缺乏规范化的认识。由于参与者没有认真学习各专业的毕业论文环节指导手册，所以学员完成的毕业论文格式五花八门。(1)论文格式不规范。论文写作格式不规范是现代远程高等教育毕业论文中常有的现象。有些学生论文缺内容摘要、关键词和参考文献；有的则不知内容摘要、关键词及参考文献要写什么、怎样写；有的将注释与参考文献混为一谈。有的是学术论文格式，有的是发言稿格式，有的甚至没有格式。89％的学员毕业论文参考文献不符合期刊的基本要求，86％的学员根本就不知道参考文献的标志码，甚至有的边远地区的学员将1000多字的教学感想当做毕业论文提交等。(2)指导教师的要求不一致。由于指导教师来源比较复杂，并且没有接受过统一的毕业论文的指导与培训，所以许多教师都按照自己过去的思路和习惯要求学生。结果不但未能指导学员规范化地完成论文，反而影响了学员毕业论文答辩过程的顺利进行，以至于影响了学员的论文成绩。(3)答辩环节不统一。在答辩过程中，由于指导教师的不一致，有的学员只是宣读论文原文，有的只念大、小标题，有的随意发挥，有的抓不住重点，有的不懂得段落之间的层次关系等，所以，当答辩教师提出问题时，许多人瞠目结舌，支支吾吾，答非所问。以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管理本科专业2008级春季生为例，在毕业论文环节，因毕业论文格式不规范而影响论文成绩的约占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