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科技论文实用13篇

自动化科技论文篇1

在构建思路的指导下，从自动化专业入手，调研分析其对应的职业资格标准、相关企业任职核心能力，科学地分类与归纳出专业职业能力层阶递进，建立高职、应用型本科教育有效衔接的原则与方法，以此为出发点，构建自动化专业本专科分段培养的课程体系。其中电路分析与实践、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控制工程基础、PLC应用技术、运动控制系统和现代过程控制技术为核心课程。根据课程建设思想，我们将部分核心课程作为建设的重点，启动了包括《PLC应用技术》、《运动控制系统》、《现代过程控制技术》等课程在内的重点课程建设项目。具体做法如下:(1)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深入研讨教学内容的安排、教法的实施、例题及习题的选取［1］，协同制定核心课程的教学标准，协同编写符合自动化专业“本专科分段式”人才培养目标体系的系列教材。(2)建立了以西门子PLC系列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基于S7－Smart－200学习《PLC应用技术》、以西门子总线为基础学习《工业数据通信与控制网络》、基于西门子S7－300学习《运动控制系统》、基于西门子wincc学习《工业组态监控技术》、基于西门子S7－400学习《现代过程控制技术》。(3)明确自动化专业“转段选拔”的“阶段性”评估方法及考核方式，使考核工作更科学化、规范化。(4)协同探索运用灵活多样、注重实用性、富有个性化的教学手段，以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5)协同定期对课程体系设计进行评价验收。检查培养目标与教学目的、教学目的与教学内容方法、教学内容方法与教学效果是否统一［1－2］，对此做出评价判断，从而确定课程体系设计的合理程度，以及课程衔接过程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自动化科技论文篇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文化建设，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下进行的。因之，其既不能照搬别国科技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又必须遵循科技文化建设的内在发展规律。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科技文化建设的现代化，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为此，党在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对科技文化建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建设之路。与之同时，党在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现代化的征程中，伴随着探索中挫折与跨越的交替，也积累了一些弥足珍贵的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技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作为科技在其发展历程中所积淀而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1]44，科技文化反映的是人优化科技活动的意向，其具体包括科技的价值观、制度、行为和成果四个层面。关注科技文化、建设科技文化是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科技文化建设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理论体系，并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其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遵循和精神标识，从中不断汲取思想力量、获取方法指南，并自觉运用于科技文化建设。这“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早在1940年2月5日，在参加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3]6，号召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可以说，在科技文化建设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直是我们党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以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为例，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订的。1940年9月1日，李富春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学典礼上就强调，要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才，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迎接新中的诞生培养科学技术人才[4]372。据当年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员后来回忆，当时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时就已体会到，“一个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首先要学习的是做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专门人材，只限于学习有关的自然科学课程是把握不住方向的，而且也很难把实际工作做好” [5]453。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科技文化建设也由此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开幕词中指出，“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6]92。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对自然科学学习的认识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将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结合在了一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重新迈开了前进的步伐。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科技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科技和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科学论断。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7]346。可以说，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由此推动我国科技和文化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敏锐地观察到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在分析我国现实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的战略。1995年5月26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8]51。翌年5月27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社会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8]73。可见，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与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科技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发展。

进入21世纪，如何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成为党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顺应世界科技的发展变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代表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 [9]187，把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2012年11月8日，代表党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10]7。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推动了包括科技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2014年6月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特别强调，“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11]126，因此，要矢志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的创新发展。可以说，这一论述不仅拓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文化视角，而且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文化内涵，进一步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纵观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要确保科技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必须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科技文化建设，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科技文化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柱，不仅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及其奋斗目标所决定的，还因为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的前进方向相统一。因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科技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必须正确处理好科技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关系，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科技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二、与时俱进地探索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作为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是与中国社会的巨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中，随着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主导思想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的演变，不断推动着科技文化建设向前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建设之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将科技文化建设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是党对根据地科技工作者提出的中心任务。1941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在其发表的社论中就指出，“提倡自然科学正是发展抗日的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这个目的所必须的、所应有的步骤”，认为“也只有在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总目标之下来提倡自然科学，才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12]。以延安大学为例，其制订的办学方针之一即是“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 [4]385。在革命根据地特定历史条件下，党探索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这些最初尝试，不仅直接推动了革命战争的进程，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文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为政治服务的科技文化观基本延续了下来，它集中表现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成为党领导科技文化发展的时代最强音。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关于科学工作的各条规定，就是今后我国科学工作的总方针，即“要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和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13]16。据实而论，这一政策导向对巩固新生的政权和推动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一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新中国科技文化建设从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出发虽然是必要的，但以革命的思维和方式处理复杂的科技文化问题终非科技文化发展的正道。此后，随着“政治挂帅”的持续发酵，科技文化建设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政治化的泥潭，以致科技文化日趋成了极左政治的奴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党科技文化建设指导思想实现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而且把新中国科技文化建设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是时，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技文化的作用，强调“我们应当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13]806，积极倡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之路。这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迎来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春天。

及至20世纪90年代，在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基础上，代表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其不仅体现了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且实现了科技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从而把我国科技文化建设推向了时展的新高度。1996年2月9日，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落实党的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实现‘两个转变’造就越来越多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管理人员”[8]68，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科技文化环境。

随着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向前推进，在深化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上，又代表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科W发展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我国面向未来的重大发展战略。2006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增强全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9]194，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自主创新的伟大事业之中。可以说，这一论述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科技文化建设理论的概括和重申，又是基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而提出的新认识。

有道是：挑战无休止，应对也无止境。党的十以来，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2013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最大限度调动科技人才创新积极性，尊重科技人才创新自，大力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14]，对我国科技文化生态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给予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关注。这一科技文化观的阐发，不仅表明了我们党对科技文化自身特质的自觉，而且也展示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自信，有力地推动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从上述党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探索来看，伴随着其从革命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的转变，我们党不仅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了科技文化建设的目标，而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着科技文化建设的理论。正因如此，党对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探索，不仅提升了其对科技文化建设的认识高度，而且自觉将科技文化建设与自身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成功实现了党的领导与科技文化建设的统一。

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是科技文化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事业是由人民群众来完成的，因之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投身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其建设者的作用，从而凝聚起强大的科技文化建设力量。

科技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这是历史早已揭示的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科技文化建设中深刻认识到人才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延揽和优待科技人才。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最近边区中央局所颁布的施政纲领中规定了提倡科学知识与文化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这无疑对今后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将有更大的推进，将会招致更多的科学艺术人才来到边区，将更提高边区的以至全中国的科学艺术水准”[15]。事实也是如此。是时，上述党促进科技文化建设政策的实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边区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而且使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成为边区人民的共识，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的革命和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技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0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应该成为群众性的事业，应该把科学理论与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把专家的智慧与群众的智慧结合起来，把科学研究工作与群众的生产工作结合起来” [16]。在党看来，这是科学界应该努力的正确方向。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科技文化建设也由此被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8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从现在开始，全党和全民的主要注意力必须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来，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7]。是时，通过群众性科学技术运动的开展，广大人民群众在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后，参与科学技术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的群众性热潮。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推动科技文化建设的强大动力。1979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既要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专家的作用，也要大力开展广大职工参加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要鼓励和尊重职工群众提出的大大小小的合理化建议，对于有价值的建议要给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一切轻视甚至扼杀合理化建议的行为，应当受到批评以至必要的处分” [18]。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引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使得全社会尊重科学、热爱科学蔚然成风，营造出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科研环境。

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1992年，党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8]35。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础上，把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平，从而进一步调动了知识分子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进入21世纪，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2010年6月7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积极营造诚信、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鼓励自主探索，保护知识产权，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使一切创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20]752。2014年6月9日，代表党中央又进一步强调指出，要按照科技人才成长的规律改进科技人才的培养机制，“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完善好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11]128。这些尊重科研活动规律的论述，无疑为新时期建立起真正能激发创新的科技人才发展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仅最广泛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投身科技事业，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才的创造活力，提升了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从而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科技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党不仅仅认识到了科技文化建设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充分调动民众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科技文化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其要实现整体推进、协同发展，必须在全社会着力构建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通过全民参与的社会动员，建立起科技与文化密切结合的运行机制。

四、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科技文化作橐钥蒲Ъ际跷依据而生成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与科技的产生发展相伴而生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呈正向关联的发展态势。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向前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一方面促进了科技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对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以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为例，其便把科技文化建设作为促进边区科技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不仅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观在边区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宣传，而且科学技术普及在边区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有当事者后来回忆说，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和自然辩证法融为一体、‘亲如一家’，以至于当我们提到边区的科学技术时，就不能不谈到边区的自然辩证法；提到边区的自然辩证法，同样也就不能不谈到边区的科学技术”[21]118。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结合的如此紧密，是边区对敌斗争的需要与当时的科学研究产生互动的结果，其不仅仅是边区科技事业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边区科技和文化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所在。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其为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紧密结合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1962年6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确的技术政策和措施，既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和要求，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符合我国自然资源的情况和特点，合乎科学技术的规律，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22]，即科技文化建设要健康发展，必须将其与科技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注重科技文化建设所处的特定时代条件和社会基础。这是党在对历史与现实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较为深入和广泛的认识，其正确反映了科技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我国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结束后，拨乱反正首先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并由此推动了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快速、协调发展。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23]37。这是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展开的新起点，其为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作了思想准备。是时，在邓小平的主持领导下，我国的科技文化建设得到了空前发展，从而迎来了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春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引下，我国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紧密结合和汇流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99年6月15日，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8]（133-134）。这一关于科技及其文化发展关系的论述，充分认识到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紧密结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科技战略思想。

面对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建立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指引下，党对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必须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9]194。2011年5月27日，代表党中央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祝词中指出，“科技创新同文化创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带头大力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优良传统，坚持用创新文化激发创新精神、推动创新实践、激励创新事业” [24]。这些论述表明，党中央不仅把创新作为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目标，而且把创新有机融入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之中，突出了创新的主动性和由此带来的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以说，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是党领导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党领导下的科技及其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科技文化的发展是以科技的发展为前提的，加强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是我们党领导科技建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因此，实现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的有机结合，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性选择，其对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国家来说可谓尤其重要。

参考文献：

[1]杨怀中.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秋石.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J].求是，2009，（6）.

[3]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M]//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

[4]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

[5]任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C]//《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

[6].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9].坚持走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0].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2]提倡自然科学[N].解放日报，1941-06-12.

[13]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C]//胡维佳.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1949―1995）：上.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14]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C]//胡维佳.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1949―1995）：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15].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N].新华每日电讯，2013-03-05.

[16]《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N].解放日报，1941-6-10.

[17]《人民日报》社论.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人民科学工作[N].人民日报，1950-08-27.

[18]《人民日报》社论.向技术革命进军[N].人民日报，1958-06-03.

[19]《人民日报》社论.把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来[N].人民日报，1979-01-21.

[20].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1]马海平.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概况[C]//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

[22]《红旗》杂志社论.积极开展技术政策的科学研究和讨论[J].红旗，1962（11）.

[23]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自动化科技论文篇3

key words: sci-tech；humanities；engineering；integration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c∙斯诺明确地提出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以来，一方面，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两种文化”对立带来的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努力寻找“两种文化”融合的各种路径。但另一方面，“两种文化”的对立在现实中却更为加剧，这从国外近年来发生的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等可见一斑，现实似乎嘲弄着理论界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内在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能不能融合？如果能融合，应在什么样的场域中融合？本文拟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框架下，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通过对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内在原因的现象学反思，来探寻“两种文化”在工程这一场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1 “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关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对立的根源，c∙斯诺本人的描述及众多的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可以说众人皆知，无须赘述。笔者仅就现象学的一些思路来探讨“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早在c∙斯诺之前，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已深刻论述了现代科学的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危机：“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了。……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注重事实的人。……从人们对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普遍悲叹出发，从在这个方面归咎于科学的作用出发，产生出一些动机，这就是对一些科学的科学性进行严肃的非常必要的批判。”〔1〕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的科学性已由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所支配，这正是造成科学危机乃至于文化危机的根源。

笛卡儿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确立了主体的存在，同时也确立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存在，由此开创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近代认识论。在这种对象性的二元结构中，包含着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这两个分裂的方向。

沿着客观主义的方向，从伽利略起，现代科学开始了其将自然数学化的历程，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了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这样，现代科学以客观化的数学外衣遮蔽了其源发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其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3〕这种将自然数学化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相辅相成，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并逐步成为支配现代科学发展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

沿着主观主义的方向，从笛卡儿本人开始，经过贝克莱、修谟直至康德，都一直企图建立超越论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我，以及我的思维生活，乃是一切可能的思维成就的、一切有关客观性的意义和正当性的询问的原始基础。”〔4〕但是，胡塞尔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哥白尼式转向”，因为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观性，也没有深入研究把握这种主观性的方法，他认为唯有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克服笛卡儿以来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裂。

笛卡儿的二元论、修谟的怀疑论、康德的认识论等，由于预设了物理实体或物自体的存在，因而不可能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难题：人的主体、意识如何脱出它的表象的内在性达到外部世界中的超越对象呢？这条认识论的鸿沟是无法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跨越的。因此，胡塞尔的超越论首先指的就是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通过认识者反思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原始发生过程，把构造一切存在物的认识活动追溯到无预设前提的、自明的、活生生的直观体验之境域(horizon)，这种通过超越达到的“绝对主观性”已经不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主观性，也不是思辨构造的新产物，它是前科学的、前哲学的、非课题化的、奠基性的、主观相对的、显现于境域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它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达到。

胡塞尔并不是要反对现代科学，而是要现代科学重新植入它本身源发但又被它忘却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说：“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5〕胡塞尔从他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观点指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不仅忘却了生活世界的奠基，而且排除了它自身现实发生的境域，改变了传统科学对境域的依存性质，使自身成为绝对客观性的、与直观境域彻底无关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世界原本作为普全境域的生活世界转变成为客观自在的、无限的科学世界，成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对象化的客体。

在实证主义的观念里，科学世界不仅脱离了境域的束缚，而且反过来要主宰生活世界，成为生活世界的基础，使生活科学化。但是，这种去除了境域的客观世界是非人性的，它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由’的理念。”〔6〕同样，“对于胡塞尔来说，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它被理解为我作为先验的原-自我所具有的责任，这种原-自我是无法通过任何对象化来获取的。我对我的行为负有责任，而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可能性的把握。”〔7〕这种可能性是在境域之中的可能性，境域正是在人的行为中开启自身的，它无法与人的行为分离开来。因此，在去除了境域的客观化的对象世界里，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意味着放弃人的责任，丧失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人本身。人的共同体在其历史境域之中原促创(urstiftung) 的并积淀(sedimentierung)下来的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科学传统都将丧失意义。“现代的生存似乎已经分裂为在一个带有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组织中的无精神生活和在一个历史地和个人地成长起来的世界及其文化产物中的充实的此在。”〔8〕这正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

胡塞尔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批判并不是要滋长这种分裂情绪，相反，“胡塞尔的思维具有对这两个方面的亲和力并因此体现了对这‘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9〕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深刻的思想中寻找到“两种文化”融合的思路。

2 两种工程观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10〕提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概念指称的变换。关键在于工程具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相对独立的本质特性。但是，在流行的观点中，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而工程则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按照这种观点，既使把工程从技术中划分出来，工程的本质仍将遮蔽在技术阴影之中，工程哲学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技术哲学樊篱，仍然会把工程哲学当成某种“技术的工程哲学” 来建构。把工程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确实存在其词源学的依据。在英语中，工程“engineering”的词根为engine（机械）和inge-nious（有发明才能的），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拉丁语词根ingenerare，即“创造、智巧、聪明”的意思，其词根gen的意思为“生产、制造”；engine在古英语中又具有“to contrive”（设计出来、设计做到、发明造出）的含义。随着科学、技术在工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程不仅为技术而且是科学即engineering sciences，于是engineering在原‘活动过程或结果’上又增加了‘学科理论’含义。”〔11〕总之，学界大多数人十分自然地倾向于把“工程”界定为“把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规划、研制、加工、试验和创建人工系统的活动和结果”〔12〕，属于改造自然的实践范畴。

笔者十分赞成“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观点。但对许多人把工程本质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的观点不能苟同，我把这种工程观称之为：“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相应，笔者将依据发生现象学的思路，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尝试形成另一种工程观：“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

在科学技术哲学传统的视域中，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13〕工程实践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及经验的造物实践活动，首先也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前提，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这样理解的工程实践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人类通过它可以重新把二元分离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然而，“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极为复杂多变，其原义只与人的意志、伦理、道德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知识(episteme) 分为三类：实践的、制造的和理论的(praxis，poiesis，theoria) 。理论知识与认识(episteme) 相关；制造知识与技艺或技巧(techne) 相关；而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其目的是通过获得性的伦理能力导向明智行为，伦理能力只能通过生活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的个体经验才能获得，这种经验不同于感觉经验，也不能光靠语言来交流，而要靠人的具体参与和亲身体验才能获得。〔14〕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境域性的伦理行为。康德也在意志、伦理行为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反对将其扩大化。但如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一词扩大化为指称除理论思维之外的一切人类行为。

这种“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工程观在本质上显然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科学客观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工程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工程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在这种排除了人和人文文化的工程世界里，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把主客体重新统一起来，更不可能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

发生现象学是胡塞尔后期思想的主要形态，与其前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先天规则结构不同，它主要研究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时间过程。这种在时间中的构造是在境域中发生的，境域是人的知觉范围，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其有限性与知觉的现实性相关，而无限性与知觉的可能性相关；个别的境域显现着有限的事物，而境域构造具有超越自身的特征，通过不断的超越，最终达到普全的境域，构造出世界，即在境域中开启出世界。“所谓的世界就在现象学上被理解为普遍境域，也就是普全的指引联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所有意义指引的个别联系都共同归属于其中，而我们的行为就是由这种意义指引来引导的。”〔15〕可见，在发生现象学中，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把对工程本质的反思，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把工程理解为境域化造物行动而不是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理解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才能真正把握“我造物故我在”深刻含义，从而真正切近工程的本质，避免实证主义的工程观带来的危机。一切思想、文化和行为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历史地发生的，并在境域中彼此关联，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文化”在境域化造物行动中，也即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这正好体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对“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

3 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

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是获得学术界多数共识的主张，但是，怎么才能把它们融合起来？在什么场域中融合起来？学术界目前存在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其一，主张以科技文化为主体，在其中融入人文因素，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萨顿坚信科学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16〕；其二，主张以人文文化为主体，让科技回归人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文是万学之母，是一切学问的母亲，也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母亲。……我们要不断重申母体性，而且希望这些长得高大威猛的了儿子们要不断回归自己的母体。”〔17〕“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 的工具。……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18〕

虽然这些主张都不乏深刻之处，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深入批判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不超越近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那么，无论是在科技中注入人文，还是企图使科学回归人文，融合都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按照我们提出的“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工程观，在工程这一场域中，为什么存在“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可能性呢？

从胡塞尔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到，这种分裂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现代实证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要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关键就在于使客观科学重返生活世界，重建生活世界的科学。现代科学因其客观化、理想化的追求，具有了非境域化的特征，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必须重获境域化。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境域化的科学才具备与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在境域中源源发生的其它文化相融合的可能，这种融合唯有通过人的境域化行为才能实现。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行为”（akt）概念指称的不是现实的行动(actus) 、活动，而是意识行为，它可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认识的智性行为，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被构造出来的行为；而“非客体化行为”则意味着情感、评价、意愿等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活动，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并认为“客体化行为”是“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但后来，胡塞尔在他的伦理学中承认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19〕。不走出这种早期的意识哲学，胡塞尔是不可能超越这条鸿沟的。这也意味着仅在意识的、观念的层面不可能超越“两种文化”的对立。

在后期转向生活世界的发生现象学中，胡塞尔的“行为”概念扩展为不仅指称意识行为而且包括身体的行为、现实的物质行动，当然，这种扩展是以暗含的方式出现的。“由于旧科学(指传统科学--笔者) 束缚在境域上，因此它们与人的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如丈量术、治疗术等等。希腊人将立足于这种技艺上的知识、熟知称之为‘技术’(techne)”〔20〕这里，胡塞尔暗示着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同样存在对境域化技术的依赖。美国技术现象学家d∙伊德认为：胡塞尔“他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36) 发展了一种高度体现的、知觉现象学。他宣称，科学，特别是由数学化和理想化所驱动的科学，‘遗忘’了在文化和历史的生活世界中的人类身体与知觉的存在。在分析这一危机的过程中，胡塞尔采取了暗含的期待技术哲学可能作用的两个步骤。”〔21〕这两个步骤指的是胡塞尔以铭写技术和测量技术为例，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境域化技术行动在扩展生活世界境域及知识文化水平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分析”、梅洛∙庞蒂对身体行为结构的研究、d∙伊德对技术行为在人与世界境域关系中的居间调节作用的分析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境域化技术行为的研究。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他们对技术行为的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是对境域化造物工程行动的分析。

工程作为人在生活世界中构造出人工物的境域化物质性行动，它与人类基于主动性的其它创造行为一样，可称之为胡塞尔的“原促创”，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的共同体的行为。当一项工程完成或一个新工具被发明时，一个“原促创”便形成了，随着“原促创”的被动“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意味着原境域的改变，新境域的发生，人工物的建造与使用正是在境域中通过造物行动的“原促创”和使用过程的“习性化”，从而构造出新境域的发生过程。任何主动的“原促创”，都要以被动的“习性化”为前提，“正是主动和被动发生的现象学才系统地将所有构造发生统合为一个总体联系，并且它坚定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境域并因此而构造着世界。”〔22〕同样，工程也不仅仅是孤立地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而是要把人类历史上所“原促创”并通过“习性化”积淀下来的科学、技术、文化融合于境域之中，构造出人类生存的人工世界，科技与人文才能在工程中真正的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1〕〔2〕〔3〕〔4〕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m] ．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16，33，64，76，639．

〔5〕〔7〕〔8〕〔9〕〔20〕〔22〕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 ．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1，40，2，36．

〔6〕〔17〕〔18〕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6，278，3．

〔10〕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m]．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5

〔11〕杨盛标等．工程范畴演变考略[a]．工程•技术•哲学[m]．刘则渊主编．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37．

〔12〕于光远等．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106．

〔13〕王炳书．实践理性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59．

〔14〕g•希尔贝克等．西方哲学史[m]．童世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87．

〔15〕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m]．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56．

自动化科技论文篇4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自动化科技论文篇5

对于科技文化，《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不断开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提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移风易俗、抵制封建迷信”；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推进文化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些重要论述，强调了科技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意义。

本文力图阐明一个基本问题：对于人与社会的发展而言，科技文化本身就是第一文化。应该明确，“科技文化是第一二文化”的命题，与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有着密切联系，都是从“最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变革作用”的意义上谈论“第一”的排序。但是，仅仅从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得不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的结论的。对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同志曾多次指出，这是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新经验提出来的。这就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起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事情。通常认为：在奴隶社会中，劳动力(奴隶)是第一生产力，谁拥有的奴隶多，谁就最富有和最有权势；在封建社会中，劳动对象(土地)是第一生产力，谁拥有的土地多，谁就最富有和最有权势；在工业社会中，劳动工具(机器)是第一生产力；而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中，科技知识则是第一生产力。

本文对“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的论述，不仅要从“逻辑在先”、“时间在先”作出论述，而且要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作出论述；并且指出：科技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精神为科技文化的先进性提供着基本的保证。

一、文化概说

马克思主义把文化的实质与人的发展作统一的理解，认为文化的实质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全部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因此，广义的文化就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自觉维系的生存方式，即把握自己和对象的特定方式。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内而外依次展开，形成动态体系：精神信念、思想认知、价值取向、情感倾向、生活习俗、交往方式、技术手段、工具设施、物质对象、劳动成果。狭义的文化或纯文化就是人类的自觉意识，是人们在创造、积淀、传承和更新自己生存方式的过程中，所拥有的精神信仰、思维方式、观念体系及心理结构，包括信仰、理想、价值、人格、认识、技艺、情感等。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为了生存，不断地亲近自然、了解自然、适应自然、依赖自然、利用自然，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动地改造自然，使自然界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产生了在自然界中生存、生产、享受和发展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特殊方式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文化。这种文化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与此同时，人们在前进发展过程中，也必须与周围其他人以及个体自身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处理、融合和调整，进而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政治文化。所以，文化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人类世界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大文化主题。在三大文化主线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多和更直接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影响着人类的智力与情感；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复杂和微妙。

自动化科技论文篇6

一、自主创新的内涵

同志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几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1]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主创新能力较强。自主创新的实质是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核心技术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其成果一般体现为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品牌等[2]从广义上讲，基于本土科技知识进行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成果，都可视为自主创新的范畴。本文所探讨的科技自主创新案例主要聚焦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当代自主创新，即我国科学家在继承传统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利用传统的科学技术资源和方法，解决了现代科技问题，并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作出独特的原创贡献的案例。

二、我国科学家自主创新案例应用的可能性

案例教学以案例的收集为出发点。中国具有丰富的传统科技资源，几千年的科技传统形成了独特的体系、思想与方法，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世界科技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洋洋洒洒七大卷三十四分册，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整理研究挖掘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未全部出版完成，便是中国古代科技资源极其丰富深厚的一个明证。李约瑟对此感慨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明这是一个绝对的金矿。古代和中古时代的中国科学成就，一再表明足以使人眼花缭乱。”[3]面对这座“金矿”，一些当代中国科学家的自主创新已经有力地显示了传统科学在当代的巨大价值，这些资源至少通过以下两种类型为案例教学提供了可能。

1.传统科学思想方法解决现代科学问题的案例。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数学家吴文俊的自主创新工作。吴文俊在深刻领域与继承中国传统数学的基础上，融合西方数学和当代计算机技术，一举解决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问题，开启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和强烈时代气息的新的研究领域――数学机械化，并被广泛运用于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计算机图形学、工程设计等多个不同领域[4]，在国际上形成了自动推理与方程求解的“中国学派”[5]，为此，他在2000年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此外，还有翁文波提出的包括可攻度性方法和干支法等信息预测理论与方法在天灾预测中的运用，任振球特大自然灾害触发机理研究及预测，徐钦琦提出阴阳大年生物进化论[6]等，这些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已然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科学原创力，为《自然辩证法》课程提供了丰富案例。

2.利用传统科学史料研究现代科学问题的案例。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不甚枚举。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利用历史文献资料收集冰川进退、湖泊冻结、动植物分布等资料，采用数学方法加以分析，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对气候波动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这种气象学历史研究方法开创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中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天文学方面，席泽宗发表的《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在天象观测资料方面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越性，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使之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为超新星这一天文学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7]。近几十年来，利用中国古代的天象纪录研究超新星遗迹、地球自转的不均匀性、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等许多问题，也逐渐成为热门课题，如英、美、日、韩等国都有人在研究[8]。另外，在李四光、竺可桢的编制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势必在当前的地震科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科学家自主创新案例应用的教育意义

《自然辩证法》课程作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课程，除了使学生梳理正确的自然观、科技观、方法论之外，还应充分发挥其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科学与人文等方面的沟通作用，这是新版教材将“树立科学技术战略观和科学技术创新观”纳入教学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中国科学家在当代自主创新的案例教学，课程目标将以更具现实性和启发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可以把以上几方面的沟通作用较为集中地凸显出来，有利于体现《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文化功能、教育功能、科学功能、历史功能。同时，通过对“科技自主创新”的案例教学，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以小见大的效果，其意义颇为深远。

1.融合研究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教育。自2010年8月教育部出台《研究生思想政治课新课程试点工作方案》后，《自然辩证法》课程由原先理工类硕士生必修课调整为不分学科、专业均可学习的选修课，同时课时也有所调整。在新的课改方案下，课程面对的是人文类和理工类的研究生，根据该课程的本身特点和学生的培养目标，《自然辩证法》课程应搭建起科学与人文的桥梁，“通识”教育的内涵更加凸显。硕士研究生是高素质的人才，应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资源。我国科学家自主创新的案例涉及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古代及现代的科学思想，具有融合科学素养与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对培养全面发展的研究生具有重要意义。

2.引导研究生树立自主创新意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的课程，《自然辩证法》课程面对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关注中国背景下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自主创新问题，有助于使学生对科学技术的中国道路形成自觉思考，增强使命感和自觉性。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我国近些年的自然科学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获奖的科学家个人或科研团队，并透过他们解读当前科学发展的新特点和动向，学习他们在研究时的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不仅贴近研究生的科研实际，还可帮助他们树立科学技术战略观和科学技术创新观，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3.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吴文俊、竺可桢、席泽宗等老一辈科学家对传统科学的创新案例，不仅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仍具有巨大价值，还在国际科学界为中国科学赢得了尊重，对研究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为有源头活水来”，通过现实的科技创新案例，使学生认识到借鉴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决现代的科学问题，使他们重新认识我国的科技资源，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和使命感有很好的教育效果。在课程中，以案例为切入点带动整个教学，通过生动的讲解，再配合图片再现、视频观看、分组讨论等方式充实课堂，可以达到良好效果。中央电视台十套《大家》栏目推出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特别节目《荣耀中华》，便是一个很好的视频素材。

4.提高科研创新的方法论自觉。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新的时代需要我们认真发掘中国传统科学的资源。在分析案例后，要进行必要的方法论总结和提升，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论自觉。例如吴文俊案例的方法论在于突破西方中心论下的科学观，以历史主义恢复古代数学的规范，但同时又不拘于本土知识传统，而是在此基础上，以西方数学为观照，以当代科技发展为创造性转化的发酵剂，融会中西，贯穿古今，为中华科学的复兴开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通过案例的方法论解读，有利于学生树立起自主创新的意识和方法论自觉，在现实的研究工作中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思考，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又有利于在当代的科技中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形成文化自觉，保持开放的姿态，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提高适应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为文化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奠定良好的思想准备与基础。

四、注意问题

案例教学重在分析。案例教学绝不是一些典型案例的简单罗列，也不是简单地播放和观看录像。录像、图片、文字、讨论等可以帮助学生获得一定的启示，教师应进行必要的引导与深化。因此，案例教学应在案例的分析上下工夫，真正做到深入解读，而不流于形式，起到“解剖麻雀”的教学效果。例如在对吴文俊的案例进行分析时，必须围绕三点展开分析和讨论：一是在传统科学文化的教育内容上，应在与西方数学比较的前提下，讲清楚中国传统数算法化、机械化的特点与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问题；二是在自主创新方法论上，讲清楚吴文俊使用的历史主义原则对古代数学的研究、以西方数学作为优秀文化资源和以计算机技术作为创新转化手段的自觉性；三是在意义阐发上，讲清楚吴文俊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和当代启发。只有凸显这几点，案例教学在上述几方面的教育功能才能很好地体现，才能真正发挥案例教学举一反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M].人民出版社，2006：6.

[2]郭贵春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306.

[3]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李约瑟博士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文和演讲集（1944-1984）[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2.

[4]张维.不断创新的著名数学家――吴文俊[J].自然杂志，2007（4）.

[5]吴文达.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理论及方法[J].中国科学院院刊，1991（1）.

[6]李世.科技创新与中西文化互补之我见――六个典型实例的思考[J].中国工程科学，2005（4）.

[7]李正风.中国科学家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概念、特征与方法[J].南京社会科学，2012（4）.

自动化科技论文篇7

对知识进行有效管理、共享、开发和运用，是企业实现知识增值、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长炼科协从2006年开始，利用企业局域网，创建知识管理系统。2010年初，长炼科协进一步升级完善了该系统，在“知识库”上新建了“论坛精华库”，新增了“专家黄页”、“个性化主页”，收纳了长炼石化科技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13个知识库，建立了“长炼科技论坛”论文库等，逐步实现了企业科技知识的采集、检索、共享等功能。

长炼知识管理系统中的知识论坛，作为一个学术技术、经验交流和沟通的互动平台，科技人员既可以进行专业探讨，也可以跨专业交流，以发帖、回帖方式，实现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并探讨有关技术难题的解决方法。这种与优化生产、攻坚破难紧密相关的讨论，在企业生产经营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11年，论坛组织开展各类技术讨论418项，提出建议近100条，其中35条经专家讨论评审认为具有可行性，12项已经采用并实施完成。长炼科协还设立奖励制度，以评选“论坛之星”等方式鼓励员工参与。截至到目前，“长炼知识论坛”已有论坛学组24个，论坛版块9个，论坛会员2891人，累计主题24632个，累计参与59813人次。知识论坛已成为长炼科技人员共享资源、交流学习、创新创造、成长进步的重要平台，成为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重要智囊。

搭建产学研平台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产学研特色平台，是长炼科协近年来积极探索学术交流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一是发挥科技论坛的主阵地作用。“长炼科技论坛”首创于2005年，每两年举办一次，已经成功举办四届。论坛创造性地与“院士专家企业行”结合起来，围绕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展需求，邀请国内知名的院士、专家现场诊断、作适用性的前沿学术报告，为长岭地区的技术进步献计献策，先后有6800多人次参加论坛活动，收集论文近1100多篇，其中经专家评审，具有重大价值122篇。二是组织专业学组开展技术学术交流。与中科院开展了环氧丙烷项目研讨，与美国S-zorb技术创始人进行S-zorb装置优质高效平稳开工的探讨等学术交流活动。协同企业有关部门，支持各学组组织、参加一系列内外技术学术交流、技术研讨、技术攻关等活动，每年达200多场次。三是鼓励科技人员参与科技论文交流。每年组织科技人员总结科技创新成果、撰写论文，将实践经验提炼总结为理论成果，进行交流。仅2011年就组织撰写论文469篇，其中有106篇论文在全国、全省论文交流中获奖。四是通过学术交流，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发挥产学研平台作用。建立了与高等院校、研究院所、设计单位长期合作的产学研联盟，与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北京化工研究院、清华大学、石油大学、湖南大学、洛阳工程公司等二十多个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形成了从实验室研究、工程设计、工业应用开发全过程的科技创新链，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

“讲、比”激发活力

长炼科协坚持把“讲、比”活动作为组织广大科技人员推动企业科技进步、技术创新、技术改造的有效途径，作为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培养科技人才、推进自主创新、促进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执行的《“讲、比”活动实施办法》、《“讲、比”活动组织及奖励办法》，使得“讲”有依据，“比”有标准，“创”有收获。截至目前，长炼科协“讲、比”活动已连续举办24届，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讲、比”成为企业科技创新项目产生的重要方式之一。长炼科协以“讲、比”为平台，特别针对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性技术问题，组织项目申报，推动技术攻关。如2011年，“讲、比”滚动立项418项，内容涵盖了生产优化、节能减排、管理创新等内容。公司具有代表性的科技创新项目“RSDS-Ⅱ汽油选择性加氢”和“RSH液相循环加氢”，就是通过“讲、比”激发了科技创新活力，实现了技术突破。二是成就了一批优秀科技工作者。长炼科协的“讲、比”活动符合科技工作者投身企业生产建设、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要求，在活动中锻炼了人才，涌现出了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华，全国科技标兵刘建平，湖南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胡先念、沈刚，岳阳市青年科技奖获得者罗世贤、朱铁光、龙伟灿、刘郁东等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他们的模范行为成为激励企业科技工作者创新、贡献的精神动力。三是对企业节能创效作出贡献。近两年来，通过“讲、比”活动，集体立项成果600余项，收集科技工作者建议7000余条，“金点子”10多个。企业科技人员参与“讲、比”活动的比例达95%以上，累计创效10多亿元。

自动化科技论文篇8

中小型科技企业是一个多层次、开放的、动态的复杂系统，它的演化根源于其内部结构与外部力量的持续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并在各力量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一个非正式到正式、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以上特点使中小型科技企业恰符合自组织理论中对自组织系统的定义。

一、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开放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1971年，德国生物学家M・艾根提出了超循环理论。该理论中包含了较为完整的自组织机理，常被用于研究复杂系统演化的内部机制。它突出了超循环结构形式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超循环系统是通过循环关系联结多个自催化或自复制单元构成的复杂系统。1969由德国物理学家H・哈肯建立协同学理论，其对自组织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揭示了自组织的内在动力机制。超循环理论和协同学理论都是从微观层面上回答了系统自己走向有序结构的基本问题，下文正是运用这两个理论的观点来归结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的内生动力。

二、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内生动力分析

中小型科技企业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能够在远离平衡态（产生危机）时，通过系统内某个参量(内生变量）的变化，自行地由原来的无序混乱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的新状态(成长）。结合自组织理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生存、发展、壮大、变革的内生成长动力的分析如下。

1.初创期。超循环理论中定义的“催化循环”可看作自催化或复制单元,每个自催化或复制单元都具有双重催化功能:指导自身的复制,为下一步反应提供帮助。超循环就是由这样的自催化剂或自复制单元通过功能的循环藕合而联系起来的高级循环组织。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本身特征决定了这类企业的关键催化剂是核心技术。而初创期的首要任务是核心技术的培养或者提供创新产品与服务，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许可权。随着产品多样化和技术细分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小型科技企业要想在市场中取得竞争地位，必须拥有相对优势的技术。最初可选择利用外力，走技术合作或直接引进之路，企业内部要注重技术开发，创造宽松的环境，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加大研发资金的投入，加速核心技术的形成及向核心产品的转化的过程。

2.发展期。协同学认为自组织系统演化的动力来自系统内部的两种相互作用：竞争与协同。所谓协同就是系统中子系统相互协作的或同步的联合作用或集体行为。协同是系统整体性、相关性的内在表现，而外在表现，正是由于系统内部诸多子系统相互协同的结果。在中小型科技企业内部，协同表现在多个层面上。首先是部门间的协同，如生产部门需要根据销售部门的销售业绩来改善生产模式、研发新产品。其次是人员间的协同，每个员工无论职务高低，要各尽其能，彼此间良好合作，有强烈的团队意识。最后是物流、信息流的协同，构架适当的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以确保内部信息资源的共享，加快各部门的反应速度，最大限度降低实物存储量。

3.成熟期。协同学认为在子系统的合作行动过程中边界范围内会建立起某种广义的“场”即序参量。序参量往往是竞争过程中认可的一种观念、思想、范式，在系统演化过程中，它从无到有地变化，指示出新结构的形成。在复杂的系统中，所有子系统都受序参量的支配，系统整体演化的过程受序参量的主宰。在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进入成熟期后，企业文化这一要素逐渐被放大，从其他子系统和变量中脱颖而出，成为企业的序参量。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力，是中小型科技企业最主要的生产力，它强调通过微妙的文化渗透和企业精神的感染，形成一种无形的、理性的、韧性约束。企业文化是中小型科技企业继续发展的保障，使个人愿景和企业愿景，像从散射光变成激光那样，指向相同的方向，产生无限的威力，足以克服中小型科技企业进入成熟期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4.蜕变期。协同学认为系统分为众多的快变量和慢变量，慢变量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它们在系统演化过程中从始至终都起作用，系统走向有序，到达临界点附近时，将出现少数慢变量支配多数快变量的情形，这种慢变量役使或支配快变量的情形，将成为人们通过少数变量把握有序演化过程的重要工具。中小型科技企业历经发展，规模越来越庞大，经营的业务越来越复杂，原来对企业创新与发展起积极作用的核心能力逐步成为阻碍企业创新和发展的消极因素。此时系统内各部分的差异化达到最大，导致企业远离了平衡态，处于临界点附近，把握正确的慢变量将使中小型科技企业走向更高层的有序，这个慢变量就是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涵盖了多个方面：其中技术创新的关键是要走自主创新之路，要认清自身技术和信息优势，在优势领域加大研发，争取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以获得技术基础上的竞争垄断地位；知识创新的最终目标是使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为学习型组织，要牢牢把握知识的孵化、生产、管理和共享过程，扩大科技知识存量，提高科技知识的更新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经济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自动化科技论文篇9

一、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开放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1971年，德国生物学家M·艾根提出了超循环理论。该理论中包含了较为完整的自组织机理，常被用于研究复杂系统演化的内部机制。它突出了超循环结构形式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超循环系统是通过循环关系联结多个自催化或自复制单元构成的复杂系统。1969由德国物理学家H·哈肯建立协同学理论，其对自组织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揭示了自组织的内在动力机制。超循环理论和协同学理论都是从微观层面上回答了系统自己走向有序结构的基本问题，下文正是运用这两个理论的观点来归结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的内生动力。

二、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内生动力分析

1.初创期。超循环理论中定义的“催化循环”可看作自催化或复制单元，每个自催化或复制单元都具有双重催化功能:指导自身的复制，为下一步反应提供帮助。超循环就是由这样的自催化剂或自复制单元通过功能的循环藕合而联系起来的高级循环组织。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本身特征决定了这类企业的关键催化剂是核心技术。而初创期的首要任务是核心技术的培养或者提供创新产品与服务，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许可权。随着产品多样化和技术细分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小型科技企业要想在市场中取得竞争地位，必须拥有相对优势的技术。最初可选择利用外力，走技术合作或直接引进之路，企业内部要注重技术开发，创造宽松的环境，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加大研发资金的投入，加速核心技术的形成及向核心产品的转化的过程。转贴于

参考文献

自动化科技论文篇10

一、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首先，学校对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的教育重视关注度不够。长期以来强调专业教育，忽略了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的教育。强调了专业素养，忽视了综合素养。文科院系几乎不开设科技类课程，也不组织相关的活动，即使有科技类公选课，由于群体和环境意识的影响，文科大学生参与的意识也比较淡漠，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科技展览等实践活动也无法参与，这是造成其科学素质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科学课程教学内容陈旧，资源未能持续更新。目前，我国文科类高校自然科学教育内容明显过时，主要是以前的科学事实和现代的一些发明创造。例如，计算机、医学、数学、天文科学等前沿的动态更新的内容较少。学生掌握的科学知识局限于传统的旧知识，对新近的科学动态、科学成果只是出于好奇，零散浅层地从网络获知一点，呈现碎片化和浅层化特点，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再次，教师自身科学水平存在局限，师资力量有待提升。具体表现为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欠缺，科学意识和精神的薄弱。据调研，文科教师很少有主动意识去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对探索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知之较少，从而欠缺科技创新的能力和精神。究其根源，是传统教育观念重视专业，忽视学科的交叉融合所致。在新文科背景下，这一状况有望改善。最后，文科大学生虽具备一些科学基础，但缺乏参与科技活动的积极性。由于强调专业学习，削弱了自然科学的学习力度，文科生的科学认知主要停留在高中前的水平。且大多数文科生对待科学教育消极淡漠。除了学校重视度不够，主要在于学生兴趣不高，不会积极主动地提升自身的科学素质水平。由于基础较差，加之科学技术本身有一定难度，使学生出现畏难心理，兴趣日益减弱，导致步步跟不上，对各自然学科前沿知识领域的动态更新知之甚少。从调研情况看，文科大学生科学知识信息来源渠道单一，主要来源于网络、电视和图书，而课程教学、科技展览等实践活动占比很小。

二、基于STS理论的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培育策略

（一）构建基于STS理论的科学素质课程

1．基于STS理论开设兴趣选修课在高校开设STS课程可以改善文科生科学素质偏低、科技兴趣不足等情况。从自然科学每门学科中开设选一两门基础的有趣味的课程，课程内容针对社会现实中常见现象进行解析。涉及数据的跨学科科学课程“内容设计应结合科学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责任等科学素养维度，实现前沿科学数据教育价值的深入挖掘，保障科学数据课程的科学性与教育性”。［1］可以借鉴非照搬国外的做法，使文科大学生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理论和科技应用方法，了解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自觉抵制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思想的侵蚀。2．创新设计STS课程的实践情境STS理论十分强调实践的作用，实践活动不仅使得理论知识发挥作用，还能够锻炼学生动手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是文科生科学素质提升的重要环节。实践教学中，综合应用史料、事例、实物等多种材料和教具，采用多种方法，创设生动形象的情境，全面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促进其科学认知、创新思维、探究精神等素养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如可以线上线下结合，采用网络预习、实验实习、多媒体演示、分组讨论、互动交流、答疑解惑等多种方法。另外，以讲座形式开展教学，安排由教授和技术专家开设的有关自然科学技术的讨论课和讲座。开展各种科学实验，让学生弄清科学的奥秘。利用实物、模型、挂图、网络演示、计算机仿真、CAI课件等多种手段提高学习效果。3．构建探究式的“5E教学模式”“5E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建构主义为基础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它指出科学教学需要按顺序进行探究发掘，此过程包括参与（Engage）、探究（Explore）、解释（Explain）、迁移（Elaborate）和评价（Evaluate）五个环节。学生全程参与探究过程，体验科学家的工作方式，能正确解释科学现象，实现知识和能力的迁移，最终师生共同完成学习过程和结果的评价。在教学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帮助其建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将创新思维应用于实践操作，促进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开展研究探索，拓展思维，提升解决问题能力；突出认知、情感、意志、能力的综合功能，引导其进入更高的科学精神境界；通过综合分析和多元评价结合，提高文科大学生综合科学素质。在教学方法上，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开展自然科学和技术教学改革，采用小班、分组教学方式，提倡文科生的团队学习、团队协作和研究攻关，引导其主动学习、自主实践，全面推进文科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2］课堂努力为文科大学生提供一个自觉有意义的学习经历，培养他们学习、探索、动手的积极性，使学生能根据自身能力自主学习，养成良好的习惯。建立以“自主式的学习活动”“多层次的实践形式”“综合性的技能培训”和“多维化的评价方法”为特征的实践教学模式。4．建立STS教育网络学习平台信息时代衍生出的互联网作为科学信息传播的媒介，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性。现在5G网络发展迅猛，巨大的知识储备量突破了面对面传授知识的限制。高校STS课程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建立科普宣传网站，实现网络教学资源的共享。同时要考虑学生的学习心理，建立不同的学习板块，采用分层次的教学模式。［3］信息时代的熏陶使当代文科生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各类网络形式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轻而易举地借助网络来探索科学信息。此外，他们还可以合理利用休息时间，结合自身需要，寻找相关的科技类网站，去查找信息、自主探究问题。还可以借助QQ群、微信群、公众号等诸多网络平台互相交流探究、分享科学信息，加深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教师也可以在这些网络交流平台中推送科技信息，组织引导学生共同探讨交流相关问题。

（二）优化高校科学素质教育的环境

1．发挥科技社团的引领作用高校组织文科生开展科学社团活动，搭建社团科技活动的平台、开展科学普及宣传，科学实验活动，开展有关小制作、小发明、小论文等活动，营造科技文化氛围。例如，开设“数理爱好小组”“生命科学协会”“天文兴趣小组”等社团，通过科普讲座、知识竞赛、科学故事演讲或赛事活动策划的形式，激发文科生学习兴趣，鼓励积极全面参与。同时，学校应该在科技活动场所、活动经费以及实验设施上予以支持和保障。2．增设通晓易懂的科普读物高校应根据文科大学生的特征，提供获知最新科学知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渠道，增添适合文科生阅读的通俗易懂的科普书籍，在图书馆中设置专门的阅读区，为学生学习提供便利。此外，高校应以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恪守科学道德、弘扬科学精神为追求，以生动丰富的科普读物为媒介，推进校内外跨学科、跨领域的科普文化交流，提升文科生的科学素质。3．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技活动高等学校需要组织学生参观科技创新基地、科技展览馆和博物馆，走访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等，促进学生进一步地走进科学，深入社会，紧密关注社会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将科技创新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多角度多方面理解分析和研究科学现象。对文科生而言，需要减少科技创新的难度，增加科学认知的广度。这也是STS理论的实践应用。4．加强校园媒体的配合宣介高校主流媒体——校报、电视、广播、网络等本身就是科学文化的载体，学校要建立科学教育管理组织，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传播科技知识。例如，利用班会播放科技录像，利用校报刊登科技文章，广播台或公众号开设《科普天地》栏目，激发文科生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努力培养其科学精神，提高其科学素质。［4］

（三）提升高校文科教师的科学素质

文科教师知识体系的拓宽，完整人格的培养，多维思维的训练和科学精神的培育，在科学素质教育实践中日趋重要。文科教师科学素质的提升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第一，高校对文科教师进行系统的科学教育和培训，提供科学实验的机会，提高教师自身的科学水平；第二，加强文科教师与科技工作者的联系交流，邀请专业科技人员开设讲座，承担科技应用型和技能型方面的辅助教学；第三，文科教师应对传统的教育体系进行反思完善，用心学习国内外知名的教育理念，如施瓦布的探究式教学理论、研究性学习理论、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素质教育理论等等，使教学实施从部分转为整体，从重结果转为重过程，推进文科生科技教育的创新和发展。例如，在分析“赤壁之战”里的诸葛亮时，一般教师仅仅说他非常聪明，赞扬他有先见之明。具备科学素质的教师，却能继续分析他为何聪明，因为他熟知天文地理，懂得利用当时的天文风向等科学知识进行军事谋划。如此教育实现了“转知为智”，科学能使人变成神机妙算者，从而引发了文科生学习科学的兴趣。

（四）采用多元化有针对性的测评方式

首先，不仅要进行教学后的总结性评价，而且要强化教学前的诊断性评价和过程中的形成性评价。应综合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树立全面综合的动态评价观。以学生为中心，实现“以学评教”“以评促教”。考核方法以平时表现与考查成绩相结合，操作实践和理论考核相结合，基本技能和综合创新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次，立足多个主体，采取多元评价方式，如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小组评价等，力求科学素质评价的客观性；再次，根据文理科课程和具体科学课程的特点，设立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开发多元化课堂教学评价工具，据此不断调整教学策略。如相关科技活动的策划方案制定，科技现象的解析和描述等；最后，考核的内容注重全面性。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技能、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认知等方面，且尝试构建更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考核内容由实训记分、试题库测试、实习报告、科研报告和论文等组成，可根据不同专业设定比例，最后统计总成绩。

三、基于STS理论的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培育的重要意义

首先，有利于提升文科生的科学认知和应用能力。只有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才能对一些突发事件、全球公共事件作出正确的认知判断，更好地应对战胜危机。基于STS理论的创新性的教育方法和课程内容，对全面提高文科大学生的科学素质，培养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其次，有利于高校深化素质教育教学改革。STS理论作为新的教育理念，代表着教育领域，培养科技人才的创新思维模式，是一种新的价值观体系。以其作为切入点，结合文科生的科学素质欠缺的现状，提出创新性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教法，有助于引发教育界对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教育问题的重视，对加强和深化高校教育教学的研究，指导高校科学素质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有利于拓展思想教育的科学内涵，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增强他们自觉抵制不良社会思潮、鉴别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能力，是思想教育的任务和精神文明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郭庆，乔翠兰，伍远岳．科学素养的跨学科发展及其实现——美国费米实验室基于科学数据的课程开发之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20（9）：79-91．

［2］李舒恬．科技与教育同行：STS作为高校教学改革的方法论［J］．山西青年，2021（16）：12-14．

自动化科技论文篇11

文化与文明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社会现象，文明是文化中积极的、优秀的成果，因而也是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作为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社会现象，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是辩证统一的，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科技文化是生态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导引科技文化的发展方向，科技文化发展必须以生态文明为依归，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为首务。

一、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一个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的崛起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中国作为一个敢于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带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和自信，高举生态文明建设的旗帜，非常明确地将建设生态文明规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这是对当代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积极回应，是对我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规范，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次提升，表明我国对社会主义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中，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文明是文化创造的结果，没有先进的文化就创造不出高级的文明。显而易见，生态文明的崛起是建立在深刻的文化反思基础之上的，生态文明阶段必然要求有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从科学技术与文化形态的关系来看，人类的文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神话的信仰阶段、哲学反思的形而上学阶段和经验科学的实证阶段。在第一阶段，以神学为主，哲学属于神学，文化表现为一种神话形式；在第二阶段，以哲学为主，科学属于哲学。文化以一种哲学形式出现；在第三阶段，以科学技术为主，科学技术成为文化的主导形式，其他文化都以科学技术为范型。科技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高级形式，也是当代社会文化的主导形式。科技文化作为一种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积淀而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是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也是生态文明崛起的前提条件。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生态文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适应，呼唤科技文化在全社会的广泛弘扬。当今世界，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和不断加剧的生态危机，国内外都有“科学技术原罪论”的思潮。将当代生态环境的破坏归因于科学技术的应用。这当然是一种不全面的见解。因为，生态危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危机，是不合理的文化观念指导下的恶果。诚然，科技文化是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尽管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日益彰显，但不断增长的科技力量所担负的巨大责任也越来越突出。有学者指出：“科技的发展已经使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科技中的构成要素。科学并不能因此而成为意识形态和一切价值的标准。科学并不能独自完成真理，科技文化也不具有无限的‘合理性’。”因此，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研究科技文化，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科技文化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那么。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能否协调发展、如何协调发展？这无疑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实质及运行原则

（一）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可能性

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具有共同的本质规定。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都是人类对自身探索自然、进行社会实践和社会创造的意识和行为的归纳和描述。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相互联系、彼此制约，共同统一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并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作为一种比工业文明更先进、更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生成和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依赖于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也是保护生态环境、走出生态危机的重要手段。正如有学者所说：“在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两者之间面临一种两难境地，而走出这种两难境地的途径，科技进步或许是最富有希望带来根本性转机的一条道路。”因此，为了避免科学技术在工业文明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消除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负效应，人类必须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科学技术，按照生态学原理的要求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管理和应用。

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个系统工程中，科技文化的力量全面渗透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环节。支撑着生态文明的生成和发展。可以这样说，没有较高水平的科技文化的支撑，生态文明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切实解决科学技术的价值定位问题，正确规定科学技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交往实践日趋复杂，也使得科学技术活动后果的影响愈益深远。这种情况迫使人们不得不放弃盲目的科学技术乐观主义，深刻反思传统的科学技术文化观念，勇敢地担当起作为科学技术活动主体的历史责任，切实加强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

就其本质而言。科技文化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认识、运用及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物质的、精神的、行为的以及社会的文明生活。作为科学技术之精神本性的理论表现或理论形态，科技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笔者曾经撰文认为：“无论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或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兴起的科学理性和科学思想，还是后来发生的三次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科学理性和科学技术都成为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文化上的根源。它使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历史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今天，科技文化不仅自身在蓬勃发展，而且正日益广泛地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要建设生态文明。没有科技文化的发展和广泛弘扬是不可想象的。

（二）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质

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是辩证统一的，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实质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科技文化是生态文明的基础，渗透于生态文明的各个环节，支撑着生态文明的发展；生态文明规范和制衡科学技术的应用，导引着科技文化的发展方向，促使科技文化更好地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这种辩证统一正是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以科技文化为支撑。生态文明的提出旨在破解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科技文化发展的中轴，科技文化始终是人类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工具，科技文化的使命就是要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协调发展。因此，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就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

其次，科技文化发展以生态文明为依归。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客观上要求科技文化发展以生态文明为依归，把实现生态文明的目标作为自己最基本的价值追求，着力于合理化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努力建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科技文化，以促进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科技文化的发展和弘扬才能具有明确的方向，因而才能充分彰显其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最后，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可持续发展。科技文化建设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也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既是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共同主题，也是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共同的价值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机制中，对于促进科技文化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价值。

（三）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运行原则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人类生活的世界是由自然、社会和人三个部分构成的，坚持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性和谐发展。这正是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共同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类整体利益，将科技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着力于提升全人类的科技文化素质，建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彰显中国特色。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彰显科技文化的本土化特色和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彰显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至少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果必须由全体人民共享：二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允许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转嫁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

第三，促进双向互动。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又共同担负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使命，因而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必然体现为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必须以促进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双向互动来推动其协调发展。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要以弘扬科技文化为首要任务，以科技文化的发展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科技文化发展要以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为价值追求，以建设生态文明引领科技文化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科技文化必须与时俱进。今天，伴随着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社会活动，科学技术的威力日益强大，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成果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科技文化也无可置疑地占据了社会文化中的强势地位，成为现代文明的基本要素和社会文化的主导形式。但是，作为现代文化和文明基础的科技文化是否天然合理，即科技文化的“合理性”问题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思考。于是，建构科技文化自身的“合理性”，实现科技文化的生态化转向，也就成为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必然走向。

三、生态科技文化：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必然走向

所谓生态科技文化，一般有两种理解。即生态科技的文化和生态的科技文化。本文所理解的生态科技文化，是指基于生态科学技术发展，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为依归的科技文化。

所谓生态科学技术，或生态科技，“是相对传统科技而言的，它是一种建立在现代生物学基础上的，关注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以及全新的科技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式”。自从人类走进文明时代以来，科学技术就逐渐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既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福祉，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为了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人们开始进行反思，于是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科技应运而生。如今，生态科技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这种变化首先基于人类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有学者分析说：“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们曾经错误地把它当成了一座能够为人类服务的、取之不尽的天然宝库，人类利用先进的高新技术不断加大对大自然的索取，随着家园不断地被自己破坏，人类已经感到生存危机的彻骨之痛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当人类砍倒天然林中第一棵大树的时候，文明就宣告开始了；当人类砍倒最后一棵大树的时候，文明便宣告结束了。”这种认识上、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体现的正是科技文化的变化——从传统科技文化走向生态科技文化。

生态科技文化立足于系统整体观的科技文化思想、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技思维方式、主张保护自然和环境的科技价值观念、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成果评价标准，代表了未来科技文化发展的方向。生态文明社会的实现，要求人们用生态价值观来评价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应用。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从科学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的传统科技文化转向主张利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科技文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生态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展开。认识和把握生态科技文化，必须把生态文明与科技文化结合起来思考，加强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研究科技文化和从科技文化的视角研究生态文明的理论自觉。这是因为，生态问题本质上是文化问题，生态危机实际上是文化危机。今天，面对工业文明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及其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们必须摈弃传统的文化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引领科学技术朝着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向发展。建设生态科技文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战略目标的统领下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只有把发展绿色科学技术、建设生态科技文化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才能赢得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动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的明智选择，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必然。

其次，生态文明社会的实现离不开生态科技文化。文明是文化的核心和精髓，生态文明一定是建立在生态科技文化基础之上的文明形态。科学技术在不断演化，生成于科学技术活动的科技文化也在不断演化。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科技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科学技术必须生态化。而科学技术生态化必将催生科技文化的生态化，生态文明社会的实现必然离不开生态科技文化。生态科技文化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取向，必将有力促进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向，推动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从而实现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

最后，建设生态科技文化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了解和适应上，科学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与生态科技文化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既是衡量科学技术发展合理性的重要尺度，也为我们在新时代认识和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新的视角。因而为科技文化的生态化转向指明了方向。实现科学技术生态化，建立绿色科学技术体系，改造并发展传统产业，走出一条用生态科技产业发展经济之路，是生态科技文化的价值蕴涵，更是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所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要了解各种生态系统在自然界的分布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研究生态系统对人类干预所能承载的阈值，因而就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和科技文化的支撑作用。这种对落实科学发展观起支撑作用的科学技术，一定是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科学技术；这种对落实科学发展观起支撑作用的科技文化，也一定是立足于生态科学技术发展的生态科技文化。

注释：

①[德]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页。

②蒋学杰、刘辉：《科技文化的“合理性”及其界限——兼论科学创新中的计划主义》，《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22期。

③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④吕乃基等：《科技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自动化科技论文篇12

一、历史上注重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STS传播的文化基础

STS于20世纪中叶产生不是偶然的，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科技迅猛发展，并且日益渗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空前的提高和发展，科技成为人们讴歌和依赖的力量;另一方面，在经受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环境与生态危机之后，人们面对日益暴露出来的科技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开始对科学的价值、技术的作用产生了疑虑和困惑。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欧美学者所谓的“一种激进而出于理性的当代反科学现象”或“反科学的文化运动”［1］，让人们越来越关注现代科技可能带来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从而促使人们对科技的反思。

从上述STS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它首先发端于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因为近代以来是以科技发展为外在特征的西方工业文明主导的时代，科技已经渗透至西方社会生活的内核和基质;西方社会在深受科技恩惠的同时，也同样关注科技的负面效应。而作为近代东方第一个依靠科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日本，虽然近代科技发展起步较晚，但由于其自身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 (包括科学技术)的特点，所以科技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迅速加大和深入，成为日本社会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正是因为日本具有靠吸收外来科技发展本国国力的历史传统，因此，当科技的负面影响日益显露时，日本社会自然就产生出引入解决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论－STS[ CD2]的要求。

近代以前，日本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文化影响下发展的后进国家，虽然早在绳纹式文化时代就有了陶器、石器、纺织等原始的生产技术，却不曾拥有自己的科学。但是，日本人深深意识到，“岛国的命运使日本没有独创文化的能力，只能贪婪地吸取外来文化，经过取舍、选择，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文化”［2］。从古至今，“日本民族都在为和异种民族、异质文明的接触、同化而努力着”［3］，这一点也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

日本最早的技术革命，起源于农业技术的变革。但是，日本农业技术的变革主要不是依靠自身的缓慢积累，而是在先进的汉族大陆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发生的。公元前3世纪末，早已跨入铁器时代的汉民族，把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传入日本，使日本列岛上的居民得以跨越青铜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式文化直接进入铁器时代。公元6—9世纪，中国古典科学伴同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以前，属于汉学体系的中国古典科学在日本科学史上居统治地位达千年之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中国文明在日本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4］依靠输入外来文化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是贯穿在整个日本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16世纪开始，日本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在“锁国”的背景下，日本以荷兰为渠道来吸收西方科技文明，成为日本近代科学的胚胎－兰学兴起的契机。兰学家们通过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结成学术团体以及进入西方学者在日本开设的学校学习等方式，不仅掌握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而且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成为变革日本社会的一支积极的革命力量。明治维新后，以兰学家为代表的新知识阶层在国家的引导下，大规模地引进、发展近代科学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再次飞跃发展。

在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历程中，日本政府与国民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立国之本，它不仅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要求对之重新审视时，拥有融合外来文化悠久传统的日本社会具备了接受STS的文化基础。

二、 20世纪初期以来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STS传播的理论准备

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在此之前，已经有其他学科从不同角度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史和技术史; 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虽然STS与上述学科有着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科的研究为ST S研究作了理论准备。从20世纪初期开始，日本学者就已经从哲学角度来解释科学技术。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日本，其崭新的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研究科学技术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被称为“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唯物全书》(66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发行的。1935年，户坂润发表的《科学论》被认为代表了战前日本科学论研究的水平。由于他提出了科学是“历史的社会的客观存在”，“是知识在社会上被普及，在历史上被继承的事实本身”［5］等观点，为日本科学技术论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技术论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展开了关于技术定义的讨论，出现了相川春喜关于技术是劳动手段的体系的“体系说”和武谷三男关于技术是对客观规律的有意识的应用的手段的“手段说”。无论是“体系说”还是“手段说”，都只是局限在生产实践的狭隘领域里讨论问题。随着战后劳动手段的进步促成了社会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日本的技术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到技术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技术发展与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关系等方面。

从历史角度研究科学技术方面，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注重科学史研究，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41年4月，为了探究科学史的本来面目，以便针砭时弊－抵制带有国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通俗科学史宣传，一些进步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创立了日本科学史学会，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科学史、技术史研究的发展，并为保卫和发扬健康的科学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此外，自1945年日本深受原子弹危害后，日本学者就开始关注科学社会学，着重研究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日本出现了科学技术与自然之间、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空前丰富，另一方面一系列社会公共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科学技术的发展向何处去?围绕这一课题，日本学者开始拓展自己的视野，从自然、人类、社会的广阔背景中对技术作统一的考察，把研究领域推向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比如未来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等。由此可见，在STS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学者已经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为STS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由偏重“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STS传播的内在驱动

关于STS的学科内容，日本学者起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教育内容的STS”－STS 教育，另一部分是“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STS”－STS研究［6］，后来又加上了第三部分，即“作为管理领域的STS”－STS管理。日本学者很重视STS教育和STS研究，尤其重视STS教育。他们认为，STS教育是指把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成果，向广大市民( 包括科技和教育工作者)进行宣传和普及，使他们形成STS意识和相应的价值观，是具有自我意志决定力的一种运动［7］。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在初等、中等教育领域中，STS教育活动在科学教育(在日本指的是理科教育)和社会科学教育中比较明显。而对于日本来说，在STS传入之前，其理科教育经历了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为STS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迄今为止的100多年间，日本贯彻“教育立国”的方针，通过教育改革努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并在引进方向上进行过两个选择。一个是重视“科学”，即重视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西方科学的精神，以培养国民科学的自然观、科学的社会观;另一个选择是重视“技术”，即把自然科学只看做技术的手段，仅仅学习作为科学成果的技术，并以此作为引进的方向。在上述的两次选择中，日本曾一度选择了第一种引进方向，主要是因为当时福泽谕吉等有留学背景的启蒙运动家强烈主张在每个国民的意识中培植西欧式的科学的精神，对初期的明治政府产生强大的影响。

但随着对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并出于担心科学的精神、合理的思考会批判现行的体制，明治政府通过教育制度的变革，把“修身”(即传授国家主义道德科目)作为最重要的学科，缩短理科的教育时间，其内容由培养科学的精神、科学的自然观转向传授零散性的科学成果的片断，开始重视实用性的“技术”教育。对“技术”教育的偏重使日本教育重视效率，追求效率，讲究实用，而不善于注重知识的积累。二战后，受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指令，日本开始了彻底的教育改革，废除了国家对教育的统制，尊重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日本文部省强调，“培养科学精神，使合理主义、实证主义深入地渗透到国民的生活和心理意识中，更新国民的教养，提高其水平，打好建设新日本文化的基础”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实施新教育制度的同时，增加理科教育的授课时间，实现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回归。

STS作为一门跨世纪的新兴学科，对它的研究具有很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它提出了新的教育观，其显著特点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和整体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密切结合，其宗旨是培养具有科学技术素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型公民［8 ］。显然，STS教育观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而日本理科教育对“科学”教育的重视，一定程度上呼应了STS教育的要求，为更好地理解STS、传播STS打下了一定基础。

四、 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教育的重视－STS传播的现实需要

二战以后，迅速发展的科技提高和发展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各参战国也依靠科技来实现国家的复兴。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往往只看到科技的积极作用，因为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大到引起人们重视的程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了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就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了，即科技是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其中，环境污染就是代表性的事件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由局部性的污染扩大到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这也是STS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同许多国家一样，日本也开展了环境教育运动，由于环境教育所涉及到的许多环境问题与科技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教育为STS教育作了铺垫。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环境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害教育。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以污染为代表的公害问题也随之发生。到了60年代后半期，以水俣病事件、四日市废气事件、爱知糠油事件、富山痛痛病事件四大公害诉讼为标志，公民反对公害运动达到了高潮，促进了环境行政变革。在政府的规划下，日本学校教育中以公害问题为契机开始了最初的环境教育。70年代日本环境教育进入环境教育理念导入与实践的探索时期。1975年，在日本创立了全国中小学环境对策研究会，同年，以大学为中心，成立了环境教育研究会。在1977年的小学和初中、1978年的高中的教学大纲的修订中，对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资源和能源、尊重生命等与环境相关的教育内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城市、生活型公害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趋严峻，日本政府和国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进行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1993年开始文部省开展了努力推进学校、家庭、地区一体化的环境教育。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文部省陆续编辑出版了《环境教育指导资料》，标志着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基本理念已经确立。同时，日本大学的环境学科数量大大增加，基本覆盖了人与环境关系的各个领域。

由此可见，日本在STS传入之前，就进行了长期的、广泛的环境教育。通过这种环境教育，日本民众较之以前对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与STS所提倡的重视科学素养的教育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显然，在教育层面，日本的环境教育已经为STS做好了准备。

以上从日本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重视“科学”教育的理科教育、因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而兴起的环境教育着手，简单分析了STS在日本传播的有利文化背景。但是，STS毕竟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何与具有民族特征的日本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需要长期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永忠，孙红岩，刘丽萍，等. 后现代主义科技观探析［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7，13(3):5－8.

［2］中清元. 日本人与日本传统文化［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30.

［3］[HTRWM]永井享. 新日本论［M］. 三笠:三笠书房， 1937:275.[HTSS][ ZK)]

［4］汤因比，池田大作. 展望21世纪［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282－296.

［5］[HTRWM]户坂润. 科学论［M］. 东京:社会思想研究会，1954:10.[HTSS ]

自动化科技论文篇13

一直以来，学界对教育技术学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存有分歧，争论是许多教育技术学问题存在的常态。从功能上说争论有利于问题本质的外露，有利于学科基本理论的完善。但争论若是常态，很多问题甚至本质的问题就容易缺乏“定性”的共识，研究者之间缺乏通约，其研究囿于自说白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研究者处在不同的学科场域下造成研究思路的分化。进一步说，研究者之间缺乏共识的学科立场。适理的争论是一种有效的研究形式，教育技术学需要在一定共识和原则下理性地进行争论和研究。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内在的规定教育技术学的争论的原则性依据，是“观察、认识、阐明与该学科建构与发展相关的一系列前提性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因此，厘清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内涵，阐明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内在结构和本质属性就十分必要。

一、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解析

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对其一贯的看法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目前教育技术学存在两种学术理念派别，以现代媒体在教育中有效应用为研究兴趣的“媒体派”和致力于教育中实际问题解决下的学习过程和效果的优化研究的“学习派”，无论是“媒体派”还是“学习派”都不约而同地和教育密切联系在一起。可见，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探讨不能绕过不谈教育学领域有关学科立场的研究态度。

1.教育学的学科立场研究

教育学一直以来采用私有对象、问题、方法和规范等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说教育学的问题是唯一的属于教育学的范畴。受限于此，教育学不仅面临与交叉学科存在关系模糊不清的可能，因为“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不是一个学科的事，交叉学科的出现使同一研究对象处于多学科的焦点上”。还存在对自身学科独立性解释乏力的可能，“在知识融合时期，从问题、方法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对学科进行区分变得相当困难，学科范式的趋同成为一个显著特征”。为此，叶澜先生指出“教育学要突破对象、方法、起点、规范、体系等表层问题的局限，探寻深层问题，即教育学的立场、视野和价值问题。”教育学学科立场问题是明晰学科发展的相关前提性问题的支点，是“区分学科差异的重要指标”，是教育学学科的本质问题，它可以消除教育学与交叉学科就研究问题归属的纠缠，还可以成为知识融合时期教育学学科独立性问题探索的新思路。2005年在内蒙古师大召开的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学术年会曾专门就“教育学的学科立场”问题进行研讨，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阐释各自见地。金生铉教授认为“教育学无立场，无立场的教育学就是无立场地对涉及人间、人事和人心的价值问题进行思考，以求得价值真理。无立场的教育学就是在文化的立场或者说是在教育从各种文化中吸取思想资源建构新文化的过程”，有专家认为，“教育学的学科立场是由教育学者的立场决定的”，其体现的是立足教育学理论的框架，“以教育实践为思考问题的原点，形成强烈的自我意识”。从事教育学史研究的专家指出，教育学的学科立场曾有哲学立场，科学立场和问题立场等多种形态。

教育学领域关于学科立场问题的研究价值已经达成共识，对其进行研究的意识也颇为强烈，但专家之间没有形成统一的学科立场本质的认识。从教育学对学科立场的研究可以知道，学科立场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比如有效解决学科独立性的问题，文化语境和学者的立场可构成影响学科立场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强调的是，教育学内部存在学科立场认识的分歧，然而分歧并不表明教育学学科立场研究的不合理，相反它是源自不同研究视角的合理的分歧，反而能从各个角度深度的透析学科立场的本质。鉴于此，为了研究更具合理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分析角度。

2.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

教育技术学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特点是其本质的内在逻辑的反映，本研究从学科的内在逻辑出发分析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问题。按照学科内在的逻辑关系，教育技术学属于教育学类。就性质说，它不同于同类下的其他学科，其价值取向不在于“事理研究”，而在于“效用性研究”，“事理”主要以教育学原理直接作为自己的形而上学。教育技术学与教育学的这层内在关系令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探讨偏入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是教育学学科立场直接的移植的观点，事实上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也的确和教育学学科立场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认识忽略了教育技术学的内在规律，而过于强化教育技术学作为教育学形而下的事实。教育技术学首先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其次才是划归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教育技术学除了具有一般学科的共性特征之外，还有区别于同门类下的其他二级学科以及其他任何学科的独特性，这是教育技术学存在的价值。研究群体基于学科价值进行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活动也是有别于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的。

首先，教育技术学作为学科的存在。纵然教育技术学学科地位不高，“颠簸”在学科的“小道”上，它仍是一个学科具有一般学科的价值诉求。教育技术学会面临学科一般性问题的诘难，比如最根本的独立性问题，传统的对象，问题和方法的独立性研究思路己很难在信息化时代和知识互融时代“被沿袭”，学科立场可以成为教育技术学探索学科独立性的新思路。比如学科成长的问题，学科的发展和人的演变进化具有内在同构性，由低级走向高级，由简单趋向复杂，“没有反思的人是不值得活的”，反思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没有反思的学科是没有价值的，反思也成为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其实，学科立场的研究是学科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逐渐形成的，它具有“反思和建构的双重属性”。他的这种反思属性能够成为教育技术学就本学科成熟度和良构度的自我测度的重要立足点。因为学科之间的差异，对教育技术学学科而言，其他学科学科立场的就明显地不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其次，教育技术学作为二级学科的存在。教育技术学与教育学的关系是明显的，它以教育学作为形而上，教育问题作为研究假设。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很容易被设定为“二级”立场，缺乏自明的独立性，随教育学之“波”逐教育学学科立场之“流”。事实上并非如此，正如杜威的名著《心理学和社会实践》中提到的联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纽带学科，教育技术学就是这样的纽带学科，它是架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纽带”。教育技术学不同于教育学其他二级学科，它关注问题的实践性层次，直接与实践活动进行对话，由此产生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独特性也催生了学科立场的鲜明的实践观

念。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立场直面问题具有的直接实践性的价值倾向大大强于教育学学科立场的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认识以及“委婉”的干预观念。教育技术学内在的价值诉求与教育学学科立场有内在的差异，匹配这样的学科立场是对教育技术学独立性和独特性的质疑，无异作茧自缚。在探讨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问题时要摈弃肤浅的学科等级划分观念。

最后，教育技术学研究作为人的活动的存在。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是由教育技术学研究主体确立的，对其开展的研究活动本质上是教育技术学研究主体的认知活动。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承担着学科立场的解蔽之责，如果说学科的价值诉求是教育技术学的“势能”，研究主体的研究则是教育技术学前进的“动能”，教育技术学价值实现需要发生势能与动能的转化。此外，教育技术学研究群体具有两种知识构成，一种是固有的多学科知识背景的实然知识和教育技术学学科的桥梁性质和实践观念构成的应然知识，而且教育技术学研究主体自身的价值旨趣和情感将上面两种知识联系起来，知识结构的类型和比率都影响到教育技术学研究活动的性质，知识结构的独特也促成教育技术学研究群体具有独立的“研究人格”。从该层面说，教育技术学研究群体不仅与教育学研究群体还与其他任一学科研究群体不同，因此教育技术学研究者确立的学科立场就绝不会趋同于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的学科立场，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因研究群体的特殊表现出唯一性。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教育技术学是具有反思能力的学科，无论是从学科自身的透视还是二级学科的划分，教育技术学的价值诉求都是独特唯一的，其学科立场体现鲜明的学科诉求。其次，教育技术学人是从事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群体，教育技术学任何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群体的研究引起，群体特征的变化俨然成为学科发展变化的晴雨表。由此，我们可以明晰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必兼顾学科与研究主体，它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的时代诉求和研究主体的价值追求的融合，由研究主体确立的具有学科特性和主体认知特点的双重性，始终是进行与教育技术学有关研究活动的基本立足点。

二、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内在结构及属性分析

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构成基础是学科事实和研究主体，有时偏重学科的诉求，有时又以研究主体的取向为核心，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学科立场的研究是立足于统一的整体把握，从这个角度看，学科和研究主体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状态，它们中间存在教育技术学学科特殊性和教育技术学研究群体的个性元素交融的过渡地带，它是教育技术学体系个性成分的综合，包括教育技术学学科的直接实践性观，教育技术学学科的使命，以及研究群体个性化的研究和实践等，因而不同于其他学科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主体，个性成分反映整个教育技术学体系的唯一性。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形成的基础就是学科基础，研究主体和个性旨趣，它们构成了学科立场的内在规定性，对结构基础层面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分析是深及内里的从根源上揭示其本质属性的有效途径。

1.学科事实层面的分析

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问题的研究一定是围绕教育技术学这门学科展开，一旦越过教育技术学这根“学科红线”，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问题本身就成为“问题”，对其的研究也会失去价值。在此前提下，根据认知的深度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可分为两种状态，一般认知概念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和上升为一种社会关怀和价值情怀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不同认知程度的学科立场其解读的内容也不同。

第一，学科概念的知识论角度解读。“概念是思维的起点，有了概念才能形成判断，作出论证。一门学科若没有它的若干基本概念，这门学科就不能成立”，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概念就是教育技术学学科基本概念之网中的一个节点，它是教育技术学学科思维生长的起点，是一切判断和论证活动的基本立足点。学科的意识形态历经历史长河无数次“跌宕”被世人和时代所表征。在表征的过程中，一些没有时空属性的概念被“尘封于河底”成为历史的“淤泥”，继而经久弥坚形成历史用法，最终这些历史用法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语义场，为我们今天的理解提供了意义的基础，并决定我们的理解所能达到的界限。从知识论的知识证实角度看，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是某一特定时空下的特定认识状态，教育技术学学科以及学科概念体系的历史性用法正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这个知识信念得以证实的缘由，从这个层面来说，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受自于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历史性。

第二，学科与社会系统自组织性的价值情怀的表述。教育技术学学科是一系列教育技术学知识的体系。既然它是一个体系，我们就可以从系统的角度去审读教育技术学学科。追溯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教育技术学学科每次变革都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为目的，美国二战期间对视听教育的需求，我国社会转型对教育信息化的依赖。教育技术学学科与外在社会自发形成的大系统的自组织性赋予教育技术学学科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感，而教育技术学学科系统的这种时代感的结构和社会关怀的功能能够自发的保持稳定也得益于教育技术学学科永恒的价值情怀，始终以促进人类学习绩效和推动社会发展作为教育技术学学科的情感诉求。从学科客观维度上说，学科情感诉求凝结了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立场。但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的这种永恒情怀会因为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社会发展层次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具体表述内容。比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美国教育技术学的认识发生变化，教育技术定义频繁修订。我国上世纪姓“电”还是姓“教”之争也是教育技术学顺应社会发展的辩论。从历史来看，教育技术学学科情怀具体表述的差异造成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多元存在，可见，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没有固定的内容只有稳定的情感基调，基于历史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化特征之上的多元学科立场。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是在教育技术学学科基础上的社会关怀而且伴随社会的历史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特点的变化而自适应变化，是学科价值在文化意义上的科学表达。

2.研究主体层面的分析

与人类社会所有的活动一样，教育技术学的活动也是由研究主体发起，他们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认知核心，也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形成“场所”，并且经常性的和研究主体的学科思维和研究行为交织。不仅如此，就学科立场这个问题生成而言，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是教育技术学研究者对教育技术学的一系列的研究“可能”作价值选择的结果。

第一，研究主体对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概念的认知探险。研究主体并不是盛装知识的简单器皿，也不是一张有待挥毫泼墨的白纸，他们在进行教育技术学科立场的概念认知之前就已有了与其相匹配的一系列上位和下位的概念群，因为研究主体的生存气质和文化熏陶的差异，即使在已形成的相同概念中其内涵和外延的也表现的参差不齐。教育技术学研究主体的多学科背景使得概念的分歧容易产生，研究主体形成各自的认知范式，并在各自认知范式下逐步构建个性的图谱文化。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因研究主体图谱文化的多样而呈

现多元构成。以此，研究主体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形成的研究群体“合立场”即是学科立场在研究主体维度上表现出的大致的原生形态，为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构建提供原型。

第二，研究主体的情怀表述。研究主体对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研究自始至终就不是价值中立和文化无涉的，研究主体只对自己感兴趣的那部分问题进行思考，研究过程或多或少都会夹入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出于对教育技术学的热爱，研究主体在构建学科立场的过程中注入一定的情怀。研究主体立足社会形式对教育技术学的发展进行关怀，其中渗透研究主体的价值追求。然而，研究主体的情怀的表述容易受到研究主体“前解释”结构的影响，教育技术学研究主体的构成既有自然科学背景也有社会科学的门徒，体现的不仅是思维方式、研究逻辑和行为范式的不同，还有深一步的价值追求和社会情怀的差异，研究主体原有的文化层次，价值水平和情感韧度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构建的潜在阻力。

事实上，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是依托于研究主体的多个性意义上的“合立场”，融合多文化多层次多背景的研究主体的价值情怀而成。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依随研究主体的境变而变迁，只能在文化意义上获得的连贯性和科学解释性。

3.个性成分层面的分析

教育技术学研究活动是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展开的，并且这些理论之间的领域跨度较大，包括教学理论，哲学理论，学习理论，传播学理论等，甚至教育技术学的理论研究也是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作为形而上理论原型。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个性特点之一是广泛性，这种广泛性容易造成研究活动的“理论互助”和理论基础的“多元结合”，理论基础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源头活水”，它的不定性直接导致教育技术学研究取向的泛化，从而致使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涵盖领域的广泛和表现形式的多样。除此之外，人们在研究中往往只重视那些容易知觉和描述的“‘显性的’理论基础，而忽视那些‘缄默的’的理论基础，如教育民俗”。依照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关于“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关系的判断，即民俗是理论的“伟大施主”。文化民俗对遵循该文化民俗规则的地区的影响根深蒂固。其中有时间的先后，有空间的异同，教育技术学内部的价值分歧深深镌刻有各所在理论“部族”的文化倾向的差异，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自觉过程中必是要尊重这种自为文化的差异。所以，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立论正确的基础就是尊重和认可文化理论的多样和差异。

“桥梁学科”的纽带性质是教育技术学根本的个性特点，它以搭建教育技术学理论和实践之桥为旨趣。多年来，教育技术学的实践干预能力为学界内外所诟病。教育技术学研究者们在不断地摸索尝试如何将教育技术学理论更好的深入教育技术学实践的“主战场”。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中“肯定存在着一种中间环节的特殊认识形式，这种认识形式区别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它就是实践观念”。实践观念构成了教育技术学的独特拐点，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与教育技术学实践之间实现中间交互。刘美风教授认为“技术知识就是对实践观念的展开或具体化，是认识向实践转化的中间环节，是认识向实践转化的特殊认识形式。教育技术知识是连接有关对教育、教学认识的科学理论或经验与教育、教学实践的桥梁。”杨开城教授认为“反映性知识不能直接运用于实践，必须转化为技术性知识才能运用于实践……出路只有一条：发展新性质的教育理论。这种新性质的教育理论必须提供一套技术性知识体系以满足实践的要求。”教育技术学实践观念的交互和技术性知识的旨趣是教育技术学个性基因的时空序列，它们不断地与时俱进，以所处的时代为理论原型进行“时尚”钩沉，不断地为教育技术学“桥梁性”注入时代的主流观念。

依据前文给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结构基础的内在分析，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两个重要理论元素，学科事实和研究主体，它们存在的“个性”特点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之所以为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而不是其他立场根本的学理性依据。

教育技术学不论从其概念体系还是价值诉求和学科使命上说，其存在的意义都不在于学科实体的逻辑形式之中，而是在于它所依托的文化情境之中，包括纵向的时代变迁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民族差异等，离开相应的文化情境，学科价值诉求的科学性即被颠覆，学科立场的多元就会演变为混乱。而研究主体的立场随个体的差异而不同，人是文化中的人，不同的文化塑造差异的人性，不同的文化场域下教育技术学研究者使用不同的价值解读方式，文化积淀的差异是研究主体自为立场形成的根本缘由。综上对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内在分析，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学科自为的价值诉求和研究主体的价值追求以价值建构为目的与文化阐释目的相一致，其形成和实践活动中有相关文化的涉入并与相关价值发生关联，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合理性也体现在文化和价值中。于此，文化性构成了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本质属性，它是历史性，时代性和个性化总的概括。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形态，而是文化涉入和价值关联易变的产物，具有价值倾向和价值构建的特征。

三、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对学科建设的干预

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是教育技术学一切学科活动开展的基本立足点，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基础活动，也不例外的以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为开始点。此外，学科立场以学科为基础并反映学科的价值诉求，而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是一个学科彰显和寻求学科意志以及学科价值的“进行时”，顶礼“在路上”的旋律，二者都是对学科的价值尝试和探险，不过前者是机制层面上的思想引领，后者是措施层面的思想外化，这是学科立场和学科建设的深度交织。所以，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必定会影响的学科建设的开展。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内在文化性是其能够在“时间规则”下永葆适合的源机制，它能够“外圆”地“接纳”外界彪炳的合理诉求和“内方”的“坚持”自身的原则。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研究以科学的学科立场作为原则性起点是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本文从学科立场的文化性角度思考学科建设问题，重点提炼学科立场文化性对学科建设实践的有效干预的启示，也算是对学科立场文化性价值作的一个“实践考量”。

第一，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思想的文化性提升。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建设思想是开展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的“路线图”，建设思想是发展教育技术事业的重要构件，一旦被确定，其科学性进程就直接指向学科最终的命运。事实上，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建设思想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分散在学科建设问题上的一根支脉，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建设思想理应秉承学科立场内在逻辑。然而，现实的学科建设多是盯着成果，认同以易于产生研究成果为导向的建设思路，忽略教育技术学的可持续发展诉求，缺乏历史性和全球性的时空视野。为了达到教育技术学的使命和保证教育技术学使命完成的完整性，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的思想境界必须跃进，立足于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科学内蕴，跨越时代，文化，社会的认识鸿沟，文化性提升便是建设思路的科学性追求的科学之路。

第二，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成就的理性对待。一方面教育技术学发展势头强劲，成果丰硕，另一方面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被其他部门吞并，这种吞并不是经济的资金链断裂的破产保护，却真的是学术界的“破产保护”。针对当前研究效果被看好的普遍现象，我们提出质疑。首先，很多学者关注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取得的成就，也作了相关的研究和分析，这是学者们在自有的学科立场支配下的研究倾向，不排除人性的功利色彩助长学术泡沫的可能。其次，教育技术学是学科发展不断细化和教学手段不断丰富的产物，逻辑上说，教育技术理应是时代弄潮学科，然而取得的成就似乎实难匹配这样的身份。纵向看教育技术学较之于历史的教育技术学是进步的，可转向现实的横向比较，成就变为现在的问题。这是“历史用法”的感性，过去的成就很可能在今天被放大，今天的成就在明天也可能被放大。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本质体现为文化性，教育技术学的成就却不符合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过去式”意识，成就常常在“历史”的对岸。所以，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过去的成就，不放大，当然也不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