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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经典论文篇1
（一）自然规律的有限性
自然科学起源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在对自然规律的发掘总结中发展
起来的。然而规律是对现实的某个或某些有限部分的理解，自然规律认识对象是有限的，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且无论是归纳的方法还是演绎推理的逻辑所得到的的结论都是有限的，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各有其局限性，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方法也是有限的。因而马克斯?韦伯认为不能把规律作为科学唯一“根本的东西”。
（二）规律的价值性
对于精密的自然科学来说，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重要，而对历史现象的前提条件的认识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内容最空洞，所以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韦伯认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是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而是认识社会现实的工具；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如果不是在个别的关系中建立在个性的生活现实基础上是没有意义的。
（三）社会科学的易变性
韦伯把自立于认识生命现象的文化意义的那些学科称之为文化科学，文化科学是狭义上的社会科学。他认为文化科学认识关注的现实和具有文化意义的事件，无论如何间接都是受主观前提制约的，那些价值理念是主观的，文化问题的范围是经常变化的，用来观察和考察它的理论、方法也经常变化。而自然科学往往是对客观世界特别是自然事物的反映，尽管客观世界处在绝对运动中，某个或者某种自然事物的特征、特性、功能等因素是相对不变的，不受主观限制的。
因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有差异的，自然科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规律，只有合规律的才可能是科学上本质性的东西，自然科学的普遍概念反映的是对象的共性或可重复性；而社会科学的普遍概念反映的则是个性或不可重复性。社会科学当然也可以有共性概念，但社会科学的共同概念是价值的复合体。
二、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意味着从现实世界的无限中做选择，那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韦伯首先对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做了严格区分，重点说明不可能从经验知识中推论价值判断，正是这种区别才导致了客观性问题的出现。
（一）经验知识的有效性不能决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关于经验知识的特性，韦伯说道，“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前提条件的，受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种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在社会科学领域，经验知识归根到底都是依据那些唯一赋予它们认识价值的价值理念安排的，但不能因此说社会科学在经验上的有效性决定了社会科学认识的客观性。把经验的东西还原为规律被视为科学工作的理想目的的意义，对文化事件进行客观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二）经验知识的变动性不能决定社会科学的任务
尽管经验知识获得意义所根据的具体观点是不断变化的，价值关系的具体形态是变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的真正任务是追逐和构思新的观点和概念，相反社会科学应服务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概念、概念批判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是片面的。
通过研究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的关系，韦伯得到这样的结论：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经验材料总是与那些唯一使它们值得认识的价值观相联系，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适用的规律与经验知识的目标不同，社会科学的选择取向是文化价值或文化意义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经验知识、价值密切相关，经验知识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经验知识受价值前提条件的制约，不能根据其有效性来决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提供的既不是经验实在，也不是经验实在的模写，而是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对经验实在进行分析整理的概念和判断。
三、理想典型与价值判断
与自然科学的“规律” 概念相对应，他提出了作为社会科学工具的概念“理想典型”，理想典型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韦伯对社会科学客观性做了简单的论述后，关于如何做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指出这就需要使用“理想典型”这一工具。
（一）理想典型的含义
韦伯在书中是以抽象的经济理论为例，对理想典型进行了解释，理想典型不是假设但要为假设的形成指明方向；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要为描述提供清晰的表达手段。依据对韦伯理想典型的理解，笔者认为理想典型的内涵在于它是从经验给定的事实提取出设想的因素，综合成为一个自身无矛盾的理想画卷，抽象地描述和说明现象的理念，是用以系统地说明个体性、衡量和比较现实的纯逻辑的辅助手段。
（二）理想典型的功能、目的
理想典型在本质上是为了衡量和系统地说明个体性，理想典型是比较和衡量现实的概念手段，其功能在于借助它，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训练的想象力对理想判断作出判断。理想典型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认清楚意识到它是文化现象的特性。
要补充说明的是理想典型、类概念与集合概念三者是容易混淆的，但韦伯强调理想典型绝不是类概念或集合概念，他以统计学为例，认为类概念是对经验现象共同特征的简单概括，没有一个类概念自身具有理想典型的性质，历史联系越是在概念上得到塑造，概念、集合概念就越带有理想典型的特征。理想典型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是文化现象的特性。
（三）价值与理想典型
价值只有作为理想典型，才可能被赋予明确的意义。理想典型具有很高的体系性价值，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与价值判断的关系并非紧密相连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要先说一下作为实践意义上的理想典型，即模范典型。“这些理念不再是纯逻辑的辅助手段，不再是用来对现实进行比较性衡量的概念，而是对它作出评价性判断由以出发的理想，它不再涉及经验事实与价值发生关系的纯理论过程，所呈现的是个人的认识，而不是一个理想典型的概念形成。”因此，理想典型与模范典型是不能混同的，理想典型是某种对评价性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与其他任何完善都不相干。
综上，理想典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手段具有比较和衡量现实的功能，人们可以通过理想典型的建构，对社会历史的特殊事件或特殊现象进行理解和作出解释。对价值判断和理想典型的探讨，可以得知对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的终极要素所做的任何有思想的探索，都首先是与目的、手段密切相关的，我们所希求某种东西，要么是由于它自己的价值，要么是把它看做服务于最终希求东西的手段。
四、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
（一）韦伯的价值中立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客观性不同，因为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与价值相联系，但不能因而否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为了维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他提出“价值中立”的思想，他以经济学为例指出人们各自有其自身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即使是对同一社会现象的价值判断也是因人而异的。为了消除人们主观情感和价值偏见在社会研究中的不利作用，维护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韦伯强调要以价值中立的态度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祛除基于个人主观好恶的价值判断，从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做出科学判断。
（二）韦伯价值中立的继承与发展
韦伯所处时代社会科学仍处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社会科学研究充斥着政治、道德、宗教的影响。由于对这种情况的不满，他提出了价值中立思想，不过价值中立思想并非韦伯首创，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都有提出价值与科学的学说。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提出了可证实性原则，他们认为价值判断是一种没有真假意义的陈述，不可能得到理性的辩护和证明，主张将价值判断或价值知识逐出哲学领域；而新康德主义哲学则认为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一门价值科学，通过价值联系可以揭示和阐明社会历史领域中各种现象和事件的意义。在二者各执一词的背景之下，韦伯采取了折中的立场，既从逻辑实证主义那里继承了价值中立的思想，同时又从新康德主义那里采纳了价值联系的主张。
（三）价值中立与伪价值中立
社科经典论文篇2
一.学科经典的内在逻辑
蔡尚伟教授在《“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开头就指出:“新闻经典”的建构对新闻学科的意义重大,是关系到新闻学科能否与其他学科展开平等对话的关键性问题。这样的开篇的论证极具洞见,指出了讨论“新闻经典”时的一个前提:那就是“新闻经典”应该是新闻学科里的经典,新闻学科是“新闻经典”存在的语境和背景。
其实不仅仅是“新闻经典”需要在学科的范畴里展开讨论,任何经典都是存在于一定的语境的,都有其相对应的背景。具体到某一个学科的经典,则有某一个学科的经典成立的内在逻辑,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其符合该学科经典成立的内在逻辑。离开学科背景,经典就无从谈起。这样说来,几乎不存在跨学科的普遍有效的经典。
因此,厘清某一个学科的学科经典的内在生成逻辑,是讨论经典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经典的问题无法讨论清楚,即使是确定了某一个学科的经典,这些经典也无法给学科带来正面的意义,因为没有站在学科内部逻辑来讨论出来经典无法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学科本身。
上面讨论的结果认为,“新闻经典”必须符合新闻学科的经典产生逻辑。下面将从这个观点出发审视蔡尚伟教授的“新闻经典论”。
首先,作者对“新闻经典”的历时性考察是从“经典”一般的意义出发考察的。因此,过去学界使用“新闻经典”的概念等同于“优秀的新闻作品”,是最新闻作品品质高的习惯性称呼,并未从学科的高度出发考察,是模糊的概念。这样的“新闻经典”作品因未站在新闻学科的角度出发系统构建,不具有学科上的意义,也因此不会对新闻学科的地位和身份产生显著影响。正因为这样,建构“新闻经典”是新闻科学亟需解决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在新闻的经典的标准上面,作者认为除了经典所需具备的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性外,还包括新闻性。
这个标准的讨论的核心问题。
先说新闻性。讨论新闻性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闻性是否新闻作品成为“新闻经典”的必要标准?
如果站在“新闻经典”和其他学科经典的比较上看,新闻性是“新闻经典”独特标准,但是如果要问,新闻性是否新闻作品成为“新闻经典”的必要标准,我们认为,新闻性只是新闻的基本属性,不能作为评判“新闻经典”的标准。“新闻经典”是新闻学科领域里的经典,当我们进入新闻学科领域讨论新闻经典时,必然是对具有新闻性的作品展开讨论――如果新闻作品不包括新闻学著作的话――这样,新闻性就是和新闻学科一样隐退的背景,而不需要单独进行讨论。
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新闻性是“新闻经典”的基本属性,任何“新闻经典”必然具备新闻性,但因为新闻作品都具备新闻性,其不能成为评判新闻作品是否为“新闻经典”的标准。
“新闻经典”是否只是指新闻作品而不是新闻学著作呢?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事实上,新闻作品成为经典的可能性大于新闻学著作。新闻作品的内容与社会同构,新闻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有目共睹,从而更容易跨越学科藩篱,产生跨学科的影响力。因此“新闻经典”的最大可能是新闻经典作品。”iii
新闻学著作是对新闻作品及新闻运作规律的研究,新闻作品则是对客观事实报道产生的文本,要判断到底新闻作品还是新闻学著作是“新闻经典”,或者两者都是,关键是要看新闻学学科的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哪种文本上,实际上是,新闻作品以实际的文本内在地体现了新闻学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新闻学著作则是站在外部逻辑上,对新闻学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和描述。它们的对象和内容都不一样。比较而言,新闻作品是新闻学核心构成部分,更可能是新闻学的经典,而新闻学著作的经典则是有关新闻学规律揭示的优秀作品,是新闻学的次要组成部分。在文学里,四大名著作为文本,是小说文体创作的高峰作品,是文学经典,而研究四大名著的著述也有优秀作品,但一般不会认为是文学的经典,因为它们不符合文学经典的内在逻辑。
另一个问题是“新闻经典”的标准的问题。
文章中指出,“新闻经典”应该符合经典的基本要素,即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力。
正如上文讨论的结果那样,“新闻经典”是关于新闻学的经典,其标准应该是从新闻学的内在逻辑里寻找。举个形象的例子,学科发展如一条链条,经典是链子的各个节点,由于具有这些经典,各个链子单元从能连接在一起,形成链条。只要站在整根链条上,才能确定各个关节,因此,要确定经典,必须先寻找学科的发展脉络。这是评估经典的首要步骤,也是最核心的步骤。就如文学,之所有会有四大名著,那是因为在文学的河流中,四大名著是古典小说的最高水平,是古典小说链条上的“节点”,同样的原理,唐诗中许多作品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最高水平。
回到“新闻经典”,“新闻经典”的内在标准不在于新闻性或者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力,而在于其学科经典生成的内在逻辑,而要理清学科经典生成的内在逻辑,又必须确定学科发展的脉络。可以说,只有先厘清新闻学本身发展的脉络,才能确定新闻的经典,而根据这样的逻辑构建的“新闻经典”,能够清晰映射新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推动新闻学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尚伟教授在其论文《“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中讨论了新闻经典建构的重要性、问题、范围等诸多问题,本文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其“新闻经典论”
社科经典论文篇3
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要组织编译出版一大批马列主义著作。1942年,同志要求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研究,提出党内要有一批同志“学个唐三藏”,搞好这项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党所属的出版机构相继推出《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种、《列宁选集》18卷以及许多单行本。1953年,同志亲自批示成立中央编译局,开始大规模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很短时间内推出了《列宁全集》中文一版等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陆续推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中文二版和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力促进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的高度,作出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组织最强的力量,重新修订和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中央作出这样的决策部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支柱和强大思想武器。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是我们党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世界历史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必须编译好、学习好、研究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第二,这是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志曾经说过,老祖宗不能丢,老祖宗的书始终要认真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应该说,我们在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曾经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也要与时俱进,不可能一劳永逸。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我国过去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或多或少存在编译不够准确、阐释注解不够到位等问题,有必要重新进行校译和审核,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更好的版本。
第三,这是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紧密联系实际,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长期以来,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用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没有足够重视、深入阐发;对一些本来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附会、强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论断作了机械的、僵化的理解。重新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帮助人们做到“四个分清”,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在中央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上百名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编译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已经圆满完成。大家认为,新编译的文集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编选精当。文集精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二是译文准确。对以前一些版本中表达不当、表述不清、可能引起歧义或误解的语句进行了反复推敲修改,更好地体现了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三是体例新颖。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既全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又突出强调了重点篇目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四是注解翔实。文集增加了大量注释和题解,有助于读者系统理解原著内容。可以说,两部文集的编译体现了中央的要求,代表了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的最高水平。两部文集的出版,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不动摇,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同志们,我们党始终强调,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紧密联系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从事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不断推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第一,要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两部文集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建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阐明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的根本宗旨、基本原则、组织要求和奋斗目标,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为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广泛开展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党员干部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本领的大熔炉、大学校。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既是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要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化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重大意义和目标任务的认识,紧紧围绕“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总要求,深入研究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实践经验、现实途径,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为推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和理论支持。
第二,要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变动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他们理论中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才有强大生命力。要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好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明确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内涵,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坚持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引领时代潮流,积极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使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形式和话语体系上实现时代化,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要坚持立足于群众,满足大众需求、回应大众关切、解答大众困惑,把深邃的理论用平实质朴的语言讲清楚,把深刻的道理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说明白,让科学理论更好地走进人民大众、融入人们心灵。
第三,要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深刻领会这一理论体系坚持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坚持了工人阶级政党必须根植人民的政治立场,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本质特征;深刻领会这一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形成了独创性的理论观点,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同时,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紧紧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把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同研读著作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结合起来,同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结合起来,引导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第四,要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两部文集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不同领域深刻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形成了关于发展问题系统而丰富的思想。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要紧密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刻领会经典作家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深刻领会发展这个第一要义,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深刻领会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刻领会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个基本要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深刻领会统筹兼顾这个根本方法,坚持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全面推进、重点突破,认真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关系。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深入研究“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形势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深入研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如何更好地把握发展机遇、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使人们对科学发展观在认识上有新提高、思想上有新收获。要认真总结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功经验,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推动形成有利于学习研究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导向、舆论导向、用人导向和体制机制,推动形成科学发展的强大合力。
第五,要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和主要内容,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凝聚和统一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思想的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旗帜和灵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坚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立场,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彻底揭露和批判,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深刻分析,对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进行了深刻揭示。要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统领作用,进一步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教育引导党员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坚定性,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要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
同志们,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好使用好两部文集,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党委要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组织好两部文集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推广工作。要把两部文集作为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在干部培训和日常工作中认真组织学习。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带头学习,选读重要篇目,掌握基本观点,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党委(党组)中心组要结合两部文集有关内容,组织专题学习,对一些重点篇目要精研细读,深入讨论。高校、党校、行政学院、社科院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机构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组织广大理论工作者学习研究两部文集,引导理论工作者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
各级党委特别是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要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宣传作为其重要阶段性成果的两部文集,努力扩大两部文集的社会影响。要宣传介绍两部文集的重大意义、编译特点、基本内容、重要观点,提高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热情和效果。要大力宣传编译工作者严谨治学和忘我工作的精神,宣传社会各界学习、运用两部文集的生动事例,推动全社会关心、支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要把宣传两部文集与宣传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起来,把宣传两部文集与解答干部群众关心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全社会形成学习理论、注重实践的良好氛围。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做好两部文集编译成果的转化、运用工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研究,努力形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基本观点研究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格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要加快工作进度,在一系列与现实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上尽快推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帮助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要把两部文集的编译成果充分体现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中,推动这些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的过程,努力造就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
(2009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2009年12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社科经典论文篇4
1.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是中医药名家成才的共性规律之一
考诸古代医学文献，不难发现，习医而有所成者，大多重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 研究 ，换言之，重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的学习和研究，习医多有所成，此乃中医教育实践的 历史 对中医经典著作之于中医药人才成才作用的充分肯定与强调，揭示了中医药名家成才的共性规律之一。就新 中国 老一辈中医药学家的成长而言，情形也大致如此。笔者将山东中医学院周凤梧、张奇文、丛林主编，山东 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所录97家著名中医药学家对中医经典著作的态度进行了 分析 ，结果显示：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及背诵者共计87人，约占89.7％。
2．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完整把握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需要
有关研究显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同步演进”的关系［1］，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我国传统文化的 发展 出现了第一次高峰，中医学也相应地出现了发展的第一次高峰——《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相继问世。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从奠基走向了体系的形成，中医经典著作的问世同样宣告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理、法、方、药俱备的体系的形成。《黄帝内经》重在明理，《伤寒杂病论》重在立法、处方，《神农本草经》则为药物学专著。《黄帝内经》虽既有理，又有法；既有方（仅十三方，后世并不常用），也有药，但其方药甚简，故传统观点认为“《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的独特的理论体系”的观点，其名不副实是显而易见的［2］。经典著作中任何一部著作均不可能代表中医学理论的完整体系。反之，缺少其中任何一部著作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又是残缺不全的。诸书合一，方可窥中医学理论体系之全豹。正其如此，所以诸多著名中医药学者常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不是只学习其中的一部、两部或三部。“学好医学经典著作是学好中医的基础和关键。”［3］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习并非平等视之，而是有所倚重。如，“《内经》与《难经》是中医理论之渊源，不可不读。……我最推崇的是后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4］“四部经典著作是祖国医学的精华，其中首推仲景学说。”［5］
3.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学有根本”的需要
4.重视中医经典著作 学习 是避免过度诠释的需要
中医经典著作，一如其他 科技 作品，其作者的本义具有唯一性。但是，由于诠释者“对同样的文字之理解，又会受到文化水平、临床经验、阅历、判断力和想象力等种种因素的 影响 。因此，要还原到作者所需要用文字表达的实际情况，其准确性就比较差。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到已经作古的前辈名家面前，由他们通过实际病例讲解 总结 成文字的东西”［8］。正如《难经·十六难》所云：“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所以，历代医家结合自身的临床实践对中医经典著作所作的理解与阐发，一方面丰富、 发展 了中医经典著作所奠定的中医学 理论 体系。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误解、曲解、重塑经旨的“过度诠释”现象。“一个本文一旦成为某一文化的‘神圣’本文……无疑也会遭到‘过度’诠释。”［9］毋庸讳言，对中医经典著作的过度诠释有着悠久的 历史 ，且十分普遍。因此，前人（即便是名家）的诠释也不能代替后学亲炙中医经典著作。以 目前 的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 科学 》替代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习，更是捉襟见肘。正如徐荣斋先生所云：“《内经》理论蕴藏之富，真如一座宝山，经过古今学者的勘探和发掘，各有所得，足征‘矿源’是丰富的。如何继续发掘?如何扬长避短、取精去粗地古为今用?确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做去的实际工作。”［10］
5.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获取间接经验的需要
历代医学 文献 ，汗牛充栋，记载着前人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与智慧。是否善于获取这一间接经验对于中医药人的成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实为后学之“巨人的肩膀”。其中，《内经》等经典最为古奥，要求有较高的 中国 古代文化（包括古文）素养，攻克这一难关，具备研读中医经典著作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从嗣后的历代医学文献中获取间接知识，有关困难也就不复存在。
6.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专业思想培养的需要
中医经典著作创立了与西方医学迥然异趣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使中国一跃成为当时东方无可争议的医学中心，诸多记载甚至超越了同一时期以盖仑为代表的西方医学。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传统医学相继消亡的21世纪，中医学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神话般地延续着自身的发展。其独特的医学思想、医学 方法 及诊疗技术日益引起全球关注。就这一角度看，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对于激发当前的习医者，尤其是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药专业学生的专业自豪感与兴趣、巩固专业思想也有着相当的 教育 意义。
【 参考 文献】
1 李如辉.论中医文化学 研究 ［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2，26（2）：4.
2 印会河.中医基础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
3 戴 岐，靖玉仲，刘振芝.忆刘惠民老中医的学术特点.见：周凤梧，张奇文 ，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三辑）［m］.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15.
4 祝谌予.中医学术应当发展提高.见：周凤梧，张奇文，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m］.第2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 出版社，1984.261.
5 陈大启，孙志洁.仲景学说实践家——陈慎吾.见：周凤梧，张奇 文，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三辑）［m］.济南：山东科学技 术出版社，1985.278.
6 哈荔田.学无止境 锲而不舍.见：周凤梧，张奇文，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m］.第2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 社，1984.230.
社科经典论文篇5
“渭水穿南，旧截ū保山水俱阳，故称咸阳”。作为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从在当年秦始皇横扫六国时便赢得了“中国第一”的美誉。虽历经朝代更替，但咸阳一直是京畿重地，所以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自然，受其影响，咸阳的历史文化氛围十分浓厚。为弘扬中华文明，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建设精神家园，咸阳师范学院举办“咏颂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明”国学经典咏颂会、国学知识大赛、邀请专家做国学经典阅读报告等活动，师生一起共同演绎国学经典，推广国学。中文专业的师生更是首当其冲，取得佳绩，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 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国学根本上是教导“如何做人”。四书五经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即便是乡间不识字的“下里巴人”，也在自觉实践其中的道理。“仁爱”“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直到今天依然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国学经典中蕴涵的传统美德，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人格，提升素养。同时，华夏五千年灿烂文明，通过对国学的学习加深对祖国的热爱，培养和塑造出具有民族意识、经世致用的下一代。尊师重道，长幼有序的礼仪道德观念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发挥其重要作用，如果失去这些观念，就容易造成混乱的社会局面。梁启超曾说：“《论语》《孟子》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的道理名言，一部分已经形成全社会共同意识，只有了解它才不会产生偏差与隔阂，更好地适应社会[1]。人活着，要活得有价值，有格调，有意义，有尊严。当代中文专业的学生更是需要从国学经典中领悟自我，提升境界，从个人出发，关爱国家、关心社会，以己之力奉献创造。
2中文专业学习国学存在的问题
所谓中文系的立系之本就是中国悠久而伟大的传统文化，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像应用写作、对外汉语教学等科目对比古代汉语等传统科目要受欢迎得多。不可否认，为了更快融入社会，这样的应用型教学更受欢迎，但是他们实际上是有所缺失的中文人才。现代中文专业最缺乏的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不单单是诗词歌赋，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及其需要学习的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有其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的人文精神，中文专业作为这种人文精神的“亲传继承者”，更应该有其鲜明的特色，重点在于古典文学，辅以现代应用教学。可事实上两者经常本末倒置。
咸阳师范学院中文专业中的汉语言文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在中等学校进行教学和教学研究的教师、教学研究人员及其他教育工作者。中文专业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了解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和最新成就；懂得教育理论，掌握教学方法和规律。但事实上，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教育不足的情况，尤其汉语言专业与国学研究息息相关但分析其中文专业现状仍然有以下几点问题：
2.1 国学研究不深入
在大多数教学当中国学经典并不是必读科目。咸阳师范学院汉语言专业中除了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其余中文专业教学对于国学的探讨并不十分看重。但事实上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等学科同样需要国学经典作为辅助。
2.2 国学经典不普及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即使作为在小学就要求背诵的经典国学《三字经》其普及度依然不够广泛[2]。诚然，在高校教育中对于国学经典的要求更多，对于学习研究要求更精更专，但是仅仅自己钻研不做出普及仍然是不够的。
2.3 国学经典无用论
从就业角度来看，国学经典并不是必考项目，因而十分容易忽视甚至无视其重要性。虽然很多学生把国学经典当做课外拓展阅读，的确有所收获。但是没有相应的教师指导依然不够学生进行深入思考。
3解决对策
3.1 加深研究
针对咸阳师范学院汉语言专业中的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对应开展国学科目教学，将其作为单独的学科进行讲解。此外，除了必修课，还开设了一些国学选修课。鼓励教师针对国学经典阅读申报各种研究科题，此论文就是研究成果之一。通过以上举措，一方面对于学分制度的需要提供新项目，另一方面加强国学经典在中文专业的分量，从深入研究角度出发加强国学在汉语言专业中的影响。并为学生考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2 推广普及
为了让中文专业乃至全校师生重视国学经典，咸阳师范学院开展了多种普及活动。“咏颂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明”国学经典咏颂会就是典型范例。伴随着典雅悠扬的古乐，身着传统汉服的“古代儒生”走上舞台，集体咏诵《弟子规》；随后，学子们又登上T台表演“汉服秀”，还有柔美灵秀的古典舞蹈、劲健婉转的京剧表演、自在随意的书法表演、空灵动人的古筝与竹笛演奏、刚柔并济的太极表演等，依托现代表演元素传播古典传统文化，生动地阐释着博大精深的国学经典文化，将现代设备与古代表演创新结合，不再是枯燥无味的专家讲座，而是运用现代科技展现经典的魅力。科技处和文学与传播学院邀请“长江学者”李浩教授作了题为“经典阅读四题”的学术报告，讲授经典阅读的要义，对学生提出的经典阅读问题予以深入浅出的解答。一再鼓励大家，在人类知识日益碎片化阅读的乱象中，一定要静下心来潜学阅读，感受经典的魅力。国学不只是书本，还有各式各样的文化传统。如咸阳师范学院一样，借由其他方式进行，其收效会超出预计，带来更大的收获。
3.3 加强比重
落实到实际生活，学生时代的一切学习经历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了更好地工作。除了将来做教师需要坚实的国学功底外，现在已经有一些公司在面试时准备与国学相关联的题目以考验学生是否适合公司需要。例如对国学经典语句的解读，对国学故事作评论等。中文专业的学生在文字方面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于国学经典的解读如果没有提前准备很难做出正确的或者说公司需要的解答。因此从就业的多元化来讲，中文专业的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上也要加强经典阅读的比重。
4 结束语
国学经典是古人智慧的结晶，这些对于享受前人荫凉的当代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财富。中文专业的学生更应该明确其重要性，无论是学业要求还是自身追求，都应该对其有确切的认识做出相应的努力。推动国学经典的普及，让它在国内国际发光发热是一大目标，中文专业的学生们更需要挑起担子，敢于承担责任。相信随着国学经典教育的更加深入，不只是中文专业学生，更能让所有学生、祖国未来共同承担这一使命。
社科经典论文篇6
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依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历程，不仅与形形的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而且也对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彻底批判，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展示于世人面前。
（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承载马列主义真理内容。
真理的展示性、传承性与传播性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虽然马列主义的展示、传承与传播是多路径的，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其主要载体。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凝聚着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精神领域的艰辛探索和劳动付出，汇聚了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取得的丰硕科学成果。马列主义发展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考茨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杜林主义、“左”倾或右倾等错误思潮相互斗争的历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记载了马列主义的诞生、发展和成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矛盾关系，宣告“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把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置于客观的现实基础上，体现了真理的客观性、现实性、实践性以及真理发展的必然性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但是因为人类历史发展非直线型而是螺旋型趋势，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注定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将会出现各种如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预示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对此我们应保持头脑清醒，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充满坚定的信心。
（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体现马列主义真理属性。
马列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毋庸置疑，但马列主义并不是终极的真理，而是随着时代特别是实践的需要而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主要由其经典著作来承载，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也主要由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来体现。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提供现成答案的绝对真理，而是一切要以时空为转移，把其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与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并加以丰富和发展。恩格斯指出：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深刻揭示了马列主义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也强调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的必然性和紧迫性。马列主义著作蕴涵的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要求人们必须高度重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全面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指导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要求人们不能拘泥于马列主义的条条框框，不能搞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而是始终要坚持和发扬实践主义精神，在实践中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蕴涵马列主义真理信仰。
信仰是指在缺乏充分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对它给予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态势。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不主张把他们所创立的理论称之为信仰，也不喜欢别人把他们所创立的理论称之为信仰，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要把所创立的理论区别于信仰，因为他们所创立的理论不是要求人们盲目地信从，所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仰。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传播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逐渐把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向工人广泛传播。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了工人政党对待信仰的态度，提出“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的异质性，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像以往的信仰一样披着宗教的外衣或打着宗教的幌子，而应该立足现实性与关注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列宁在给波·尼·克尼波维奇的信中说： “我非常满意地读完了你的书，我很高兴地看到您着手写了一部严肃的著作。通过这部著作，想必完全可以检验、加深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信念。” 俄国十月革命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逐步从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曾说：“在1920 年，我开始被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影响所指导。……在我的脑海里，有三本书印象特别深，帮我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刻儿枯朴的《社会主义史》。” 邓小平则强调：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在访问古巴期间同卡斯特罗会谈时，针对西方国家扬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将在全球消失的谬论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要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应在全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二、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实践价值
回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马列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深广影响是任何理论、学说和思想所无法比拟的。巴黎公社的伟大壮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表明了马列主义伟大的实践价值。
（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任何时候只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能够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列宁正是熟读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经典著作，创造性地走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也能在帝国主义发展薄弱环节取得胜利”的道路。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 世纪90 年生解体和演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与时代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甚至一些主要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列主义，推崇西方的价值观。历史上的“左”倾、右倾主义路线给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带来的危害，也足以说明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经典的真理性，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等背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必然会导致失败。
（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击破各种社会思潮的锐利武器。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多样化、利益多元化、意识多元化、信息网络化趋势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的今天，各种意识形态交错激荡，各种舆论粉墨登场，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如果缺乏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就很容易为这些歪论所迷惑，误入思想的迷途。在国际上，面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西方国家为遏制我国发展，大张旗鼓地抛出了“中国”；面对我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西方思想家又开始鼓吹“中国崩溃论”。在“中国”、“中国崩溃论”破产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抛出了所谓的“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贫富问题等承担国际义务，但所承担的义务远远超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应尽的国际义务。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速的当今时代，涌现的各种思潮会更多，明确和践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实践价值，就能抵挡住各种思潮的侵蚀。
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统一
（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统一，决定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不是自我加冕的，它具有理论发展的严密逻辑性与严谨论证性。马列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是不断汲取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它承袭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精华，体现了马列主义与人类文明的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王明“左”倾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是惨痛的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程也表明，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马列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则国强民富、勃勃发展，反之则国力衰弱、民族纷争不断。解体前的苏联曾经是世界超级大国，与美国平坐平起，解体后国力大大削弱。毋庸置疑，导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颠覆的原因诸多，但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则是最深层次的原因。为此，中国共产党员要“联系国际国内的形势和矛盾斗争，有的放矢地选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以更好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统一，决定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民族性。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探索人类解放道路、实现人类全面自由充分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心血结晶，是人类思想库中的瑰宝。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因其成长经历、教育背景、语言运用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他们无法也不可能单靠自身力量，完成全世界范围内向无产阶级乃至更多的人传播马列主义的重任。只有既精通马列主义，又精通本民族文化特点、表达方式和利益诉求的马列主义者，才能担当此重任。世界民族因经济基础、地域限制、心理根基、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的不同和差异，决定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统一于民族性而没有固定的模式。例如，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列主义精髓，善于利用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谚语、歇后语、典故等，把让中国人民感觉深奥、晦涩、难懂的马列主义真理表述得栩栩如生、有声有色；邓小平继承、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振兴与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各民族坚持马列主义、探索本民族发展道路树立了光辉榜样，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87； 2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742 - 7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5： 317.
[苏]克鲁普斯卡娅.哲夫译， 论列宁. 人民出版社，1960： 182.
社科经典论文篇7
1典范的概念及其变迁
典范，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层面，广义指科学社群（ScienceCommunity）里的成员共同享有的信念、价值、世界观、宇宙观等全貌；狭义则是指科学工作者从事研究时，所采信的主要范例，如公式、公理公设等，都可以作为解谜的工具。在科学典范的革命过程，库恩提出所谓常态科学（NormalScience）和非常态科学（ExtraordinaryScience）概念，来阐释科学典范的转变过程。其认为任何一个科学社群在典范的导引之下，能建构出一个常态科学。而任何一个常态科学也无法解答每一个科学社群所关心的问题或谜题，此时就面临异常现象，当常态科学所无法解谜的异常现象愈多，意味着出现典范混沌的现象，即库恩所说非常态科学出现的时机。假如典范无法解的谜愈来愈多，则混沌现象将会恶化甚至产生危机，终至发生典范革命，这时新的典范将取代旧有的典范，否则此科学社群无法继续进步。根据库恩的说法，必须彻底抛弃旧有典范，否则无法解释旧典范所无法解答的谜。科学典范是如何转折或演变的呢？库恩提出科学的革命观，认为科学的进步并非如过去一般人所想象的渐进或累积，相反的，他认为科学革命才是科学发展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而革命的历程，就是一个典范全然、取代旧典范的过程。瑞哲（Ritzer，1975）具体指出典范在科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认为一个典范就是某一个科学领域对它所要研究的主题的核心所在，用来界定这个学科该研究什么？该问什么问题？该怎么问？该如何解释找到的答案？所以说典范是各学界中最具根本的、广泛的共识，它界定了各学界的理论、方法、研究工具和范例，甚至学术结构和学术信仰。
2大众传播理论与信息科技典范移转
认知的兴趣是决定典范谁属的重要基准。Burrel&Morgan（1979）则逐一整理诸多社会学理论和各个不同派别，提出社会本质和社会科学本质的架构，结构社会学派的四个类型是激进的人文主义、激进的结构主义（RadicalStructuralism）、解释性研究及功能主义等四个理论典范。Rosengren（1983）认为有关传播学界典范的争议问题，可从知识性的争议、政治上的争议、国际性的争议等三方面区分。而有关传播典范的争议，1985年全球传播年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即以终结争论，以典范的对话为主题，邀知名传播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评论。大众传播理论典范的发展，迩来即有不同分类方法，有按各种理论出现早晚区分；有依拉斯威尔(Lasswell)所创见的传播模式中单元区分；有依美国学派或欧陆学派区分，但不论何种区分均无法掌握大众传播理论发展的轨迹；其建议以掌握主导传播研究的理论起源、传承、发展、及转折的整个脉络。故以典范作为思考架构，参酌大众传播理论的源起及重要转折，作为主要分界。Severin&Tankard则以主流的传播效果研究作为大众传播理论发展的分水岭，将传播效果分为媒介效果万能论、媒介效果有限论、中度效果模式、大效果模式。而对于大众传播理论典范移转和新科技发展间的关系，McLuhan曾提出四阶段论，将人类传播历史分为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与电子传播。McLaughin&Antonoff（1986）则将信息传播事业按照服务性和产品内容探讨传播科技的转变对整个传播生态的影响。述学者论点，传播理论的典范移转与信息科技典范发展息息相关，而新的信息科技正改变着传统传播方式。
3网络传播的产生及影响
3.1网络传播中新传播方式的产生
传播科技的快速发展，驱使研究者建构一个超越特定媒体或科技的传播理论。社会学家曾针对为何新媒介较历史上任何早期社会的传播过程都有效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整理出新传播方式的四个因素：一是表达性；二是记录永久性；三是迅速性；四是分布性。新的大众媒介由于其在社会中广泛被接受与使用，使得这些媒介不仅影响社会互动也影响个人心理观念的形成。传播科技发展的结果之一是，人们不再认为电视是一个统一或磐石般的体系，传送着同质的讯息给受众。这种科技发展的结果对以往假定媒体具有单一效果或统一信息的传播理论有所冲击。McQuail（2000）认为信息与传播技术最根本的发展方向可能是数字化；透过数字化的过程，所有的文本能够缩减成二进制编码，并且可以采用同样生产、分配与储存的过程。这对媒介机构所造成的潜在影响最广泛，并为人们所注意的就是所有既存媒介在组织、分配、接收与管理形式上的整合。网路传播所探讨的主体，既着重非多媒体、非超链接的网络传播形式，如电子邮件、电子布告栏、新闻组、泥巴（Multi-UserDungeon，MUD）、电子会议、ICQ等，亦含多媒体传播与纯人机的传播，如搜寻数据、电子报、（非）同步远距教学、游戏等。若以Lasswell模式来比较传统传播理论与网络传播内涵的差异，可知网络社会中的网络传播，是以网络为中介和桥梁，网络成为未来传播的重心，而且不再有传统所谓传播者和接受者(或传播者与阅听人)的区别，所有沟通者都是网络用户。
3.2网络传播的特色与冲击
因特网提供的即时反应的双向功能，是网络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的优势之一。电子化媒介的功能在于，一是储存信息，二是加快信息传递速度。其对社会与人类的塑造为视、听系统的整合，全球村的形成，空间取向和时间取向的整合，重新部落化与个体创造性问题。
4网络传播对传媒媒介的冲击
因特网的特色在于无线传播信道、小区营造、电子商务，以及模糊信息提供者与消费者的高度互动特质。Poster（1998）则指出因特网与广播、电影、电视及印刷媒体的差异，其认为网际网络结合了广播、电影和电视，并且透过推播的技术来传达，使多对多的交谈成为可能，使文化事项同步接受、交流与再分配成为可能，使传播行为脱离国家的疆界，脱离现代性的领域化间关系，提供实时性的全球接触，将现代/晚现代的主体置入网络性的器械中。Postmes等（1998）将计算机描述成一种特别的非专一性（UniquelyUndedicated）的传播技术。Livingstone等（2011）亦提出：因特网所带来的新气象，可能结合了互动性以及那些对大众媒介来说属于创新性的特征：无限范围的内容、接触的阅听人幅度及全球性的传播本质。网络媒体具有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体的七大特性：互动性、个人性、立即性、全球性、多媒体、超链接与数据搜寻。谢清佳等（2000）从科技方面看，网络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两项前所未有的特性：可连接性、可达性。可连接性代着表它能够连接到任何想使用网络资源的人，在网络上分享信息或从事活动。可达性代表着它不受任何地域上的限制，可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而不需花费昂贵的代价。从社会角度来看，因特网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社会形态，其中以日常生活模式与商业行为模式最为显著。苏席仪（2000）从网络上商品信息中归纳了其科技特性：信息量、时间性、空间性、多媒体、互动性、个人化与隐私性。许嘉惠（2001）指出网络包含了4种重要特性：开放性的全球联机、高速通讯能力、多媒体的传输能力及丰富的网络资源。
5结语
Bell(1973)比较工业后社会(Post-industrialsocity)和工业前社会(Pre-industrialSocity)和工业社会的特质，就指出后工业社会的重心不再是原料或能量，而是信息；更重要的是，后工业社会的竞争不再是原料或能源，而是知识与创新。因此把因特网可能构建的虚拟现象抽离出来，对传播研究及传播理论的发展具有时代意义。新媒体正促进人类进入智能型社会。从本文分析可知，网络传播与传统传播的最大差异在于虚拟、互动、创意、快速的产生。随着科技进步，无线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届时立即性的讯息获得、反应，个人化的服务将应运而生。人们无法预测网络传播是否完全取代传统传播方式，但可预测其必对传统传播产生重大影响。虽然网络传播类型众多，但因科技发展限制，利用因特网作为传播工具，在现阶段亦隐含传播瓶颈，其可利用网络特性而发挥到极至，亦会冲击传统传播产业。因特网特性使网络传播有别于传统传播，网络传播可发挥网络特性，对传统传播方式产生影响，导致其发生结构性改变。一是社会结构层面，从文献得知，人们因网络传播兴起而排挤其他传播工具的使用时间。随着应用程度的普及，原有实体的建构逐渐消失，人际沟通方式改变，新的族群形成，法律修订永远跟不上科技的改变，新的社会问题衍生。二是内容结构层面，网络内容多元化、回复快速容易，具高度实时性，提供个性化服务。从消费、商务、工作到学习，无时无刻的信息获得，衍生不同于实体的商品。而消费通路的变化，导致不同经营模式的产生。三是传播经营层面，因特网突破时空限制，具有连锁性放大作用，新业者不再受频道限制。四是技术层面，具多媒体、失真与干扰小、超链结、数据搜寻、处理能量大等优势。五是阅听人层面，阅听人不必于固定时间守着媒介，反而因数据库的设计，可享受非定时、可重复的信息接收。六是现有科技环境下利用因特网传播隐含传播瓶颈：首先，网络技术成熟问题：在固网、带宽问题解决之前，需要考虑到网络宽带及传输的顺畅问题，在制作网络广播节目时，将声音加以压缩，会造成音质失真，形成经营瓶颈。其次，传输中断问题：网络广播的有线或无线接收，均依附于因特网，受到频宽的限制，网络上人数增加，网络拥堵问题立即出现。第三，收听习惯问题：一般的上网族已经习惯上网进行纯图文的阅读，网友是否能改变上网习惯，接受网络广播，还需时间上的等待。第四，网络盈利问题：网站何其多，虽然进入门坎低，然在众多网站中，如何让网友认知网络世界中所存在的网站，进而由人潮引进钱潮，是任一网站要努力之处。第五，知识产权问题：网络上立法尚未完备，对于音乐、图文、影片等在网络上进行广播，将出现知识产权问题。
社科经典论文篇8
三，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换一种表达，如何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路径和方式?
四，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是一个能够形成并可能产生文学经典的文学时代。从社会文化层面考虑，新时期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而且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近代以来，大凡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往往会在诸如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生，文化与文学的多层面，纠集聚合了太多的复杂的多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如百年前的五四时期，也如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像恩格斯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因为，从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代而言，文学经典，往往生成于繁杂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具有非常态的社会文化性质。非常态，蕴含着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辩，已知与未知，新生和老旧等一切的复杂状态恰恰，这类状态正是文学得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地带。因为，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表述，文学，它的本体意义在于发现:对于人与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存在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复杂性存在的发现;以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表达方式的发现。所以，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更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时代感觉，历史视野，生命经验和话语形式。
从文学发展状态考察，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的时期文学本体性回归，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超越性等属性得以形成得以保证的基本前提。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中国文化的事功性传统，也因为中国社会历史的有关社会，民族，阶级，民生，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杂多而且沉重，我们的文学不得不被附加了相当的内容和功能。从文章，经国之大业，诗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近代启蒙者欲新一国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说再到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以及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再度成为社会启蒙的轰动性载体;文学，作为与科学的，宗教的把握世界的方式相对的审美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马克思语)，它一直游离了它的本体，而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载体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期的三种文学现象值得深究和铭记。一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论从理论上澄清并确立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与载体的文学，它的主体性(精神主题，价值主体)功能，地位与作用。刘再复理论上的登高立论，从此召唤者长期被放逐于文学之外的主体性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与回归，对于一直游离于文学本体之上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有着为文学招魂的意义。二是韩少功等人的文学寻根。寻根文学的初衷与逻辑，虽然沿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紧贴现实问题的传统理路:试图从民族远古文化之根寻找现实之病原。虽然，面对中国文化之根那善恶难辨，文学寻根者们莫终于是，难寻病原，但是，它却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了现实问题的羁绊与绑缚，放飞于亘古蛮荒诡橘奇异的文化资源视域，超验在现实范畴板块以外的更为丰肤开阔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间。三是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先锋实验。先锋实验者们吸吮者异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学的存在性感知和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性技法，是他们乐在其中的文学先锋实验。即便实验短命，先锋已死，但他们立足在人与文学的本体界面的文学性操演，其文学意义不能低估而且影响超远。如今活跃的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方方，文学创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动者先锋的精血，便是明证。
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文学与现实的硬性关系的松动，以及题材空间视野空间想象空间的洞开;现代性的人性意识，文本意识的操演与实验;80年代的三种文学事件，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回归，确立了实在的基础。当代中国文学，不再是此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他者的附属物;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已经区别于科学的宗教的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本体，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形成并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前提，也是我们重提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前逻辑，是文学经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学史事实支撑。因为，文学经典应该具备的自由意识，原创特征，超越品质，丰富内涵，恒久影响等经典型特征，必须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并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经典的生成前提。文学史事实也在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单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顾彬先生所说的垃圾的文学;但也出现了一批批为数不少的，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迟子建，方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一批优秀作家。在他们各具探索各有风采的文学创作中，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代，正在或已经到来。
垃圾与经典共生并存，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事实。在看似垃圾的文学格局里寻找经典，或许，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应该从事的工作。因为，只有确立了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标准，才能真正剔除当代文学的垃圾，并能确立真正的经典。
在厘清了当代文学无经典的质疑之后，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文学经典不是由当代人所研究，而是交给时间，由后人所研究所指认。
不必讳言，从以往的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间来看，所谓文学经典，大多不是在当代被指认，往往形成于后世。时间，往往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的检验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时间长度与过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时间的文学历史文本，此话当然不谬。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因了当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莫夫的富于当代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与意义。这也证明，文学经典的研究和确立，不能全靠后世时间，不能完全依赖后人的研究。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前述里强调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因其社会文化的繁杂混沌多义纷呈，当代文学研究者恰恰最适合于文学经典的当下性阐释与前瞻性研究。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不能缺少，相反更应依靠当代读者尤其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从文学研究使命而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态与学术使命。
强调这一要义的另一理由还在于，当今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大地化，时间的高速性与时间同一性和平面性，成为人及其文学的当下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时间的高速性，平面感与同一性的当代世界，极容易损耗甚至变异着文学的语义真实性和丰富性这是当代社会区别于此前世界的重要特质。那么，当今时代的人与文学，抵御这种境况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于当下文学经典的自我确认。所以，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学术难度。我们需要面临和克服的难度之一，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与运用。正如《后殖民写作》所揭示的，虽然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难免被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殖民的宿命;也即，虽然我们承认并继续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但我们不能只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移套用。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同质性，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具像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寻找与建构。难度之二，是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超时距，独到性的分析与抉发，判断与阐释。
如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时评式，随感式的文学批评。即时性阅读感兴文字，把玩式的文学印象，碎片式的文学体悟，这类文学赏析性文字，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但它太轻太飘，不是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方式。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需要大视野，长视距，多学理，厚知识。
其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纯技术性，标签式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价值性退隐，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术主义盛行。理论术语，文本分析技术，当然能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难以进入文学经典化的堂奥。因为任何现成的理论，方法，都难以穿透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何况，术语的简单标签，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难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论套用式的文学批评。这绝不是对他者的理论排斥，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机制，语义成分，显现方式的太复杂太纠结。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实质上是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的寻找，探索与建构;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体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土壤，成长机制，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等诸多问题的深度体认，重新抉发，再度阐释。
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结合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两年来的学术工作而言，我们着力点在于，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多重研究路径，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多样态。
我们的学术工作重点，放在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喻家山文学论坛，是文学春讲，文学秋讲的重头戏。为了唱好这台重头戏，我们花大力气做好喻家山文学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每期一个主题，要求主题明确而且独到，既能够涵盖中心邀请嘉宾的创作实际，又能体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症结问题。这是论坛主题策划的第一层要求。在更深层次，我们是把论坛主题的策划和提炼，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的路径寻找，方法探索，和实施体现。
2012年的文学春讲，当作中心邀请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进驻华科。根据张炜长期创作体现的特质，我们为当期的喻家山文学论坛提炼策划了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学原创的论坛主题。因为，张炜创作的题材是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近百年的时限之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家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如何不要成为百年历史的记录回忆，而要化为一种文学的原创?这既是张炜创作的特色，也是张炜面临的问题。广而论之，经验与原创，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创作问题，也是当代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创作理论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武汉市文联的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的文学研究刊物的专家，齐聚喻家山，纵论经验与原创这一学术问题。集社会学术界，创作界的一流专家和文学研究家，共同探讨涉及当代文学创作症结的，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路径的学术问题，并结集出版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一的《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
2012年的文学秋讲，邀请嘉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作家兼评论家格非。一位是文坛常青树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锋文学实验高手。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学论坛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为革命或游戏。从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实际考虑，他们的确是革命或游戏的创作开创者和实践人;从中国百年文学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与游戏问题，可以视为继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命题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问题而且，或许就是在这个悖论式的创作问题区间，形成并产生某种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因为，如此问题，西方全无，中国独有。
2013年的文学春讲，邀请嘉宾为著名作家苏童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此前的张炜，韩少功，格非比较，苏童创作那云雨朦胧的题材人物，那潮湿颓废气息，体现的写作路数内蕴气质，更为别致。为此，我们把苏童创作的病江南，提炼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缘与颓废的论坛主题。缘此路径，我们发现，当代中国，大凡引领文学创作的，皆处于边缘性(题材与人性的边缘性)与颓废型的文学或许，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形态。
社科经典论文篇9
1 现代语言学的延伸与边缘化
语言学兼跨文理学科，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工具。同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又促进了语言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广义语言学的学科分支，由此催生出众多语言学边缘学科。例如，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结合产生了人类语言学，语言学与社会学结合产生了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结合产生了文化语言学，语言研究与人类大脑研究结合产生了神经语言学，数学思想和方法运用在语言现象上产生了统计语言学和代数语言学，等等。“现代语言学不仅吸引并采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对语言作跨学科的研究，从而导致众多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建立，这已成为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趋势。”
2 词典学和语言学
词典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渊源颇深。词典学作为研究与处理词汇信息的学科从一开始就被打上语言学分支的烙印。“语言学理论无疑是词典学基本理论的核心。”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是毋庸置疑的，从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到语用学、语体学、词源学，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催生了词典编纂界的累累硕果。但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与依赖并非来而不往，一味的拿来主义。词典对语言的规范和描写影响着语言发展的方向，词典理论与编纂实践的深入对语言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词典学、语言学和其他学科
语言这根纽带促成了词典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姻关系，词典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而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大大拓展了词典学的研究领域，信息社会的高速膨胀又进一步加快了词典学的跨学科性，在语言学各交叉学科的基础上，产生出众多词典学交叉学科，如认知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计算词典学、语料库词典学、电子词典学、机助词典学、自动化词典学、英语教学词典学、网络词典学、文化词典学等。此外，词典学还涉及哲学、美学、文学、翻译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可谓无所不涉。总而言之，语言学、词典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交叉的三角关系，
二、词典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趋势
20世纪中期，随着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词典学大大拓展了原有的疆域，也打破了词典编纂是经验性学科和语言学附庸的传统观念。在跨学科环境下，现代词典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综合性与跨学科性。
1 新视角、新方法层出不穷
从最初作为记录“难词”的词汇表，到19世纪50年代成为规范与权威的卫士，直至历史语言学蓬勃发展之时开始被看作是语言的忠实记录者，词典一直处于静态的、一厢情愿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催生了诸如网络词典或在线词典之类的“动态词典”，词典跨入“动态性”时期，这也是未来词典研究与发展的大方向。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对语料库的研究，为现代词典编纂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产生出各类基于语料库的词典类型，也出现了计算词典学与语料库词典学等交叉学科。时代的变化使词典学表现出非常强烈的跨学科需求。
与视词典为释疑解惑工具的传统词典观不同，交际词典学把交际学的理论应用到词典学中，从崭新的视角提出词典交际的理论模式。“词典编纂已不再像人们过去一直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在本质上，它是社会文化行为，而词典使用则是社会心理行为，因而对于词典和词典问题的探究不仅要涉及语言本身，还要涉及到人文、信息、社会心理等诸多其他学科和领域”。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语言学作为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晶，是一门“从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等多角度研究人类智能系统的性质和工作原理的一门综合学科”。如何利用其研究成果编纂出旨在帮助读者掌握语言学习规律的认知词典，成为当代词典编纂的热门话题。“目前，计算语言学的发展与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已形成一股合力，诱导了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和理论探索，与此同时也催生了词典学的后结构主义。”
2 词典类型研究的新空间词典分类问题历来受到词典学家们的关注，也因此产生出多种较具有代表性的词典分类法。这些分类法各有理据，也各有优缺点，但至今还没有一种分类法能“包罗万象”。如今，跨学科环境下各种词典新理念的产生催生了各类新型词典，也为词典类型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词典学家r.r.k.hartmann教授和gregory james教授在《词典学词典》中提出一种全新的分类方法，从词典篇幅、规模、编排、载体、功能、信息类别、语言、用户等视角对词典类型进行重新梳理。今后的分类法将表现出更大的开发性，把当代词典编纂理论指导下的各类新型词典都“收入囊中”，并为将来词典类型的进一步丰富留下充分的空间。
3 词典批评理据的多元化
作为当下词典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词典批评正进一步趋向理性化。“词典批评实践逐步摆脱感性的自发与无序状态，走向多学科语境下的科学分析与理性思考。”人们将不再局限于对词典文本、编排等宏观、微观信息的缺乏系统性的评价，而开始寻找多学科语境下的现代词典学理论依据，表现出“批评理论的理据多元化，即从传统的就词典论词典的单一分析转向借助于诸多语言学的新理论(如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语用学理论等)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心理学、美学、教育学以及文化学等)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与评判”。
三、词典编纂过程的跨学科性
1 词汇的跨学科性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贯穿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是反映和认知客观世界的工具。词典作为记录、描写词汇的工具书，必然与各领域、各学科的词汇打交道。在信息社会，词汇爆炸，尤其是专科词汇和各类术语爆炸，伴随着知识爆炸而发生。专科词典以收录专业词汇为己任，本身具备跨学科的性质。一般语文词典虽然涉及的多是普通词汇，但对各学科词汇的收录近年来却同样有增无减，并且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因为各国之间在商务、科技、政治、文体等领域的交流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主要内容；此外，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又带动了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对各学科的认知需求。
2 词典编纂队伍的跨学科性
现代词典编纂是社会化的劳动过程，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审读，到数据分析、词频统计、词条编排等都是在团队协调合作中进行的。词典编纂队伍是个跨学科“大家”，包括语言学家、词典学家、翻译学家、语义学家、历史学家、美学家等社会科学家及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等自然科学家。其中，以词典编纂家为核心，语言学、计算机等专家为左膀右臂，构成词典编纂的主体，各学科专家则在提供各学科词汇与百科信息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每个“家”各行其职，相互合作。
3 词典编纂手段的跨学科性
计算机应用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词典编纂和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现代词典编纂进入到人机对话的计算机时代。词典编纂过程的计算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实现词典编纂自动化，包括制作文本处理软件、检索和统计软件等专用软件，及采用多媒体技术实现信息传播多样化等。其二，实现词典编纂数字化，即利用数据库技术存储和检索词目等信息，并利用语料库技术进行词频统计、词义分析、词项搭配、例证提供等。其三，实现词典编纂网络化，即通过互联网进入语料库系统，实现远程协同工作和资源共享。计算机具有存储量大、检索方便、灵活性强等特点，从而大大改变了词典编纂的传统过程，使计算机检索法、语料库分析工具、词频统计法等技术手段成为当代词典编纂必备的跨学科技术条件。
四、跨学科环境对词典编纂者素养的新要求
人类三千多年的词典编纂历史在继承传统中演进。先辈们在词典编纂理论与实践上的成果为现代词典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现代词典学又充分汲取了其他学科的养分，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词典学的发展无疑对词典编纂者的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1 编纂者知识结构的多元化
在词典编纂史上，词典编纂曾被看成一门手艺，与理论无甚关系，而词典编纂者对语言学也颇为排斥，认为语言学对于词典编纂过程毫无实际帮助。尽管如此，词典学还是一开始就与语言学扯上了关系。随着语言学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运用于词典编纂，词典编纂者的理论水平面临新的挑战，他们不再只是把成堆的卡片理出头绪的“工匠”，也不该只是狭隘地了解传统词典编纂知识的“窄士”。“对词典编者来说，语言学理论造诣和实际驾驭语言的能力，应当是他们最根本、最重要的素养。”此外，词典编纂者还应涉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美学、哲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把现代词典学的研究成果及多元化的编纂理念更好地运用到词典编纂中。
2 编纂者的开拓创新精神
词典编纂史上的每一个丰碑都是在冲破传统中建立的。一部内容丰富、题材新颖、体例独特的词典的诞生离不开编纂者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超凡毅力，也离不开编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大胆的创新精神。近年来国内辞书市场一派繁荣，但除了一些著名工具书外，国产辞书在市场占有额上远不敌老牌进口辞书。这有历史与技术等客观原因，也与国内辞书界尚缺乏大胆的创新精神，没能跳出旧的编纂模式不无关系。好在国内辞书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努力改变现状了。
现代词典学的跨学科发展促进了语料库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计算词典学、认知词典学等词典学新理论、新分支的产生，并出现了语料库词典、认知词典、在线词典、机读词典、电子词典等不同介质、不同编纂理念、不同技术支持的新型词典。面对新知识、新理论、新视角、新技术，词典编纂者要有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性，并且有发掘新事物、接受新事物、大胆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能力。语言与社会的发展对词典的功能及种类的多样化提出了要求，如何编纂出具有时代感的种类丰富的新型词典是词典编纂者面临的新课题。
3 编纂者专科意识的加强
在信息时代，词典编纂者，包括语文词典编纂者及专科词典编纂者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对前者来说，作为研究词典的语言学工作者，对本学科以外的各门科学要有一定的知识积淀；而后者多为专业学科的工作者，对语言学的了解应是其编纂好的专科词典必备的条件。词典编者“头脑里必须建立较强的‘专科意识”，要“注意学科或专业的体系性”，还要“处理好通俗化问题”。0”面对专科词汇的膨胀，词典编纂者要既“快”又“专”，即对词汇的更新要反应快、收录快，对词汇的处理要保证一定的专业性，不能随心所欲。当然，对语文词典中的专科词汇要根据词典的宗旨和对象把握好专业性和通俗性的关系。
4 编纂者现代技术运用水平的提高
社科经典论文篇10
2词典学和语言学
词典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渊源颇深。词典学作为研究与处理词汇信息的学科从一开始就被打上语言学分支的烙印。“语言学理论无疑是词典学基本理论的核心。”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是毋庸置疑的，从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到语用学、语体学、词源学，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催生了词典编纂界的累累硕果。但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与依赖并非来而不往，一味的拿来主义。词典对语言的规范和描写影响着语言发展的方向，词典理论与编纂实践的深入对语言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词典学、语言学和其他学科
语言这根纽带促成了词典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姻关系，词典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而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大大拓展了词典学的研究领域，信息社会的高速膨胀又进一步加快了词典学的跨学科性，在语言学各交叉学科的基础上，产生出众多词典学交叉学科，如认知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计算词典学、语料库词典学、电子词典学、机助词典学、自动化词典学、英语教学词典学、网络词典学、文化词典学等。此外，词典学还涉及哲学、美学、文学、翻译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可谓无所不涉。总而言之，语言学、词典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交叉的三角关系，
二、词典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趋势
20世纪中期，随着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词典学大大拓展了原有的疆域，也打破了词典编纂是经验性学科和语言学附庸的传统观念。在跨学科环境下，现代词典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综合性与跨学科性。
1新视角、新方法层出不穷
从最初作为记录“难词”的词汇表，到19世纪50年代成为规范与权威的卫士，直至历史语言学蓬勃发展之时开始被看作是语言的忠实记录者，词典一直处于静态的、一厢情愿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催生了诸如网络词典或在线词典之类的“动态词典”，词典跨入“动态性”时期，这也是未来词典研究与发展的大方向。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对语料库的研究，为现代词典编纂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产生出各类基于语料库的词典类型，也出现了计算词典学与语料库词典学等交叉学科。时代的变化使词典学表现出非常强烈的跨学科需求。
与视词典为释疑解惑工具的传统词典观不同，交际词典学把交际学的理论应用到词典学中，从崭新的视角提出词典交际的理论模式。“词典编纂已不再像人们过去一直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在本质上，它是社会文化行为，而词典使用则是社会心理行为，因而对于词典和词典问题的探究不仅要涉及语言本身，还要涉及到人文、信息、社会心理等诸多其他学科和领域”。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语言学作为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晶，是一门“从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等多角度研究人类智能系统的性质和工作原理的一门综合学科”。如何利用其研究成果编纂出旨在帮助读者掌握语言学习规律的认知词典，成为当代词典编纂的热门话题。“目前，计算语言学的发展与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已形成一股合力，诱导了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和理论探索，与此同时也催生了词典学的后结构主义。”
2词典类型研究的新空间词典分类问题历来受到词典学家们的关注，也因此产生出多种较具有代表性的词典分类法。这些分类法各有理据，也各有优缺点，但至今还没有一种分类法能“包罗万象”。如今，跨学科环境下各种词典新理念的产生催生了各类新型词典，也为词典类型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词典学家R.R.K.Hartmann教授和GregoryJames教授在《词典学词典》中提出一种全新的分类方法，从词典篇幅、规模、编排、载体、功能、信息类别、语言、用户等视角对词典类型进行重新梳理。今后的分类法将表现出更大的开发性，把当代词典编纂理论指导下的各类新型词典都“收入囊中”，并为将来词典类型的进一步丰富留下充分的空间。
3词典批评理据的多元化
作为当下词典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词典批评正进一步趋向理性化。“词典批评实践逐步摆脱感性的自发与无序状态，走向多学科语境下的科学分析与理性思考。”人们将不再局限于对词典文本、编排等宏观、微观信息的缺乏系统性的评价，而开始寻找多学科语境下的现代词典学理论依据，表现出“批评理论的理据多元化，即从传统的就词典论词典的单一分析转向借助于诸多语言学的新理论(如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语用学理论等)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心理学、美学、教育学以及文化学等)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与评判”。
三、词典编纂过程的跨学科性
1词汇的跨学科性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贯穿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是反映和认知客观世界的工具。词典作为记录、描写词汇的工具书，必然与各领域、各学科的词汇打交道。在信息社会，词汇爆炸，尤其是专科词汇和各类术语爆炸，伴随着知识爆炸而发生。专科词典以收录专业词汇为己任，本身具备跨学科的性质。一般语文词典虽然涉及的多是普通词汇，但对各学科词汇的收录近年来却同样有增无减，并且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因为各国之间在商务、科技、政治、文体等领域的交流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主要内容；此外，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又带动了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对各学科的认知需求。
2词典编纂队伍的跨学科性
现代词典编纂是社会化的劳动过程，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审读，到数据分析、词频统计、词条编排等都是在团队协调合作中进行的。词典编纂队伍是个跨学科“大家”，包括语言学家、词典学家、翻译学家、语义学家、历史学家、美学家等社会科学家及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等自然科学家。其中，以词典编纂家为核心，语言学、计算机等专家为左膀右臂，构成词典编纂的主体，各学科专家则在提供各学科词汇与百科信息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每个“家”各行其职，相互合作。
3词典编纂手段的跨学科性
计算机应用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词典编纂和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现代词典编纂进入到人机对话的计算机时代。词典编纂过程的计算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实现词典编纂自动化，包括制作文本处理软件、检索和统计软件等专用软件，及采用多媒体技术实现信息传播多样化等。其二，实现词典编纂数字化，即利用数据库技术存储和检索词目等信息，并利用语料库技术进行词频统计、词义分析、词项搭配、例证提供等。其三，实现词典编纂网络化，即通过互联网进入语料库系统，实现远程协同工作和资源共享。计算机具有存储量大、检索方便、灵活性强等特点，从而大大改变了词典编纂的传统过程，使计算机检索法、语料库分析工具、词频统计法等技术手段成为当代词典编纂必备的跨学科技术条件。
四、跨学科环境对词典编纂者素养的新要求
人类三千多年的词典编纂历史在继承传统中演进。先辈们在词典编纂理论与实践上的成果为现代词典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现代词典学又充分汲取了其他学科的养分，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词典学的发展无疑对词典编纂者的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1编纂者知识结构的多元化
在词典编纂史上，词典编纂曾被看成一门手艺，与理论无甚关系，而词典编纂者对语言学也颇为排斥，认为语言学对于词典编纂过程毫无实际帮助。尽管如此，词典学还是一开始就与语言学扯上了关系。随着语言学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运用于词典编纂，词典编纂者的理论水平面临新的挑战，他们不再只是把成堆的卡片理出头绪的“工匠”，也不该只是狭隘地了解传统词典编纂知识的“窄士”。“对词典编者来说，语言学理论造诣和实际驾驭语言的能力，应当是他们最根本、最重要的素养。”此外，词典编纂者还应涉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美学、哲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把现代词典学的研究成果及多元化的编纂理念更好地运用到词典编纂中。
2编纂者的开拓创新精神
词典编纂史上的每一个丰碑都是在冲破传统中建立的。一部内容丰富、题材新颖、体例独特的词典的诞生离不开编纂者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超凡毅力，也离不开编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大胆的创新精神。近年来国内辞书市场一派繁荣，但除了一些著名工具书外，国产辞书在市场占有额上远不敌老牌进口辞书。这有历史与技术等客观原因，也与国内辞书界尚缺乏大胆的创新精神，没能跳出旧的编纂模式不无关系。好在国内辞书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努力改变现状了。
现代词典学的跨学科发展促进了语料库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计算词典学、认知词典学等词典学新理论、新分支的产生，并出现了语料库词典、认知词典、在线词典、机读词典、电子词典等不同介质、不同编纂理念、不同技术支持的新型词典。面对新知识、新理论、新视角、新技术，词典编纂者要有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性，并且有发掘新事物、接受新事物、大胆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能力。语言与社会的发展对词典的功能及种类的多样化提出了要求，如何编纂出具有时代感的种类丰富的新型词典是词典编纂者面临的新课题。
3编纂者专科意识的加强
在信息时代，词典编纂者，包括语文词典编纂者及专科词典编纂者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对前者来说，作为研究词典的语言学工作者，对本学科以外的各门科学要有一定的知识积淀；而后者多为专业学科的工作者，对语言学的了解应是其编纂好的专科词典必备的条件。词典编者“头脑里必须建立较强的‘专科意识”，要“注意学科或专业的体系性”，还要“处理好通俗化问题”。0”面对专科词汇的膨胀，词典编纂者要既“快”又“专”，即对词汇的更新要反应快、收录快，对词汇的处理要保证一定的专业性，不能随心所欲。当然，对语文词典中的专科词汇要根据词典的宗旨和对象把握好专业性和通俗性的关系。
4编纂者现代技术运用水平的提高
现代科技为词典编纂提供了快捷、广阔的信息检索途径，使传统词典编纂进入到计算机和语料库时代，大大促进了词典编纂的现代化进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语料库编纂词典成为当今词典编纂的主要趋势。对计算机的运用水平影响到词典编纂过程的效率与效果，因此，词典编纂者有必要熟练掌握、操作计算机，熟悉词典编辑系统，懂得使用文本处理软件、词性标注软件、检索和统计软件、词汇索引程序等专用软件，真正做到老传统、新理论、新技术的有效结合。
社科经典论文篇11
一、词典学的兼容性
1 现代语言学的延伸与边缘化
语言学兼跨文理学科，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工具。同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又促进了语言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广义语言学的学科分支，由此催生出众多语言学边缘学科。例如，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结合产生了人类语言学，语言学与社会学结合产生了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结合产生了文化语言学，语言研究与人类大脑研究结合产生了神经语言学，数学思想和方法运用在语言现象上产生了统计语言学和代数语言学，等等。“现代语言学不仅吸引并采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对语言作跨学科的研究，从而导致众多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建立，这已成为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趋势。”
2 词典学和语言学
词典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渊源颇深。词典学作为研究与处理词汇信息的学科从一开始就被打上语言学分支的烙印。“语言学理论无疑是词典学基本理论的核心。”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是毋庸置疑的，从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到语用学、语体学、词源学，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催生了词典编纂界的累累硕果。但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与依赖并非来而不往，一味的拿来主义。词典对语言的规范和描写影响着语言发展的方向，词典理论与编纂实践的深入对语言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词典学、语言学和其他学科
语言这根纽带促成了词典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姻关系，词典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而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大大拓展了词典学的研究领域，信息社会的高速膨胀又进一步加快了词典学的跨学科性，在语言学各交叉学科的基础上，产生出众多词典学交叉学科，如认知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计算词典学、语料库词典学、电子词典学、机助词典学、自动化词典学、英语教学词典学、网络词典学、文化词典学等。此外，词典学还涉及哲学、美学、文学、翻译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可谓无所不涉。总而言之，语言学、词典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交叉的三角关系，
二、词典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趋势
20世纪中期，随着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词典学大大拓展了原有的疆域，也打破了词典编纂是经验性学科和语言学附庸的传统观念。在跨学科环境下，现代词典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综合性与跨学科性。
1 新视角、新方法层出不穷 与视词典为释疑解惑工具的传统词典观不同，交际词典学把交际学的理论应用到词典学中，从崭新的视角提出词典交际的理论模式。“词典编纂已不再像人们过去一直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在本质上，它是社会文化行为，而词典使用则是社会心理行为，因而对于词典和词典问题的探究不仅要涉及语言本身，还要涉及到人文、信息、社会心理等诸多其他学科和领域”。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语言学作为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晶，是一门“从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等多角度研究人类智能系统的性质和工作原理的一门综合学科”。如何利用其研究成果编纂出旨在帮助读者掌握语言学习规律的认知词典，成为当代词典编纂的热门话题。“目前，计算语言学的发展与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已形成一股合力，诱导了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和理论探索，与此同时也催生了词典学的后结构主义。”
2 词典类型研究的新空间词典分类问题历来受到词典学家们的关注，也因此产生出多种较具有代表性的词典分类法。这些分类法各有理据，也各有优缺点，但至今还没有一种分类法能“包罗万象”。如今，跨学科环境下各种词典新理念的产生催生了各类新型词典，也为词典类型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词典学家R.R.K.Hartmann教授和Gregory James教授在《词典学词典》中提出一种全新的分类方法，从词典篇幅、规模、编排、载体、功能、信息类别、语言、用户等视角对词典类型进行重新梳理。今后的分类法将表现出更大的开发性，把当代词典编纂理论指导下的各类新型词典都“收入囊中”，并为将来词典类型的进一步丰富留下充分的空间。
3 词典批评理据的多元化
作为当下词典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词典批评正进一步趋向理性化。“词典批评实践逐步摆脱感性的自发与无序状态，走向多学科语境下的科学分析与理性思考。”人们将不再局限于对词典文本、编排等宏观、微观信息的缺乏系统性的评价，而开始寻找多学科语境下的现代词典学理论依据，表现出“批评理论的理据多元化，即从传统的就词典论词典的单一分析转向借助于诸多语言学的新理论(如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语用学理论等)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心理学、美学、教育学以及文化学等)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与评判”。
三、词典编纂过程的跨学科性
1 词汇的跨学科性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贯穿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是反映和认知客观世界的工具。词典作为记录、描写词汇的工具书，必然与各领域、各学科的词汇打交道。在信息社会，词汇爆炸，尤其是专科词汇和各类术语爆炸，伴随着知识爆炸而发生。专科词典以收录专业词汇为己任，本身具备跨学科的性质。一般语文词典虽然涉及的多是普通词汇，但对各学科词汇的收录近年来却同样有增无减，并且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因为各国之间在商务、科技、政治、文体等领域的交流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主要内容；此外，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又带动了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对各学科的认知需求。 "
2 词典编纂队伍的跨学科性
现代词典编纂是社会化的劳动过程，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审读，到数据分析、词频统计、词条编排等都是在团队协调合作中进行的。词典编纂队伍是个跨学科“大家”，包括语言学家、词典学家、翻译学家、语义学家、历史学家、美学家等社会科学家及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等自然科学家。其中，以词典编纂家为核心，语言学、计算机等专家为左膀右臂，构成词典编纂的主体，各学科专家则在提供各学科词汇与百科信息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每个“家”各行其职，相互合作。
3 词典编纂手段的跨学科性
计算机应用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词典编纂和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现代词典编纂进入到人机对话的计算机时代。词典编纂过程的计算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实现词典编纂自动化，包括制作文本处理软件、检索和统计软件等专用软件，及采用多媒体技术实现信息传播多样化等。其二，实现词典编纂数字化，即利用数据库技术存储和检索词目等信息，并利用语料库技术进行词频统计、词义分析、词项搭配、例证提供等。其三，实现词典编纂网络化，即通过互联网进入语料库系统，实现远程协同工作和资源共享。计算机具有存储量大、检索方便、灵活性强等特点，从而大大改变了词典编纂的传统过程，使计算机检索法、语料库分析工具、词频统计法等技术手段成为当代词典编纂必备的跨学科技术条件。
四、跨学科环境对词典编纂者素养的新要求
人类三千多年的词典编纂历史在继承传统中演进。先辈们在词典编纂理论与实践上的成果为现代词典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现代词典学又充分汲取了其他学科的养分，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词典学的发展无疑对词典编纂者的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1 编纂者知识结构的多元化
在词典编纂史上，词典编纂曾被看成一门手艺，与理论无甚关系，而词典编纂者对语言学也颇为排斥，认为语言学对于词典编纂过程毫无实际帮助。尽管如此，词典学还是一开始就与语言学扯上了关系。随着语言学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运用于词典编纂，词典编纂者的理论水平面临新的挑战，他们不再只是把成堆的卡片理出头绪的“工匠”，也不该只是狭隘地了解传统词典编纂知识的“窄士”。“对词典编者来说，语言学理论造诣和实际驾驭语言的能力，应当是他们最根本、最重要的素养。”此外，词典编纂者还应涉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美学、哲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把现代词典学的研究成果及多元化的编纂理念更好地运用到词典编纂中。
2 编纂者的开拓创新精神
词典编纂史上的每一个丰碑都是在冲破传统中建立的。一部内容丰富、题材新颖、体例独特的词典的诞生离不开编纂者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超凡毅力，也离不开编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大胆的创新精神。近年来国内辞书市场一派繁荣，但除了一些著名工具书外，国产辞书在市场占有额上远不敌老牌进口辞书。这有历史与技术等客观原因，也与国内辞书界尚缺乏大胆的创新精神，没能跳出旧的编纂模式不无关系。好在国内辞书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努力改变现状了。
现代词典学的跨学科发展促进了语料库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计算词典学、认知词典学等词典学新理论、新分支的产生，并出现了语料库词典、认知词典、在线词典、机读词典、电子词典等不同介质、不同编纂理念、不同技术支持的新型词典。面对新知识、新理论、新视角、新技术，词典编纂者要有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性，并且有发掘新事物、接受新事物、大胆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能力。语言与社会的发展对词典的功能及种类的多样化提出了要求，如何编纂出具有时代感的种类丰富的新型词典是词典编纂者面临的新课题。
3 编纂者专科意识的加强
在信息时代，词典编纂者，包括语文词典编纂者及专科词典编纂者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对前者来说，作为研究词典的语言学工作者，对本学科以外的各门科学要有一定的知识积淀；而后者多为专业学科的工作者，对语言学的了解应是其编纂好的专科词典必备的条件。词典编者“头脑里必须建立较强的‘专科意识”，要“注意学科或专业的体系性”，还要“处理好通俗化问题”。0”面对专科词汇的膨胀，词典编纂者要既“快”又“专”，即对词汇的更新要反应快、收录快，对词汇的处理要保证一定的专业性，不能随心所欲。当然，对语文词典中的专科词汇要根据词典的宗旨和对象把握好专业性和通俗性的关系。
4 编纂者现代技术运用水平的提高
社科经典论文篇12
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明确提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同时也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这道出了古典管理时期研究管理的根本目的。泰勒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从实验开始的，他通过金属切削实验、铁砂和煤炭的铲掘实验和搬运铁块实验等三个著名实验奠定了他进行科学管理研究的实践基础。泰勒的管理理论把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进行了分离，改变了传统的凭经验工作的方法，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以确保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根据工人的具体操作过程对工作流程做进一步的细化分工，这就要求挑选最一流的工人以保证每个环节的高效率进而实现整体工作的高效益；对组织管理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例外原则，这个原则至今仍是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原则之一。 论文
法约尔是古典管理时期欧洲一位杰出的经营管理思想家，在75岁时发表了他的划时代名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他的管理思想的重要性使他被后人誉为“一般管理之父”。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把企业的全部活动分为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等六种。管理活动负责制定企业的总经营计划，建立社会组织，协调和调和各方面的力量和行动等这些重要的职能，所以他定义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而管理是通过他的劳动分工、权力与责任、纪律、统一指挥、统一领导、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人员的报酬、集中、等级制度、秩序、公平、人员的稳定、首创精神、人员的团结等著名十四条原则实现的。这就要求管理者必有特别的技巧和能力。
马克斯·韦伯是一位重要的、对经济管理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理论家，被誉为“管理理论之父”。他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官僚体制组织框架，这也是今天科层制的理论基础。按照专门化、等级制、规则化、非人格化、技术化等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科层制着眼于目的的合理性，体现了科学精神、法治精神与理性精神的统一，带来了效率。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无法解决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矛盾冲突以及在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科层制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 论文
二、对古典管理思想的评价
自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五百多年，而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古典管理思想，也经历了近五百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古典管理学家们从思想、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大量的准备，终于在泰勒、法约尔和韦伯等为代表的一代管理学家们手中使得古典管理理论得以创立，为现代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开启了思想之闸、智慧之源。故此，古典管理思想在管理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大的地位。首先，古典管理理论提出了管理的重要性和普遍性。有组织就需要管理，无论是企业、政府、学校等都是需要管理的，管理的普遍性意义在于管理的重要性、实用性和科学性，这对管理实践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其次，古典管理理论提出了一些管理的原则和管理职能，并极力主张这些原则和职能是管理工作的基础。再次，古典管理理论认为管理的原则和管理的职能存在于社会之中，通过科学的方法能发现这些原则。由于运用了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实验的研究，使得管理的方法摆脱了传统的经验和凭感觉来运作的方法，不可不谓意义重大。再次，古典管理理论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它确实对于提高产量和工作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管理方法对于今天的组织来说仍然是十分重大的。最后，古典管理理论奠定了管理学发展的基础，当代的管理技术与管理方法皆来源于古典的管理理论。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虽然古典管理理论对于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意义重大，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古典管理理论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首先，古典管理理论对人性的研究没有深入，它对人性的研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的，所有做的活动都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这违背了人的社会性。其次，古典管理理论仅仅把管理的对象看作是一个客观存在，这个客观存在没有一定的抽象性，就事论事，没有把管理对象上升到系统来认识，这往往导致认识的局限性。再次，古典管理理论的着重点放在管理客观存在的内部，对组织的外部环境关注较少。最后，笔者还认为，古典管理理论把组织乃至整个世界仅仅看作一台机器，而管理下的人仅仅是这台机器正常运转的一个部件。不管是泰勒给工人设置标准的做工动作，还是韦伯认可科层制的非人格化，都不是把管理中的人当做一个有感情的生命体。这种机械化的管理思想是违背人性的，这是不利于满足人更高层次上的需要，也是不能从根本上调动人的积极性的。
社科经典论文篇13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把事物定性为扬弃特殊 性、个性、偶然性、多样性之后的普遍共性，还原论 (reductionism) 则将动态、多样性事物约简为单一纯粹的要素或结构。从而，自然科学及其影响下的社会科学，将自身的学科内容主要归结为抽象化的概念及其关系系统，并往往以更加抽象化的数学模式或结构为目标。围绕某一学科的教学，本质上是对该学科核心概念及结构的抽象化(本质化) 提取，进而又将此种概念结构向不同经验情境“迁移”而反复运用训练。[2 ]掌握知识，即掌握原理，知识原理浓缩为基本概念及其逻辑关系网络的结构模式。
由于大学专业教育以知识的系统化与原理化为基点，因而，上述本质化与抽象化追求在近现代高等教育中更显突出。在自然科学范型的影响下，这一追求同时成为普遍的学术方向定位。它也影响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学术定位与教学方式。传统人文学科的文史哲诸科，从小学到大学，在教育的各个阶段上本来都保留着一种基础性教学方式，那就是作品原著研读。但既然关于人文学科的概念体系性理论成为人文学科现代知识学的资格代表，文史哲学科“原理”课(如“史学原理”、“文学原理”、“哲学原理”等) 势必成为从本科到研究生教学的主干课程，并且扩展形成为原理概论科目群(如“文化学”、“比较文学方法论”之类“ ××学”、“ ××论”系列课程) 。相形之下，以经典作品文本(text) 阅读为重心的传统人文学科教学方式则趋式微。
人文学科教学方式的上述演变有其现代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一面。古代教育由于以权威文化为背景，主导教学方法是孔子“述而不作”式的原典阅读， 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经学记诵注疏，既是学术传承， 也是教育学习。西方大学(university) 人文—神学传统的教学核心环节“授课”(拉丁文lectio) ，并非教师讲授，而是指“阅读”，即阅读经典。教师的讲解，则是围绕经典阅读的注释。中古经学，无论基督教神学或儒学，均限制读者僭越经学权威擅用个人理性独立展开解释。从而，经学中理论概括无由凸显。现代性启蒙推举理性，由此导致现代学术的代表性形态从经典注疏向理论体系的转变，现代教学重心遂亦从经典文本阅读偏向理论讲授。理论的学理性，依托的不是文本与权威，而是理性思维，它通过将文本客观化与形式化而转化为普遍的教学对象。现代教学尊称这个对象为“知识”。
二
近现代知识是以反映事物客观规律的科学为范型的思维体系。诸如牛顿力学三定律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是对繁复多样的物理现象与经济现象约简还原之后的本质性表述。因而，这类科学知识独立于原始现象以及知识创建者的个体知识发生— 发现背景，传授或教学这类科学知识的中心是对知识原理本身的掌握，而一般不必研读牛顿和马克思的经典文本。
但当我们面对《庄子》、柏拉图对话或一首唐诗时，如何可能从这类对象中抽象还原出某种本质规定呢? 上述类型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后，在19 世纪被划归为人文科学。人文科学(The Human Sci2 ences) 成为从哲学高度概括思想史范畴的人文主义 (Humanism) 与教育学科目分类的人文学科(The Hu2 manities) 的系统理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别从自然客体(石、木、水等) 与社会客体(行为、制度等) 中抽象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律。人文科学则以作为主体性的人为对象，并由此形成人文科学研究的以下诸种问题及特性。
1. 古代本体论向近现代学术转变，如康德哲学所典范分梳的，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放弃了把握绝对完整的客体对象的企图，有限相对性的感知觉在与理性逻辑的统一中产生了经验科学知识;另一方面，本体论的终极大全追求又将其绝对无限性意念落实为体现至善的主体性的人。无限性不仅指人类活动所呈现的无限可能(自由) 的趋势和潜能，而且指人凭藉至善而获得的终极绝对价值立场。 2. 经验科学以客观有效的知识为目的，禁止科学研究者的主观好恶评价介入知识，故有M·韦伯所强调的科学“价值中立”(Value2freedom) 原则。人文科学则面对作为终极价值的主体性的人，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处于相互主体性的认同评价关系中。这种评价关系同时规定了人文研究主体超出单纯认知的科学态度而以认知、意志、情感完整体验对象。 3. 人文价值的无限性与绝对性并非指既成的人文实体属性，而是指人可能不断开放自我、打破现状的超越性过程。超越自我的每一时刻每一事件都具有同样的人文性质，但却是不可重复的个性系列。人文价值由此既保持着历史流变中的同质性，同时又未凝固于单一性质的重复，而不息生长着丰富的形态。因而，人文个性系列不具有自然科学知识从低级向高级进步的等级性，它既敞开吸收每一位后代个性的新鲜超越样态，又不将前代人文个性形态视为过时的历史。人文个性形态超越于进步主义的历史之上，它所凝聚体现的人文价值意义是既永恒又常新的课题:每一时代不同的人都须面对主体自我的生存意义这一根本自我意识问题;但各个时代各个人的生存处境及其回应样态却不可能重复雷同 (尽管有类似) 。这样，不同时代不同个性差异万态的人文对话交流，构成了人文科学研究特有的方式形态:诠释(interpretation) 。“诠释”以忠实于文本原意为基本原则;但诠释者同时要将“彼”文本移置于 “此”生活—文化语境中，以沟通“彼”与“此”。所谓 “沟通”，是指诠释者重新体验到历史文本所指趋的人文意义境界，或者说，是把此时此地的人文意义感受融汇入彼时彼地文本所保存的人文意义境界。这样，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不同个性的人文意义诠释与沟通，既是同一性质真善美意义境界的继承流传， 又是真善美意义境界经由不同个性历史形态的诠释而丰富发展的过程
总之，作为人文对象的人文意义境界，它不仅具有无限性扩展的趋势，因而不是边缘确定的实在客体，从而也无从形式化，无从完整纳入逻辑概念，而且它高度的价值性也要求超出逻辑概念认知的评价态度。同时，不仅体现人文意义境界的文本形态是高度个性化的，而且人文文本也要求个性化的诠释， 人文意义境界依托个性化诠释的承传—发展而生生不息地存在。因此，人文意义境界及其诠释文本无法简约为逻辑概念所定义的单一本质。
三从而，人文意义的表达式成为古今持存的难题。古代中国思想强调概念化语言的限定性:有限性概念只是指趋意义境界的桥与梯，最根本的不是走上桥梯，而是谨记“言不尽意”，凭此语言桥梯领悟体会意境，乃至“得意忘言”。但是，人的精神思想活动所能凭藉的惟有语言。从而，中肯的字词语句不可能是登楼撤梯意义上的梯子:意义境界不是脱离语言语境凌空自在的实体世界，而就存在于语言语境中。意义境界不等同于任何语言文字，但却如无形之影， 栖息于中肯的字词语句语境中。进入此字词语句语境的人才可能体验到意义境界。就此而言，意义境界与字词语句语境不能分开。作为意义境界栖息场所的字词语句构成人文科学的文本。
文本对于人文科学的特殊重大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作者凝聚意念、呈现意境的场地，也是读者最大可能贴近作者个性意念并体验意境的惟一凭藉基础，同时它还是作者与读者不同个性意向视域得以交流融渗的惟一依托体。质而言之，人文科学及其人文学科的思想研究、交流承传与教育不可能脱离文本进行。在文本与人文意境之间存在着拓扑学意义的保存与变形关系。那些保存最多、变形最少的文本被称作“经典”，它们往往是:
1. 其作者生存于本民族乃至人类某种基本生产—生活方式深远变动阶段，而且围绕这种生产— 生活方式的回顾、反省与瞻望已形成思潮意识。 2. 置身于上述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思潮意识中，承载着时代困境思考，同时又将这种时代困境思考超越升华到人类普遍性水平，对构成人文意境基本课题的生死意义、终极价值等作出了回应。
3. 这种思想回应的字词语句形态不是既有思想形态的重复，而是新颖独创的。但其首创性同时又是典型的代表性，亦即它为人们进入人文意境提供了普遍适宜的意象(如唐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对意境的朦胧与非认知对象性的真切描述) ，对根本性的人文问题作出了精当肯綮的表述(如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关于具体的美的东西与普遍的美的本质的区分辨析) ，示范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如康德区分现象界与本体界而确立科学与人文科学) 等。经典文本的时代代表性甚至是超时代的，它所提出的人文问题的根本性，以及它诠释、回应问题的方式样态的典范性，都使这些经典文本不仅成为本时代人文精神生活的典型表达，而且成为跨时代跨民族人文精神交流对话的文本对象。经典文本持存而普遍的人文对话生命力，表明经典文本包含着人文精神深层核心结构，其跨越时空的广泛共鸣影响区别于喧闹一时却瞬即逝去的流行文化品。“经典”与“古典”相邻，表明经典之首创性的“先在”性，同时，对应于变动不居的现代性(modernity) ， 古典性支持了经典的持存永恒性一面。经典的终极意义题旨及其提问表述的典范方式超时代地吸引着后人与之对话。人文文本优越于科学理论的一点是，科学知识的频繁更新使哥白尼的地动说或哈维血液理论被更精确的理论所取代，而人文性的《庄子》、《老子》、柏拉图对话、荷马史诗、宋词却似乎永不过时地与后人保持着同时代精神对话的生命力， 人文经典文本始终拥有感应现时代的潜能。
经典文本对人文意义的诠释表达，不能简约归结为逻辑定义的名词宾语，即“某某是什么”的“什么”，而在于“如何”“是”之状态。因而，描述性的形容词、副词与动词在人文文本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特性使人文文本与艺术作品深刻相通。维科 (G.Vico) 因而以“诗意思维”作为人文科学的“新科学”原型，海德格尔也以“诗”为“语言”母体。这不限于纯粹的文学艺术品，而且包括理论思维的哲学等 人文学科。即使是理论人文学科的文本，也不能像牛顿三定律那样为若干逻辑概念命题所概括，其人文价值重心仍然是“如何”达致结论方向的运思思路，其目标指向先于主谓宾逻辑判断的更源初的精神状况。逻辑结论之先的运思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创造探索，同时显示着艺术技巧般的思维模态。正是这些，才是人文科学最重要的内容———它们同时也是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根基的素质能力与方法演示。上述境况，便保存在运思创意的血肉之躯———文本之中。
无论是人文意义境界的领略或是科学知识原创发生根基思路的温习体会，都非静观认识所能达到。深入阅读与诠释文本，是一个浸入文本思路、与作者共同思想的活动。前述人文诠释所要求的知意情整体介入态度，也正基于人文文本的实践性:阅读诠释人文文本，无论是激活并发展文本语境思路，或是在此跟随经典文本思路中真实生长发展自己的思想能力，都是精神行动与思维操作的实践。 转贴于
四
人文教育的基本目标，是人文意境的感染与创造性思路的摹习启示。阅读经典文本，是人文学科教学不可绕过的必经之途与教学的基本方式，也是文科大学生最重要的基本功训练。不仅体验艺术文本(从沉睡的乐谱、文学作品书籍到无言等待的绘画) 所收藏的意境必须经历完整的文本践行———一个音符、一个字词、一笔线条也不可或缺，而且哲学类理论人文学科也必须通过文本研读才可能真实传授。那种架空文本的概论———“关于”艺术品或哲学原典的概论，一旦被误认为学习掌握的最终目标，就成为柏拉图所说的真实理式(idea) 的“影子”、乃至 “影子的影子”，或佛家所警戒的以手指示月亮而误导的“认指为月”。
20 世纪90 年代中叶以来，中国教育部在一批大学所建立的文科教学基地，不约而同地开设了文史哲名著经典导读课程。但如何“导读”，却事实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教学思想方向。例如， “《诗经》导读”可能以大大扩展了的社会背景、文化象征、手法归类乃至中外比较诸理论研究压倒作品阅读，对原著的研读被“关于”原著的概论取代。“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也可能变成“关于”这部手稿的研究理论介绍，如手稿的背景及思想界争论、手稿的结构与问题线索、手稿的若干专题剖析、手稿的现代意义等等。与此不同的则是以原典文本阅读为中心的导读教学。
这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背后存在着科学例证观念与人文科学个案观念的方法论区别。现代人文科学奠基人之一的文德尔班(W. Windelband) 强调:“自然研究与历史的分别，首先开始于利用事实来构成知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3 ]自然科学以一般性规律为中心，个别性事物仅作为一般性规律(法则) 的例证才有其地位意义。但人文“历史科学”却否认一般性规律可能穷尽个别性事物，认为个别性事物可以关涉与引伸出多种普遍法则，然而个别性事物自身是无法用一般性规律法则完整把握的。因而，人文历史科学着眼于对象的个性、特殊性与偶然性，使用单称的判断与描摹的方法。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历史性对象，因为历史是无数个别人物事件不可重复的发生与消逝，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匀质化的原子规律。
人文科学并不放弃对人文个性“事实”的理论研究，但警戒对“事实”片面化的概括，而力求全面完整的把握;它尤其清醒地意识到全面完整性不可能绝对达到，因而“事实”本身不仅是观点抽象的基础，而且是观点永不枯竭的源泉———我们总会不断地在 “事实”中发现新的意义。因而，对“事实”尽可能真切周详的描述，构成人文科学研究的前提基础。这种对“事实”本身的尊重与表述，即不同于为某一普遍规律观点充当例证的个案观。典型的个案文本即经典。
经典文本阅读实质是人文科学个案法运用于人文学科教学的一种传统悠久的形态。不仅在经学时代，而且在现代初等与中等教育中它都有其传统地位，只是在高等教育中它才受到理论课的某种贬抑。但与概论教学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可说，经典文本阅读是在水中(而非在岸上) 学习游泳。经典导读教学的基本原则即是引导学生尽可能直接地接触与深入文本，而不是用二手的理论概括取代文本。对经典原著文本的熟读乃至背诵，是在语感、语用上实践地理解文本。在反复吟咏体味中，对文本的熟悉便会深入到对语境的直觉领域。上述过程对于语言艺术作品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具有基础的意义。对于理论经典文本来说，文本阅读则是对作者运思思路脉络的亲切体会，这对于思路艰深的哲学文本(如《老子》、《庄子》以及德国哲学) 来说，尤其必要。
传统经学的记诵与复述，在现代人文科学的自 由理性背景下已不是膜拜权威，而演变为激活经典文本与亲历大师思想道路的实践过程。诚如黑格尔所概括的:“意义在于全部运动。..构成理念的内容和意义的，乃是整个展开的过程。..内容即是理念的活生生的发展。..这种全体的开展，我们就称之为方法。”[ 4 ]因此，末尾的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演获得结论的过程，才是教育传授的重心所在:“康德有一种独到的阐述和定义形而上学概念的巧妙方法，这种方法， ..就是在听众面前进行他的思想探索，仿佛他本人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然后， 逐渐补充新鲜的决定性概念，一点一点地完善先前确立的解释，最后得出他对这个题目的研究的明确结论。对这个结论，他已经从各个角度作了全面考察，使聚精会神的听众不仅获得关于这个题目的知识，而且无意中受到思想方法上的教益..”[5 ]德国哲学源初探索的语言同时也就是思考完成后表述结论的语言，不存在孤立于思索过程之外的形而上学结论表述方式。如同柏拉图对话录中苏格拉底著名的分娩引产术，说者与听者共同走上思索之路，结论是双方共同获得的，听众成为主动的发现者。对于记录这种思路的文本来说，“说”不是“想”毕之后的另外一种表述话语，而就是“想”之思路尽可能真切的描述与忠实记录。阅读这种经典文本，如同演奏乐谱，读者无捷径抵达什么结论，而是每次阅读都被邀请与作者共同从头经历全部思索过程。我们在聆听卓越的教授恳谈式讲座时，往往会更真切细致地目睹原创源初的心路历程，能直观到思想者敏锐、忖度、犹豫、决断的目光，感受远眺精神地平线的优雅高贵气质;而在那些平庸的宣讲报告或文章中，人们听到的则是无个性的结论与独断判语。后者的文本犹如穿上了一件铁壳外衣，思想的诞生过程已被封死。
任何经典文本的个案性研读，都包含着两个基本的教学目标: (1) 对特定经典文本的研读，是对该经典文本思想内容与学术史地位的知识学掌握。这一方向的研读指向客观性的经典学术研究目标。 (2) 对特定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人文科学个案方法的训练依托。这一方向下的研读不仅以特定经典文本学术知识为目标，而且是凭藉特定经典文本个案研读的实践经历，学习掌握更为普遍的人文科学方法并培育文科学生基本素质的过程。研读经典文本对于文科生来说，是相当于理工科实验课一样的基本功训练。更具体地说，在经典导读这一教学方式中， 学生较之一般课堂听讲更为主动。学生是导读课的真正主体，教师只是引导者与适时提问者。学生亲自阅读经典文本，逐行逐节地阅读，通过提问与讨论，使每一个学生都检验了自己的语文学能力、敏感发现与提出问题的能力、上下文对照与不同文本对照的比较思维能力、抽象与提取结构的能力、重点段落仔细分析与深层挖掘的深度思维能力， ..这诸种能力，既是人文科学基础能力———阅读原典的训练，又是作为人文主体的学生践习培养所获得的各项素质。经典文本阅读的个案法训练在此指向着人文主体自身素质的培养目标。
上述人文素质还主要着眼于学术研究能力，但一切人文学科文本不仅是知识学的，而且是人文价值意义性的。在人文学科文本中必定蕴含着人文意义的境界———这不仅指那些文学艺术作品的意境， 而且包括文史哲学术类著作那些枯燥的事实材料和抽象的思辨逻辑所透露出来的人文境界。从而，浸淫于人文学科文本的个案性琢磨体味，不仅是对文本知识理路的透彻认知，而且是与作者—作品深层精神意向、信念立场及情趣气质的贴近融合。后一方面对于读者的感染激励进入到了读者人文主体深层的素质。作为人类文化精华代表形态之一的经典文本，通过个案性研读，所能学习的不仅是知识与观点，而且是支撑知识观点的思想框架与运思方法，以及在最深层面上人文主体的个性创造、意志决断与情感态度。
因而，研读经典文本的能力是考核文科生的基本指标，而是否拥有成熟的经典文本导读课程体系， 则是评估大学文科教学水准的基本指标之一。
参考文献
[1 ] 尤西林. 人文学科与20 世纪中国学术[J ] . 学术月刊， 1998 ， (7) .
[2 ] J·S·布鲁纳. 教育过程[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
[3 ] 文德尔班. 历史与自然科学[A] . 洪谦. 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C]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9.
[4 ] 黑格尔. 小逻辑[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23.
[5 ] 斯克拉顿. 康德[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79. 摘 要:现代科学的定理型知识范式对大学人文学科教学产生了本质主义与还原主义的诱导偏向，阅读原典作品受到诸种概论模式的排挤。文本阅读不仅是特定专业学术史与知识训练，而且同时是更为普遍的人文方法与素质训练。研读经典文本能力是文科生基本考核指标，是否拥有成熟的经典文本导读课程体系，则是大学文科教学评估的基本指标之一。
一
人文学科(教育学、艺术学、哲学、历史学等) 不仅区别于自然科学，也有别于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 。这一区别自19 世纪末叶被提出，而至20 世纪80 年代末才进入汉语学术思想界视域。[ 1 ] 与上述状况对应的是，从16 世纪开始，以经典力学为范型的自然科学，同时也成为各类知识学科的范型。自然科学范型对现代教育、特别是专业系科的高等教育的影响之一，乃是还原论与本质主义的知识观的主导性地位。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把事物定性为扬弃特殊 性、个性、偶然性、多样性之后的普遍共性，还原论 (reductionism) 则将动态、多样性事物约简为单一纯粹的要素或结构。从而，自然科学及其影响下的社会科学，将自身的学科内容主要归结为抽象化的概念及其关系系统，并往往以更加抽象化的数学模式或结构为目标。围绕某一学科的教学，本质上是对该学科核心概念及结构的抽象化(本质化) 提取，进而又将此种概念结构向不同经验情境“迁移”而反复运用训练。[2 ]掌握知识，即掌握原理，知识原理浓缩为基本概念及其逻辑关系网络的结构模式。
由于大学专业教育以知识的系统化与原理化为基点，因而，上述本质化与抽象化追求在近现代高等教育中更显突出。在自然科学范型的影响下，这一追求同时成为普遍的学术方向定位。它也影响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学术定位与教学方式。传统人文学科的文史哲诸科，从小学到大学，在教育的各个阶段上本来都保留着一种基础性教学方式，那就是作品原著研读。但既然关于人文学科的概念体系性理论成为人文学科现代知识学的资格代表，文史哲学科“原理”课(如“史学原理”、“文学原理”、“哲学原理”等) 势必成为从本科到研究生教学的主干课程，并且扩展形成为原理概论科目群(如“文化学”、“比较文学方法论”之类“ ××学”、“ ××论”系列课程) 。相形之下，以经典作品文本(text) 阅读为重心的传统人文学科教学方式则趋式微。
人文学科教学方式的上述演变有其现代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一面。古代教育由于以权威文化为背景，主导教学方法是孔子“述而不作”式的原典阅读， 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经学记诵注疏，既是学术传承， 也是教育学习。西方大学(university) 人文—神学传统的教学核心环节“授课”(拉丁文lectio) ，并非教师讲授，而是指“阅读”，即阅读经典。教师的讲解，则是围绕经典阅读的注释。中古经学，无论基督教神学或儒学，均限制读者僭越经学权威擅用个人理性独立展开解释。从而，经学中理论概括无由凸显。现代性启蒙推举理性，由此导致现代学术的代表性形态从经典注疏向理论体系的转变，现代教学重心遂亦从经典文本阅读偏向理论讲授。理论的学理性，依托的不是文本与权威，而是理性思维，它通过将文本客观化与形式化而转化为普遍的教学对象。现代教学尊称这个对象为“知识”。
二
近现代知识是以反映事物客观规律的科学为范型的思维体系。诸如牛顿力学三定律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是对繁复多样的物理现象与经济现象约简还原之后的本质性表述。因而，这类科学知识独立于原始现象以及知识创建者的个体知识发生— 发现背景，传授或教学这类科学知识的中心是对知识原理本身的掌握，而一般不必研读牛顿和马克思的经典文本。
但当我们面对《庄子》、柏拉图对话或一首唐诗时，如何可能从这类对象中抽象还原出某种本质规定呢? 上述类型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后，在19 世纪被划归为人文科学。人文科学(The Human Sci2 ences) 成为从哲学高度概括思想史范畴的人文主义 (Humanism) 与教育学科目分类的人文学科(The Hu2 manities) 的系统理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别从自然客体(石、木、水等) 与社会客体(行为、制度等) 中抽象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律。人文科学则以作为主体性的人为对象，并由此形成人文科学研究的以下诸种问题及特性。
1. 古代本体论向近现代学术转变，如康德哲学所典范分梳的，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放弃了把握绝对完整的客体对象的企图，有限相对性的感知觉在与理性逻辑的统一中产生了经验科学知识;另一方面，本体论的终极大全追求又将其绝对无限性意念落实为体现至善的主体性的人。无限性不仅指人类活动所呈现的无限可能(自由) 的趋势和潜能，而且指人凭藉至善而获得的终极绝对价值立场。 2. 经验科学以客观有效的知识为目的，禁止科学研究者的主观好恶评价介入知识，故有M·韦伯所强调的科学“价值中立”(Value2freedom) 原则。人文科学则面对作为终极价值的主体性的人，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处于相互主体性的认同评价关系中。这种评价关系同时规定了人文研究主体超出单纯认知的科学态度而以认知、意志、情感完整体验对象。 3. 人文价值的无限性与绝对性并非指既成的人文实体属性，而是指人可能不断开放自我、打破现状的超越性过程。超越自我的每一时刻每一事件都具有同样的人文性质，但却是不可重复的个性系列。人文价值由此既保持着历史流变中的同质性，同时又未凝固于单一性质的重复，而不息生长着丰富的形态。因而，人文个性系列不具有自然科学知识从低级向高级进步的等级性，它既敞开吸收每一位后代个性的新鲜超越样态，又不将前代人文个性形态视为过时的历史。人文个性形态超越于进步主义的历史之上，它所凝聚体现的人文价值意义是既永恒又常新的课题:每一时代不同的人都须面对主体自我的生存意义这一根本自我意识问题;但各个时代各个人的生存处境及其回应样态却不可能重复雷同 (尽管有类似) 。这样，不同时代不同个性差异万态的人文对话交流，构成了人文科学研究特有的方式形态:诠释(interpretation) 。“诠释”以忠实于文本原意为基本原则;但诠释者同时要将“彼”文本移置于 “此”生活—文化语境中，以沟通“彼”与“此”。所谓 “沟通”，是指诠释者重新体验到历史文本所指趋的人文意义境界，或者说，是把此时此地的人文意义感受融汇入彼时彼地文本所保存的人文意义境界。这样，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不同个性的人文意义诠释与沟通，既是同一性质真善美意义境界的继承流传， 又是真善美意义境界经由不同个性历史形态的诠释而丰富发展的过程
总之，作为人文对象的人文意义境界，它不仅具有无限性扩展的趋势，因而不是边缘确定的实在客体，从而也无从形式化，无从完整纳入逻辑概念，而且它高度的价值性也要求超出逻辑概念认知的评价态度。同时，不仅体现人文意义境界的文本形态是高度个性化的，而且人文文本也要求个性化的诠释， 人文意义境界依托个性化诠释的承传—发展而生生不息地存在。因此，人文意义境界及其诠释文本无法简约为逻辑概念所定义的单一本质。
三从而，人文意义的表达式成为古今持存的难题。古代中国思想强调概念化语言的限定性:有限性概念只是指趋意义境界的桥与梯，最根本的不是走上桥梯，而是谨记“言不尽意”，凭此语言桥梯领悟体会意境，乃至“得意忘言”。但是，人的精神思想活动所能凭藉的惟有语言。从而，中肯的字词语句不可能是登楼撤梯意义上的梯子:意义境界不是脱离语言语境凌空自在的实体世界，而就存在于语言语境中。意义境界不等同于任何语言文字，但却如无形之影， 栖息于中肯的字词语句语境中。进入此字词语句语境的人才可能体验到意义境界。就此而言，意义境界与字词语句语境不能分开。作为意义境界栖息场所的字词语句构成人文科学的文本。
文本对于人文科学的特殊重大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作者凝聚意念、呈现意境的场地，也是读者最大可能贴近作者个性意念并体验意境的惟一凭藉基础，同时它还是作者与读者不同个性意向视域得以交流融渗的惟一依托体。质而言之，人文科学及其人文学科的思想研究、交流承传与教育不可能脱离文本进行。在文本与人文意境之间存在着拓扑学意义的保存与变形关系。那些保存最多、变形最少的文本被称作“经典”，它们往往是:
1. 其作者生存于本民族乃至人类某种基本生产—生活方式深远变动阶段，而且围绕这种生产— 生活方式的回顾、反省与瞻望已形成思潮意识。 2. 置身于上述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思潮意识中，承载着时代困境思考，同时又将这种时代困境思考超越升华到人类普遍性水平，对构成人文意境基本课题的生死意义、终极价值等作出了回应。 转贴于
四
人文教育的基本目标，是人文意境的感染与创造性思路的摹习启示。阅读经典文本，是人文学科教学不可绕过的必经之途与教学的基本方式，也是文科大学生最重要的基本功训练。不仅体验艺术文本(从沉睡的乐谱、文学作品书籍到无言等待的绘画) 所收藏的意境必须经历完整的文本践行———一个音符、一个字词、一笔线条也不可或缺，而且哲学类理论人文学科也必须通过文本研读才可能真实传授。那种架空文本的概论———“关于”艺术品或哲学原典的概论，一旦被误认为学习掌握的最终目标，就成为柏拉图所说的真实理式(idea) 的“影子”、乃至 “影子的影子”，或佛家所警戒的以手指示月亮而误导的“认指为月”。
20 世纪90 年代中叶以来，中国教育部在一批大学所建立的文科教学基地，不约而同地开设了文史哲名著经典导读课程。但如何“导读”，却事实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教学思想方向。例如， “《诗经》导读”可能以大大扩展了的社会背景、文化象征、手法归类乃至中外比较诸理论研究压倒作品阅读，对原著的研读被“关于”原著的概论取代。“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也可能变成“关于”这部手稿的研究理论介绍，如手稿的背景及思想界争论、手稿的结构与问题线索、手稿的若干专题剖析、手稿的现代意义等等。与此不同的则是以原典文本阅读为中心的导读教学。
这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背后存在着科学例证观念与人文科学个案观念的方法论区别。现代人文科学奠基人之一的文德尔班(W. Windelband) 强调:“自然研究与历史的分别，首先开始于利用事实来构成知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3 ]自然科学以一般性规律为中心，个别性事物仅作为一般性规律(法则) 的例证才有其地位意义。但人文“历史科学”却否认一般性规律可能穷尽个别性事物，认为个别性事物可以关涉与引伸出多种普遍法则，然而个别性事物自身是无法用一般性规律法则完整把握的。因而，人文历史科学着眼于对象的个性、特殊性与偶然性，使用单称的判断与描摹的方法。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历史性对象，因为历史是无数个别人物事件不可重复的发生与消逝，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匀质化的原子规律。
人文科学并不放弃对人文个性“事实”的理论研究，但警戒对“事实”片面化的概括，而力求全面完整的把握;它尤其清醒地意识到全面完整性不可能绝对达到，因而“事实”本身不仅是观点抽象的基础，而且是观点永不枯竭的源泉———我们总会不断地在 “事实”中发现新的意义。因而，对“事实”尽可能真切周详的描述，构成人文科学研究的前提基础。这种对“事实”本身的尊重与表述，即不同于为某一普遍规律观点充当例证的个案观。典型的个案文本即经典。
经典文本阅读实质是人文科学个案法运用于人文学科教学的一种传统悠久的形态。不仅在经学时代，而且在现代初等与中等教育中它都有其传统地位，只是在高等教育中它才受到理论课的某种贬抑。但与概论教学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可说，经典文本阅读是在水中(而非在岸上) 学习游泳。经典导读教学的基本原则即是引导学生尽可能直接地接触与深入文本，而不是用二手的理论概括取代文本。对经典原著文本的熟读乃至背诵，是在语感、语用上实践地理解文本。在反复吟咏体味中，对文本的熟悉便会深入到对语境的直觉领域。上述过程对于语言艺术作品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具有基础的意义。对于理论经典文本来说，文本阅读则是对作者运思思路脉络的亲切体会，这对于思路艰深的哲学文本(如《老子》、《庄子》以及德国哲学) 来说，尤其必要。
传统经学的记诵与复述，在现代人文科学的自 由理性背景下已不是膜拜权威，而演变为激活经典文本与亲历大师思想道路的实践过程。诚如黑格尔所概括的:“意义在于全部运动。..构成理念的内容和意义的，乃是整个展开的过程。..内容即是理念的活生生的发展。..这种全体的开展，我们就称之为方法。”[ 4 ]因此，末尾的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演获得结论的过程，才是教育传授的重心所在:“康德有一种独到的阐述和定义形而上学概念的巧妙方法，这种方法， ..就是在听众面前进行他的思想探索，仿佛他本人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然后， 逐渐补充新鲜的决定性概念，一点一点地完善先前确立的解释，最后得出他对这个题目的研究的明确结论。对这个结论，他已经从各个角度作了全面考察，使聚精会神的听众不仅获得关于这个题目的知识，而且无意中受到思想方法上的教益..”[5 ]德国哲学源初探索的语言同时也就是思考完成后表述结论的语言，不存在孤立于思索过程之外的形而上学结论表述方式。如同柏拉图对话录中苏格拉底著名的分娩引产术，说者与听者共同走上思索之路，结论是双方共同获得的，听众成为主动的发现者。对于记录这种思路的文本来说，“说”不是“想”毕之后的另外一种表述话语，而就是“想”之思路尽可能真切的描述与忠实记录。阅读这种经典文本，如同演奏乐谱，读者无捷径抵达什么结论，而是每次阅读都被邀请与作者共同从头经历全部思索过程。我们在聆听卓越的教授恳谈式讲座时，往往会更真切细致地目睹原创源初的心路历程，能直观到思想者敏锐、忖度、犹豫、决断的目光，感受远眺精神地平线的优雅高贵气质;而在那些平庸的宣讲报告或文章中，人们听到的则是无个性的结论与独断判语。后者的文本犹如穿上了一件铁壳外衣，思想的诞生过程已被封死。
任何经典文本的个案性研读，都包含着两个基本的教学目标: (1) 对特定经典文本的研读，是对该经典文本思想内容与学术史地位的知识学掌握。这一方向的研读指向客观性的经典学术研究目标。 (2) 对特定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人文科学个案方法的训练依托。这一方向下的研读不仅以特定经典文本学术知识为目标，而且是凭藉特定经典文本个案研读的实践经历，学习掌握更为普遍的人文科学方法并培育文科学生基本素质的过程。研读经典文本对于文科生来说，是相当于理工科实验课一样的基本功训练。更具体地说，在经典导读这一教学方式中， 学生较之一般课堂听讲更为主动。学生是导读课的真正主体，教师只是引导者与适时提问者。学生亲自阅读经典文本，逐行逐节地阅读，通过提问与讨论，使每一个学生都检验了自己的语文学能力、敏感发现与提出问题的能力、上下文对照与不同文本对照的比较思维能力、抽象与提取结构的能力、重点段落仔细分析与深层挖掘的深度思维能力， ..这诸种能力，既是人文科学基础能力———阅读原典的训练，又是作为人文主体的学生践习培养所获得的各项素质。经典文本阅读的个案法训练在此指向着人文主体自身素质的培养目标。
上述人文素质还主要着眼于学术研究能力，但一切人文学科文本不仅是知识学的，而且是人文价值意义性的。在人文学科文本中必定蕴含着人文意义的境界———这不仅指那些文学艺术作品的意境， 而且包括文史哲学术类著作那些枯燥的事实材料和抽象的思辨逻辑所透露出来的人文境界。从而，浸淫于人文学科文本的个案性琢磨体味，不仅是对文本知识理路的透彻认知，而且是与作者—作品深层精神意向、信念立场及情趣气质的贴近融合。后一方面对于读者的感染激励进入到了读者人文主体深层的素质。作为人类文化精华代表形态之一的经典文本，通过个案性研读，所能学习的不仅是知识与观点，而且是支撑知识观点的思想框架与运思方法，以及在最深层面上人文主体的个性创造、意志决断与情感态度。
因而，研读经典文本的能力是考核文科生的基本指标，而是否拥有成熟的经典文本导读课程体系， 则是评估大学文科教学水准的基本指标之一。
参考文献
[1 ] 尤西林. 人文学科与20 世纪中国学术[J ] . 学术月刊， 1998 ， (7) .
[2 ] J·S·布鲁纳. 教育过程[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