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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1
闽南地区地处东南，历史渊源悠久，文化沉积多样，既保留了非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印迹，又有“大陆性”农耕中国非常罕见的海洋文化，其宗教流播、古汉语存留、宗族文化、民居建筑、商业传统、戏曲音乐等方面，既有特色又有丰富性，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可以说，如果有众多学者致力于此，闽南文化研究完全可能成为国内地区文化研究中最有生发力的种类之一。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隔离，原本只是福建省下属行政区划之一的台湾，一跃成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焦点；而因为先后几次文化变故，本来深受闽南文化影响的台湾，也成为一个五方杂处、潜流暗涌的文化复合体。国内研究界由此逐渐出现了一批专事台湾研究的学者，以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等专门研究机构为核心，形成了台湾研究这个颇具热度的专业。与此同时，闽南文化研究往往就被闽台文化研究这个题目所包容了，闽南文化研究从母体的地位跌落，反而经常成为附属台湾研究的一个子课题。这样的研究往往不能深入闽南文化的基质纹理，也往往难以深入地了解闽南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存在，对于闽南文化的解释只能是肤浅的、浮光掠影式的，缺乏地区文化研究的厚实与敦诚。
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则是我所见的最贴近闽南、扎根闽南的研究之一。
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戴冠青教授坦陈自己的研究缘起于“对闽南文化的热爱”，并试图“在‘荆棘丛生的荒草地’上蹚出一条新路”，于是其花费了十年时间，选取了闽南民间故事这个文化沉积最为丰厚的角度进发，以历史传说与现实存在两个维度交互印证，来破解闽南文化的魅力密码。在研究过程中，戴冠青教授本着穷尽材料的原则，阅读了数量庞大的闽南民间故事材料。这些书籍大多属于民间故事系列，民间语言往往比较粗糙，条理性也不可能很强。而戴冠青教授这个出身文艺学、以“美”为本业、视文学语言为生命的作家协会主席，要潜心默志、埋头阅读这些民间故事，倘若没有强烈的本土之爱支撑着，那还真是不很容易做到的。至于说还要在对这些民间故事熟稔于心的基础上，寻其统绪，考其源流，明其本末，再对其进行分门别类，区隔定谳，那就更是不容易了。
正是基于如此认真的态度，在《想象的狂欢》等论著中，我们可以时时看到作者操控着各种闽南民间故事、闽南地区文献、闽台风俗人情，了若指掌，恢恢无间，行有余力，让人不禁慨叹于作者对于所研究对象“穷究本源”的治学态度。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陈益源教授在为《想象的狂欢》一书作序言的时候，谈到阅读本书的“一连串奇妙的景况”，“过去几个月内，仿佛无论我去哪里，《想象的狂欢》书里相关的篇章就会出现，如影随形”，并且慨叹“闽南民间故事实在太丰富了，丰富到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无所不在，并且透过冠青教授的深入剖析，令人印象深刻，想忘都忘不了”。这种景况的出现，显然不是凭空而出，其实正是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扎实而厚博的实证。
闽南文化的另一种暸望
闽南文化研究方面，经几十年积累，产生了不少论著。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从闽南民间故事入手研究闽南文化，并把闽南民间故事作为闽南文化镜像进行观照，这个角度很新鲜，也很有针对性，目前还很少人做过。而且，戴冠青教授在研究中较好地把细部研究和总体观照结合起来，我认为其专著因此成为目前从一个独特角度对闽南文化进行总体把握的别开生面的论著。
从早期的单篇论文开始，到最近的专著成型，戴冠青教授的闽南文化研究逐步构建出一个非常严整的体系。《想象的狂欢》提出“文化想象与族群记忆”，既提出了“闽南民间故事是闽南地区民众根据闽南社会生活情状想象、创作出来并通过口头讲述的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或传说”，肯定了其“文化想象”的因素，又提出其文化想象中积淀了“闽南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包含有非常丰富的“族群记忆”，以此两种概念出发，提纲挈领。书中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对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解读——内中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民间故事，而且融汇了地理、历史、气候、俗语、戏曲等各种文化因素，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可以说，就是一部关于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研究史。
在章节内部，戴冠青教授的研究也能够做到事无巨细、穷发抉微却又高屋建瓴、分合有度。在“闽南民间故事的艺术形象”一章中，有一个十分独特的部分是介绍朱熹原型的民间想象，作者列举分析了《文昌鱼的传说》、《对天祝词显报应》、《计除恶僧》、《葬大林谷镇蟹精》等民间传说，注意到了闽南民间传说中的朱熹在闽南民众崇儒心理下往往形成法力强大、斩邪除妖的正义神祗形象，而武夷山以及江西庐山、铅山一带的朱熹却多是浪漫抒情、邂逅狐仙的书生形象。并且在此基础上，联系闽南地区历史，详尽地阐述了闽南文化中民众崇儒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成。
温婉的理论沉淀
戴冠青教授做闽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其文艺学出身的理论背景，与其他做民间文学或者地区文化研究的学者相比，出身文艺学的她，在操持各种理论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随处可见厚实的理论沉积。女性主义理论、列维-布留尔的神话学理论、弗莱的《批评的解剖》、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合适合用的理论与观点不断被用来与研究对象相互印证、互相激发，使得本书在理论深度方面得到了极好的延伸。在“闽南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一文中，作者还参照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实际操作了一番，以叙事学理论分析闽南民间故事。在考察了大量闽南民间故事后，作者依据叙事功能的理论进行分析，概括出了几种叙事模式：（1）扬善惩恶式；（2）以智抗敌式；（3）自强不息式；（4）知恩必报式；（5）才子佳人式。并且在具体的模式研究中，提取归纳出几种重要的叙事功能加以分析，这样就化繁为简，对数量繁多的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较好的归纳分类，有利于作者驾驭庞大的文本，也有利于作者从总体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心理方面对这些民间故事进行总结。这一点，恰恰也是做闽南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普遍比较缺乏的。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2
闽南文化研讨会是闽南地区厦漳泉三地共有的学术交流平台，自2001年创办以来，一直致力整合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学术力量，推动闽南文化的研究。11月27日上午，第三届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漳州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就闽南文化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研讨会上，闽南文化与闽商精神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对闽南文化的研究，促进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促进新闽商的成长壮大，成为不少专家学者所关注的话题。出席此次研讨会的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对闽南文化和闽商之间关系的发言可谓是妙论迭出，精彩纷呈。
闽商精神是闽商长成不衰的键
“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争气不争财”、“三分本事七分胆”，还有就是那早已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闽南习语――“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这些从闽南乡土中走出来的朴实话语深藏于闽南商人乃至福建商人的内心之中，它们中间反映出来的闽南文化的特点伴随着他们从故乡发展到他乡，从历史繁盛到现代。
福建师范大学的苏振芳教授分析说，闽商自宋元尤其是明清以来，在中国商界活跃了几百年且至今兴盛不止，得益于他们在商场运筹过程中，孕育和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闽商精神，而闽南文化正是孕育闽商精神的重要条件。
苏教授进而指出，研究闽商精神。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闽人经商意识的形成，唐代以来，世界上几大自古便以从事海外贸易而著称的商人集团，都曾落户福建泉州等地像阿拉伯商人、欧洲意大利人及犹太人，还有南印度商人，这么多历史上以善于经商而闻名的民族，不期而遇，汇聚福建泉州等地，与福建人杂居相处，甚至通婚繁衍，福建人受其经商意识的濡染很深，并且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其次是，历史上闽商国内经营活动所具有的地域特点，尤其是明清时期，以江浙地区和广东地区为多，这些地区成为闽商南下东南亚的中转地：最后，福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福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闽商商帮。他们各有自身鲜明的特点，但都共同创造了闽商的辉煌。
闽南“国民性：”对闽商发展利大弊少
“个个猛”、“输人不输阵”，闽南的俗语也从侧面反映着闽南人的性格。胡沧泽教授是国内知名的历史学家。他总结说，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迁徙和联姻，外地、外省、外国人的加入以及闽南人向外地、外省、外国的播迁，形成了闽南人性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胡教授认为，闽南人的性格特征主要有：强悍拼搏，甚至敢于冒险犯禁；重商务实，讲求实利、讲究实际，既有获取高额利润的愿望和要求，又有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包容和合，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开放性和“海纳百川”的胸怀。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方能孕育出闽商这朵历百年风雨依然盛开不败的鲜花。
不过，胡教授也分析说，物极必反，闽南人强悍拼搏的精神走到极端就是目无法纪和胡作非为，重商务实走到极端就是唯利是图和市侩哲学，包容和合走到极端就是不讲原则和目光短浅，因此，闽南人性格特征又有目光不够远大，集体观念不强，法制观念较弱等弱点。
华侨大学的陈少牧先生也提出，在闽南文化辐射的区域内，面子心理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撑门面”的事情随处可见。这其中，有些是礼节礼仪和规则的需要，但更多的是人为的浪费和造假。这些缺点，对闽商的健康发展和闽商自我人格的塑造，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
闽南人性格创造宝岛辉煌
正如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所强调，福建和台湾有着“五缘”，存在深厚的历史渊源。当年众多福建人尤其是闽南人东渡台湾，在宝岛上打拼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台商，亦可说是广义上的闽商。闽南文化和闽商精神，同样是他们的文化血脉。
台湾知名人士、台商服务总会总会长廖正豪先生表示，当年的移民发扬闽南人的性格，筚路蓝缕，方把台湾建设成一个“宝岛”。做好闽南文化的传承、接受、整理、再出发，对台湾和台商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闽南经济学是研究和提倡闽南学的重要分支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3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一个文明一旦灭绝了语言，便被宣布死亡，例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因此，在闽南文化传播中，闽南方言文化就显得举足轻重。为此，我们设置了闽南语歌曲大赛、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闽南方言文化大赛三个活动。其中，闽南语歌曲大赛已成功举办了五届，第六届将于5月8日母亲节当天以“爱要大声讲出来”为主题举行，每届的闽歌赛都得到非闽南地区的同学积极参与，2014年更是被入学前从未接触过闽南语的、社团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学员、来自新疆的小伙伴张伟同学夺得冠军；闽南方言文化大赛于去年11月首次举办，共吸引了包括陕西、海南、贵州等在内的277人报名参与。足见，社团活动，绝不是闽南人的独角戏。
我们从来不为办活动而办活动，每个项目的设置，都经过我们的调研、思考，并且进行可行性评估。例如，我们闽南语歌曲大赛及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的设置。有人说，读大学就是品读一座城市。但是，现实中，许多闽南籍同学，会唱国语、外语，甚至粤语，对于乡音却只停留于《爱拼才会赢》；许多非闽南籍同学，来了泉州四年，却只学会了公交车上提示注意安全的“开门请细腻，落车请行好”。这无疑将会是大学青春时期的遗憾。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结合社团在汉语言方面的优势，开设了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举办了一届又一届结合不同时事、节庆的闽歌赛。
对于一个团体来说，有理想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论的武装。市场营销的理论告诉我们，只有明确社团闽南文化传播的对象，设置有针对性的项目，才能真真切切地起到闽南文化传播的目的。从学生社团的性质来说，兴趣是社团成型的原因，因此对闽南文化抱有强烈兴趣的会员是我们的主要的文宣对象。但是，文化的传播也不能忽视潜在市场，立足社团，辐射全校，乃至全市，一直是我们的理想。
在此基础上，我们把社团文宣活动分为对内（即会员、理事）、对外（即全校师生）两个部分。对内文宣活动由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闽南民俗景点采风两部分组成。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包含闽南语教学、闽南灯谜教学、闽南文化研讨会三个子项目。闽南文化研讨会是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项目中的亮点，能够引导会员深入了解闽南文化，近一年来，先后在社刊《一页刺桐》发表了《论闽南文化重乡崇祖的精神内涵》等近5篇学术论文。对外活动由闽南民间艺人进校园演出、闽南方言文化大赛、闽南美食品鉴会、泉州高校闽南文化微影视大赛、闽南语歌曲大赛、闽南文化摄影大赛及摄影展、“中国灯谜之乡”灯谜展猜、戏曲小品表演等活动组成。我们坚持在实践中，创新、淘汰、升级我们的活动。
闽南美食品鉴会是社团的特色项目之一。在实践中，我们对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升级。从一开始的单纯品尝，到讲解环节的加入，茶文化、闽南语歌曲表演的加入，到第六届的“自己动手做”。会员通过自制闽南美食，分组讲解美食蕴含的历史文化。既享受了美食和劳动的快乐，又学到了闽南文化知识，可谓一举两得。活动得到了《海峡都市报》半版的专题报道和东南网、闽南网等媒体的报道或转载。
不仅如此，社团的许多活动在校内、泉州市内都具有影响力。首届泉州高校闽南文化微影视大赛，吸引了包括华侨大学、闽南科技学院等近5所高校总计58部作品参赛。活动得到了泉州晚报社、泉州网等媒体的宣传和报道，4天网络点击超过4万人次。社团闽南方言文化大赛、闽南美食品鉴会等活动被列为中科院闽南文化研究基地社科普及计划项目。
打铁还需自身硬，传播习大大口中“大有可为的闽南文化”需要坚强的文宣队伍。社团现设决策团、顾问团，秘书处、财务处，组织部、实践部、文宣部等七大机构，及隶属文宣部的社刊工作组、闽南语教研组、灯谜教研组，拥有一间闽南文化学术研究室。值得一提的是，社团组织部由会长直接领导，负责社团理事凝聚力、向心力的建设工作，确保文宣队伍具有极强的战斗力。社团的顾问团，由社团离任理事自愿组成，负责监督社团，为社团发展献计献言、发挥余热。
泉谚：“站着要像东西塔，躺着要像洛阳桥。”闽南文化传播协会一步一个脚印，做切切实实地闽南文化传播志愿工作。
谢谢！
附件：
答辩材料
1. 社团活动理论联系实践
文化的研究、传播离不开切身的体验，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做到切实地文化传播。闽南民俗景点采风便是社团为此设立的活动项目。“闽台缘博物馆采风活动”是项目中的传统，其目的在于促使新一届会员了解闽台五缘，领略以泉州为代表的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对闽南文化形成初步认识。文化骑行是该项目的另一传统，也是社团活动中最受会员欢迎和好评的活动之一。2015年11月社团组织会员开展了新一届“蟳蜅-滨海”民俗调研骑行活动。在本次活动中，社团依托蟳蜅“王爷生”等重大民俗活动，结合蟳蜅村蚵壳厝及传统闽南“皇宫起，燕尾脊”建筑和宗法产物，结合“蟳蜅女”服饰、头饰，进行实地讲解，让会员们能够更直观地感受闽南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此外，社团的闽南民俗景点采风也会结合时事热点和月份民俗，灵活增加项目。如，2014年因永春达埔镇获评“中国香都”而开展的“香都古韵、文传千里”暑期采风活动、泉州广播电视台“香恋？中国香都”文艺演出现场采风活动，结合泉州“海丝国际艺术节开幕式”举行的“源和1916”采风，2015年结合第14届泉州亚洲艺术节开展的泉州戏曲采风（含泉州南音、提线木偶戏），2016年4月的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采风等。采风活动所征集的采风报告、诗歌、散文，都择优发表在社团《一页刺桐》宣传栏、微信公众号。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4
台湾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及其变迁
金门侨批与金门学研究
朱熹的孝亲观念及其现代意义
朱熹家族与李弥逊家族交游考
福建东岱海洋族群的信仰空间与仪式传统
漳州客家、福佬“谢安信仰”比较研究
龙信仰的具象化:闽南小岞人的渔船与龙崇拜
略论中国仪式戏剧之演进——以闽台戏剧为例
清代学官郑兼才台湾宦绩考述
漳州传统社会的冥婚研究
明清东山社会的变迁与关帝职能的演变
台湾民间闾山道派之分析
福建妈祖信仰传播过程研究
闽台民间大道公传说中的文化建构
金门战地文化创意产业初探
漳州市芗城区古街文化景观评价与保护
黄道周史学思想析论
妈祖信仰与临水夫人信仰的比较研究
从陆神到海神:妈祖文化的工作世界源流与嬗变
邵江海在中国歌仔戏史上的价值和贡献
梨园戏《陈三五娘》与潮泉民俗关系探略
试论晋江海洋文化精神与涉海主题戏传播之关系
林语堂的南洋大学恩怨:活在理想与政治纠缠之间
新竹市世居家族之祖籍空间分布特色
二战后新加坡华人族谱编纂研究
试论闽南民间信俗在两岸交流中的作用
弘一大师与“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论析
闽南傀儡戏与闽南人社会生活关系探讨
钱谦益《漳浦刘府君合葬墓志铭》疏证
分殊:朱熹由佛转儒内在机理探微
末端仪式:台湾汉人宗教仪式结构及其圆满观
唐宋时期漳州陈元光信仰考述
《畅所欲言》与晚清时期的泉州音
以古汉字字形为材料考证闽南方言古语词例释
从月港到十字门:漳州海商严启盛再研究
试论清代台湾士人重商行为
浅析清初迁界对福建沿海地区的影响
失节事小饿死事大:闽台族谱所见妇女守节问题
厦漳泉同城化背景下漳州田园都市构建
福建与台湾魔神仔传说与故事的比较研究
从闽南语歌谣看台湾乡野社会——明清与日据时期
新时期“大陆形象”对台传播策略初探
构建厦金传媒特区的前瞻性思考
论闽台文化特质与认同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5
1高职学生职业素养的内涵
高职学生是“准职业人”，其职业素养是指高职学生从事某一职业需要具备的素养，以满足职业岗位的要求和职业发展的需求。实现职业生涯和个人的可持续性发展是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的终极目标。套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麦克利兰于1973年提出的“冰山模型”，可以将高职学生的职业素养划分为表面的“冰山以上部分”和深藏的“冰山以下部分”。其中，“冰山以上部分”包括基本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等显性素养，即个人的专业素养，这是高职学生从事某一职业应具备的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学习和实践习得；而“冰山以下部分”包括职业意识、职业道德和职业态度等隐性素养，即非专业素养，具体表现为“意志品质、进取心和求知欲、敬业精神和团队意识等方面的综合素养”[1]，这是高职学生职业生涯和个人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动力，需要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长期不断地涵养。本文所谈及的高职学生的职业素养，指的是隐性素养的范畴。高职学生的显性职业素养，即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学校开设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和企业的实践实训习得，也就是说，显性职业素养的提升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在短期之内取得成效。而隐性职业素养的涵养却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和更漫长的时间，就像一棵树的成长一样，需要不断地从生长环境中汲取养料。良好的家庭教育，老师的言传身教，同学间的相互感染，都是提升高职学生隐性职业素养的途径，但同时，不能忽视来自文化环境的影响。对于泉州的高职院校来说，尤应重视闽南文化对提升高职学生隐性职业素养的影响。
2闽南文化的内涵及其对提升当地高职学生职业素养的意义
闽南文化是由迁徙入闽的中原士民所带来的中原文化和闽越原住民的本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接纳进而相互融合，并在世世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发展变迁而形成的独具风格的地域文化。历朝以来的移民在异域他乡艰难求存所形成的性格，闽南百姓在靠山临海的地理环境中辛苦谋生的意志，以及宋元至近代以来对西方多元异质文化的接纳和吸收，使闽南文化融“中原文化与闽粤土著文化、故乡文化与异乡文化、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科技文化与信仰文化为一体，多元文化异质并存，同质融合，构成一个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结构。”[2]泉州是闽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拥有丰富的闽南文化资源，泉州当地的高职院校应积极发掘闽南文化所蕴含的丰富深邃的精神内涵，为提升泉州当地高职学生的隐性职业素养发挥有利的影响。
2.1移民文化特征有利于激励高职学生拼搏进取、砥砺意志
自公元4世纪初的“永嘉之乱”至12世纪宋高宗南渡和元人南侵，在这纷扰的800多年之间，一波又一波的中原士民，离乡背井，不远千里，不畏艰辛地迁徙入闽，在此地艰难求存，落地生根。明朝以降，闽南人为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远涉重洋，到异国他邦开荒拓殖，辛苦谋生。离乡背井的家国之思，以及在异国他乡求生存谋发展的辛苦艰难，塑造了闽南人民坚韧勤劳、不屈不挠的性格和自强不息、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的品质。今天的高职学生，大部分养尊处优，生活安逸，因而无论是对学习还是对工作，都往往趋易避难，不愿辛苦付出，却想坐享其成。让高职学生了解闽南先民的移民历史及其在异国他乡艰难谋生的经历，从中体会闽南百姓在漫长的历史生活中形成的性格和优秀品质，对于塑造高职学生的坚强意志和开拓创新、拼搏进取的精神，提升其隐性职业素养具有积极的意义。
2.2山海兼济的文化特征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创新精神
闽南素有“三山六海一分田”之说，地少人多，当地百姓为了生存和发展，在不废农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积极探求新的生产方式。在山区丘陵地带，则积极发展林副业，遍植林木茶叶，播种瓜果蔬菜；滨海者则以渔盐为业，甚或相率航海，贸易海外。大海为闽南百姓的生活提供了另辟蹊径的条件，一并带来的还有海上的风浪和灾难。依山枕海的地理特点，巨大的生存发展压力，使闽南人民“既重农敦本，守成俭约，同时又注重诸业并举、重商求富；既崇尚正统，慎终追远，同时又慕异求新、灵活适变”[3]。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闽南百姓，形成了山海兼济的品质精神：既有立足根本、因地制宜的务实品质，又有蹈险犯难、先行先试的开拓创新精神。而闽南悠久的移民历史和海外商贸历史，一方面使得天南海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宗教汇聚于此，在这里碰撞交融，涵养出闽南人民胸襟广阔、兼容开放的品性；而另一方面，异地生活和海上谋生的艰难和风险，使得闽南百姓自然而然地采取抱团求存的生活方式，形成相携相帮、同舟共济的群体意识。让高职学生了解闽南百姓突破生存困境的探索和实践，认识闽南人民山海兼济的品质精神，对改变高职学生心浮气躁、急于求成的心理状态，培养其踏实稳重、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具有积极的影响。
2.3重德尚义的文化特征有利于激励高职学生提升人格修养
闽南文化的基础是数百年来迁徙入闽的中原士民带来的中原文化，而中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儒学，因而，闽南地区长期受儒家思想的教化和熏陶。自唐人欧阳詹首开泉州进士之先河，闽地文士始向慕读书，儒学风气开始振兴。及至宋代，儒学在闽地普及发展，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流派。绍兴二十三年至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3~1157）这五年之间，朱熹在闽南兴办书院，讲学授徒，其执着于重教兴学的思想和实践，促进了闽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其孜孜以求、严谨治学的精神，对闽南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之后，闽学在福建世代相传，虽流派各异，然总不离孔孟之道的根本。儒家思想长期的教化熏陶，思想家不慕功名、安贫乐道、严操守、重气节的品质，及其重视心性修养、追求理想人格的人生诉求，逐渐渗透进闽南文化中，对闽南百姓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八闽文化先驱者”欧阳詹，还是“集诸儒之大成者”朱熹，无论是敢于蔑视权威、批判权威的启蒙思想家李贽，还是抵抗外来统治侵略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俞大猷，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对于高职学生完善自己的人格修养，都具有感染和激励的作用。
2.4重乡崇祖的文化特征有利于增强高职学生的责任感
无论是间关万里迁居闽南的中原士民，还是辗转漂泊流落异邦的闽南百姓，远离故土家国不仅没有割断他们与故乡祖国的关系，反而加深了他们对家国乡土的情感，这种情感衍化而为闽南人民深厚的重乡崇祖的祖根意识和饮水思源回报乡梓的行为习惯。闽南百姓无论身处何方，只要条件允许，每逢节庆日必不远万里回乡祭祖。他们重视血缘纽带，敦亲睦邻，认宗修谱兴建祠堂的风气盛行。移居海外的闽南乡亲，竭尽所能，回报乡里：他们捐资兴业，使闽南的经济发展拥有独特的侨缘优势；他们注资办学，发展教育；他们关心公益，积极促进故乡医药卫生体育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进步[4]。闽南文化所蕴含的祖根意识和乡土观念，海外侨胞回报乡梓的行为及其为故乡发展义不容辞的责任心，对于培养高职学生内心美好的情感，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具有重大的意义。
2.5兼收并蓄的文化特征有利于涵养人文情怀和包容气度
闽南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使闽南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建筑文化艺术资源。无论是民居祠堂、寺庙宫观，还是桥梁牌坊，亭台塔幢及海防建筑，无一不体现出闽南百姓独特的审美情趣。尤其是以南安官桥蔡氏古民居为代表的“古厝”建筑，既保留了传统闽南民居的建筑风格和特色，又吸收了域外建筑艺术的特点，充分体现出闽南百姓在建筑设计上既有符合生活环境的务实品质，又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追求。徜徉在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鼓浪屿，能欣赏到不同国家的建筑风格；漫步于泉州涂门街一带，当你看到仅仅方圆几里的街区，就分布着儒教的文庙、道教的元妙观、伊斯兰教的清净寺及佛教的承天寺，还有民间信仰的关帝庙和天后宫时，便能明白何以泉州享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美称。闽南既有极富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如民谣、童谣，拍胸舞、骑竹马、车鼓弄、舞龙舞狮、赛龙舟和博饼，又有异彩纷呈的戏曲文化如南音、梨园戏、高甲戏、布袋戏、木偶戏、打城戏。既有种类繁多的民间工艺如厦门的漆线雕、泥塑、面塑、皮影、彩扎和珠绣，漳州的木版年画、棉花画、漳浦剪纸，泉州的刻纸、“妆糕人”、惠安石雕、德化瓷雕、永春纸织画、安溪竹藤编艺和蓝印花布，泉漳的木偶头雕刻；又有独具风格的地方服饰文化（惠安女服饰、鲟埔女服饰）和武术文化（五祖拳、南少林）[5]。闽南地区异彩纷呈的建筑文化艺术，皆源于闽南人民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高职院校的学生通过对闽南民间艺术的了解和欣赏，不仅能得到美的享受，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能够涵养心性，培养崇真尚美的人文情怀。
3运用闽南文化提升当地高职学生职业素养的途径
对于高职学生来说，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固然很重要，这是他们走上职业岗位必备的基本素质。但是，若从高职学生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的持续性发展角度看，良好的职业素养才是关键。因此，高职院校要充分重视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闽南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德育美育内容，充分挖掘和运用闽南文化资源，不仅能为提升当地高职学生职业素养提供鲜活有效的教育素材，而且对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3.1让闽南文化进入课堂教学、融入校园文化
将闽南文化及其相关研究成果融入高职的课堂教学，使闽南文化成为提升高职学生职业素养的鲜活有效的素材。可以开设如《闽南历史文化》《闽南民间工艺美术》《闽台民俗文化》《闽台民间文化》等有关闽南文化的系列通识课程，让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了解闽南的历史风俗，感受闽南文化的神韵，体会闽南文化的深刻内涵。除了独立的闽南文化通识课程外，还可以将闽南文化及其优秀的德育美育资源融入到其他课程的教学中，比如思想政治课和大学语文等公共基础课程的教学中。此外，还可以聘请闽南文化的专家学者到学校来开设讲座，或以座谈会的形式与学生就闽南文化进行探讨交流。泉州高职院校应发掘和运用闽南文化中的优秀资源，建设具有闽南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利用学校的宣传栏、广播电视、校园网站等设施媒介，宣传介绍闽南的历史、文化、民俗、艺术等；学生社团应积极开展与闽南文化相关的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发挥校园文化陶冶学生情操、启迪学生心智的作用。
3.2通过实践让高职学生亲密接触闽南文化
泉州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多元的历史文化景观，泉州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区域优势，通过实践活动让高职学生亲密接触闽南文化。引导学生去参观考察闽南地区的历史文化景观：闽台缘博物馆和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可以让学生一窥闽南的历史；南安官桥蔡氏古民居群和崇武古城可以让学生感受到闽南建筑的独特魅力；清源山上儒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教并祀的景象可以让学生深刻体会到闽南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性。邀请民间艺人到学校表演梨园戏、木偶戏、拍胸舞等，让学生对闽南民间艺术有最鲜活的感受。组织学生走访民间艺人，了解闽南民间工艺的制作过程，体会民间工艺制造中蕴含的辛劳和智慧。鼓励学生收集并分享闽南百姓口耳相传的民谣和传说，留意闽南百姓的生活习俗，端午节时看一场赛龙舟，元宵佳节或集会庆典之日看一看舞龙舞狮，听一曲古韵天成的南音，品一壶功夫茶，打一套五祖拳，学生能从中直接而深刻地感受到闽南文化的精髓和神韵。
3.3利用网络平台拓展对闽南文化的了解
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使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工具。网络超越时空限制，使得网络搜索成为高职院校学生最常使用的获取信息资源的方式[6]。高职院校应构建发达便捷的网络平台，为学生拓展对闽南文化的了解创造条件。学校图书馆应建设闽南文化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电子资源库，建立电子资源导航系统。此外，高职院校还应与其他高校及从事闽南文化研究的有关机构建立闽南文化资源共享体系，为学生提供快捷全面的数据查询服务。高职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搜索到极为丰富的闽南文化的相关文字、图片和视频资料，并能通过博客、微博、微信、QQ空间等与他人分享和交流，这无疑拓展了他们对闽南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宗美娟，张成涛．论高职学生职业素养的内涵及其实现[J]．职教论坛，2013（6）：14-18．
[2]李晓元．闽南文化德育资源现代转化研究[J]．理论界，2014（11）：59-65．
[3]刘冉．闽南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及其价值研究[D]．漳州：闽南师范大学，2014.
[4]林春蓉，陈水德，张会演．闽南文化的德育价值考量与研究[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2（5）：106-109．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6
本课题以教育部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的要求“艺术教育对提高学生审美修养、丰富精神世界、发展形象思维、激发创新意识、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及“充分开发利用地方和社区的艺术教育资源，丰富学校艺术教育内容和形式。鼓励、支持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艺术教育资源”为依据，以“益德漫画，漫画益德”为突破口，落实本校“一核心，二基点，四特生”的管理哲学，探索漫画特色教学与闽南传统文化的交集点，尝试以漫画形式传承和发展晋江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生学习活动科学化、自主化，培养学生核心人文素养，丰富本校美术学科内涵和德育载体，有力助推本校漫画特色项目更快更好地发展。
马克思说：“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课题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以激励教育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发现教学理论为指导。借助科学研究方法，以学校提出的“高质量，有特色”为工作标准，通过对漫画的绘制技法；漫画的创意方法；晋江乡土文化的内容及核心价值；晋江乡土漫画进社区、进校园的活动方式；乡土美术教材开发和应用等一系列内容研究，依托美术课堂、石鼓动漫社、漫画特色兴趣班等平台进行实际训练，让学生走入乡土、融入社会，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和幽默品质，为学生创建良好的人文素养教育环境，发展学生综合能力，体现课程趣味化、乡土化、生活化等特点。课题研究主要成果如下：
一、理论成果
1.教育理念的提升。本课题研究尝试培养学生运用哲学思维探索乡土文化中核心价值，提高学生艺术技能，开阔文化视野和提升人文品质。
2.教研能力的提升。参与课题研究的教师把课题研究和学校哲学研究课题、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美术教学工作有机整合，提高教学和科研能力，实现由集约型教学向科研型教学的转变。
3.综合实践活动整体能力的提升。以课题研究为契机，推动石鼓动漫社、漫画特色兴趣班及多个综合实践活动有序开展，有效激发全体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让同学、家人感受家乡传统文化的魅力，使师生均得到艺术体验和能力提升。譬如，有的学生将在课题实验课所学的“核心价值观”闽南四句和晋江歇后语带回家与家人分享，活跃家庭和谐气氛。
二、实践成果
1.出现精品课程。课题组以《美术课程标准》为依据，立足课本，从美术教材中《卡通故事》、《幽默与智慧》等文本中拓展而出，编写教学设计。杨银平老师从《幽默与智慧》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漫画闽南四句》、《漫画晋江歇后语》；张克雄老师从《卡通故事》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闽南童谣漫画》。卢金火老师巧妙地结合学校“五店市寻根”综合实践活动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闽南古厝》。课题组老师坚持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为出发点，以学科哲学为导图，围绕课题研究内容，不断探索课堂教学。
2.形成校本教材。通过课题研究，杨银平老师编写的《漫画创意训练》校本教材富有趣味性和启发借鉴价值，深得同行、学生的喜爱。卢金火老师编写的《五店市寻根》校本教材，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具有较高参考指导价值。
3.促进教学相长。课题组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指导学生乡土漫画创作。完成一批具有晋江乡土文化特征的漫画作品，体现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其中有60多幅漫画作品在本市及全国各级漫画比赛中获奖或发表在《幽默大师》、《儿童漫画》、《晋江经济报》等报刊上，出版漫画成果集《石鼓动漫社》和教师作品集《杨银平漫画集》及校本教材《漫画创意训练》等。2015年6月，本校被福建省漫画研究会授予“福建省漫画教学实验学校”。课题研究不仅提高了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还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培养了一批研究型美术教师，从而促进了师生共同发展，实现了教与学相长。
4.收获教育写作。课题组不仅积累了一定量的图片、视频等材料，在教育写作上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卢金火老师撰写的《乡土漫画教学反思》；张克雄老师撰写的《用漫画图解闽南童谣的教学反思》；杨银平老师撰写的课题研究论文《闽南乡土文化在校园漫画综合实践活动中绽放光彩》等。
5.发挥辐射作用。研究之后，本校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乡土美术教学资源，并开始发挥辐射引领作用，课题组积极搭载当地市政府、文化部门开展的活动。先后将课题实验成果“晋江歇后语漫画”、“闽南四句”等成果深入毓英小学、灵水社区、苏安社区、曾井社区、阳光社区、育德小学、五店市传统街区等社区学校，以漫画形式传播晋江乡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市民带去了一次次鲜活生动的乡土文化体验。2015年11月，福建漫画研究会会刊《海峡漫画》第十期展示本校漫画特色教学成果，起到省内辐射引领作用。
本课题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完善的地方，进一步提高学生漫画质量。完善校本教材，增强实用性，利于教师教学、学生实践学习，提高教与学效率，把课题研究拓展延伸到校本课程研究领域。下阶段以本课题研究为龙头示范作用，推广课题研究成果，进一步研究漫画特色教学与乡土文化、美术课堂的深度结合，使之成为基础美术教育有效的补充，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美术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实验。
参考文献：
[1]杨力.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7
开发闽南民间舞蹈的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不仅有利于对学生个性化舞蹈风格的培养以及视野与眼界的拓展，培养闽南地区学生对家乡的地域自豪感和故土情节，还能增强海峡两岸同胞对地方性文化之间差异性的认同感。
一、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的开发模式
素质教育和新课标双重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学科的课程开发就出现了两种科学合理的开发模式，即目标模式和过程模式。这两种开发模式为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提供了重要的开发思路和开发理念。
1949年笔者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目标模式的概念及其知识原理，将目标模式分为确定目标、选择和组织经验与评价目标这三个部分。确定目标即在安排和设置课程之前明确指出教学的根本目标和课程教学的预期成效；选择和组织经验指的是根据指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预期来选择教学内容，并且确定了实现课堂目标和达到预期成效的详细方案和具体手段。评价目标则是指在课程结束之后检查和审核课程教学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以便后期研究分析和改进更新。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建出了目标模式的整个开发过程。
1976年出版的英国课程论专家斯坦豪斯《课程研究与开发导论》一书，对泰勒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更正和完善。其在书中强调课程开发过程的重要性，主张建立起由学科的概念、标准和过程等知识所构成的过程原则和过程模式。通过发现法和探究法来进行课程教学，以此提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二、开发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的实践探索
（一）选择闽南民间舞蹈课程内容的基本原则
1.代表性和广泛性相统一
代表性是指闽南民间舞蹈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风格特点。要对闽南民间舞蹈的校本课程进行充分而有效地开发，就必须要从闽南民间舞蹈文化中选择出最具民族特色、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的代表性舞蹈来进行。闽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舞蹈放在中国渊博的民族文化中具备了一定的民族代表性，能够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中迅速掌握闽南民间舞蹈的内涵和精髓。
广泛性是指闽南民间舞蹈开放性的教学体系尽量包容了闽南地区的代表性舞蹈。这种广泛性的舞蹈教学体系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眼界。代表性和广泛性的有机结合可以提高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
2.基础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相统一
基础性学习指的是对教材内容的学习。闽南民间舞蹈的文化内容较为庞大和复杂，但是课程的学习时间是极为有限的，不可能兼容并包，包罗万象。那么就只能从庞杂的闽南民间舞蹈文化中提取出具有“萌芽”和“胚胎教育作用”，并且含有一定“生长发展成分”内容作为课程教学的基本内容元素。应用元素提取法对闽南民间舞蹈的动作素材、舞蹈技巧、民俗风格和精神文化等进行严谨的选择和提炼，让学生在学习了这些基础知识之后能够对闽南民间舞蹈有一个宏观上的认识和微观上了解，奠定闽南民间舞蹈学习的理论基础、技能基础和发展基础。
探究性学习指的是能力较高的学生在充分掌握了闽南民间舞蹈文化的基础性知识和舞蹈技能之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尝试着探索独立进行即兴舞蹈创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种学习方式是对基础性学习的延伸和补充。基础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和谐统一可以帮助学生在打好舞蹈基础的同时，建立和发展即兴创作舞蹈的能力。
（二）闽南民间舞蹈课程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
1.口传身授教学
“口传身授”是由吕艺生教授依据舞蹈课程教学的特点而提出的一种舞蹈课程教学方法。“口传”指的是舞蹈教师通过对舞蹈的体态、动作和技巧原理的细致讲解来教授学生完成舞蹈的正确做法、规则和要领。“身授”指的是舞蹈教师通过亲自示范舞蹈来为学生建立起正确的舞蹈表象，使学生充分认识和了解到舞蹈动作的时间值和空间值以及舞蹈在表演过程中的现场特点。“口传”和“身授”这两种教学手段并没有先后顺序的硬性规定。舞蹈教师可以先讲清楚闽南民间舞蹈的动作原理，再亲身示范；也可以先进行现场示范，再说明其中原理。这种分别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教授学生舞蹈技能的教学方式具有极高的奠基性作用。只有通过舞蹈教师不断地言传身教，学生才能正确地把握住闽南民间舞蹈的风格和韵味。所以，闽南民间舞蹈课程的第一条教学策略就是聘请老艺术家们莅临学院，对学生们进行“口传身教”的舞蹈教学。
2.情景教学
情景教学是一种在教学课堂上创设情境，让学生在具体的模拟情境之中进行学习的教学方式。对闽南民间生活情境和风俗习惯的模拟是在闽南民间舞蹈教学课堂中创设情境最核心的教学要素。首先，老艺人们可以通过对闽南传统文化的讲解来实现跟学生之间言语上的交流，从这种沟通的关系中生成情境，巧妙地将这种模拟情境与学习的课堂环境相融合。其次，教师可以要求学生选择熟悉或钟爱的角色来进行扮演，创建出具有表演性质的活动情境。最后，在学生假期期间，舞蹈教师应该启发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家乡的民间舞蹈活动，在刻意营造出的民间舞蹈文化氛围中感受与课堂情景不同的真实情境。这种课外的情境教学有利于学生对舞蹈情境中思想感情的进一步理解和表达。所以，舞蹈教师在教授闽南民间舞蹈的课程时要准确把握课内虚拟情境的创设方式和课外真实情景的营造方式。
3.即兴创造指导教学
作为中国民间舞蹈主要创作方式之一的舞蹈即兴创造，指的是舞者在观众情绪和自身情绪双方面的影响之下受到了精神上的激励，没有经过事先的编排就在民间舞蹈表演活动中随着音乐和鼓点即兴起舞，创造出兼具传统舞蹈规范和自身艺术造诣的即兴舞蹈。即兴创造体现的不仅仅是舞蹈表演者的舞蹈功底和舞蹈素质，还展现了舞者发现新事物，独立完成艺术通感转换和发散性联想能力以及突破传统和自我的高超技能。广大人民群众和舞蹈艺术家们的即兴创造既是一种传情达意、表现才华的展示形式，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中优良舞蹈传统的一种传承和延续。舞蹈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认真欣赏舞蹈艺术家们的即兴表演，分析和总结即兴创作的规律和特征，并且指导学生在课后尝试进行即兴的舞蹈创作。所以，教师应该在闽南民间舞蹈的基础课上注意对学生即兴创造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进一步加强学生对闽南民间舞蹈的感悟和领会。
三、结束语
闽南民间舞蹈课程的开发是一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延续。在开发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的过程中，要坚持代表性和广泛性相统一，基础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相统一的原则来对课程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应用口传身授教学、情景教学和即兴创造指导教学等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来进行教学。以上观点是笔者个人探索的结果，以后也将继续对这个课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得到更多体会。
参考文献：
[1]黄明珠.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与校本课程开发[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145-150.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8
比较
闽南方言源于古汉语，是上古、中古等时期中原地区的人民陆续迁徙到福建后，带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汉语，与福建土著结合，在闽南地区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在唐宋时期，闽南方言就随着闽南人飘洋过海，在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传播，也正因为此，西方人才有机会接触闽南方言。西方人调查闽南方言，始于16世纪的菲律宾，第一部中西合璧的闽南语辞书——西班牙奥斯会会士拉达(Martin.De Rada)编撰的《华语韵编》(1575，又译为《中国语言词汇集》，泉州土话一西班牙文)也始于这个时期。其后还有西班牙耶稣会士契林诺(Pedro Chirino)编撰的《闽南方言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语对照字典》(1602，闽南方言一西班牙文)。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传教，他们编撰的词典主要有漳州话西文对译词典和厦门话西文对译词典两类。这些词典分别揭示、描写了漳州、厦门、泉州等地的方言事实，主要用于外国人学习闽南话和掌握白话字的闽南人学习汉字、《圣经》等。日本期间，为了实行其殖民统治，曾对台湾的各种语言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留下了大量文献。这些记录着台湾早期语料的出版物中，又以台湾闽南话一日语对译辞典的编撰成就最高。分别举例如下：
1 漳州话一西文对译词典。如：《福建方言字典》(1609，又译《闽南语字典》，漳州话—西班牙文，书成于东南亚)；《汉语福建方言字典》(1831，麦都思，漳州话一西班牙文，东印度公司出版)；《荷华文语类参》(1882—1892，又称《闽南漳州方言荷华字典》，薛力赫，漳州话读书音一荷兰文)等。
2 厦门话一西文对译词典。如：美国归正教传教士罗啻(Rev，Doty Elihu)编撰的《翻译英华厦腔语汇》(1853，英语一厦门话)；英国长老会牧师道格拉斯(Carstairs Douglas，又译杜嘉德)编写的《厦英大辞典》(1873，厦门话一英语)；英国长老会马约翰(T.Macgowan，又译麦嘉湖)编撰的《英厦大辞典》(1883，英语一厦门话)；台南长老会牧师巴克礼(ThomasBarclay)增编的《厦英大辞典·补编》(1923，英语一厦门话)；英国长老会甘为霖(W.Campbell)的《厦门音新字典》(1913，厦门话一英语)等。其中，《厦英大辞典》和《厦英大辞典·补编》两部词典都在正文之后以大量篇幅比较了漳州音和泉州音的不同。
3 台湾闽南话一日语对译词典。如：《日台小字典》(1898，上田万年主编，台湾总督府发行)，《日台新辞典》(1904，杉房之助主编，新高堂发行)，《日台大辞典》(1907，小川尚义主编，台湾总督府发行)，《日台小辞典》(1908，《日台大辞典》的精简版)，《台日大辞典》(1931，小川尚义主编，台湾总督府发行)，《台日新辞书》(1931，东方孝义主编，台湾警察协会发行)，《台日小辞典》(1932，《台日大辞典》的精简版)等。直到日治末期1938年台湾总督府还出版了一部《新订日台大辞典上卷》(目前仅知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藏有原本乙册，未见另有藏者)。值得一提的是小川尚义主编的《日台大辞典》在绪言部分详细介绍了“闽南方言的语音系统，闽南方言比较，与汉语方言及朝鲜、安南音比较，文读和白读比较，与中古音比较”(李如龙2008：222--223)；他主编的另一词典——《台日大辞典》是当时规模最大的闽南方言词典。
除了对译本之外，闽南方言字典、词典还有：连横编《台湾语典》(1957)，蔡培火编《国语闽南语对照常用辞典》(1969)，中岛干起编《闽语东山岛方言基础语汇集》(另索引一册)(1977，东京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出版)，村上嘉英编《现代闽南语辞典》(1979，奈良天理大学出版)，徐金松编《中国闽南厦门音字典》(1980，台北南天书局出版)，厦门大学中国语文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编写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1982，黄典诚主编，台湾版称为《普通话闽南语词典》)，陈鸿迈编写的《海口方言词典》(1996)，周长楫的《厦门方言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1998，台湾版改称《闽南方言词典》)，张振兴、蔡叶青的《雷州方言词典》(1998)，陈修的《台湾话大辞典》(2000)，董忠司的《台湾闽南语辞典》(2001)等。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9
当前，随着《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正式出台；随着我国体育（武术）治理能力（体育治理能力需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的不断深化，武术的文化生态问题必将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众所周知，地域上的“闽南”包括厦门、漳州、泉州、龙岩；文化学意义上的“闽南”主要指厦门、漳州、泉州三地。本文研究的“闽南武术”是特指孕育于厦、漳、泉地区，受其地理和人文环境影响而产生并流传下来的武术统称。“文化生态”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那么，闽南武术“文化生态”则可理解为“闽南武术文化在一定的环境下存在和发展的状态”。本文主要从闽南武术文化生B的现状及其问题为切入点，通过闽南武术文化生态（文化结构一般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生态位是生态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格林内尔[J・Grinell，1917]最先将其定义为一个种或亚种所占据的基本空间单位。鉴于此可将文化生态分为物质文化生态位、制度文化生态位、精神文化生态位）三层面的具体剖析，解构闽南武术文化生态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利于闽南武术文化生态的建设与保护。
1闽南武术的物质文化生态位
1.1闽南各种武术样式发展现状
中国武术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分为传统武术、竞技武术、艺术武术、媒介武术、大众武术、学校武术等多种样式。通过调查和走访发现，闽南的传统武术保存较好，民间习武人士较多（如：石狮的周盟渊先生门徒众多，每日求教之人络绎不绝；南安的王明钦先生亲传弟子300余人，等等），保存相对完整的拳种主要有五祖拳、永春白鹤拳等；竞技武术发展较快，近十年来在省级和部级各类竞赛中获得奖牌的人数持续上升；艺术武术和媒介武术相对较弱，没有形成较大的闽南武术文化品牌，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将闽南武术传播出去；大众武术普及较好，闽南人在经济比较充裕的境况下以及当地“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全民健身意识普遍提高”的背景下，已经充分认识到武术的健身养生功能，习练人口与日俱增，在南安市水头镇朴里村的几次调研中发现，不断有新村民加入习武行列；学校武术有待加强，目前有些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没有实质性的武术课，有些开设武术课的学校也多局限于五祖拳健身操等。以泉州市区中小学开展现状来看，各校对武术重视程度存在差异，与之相应的教学情况、课外活动也不尽如人意。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丰富拓展校园文化，推进传统体育等进校园等。这是国家宏观层面发出的指令和号召，可以利用此契机在闽南范围内，全面调查学校武术的开展情况，尤其是市郊、乡镇易被忽视的地方。将所有的学校都纳入统筹战略之中，全方位考察闽南武术文化生态建设的成效，促进闽南武术物质文化生态的平衡发展。
1.2闽南武术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
闽南大地尚武之风久远，受其尚武精神的影响，闽南武术传统元素与其他地域相比保存较好，但是现代创新元素不多，有些拳种并没有融合现念进行创新发展；另外，由于闽南多山川与江河湖泊，古来交通不便，“形成了许多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的地区，它们的文化产生和发展也不尽相同，使得人们对本民族的传统比较保守”，再加之闽南语言的独具特色，自成体系，阻碍了人际之间的交流，使得闽南武术只是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如有的研究者指出：“通过赢得泉州武林的承认，实现了五祖拳的本地化；借助精英化和大众化的两向度传播，推动了五祖拳在泉州的发展”，等等。这些言论进一步证明了闽南武术本土继承与发展较多，而外来引进和融合偏少的局面。应该说，闽南武术发展不能靠国家政策的勉强维持，也不能靠特殊群体的友情支持、而要靠自己的努力、创新，使它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的真正需求。新时代的闽南武术要力争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综合考量、协调发展。
钱穆先生曾在《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中言到，文化的发展，必须有刺激，犹如人身必赖滋养，人身非滋养则不能生长，文化非刺激则不能持续发展。一种文化必须有多种异质文化的不断渗入，才能在博弈中互相吸收，才能在比较中取长补短。闽南武术吸纳外来文化的因子越多，推动自身文化发展的力量则越大。但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出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等多种原因，闽南武术排斥异质文化现象明显，这虽然保存了自身相对完整的技术风格，但也缺少了进取的创新意识，不利于闽南武术的长远发展。
1.3闽南武术技术体系与练习场域
闽南武术上承南派武术，相较于北派武术而言，技术体系风格独特，套路动作一般短小彪悍，常常配有发声呼喝等；闽南武术（以南拳见长）整体上以手法为主，多善桥手，灵活多变、拳势勇猛，少有蹿蹦跳跃、闪展腾挪、起伏转折和跌扑滚翻等；另外，由于闽南地处亚热带，常年气温在20℃左右，所以闽南武术练习场所多以室外为主（明显区别于北方），尤其是乡村。在调查中发现，部分习武者或聚集在自家庭院或相约于山头林间，三三两两有单练、有对练，不亦乐乎；在练习方式上也是兼具分散与集中。如有的村镇（南安霞美村、桃源村）开设了武馆，村民茶余饭后可免费在一起切磋武艺。另外，也有一些常年习武者早晚会到附近的山上（九日山、紫帽山）独自修炼，追求大自然赋予的天地灵气，迎接东方的第一缕晨光。总之，闽南武术技术体系保存较好，但是创新力度不够；练习场域分布不均，少有室内独练者。
2闽南武术的制度文化生态位
2.1闽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在举国上下齐声呼吁抢救与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闽南地区的武术文化遗产曾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传承。如1986年，五祖拳被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确认为福建传统拳术之一；1990年，“国际南少林五祖拳联谊会”在泉州成立；2008年，五祖拳成功进入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永春白鹤拳史馆在永春县五里街镇大羽村成功开馆；2010年动画片《永春白鹤拳》正式开拍。上述这些事实说明闽南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了当地政府及协会团体的重视，收到了较好成效。但遗憾的是，近年来并没有更为细化的保护条例出台，也没有闽南武术非遗保护的具体时空框架建构，一定程度上又出现了“失衡”的文化生态现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得当与否是衡量文化生态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与关键维度，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建设文化生态，就是要调整文化定位和社会关系，把它们的关系重新理顺，成为常态。这就是文化生态建设的基本使命。目前，闽南地区在抢救和保护民间传统武术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整体的文化生态现状仍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对五祖拳、永春白鹤拳等代表拳种的重视程度较高，对民间其他拳种的投入和宣传则相对较少。另外，五祖拳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的重点并不是物质层面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而是蕴藏在这些物质文化形式背后的精湛技艺、独特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涵等非物质形态的内容，显然，在@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意见》指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2011年国家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旨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非遗保护等相关问题纳入法制化。但是通过调查和访谈得知，漳州地区的武术非遗政策配套不够完善，缺乏对传承人的具体保护措施和后续财力支持；泉州地区的武术非遗保护条例不够细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有的法制化、规范化等要求相比，一些拳种（如五祖拳）的保护还表现出无序、无法，随意性大的特点。
2.2闽南地方武术管理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
2004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11年又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意见和决定表明，我国已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以及当代文化建设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闽南地区虽早在2007年便成立了我国首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厦门、漳州、泉州分别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和保护规划。但是闽南地方武术管理部门对武术的哲学社会科学价值显然认识还不到位，出台的法律法规、保护规划不完善，没有针对武术非遗保护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深层发展等方面制定进一步的措施。另外，由于制度文化建设的不健全而导致错位现象明显，有些拳种的非遗申报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出现了传承不清、权属纷争等问题。有研究者指出：“许多体育范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缺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资源一制度，正在淡出主流体育文化，濒临灭绝”。可见，当前应该结合闽南武术的实际发展状况、在借鉴各类已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建立健全闽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法规体系，规范闽南武术非遗传承人的确认与培养制度、保护支持制度和经费分配制度等，引导闽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效、有序地开展。
2.3闽南武术代表性拳种传承人的遴选制度
闽南武术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具体操作要个人申请、逐级报送、层层帅选，最后通过政府部门审批来认定。但是，近现代以来由于闽南民间武术传承无序，分枝众多，互相“争大”“正宗”难觅，对闽南武术代表性传承人遴选与认定工作造成了一定阻力，影响了其健康发展。在泉州永春调研过程中发现，由于永春白鹤拳传承人分枝分派，且辈份不一，有的传承人技术水平难以服众，有的传承人自我标榜第一，还有的传承人唯利是图，弟子徒孙良莠不齐，等等。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当地民间武师传承与传播武术的积极性，违背了“非遗”传承人遴选制度与保护的宗旨，造成了闽南武术代表性拳种传承人遴选制度与文化生态建设现实需求不对称现象。其实，有研究者早就指出，在近十年来的武术“非遗”保护上，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名录的评审、技艺的保护及传承人的遴选等。闽南武术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需要建立长效机制，要有长期的制度跟踪，遴选时要根据候选人的平时表现――武德、人品、技艺、口碑等做出综合评价，不要因为“一匹害群之马”而导致该拳种的衰落或对该拳种名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事实证明，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损毁，也不是缺乏相应的技术保护，而是人们各种片面的观念和错误的做法”。在这方面厦门市的做法值得借鉴，厦门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实行专家评审制度。市、区文化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文化主管部门根据评审意见和公示结果，拟定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市、区人民政府对符合条件的代表性传承人给予相应扶持。这种公开透明遴选代表性传承人并给予奖励和扶持的做法有效避免了部分代表性传承人滥竽充数或真正的代表性传承人无力开展工作以及担心后继乏人的状况。
3闽南武术的精神文化生态位
3.1闽南武术人文价值宣传平台
闽南武术文化内涵丰富，人文价值厚重，但是受转型期社会发展的影响，官方特别是当地武术管理部门主要认可武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对武术的文化价值显然缺乏重视力度和缺少宣传平台。通过调研得知，闽南武术文化价值宣传平台相对匮乏，乡镇、村级主要通过人际传播，传播主体仍然是在民间并以口口相传为主（缺少专业理论人士引导和书面整理），县、市级主要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进行宣传，尚未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形成合力。“当前，信息载体、传播渠道更新迭代越来越快，移动应用、社交媒体已成为主要信息入口，聚合类平台、自媒体公号不断涌现，网络直播、问答社区等成为信息传播重要源头”。面对传播形态的深刻变化，我们认为，要想发扬闽南武术文化，传承闽南尚武精神，就要着力打造闽南武术宣传平台，通过体现时代特征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联合作业”来提升闽南武术文化传播能力。
鉴于此，当地武术主管部门可根据闽南武术文化生态总体规划宏观构建闽南武术文化价值宣传平台，综合运用纸媒、广播、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手机报、移动电视、网络电台等“叠加效应”建设好闽南武术的网络媒体、数字化平台，提高闽南武术主流媒体的文化公信力和文化影响力。
3.2闽南武术精神文化创新途径
闽南自古以来即是兵家必争之地，尚武之风浓厚，历史上出现了俞大猷、傅应嘉、郑成功、施琅、陈化成等一大批名将，在这片土地上孕育的闽南武术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审美价值取向。但是，精神文化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文化，要结合现代元素进行创新，使之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闽南武术文化中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等核心要素加以整合并凝练成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合青少年审美价值取向，使之在闽南武术文化生态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地域文化特色，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结合时代的精神导向进行再凝练、再创造、不断增添新质一凸显武术“仁”“礼”教化的内涵，这样才能解决当下闽南武术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部分闽南武术已经偏离武术本体发展、丧失了独特的人文精神和职业操守，进而破坏了闽南武术长期建立起来的精神文化生态）。
“中国实用文化中的饮食文化和民俗文化已然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礼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服饰文化等看得很重，强调在日常用度中抵达中国文化的深处。”中国武术文化亦如此，深度挖掘闽南武术文化的精神内涵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已经时不我待；在体育强国、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下，推动闽南武术文化深度的、全方位的精神传承与当代阐释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传承与阐释不仅可以在“守正创新”中感受闽南武术的“爱拼敢赢”之风范，而且可以在“文化生态”的建设中发挥闽南武术的“精神引领”之作用。
3.3闽南武术文化生态美学意识
文化生态美学意识是一种“和谐”意识，它“既强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忽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闽南武术的文化生态美学意识既要考虑自身发展又要顾及其人文价值和社会经济效益。但通过上述论述不难发现，闽南武术的文化生态美学意识并没有将三者有机结合，需要进一步的改善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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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现状
1.1成就
中医药文化生态思想古已有之。先秦和汉代有关著作中就已涉及到中医生态医学思想的论述，体现了生态环境对人类健康及发病的影响。在“天人合一”生态观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古代医学形成了“人体阴阳说”、“人体五行说”和“自然诊治”、“养生保健”等具有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如《黄帝内经》将人的生命活动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生态环境来考察，确立疾病的形成原因、诊断、防治原理和思路、方法，它所构建的中医学框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医学体系。
陶功定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的观点，认为应该以“大生态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此外，在对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中，卢焯明、陈诗慧、梁兆科等学者又提出了人体生态医学、人工自然生态医学模式等观点。近年来，刘典恩教授则从生态医学模式建立的价值基础、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以及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医学模式等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认识发展的逻辑上来看，树立文化生态理念，并适时将其纳入医学模式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生态医学模式将成为引领未来医学发展的基本模式。
1.2不足
历代学者在医学文化生态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然毋庸讳言的是，其研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主要有：①受特定学科视角的影响，只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研究，缺乏特定区域间的比较和整体性考察；②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研究，过去较多集中在对其历史形成和现状发展的探讨，较少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由历史积淀而来的生态属性进行考察。③研究方法局限，未能及时汲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先进方法，缺乏对素材进行时间上、空间上有机的组织、串联和分析，研究总体呈离散型。
2核心价值
面对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与研究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闽台中医药文化是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闽台医史医家、流派演变、学术特点与中医药发展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加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可以把握闽台中医药区域发展的规律性。
闽台中医药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健康文化心理结构。在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对于沟通两岸医学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我国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既具备了中华传统医药文化的属性，又具有闽台的民俗性特征，体现了闽台中医药发展同出一源的历史渊源。生态环境对闽台中医药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对认识闽台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编著闽台医学史、医林人物传记、各家学说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基本内涵
中医学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指导下，在与古代自然科学交融、渗透、结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医学体系，中医的整体观不仅重视人体自身组成的生态体，同时也强调人和自然生态环境应和谐统一。中医学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模式，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天即天文气象，地即地质地理，皆为自然生态环境，它的变化对人的健康和发病起着重要的影响，因为环境的剧烈异常变化往往是导致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闽台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地域形态，它传承了中华中医药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在文化的不断交融、演化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闽台地域特征。
3.1闽台中医药文化特征
闽台人民所推崇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健康文化的一种地方文化生态。它以中医药文化为主，同时涵盖了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中对健康认识的理念，其特征自然首先表现在传统医药文化的核心要素上，即以人的健康价值观念为主要指标的民族性特征上，并且形成了以民间风俗、、饮食习惯和语言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这些健康理念和行为模式的形成，都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的。从历史进程来看，闽台的主要居民都是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途径迁移的汉人，并以之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在其开发进程中，首先表现为宋代之前大量的中原移民涌人福建，植入较先进的中原文化，实现当时福建社会跳跃式发展。宋代以后福建在经济、文化、医药、海外经贸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进步。明末清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南徒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又大规模地迁入台湾，开发台湾，于是形成了当前台湾民众80？的祖籍都在福建的血缘关系。在此迁移过程中，中医药文化也就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传人台湾，受到了闽台人民的认可，并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健康理念的精神纽带，以及行为模式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密切的医缘与药缘的文化生态关系。
3.2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内容与目标
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容十分丰富。本研究以历代相关文献为对象，结合田野调查，从事闽台中医药文化传布的传统性、地域性、宗教性、民俗性的特征考察。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3.2.1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来阐述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特征和形成背景。汉唐以来，福建、台湾一带文化逐渐昌盛，名医辈出，东汉建安时期的“杏林始祖”董奉、宋代建阳人“法医学之父”宋慈、闽台民间医神“保生大帝”吴、清代长乐医学教育家陈修园等著名医家，都为闽台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繁衍和保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3.2.2从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来阐述自然诊治与现代生态伦理在思想上契合的一致性。对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做专题研究，从文化地理学和生态社会史角度，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学实践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3.2.3从自然因素、地理因素两方面阐述台湾、闽东、闽南、闽西、闽北、莆仙六个文化分区的中医药文化生态状况；从中医药文化生态问题的成因，维护闽台中医药文化平衡的可能路径等方面，进行中医生态医学的研究，将传统“三因制宜”治则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而丰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涵。
本研究从中医药文化和生态医学相结合的层面，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相结合的视野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达到在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等层面，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进一步弘扬闽台中医药传统文化，推进闽台中医生态医学体系的建立。
3.3研究关键与创新
本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
3.3.1闽台中医药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产生的地域性差别，及由此归纳出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生态特征。
3.3.2民俗材料的分析、疾病类别的选择和药物来源的考察，涉及到民族、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复杂问题。
3.3.3如何透过有限的文献资料，客观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综合论述，阐述生态地理因素对闽台中医药文化及中医流派形成的促进作用。
如实收集、整理、研究现有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社会生态环境，从生态医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地理空间中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生态伦理思想福建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区的生态状况等三个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4发展趋势
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从历史与社会学角度上讲，中医是名木，中医药生态文化是沃土。因此复兴中医学术，提升文化精神，完善中医管理，都必须从复兴中医原生态文化做起。实现海峡西岸文化复兴的梦想，呼唤着闽台中医药原生态文化的真正复兴。
闽台中医药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而闽台中医药文化更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文化生态结构，这种联系既是生理的、血缘的，又是心理的、文化的。因此，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对于增强大陆的吸收力、聚集力，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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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篇11
在当今国际经济、文化日趋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现代环境艺术中的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亦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同化的趋势。如何在规划中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本土传统民居优秀的特色，并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设计体现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城市景观显得特别重要。做为一个环境艺术的学习和研究者，在本土传统民居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显得日渐式微而感到遗憾的同时，深感有责任就此课题进行探讨。
1闽南红砖传统民居的解读
单德启在他的《人与环境一一中国传统民居聚落基本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一文中，用英文中的“本土的”(vernacular),“传统住宅”(traditionalrcsidcnce),“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etecturewithoutarchtect),对“传统乡土民居”的含义进行l}释。n]现仅以笔者当下生于斯长于斯的闽南民居为例，就其内部空间形态、外观特征、色彩特征、装饰符号、文化特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探讨其对于今天的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重要性。[z]闽南红砖民居通常指的是用本地特制的红砖结合本地石材和工艺、融合了中原文化及闽南海洋文化的精神而建造的大膺a"詹”是闽南方言，就是通常所说的“房屋”。
1.1闽南红砖民居的空间构成形式
闽南红砖民居一般为单层，其布局以中轴线分布;呈“向心围合式“;左右对称排列;多层次进深。正中间有天井，中设厅堂，一般摆放祖宗神位，前设石煌，两边为厢房，左为大。在闽南方言里，几进一般也称作“几落”，如“三落大膺”的说法，指的即是三进的大詹。
1.2闽南红砖民居的色彩分析
1.2.1主色调
闽南红砖民居以红色为主色调。究其心理及传统因素，红色是中国传统象征意义文化中举足轻重的色彩，红色在几千年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象征喜庆、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闽南红”呈现的便是一种带有喜庆的红色，它代表了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乐观向上，奋发图强的生活态度，使闽南人对传统文化中代表喜庆、吉祥和朝气的红色情有独钟，并将红色作为建筑主色调延用至今。
1.2.2辅色调
闽南红砖民居中的白石、青石、原木色及饰作的辅助色，与砖红主色调相辅相成。可以说，闽南红砖民居的色彩搭配无论从建筑本身，还是置于在自然的大环境中，都显得既端庄典雅又活泼灵动。
总之，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绿水之间那一栋栋具有典型的闽南特色的红砖民居，犹如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画中一枚枚朱砂色的印鉴，它与环境显得统一而又有变化。
1.2.3闽南红砖民居的装饰符号
闽南红砖民居不仅远观起来赏心悦目，近看局部装饰的符号设计亦别具一格。
a、装饰符号的位置:屋脊、墙面、悬梁、柱子、门窗、斗拱等;b、装饰符号的制作方式为:石雕、砖雕、木雕、灰塑、剪贴、拼凑等;c、装饰符号的题材:吉祥纹样、神话教化、诗词楹联等。这些装饰符号的灵活运用结合民居建筑的材料与工艺，使之无不充分显示营造者的匠心和艺术造诣及文化品位，亦成就了闽南民居独特的魅力。
1.2.4闽南红砖民居的文化
闽南上承古闽越的积淀、下启汉族及西域的交流、再融合东南亚、伊斯兰和西方建筑的影响，在文化面貌上呈多元化的状态。今天，闽南传统红砖民居独特的外观是在闽南地域文化的浸染下逐渐形成的，她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在造型式样上处处以装饰视觉元素体现建筑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2传统民居传承之意义
2.1传统民居传承之重要性
弗.赖特曾说:“唯一真正的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文化”由此可见，其对于本土建筑文化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传统民居是本民族人民智慧浓缩的结晶，它必然有着我们能够“古为今用”的有益成份。但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今天现代化的民居建筑的大量涌现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各地的民居逐步被所谓异彩纷呈的各色建筑、貌似多元的审美追求的建筑所代替。这表面看是“现代化”的体现，但也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缺失，亦反映出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从另一个侧面看何尝不是现代对传统的蚕食与否定，或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让位?如果说房子塌了，可以重建，但一个民族的精神垮了，要重铸又谈何容易?建筑是表现民族精神的一种主要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说亦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因此，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传统民居的优秀文化，是一个民族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尊重。
2.2传统民居传承之紧迫性
2.2.1外来因素导致传统民居加速消逝
当今，大量优秀的传统民居，正由干经济加速度增长、生活习俗的变革而快速消失。所以，民居的保护与传承已刻不容缓。早在建国初期，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就曾为了老北京的旧城保护问题竭尽全力、四处奔走。他们的方案是保留老城，将现代化的建设计划移到旁边的城市去;保留城墙，并在上面做出一些景观、休闲娱乐区域，这样人们既可以边饮茶，边徜徉在古城墙上，看老北京、看众生相，试想那是何等的享受!当梁氏夫妇看到古城墙被拆时，不禁痛哭涕零道:“每拆一块砖，都是在剥我的皮啊!”据说苏州郊区著名的水乡一一周庄之所以今天能够留存下来，也多亏已故艺术家陈逸飞先生当时四处呼吁奔走，今天才能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视线之内。
2.2.2内在因素造成传统民居传承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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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是我国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国着名的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祖籍地。勤劳善良的泉州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集体创作了《灯红歌》、《十步送哥》、《王大姐》(又名《四季歌》)、《病囝歌》等众多“原生态”的闽南民歌,但是这些原汁原味的闽南民歌在福建本土却很少有人演唱,年青一代知之甚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王耀华等学者搜集整理研究了泉州部分闽南语民歌,但研究成果比较分散,主要以记谱为主,较少对音乐区域色彩特点进行分析。本文以泉州民歌做为研究对象,从民歌分类和音乐特点等角度探讨其所具有的地方区域色彩。这些泉州民歌不仅脍炙人口,而且随着移民远播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是当代闽南语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的丰富素材。因此这一课题对于闽台文化的研究、加深海峡两岸骨肉之情以及保护民歌的“生态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歌种分类
泉州地区包括泉州市、惠安县、南安县、晋江县、永春县、安溪县、南安市、晋江市和石狮市等。泉州依山面海,境内山峦起伏,海域面积广阔。由于长期海上交通的发展,许多泉州人漂洋过海到异邦谋生或往台湾开拓定居,使泉州旅居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同胞达七百多万人;而目前在台湾的二千多万汉族同胞中,祖籍泉州的占44.8%,约有八百多万人①。泉州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孕育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闽南语歌种,有渔民号子、过番歌、茶歌、童谣、习俗歌、情歌等。
1.渔民号子:主要分布在晋江、惠安、石狮等地。这是伴随着泉州人民长期“以海为田、以海为生”的渔业生活产生的,这些带有闽南方言韵味的口语化旋律久而久之形成了具有闽南人特有开拓精神的渔民号子,如惠安的《划桨号子》,崇武的《摇橹号子》,晋江永宁的《渔民号子》、《车网》、《拔帆》、《拉舢舨》,石狮的《船渔号子》等。这些劳动号子反映渔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但是这些旋律音调在现今的渔民生活中已经不再传唱了,在上个世纪还能够听到的曲调现在已经基本消失了。
2.茶歌(褒歌):主要分布在安溪、永春、德化、南安等茶区,在当地也称“褒歌”,是茶乡男女青年在对唱中表达互相爱慕、互相赞扬的一种口头歌谣形式。闽南是中国乌龙茶的主产区,号称“中国乌龙茶之乡”,闽南地区的茶歌是茶区人民在采茶、制茶的劳动生活中,触景生情,即兴编唱,创作出优美动听的闽南茶歌调。如安溪的《采茶歌》、《请茶歌》、《手提茶卡系身腰》、《日头出来红绸绸》,南安的《芹山采茶歌》、《手掼茶篮挽茶叶》、永春的《茶山闹葱葱》等。根据蓝雪霏老师的研究和洪惟仁先生的多媒体光盘《台北褒歌之美》中对台北茶区的调查资料,台湾褒歌的节奏及其旋律基本构架是由闽南安溪一带山地的挽茶相谑歌发展而来,还有台湾歌仔戏也吸收安溪褒歌的曲调使之成为歌仔或歌仔戏的曲牌,如台湾歌仔戏艺人“矮子宝”演唱的“卖药歌”采用的就是安溪褒歌典型的旋律。
3.习俗歌曲: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歌唱的,流传比较广泛的一种抒情小曲。泉州习俗歌曲内容丰富,主要有《王大姐》、《灯红歌》、《冬丝娘》、《采莲歌》(又名《唆啰嗹》)、《番客歌》、《打花鼓》、《长年歌》、《哭梧桐》、《病囝歌》等。《灯红歌》表现了闽南地区人民在除夕夜、初五夜及元宵夜通宵点烛台、顶炉烧香的习俗,采用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表现佳节的祥和与欢乐的气息。
4.过番歌:以反映出国背景、海外劳动生活以及侨眷生活为内容,如《雪梅思君》、《番客歌》、《父母主意嫁番客》等,这些闽南语民歌不仅在闽南侨乡广为传唱,而且在东南亚各国聚居地几乎家喻户晓。传播海内外的《番客歌》就是侨乡歌谣的代表作。
二、外来小调的变异性
泉州传统民歌除了本地特有的闽南旋律曲调以外,还有一些是外来的小调类民歌。这些民歌传入泉州地区后,往往融入了闽南人民所习惯的调式、旋法与音阶等音乐语汇,符合了闽南人民的文化地域特色和审美习惯。如江苏小调《孟姜女》、安徽的《凤阳花鼓》和北方的《苏武牧羊》等。“孟姜女调”,又称“春调”、“梳妆台”、“十杯酒”、“尼姑思凡”等,是我国流传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小调之一。“孟姜女调”传入泉州后,歌名由“孟姜女”改为“五更鼓”或“十步送哥”等。“五更鼓”在结构、调式以及音调等方面与“孟姜女”保持一致,但歌词内容则发生较大的改变。如下面泉州地区的《五更鼓》谱例,旋律骨干音与江苏《孟姜女》基本相同,各句落音均落在“商”、“徵”、“羽”、“徵”上,依旧采用起承转合的曲式结构,只在乐句进行中根据闽南唱词唱腔加入变化的因素:
1.歌词内容发生改变。“孟姜女调”一般采用“十二月体”或“四季体”,而流传在泉州地区的五更鼓调,则是以“更点”为顺序分节、分段,完整地咏唱出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歌词按闽南方言诵读押韵,唱词从“一更”唱到“五更”,表现了月下一对青年男女私定终生的情景。
2.音阶形式发生改变:从音乐结构、旋律进行动向、骨干音看,显然是由“孟姜女调”变化而来的。在其变化过程中,音阶结构和旋法是起主导作用的,音阶结构变为徵、羽、变宫、宫、商、角、变徵、徵,旋律进行中常会出现闽南民歌特有的“变宫”、“变徵”旋律乐汇的润饰,从而具有了闽南语民歌细腻、柔美、委婉动人的气质和韵味。
三、地域色彩
泉州地区的闽南语民歌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大部分的情歌、生活习俗歌曲纯美质朴、感情真挚、明亮欢快,与台湾日据以来创作的沉郁幽怨的闽南语歌曲有着本质的区别。1.泉州方言的影响:泉州民歌,是在借鉴古代方言歌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均用具有地方韵味的闽南语唱念。从歌词而言,其口头性和方言性特别强,方言俚语特别多。这些闽南语民歌不用方言念唱很难念出韵脚,在普通话中也很难念出相对应的字眼。泉州民歌曲调与泉州方言声调相互关联,曲调跟着声调走,声调融于曲调中。如泉州童谣《天乌乌》,歌词“天乌乌,要落雨,海龙王,要娶某,龟吹箫,鳖打鼓,水鸡扛轿目吐吐”,其中方言俚语较多,如“某”,闽南语中指代“妻子”、“水鸡”指代“田鸡”,旋律基本与念唱的音韵、声调的平仄走向相稳合。用闽南方言吟诵的音调与语调为旋律发展的基础,用“唱”的方式来“读”闽南方言文学歌谣,其音调基于歌谣诵读,音乐节奏基于歌谣诵读的节奏。
2.音列特征:泉州民歌一般以宫、商、角、徵、羽五声音列为基础,在旋律进行中常出现变宫(7)或变徵(#4)两个音,偶有出现清角音(4),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上》的选曲谱例②分析中可以看出,清角出现的次数较少,属经过音或装饰音,变宫与变徵这两个变音在旋律中重复出现的次数较多,变声明显占着比较重要的位置。
3.变宫、变徵的旋律结构型态:由于变宫、变徵音加入的普遍性,泉州民歌形成一种在五正声基础上增加变宫、变徵音的旋律结构形态。如加入变宫音的泉州民歌《王大姐》:曲谱中由羽音上行到变宫再到羽音(lasila)是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结构型态,这时的变宫扮演着装饰过渡的色彩,乐曲虽然是商调式,但却强调羽音的色彩,隐现羽调式,使旋律乐汇更加细腻,增添了抒情的性格。又如加入变徵音的泉州民歌《灯红歌》:曲谱中由商音或角音上行到变徵后再到角音(re或mi#fami)是另一种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结构型态,音乐糅入泉州南音唱腔行腔的旋律色彩,风格上显得更加委婉柔美。
四、闽台戏曲对泉州民歌的吸收
闽台戏曲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吸收闽南民歌(泉州民歌),其是闽台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芗剧(歌仔戏)等戏曲音乐的重要来源之一。闽台戏曲常用的一些曲牌来源于闽南民歌(泉州民歌)曲调,或原曲引用,或摘取片段,或吸取其音调加以发展创造,而且常根据“生”、“旦”等不同角色的唱腔与故事情节来选择民歌旋律,由此演唱、编曲技术得到更加专业化的发展,从而使民歌的曲调更加规范和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