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现状篇1

二、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与研究的价值

1、国内外研究概况。中国是诗歌的发源地，诗歌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诗意和艺术创造力的伟大民族。早在2500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兴、观、群、怨”的诗教理论。近代的陶行知先生办学，也提出要办成诗的学校，办成真善美的学校，让学生享受诗意的生活。除了中国传统的“诗者天地之心”，西方文化从一诞生起也一直未曾停止对诗意的追寻。19世纪德国哲学诗人荷尔德林写了一首诗“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大地上……”范罗诺萨说：“汉语是理想的诗性语言。”……都一脉相承地言说着诗意在人的发展和教育中的地位。

近几年来，国内关于诗意语文的研究是伴随着新课程的实施不断展开的。语文作为母语教学，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一个不可回避的任务是引导学生关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史，把语文学习放在一个宏观的文化视野下进行，从而提高学生的整体语文素养。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从新课程理念出发，积极探索诗意语文的内涵，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研究的落脚点更多的往往从教师自身的视界出发寻求课程理念的转化，还没有能够形成诗意语文教学实践的有效策略，本课题的研究试图在这方面进行必要的探索，以期望学生能够在语文的内涵修养上有所提高，为同地区的阅读教学提供可引领的范例。

2、研究的价值。（1）回归生命的本真，让师生在语文课堂里诗意的栖居。（2）实现生命的灵动，为儿童“打好人生的底色”。（3）感受心灵成长的愉悦，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三、研究的目标、内容（或子课题设计）与重点

1、研究目标。（1）在充分发挥语文教育教学本身的特性和独特魅力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小学诗意语文教学的特性、风格，不断探求新的途径和方法，探索诗意语文教学的有效策略，建设性地丰富“诗意语文”的内蕴，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2）在对诗意语文课堂教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学生对语文阅读的学习兴趣、习惯和能力等方面探索学生阅读学习方式、学习能力的转变，从而达到阅读教学过程中的最优化，学生阅读学习方式、学习能力的最新化。（3）通过对诗意语文教学实践的理性思考，不断改进教师的教学行为，更好地实施新课程，促进学生阅读行为的自主发展，丰富学生的文化内涵修养，培养学生良好的有效的阅读素养。

2、研究内容（1）“诗意阅读”的现状调查与分析研究：对“诗意阅读”的现状调查研究；诗意阅读教学现状分析研究。（2）“诗意阅读”的理解与把握研究：教师教学行为研究；诗意语文教学中师生关系研究。（3）诗意阅读课堂阅读教学实践策略研究：诗意语文阅读教学方法与途径研究；基于“诗意语文”阅读的教师个性化教学行为。

3、研究重点。（1）“诗意语文”阅读的理解与把握研究。（2）“诗意语文”阅读课堂教学实践策略研究。

四、研究的思路、方法

1、研究思路。从农村小学诗意语文教学的现状调查分析入手，以教师为主体，立足解决本校教学问题，结合专家访谈和文献资料的分析，确立本课题的生长点，寻找研究的切入口，以课堂为主阵地，以教学案例、经验总结等为载体，探索诗意语文教学实践的策略，坚持理论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实证与个案相结合，着重培养学生的阅读内涵素养，提高农村学生的语文语篇阅读水平。

2、研究方法（1）调查研究法。（2）文献研究法。（3）行动研究法。

五、完成研究任务的可行性分析

诗经研究现状篇2

寒山是唐代的僧人、诗人，著有《寒山子诗集》，其生卒年、姓名均不详。因他常年隐居在浙江省天台县的寒岩，而自称为寒山或寒山子。四部丛刊景宋本《寒山子诗集》收有寒山诗三百一十一首，附拾得诗五十四首。因寒山诗是由好事者从“树间石上”抄录而来，在寒山诗和拾得诗之间也有重复现象，因此现存寒山诗或许不是寒山诗的全部，其中也有可能并非出自寒山本人之手①。

寒山诗全是无题诗，再加上其生平史料极其匮乏，故寒山诗很少有人问津，到了宋代，寒山诗得到了黄庭坚、苏轼、陆游等宋代文人的推崇。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寒山、王梵志、王绩并列为唐代的三大白话诗人，这时寒山其人其诗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关于寒山或寒山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创作、海外寒山诗接受研究这三个方面。

一、生平研究

关于寒山的生平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年代与身份确认两个方面。就寒山的生活年代而言，历来众说纷纭。陈子展主张“寒山子大概生在初唐、盛唐之际”②，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认为寒山生于八世纪初七至七八年，孙昌武推定“寒山应活动在大历到元和年间，可大致确定在七五至八二年”，项楚认为孙昌武的说法较为可信③。王运熙指出：“他的诗必定产生在律诗体制已经相当普及之后。”“杜光庭《仙传拾遗》关于寒山子大历间隐居天台寒岩之说，则是相当可信的。”④

就寒山身份确认而言，近年来较为有影响的文章为罗时进的《寒山的身份与通俗诗叙述角色转换》一文。罗文认为寒山生平经历了儒生、隐士、编外僧三种角色的转换，寒山应当出身于一个有儒学北京和中下层官宦身份的家庭；儒士是寒山的最初身份；隐士为寒山的第二身份，身为隐士的寒山虽心系寒岩，但其双脚却始终踏在乡村的土地上；编外僧的身份是寒山的晚年身份。

二、创作研究

近年来关于寒山诗的创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寒山诗的分类与创作方法研究方面。张海沙在《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论僧诗的文人化倾向》一文中将寒山诗分为世情诗、佛理诗与禅境诗三类；认为寒山的世情诗主要创作于归隐天台以前，表现了青少年时期寒山的情爱与功名进取之情；佛理诗主要以佛教义理对世人进行教育批判，是寒山学习借鉴王梵志诗歌的成果，禅境诗创作了优美的意境，寒山在这一方面达到了一般文人难以达到的境界⑤。李振杰在《寒山和他的诗》中将寒山诗内容分为以下几种：表达对战乱时期社会伦理崩溃状况下社会中丑恶现象的讽刺和嘲弄；对山林生活的描写和吟咏；直接宣传佛理；记叙个人生活及身世。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诗》对其诗歌也作了较为系统的分类，将其诗歌分为：自叙诗、隐逸诗、风俗诗、道家诗和佛教诗五类，并分别对各类诗歌作了较详尽的解释和说明。项楚也在《寒山诗注·前言》中指出寒山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世俗诗与宗教诗，不过，二者并不是绝对泾渭分明的。”其世俗诗中又包括抒情咏怀诗、讽世劝俗诗、山林隐逸诗等⑥。

在内容上，寒山诗表现出驳杂的儒、释、道思想；在表现方法上，其诗以教戒说理为主，除间有出以庄语、工语者外，多用村言口语，语气诙谐，机趣横溢，与当时诗坛重典雅含蓄的风气格格不入，故不为时人称引。

三、海外寒山诗接受研究

寒山曾一度被世人冷落，但由于其诗长于以通俗机智的语言表现人生哲理，二十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推崇，自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起，寒山诗就在日本一版再版，并且有十多位学者对其诗作了大量研究、注释及翻译工作。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寒山诗远涉重洋传入美国，美国被称为疲惫求解脱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将寒山奉为偶像。寒山诗被翻译成英语和法语为众多的读者所接受，在海外，寒山赢得了比李白、杜甫还要高的声誉。在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大力倡导白话文，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寒山、王梵志、王绩并列为唐代的三大白话诗人，方引起学术界对寒山等以唐代口语创作诗歌的兴趣。大陆及台湾学术界也纷纷撰文评议寒山，新中国成立后到八九十年代，寒山研究呈现出雨后春笋之势。

钱学烈发表的《寒山诗的流传与研究》主要从传播学的角度简要勾勒了寒山诗在海内外的流传概况。李文为文献学研究专文，对于研究寒山诗版本情况补益良多，同时李文还罗列了朝鲜本寒山诗的不同刻本凡四种，寒山诗在朝鲜受欢迎之程度由此已可见一斑⑦。

周晓琳，胡安江发表的《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於接受》一文，简要勾勒了寒山诗在美国的流传情况：寒山诗自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开始接受并翻译以来，各种译本纷纷问世，并在美国产生了持久影响⑧。

四、近年来研究状况的整体评价

近年来对于寒山的整体研究状况呈现出一种持续升温的态势，但是起步比较晚，相对于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其他作者研究状况而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是比较浅的，研究的诸多领域尚待开发，研究的视角较为单一，系统研究有待加强。

比如说，对寒山及寒山诗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近年来，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有钱学烈的《从王梵志诗和寒山诗看助词“了”、“着”、“得”的虚化》，钱文描述了“了”、“着”、“得”这三个助词各自的演变阶段和年代，试图描述其轨迹，寻找其规律，以补充和修正前任说法之不足⑨。钱学烈的《寒山诗语法初探（上）》对复音词、附加式合成词、凝固式合成词、代词及量词进行了研究；其《寒山诗语法初探（下）》对介词、副词、助词、连词等虚词以及“是”字判断句、“被”字被动句、把字句、动补等句式进行了研究说明；其《寒山诗韵部研究》主要比较寒山诗韵与《切韵》音系的差别。马智忠，王勃的《寒山诗用韵考》将寒山诗的用韵归为24个韵部，并对其用韵情况加以总结。

总之，尽管当前对寒山及其诗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成果与基础也相对薄弱，但如同其身世一样，“寒山”本身就是极富象征意义的，寒山与寒山诗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等着我们去发掘、认知。（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项楚．寒山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5页．

②陈子展．中国大文学史．唐代文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25页．

③项楚．寒山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8页．

④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17页．

⑤张海沙．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论僧诗的文人化倾向［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20–27．

⑥项楚．寒山诗注·前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5页．

⑦(韩)李钟美．朝鲜本系统《寒山诗》版本源流考［J］．文献季刊，2005(1):46-63．

⑧周晓琳，胡安江．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於接受［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2):125-130．

⑨钱学烈．从王梵志诗和寒山诗看助词“了”、“着”、“得”的虚化［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10）：93-98．

参考文献：

诗经研究现状篇3

当下的诗歌话语研究对观照对象基本都做了较为细致的科学划分，似乎建立起了自身的理论阐述准则和理论法则，从诗歌的话语分析到符号学分析，从社会学视角到心理学阐释，诗歌的研究获得了一定的文本内涵。然而，从一般的研究角度出发，诗歌阐释体系使得诗歌本体研究呈现出一种中心话语状态，而弱化了诗歌的前提和基础――诗语。可以说诗歌研究的阐释体系在强调自身学科中心话语理论时，对于研究现象而言是有失均衡的，这也是现代研究法则所带来的必然阐释场景。所以，在失衡的诗歌研究体系中，如何寻找到合适的研究角度来平衡整个诗歌阐释体系，是当下诗歌研究的关键。陈仲义先生的《现代诗：语言张力论》，作为国内第一部以张力作为核心范畴的研究现代诗歌语言的专著，从诗歌话语的特殊部分――诗语出发，重新致力于形式美学考量，既打通了语言内部的复杂性，又观照了语言外在的历史关联，值得高度肯定。

一、对象解放下的系统合围

当前，现代诗歌是以泥沙俱下的复杂状态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一方面，从具体时间层面上来看，现代诗歌经历了模糊而又复杂的衍变历程；从有组织、有章程的流派上来说，现代诗歌有着众多的诗歌流派；从文体上说，现代诗歌则有自由诗、新格律诗、乃至梨花体的纷繁复杂；从诗人群体来讲，既有众星闪烁的精英诗人方阵，又有良莠不齐的网络大众诗人；从诗歌理论上说，传统诗学和西方话语理论构建了颇为喧嚣的的话语阵势。对对象具体的划分研究自然必不可少，但是解放对象并对其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就显得难能可贵。另一方面，现代诗歌繁华的表面往往使人忽略它是一次语言意义转型的产物，在现代诗歌接受着传统汉语诗歌资源和域外诗歌资源的共同提供的丰硕资源时，自身却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先天羸弱的状态。这两点势必增加了研究者对于现代诗歌本体的把握难度。当面对现代诗歌复杂的研究局面，研究者通常根据一定的逻辑起点和时间范畴将对象进行机械的划分，虽然这种划分方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是直接导致了社会学价值尺度成为划分研究对象的度量，导致了百年诗语本体的失语。

陈仲义先生在长期以来对现代诗歌语言研究惯性套路反思的基础上，将研究时域严格锁定在本土现代诗这一时段，将研究的逻辑起点放在诗语的层面上，将以往的话语研究重构为以张力为核心的诗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诗歌语言研究，具备了重新阐释现代诗歌的理论可能。关于诗歌语言的研究至今尚未形成一定的研究体系，如何确立诗歌语言的本体地位，也是令诸多学者和诗人感到困惑的核心命题。在作者看来，现代诗语正是各种张力形态的蓄积，并以此来触摸现代诗歌的整体脉搏。所以将诗语作为现代诗歌研究的逻辑起点，一方面使其确立了诗语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对诗歌文本创作来说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普适性。而且，陈仲义先生将现代诗语的张力作为现代诗歌的本体论素质，并将其作为交集而非并集的关系对现代新诗研究对象进行了解放，放弃宏观、泛化的理论演绎，将现代诗语的衍变――历险作为纵向的时间链条，牵出纵向的诗语从工具性到本体性的转型，从而将纵聚合与横组合的历史与文本动态的运行坐标作为合理的理论阐述系统，显示了其论述系统合围的宏观视野对于复杂的现代诗语的极强观照力。

二、价值坚守下的理论“细部”延展

在以往的诗歌语言的理论阐释往往囿于传统语言的认知，对于现代诗语的研究仍然停留在静态的文本分析层面，承载的灵性与意蕴语言文字从自身特性与价值坚守中被剥离开，失去了原有的寄托和担当的力量。可以说，建构诗歌语言的思维机制是隐喻式的。[1]基于这种认知，陈仲义先生结合新型话语分析，重新运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厘清现代诗语的衍变历程，重返诗语形式，从张力的动态语言哲学层面出发，使诗语远远超出内容表述工具的范畴，成为一种自足的存在；使现代诗语作为一种话语在承担表述功能的同时，也以自身的范式来区别于现代诗语与文言诗语以及白话诗语，就是这种自足性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诗语的张力蕴含着语言自身对诗歌价值深刻、崭新的理解。一直以来，诗歌语言表述形态的转换不应仅仅看作是语言形式的变革，而是一种以张力为轴心的诗歌内在质素的整合。正是基于以上的诗歌语言的价值认知，陈先生立足于现代诗语的核心范畴――张力来展开对现代诗语的系统理论考察。

作者在综合考察中国百年诗语衍变的基础上，探讨了文言诗语与现代诗语的分野，以及现代诗语对白话诗语的超越。在经过对物理学上的张力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跨学科阐释后，又对立足于语言本体的西方理论诸如符号学、新批评等理论的认真考察，并结合了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从现代诗歌的文本空间出发，从狭义的诗学到广义的艺术范畴系统地论述了现代诗语的张力属性，提出了“张力是对立因素、互否因素、异质因素、互补因素等构成的紧张关系结构”。[2]73张力的这种属性决定了诗语首先作为一种符号实质地架构起一种意义丰盈的创作和阅读框架，从而引导各种新的因素在其中相互作用形成新的张力，贯穿现代诗语的微观与宏观的每一部分组织。虽然文字作为表述符号的特征决定了其在诗意表述和意蕴审美的局限性，但是作者在表现与隐匿之间建构起了张力对诗语的召唤，确立了现代张力诗语的表现特质。张力的这种表现特质使得现代诗语实现了各种维度下的立体的审美体验，使诗语有限的语义空间、形象空间、情感空间、意蕴空间等表述纬度都在张力运行的过程中朝向最广大的诗意开放，从而决定了张力作为现代诗语的精神纬度隐含在历史与现实上的逻辑投射。由此可见，陈先生的关于张力的论述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对立、统一的二元认知模式，建构起张力在各诗语要素因子相互作用中的突变型、悬疑性乃至开放性的特征。基于这种诗语张力的认知，本书在厘清诗语的张力的概念、属性后，系统而又细致地论述了现代诗语通过陌生化、含混、悖论、反讽、变形等表述形态所彰显的张力特征。[2]151-232而有关现代诗语言的张力特征的论述更是远远超出了语言表述策略的范畴，而是在“陌生化效应”、“戏剧性的包孕”、“模糊中的歧义”等形态上的运作新质。[2]151-176陈先生在结合西方陌生化、含混、复调等文艺理论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表征的具体要求来阐释现代诗语的特征，随之又探讨了现代诗语的属性和特征的发生机制和修辞张力[2]233-234。就整体而言，实际上是标志着在西方语言系统的影响下，汉语诗歌取得了诗语的现代性。作者对现代诗歌语言张力“细部”的探讨具有极大的理论包容性和理论延伸性，但却从未因此丧失其对对现代诗语固有价值的坚守，而这也正是作者面对复杂的百年诗语，始终保持理性判断的内在原因。

三、审美突破下的阐释创新

诗歌是语言中的语言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尽管这个大前提几乎受到公认，但并不意味着诗歌的“语言”真正受到重视，以及由语言带来的问题得到界定和解答。实际情形所呈现的裂沟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要大得多。[3]首先，应该说关于现代诗歌语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许多诗歌批评家提出了很多扎实而又新鲜的观点，对现代诗歌语言作出了值得深思的理论阐发，颇具启发意义。但是，对于现代诗歌复杂的百年诗语而言，这些仍然远远不够。很多对于现代诗歌语言的研究往往将其作为一个语言现象去分析，一个独立的模式去解剖，一种历史内容去说明，所以这种研究通常拘泥于对象表象的罗列，带有强烈的目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现代诗歌语言本质的审美特性。其次，由于现代诗歌所达到的历史水平以及其一直以来的在场性所造成的与研究者相对紧密的关系，使得在顺应现代性进程中没有与研究者拉开应有的距离，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现代诗歌的认识不自觉地被局限在诗歌所反映的外在事物以及内在观念中，这种历史局限性使得现代诗歌语言的审美特性没有获取到相适宜的土壤。再次，以往的关于现代诗歌语言以及诗歌语言思维方式的研究，对于隐匿于表象背后的历史作用等因素的探讨相对单薄，极大地限制了对于现代诗歌语言的理解，甚至有些研究很少立足于现代诗歌语言本体去分析，而是追随某种先验的思想观念去寻找相应的文本，而且随之也潜移默化地造成了现代诗歌语言审美功能和审美阈限的变异。而陈仲义先生的新作则从现代时间的研究取向入手，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现代诗语的形态的内在动因，真正地把握了现代诗语的本质以及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作者在进入现代诗语张力理论系统分析之前，巧妙地在历史之维中突破以往的审美局限，以张力为轴心回归了现代诗语本体现场，聚焦现代诗语的形态，坚守现代诗语本体的韧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现代诗歌语言的阐释视域。譬如前述的其在对纵横轴列的诗语分析上引入了横组合与综聚合的概念，认为“两者之间交相作用――影响、制约、扩散，共同制造着诗语的审美场域”[4]。在理论的系统阐释中，作者在追求理论架构的整体性与和谐性的同时，又在理论的艰涩和文本的具象上寻求相应的契合点论述，在理论的深度和密度中建构一个丰盈的、完满的阐释系统。这样的诗语阐释创新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刘芳.诗歌意象语言建构的思维机制[J].江汉论坛，2012（7）：142.

诗经研究现状篇4

一、文体意识的定义与研究现状

(一)文体意识的定义

所谓文体意识，按照陶东风先生的解释，即“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朦胧的心理把握”。一般而言，文体意识比较强的人们最热衷于确证规范、辨析源流。

(二)文体发展史与文体意识的研究现状

谈文体意识研究离不开文体发展史的研究，两者不是孤立的，是相互包含与渗透的关系。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文体的发展为基本内核，考察古代文体形态演变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考察古代文学创作、文学观念变革的历史。每当一种新的文体产生，我们的文学史就向前推进一步;每当一种文体成熟，我们的文学史就会增添许多优秀的作品。正是在各种文体的不断产生和成熟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史不断地发展并高潮迭起。

1、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研究现状

我国对古代文学史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是20世纪才开始的。西方学术对我国初始的文学史研究影响巨大，从当时的古代文体形态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来看，古代文体研究未能从实际出发，对中国古代原来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体形态相当忽视。这是因为，以现代学术研究的眼光看，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呈现出是“非文学”的文体形态，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成一体的。故此，为避免以西方的文体形态分类学的框框来套用，削足以适履，我们研究古代文体史，一定要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实际情况出发。

2、文体形态意识的研究现状

唐宋文学的研究以及整个文学史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文学史著作甚丰。突出作家的地位，细致介绍作品的内容，具有清晰的历史的线索等是这个时期研究的特点，也是其存在的理由。但由于这个时期的文学史编写甚至教学过程都是根据时间的序列来安排，以作家或作品为主线，辅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解，呈线性模式编写或讲授。且在文学观念上，则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和研究水平，有重内容轻文体的倾向。在这种文学史里，文体的演进轨迹难以勾勒，文体的发生和发展被作家和作品的线索湮没。文体的演进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自然也无法得到清理。

事实上文体形态是文本存在的基本要素，也是作品的语言存在体。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文体形态看成只是无足轻重的形式，因而忽视了文体形态的研究。其实文体形态并不是纯粹的形式，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文本诸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特殊关系，从而构成了某一体裁的独特的审美规范。而且文体形态具有深广的语言学和文化学内涵。作为一种语言存在体，文体形态是具有一定规则和灵活性的语言系统的语言规则，是依照某种集体的特定的美学趣味建立起来的。人类在长期文学实践过程中创造了文学的体裁及其体式规范，它从萌芽、产生到成熟往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文体形成的历史长河中，个别作家的努力对于某些文体可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或者有综合集成之功，但是从根本上讲，文体形态的形成及演变是长期的集体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结果。

众多学者开始重视文体形态研究是近20年来的事。近年来对某一文体形态史研究的著作，如诗史、词史、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批评史等，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只是对文体形态发展与某一时期文学史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不够，缺乏可信的理论基础。因此，探讨文学史中文体形态的演变规律，了解文人的创作心态，评价各种文体所实现的文学成就，还是一项新的任务。

二、唐宋历史文化时期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

前面我们说我国的文体意识研究要摆脱西方文学分类束缚。研究文学形态要考虑具体的历史背景，研究唐宋文学形态就要熟悉唐宋时期政治、社会背景。唐宋时期不是仅指唐朝和宋朝两个朝代，在文学形态研究中它是指以唐宋时期为最主要历史时期的文学时空。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全面繁荣的阶段，产生了多种文体形态，其中诗和词发展到鼎盛阶段。该阶段包括有隋、唐、五代和宋辽金四个时期。隋朝结束了长期分裂动乱的局面。它巩固统一的措施被唐朝承袭，是唐代封建盛世的前驱。隋代文学是由汉魏六朝文学到唐代文学过渡的桥梁。李愕、王通反对六朝骄丽淫靡的风气，启发了唐代的诗文革新。隋诗中边塞题材之作，开唐代边塞诗先声。唐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唐代文学兴盛的主要社会原因有:

1、没有文学禁锢，思想比较活跃，使各种倾向的作品得以存在和发展，文学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

2、科举制度和均田制度的实行，使得庶族地主力量迅速发展。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掌握了文学发展的主流，打破了宫廷和贵族对文学的垄断。他们比较了解民生疾苦，具有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又能够吸取民间文学的营养，使创作开了新生面。

3、国家的统一使文风融合，统治阶级对儒、释、道三教并重并能包容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各种姊妹艺术的繁荣，都促进了各种流派、风格的建立，促进了变文、词等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

4、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频仍，只有西蜀和南唐偏安一隅。诗词适应了统治阶级酣歌醉舞的需要，得到了发展。宋朝时期加强了中央集权，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主要社会原因如下:

(1)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扩大，通俗文学继唐代之后进一步发展。天下无事，承平日久也助长了粉饰太平的形式主义文风。

(2)统治集团内部新旧党争以及抗战派和妥协派的矛盾斗争反映在文学中，形成重议论说理的时代特征。

(3)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贯穿两宋始终。反映人民疾苦和表现爱国思想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内容。

(4)理学思想统治体系的建立，使两宋诗文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学问、重说教的“头巾气”和“学究气”。

三、唐宋文学中的文体意识辨析

(一)唐宋文体意识研究综述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是唐宋文学。说到唐宋文学，人们会自然想到“唐诗”、“宋词”，这是两种文体所构成的两个最能代表该时期文学成就的文体形态意识现象。其实这只是唐宋文学形态的部分类型。唐宋文体主要有五大形态，分别为:诗、词、文、小说、批评。但不是只有这五种形态，也有很多文体形态在唐宋时期初见端倪，有的在以后时期逐渐兴盛起来。有的是在前代的历史时期已经出现，但并没有在唐宋时期兴盛起来。

一种文体的发展兴盛并不具有明显的时间性。所以，从文体的发展角度来讨论文学的发展，必须超越时间的界限，要明白一种文体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完全与一个朝代的生灭同步。这样，在中国文学史或唐宋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涉及各种文体演变时，必须突破朝代的限制，或上接前代文学以见发端，如对律诗的形成、唐传奇的产生和批评的形式的探讨;或下延后代文学以见发展，如对词的演变的探讨就涉及到曲的形成。

(二)唐宋文体意识研究细说

依据前面所述研究的思路与要点，结合近年从强化文体意识的角度对唐宋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笔者进行了一些思考。

从文体演变的角度看，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宋诗是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对唐诗和宋诗所展示的艺术境界以及表现出来的各种复杂思想、情感的探讨，可能对领悟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有所裨益。唐诗繁荣，除去社会条件有利于文学发展外，还取决于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楚辞》浪漫主义传统，汉魏诗人学习民歌讽刺时政、反映民间疾苦的经验，以及六朝以来山水田园的描写和声律技巧的运用，都为唐代诗人批判地继承，使唐诗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完成了新体诗是唐诗最大的特色。对诗歌部分的研究应直接从新体诗的源流开始，讨论的时间也应从六朝开始。声律论的发现是新体诗的完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它是后来的律诗得以问世的前提。最重要的诗人是杜甫，他把律诗的写作推向了古典诗歌的顶峰。因此，对声律论和杜甫的讨论就应该相对集中。杜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虽然不是律诗的开创者，但他在律诗写作上的追求上，既有完善的一面，又有突破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杜甫成为一位真正的集大成者。笔者从文体角度切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基于诗歌在诗人的心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容可以怎样把握的思考。从诗歌创作的情绪性质看，我试着将诗人分为“入世”和“出世”两大类，介于这两种之间的情绪是“伤感”。这三种是中国诗人或文人在下笔写作时的最重要的情绪。我希望以这样的认识来对唐诗和宋诗所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进行把握。在唐音宋调中，充分汲取近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文学史现象做出比较细致的解说。当然这样的理解显然是“取其一端”也无法面面俱到地对唐宋诗歌作全方位的论述。

唐宋文学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词学。两宋时代，虽然少了唐朝的强盛和自信，淡了少年的梦幻色彩，在政治上军事上懦弱退缩，但经济继续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视文人和文化的时代。两宋二百年间绝少看到文人动辄丢掉性命的记载。因文化政策的宽松以及科举的大规模扩招和文人待遇的优厚营造的承平文化，簇拥着两宋时代的文学颇如满身稚气的书生，充满活力，率尔前行:散文高和唐人大调、诗歌另辟理性余响，而词作更是气象万千，摇曳多姿，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在词学的研究中，应着重从诗词异同的角度对宋词的特点进行分析，重点是在对“异”的分析，立足于对词这一文体的个性的掌握。从词的特点、风格、结构、修辞与意境以及词人的心态等方面进行分析，在充分汲取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对词的特色有所把握。

在古代文体形态中诗是吟的，词是唱的，而文章则是写的，小说就是说的(口头文学)。从不同文体的写作状态和传播形态来研究形态文学史，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唐代传奇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小说在成熟的标志。对于小说的文体特征得研究，则应从叙事文学的角度和传播的角度来加以考虑。鲁迅关于“小说的自觉”的观点成为经典性评论。

中国唐宋八大家的成就是古典散文建立的标志。对古典散文的研究应对韩、柳、欧、苏文章的特点进行分析，这是重点所。值得注意的是，骈文在语文中的意义，骈词丽语其实是汉语的一个优势，关键是“度”的掌握，过犹不及，这是中国文章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启示。现代文与古文整体上的区别是骈体文彻底退出文章领域。而骈偶语在文章中的存在，则是十分自然和合理的现象，因为这是汉语的优势。

在唐宋文学里，有一个很少引人注意的文学形态是批评。批评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著作中起源很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有所体现。但中国文学批评形式的多样性，是在宋代形成的，代表性成果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中国文人从此有了一种最佳的批评形式。但诗话这种随意性的评论文字，对中国诗学理论的体系的建立，似乎没有太多的帮助。中国文人从中得到的乐趣，却是十分的丰富。中国文学批评的自成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独特形式有直接的关系。

青词在唐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但这种形态还没有引起太多人去研究，它源于上古时代人们祭祀的祷文。在唐宋时期可以见诸于好多文献，如《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全宋文》、《文渊阁四库全书》阅读这些作品，可知青词在唐宋时期已经是一种有专门用途和独立形态的文章体裁。故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吴曾棋《文体当言》等明、清人的文体学著作或文章总集都有青词一类。

四、结 语

本文以文体为纲绳，在文体意识统摄之下进行阐释古代文学，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例如对某种语言体式传承关系的研究，对母文体之下子文体的组成形式和演变规律的研究，对某种艺术技巧形成、发展的过程研究等等。认识文学发展的历史，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研究文学“写什么”的范围之内，而应该上升到去研究文学“怎样写”的层次之上。在做文体意识研究的过程中应注意从文体特征人手，在论述中做到文体史演变与文学史描述的有机融合，分析各种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史发展中呈现的合力，并探求文体兴衰的规律性问题，从而对文学史进行新的探微。万古中华文脉深，管窥蠡测未得神;随处留心多翻检，艺海拾珠粒粒珍。限于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学识的局限，尚未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程度。本文意在抛砖引玉，还望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 游国恩等编著.中国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 雷奈·韦莱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诗经研究现状篇5

    谈到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目前尚未完全进入主流文学史视野之内。即使有限地进入,也并没有被真正地整合其中,尚未根本上改变既定的文学史秩序。如果说旧体诗词创作呈现“边缘化”趋势,这个判断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可。然而,说旧体诗词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这确实是没有疑问的。目前的这种研究现状是应当有所改变了。之所以会出现研究边缘化的状态,从内因上讲,主要还是研究者普遍对当前旧体诗词创作不甚满意,形式化、商业化、概念化的写作导致当代旧体诗词的深度研究乏善可陈。不过,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在没有经典化之前都是泥沙俱下的。研究者还是需要慧眼来关注其中一些优秀的创作。研究者有义务发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当中的优秀诗人诗作,将其引入文学史。当前学界主要有两类学者对旧体诗词研究比较关注。第一类是古典文学学者研究旧体诗词。究其研究特点,主要是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当作古典诗词的余脉或余绪开展研究。第二类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涉足或呼吁旧体诗词研究,不过这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总体来看,现当代文学学界对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还是比较有限的,更多的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介入,他们认为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延伸性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毫无疑问应该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一般不用“近现代(旧体)诗词研究”这个提法,因为“旧诗”或“旧体诗词”这个概念真正地出现是在五四新文学革命运动之中,五四之前的中国诗界是没有真正的新体与旧体之分的,晚清的“诗界革命”所说的“新体诗”与五四以来所说的“新体诗”或“新诗”不完全是一回事。同理,六朝的“永明体”也曾经被叫做“新体诗”,唐人全面确立的“近体诗”也曾叫做“今体诗”,但那些“新体诗”或“今体诗”的概念与五四后兴起的“新体诗”或“新诗”概念正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五四后的中国现当代诗歌应该由“新体诗”(“新诗”)与“旧体诗词”(“旧诗”)共同组成,既然“旧体”这个概念诞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中,那么旧体诗词研究自然也就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我把旧体诗词研究统称为“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或曰“现代中国旧体诗词研究”,而不是“近现代旧体诗词研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主张画地为牢或者占山为王,那是学术上的江湖气息或小农意识的表现。

    实际上,对于“旧体诗词”这一片有待大力开拓的学术领地,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之间确实存在争议,我们不妨套用一句政治外交语:“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现代与古典交叉融合的学术平台上共同推进“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并不存在垄断性或独占性的学术领空,我们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需要的是精诚协作而不是文人相轻、彼此拆台。一般来说,古代文学研究者在研究旧体诗词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其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历史秩序中,这也是他们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研究旧体诗词时最为明显的不同之处。在目前大陆内地的大学中文系学科体制下,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因为学科背景所限,往往容易忽视现当代旧体诗词与新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他们更多地看到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对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延续与传承。这样就容易割裂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间的联系,容易在旧体诗词研究中出现“非历史化”弊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关注旧体诗词的过程中带有更强烈的文学史诉求,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都是将旧体诗词整合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秩序中。也许在古典文学底蕴和传统诗词格律方面有所欠缺,但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这种“大文学史”研究视阈是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在研究旧体诗词时所不具备的。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随着时代的演进,其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也在不断地呈现出新的变化,或者在形式上创旧,或者在精神上纳新。可以说,大部分的旧体诗词作者都在暗中与“新诗”较劲,与新诗人较劲,暗中比拼实力和潜力。因此,如果失去了新文学和新诗的历史参照系,我们的旧体诗词研究必然会缺乏历史感,无法做到很好地与新文学史整合起来,顺利地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内部的新旧对话与新旧对接,而是处于一种比较孤立、比较偏执的狭隘研究状态,或者堕入另一种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陷阱之中,只不过不再是以“新诗”的名义反对“旧诗”,而是以“旧诗”的名义反对“新诗”了。这种孤立的或偏激的旧体诗词研究模式仅止于“旧体诗词研究”,而不是我所说的“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目前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领域中,比较重要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型问题,一个是中国新文学家旧体诗词创作的传承与创新问题。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型问题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课题,大而言之,它涉及到中国近代诗词向现代旧体诗词转换的艺术问题,也涉及到中国现代旧体诗词向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转换的艺术问题;小而言之,它还涉及到“抗战”前后现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变问题,还涉及到“文革”前后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变问题,以至于市场经济与网络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旧体诗词的艺术形态转变问题。这些艺术转型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牵涉到了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深度理解。关于中国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创作问题是更能发挥现当代文学学术背景优势的一个研究课题。对于学术背景是来自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而言,长期以来以新文学作为研究的中心甚至是唯一的研究对象。这当然是一柄双刃剑,虽然限制了我们的学术视野进入新旧文学会通之中,但毕竟也为我们日后研究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打下了坚实的现当代文学史基础,这也是古典文学学者研究旧体诗词所不具备的学科优势。

    中国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研究理应成为我们从事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学术支点,甚至是研究新旧融合的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支点。如同阿基米德所说的那个神奇的支点一样,我们虽然无力撬动地球,但却可以通过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研究这个学术支点撬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大厦,最终目标是改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进程或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框架。研究中国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不仅能推动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走向深化,而且还能够推进中国现当代新文学研究走向深化。一旦我们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旧体诗词一旦同小说、散文、新诗一样被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范畴,我们将会发现,原来有不少新文学家的新诗创作或小说创作实际上是比不上他的旧体诗词创作的。比如说,鲁迅的旧体诗是其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也是不可多得的部分。然而,当我们在文学史中提及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就时,多半关注的是他的小说和散文(包括杂文)创作。虽然有许多关于鲁迅旧体诗的研究专着出现,但还是无法改变现代文学史对于鲁迅叙述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以文化激进主义着称的鲁迅不仅旧学功底深湛,而且无论其小说还是散文创作中都蕴含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伟大传统资源。此类现象在田汉、郁达夫等人的身上也体现得比较明显。田汉虽然以创造社的新诗人着称,也以南国社的话剧作家驰名天下,但田汉的旧体诗词创作水平显然在他的新诗创作水平之上,而且他的旧剧新编水平也完全不亚于他的话剧创作水平。总之田汉是一个具有深厚的古典诗学修养和古典戏剧修养的现代民族文学大家,他的创作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至于郁达夫,他的旧体诗在民国新文学家中堪称风华绝代,着名画家兼旧体诗人刘海粟曾说郁达夫的文学创作成就排序其实应该是旧体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第四,而郁达夫的老朋友郭沫若也说过大意相同的话,可见君子所见略同。(4)凡此种种,皆说明将旧体诗词创作从新文学史研究中“驱逐”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如果把旧体诗词纳入新文学史研究视野中,将对许多现当代新文学作家研究形成有力的补充。

    目前中国内地的高教科研体制严重地阻碍了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研究视野。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级学科下辖几个二级学科,主要是古代文学科学和现当代文学学科,还有文艺学等其它二级学科在内。古代文学研究又分得很细,比如搞先秦的,搞唐宋的,搞明清的,或者是搞诗的,搞词的,搞戏曲的,不断地细分甚至是微分,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学科知识的条块分割,长期下去就养成了当代学人的小农意识和江湖习气,各自占山为王或井水不犯河水,有个根据地就行,有块自留地也不错。现当代文学总共也就不到一百年时间,又细分为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或者现代诗歌研究,现代小说研究之类,不断地自我狭隘化,把自己关进了现代学术牢笼。文艺学也是分为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之类的,彼此对立,很难对话。大家都满足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按照既定的教科书授课混日子,不愿意打破任何学科界限和学术壁垒,积累下来的学术惰性积重难返,完全忘记了“文史哲不分家”的大学术传统。在这种学科分类体制下,“旧体诗词”就成了文学大家族里的“黑户口”,“旧体诗词研究”也就成了长期无人问津的灰色地带或黑色地带。搞古代文学的学者一般不屑于研究现当代旧体诗词,搞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一般对旧体诗词及其研究充满了敌视或者漠视,这样就让一个原本属于现代与古代交叉地带的学术领地长期沦陷了。好在现在很多人已意识到这样一种扭曲的学术微分体制需要改变,纷纷反思所属的学科权力制度,这就为“旧体诗词”及其研究走向“合法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旧体诗词”及其研究已经成了当前中国内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这恐怕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但这就是事实,我们必须正视而不是转过身去。据说中华诗词研究院建立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提升当前中华诗词研究的学术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专业化的旧体诗词批评家和研究队伍,以便提升中华诗词研究的整体学术含量。这是十分值得赞赏的。当下中华诗词研究队伍里面需要整合两股学术力量的合力,一部分是来自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学者,一部分要调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在现当代文学界的老一辈学人里,北大的钱理群先生,还有后来调入中山大学的黄修己先生,以前在中国社科院的刘纳先生、东北的孙中田先生,他们都曾倡导旧体诗词研究,但他们拘囿于建国后学科壁垒的长期限制,虽然也想改变既定的文学史观、思维方式和文学史叙述框架,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应该发动一些中青年学者介入其中。据我所知,现在每年都有一些硕士和博士在做旧体诗词这方面的学位论文,不仅仅是古代文学界里做明清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延续到了民国诗词、近现代诗词研究了,现当代文学界里面也已经有一些旧体诗词方面的硕博士论文了,这些我们都可以轻易地在学术网络上检索得到。所以,中华诗词研究院应该把这些年轻的有朝气的学术力量整合起来。目前来看,我们的旧体诗词研究作者队伍还不够强大,一些旧体诗词焦点问题的学术讨论还无法深入开展起来,这说明我们确实需要优秀的旧体诗词学院派批评家和优秀的旧体诗词研究学人,我们需要这方面的专业批评家和专业学人涌现。最好是出现这方面的专业研究群体。只有专业素养的批评家群体出现了之后,我们才能发现好的旧体诗词作家和作品,才能将中国现当

诗经研究现状篇6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科：中国现代文学

学生：XXX

指导教师：XX

一、论文研究的来源及意义

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才红遍大江南北的著名诗人汪国真来说，青年人尤其是在校的大中学生，可谓耳熟能详，汪诗因此有一大批忠实的读者。汪诗不仅有青年人的生活和那种明白晓畅的表达方式，而且汪诗更有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来自于诗人汪国真对中国宋元以来传统诗歌的那种豁达、飘逸和洒脱的人生哲学的二次创造。诗人汪国真的这种人生态度被现今社会称为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毋庸置疑，它是可以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能够让广大的青年人在复杂的生活中得到极大的启迪，坚实理想信心。

本篇论文通过对汪国真诗歌的艺术特点进行研究探索，旨在为广大的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些肤浅的价值理论，让更多的人广泛地认识并认同这位上世纪盛名卓越的抒情诗人及其诗歌特点，明确汪诗在诗坛上的地位，从而期望有更多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对汪国真及其诗歌添加关注的眼神。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汪国真作为当代一位抒情诗人，他完全不同于闻一多、徐志摩、顾城、舒婷等这些早期中国诗坛上的领军人物，汪国真的诗歌创作阶段比较晚，将近不惑之年才功成名就。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诗歌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政治色彩，用平凡的语言抒发着平凡的人、事、物，朴实无华却隽永深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诗风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其诗歌在广大的读者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现今中国文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屈指可数，缺少广泛而有力的学术性的研究和探索，而在国外这块广褒的文学土地上，依然没有他光辉的影子。当然，这种现状的产生，尤其多面原因，一是汪诗的影响力几乎只局限于青年人这一层面上，诗歌内容通俗易懂，不需深入体味，因此在创作上不必进行权威的学术解析;二是现今文学界里，诗歌这以文学形式的地位每况愈下，已经处于文学的低潮阶段，其发展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所以，对于汪国真诗歌的研究，我觉得应该着力加强。

三、论文研究目标

本论文研究目标是：对汪国真诗歌的特点进行探究，凸现汪诗的艺术魅力，进而弘扬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使广大社会认同诗歌来源于生活，却更深层次地反映生活的观点。

四、论文研究内容

汪国真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蜚声文坛的著名中年诗人兼书画大家。汪诗能从平凡的事理发现伟大，从普通的感受中看出永恒，主题昂扬，寓意深刻隽永，表现出诗人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学功力。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汪国真的时代背景;

2、关于汪国真创作高峰期的分析研究;

3、汪国真诗歌的特点及研究;

汪诗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题材上较有针对性、篇幅短小、明白晓畅、精炼而富有哲理、充满了音乐美、诗中小我与大我并存，等等;

4、汪国真及其诗歌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五、论文研究方法

分析研究、对比研究、研读归纳研究

六、论文进度安排

20XX年11-12月，收集材料，建立论文大致的框架模型

20XX年1月上旬，完成开题报告并提交导师审批

20XX年1月下旬至2月，写作论文初稿并提交导师审阅

20XX年3-4月，根据导师的意见和建议，对论文进行二次修改完善

20XX年5月，在二次修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最后定稿

七、论文参考文献

01、《诗学原理》，徐有富著，北大出版社

02、《诗歌美学》，谢利文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03、《诗论》，朱光潜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04、《谢冕论诗歌》，谢冕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05、《中国古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06、《汪国真诗文集》，汪国真著，广东旅游出版社

07、《从席慕容、汪国真到洛湃》，杨光治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08、《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09、《汪国真抒情诗精选赏析》，王昆编著，中国妇女出版社

10、《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姜红伟著，黄河出版社出版

11、《新作家文丛》，若冰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12、《现代诗歌创作论》，薛世昌著，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13、《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美国当代诗歌》，王卓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14、《中国新时期诗歌研究资料》，郭旭辉编，山东文艺出版社

15、《海子作品精选》，海子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16、《郭沫若经典作品选》，郭沫若著，当代世界出版社

诗经研究现状篇7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中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海外现代文学研究成果开始影响到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一批长期被忽视、被批判、被贬低的现代作家如胡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被大陆学界“重新发现”，既往文学史结论受到质疑，进而带动起人们对文学史中名声不佳的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论语派、京派等的关注与研究，“自由主义文学”是人们对这些作家与文学流派的总体称谓。近20年来有关“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既有综合性的思潮研究，如刘川鄂等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梳理，更多的是对自由主义作家群或流派的研究，或对胡适、周作人、梁实秋、宗白华、朱光潜、沈从文、刘西渭等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研究。

在这种看视庞大的研究状态下，一些对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反思开始出现。人们开始质疑“自由主义文艺”、“自由主义文学”、“自由主义作家”等概念的界定。洪子诚曾在《问题与方法》中谈到自己的疑惑:“为什么叫做自由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概括方式在什么时期、被什么样的力量所使用，它的含义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清理。”川在他看来，这个“政治性质”的概念，“现在用得很普遍，而且好像有点扩大化，或者说非常膨胀。在有的文章中，几乎囊括了激进的左翼文艺之外的所有作家，都包括在‘自由主义’这个概念里了。”他引了吴福辉先生的相关文章，似乎比较认可吴所提出的观点:真正能够体现“自由主义文学”特征的，大概是《新月》的诗，京派的小说，“九叶诗人”的作品这一结论。客观来说，质疑的声音含有“合理性”:比如，在思潮研究中，研究者对“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较多地限于“理论思潮”而未落实于创作思潮;再比如，一些并未成为“流派”或加人“团体”、处于零落状态的作家创作，可否是“自由主义文学”，并未得到翔实的论证。一些间题要认真追究其实不难回答，但现有研究往往语焉未详，确实，自由主义文学仿佛一个大筐，只要不是左翼作家，便可以装进去。

一般而论，不满于概念界定模糊的人们，往往会采取将标准与尺度缩至最小的方式，以求相应的保险，操作起来固然容易了，但就像将散文强行缩略为“艺术性散文”一样，往往以牺牲研究对身的精彩、丰富、多元为代价。因，我以为，一定褚度上稳定自由主义文学的范围，防止“无边的自崖主义”倾向自有必要，但采取浓缩简略，或人为翅分割文学史发展中的这一带着文化与精神特质配品种的流脉，或下结论说“自由主义文学”就是一个仅有20年生命的文学现象等等，都是对复杂值题的简单化处理。对于一个带着政治属性的榴念，确实有着丰富的文本资源，有着经典创作作丈支撑，一度中断却又重新出现的品种，应当有更灵活的处理方式。

如何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文学”溯源追根，域提出界定的标准，这可另文来谈。这里，提出“自由主义诗学”研究，意在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展开弥补。其不足处体现为:一，自由主义文学的创作者主要不是用文学去表达其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诉求，而是以文学折射出其浓厚的自由主义文化意味和文化姿态。二，自由主义文学在百年的中国文学中呈现出最为丰富的诗学形态，但这一形态又不是零散和各行其是的，它们有着某种内在的统一精神，这也是既往研究中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目前比较通行的主题学研究思路，即以现代自由主义作家思想理念的阐析，作为解读、阐释、理解其文本的主要依据，以思想内容分析替代对文本诗性意义的探索。这种主题学研究，对于那些以文学的情境和意象而不是以科学论文的逻辑规则来构筑文学世界、来探究人类的内面精神、具有超越性和恒久性的诗性文本来说，既忽略了作品本体，也忽略了读者本体的审美经验和参与。仅仅用文学与政治、中心与边缘、永恒与当下、责任与自由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去解释现代自由主义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政治文化语境下独特而丰富的诗性想象力，就无法揭示他们对思想自由与文学审美自由的追求二者间的内质关系，当人们头头是道地分析自由主义作家表现出的思想观念时，却可能对其创作的审美旨趣及其成因一筹莫展。此外，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有意回应当下中国的文化状态和思想状态，出现了向外扩张到自由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倾向，那么它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向内重新返回文学审美的中心，两翼并举，才是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全部。因此，自由主义诗学研究具有理论的原创性和研究的可行性，“自由主义诗学”的提出将突破现有的自由主义文学研究范式。“诗学”的概念向来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诗学专指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广义的诗学将各种文类包括在内，有的是“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即把诗学看成是与作品创造和撰写有关的、而语言在其中既充当工具且还是内容的一切事物之名，而非狭隘地看成是仅与诗歌有关的一些审美规则或要求的汇编，这个名词还是挺合适的。”有的指包括小说、诗歌等文体在内的显示着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实践的一种方式，是一种“诗性智慧”。

对大量的“艺术形式”进行整合性研究仅是第一步，其接着要完成的任务是进一步发现某些共同存在的诗学类型、诗学范畴及诗学规则，剖示自由主义诗学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进而展现现代自由主义作家的主体精神、审美趣味、人生哲学、文学理想。我们不能否认，自由主义诗学面对的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文学情怀和人文精神的作家，以及大量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性主题的文学作品。自由主义诗学关心的不仅是作品，更是作家通过文本所展示的全部精神世界。现代自由主义作家从未以文学充当自由主义思想或理念的传声筒，而是以文本形式的原创性、多样性、个体性去体现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以文学关涉个体乃至国家的精神教养的原则去展示一己的生活态度和人生价值追求，无论在创作方法、还是在审美体式、艺术风格上都呈现出充沛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体现出最为自由和最具解放性的诗意。因此，自由主义诗学研究可能成为发现现代中国自由思想者和自由主义文学者们的“诗性智慧”，接近、进人自由主义作家复杂的思维空间与精神空间的一条充满魅力的通道，亦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中国现代诗学与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关系。

从研究方法上看，文学研究强调同中辨异，异中见同，然而现有的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中，文类、流派的研究各自独立，同中辨异者多，而异中见同者少。要使自由主义诗学研究有效进行，必须解决方法论上的难题。

具体而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在体系上，应包括对诗学的思维方式与表现型态、诗学观念、诗学风格等的研究。首先，艺术形式的分析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文体风格的问题，而是哲学化了的诗学理论体系。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能发现，自由主义诗学视野下的乡土与都市、审丑与审美，智性与感性、幽默与讽刺、动态与静态、现代与古典、时间与空间、历史及现实与未来等等，都隐含于种种“有意味的形式”中，昭示着自由主义作家的诗性思维和独特的认知方式，凝聚着他们无限丰富、充满矛盾、富于诗性魅力的全部精神世界。由于这一世界是作家在特有文化历史政治语境中的精神反应方式，因此是有序的，是可以通过意象、意境、抒情方式、文本结构等来分析、归类的。比如，讨论现代诗学对知性的认同与追求，光谈30，40年代的自由主义诗歌并不够，情与理的平衡、玄学的思辨、机智悖论与辩证性、晦涩的风格等同样存在于废名、何其芳、钱钟书等的小说或散文中。再比如，文本的矛盾性、动态性和审丑诗学不仅是现代诗歌的追求，同时也是小说诗学的内容，而且，在审丑的同时，还共存着和谐的静态的审美的诗学追求，尤其体现于现代散文及现代抒情小说中。还有更多作家则将传统的意象、意境与西方的现代意象与意境等诗学元素，融合为一，化人各种文体的写作中。这些自由主义诗学的思维方式与表现型态的分类与阐释，应当成为研究的重点。

其次，在大量文本综合解读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厘清和探讨自由主义诗学体系的源头及构造。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理论相当丰富，尽管其中不乏矛盾和领顽之处，但在“自由主义”原则下，隐含着某些规律和必然性，潜隐地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话语规则。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在19世纪初由域外引人，自由主义诗学与西方诗学话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西方自由主义诗学的影响下，尊重文学本身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纯文学”“纯诗”“言志”观的倡导几乎在小说、诗歌、散文等领域同时展开，显示了自由主义诗学反拨几千年“载道”观念，将纯粹与审美作为文学本质属性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与此同时，对中国文化传统与审美文学传统的返顾，又使其诗学体系中包容了对中国诗学传统的继承与改造。可以说，自由主义诗学是中国现代诗学中最具学理色彩的话语体系，也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它的基本立场，是将纯粹和审美作为文学的本质属性，因此，诸如“浪漫”“古典”“性灵”“闲适”“趣味”“颓废”“晦涩”等文学概念的讨论，其本质都是对文学自由独立图景的浪漫想象。这样一个意义和价值系统，提供给后人不断阐释的空间。

诗经研究现状篇8

新编《语文课程标准》中要求学生诵读古诗词，不仅要有意识地积累，而且要有自己的感悟、理解，要能灵活的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特别强调要“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体现时代要求”，“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而且在诗词教学中，教师要向学生渗透人文精神的教育，引导学生认识人的价值，强化生命意识，培养学生独立的个性、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品德，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基于此，笔者结合近几年来在在西安市临潼区油槐初级中学校的教学经历，从我校学生的实际出发，结合目前中学生了解与掌握中学生古诗词现状尝，试在中学生古诗词教学过程中进行教学改革，以期提高中学生语文课堂的教学效果。

一、目前中学生古诗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古诗词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其教学现状却不尽人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小学古诗词鉴赏教学的理论的缺失

我国优秀的古典诗词作品浩如烟海，对其的鉴赏和研究不可谓不丰富，但是，但这些研究大多在文学的层面上，对中学古一诗词教学却很少有系统的研究，连语文课程教材专家也不得不承认“文学鉴赏能力如何具体化，理论界还缺乏研究"的结论。

2、现代中学生对经典古诗词的赏析现状不容乐观

主要体现在多数中学生因阅读与积累太少，学生学习兴致不高， 阅读赏析时间不够充裕，阅读范围较为狭窄，阅读方式有待进一步提高，学习被动， 效率低下。很大一部分学生缺乏对古诗词的基本审美、想象能力和赏析方法， 难以感受其魅力，不知道如何学习古诗词而排斥古诗词。学生感觉古诗词太难，理解不了，平时考练中古诗词鉴赏类题目得分较少，逐渐对古诗词失去兴趣。任课教师在古诗词的讲授过程中也缺乏一些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另外，家长重视程度不够，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没有时间诵读都是影响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的因素。

二、改进的方法与措施

1、以新课标为依据，及时转变对古诗词阅读观念

要改变现今古诗词课外阅读不容乐观的现状，就要树立新的理念，真正在思想上明确古诗词课外的阅读对提高学生语文素质，培养学生对美的追求和理解，陶冶学生美育情操，从而对学生终身发展的重要性。尤其要落实《语文课程标准》，走出新课标，树立大语文观念，而且要加大对阅读的宣传指导力度，向学生和学生家长提出具体的古典诗词课外阅读目标，使阅读的活动在中小学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2、教师应该从学生及学校实际出发，整合教学大纲

新课标对中学古诗词教学也作了明确要求：“理解作品思想内涵，探索作品丰富内蕴，领悟作品艺术魅力，用历史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现在的语文教师所面临的授课对象大都是2000年前后出生的学生，与“80后”和“90后”的学生相比，生活和物质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自我意识比较强。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学生的实际状况，再经过详细的调研之后才能结合新课标去制定教学大纲，与时俱进的备好每一节课，让学生感觉教学能真正贴近自己的生活，能真正调动起自己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

认知心理学认为，学生学习的本质不是被动地形成刺激一反应的联结，而是主动地获取知识，形成自身的认知结构。无论是把人类的认识成果转化为学生的知识、能力，还是把社会经验、规范转化为学生的观念、情感、意志、习惯，都要通过学生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活动，学习活动只有在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下才能进行和完成。

4、结合学生自身的特点，培养学生鉴赏古诗词的兴趣

语文老师不仅要注重课堂的古诗词阅读训练，更要关注学生的课外兴趣和习惯，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犹太人世代传言：书本是甜的。对孩子们而言，能够从小就体味到读书是一桩快乐的事情，从而终生享受书籍所带来的无穷乐趣也许就是社会、学校与家长所共同给予他们的最好礼物。现在的初中生，大部分都有爱表现的欲望，他们强烈地需要别人对他们能力的赞扬与肯定，所以给学生营造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很重要。古诗词一般篇幅短小、朗朗上口、易于背诵，可根据古诗词的这一特点和学生的兴趣进行朗读比赛、背诵比赛、默写比赛等。这样，学生赛得开心，古诗词背诵、默写的效果明显。

5、引导学生学会品析名言名句，感悟古诗词的形象美

古诗词中作者把万千心绪都凝聚其中。抓住关键字、词、句赏析诗词，可直接劈文入情，品味作者当时迸现的情感，体会炼词炼字之妙境。师生在研读过程中，不妨渗透“以诗解诗”的方法，学生既能快速入境，亦能提高锻字、炼词、用句等写作能力，更能纵横联系，加强古诗之间的相互理解。因此，教师要在引导学生进行审美实践的过程中， 有意识地让学生不断积累相关知识和有效的生活和阅读经验，提高他们对古诗词的鉴赏能力。

诗经研究现状篇9

一、关于“文馆”的界定

“文馆”到底指什么，关涉到研究对象的确立，各家研究都有所不同的表述。正史所记，无一统摄性确定概念，而仅出现于专有名词之中，如弘文馆、崇文馆之类。两《唐书》有“三馆”一词，如《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上武则天书云“三馆生徒，即令追集”及《新唐书》卷十四“三馆学官座武官后”，但此“三馆”当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馆，与文馆概念相去甚远。

较早关注文馆的学者是日本池田温先生，他认为唐代学馆之盛，中古所未见，而学士荣誉，尤著于青史。唐朝官制，政府图书之署有秘书省，国史编纂之府则有史馆，而教授学生之学校亦有国子监，及州、县学。其外更有馆院之设，可谓备矣。唐朝馆院，名称屡改，兴废不常，其名目大致有文学馆、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广文馆、集贤院、翰林院。[1]190-192照池田温氏的说法，文馆的范围是很大的，举凡掌管学艺、庋藏图籍、教授生徒、政治辅弼之机构，概应纳入文馆范围。

李德辉先生认为文馆似不应包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上揭氏著指出：“两汉以降各王朝政权都以‘尊儒重学'为名，在掌理图书的秘书省之外设置了各种名目的‘馆'，主掌图籍的校理编撰与生徒教授等事，以其多从事著撰文史等务，且馆中所聚都是文人，故统称文馆。它虽然属非常设性文化机构，但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之大，却是一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等文化机构所无法比拟的。”[2]1这样就将文馆与常设性机构区分开来。

笔者认为，文馆概念所指，是与论题的选择密切相关的。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文馆的界定大可不必相同。拙著《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从制度与文学的关联性入手，在制度考辨的基础上，解决与此相关的文学问题。因此，从宏观通照的角度出发，将“中央文馆”界定为：（1）是指唐代中央文馆，与地方文化机构有别；（2）是指与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联系较为密切的馆所。因而选定包括国子监、史馆、秘书省和崇文馆、弘文馆、集贤院、崇玄馆、广文馆等文化馆所作为研究的对象。[3]4-5正是缘于所解决的不同问题，其所关注对象也不一样。罗时进先生《唐诗演进论》比较重视文馆与诗歌关系的讨论，因此该书的第一章《唐初文馆与初唐诗风》说：“在初唐诗坛上有四代文馆学士相继主持局面，而四代人恰恰形成四个学士集团，这就是开国初太宗朝文馆学士集团、高宗朝文馆学士集团、武后朝的珠英学时集团和中宗朝的景龙学士集团。”[4]4-5另外，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5]着重探讨的是学士与政治的关系，因此选取的对象依次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北门学士、集贤学士、翰林学士。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6]，也是从实际研究需要出发，对文馆有不同的择取。

二、文馆与文学研究

（一）文馆制度梳理和考辨

以文馆作为切入点来讨论，以往的研究更侧重于历史学和政治学，因此，制度考辨和文馆史梳理成为研究的热点。关于国子监研究，在一般论文之外，大都散见于各种教育史专书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高明士《唐代学制之渊源及其演变》[7]和任育才《唐代官学教育的改革》[8]、《唐代官学体系的形成》[9]，诸文在制度考论方面极为细致翔实。对唐代史馆的研究，本身就是史学界一个热门，讨论的文章和著作都很多。不过，相较而言，台湾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10]一书尤有特色，张氏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相关制度。关于唐代秘书省的研究，主要有赵永东《谈谈唐代的秘书省》[11]，陆庆夫《唐代秘书述略》[12]和曹之《唐代秘书省群僚考略》[13]。李万健《唐代目录学的发展及成就》[14]，从目录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秘书省在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弘文、崇文二馆的制度性考辨，亦主要散见于诸教育史著作中。论文方面，李锦绣《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15]和牛致功《唐代的学士》[16]二文，较为详细深入。研究集贤院最珍贵的资料是唐代韦述的《集贤记注》，但原本已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宋代王应麟《玉海》中所引的数十条。上世纪二十年代，朱??钩稽排比，撰成《〈集贤记注〉辑释》[17]，是研究集贤殿书院的基本材料。日本学者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1]从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故实、职掌、禄廪、官联八个方面进行考察。随后，郑伟章、赵永东、刘健明、李??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集贤院制度进行考察。

关于崇玄馆的研究相对薄弱，一般置于对唐代道举和道教的考察之中。讨论广文馆的文章也不多，廖健琦《唐代广文馆考论》[18]从设立时间、设立原因和中唐之后的存否等方面立论，较有新意。关于广文馆的性质，台湾高明士先生认为“其目的在招收国子监学生之攻读进士科者，有如今日在学校内附设之补习教育。”[7]206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合乎事实。招收国子监学生攻读进士科者固然不错，但所谓的补习教育因广文馆自身为一独立教育单位而不能成立，广文馆业进士者的资格亦非补习生。

（二）文馆与诗歌

文馆与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包括律体律调分析、唱和诗集整理、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理论溯源等。

1、关于律体律调的探讨较早研究唐诗律体律调的是郭绍虞先生，收录于《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19]中的《永明声病说》、《从永明体到律体》、《再论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等文章主要从五言诗音步的角度，说明“古”、“律”之间的声律问题。1986年，赵昌平发表《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20]，考定初唐九次重要“七律”应制唱和组诗，结论是七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五律每句加二字而来的，七律的渊源当是蜕化于骈赋化的歌行。香港邝健行《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及其相关问题之讨论》[21]，从单句句调不合、失对联数、失黏首数、不合律首数等方面，考察初唐作家虞世南、李百药等22人519首接近五律诗歌的声律状况。邝文认为律调受到重视和探讨，主要是作者顺应文体本身的发展、从事探索的结果，跟君主的好文无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葛晓音先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分别讨论宫廷文人在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七言歌行的发展以及绝句的发展等问题。葛氏虽不是直接探讨初盛唐诗歌律体律调，但却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正是在乃师的鼓励和启发之下，杜晓勤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22]指出：五言律体的形成虽然几经波折，但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宫廷诗人。如果没有他们对诗歌声律美的不懈追求，没有他们对原有诗歌声律模式的突破与创新，五言新体诗的律化进程无疑会更漫长。可是，杜氏所认为的律体律调最终定型于沈宋即“沈宋体”的看法，虽与众多文学史同调，却不为陈铁民先生所接受，陈先生经过分析考证，认为律体的定型是初唐一批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其功不能全归于沈宋二人。[23]

2、唱和诗集的整理初唐唱和诗集的整理主要集中在《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景龙文馆记》。

（1）《翰林学士集》翰林学士之名，始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其时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因此，对于《翰林学士集》的结集和标题，众多学者提出揣测，但以陈尚君和日本森立之的说法为上，森立之疑为许敬宗所撰，陈尚君进一步指出可能为许敬宗别集残卷，理由为集中收许诗最多，每题皆有其作品，且目录亦以其诗列目。[24]3贾晋华先生在《翰林学士集》的基础上，广引文献，将太宗朝宫廷诗人群的唱和篇章及文学活动逐一考证，起于武德九年九月，终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共考得太宗君臣唱和诗214首又2断句，文赋13首，预唱诗人45人。[25]12-33

（2）《珠英集》《珠英集》又称《珠英学士集》，五卷，唐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而成，宋以后散佚。现存敦煌写本二卷，分藏英国和法国，编号为斯2717、伯3771。《珠英学士集》的整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董康、向达、王重民、项楚、吴其昱等学者都作出过重要贡献，最终由徐俊先生全面完成。徐俊先生将英、法所藏写本拼接对看，得出法藏伯卷当为英藏斯卷《珠英集》第五卷的部分内容，这样就将二处分藏的残篇连接起来。徐先生对《珠英集》考证的重要成果主要有两点：第一，校正历来关于学士人数的记载，明确为47人；第二，全面整理校勘现存诗歌，共得55首。[26]548-587

（3）《景龙文馆记》据《新唐书·李?传》、《唐诗纪诗》卷九李?条、《唐会要》卷六十四“宏文馆”条、《直斋书录解题》卷七、《玉海》卷五十七等文献记载，中宗景龙二年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以象四时八节十二时，其后被选者不一。他们围绕中宗宴饮优游、频频唱和。身为学士之一的武平一将此其间的活动记录下来，并录有唱和作品及诸学士传，名为《景龙文馆记》。较早注意到《文馆记》的是日本学者，如高木正一《景龙の宫廷诗坛と七言律诗の形成》，西村富美子《唐初期の应制诗人》、安东俊六《景龙宫廷文学の创作基盘》都力图还原宫廷文学活动及其相关背景。[25]44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有陶敏《〈景龙文馆记〉考》[27]，贾晋华《〈景龙文馆记〉辑校》[25]和《〈景龙文馆记〉与中宗朝学士群》[25]。陶文侧重于成书始末及版本流传等文献学方面，贾文则全面辑校了《文馆记》，并对其间活动进行编年。

3、相关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理论溯源初唐三大诗学著作，即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崔融《新定诗体》。此三者始见录于中唐求学之日僧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后辗转传抄，面目全非，经王梦鸥先生大力考证，基本上还其原貌。王先生认为宋代《吟窗杂录》所录《魏文帝诗格》即传抄《笔札华梁》所成，而以现存于《吟窗杂录》卷六李峤《评诗格》所载十体九对之文字与《文镜秘府论》所引崔氏之语相对照，李峤《评诗格》与崔融《新定诗体》实为同一书，《评诗格》乃后人所伪托李名也。此后所论，陈陈相因，大抵不出王先生所述范围。

王氏不仅考论有关初唐新体诗成立的两种残书，更论及初唐诗学产生之渊源，并分析其成因。认为初唐诗学，多为适应宫廷之艺文生活而发达，殆与齐梁时代相类似。其诗体既沿袭江左余风，而诗学之所发明者，亦即为齐梁诗体之分析。从分析而创立若干规格，转成唐代试士之圭臬。按其作业，自始即偏向于“缀文”之道，而与吟咏“情志”者无直接关系。[28]

（三）其它研究

诗歌之外，研究文馆与文学之关联性较多的，主要集中在探讨唐初所修前代“八史”与初唐文学思想的关系。这在文学批评史、思想史等著述中都有论及，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论述尤为详备。曾守正《唐初史官文学思想及其形成》[29]，从唐初史官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成因、评骘三方面来考量初唐史官的文学思想。李胜《初唐史家文论特色检讨》[30]认为：以令狐德?薄⑽赫魑??淼某跆剖芳业奈难Ъ?猓?砻婵蠢矗?袷钦壑缘骱停?燮涫抵剩?虮硐至硕晕难Х⒄构媛傻娜?嫒鲜叮?显纭⒁步险?返匚?饣圆永玫奶拼?难е赋隽朔⒄狗较颉?/p>

其它文体方面，如从文馆的角度来观照小说、散文的演变之类的论著不多。拙著《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力图有所突破，对文馆与唐传奇、实录、墓碑文、行状等文体之关联，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拙文《从行状和墓碑文看唐代骈文的演进》[31]，从文馆的角度提出构建分体骈文史的断想。

三、研究空间的拓展

从文馆研究的历史来看，研究者比较重视这样几个问题：（1）历史学视野，关注文馆制度本身的渊源和流变，着重于制度的梳理和考辨。（2）政治学视野，着力剖析文馆文士与政治之间的关系。（3）文馆与文学的关系，可归结为：文馆学士与作家群体；文馆创作与文坛风尚；文学盛衰与文学嬗变；文馆唱和和诗体发育等方面。[2]399-402

上述成果无疑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其中的缺失和不足也不容忽视。由于侧重点不一，他们往往致力于某一中央文化机构的研究，“点”多“面”少，缺少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又囿于论题性质，历史学、政治学研究较多，因而在“与文学”之关系的讨论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

重新思考已有成果，笔者认为文馆与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主要还有赖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研究视野的开拓。应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选取文士社会角色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究文馆与文学之关系，是比较有价值和意义的：其一，回归文学本位研究。传统研究在历史学、政治学等方面揭示文馆的价值，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观照，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其成果一方面可作文学研究之参照，另一方面其落脚点并非文学。吸收前人成果，推进并深化文馆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改变过去的研究格局和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学术史意义。其二，运用已有文馆研究成果，借鉴社会学理论，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力图在历史文化学和文学社会学层面有所突破，还原文馆文人与唐代文学演进的历史原貌。因此，系统化现有成果的同时，也是对前沿学术方法运用的检测，具有理论探索意义。其三，从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文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学者热衷于从空间分布、科第出身、文化背景等角度来剖析文士的精神风貌，对于文士社会角色与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之联系则关注不够。因此，从文士社会角色变迁来考察文馆文人的精神风尚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其成果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依据社会学相关理论，社会角色有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之分。就文馆而言，前者主要有学官、史官、图籍校勘官、著作郎官、学士五大类，后者主要包括经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等角色。这两种角色有时难免交叉和互换。未来的研究应打破成例，努力解决与此两种社会角色相关的文学问题，从角色之意识、评价、社会流动、心态等层面分别探讨与文学生成、发展、衍变之间的内在联系，剖析文士角色与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文体演变的相互关系。加强动态研究，揭示文士角色与文学团体、文学风气、文艺思潮、文学传播等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之间的潜在规律。笔者以为可以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其一，文士任职中的角色本位意识与文学样式。所谓本位，在这里是指各文馆职事活动的规定性，比如学官之教育、史官之修史、图籍官员之校勘、著作郎官之著述等等。不同社会角色的文学创作，往往在题材、内容，甚至风格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比如秘书省校书官本位意识与咏物诗创作，文士任职与散文写作，史官“泛谏诤意识”与中唐传奇勃兴等。

其二，文士社会角色评价与文学。社会评价系指社会在文士选任、迁转和地位诸方面对文士职务作出价值判断和预测。从任职资格归纳文士选任中的文学因素，从职务变迁总结与迁转相关的文学质素，通过计量分析，在整体上把握选任和迁转的规律，并由此还原文士生活生存状态与文学群体性活动之间的关系。比如由于任职形成文学创作小集团，集体创作观念对文坛风尚之影响，各文馆社会地位高低变化与士子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等等。

其三，文士社会角色流动性与文学活动。文士社会角色流动是指文士京都任职与地方任职之间的区域流动。京都长安和洛阳是中央文馆所在地，也是当时的文化强势区，文士离开京都到其它地方任职，势必带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比如由韩愈迁谪岭南、白居易贬江州、刘禹锡之夔州等角色流动，推动弱势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强弱势区域之间文学思想的交流和传播等等。

其四，学士文学角色批判与诗歌复古进程。将学士单独列出来讨论，是因为过去的研究将其局限于初唐诗歌声律问题。文学发展是诸种合力的结果，若将诗歌分成主流创作和非主流创作，从非线性发展来重新审视唐诗进程，则会发现唐诗演进轨迹受主流与非主流文化之冲突的影响很大。一般而言，学士处于创作主流地位，同时又是京城文化、宫廷文化的代表，而非主流作家则是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代言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诗歌复古实质上是文化冲突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诗歌复古进程也是文化冲突与顺应的过程。

不过，多学科交叉研究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多门学科知识，在知识结构方面应有所提升和完善。同时，还应注意点面结合、虚实相间的问题。笔者以为可以采取现代科技手段，创建与研究相关的数据库，加强一般与个别有机相融的动态系统分析。

综上所述，历时性地来看，唐代文馆与文学研究在制度渊源流变的梳理和考辨、文馆与诗歌的分析探讨方面成果较为丰硕，而在文馆与小说散文等方面的讨论相对薄弱。总体而言，个案分析较强，整体论述较弱。虽然出现了《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和《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等专著，但从文学本位的角度来看，略嫌关注不够。因此，将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从文馆文士社会角色切入，解决相关文学问题，当是深具发掘潜力的未来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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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研究现状篇10

近20年研究文献，《断章》解读理论呈现明显丰富化。部分学者研究《断章》只是对于其文本字面的研究。如杨景龙认为这是一首表达“相对”的哲学诗，王雅静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这些研究者们是根据文本字面的意义来解读其主题。邓齐平从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创作意图来解读《断章》的真正的内涵。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首先要立足于文本，其次一句作者的创作意图、时代背景等等。而文本的研究又包含了修辞方法、意象、形式、情感、节奏、内容等。2008年，苏莉借用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罗兰・巴扎特在《结构主义活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分割和表现”理论，运用这一理论来解读这首经典的诗歌。把《断章》分割为四个单元，“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是意义的第一单元;“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是意义的第二单元;“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是意义的第三单元;“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是意义的第四单元，对这四个单元进行分割后，会产生一些本身没有意义的碎片：第一单元可以分割为“你”和“风景”;第二单元可以分割为“看风景的人（别人）”和“你”;第三单元可以分割为“明月”和“你”;第四单元可以分割为“你”和“别人”，这些碎片并不具有实在的意义，而仅仅具有关系的意义，因此，意义的第一单元“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可以被重写为“主动/被动”，“你”是“主动”，“风景”是“被动”，其中，主动者处于一种揭露状态，而被动者处于一种遮掩的状态;紧密过度到意义的第二单元后，“你”和“看风景的人”变成了“被动/主动”的关系，这里，“看风景的人（别人）成了揭露状态，“你”成了遮掩状态，因此，前两个意义单元又可以合并到一个意义层面上，即“主动=被动”“揭露=遮掩”，因而达到自我的和解;同样，意义的第三单元“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可以被重写为“被动（遮掩）/主动（揭露）”，明月是被动的遮掩状态，你是主动的揭露状态，过度到意义的第四单元后，“你”和“别人”又处于一种“被动（遮掩）/主动（揭露）”状态中，至此，后两个意义单元又可以合并到同一个意义层面上，即“被动（遮掩）=主动（揭露）”，又一次达到了自我的和解，并同时把前两个单元的意义倒转过来了，它也标志着和解状态的完成。①

2009年，陈乐从叙事话语和叙事视角等角度解读《断章》。叙事视角从诗歌表现的视角来看，诗人作为叙述主体，好像是超然于物外的，他以清明之眼、豁达之心，平静洒脱地注视宇宙和人生的风景，而那“看与被看”“装饰与被装饰”之间的玄机，也被诗人尽数洞悉了。作者展示的画面本身就具有复调特征，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你”理所当然是看风景的主体，美丽的风景是被看的客体，在第二行同一时空里，人物与风景依旧，而他们的感知地位发生了变化，“看风景的人”变成了“看”的主体，“你”此时成为被看的风景了。

2010年和谐社会思潮风靡全国，杨景春挖掘了《断章》在当代社会的价值，称其为和谐社会的艺术写真。杨景春从当代的视角出发，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三个层次解读了《断章》就是和谐社会的艺术写真。第一个层次：人与自然，和合共生。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第二层次：人与他人，和睦相处。诗中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楼上人，一个是桥上人，两个人都在“看风景”。这里的“看”字值得重视，看，就是欣赏。首先是欣赏“风景”，其次是欣赏他人。当你在欣赏他人时，那么你就处在最令人欣赏的境界中，别人才会将你的梦境“装饰”得更加美好。

2013年白灵提出“匮乏说”，借用拉康欲望、凝视、不在场的理论重新审视《断章》在后现代可能的意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理论的丰富，对《断章》的研究理论也越来也多元化。教师在处理这样的诗歌时应多注重对多元理论的理解。

二、教学建议

《断章》被人教版教材选入高一语文必修一中外诗歌这一单元。通过查找资料并没有发现关于这首诗歌的教学方面的文章，笔者认为《断章》在教学方面需教以下几点：

1.语言。新诗之所以是新诗，最重要是其语言的特殊性。新诗是白话文写出来的。虽然冯文炳并不承认语言的白话与否是判断新诗和旧诗的标准，但我们不能否定新诗是在白话文的浪潮中产生的，并且其文笔是白话文。当然这并不代表只是告诉学生这是白话文写出来的诗歌，应该交给学生白话文背后的诗歌语言特色。就《断章》而言，结构的完整性、反复和回环修辞、通过语言形式本身表达的相对性这是需要教的。

2.内容。关于意象这首诗不需要去咀嚼，因为作为一名高中生他们是可以理解这些意象的。对于内容，这首诗表达了很多的相对关系，例如“你”在楼上，“看风景人”在桥上，构成了上下的相对，看与被看的相对，及其夜晚和白天的，梦境和现实等等的相对。通过提供一个相对，让学生去挖掘其他的相对。这样，有利于学生发现语言的魅力，从而更好的理解这首诗。

3.主题。作者本人说表达了一种相对性，而这种相对性也是比较好理解的。除了表达相对哲理，不妨借助意象让学生去猜测其他的主题，例如爱情等，还可以借鉴杨景春观点扩展《断章》的当代意义。

4.其他。对于优秀的学生不妨让他们探讨为什么《断章》可以有这么多的主题。这样更有利于他们对于诗歌鉴赏的深入思考。（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注解：

①苏莉.用分割与表现的手法解读《断章》[J].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08，25（04）：82-8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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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研究现状篇11

三年前，我曾给李艳红女士的《单音节形容词同义关系研究》写过序，其中说：

在语言学界，同义词的研究是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课题。说它重要，因为它是语言表达中以情设词、同义替换的有效修辞手段；也是注释家解读文本、编辑字典辞书时同义相训的基本方式；更是类聚词语、描写词语系统的客观依据。说它复杂，因为首先，“同义”的概念不专指“词”而言，也可以指同义字（例如某字跟某字的构意相同《说文》叫“同意”）、同义语（例如成语和谚语之间可以同义）、甚至同义修辞（例如不同的表达方式可以同义），这些关系如何处理比较麻烦；其次，即使就“词”而言，有的“同义”是指词的义素而言，有的“同义”是指词的义位而言，有的指一个义素或义位而言，有的指多个义素或义位而言，有的指贮存状态下的固定意义而言，有的指使用状态中的临时意义而言，有的指复合词的参构语素义而言，有的指整个复合词的合成词义而言，这些不同的“同义”常被混为一谈；再次，所谓“同义”并不真正相同，总是有“异”存在的，甚至研究同义词的重点并不在“同”而是在“异”，那么如何辨别各种不同的“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最后还有个词音和词性的问题，由此又引出跟同源词的关系等等。

可喜的是，这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一直有人在研究，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诗经〉修辞同义词研究》就是程国煜先生奉献给学术界的一项新成果。程先生2006年曾来北京师范大学访学，在确定研究课题时跟我商量，我就建议他做这个题目。尽管我对“修辞同义词”并没有什么研究，但凭语感觉得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诗经》中有许多词语的语境表达义应该近同，却无法按照一般的同义词沟通理解，我想应该可以从修辞的角度加以阐释。程先生接受我的建议，一年访学结束，写成《〈诗经〉修辞同义词研究》的论文，刊发于《励耘学刊》总第5期（2008）。那篇论文已就《诗经》修辞同义词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探讨，作为访学成果，我很满意。没想到几年后，程先生来信说他把论文扩展成了一部专著，希望我能给他写个序。我一看稿件，竟然从论文的1.5万多字扩充到了专著的25万多字，这令我既高兴又惊讶。专著在原来论文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诗经》修辞同义词的有关问题，“上篇”不仅有诸如修辞同义词跟词汇同义词的关系、《诗经》修辞同义词的研究方法、《诗经》修辞同义词的形成基础与基本类型、《诗经》修辞同义词的构组与辨释、《诗经》修辞同义词的修辞作用等着眼“修辞”的论述，而且有从《诗经》修辞同义词看古汉语同义并列复合词、从《诗经》修辞同义词看古人的认识能力等内容，基本形成了描述《诗经》修辞同义词的自足框架。更为难得的是，“下篇”按照《诗经》修辞同义词的基本类型列举了全部词例，每组修辞同义词例都包括构组和辨释两项内容，这样翔实的材料分析，大大增加了专著的分量。

当然，这部书稿在标题拟定、行文表述方面还不太精致，有关问题的讨论及材料分析上也可能见仁见智，但它以专书为研究对象，又以专著的形式来展现，第一次从修辞和词汇相结合的角度正式提出专书修辞同义词的问题，第一次描述《诗经》修辞同义词的基本面貌并穷尽性地提供全部材料，这种开创之功是值得肯定的。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再深入讨论某些问题就会方便得多。下面就《诗经》修辞同义的认“同”和别“异”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通常所说的同义词，是就储存状态而言，即两个词的数个义项中，只要各有一个义项相同，就算同义词。储存状态下的同义词的认同别异是针对词的全部功能的，所以一组同义词既要“认同”，也可以“别异”。而修辞同义词则与此不同，它是就使用状态而言，是针对具体的某个义项来分析的，所以要么是“同”，要么是“异”，“同”时要说明该组词“同”的是什么义，为什么能同义；“异”时要说明它们的不同意义各是什么，为什么要共现使用。可见对具体语境中的某组修辞同义词，站在理解赏析的角度，认同和别异是各有偏重的。这就需要首先弄清楚具体语境中的一组修辞同义词究竟是在“同”的义项上发生了关系，还是在“异”的义项上发生了关系。

古人有所谓“对文则别，散文则通”，可以借用来帮助我们确定修辞同义词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义是取“同”还是取“异”。“对文”就是一组词相对出现，即在不同的语位上共现，这时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散文”就是一组词的某个成员单独出现，但在这个成员的语位上可以换用同组的其他成员，那么替换使用的一组词表达的应该是同一个意义。就《诗经》而言，异位共现的修辞同义词和同位换用的修辞同义词都有，分析时应区别对待。例如：

诗经研究现状篇12

《〈法礼篇〉的道德诗学》侧重对柏拉图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法礼篇》中的“道德诗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本书的开篇，王柯平先生就凭借他深厚的中西语文学功底，以及对《法礼篇》的文本内容和已有的译名翻译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指出“柏拉图的最后这部对话作品，原名为Nomoi，英译名为Laws，德译名为Gesetze，法译名为Les Lois，意译名为Le Leggi，比较流行的汉译名为《法律篇》或《法篇》，近年来也有学者将其汉译为《法义》与《礼法》。……总体而言，柏拉图笔下的立法过程，也是教育过程。在此过程中，法律与习俗并重且并用。……有鉴于此，我尝试将此部对话的名称译为《法礼篇》，借以涵盖法规律令（法）与习俗惯例（礼）两大部分。在我个人看来，此译名一方面显得比较恰切和包容，另一方面也较少《法律篇》或《法篇》等译名所给人的那种单一刻板的印象。”（第1―3页）因此，《法礼篇》这一译名全面准确概括了柏拉图此书的主要内容和意蕴，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柏拉图《法礼篇》中的“道德诗学”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特别是城邦中的自由人――公民，而最重要的是从公民的童年时期就开始“道德诗学”的教化，这是至关重要的起点，也是根本。因此，王柯平先生就《法礼篇》的主旨之一指出“后者属于晚期对话作品，代表其晚年的道德诗学思想，主要依据城邦立法的需要，探讨青少年教育的心理学基础，塑造有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精神特质、良好习性、审美趣味与实用技能。在我看来，若从‘公民德行’教育的可操作性角度审视，后者因其比较接近现实更值得关注和昭示。”（第5页）据此，王柯平先生在全书各章中，从各个理论角度和维度展开了深入细腻的论述，颇为启人心智。

《法礼篇》全书除“前言”外，一共有八章内容。第一章“绪论：《法礼篇》与方法论”重在“破题”，对柏拉图晚年的这部对话集的译名进行了考辨，最终提出自己的译名《法礼篇》，正可谓“名正而言顺”，接下来就《法礼篇》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从《理想国》到《法礼篇》的变化而言，王柯平先生就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五个变向”：第一是城邦政体变向；第二是治邦方略变向；第三是教育目标变向；第四是心灵说变向；第五是宇宙本体变向。“六点补充”：其一是对美论的补充；其二是对摹仿论的补充；其三是对乐教论的补充；其四是对快乐论的补充；其五是对适宜原则的补充；其六是对审查制度的补充。“两种新说”：实际上是柏拉图以“悲剧”和“游戏”这类诗性话语，构成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在戏剧性明显弱化的语境中，借以阐述他对新城邦制度、立法程序与公民教育的构想。

在第二章“‘至真悲剧’与‘次好城邦’”中，王柯平先生指出，相对于《理想国》所描述的“最好城邦”，《法礼篇》的主旨是建构“次好城邦”，确立法礼体系，培养公民德行，健全管理机制，因此，柏拉图将其喻为一部“至真的悲剧”，其意在于“摹仿最美好的生活”，用意深刻而幽微。所以，柏拉图在《法礼篇》中所言的“至真悲剧”，实属一种喻说，迥然有别于《理想国》第十卷里所说的“悲剧”。这部“悲剧”之所以“至真”，是因为它在政治体制上是“对最美好生活的摹仿”。

为了说明以上内容，王柯平先生在第三章“道德诗学与政治哲学”中指出，在城邦建构中，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相应地，道德诗学与政治哲学也密不可分，当柏拉图基于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的立场，试图探讨这两方面的问题时，情况更是如此。其中，道德诗学的两翼即为心灵与身体，因此，可以把柏拉图强调道德修养的艺术教育思想称之为道德诗学，这种诗学主要基于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的原则，主要由心灵诗学和身体诗学两个有机联系的维度构成。总之，柏拉图的道德诗学主要关注的是以美启智和以美养善的艺术教育方式或实践理路。除此之外，王柯平先生还在本章中，对“诗学与哲学的变奏”“‘医生喻说’中的法理原则”“‘渡河喻说’引发的哲思”“‘玩偶喻说’与人性弱点”“‘克罗诺斯神话’的政治寓意”等富有理论深意的柏拉图命题进行了全面准确的论述。

如何实施“道德诗学”？这就是第四章“道德诗学的实践理路”的内容。王柯平先生认为，心灵诗学与身体诗学共同构成柏拉图“道德诗学”的两翼，就《法礼篇》的相关论述来看，心灵诗学在实践过程中，主要涉及正确性准则、审查制度与垂范作用等构想；身体

诗学在实践过程中，主要参照模仿理论、适度原则与实战实用等依据。具体而言，在儿童的理性成熟之前实施这种“特殊训练”，显然不宜采取抽象的道德说教，而只能进行“游戏式”教育或歌舞训练，而这种具有游戏特性的歌舞形式起源，柏拉图认为是源于诸神的馈赠，是诸神的创举。柏拉图对诗乐教育的重视，远胜过其他艺术形式，因为音乐是一种直接诉诸心灵的艺术，在陶冶人的心性和情操方面具有特殊的效用，可谓人格塑造和道德教化的关键所在。为了进一步充分论证此观点，王柯平先生就“美乐斯”的结构、诗乐融合的特征与功能、古希腊音乐、诗歌和舞蹈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酒神歌队的妙用、节庆狂欢：战争之舞与和平之舞等做了语源学、史学和诗学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就“误区与正确性准则”“硬性与软性审查制度”“会饮习俗的德行教化”“模仿理论的多重向度”“尊重身心的适度原则”“美善兼备的完善公民”等理论命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论述，将这些理论命题推向了新的深度与广度，对我们今天的“道德诗学”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而在第五章“诗歌传统与剧场政体”中，王柯平先生指出，本章为了说明“剧场政体”的生成缘由及其相关问题，将先从古希腊诗歌的传统形式及其历史流变谈起，随后再从政治文化与公民德行的角度予以分析。为此，王柯平先生就“古希腊诗歌传统”“混融诗：史诗”“叙事型：抒情诗与酒神赞歌”“戏剧型：悲剧与喜剧”等展开论述，并进而引申到“雅典剧场文化的成因”“‘剧场政体’的乱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剧场政体”问题本质上属于城邦政治问题。

由“剧场政体”引到“城邦政治”，因此，第六章就专论“从城邦净化说到悲剧净化说”。王柯平先生认为，本章通过城邦净化说，试图揭示其对悲剧净化说的相关影响，借以证实这两种学说的因果关系。在对柏拉图的“基于诗乐审查的城邦净化说”“意欲排除异己的城邦净化说”“旨在挑选公民的城邦净化说”等理论进行阐述后，进而将其联系到“疏泄怜悯与恐惧的悲剧净化说”“净化说的思想渊源与影响因素”以及悲剧净化说的理论进程与批评反思，王柯平先生借助自己深厚的学养，旁征博引、全面细致地将西方诗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悲剧净化说”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在第七章“心灵教育神话与诗性智慧”中，王柯平先生将《理想国》中的“厄尔神话”与《法礼篇》中的“劝诫神话”从目的论角度将它们都看作“心灵教育神话”（psychopaideiamythoi）。这类神话内涵神性、诗性与哲理性等三重维度，意在塑造人的心灵，启发人的理智，培养人的德行，落实“人之为人，在于像神”的道德理想，引致“人向神生成”的精神追求。而柏拉图采用这种手法，意在通过神话的隐喻功能，进而推动自己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具有显著的“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神话或诗的哲学式复写，由此创构出玄秘的意象和戏剧性效果，用于表达和传布那些言不尽意的哲理。在最后一章――第八章“余论：走向现实的理想”中，王柯平先生就柏拉图《法礼篇》与现实的关系展开论述，对以上所论述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与批判。

以上的八章内容围绕着全书的主题展开，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将《法礼篇》中的“道德诗学”论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其中关于少儿的“道德诗学”教育的相关论述，极具现实价值。这正如王柯平先生在其《〈理想国〉的诗学研究》（修订版）中所言：“柏氏在《理想国》里所力倡的‘七科’教育中，诗乐与体操堪称‘蒙学’，前者照看心灵，后者锤炼身体，两者互动互补，造就了古希腊‘正常的儿童’（马克思语），或者说奠定了‘整全人格’或‘全面发展之人格’的根基。重估这种古典教育模式，可以了解既往、关照古今，对培养正常的中国儿童和提高素质教育的水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10页）

除了以上研究内容外，作为一部深具学术自觉的扎实厚重的学术专著，王柯平先生在其中阐扬的治学思路和方法也给治学者以深刻的启迪，如在《〈法礼篇〉的道德诗学》中，王柯平先生提出，在研究思路上，要采用文化历史的方法来研习古希腊经典（尤其是柏拉图的对话作品）时，至少应当考虑以下三个要素：其一，我们要正视研究时的“前见”，要坚信符合逻辑推演的想象活动是思想的现实与研究的过程。通常，我们不能断定，但我们可以假定，这假定既要建立在言之有据的论证基础上，也要经得起反驳与批评的严格考验。其二，对于文化历史的研究应当采用一种超学科的宏观视野，应当将文化历史视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发展史与演变史。其三，我们在审视柏拉图对待人生与人类生存状况的态度时，也会将其视为我们现代人重思自己价值诉求时借以踩踏的垫脚石或支撑点。这样，我们就会自觉地反思其中蕴涵的道理与值得传承的价值，由此进入一种鲜活而动态的历史体验之中。有鉴于此，可将上述方法称作跨文化历史方法，以此来研究柏拉图的经典文本，这更需要我们从语言、文献、神话、艺术、文化、历史、学识、判断乃至思想与行动等方面，尽可能做好全方位的准备。而在研究方法上，王柯平先生提出，无论是读者还是研究者，其相关的解读方式与问题意识，首先发端于认真研读经典原作，其次佐证于现有的经典研究成果，唯有循此路径踏实前行，方能确定解读的合理性与问题的实然性，同时规避重复性劳动或误导性的解读，进而探寻推进研究与匡正谬见的有效方法和切入点。其实，王柯平先生以上的论述，不光适用于柏拉图的经典研究，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古典经典研究，乃至于其他严肃而认真的学术研究，正可谓“且把金针度与人”。

总之，王柯平先生在此书中，不仅凭着自己厚重博大的学养充分地诠释了柏拉图在《法礼篇》中的“道德诗学”的思想，而且还以自己严谨端正的治学思路和方法给治学者以深深的启迪，同时，全书中所散发出的优雅、淡定、从容的学风和文风也让读之者如饮甘饴，不忍释卷。

（本文系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项目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成果。）

诗经研究现状篇13

    近代文学的研究应该如何深入？山东大学教授郭延礼先生认为：必须先拓宽研究的领域。他在充分占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指出目前研究的“倾斜”状况（即向主潮和大家的倾斜），这种倾斜造成了研究面的相对缩小。如近代诗研究侧重于龚自珍、魏源、张维屏、“诗界革命派”、“南社”和秋瑾等革命派诗人，近代散文研究侧重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体散文，近代小说研究侧重于四大谴责小说。而对于近代文学史上所谓“旧派文学”，如诗中的“宋诗派”、“同光体”，散文中的“桐城派”，小说中的“鸳鸯蝴蝶派”等，则研究不够。即以“南社”而论，研究面就相当狭窄。“南社”有作家数百，重要的、有成就的亦不少于百人，而现在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宁调元、马君武、黄节、徐自华、于右任等十余人的范围，这就影响了对“南社”诗歌的总体认识。科学地讲，要全面地审视近代文学，必须对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社团、流派、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否则有些结论就很难站得住脚。比如过去对于“桐城派”、“同光体”的评价就有以偏盖全、一笔抹煞的倾向。以“同光体”领袖陈三立而论，他的诗作也并非全是脱离现实的消极颓唐之作，过去有人以他的诗句“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作为陈三立远离现实、欲作隐者的根据，其实这两句诗恰恰是戊戌政变诗人与其父同被革职后，面对激荡的时代风云和祖国危亡日深的现实所写下的愤激之词。《散原精舍诗集》中许多关心现实、抒写诗人家国之痛、民生之哀的诗篇即可为证。但由于对陈三立缺乏全面而认真的研究，不仅对其诗歌评价过低，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同光体”诗派的正确认识。那种把“同光体”视为反现实主义流派的看法显然是不全面、不正确的。近代文学研究中面的狭窄，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度。

    如何拓宽作家研究面？华南师大教授钟贤培先生指出：“应该屏弃庸俗社会学的偏见，不要以进步和保守作简单化的褒贬界定。钟先生分析说：近代作家处于世纪之交，社会急剧变化，社会思潮迭起，作家思想比较复杂，有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对立状态，并反映到他们的创作中，对他们的思想、作品应作历史的、辩证的梳理。对于一些政治思想或文学思想比较保守的作家，如“宋诗派”、“湘乡派”、“同光体”以及“鸳鸯蝴蝶派”，应科学研究，还其历史的真面目。钟教授还认为，加强地域性作家的研究，也是拓宽作家研究面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广东而言，近代产生很多重要作家，从张维屏始，至“南社”的苏曼殊、黄节止，不下十余人。其实，与他们同时期的作家大有人在，如与张维屏并称“粤东三子”的黄培芳、谭敬昭，与高天梅等并称“南社四剑”的潘飞声，被谭献推为“南社正宗”的词家叶衍兰等，均尚未展开研究。对于重视和加强地域文学的研究，青年学者西北师大龚喜平副教授认为，这是完善近代文学学科体系、促进研究繁荣的重要层面。他的理由是：地域文学的研究既是微观研究，也是宏观研究。如何从地域文化的人文气象和自然景观着眼，由个体到群体宏观地把握其创作心态、个性特征、审美品格、艺术旨趣、乡土气息、民族色彩，正是地域研究的大有可为之处。地域文学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色彩，西南、西北地区尤为如此。对其进行深入开掘，将使近代文学本身更加丰富多采，富于艺术个性。同时这也是加强近代文学艺术性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地域文学的研究既是地方的，又是全国的，如郑珍自然是贵州地域文化研究的重点，但在整个近代文学中亦为大家。因此，对其诗歌创作艺术个性的深入揭示，对“宋诗派”乃至整个晚清旧派文学的研究都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