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研究方向篇1

    一、形式逻辑与法律逻辑学

    法律推理是指运用“情境思维”的方法或“个别化的方法”来解读或解释法律,从已知或假定的法律语境出发判断出法律意思或含义的推论,是一个在法律语境中对法律进行判断或推断的过程。法律推理旨在为案件确定一个可以适用的法律规则即上位法律规范,为判决确立一个法律理由或法律依据即裁判大前提。形式逻辑可以为法律逻辑学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来解决法律逻辑问题的案例在法律逻辑学教科书中也屡见不鲜:

    侦查机关通过一番调查,初步判断:

    被害者的上级(B)、妻子(M)、秘书(G)中至少有一人是凶手,但他们不全是凶手。

    仅当谋杀发生在办公室里(A),上级才是凶手;如果谋杀不发生在办公室里,秘书不是凶手。

    假如使用毒药(C)那么除非妻子是凶手,上级才是凶手;但妻子不是凶手。

    毒药被使用了,而且谋杀未发生在办公室里。

    问:侦查员的这些判断都是真实的吗?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把四个命题用形式化的方法表示出来,然后运用自然推理系统PN进行推理,推理过程中如果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果则说明这些判断不都是真实的,如果得出的结果没有相互矛盾,则证明这些判断都是真实的。这是运用形式逻辑来解决刑事案件的典型例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形式逻辑是研究推理的,是一种证明的逻辑,传统法律逻辑运用的是传统逻辑即形式逻辑,可见它解决的是法律推理问题。所谓推理是指由一个推论的序列组成的推论链,其中一个推论的结论是下一个推论的前提;所谓推论是指一组命题,其中一个命题是结论,其他命题是前提;而一个推理序列则组成了论证,其中一个推理的结论充当了下一个推理的前提。可以说,一个论证包含了多个推理,一个推理包含了多个推论。形式逻辑虽然解决了法律推理问题,但是未能解决法律论证问题。

    另外,法律推理理论的研究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法律的形式推导,二是法律的实质推导。法律的形式推导是指基于法律的形式理性或逻辑理性进行的法律推理,是基于法律规范的逻辑性质或逻辑关系进行的法律推理。法律的形式推导的结果是法律规范的逻辑后承,是对法律规范进行逻辑判断的结果,是对法律规范进行“形式计算”或“概念计算”的结果。如果要进行法律形式推导,则必定是建立在法律规范含义明确清晰,案件事实确凿清楚,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是确定无疑义的情况下的,这样一来就可以根据法律规范本身的逻辑特性,按照相应的逻辑规则进行推理,这种推理可以运用形式逻辑的的方法,但是这种法律形式推理只适用于较为简易的案件判决。从这里可以看出,形式逻辑确实可以为法律逻辑学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虽然形式逻辑可以为法律逻辑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但是仅仅有形式逻辑时无法满足法律逻辑学发展的需要的。众所周知,能够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就被确认的,控辩双方经常会在法律规范的模糊意义下摆出自己的道理,控辩双方对于案件事实的描述也往往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则需要运用法律的实质推导来处理案件。法律的实质推导是指基于实践理性或目的理性以及价值理性进行的法律推理。它是基于法律意图或目的、法律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用或社会效益、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等实质内容对法律展开的推论。在法律出现空隙,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互抵触,“合法”与“合理”相悖的困境等问题上,法律实质推理作出了法律形式推理无法给出的回答。

    形式逻辑也有传统和现代之分,传统形式逻辑主要是指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和斯多葛命题逻辑为主体的形式逻辑,现代形式逻辑主要是指皮尔士、弗雷格、罗素、希尔伯特等人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从形式逻辑本身性质来看,它自身的一些特点决定了它无法完全满足法律逻辑学发展的需要。

    首先,我们知道形式逻辑主要研究的是演绎推理的有效性问题,如果想要得到真实可靠的结论,则需两个条件:前提真实并且形式有效,而形式逻辑关心的则是人工语言论证和逻辑系统的有效性,它对前提是否真实则关注不够。一个论证的形式是有效的并不能保证前提是真的。“形式逻辑对论证的评价是从真前提开始,但如何判定前提的真假,这已经超出形式逻辑所讨论的范围。”

    其次,在法律事务中遇到的问题往往不像上述例子中那么简单,某些不确定的因素总是包含在法律论证的大、小前提(即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当中,在由前提到结论的推论中,不是单纯的形式逻辑的推演活动,因而这样的推论不可能是像书本例题中的那种简单形式逻辑的操作。作为法律论证大前提的法律规范是基于自然语言的产物,因此难免会受到自然语言多义性、模糊性的影响,导致法官、律师在运用法律规范的过程中产生困扰。

    在实际操作中,作为法律推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并不总是清晰地摆在人们面前,法官、律师也总是面对不完整的案件事实而进行推理、推论,而形式逻辑所进行的演绎推理必然是在前提充分的条件下进行的,它关注的更多是程序化的论证及人工语言的论证。从这点来看,用形式逻辑来进行法律推论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再次,形式逻辑所研究的命题都是事实命题,是有真值的对象,形式逻辑对事实命题做出的非此即彼的评价是形式逻辑二值性的充分体现。但是在法律文本中有较多的命题并非事实命题,而是如“外国人入境,应当向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交验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签证或者其他入境许可证明,履行规定的手续,经查验准许,方可入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二十四条)”这一类的规范命题或价值命题,这类命题的性质无所谓真假,它们也不充当演绎推理的前提和结论,这类命题显然已经超出了形式逻辑的研究范围。形式逻辑并不专门以法律领域中的推理与论证为对象,没有涵盖法律思维领域里的全部推理与论证。

    第四,《牛津法律大辞典》指出:“法律推理是对法律命题的一般逻辑推理”,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法律思维中涉及了大量的归纳推理、类比推理、语境推理等,这些都属于非演绎推理的范畴,而形式逻辑对非演绎推理的研究十分粗糙,无法满足法律思维的实践,因此形式逻辑无法有效地评价、规范全部法律思维。

    二、法律逻辑学的研究方向——非形式逻辑

    非形式逻辑兴起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公认的概念,现任《非形式逻辑》杂志主编拉尔夫·约翰逊(RalphH.Johnson)和安东尼·布莱尔(J.AnthonyBlair)提出:“非形式逻辑是逻辑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讲述日常生活中分析、解释、评价、批评和论证建构的非形式标准、尺度和程序”。这个定义被认为是当今流行的定义。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非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的语言,也就是自然语言,这一点恰恰迎合了法律逻辑学以自然语言为文本的的特性。

逻辑学研究方向篇2

关键词 法家思想 中国 法制建设

作者简介：董章磊，渤海大学文理学院文法系。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003-02

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是千百年来历史沉淀下来的历史文明文化的精髓，一个国家能否稳定持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传统的历史文化。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家思想提出了法律治国的必要性，这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具有很大的作用。

 

一、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的核心精髓就是强调法治，这些基本的理论依据对后来的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后汉朝也沿袭了这种法制制度来治理国家，在古代的法制建设体系上，法家思想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法家主要探讨了法律的发展与起源、法律的本质、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并揭示了一些关于人性、道德伦理、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与法律之间存在的关系。

 

（一）法家思想对法律产生的作用的重视

从法家思想可以看出，法律的主要作用表现为：第一，兴功惧暴，让人们不要害怕恐惧那些暴戾之徒，而是要树立一种不断建立战功的思想，建立战功对于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是很有帮助的，而且还可以强化人们的爱国意识；第二，定纷止争，强调的是具体物体的归属权，如果一件物品没有具体的归属于某一人，就会引起争执和抢夺，而一旦有了归属，这种纷争自然就停止了。

 

（二）人性主张“就利避害”

就利避害，就是避开有害的，接近有利的条件，这是管仲提出的“人性论”，他主张统治者对人民进行礼仪上的教化，和天下人保持一致的礼仪思想，便于统治者做好封建制度的维护，管仲提出，商人日夜兼程不会感觉到劳累，打渔者不顾自身生命安全出海打渔，都是受利益的驱动，这种思想，对于统治者带来的启示就是：每个人都好自己的喜好，要根据这种喜好来治理人民，治理国家。

 

（三）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提倡思想与时俱进，不主张保守思想，法家认为历史总是在不断前进变化的，而法律制度也要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发展，不能一味抱着守旧的思想。就如同商鞅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的思想，后来韩非又进一步提出了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时代有了发展而统治方式一成不变的，社会必然危乱，那些守旧的思想必然影响社会统治的安定。

 

（四）治国方针与策略

古代的治国方略典型的有，商鞅主张的重法，即完善各种法律体系，依法治国；慎道提倡的重势，即君主要注重自身权势的壮大，最大限度的拥有军事权力；申不害提出的重术，即通过控制朝堂之上的大臣，拥有最高的统治权来执法的治国方针，这三种治国之道各有利弊，后来，法家思想的韩非则把这三种治国策略结合起来。

 

法律作为治国方针，它提倡“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法律不仅仅是用来约束市民的，对掌握控制权的君主同样有约束作用，法家思想注重的是法律的实质内涵，这样使得法律制度在建立之后就可以比较公开化大众化，可以杜绝一些徇私枉法的事件的发生，这些都显示出了法律的占有的地位还是比较大的。法家对“法”还是很推崇的，虽然法家治国策略中包含有重法、重势、重术三个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都只是治国的一些策略，并没有实际的内涵意义，法家思想的核心还是“法”。

 

二、法家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积极影响

地主阶级奠定了法家兴起的阶级基础，法家思想伴随着新地主阶级的兴起而开始有了发展，成了新地主阶级统治社会的另一种标志，这种新潮的思想根本改变了原本的奴隶制的社会性质，使人权得到了解放，传统的封建社会的局面也得到了有利改善，而且奠定了法制发展壮大和完善的基础。

 

（一）法家思想的客观性

法家思想一致认为法是规范一个国家人们具体行为的标准，可以客观的为人们的日常行为提供一个准则，可以用来衡量人们的日常行为是否在标准范围之内，这样的约束可以让人们的行为更加规范。管仲在《管子七法》中写道，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即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斜、角量等等，叫做“规范”，根据这个概念可以看出，法的客观性，韩非子也提出椎鍜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即法可以纠正人们一些不正确的行为方式，慎子也提出，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这些都强调了法家思想的客观性。

 

（二）法家思想的强制性

法律的制定制度中，一般都会涉及到“刑”这个字，对于那些不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行为，违反社会安定的，引起社会动荡的行为，国家都会给与强制性的制裁和惩罚，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做到赏罚分明，严惩违法行为，强调了法家思想的强制性。

 

（三）法家思想的权威性

法律作为一种长期规范人们行为标准的尺度，不能够朝令夕改，要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就不能随便的废除或者重新制定，以免引起人们感觉无法可依的状态出现。管子提出，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大众，都要充分重视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遵纪守法，不做逾越法律之事。

 

（四）法家思想切合人民大众的利益

法家思想制定法律制度的主要目的虽然只有志之士为了替君主出谋划策，提出好的治理国家的方案，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人民大众的利益，把法制同普通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顺应民意，如此势必会得到支持，否则社会也无法真正的安定下来。管子提出，法律制度的制定为了得到民心的支持，要先考察好民众的喜恶。

综合以上四点法家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积极影响可以看出，法律引起了法家的高度重视。法家提出的君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法律的权威性；法家思想还倡导法律条文应该明确清晰，公布于众，在惩处那些违法之人时，可以通过媒体来大众互相传播的方式让法律的一些操作具有可见性；法家思想强调法与刑相结合，赏罚要分明；法家思想注重法的公平性客观性，法律面前无人例外；法家思想还注重法的稳定性统一性，不要随意变更，这些重要的思想与现代的法律制度都是相符合的，它们在规范国家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深层剖析来看，法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思想的不同表现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更加注重法律的合法性，公平性以及对人权的充分尊重。

 

三、法家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消极影响

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提倡的是民主法治，这与两千多年以前的法家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法家思想更注重的是君主的统治权，即最高权力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强调的是民主的决定权，即法律不再是中央最高领导人控制社会的工具，这些法家思想存在的不积极的因素，在法制建设的现代也不能被忽略。

 

（一）法家思想忽略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

法律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文明的产物，不是人类诞生以来就有的一种制度，是后期人为规定制作的，因此在最初发展的时候，势必会存在一些问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法律在衡量规范人们行为上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因素，比如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上，人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领域和思考方法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如果用法律硬性的规范这些东西，就是对人类无法思想的不尊重，久而久之，势必会引发民众的不满和叛乱，对于思想自由方面的问题，不宜用法律进行约束限制。

 

（二）法家思想过于强调君主专制

法家思想过多的强调国家利益，而没有平衡好国家与大众间的利益，强国弱民的法家思想潜伏着危机，当国家的利益过大，威胁到人们的基本生存时，原本的信仰就会遭到质疑，致使国家的条规失去民众的信任，继而导致大众的反抗，国强则民富，民穷反过来会影响国家的富强。

 

（三）法家思想在“用刑”上的制度不够合理

法家思想认为虽然没有犯罪，但是仍然有犯罪的动机时，就要给与惩罚，这就是法治思想的不合理性。对于尚未构成犯罪的，要进行宽容处理，给与其认识错误和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的，都不应被施与重罚，这种把思想和行为犯罪视为同一等级的法家思想，与现代的法制建设的中国是不一致的。

 

法家思想注重的是法律制度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约束力度，所以这种主张依法治国的思想受到了高度重视，法律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的运行更加规范化制度化，而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的性质和它是一致的相通的，所以法家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但是它也存在着消极影响，法家思想只是君主用来治理国家的一个强制性工具，强调的是君主专制，这与当代中国的保护人权的主张是相悖的，总的来说，法家思想和中国的法制建设还是存在差异的。我国是一个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家的依法治国的思想核心对于当代中国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为了跟上时展的步伐，我国的法制体系也需要不断的完善，严格执法，以法治国。

 

参考文献：

[1]刘清，吴秋红.浅论法家思想中的“法”.教育教学论坛.2011（21）.

逻辑学研究方向篇3

教育存在的问题目前逻辑通识教育虽较之以前被重视了很多，但以普通逻辑为核心的逻辑通识教育仍存在较多问题，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逻辑通识教育内容和逻辑学专业研究脱节。目前国内逻辑学通识教育课程涉及的多为普通逻辑和批判性思维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很难作为授课老师自身逻辑学专业研究的内容和方向。这使得逻辑通识教育和逻辑研究在授课老师那里成为两件不太相关的事情，极容易造成“教学科研两张皮”。于是，在面对科学研究、职称晋升等较大压力的时候，逻辑学者尤其是青年逻辑学教师没有足够的兴趣和时间去承担逻辑或批判性思维此类通识课程的教学任务。其次，逻辑和批判性思维通识教育未能与其他专业紧密结合，只是某种必要的理性能力训练，未深入到相关专业，对学生的吸引力有限。逻辑通识教育往往作为高校的全校选修课进行开设，选课学生来自各个学院，他们的学科背景复杂，学习需求大相径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逻辑学通识教育课程的授课难度。而另一方面，由于授课老师很难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兼顾到各个学科，也使很多学生学习逻辑通识课程时会产生“意犹未尽”的感觉，他们期望能学到更多逻辑学与其专业结合得更为深入的内容。再次，逻辑学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需求严重脱节，逻辑专业毕业生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往往无法在逻辑通识教育中体现出来。而同时，一个具有很好逻辑专业技能的毕业生却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逻辑学通识教育的承担者。除上述原因之外，我国对批判性思维这一以逻辑论证为核心基础的重要通识课程存在较大误解，且成为认知障碍，使得批判性思维教育要么不能得到推广，要么成为抽象、空洞和教条式的课程，不能起到激发思维和创造性的作用。要解决这些问题，现阶段缺少的可能正是处于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之间的逻辑教育和素质训练。

三、专业逻辑研究和教育的定位分析

如前所述，目前国内逻辑研究的学科交叉主要体现在哲学、数学、计算机、语言学、法学、心理学等领域。随着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入，逻辑学研究成果如何能得到交叉学科领域的认同?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逻辑学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如何发展?逻辑学专业毕业生的职业规划如何?上述种种涉及专业逻辑研究和教育的定位问题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下面以数学和计算机两个与逻辑学研究联系较为紧密的学科为例，简单分析目前专业逻辑研究和教育的定位问题:在数学方向上，几乎每个大学都有数学本科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也很多，每年毕业的数学研究生数量庞大，整体上可能已经供大于求，尤其是基础数学专业。一般情况下，哲学背景的逻辑学研究生如果从事偏向数学基础的研究，比如以传统四论和两个演算为基础的数理逻辑方向，学生整体上学术水平较难跟数学专业的研究生竞争;更何况这样的研究在数学界也只需要较少人来从事，工作岗位稀缺，此方向的就业前景受到一定挑战。所以，除了那些特别有研究天分和能力特别强的数学基础爱好者，逻辑学专业的学生应该慎重选择在哲学系背景下从事偏向基础数学方向的研究。在理论计算机方向上，国内由于逻辑学是设置在哲学下的二级学科，计算机学院较少设置逻辑学相关的专业课程，在哲学系更是几乎不开设计算机的相关课程，想从事理论计算机研究的逻辑学研究生很难得到专业的训练。近些年，虽然基于逻辑的理论计算机的研究，和面向计算机应用的逻辑研究都引起了较多逻辑学者的关注，但对于学生而言，如没有计算机专业背景，或没有经过较为系统的计算机专业课程学习，即使其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研究内容为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交叉领域，由于其最终所得学位为哲学学位，想进入高等学校计算机学院从事科研教学工作，难度依然较大。不仅仅是数学方向和理论计算机方向存在这种逻辑专业教育困境，其他交叉领域，也存在上述问题。事实上，逻辑专业教育虽然在许多专业训练和研究中有很强的应用，但随着各个学科专业化的深入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扩张，逻辑专业的研究生在就业出路等方面受到较大挑战。各个专业可能仅仅把逻辑看作一种必要的工具，相关领域通常也设置一些准入门槛，最常见的即是所谓的专业性。这样，国内哲学学科背景下逻辑专业的学生就很难有机会真正进入数学、计算机、语言学或法学等领域。正是由于对上述各种问题的反思，我们提倡一种上有专业理论和技能、下接“地气”的，不可替代的中间层次的领域逻辑教育和素质培养。领域逻辑教育研究是指在现代逻辑基础训练之下，进行某个领域的特殊逻辑训练和研究，然后再应用于相关领域，促进相关领域本身和相应逻辑学的发展。我们期望接受过领域逻辑教育的学生，既具有较强的逻辑能力，又具有某个应用领域的基本知识，可以成为相关应用领域不可替代的人才。按照这样的思路，领域逻辑教育和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哲学系和哲学背景，它甚至应该从各相关专业领域或机构中直接培养。只是，按照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现状，各相关专业领域一般缺乏既具有逻辑学专业能力又具备相关领域专业能力的人才。从这个角度考虑，哲学中逻辑学或相关专业教育应该承担起这一领域逻辑和相应专业素质培养的社会功能。

四、领域逻辑教育对其他学科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领域逻辑教育既能突破逻辑通识教育专业性不足的缺陷，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在逻辑学专业教育和研究受众较少的困境。我们对于这种中间层次的领域逻辑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训练后的毕业生能够在其相关领域的工作中成为佼佼者。而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逻辑和具体专业领域的深入结合。这对逻辑、对其他学科和社会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除了现在已经具有一定发展的逻辑学与数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交叉研究之外，通过领域逻辑教育，我们也期望逻辑学能进一步地和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领域结合，在更多层面体现领域逻辑的价值。下面以医学逻辑学、社会选择理论等领域来说明这种领域逻辑教育和研究实现的可能。与医学结合的领域逻辑:医学院校的学生，尤其是非综合性大学的学生，逻辑学知识相对欠缺。事实上，逻辑思维在医学诊断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医学史上消毒问题的提出，青霉素的发现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其研究过程中都闪烁着逻辑的火花。目前国际上，基于逻辑的医学诊断、医疗专家系统等主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无疑为逻辑学在医学界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好的契机。不妨设计这样的培养模式:招收具有医学背景的逻辑学研究生，导师和培养小组按照学术基本要求以及医学相关领域独特的逻辑需求，在对学生进行现代逻辑基础理论和技能的训练基础上，要求学生专攻医学领域某些独特的逻辑方法和应用。这一独特的医学逻辑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逻辑学研究内容的，它建立于现代逻辑基础理论和方法之上，但又与相关的医学研究领域紧密结合。学生经过这样的学习和训练之后可以直接回到相关的医学领域的前沿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期望这样的毕业生在医学研究领域的成就总体上超过没有专门经过医学逻辑训练的学生。理想结果的实现可能还需要在现阶段增加一条“双学位”的标签，即经过上述程序培养后的研究生既获得哲学学位又获得医学学位，包括硕士和博士层次。

但从目前来看，从制度上实现这种双学位的培养模式，还任重而道远。与社会学、经济学等结合的领域逻辑:费舍尔(A．Fisher)和斯克里芬(M．Scriven)曾提出批判性思维定义是“对观察和交流，信息和论证的有技巧的和主动的解释和评估”。而这种判断信息真假、质量评估、进行有效论证等工作，在信息时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社会决策、理性选择等研究领域中。因此，在逻辑通识教育和逻辑专业教育之间也可以考虑进行社会学相关领域逻辑的研究。实际上，社会活动领域中很多问题均涉及到现代逻辑的工具和方法。例如，计算性社会选择领域，涉及用逻辑学等形式化方法去处理基于信息集合的社会群体中的决策、选择等过程和规律研究。在社会选择研究中涉及的领域逻辑可能包括动态认知逻辑、决策逻辑、博弈逻辑、联盟逻辑等。这一研究领域也可进行更为广泛的学科交叉研究，比如和经济学、管理学、政治科学等结合。进行社会学相关领域逻辑研究的研究生则可以考虑招收经济学、管理学、情报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专业背景的学生。当然不管是面向哪一具体领域的领域逻辑教育和研究，其学生的培养都涉及到所授学位的问题，而双学位或许是最为理想的方式。

逻辑学研究方向篇4

20世纪是西方逻辑发展史上的第三大高峰期，逻辑学发展成为与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以及地球科学、空间科学、生命科学等相并列的基础学科，这是20世纪科学系统演化的重大进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世纪70年代巳对此予以确认。后来在该组织的“科技领域国际标准命名法”中，更把逻辑学列为一级学科之首。但这种学科进化并未体现在我国的学科建制上。在我国通行的学科划分上，“逻辑学”被列为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而“数理逻辑”被列为数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逻辑事业的发展。但是通过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对国际逻辑发展状况的了解与研究，我国逻辑学界在如下问题上逐步达成了共识：20世纪逻辑学的重大发展首推演绎逻辑的长足进步，传统演绎逻辑与现代演绎逻辑是同一门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不是以往许多学者理解的不同学科；由弗雷格奠定基础并由罗素、希尔伯特和哥德尔等人所完善的一阶逻辑，是整个当代逻辑大厦的基石；形式系统方法是现代逻辑研究的基本方法，四论（集合论、证明论、模型论、递归论）为现代逻辑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工具；尽管四论的尖端研究属于狭义数理逻辑的范畴，但其基本思想与方法是任何从事当代逻辑研究的学者所应当掌握的。我国哲学学科的逻辑学博士点与硕士点已普遍把“打好数理逻辑基础”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

我国数学界与计算机学界活跃着一支数理逻辑基础研究队伍，他们在老一代数理逻辑学家的带领下，在逻辑演算与四论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有些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和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另有一批数学出身的学者加人到哲学社会科学界逻辑学研究队伍中来，也在逻辑基础研究上作出了许多独特贡献。

这里我们介绍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数理逻辑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一些：创制了不用联结词和量词的一阶逻辑系统，对括号作了独到处理，使得括号能兼具联结词的作用也有替代量词的作用，这是继卢卡西维茨以后又一新的逻辑符号和记法系统；构造了几个无穷逻辑的系统，证明了它们的完全性；建立了无穷逻辑的二阶语言的公理系统和模型理论，证明了这个二阶语言中的省略型定理及素模型理论；对可数无穷长语言的可构成模型C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关于递归论的计算机复杂性和实数可计算性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由于公理集合论中布尔值模型的应用、模糊数学中非布尔值逻辑的出现以及计算机科学中多值线路的探讨等，使得多值逻辑的研究有了更多的具体背景和客观需要。对于多值逻辑的一个方面——多值模型论，有的学者做了初步考察，把二值模型中一些基本结构推广到格值模型论中。在模型论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合作，为其中某些方法及其结论在其他数学分支中寻找新的应用事例做了一些尝试，并开创了格值模型论并将其发展为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可计算与t难于计算的实数”、“具有强蕴涵词的弗晰集合结构”、“弗晰集合论与布尔值集合论之间的联系”等成果，在国际会议上作了宣读。有的学者提出了计算模型间的相似性和计算时间与存储空间之间的对称性两个重要概念。还有学者证明了在一个固定计算类型下的所有合理的计算模型都是相似的。

就国际逻辑学和哲学的研究而言，20世纪上半期逻辑学的发展使之最终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同时又反作用于哲学研究，推动哲学研究实现了“语言学转向”；在此基础上，20世纪后半期逻辑与哲学之间建立起了深刻的互动关系，逐步形成了“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这两个崭新的学科群，构成了当代逻辑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哲学逻辑研究分为两大学科群落，一是在经典逻辑基础上，通过引进具有哲学含义的逻辑算子而建构的扩充型逻辑系统，如基本（真势）模态逻辑、时态逻辑、认知逻辑、道义逻辑等，这些系统一般又统称为“广义模态逻辑”；一是在某种哲学思考背景下通过对经典逻辑算子的变异解释而建构的异常（或称异释）型逻辑系统，如多值逻辑、模糊逻辑、相干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弗协调（又译次协调、亚相容）逻辑等。后者又各自有自己的扩充系统，如多值模态逻辑等。逻辑哲学研究也分为两大学科群落，一是关于逻辑的哲学研究，一是运用现代逻辑工具去分析解决重大哲学问题，后者与“语言哲学”有广泛的交叉领域，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了“意义观”、“真理观”、“悖论观”等研究重心。这两大学科群构成了逻辑与哲学互动发展的基本桥梁，其研究价值已经并正在充分展示出来。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现代逻辑发展的这一态势逐步为我国学者所把握。这体现在陆续出版多部系统介绍狭义与广义模态逻辑的著作之中。90年代之后，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逐步成为我国逻辑学界的主攻方向，发表了大量系统介绍国外研究进展的著作与文章，也出现了不少独立研究的成果。例如，将亨金的嵌入定理从经典逻辑推广到模态逻辑，并用超积方法证明了这个定理；首创一种“嫁接”方法，建立了一种新型模态逻辑语义框架即“嫁接框架”。嫁接框架由通常的克里普克关系语义框架作接本和相干逻辑的语义框架作接穗组合而成。在嫁接框架的基础上构造了嫁接模型。进而又给出典范的嫁接框架和模型及其一些性质的证明，从而得到刘易斯的S1系统的完全性。这是一种全新的对S1完全性的证明。

在扩充型哲学逻辑方面，学界最初主要集中在对狭义模态逻辑的把握与研究上，后来逐步把研究重点转移到认知逻辑研究上来，这不仅表现在致力于认知研究的学者的数量不断增加，也表现在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研究方向涉及认知逻辑的分类、信念修正、对动作的认知以及逻辑全能问题等等。

近些年，有学者将“阿姆斯特丹观点”——模态逻辑的新观点引入我国，扭转了以往认为模态逻辑只是“关于必然与可能的逻辑”的观点，使我们逐渐认识到，模态语言便成为研究关系结构的一种简单但富于表达力的语言，模态逻辑并非孤立的形式系统，为研究关系结构提供了一种内部的、局部的视角。基于新的技术工具，特别是“标准翻译”和“双仿”的使用，丰富了我们对模态逻辑理论的理解。另外导致了“扩充模态逻辑”的产生。因此，为逻辑学界提供了可供研究的更广阔的领域，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学者关注并致力于研究它。这种新观点在国内仍然比较生疏，但是前景不容置疑。

认知逻辑一直是国内逻辑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不仅表现在致力于这一研究的学者的数量不断增力口，也表现在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上。1982年建立了在自然推理的谓词逻辑基础上的知道逻辑系统W,并给出它的语义解释JS，这是一种建基于可能世界理论上的语义学，并证明了w的可靠性。认知逻辑发展的一个方向是从单主体向多主体的认知逻辑过渡。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主体的认知逻辑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有学者从语法角度构造了一种多主体的认知逻辑系统，据此讨论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给出该系统能推出的一系列重要定理及其与直觉主义逻辑的联系。为刻画规范命题所体现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二重性，构造了所谓的二重逻辑演算系统，这个系统不同于一般的认知逻辑系统，具有描述“认定”、“相信”、“知道”等语词共性的模态算子B及其相应的一组公理，颇有新意。

有学者系统地探讨了理性的认知主体在自省能力、观察能力、记忆力、修正策略诸方面存在的多样性，说明如何在认知逻辑中表达主体的这种多样性，以建立能够表达主体的个体变化的动态认知逻辑。通过分析交流、学习的一些具体场景，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主体的在交往中交流、获取信息的特点及其逻辑处理方法。这一工作突破了以往认知逻辑“理想主体”的预设，对于推动认知逻辑的深人研究有重要意义。学者指出，研究自省主体的信念变化，需要找到某类能够很好地表达自省主体的信念状态的合适理论，提出了一种尝试性方案。还有学者从主体认知世界的三分（信念世界、怀疑世界和无知世界）出发，引进怀疑算子，致力于创建一种新的怀疑逻辑系统。

我国的道义逻辑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与国外的差距很大。国内学者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介绍和初步研究阶段，在介绍道义逻辑发展的同时，都指出了道义悖论在道义逻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出版了几部专著。近年来，道义悖论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非经典逻辑学者的关注。有专著对道义逻辑的发展历程作了介绍，并指出道义悖论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绝对道义命题逻辑存在的问题。基于弗协调模态逻辑的研究，建构了弗协调真值模态逻辑系统，由以容忍道义二难。

在时态逻辑方面的成果有：建立了极小的S,v-时态逻辑公理系统和其他一些非线性的S,v-时态逻辑公理系统，同时还证明了几个有关S，v-时态逻辑的不完全性定理；建立了极小的G,H-时态逻辑，取得了独创性更强的新成果，为深入研究时态算子G，H-奠定了扎实而稳固的基础；之后又有学者将上述成果从协调情形推广到弗协调情形，把极小系统L。和科斯塔的弗协调逻辑系统Cn(lmo)结合起来，建立了极小弗协调G,H-时态逻辑系统CnG，H(lmo);此外还建立了极小的U(直到），S(自从）时态逻辑公理系统和其他一些非线性的U，S时态逻辑公理系统，同时还证明了几个有关U，S时态逻辑的不完全性定理;建立了极小的G(将来某时之前总是），H(过去某时以来总是）时态逻辑,取得了独创性更强的新成果，为深人研究时态算子G,H奠定了扎实而稳固的基础。

在异常型哲学逻辑方面，弗协调逻辑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期间，除了发表相关文章外，弗协调逻辑只是作为相关书籍的一部分给予介绍和讨论。后来出版了弗协调逻辑的专著。与国际大趋势相一致，我国关于弗协调逻辑的研究处于上升趋势，已取得一系列成果，构建了弗协调的模态逻辑、时态逻辑和条件句逻辑的系统，开辟了弗协调逻辑研究的新方向。有学者在直觉主义命题逻辑的正部分的基础上仅加上排中律，从而给出了一个更弱的系统，同时给出了这一系统的克里普克语义解释，定义了框架有效的概念并证明了所给的逻辑系统相对于这种有效性既是可靠又是完全的。基于对“否定词”的不同理解，有学者尝试创建哲思逻辑系统。在哲思逻辑系统内，有同时遵守矛盾律和排中律的经典否定联结词，有遵守矛盾律而不遵守排中律的构造性否定联结词，有不遵守矛盾律而遵守排中律的弗协调否定联结词，还有既不遵守矛盾律又不遵守排中律的辩证否定联结词。

相干逻辑方面，为更自然地刻画日常推理而建立的相干衍推系统，长期以来，只有代数语义学的解释，这与当初建立该系统的目的不相适应。因此，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推理模型试图解决此问题，还有人尝试构造一种具有更精细结构的谓词逻辑。

在条件句逻辑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建立了弱条件句逻辑系统W以及相应的自然推理系统NW,并论述了两者的等价性，还将NW扩充为其他一些条件句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对巳有的条件句系统从恰当性角度作了考察，构造了一个较弱的条件句系统，这一系统排除了绝大多数逻辑家认为恰当的一些公理和规则，比较自然直观；区分了两类条件句系统：把条件句算子当作归纳推出子关系的系统和经典意义上的系统，通过扩张和限制邻域语义、关系语义和择类语义，使之能更好地理解这些语义之间的关系以及由它们所确定的系统之间的关系；为“有穷层积”逻辑、“优先”逻辑以及所谓的“半单调”逻辑等经典条件句逻辑证明了一些嵌入定理，证明所使用的技术工具是邻域语义学中的“部分框架”和“框架态射”。

有的学者在总结逻辑系统的各种语义学的一般特征的基础上，建立了适合绝大多数命题逻辑的邻域语义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各种逻辑中许多类型的问题、结果和方法，在邻域语义学中作统一处理，得出更多的一般性结果。又将这些结果应用到具体逻辑系统（直觉主义逻辑、相干逻辑、模态谓词逻辑等）中，建立它们的框架和讨论它们的完全性问题等。

我国不少学者对逻辑哲学问题感兴趣，介绍和引进了许多国外研究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日益展开，出版了几部关于逻辑哲学的专著，发表了一大批关于逻辑的范围、逻辑真理、逻辑悖论、形式化方法、直觉主义的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本质主义、意义理论、蕴涵理论等方面的论文。有的专著基于现代逻辑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和内容，反映了国外的新状况、新理论、新的热点问题；对与逻辑研究推理相关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解释，包括“逻辑哲学的定义问题”、“什么是逻辑”、“否定”、“蕴涵”、“悖论”等问题。有的专著探讨了逻辑哲学的十个问题，包括意义理论和逻辑类型，“是”的逻辑哲学分析，推理后承关系和蕴涵，形式化方法的哲学考察，模态的形而上学，逻辑真理的性质，逻辑悖论的反思，逻辑中的本体论承诺，归纳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以及逻辑究竟是什么。

模态逻辑系统有不同的语义解释，比较成熟而普遍的解释是可能世界语义学。可能世界语义学为模态命题提供了一种语义解释。模态逻辑的语义解释依赖于可能世界域。由于模态词自身的特殊含义，因此与一阶逻辑有很大的区别，因而也产生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等值替换原则的失效问题、抽象实体的存在性问题等等。有专著比较系统地讨论了模态逻辑中的哲学问题，如可能世界、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名称和指示词、本质主义以及模态集合论等。

逻辑悖论研究的多层面意义与价值正在逐步呈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悖论研究逐渐成为逻辑学界探讨的热点之一，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有的专著以三类狭义逻辑悖论——集合论语形惊论、语义悖论和语用悖论的研究为中心，系统论述了各种解悖方案的历史发展，并运用作为语用学概念的“逻辑悖论”的独特界说以及RZH解悖标准，进行了全面、深人的比较研究，澄清了悖论研究的不同层面及其相互关联，探讨了其哲学方向和方法论方向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有学者发现了“所有非——Z类的类的悖论”，这一悖论具有很强的概括力，概括了沈有鼎的“所有有根类的类的悖论”、罗素悖论和科里悖论等。

“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新领域，包括文化建设功能、社会实践功能和社会理论疑难的解题功能。逻辑学是兼具基础性、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重要学科，在当代学科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功能。在一些学术会议的探讨中，许多学者就此方面的提出了看法，他们普遍认为，我国文化进程中由于逻辑传统的缺失而导致的诸多弊端在如今的社会发展各个层面均有明显体现。充分挖掘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既关系到逻辑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从长远看有又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盛。

二、归纳逻辑

20世纪80年代之前，归纳逻辑的研究在我国几乎是空白。从1981年开始，情况有所变化，有的学者，探讨归纳推理的类型、正确进行归纳推理的条件问题，有的学者评介了国外归纳逻辑。在非演绎的回溯推理、穆勒五法的推广、现代科学技术中的新归纳方法、各种类型的类比等方面，都有不少学者在摸索探究。

1983年，北京市逻辑学会专门讨论了归纳问题，着重就归纳在逻辑中的地位、.归纳推理与归纳方法与认知过程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1984年，在大连召开了全国归纳与概率逻辑讨论会，主要研讨内容有：归纳推理分为从分子到类，从部分到整体，从对象到自身的三种类型；我国逻辑史研究中关于归纳问题的研究；国外归纳逻辑及其在我国的研究概况；卡尔纳普的归纳逻辑。80年代末，除了继续介绍国外归纳逻辑研究进展之外，还对归纳法的具体模式进行了考察。归纳与概率逻辑的研究在过去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80年代后期，出版了一批有关归纳逻辑的专著和论文。1988年至1989年间，归纳逻辑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应用方面有所开拓。由于专家系统、知识工程与智能计算机研究的需要，经专家建议,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建立了归纳逻辑与人工智能课题。90年代之后，又有一批较有分量的归纳逻辑学术论文陆续发表，出版了归纳逻辑与概率逻辑的两部专著，使我国归纳逻辑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都大大地超过了以往的研究。2006年出版了归纳逻辑百年历程的专著，集中介绍了各种归纳逻辑理论对归纳推理的研究情况，同时考察了这些归纳逻辑理论对于归纳问题的解决方式。

科学理论的确证中，确实发现了一些感到困惑和疑难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这是归纳悖论。国内对于归纳悖论的研究仍处于比较薄弱的阶段。有专著对三个归纳悖论分别给予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说明。之后国外归纳悖论的研究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古德曼悖论的研究比较发达，因此又出现了大量新的资料。总的说来，国内归纳悖论的研究还处于介绍阶段，并且主要是介绍亨佩尔悖论。对归纳悖论的元层次研究无论国内外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对于归纳悖论的定义、分类、解悖标准、解悖的方法论研究等基本问题还未进人研究者的视阈，这大大地制约了归纳悖论研究的发展。有学者探讨了三个归纳悖论的来龙去脉和各自的比较有影响的解决方案，并对这些方案进行评论，尝试对归纳悖论提供一个统一的说明。但也有学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些问题并非逻辑悖论。

现代归纳逻辑从20世纪80年代初传人我国，我国学者在改进著名的归纳逻辑体系、归纳与人工智能结合、归纳逻辑哲学问题研究等方面有不少成果。

有学者对卡尔纳普的X系统进行修正，建立了一个0系统。这个系统保证在无穷个体域中，在无反例的情况下，全称假说可以得到非零的确证度。凯恩斯、卡尔纳普等人的概率逻辑系统是形式语义系统，没有相应的语法系统。我国学者建立了一个概率演算的语法系统I。系统I是模态逻辑系统K的一种推广，也是认知逻辑相应系统的一种概括，用带测度函数的可能世界语义学作为系统I的语义学，并且证明了系统I对概率演算的可靠性。有的逻辑学者指出科恩的归纳逻辑系统有两个缺点，一是在科恩的理论中相关变量只是一种直观理解的背景，没有用相关变量作为语义，二是科恩系统所讨论的句子只限于有相同相关变量、以相同次序检验的句子，这样无法对非实质相似的假说的归纳可靠性进行比较，为了克服这两个缺点，要建立一个归纳支持的逻辑系统VIL，用相关变量和检验给出严格的语义，并且着重讨论归纳支持的可比较关系。有的学者把变量的相关看做人的一种信念，吸收了人工智能中信念修改逻辑的思想，在条件句逻辑的框架上建立起归纳支持的系统。这个系统克服了科恩相关变量法严格排序的缺陷，实现了对假说归纳支持推理非单调性的形式刻画，并且克服了科恩否定原理的缺陷。有的学者证明科恩的基于非巴斯卡概率经验解释的归纳逻辑系统是不一致的，不恰当的，因而不能成立，进而构造了非帕斯卡概率的逻辑解释，提出了度量和计算不相信度的方法，及基于非帕斯卡概率逻辑解释的决策论，在相关变量法的基础上构造了假说似规律度的句法理论，考察了在知识不完全和实验结果不确定的条件下运用排除归纳法进行实验推理的特点，构造了假说归纳可靠度理论。有的学者建立了一个贝叶斯认证逻辑系统，用贝叶斯定理为工具重新考察了古典的假说演绎法，指出其确证形式和否证形式的不当之处，提出了贝叶斯假设一演绎认证推理的形式和贝叶斯假设一演泽否证推理的形式，这两种形式在这个系统中得到了辩护。

归纳逻辑的学者与计算机学者合作将科恩的相关变量法、伯克斯的归纳概率理论、凯恩斯的统计推理等进行改造，写成算法，在计算机上实现。这些工作大部分有。“归纳问题”，亦称休谟问题，是英国哲学家休谟在200多年前提出的。可以简要表述为：是否能从过去太阳从东方升起推出它以后也必然如此吗？是否能在理性上证明从有限事例归纳出全称判断是合理的吗？休谟由对因果观念的分析人手，从逻辑的角度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提出了严重挑战。有学者提出了一种关于动态假设的贝叶斯主义的辩护以改进豪森和厄巴赫的辩护，还用贝叶斯认证逻辑理论对古德曼悖论、亨普尔悖论和凯伯格悖论一一给出了解决方案。也讨论和分析动态大弃赌定理与休谟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有人认为休谟问题有两种表述形式，一种是关于归纳推理的，一种是关于因果关系的。在此基础上，再对因果关系进行语义分析，考察了几种因果性定义，并给出了新的定义。

三、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逻辑学界出现了一股应用逻辑著作热，随之出现了对应用逻辑的本质和特征的探讨。进人新世纪，又有许多学者引人和评介了国外应用逻辑方面的前沿成果。

作为理论研究的应用逻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应用。对任何一个思维领域，我们都可以作逻辑的应用研究，但能否建构出相应的应用逻辑需要更多的努力和研究。逻辑应用在形式化程度上有着悬殊的差异。有学者指出，一般而言，只要是运用了逻辑原理的，都可以称视为逻辑应用，但只有将逻辑原理系统而非零散地应用于某一学科或领域，并且在应用中构建起逻辑系统，特别是形式系统或系统的应用方法论的才能称之为应用逻辑。如果从方法层面来看逻辑，那么，应用逻辑则处于方法论层面。有学者提出，应用逻辑应当是面向特定领域系统研究逻辑因素在该领域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即关于该领域的逻辑应用方法论。

科学逻辑，可以看做应用逻辑的范例，即研究逻辑在科学发现、科学检验、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和非逻辑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科学逻辑是一种成熟的、可以作为典范的应用逻辑。我国的科学逻辑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形成了系统的研究纲领，除了翻译了、发表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译文，有不少学者给出了概述性的论文。把科学逻辑定位为“经验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论”，分为“发现的逻辑”、“检验的逻辑”和“发展的逻辑”三个基本方面，对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机理展开了全面研讨。我国科学逻辑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在80年代全面启动之初就确立了在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探索其对立互补机理的研究纲领，并取得了一系列与国际学界发展趋势相合拍的重要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既立足于逻辑学的现展，又能掌握辩证思维方法论的基本理论。在世纪交替之际,我国科学逻辑研究又逐步完成了由经验自然科学方法论向经验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扩张，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维持必要张力的精神继续新的探索，在应对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20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学界掀起了一场“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思维运动”，90年代,这场“运动”影响到我国，近些年来愈加兴盛。

如何正确理解演绎逻辑与所谓非形式逻辑的关系也是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学者认为，批判性思维与非形式逻辑密不可分，甚至可以交互使用。有学者通过分析批判性思维与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的相互关联指出，批判性思维的逻辑既离不开非形式逻辑，也离不开形式逻辑，两者共同构成了批判性思维的逻辑基础。有学者明确指出，非形式逻辑是研究论证的科学，论证概念是包括非形式逻辑在内的论辩理论的核心。将论证理解为语义学概念还是语用学（辩证的）概念是非形式逻辑和经典逻辑的分水岭。

近年来，非形式逻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开展了颇有成效的合作。非形式逻辑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渗透到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法律”的研究领域。一系列范畴和分析工具，如论证概念、论证形式、可废止论证、对话类型、相干性、对话中的承诺等，既从非形式逻辑领域传输到人工智能研究中，又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得到深化。非形式逻辑启发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向，而人工智能研究开发了非形式逻辑的巨大潜能。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关于论证的新理论框架，由论证类型新理论、论证分析新理论、论证评价新理论构成。理性是人类交往追求的理想境界，批判性思维是人们通往理性的桥梁，论证则是实现批判性思维的重要途径。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都需要研究论证，形式逻辑研究是基于语义或语形的研究，而非形式逻辑则是基于语用的研究。实际上非形式逻辑是语用逻辑的最新发展。

1979年成立逻辑与语言研究会以来，我国语言逻辑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专著。研究初期，话题主要集中在对语言逻辑的对象的探讨上。80年代后期有学者阐述了指号学与语言逻辑的关系，认为语言逻辑是自然语言的逻辑指号学。语言逻辑首先以语言中的自然语言为对象，但不排斥以人工语言为分析工具，其次，它研究语形、语义和语用，以此与经典逻辑相区别，此外必须以现代逻辑的成果为基础，绝不与现代逻辑相排斥。这些研究旨在把语言逻辑的对象与其他逻辑系统区别开来，虽然认识的观点、认识的程度均有不同，但是越来越多的逻辑学者意识到，不能把语言逻辑看做对自然语言的词义分析，也不能把语言逻辑看做用传统逻辑方法对自然语言的语法修辞作皮毛分析。语言逻辑的研究必须以现代逻辑的既有成果为基础。1994年，出版了关于“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的专著，这部专著把逻辑理解为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以现代逻辑、现代语言学和指号学为基础理论，重新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构想，把逻辑、语法和修辞三者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广义的逻辑理论；并明确指出，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只研究命题与命题之间的真假，而自然语言逻辑不仅要研究命题间的真假，还要研究各种包含了言语行为和命题的语句，如陈述句、命令句和疑问句等之间的真假关系。自然语言逻辑不是单纯研究自然语言，而且还要研究其中丰富的逻辑形式；一个重要的研究途径是根据语境，解决自然语言的多义性问题。在问句逻辑方面，有学者建立了关于“抑或问题”和“哪个（哪些个）问题”的形式系统，深化了对问题的逻辑探讨。

有学者构造了一个汉语部分语句系统，以包含广义量词与能够处理“合举意义”的内涵逻辑为工具，来解释该系统生成的汉语量化语句的种种语义特征，这在国内首开先河，标志着我国语言逻辑研究由一般性的原则讨论过渡到实质性具体操作，由单纯介绍西方有关成果发展到结合汉语实际来进行探讨。这一研究不同于国内以往描述型的语言逻辑研究方式，而代表了建立形式化系统的一种发展方向。

范畴类型逻辑把自然语言的毗连组合归结成运算和推演，而运算和推演所依赖的毗连组合则遵循“邻近原则”逐层逐级进行。话语表现理论（也译“语篇表示理论”，DRT)擅长刻画的自然语言语句中代词和名词的照应关系，在范畴类型逻辑那里很难通过邻近毗连组合的运算推演体现出来。近年来，Jager尝试增添范畴类型逻辑的推演工具去描述自然语言的照应关系。为恰当说明句子序列中的照应关系，有学者介绍了这一理论，并从局部角度对Jager方案做了一点增补。另外也有人介绍了处理自然语言语义的“分段式语篇表示理论”，即通常所说的SDRT，这一理论是在语篇表示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语义理论，核心思想是语篇可以根据语义关联分割成语段，语篇中存在着由语段和修辞关系形成的语篇结构；以语篇结构为中心，分段式语篇表示理论可以解释和处理自然语言中的多种难以解决的语义现象和问题，如代词指涉、动词短语省略、语篇融贯、预设、语词歧义、隐喻等。

有学者给出了语言逻辑系统GO-G4，目的是为了研究通过演绎方式获得概称句的推理，具体地说，通过对正常个体选择函数N进行细化研究，给出了概称句主项含义和谓项含义之间的一些关系或限制条件，由此得到通过演绎的概称句推理的不同语义模型（概称模型、主项单调模型、全含义模型、包含选择模型、半退化模型），同时给出与语义模型相应的逻辑系统GO-G4。其完全性也得到了证明。

在逻辑应用中，法律逻辑、经济逻辑、决策逻辑得到了相对集中的关注。我国对法律逻辑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重心是传统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问题。进人21世纪，随着研究的扩展和深人，我国法律研究步人实质法律推理或论证的研究阶段，而西方学者已经在密切关注法律论证与法律论辩的人工智能模型了。如今随着法律逻辑研究的非形式转向，学界开始从非形式逻辑或论证理论角度探讨法律逻辑的基本框架，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四、辩证逻辑

1980年，第一届全国辩证逻辑讨论会召开，会上成立了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1981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辩证逻辑的专著。至今公开出版的各类辩证逻辑著作达50多部，论文逾百篇。在新的历史B寸期，辩证逻辑也出现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对辩证逻辑的一些基本问题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三大不同的研究方向：范畴理论方向、科学方法论方向和形式化方向。

诸多学者对辩证逻辑的某些专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对辩证思维的特征、机制和一般模型的研究和论述，对科学思维的辩证模式的基本原理、功能及历史演变的论述，对辩证思维的基本原则及其与现代思维的关系的研究，对辩证矛盾、逻辑矛盾与悖论的关系的讨论，对非经典逻辑的辩证性质的探讨等等。有学者主张，鉴于我国具有丰厚的辩证思维传统，应当结合中国哲学史具体研究辩证逻辑并系统论述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的产生和发展。

作为一个特殊的逻辑哲学问题，“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在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长足发展的背景下得到了新的讨论，两者并非互斥而是互补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有学者明确指出，科学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重新建构理论思维，辩证理性与分析性理性在分析性之精确性前提下的科学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辩证逻辑或辩证思维方法论研究也是开掘逻辑的方法论价值的一个特殊维度。

时至今日，对于“辩证逻辑是否逻辑”仍存争论。有的逻辑学者不认同辩证逻辑是逻辑，有的则肯定辩证逻辑是逻辑。有的指出，以思维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来看，逻辑学的产生建基在对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的严格区分之上。也有人认为，与演绎逻辑、归纳逻辑研究不同，辩证逻辑是以先验内容或者说纯内容为对象的理论，即思想的经验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中介环节。因此，是否认可其在逻辑研究中的地位，要以如何认识其研究对象为依据。现代形式的辩证逻辑不应纠缠于“辩证逻辑是不是逻辑”之争，而应当研究辩证思维的实际作用机理。

对“辩证逻辑形式化”的探讨是新时期辩证逻辑研究的一个新特点。诸多学者进行了多次论争，主要形成两个方向:一是建构与经典逻辑相协调的扩充型辩证逻辑系统,一是建构基于辩证哲学背景的异常逻辑系统。一些学者把弗协调逻辑视为辩证逻辑形式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另一些学者否认这种认识。有些辩证逻辑学者认为目前辩证逻辑形式化的努力都存在很多问题,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方向。

五、中西逻辑思想史与因明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逻辑史研究课题被列为国家项目，得到政府资助和支持。1989年出版了五卷本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与五卷本的中国逻辑史专著，这是我国“六五”计划重点项目之一,对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端和发展的历史，及西方逻辑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史，这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史上是空前的。80年代以来，中国逻辑史的对象有所纯化，基本上是挖掘、整理和阐述中国历史上有关传统逻辑的理论和学说；对秦以后逻辑思想的研究明显加强，否定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所谓秦后名辩学“遂亡绝”的传统观点。之后，又有一批专著与教材争相付梓。

墨家逻辑的现代研究，对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建立包容古今中外一切人类优秀成果的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修订出版了关于墨经的逻辑学的专著，该书从现代逻辑的视角，从深层次揭示了“故”、“理”、“类”的逻辑内涵，这不同于以往对《墨经》的研究，标志着中国《墨经》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如何提高中国逻辑史研究水平的问题，开始出现不同意见。表现为许多研究者更为自觉地对以往的中国逻辑史研究，特别是对80年代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进行反思。一方面，他们对80年代把中国古代名辩学等同于逻辑、以传统逻辑体系为范本去建构中国古代逻辑体系的观点和作法提出质疑，主张先弄清中国古代名辩学的真实面貌，再回过头来探讨名辩学中的逻辑问题，进而揭示名辩逻辑的特点以及中华民族在世界逻辑史上的贡献。相应的，出现了一批相关著作。另一方面，伴随国外一些新的思想成果，如符号学、自然语言逻辑、内涵逻辑等的传人，研究者们开阔了视野，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如对《周易》和侔式推理从现代逻辑的角度作了新的探讨，用逻辑推类的思想研究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90年代以来，中国逻辑史研究开始走向深入。许多学者更多关注对中国古代固有的名辩学的研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逻辑或外来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90年代末开始，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另一个热点是对中国近、现、当代的逻辑进行研究。对梁启超、胡适、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殷海光等人在逻辑学研究上的贡献，都有文章加以论述。

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学，是近百年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有逻辑，并致力于对中国逻辑学的探讨，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没有逻辑。更有人指出，中国有无逻辑的两种观点都是经过与西方逻辑的比较形成的。无论如何，中国逻辑史研究同样应该强调现代逻辑的观念，而这种逻辑观一定是建立在逻辑这门科学基础之上的。

我国的数理逻辑史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首先有学者概述了数理逻辑的主要分支，包括逻辑演算、递归论、模型论、公理集合论和证明论初步建成的发展史，简明地勾画出数理逻辑理论、观念、方法发展的线索，对一些重要观念、理论等做了深人阐述和评论。80年代也有学者考察了现代模态逻辑自建立至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指出了模态逻辑在以往发展中呈现的几个发展方向，包括用公理方法或自然推理方法构造出若干新模态系统；为避免严格蕴涵悖论修改严格蕴涵而建立的新模态命题演算；建立模态谓词逻辑；关于模态语义学的研究，建立代数语义学、关系语义学；非标准模态逻辑的研究等。此外，出版了几部关于西方逻辑史的论著。90年代，出版了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数理逻辑发展的专著，对数理逻辑初创、奠基和发展的不同时期的逻辑思想及成就做了详细论述。2004年出版了关于世界三大逻辑思想史的专著，该书采用“以逻辑为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论述方法，从世界三大逻辑学的历史发展中概括出各自的几个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构成一个体系，然后按历史的发展来论述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的演进。这标志着我国关于中外逻辑思想史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和启发价值。

西方逻辑史研究不断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展，其深度表现为专题研究的开展，例如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斯多阿的推理规则、多值逻辑的历史、专名理论、塔尔斯基的语义理论等。并在其中注重应用现代逻辑方法。广度表现在不仅研究西方逻辑史而且进行逻辑比较研究，不仅个人从事研究，而且建立学术联系，增进学术交流。西方逻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其中重要人物逻辑思想的研究和评析。在这方面出版了多部著作和论文，包括对亚里士多德、弗雷格、哥德尔、莱布尼茨、蒯因、克里普克等逻辑学家逻辑思想的介绍和研究。

中国在因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我国保存着大量印度因明的珍贵典籍，闪烁着世界三大逻辑传统相互激荡的灿烂之光。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学术奇观。1981年第一部因明专著问世，1982年出版了一部全面反映我国因明研究成果的汇集，是建国后的第一部因明论文集。也是在1982年，逻辑学者指出，因明是世界优秀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因此，抢救和弘扬因明是汉藏各族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光荣。

从因明的体系来说，印度因明先后传人中国内地和藏区，逐渐形成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二者不应该割裂开，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因明。最初学者们主要关注汉传因明，就《因明正理门论》、《因明人正理论》中的推理性质和逻辑进行研究。近年来对藏传因明以及汉藏因明比较研究发展很快，出版了几部专著。除了汉文文献，另有藏文专著出版。汉藏学者正携起手来，共同推动汉藏因明的学术交流，当前特别要挖掘藏传因明在哲学和逻辑学领域的理论价值，推动我国因明研究的发展，保持我国在国际因明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有关因明的研究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2006年，中国逻辑学会下属因明专业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了多次关于因明的专题讨论会。

逻辑学研究方向篇5

(二)有利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丰富中国古代逻辑思想

西方逻辑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大量介绍、学习西方逻辑的同时,围绕“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逻辑在中国历史上的状况应当如何认识与评价?”的问题开始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经过一个世纪以来几代学者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形成共识,研究方法进一步科学化,研究成果可谓是洋洋大观。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逻辑思想是逻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有丰富的逻辑思想,其中由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同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其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当然也包括了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持续融合过程。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理应包括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民族的逻辑思想。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能说是不同的逻辑,但它是逻辑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不同民族群体的思维实践中占居主导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该通过学习、研究不同民族思维方式来探究其规律性的因素,通过比较研究,丰富中国的古代逻辑思想。比如,蒙古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之一,长期以来在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北方辽阔草原为依靠游牧经济生息繁衍,创造了有别于中原农业文明的草原文化,形成了独有特色的蒙古族思维方式。蒙古人的为人处事方式与汉族人有别样的一面。那么这是为什么?这种特征是怎么形成的?这些问题要从古代蒙古族的历史文化背景着手,进行全方位、系统的研究,并与汉族古代逻辑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与汉族及其它民族思维方式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等。逻辑与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张东荪先生进行了逻辑与语言结合的研究,提出了自己关于逻辑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观点,有人称之为“文化主义逻辑观”。他认为:“逻辑是由文化所需要而逼迫出来的,跟着哲学思想走,是文化的产物,由于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不同,因此逻辑就不同,不存在先验的、普遍的逻辑,没有唯一的逻辑,而只有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同逻辑”。〔11〕崔清田教授则在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中充分阐明了逻辑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他指出:“逻辑与文化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是由文化的整体性,以及包括逻辑思维在内的思维方式在构成文化整体的诸要素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逻辑与文化的关系既表现为文化的整体特征和需求对逻辑的制约,也表现为逻辑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文化对逻辑的制约,决定了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文化所孕育出的不同逻辑传统,既有共同性的一面,又有特殊的一面”。〔1〕156鞠实儿教授在《逻辑学的问题与未来》一文中指出,在某一文明内部,由不同的人群所创造的不同或具有显著差异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构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可以具有不同的逻辑。〔12〕众所周知,中国逻辑学界“大逻辑观”与“小逻辑观”之争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彻底结束。我们虽然没有将大逻辑观扩大化,持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逻辑,或者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同的逻辑的观点。但是,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将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或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作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布留尔将原始人的思维称作为“原逻辑”,并指出:它(指原始人的思维)不是反逻辑的,也不是非逻辑的。〔13〕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或一个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可以说是前逻辑或原逻辑,它体现着一个文化群体在认识客观事物、表达思想、论证观点等方面的规律、规则、程序、步骤、手段等共同的思维特点和思维趋向。将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或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纳入到中国逻辑史研究范畴,能够丰富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体现我国多民族的文化、思维相互影响、交融一体的特点,对中国逻辑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信息传播方式不断进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不同民族文化从表面上看,有很多显现的、可感知的差异,而其最本质的差异潜在于一种文化的深层次。这里包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在不同民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道德、宗教、风俗、语言文字等诸多领域起作用并处处得到体现。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以及说理方式贯穿于该文化体系中,有学者称之为文化的“本”和“纽带”,认为在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各种具体文化形态和形式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不同文化群体之间或不同说理方式的人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可以视为一种跨文化的论证。评价一个论证的好坏,有很多不同的标准。从非形式逻辑标准分析,其要素———“论证者”与“目标听众”至关重要。所谓论证者“就是指提出论证的人”。所谓目标听众“即是指论证者试图说服的听众”。〔14〕面对不同民族文化群体之间或不同说理方式的人群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不仅要考虑论证形式的共性,更要考虑涉及论证者和目标听众的文化差异性。和谐社会需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是通过社会主体———人的行为得以实现的,只有人人保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其思维方式的制约,是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过程中,能够多一些和谐、少一些冲突,其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对彼此思维方式的全面、正确了解。因此,对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进行认真研究,正确认识、全面了解不同民族文化各层面的具体状态及其历史演变,把握其文化的特质思维方式背后深层次的因素,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时代需要。鞠实儿教授曾提出“广义论证”〔15〕概念,扩大了逻辑家族成员,在广义论证的框架内考察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以及具有不同说理方式的人群之间的交流方式,将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纳入到逻辑家族。广义论证不仅考虑到论证中的语境变量,而且还将文化作为变量引入逻辑学的研究领域;强调博弈参与者的文化隶属关系对论证活动的作用,从而允许我们在广义论证的框架内考察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以及具有不同说理方式的人群之间的交流方式。由于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论证的实施方式和论证结果的可接受性有直接的制约作用,事实上,如果博弈者使用的规则不被他们所属的文化群体认可,博弈的结果将不会被相应的群体所接受,所以也就没有规范性。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于逻辑学发展和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这样理论指导和“文明平等原则”〔12〕下,不同民族之间才能够顺利有效地交流,也只有这样的原则下,不同民族文化才能平等、协调发展。

二、民族思维方式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或学科不容忽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民族思维方式的研究,要借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成功经验,采取比较研究方法和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

(一)比较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方法是诸多学科普遍运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学科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之后,在该学科研究领域出现过新的分支或研究方向。例如,比较文学、比较逻辑等。民族思维方式的研究,也离不开比较研究方法。因为,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够更好地体现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采用比较方法,必须坚持科学、客观的原则,不能盲目比附或强行比较。要明确比较目的、对象,要通过不同民族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主要特征的比较,总结出他们的共性和个性,全面、客观地分析他们的异同特征形成的原因,掌握发展规律,分析发展趋势,指导不同民族群体和个体之间的交流。

(二)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

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一种成功的研究方法。即把中国古代逻辑史放在它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作为先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当时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思想以及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的分析、考察,从而得出全面、确切的结论。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不仅纠正了过去中国逻辑史研究“据西释中”、“简单比附”方法的缺陷和不足,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开辟新的思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而且对很多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方法论意义。民族思维方式研究必须正确采用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把不同民族思维方式放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该民族的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中,进行全面考察、认真分析、高度概括、科学归纳,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逻辑学研究方向篇6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6--01

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纷繁复杂。这一时期，哲学家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从认识论角度去研究哲学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中与逻辑学、语言学的结合日渐紧密，使得哲学研究的领域逐渐变宽。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使得分析哲学、逻辑哲学、语言哲学成为舞台的主角。

一、概念澄清

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学者们普遍认为有三次重要的转向。其中第二次转向就是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到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这三者都是这次转向的产物。

1、分析哲学

对于分析哲学，难以找出意见统一的定义。王路认为：分析哲学至少是一种思潮【1】，一种以语言分析为方法的思潮。根据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的使用形式不同，分析哲学可以分为人工语言分析学派和自然语言分析学派。分析哲学总体来说有七大特征：重视分析的方法；以语言分析为首要或者唯一任务；逻辑上的反心理主义；抛弃形而上学；坚持逻辑分析，注重推理；语言的转向；反对建立庞大的哲学理论体系，哲学问题的解决要从小问题着手，零打碎敲。

2、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目前没有精确的定义。从起源上来说：国内以王路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语言哲学就是分析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他认为分析哲学发展到后期被称之为语言哲学。从众位哲学家的研究成果来看，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无非是从语言的方向出发去澄清哲学问题，或者是语言自身所体现的哲学问题，再或者就是研究语言和哲学间的关系。这三种形式都从语言对人类的意义出发考察语言。【2】从研究范围来说：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哲学就是语言的哲学，哲学问题本质上都是语言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哲学是语言学的哲学，与语言学理论的关系更加紧密。

3、逻辑哲学

逻辑哲学和哲学逻辑不同。它不是逻辑，而是研究由逻辑所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哈克对逻辑哲学的研究内容曾作出分析并经陈波总结为两条：第一，研究逻辑学自身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第二，研究怎么样才能在哲学研究中引入现代逻辑的工具，去解决一些传统的哲学难题。【4】具体来说，逻辑哲学的内容主要有：逻辑与非逻辑、蕴含和推理有效性、关于模态逻辑的哲学问题、关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哲学问题、关于多值逻辑的哲学问题、逻辑悖论、意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自然语言逻辑、逻辑和本体论、专名和通名等主要内容。

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的共通之处

首先，三者的产生具有共同的根源。它们都是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产物，即都以现代数理逻辑的产生为历史前提，不管是分析哲学家，还是语言哲学家，抑或者是逻辑哲学家，绝大部分人有现代逻辑基础。

其次，三者有许多相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者。它们具有一批共同的研究课题，如意义理论、真理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现代许多著名哲学家如弗雷格、维持根斯坦、奎因、克里普克等，既是逻辑哲学家，也是分析哲学家和语言哲学家。

最后，三者都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语言哲学家从句子出发，应用现代逻辑方法，使句法分析达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结果。威廉姆森建议逻辑哲学也应该专注于现代的科学逻辑学。他指的“科学逻辑学”是指具有精确性、系统性和严格性的观念所统辖的那些论证。【5】分析哲学的目的就是建立人工语言，同样也是现代逻辑方法的体现。

三、三者的区别

首先，对三者的界定不同。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都可以看做是一门学科，是语言、逻辑和哲学的交叉而形成的学科。学术界基本上认为分析哲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思潮，一种流派。

其次，三者的研究角度和目的不同。三者对相同问题的研究角度存在差异。例，在研究存在问题时，分析哲学通过形式语言还原“存在”的本来面目，而逻辑哲学通过非形式语言来理解“存在”，并将本体论纳入存在问题研究领域中。逻辑哲学有构造理论的功能，这和分析哲学也有明显的区别。另外，三者的研究目的不同。分析哲学是为了更好的阐述问题而不是解释问题。分析哲学家认为过往的哲学家之所以会对很多哲学问题形成争论，并最终使这些哲学问题无法解决而成为千古难题的原因，就在于自然语言有缺点。所以，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理想语言。而语言哲学则至少要解决某些问题。

逻辑学研究方向篇7

    1978年提出的“形式逻辑要现代化”，既是我国逻辑学发展的目标，实际上也为我国逻辑学的发展确定了主题。30年来，中国逻辑学会(包括北京市逻辑学会）和广大的逻辑工作者始终是围绕着“逻辑现代化”这个目标和主题来开展工作的。其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是积极推动高等学校逻辑学教学内容、体系以及教学手段逐步实现现代化。

二是认真学习和研究现代逻辑，逐步实现我国逻辑研究现代化,逐步实现与国际逻辑研究水平接轨。

三是通过组织与参加逻辑学术活动，逐步造就一批能够适应我国逻辑现代化需要的逻辑人才和逻辑队伍。

回望30年来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可以明显的看出，我国逻辑学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逐步实现逻辑现代化的过程。

二、关于发展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逻辑学发展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3年，主要是围绕什么叫“逻辑现代化”和如何实现“逻辑现代化”等问题开展大学习和大讨论。讨论是从如何改革我国的逻辑教学开始的，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概括为“四论”，即所谓“统一论”、“取代论”、“融合论”(又称“吸收论”）和“并存论”。1982年出版的《形式逻辑原理》(诸葛殷同、张家龙等)被誉为逻辑现代化的尝试。

在逻辑研究方面，大家的意见没有多大分歧，多数人主张要从学习现代逻辑、学习和借鉴国外的逻辑研究成果（有人把这叫做“拿来主义”）开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改变我国逻辑研究的落后面貌，逐步实现我国逻辑研究的现代化。在这方面，北京的逻辑工作者带了个好头:1979年北京市逻辑学会成立以后，就把主要精力用在举办数理逻辑系列讲座，组织逻辑工作者学习数理逻辑基本知识上。事实证明，这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阶段，从1984年到1993年，在全国范围内,逻辑学术活动十分活跃，逻辑教学与研究在“逻辑现代化”的道路上得到了蓬勃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首先，以“现代化”为目标的高校各专业的逻辑教学改革进人实施阶段，一大批逻辑学课程改革设想、方案和大纲先后提出，以《普通逻辑》（从修订本到增订本）和《新逻辑教程》(宋文坚主编）为代表的一大批力图体现“逻辑现代化”要求的逻辑教材陆续问世。

其次，逻辑知识普及工作在社会上广泛展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文科各主要专业开考逻辑学，中国逻辑学会逻辑与语言研究会创办的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向社会招生,同时创办了以普及逻辑知识为主旨的《逻辑与语言学习》杂志。

再次,中国逻辑学会下属的按不同的逻辑分支划分的12个研究会陆续建立起来,它们每一至两年组织一次学术研讨会。此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陆续建立了逻辑研究会,学术活动也很频繁。通过这些学术活动，有效地推动了我国逻辑研究现代化的进程。

再次，逻辑学各分支领域从介绍国外研究情况走向自主开展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1990年，在首届金岳霖学术奖（逻辑学)评奖中，有1项成果获得一等奖，1项成果获得二等奖，4项成果获得三等奖,6项成果获得优秀奖。其中有个别成果已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这次的评奖结果表明：“中国逻辑研究的现代化工作已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正在向国际逻辑水平进军。”（胡乔木语）

第三阶段，从1994年至2003年，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人的新形势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受到了“市场选择”的严重挑战,跌向低谷。在逻辑教学萎缩、学术活动经费匮乏、研究成果难予发表、逻辑队伍很不稳定的困境面前，中国逻辑学会率领广大逻辑工作者继续向着“逻辑现代化”的目标大胆探索，并且明确地提出了**与国际逻辑教学与研究水平接轨”的任务。

在此期间，部分高校的逻辑教学有所扩展，新开了一批现代逻辑课程，出版了一批新的逻辑教材(如人大逻辑教研室编的《逻辑学》、宋文坚和郭世铭主编的《逻辑学》等）；向社会普及逻辑知识的工作也有新的进展冲国逻辑学会及部分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研讨会仍在坚持，并且先后出版了集中反映这一时期学术研究成果的《逻辑今探》和《逻辑研究文集》两本论文集;此外,由中国逻辑学会编委会编的《逻辑学研究专辑》每年出版一期，在推动逻辑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阶段，从2004年到2008年，进人新世纪之后，国家更加注重发展知识经济、推进素质教育，逻辑学的教学、研究与普及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广大逻辑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的逻辑事业开始出现逐步兴旺的势头，我国的逻辑教学与研究实现了“与国际逻辑教学与研究的水平初步接轨”。突出的表现在：

(1) 一大批逻辑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走人逻辑教学与研究的行列,为提高我国逻辑现代化水平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2) 高校的逻辑教学有新的进展，普通逻辑(包括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进人高校通识课，数理逻辑、逻辑哲学、归纳逻辑与科学方法、语言逻辑等现代逻辑课程进入本科大学生的课堂，一批面向21世纪的逻辑教材（如陈慕泽着的《数理逻辑教程》、陈波着的《逻辑哲学》、王路着的《逻辑基础》、谷振诣和刘壮虎着的《批判性思维教程》等)。

(3) 逻辑界的学术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包括各专业委员会陆续召开了学术研讨会;中国逻辑学会与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清华大学承办了“第十三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60余名中国逻辑学者到会，并举行了专门的讨论会）；第八次中国逻辑大会最近在天津成功举行。

(4) 经过多年争取，由中山大学和中国逻辑学会主办、中山大学承办的我国第一份逻辑学专业学术刊物《逻辑学研究》终于创刊，每季出一期。

(5) 逻辑学各分支领域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fe续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和专着，我国的逻辑研究园地里开始出现百花争艳的景象。

之所以有上述的发展势头,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我国广大逻辑工作者的逻辑观念发生了转变，这是逻辑学发展的根本。

三、关于发展的根本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到“逻辑学”，逻辑界一般人都认为是指传统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数理逻辑被排斥在逻辑之外，许多人不接受“数理逻辑就是现代形式逻辑”的观点。

改革开放后，数理逻辑逐步被大家接受，学习和研究数理逻辑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又出现了另一种观点，即有的学者认为只有演绎逻辑才是逻辑，把其它逻辑排斥在逻辑之外。

逻辑学研究方向篇8

科学方法是科学的灵魂，科学本身本质上就是方法，它不局限于把已知的知识总汇起来，还教人们如何去获取新知识。近代科学方法论巨匠F培根融合逻辑理性和实验理性，建立了系统的科学归纳法；笛卡尔继承并发展古希腊以来的理性演绎方法而得以开启近代科学大门；伽利略采用抽象的方法，想象的方法，逻辑推论的方法，弥补了实验条件的限制。今天，逻辑学已发展为一个纷繁而系统的科学体系，尤其是现代逻辑，已发展为一门与现代数学相通相融的精确性科学，形成符号数学、逻辑代数、模糊逻辑等多门数学分支，且与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结合起来。数理逻辑，尤其是布尔逻辑，X打十算机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巨大作用。布尔逻辑是设计电子计算机开关电路不可少的逻辑理论和方法，是电子计算机硬件的基础设计方法，随后诞生的属于逻辑学范畴的人工表意的符号语言、形式化公理系统的方法，以及由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所发展而来的递归算法，都是研制计算机语言、发展软件和扩大硬件功能不可缺少的逻辑理论和方法。

(二）逻辑学对提高国民素质的价值逻辑学有助于培养耐心细致、客观公正、求真务实的品质。逻辑学的严格的规范性，有助于人们自觉遵守和运用逻辑规则进行思想和行动，使思想严密、表达准确，杜绝偏见，摈弃恶习；逻辑学的精确性要求对同一问题不可能存在多种解释，有助于培养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逻辑学方法有助于提高辨别是非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在侦查破案、诉讼、行政等方面，作用尤为突出。熟练掌握逻辑学，有助于成为一个思维敏捷的人，可以提高学习、工作与生活中的逻辑推理能力，在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快速准确抓住重点与要点，辨别是非，果断处理问题，也有助于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逻辑素养有助于提升人的客观公证、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的品质，减少盲从与非理性的成分。印度有七成国民是文盲，但其IT产业和生物制药业却位于世界尖端地位。印度药物美价廉，已占有美国20%的市场份额，在IT产业和IT人才方面，它抢下了美国五成的高科技人才工作签证。何以如此？有学者指出，印度国民中的受教育者由于深受其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故而在抽象思维领域特别突出。

(三）逻辑学对于民主法治方面的价值国家民主法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公民普遍具有较高的逻辑素养。如果公民的逻辑素养普遍偏低，会制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水平，制约综合国力的提升，也制约民主法治化的进程。在立法环节，要特别讲究逻辑。⑴在司法领域，逻辑为法律工作提供分析工具。在执法与行政领域，系统、熟练地掌握逻辑方法，对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与行政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推动依法行政。“法律推理是一种创造性的法律实践活动，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司法，甚至守法，都离不开法律推理。特别是在法律适用阶段，法律推理几乎成为法官审判活动的全部内容。”从整个社会来看，一个人人讲究逻辑、自觉逻辑地思维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在逻辑水平高的社会里，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依据的不是领导的个人权威或意志，更不是神、上帝、上天等超自然地精神意志，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逻辑判断与推理，服从的只是逻辑地“必然得出”的结论。正如张建军教授所言，“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型学科，逻辑的缺位意味着理性的缺位，这是逻辑学最根本的人文性质。‘逻辑精神’既是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也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基本要素。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的形式理性是科学体系与民主政治的共同基石。”

二、当前我国逻辑学教育的误区

(一)逻辑孤立主义倾向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在举国轰轰烈烈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中，逻辑学界好象比教冷静超脱，恍惚置身于现实之外，也极少对社会现实问题从专业的角度予以研究或讨论，这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当前很多学者、教师依然无视社会现实，无视近些年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MPA、MBA、GCT、GRE等大型社会考试中非常强调考察逻辑思维能力的现实，一味躲在象牙塔里从事着“精神贵族的游戏”，未能有效实现逻辑教学研究与促进社会进步的有效对接。这种现象可以称作“逻辑孤立主义”。“逻辑学界的孤立主义根源于逻辑形式主义，认为逻辑研究的是一种与事实真理或思维内容绝对无关的纯粹形式。逻辑形式主义使逻辑学界安于与中国当代文化思潮绝缘的状态，因为从这种观点出发，必然得出逻辑与思想文化无关的结论。”逻辑孤立主义对现实社会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不能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反过来也严重制约了逻辑学本身的发展，使逻辑的生命力萎缩，后果非常严重。

(二）逻辑学教育已步入边缘化境地一是逻辑学课程不被重视。在国外，逻辑教育一直被作为一种面向全体受教育者的素质教育。在我国，逻辑教育基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小学教育中基本没有逻辑知识与方法的传授。大学教育中，无论培养专门逻辑学人才还是作为通识课，逻辑学都面临边缘化的困境，逻辑学的地位在高等教育中不断滑坡，不少高校将逻辑课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学分数也在减少，有的甚至干脆取消逻辑学。受课程地位下降的影响，高校逻辑学教师的师资队伍不断减少，造成逻辑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就业难，直接影响了逻辑学专业的普及和深层发展。十分明显，逻辑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学专业学位点的部分教师没有受过高深的逻辑学专业训练，仅靠发表几篇相关论文，或者是数学基础较好，就半路出家转行做逻辑学硕导甚至博导，有的是数学或计算机专业的教师兼职做逻辑学教师。在逻辑学通识课教育方面，不少教师只是在本科期间学过一点传统逻辑，或者是参加过逻辑短期培训班，逻辑专业知识与素养贫乏，不成系统，缺乏进行高层次逻辑研究的专业基础。

三是逻辑学研究困难重重。一是科研项目方面。从近年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这两大权威科研资助基金的立项课题来看，逻辑学方面的项目少之又少。教育部课题以及其他各级各类科研资助项目中，逻辑学课题获得立项的比例非常低，造成逻辑学教师因为得不到高级别课题支撑而生存危艰，不少教师不得不转行另谋出路。二是科研文章发表方面。至今，我国还没有一个专业性的逻辑学专业杂志，逻辑学文章不得不挤到《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哲学类杂志去发表，因而每年的文章录用数量相当有限。三是科研获奖方面，从部级、省部级、地厅级的科研奖项来看，逻辑学很难谋取一席之地，绝大部分奖项都放在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与社会现实问题联系较密切的“显学”上去了。四是逻辑学学位点方面，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点比较少，而且招生普遍比较困难。

(三）教材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一是逻辑学教材数量较少且应用性不够强。目前，国内约有几十种版本的逻辑教材，“虽然缩短了与发达国家同类教材的差距，却仍然不尽如人意”。—是逻辑学教材数量偏少，二是质量总体不够高，三是应用性不够强。近10年来最成功的本科逻辑学教材当数高教社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逻辑学教程》，迄今已发行逾三十万册。该教材有很多优点，但在重视理论性的同时稍微有点忽视了应用性，特别是作为通识课教材，对于帮助学生参加公务员招录考试、工程硕士人学考试、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人学考试、美国GRE考试的现实针对性显得不够强。

逻辑学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内容论述上都存在理论性丨顷向明显，而对实践领域很少涉及。比如对侦探、法律、医疗、商务、管理等领域的应用逻辑研究不够，因而没有开发出比较具有针对性和专业特色的应用逻辑学教材，造成很多不同专业都用同样的逻辑学教材，缺乏专业针对性与实用性。

三是逻辑学教材与各种社会考试对接不够。美国三大著名的考试“GRE、GMAT、LSAT等的综合能力测试最应当引起关注的两个理念是：第一，具有一般可比性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存在的,在评价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时，此种能力的差异比知识的差异更有意义；第二,不仅知识的差异可测试,而且此种能力的差异也可测试。”我国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尝试在MBA招录考试中借鉴引用美国的考试模式，试题中包括50道测试考生逻辑思维的题目。后来，在MPA和GCT联考、公务员（含事业编制、领导干部选拔）招录考试中都包含几十道测试逻辑思维水平的题目，这对于我们高校逻辑学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信号与导向。遗憾的是，大部分逻辑学教师都没有去深入研究这些大型考试中的逻辑考题，也很少有逻辑学教材在这方面予以充分的关注。

(四）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混淆国内逻辑学界对于逻辑学教育的内容上争论剧烈，比较典型的有“取代论”和“吸取论”。“取代论”又有两派，一派认为应该取消传统逻辑和普通逻辑，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时下刚兴起的另一派主张用“批判性思维”课程来取代普通逻辑和现代逻辑。“吸收论者”主张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逻辑的一些内容，有些调和或折衷的取向。

其实，以上争论是混淆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果。“逻辑学专业教育的对象是对口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重点是研究生；而逻辑学通识教育的对象是不同专业（至少是一个大学科群不同专业）的本科生。逻辑专业课与逻辑通识课有着不同的教学目标。逻辑学专业课的主体是现代逻辑课程群，其中最重要的基础课程是一阶逻辑与模态逻辑。”[7]逻辑专业课的主要目标是培养逻辑学专业领域的专门人才，以承担逻辑学的前沿研究与高等教育工作。而逻辑学通识课的目标是提升学生的基本逻辑素养，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逻辑方法，以便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中能够自觉地运用这些方法提高效率与品质。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需要掌握的绝对不是高深晦涩的逻辑理论知识或符号系统，而是基本的逻辑思维方法，对于这些方法的载体是形式化的还是非形式化的关系不是很大。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发现，所谓“取代论”主要是在专业教育方面应予强调，而在通识教育方面，应有多种载体来达到逻辑方法的大众化。

三、改造我国逻辑学教育

(一)摆正逻辑学的地位和功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科分类中，逻辑是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并列的七大基础学科之一（属于一级学科)，在其“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命名法建议”中，更将逻辑列于众学科之首。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更是将逻辑学列在五大学科之首。从古希腊逻辑学创立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普遍重视逻辑学的研究与教学。当务之急，国家应该正确认识逻辑学的地位和功能，在“十二五”教育规划中应该进一步提升逻辑学的地位。第一，把逻辑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改变目前隶属于哲学学科的繼尬局面，并加大经费资助力度，在一级学科层面建设学位点；第二，高校文科类专业应该普遍开设逻辑学通识课程，哲学与理工医农类专业应该普遍开设数理逻辑等现代逻辑课程。第三，进一步改革考试制度，加大逻辑思维水平测试在研究生人学考试与各类社会考试中的权重。长期以来，我国研究生招录考试中，总是着重考查具体专业知识，而对于逻辑思维能力却疏于考查。这方面应借鉴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办法，全国统考科目重点考察语言(母语、外语）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数学运算能力。在公务员、事业编制招录考试中，应该继续保持近几年比较重视考査应试者的逻辑思维水平的做法，让选拔出来从事国家与政府管理工作的人员具有比较高效的逻辑思维能力，从而促进其行政职业能力的提升。

(二）加强专血研究与交流合作首先，要消除孤立主义，树立大逻辑观。有些学者傲慢地坚持自己某些偏执的观点，一味否定普通逻辑的价值，是值得商榷的。“普通逻辑一直是被作为陈旧、肤浅、落后与保守的代名词使用的，但问题在于，普通逻辑与逻辑通识教育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这使得要实施和推进中国逻辑通识教育，不得不时时为普通逻辑辩护。”我们当前不仅要重视现代逻辑的前沿高端研究，也要加强逻辑基本原理与方法的大众化普及，培养公民的基本逻辑思维理念。“现代逻辑为哲学不仅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成果，同时也为其研究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和必要的方法”。其实，不仅哲学，而且在语言学、伦理学、美学、法学、计算机科学和其他一系列学科领域的研究中，现代逻辑手段都显得日益重要。“如果逻辑学要获得更大的社会价值，就应该放弃片面性的做法，坚持‘两条腿走路’，既重视形式化研究，也要注重非形式化研究，并把逻辑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9]

其次，加强专业的前沿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逻辑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其整体水平与国际逻辑学界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针对目前国内高校逻辑学师资队伍普遍比较薄弱的现状，应该加大专业逻辑学师资的培养力度，扩大逻辑学学位点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加大“请进来、走出去”步伐，让更多的逻辑学教师有机会走出国门去访问交流，调研国外经验，同时尽可能地引进国外专家学者前来给学生授课讲学，使国内的逻辑学研究与教学与国际高水平接轨。“在逻辑学研究中，要采取拿来主义，大量吸收国外现代逻辑研究的前沿成果，学习发达国家将逻辑与现代文化接轨的先进经验，真正学会把逻辑作为哲学以及其他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使之向其他学科渗透。”

第三，更加强调各级逻辑学研究会的功能，举办逻辑学研讨会，同时促成尽快出版逻辑学专业杂志，建设专业性的逻辑学网站，促进逻辑学的前沿研究、交流与协作。

(三）促进逻辑学普及与应用，强化逻辑学的社会功能

第一，要把逻辑学同中外现代文化接轨。我们要在逻辑学同中国现代文化接轨中，进行跨学科研究，不仅研究与逻辑学有关的自然科学问题，也要研究与逻辑学有关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特别是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关系重大的问题，从而建立逻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以扩张逻辑的生命力，使逻辑的分支得以丰富和发展，使逻辑应用于更广阔的范围。

第二，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加强逻辑学教学。要分层次进行逻辑教学。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中等学校分别讲授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逻辑学。在专科学校可只讲传统形式逻辑，在非重点高校开设国外目前比较盛行的更具实用性的批判性思维课程，在重点高校则应该开设《逻辑导论》课程，这种课程应该教给学生关于逻辑学的一般观念，逻辑学发展到目前为止的大致整体形象，一些基本的逻辑技术和技巧，及逻辑技术背后的思想和精神。

第三，进一步做好逻辑学的传播和普及工作。一是抓住当前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MBA、MPA、GCT等大型考试中普遍重视考察逻辑思维水平这个大好时机，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种培训、辅导班，提升逻辑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二是出版普及性趣味性的逻辑学通俗杂志与通俗读物，让广大社会成员有机会、有兴趣了解或学习逻辑学的基本方法。三是各级社联应该加大逻辑学基础知识与方法的普及工作，通过设立科普性逻辑学课题、科普性逻辑思维讲座等扎实有效的工作，让逻辑学走进社会公众，改善公众的思维品质，提升文化软实力。

逻辑学研究方向篇9

亚里士多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探讨演绎问题的同时也给归纳问题以高度的重视，说明亚里士多德在创建逻辑体系的时候也是把归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而且把归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纳入到了他的三段论体系当中去了。这不能不说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伟大的贡献，他给我们在完整的意义上来理解逻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

莱布尼茨是公认的 现代 逻辑的奠基者。他继承霍布斯等人“思维就是 计算 ”的思想，把逻辑的论证方式归结为“计算”一“我将作出一种通用代数，一切推理的正确性都将化归于计算。”

莱布尼茨设计了“通用语言”和“通用数学”来准备构建他的逻辑体系，而且现代形式逻辑也是按照他的这种设计思路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从这个意义来讲，演绎作为逻辑的根本特征似乎是更加巩固和更加不可动摇了。肖尔茨对此评价说：“我们必须把这种对演算规则的真正作用的见解看做是莱布尼茨的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并看做是一般人类精神的最精彩的发现之一。”

莱布尼茨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并没有忽略去建立“一种新的逻辑”，而且他也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对这种“逻辑”的认识。他说：“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逻辑，来处理概率问题，因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正位篇》(topiques)中所做的也不亚于此……在这里，涉及的问题是要扩充论题和给予它的概然性。”

尽管莱布尼茨没有在完整的意义上构造出与演绎逻辑相媲美的归纳逻辑，究其原因，是科学的发展在莱布尼茨时代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支持现代归纳逻辑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程度，构造现代归纳逻辑的条件尚不具备，但莱布尼茨对所谓的“新逻辑”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说明归纳逻辑在他理想的逻辑体系中占有与演绎逻辑同等重要的位置。

从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茨对传统逻辑、现代逻辑的构造来看，也就是从这两种类型的逻辑发展的起点来看，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统一在一个逻辑体系内的，这两者的互相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他们是把逻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从《逻辑史手册》设计的内容来看，把逻辑作为一个整体的来看待的倾向显示得非常充分。

第三，注重逻辑与相关领域的关联研究，展现逻辑学的活力。

逻辑学研究方向篇10

在逻辑学家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什么是逻辑”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历史上是众说纷纭。周礼全也曾经说：“逻辑的概念是发展的，一千年前，人们大概不会认为归纳逻辑是逻辑；一百年前，人们大概也不会认为递归论是逻辑。不要争论是不是逻辑，这要看如何定义“逻辑”。”在他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代表作《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中，认为逻辑是交际的工具，可以为更好的交际服务。这些话，都充分说明了周礼全的大逻辑观，认为关于逻辑的定义是随着时代得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所谓大逻辑，就是广义的逻辑，从亚里士多德传承而来。在我国，周礼全一直倡导发扬亚里士多德的大逻辑传统。而众所周知，在形式逻辑发展成学科之后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就是数理逻辑，周礼全在模态逻辑研究方面也造诣极高，他于1986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模态逻辑方面的专著《模态逻辑引论》。代表我国逻辑研究的最新发展方向之一的逻辑学家鞠实儿提出的“广义论证”理论认为“逻辑”一词可用来谈论非西方文化中的那些与西方文化中逻辑不同的东西，而且不同的文化可以有不同的逻辑。这些研究思想都深受周礼全大逻辑观的影响。

二、自然语言逻辑研究论文联盟

国内公认，自然语言逻辑是周礼全倡导的研究方向。周礼全受罗素的影响很深，他在大学期间就把重心放在了逻辑实证主义上。他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萌芽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历时四十年，周礼全主持编写的他的代表作《逻辑-正确思维与有效交际的理论》，标志着他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成熟。他吸收了皮尔斯、莫里斯等人的观点，经过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意义的分层理论，语境，情感在推理中的作用以及成功的交际这四个研究问题。下面我们就对周礼全的四个研究重心做具体阐述。

1、意义分层理论。周礼全认为一个语言形式的意义，就是根据语形，语义和语用的规则和交际语境，语言的使用者应用这个语言形式所表达或传达的思想感情。据此定义，可以把语言的形式划分为抽象语句、语句、话语和交际语境中的话语。这四种语言形式的意义是相互联系的，较为简单的语言形式的意义作为有机成分被复杂的语言形式的意义所包含。四层次理论是周先生的一个创新，是语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现。

2、语境问题。语境是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从意义研究中发展而来。他将语境分为四种：co,cs,ch,csh.这种划分是以与以往不同的新的角度为出发点的。co所包含的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说话者不一定知道的因素，cs表示说话者知道的语境知识，ch是指听话者知道的语境知识，csh则是听话者和说话者都知道的语境知识，这些与预设，隐涵，意义和推理等研究都关系十分密切。

3、推理过程中情感的作用。1996年9月，周礼全在同浙江逻辑工作者的座谈中提出“情感在推理中的作用”的研究课题。早在1978年，周礼全就提倡自然语言研究要带有感彩的语句，但是情感一直是逻辑研究中的，是心理学的范畴，评价语句仍然属于语句，但是情感却可以超越语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推理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4、成功的交际。对于什么是交际，什么是成功的交际，他都做了明确的解释：“说话者应用语言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达给听话者，从而使听话者产生某种思想感情，这就是交际。”“说话者应用语言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达给听话者，从而使听话者产生了说话者希望他产生的思想感情，这就是成功的交际。”而且，周礼全还给出了语言交际图式具体说明了准确的传达，成功的传达，准确的理解，成功的理解这几个概念。

逻辑学研究方向篇11

如何定义法律逻辑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翻开国内的法律逻辑教科书，我们会发现：这些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根据传统逻辑教科书的逻辑定义来定义法律逻辑的。可是，国内传统逻辑教科书中给逻辑的定义本身是值得商榷的，即传统逻辑教科书给出的逻辑定义本身只具有描述性，并没有反映出逻辑的本质所在，并未反映出逻辑学发展的动态。我们当然不采用这种逻辑定义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至少需要根据国际主流逻辑的观点来定义法律逻辑。

根据主流逻辑的观点，如果把逻辑定义为“研究把好（或正确）推理与差（或不正确）推理相区别开来的科学”[[2]]，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法律逻辑定义为“研究把好（或正确）法律推理与差（或不正确）法律推理相区别开来的科学”。根据这个定义，法律推理显然是法律逻辑的核心概念之一。必须意识到，这里所给出的法律逻辑的定义是基于主流逻辑（主要是指形式逻辑）观念的，因此，这个定义不是最优的。如果引入非形式逻辑或论辩理论，我们还可能需要进一步修改该定义。

一、概念问题：法律推理的两个层面

我们可以把法律推理区别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法律逻辑研究对象的法律推理，即逻辑层面的法律推理；第二个层面是作为法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的法律推理，即法理层面的法律推理。学界通常所说的法律推理往往是指第二个层面。不少学者常常把两个层面的法律推理混淆起来使用。文献表明，第二个层面上的法律推理实际上包含了第一个层面上的法律推理。我们可以把前者叫做狭义的法律推理，后者叫做广义的法律推理。

不管是法理学家还是法律逻辑学家，通常都把法律推理分为两种类型，即形式推理（formal reasoning）和实质推理(material reasoning)，并认为前者只研究推理的形式，而后者则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并考虑到推理的具体内容。这种观点几乎成了当今法理学界和法律逻辑学界的共识。毫无疑问，这里的“形式推理”就是指传统逻辑中所讲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①]。在法理学家或法律逻辑学家看来，“实质推理”恰恰是法律逻辑或作为法理学分支的法律推理有别于传统逻辑中所讲的推理之处。我们认为，从法理学角度来讲，如果认为实质推理是把法理学中的法律推理与普通逻辑中所讲的推理相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准，那么至少我们目前似乎找不到更合理的理由来反驳它。但在法律逻辑中也采用这种观点，这似乎有些超越了“逻辑”范围，即把法律逻辑看成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了。这就大大限制了法律逻辑学家作为一个逻辑学家而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也许Edgar Bodenheimer对法律推理的分类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他把法律推理分为“analytical reasoning”与“dialectical reasoning”。邓正来在翻译Bodenheimer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分别把这两个概念译为“分析推理”和“辩证推理”[[3]]。这一译法代表了我国学界的一种普遍观点。然而，在Bodenheimer看来，前者意指解决法律问题时所运用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而后者乃是要寻求“一种答案，以对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陈述中应当如何接受何者的问题做出回答”。若把“dialectical reasoning”译为“辩证推理”，由于受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把“辩证推理”与辩证逻辑中所讲的“辩证推理”等同起来。Bodenheimer显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dialectical reasoning”的。他的这一概念实际上来源于Aristotle的《工具论》。Aristotle提出了“dialectical argument”概念。张家龙与洪汉鼎把它译为“论辩的论证”[[4]]。根据Aristotle的观点，论辩论证是“论辩术”(dialectics)的核心概念，它是指从大多数人或权威人士普遍接受的观点出发进而引出矛盾的论证。因此，我们建议把“dialectical reasoning”译为“论辩推理”。这将为逻辑学家研究法律逻辑留下足够的空间。当然，Bodenheimer并没有注意到非形式逻辑的发展，但他的“论辩推理”概念却与非形式逻辑殊途同归，因为根据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非形式逻辑”词条，论辩术(dialectics)是非形式逻辑所依赖的三种方法之一[②]。

二、逻辑学家的困惑：法律逻辑何处去？

我国对法律逻辑的研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起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早期对法律逻辑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何应用传统逻辑知识来解释司法实例问题上，实际上是停留在“传统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应用”这一层面上。这种研究方法谈不上任何创新，至多是一个“传统逻辑原理＋法律领域的具体例子”框架。基于这个原因，“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现实意义一直是学界感到困惑而富有争议的问题，甚至有许多曾从事法律逻辑研究的专家学者因怀疑究竟有没有“法律逻辑”而不敢使用这一术语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我国法律逻辑研究的起步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大大推动了国内法律逻辑甚至法理学研究的发展。我们可以把这种研究法律推理的方法称为“传统逻辑方法”。

正当法律逻辑学们忙于用传统逻辑框架来构建法律逻辑学体系之时，形式逻辑学家们喊出“逻辑学要现代化”的口号。为了响应这一号召，少数法律逻辑学家开始大胆尝试和探索“法律逻辑现代化”之路，于是，涌现出一批研究基于von Wright的道义逻辑法律逻辑学家，他们试图建构基于现代逻辑的法律逻辑体系。遗憾的是，这种研究方法收效甚微，成果甚少，至多是丰富了哲学逻辑研究的内容，其实际意义几乎未得到学界尤其是法律逻辑界和法理界的认可。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研究方法毕竟与逻辑学的发展“与时俱进”了，丰富了哲学逻辑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为“现代逻辑研究方法”。至此为止，我国法律逻辑研究实现了第一次转向——法律逻辑现代化转向。

传统逻辑以演绎逻辑或形式逻辑为主体的，现代逻辑实际上就是指现代形式逻辑，演绎逻辑研究的是从语义和语形的角度来研究推理形式问题。逻辑有强弱之分，演绎逻辑是最强的逻辑，它假定了一个所有有效推理的完备集。单调性是演绎逻辑的本质特征。所谓单调性是指：如果公式p是从一个前提集中推出的，那么它也能从前提集的每一个子集推出。通俗地说，任何演绎推理，一旦被判定为是有效的，不管有多少新信息加入到前提集之中，其结论仍然是有效的。即使加了一对矛盾的前提到前提集之中，其有效性也不会扰[[5]]。那些从事实践推理的逻辑学家们常常把演绎推理叫做“理论推理”（theoretical reasoning），以对应“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6]]。

可是，单调性与日常生活中的推理是相冲突的。正如可废止逻辑（Defeasible Logic）的提出者美国乔治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onald Nute教授所说，“人类推理不是且不应当是单调的”[[7]]。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中，在一定时间内结论是可接受的，后来随着新信息的增加而变成不可接受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法律推理作为一种实践的人类推理，它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具有单调性，即：法律推理本身是非单调的。

法律推理的基本模式是法律三段论[③]。其前提由两个部分组成，即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在法律推理中，刑事法律推理、民事法律推理、行政法律推理虽然在需要确证事实以及确证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都会遇到事实问题。随着举证事实数量的增加，推理的结论就可能被改写、被证伪或被废止。有时，即使事实已经很清楚，在使用法条时仍然会出现例外情况或无法得出推理结论的情况。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审判制度中，“二审终审制”就是表明了法律推理具有可废止性特征。即便是终审后，仍然有申诉的权利，这又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已从法律上规定了“法律推理结论的可废止性”。

基于传统逻辑观点的法律逻辑学家们困惑了，因为他们无法回答法学家尤其诉讼法学家提出的质问：“根据法律三段论所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不可靠的，那么，法律逻辑究竟有何用呢？”。

三、法理学家的无奈：实质法律推理的提出

有效性是演绎逻辑的核心概念，其基本思想是前提真而结论假是不可能的。这一思想是通过分离规则来实现的。分离规则的形式是p, pqÞq。如果推理是有效的，或者(1)p是真的或者（2）{p, pq }是假的。分离规则具有保真性，换句话说，只要前提为真，那么结论为假是不可能的。

法律推理是保真的吗？也就是说，在法律推理中我们总能从真的前提推出真的结论吗？在国内几乎所有普通逻辑或形式逻辑教科书都会这样写道“要保证一个推理的结论是真实可靠的，必须同时两个条件：一是前提真实，二是形式有效”。法律逻辑教科书也不例外。形式逻辑学家其实只管形式有效问题，研究推理的哲学基础是可能世界，即在假定前提为真情况下推出结论的真值。至于前提何以为真，他们不管。

但事实上，推理是有效的并不能保证其前提事实上是真的。说某个推理是有效的，即是说了关于这个推理一些积极的特征，并没有说明推理的其他性质，以及适用范围。它不一定在各方面都一样好。况且，并不是所有好的推理都是有效的，比如，归纳推理是好的，但它们不是有效的，它们不能保证结论的真实性，只能产生一种可能性。因此，在分析推理时，有效性并不是所要担心的唯一的东西。

至于前提是否真实，前提支持结论的程度的大小，那不是形式逻辑所要关心和研究的问题。这就又引出了两个问题：（1）形式有效的推理一定是好推理吗？（2）形式无效的推理一定是差推理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一定”。换句话说，形式有效的推理不一定是好推理，其结论也不一定是真实可靠的；形式无效的推理也不一定是差推理，其结论也不一定是不真实可靠的。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法律推理的非单调性。

当法学家们质问“法律逻辑究竟有何用”时，法律逻辑学家们已很难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了。美国法理学家拉格斯大学教授L. Thorne McCarty提出，研究法律逻辑应当从法律开始，而不是从形式逻辑开始[[8]]。为了回应这些质疑，在采纳了“形式法律推理”这一概念基础上，法理学家提出了“实质法律推理”概念，试图解决法律逻辑学家的困惑。所谓实质法律推理，就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于某些特定的场合，根据对法律或案件事实本身实质内容的分析、评价，以一定的价值理由为依据而进行的适用法律的推理[[9]]。我国的法律逻辑学家们也把这一概念借到了法律逻辑领域，提出了“法律逻辑的法理化”问题。我们把这称之为我国法律逻辑研究的第二次转向——法律逻辑的法理学转向。

与第一次转向相比，这次转向是比较成功的。文献表明，基于法理层面的法律推理研究，成了当今法律逻辑研究的主流。从现象上看，法律推理似乎成了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法律推理的逻辑成分似乎已经成熟得没有再进一步研究的余地了。

四、法律推理的逻辑基础：非单调推理

在形式逻辑学家中，虽然“逻辑就是指形式逻辑”这一提法已得到了共识，但在其它领域并不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特别是在律师、法官以及其它对法律有兴趣的人群之中，我们会经常听到“实质逻辑”（material logic）或“非形式逻辑”（nonformal logic/informal logic）这样的术语，而且对逻辑的这种描述被认为是非常适合所谓的“法律逻辑”[[10]]。

基于传统逻辑框架来研究法律推理显然会使法律逻辑学家感到困惑；基于现代逻辑来研究法律推理又把法律推理从实践推理抽象到了理论推理的高度，离法律推理的语境——法律生活越来越远；基于法理层面来研究法律推理似乎又不是法律逻辑学家的事情。因此，法律逻辑的研究必须寻找新的逻辑出路来研究法律推理。

如前所述，根据传统逻辑或普通逻辑的惯例，把法律推理分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这似乎已经无可厚非。但就主流逻辑而言，这样的分类似乎有可商榷之处。主流逻辑实际只把推理分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两种类型，并认为除了这两种类型之外没有第三种类型。在这里，类比推理只是当作归纳推理的一种特例来处理的。

以加拿大为中心的北美非形式逻辑(informal logic)的崛起对这种经典的论证划分法提出了严厉的挑战。在非形式逻辑学家看来，推理除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以外，还存在第三种类型。这第三种类型是什么呢？Peirce把它叫做“溯因推理”或“回溯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11]],Walton称为“假定推理”（presumptive reasoning）[[12]], Rescher称为“似真推理”（plausible reasoning）[[13]]，等等。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采用Douglas N. Walton的观点，用“似真推理”特指第三种类型的推理。

在演绎有效的推理中，前提真结论假是不可能的；在归纳上强的推理中，前提真结论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不大可能的；而在似真推理中，前提真结论假则是可能的。我们可以把这三种类型的推理用公式表示如下：

演绎推理：对所有x而言，如果x是F，那么x是G；a是F；因此，a是G。

归纳推理：对大多数或特定比例的x而言，如果x是F，那么x是G；因此，a是G。

似真推理：一般情况下，如果x是F，那么x是G；a是F；因此，a是G。

从本质上讲，法律推理既不是演绎推理，也不是归纳推理，而正好是第三种类型推理??似真推理。似真推理的大前提是考虑到了例外情况。遗憾的是，主流逻辑学家们倾向于不把这第三种类型的推理当作逻辑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认为逻辑应当是研究精确性的科学，而似真推理是不精确的[④]。

人工智能的发展又使得主流逻辑学家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推理——非单调推理。非单调推理是相对于单调推理（演绎推理）而言的，它显然既不同于演绎推理也同于归纳推理的一种另类推理。非单调推理是似真推理的一种形式。似真性是非单调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基于这种思想，我们就很容易解释无罪推定的逻辑问题。国内有学者提出这样一种思想，无罪推定的逻辑基础是诉诸无知[[14]]。可是，传统逻辑学家和非形式逻辑学对诉诸无知的态度是不同的。在形传统逻辑学家把诉诸无知纯粹看成是错误的应当拒斥的东西，而非形式逻辑学家则认为有时候诉诸无知是一种很好的论证型式。无罪推定当然不可能纯粹错误的东西，它肯定有其逻辑合理性。但是，如果把非单调推理看成是无罪推理的逻辑基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非单调推理预设了“当我们不能证明p为真时，我们便假定它为假”这样的思想。这正是无罪推定的基本思想：当我们不能证明某人有罪时，我们便假定他无罪。换句话说，假定他无罪，并没等于说他无罪，一旦有新证据证明他有罪，法庭可以重新判决他有罪，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

五、结束语

非单调推理是人工智能逻辑的核心概念。人工智能逻辑在研究非单调推理时，毫无疑问要进行形式化处理，即必须设法把本来是似真的或非单调的推理通过某种方式转化为单调的，进而构造非单调形式系统。在法律推理中，我们当然不必这样去做。其解决途径就是引入非形式逻辑思想来解决法律推理的非单调性或似真性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法律逻辑的非形式转向。这样，一方面，法律推理作为一种实践推理，其逻辑基础得到了比较满意的回答，另一方面又解决了法律逻辑学家的困惑，回答了法学家们提出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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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格意义说来，形式逻辑是指演绎逻辑，它是传统逻辑或普通逻辑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传统逻辑或普通逻辑中，除了传统演绎逻辑以外，还有归纳逻辑、简单的逻辑方法等内容，因此，我们必须把形式逻辑与传统逻辑、普通逻辑相区别开来。

[②] 根据《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2002年版）的“非形式逻辑”词条，谬误论、修辞学和论辩术是非形式逻辑的三大理论来源，参见plato.stanford.edu/entries/logic-informal/网站。

[③] 法律三段论究竟的逻辑基础是演绎逻辑中的直言三段论呢，还是假言三段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把中项看成是对法律事实的描述，而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小前提是对法律事实的描述。我们在此选择持后一种观点。

[④] 这种观点显然值得商榷，逻辑并不绝对是研究精确性的不允许犯错误的科学，例如：非单调逻辑明显就是允许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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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Herry Prakken, From Logic to Dialectics in Legal Argument,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Washington DC, USA, 1995 ,pp. 165-174,.ACM Press; Stephen Toulmin, The Uses of Argu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7-8.

[2] Irving M. Copi & Carl Cohen, Introduction to Logic, 9th eds.,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68-1990, p. 2.

[3]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502页

[4] [英]威廉•涅尔和玛莎•涅尔著张家龙译《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页。

[5] Kenneth G. Freguson, Monotonicity in Practical Reasoning, Argumentation, Vol. 17, 2003, pp. 335-346.

[6] Douglas N. Walton, Practical Reasoning: Goal-Driven, Knowledge-Based, Action-Guiding Argumenta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1990, pp.348.

[7]Donald Nute, Defeasible logic, O. Bartenstcin et al. (Eds.): INAP 2001 2543, pp. 151-169,2003. Springer-Verlag Heidelberg

[8] McCarty, L. T. (1997), Some Argument about Legal Arguments.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ACM, New York, 1997, pp.215-224.

[9] 雍琦、金承光、姚荣茂合著《法律适用中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10] Arend Soeteman, Logic in Law: Remarks on Logic and Rationality in Normative Reasoning, Especially in Law,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p. 10.

[11] Charles S. Peirce, Pragmatism and Pragmaticism, Vol. 5, ed. Charles Harshorne and Paul Weiss, 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pp.99.

逻辑学研究方向篇12

逻辑学的鼻祖在西方历史中指出是亚里士多德，出自古希腊，但希腊历史基本上是西方人杜撰的历史，所以逻辑学的历史研究是存在问题的，很有可能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教会的产物。所以西方的逻辑学的历史应该往后推延，把中国的墨家和印度的因明学强行和逻辑学关联，是不客观和不切实的联系，每一门学科和某些学说都有和其它某些学科和学说的相似性，强行把某一家学说或学科与另外一些学说或学科进行关联是对历史和学术的一种不严谨、不负责的做法。所以对历史上产生过的学说、学术、思想和见解后世之人不能任意下结论，而应该考虑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一味依据西方世界目前的标准是有失偏颇的。

现代逻辑理论就其自身而言，其发展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来源于数学中的公理化运用，以及对日常思维的命题形式和推理规则进行精确化、严格化研究的推动。克服传统形式逻辑的缺陷是现代数理逻辑兴起的决定性因素。二是来源于对数学基础与逻辑悖论的研究，这是现代逻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数理逻辑的创立，奠定了现代逻辑学的基础，为新的逻辑分支学科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分析哲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以及现代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也为现代逻辑学的许多分支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那么，21世纪逻辑学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呢？逻辑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和融合，预示着逻辑学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已有的成果来看，现代逻辑学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1.多元化。逻辑学是一门多类型、多分支的学科，在现代逻辑学发展过程中，多元化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20世纪80年代，逻辑学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获得了基础性地位；从此以后，现代逻辑学与哲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等学科不断交叉与融合，进一步推动了经典逻辑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促进了哲学逻辑、自然语言逻辑、人工智能逻辑、现代归纳逻辑等新兴逻辑分支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逻辑学与其它学科互相融合，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向，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2.应用化。逻辑是科学技术的基础，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逻辑。现代逻辑学与其它学科的相互渗透，既为逻辑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现代逻辑开辟了广阔的应用途径。

二、目前逻辑学编撰的情况及背景

目前，大陆地区出版的逻辑学教材基本是搞纯哲学背景的人士著写编撰，而现代逻辑学的发展除了逻辑的思辨，已经成了解决人工智能的重要手段，所以相关书籍的深度换血是势在必行。但由于大陆地区的教育结构，中学阶段过早的文理分科导致很多搞哲学的人对理科知识相当匮乏，人为导致了大陆地区逻辑学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逻辑学研究的滞后也从某些方面导致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滞后。

另外，现在流通于世的逻辑学方面的参考书，内容和排版情况基本大同小异，主要是以西方所谓的经典逻辑学为框架。而西方的经典逻辑学又使所谓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占有不少的篇幅，这很容易让初学者产生一种错觉，就是逻辑学是一种语言游戏，要上升到哲学和宗教的高度几乎是很困难的。

而西方现代逻辑学一般是引入了数学方法，以数学方法为型，以逻辑学的哲学观点为脉，这样可以通过数学的思维方法促进学习者对哲学问题的解决，使之形神兼备、术道合用。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还引入了计算机作为强有力的手段，这样使较为抽象的概念变得比较好把握。

在理工科开设逻辑学一般以逻辑代数取而代之，逻辑代数的开始是大大强化了数学的思想和思考方法，但另一方面却淡化了哲学或宗教的思想和观点，所以成了重术不重道。这背后的原因也是由于文理科的过早分科所致，导致教授者本身的眼界和思维能力局限了对逻辑学的深入理解和进行宽泛的联系。

在某些大学中开设逻辑学只是作为选修进行，而且对逻辑学和现代科学的发展阐述得不是很深刻，容易使学习者觉得逻辑学是一种类似于文学修辞的延伸，这是教育中值得重视的地方。而要改变其状况，要使教授者本身对逻辑学有较深和较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使学习者进入误区。

三、逻辑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在技术上的应用

首先，逻辑学是作为研究思维的一门学科，而思维是高度复杂的东西，除了从传统的哲学角度考虑，还需要从计算器、电子、生物、化学、物理、数学等多学科角度考虑，才能最终解决思维的问题。其次，在逻辑学参考书籍的编撰方面，除了保留基本的哲学观点，还应从数学角度阐明其思想、观点，以及怎样通过数学方法来解决。再次，逻辑学的教学中除了让学生建立一定的哲学、宗教观念，还应让学习者从计算机人工智能方面做出探索。另外，在逻辑学中要培养学习者的计算机编程能力，让学习者把抽象的思想和观点转化为具体的程序，以计算机的形象化和高效处理促进逻辑学的不断发展。

教育上要解决文理过早分科的情况，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培养出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推动包括逻辑学在内的学科的全面发展。

现代逻辑应用于哲学而产生的哲学逻辑、应用于自然语言而产生的自然语言逻辑、应用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而产生的人工智能逻辑等，在逻辑理论应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众多学科组成的逻辑学科群。逻辑的应用研究还延伸到其它学科领域，出现了量子逻辑、控制论逻辑、概率逻辑、价值逻辑、法律逻辑、科学逻辑等。这说明，在当前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现代逻辑已经从哲学研究的范围中走了出来，也不再局限于数学领域，而是更广泛地应用到其它许多学科领域之中。逻辑理论在现代科学技术各领域的应用，促进了逻辑理论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其它学科的发展。

四、小结

在大陆地区的逻辑学书籍和教育活动过程中往往主要教授形式逻辑学及三段论，这使学习者如一叶障目，看不到逻辑学的全貌及发展动态。随着逻辑学与各学科交叉力度的增加，应该避免过早文理分科，为培养复合型的后备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另外，要加强逻辑学与计算机应用的结合，使抽象的逻辑过程可以通过计算机比较直观地呈现出来，使研究应用形成良好的互动。

参考文献

逻辑学研究方向篇13

一、逻辑学在科研上缺乏交流性

首先逻辑学没有更深层次的探索应用科研与交叉研究。逻辑学和相关科学，像是心理学、哲学、语言学、法学、数学、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科目的相互探究过于层面，没有进一步的学术交流，缺乏逻辑学专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的共同合作研究。在应用方向，逻辑学科研成效没有很好的表现出其应用作用，新科研技能和逻辑综合的成果不是很明显。最终导致逻辑学虽然与很多学科相连并有其独特学术性，但很难推动新学科中逻辑学的运用和发挥重要作用。其次，逻辑学中存在许多学者探索长时间存在反复探索、各自为政、互不干涉的情况，缺少各类学术后台与思想的科研者共同协作跟整体的协调。专业学术之间的相互协作和研讨极少，同时相关研究者对世界逻辑学大趋势方向也不能进行很好把握，这种科研方法会极大阻碍逻辑学这种文理综合性科目的进步与昌盛。

二、缺乏有效的逻辑学科宣传

早在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逻辑学列为数、理、化、天、地、生之外的第七大基础学科。197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也把逻辑学列为知识的五大分科之首。逻辑学的基础作用是对人思维的培养，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是指导人类使用逻辑思维并进行高效交流和讨论的必备手段。而发明和创新也把逻辑科学作为基石。西方的前沿科学一直以来都把演绎和归纳逻辑作为基石，这与当今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及令人震惊的科技的飞速发展紧密相关。

逻辑学与其他基础学科相比，开课时间较晚，这可能直接降低了社会对逻辑学的认知度。七种基础学科中，只有逻辑学是在大学期间开设课程的。因此，通常逻辑学在所有基础学科中被大家关注的最少。同时，逻辑思想在我国历史文化里总是低于逻辑，一直不旺盛，没有形成完整逻辑学的完整学科。虽然国内逻辑学的研究近些年取得了一定进步，可不管是非学术领域或学术领域的相关人员，对逻辑学如今的进展知之甚少，对逻辑学的认知大都还是处于普通逻辑层次，甚至时常会有误解。而且，很多人都先入为主的认为哲学包括逻辑学或逻辑学就是哲学。通过上述这些对逻辑学的认知，让我们认识到对逻辑学有效宣传工作的缺失。

三、教学工作的薄弱环节

有关教学工作的薄弱环节，需要从逻辑学教科书和课程设置两方面来阐述：

首先，现存的逻辑学教学体系难以达到各方面培育英才的需求，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没有适合的、到位的教学资料。逻辑学的基础作用是对人思维的培养，是它指导人类使用逻辑思维并进行高效交流和讨论的必备手段。可是目前学习逻辑学专业的许多学生都没能进行系统的现代逻辑科目学习甚至培养自身批判性思维。除了必要的逻辑素养基础之外还有其他原因，诸如很多高校还依然使用着一些上世纪古旧书籍，沿袭着老一代学者朴实甚至“落后”的思想研究，很难把握逻辑学的时代潮流，进行逻辑学深入专业性地研究。

其次，国内许多高等院校依旧承袭着以“普通逻辑”为基础的逻辑学教学课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逻辑学领域提倡要发展现代化逻辑研究和教育，教育部门大力提倡现代逻辑的学习。然而要改变固定且陈旧的学科体系是异常艰难的。除此之外，在高校教育体系中，逻辑学老师的数目显著减少，能力也明显降低。现代逻辑学这门课已经有退出日常教学的趋势。目前逻辑学已经从多个大学的人文社会类学科的教学安排中消失。即便仍保留有该课程的学校，多也将其改成选修课。仍将其作为必修课的学校和相关专业，也对学时进行了调整，相比之前学时明显减少。

四、缺乏专业性的逻辑学人才

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逻辑学被归属于哲学类的二级学科，而在大学本科阶段很少有高校将逻辑学作为一个专业，至于硕士、博士学位的授权点在全国高校中更是寥寥无几。因为逻辑学没能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而且该专业在高校中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导致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大多都会忽略掉逻辑学专业，所以很多招生计划都不能够圆满完成，因此该专业通常被认为是偏僻学科，在未来就业选择上相对而言缺少很多机会。在高校教育体系中，逻辑学老师的数目显著减少，能力也明显降低。因为资金不足与教学时间减少导致一些从事现代逻辑教育的人员改变学术方向，更有部分甚至离开教育工作。部分教育机构将一阶谓词逻辑与命题逻辑当做基层科目，可能够主要研究与整体的教授现代逻辑的专家很少，严重缺乏专业性逻辑人才。

五、有关部门对于逻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当今的很多高校中已经不再开设逻辑学课程，即使有该课程，也是作为选修课进行教授，而且在最后考核时，一般采用开卷形式，由此可见逻辑学在高校中的地位比较落后。当然，这个除了逻辑学自身宣传工作的不到位，外界对于逻辑学的片面认识也是重要原因。首先，是逻辑学学术分类的问题。在当今学术活动和学术体系的某些范围中，逻辑学的学术分类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处理方案。国内逻辑学的学术分类问题长时间位于这种窘迫的环境：教育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监管部门参照全球规范把逻辑学设为一级学科。可是，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机构跟国务院学位委员的学术分类里，逻辑学长时间被规划在“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这就是“名实不符”。不明确的学术分类不只是让“外人”产生很多误区跟偏差的印像，也让逻辑学在硕士招生、建立学术基地、主要学科的审核跟申请各种基金项目上面有很多困难。

其次，我国教育机构已经把逻辑学设为一级学科而且给予很多支援，部分院校在中文、法学、哲学这类专业中设立了逻辑学科目，可是因为部分主管科学研究和教学的高层对逻辑学不够了解，不加以关注，导致部分院校出现削减逻辑学科研人员编制，减少逻辑学教学时间这些非常异常的情况，更有部分高校直接在上面这些专业中减去逻辑学科目。这些跟逻辑学是基本学科的位置极为不符。同时，逻辑学科目因为总环境的原因很难被归入我国规划项目跟地方规划项目中，在上述那些项目的规格解析中明显能得出逻辑学不只研究资金不足而且研究项目也稀缺，它的研究资金相当的稀缺也严重导致它的研究项目和学术专业教育不能正常进行。

六、专业学术刊物问题

在国内和逻辑学相关的专业杂志很少，而且之前存在的一些相关刊物发展的不是很好，如逻辑学专业刊物《逻辑与语言学习》和人民大学（（H印报刊资料・文摘卡片・逻辑》分别在1995年和2001年停刊。所以，目前逻辑学专业刊物已经不存在了。而且逻辑学分属于哲学，从较权威的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看哲学占有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口录（2008年版）中哲学类期刊仅有15种，与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相比其数量处于末位。而在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 I）2008一2009年来源期刊”中，哲学类仅有12种更是被经济类期刊和政治学抛在最后。由此可见，逻辑学爱好者缺少可以交流的平台，而且读者也缺少了接触到逻辑学的机会，因此，可以提倡逻辑学专业的学会或者高校能够多举办一些高质量的逻辑专业期刊，为逻辑学的教研人员和爱好人员提供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因此，可以提倡逻辑学专业的学会或者高校能够多举办一些高质量的逻辑专业期刊，为逻辑学的教研人员和爱好人员提供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

综合上述，作者简单叙述了国内逻辑学工作开展中里具有的部分问题。而关于如何加强国内逻辑学学科的发展建议，笔者会另写文章加以阐述，因此这里不再过多述说。实际上，学科的发展不是光喊口号可以达到的，只有在充分了解国内逻辑学工作和学科探索的实际存在，看清学术进步方向的基础上，切合实际加以分析，这样才有助于逻辑学的长远进步与昌盛，有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素质，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王克喜.逻辑东渐与中国文化[J].社会科学辑刊，1998（1）.

[2]王习胜，张建军.逻辑的社会功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