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实用13篇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1

关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哪种方式更好,在我国理论界和决策部门中一直存在着争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各有利弊,不能片面地选择一种而放弃另一种;两者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都是非常巨大,应该解决的是两者配合的比例问题。谈所有的金融问题,其基础最终要落到企业头上。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有两类,一类是股权类资金,一类是债务类资金。从这个意义上讲,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同时发展,并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是金融发展的基本要求。

一、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较

1.融资效率的比较。直接融资没有经过银行,是通过筹资者向储蓄者出售初始证券实现。按融资工具的不同,它又可分为股份融资、债券融资、消费融资、民间直接融资等。间接融资是筹资者通过金融机构实现的资金的融资,根据金融机构的不同可分为银行融资,非金融机构融资,民间间接融资等。融资效率,是指在融资过程中,资金的筹集,转化,运用,增值和回偿,这可以作为评判一种融资方式效率高低的一个标准。

(1)在资金的筹集上。对于直接融资而言,股票债券的发行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设计、上级的审批、评级部门的评级等。在此过程中,就必然产生相应的成本:设计的费用、评级的费用以及发行的费用等。对于间接融资而言,筹资者面临的是信息成本和合约成本,即寻找信息和签订合约的成本。这种融资方式的成本表现为项目的建立、论证、报批以及金融机构对筹资者的资信、经营能力、行业发展前景等一系列问题审查的费用。信息、交易、监督和执行的成本在储蓄―投资的转化过程中,具有了外部化的特征,导致了交易成本的提高。

(2)在资金的转化上。筹资者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发行有价证券,可以直接一次性获得投资者的全部资金并立即把它转化成自有资本,然后将其存入到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在这种融资方式下,储蓄―投资转化所花费的时间是相对较短的。由于债券的投资者不能在债券到期之前向企业索取本金,股票投资者不能退股,这种融资方式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在间接融资中,由于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多为活期存款,吸收的活期存款又要缴存存款准备金和留足自存准备,贷放能力有限。筹资者为了获得所需的全部资金,就必然会提高分批贷款的使用效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储蓄―投资的转化。

2.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不足。对间接融资来说,由于的层级多,成本高,道德风险与你想选择发生的可能性大。企业的经营不确定性大,企业可操纵风险的余地越大,间接融资成本就越高,利率越高,来借钱的人就不可靠。银行的专业化与抵押或担保就是用来减少这些风险的方式,直接融资则可减少债券融资的成本,投资者则要分享其收益,这自然会减弱企业经理努力经营的激励。债券融资又是明确的期限,但股权融资除非有合适退出机制,否则要遭受流动性损失。最为重要的事,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金融市场中,债券融资的定价是固定,投资者判断其价格信息要求低。对股权融资则不然,投资者可能观察到企业偿还贷款只能力,企业的内在价值是远比这种观察要困难得多。

二、扩大直接融资的对策和建议

1.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主板市场是证券市场的主体,也是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只有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依法查处证券机构违法违规经营,惩治金融欺诈、操纵证券市场和内幕交易,才能恢复投资者的信心,显示出良好的示范效应后,才能真正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激活直接金融市场。

2.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创业板市场能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一个平台,能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一个渠道,能为场外交易市场提供一个价格发现的场所。设置创业板能分流储蓄,能化解企业之忧、银行之急,能促进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是现实而有效的路径选择。

3.积极拓展债券市场。全球统计,一般债券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95%,我国目前还不到30%。我国企业债工具利用的不充分,不仅使资本市场发生结构性失衡,也降低了市场运行效率。政府也应加强企业债券市场的制度建设,从政策导向上支持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

参考文献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2

以上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股经背离”的原因,并提出了对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问题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但国内尚缺乏对中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结构失衡与“股经背离”现象关系研究,本文将通过1993年至2009年全国相关数据,对以上现象进行实证分析。

2数据说明与实证分析

2.1数据的收集

数据说明:

(1)其中①②③⑤⑥⑦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其中国内生产总值使用支出法进行核算,即GDP①=最终消费支出⑤+资本形成总额⑥+货物和服务净出口⑦

(2)④股指均值④取自上证综指1993年-2008年每年12月31日年均线(250日)指数。

2.2数据的分析

2.2.1 名义GDP增长率与股指均值的相关分析

由于股票指数同时包含了价格上涨因素,因此在本文分析中未使用去除价格因素的实际GDP增长率,而是使用名义GDP增长率。在不考虑时滞的基础上计算名义GDP增长率与股指均值SCI的相关系数为0.0313;若设定时滞参数为1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0782;设定时滞参数为2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0189;建立两轴折线图如下。

根据分析,可以得出与大多数学者相同的结论,即中国的股市不存在显著的“经济晴雨表”功能,存在“股经背离”的现象。

2.2.2 GDP与银行贷款额和股票筹资额的相关分析

根据表中数据分析,股票筹资额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8063,而银行贷款与GDP的相关系数却高达0.9915。从三者的数量折线图来看,银行贷款额和GDP的增长趋势和数值出现了惊人的相似,而同期的股票筹资额尚且不足上述两者的六十分之一。

2009年国债发行17927.24亿元,金融债发行11678.1亿元,企业债发行15864.4亿元,股票筹资额1879亿元,而同年的银行贷款额则高达399685亿元即增加债券融资数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也要小于1:8。

以上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银行成为最主要的资金提供方和经济增长受益者,直接融资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融资数额过小,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作用微乎其微,其对经济的前瞻性也不复存在。

3结论与建议

3.1理性看待中国的融资结构失衡,推动直、间接融资的互补型发展。

根据世界各国金融发展的轨迹,通常情况下在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银行体系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经济较为发达、金融体系较为完善的经济体,直接融资较为发达(如美国接近50%)。但也存在政府主导型以间接融资为主融资方式(如日本)和市场主导型以间接融资为主融资方式(如德国)的成功案例。从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历程来看,直接融资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经济的多元化与政府权力的下放,间接融资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往往伴随着直接干预型的政府管理体制,以方便政府配置银行资源,引导重点行业与企业发展。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之中,政府仍担负着帮助建立市场机制、完成经济结构调整、适时进行宏观调控并促进经济增长的重任,而政府干预的载体就是银行体系,而不是证券市场。因此不能盲目的对融资结构进行调整,而应该有步骤、分层次的引导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实现对银行信贷的补充。

3.2逐步推进金融行业的市场化运作,提升金融优化配置功能。

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保持了政府参与比例较大,表现在利率水平、信贷规模、信贷政策、金融产品类别、金融市场准入制度、资本市场规模、金融企业经营范围的非市场化特征,一方面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有效控制了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金融市场对于资源配置优化功能的效率。目前直接融资的主要受众面仅为几千家上市公司,不到全国企业数的万分之一,绝大多数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必须通过银行贷款解决资金问题,而利率的非市场化特征又使得信贷供给的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与信贷需求的不匹配,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要在加强金融企业内部控制和维持较低风险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鼓励金融创新,大力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特别是场外的发展。

3.3引导民间投资,提高边际投资倾向。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3

1引言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几乎每年均以超过GDP近多个百分比的速度高速增长,而储蓄率更是年年高居不下。居民储蓄的大量增加,一方面放大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使得央行实现“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目标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在国内金融压抑,即金融市场效率低下、金融产品不发达、市场信心不足的情况下,高储蓄使得信贷资金无处可用,银行无选择地多贷款,尤其是流动资金贷款。而企业过分依赖贷款,势必加大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引发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另外,由于储蓄高增长而形成的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格局也极不利于金融体系储蓄与投资转化机制的良性循环,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融资渠道的不畅。因此,适度、合理地分流储蓄资金势在必行。高储蓄如何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关口,投融资渠道的拓宽已迫在眉睫。于是,几度搁浅的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再呈呼之欲出之势,有关部门一再强调:“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力求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商业银行间接融资的“单腿”支撑为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商业银行间接融资并举的“双腿”支撑,加大融资结构调整的力度,从根本上化解金融风险。

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规模发行股票,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呢?在目前的中国能否依靠“政策市”过急地去推动直接融资?这些问题很尖锐,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如果说股市因为扩容而调整,这还只是股票市场的问题,而在加快直接融资的名义下大量发行股票,如果客观上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产生不利的影响,那问题就大了。况且,我国的资本市场似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证券市场已经到了危局的境地。目前市场的交易量极度萎缩,日成交量不足百亿;券商经营状况再度恶化。“当务之急应扩大直接融资比例”的看法似乎已越来越受到实践的挑战,急切加快直接融资的比例不得不让人深思。

在此,将运用实证建模技术,对我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协整分析,以探析适宜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融资方式,并对未来的融资决策进行一定的经济思考。

2融资方式、结构及其演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的内生金融发展模型在理论上清楚地说明了一个运行状况良好的金融部门,通过动员储蓄并将储蓄有效地配置到高效率的生产部门、金融技术收益的增长、金融发展对企业生产性技术选择以及证券市场外在性等方面的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体系完成这种促进职能的中介方式有两种,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所谓直接融资是指一个经济中的盈余部门与赤字部门不通过金融中介而直接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而间接融资则是指盈余部门与赤字部门通过金融中介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是否通过金融中介是区分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的根本依据。更准确地说,金融中介可以区分为简单中介和复杂中介,定义是中介显然是指诸如银行之类的复杂中介。

融资方式提供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质量,所以融资方式的选择不仅是微观企业关心的问题,它对宏观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从理论上说,直接融资在融资公平、风险承担、流动性等方面具有优势,而间接融资则有利于调动储蓄、扩大信用规模,便于宏观经济调控等。不同的融资模式具有不同的功能,运行机制和不同的经济绩效,特别是对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融资者的约束具有不同的影响,因而很难给予具体的量化评价。从实践上说,各国具体融资模式的选择更多的是商品经济和货币信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储蓄、收入分配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及发展的产物。对于金融结构或者说融资方式或融资模式的发展和演变,戈德史密斯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戈德史密斯通过考察世界各国金融结构的演变历史,发现各国的金融结构变迁呈现出一些惊人的共性,如金融资产总量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增加,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逐步形成并存格局、金融工具的流动性逐渐增强等,这些共性特征的出现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成长相伴随,而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演变为直接融资的相对地位迅速上升乃至占据相当比重则构成了各国金融体系演变的主线。

从我国金融业和融资结构的发展来看,改革开放到1990年,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银行以外的金融市场几乎没有,发行的国债、企业债券的规模也很小。1990年以后,证券市场的发展带动了直接融资的发展。随着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的发展,中国的融资结构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融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选择合适的金融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3融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31数据以及经济变量的解释

第一,我们通过统计年鉴,收集了GDP、INDIRECT、DIRECT、PRICE连续15年的数据(2000―2015年),并利用SAS统计软件将所采集的数据转化成一个统计分析数据集。

第二,在SAS/INSIGHT环境下打开该数据集,点击数据表左上角的功能按钮,选择define variables,在弹出的窗口中按提示定义变量名、标签及属性。将年份设置为字符型,其他均为数值型。

第三,解释经济变量。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总价值。Price:价格指数,是关于平均价格水平的指标。RGDP: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从名义GDP中剔除了价格变化并以固定价格表示的GDP。其中RGDP=GDP/PRICE。Indirect:间接融资,是筹资者通过银行间接获得储蓄者资金的一种形式。Direct:直接融资,是企业自己或通过证券公司向金融投资者出售股票和债券而获得资金的一种融资方式。

32相关分析

321绘制散点图,考查变量之间的关系

进入SAS/INSIGHT环境,同时打开数据集GDP选择菜单analyze到scatter plot(y,x),在弹出的窗口中选中变量RGDP作为散点图中y变量,选中INDIRECT和DIRECT作为散点图中x变量。由此得到,这些观测点随着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增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也相应增加,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322计算相关系数

散点图已直观的表明了变量间的关系,为了考查变量间相关的密切程度,可以通过SAS软件计算其相关关系。在SAS/INSIGHT环境下,打下该数据集,选择菜单analyze到multivariate(y’ s),在变量框中选中变量,生成相关系数矩阵表。可以看出变量RGDP和INDIRECT的相关系数R=09926,RGDP和DIRECT的相关系数R=09566,INDIRECT和DIRECT的相关系数R=09815,均为正值,表明变量之间呈正相关,同时由于相关系数均接近1,说明变量两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其中RGDP和INDIRECT之间的相关程度最高。

33回归分析

331回归模型

从上述的相关分析可知RGDP和INDIRECT,DIRECT之间都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要进一步考察其数量关系,建立其多元回归模型为RGDP=β0+β1INDIRECT+β2DIRECT+ε。进入SAS/INSIGHT环境下,打开该数据集,选择菜单analyze到fit(x,y),选择变量RGDP作为y变量,选择INDIRECT和DIRECT作为x变量。

参数β0=118668,β1=05415,β2=-10598。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时,间接融资每增加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15%,直接融资每增长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降低10598%。

332显著性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

将自动生成拟合回归直线的汇总说明。从中可以看出统计量决定系数(R-square)为09937,校正的R^2(AdjR-sq)为09927。说明RGDP的变异有9937%可以归因于INDIRECT和DIRECT 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有063%是未能解释的。R^2接近于1,说明其拟合优度较高。

(2)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将自动生成方差分析表。从中可知,F统计量的值为9481041,与其相应的P值=00001,表明原假设成立的概率仅为00001

(3)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将自动生成参数估计表。从中可看到,3个参数β0,β1,β2的T统计量分别为18198,12249,-4002与T统计量相应的P值分别为00001,00001和00017表明原假设(参数为零)成立的概率均小于005=a,应拒绝原假设,即参数非零,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是显著的。

333回归诊断

(1)是否符合模型的基本假设

在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中,假定随机误差项具有相同的方差,而在经济问题分析中有可能违反这种假设。SAS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会自动生成残差预测值的散点图。从中可看出残差有大体相同的散布,它表明等方差的假设没有问题。

为了验证残差为正态分布的假设,可拟合后残差图和参考线。残差图表明,数据点散布在参考线附近,近似于一条直线上,可以认为残差的分布与正态分布差异不大。

(2)共线性问题

由于经济变量往往随时间存在共同的变化趋势,就使得它们之间容易出现共线性,即自变量之间有着严重的线性关系。具体可计算DIRECT和INDIRECT之间的可决系数R^2以及方差膨胀因子来判定。可以得到R^2=09633,接近于1,方差膨胀因子为27284>10,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

解决方法一:在存在共线性的变量中剔除一个F检验值较小的。从回归模型可知INDIRECT的F值为1500323,DIRECT的F值为161777远远小于INDIRECT的F值,可剔除变量DIRECT重新假设回归模型为RGDP=β0+β1INDIRECT +ε。根据上述SAS的步骤重新得到回归方程为RGDP=13757+0367INDIRECT-DIRECT可决系数R^2为09852,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F值为867366,与其相应的P值=00001

解决方法二:由于R^2与样本容量有关,样本较小时,容易引起共线性(R^2 容易接近1)。该样本数仅为15,因而可以扩大样本容量再进行分析。

4结论与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而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则与经济增长呈较小的负弹性关系。市场化的间接融资规模较之市场化的间接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证券市场中股票市场的不完善和企业债券的严格限制是削弱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原因。对融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41自然倾斜的金融战略

对融资方式及其结构演变,绝大多数国家都顺应历史发展,顺应和维持这种金融倾斜局面而不人为推动或抑制,即自然金融倾斜发展战略。反之,通过政府自觉的法律约束或政策行动积极推进或抑制直接金融的发展,从而缩小或增大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的倾斜度就是人为金融货币发展战略。从我国实际看,间接融资的市场化融资程度有待加强,证券市场化发展也面临不少问题,因此,当前不应刻意去发展直接融资或扩大间接融资规模,简单地变换融资方式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小金融风险。因此,应当推行自然倾斜的金融发展战略,健全和完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体系。

42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强化间接融资市场化程度

作为间接融资的主体,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直接决定了间接融资的规模和市场化程度,商业银行的贷款决策和项目选择直接决定了间接融资的效率。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加快真正商业化进程,将国有商业银行所从事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彻底的分离,建立与市场经济的国际竞争环境相适应的严格的经营责任制、完善的内控制度、完备的考核制度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间接融资真正做到以市场化为基础。

43规范证券市场发展

金融发展是质与量的有机结合而不是单纯的规模扩张,走出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发展的误区,应当首先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择优标准,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其次是建立完善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加快与《证券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再次是提高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监管的力度和效率,加大对证券市场中介违法操作的监察和惩罚力度;最后是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使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从行政方式转向市场方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44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完善直接融资结构

直接融资不等于股票融资,在规范证券市场发展的同时,应当充分认识到企业债券的重要性,加强企业债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首先放弃企业银行债券发行规模总量的限制,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主决定筹资的方式和数量;其次强化发债企业资产抵押和担保人制度,建立企业债券受托人制度;再次要健全企业债券评级指标体系,树立中级机构信誉,完善对企业债券的评估机制。最后是开展金融创新,实现企业债券的上网发行,加强企业债券二级流通市场建设。

45加快企业改革步伐,深化产权保护机制

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是由融资者的资金运用率来体现的。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转变企业的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是提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效率的根本,而改革成果的巩固,从根本上说又有赖于产权保护机制的完善。此外,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都只是企业的外源融资,形成企业合理的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比例同样依赖于企业改革的深化和产权保护机制的增强。

参考文献:

[1] 白钦先比较银行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2]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4

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规模发行股票,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呢?在目前的中国能否依靠“政策市”过急地去推动直接融资?这些问题很尖锐,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如果说股市因为扩容而调整,这还只是股票市场的问题,而在加快直接融资的名义下大量发行股票,如果客观上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产生不利的影响,那问题就大了。况且,我国的资本市场似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证券市场已经到了危局的境地。目前市场的交易量极度萎缩,日成交量不足百亿;券商经营状况再度恶化。“当务之急应扩大直接融资比例”的看法似乎已越来越受到实践的挑战,急切加快直接融资的比例不得不让人深思。

在此,将运用实证建模技术,对我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协整分析,以探析适宜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融资方式,并对未来的融资决策进行一定的经济思考。

2融资方式、结构及其演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的内生金融发展模型在理论上清楚地说明了一个运行状况良好的金融部门,通过动员储蓄并将储蓄有效地配置到高效率的生产部门、金融技术收益的增长、金融发展对企业生产性技术选择以及证券市场外在性等方面的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体系完成这种促进职能的中介方式有两种,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所谓直接融资是指一个经济中的盈余部门与赤字部门不通过金融中介而直接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而间接融资则是指盈余部门与赤字部门通过金融中介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是否通过金融中介是区分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的根本依据。更准确地说,金融中介可以区分为简单中介和复杂中介,定义是中介显然是指诸如银行之类的复杂中介。

融资方式提供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质量,所以融资方式的选择不仅是微观企业关心的问题,它对宏观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从理论上说,直接融资在融资公平、风险承担、流动性等方面具有优势,而间接融资则有利于调动储蓄、扩大信用规模,便于宏观经济调控等。不同的融资模式具有不同的功能,运行机制和不同的经济绩效,特别是对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融资者的约束具有不同的影响,因而很难给予具体的量化评价。从实践上说,各国具体融资模式的选择更多的是商品经济和货币信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储蓄、收入分配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及发展的产物。对于金融结构或者说融资方式或融资模式的发展和演变,戈德史密斯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戈德史密斯通过考察世界各国金融结构的演变历史,发现各国的金融结构变迁呈现出一些惊人的共性,如金融资产总量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增加,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逐步形成并存格局、金融工具的流动性逐渐增强等,这些共性特征的出现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成长相伴随,而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演变为直接融资的相对地位迅速上升乃至占据相当比重则构成了各国金融体系演变的主线。

从我国金融业和融资结构的发展来看,改革开放到1990年,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银行以外的金融市场几乎没有,发行的国债、企业债券的规模也很小。1990年以后,证券市场的发展带动了直接融资的发展。随着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的发展,中国的融资结构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融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选择合适的金融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3融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31数据以及经济变量的解释

第一,我们通过统计年鉴,收集了GDP、INDIRECT、DIRECT、PRICE连续15年的数据(2000―2015年),并利用SAS统计软件将所采集的数据转化成一个统计分析数据集。

第二,在SAS/INSIGHT环境下打开该数据集,点击数据表左上角的功能按钮,选择define variables,在弹出的窗口中按提示定义变量名、标签及属性。将年份设置为字符型,其他均为数值型。

第三,解释经济变量。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总价值。Price:价格指数,是关于平均价格水平的指标。RGDP: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从名义GDP中剔除了价格变化并以固定价格表示的GDP。其中RGDP=GDP/PRICE。Indirect:间接融资,是筹资者通过银行间接获得储蓄者资金的一种形式。Direct:直接融资,是企业自己或通过证券公司向金融投资者出售股票和债券而获得资金的一种融资方式。

32相关分析

321绘制散点图,考查变量之间的关系

进入SAS/INSIGHT环境,同时打开数据集GDP选择菜单analyze到scatter plot(y,x),在弹出的窗口中选中变量RGDP作为散点图中y变量,选中INDIRECT和DIRECT作为散点图中x变量。由此得到,这些观测点随着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增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也相应增加,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322计算相关系数

散点图已直观的表明了变量间的关系,为了考查变量间相关的密切程度,可以通过SAS软件计算其相关关系。在SAS/INSIGHT环境下,打下该数据集,选择菜单analyze到multivariate(y’ s),在变量框中选中变量,生成相关系数矩阵表。可以看出变量RGDP和INDIRECT的相关系数R=09926,RGDP和DIRECT的相关系数R=09566,INDIRECT和DIRECT的相关系数R=09815,均为正值,表明变量之间呈正相关,同时由于相关系数均接近1,说明变量两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其中RGDP和INDIRECT之间的相关程度最高。

33回归分析

331回归模型

从上述的相关分析可知RGDP和INDIRECT,DIRECT之间都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要进一步考察其数量关系,建立其多元回归模型为RGDP=β0+β1INDIRECT+β2DIRECT+ε。进入SAS/INSIGHT环境下,打开该数据集,选择菜单analyze到fit(x,y),选择变量RGDP作为y变量,选择INDIRECT和DIRECT作为x变量。

参数β0=118668,β1=05415,β2=-10598。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时,间接融资每增加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15%,直接融资每增长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降低10598%。

332显著性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

将自动生成拟合回归直线的汇总说明。从中可以看出统计量决定系数(R-square)为09937,校正的R^2(AdjR-sq)为09927。说明RGDP的变异有9937%可以归因于INDIRECT和DIRECT 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有063%是未能解释的。R^2接近于1,说明其拟合优度较高。

(2)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将自动生成方差分析表。从中可知,F统计量的值为9481041,与其相应的P值=00001,表明原假设成立的概率仅为00001

(3)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将自动生成参数估计表。从中可看到,3个参数β0,β1,β2的T统计量分别为18198,12249,-4002与T统计量相应的P值分别为00001,00001和00017表明原假设(参数为零)成立的概率均小于005=a,应拒绝原假设,即参数非零,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是显著的。

333回归诊断

(1)是否符合模型的基本假设

在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中,假定随机误差项具有相同的方差,而在经济问题分析中有可能违反这种假设。SAS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会自动生成残差预测值的散点图。从中可看出残差有大体相同的散布,它表明等方差的假设没有问题。

为了验证残差为正态分布的假设,可拟合后残差图和参考线。残差图表明,数据点散布在参考线附近,近似于一条直线上,可以认为残差的分布与正态分布差异不大。

(2)共线性问题

由于经济变量往往随时间存在共同的变化趋势,就使得它们之间容易出现共线性,即自变量之间有着严重的线性关系。具体可计算DIRECT和INDIRECT之间的可决系数R^2以及方差膨胀因子来判定。可以得到R^2=09633,接近于1,方差膨胀因子为27284>10,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

解决方法一:在存在共线性的变量中剔除一个F检验值较小的。从回归模型可知INDIRECT的F值为1500323,DIRECT的F值为161777远远小于INDIRECT的F值,可剔除变量DIRECT重新假设回归模型为RGDP=β0+β1INDIRECT +ε。根据上述SAS的步骤重新得到回归方程为RGDP=13757+0367INDIRECT-DIRECT可决系数R^2为09852,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F值为867366,与其相应的P值=00001

解决方法二:由于R^2与样本容量有关,样本较小时,容易引起共线性(R^2 容易接近1)。该样本数仅为15,因而可以扩大样本容量再进行分析。

4结论与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而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则与经济增长呈较小的负弹性关系。市场化的间接融资规模较之市场化的间接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证券市场中股票市场的不完善和企业债券的严格限制是削弱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原因。对融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41自然倾斜的金融战略

对融资方式及其结构演变,绝大多数国家都顺应历史发展,顺应和维持这种金融倾斜局面而不人为推动或抑制,即自然金融倾斜发展战略。反之,通过政府自觉的法律约束或政策行动积极推进或抑制直接金融的发展,从而缩小或增大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的倾斜度就是人为金融货币发展战略。从我国实际看,间接融资的市场化融资程度有待加强,证券市场化发展也面临不少问题,因此,当前不应刻意去发展直接融资或扩大间接融资规模,简单地变换融资方式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小金融风险。因此,应当推行自然倾斜的金融发展战略,健全和完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体系。

42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强化间接融资市场化程度

作为间接融资的主体,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直接决定了间接融资的规模和市场化程度,商业银行的贷款决策和项目选择直接决定了间接融资的效率。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加快真正商业化进程,将国有商业银行所从事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彻底的分离,建立与市场经济的国际竞争环境相适应的严格的经营责任制、完善的内控制度、完备的考核制度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间接融资真正做到以市场化为基础。

43规范证券市场发展

金融发展是质与量的有机结合而不是单纯的规模扩张,走出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发展的误区,应当首先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择优标准,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其次是建立完善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加快与《证券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再次是提高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监管的力度和效率,加大对证券市场中介违法操作的监察和惩罚力度;最后是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使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从行政方式转向市场方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44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完善直接融资结构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5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的优劣如何,长期以来在理论界一直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银行的信贷范围比较广泛,使得融资具有相对集中性,从而可以调节资金的供求与运转,开发多种金融商品与融资渠道,使融资成本相对降低、金融风险减小。同时,由于金融机构掌握融资的主动权,能对企业构成信贷约束,有利于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与配置。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间接融资具有相对优势。而有的学者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对企业的低息贷款往往以银行亏损为代价,使企业的融资成本较淡薄,企业对资金的不合理占用上升,银行呆帐、坏帐大量增加,由此来看间接融资的成本从总体上并不比直接融资低。其次,银行对企业的信贷约束,在发达国家里是“硬约束”,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干预银行信贷计划,使银行信贷约束趋于“软化”,容易产生拖欠贷款现象,使银行信贷资金不能有效运转,从而加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由此他们认为,间接金融优势论只适用于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直接融资方式则具有相对优势。

从实践中看,各国在融资方式安排上都是二者并举的。不过,不同国家往往由于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各有侧重。美国和英国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接近完全竞争,往往形成以资本体系为基础的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模式。而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产业发展受政府指导性计划干预,金融与产业间建立起政府参与的风险共担机制,银行在企业参股,积极参与企业经营,银企之间是一种生死攸关的链条式传递关系。这样其融资模式只能是以信用体系为基础的间接融资,非金融企业很少有机会利用资本市场来筹资,只能转向通过商业银行这种信用中介。因此,直到本世纪70年代,英美等国通过企业债券和股权进行的直接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55.60%,通过银行中介的间接融资占40--—50%,而日本等亚洲国家则相反,日本的间接融资在外部融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80—95%,直接融资只占15—20%。70年代以后,情况才发生了缓慢的反向变化:英美企业增加了间接融资比重,日本企业则增加了直接融资的比重。

(二)

改革至今,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在市场机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企业融资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代表政府直接注资主导国民经济运行,并通过各种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牢牢控制着社会资金的配置和流向,金融的市场化性质被否定,完全成了计划经济的附庸工具,这时,根本谈不上企业自主地选择市场化融资方式。

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行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家财政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从1978年的30.9%下降到1997年11.5%,从生产建设型财政逐步转变为举债和吃饭型财政,而同时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的趋势不断加强,导致财政配置资源的能力下降。(见表1) (2)在金融与企业的关系中,金融由原先作为财政的“出纳”转向逐渐独立,并担当企业融资中介,通过“居民储蓄存款ü银行贷款给企业ü形成企业的负债资产”这样的间接融资方式成为社会投融资的主渠道,政府则从过去的对信贷规模和利率的严格控制转到现在的通过存款准备金率 、再贴现率和利率等金融杠杆来调节社会资金配置。由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固定资本投资来源结构来看,银行贷款的比重逐年提高,特别是1985年“拨改贷”全面推开后,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几乎所有流动资金都依靠信贷资金。(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后信贷资金占企业固定投资来源的比重始终在23%以上,而自筹资金中也有一部分事实上来源于信贷资金。这样,在经济运行中便形成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方式,而成为一种以社会资金为支撑、国家银行集中借贷、国家办企业的“借贷型经济”,表现出货币计划经济的特征。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转变(%)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政府 29 27 23 11 10 企业 6 7 8 28 29 居民 65 66 69 61 61 摘自 “1997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表2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

1981年 1985年 1990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投资总额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国家预算收入 38. 6 23. 98 13. 20 4.93 5.00 4.62 国内贷款 13.6 23.04 23.62 25.46 23.66 23.65 利用外资 5. 4 5.27 9. 11 7.11 7.89 6.73 自筹资金及其他 42.4 47.71 54.06 62.51 63.45 6 65.00 摘自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

随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以银行为主渠道的融资体制产生出新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分析:其一,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目前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0%,流动资金负债率已达到平均80%,从总体上看将变成风险极高的全负债运行企业,甚至是资不抵债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融资几乎只有通过银行,其资产的资本金部分没有资金来源和注资渠道而无法注入;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体系并非建立在如发达国家一样的理性约束的基础上,与融资体制相配套的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十几年来,以放权让利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国有企业吃银行信贷资金的“大锅饭”的不良倾向,造成国有企业大量举债经营,不重视资金使用效益,形成资金负债结构的失衡,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其二,由于体制原因,银行必须保证国有企业重点资金的需要,而国有企业借款不负经济责任,甚至只借不还、负盈不负亏,使银行的信贷约束逐渐软化,企业的低效益与高负债经营引起的严重的亏损,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银行的呆帐坏帐。据测算,目前不良贷款占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余额的25—30%,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逾期、呆帐、坏帐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0%,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将消耗殆尽。同时,行业和企业结构调整中的死帐乱帐问题,以及前些年一度出现的“泡沫”经济破碎后的沉淀问题(如高档房地产积压),都集中反映到了银行,货币银行体系中积累了愈来愈多的不良资产,形成日益巨大的通胀压力,银行货币体系内长期、潜在的系统风险越来越大,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使用的低效率和宏观经济经济运行的极不稳定。现在,我们实际靠政权威信、政府信誉使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资金吸纳能力,如果某些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商业银行系统风险及其经济社会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问题从深层次看,实质是市场经济与国有制经济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出路只能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由计划融资向市场融资的转变,发挥市场机制在货币资金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 )

在市场化的融资体系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方式各有长短,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平衡。要解决目前国有企业和银行面临的问题,最佳选择就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将国有企业的资本化筹资活动彻底推向市场。

一、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发展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的优劣如何,长期以来在理论界一直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银行的信贷范围比较广泛,使得融资具有相对集中性,从而可以调节资金的供求与运转,开发多种金融商品与融资渠道,使融资成本相对降低、金融风险减小。同时,由于金融机构掌握融资的主动权,能对企业构成信贷约束,有利于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与配置。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间接融资具有相对优势。而有的学者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对企业的低息贷款往往以银行亏损为代价,使企业的融资成本较淡薄,企业对资金的不合理占用上升,银行呆帐、坏帐大量增加,由此来看间接融资的成本从总体上并不比直接融资低。其次,银行对企业的信贷约束,在发达国家里是“硬约束”,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干预银行信贷计划,使银行信贷约束趋于“软化”,容易产生拖欠贷款现象,使银行信贷资金不能有效运转,从而加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由此他们认为,间接金融优势论只适用于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直接融资方式则具有相对优势。

从实践中看,各国在融资方式安排上都是二者并举的。不过,不同国家往往由于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各有侧重。美国和英国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接近完全竞争,往往形成以资本体系为基础的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模式。而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产业发展受政府指导性计划干预,金融与产业间建立起政府参与的风险共担机制,银行在企业参股,积极参与企业经营,银企之间是一种生死攸关的链条式传递关系。这样其融资模式只能是以信用体系为基础的间接融资,非金融企业很少有机会利用资本市场来筹资,只能转向通过商业银行这种信用中介。因此,直到本世纪70年代,英美等国通过企业债券和股权进行的直接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55.60%,通过银行中介的间接融资占40--—50%,而日本等亚洲国家则相反,日本的间接融资在外部融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80—95%,直接融资只占15—20%。70年代以后,情况才发生了缓慢的反向变化:英美企业增加了间接融资比重,日本企业则增加了直接融资的比重。

(二)

改革至今,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在市场机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企业融资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代表政府直接注资主导国民经济运行,并通过各种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牢牢控制着社会资金的配置和流向,金融的市场化性质被否定,完全成了计划经济的附庸工具,这时,根本谈不上企业自主地选择市场化融资方式。

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行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家财政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从1978年的30.9%下降到1997年11.5%,从生产建设型财政逐步转变为举债和吃饭型财政,而同时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的趋势不断加强,导致财政配置资源的能力下降。(见表1) (2)在金融与企业的关系中,金融由原先作为财政的“出纳”转向逐渐独立,并担当企业融资中介,通过“居民储蓄存款ü银行贷款给企业ü形成企业的负债资产”这样的间接融资方式成为社会投融资的主渠道,政府则从过去的对信贷规模和利率的严格控制转到现在的通过存款准备金率 、再贴现率和利率等金融杠杆来调节社会资金配置。由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固定资本投资来源结构来看,银行贷款的比重逐年提高,特别是1985年“拨改贷”全面推开后,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几乎所有流动资金都依靠信贷资金。(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后信贷资金占企业固定投资来源的比重始终在23%以上,而自筹资金中也有一部分事实上来源于信贷资金。这样,在经济运行中便形成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方式,而成为一种以社会资金为支撑、国家银行集中借贷、国家办企业的“借贷型经济”,表现出货币计划经济的特征。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转变(%)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政府 29 27 23 11 10 企业 6 7 8 28 29 居民 65 66 69 61 61 摘自 “1997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表2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

1981年 1985年 1990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投资总额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国家预算收入 38. 6 23. 98 13. 20 4.93 5.00 4.62 国内贷款 13.6 23.04 23.62 25.46 23.66 23.65 利用外资 5. 4 5.27 9. 11 7.11 7.89 6.73 自筹资金及其他 42.4 47.71 54.06 62.51 63.45 6 65.00 摘自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

随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以银行为主渠道的融资体制产生出新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分析:其一,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目前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0%,流动资金负债率已达到平均80%,从总体上看将变成风险极高的全负债运行企业,甚至是资不抵债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融资几乎只有通过银行,其资产的资本金部分没有资金来源和注资渠道而无法注入;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体系并非建立在如发达国家一样的理性约束的基础上,与融资体制相配套的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十几年来,以放权让利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国有企业吃银行信贷资金的“大锅饭”的不良倾向,造成国有企业大量举债经营,不重视资金使用效益,形成资金负债结构的失衡,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其二,由于体制原因,银行必须保证国有企业重点资金的需要,而国有企业借款不负经济责任,甚至只借不还、负盈不负亏,使银行的信贷约束逐渐软化,企业的低效益与高负债经营引起的严重的亏损,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银行的呆帐坏帐。据测算,目前不良贷款占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余额的25—30%,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逾期、呆帐、坏帐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0%,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将消耗殆尽。同时,行业和企业结构调整中的死帐乱帐问题,以及前些年一度出现的“泡沫”经济破碎后的沉淀问题(如高档房地产积压),都集中反映到了银行,货币银行体系中积累了愈来愈多的不良资产,形成日益巨大的通胀压力,银行货币体系内长期、潜在的系统风险越来越大,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使用的低效率和宏观经济经济运行的极不稳定。现在,我们实际靠政权威信、政府信誉使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资金吸纳能力,如果某些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商业银行系统风险及其经济社会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问题从深层次看,实质是市场经济与国有制经济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出路只能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由计划融资向市场融资的转变,发挥市场机制在货币资金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 )

在市场化的融资体系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方式各有长短,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平衡。要解决目前国有企业和银行面临的问题,最佳选择就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将国有企业的资本化筹资活动彻底推向市场。

一、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发展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7

一、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现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企业可选择的融资方式也不断增多。然而,目前我国企业在对内部融资方式和外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很大程度上还是比较依赖内部融资,但是由于缺乏对资本成本的正确理解,存在着过度投资的偏好;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模式依旧是“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直接融资还不成熟,仍处于最初的发展阶段,而外部融资又过于依赖银行间接融资,然而仅仅以银行贷款为核心的间接融资方式又无法完全承载我国各类企业的融资需求;我国企业上市融资行为存在着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这些问题对我国企业融资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越来越受到金融界甚至是社会各界的关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模式依旧是“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在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方式中,直接融资还不成熟,仍处于最初的发展阶段,在我国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尚不能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在我国,虽然企业可以采用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向投资者发行股票、公司债等发行证券的方式,即所谓的“公募”融资形式来获得资金的直接融资。然而,由于这种直接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很高,大多数企业外部融资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过间接融资的途径。而在外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存在着范围狭窄的问题,企业过于依赖银行间接融资,而仅仅以银行贷款为核心的间接融资方式又无法完全承载我国各类企业的融资需求。银行贷款是企业与银行之间经过一对一的谈判而达成的信贷协议,严格来讲属于“私募”融资方式。银行贷款不仅在我国企业发展的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也是其最为主要的融资方式之一。

(二)我国企业上市融资行为普遍存在着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的现象

从1986年我国开始正式批准发行企业债券以来,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也随着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在我国得到稳步的发展。然而,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是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一个主要特征,目前我国企业选择的外部融资方式顺序依次如下: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融资。

造成我国企业关于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优序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企业债券的计划管理体制对债券的发行造成了约束。我国的债券市场不发达,社会信用水平较低,市场化创新不足,债务融资工具单一,审批程序复、条件苛刻。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市场基础还不完备,由于当前股票融资非正常的低成本,就造成了股票融资比债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二、我国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二点建议

关于如何选择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问题,其最关键的是如何安排内部融资、外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关系,进而使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达到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一)依据直接、间接融资效率的相关的研究结果,努力发展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

关于在对不同国家企业的融资结构进行比较时,许多研究人员按照直接和间接融资方式所占比重的不同,将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银行导向型融资模式,代表国家有日本、德国为主;另一类是市场导向型融资模式,代表国家是美国。根据有关结果表明,美国的融资效率平均高于日本和德国1/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银行导向型融资模式与市场导向型融资模式的不同。虽然美国的储蓄率一直不高,但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直接与间接金融相互竞争,直接融资很发达,资本的积累、形成、再生和重组水平很高,就出现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较高。然而,日本和德国由于过分倚重间接融资,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种融资方式的合理配置和组合。在我国,由于目前资本市场尚处于最初的阶段,还不够成熟,直接融资尚不能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因此,我国出现了“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企业融资模式。然而,从长远结果考虑我们不难发现为了加强社会盈余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应当通过发展直接融资,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强资本市场的发展,减轻银行等金融部门的贷款压力,并增强融资工具的流通性。

(二)以优序融资理论为指导,有效的增大我国企业的债券融资比重

对于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我们应该以优序融资理论为指导,借助我国债券市场的不断完善,有效的增大我国企业的债券融资比重。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选择融资方式形成自身的资本结构应该按照如下的优先次序:一是,公司应该首先偏好于内源性融资;二是,因公司股利政策具有刚性,很少变动分红比率,但由于公司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经常会出现公司内源性融资无法满足投资支出的情况,公司就会产生外部融资的需求;三是,在外部融资方式中,公司往往应该选择安全性较高的证券,即应该先从公司债开始,然后选择可转债等混合型债券,到最后才选择股权性融资。

优序融资理论在西方资本市场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验证,依赖内部融资与债务融资是西方现代企业融资行为的主要方式。有资料显示,“全球债券市场在2001年上半年共集资9240亿美元,而同期通过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债券只筹集了1 027亿美元,债券市场融资的规模约为股市融资的9倍。”可见,公司债券是成熟证券市场的“宠儿”。因此,我国企业应该更加重视企业的债券融资方式,按照优序融资理论以及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的经验,在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完善的条件下,不断增大债券融资的比重。

参考文献:

[1]陈汉军.我国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3.

[2]孙习武.投资银行与企业融资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3]鲍松媛.中小企业融资决策研究.中外企业家.2009.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8

美国的法律规定,银行只能经营短期贷款,不允许经营7年以上的长期贷款,基于此,美国公司的长期资本无法通过银行间接融资,而只能在证券市场上直接融资。直到1999年11月美国才将银行业与证券业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废除。

概括地说,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行为高度市场化、证券市场充分发展为直接融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英美企业主要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中筹集长期资本,证券融资成为企业外源融资的主导方式。

资本市场是英美融资模式的基础。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英美两国都形成了发达的、发育成熟的资本市场。两国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众多,交易规模巨大,交易种类繁多,交易工具齐全。考察美国的资本市场,可以看到美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股票市场,这里是企业获得资金来源的主要场所。

在企业融资模式中银行处于非主导地位,银行与企业属于松散型的信用结构,银行竞争力强。以英国为例,银行业专业化分工严格。对于企业来说,英美两国的商业银行更多地是其中短期资金的重要供给者,而其大规模的长期资金则主要来源于证券市场,商业银行在企业融资中处于非主导的地位。企业对证券市场的依赖性与银行相比要高很多。

二、德日融资模式

资本市场的相对不发达而银行服务网络发达是德日采取银行主导融资模式的主要原因。由于银行的发达和银行服务的快捷周到,通过银行贷款融资,资金成本较低,而资本市场不发达则使得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成本较高。

以日本的融资模式为例,商业银行作为融资模式的核心,企业外源融资主要依靠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来实现,银行与融资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持股、借贷、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密切联系。明治维新奠定了日本金融体制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颁布了《军需公司法》,政府指定了专门为军需企业服务的一些金融机构,即主办银行。主办银行制度逐渐成为日本银行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它负责融资企业的存贷款、红利分配、认购公司债等业务,掌握该企业的金融交易、资金流动,甚至有权干涉企业的人事安排。

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改变了从前对间接融资的依赖性,通过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债务,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另外政府促进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发行了大量国债。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债余额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130%以上,促进了有价证券市场的发展。这样日本的金融体制也从单纯依靠主办银行制开始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共同发展的方向过渡。

随着企业筹集资金方式的改变,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开始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化。二战后,日本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禁止各类金融机构业务混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机构及企业资金供求也都发生了变化,为适应这一新形势,政府开始同意金融机构打破各种业务范围的界限,允许一个机构既可以经营银行业务,又可以经营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和信托业务。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证券市场是发展历史最短、潜力极大的资本市场,也是管制最多、国内市场保护最强和国际化步伐较晚的市场。因此,日本的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资本市场的作用只是在近年来开始显现。

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外部融资总量中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占80%以上,股票、公司债券等直接融资仅占10%稍多。德国也是类似的情况,银行贷款占外部融资70―80%,证券融资只占20%左右。

三、对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的评价

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演进不仅与政治、经济背景相关,也与其历史、文化、法律密切相关。

英美市场主导型的融资模式的发展,有赖于发达的信用制度和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达的信用制度表现在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健全的商业银行体系,发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灵活的利率市场形成机制,发达的货币市场。它具有明显的优势:英美模式通过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对企业进行双重约束的机制,强化了企业的竞争意识,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资本市场使得融资活动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在多元化的融资体系中,企业的融资选择与银行的信贷活动均具有较大的自主性,有利于企业自主安排资本结构,减少银行的制约性,而同时有利于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资产负债率低。

德日两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在企业融资中处于非主导的地位,而银行在企业融资中起主导作用,且银企关系密切。银行在金融体制中扮演重要角色。日本实行主办银行制度。德国是全能银行制。由于允许银行持有企业5%,乃至10%的股份,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比较稳定。对企业的约束主要通过以银行为主导性力量的内部机制进行。日本政府主导型间接融资模式是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的基础上,企业与银行间的竞争是充分的,是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的,提高了资金配置的效率,优化了企业的结构。

但德日融资模式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发育,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直接融资的应有发展受到抑制,以至于企业信息极具内部占有性,降低外部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不利于企业良好结构形态的形成,使得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金融性基础脆弱;同时,银企之间的密切关联性,致使银企联合模式易形成垄断,减弱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驱动因素,使国家金融稳定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

虽然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各有利弊,但应当看到调整、改革与完善是两种融资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我国融资模式的演进与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在“大一统”的财政体制下,储蓄由政府“有形的手”调控,企业所需资金由财政包下来,财政拨款基本上是企业获取资金的唯一来源。20世纪80年代初,在制定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时,确定了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融资体制。大量居民部门的储蓄迅速转成金融机构的存款,为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体制奠定了资金基础。随着证券市场的从无到有,直接融资则有了快速的发展。20世纪90后期年代中国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扩大了直接融资比重。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间接融资主导模式的金融体系。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为:政府进行较为严格的金融监管,主导金融资源的分配,使得国有银行成为融资的主要渠道,企业对银行资金有很强的依赖性,直接融资虽然发展很快,仍处在相对滞后的状态。

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体制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往往有过度回避风险的倾向,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进程中,重视股东收益和短期利益演变为中国商业银行的主流;融资偏好倾向在商业银行普遍存在,中小企业的融资瓶颈问题,成为弱势群体发展的桎梏,不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另外,商业性金融对经济信号有趋同趋势的认可度,越是发展过热的行业对银行资金越具有吸引力。

五、两种融资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考察英美与德日融资体系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的国家,他们有特别具有流动性的市场,如美国。由于直接融资可以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效率、供给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明晰企业产权关系、监督企业行为等,随着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直接融资将发展成资本形成的主要路径。在日德法等国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发达国家,同样在逐步扩大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这是金融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融资模式选择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市场化、银行商业化、企业治理公司化。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并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因此我国的融资模式也相应的需从间接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向资本市场主导型的融资模式过渡,并最终确立市场主导型的融资模式,适应经济和社会和谐进步的需要。

我国长期以来直接融资缺乏,融资结构单调,已成为制约宏观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对待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要有耐心和信心。中国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融资关系是非市场机制的,中国非市场型占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虽然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经济增长呈现波动大,经济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并且给银行经营带来隐患。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状态是利率尚未市场化,货币市场化不健全,生产要素市场不发达,结构调整面临困境,这些因素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直接融资为间接融资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有利于为银行间接融资提供具有硬约束力的微观融资主体,解决中国间接融资的制度缺陷。

金融体系发展取向是要改变融资结构现状,当前金融改革的一大任务是进一步规范发展股票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的渠道,以吸引居民储蓄更多向直接融资市场流动,减少这些资金进入到银行体系,减缓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压力。

直接融资模式的驱动因素须赖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和基本条件。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加强市场透明度是当务之急,目前市场发生的积极变化还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市场持续稳定运行的基础仍待夯实。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帮助潜在的投资者对自己的产权及投票权具有信息,不必担心腐败,如果外部投资者能够获得有关企业的全面、高质量的信息,那么,金融体系则具有以市场为主的倾向。审慎性监管可有望促进系统的稳定性,由于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建立国际银行监管标准,改善银行监管势在必行。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9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10

引言

广州金融去杠杆成效显著,广州直接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增速高居全国大城市第一位,新增直接融资占比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全国第一。今年以来,广州市金融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部署,积极推动金融行业降杠杆,将直接融资两个全国第一纳入囊中,广州市融资市场结构进一步优化,为广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未来广州将建设枢纽型网络融资服务体系,提升融资服务水平,将广州打造成为华南地区的资金集散中心、“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和结算中心,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

1 什么是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英文名称“direct financing”。直接融资是间接融资的对称。亦称“直接金融”。没有金融中介机构介入的资金融通方式。在这种融资方式下,在一定时期内,资金盈余单位通过直接与资金需求单位协议,或在金融市场上购买资金需求单位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将货币资金提供给需求单位使用。商业信用、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以及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均属于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资金直供方式,与间接金融相比,投融资双方都有较多的选择自由。而且,对投资者来说收益较高,对筹资者来说成本却又比较低。但由于筹资人资信程度很不一样,造成了债权人承担的风险程度很不相同,且部分直接金融资金具有不可逆性。

直接融资是以股票、债券为主要金融工具的一种融资机制,这种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通过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直接融通资金的场所,即为直接融资市场,也称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能最大可能地吸收社会游资,直接投资于企业生产经营之中,从而弥补了间接融资的不足。直接融资是资金供求双方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直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融资形式。直接融资的工具:主要有商业票据和直接借贷凭证、股票、债券。

2 广州半年直接融资余额达1.2万亿元

2016年上半年,广州市金融业最大的亮点是直接融资占比高,将两个全国第一纳入囊中,这对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和降低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第一是直接融资余额增速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广州市直接融资余额达1.2万亿元,在一线城市中仅次于上海(1.3万亿元),占全省(含深圳)的53.8%,同比增长52%,远超上海(29.7%)、北京(0.62%)和深圳(-2.3%);第二是新增直接融资占比全国第一,上半年全市新增直接融资总额2227.3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66.5%,这个比例接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高于北京(53%)、上海(30%)、天津(35%),也高于全省(30%)。

直接融资数据说明了广州地区的企业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资本市场的青睐。

3 广州社会融资规模是去年同期1.2倍

广州金融业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一是金融风险低。截至2016年7月,全市银行机构不良贷款率为1.35%,比全国平均水平(2.11%)低0.76个百分点。两家市属法人银行的杠杆率均在4%的监管要求以上;市属两家法人证券公司和两家期货公司净资本/净资产比率都在80%以上,远远高于监管要求(40%以上);三家法人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达到420%、156%和111%,均大大高于监管要求(100%以上)。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高。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最重要指标。今年上半年广州市社会融资规模达3348.4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2倍。邱亿通表示:“这体现出金融体系对广州市实体经济的信心不断增强,对广州金融环境的信心不断提升。三是小微企业融资增速高。7月末,广州地区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3199.4亿元和49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6%和12.6%,远高于同期大型企业-3.2%和中型企业1.4%的增速。

4 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129家

广州的康泽药业,由2013年净利润不足400万元,到新三板挂牌后,先后3次融资3.66亿元,2015年实现净利润超过5000万元,增长了12.5倍!广州的蓝盾股份,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方式收购了华伟科技和中经汇通,通过并购,蓝盾股份顺应了信息安全外延的扩大,促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净利润由2014年不足3700万元快速增加至2015年超过1.2亿元。

据广州市金融局报道,广州市金融局充分利用企业上市机制,促进科技创新企业做大做强,这些企业已成为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截至8月末,广州市新增上市公司5家,总数达到120家;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129家,总计达275家;拟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丰富,22家企业处于辅导期,34家企业正在排队,81家企业向新三板递交挂牌申请。

5 “组合拳”助企业融资成本大降

广州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境内融资和境外融资,打出融资“组合拳”。随着直接融资、境外融资的增多,广州企业融资成本大降。2016年上半年,越秀集团平均融资成本为4.23%,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2个百分点,年化节省利息6.5亿元;越秀交通成功发行中国境内交易所第一单熊猫债10亿元,其中3亿元(“3 2”期限品种)票面利率2.85%,创下历史新低。广州地铁启动境外发债工作,累计发行8亿美元中期票据计划,比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低10%~21%。南沙新区办理跨境人民币贷款备案29笔,跨境人民币贷款备案金额61.24亿元,累计发放贷款29.01亿元。

通过积极贯彻落实有关政策,对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进行补贴,今年共补贴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上市财务费用3300万元;落实为企业减负政策,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取消收费项目218项,降低收费标准530项,减费8.46亿元。

6 建设枢纽型网络融资服务体系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继续深入推进,在稳控风险的基础上力推金融创新发展。将尽快在南沙开展内、外资融资租赁统一管理试点。推进金融移动支付在广州市公共、交通、文化、教育、生活服务等公共服务领域运用。科学规划金融产业空间布局,加快创新型金融集聚平台建设。发挥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大力发展跨境投融资业务。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11

随着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银行、保险和证券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逐渐明显,考虑到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因此,有必要将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等领域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纳入视野。

一、金融业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特殊形态,适应于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需要、其母国和潜在东道国政策、制度的变化,为实现其整体战略而从事跨国投资经营。金融业跨国投资一般也是出于节约成本费用、分散经营风险、追逐更多的利润;同时还有为客户跨国经营服务、减少市场不完全的影响和对不完全市场结构的寡占反应等动机。

对外投资最具说服力的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81)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认为一国能跨国投资经营的关键,在于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s)、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s)和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s)三种优势的综合作用。这一理论现已成为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并被誉为一个广泛接受的国际生产模式(裴长洪,1995)。其中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主要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是指潜在的东道国存在着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用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吸引外资的政策等)。邓宁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只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动力,而区位优势则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

金融机构也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其跨国投资经营也符合这一理论。跨国金融机构的所有权优势与不完全的市场相联系,包括商标或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企业组织优势、管理与创新优势等产权或无形资产优势,货币资金、对国际市场信息来源及处理规模优势,提供灵活、方便、多样化的服务特征、差异性的服务质量与服务范围优势,技术性人才等人力资本优势。对金融业来说,由于套汇、分保、投资组合、证券、债券上市的复杂性、随机性和风险性,内部化将在实现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区位优势包括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形成的优势(如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时间区在金融活动尤其是证券和外汇交易中能体现出它的优越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保险事业的拓展提供了便利等)以及东道国的体制、税收等政策优惠所形成的优势。对于以消费者的需求为首要原则的金融服务业来说,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商业中心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远较其他地区要多得多。

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银行业中的适用性被众多所验证(Fariborz Moshirian,2001;Dario Facarelli和Franco Pozzolo,2001)。根据对制造业和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该理论也能解释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有很多,上述分析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具体到每一家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原因甚至同一家金融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投资的原因及战略也会不同。依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不可能反映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事实的全部,其他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或理论的一部分也可以用来解释金融机构跨国投资这种现象。

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美国的实践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以国家来分析,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看,美国都是站绝对优势地位。就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情况来说,美国也是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其中金融领域的直接投资比例逐步提高。1992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5020.63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618.39亿美元,占32.23%;1994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为6121.09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045.74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的33.42%;2000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为12556.54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为5344.22亿美元,占42.94%(王燕辉,王凯涛,陈金贤,2004)。可见,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全部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例逐渐提高。

依据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假定以以下经济指标来近似表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1)在东道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度量金融机构在东道国所有权优势。可以预期,在一国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越多,在该国金融业追加投资量越多,这项指标可以度量美国金融业在该东道国专有资产的所有权优势。(2)以非金融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额来衡量东道国对母国的开放程度和双边经济一体化程度。这两个指标可以度量美国金融业内部化优势的可利用程度。(3)以东道国GDP、金融发达水平(以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来度量)等经济指标以及有无国际金融中心来反映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GDP总量越大意味着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多的市场机会;东道国金融越发达,表明该国对金融业的依赖程度越高,从而对其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更低的风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是跨国金融机构决定是否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东道国有无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便捷的同业市场和专业的金融人才都将吸引跨国金融机构的直接投资,众多跨国金融机构之间地域接近,彼此接触的机会很多,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中心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 spillovers)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受益。东道国拥有国际金融中心将吸引更多的跨国金融机构直接投资。

对美国1995年—2000年金融业对各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投向的地域分布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金融业对各东道国投资流量流向与1994年美国在各东道国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95年—2000年美国对各东道国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双边贸易水平、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有无国际金融中心等正相关,进而说明1995年—2000年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跨国投资一样也符合邓宁提出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三、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大多从制造业角度进行,很少有人从服务业角度来分析少。随着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日益增长,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显得日益重要。与制造业跨国公司一样,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的增长效应、就业创造效应、资源转移效应、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贸易增长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等经济效应,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与制造业相比,由于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中居于核心的特殊地位,其效应也有自己的特性。

1、货币金融效应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货币资金的投入,可带来生产、管理技术的转移与扩散、创造就业、转移配置资源、促进贸易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效应,给东道国带来经济增长与,这基本上已形成共识。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效果大小、效率高低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实现这一经济效应等的不多。Laura Afaro、Areendam Chanda、Sebnem Kalemli-Ozcan和Selin Sayek(2002)算是在这方面作了开创性研究了。他们依据1975—1995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建立模型来验证有较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是否使对外直接投资高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了对包括发展家和发达国家71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中金融市场作用的大小。结果表明,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明显改变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具有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更多,而不具备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则不能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甚至会获得负效益。这里Laura Afaro等人是从一种静态的模型考虑,把金融市场视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时的一种或粗或细的管道。他没有考察长期动态的效应会如何。任永菊和张岩贵(2003)根据中国1985-200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验证了: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市场的信贷规模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和货币化程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也是货币化程度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业跨国对外直接投资直接作用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主体、带来更为充分的竞争、先进的市场交易技术、分析,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反过来,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率。

2、市场结构效应

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市场结构效应较为复杂。从静态来看,由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对外来金融资本的进人十分敏感,总是尽可能地保护本国脆弱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这种保护实际上是对本国既有的政府垄断性市场结构的维护,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是不容易改变的。因此,当这一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受到外来因素的终于被打破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驻、市场竞争机制的引人在短期内会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打破东道国的市场垄断结构,产生正效应;在长期情况下,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实力强劲,在他们站稳脚跟后会挤出东道国原有的弱小的金融机构,形成一种新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者,对后来者形成市场进人壁垒,产生一种负效应,从而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原先的正效应。引人动态分析的话则情况又有所不同,面对竞争国内金融机构不可能坐以待毙,为了生存也会作出积极反映,而政府也会因为种种关系对国内金融机构提供有利的政策导向(比如制定较为严厉的反托拉斯法),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让位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发展中国家可获得部分的正效应。

3、人力资本形成效应

这一效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显著。因为作为经济核心的金融业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发展金融业需要有先进的分析理论、精确熟练的操作技术和机的运用。因此,从普通交易员、行情分析师和精算师到金融业的高级管理人才都应掌握现代金融理论知识、操作技术,同时,也需要现代化的金融交易服务设施,这就需要安装、调试与维护这些设施的技术人员。而发展中国家在上的投资不足,各种金融设施的配套也比较落后,通过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其直接投资可一段室内改变这种局面。无论投资以独资、合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入,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固有的对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培训、可提供接触国际的机会和国际金融市场新信息的渠道都为当地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吸引了大量外流人才的回流,遏制了长期以来的脑力外流,突破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智力外流的“卢卡斯模式”,促进了东道国人力资本技术含量的提高,这是正效应。当然,本地的中高级人才在高薪高福利的影响下从本国金融机构向外资金融机构转移,这种人才的流失是负效应。一般来说,由于先进理论和技术分析手段的带入,这种效应总体上还是正的。

4、经济一体化效应

由于金融业自身的特点和对金融制度规范的要求。与制造业相比,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一体化效应较大。一方面,电子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普及,使得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相互联接,全球范围内24小时的金融交易成为可能,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而金融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通过各分支机构之间网络终端的联结,促进了同一金融机构之间的异地交易,还方便了不同金融机构之间资金的划转,使信息的传递几乎在瞬间完成,金融服务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如无纸化交易被券商广泛使用,一张信用卡可以在全球通存通兑,分保险和再保险通过计算机网络而简便易行。同时,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相互联接,不仅加强了同类市场之间的国际联系,而且强化了不同市场如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共振效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国际证券市场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有关规定,《巴塞尔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的签订,使得金融服务在统一规则下执行,这种制度的规范统一从更高层次上促进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由此可见,一体化效应的形成既离不开金融机构的跨国化又反过来刺激了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效应直接给消费者得到了更高质量和更方便的服务,也会通过市场交投活跃而产生投资乘数效应进而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但在经济一体化联动共振效应下,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则会带来外部的负效应了(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这种化效应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5、东道国经济自主权与安全效应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无论是制造业跨国公司还是与金融业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决策中心在母国(多是发达国家),它本身是一个微观经济主体,但其背后有一个主权国家(发达国家),它有很高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执行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削弱东道国的自主权。同时因为它拥有资金、技术、品牌、信誉等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而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引进的外国跨国公司越多,东道国的主权和自主权就受到越多的限制,这是一个纯粹的负效应。就金融业投资而言,由于该行业直接掌握着资金融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外资金融机构进人后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证券承销和财产保险等投资渠道与东道国的各行各业发生联系,涉及行业的分布面厂,影响力强;而且外资金融机构实力雄厚,业务多样化程度高,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地,不易进行金融监管,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大受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联动与共振效应作用下,甚至会危及其经济和金融的安全。

总的来看,金融业跨国投资产生的效应很复杂,有正有负。总体效应是正是负取决于东道国的经济整体实力、调控能力和对外资吸收能力结构(Porter,1990),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定要制定不同的吸引外资投入政策(杨先明,2000),对开放金融业更应如此。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一定要慎之又慎。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制造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在理论依据、影响因素和效应等方面多有雷同,但由于金融业的独特性质,居于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在具体动因和效应方面有其特征。

根据对金融业对外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中国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规模及双边贸易的发展前景广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增长必将吸引更多的资金直接投资于中国金融业。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根据承诺,金融市场将逐步向外资开放,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机构进一步开放,更多的外资将对中国金融业直接投资。这被国外金融集团认为是打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金融和保险业现已成为国外跨国集团直接投资增加的重要领域。

金融业跨国公司进驻中国,尽管其银行业的存款利率将继续由我国当局确定,使他们不能在价格上削弱我国内资金融机构的能力,但我国银行业必将面临外国银行的竞争压力,因此,我们应对挑战必须实行银行再造。通过银行再造其管理模式和业务流程,提高中资商业银行经营的集约化程度,集中银行的核心力量,增强银行竞争力,使银行获得可持续竞争的优势。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企业树立了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这也要求我国金融业相应跟进,因此研究金融业对外投资的动因、理论基础、影响因素和效应,对我们稳健地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和国内金融业“走出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Dunning, J.H.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Allen & Unwind,1981.

[2]裴长洪.当代外国直接投资的[J].,1995,(6):54-59.

[3]Fariborz Moshirian.(2001)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financial servic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5. pp 317-337.

[4]Focarelli Dario,Franco Pozzzolo. patterns of cross-border bank mergers and shareholdings in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1,25. pp 2305-2337.

[5]王燕辉,王凯涛,陈金贤.美国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实证[J]. 经济经纬,2004,(1):23-25.

[6]Afaro Laura,Areendam Chanda,Sebnem Kalemli-Ozcan,Selin Sayek,2002,“FD1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Local Financial Markets,Macroeconomics,0212007,Economics Working Pacer Archive at WUSTL,econwpa.wustl.edu.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12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著名财务学家詹姆斯・范霍恩教授等曾断言: “我们有无数的理由相信,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资本结构。根据各人对不同资本结构和行为缺陷的理解差异,这种预期中的最优资本结构迟早会伴随着可能的债务股本比率出现。”上市公司的投融资活动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许多投融资活动均在资本市场中完成的,具有一定的通过资本市场调节资本结构的能力,而资本市场的波动,将会导致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重大变化。资本市场是上市公司优化资本结构的金融平台,在资本市场中,直接融资市场即证券市场发挥着银行信贷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上市公司之所以成为上市公司,直接融资市场扮演着重要角色,没有直接融资市场就无所谓公司上市。直接融资市场以其独有的融通资金、资产定价、投资获利、资源配置、产权界定、监督警示、约束管理、信息激励、风险规避等功能组合作用于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优化资本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探讨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促进直接融资市场的良性发展,使中国公司较为理性地筹集公司所需资本,为最终建立“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条件,便是本选题的目的。

二、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分析

笔者以2007年沪市上市的制造业共计459家上市公司作为分析的样本,为消除异常数据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先对这些样本进行筛选,排除本年度上市的样本37个,排除ST与*ST的样本33个;又由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复杂,为不受市场分割等问题的影响,排除发行A股的同时发行B股或专发B股的样本公司29个。对最终余下的360个样本公司,笔者将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来分析这些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资金来源的总体情况。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这些上市公司2007年的财务报告,共采集样本数据360组。笔者首先对所收集的原始数据进行加工整理,按照负债融资、保留盈余、股权融资的计算公式分别求出各样本公司各年度的负债融资、保留盈余、股权融资的数额,在此基础上,求得本年度各样本公司的融资结构,公式为:Yi k =

式中:Yi k为第k家公司2007年的第i个融资指标占该公司当年融资总额的比重;Xi k为第k家公司2007年的第i个融资指标绝对数额;q为上市公司融资结构构成要素的要素数目。

1.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统计特征

为了系统反映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总体特征,我们利用EXCEL数据分析软件包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处理。

由于某些异常数据得到有效删除,较好地消除了资本结构的异常现象,从标准误差、标准偏差、峰值、偏斜度等指标数值来看,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正常状态得到客观反映。负债融资为76.54%,占公司全部融资比重的绝大多数,其次为保留盈余20.77%,股权融资所占的比重最低,为2.66%,根据我们对公司融资项目的概念界定,这一结果意味着上市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债务,同时公司的留存收益成为另一融资渠道。

2.上市公司现行资本结构的症结

从笔者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症结在于:

(1)赢利能力低下导致内源融资过低

在发达国家成熟的现代化企业制度下,内源融资在公司融资结构中占50%以上。而中国公司则是以外源融资为主,内源融资在企业资本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较低,而那些未分配利润为负的公司几乎是完全依赖外源融资。造成中国公司内源性融资比例过低的主要原因是:自我积累和赢利能力差,内源性融资来源匮乏。

(2)公司规模扩张推动资产负债率上升

在上市公司纷纷追求规模效益的今天,保留盈余的内在不足,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的外在约束,限制了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企业规模扩张的融资渠道自然而然地落到了银行信贷融资的肩上。其结果是企业规模的扩张伴随着负债水平的上升。

(3)资产负债率过高且行业变化幅度小

我们一般认为公司保守的资产负债率应不大于50%,马苏里思(Masulis,1983)认为,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应该在23%~45%之间,而样本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超过60%,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上市公司具有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因此具有过大的财务风险。

(4)负债结构不合理,流动负债水平偏高

分析样本公司的负债结构,发现流动负债过多,占了86.40%;长期负债较少,仅占13.60%,即负债结构不合理。流动负债具有期限短但风险大的特点,过多的流动负债直接造成公司很大的还债压力及很高的偿还风险。

三、中国公司融资模式对资本结构理论的偏离

分析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没有遵循优序融资模型,上市公司的全部融资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是“一条腿短,一条腿长”,一方面表现为近年来上市公司在直接融资市场上融资困难,直接融资成“短腿”;另一方面表现为近年来公司更加依赖间接融资。统计显示,近年国内非金融企业的贷款融资比重接近90%,而股票融资不超过5%,企业债券融资更是微乎其微,不超过1%。

导致上市公司现有的资本结构非优的原因很多,有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不理想等直接原因,更主要的是直接融资市场的不规范不完善。分析中国直接融资的现状和上市公司的融资条件,可以看到,上市公司与其他非上市企业相比,虽然有更多的融资渠道,但不规范的直接融资市场,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使上市公司不能达到最优的资本结构。

四、中国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效率分析

中国直接融资市场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直接融资市场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许多问题和矛盾,其市场机制尚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行政干预、上市公司治理问题、非流通股的流通问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等。这些问题,有的是中国特殊国情和转型经济的特定条件引起的,有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直接融资市场遇到的共同的问题,还有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的共同问题。

1.量方面的效率分析:直接融资市场的规模与构成

(1)直接融资市场规模偏小

虽然近几年来中国直接融资市场的规模得到了迅速扩张,但中国直接融资占社会总融资的比重仅为25%,扣除国债部分,直接融资在企业外部融资来源中只占10%左右。而在美国,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占企业外部融资的比重高达50%以上,日本也在50%左右,由此可见,中国直接融资市场的规模还是过小。

(2)直接融资市场结构失衡

直接融资市场内部,股票市场发展较快,企业债券市场发展过慢。从1987―2007年这二十年来,企业债券市场虽在初期经历过快速发展,但总体规模仅增长1倍多,而股票市场规模增长210多倍,结果使到2007年企业债券融资的规模只有股票融资规模的4%。

2.质方面的效率分析:直接融资市场的运行

中国直接融资市场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直接融资市场尚未达到真正意义的弱型效率,这主要体现:第一,市场交易信息质量差,价格波动明显;第二,市场结构不协调,融资成本高;第三,市场竞争水平低,约束力弱;第四,产出弹性小,与间接融资变动相背离,没有发挥经济活动“晴雨表”的作用;第五,出现了资本流动的“体内循环”。

五、以直接融资为突破口,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在于传统的经济体制,要解决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只能通过市场经济的途径即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来解决。利用直接融资渠道,上市公司可以大规模地筹集债权资金和股权资金,自主确定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根本目标。

直接融资具有内源融资和间接融资不可比拟的优点,完善、发达、高效的直接融资市场是上市公司形成和调整资本结构的基础,上市公司要实现较佳的资本结构,必须要以高度发达的债券和股票市场为依托。只有在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下建立一个高效的直接融资市场,公司融资才能真正地比较判断融资成本、选择融资方式;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真实的社会成本,才能更好地选择资本结构,实现资本结构的最优。

可以说,中国的直接融资市场正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肩负着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推进经济改革的重任,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中的中国直接融资市场具有“新兴加转轨”的特点,同时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复杂性和特殊性,而在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和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内部联系,对于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上市公司是中国企业中效益和治理相对较好的一部分,直接融资市场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直接融资市场的规范完善,不仅可以优化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而且可以较好地解决困扰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许多问题,从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来考虑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才能使上市公司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篇13

金融投资;衍生金融工具;发展;风险管理

一、金融投资概述

金融投资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概念,它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投资概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基于实物投资而形成的,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和追捧的投资行为。它是对虚拟资本的一种融资手段,并不与实物等价,它是运基于实物产生,运用杠杆效应,放大数十倍的虚拟资本,它主要是通过信用机构的间接投资的资金供应者。它不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而金融投资是为了实现金融资产的增值,是一个资金流动和炒作的环节,有人增值,就一定有人亏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一)直接投资形式直接投资是一个获利相当直观的投资方式,它是指投资者将现金直接投入投资项目,形成实物资产或者购买现有企业的投资。对外投资不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且其直接目标就是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直接投资包括股本资本、再投资收益及其它资本。直接投资有多种分类方式,按投资者投资的参与方式分为以下几种形式:①投资者开办独资企业,直接开店等,并独资经营。②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办合资企业或合作企业,从而获得各种直接经营企业的权利,并派人进行管理或参与管理。③投资者参加资本,不参与经营,必要时可派人员任顾问或指导。④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买入现有企业一定数量的股票,通过股权获得全部或相当部分的经营权,从而达到收购该企业的目的。例如,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电力生产、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采矿、金融等领域都属于直接投资,东盟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经济体。

(二)间接投资形式间接投资(FII)也是属于金融化的投资形式之一,它是指投资者通过金融渠道投入资金,以获取利益的经济活动。投资者不参与对拥有股份或债权的企业的经营管理,对企业经营无控制权。所获利润由投入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投资的风险价值构成。企业对外间接投资途径常见的有国债、基金、股票、认购新股、联营、特种存款等几种方式。

(三)直接投资于间接投资的区别与联系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同属于金融投资,是预期能带来收益的资产的购买行为,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①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本质区别是对筹资者的经营活动有无控制权,直接投资对筹资者的经营活动有控制权,而间接投资则没有;②从资本形式上来看,直接投资涉及货币资本、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等的转移,而间接投资一般只涉及资金的转移;③直接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投资回报与项目的生命周期、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通常周期较大、风险较大,而间接投资更具流动性,风险也相对较小。除了区别,二者也有紧密的联系,通过间接投资,为直接投资筹集所需资本,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扩大,如果仅从直接投资来筹集资金,很难为企业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开展正常的业务经营活动,而利用间接投资,集中我国小型散户的小额闲散资金,积少成多,成为稳定的初始资金,是生产经营和利润再分配的重要途径,而再进行直接投资,直接投资的收益保障了间接投资的收益,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二、金融投资现状

我国金融行业较西方来说兴起落后,且发展缓慢,金融又是一个集技术与眼光于一身的行业。我国的经济波动与我国的金融体制和经济价值观密不可分,体制的不完善,包括国家公务员的谋取私利、利率的降低、舆论误导经济前景、以及熔断机制的推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出台,实行前期总会损耗自己原有的力量,人们对中国的经济持有怀疑之心,转而把目光投向国外,根据羊群效应的原理,越是对中国经济没有信心,越是资本外逃加剧,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为中国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壁垒,原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慢慢建立起来,但是没有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完善的经济价值体系,在金融局面中显得比较被动,一出现较大经济动荡,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能站住脚跟。

(一)金融创新业务的突破性进展世界金融发展史上,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创新是金融行业发展的重头戏。金融业务创新是指金融机构在业务经营管理领域的创新,是金融机构利用新思维、新组织方式和新技术,构造新型的融资模式,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工具的使用,取得并实现其经营成果的活动。金融业务创新主要包括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技术创新、服务方式创新与金融市场创新等内容。目前,金融创新主要是融入了互联网,多在网上交易,尤为突出的是网络借贷,去年的余额宝以及借贷宝,都对传统银行业务起到了一定的冲击。

(二)发展衍生金融工具市场随着金融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发展改革,数十年来,外汇期货、国债期货、股指期货等交易都经试验后由于种种原因又都被取消了,虽然在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上郑州、大连和上海三个商品期货市场在经历了1994年和1998年两次整顿和规范后,我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慢慢步入正轨,但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推进我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的策略如下:①深化改革,形成真正的市场均衡价格②扩大现货市场规模③提高金融机构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价能力④加强风险防范的监管,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公开度⑤提高金融衍生工具参与者素质普遍不高。

三、金融投资存在的问题

我国金融业发展尚未成熟,存在许多的漏洞,要了解金融行业的未来发展,必须要清楚金融现在存在的问题,并将其加以改进,使我国金融慢慢步入正轨。

(一)投资原动力不足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投资的原动力是消费。改善民生,促进消费是促进投资的源头。而近几年来,钢铁、煤炭、房地产等行业过热,以至于大家一拥而上,炒的越来越热,而最终由产能过剩这个大问题带来的经济危机,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集聚泡沫越大,其所运用的杠杆比例越高,而人们的消费能力不变,没有新的东西来刺激消费,那么经济停滞不前,随后爆发后的经济危机也越大。然而,中央说要去产能化,消除泡沫,所以投资的原动力目前不足,但慢慢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二)外部投资条件不成熟经济的发展除了内因,还离不开外因的推动,从外部投资条件来看,其条件也不成熟:①投资产品五花八门,选择投资时抉择困难。②我国主要投资主体是中国散户,规模小,实力较弱,不具有规模优势。③暗箱操作难以预测,风险厌恶者不愿冒险。④缺乏专业指导,盲目跟风现象严重,导致股市在遇到经济风波时更容易陷入更大的危机。外部投资条件的不成熟,对我国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挑战,问题的存在,也正是需要我国亟待改善。

四、我国金融投资发展趋势

金融行业的发展,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当它的发展处于一个稳定的阶段,代表已经处于一个较完善的金融体系,而我国目前的金融行业还尚需完善,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金融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对外投资发展趋势对外投资的发展,存在着几个优化如下:优化投资主体结构: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主体仍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应采取个体分散投资与联合集团投资相结合的策略,是对外投资的主体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不高,中小型企业对外投资比例尚小,但不容忽视,一旦优化投资主体结构,中小型企业的对外投资形成规模化可能在带动我国出口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优化投资地区结构:我国各地区发展严重不均衡,北上广人山人海,经济也引领前沿,而有的省市经济落后,这与地区有关,对于沿海的城市,投资力度大,对于贫穷的地区,投资力度越小,形成两个严重的两极分化,虽然一直在强调地区均衡发展,但是富和贫的两个趋势也代表了商机和机会,所以优化投资地区结构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优化投资行业结构:我国对外投资的行业主要是贸易性行业,而目前我们减小效贸易型投资的比例,对已建设生产基地为主的非贸易型行业扩大投资,并且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应加大投资,国家不能封闭,应该多学习世界的先进科学,学以致用,再对我国技术性行业加大投资,还有一方面是,我国传统文化与特色源远流长,我们也要加大对我国特色产业的投资,使我们的文化在世界更加流传。

(二)对内投资发展趋势对内投资发展也从以下几点分析:从环境上:第一点,过去的中国人,环保意识非常薄弱,环保类的法律也不甚健全,我国制造业对环境的影响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北京雾霾严重的人都不能正常的出门了。讲投资,讲经济,必须是在可持续下发展,所以解决环境问题是当务之急。在中美合作中,我们承诺减碳排量,这在外交中明显为中国加了分。第二点,从国内来看,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定为“新常态”中重要的一步,早就说过,“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由此可见环境的的确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所以投资更趋向于与环保有关的,例如绿色新能源。从政策上:地方政府变化很大,打击“反腐”导致“官不聊生”,基础建设也很难单独发展,目前的经济构架下,“地方官员不作为”对经济影响很大,财政资金的下滑,导致计件的资金来源更吃紧,而基础建设项目很多是公益性的,且为中长期,而现在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时债务风险,所以,这也会直接制约未来的基础建设,并且我国经济更加不景气,也会影响对国内的投资。

五、完善金融法规建设

金融投资对投资者来讲是一种理财手段,对投机者来讲是一种盈利手段,然而我国金融法规的不健全,会使金融行业存在很多潜在的风险,一旦爆发,不可收拾。之前有争议的一个议题,“关于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是采取混业经营还是分开经营”,如果一旦采取混业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不再有界限,现有的金融法规将有更多的漏洞,我国金融界将混乱不堪。金融业就像一个大的网络,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我们更要充分利用信用信息优势,完善信用评价机制和信用危机处理机制,引导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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