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的文学价值篇1
诗文艺术 语文教学
古诗文是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宝贵遗产，积淀着浓厚的文化传统，由此说来，古诗文的教学课堂理应是内容丰富、声情并茂的课堂，应是师生情绪高涨、意犹未尽的课堂。教师如何艺术地引导学生在诗文中畅游？如何把诗文的文化魅力发挥到极致？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巧用引言——入文
引言的设计，是一项创造性劳动，不同形式的引言，可以取得不同的效果。由诗词背景、时代开讲，可以营造学习氛围，开拓学生们视野，激发兴趣；从作者生活轶事入题，可以丰富人物形象，启发思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由诗文的风格价值、社会影响入手，学生会积极仰慕，兴趣盎然。灵活巧妙的引言，犹如小提演奏，弓一上弦，第一个音符就定下了乐曲的基调，起着“先声夺人”“先入为主”的作用。
笔者执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在全面了解作者生平背景及全诗主旨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导语，先从杜甫的生活轶事说起，少年时愤然罢考；青年时东奔西跑；中年时颠沛流离；老年时穷困潦倒。其坎坷的一生便是时代的真实写照。为学生领会此篇诗歌的中心作了很好的铺垫。这样就起到了“起讲抓得住人”的功效。讲授《渔家傲》时我先说范仲淹仕途上的三起三落；教《陈涉世家》我介绍了司马迁遭宫刑的前前后后以及后期如何发愤图强，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创设了理解、探究的氛围。
二、激活文字——入境
我国古代的诗文，语言精练，给我们留有很大的教学余地，更给学生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以古典诗词曲为例，被选入中学课本的均是佳作，可以说是“字字珠肌”。如何让学生畅游诗海，形式千变万化。我认为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激活文字法：
1.强化诵读，激发想象，增强语感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课堂上应该给教师学生充分的阅读时间，让他们运用联想和想象，运用已有的知识去体味作品的意蕴、美感，使他们自觉地对古诗文产生兴趣。《武陵春》是北宋婉约派词人李清照的名篇。授课前我详细介绍了词人晚年避乱金华期间，时在绍兴四年（1134）金与伪齐合兵南犯以后所作。其时，丈夫既已病故，家藏的金石文物也散失殆尽，作者孑然一身，历尽乱离之苦，在连天烽火中飘泊流寓，历尽世路崎岖和人生坎坷，所以词情极为悲戚。在教授这首诗时，我尝试着用悲戚深情的风格朗读，认真感受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学生不但领会了诗歌的主题，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把文章背了下来，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2.借助现代教育技术将文字变成画面，让直观替代抽象
教师教古诗文应重视引导学生感受古代文人笔下所描写的自然景物的美。“一切景语皆情语”，学生只有领会情景交融之妙，才能自觉挖掘作者文章的主旨。如教《望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干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频洲”，多美的意境啊！课前我制作了有关水边女子翘首等待郎君归来的课件，再配置音乐及声情并茂的朗诵，让学生充分想象：她独倚江楼眼望江面对每一只船都寄予了深切的厚望，希望朝思暮想的爱人正在那驶过来的某一只小船上，但热切的希望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过尽千帆皆不是，“皆不是”三个字包含了多少情思，有焦灼而又充满希望的等待。千帆过后，不见爱人，看帆使人伤感，不看也罢，她把目光投向那水天相接的远处，但见一抹斜阳静静地照着江面，江水无语东流。面对此景，“此时无声胜有声”，主人公孤独寂寞之感便真切呈现于读者眼前。
3.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
钱梦龙说过：“我们可以鼓动学生提问，再交给学生讨论。”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文章，多为名人名作，定评较多。教师应鼓动学生大胆质疑。如果学生敢于提出“标新立异”的见解，课堂能各抒已见，百花齐放，即使是各执一词、难辩是非，但这种刻骨铭心的争论谁能否认它不是一种记忆与收获？《江城子·密州出猎》场面热烈，音节嘹亮，而且情豪志壮，顾盼自雄，精神百倍。苏轼真的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萧洒吗？作为一名一门心思想建功立业的爱国志士，他内心真的能拿得起放得下吗？至于学生怎样深层地了解人物，我想从这篇词的立意讨论中应该可以感受得到。
三、语言节奏——入神
语文课堂教学节奏，也是一门教学艺术，这种教学艺术体现在教程安排上，要求动静相生、快慢交替、疏密相间、舒卷有致。在这一环节中，我感觉教学语言的丰富多样，能有效地控制学生的注意力，作为高素质的语文教师，教学语言应富有感彩，对不同内容、情调的课文，使用相应的语言给予表达。抒情时高昂激奋，舒展自如，愤怒时义愤填膺。教师语调抑扬顿挫，可使学生与教师、作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学生从中深入课文，发现精金，采撷珠宝；有效提高语感、陶冶情操。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2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转贴于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毎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熏莸互异，此直门戸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作为前七子派的领军人物，李攀龙无理论纲领性宣言，此诗歌选本不录唐大历以后及宋元诗歌的做法，成为反复古派攻击的口实。虽然古诗与乐府诗部分受人诟病较少，唐汝谔的《古诗解》选诗面要比《古今诗删》广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评钟惺、谭元春《诗归》：“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雋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朓，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朓，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3
中学语文课本中关于古诗文教学的许多篇章，高扬着古人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是伟大人格凝聚的结晶，理应为当代青少年学习和继承。教师应积极开发古诗文中丰富的资源，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加强爱国主义的人文情怀教育。
《离骚》中，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九死不悔之意志去追求探索“存君兴国”的理想直至生命的终结；《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疑问，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岳阳楼记》以作“记”为名，借题发挥，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体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此外，“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精忠报国”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五人墓碑记》中，视死如归，勇于赴死的民众……，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我们人文精神教育需要的范本，也是用来培养学生忧患意识、爱国情怀最好的精神食粮。这些优秀的作品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正义、为保家卫国而抛头颅、洒热血。作为中学生，欣赏和学习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就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接受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熏陶。
2、良好的道德品质
语文教育必须重视文化内涵的挖掘及其教育，尤其要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如团结、气节、孝心、谦虚、节俭、仁爱、责任感、等等，这些传统美德理应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方面，予以足够重视。
《信陵君窃符救赵》可教育学生宽厚待人，真诚交友；《训俭示康》可教育学生养成务行节俭，力戒奢侈的良好习惯；《陈涉世家》一文则教育学生要诚实守信、不可见利忘义。《左忠毅公逸事》则可让学生学习左忠毅公面对强暴，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王忠肃公翱事》中的王翱处理任何事情都坚持原则，严于律己，不徇私情，廉洁自守，忠于朋友的无私品质在当前社会则可以给学生以深刻的思想道德洗礼。
此外，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刘禹锡的《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博大胸怀，……都是我们今天教育学生养成良好道德品质和高尚人格的优秀示例，因此，教师必须充分挖掘其中的德育内容，并行之有效地贯穿于语文的课堂教学中。
3．严谨的治学精神
中学课本中选入的古诗文作品，有许多都是紧密结合学生学习的需要，与他们的学习密切相关的内容， 对于其今天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现书有感》)告诉我们在学习中只有不断地读书，不断地汲取新的知识，心智才能更加开豁，更加敏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短歌行》) 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不趁着大好时光而努力奋斗，让青春白白地浪费，等到年老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它鼓励青年人要珍惜时光，可以说是出言警策，催人奋起。民族英雄岳飞在他的名作《满江红》里也表达了相似的人生态度：“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同时，他更以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给予后人有力的鼓舞和鞭策。《送东阳马生序》的作者宋濂以自己勤苦求学而功成名就的事实，现身说法，勉励后辈专心向学，刻苦自励，情真意挚，语重心长，给后学者以深刻的启示。
《石钟山记》则告诉我们要想获得真知，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学习这篇文章时，要让学生认真体会“事不目见而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箴言，养成不畏艰险，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游褒禅山记》的作者以游褒禅山的见闻为喻，阐发了富有哲理性的见解，讲述这篇文章时要使学生深刻领悟“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的个中三昧。
此外，像《论语》中提到的“学思结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都体现了科学严谨的求学态度和治学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教学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么身处逆境之时，是消极避世，自暴自弃；还是积极乐观、奋发作为，不少古诗文作品也给我们做出了经典的回答。
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可以说是全文最富思想意义的警语。古往今来有多少有志之士，面对一切艰难险阻，总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即使在郁郁不得志的逆境当中也不消沉放弃。东汉马援云：“大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王勃在此化用，警示那些“失路之人”不要因年华易逝和处境困顿而自暴自弃。而王勃此时正怀才不遇，但仍有这般情怀，确实难能可贵。
《报任安书》中的作者司马迁为了“成一家之言“，完成巨著《史记》，身处逆境，隐忍苟活。他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给予后来者提供了一种人格榜样。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将《报任安书》和《渔夫》两篇文章进行比较阅读，司马迁和屈原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一个毅然赴死，一个忍辱而生。为后人做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抉择，通过对比分析，讨论交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人生抉择。从而可以让学生正视人生的苦乐顺逆，拥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通达乐观的健康人格，并进而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通过这些经典诗文的学习，可以培养中学生为理想和抱负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能力，尽管遭遇许多曲折和坎坷，也要具备不懈追求、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将自我塑造成有勇、有谋、有智、有识的新时代综合性人才。
中国古诗文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最丰富、最生动的载体,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作家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纵使十分优秀的古典诗词作品,其间包含的思想也可能存在落后的东西。例如,曹操的名作《短歌行》充满着壮志豪情,然而他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却明显地带有封建帝王的狭隘与自私,他所认为的天下不过是一已之天下。岳飞的《满江红》高唱着精忠报国的旋律,但他的爱国是与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交织在一起的。《陋室铭》中，既宣扬了洁身自好、不与世俗流化的高尚人格精神，也包含着随遇而安、躲避尘世的消极思想……
因此，在古诗文教学中，教师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以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特点和优势，更好地发挥其“以优美的意境感染人,以深邃的哲理教育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独特作用，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使其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姚伯登《论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南方论刊》，2008年第6期。
[2]文娟《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对学生古典情怀的培养》，《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4
一、当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常见问题
（一）缺乏科学的诵读引导
在当下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存在的多种问题，其中一条是教学诵读方式的引导不得当。古诗词本身富含了较深的思想内核以及情感价值，有作者自身的情怀。但是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理解能力有限，教师在教学引导中容易走入形式化，更多地集中在古诗词具体字词字面的分析理解。而对于古诗词所蕴含的意境美以及浓厚的情感色彩，却缺乏足够的引导与诵读，不能将古诗词的价值最大化。在语文教学中，诵读本身就有很强的实际价值。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认为古诗词“三分诗，七分读”，“读”占据了其中主要的价值内核。而在小学教师古诗词引导过程中，更多地采用满堂灌形式，将字词做拆分后分析，而后掌握整个诗词大意。在情感的体会上，也更多地集中在浅层次的理解，无法对整首古诗的意境美得到深入的领会，甚至在古诗词的意境美领悟解释都相对有限。例如，在四年级的《暮江吟》中，是一首写景的七绝。运用了巧妙且创意性的比喻来展现红日与江水所映衬的景色。可以播放视频材料诵读，也可以让学生自行诵读体会，感受文字的精炼美妙。
（二）缺乏古诗词情景的领悟引导
在教学引导上，更多地注重了知识点的理解，缺乏情景的深入感知。古诗词如果单纯从字面去理解，往往不能获得其深层价值，甚至在理解上容易存在片面理解，甚至错误理解的状况。如果不能把古诗词与其背景材料、情景意境结合起来，其价值将荡然无存。对于在古诗词的学习中，更多情况下需要给予学生一种情景意会的过程，而不能简单地走流程的理解字面含义。古诗词所蕴含的诗情画意，需要调动多样化的情景体会，理解其丰富的内涵，以及其作品的魅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容易陷入惯性思维，为了降低教学工作的压力，更多地停留在考点、知识点的学习，缺乏在此之外丰富内涵的挖掘与引导。例如，在四年级的《清平乐·村居》中，作品展现了五口之家的生活之美与生活的趣味。可以通过图文、视频材料做辅助展现，让学生对这种家庭和乐的感受做直观的理解。甚至可以通过让学生描述自己的所见的生活经验做类似的模仿描述体会。
（三）缺乏古诗词整体的感悟引导
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教师更多地集中在细节，而往往忽略整体的体会感悟。这种情况下，最为常见的就是教师认为将每一个字词做了深入的分析理解，就可以让学生对整篇古诗词有整体的了解，但是缺乏了整体价值深入挖掘引导的意识。字面意思往往不能涵盖深层的内涵以及意蕴，深入地分析古诗词需要把其整个作品的旋律美、音调美、个人背景、社会条件的时代风貌，做丰富的背景式教学，才能有效地让人有更强的感同身受以及其意蕴价值的领悟。但是由于过多的纠结细节，停留在细节的理解记忆，这种整体的感悟则相对缺失。古诗词有自身的韵味与灵性，如果纠结于字词，往往就将其内涵的情感价值进行了削弱。例如，六年级的《宿建德江》，是作者对往事的回忆，是一种羁旅之思。这种感情可能学生们较为少有，但是可以通过对学生在外地旅游探亲的感受来引导学生去感受。要引导学生去感受那种淡淡且含而不露的情感表达方式，这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含蓄文学作品之美。
（四）学生自身的学习局限性
教师古诗词教学上，缺乏开放性思维的引导，更多地让学生领悟大纲教学要求所需，提升应试教学能力，而缺乏对古诗词丰富价值的拓展，不能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与感知能力，这样就导致在古诗词教学引导上存在较强的局限性。除了教师引导的问题，学生自身在古诗词学习中也会存在自身因素影响。首先，学生自身的发展年龄受限，在社会阅历、人生感悟上相对浅薄，不能够深入的体会。作为古代大诗人，他所经历的一切感悟理解，尤其是很多古诗词中蕴含了很深的人生感慨。对于小学生而言，他们无法在思想层面上领悟到这一层，进而导致教师在教学引导上也无法进行深入。其次，小学阶段，学生的思维本身停留在具象思维能力上，对于较为抽象的思想价值观、情景意蕴的理解，本来就相对薄弱。介于此，教师则不会朝更深度的方向上去引导，避免构成学生思想层面的压力。字词的细节理解、翻译则符合学生具象思维的特点，因此教师引导方式的局限也与学生自身理解能力发展有关。部分学生思维能力超前则可以做引导，但是对于普通大多数的学生而言，他们既无法感知到诗词的魅力，也不能领会到其中的人生感悟之美。例如，五年级的《己亥杂诗》，内容表面是一种游玩的景色描述，但是实质可能是对社会与过往的反思。手法丰富，思想巧妙。对于成人，很容易领悟其中的整体妙处，但是对于学生而言，可能会有难处。他们可能缺乏同理心，也缺乏职场沉浮的历练，所以感悟不到，要保持耐心地引导与合理的比喻来指导。
二、当下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对策
（一）提升古诗词诵读教学水平
要提升古诗词教学中诵读内容的比例与技巧。要注重整个诵读环境的建设，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可以配合一定的音乐做辅助，提升整体的情景感受能力，提高整体的古诗词学习趣味性，由此来引导学生投入更多的兴趣去感知。要引导学生对古诗词节律、抑扬顿挫的理解，懂得基本的停顿、拉长、音调的变化，同时要懂得情感的收放自如，要体会到古诗词在诵读过程中所展现的魅力。可以提供对应的诵读模板，让学生去听专业的诵读专家所展现的诗词意境。尤其是现在网络资源丰富，教师可以通过网络上下载对应的古诗词视频诵读材料，里面包含的文字、视频、图片、音乐等各元素，由此更好的保证整个诗词意蕴的展现效果。甚至条件允许，可以将古诗词表现过的影视剧剧情拿出来做展示，提升整个内容的趣味感。也可以对古诗词展开班级内部的诵读竞赛，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生在诵读中展现的技巧与特点，提升其丰富的感受能力。
（二）注重古诗词情境的构建与领悟
在教学引导上，需要从整体的情境入手，交代必要的背景材料，注重背景式教育的引导。古诗词本身要结合时代背景才能体会出作者当时的心境，尤其是古诗词多半是作者在个人际遇不佳时所做，包含了很深的人生感慨。这些内容需要结合历史背景做阐述，而不能做独立性的分析理解，否则会导致其整个情境理解的折扣。情景的领悟，一方面可以通过网络材料搜寻专业诗词背景材料做直接的图文阐述，也可以通过整个作品相关的时代影视材料做辅助，由此提升学生的感受能力。情景领悟更多情况下需要意会而无法言传，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教育引导上，教师也需要保持开放性心态，鼓励学生创新思想，让学生自我去感知这种情境之下作品所需要传达的感受。甚至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喜好去分析作品的情境，而不能单独的集中在某个考试模板之中。要充分的引导学生意识到文化作品本身具有很强的多样性理解特点，每一个人都是作者，每一个人的理解不同都是赋予古诗词作品更多的生命。
（三）加大对古诗词整体感悟的引导
古诗词从应试教育来说，需要对其具体的字词做理解，掌握古诗词字词表达的特点。但是并不意味着整体上的体验感悟就不重要，尤其是在对整篇古诗词作解释之后，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让学生去开拓思想，感受其整体的作品效果。包括其整体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者在面临不同时代问题之下，自己表现出情绪状态。甚至可以将这种思想拿到学生群体中去做讨论，去分析这种思想产生的原因，合理性或者是不足之处。尤其是要引导学生认识到古代的大诗人，也有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也有自身的缺点，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他们所作的诗词在某些思想上也可能是片面的正确，而不能适用于所有人。尤其是这种思想态度的引导，不能够概括每个人整个人生所需。在思想的领悟之上，也需要学生懂得辩证性的思考。
（四）尊重学生的局限性，从实际出发
在小学古诗词教学引导之上，教师要从实际出发，遵从学生的基本特性。要充分的理解学生认识的局限性，而不能一味地好高骛远与拔苗助长。在现阶段，学生在古诗词的领悟上有局限，要保持理解的态度，不能用成人的思维去要求学生。学生们可以有超前思维，能够理解则应该鼓励表扬，如果不能够深层次地去理解，也不能做批评，或者强制性要求去理解。
三、结束语
在文学作品的思想层面，理解上面需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去历练与成长，保持宽容的心态。作为教师，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急躁，要保持充分的耐心。要提供更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去积极引导，而不能采用单一片面的方式去压制学生的思维。要充分的表扬学生开动脑筋的成果，无论这个结果是否符合标准答案要求，或者是考试知识点的标准，要保护学生的表达欲与思考能力。
【参考文献】
[1]岑永娟.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探究[J].读与写，2021，18（6）：44.
[2]林芳.探析小学语文古诗词诵读教学策略[J].家长（上旬刊），2021（1）：165-166.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5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且每种题材的演进都是一部脉络清晰的历史，充分体现并显示着它的历史与文化的博大精深。
从先秦文学开始，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就已经如影随形了。由于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文学评论家，因此充当文学评论者的往往是当时的一些思想家。例如，受到儒家、道家的思想观念影响，先秦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儒、道思想。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百家争鸣，文坛异常的繁盛，而诸多的思想家学说不但影响着文学创作者的思维方式，还决定着他们对一切事物的取舍。而后的秦汉文学作品中更可以看到文学评论的深刻影响，如司马迁《史记》中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就是当时道教繁盛的典型影响之一。至魏晋南北朝，在玄学思辨哲学的影响下，文人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苦闷情感和自我意识，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成是诗歌，其中又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最为突出。此后的唐宋元明清等时代的文学发展，无一没有文学评论价值观影响的影子，如南北宋词曲的迥异风格，就是受到北宋末年文学评论流派的影响。到了元代，随着尊崇佛道思想的兴起，文学出现了俗雅之变，戏曲、散曲等俗文学受到广大平民的喜爱，其中又以散曲的成就最高。从总体上说，前期散曲注重本色，风格质朴，后期偏重词藻音律，风格趋于典雅。此外，南戏和话本小说也有了新发展。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北宋末年产生于浙江温州一带，用南曲演唱，是一种民间戏曲。它结构宏大，形式自由，曲调柔婉悠扬，为南方民众所喜爱，成就最高的是高明的《琵琶记》。南戏“四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也较著名。南戏发展到元末已经定型并臻于成熟，到明清演变为长篇传奇。这一时期，诗文创作成就不高，较著名的诗人有刘因、赵孟 、萨都剌、王冕、杨维桢等。
综上可以看出，随着文学评论影响所导致的文学创作者思维的改变，古典文学在风格、体裁等方面亦有明显改变。
二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及其诱因
文学嬗变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悠悠五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学也许只是其中一朵娇美的浪花，随着地势的起伏，或蜿蜒流淌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或汹涌澎湃。一切的变化都看似那么偶然、无意。而当我们静下心来，去仔细地推敲它的每一种变化，又会发现，任何的变化都是一种必然，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文学批评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独立于文学学派，既与文学密不可分，又有着它自身的独特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学嬗变及其诱因
1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概况
（1）形式嬗变
诗歌是中国文学最早出现的一种艺术形式，在西周初年和春秋中叶之间，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而后到了汉魏六朝时期，出现了新的文学形式——乐府，乐府诗发展到后期开始逐渐形成五言、七言句式，到汉末出现了《古诗十九首》，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而七言诗则是在五言诗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盛唐之后，词作为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自民间而起，渐成风气，至南宋后期，散曲取代词的地位，引起了更多文人的兴趣和关注。除了诗词之外，散文、小说自战国时代以来，也一直在延续和发展，散文中辞藻华美，多用骈句，至后来骈文兴盛，传统散文式微，而逐渐产生赋。
（2）内容嬗变
文学反映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生活或者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内容也几经变化：《诗经》多描述生活、爱情，到后来《楚辞》开始，内容多见忧国忧民，诸子散文更是以治国、王道等为自己的核心内容。乐府诗、五言、七言诗的内容开始更为广泛，咏物、颂人、叹家国，包罗万象，词、散曲则更多的是娱乐意味，文学的功能也在内容的嬗变中悄然发生变化。
2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的诱因
导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多重的，主要包括：1、社会环境的变化，动乱、稳定、贫穷、繁荣，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于文人自然也有不同的影响，文学也自然会随之产生变化；以唐代诗歌为例，诗歌的发达，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朝代。唐朝诗歌能获得空前发展，除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因素：1、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台的时期，给诗坛增添了一大批新诗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使唐诗能够突破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丰富、充实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魏晋以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趋向成熟，隋统一全国后，促使南朝的绮丽文风与北朝的质朴风格相融合，这都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封建帝王对诗歌的提倡，刺激了文人对诗歌创作的重视。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为诗歌增添了新的营养。这些都是促使唐诗创作繁荣的因素。2、文学自身的积累。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自身在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积累，从量变到质变，自然会体现出一定的变化。以魏晋文学的发展为例，秦汉以后，一味追求声律、词藻的骈文逐渐占据统治地位，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日益占据优势，士族地主势力迅速衰微，这种贵族文体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提倡古文的运动。实际上，这是一个企图使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比较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运动，所以才出现了魏晋文学。3、文学批评的导向。文学批评是在文学出现之后才产生的，但是二者间隔的时间并不长，文学批评的作用很多，其中就包含对文学发展的导向作用，以下就是对此的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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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学评论的价值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影响
（一）儒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社会功用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最开始诞生的时候，只是作为儒道两家的学说附庸而存在，但是发展到了后来，开始展现出自己的价值。以儒家文学批评为例，从最早开始的“献诗讽谏说”与“观诗知政说”，直到后来的“知人论世”，都是注重自己的社会功用。而这些评论也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主张直面天下之忧乐，上约束帝王、下兼济苍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儒家思想主导的文学批评价值观下，文学自然而然地开始向多重社会功能迈进。以陆机的《文赋》为例，他主张文学就应该达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自由状态，却又同时要兼顾“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昭明太子编著的《文选》也主张，“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汉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学批评的这种社会功用价值观，就一直渗透到了骨髓。因此，纵观中国古代文学的演变，无论形势如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思想始终贯彻其中，或者说儒家文学批评，作为中国古代主流的文学批评，其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出道、入世、佐圣王，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永恒的旋律。
（二）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艺术功用
与儒家文学批评价值观不同，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更多的是讲究“出世”，不论是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还是庄子的“虚静”、“物化”、“得意忘言”，都站在以“自然”、“道”为核心的哲学基础上，他们的文学批评价值观只是哲学观在文学问题上的体现。这种思想在古代的中国文学中并不是主流，但是其影响也不可小觑，无论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梦幻田园，还是对桃花源的无限憧憬，文学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的宣扬社会价值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并无不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空前繁荣的唐宋两朝，也诞生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而这两朝的诗词，艺术价值也远远大于社会价值。文学，正是在道家的文学批评价值观下回归真我，老子或者庄子们所倡导的对“道”的体悟和自然美标准的文论观，也就构成了“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于是，在儒家文学批评成为主流的环境下，我们的古代文学，一直以来都保留了最为纯粹的艺术美，在任何时代下，都有一群借笔墨遨游天际的“鲲鹏”。同时，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儒家的文学批评也有着自身的影响，在“为社会而艺术”的主旋律下，适当地“为艺术而艺术”也能为乐章添加华彩的变奏。
（三）玄、道、佛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现实价值
历史上有名的元嘉时期，就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在文人的创作心态中，文学逐渐淡化了文学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性和审美性，文学创作开始趋向于个性化和风格多样性。在这一时期，各种文学形式丰富发展，文学在受到普遍重视的基础上，文学批评出现繁荣景象。
南朝以后，人们的思想潮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儒学“大一统”思想地位开始动摇，但玄学清谈形式并没有消亡。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朝庭特地设立儒、玄、史、文四学馆，而且儒学思想经过与玄、佛、道的不断冲突、较量、改造和糅合，不断吸收玄、道、佛文化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逐步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统治框架，成为统治者统制天下的潜在工具。自宋武帝开始，南朝各代寒人皇帝，一再下兴学的诏令，设立传授儒经的机构，到梁武帝时，糅合后的儒学思潮达到鼎盛，《礼》和《孝经》的研究尤其繁荣。儒学在思想核心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糅合后的儒教成为南朝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期间的学术思想多元化而且较为注重审美，对于庄子的推崇到了比较高潮的境界，逐渐淡化了政治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注重强调文学的本体性和审美性，文学创作开始呈现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创作手法的个体性。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6
一、挖掘人文内涵，让古典诗词闪耀光芒
人文内涵是古典诗词的一大特色，也是古典诗词之所以能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教师应当转变观念，积极挖掘人文内涵以提升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兴趣，并在教师的引领下有效参与阅读。
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此词是属于望月怀人之作。虽是怀人，词牌的最后却抒发了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世上所有的事都不可能完美。教师在分析该词时应避免平白描述，尽量选择优美的语言，以增强古典诗词的质感。同时突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一人文精神。可以说，没有深入品读古诗词，就无法感受到它的美，而没有深入理解作品的情感，就无法体会古人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教师可以运用优美、流畅的语言，将艰涩、难懂的古典诗词简单、生动的展示给学生，同时也要将作者的内心情感展现给学生，学生才能感受到古典诗词的魅力，进而感受到古典诗词中蕴藏的人文精神。古诗词之所以能经久不衰，流传久远，原因在于古诗词融入了当时的生活情景，融入了作者不一样的情感，并运用语言文字将它记录下来，当后人在品读诗词时，似乎还散发着余温，情感是那么的炽烈、感人。因此，挖掘人文内涵是引领学生有效参与学习的重要法宝，也是闪耀古诗词魅力的重要策略。
二、创新教学模式，让古典诗词闪耀光芒
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大部分教师习惯运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他们会将自己的理解借助课堂全盘“传授”给学生，而没有考虑学生的认知期待，没有考虑教材蕴含的人文精神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同时，有些教师会让学生背诵，这本是好事，但不少老师要求学生背诵时，并不是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之上，而是要求学生强行记忆，此方法显然没有充分挖掘出古词的价值，导致学习效果不理想。古诗词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它的价值，蕴含的人文精神，教师要创新教学模式，使古诗词焕发魅力。
如《破阵子》，该词的主要创作背景是南宋时期，当时南宋正在遭受金的侵略，而南宋朝廷并不主张抗金，一再退让。当时，作者已经辞官在家，虽然闲居却仍没有忘记祖国，他的好朋友陈亮也有同样的志向，作者就做此词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当学生了解到作者在写此词时的情感状态后，他们在品读时就不再是枯涩的，而是带着爱国情怀的热血，词背后是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和报效祖国的情怀。学生的诵读激情被点燃后，教师再让学生去反复诵读，在诵读过程中，教师再巧妙渗透词句理解，以达到逐渐提升学生对整首词的理解。同时，教师就诗词风格、意境、手法等知识，进行诗词剖析，使学生感受作者呕心沥血的创作用意，感受作者浓浓的爱国情怀。可以说，新颖的教学模式为学习注了活力，作品的人文精神感染了每位学生，使学生对诗词更加感兴趣。
三、提升教师素养，让古典诗词闪耀光芒
教师对学生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自身的素养特别重要，因为古诗词不同于白话文，它所蕴含的内容比较深，加上语言运用方面比较抽象，想让学生感受古诗词的乐趣，教师要先用自己的文化“征服”学生，为学生展示古典诗词的魅力，而这个魅力离不开流畅的课堂教学，离不开教师丰富的知识底蕴，课堂的巧妙延伸会将学生带入不一样的古典诗词世界，使古典诗词中的人文气息在教师的引领下而萦绕于课堂之中。
如《宣州谢I楼饯别校书叔云》，教师必须对全文有一个前瞻性理解才能课堂上向学生渗透作者人因怀才不遇而引发的无尽烦忧。人文情感是本文的一个隐性价值，而这个挖掘必须以文本的解读为载体，教师要具备渊博的知识，才能充分挖掘出古典诗词中蕴含的人文价值，诗人为何而烦恼，而这个烦恼离不开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诗人的情感如何通过字词表达的。只要丰富的知识修养才能在授课时旁征博引、娓娓道来。
总之，古典诗词中蕴藏的人文精神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沉淀，想让学生更好地学习古典诗词，并对古典诗词产生浓厚的兴趣，需要教师把握古典诗词蕴含的人文价值，展示古典诗词的魅力，从而让学生感受到古典诗词“可爱”的一面，进而产生积极的学习兴趣，让古典诗词闪耀光芒。
【参考文献】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7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5）18-0022-02
一、古典诗词“再脉络化”的途径
教材是“根据教学要求而编写或选定的教科书、讲义、讲授提纲等的总称”。而“教学要求”正是国家所规定的，体现国家的价值取向，它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起着引导和制约作用。教材所要体现的价值取向，这与文本选择权的拥有者有极大的关系，从深层次看，教材是根据国家的价值标准进行精心选择的、能体现国家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文本表达。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原始文本都可以进入教材，即使进入教材，也要经过重新解读，也就是“再脉络化”。古典诗词从文本到教材，一般要经历两次“再脉络化”：
1.教材的编定是一个选择与舍弃的过程，选择什么和舍弃什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被选择的文本所表现的价值“必须”符合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社会主流价值一般是以规范的、合法的、全体社会成员必须遵从的方式出现，所以教材的编定往往把它作为文本选择的首要标准，并在教材中体现出来。任何国家都会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价值理念贯穿于教材中。著名的课程论专家劳顿认为，在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标准时，要考虑“社会现实”，当然，这里的社会现实一般是国家认可的“主流社会现实”，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国家认可的“主流社会需要”，即符合国家价值取向的需要。
2.教材的编定是一个过滤与加工的过程，过滤什么和加工什么是一个价值重建的过程，这个过滤和加工的过程，就是知识和思想的“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ing）过程。所谓“再脉络化”就是指，原始文本必须根据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进行重新解释或改编，使之与社会主流文化价值保持一致，能代表国家的意志。
总之，文本的取舍和“再脉络化”问题，其中隐含着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或团体，总是力图依靠学校、借助教材这个媒介，传播社会主流价值，使青年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趋近社会及其价值体系所认同的规范，使教材中表现的价值迅速地内化为学生一整套的行为准则。这样，有组织、有计划、有意识地把青年一代培养成统治阶层认为的合格的社会公民，确保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古典诗词的“再脉络化”痕迹
1.教材中古典诗词的价值取向。教材中的内容一般都是根据国家认可的价值标准精心选择的，与社会主流价值合拍。我们国家的教材也一定为建立社会统一的主流价值体系做准备。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对教材中所录的古典诗词的价值取向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1）刺政伤时类。此类诗词有《硕鼠》、《孔雀东南飞》、《兵车行》，占所选诗词的27.1%等。大多批判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一些黑暗腐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
（2）忠君爱国类。此类诗词有《秦风·无衣》、《离骚》、《国殇》、《白马篇》等，占全部所选诗词的14.7%。表现了忠君爱国的思想：对国君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对国情的忧患。
（3）婚姻爱情类。此类诗词有《卫风·氓》、《孔雀东南飞》、《迢迢牵牛星》等，占全部所选诗词的14.7%。所选的“婚姻爱情”类诗词，不是表达爱情的美好和婚姻的幸福，而主要是表达羁旅征役中的爱情，精神压迫下的婚姻。
（4）乡情友情类。此类诗词有《苏幕遮》、《梦李白》等，占所选诗词的14.7%。为官从政的、羁旅征役的、从商求学的，从而产生深厚的乡情和友情。教材编审者有意地突出了这类诗词批判意识，即表达思念之情，又批判造成这种情感的社会根源。
（5）人格独立类。此类诗词有《离骚》、《归园田居》、《梅花落》等，占所选诗词的8.5%。中国的文人总是在“用世”与“出世”中矛盾，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然而“达者”能有几人呢？“穷者”却大有人在！有良心的中国文人，在“穷”时，大多能“独善其身”，或归隐、或傲骨，以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保持独立人格与同流合污是相对的，因此，教材的编审者借此表达对不合理制度的批判。
（6）忧民悲己类。此类诗词有《扬州慢》、《秋兴八首》等，占所选诗词的6.2%。民与己的悲苦在相互加重，沉重地压在诗人的身上，编审者在解释这些诗词时，往往按上“社会悲剧”的标签。
2.“再脉络化”痕迹。中国的古典诗词博大精深，内容丰富。但从教材的诗词选择及解释来看，明显的有着“再脉络化”的痕迹。
（1）从教材内容的选择看，带有明显的政治性。批判落后、黑暗、腐朽的旧社会制度为多数，批判的角度多从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和残酷暴戾着手。统治的劣迹使百姓归家无处，使志士报国无门，使情人求爱不得。
（2）从教材内容的解释看，带有明显的引导性。批判旧的社会制度，并非就批判而批判，而是批判的基础上有所确立。引导学生热爱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引导学生热爱国家，保家卫国，献身于国家，要有忧患意识；引导学生在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爱情，尊重友情。
这种批判旧制度，热爱新社会、新制度的价值取向，使这些古典诗词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再脉络化”痕迹。所有的这些分析都是站在“诗言志向”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再脉络化了诗人的“写诗之志”，强化了编审者的“编诗之志”，影响了学生的“读诗之志”。
三、古典诗词的“再脉络化”结果
古典诗词的“再脉络化”结果是不是成功的，就看能不能为大多数读者所接受。教材的编定者或者课程设计者在选择原始文本时，不仅要考虑到“社会现实”，也要考虑到他们所“规定”的价值取向能否为学生的接受。如果不能为学生所接受，那么，即使他们认为的最崇高的价值也是枉然。所以，文本的选择还要考虑到“学生现实”，让学生感悟和体验到这种价值的所在，接近教材价值与学生的心理距离。
在学生的心理需要中，古典诗词教学中的价值取向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古典诗词教学中，学生关注最多的，也就是心理最需要的，是情感价值和审美价值（审美体验），这是学生的第一需要；第二，学生对于古典诗词所表现出来的仕途抱负和其他价值，基本不会作太多的关注，处于一种被忽视状态；第三，教材所特别强调的爱国主义（包括爱社会主义）和关心民生方面，学生基本上把它排列在三至五位。我们再来看看教材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
本价值取向分析是根据教材的分析得出来的，而并非古典诗词本身所具有的。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教材的价值与学生的心理需要存在一定的距离。
所以，在教材与学生之间，教师不能无视教材所表现的社会主流价值，也不能忽视学生的价值需要。而应该在这两者之间起到一种桥梁的作用：对古典诗词的价值取向作重新审视，在满足学生的情感需要和审美需要的基础上，更好地引导学生接受教材中的古典诗词所表现出来的教育价值、认识价值、思想价值等，做到“以美育德”、“以德促美”。最终让学生在桥的这一头（德）看到“澄明的美”，在桥的那一头（美）看到“严正的德”。
参考文献：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8
文包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唯有对作者创作的目的和过程有了通透的了解和把握，才能真正厘清文包诗存在的基本价值，才能依循其客观存在的体系规律进行教学。
1．厘清文包诗的目标价值：文与诗，价值何在
不难看出文包诗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语言文字的叙述为学生正确理解诗歌大意建筑了一道阶梯，让学生走进文本的内核进行有效的铺垫。从这个角度进行审视，文包诗文本是依据已经形成的诗歌解读以及它的创作背景，经现代人考证并创作而成。因此，文本的产生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诗歌，感知诗歌。如果反之，整个教学的价值走向将发生严重的偏离。如，《黄鹤楼送别》一文成功地将李白的经典名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在创作过程时的来龙去脉展现得淋漓尽致。教学中，教师紧扣文本中李白与孟浩然之间流露出来的依依惜别之情，让学生感受盎然春景，感受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情感。读好这样的文本，诗歌的理解也就水到渠成了。
2．澄清文包诗的教学重点：文与诗，思路何在
很多教师能够意识到文包诗的文体特质，也能够认识到文本是为了诗歌教学服务的根本宗旨。但是，由于教学惯性的因素，教师总会习以为常地引导学生中精读、欣赏、积累文包诗的语言，而将文包诗中的诗歌内核搁置在一边，使得整个教学始终停留于以文学文的泥沼中。文包诗的教学应该将课文语言与诗歌内涵之间形成一一对应的认知印证，在彼此比照与交融中将文本的气韵自然地送进诗歌内容之中去，从而充分发挥文本自身的价值，更好地为诗歌学习服务。
二、文包诗的策略探寻
文包诗中所涉及的“诗”是个广泛的概念，指的是我国古典文化中经典的诗词作品。在不同的年级段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教学也应该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于低年级而言，准确理解诗歌的基本大意是诗词教学的重点；而到了高年级，则要能借助大意拨开语言的藩篱，走进诗歌的意境和内核。下面笔者还是以《黄鹤楼送别》一文为例，阐释文包诗教学的具体策略。
1．贯穿文诗气韵，把握情感基调
文包诗的文本是作者根据各种史料以及诗歌作品本身撰写而成，但文本的内容、内在的气韵都与所描述的诗歌作品一脉相承：理气和意蕴的再度彰显，情感理趣的起承转合与诗歌息息相关。在教学中，教师在引导学生在读通读顺课文之后，让学生简要地表达自己阅读文本的收获。在整个过程中，教师充分发挥自身主导角色的作用，让学生将交流的内容始终围绕诗歌的核心，防止教学走偏了方向。在教学《黄鹤楼送别》一文中，在简要交流中，要让学生感知李白与孟浩然之间纯真的朋友情、师生情，感知两人之间依依惜别之情，感受春天盎然的美景。
2．诗文认知印证，紧扣契合点
文包诗教学的价值核心在于诗与文的交融和契合。同时，教师要引领学生从文本向诗歌的理解体验逼近。任何一遍文本的朗读都要以向诗歌的迈进作为前提。但要指出的是，借助文本学习古诗，与纯粹地进行古诗教学又有着细微的区别，关键在于紧扣文本与诗歌两者的交叉点，从而搭建一条由文本通向诗歌的高速通道。《黄鹤楼送别》中“杨柳依依，繁花似锦”与诗歌中“烟花三月”情境交融，彼此映照；“消失在蓝天的尽头”与诗歌中“天际流”又相得益彰。整个文本与李白的古诗彼此对应的地方非常多，诗词与文本的珠联璧合，为我们学习诗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链接诗文节点，整体关照全文
阅读教学的流程应该遵循整体感知——深入细节——整体回归的规律。在文包诗的教学中，教师出应该遵循这样的阅读教学规律，引导学生通过回归读、反思读等方式实现阅读教学的回归。这样的回照方式，既是引导学生进行文本的学习，更是学生认知能力的整体构建。在本节课中，执教者在学生已经对诗意和诗境有了较为深刻理解和把握的情况下，引导学生再次深入文本语言进行探析，要求学生找出与诗歌的内容相关的语言，朗读品味，感受文本语言的精妙，进一步理解诗歌的意境。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9
基金项目：教育部创新基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作者简介：李咏吟（1963），男，湖北浠水人，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诗教优先于诗艺”：古典诗学解释的德性之思
“诗学”解释的目标，不同于“诗”的解释目标，虽然两者之间存在关联。诗学解释，必然直接关联着诗的本体，因为解释学就是“面对对象自身”而形成对事物的深刻把握。这样，诗的形式、诗的体式、诗的共同美学特性与诗的不同生命情感内容，就成为“诗学解释”思考的中心内容。这就是说，诗学解释，先要对诗的本体形成对象性认识，而且，这种认识要建立在对诗的本体之经验认知的基础上。“解释者”，需具备丰富的诗歌认知经验，即通过大量作品的认知和阅读形成对诗的总体认识和个别认识，由此，形成诗学解释的“艺术化或形式化路向”。与此同时，诗歌解释，还需要形成关于诗歌内质的生命自由反思，即在评判具体的诗歌时，解释者必须正视诗的具体内容，通过生命的体验与反思，使“诗人”的生命情感与“解释者”的生命情感之间形成内在的“价值共鸣”。进一步说，诗学解释者一方面要将诗人业已呈现的生命情感给予充分解释，另一方面则应将诗人隐含的诗思予以充分解释，使之具有超越性的生命情感意义。这种生命论与审美之思，开辟了诗学解释的“功能论或生存论路向”。一般说来，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就是“艺术化或形式化路向”和“功能论或生存论路向”，简言之，即“诗论”与“诗思”。
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对诗的本体认识已达到了自由的认识阶段，不过，应该看到，中国诗歌解释学的“功能性认知”先于“形式化认知”，即将诗的作用摆在优先解释的地位。在功能解释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或者说，当大量的文人诗歌创作对诗学解释形成内在召唤之后，“形式化认知”则优于“功能性认知”，古典诗学解释对诗歌本体和形式的解释，才构成了系统的话语解释形式。从中国古典诗学的历史文献即可见出，前孔子时期的诗学思想，只是在《尚书》中才有具体的论述，其中谈到：“诗言志，歌永言”。真正对诗歌的功能价值形成理性认识的是孔子，他一方面强调对“诗三百篇”的学习和认识，另一方面则强调对诗的功能的道德性认识。应该说，古代人充分认识到了诗歌独有的生命文化特质，不然，孔子不会如此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前孔子时期，礼乐文明高度发达，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音乐的地位要高于诗的地位，不过，礼乐与诗之间关系密切，诗配礼乐，礼乐配诗，雅诗与颂诗与礼乐关系密切。这一切，皆服务于“吉、嘉、宾、军、凶”五礼的仪式化需要。当然，民间的野性歌唱，与这种仪式化礼乐诗歌，始终与之分庭抗礼。
中国古典诗学的“最初发凡”，是在“风诗”、“雅诗”和“颂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有了大量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诗歌之后，“诗教”成了最基本的教育方式之后，诗学的观念才开始真正形成，因为必须先有诗的创制才有关于诗的经验和认识。诗歌创作者的诗情观念，一方面源于自然的启示，另一方面则是主体性生命情感和自然之声的记录。诗是慢慢发展成熟的：由人的本能性的呼喊到有节奏的歌吟是阶段，从有节律的语言到有生活历史情节的叙事是阶段，从宗教神秘感悟到颂神诗的吟成是阶段，所以，“多途径多形式的诗歌创作”，完成了诗由“自然呼喊”到“情感思想表达和历史生活叙说”的转变。当采诗官自觉地收集各种诗歌时，诗歌就完成了有效性保存，它对创作的要求转而由无序向有序发展。诗即史，诗是对历史生活情感的记录，有诗传承，也就有历史可承载，所以，当诗收集到一定程度后，认知历史，学习传统，了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乃至文明的制度时，诗就成了最重要的教育材料。诗教的形成，一方面是对诗歌认知和接受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对诗进行品评反思的过程，这样，诗的形式观念与思想意义或精神功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关注。
“诗教”，在西周时期即开始盛行，按照王昆吾的看法，《周礼》按天地四时六分之法叙述官制，其中，技术官吏在大司乐总负责下，构成以乐师为首的“学官”、以大师为首的“乐官”、以大卜为首的“卜官”、以大祝为首的“巫官”、以大史为首的“史官”等五大系统。郑玄注中谈到：“凡乐之歌，必使瞽为焉。命其贤知者为大师、小师。”王昆吾谈到：“大师”和“瞽”，皆是宗教礼乐典礼上的圣职人员；“六诗”，即是这种圣职训练的基本节目，包括风、赋、比、兴、雅、颂六项。这种官制解释和认识，对于理解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极其重要，因为民间诗歌必然长期停留在感性生命表达阶段，只有当诗歌被官方认可之后，才可能形成对诗歌的深入理解和认识。“诗教”，无疑使这种解释工作的合法性有了坚实的功能基础。从诗教意义上说，从“六诗”到“六义”的转变，就是诗学得以形成的内在精神过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以乐教为中心的时期，二是以诗为聘问歌咏之手段的时期，三是以德教为中心的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诗三百篇”，主要是为仪式需要而采集的，因为周官掌诗、教诗的目的是为乐歌服务。所以，“从乐教的观点看，诗是民风的表现，是历史资料和风俗资料，也是用于国家仪式的音乐素材；从乐语之教的观点来看，诗则是语言材料，可以进行方言和雅言之间的沟通。”[1](P213309)在周代的国子之教中，即有“乐德之教”，教授“中”、“和”、“祗”、“庸”、“孝”、“友”；“六德之教”，则为“知”、“仁”、“圣”、“义”、“忠”、“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德教是为乐教服务的，是乐教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乃是由于上古时代的教育是围绕祭礼而确立的。这样，诗三百篇的文本，就在教育过程不断加以完善和最终定型。
这种诗乐传统，对孔子影响甚大，因为孔子继承了西周礼乐文明的传统，并且，坚持诗歌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因而，“诗教”构成了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应该说，孔子通晓诗乐，理应对诗乐有诸多深入体会和解释，他对诗歌艺术本身或作诗艺术肯定有许多心得，但是，有关诗三百篇的诗乐分析，惜未见于古人之论述，倒是关于诗的价值和功能在孔子诗学中具有核心地位。实际上，孔子的诗学思想，具体体现在诗经文本的选定和他的教学实践中，即通过“选诗”达到了删诗之目的，通过教学实践将他的诗学主张融入其诗作分析之中。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史马迁谈到：“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王昆吾谈到：删诗一举，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诗教思想。孔子重视礼乐，实际上，是把诗歌文本当作礼乐的寄托来整理的。他删诗的方法，基本上是为了正乐；删诗的宗旨，则是为了恢复周代的礼制和乐教。进一步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教诗造士”的目标，即由诗入手，以礼为根基，以乐为修养，以此培养国家精英人才。[1](P289)孔子的诗教理想在于：通过诗乐教育培养政治家的人格情操恢复西周文明。由于西周文明已经崩溃，因而，他的实际效果，则是强调诗教的作用，并将诗教视作人生的重要自我修养途径，甚至将“不学诗，无以言”作为基本价值准则。这样，孔子的诗教理想，就成了古代儒家人格修养的基本目标。由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诗学路线，可以看出：中国古典诗学最初是如何理解诗歌并构建独立的诗学解释体系的。这种诗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实质上围绕诗本身来展开，这就是说，解诗离不开“学诗”和“教诗”。“解诗”的目的，就是为了理解诗本来的礼乐文明意图；这种解诗意图，并不重视诗的美学形式和美学规范，相反，倒是很重视诗的精神功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道路。这条诗学解释道路，即诗教之路，以诗造士之路，诗之功能阐释之路。
孔子承继了西周文明的特点，并将古典诗歌引向了道德化或人格化的发展之途，无论是诗的内容、形式和职能都有了基本的规定，诗歌创作很难溢出这个常轨。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诗学，不是发展了诗歌创作的无限可能性，而是在客观上限制了诗歌发展的自由。虽然孔子时代的诗歌创作并未完全按照孔子设定的方向发展，例如，屈原的楚辞创作和楚国的文化哲学思想别有风韵，但是，从后代的诗学解释而言，屈原思想中合乎孔子诗学理想的部分得到了特别解释，而不合乎孔子诗学思想的部分则被无情地抑制了，这样，诗骚解释的道德化倾向，就形成了以儒家诗学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典诗学解释体系。“诗骚解释体系”，说到底，就是诗的功能价值体系和诗的语义演绎体系。诗骚的正统诗学地位，在汉代开始确立，汉代诗学解释者，以三百篇和楚辞为本，依文作注，依注作解，整体上贯彻了孔子的诗学思想和理想。诗歌解释者都认识到，诗具有特殊的地位，至少，此时公开排斥诗歌的思想还不能形成气候。人们充分认识到诗的独特教育作用，一方面，诗歌具有诱人的韵律，吟诗本身让人体会到语言的美妙之趣，诗歌配乐能给人带来，激发人的情志，另一方面，由于诗骚文明中以忠君爱国爱民为宗旨，因而，诗骚中充满了健康的生命伦理思想。这无疑有利于生命教育，而且它不是强制性教育，一切都融入诗的自由情感体验之中。应该说，周代歌诗或前代歌诗的体裁和内容丰富多彩，孔子删诗之说可信，或者说，西周采诗官在民间诗歌和宗教诗歌的采集中本来就进行了选择或删改，这些都使原初时代的民众诗歌的广阔创作内容被狭窄化，自然就阻塞了诗歌创作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有人将“思无邪”解释成“无边无际”，这个看法貌似新鲜，但是，并不符合孔子的诗学思想，因为强调“思想纯正”应该是孔子论诗的主旨。
孔子特别强调“诗言志”，将诗人的创作纳入到了合法性思想渠道，即“诗人之志”具有被社会共同认可的先在性特征，这种价值特征，成为文明确认和肯定的内容，因此，诗人只有成为这样的人才具有特殊的生命价值。那么，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被中国人普遍认可的价值秩序，包含着哪些内容呢？自然，维护社会的公正是诗人的第一要务。所谓公正，是以现有社会制度为依据，例如，君主富有仁爱之心，臣民具有忠君爱国之志，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发愤图强、尽忠报国，或者不与流俗为伍，鄙弃社会丑恶，不与小人为伍，保持个人的清白与廉洁，或者表达抒发山林自然的隐居之志，等等。总之，诗所言之志，说到底，就是人的现实生活价值选择，在这种君权至上的专制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公正与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仁爱与和谐，因而，“不平则鸣之志”，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的诗人最容易滋生的批判性或反抗性的正义情感。这样，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平则鸣之志，建功立业之志，报效国家之志，驰骋疆场之志，保持清洁之志，改变黑暗社会之志，驱除鞑虏之志，遁迹山林之志，远离官场之志，皆是对社会丑恶的对抗，或是个人抱负的激情表达。说到底，“诗言志”只关怀个人理想与价值的实现问题，或者说，是对民众苦难或利益的吁请，至于更为深刻的个人自由与自由权利，个人灵魂与生命永恒，神人自由世界的创立等生命价值原则，由于受到思想现实和社会文明制度的约束，也就不可能得到自由的表现。所以，“诗言志”，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显示了特殊的价值，也暴露了它的思想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与诗骚诗学传统的定型化有关。
“诗骚传统”，一直被有意识地保护为中国诗歌艺术的正宗，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古典诗学观念，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值得反思批判。诗骚解释所导致的中国古典诗学的思想困局，自然应该引起充分重视，这就是说，中国古典诗学的诗思方向，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文明的基本精神特质决定的。这种文明，重视的是贵族特权而不是个人自由，重视的是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但是，又找不到改变中国社会的有效良方。中国古典诗学，本来也可以向生命自由与自由理想方向发展，事实上，“道家诗学”向天道心性自然方面发展，在扩展人的心灵自由或精神自由方面贡献甚多，不再是儒家的“单调志向”。但是，道家诗学的自由，重视的是个体的精神自由，而未能关注社会的或公民意义上的自由。“道家的自由”，不是以保证公正的社会自由为前提而建立的个人自由，而是孤离于公共制度之外，或容忍不自由的社会现实而体验的纯粹精神想象的自由。在道家看来，只要“无为”，个人的一切心灵自由皆是可能的，这种自由，带有反文明的性质。因而，这种诗性自由观，虽然将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学的意境极大地拓展，但是，它在根本上仍然无助于建立现代意义上的诗学。必须指出：中国古典诗学的思想困局就在于，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理想，它不能真正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或中国人的自由生命信念，这一切，只有在引进西方思想之后才可能发生。所以，中国古典诗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就诗思意义上而言，具有“先天性的思想缺陷”。不过，也应看到，这种诗思的欠缺，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由于古代人对“自由的生命之诗思”的传统被长期抑制和边缘化的结果。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就知道，“原初道家思想”，反对功用思想传统，也反对源于功用思想传统的“诗言志”，因为儒家的功用之思，将诗的自由生命之思抑制了。其实，无论是老子思想还是庄子的思想，不仅用诗来表达而且以自由的自然的诗思作为生命的最高价值取向。道家思想代表了中国诗歌和哲学中的自由的思想文化传统，只是它一直未能形成思想正统，但是，这个自由之思和自然之思的诗学传统，一直是中国自由主义文人自我放纵和返朴归真的思想价值支撑。
如果说，中国诗学解释学缺少关于文学的哲学反思或社会文化价值的探索，那么，这样的诗学解释学等于失去了“灵魂”，同样，如果诗学解释学只有关于文学功能价值的反思而缺少对诗艺本身的创作解释或美学解释，那么，这样的诗学解释学就失去了文学的本原价值。应该说，完整的诗学解释学，应该包含这样两个方面。事实上，中国古典诗学正好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只是有关文学创作论或美学风格的解释比思想解释更为发达。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孔子有很精微的艺术鉴赏力，但是，他有关诗艺本身的论述一点也没有被保留下来，只保留了他有关诗歌功能价值的论述。这说明，在先秦时期，诗的功能论考虑，“优越于”诗的艺术论关注，而对艺术形式本体的关注，则需要等待钟嵘和刘勰的出世。
二、“诗品激发诗艺”：古典诗学解释的内在转向
超越诗学的精神价值解释，并开辟诗学的本体形式解释，则是中国古典诗学的另一途径，这条诗学解释路径，主要关心诗的“韵律美感”与“形式规律”。不过，这种对诗的音韵、节奏和美学标准的重视，要到南北朝时期才能得到真正发展，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古典诗学的解释之路，总是具有单向化发展的趋势。就诗论诗，就是“解诗”，诗的功能作用和神妙意趣，常以模糊的方式予以认知。诗学的分析或对诗的细致分析未得到发展，这正是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特点。中国系统的诗艺解释学，直到公元5―6世纪才真正形成，这就比西方诗学晚了几百年，好在西方诗学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诗艺解释的进程异常缓慢，直到18世纪才有了真正的飞跃。中国古典诗学，有关诗艺的解释则特别发达，每一时代，皆有大量的解释学作品问世，只是有关诗的功能价值论的反思，则一直停滞不前。这一点，正好与西方诗学形成根本性区别：西方诗学解释在文学的功能价值论方面不断推出新思想，而相对忽略了诗艺解释之审美创造，因为文学批评的形式化立足于具体作品本身，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艺解释学。中国古典诗学，在文学功能价值反思方面，自孔子之后再无新思想，倒是诗艺解释日趋神秘繁琐。当然，中西诗学之间，自19世纪开始，在诗的功能价值反思和形式美学分析方面皆有大的成就，形成了思想与艺术并驾齐驱的格局。
那么，魏晋之后，中国古典诗艺学的解释为何发达？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诗艺解释”发达而“诗思解释”不发达？自然，必须解释“中国古典诗艺解释发达”的标志是什么？即诗思解释不发达而诗艺解释发达这个判断是否站得住脚？这要从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文本这一事实出发予以证明，因为事实胜于雄辩。重视诗歌和诗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显著标志，且不说诗赋取仕，单就诗词酬唱作为最重要的交往方式而言，就可以知道中国古典诗歌在民间精神交往中的核心地位了。或者说，由于人们把诗歌看作是学校教育的中心性的教学目标，因而，诗歌构成了文明教育的基础。诗教虽然也可以激活创作，但是，诗教的真正功能和作用在于对诗的品鉴和理解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说，诗歌创作虽然与诗教有关，但诗创作才能不是教出来的。因为如果按照受教的比例而言，诗教所培植的诗人实在太少了，所以，诗教最主要的功能，是诗的技艺认知和美学风格认知，也是生命美学境界的认知。由于“诗赋取仕”曾是古典教育的基本目标，因而，“诗教”确实要传授诗的技艺，即教学生如何写诗。写诗，一方面涉及内容模仿问题，一方面涉及技艺模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诗艺解释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诗教”和“诗赋取仕”这一活动决定的。不过，也应看到，应试性的诗歌作法或技艺传授术，基本上不能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基本材料。一方面这些资料未能得到有效的保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类解释缺乏诗学的原创性。诗教和作诗，使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诗艺方向显得格外发达。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上的中心人物，主要不是“诗人”而是“诗论家”。诗人只是写诗，他用不着对诗艺进行解释，因为诗艺就体现在他的诗作中，这就是我所说的“本文诗学”，由于本文诗学的隐晦性和寄生性，因而，关于诗艺的理性解释自然更值得重视。
相对而言，“诗教”发展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品鉴方向，即从诗出发去理解诗的意蕴和美感，吟诗或诵诗是诗歌品鉴的基本途径。诗歌必须通过“沉吟体味”才能发现其语言的精妙，意象和意境的精妙，音韵节奏的力量和变化。从诗味的意义上而言，“品诗”，一方面需要明白诗理诗义，一方面也需要对诗形成圆照通观，即要有比较诗歌立意和诗心体认的基本价值立场。说到底，就是要入乎诗之内，出乎诗之外。高明的诗歌鉴赏者，几乎都能胸藏万卷诗，然后，才能真正品评诗的高下。与此同时，作诗，则发展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的创作方向，即仅有评品是不够的，不亲自进行诗歌创作实践就无法真正理解诗歌的高妙。实际上，品诗与作诗是紧密联系的，品诗者可能写不出一流诗歌，但是，不能不写诗歌；写诗人不必读万卷诗书，而品诗者非要读万卷诗书不可。
从“品诗和作诗”发展起来的中国古典诗歌解释学，通常以“诗话”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诗情观念。由于中国古典诗学以诗歌艺术为主体，正统的文学观念只有“诗”“文”二项，所以，形成了以抒情文学为正宗的诗学解释体系，相应说来，叙述文学没有得到充分而自由的解释。不过，在刘勰那里，诗文本身在“文心”的解释中，都具有了合法性创造地位，这就是说，中国最系统的诗学解释学包含了丰富而全面的内容。刘勰的创作解释，是从品鉴出发的，他继承了“儒家诗学”的一般看法，即诗和诗人的目的在于原道、征圣、宗经。在这一目的下，文字书写或文章的创制都具有创作学意义，正是基于此，刘勰的文体论基本上是以自然归纳的方法进行。他在照顾“诗赋优先”的原则下，也将非韵文或应用性文章列于文学之内。不过，在任何文体中，刘勰都发现了其“诗性要素”，这一点自然是可贵的，因为远古文章几乎都离不开诗，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勰的广义文学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刘勰有关文学创作的解释，例如，“神思”、“体性”、“风骨”、“熔裁”、“比兴”、“养气”诸篇，皆显得神采飞扬。刘勰的解释，自然是在品鉴论思想的支持下体味诗人的创作，并研究诗文的艺术本性而完成的，刘勰的理论概括和具体品鉴都显得精妙准确。从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来说，刘勰的诗学解释学成就要高于亚里士多德，要知道，亚里士多德之后，刘勰同时代的西方诗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真正发展。只不过，在刘勰之后，中国诗学解释学，再无《文心雕龙》这样的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典诗学满足于“品鉴”本身，使诗学解释学在“诗话”方向一路走下去。
“品鉴”，虽在远古诗教时期即已开始，但真正创立这种解释体系，应该说，得益于钟嵘的《诗品》。此前，中国历史学中发展出“人物品鉴”的传统，司马迁、班固在这方面皆有成就，诗品脱胎于此，即在“品人”的同时“品诗”，在“品诗”的同时“品人”，将诗分成高低若干品，同时，将诗人分成若干品。“品”是中国文化中的独特的等级制度，最高品级自然就成为提倡和追求的目标。[2](P35)后来的诗学解释，就此形成了不断的历史超越，诗品一方面将诗人分列出创造性的价值等级，即第一流诗人、第二流诗人、第三流诗人，然后，依次确立其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此同时，将诗的美学风格或者意境予以审美区分。这种区分，强调了审美的多样性而回避了诗的等级性，即每一风格的诗皆有其美学价值。尽管一些诗家将“高古”或“雄浑”列为诗歌的上品，但是，并不足以否认别的诗歌风格的美学价值。正因为如此，诗品发展起了中国系统的诗歌美学风格论，其详尽和生动具体性实为很独特的解释学创造。
大量的“诗品”和“诗话”，就是从具体的历史的文学作品出发，对文学的历史发展和诗歌美学风格的发展形成系统的解释学观照。这其中充满了归纳性、实证性、综合性和比较意图，也就是说，解释学的判断与综合，构成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基本方式，这其中，既有生命美学的阐发，也有诗歌创作规律的总结和发现。这种内在的超越之路，在20世纪中国诗学解释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钱钟书的《谈艺录》中达到了最高体现。相对而言，王氏与钱氏，没有像《二十四诗品》那样进行美学描述，也未像《沧浪诗话》那样立论，但是，他们不仅承继了中国古典诗话解释的全部优点，而且还融入了审美自由的现代意识，即在中外诗学比较的基础上来解释诗的本质和美学特性。王国维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出发，把艺术解释和生命解释关联在一起；钱钟书则从“诗分唐宋”出发，不仅探讨了两种诗风的不同美学价值，而且，还开拓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诗学神秘论方向，他将诗歌创作和诗人的生命意向和内心体验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这种诗话式的综合解释方法，显示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独特价值。实际上，“诗歌品鉴”就是通过语言的方式，并从文本出发，去吟味和综合比较诗歌的艺术魅力，这种方法，在中国古典诗歌解释中达到了精致化的艺术阶段。古代中国诗人，一方面不得不接受诗骚传统作为诗学的正宗，另一方面也千方百计地通过个体性的创造，努力超越这种诗学观念。在这种努力中，心性体悟方向和心性原则得到了发展。在这种诗学观念的作用下，诗人“向自然的回归”和“向心性的回归”得到了发展和重视。
三、“诗思与诗艺并重”：古典诗学解释的现代化
诗学解释的定型化与创造性要求，是中国诗学解释面临的现实矛盾。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逐渐形成了两种解释学体系：一是从功能价值出发，从儒家伦理出发去建构诗学的内在价值观念，“言志说”的诗学传统得到了发展；二是从创作本身出发去构建诗的艺术规律，从审美出发而形成诗学解释的内在超越之路，诗的精神创造特性开始得到重视，与此同时，诗艺本身在玄学冥思中也开始得到重视。这两条解释学道路，使中国诗学解释学形成了基于解释对象自身的“解释学定型”，所以，在这种强大的诗学传统中，任何“解释学的变革”都是异常困难的。
正如西方诗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发展定型一样，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在刘勰那里也已经发展定型，而且，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系统，即文学的诸多重要方面基本上都包含其中，那么，中国诗学解释学到底应该如何创新？或者说，如何可能让中国诗学解释学能够适应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呢？可以肯定，刘勰的“文心雕龙体系”，或者说，钱钟书的“诗艺学体系”，可以充分地解释古典诗歌艺术。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古典诗学解释的完善与发达，仍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现代文学，所以，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解释学功效”只能作用于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而不能真正解释现代中国小说和诗歌乃至戏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与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之间形成“根本性断裂”。要知道，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不是基于中国诗学解释传统而建立，相反是基于西方诗学解释学体系而建立，那么，这种内在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能否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诗学解释学？是否有必要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诗学解释学？当前的中国诗学解释学格局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毫无疑问，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形成，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最有效地解释文学自身，所以，诗学自身必然要求“与世推移”。问题是：古典诗学解释学，只能面对历史文学却无法面对现代文学。应该说，理论不仅要有效地解释现代文学，而且需要有效地解释历代文学，显然，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和现代诗学解释学，皆无法满足这双重要求，所以，中国诗学解释学所面临的变革是必然的。
这还得回归现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变革上来！应该说，没有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将依然有效，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学样式将依然是古典诗文。问题在于，古典诗文的思想和语言，无法描绘丰富多彩的现实历史生活，即诗文不仅是心性超越的问题，而且是历史文化观照。更为重要的是，古典诗文根本无法表达现代人自由的生命体验，特别是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中国古典文学中那种脱离生活实际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即文学必须面对真实的历史生活，特别是要面对大众的历史现实生活，要求诗人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中觉醒，去面对沸腾的生活现实。这就要求形成全新的文学观念，古典诗歌的内容无法满足现实生活实际，因而，古典诗学的“品评观念”和“美学取向”，必然需要形成内在的变革。应该说，从古代文学走向现代并非不可能，例如，从李白和白居易走向现实生命体验与表达不会太困难，从关汉卿、曹雪芹走向现代小说叙述也不困难，但是，中国现代诗人和作家从西方文学出发，引入了私人生活描述和自由奔放的政治情感的表达，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叙述文学的结构观念和西方诗歌的自由思想观念。更为重要的是，鲁迅、胡适等先驱者的只言片语大有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倾向，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向，主要体现为现代化和西方化，因此，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也随之而“现代化”与“西方化”。
应该说，从中国文学的总体上看，古典文学解释走向现代并不容易，但不可否认，中国古典文学解释确实具有走向现代的因素。实际上，从刘勰和刘知己出发，不难建构现代诗学体系，因为刘勰的诗学理论大都具有普遍的解释学效用，例如，创作论和接受论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应该看到，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抒情文学为解释中心的诗学体系，不同于西方以叙事文学为中心的解释体系。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的自成体系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无法应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实际要求。中国早期古典诗学中不太发达的叙述学理论，完全可以通过历史学解释观念予以改造，这样，诗学形式论的变革，包括诗体的变革和叙述文学的变革，皆可能在中国诗学解释学内部发生。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所缺乏的，不是诗学本体论思想而是西方生命哲学观念，即怎么看待个人的生命自由？怎样重建现代意义上的生命关系和社会关系？这种思想文化资源，是中国文化自身所缺乏的，或者说，较难从中国思想内部获得这种精神支援。
因此，只有引入西方生命哲学观念，才可能形成现代中国诗学和文学的真正变革。由于思想和艺术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创造者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文学传统，也因此否定自己的诗学传统。必须承认，中国文学或中国思想内部的缺陷，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文学和中国思想内部的合理性或原创性。因而，诗学解释学的变革，不能从单维的西方思想出发，而必须以中国诗学解释学的优秀传统为根基，并引入西方的思想和艺术文化传统。从纯粹诗歌解释学的意义上说，古典诗话和诗品中的许多解释或创作原则，至今依然有效，或者说，用于现代诗歌创作中完全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是，大多数诗歌创作否认了这一点，所以，现代诗歌基本上处于“无根状态”，它自然不能引发人们的重视。事实上，小说叙述的方法和人物形象的创造也极有民族价值，只要我们用新思想去消解旧思想，就可以使传统中国文学抒情和叙述艺术重新焕发光彩。
重新评估刘勰，或者说，从刘勰的“文心论”中走出一条新的诗学道路，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原道”完全可以注入新的生命内容，“辩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可以建立新的诗体观念，“神思”、“体性”、“风骨”、“通变”、“情采”、“声律”、“比兴”、“养气”等可以发展新的创作论，“总术”、“时序”、“知音”、“程器”等篇可以发展出新的文学史观和接受美学观念，将西方诗学所涉及的生命文化内容与中国诗学相结合，一定可以发展新的中国诗学传统。这样，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就需要两种思想眼光：一是古典中国诗学的解释学眼光，一是西方诗学解释学的眼光。当代中国诗学解释学的根本困难在于：中国诗学解释者只会图解西方的思想完全忽略了民族诗学传统，因而，在诗学解释上缺乏起码的思想原创性。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变革，是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回应这一要求，所以，就需要重估中国诗学解释学传统。
中国诗学解释学，只要立足于文化传统并充分吸收外来诗学的创造性思维，就一定可以重新创造新的诗学解释学体系。只有这样的诗学解释体系，才是富有民族原创性特征的诗学，现代中国的文化诗学，就是适应现代思想文化要求的诗学解释学原创。像王国维、鲁迅、陈寅恪、钱钟书、任半塘等都是第一流的诗学解释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原创性要求，只是他们的诗学还不能用于解释现代中国文学，但是，他们的原创性努力，至少给予我们以启示。现代诗学解释，可以由此出发并走上思想创造之路，不必以单一的西方思想翻译作为自己的诗学道路。我们很难找到有效的诗学解释良方，但是，诗学解释的创造性要求，并不能因此而减弱。如果中国诗学解释学一味地重复古代诗学理论的话，那么，这种诗学解释可能会失去真正的现代思想解释力量，这样，要想形成内在变革的话又该从何入手？中国古典诗学面临着现代转换问题，即一方面诗学如何从古典传统出发去构建现代性解释体系，另一方面古典诗学如何不局限于古典文学也能对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形成深入解释，这既涉及传统诗学价值观念的守护，也涉及现代西方诗学价值观念的植入问题。
以中国古典诗学为基础的当前中国诗学的创造，自然要吸收西方思想的创造性成果，但是，无论是文学的思想还是形式，中国现代文学都必须有自己民族的新要求。由于中国现代诗学解释学不仅以西方诗学观念为主导，而且以西方政治思想文化为核心，因而，中国现代诗学自身承担了许多与它的身份不相应的思想任务，也因此使现代中国诗学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压力。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政治思想的任务纳入到文学的“原道”领域之中，即文学必须以生命的探索和社会的探索作为价值的体现方式，这样，就可以不必专门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或者说，诗学解释的多元化，不应妨碍这种意识形态诗学的发展。总之，现代意义上的诗学之建立，并不是为了消灭某种诗学解释体系，而是为了真正形成民族原创的诗学解释体系，即在保证“民族诗学原创”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让不同的诗学观念得以发展，至少可以改变当前诗学的完全西方化倾向。思想的任何一点进步都是困难的，其实，西方思想也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具有进步性，甚至他们只是很好地保护了希腊诗学解释的思想遗产。所以，我们不能再被“西方思想必然就是现代的”这种错误的诗学解释观念所愚弄。从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合理性出发，并以此为根基，同时，与西方诗学形成真正深层的文化对话和精神对话，就可以重新确立中国现代诗学的生命价值观念，重新确立新的诗学解释学原则和价值意识。这样，基于中国诗学的又融入了现代西方思想意识的文化综合与思想整合的现代中国诗学，就可能真正建立，并且，有可能形成对中西诗学思想的内在超越。真正的解释学事实是：解释是没有穷尽的，解释就在于不断地超越，人们在这种解释的超越中不断确证个体生命的本质力量，因为解释是人的生存方式，解释是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自我证明，解释也是人的自由精神探索与自由意志的充分表达。
参考文献：
[1] 王昆吾.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2]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M].北京：中华书局，2002.
On the Dual Directions and Modern Prospect of Classical Poetics Hermeneutics
LI Yong-yin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10
（一）古典诗词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价值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有着灿烂的文化，古典诗词便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绚烂的瑰宝。泱泱古国，历史悠久，拥有灿若星辰的诗人、词人。如椽巨笔，历史的盛衰变迁在古典诗词中可以得到印证；斗转星移，诗人、词人对人生的深刻洞悟穿越时空依然引发回响。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中华古典文化中璀璨的明珠。学习古典诗词从个人方面而言，可以陶冶情操，滋润心灵，提高人的文化素养，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社会角度而言，可以增强社会的文化底蕴，构建良好的文化气氛，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
（二）选文研究在语文教学中的必要性
1、选文在语文教材编纂中的重要价值
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昭明文选》，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一百多位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它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选文标准，主要收录诗文辞赋，（除了少数赞、论、序、述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外），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这便是以选文为主体的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是按学期分册，以不同的文体为依据，划分出相应的单元，选文是语文教科书组合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部分，语文教材的编纂经过实践检验，逐渐加入了导学、作业等环节，但选文在语文教材中的主体地位从未被撼动过，足以证明选文在语文教科书编纂中的重要价值，选文质量也成为决定语文教材质量的关键因素。
2、选文质量是决定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
宋文翰在《一个改良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意见》一文中说：“教材是用以达到目的的工具，其选择标准，应以儿童是否有兴趣与需要为定；因为兴趣与需要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而增加教学的效能。”一本好的教科书应该是以学生为根本出发点，从学生的角度来确定选文。当然，这并不是说要一味地迎合学生的趣味，而是强调要从成人立场走向学生立场，从学生的心理、趣味以及发展角度思考教材的选文意义和价值。毋庸置疑，语文教学在学校教学环境中一般而言是以教科书为主要依据，教科书是课程标准的具体化，语文教学的任务则主要通过对教科书中选文的教学来实现。高质量的教科书是以学生为立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三）古典诗词选文研究的必要性
通过对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古典诗词选文数量、时代、单元排列等方面进行研究，可以更加透彻的了解高中语文教科书中的古典诗词部分，用以指导学生提高古典诗词欣赏水平，传承中国古典文化，继而推动语文教育事业的有序发展。
二、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古典诗词选文分布情况
（一）古典诗词在各册中的分布状况
必修一共有12篇课文，没有安排古典诗词；必修二共有13篇课文，古典诗词安排在第二单元，共4篇，包含7首古典诗词；必修三共有14篇课文，古典诗词安排在第二单元，共4篇，包含7首古典诗词；必修四共有13篇课文，古典诗词安排在第二单元，共4篇，包含8首古典诗词；必修五共有13篇课文，没有安排古典诗词单元。我们可以看出袁行霈主编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古典诗词主要集中于必修二、必修三、必修四这3本教材，以下将着重从这三本教材入手进行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古典诗词分析。
（二）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必修二、三、四中古典诗词选文的时代分布
近代大学者王国维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袁行霈主编的高中语文教材按时代先后来安排古典诗词在各册中的分布。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二第二单元选入的是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必修三第二单元进行的是唐代诗歌的学习；必修四第二单元选入的皆是宋词。
三、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古典诗词选文基本向度
（一）文质兼美的选文标准
叶圣陶作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有着七十余年的语文教学经验，他对语文教学有着深刻的见解和独到的建树。1962年叶圣陶先生在写给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的书面指示中提到：“所选为语文教材，务求其文质兼美，堪为模式，于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之增长确有助益。”至此“文质兼美”便成为了当代语文教材选文中一以贯之的标准。
叶圣陶认为，在语文教学中第一是要实现教材的“文质兼美，贴近对象”，好的教材能够为教师的教学提供有力的保障，实现“和谐互动，万物皆书”的教学理想，进而教师在掌握教材的基础上，可以超越教材，变死教材为活教材，实现教师对学生的引导作用，“以身作则，教学相长”。
（二）古典诗词选文的基本特点
1、文学性
高中语文教材中古典诗词选文中“文学性”要求是指，语文教材选入的古典诗词应能体现语文学科的性质，既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和运用能力，又要有利于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情趣、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具体而言就是要具备文学美、人文美。
（1）文学美。古典诗词选文时注意选择“文质兼美”的经典诗词，让学生体会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使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化产生认同感，进而激发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只有具备了文学美的古典诗词选文教材才能够滋养学生的肌肉与骨骼，充盈学生的灵魂与血液，成为联系学生与教学环节的纽带。
（2）人文美。语文教学不仅承担着知识语言教学的重任，更是学生获得人生观、价值观启示的载体。高中语文教材编纂者旨在通过所选的古典诗词让学生领略关怀民生、忧国思家的情怀，体会至真至情、至爱至美的人性，收获解读人生、品味生活的哲理顿悟，感受坚忍顽强、浩然坦荡的人格魅力，让学生充分感受那一道道超越时空、沟通心灵的人文景观，为学生勾画出一道生命的底线。
2、典范性
研究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词选文，可以看出所选诗词皆具有典范性。选入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的古典诗词，或是在所处时代中具有恒久的示范性，亦或是知名诗人、词人作品中毋庸置疑的经典作品，无论是美学价值、审美意蕴，还是思想内核、文化内涵、情感精神都能历经时间检验依然熠熠生辉，具有共时性、恒常性和耐读性，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存在的价值。
3、渐进性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古典诗词选文的编排具有循序渐进的特点，古典诗词选文的难度由低年级到高年级慢慢从易过渡到难。顾黄初先生说：“教材教材，是用来教学生的材料，而‘教’的规律是离不开教学双方的心理规律的，就以课文的选择为例，课文不仅是‘范例’，而且还应该是‘适例’，也就是说适宜于某个年龄段的学生的心理特点。”从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词选文的分布情况来看，基本上是顺应了学生的年龄特征，难易适度，循序渐进，关照了学生不同年级的理解程度，如此分布与编排可以调动学生求知的热望和情感以及审美的期待，让学生减轻对教材的畏惧，产生出亲切感。
四、古典诗词部分教与考的联系
（一）古典诗词填空题
古典诗词填空题在高考试卷中表现为古典诗词中名篇名句默写，分析近年来的此类题型，高考对于该考点的考查具有以下特点：
1、考查形式稳定，以填空题为主。考试大纲将其考核目标定位为“A.识记”。试题选句有以下的四种情况：第一：揭示人类社会或其他事物发展规律的句子。第二：抒发爱国情怀、壮志理想的句子。第三：意境优美、艺术性强的句子。第四：宣扬传统美德的句子。
2、试题内容涉及广泛，重点选句。考查兼顾初中、高中篇目，其中《诗经》、唐诗、宋词，为名篇名句考查的重中之重。
本题型难度较低，学生在备考时需注意：
1、记忆问题。（1）学生在记忆此类知识点时应回归课本，课本作为最权威的版本，可以避免错漏。（2）注意篇、段、层、句的关系，在前后联系中背诵，在具体语境中分析品味和识记诗词，避免死记硬背。（3）理解句意、文意，先理解后背诵。（4）化整为零，分散记忆。教师应引导学生形成古典诗词背诵习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诗词经验。
2、书写问题。（1）注意生僻难写字。在备考时学生应加强对生僻难写字的练习，达到熟能生巧、强化记忆的目的。（2）注意同音异义和同义异形词。读音相同、意义相近或相反的词语即同音异义，如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中的“幽”常常会被望文生义的写成“忧”；意义相同而字形迥异的词即同义异性，《论语》中“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中的“长”容易误写成“常”。这两类词是高考命题人设置陷阱的热点，对学生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误导性，备考时教师应提高学生对该类型的重视性。（3）注意通假字。（4）留意虚词等细微处。
（二）古典诗词鉴赏题
分析近年古典诗歌鉴赏题的命题，表现出如下的特点：1.诗歌鉴赏题的选材，多源于很少有争议且传诵至今的古代诗歌，多为名家诗歌。2.选材形式多为唐诗，间或少量宋词。3.设置的考点为作品的形象、语言、表达技巧，评价诗歌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11
一.在诗词鉴赏教学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新课改中，在古诗词鉴赏教学方面，要求教师必须主动地引导学生进行诵读、赏析和迁移等能力的提升，在这方面教师责无旁贷。教师主动性的发挥的前提是必须自身对古诗文教学有深刻的认识和有这方面的专业素养，能偶认清古诗文教学的价值所在。为此，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和专业水平，广泛涉猎多种作家和流派的作品，从而给自己鉴赏和教学古诗词提供深层积淀。
二.在诗词鉴赏教学中发挥与学生的主体作用
“授之鱼不如授之渔”，这句谚语同样适用于古诗词鉴赏教学。在古诗词的鉴赏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以学生为本，遵循学生语言发展和思维发展的脉络，能够使其合理想象，进而激发其思维的火花。教师应指导学生如何赏析和探究，进而利用积累的知识来进行课题研究与学习。比如，教师引导学生学完李白的诗文后，就可以通过走进李白来作为主题，让学生广泛收集李白的其他相关作品，进而从中探究李白自由浪漫主义的诗风。
三.在朗诵中欣赏诗词
诗词教学离不开朗诵，就如同歌舞表演离不开音乐一样。古人曾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也就是说诗词中有丰富的情感意象和世界，而朗诵是学生把握全诗情感基调的基本方式之一。谈及吟诵的时候，古人就要求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情到，从而能够“积累岁月，见道弥深。”也就是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新版的语文课标也认为，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对古诗词的诵读，来积极地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感悟与运用能力。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古诗词教学的目的。所以，教师在教学古诗文时，要将“有意识地积累、感悟和运用”以及“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的提升作为教学的最终旨归。“而只有多读文章，才能够引起足够的思考，才能够妙笔生花。这也从一个侧面强调了诵读的重要性。诵读诗歌，并不是简单的读词读句，而是要从中体味到诗的韵味、诗的情感、以及诗歌的深层含义。为此，教师要多研究“读”的方法，通过对学生的正确引导，来帮助其树立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目标，进而读的有滋有味，妙趣横生。通过教师的引导和朗诵，让学生也学会有感情地、有节奏地读准每个字词，然后将自己的情感适当地纳入其中，再通过声音的高低起伏以及音节的轻重缓急来表达出来。这就是朗诵对于诗歌的重要意义所在。在教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充分意识到诵读对诗歌赏析和深层理解的重要性。
四.引导学生各抒己见，对诗词进行多元解读
对于诗词的解读，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在诗词鉴赏教学中，语文教师要鼓励学生多元解读，同时还要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当然，我们要注意把握诗词内容的价值取向.例如在我在教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分析到“左牵黄，右擎苍”“亲射虎、看孙郎”，很多学生质疑一个打猎射虎的人根本不该称为英雄！当出现这个观点时我没有责怪学生，因为我考虑到他们是新世纪的学生，他们能够有环境保护意识，很值得教师高兴，所以我还表扬他们敢于大胆质疑.当然我也趁机对他们加以引导，让他们关注诗词中的主旨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中所体现出反击敌人的豪情壮志，这才是本诗的关键.至于装备，射虎仅仅是诗人描绘主人公英姿勃发的壮士形象.经过这么一引导，既尊重了学生的独特体验，又让学生回归文本，正确掌握了诗词的价值取向，避免了走入文章的价值误区。
参考文献
[1]刘海梅.初中古诗词鉴赏教学的三个层次[J].语文学刊.2014（10）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12
一 趣味在古诗教学中的重要性
古诗与现代文章不同，其在语言表达上、情感流露上相对保守，所以小学教材中引用的古诗通常是具有明显教育意义且语句通俗易懂的古诗词。教师应透过这些诗词表面的意象，在其教学中适当加入趣味元素。趣味教学是近年教改提倡的先进教学理念，在教学中引用作者介绍、趣味鉴赏、竞赛演讲等独立的教学模块，可以增进学生与作者之间的情感距离，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古诗，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二 基于教学实例探讨古诗鉴赏教学的作用
1.古诗鉴赏教学特征分析
第一，诗眼的情感表达作用。古诗教学经常提到的是“诗眼”，诗眼是一首诗结构上的关键点，所以要想推动鉴赏教学发展，首先要确定诗眼在鉴赏教学中的作用。由此可见，诗眼可以充分表达出整首诗的情感基调。
第二，意象价值。除了诗眼之外，鉴赏教学还应通过抓意象、赏画面、品意境等角度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客观物象并不能够准确体现出作者创作的思想情感，所以作者通常会透过意象描写将主观情感和客观事物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文字通过转化表现形式由平面的描写变化成空间的情感变化，通过意象分析吸引学生眼球，应用画面表述帮助学生理解古诗词所要表达的内容。
2.教学实例分析
通过上文对趣味鉴赏古诗教学的特征进行详细论述可知，在鉴赏古诗时，教师首先要明确作者的创作情感，通过“诗眼”、“意境”描述提高古诗教学的立体教育情感，并积极引导学生对古诗所描绘出来的情景产生联想和想象，通过情感熏陶和理论讲述让学生感知古诗的美妙意境。
如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一首鉴赏古诗《枫桥夜泊》，诗中写道：“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整首诗通过多种客观事物描写为古诗奠定了愁思的感情基调，月、霜、渔火、客船等事物与钟声相结合，仿佛愁思是一声声敲进作者心里的。教材中还配有古诗鉴赏画面，画面呈现出来的内容与古诗非常吻合。教师在开展趣味古诗教学鉴赏教学时，可以让学生针对整首诗所体现出来的情感特点进行深入理解，结合画面分析让学生了解古诗的情感基调，之后再将学生的关注点引向古诗所表达的客观事物，探讨作者是如何借景抒情的，诗中景物都能够体现作者哪方面的思想情感，作者在借物抒情中都运用了哪些表达技巧。
三 趣味古诗教学改革建议
趣味鉴赏主要体现在教学的新鲜感和艺术价值以及情感价值上，所以教师要想体现出趣味教学的作用，必须将教学重心放在拓展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过程中的情感交流程度，增加互动环节等方面，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1.丰富教学方式
在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教学内容，如利用多媒体课件，将古诗词中所呈现的内容和情感通过动态影像资料表现出来，在开展教学项目之前，让学生观看相关资料，让学生在学习古诗之前就对古诗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教师也可以在课件中设置不同类型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古诗，在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的同时，提高古诗的融入性教学价值。
2.增设互动环境
趣味鉴赏古诗教学的互动内容非常丰富，因为古诗中描写的客观事物大多离现实生活较远，所以老师在教授学生古诗之前，可以预留一部分预习作业，让学生通过简要阅读，感受当时社会行为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之后在课堂上通过“情景模拟”、“知识问答”、“辩论演讲”等方式，提高古诗鉴赏教学的互动性。老师在教学中应适当加入多种情感话题，让学生针对此问题展开系列讨论。
3.提高情感交流程度
在古诗鉴赏教学中不仅要靠客观事物抒感，老师还要抓住诗中作者与现实生活中的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系点，通过这个联系点，扩大古诗表达情感的影响范围。既要欣赏作者描绘的景物，更重要的是理解作者凭借景物巧妙抒情的技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古诗。以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古诗为例，诗中出现了多个意象地名，如剑外、蓟北、巴峡、巫峡、襄阳、洛阳等，这些地名在空间布局上具有明显的联系作用，和作者的思想情感变化高度吻合，所以教师在开展趣味鉴赏教学时，应根据地名所在地理位置和变化规律，阐述作者生活在动荡不安、背井离乡的社会环境中的悲苦情感，并将其引入学生生活。
四 结论
古诗教学在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是重要教学内容，探求古诗诗意，让学生透过古诗感受当时社会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情感思想，这是大多数教师追求的最佳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13
《古诗十九首》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它的分析历来是见仁见智。不少文章认同马茂元的观点，认为《古诗十九首》以“游子之歌”、“思妇之词”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中下层文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抒发了他们离别相思的感伤、人生苦短的惆怅，知音难遇的悲哀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等世俗情怀，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千百年来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
不少论文偏重于对“感时伤志、相思离别”两大主题中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描述、人物命运的把握、心理活动的推测、艺术特色的品评上，富有新意的偏少，陈陈相因的居多。能够代表此期研究水平的论文，没有满足于对诗中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诗歌格调品位方面的表象描述，而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内心世界的分析及精神内蕴的阐释。他们相继提出了生命哲学、生命价值、生命形态、人性复归等严肃命题，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研究的特点：复归人性，重视人的生命价值。
“生命哲学论”。王利锁分析了《古诗十九首》的哲学内涵，它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蕴藉了丰厚而深沉的哲学精神和对人生的宏深看法，它表现出的深层心理意识即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人生短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就是这一哲学精神的核心。刘琦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认为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表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后的精神空虚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解德枫对《古诗十九首》精神内蕴的发掘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如此强烈而集中地表达生存与死亡的命题，面对人生观、人生哲学、个体生命等问题作出的人生抉择，体现在他们对时间、节序的敏锐感和惊惧。对由永恒的时空构架中人的渺小和无所凭依所产生的漂泊感、虚无感，以个体生命之死亡大限的清醒而痛苦的体认和观照汇成了诗的主旋律。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成为一个世纪的主题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