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他社活动总结篇1

一、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社会转型

与中亚的其他几个国家相比，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经济转型的力度毫不逊色，尤其是其最初的政治转型甚至被当作一面民主的旗帜，而该国在促进文化变迁上所做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时至今日，整个国家的状态即使用“不理想”来形容都过誉了。正如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经济学博士Ⅱ・库普耶夫在其《巩固成绩，继续前进》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总的来说，转型过程在共和国进行着，但它还远未完成。

(一)政治体制转轨

吉尔吉斯斯坦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境内民族分立主义情绪高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争取时，就已经开始运作政治体制的变革。1990年2月改革议会制度，建立两院制议会。1991年8月31日宣布独立。1993年5月通过第一部宪法，规定国体、政体和经济制度；确立三权分立制度；改变体制，实行多党政治。1996年2月举行全民公决，第一次修宪，扩大总统权限，并对各权力部门的职权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划分。1998年10月，再次就修宪举行全民公决，修宪内容包括调整议会两院议席，限制议会及议员权力；实行土地私有制；严禁通过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等。2003年2月第三次修宪，将议会由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取消党派选举制，议员全部由单一选取选举制选举产生。2006年11月9日，总统巴基耶夫签署了旨在重新界定议会与总统权力的宪法修正案。新宪法使议会权力得以扩大，吉尔吉斯斯坦在新宪法生效后成为议会一总统制国家。

十多年来，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转轨步履蹒跚，其间还经历了一次伤筋动骨的“”(又称“郁金香革命”)，导致政权更迭，前总统流亡国外。如今，该国民众已经无法再从“民主法制”国家的泡影中得到安慰，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现行体制暴露出的弊端：总统与议会之间矛盾重重，争权夺利；三权分立制只有西方民主之表，而不具备能够真正贯彻的基础；多党执政成为远景，目前的多党政治只滋生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官员从上至下之风盛行，“金元政治”气味日浓；人事任用民族化、部落化情况严重，拉帮结派，任人唯亲。

目前从表面上看，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按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原则在构筑，现任总统巴基耶夫在2005年7月上台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改变国家政治体制进退维谷的窘况，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制约，而该国独立后经济发展缓慢，所以没有人能预测吉尔吉斯斯坦明天的政局又会如何。

(二)经济体制转轨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在经济上选择了激进式改革，这种改革方式又被称为“创世纪式变革”，其核心是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其特点是在政治利益结构上选择自由化策略，在经济利益结构上选择私有化策略，在经济政策上选择控制货币、放开价格。吉尔吉斯斯坦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是：其一，在农村实行，进行农业改造，解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立农民私营经济。其二，把社会动员和发放小额贷款作为消除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其三，除了自然垄断行业外，对大多数企业实行私有化。其四，从1993年开始发行和流通本国货币――索姆(Som)，稳定国内金融市场；先从农产品开始自由定价，再逐渐扩展到各种生活用品均自由定价。

但是，正如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卡耶夫后来意识到的那样：“在过渡时期的条件下，在市场改革的起点和最终结果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间差。”激进式的改革并不适合政局不稳、经济基础薄弱的吉尔吉斯斯坦，反而给该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其一，政府出现财政危机。1991－1995年国家预算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7.1％降至16.1％，到2000年国家预算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更降至13.5％；1992年国家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2％，到2000年压缩为不足20％；1994－1995年国家财政预算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7％强，1995－2000年国家预算赤字上升到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主要依靠外界特别是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帮助来维持财政支出。其二，政府管理机构迅速膨胀。1991－2001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管理机构的公务员由3.66万人增加到7.58万人，增长了1.1倍。转轨之初吉尔吉斯斯坦居民与政府管理人员的比例为1000:8，到2001年该比例上升为1000:15。其三，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加剧。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吉尔吉斯斯坦居民中生活水平低于官方规定的贫困线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2％－57％，到90年代下半期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甚至有所上升；2002年吉尔吉斯斯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1970年的水平。其四，贫穷滋生腐败，腐败加剧贫穷。

(三)文化变迁

凡是因为一个民族内部发展所引起的，或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所引起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如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人的环境以及民族生活方式)的突发的、持续的、急剧的或缓慢的变迁，都称为社会文化变迁。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之初，急于改变在苏联体制下形成的社会文化，以使其适应国家的新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主要做法有：(1)1993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一部宪法中规定吉尔吉斯语为国语，对总统候选人也提出了语言要求，即必须通晓国语。(2)重新撰写吉尔吉斯人历史和吉尔吉斯斯坦历史，大力宣传吉尔吉斯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3)加大投入，努力发展民族教育。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后，各种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年轻人基本上可以在国内学习到自己理想的专业。阿卡耶夫在担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时，他不仅是国家元首，还是该国科学院的院士，他立誓让吉尔吉斯人即使不成为科学家，也要成为有学识的人。(4)鼓励恢复 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在国家的倡导下，很多民间传统风俗习惯得到重视，每逢苏联时期规定的一些革命节日不再举行纪念活动，而肉孜节、古尔邦节、诺鲁孜节则被规定为非工作的节日。(5)提高主体民族的地位，在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复兴。

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的主观愿望是在各个领域中大力提高吉尔吉斯民族的地位，弘扬民族文化，加快文化变迁的进程，使政治、经济改革中的各种矛盾融化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之中。但是同政治、经济转轨一样，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变迁同样是欲速则不达，以上的种种努力在取得了一些正面成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更为棘手的问题：其一，主体民族地位的提高导致民族主义抬头；其二，对非主体民族的排挤致使国内民族矛盾加剧，甚至产生国家之间的民族争端；其三，封建的部落观念复归，“南北问题”不论在人们的观念中抑或在政府部门、议会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其四，伊斯兰教极端势力、民族分离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相互勾结，对国家稳定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由社会转型引起的社会变化必然对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观产生影响，尤其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道德和价值层面。道德失范是在社会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旧生活方式发生更替时，社会伦理规范暂时性失去合理、稳定基础而产生的一种基本道德缺失和不健全的状态。道德失范是一种客观现象，是整个社会失范的必然结果之一，它在行为层面上消极意义占主要方面。

伴随着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转型，其社会道德失范也不可避免，其具体表现有：

(一)道德信念迷失，道德心理淡化

道德信念也叫道德信仰，“是指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基础，应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指道德形成的精神基础；二是指道德的最高目标和最高境界”。在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旧的道德体系被瓦解，而新的、现代的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同时由于政局动荡和经济衰退，使整个社会对“人”的关注度极低，人文价值被贬低，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淡化，精神追求和奉献精神缺失，人们的道德心理淡化。

笔者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人文大学4个年级7个专业的1000名学生中做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46份，其中有效问卷902份。从“理想、信念”部分的调查结果来看，有46％的学生目前最大的愿望是“找一份兼职赚钱”，有53％的学生对未来工作的期望是“赚大钱”，有49％的学生对于自身来说最希望改变的是“财富”(详见表1)。

由此可见，接受调查的多数大学生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道义被金钱俘获。这种情况不只是出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大学生中，该国各行各业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在新、旧观念冲突和物质生活匮乏的情况下，都丧失了理性思维的能力，滑进“金钱万能”的渊薮，一切以金钱为中心，在他们看来，什么理想、信仰全是假的，只有抓到手里的钱才是真的。他们过于追求自我的满足，甚至是过分的、畸形的满足。

(二)道德标准错位，道德观念扭曲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价值标准，似乎无论何种标准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任何一种标准的反向标准似乎也同样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其实这种状况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合理。由于新、旧两种道德观念、道德价值的冲突渗透到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等生活领域，在错位的双重道德标准下，整个社会也就失去了统一的道德秩序，造成了人们行为的失范；社会正义感和羞耻感淡化，荣辱观和是非观错位；藐视社会集体利益和社会生活准则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有所抬头；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不健全，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的功能之发挥也不尽如人意。

笔者在对比什凯克普通市民的走访中感觉到，很多人都认识到了社会道德的滑坡，但同时他们又认为这种现象在现今的社会状况下无可厚非，而他们自己偶尔做一些违反道德的事也是很正常的。47岁的阿米娜是比什凯克一家儿童医院的护士，在谈到病人就诊和住院看护问题时，她认为医生在看病时收取好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收入太低了，而且大家都这么干”，她自己也曾把亲戚和朋友带到医院私下免费打针、换药。她解释说，现在的工作是家里人花了很多钱托人解决的，如果在工作中这点便利都不能提供就太不值得了。24岁的艾山别克是一名交通警察，他说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上都用来请上司吃饭、喝酒，“有时候队长就把我的工资领走了，他们也没办法，上面的人要得更多。家里平时的生活费用只靠在路上收钱就够了”。艾山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抱怨，似乎还有一种隐约的自豪感。

笔者在对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学生进行的“道德标准”调查时设计了17个问题，从大学生对问题各选项的选择人数的百分比来看，大学生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也在发生偏差，总体倾向是正义感下降、是非观念不强。表2是“道德标准”调查的一小部分问题和大学生的回答，可管中窥豹。

(三)社会诚信危机

“诚信”成为目前吉尔吉斯斯坦人最稀缺的一种道德性资源。在处于转型时期的吉尔吉斯斯坦社会里，制假售假、金融诈骗、背信违约、借贷不还等行为屡见不鲜。现今的吉尔吉斯斯坦像是一个世界商品集散地，大到汽车小到牙刷都是外国产品占领着市场，而这些商品中充斥着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借债不还也是很普遍的现象。笔者刚到吉尔吉斯斯坦时就有好心人反复叮嘱，千万不要把钱借给别人。结果没过多久笔者就明白了个中含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不到迫不得已时不借钱，确需借钱时也只会向挚友亲朋开口；但在吉尔吉斯斯坦什么人之间都可以互相借钱，而不了解该国民风国情的外国人更是借钱的最佳对象，至于借了钱以后什么时候还就很难说了。

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的诚信危机甚至波及到道德水平理应较高的人群。笔者在对该国大学生进行调查时了解到，大学生考试作弊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集体现象，可以用礼物换取分数，也可以花钱让老师毕业论文。法律是社会信用与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是它也免不了遭到金钱的腐蚀。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之后，世界上许多国际政治学家都谈到吉尔吉斯斯坦的精英集团、犯罪组织和强势政治家族影响该国法制的情况。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总统连续执政13年，他下台之前，反对派的报纸就一再报道说，阿卡耶夫和他的家人通过获取大企业股份而积聚了大量的财富；由他主控，重大的经济合同经常被包给他的朋友和亲信，以换取他们的效忠和支持。

(四)社会行为失序

道德失范在社会行为上表现为举止和言语的犯分越理，或者说行为的失序与越轨。在吉尔吉斯斯坦，人们的社会行为失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人际关系冷漠，人们缺乏对他人的关怀和信任。笔者在吉尔吉斯斯坦调查过程中问到是否熟悉自己的邻居时，接受调查的大部分人都摇摇头。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萨利玛告诉笔者：“即使到亲戚家去也不能把提包随便放，小孩子会从里面拿钱，而家里的大人往往视而不见。”(2)破坏公共设施，不遵守公共场 所的秩序。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至今由于财政捉襟见肘，大部分地区还使用着苏联时期建造的基础设施，人们对年久失修的公共设施的维护意识也很薄弱。比什凯克街头的公用电话基本上都被破坏，很多地下管道的井盖一夜之间就会不翼而飞。由于酗酒现象比较严重，学生酒后在宿舍里打架和深夜喝醉的人在街道上吵闹叫嚷的事情时有发生。(3)不遵守职业道德，缺乏敬业精神。由于薪酬微薄，大多数人都不愿在工作上多花时间和精力，而宁愿通过职务之便去捞点外快。据调查，吉尔吉斯斯坦的高校教师月薪通常只有3500索姆(约合100美元)左右，大部分教师利用家教或在外校代课来赚钱以补贴家用，有一些教师甚至在考试之前直接向学生索要“考试通过费”，而且向外国留学生索要的“考试通过费”数目通常还要加倍。通过表3可以大致了解吉尔吉斯斯坦大学生的社会行为和他们所感受到的社会行为失序。

(五)道德的“灰色地带”不断蔓延

真理与谬误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差，这一步是什么?就是“灰色地带”。世界上的是与非、对与错、黑与白之间都有一个“灰色地带”，道德也不例外。道德的“灰色地带”也可以称作“潜规则”，它们拿不上台面、见不得阳光，可是却在社会转型时期代替了传统社会原有的一些道德秩序、道德准则而风行于世。在吉尔吉斯斯坦，人们从最初对政府官员的难以容忍到现在对行贿受贿、卖官鬻爵的无动于衷，从对他人偷鸡摸狗的不齿到对自己顺手牵羊的窃喜，都昭示着道德的“灰色地带”不仅存在，还大有蔓延之势。比什凯克八区的环卫工人伊萨诺夫向笔者回忆说：“十年前国家最穷的时候，人心都不像现在这么坏，街道也没有现在这么脏乱，现在的人除了钱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民族历史的教授对笔者说：“一个讲道德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但是现在我看不到我的国家的希望在哪里。”

三、构建新道德观的意义与举措

2007年8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理事会第七次会议上重申了建立和谐世界的思想，他强调，要坚持区域经济合作朝着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坚持文化互鉴，推动不同文明平等交流；要坚持和平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共同发展。而和谐世界是要由和谐地区与和谐国家组成的，换言之，构建和谐的地区与和谐的国家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条件。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的发展和稳定不仅关乎其本国的命运，而且对构建整个中亚地区的和谐也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失范问题绝非吉尔吉斯斯坦特有的社会现象，而是各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创造了比过去世代生产力的总和还要高得多的生产力，但在从传统的身份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西方国家也都出现过程度不等的道德失范，如人的信仰危机、世界观物化或异化、价值观迷茫、生命意义感缺乏等。再以我国为例。虽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政局稳定，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发展，但是在社会道德层面也面临和吉尔吉斯斯坦类似的问题：原有的道德合理性受到质疑，道德建设明显迟滞于转型时期的社会要求，新的道德困惑不断出现，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并阻碍着社会进一步转型和完善。所以说，无论是吉尔吉斯斯坦还是中国，都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对转型时期道德失范进行认真的反思，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尽量扭转道德失范现象，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帮助民众构建新的道德观，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针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现实状况，笔者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构建新道德观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优化重构道德的社会环境。这必须从领导者做起。《论语》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领导者的道德表现好比风，平民百姓的道德表现像草，风吹在草上，草一定顺着风的方向倒。如果吉尔吉斯斯坦的执政者不能消除人民对政局不稳的恐慌，不能对当前国家机关中普遍存在的贪污受贿、的问题采取严厉的措施加以控制，整个社会就不可能有一个滋生和维护新道德的环境，民众也就只会为谋求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2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3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4

“四结合四为主”即:集中学习和分散活动相结合,以分散活动为主;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相结合,以业余时间为主;召开会议与小型活动相结合,以小型活动为主;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相结合,以业务学习为主。“三真心”即:一要真心学。要带着责任学,带着感情学。认真读完规定要读的学习书目,做好学习心得笔记。二要真心信。对党建知识的论述要相信,并上升到精神信仰的高度来坚持,转化为行为准则来遵守。三要真心用。要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在努力实践上下功夫,通过学习实践促进事务所的发展。“二创新”活动即:一是创新学习方式,认真领会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质;二是创新实践方法,从细处着手,以实践出真知的思想高度开展实践活动。“一研讨”是指召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研讨会,组织全体党员共同开展研讨会议,敞开心扉开诚布公地深入研究,深刻剖析各自工作生活特点,以期从自身出发、从业务出发开展扎实有效的实践活动。

通过开展上述各项主题实践活动,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吉林分所党支部在韩波的带领下,在行业基层党建及学习实践活动中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全体党员在主动学习和主动实践工作方面提升了认识高度。基层党组织真正起到了服务注册会计师事业、服务全体党员、服务全体员工的作用,党支部真正成为事务所需要、党员欢迎、员工拥护、合伙人理解支持的党的基层组织。

谨守诚信专业精良

韩波始终保持刻苦钻研专业知识的职业精神,坚持以审计准则为准绳、依法执业,模范遵守行业管理规定,爱岗敬业、勤勉尽责,在短短的几年里就成为吉林省注册会计师领域专业学识水平较高、理论基础深厚的综合型人才。通过不断潜心学习和虚心向老同志请教,迅速提高了自身学识水平,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地充实 、丰富自己的知识,专业胜任能力不断提高,很快就成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尖兵。

“诚信”是CPA(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韩波牢记“诚信”的执业服务理念,恪守良好的职业道德,从事注册会计师工作20年来,先后为几百家大中型公司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审计和会计咨询服务,其业务领域涉及房地产、机械制造、煤炭、石油化工、医药、建筑、水电、高科技、金融、证券、期货等多个行业。在执业过程中,韩波严格遵守独立、客观、公正的行业操守,表现出了一名优秀注册会计师所具备的勤奋刻苦、不断钻研的精神,踏实细致、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开拓创新做大做强

作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韩波多年来带领班子成员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创新,始终把做大做强作为中准的发展方向。在韩波总经理的领导下,事务所各方面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2001年至今,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吉林分所服务的上市公司数量名列东北三省前茅,业务收入始终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成绩面前韩波并没有沾沾自喜,他清醒地认识到,事务所只有加快发展,努力做大做强 ,才能应对各种复杂多变的局面,才能不断解决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所以,他采取了内涵发展与外延发展相结合的策略。在内涵发展方面,除做好传统的审计、验资、评估业务外,不断拓展咨询服务业务,开辟内部控制咨询、财务管理咨询、工程造价审核等业务,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在服务客户中发展自己。在外延发展方面,积极寻找文化理念相近、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实行强强联合。2007年,在韩波总经理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了海南从信会计师事务所、辽宁天华会计师事务所、青海会计师事务所、南方民和北京分所专业人员,成立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海南分所、辽宁分所、青海分所及湖南分所;又于2008年12月吸收合并了大连华连会计师事务所并新设了大连分所;2009年10月设立了湖北分所,从而提高了事务所的综合竞争能力,使事务所不断发展、壮大,迎来了事务所发展的新阶段。2008年度中准集团总收入达到11923万元,位列中注协全国百强所第18位;吉林分所以2002.85万元的收入水平位列吉林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信息排名第一名。

强化服务理念注重行业发展

多年来,韩波及他所带领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这一团队,凭借较高的专业胜任能力,在业内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得到了政府及监管部门的信赖。韩波有多个社会任职,也积极履行着服务义务。他多次参与中注协、吉林省注协部分协会管理工作;多次作为专家参与吉林省内政府部门的经济工作会议、专项调查核查、鉴证、评标工作;多次为吉林省国资部门、证监部门涉及经济管理工作提供专业的中介机构意见,真正起到了服务于市场经济的中介作用。他还积极支持行业建设,多次派出精兵强将支持省注协及吉林省注册会计师管理工作办公室的行业检查及专案处理工作。作为省注协惩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数次参与行业惩戒工作会议,为吉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

韩波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工作以来,先后多次以项目负责人、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及事务所质量负责人身份主持或参与了国内部分公司如东北华联、欧亚集团、亚泰集团、吉林化纤、通化东宝、通化金马及吉林炭素等多家企业的改制重组、上市首发财务审计、咨询工作,为培育和发展我国证券资本市场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统筹两个效益兼顾社会责任

韩波作为吉林省第一大所的主任会计师,时刻不忘其作为领路人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吉林分所数次参与吉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新华证券公司、泛亚信托投资公司、佳木斯证券公司、天同证券公司、德恒证券、兴安证券等多家风险公司、违规违法公司的撤销、清理整顿、专项检查工作,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和多方面的压力,韩波同志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切实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社会公众的利益,时刻牢记社会责任,坚持公正立场,如实披露会计数据及审核事项,维护注册会计师公正诚信的形象,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真正做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准吉林分所在韩波总经理的号召和组织下自发开展为灾区人民捐款活动,在短短一天时间内就组织捐款25000余元,并于当日直接送交了省红十字会捐往灾区;而后又响应省注协的行业号召,所内捐出10万元支援灾区建设和人民生活安置。

韩波积极支持所内员工参与社会活动。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韩波力荐高原副所长、郝静梅参与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组织中,高原还担任了民进吉林省委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为参政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作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加强质量管理健全内部控制

事务所视执业质量如生命,已成为业内的共识。韩波更将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上。他在所内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全面内部控制制度,并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将风险控制做为中心工作,建立从业务承接、了解被审计单位环境、与管理层沟通、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审计工作底稿的编制、三级复核、报告意见类型的选择等环节的风险控制手段及标准,使每个环节都成为控制风险的一道“屏障”。

在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上韩波以身作则,对于客户的不当要求绝不妥协,虽然有的客户当时不理解,但经韩波耐心地沟通、交流,摆事实,讲道理,使客户认识到风险不仅仅是事务所的,也是全体股东的,事务所和企业都有责任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最终都取得了客户的理解和支持。就这样,他长期以来与客户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客户遇到问题及时与他沟通,做到了防范风险于未然,保证了事务所的执业质量。

基于良好的执业质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综合服务能力、竞争能力不断增强,在中注协历年综合信息排名中均位列百强内,并且名次不断前移。吉林分所已成为吉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单位,长春税务学院等在长高校的学生实践基地。

加强人才培养致力长远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相关经济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地出台、补充、修改和完善,会计和审计准则正逐步与国际准则趋同。韩波不断对自已的知识进行更新补充,有意识地关注和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新会计、审计准则,以提高自已的专业胜任能力。同时,他不断加强人才培养工作。全员综合素质的提高,在韩波看来就是在为事务所、为注册会计师行业进行着人才的储备,这也是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建设做出的最大贡献。他经常聘请专家学者对执业人员进行专门培训,使事务所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二十多年来,韩波从一名普通的注册会计师成长为事务所带头人,他以高超的专业能力、严谨的工作作风为十多家上市公司在深、沪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做了大量细致、专业的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以执著的信念和对注册会计师事业的热爱,将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发展成为国内较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而他本人也成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是业内人士学习的楷模!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5

从博客到粉丝

2005年，王吉鹏还在上海工作，他是著名的博客网站――博客中国的创始元老。

某一天，王吉鹏正走在淮海路上，突然被一群粉丝“抢”走手机，说要投票给喜爱的超女选手。不久，同样的故事又在他身上重新上演。这刺激了他的商业敏感。

王吉鹏发现，粉丝的街头行为看似简单荒谬，但组织体系很清晰，有整齐的合作性，二十人的队伍里，四五个人举牌子，五六个人发传单。王感到了性格中的冒险因子在蠢蠢欲动。这里面一定有它的商业机会。

一个月后，王吉鹏从博客中国退出，开创了第一家以粉丝为中心的专业性门户网站――粉丝网。

从博客到粉丝，看似从主流到非主流的过程，但王吉鹏却有自己的看法。他毫不讳言自己就是一个铁杆粉丝，他是足球的狂热爱好者。十几年后，足球“愤青”的激情犹在，像他的小儿子迷恋漫画书里名侦探柯南，于是立志做象柯南那样的人一样。“粉丝是一种人所共有的情结，像女孩的恋父情结，与生俱来。”王吉鹏说。

除了情感上的接近，王吉鹏商人的敏锐嗅觉让他发现粉丝的价值所在。王吉鹏构想了一个商业模式：从寻找1%的核心粉丝开始，依靠核心粉丝在粉丝团里的扩展力量，实现了更多隐性粉丝人群的群聚，然后侧重与社区里的游戏相结合，通过web2.0的技术支持，让粉丝们能在网络平台上实现与明星的近距离互动。粉丝们群居在这里，会使他们有更多机会拿到折扣或优惠的见面会门票，明星签名照、T恤衫也轻松成为囊中之物。SNS、互动社区的出现，使他们可在博客、俱乐部、社区里建立自己的俱乐部，组织自己的粉丝团，在BBS里开专版形成自己独特的社区，以资讯、图片、文章为基础，借助网络电台频道和视频DV频道的推广，如鱼得水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表现力、创造力、号召力。

王吉鹏还打出“自己就是明星”的广告语，让普通人一夜之间成为明星，娱乐圈的造星规则被打破的颠覆中，挖掘草根和大众里的明星，也是粉丝网着眼时下又一创意。吸引了一批娱乐媒体，与有影响力的选秀活动开展合作，突破了只在网络交往的局限性，使粉丝线上线下都有活动交流。

赢利来源目前主要是依托互联网广告，无线增值，虚拟物品的网上销售，王吉鹏透露，网站的赢 利以互联网广告为主，时尚消费品广告商看重的就是他的粉丝资源和影响力。继成为北京电视台《谁是红楼梦中人》的选秀活动官方合作网站，引起一定反响后，粉丝网又与多家有影响力的娱乐选秀节目联手。

娱乐时代

“网络存在这么长时间，粉丝网发展这么快，越来越多的粉丝加入，与整个社会心理状态有极大关联。”王吉鹏颇有感触地说，“个人在社会里想要的东西无法实现，很多人转向虚拟世界，从虚拟存在人物和偶像崇拜里寻求满足。如30岁以上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中，信仰佛教和基督教的人还不少。”

想要的与得到的落差使人沮丧，狂欢的背后是人群里巨大的失落感。年轻人中，艺人以高曝光率几近信奉为粉丝的宗教，他们忘我地为他们付出，以温暖的情感呵护着心灵的信仰，虽然是盲目而青涩，但确是真实的需要。事实上，粉丝并非都是那些尚乳臭未干的青春少年，许多已有家室的中产阶级也存在着粉丝情结。他们有钱有闲，有强大的背景和资力买单。

网络疏离了面孔，也能贴近心的距离。在真实的生活外，繁芜琐杂外，背离匆忙迷失的尴尬，听见一些认同的声音。

此外不要忘了，这是一个娱乐的时代。“整个社会都在娱乐化。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超过2000美元后，社会产业向娱乐产业转移的大趋势已是铁的定律。”王吉鹏认为。

王吉鹏调查发现，电视产业和经济波动的轨迹有着使人吃惊的相似。如同当年的美国，经济腾飞后直接带来娱乐产业的爆炸，国内的媒体聚焦娱乐产业，人们过几天又能看到又一个新人的推出，又一颗新星的爆料。

据了解，粉丝中90%是隐性粉丝。娱乐无关乎赚钱，工作却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东西。他们正无意中制造着巨大的群体效应，使电影票房过亿，形成了巨大的消费购买力。

王吉鹏预感到，在这个娱乐时代，粉丝决不是小众。粉丝经济可能是另一片蓝海。

粉丝是好孩子

目前的王吉鹏，正沉浸在粉丝的网络世界中乐此不疲，这样的亲密接触使他看粉丝的眼光也有所不同。

他说，粉丝们走上街头需要爆发的力量，瞬间而持久，内心的忠诚和故我，这正是能够做成事情的可贵闪光点。王吉鹏看到了粉丝的执着与忠诚。王吉鹏说，事实上真正的粉丝都是遵守规则的。

“粉丝们都是很好的孩子。”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粉丝网市场部经理郭敏的发现使自己吃惊，之前对粉丝的偏见被颠覆了。郭敏说，他们中不少人有不可小觑的学历，各怀绝技。有的吸纳时尚的元素在共同的空间“粉立方”里做FLASH，各献才艺技能。这群好酷的80后，自我而叛逆，却因为绘声绘色地翻译出地道的日韩语资讯，更深入到日韩的时尚潮流，营造了群体的语境氛围，大伙都能分享他们的骄傲。对天天和粉丝泡在一起的郭敏来说，生活因他们突然变得生动充实起来。

郭敏眼中的粉丝是自我的。“我”的概念象印记一样根深蒂固，他们爱秀自己，没有人格的附庸和依赖，不惮张扬个性，表达自我的愿望也愈加强烈。“金莎和林俊杰的明星见面会上，在舞台上的粉丝们心中自我就是焦点，和明星同台也不逊色半分，许多时候对他们的存在都无动于衷。”

粉丝力量

超女时代的到来，粉丝组织体系也随之慢慢兴起，并逐渐在通讯发达的时代扮演了一个便捷的媒介，成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协调者。

王吉鹏说，“粉丝都是正义感和道德感很强的人，甚至强于一般人。他们关注偶像参与公益，偶像出点什么事情，他们的反应十分强烈，甚至抛弃，像人气颇高的BRITNEY的粉丝团已关闭了。粉丝们重视规则，强调正义，很多明星以前恰恰忽视了这些。”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6

一、结构化理论的形成过程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一跳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不例外。“结构化”( structuration)一词其实首先出现在他在1973年出版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一书中，他讨论了阶级结构化的类型和水平，而后在他1976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新规则》中初步论述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在他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中，结构化理论的实质内涵已经显现，在他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一章里，他的结构化理论得以完整的勾画。但是，结构化理论却是在吉登斯1984年出版的《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得到系统阐述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得以形成主要受三大因素的影响，下面我们诸一分析。

    首要的因素就是吉登斯本人的学术旨趣和目标，即他要力图解决社会学中存在的“原罪”问题，力图构建出一种新的具有一致性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存在的终极价值就在于它要解释主体与客体、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是它的基本问题，具有不变性和稳定性，是社会学的“原罪”。在社会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两大流派，一派是社会决定论者，这是社会学的主流，一派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社会决定论者认为，人的行为受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的制约，个人的意志、主观能动性被淹没在社会的结构中，不得以彰显，社会结构既独立于个人之外，又强加于个人的身上。而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却认为，社会是由许多的个人所组成的，所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都是这些个人的有意识的行动的结果。每一种社会事实都是许多个人行动的结果，是他们的情感、意志、理性、信仰的体现，是导致和解释社会变迁的因素。社会决定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二者的观点是相反的，各自走到了它们自己的极端。社会决定论派过分地强调了社会事实对个人行动的制约和决定作用，而方法论个人主义却是过分地强调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解释和解决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这种流派中，也存在着中间派别，但是，他们的理论观点，不是处于骑墙，各打五十大板，就是较多地带有或者社会决定论的色彩或者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色彩，所以可以大致上划归到两个极端派别之中的一派中去。吉登斯就是要从理论上解决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虽然吉登斯自己极力地否认迄今为止有理论的存在，认为理论的建构也还是一项远待实现的抱负，但他的实际行动却为我们建构了他的宏大的结构化理论。

    除了要解决社会学“原罪”这一学术上的因素导致了结构化理论的诞生之外，还有一个社会性因素起了促成加速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各种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是一个“社会大实验的时代”，各种团体都活动在社会的大舞台上，诸如，反战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嬉皮士、黑人社团等等。按照吉登斯的看法，60年代的这些运动虽然昙花一现，但是它们的思想和主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使生活方式获得了一种迄今尚存的流动性”，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者说，社会学的理论应该对这些运动和变化做出预言和解释，但是无论是以前已存的社会学理论还是社会学的理论家们都没有提到过这些现象，更不用说对此作出解释了。如火如茶的社会实践没有被社会学家们所关注，他们还静悄悄的进行着他们自以为是的研究工作，这是社会学家的疏忽，因而遭到了许多评论家的批评，称“现代社会学处于危机状态中”，吉登斯也以一种入世的态度认为，社会学理论不用于实践就意味着这些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社会学理论就应该服务于社会变动不居的生活。所以，吉登斯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序言中说:“我写这本书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当代社会理论应该有一个激烈的变革。这样的变革应该从重新审视那些确立现代社会学主要框架的社会学家的著作开始。因此，社会学家马克思、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就应该备受关注。”结构化理论就得以酝酿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中。

    第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在系统梳理三大社会学家的理论过程中，吉登斯深受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的影响，找到了他构建其结构化理论大厦的基点，那就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写的历史名言。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急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由是，致力于自己的学术目标，反省于马克思的名言，深受so年代社会运动的影响，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得以逐渐地形成。

二、结构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最突出之处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点为，吉登斯将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转变成结构的二重性。所谓结构二重性，吉登斯认为，就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结构二重性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基点，以结构二重性为基础和关键，运用他自己创造的一套概念，吉登斯构建了他的宏大的结构化理论，从结构二重性的角度去分析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的辨证关系;第二点为，吉登斯在处理二重性时有其独创性，他超越了以前的将社会与个人的交互作用定格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上，一些伟人身上的局限，而是认为人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作用都体现在日月常行之中，体现在我们熟视无睹，浑然不觉的平凡生活中。也正如王铭铭所言:吉登斯认为“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的制度化构成，都是在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看起来支离破碎的活动中实现的”。

   不同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开始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一自我，因为个体是活生生的存在，实体的存在是个体行动的开始。正是在个体这里，结构化理论开始了自我的反思，划分出了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和无意识，挖掘出了自我的本体安全感和信任感，这是保证个体行动流得以绵延，保证惯例得以维持的心理内驱力。然后，结构化理论开始向外拓展，将身体定位在一定区域中的时空之中，开始了个体活动舞台和场景的探讨，因为行动总是处于一定的、具体的时空之中，而时空的分离也就意味着行动的“延展”，但是特定的行动的定格总是处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上。在将个体的行动区域化之后，吉登斯又开始拓展论述的空间，对行动的结果跨越时空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方面的作用和特性进行探讨。结构化理论从个人转到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从行动转到与之相联系的结构。

   总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突破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看问题的栓桔，从结构二重性的视角出发去解释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所关注的是社会的结构在平凡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形成过程，所要阐明的是社会实践是行动者的实践，没有人的能动性活动，就不会有社会实践，就不会有所谓的结构，结构就体现在行动者的连续行动之中，制约着行动者的行动，并不断地被行动者所利用并在行动中被生产出来，换句话说，结构化理论所要阐明的是社会的结构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作为行动者行动的结果被生产出来的以及又是如何作为行动者进一步行动的条件被不断利用的过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起笔于个人，落笔于社会;起笔于自我，落笔于制度，阐释了个人的社会性和社会的个人内在性，也可以说是行动的结构性和结构的行动性。我们这里不妨引用王铭铭为《社会的构成》中文版作序时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概括，他说:“吉登斯的观点概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routine )。惯例形成于人们的实践中，并能通过实践的重复在人们的意识中促发一种指导人们行为举止的‘实践意识’（ practical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不需要言说、不需要意识形态话语的宣扬，就能够对行动起制约作用。因为个人受着实践意识的潜移默化，所以他们大凡能够‘反思性地监管’(reflexively monitoring)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使自己和他人达成默认的共识，使人在社会中定位及社会这棵大树在个人心目中生根成为可能。

    对于吉登斯来说，最主要的客体性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人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相遇，而时空像社会剧场的脚本一样在规定着人与人之间角色的分工。不过，它不是武断的法官，也不强制性地分配个人在社会中的‘席位’。人与人的共同在场(co-presence)是互动的基本条件，而为了共同在场，人们不得不针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时间和空间的‘区域化’(regionalization )，就是在这种共同在场的要求中获得力量的，它通过把人的社会活动场景‘固定化’，创造性地促发日常生活的惯例，使人的实践意识固定在特定的客体性场景之中。”

    王铭铭还说:“《社会的构成》实际上是为了理解并回答两个意义重叠的问题而写的:我们是否可以被认为外在于人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社会的构成》实际上所要表明的是: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人被一个自己制造出来并生存于其中的庞大的机器包围着、控制着，也如吉登斯本人所言的:“人的历史逃离于人的意图，但却回到了由这个逃离所影响下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面前，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持久的特征”。

三、结构化理论与教育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7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8

一、结构化理论的形成过程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一跳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不例外。“结构化”( structuration)一词其实首先出现在他在1973年出版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一书中，他讨论了阶级结构化的类型和水平，而后在他1976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新规则》中初步论述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在他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中，结构化理论的实质内涵已经显现，在他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一章里，他的结构化理论得以完整的勾画。但是，结构化理论却是在吉登斯1984年出版的《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得到系统阐述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得以形成主要受三大因素的影响，下面我们诸一分析。

首要的因素就是吉登斯本人的学术旨趣和目标，即他要力图解决社会学中存在的“原罪”问题，力图构建出一种新的具有一致性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存在的终极价值就在于它要解释主体与客体、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是它的基本问题，具有不变性和稳定性，是社会学的“原罪”。在社会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两大流派，一派是社会决定论者，这是社会学的主流，一派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社会决定论者认为，人的行为受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的制约，个人的意志、主观能动性被淹没在社会的结构中，不得以彰显，社会结构既独立于个人之外，又强加于个人的身上。而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却认为，社会是由许多的个人所组成的，所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都是这些个人的有意识的行动的结果。每一种社会事实都是许多个人行动的结果，是他们的情感、意志、理性、信仰的体现，是导致和解释社会变迁的因素。社会决定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二者的观点是相反的，各自走到了它们自己的极端。社会决定论派过分地强调了社会事实对个人行动的制约和决定作用，而方法论个人主义却是过分地强调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解释和解决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这种流派中，也存在着中间派别，但是，他们的理论观点，不是处于骑墙，各打五十大板，就是较多地带有或者社会决定论的色彩或者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色彩，所以可以大致上划归到两个极端派别之中的一派中去。吉登斯就是要从理论上解决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虽然吉登斯自己极力地否认迄今为止有理论的存在，认为理论的建构也还是一项远待实现的抱负，但他的实际行动却为我们建构了他的宏大的结构化理论。

除了要解决社会学“原罪”这一学术上的因素导致了结构化理论的诞生之外，还有一个社会性因素起了促成加速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各种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是一个“社会大实验的时代”，各种团体都活动在社会的大舞台上，诸如，反战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嬉皮士、黑人社团等等。按照吉登斯的看法，60年代的这些运动虽然昙花一现，但是它们的思想和主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使生活方式获得了一种迄今尚存的流动性”，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者说，社会学的理论应该对这些运动和变化做出预言和解释，但是无论是以前已存的社会学理论还是社会学的理论家们都没有提到过这些现象，更不用说对此作出解释了。如火如茶的社会实践没有被社会学家们所关注，他们还静悄悄的进行着他们自以为是的研究工作，这是社会学家的疏忽，因而遭到了许多评论家的批评，称“现代社会学处于危机状态中”，吉登斯也以一种入世的态度认为，社会学理论不用于实践就意味着这些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社会学理论就应该服务于社会变动不居的生活。所以，吉登斯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序言中说:“我写这本书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当代社会理论应该有一个激烈的变革。这样的变革应该从重新审视那些确立现代社会学主要框架的社会学家的著作开始。因此，社会学家马克思、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就应该备受关注。”结构化理论就得以酝酿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中。

第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在系统梳理三大社会学家的理论过程中，吉登斯深受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的影响，找到了他构建其结构化理论大厦的基点，那就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写的历史名言。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急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由是，致力于自己的学术目标，反省于马克思的名言，深受so年代社会运动的影响，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得以逐渐地形成。

二、结构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最突出之处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点为，吉登斯将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转变成结构的二重性。所谓结构二重性，吉登斯认为，就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结构二重性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基点，以结构二重性为基础和关键，运用他自己创造的一套概念，吉登斯构建了他的宏大的结构化理论，从结构二重性的角度去分析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的辨证关系;第二点为，吉登斯在处理二重性时有其独创性，他超越了以前的将社会与个人的交互作用定格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上，一些伟人身上的局限，而是认为人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作用都体现在日月常行之中，体现在我们熟视无睹，浑然不觉的平凡生活中。也正如王铭铭所言:吉登斯认为“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的制度化构成，都是在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看起来支离破碎的活动中实现的”。

不同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开始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一自我，因为个体是活生生的存在，实体的存在是个体行动的开始。正是在个体这里，结构化理论开始了自我的反思，划分出了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和无意识，挖掘出了自我的本体安全感和信任感，这是保证个体行动流得以绵延，保证惯例得以维持的心理内驱力。然后，结构化理论开始向外拓展，将身体定位在一定区域中的时空之中，开始了个体活动舞台和场景的探讨，因为行动总是处于一定的、具体的时空之中，而时空的分离也就意味着行动的“延展”，但是特定的行动的定格总是处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上。在将个体的行动区域化之后，吉登斯又开始拓展论述的空间，对行动的结果跨越时空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方面的作用和特性进行探讨。结构化理论从个人转到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从行动转到与之相联系的结构。 总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突破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看问题的栓桔，从结构二重性的视角出发去解释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所关注的是社会的结构在平凡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形成过程，所要阐明的是社会实践是行动者的实践，没有人的能动性活动，就不会有社会实践，就不会有所谓的结构，结构就体现在行动者的连续行动之中，制约着行动者的行动，并不断地被行动者所利用并在行动中被生产出来，换句话说，结构化理论所要阐明的是社会的结构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作为行动者行动的结果被生产出来的以及又是如何作为行动者进一步行动的条件被不断利用的过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起笔于个人，落笔于社会;起笔于自我，落笔于制度，阐释了个人的社会性和社会的个人内在性，也可以说是行动的结构性和结构的行动性。我们这里不妨引用王铭铭为《社会的构成》中文版作序时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概括，他说:“吉登斯的观点概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Routine )。惯例形成于人们的实践中，并能通过实践的重复在人们的意识中促发一种指导人们行为举止的‘实践意识’（ practical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不需要言说、不需要意识形态话语的宣扬，就能够对行动起制约作用。因为个人受着实践意识的潜移默化，所以他们大凡能够‘反思性地监管’(reflexively monitoring)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使自己和他人达成默认的共识，使人在社会中定位及社会这棵大树在个人心目中生根成为可能。

对于吉登斯来说，最主要的客体性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人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相遇，而时空像社会剧场的脚本一样在规定着人与人之间角色的分工。不过，它不是武断的法官，也不强制性地分配个人在社会中的‘席位’。人与人的共同在场(co-presence)是互动的基本条件，而为了共同在场，人们不得不针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时间和空间的‘区域化’(regionalization )，就是在这种共同在场的要求中获得力量的，它通过把人的社会活动场景‘固定化’，创造性地促发日常生活的惯例，使人的实践意识固定在特定的客体性场景之中。”

王铭铭还说:“《社会的构成》实际上是为了理解并回答两个意义重叠的问题而写的:我们是否可以被认为外在于人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社会的构成》实际上所要表明的是: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人被一个自己制造出来并生存于其中的庞大的机器包围着、控制着，也如吉登斯本人所言的:“人的历史逃离于人的意图，但却回到了由这个逃离所影响下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面前，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持久的特征”。

三、结构化理论与教育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9

作者简介：彭国胜（1977-），男，湖南隆回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结构乃是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中使用极为频繁，也极为混乱的概念。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可以使用诸如“社会系统、强制性合作伙伴、制度、整合和网络”等不同的术语来称谓社会结构，而且表现在即便是对社会结构一词进行诠释时，不同的学者也会侧重点各异。前一种做法大多散见于先驱者们的经典论述中，后一种做法则涉及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各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1]本文无意考察社会结构理论发展的整个历史脉络，而是仅仅比较几个富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异同，以期深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

一、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经典表述中。在此之前，马克思曾试图从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理性”出发，运用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性的存在——人性的丧失（异化）——人性的复归”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公式来描述和解释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但后来的生活实践促使他对黑格尔的理论予以深刻的反思。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32-33

马克思的上述这段话不仅标志着他对黑格尔理论的诀别，而且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既包含了静态的社会结构类型与构成要素，又包含了动态的社会结构关系与发展变迁过程，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理论框架。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马克思把社会形态设想为一个复杂的由各种社会结构所组成的整体系统。在马克思看来，各种社会结构可被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乃生产关系之总和，政治结构乃政治关系之总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乃文化关系的总和，社会整体结构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和精神生活关系的总和。

经济结构是整个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支配着社会其他结构的结构，因而是具有本源性的“元结构”。它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即我们通常说的经济子系统。第二种结构是政治结构，它包括政治制度与法律原则。政治结构服务于生产方式所规定的范围并由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政治子系统。第三种结构乃是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包括意识、价值、伦理、美学、宗教和艺术标准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子系统。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结构不仅可以指客观实体间的具体关系，也可以指人为实体(如制度、意识形态等)间的逻辑关系。这就为社会结构的含义加进了抽象的内容。

2.社会结构的层次和相互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乃是构成整体社会的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三个层次构成一种塔式等级阶梯，即经济结构处于底层、政治结构居中、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居上的等级制。各结构层次是相互关联

的，不过不同等级结构间的关系都是由低一级的关系所决定的。经济结构产生出一整套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法律、宗教、艺术形式等等。处于底层的经济结构对整个社会形态施加根本的决定性影响。然而马克思并不否认上层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能动作用，甚至肯定上层建筑的各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正如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起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3]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能够存在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马克思没有用现代系统方法列出社会结构功能需要的一览表，但他已注意到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的功能需要。他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4]

由此可见，社会结构最基本的功能需要就是物质生产。依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所有社会形态得以存在的最基本的条件，但在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又有其特殊的历史需要。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维持社会结构的特殊需要就包括了资本的积累、市场的存在、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平均利润率、产业后备军的存在等等。 有序定向变迁。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具备动态的自我调节机制，其变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其内部的矛盾运动。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基础，而在经济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力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促使经济结构发生最初的变化，依次带来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变迁，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结构。这一系列变迁被定义为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呈现出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83马克思的历史进程观点实质是承认社会结构发展变迁的有序性和定向性。

在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蔚然成风的社会学初创期，社会结构概念的建构局限于生物学的移植与嫁接。孔德、斯宾塞和涂尔干等早期功能主义大师的有关论述，都直接反映了这种自然科学取向的理论进路。与强调现象及其功能层次的生物学取向不同，马克思的结构分析进路更为强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层次，亦即人们在自给的生活和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早期功能主义在分析社会结构时集中于分析各种社会结构怎样实现社会系统整体的整合；马克思的模型则把分析社会结构各层次之间(特别是经济与非经济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作为重点。早期功能主义倾向于静态共时性的研究；马克思的模型则倾向动态历史性的研究。早期功能主义忽视了因果分析；马克思的模型则指出了社会系统调节的最终原因：经济结构中生产力因素的变化。

二、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

二战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统治着整个西方社会学界。其结构功能分析模型，将社会结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宏大的旨在解释一切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帕森斯是从社会行动理论入手来建构其社会结构理论的。他认为结构由“行动者在一情景中彼此的互动而组成”。[5]26然而，“体系的结构在较新的情形中，不是直接借助行动来进行研究，而是作为在接近于某个已被描述和检验过的经验概括层面上的‘制度化模式’来进行研究。”[6]9“如果这些个人的行动体系的互动是持续不断而有规律的，这些社会关系就具有了某些可以辨认的、相对固定的特性或描述性方面。其中一个是结构性方面……”[6]840可见，在帕森斯看来，结构就是社会互动的制度化（稳定）模式。为解释这

一稳定模式，帕森斯将地位—角色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地位—角色是社会体系中，最重要的互动过程所包含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的结构……也是行动模式化的互动关系中的参与，是最重要的社会体系单位。”[5]25“地位”乃是行动者所处之结构位置，“角色”即社会对这一位置的行为期待，它既是社会与个人发生联系之中介，又是众人分享之象征。[5]6不管互动中的个人怎样变化，角色互动作为社会模式化的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通过行动者之间的角色互动，社会结构就成了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模式化了的成分之间的关系。

此后，帕森斯对社会结构予以了功能分析。所谓社会结构，从功能分析的角度来看，乃是具有不同基本功能的、多层面的次系统所形成的一种“总体社会体系”，包含执行“目的达成”、“适应”、“整合”和“模式维护”四项基本功能的完整系统。这个完整体系被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执行四项基本功能：“经济系统”执行适应环境的功能；“政治系统”执行目标达成功能；“社会系统”执行整合功能；“文化系统”执行模式维持功能。帕森斯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系统，结构内的各部分都对整体发挥作用，同时，通过不断的分化与整合，维持整体的动态的均衡秩序。

帕森斯始终关注社会结构的本质——秩序。“秩序问题，是社会通过互动协调稳定的本质，秩序在这里所指的，是行动者在某种规范准则下的动机整合问题。”帕森斯相信，总体社会体系中的四个子系统之功能的充分发挥，关键在于社会拥有一整套整合其成员的共同价值体系。所谓共同价值体系，意指由一系列价值模式组成并已为众人所认同的规范体系。这些规范通过提供行为导向、依据和标准来约束行动者行为的边界，规范众人认同的准则，并通过价值内化来塑造行动者的人格结构，从而形成社会性的共识。

2.社会结构的层次与关系。帕森斯将社会体系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架构成一种信息控制等级次序结构。在信息方面，高一层次的系统控制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具体而言，文化系统控制着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受高一层次的社会系统的调控，同时又控制着低一层次的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的文化价值取向制约或规定着社会整合的规范性期待；而这些角色互动规范及作为社会整合机制的法律又控制着政治系统的运行与决策过程。政治系统受法律调节（政治活动不可超越法律），同时政府活动与决策干预与操纵着经济的运行。而在能量（资源）方面，低一层次的系统都在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能量条件”。总之，社会体系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互补的，各系统以如下方式交换着信息和能量：信息等级高的系统制约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对能量的利用，与此同时，低一层次的系统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手段。这一框架也被称之为控制论的控制等级。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必须通过功能加以体现。社会结构能够存在必须满足“适应”、“目的达成”、“整合”和“模式维持”四项基本功能需要。在这四种功能性前提中，“适应”环境和“目标达成”是社会为了对付外部的环境而必须具备的功能前提，适应是一种手段，为的是达到实现社会目标这一目的；“模式维持”和“整合”则是社会为了解决来自内部的问题而必须拥有的功能性前提，而维持模式又是达到社会整合目的的基本手段。

4.社会结构的均衡与变迁。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内各结构之间的依存关系、内部的功能过程、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使系统结构之间维持相对稳定。即使社会系统的稳定由于外部或内部力量的作用而被打破，系统本身也能够利用适应性的社会机制来自行恢复均衡。帕森斯最关注的是社会系统的稳定、整合与均衡。其系统分析模型最终想解释的是社会系统何以能够依靠自身功能和调整来自动维持整合和稳定。因此，这一分析模型偏重于系统稳定性的研究。 森斯并无意否认系统的变迁。他指出，社会系统为了实现整合，其各部门必须时常调整内部结构及其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因系统内部失调而引起的调整即意味着社会变迁。帕森斯以“紧张”概念来表征社会系统内部的失调。紧张原指任何偏离规范而影响到社会整合的因素。帕森斯指出，紧张的结果往往会产生偏离行为，需要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来加以矫正。矫正偏离单位使其恢复原有功能或创造新单位以替代偏离单位的过程即是

系统的变迁过程。帕森斯引进结构分化的概念来分析系统的变迁。所谓结构分化，是指承担多种功能的单一结构转变成为承担专门功能的多种结构的过程。新分化出的结构不仅担负了原有功能，并且因专业化而提高了适应能力。此外，帕森斯还探讨了因“系统之间信息—能量的交换失调”而导致的变迁。一方面，信息或能量的过量输出或输入有可能改变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信息或能量的供应不足也可能引起系统内部或外部关系的重新调整。

可见，帕森斯企图整合各种分离的社会实体层次来形构社会结构。在帕森斯的笔下，三种结构概念的面向被独立地拓展开来，又被自然地串揉成一体：结构由功能体现；结构是互动关系模式；结构乃规范。同时，这三者是依靠中介变量“地位—角色”作串接的。

三、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

吉登斯希望社会结构的概念能够走出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最终走向综合。他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主张以“结构的二重性”原则来取代主客观二元论。正如其所言:“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把这种二元论重新构建为某种二重性,即结构的二重性,这一假设正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7]40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跨出主客体对立的两极化思维后，吉登斯以十分不同的思路对结构予以了界定。他指出：“结构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8]377“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结构本身也不是具体的存在，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结构对于实践，如同语言规则对于说话行为的差异。结构恰似某种抽象的规则，它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8]17

根据吉登斯的观点，规则属于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它构成行动的内在因素，是潜在的、非具决定性的情境界域。作为行动的规范,规则为行动者提供相关的方法论与技术,被行动者策略性地加以利用。因而规则不仅仅是对行动的限制,同时也是一种建构性的因素。此外，与某一簇举动一一对应的游戏规则不同，规则乃是同社会实践活动相联系而存在的一系列相互连接与交错的规则群。资源构成行动的外在条件，是行动者开展具体行动的材料。吉登斯区分了两种作为结构要素的资源：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前者指在权力的实施中的非物质资源，其源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是一种强加于人的能力；后者指在权力实施中所用的物质性资源，是一种强加于物的能力。在吉登斯看来，行动者在利用资源时,其实际上是拥有了权力,他们动用权力改变他人的行为,从而行动者具有改变社会结构的能力。规则和资源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结构。其中，规则作为结构中相对稳定的部分有制约作用，而资源作为能量则是引发积极变动的力量，故而导致结构既有制约性又有能动性。[8]170“这样,吉登斯把社会结构看作是被行动者所用的东西,而不是到处挤压行动者的外在事实。在吉登斯概念中,社会结构充满了转化性和灵活性,它是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一部分,是被他们用来在时空之中创造社会关系的模式。”[9]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创造性两种品格,且这两种品格是融汇而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相信马克思那句话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们总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7]17

2.社会结构的类型与关系。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化特征就是各种规则与资源的转换与“束集”。社会结构性特征正是通过这些模式体现出各种形式的支配与权力。规则与资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社会的构成就是人们依据一定的规则与资源在跨越时空上的组合，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制度类型。吉登斯主要区分了四种类型的社会结构特性，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并做出了与马克思和帕森斯社会结构理论的不同阐释。在他看来，经济制度以配置性资源为主并且包含了权威性资源、解释性资源规则和制裁性规则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属于社会经济领域；政治制度主要以权威性资源为主并包含了配置性资源和其他社会规则等要素，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法律制度以规范性规则为主并包含了权威性资源、配制性资源和解释性规范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人与人在运用规范来制裁中的服从与否的一种思想关系；符号秩

以解释性规范为主并包含了权威、配置性资源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运用解释性框架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一种意义关系，是社会生活中的符号领域。吉登斯认为这四种制度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中。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的存在绝不能脱离实践。一旦离开实践，构成社会结构的规则和资源都会变成不能自我运作、不能腾空出世的抽象体。社会结构只有在实践中才会有动力，才具有灵活性。基于此种认识，吉登斯导引出了其著名的“结构二重性”观点：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是人类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吉登斯认为，其结构化所要解释的，既不像决定论（如马克思和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强调社会结构如何决定人们的行动；也不像解释社会学和现象社会学所宣称的那样关注人的行动如何建构社会；其关注的焦点在于行动怎样在日常的生存条件下被结构化，以及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怎样由行动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产出来。社会结构意味着这样一个世界，即行动者具有其能动性的同时也受客观存在场景的制约。

4.社会结构的变迁。吉登斯认为,行动者及其行动都是能动的,因为行动过程是“充满技能的行动过程,而不是一系列机械过程”,行动者具有反思性监控能力。吉登斯据此提出了行动分层模式,主要包括三个要点:其一,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行动者留意、计算行为的后果,以便能够了解自己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通过反思性监控,行动者对其所做的事情和后果都有相当的了解。其二,行动的理性化过程。行动者对自身活动的根据始终保持“理性的理解”,从而具备了处理问题的“资格能力”。其三,行动的动机激发过程。吉登斯区分了理由和动机，他认为理由是行动的根据,而动机则是激发这一行动的需要。吉登斯的行动分层模式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及动机的激发过程视为植根于行动中的一系列过程,表明行动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流,是一个过程。在吉登斯看来,由于行动者“具有知识”，且这种知识是反思性的，从而使自我反思和相互反思所构成“相互知识”成为行动的内在因素。然而行动者在知识上的不完满，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行动的意外后果。正是各种“意外后果”的发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图把约束和能动同时纳入其社会结构概念。这种综合表明，他在方法论上欲走“中间派”道路，即试图在社会性（客体性）和个人性（主体性）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双线交汇——二重性。他从时空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结构，从动态与静态两方面对社会结构予以了深入的分析，表现出了很大的创造性。正如黄平所指出的，吉登斯“对时间—空间关系在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地位的论述，到目前为止，在人文地理学以外，除了海德格尔对时间的哲学论述和福柯对空间的历史考察，还没有哪位社会学家做过他那么深入而富有新意的挖掘”。[7]379但其综合借用的术语太多（不仅沿用了以往结构分析使用过的规则、系统、体制等概念，同时又加入资源、知识化、实践等术语），使得结构概念脱离了经验论的实证层次，导致人们难以在观察或思维中真正把握结构的范型。此外，其“记忆痕迹”等概念尽管为结构理论增加了弹性，但此类概念不把思想当成在场事物的一个模式，而是当成在场和不在场事物的交叉，并要求从表面现象推出潜藏在结构底层的符码意义。这不仅再次增大了发掘结构形构过程的难度，也使得结构的边界更加模糊、泛化和虚化。由于包罗万象而使结构概念复杂化，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淡化了社会结构概念最初的明确指向——秩序分析，导致其针对性和解释力明显下降。[1]此外，从吉登斯对“记忆痕迹”、“结构底层符码”等的强调远远大于其对“经验事实”、“表层结构”等的强调可以发现，他的“综合”明显偏重虽属宏观的但却是主观的一方，譬如他的“时空延伸”的概念，像是在宏观层面上操作，但其来源却是行动主体的“记忆痕迹”和“结构符码”。可见，吉登斯更加关注结构的内在于行动者,强调的是结构的可利用性,而非制约性，强调的是行动者的能动性，这与其消除二元对立的理论目标是相悖的。

四、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帕森斯和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结构的含义上，三者均表现出了对“关系”的理论兴趣。在马克思看来，特定的社会结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体现；对帕森斯而言，社会结构即制度化的社会互动

关系模式；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社会结构乃是规则和资源在跨越时空的实践中的组合关系——社会结构作为社会系统纵向上的一种虚拟关系，促使了无数具体的实践活动（包括在场与不在场的互动）跨越时空能持续进行，在横向上则体现为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即在场与不在场的整合）。但是，马克思和帕森斯眼中的作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的社会结构，[10]是一种体现为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的实体性存在，并从根本上制约着行动主体的自由创造和能动性。而吉登斯眼中的社会结构并非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的“使社会系统中的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11]它没有时空的边界，且必须以知识的延续（记忆）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因而只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

在马克思和帕森斯的结构理论中，社会结构存在层次的高低，并因此体现出不同的重要性。马克思把社会结构分成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些层次构成一种塔式等级阶梯，即经济结构处于底层、政治结构居中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为上的等级制。这三个结构层次是相互关联的，但不同等级结构之间的关系都是由低一级的关系决定的。帕森斯把社会结构分成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等四个功能互补的子系统。各系统之间存在着控制论的等级结构，并交换着信息和能量：信息等级高的系统制约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对能量的利用，与此同时，低一层次的系统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手段。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是经济结构。在帕森斯眼中，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是文化结构。吉登斯把社会结构区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并认为这四种结构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规则与资源的互动以及组合方式侧重点不同。从吉登斯的理论目标而言，这四种结构是不存在高低之别的。但从他后来对“生活政治”的强调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更加重视政治结构。

在社会结构的存在条件上，马克思和帕森斯都表现出了对“功能”的偏爱。结构被看作社会关系的网络模式，功能则表明这些内在网络模式的实际运行。结构在这里基本上是作为一种描述性概念，其主要的描述职责通过功能去完成。但是，帕森斯对社会结构的功能分析更多的体现为一种静态共时性的研究；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功能分析则倾向动态历史性的研究。帕森斯的功能分析忽视了因果分析；而马克思的功能分析贯注了因果分析。吉登斯则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需要”和“功能”的关系的角度解释社会历史，这是一种历史功能主义思想。[12]二者均具有把社会历史划分为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的功能主义特色。所谓共时即取社会的某一“横截面”、以“拍快照”的方式研究社会结构，此时历时的角度被隐蔽，只是从静止、共在的角度进行研究；历时即动态的研究方式，就是研究社会如何随时间而变迁，但这种研究方式却又忽视了“共时”。从共时与历时、动态与静态角度对社会结构进行肢解，其最大的问题是割裂了“时间”与“空间”维度。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结构只能存在于跨越时空边界的“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中——即组合规则与资源的社会实践中。

在社会结构的变迁动力上，马克思强调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内部矛盾；帕森斯强调社会结构的分化；吉登斯则关注行动者的反思性行动的“意外后果”。在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向上，马克思和帕森斯都可被视为进化论者。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整体结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结构分化的最终结果就是系统社会适应性的提高。二者均隐藏着吉登斯所谓的进化论观的“调试”的基础性概念。而吉登斯则强调社会结构变迁的偶然性——社会结构的变迁既有可能沿着进步的方向，也有可能走向倒退。

毋庸置疑，马克思、帕森斯与吉登斯均为社会学中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社会结构理论不乏共同之处，但更多地体现为差异和分歧。在他们的理论中，我们依稀可以发现社会结构概念的演变趋势：从外显可见的结构到隐蔽不可见的结构；从实体性结构到关系性结构，再到规范性结构，或者说，从现实性结构转向逻辑性的抽象结构。

参考文献：

[1]周怡.社会结构：由“形构”到

“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j].社会学研究，2000，（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5]parsons,t.social system[m].new york:free press,1951.

[6]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3.

[7]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8]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m].oxford :policy press, 1984.

[9]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73.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10

一、吉林市大学生消费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1.消费结构转向多样化。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吉林市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出现了一些变化，改变了过去消费支出单一地用于学习和生活的方式，转向了多样化的消费，尽管生活和学习消费仍然占支出的主要部分，但用于交往、娱乐等方面的费用有较快的增长，用于非基本生活消费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呈现日渐增长势头。调查数据显示，迫于毕业后寻职的压力，近年来吉林市大学生在考研、考证方面的消费持续增长，海天考研培训在吉林市就被大学生热捧。人情交往也成了大学生们花费不菲的方面。老乡聚会、同学聚会、生日聚会是常事，得了奖学金、当选了干部要请客，恋爱的支出更是成了重要方面。上网消费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一般的学生宿舍都有电脑和网络。还有一点，由于吉林市的旅游景点相对较多，价格不高，为大学生们组织各种旅游活动提供了便利，这方面的花费比照其他地区也相应处在一个略偏高的水平。

2.消费结构不合理。首先是饮食消费达不到标准。饮食费用是大学生基本消费的重中之重，按照吉林市07的物价水平，保守估计每个学生每月也要消费300元左右用于基本饮食需要。但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有接近四成的男生和超过七成的女生达不到这个标准。由于大学生的收入基本由家庭提供，总量有限，如果为了其他支出而在饮食方面克扣自己，必然会对大学生的健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其次是基本学习费用的下降。购买学习资料、用品的消费变化不大，甚至有下降趋势。学生进入高等学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学习知识和掌握学习知识的方法，怎么可能在这方面少支出甚至不支出呢？这是大学生消费结构不合理的另一重要表现。再次是交际消费大幅度增加，目前这个方面有畸形发展的态势。交际消费多了，会对家庭的正常消费产生较大影响。对学习也会有影响，社交太频繁，人会比较浮躁，难以认真投入到学习中去。

3.影响因素。一般说来，消费结构的变动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影响吉林市大学生消费结构变化的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都在变化，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娱乐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其次，虽然大学生的收入基本上依靠家庭，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大学生从勤工俭学、奖学金、贷款等方式获得了额外收入，这也是影响大学生消费结构的因素；再次，吉林市消费品价格水平相对不高，自然环境为旅游提供的便利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消费结构的变化有影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近年来大学生消费心理的改变，受消费主义影响，多数大学生产生了超前消费、攀比消费、炫耀消费等心理，这是影响大学生消费结构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

二、吉林市大学生消费的特点

1.以实用为优先的特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正日趋实用化，在此观念指导下的大学生消费自然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特征，就是以实用为消费的基本出发点。从吉林市大学生的消费状况分析，不论是衣食住行等大学生基本生活消费，还是考研、考证等学习消费，以及娱乐、人际交往消费，都带有浓厚的实用色彩。例如，从大学生们日常购买的书籍来看，大学生更倾向于实用类和娱乐类书籍，而非纯理论类的书籍。这明显地体现了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的实用主义――或者是为了辅助学习，或者是为了休闲消遣。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实用是当代大学生的基本消费特点。

2.从众性是大学生消费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其实，从大学生的本来目的来说，他们在消费中追求的是在实用基础上尽可能彰显时尚和个性。网络等新兴传媒使得时尚的形成和流行更快捷，也更加容易为大学生所掌握，对大学生的消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大学生的心理尚未成熟，消费行为存在模仿性。当某些大学生的时尚消费方式对其他大学生形成了一定的刺激和诱导时，会使得其他大学生群起而效仿之，反而使得这种消费失去了个性化的特点。所以当漂染头发成了一种时尚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校园里发现无数个漂染了头发的女生；当横条纹袜流行的时候，校园里就多了许多的“斑马”。

3.消费观念复杂，感性消费占优势。绝大多数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独立管理自己的消费，由于之前的自主消费经验少，没有形成完整的，稳定的消费观念，不能理性地对消费价值与成本进行衡量。大学生由于消费心理不成熟，自控能力不强，多数消费都是比较盲目和感性的。例如，目前吉林市在校大学生中有拥有手机的人数在八成以上，但基于通信需要和较强的家庭经济负担能力前提而进行的理性消费不过半数。

三、吉林市大学生消费的影响

1.大学生消费对自身的影响。从身体健康角度上说，大学生主要在校内餐厅进食，但多数校内餐厅提供的饮食营养结构并不合理。即便如此，仍有相当多的学生为了节约开支以用于人情、娱乐消费而选择价格最低廉的饮食，长期如此必然会对学生的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从心理健康角度上说，大学生作为社会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观念的塑造和培养会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理性的、节俭的、量入为出的消费方式必然会促进与之相应的价值观的形成和巩固，而非理性的、攀比的、超前的消费理念也必然会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并进而对其一生的品德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2.大学生消费对家庭的影响。200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为414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在吉林市就读的大学生平均的消费支出受07年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达到12000元左右。城镇大学生消费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为29%。农村大学生消费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为96.6%。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由于经济的发展，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都的到了相应的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但家庭用于大学生消费的比重仍然很大，这无疑给学生及其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特别一些贫困家庭，他们连自己生活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这近万元的费用了。调查发现，有一成多的学生需要申请助学贷款才能完成学业。

3.大学生消费对吉林市经济发展的影响。2007年吉林市大学生的消费支出总额约为7.54亿元，2007年吉林市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约为387亿元，考虑到387亿元中房地产、汽车等高档消费品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尽管吉林市大学生的消费支出总额只占吉林市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的2%，但对于吉林市的日常社会消费来说，大学生消费已经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了。随着大学生消费的日益增加，它对吉林市的社会消费品消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将越来越大。看看各个高校周围以饮食服务和服饰店、礼品店为主的繁荣的小商业圈，不难明了这个问题。

四、加强大学生消费能力的一点建议

1.对于大学生。要树立自己合理的消费观念，遵循理性、节约、量入为出的原则。首先，具有对自己支付能力的理性分析能力，根据自己现阶段的支付能力有计划合理地消费。其次，要有自制能力，不盲目攀比，不受“示范效应”的影响，不盲目地陷入感性消费的误区。第三，具有责任感和感恩之心，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消费行为对家庭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另外，大学生也要具有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大学生已经开始慢慢地融入社会，面对各种欺骗消费者的不法行为，大学生要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虽然大学生维权现状并不容乐观，但在吉林市，大学生们已经积极参与到消费维权志愿团的活动中，并受到了社会的积极关注。

2.对于高校。首先要加强大学生的消费教育和思想管理，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从而引导他们良好的消费行为。应该将消费道德教育的内容引入到思想道德修养课中来，充分发挥思想道德课的主阵地作用；应当组织消费教育的各种活动，提高学生的财商，如开出选修课，举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等。其次要制定完善的保障制度，做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工作；同时完善奖学金制度和大学生贷款制度，合理地减免家庭贫困学生的费用，并组织各类勤工助学活动，帮助他们增加经济来源，减轻经济负担。

3.对于社会。大学生消费中反映出的种种问题，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消费中的各种问题的折射和投影。因此，我们首先要大力宣扬构建节约型社会的理念，在全社会倡导理性消费，反对奢靡和浪费，从而消弭大学生消费中的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的思想影响。同时要积极开拓大学生消费市场，提供不同种类、价格和服务的产品以满足不同经济条件大学生的需求，积极引导大学生合理消费；全社会齐抓共管，规范市场秩序，为大学生确立一个公正的市场环境。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11

目睹这一可喜现况，现任主席林楚吉先生开怀不已。他表示，粉X潮州会馆已经走过了四十三个寒暑，这些年来，该会秉承推进宗旨，K汇聚乡亲力量参与社会公益事务，发扬友爱精神，为社区提供服务及各类活动，这也有赖於历届会长、主席及各成员的努力和付出。他更期待在未来的日子Y，能有更多人关注支持该会，为促进社会的繁荣稳定做出贡献。

投身社团，规划会务发展

林楚吉先生祖籍潮州，70年代末来港，经历了多年的社团服务工作，当选新界粉X潮州会馆主席，便是他奉献路的最好见证。漫长的服务之旅，如行棋一般坚定，走过的是路，留下的是温暖与光。

新界粉X潮州会馆至今已有43年历史，是一个较有影响力的爱国爱港潮属社团，多年来为敦睦乡谊、增进感情、丰富社区活动及促进潮港两地之间的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林楚吉先生加入该会将近20年之久，如今作为会馆的主席，更是为会务发展无私奉献心力。他秉承该会宗旨，积极联络及服务本区居民，发扬友爱精神；关注地区民生问题，为民众取合理权益；组织举办各种文体康乐活动，推动公民教育；近年来更是把重心转移至旅[活动当中来，热情赞助，K将敬老、天后诞等定位为每年的固定活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无不想民众之所想、思民众之所思，其身上所流露出来的一份严谨与务实，更是让人称不已。

如今，新界粉X潮州会馆已有会员几百人，他们皆为潮州籍，K以长者居多。鉴於此，林楚吉先生欲从此处着手，把该会各方面会务加以规划，使之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香港人口多，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参与到同乡会等类似的社团组织中来，而对於任何一个团体来说，年轻人越多意味着活力与热情愈盛，也就越有助於团体发展。为此，林楚吉先生将全力培养年轻一代作为该会日後的主要工作主力，把更多年轻人带入会中，K为之注入新的思想和理念，以期将该会建设得更好。

敬老，是新界粉X潮州会馆一直未变的主题，如今敬老之风已经成为该会的主流与风尚。为了承前启後，将敬老爱老之风更好地发扬光大，林楚吉先生亦计划开展更多关爱长者的活动，集合大家的力量，给长者带去温暖与关怀。他言，敬老是潮州人的精神，老一辈为国家、为社会的作为与付出如此伟大无私，诚然是他所敬重的，发展敬老活动亦会成为该会未来的重要事务。

此外，林楚吉先生亦整合大家的力量，在会内设立奖助学金。此奖助学金主要用於对学习成绩优秀的会员进行奖励、给考上大学而家境困难的会员提供资助，亦是该会的一大善举。

坚定前行的服务路

爱国爱港爱乡，造福乡谊昭彰。潮州人到哪都互相帮助、友爱团结，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对此，林楚吉先生颇为欣慰地谈到，地区和谐是新界粉X潮州会馆的精神，整个粉X地区当今的现状，实际上也是连成一片的，无论是潮州人、客家人……都是兄弟朋友，从不分彼此。“现今，新界粉X潮州会馆所要做的就是传承与发扬，传承老一辈的精神和成绩，将会务发扬光大。然而，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还希望能得到众位潮籍有志之士及社会力量的帮助，让我们更好地发展会务，发扬精神！”

在服务路上行走了二十多年，该会的每一步成长与进步，都让林楚吉先生感到无比的欣慰与满足。谈及个中感受，林楚吉先生言：“会馆让我学会了做人，因为这Y的每一个人都在无私地出心出力。我们虽有一定的文化差，但s能融洽共处，在我刚来的时候，前辈们亦不吝给了我许多启发和指导，这个大家庭更是让我收获了无数的爱与温暖。”林楚吉先生特别感激历届理事会成员以及其他各友好社团的支持和鼓励，亦希望日後能虻玫剿们更多的配合与支持，共同将会务精神发扬光大。

丰富经历，锻就沉稳特质

生在潮州，长在潮州，自小，潮州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便深深地影响着林楚吉先生。二十岁，身在乡下的他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而时常听别人谈起香港，那Y的点点滴滴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

1979年，林楚吉先生来到香港。起初从低层做起，毫无经验的他见米布行业的生意好做，便投身於此。小小的身躯扛起一百多斤的大米很是辛苦，然而，正是因为流过一点一滴的汗水，林楚吉先生更懂得福分来之不易。後来，他经人介绍到酒楼从事後厨工作，那时他听人讲，倘若足蚯诜埽厨师日後的发展定是不错的，於是便学习了一年多的潮州菜厨艺，在工作中不断进行总结与提升。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12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是以艾略特早年生活为蓝本，围绕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描写的一个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女主人公玛吉的父亲塔利弗在一场诉讼中败诉，赔掉了所有的家产，债台高筑，因此迁怒于对方的辩护律师威克姆，不许儿子汤姆和威克姆的儿子菲利普同学接近，但玛吉却与聪明好学、性格温存、身体残废的菲利普成为好朋友。这场家庭变故给全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玛吉的父亲气得中风昏倒，丧失了自尊，母亲则带着玛吉做些针线活贴补家用，玛吉和各个汤姆中断了学业远离了童年的幸福生活，之后，玛吉为了哥哥的感情拒绝了菲利普的求婚，为了不伤害好友露茜又拒绝了斯蒂芬的求婚。最后，弗济斯河洪水泛滥，磨坊被淹，玛吉想到母亲和哥哥尚在磨坊，使独自驾舟去营救。母亲早已离开，玛吉只救出汤姆.兄妹重见，汤姆深为手足之情所感动。两人在危难中和解，但后来小船不幸覆没，兄妹二人均未能幸免，双双淹死。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是作品中的又一部重要小说。这部作品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尤其是女主人公玛吉，更是与作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以悲剧收场，汤姆和玛吉双双葬身于洪水之中。小说始终带有一种悲剧的色彩，这种悲剧性使整个小说显得十分的凝重。本文将从社会家庭、人物的性格、作者和读者这三个方面人手，探析小说悲剧结局的原因。

一、19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无数家庭悲剧的主要原因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资本主义文明获得长足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侵蚀了英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法秩序，打乱了农民长期在乡村田园环境中所形成的种种生活方式和习惯。小农经济逐渐解体，农民不断走向贫困和破产。工业资本在农村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新式机器开始被广泛使用。这种变化给许多人带来了痛苦，许多人不得不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转向受雇工人、被人剥削的农业工人。这种迫不得已的转变造成了包括玛吉一家在内的无数家庭的悲剧。

二、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为主人公心里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海上行驶的孤船的命运是有风浪来决定的。”[1]玛吉一家的小船更是多经风雨。玛吉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玛吉的命运自然就与当时社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受社会风浪的主宰。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日益恶化，父亲塔利弗先生斗不过狡猾的对手，又因自己对法律一无所知，最终破产。塔利弗的悲剧直接是由社会造成的，但他的不幸又影响到了玛吉和汤姆的生活。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社会的变动必然带来家庭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在塔利弗破产后，他的亲戚――玛吉的各个姨妈，不但没有齐心协力帮助塔利弗一家度过难关，反而是抱怨，抱怨塔利弗家被拍卖的刻有道森字样的东西会给道森的家庭丢脸。一个劲地责备和辱骂塔利弗一家。家庭的变故使玛吉和哥哥过早地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父亲的破产让两个孩子过早地远离快乐的童年的时光，生活在一种压抑阴暗的环境中。这当然影响到了玛吉的忧郁性格一也就为主人公最后的悲剧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而在家庭遭遇不幸前，家庭对玛吉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玛吉因为生气而剪掉了头发，这不是玛吉乐于表现自己的可爱，而是她在姨妈及母亲的责怪声中出于反抗而做出的事情。这些责怪反映了在当时的传统看来，女孩子必须怎样做而不能怎样做的限制。到后来，家庭遭遇不幸，哥哥为了家仇，禁止妹妹与仇家的儿子菲利普谈感情。这使热情奔放的玛吉不得不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生活在一种左右为难的环境中，这也为玛吉下文的悲剧作了一个预示，只有脱离这种环境，她才能得到心灵解脱的轻松。但她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家，至死也是与哥哥相伴，当然，与哥哥一起陪伴父亲的结局能给玛吉带来安宁平静。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家庭对玛吉的悲剧是有“帮助”作用的。

三、主人公的人物性格是促成悲剧发生的直接因素

“悲剧艺术是一种特别艺术(即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2］［p59] 形成悲剧的六个成分中，性格占据悲剧第二位，由此可见剧中人物的命运很大程度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作者在塑造女主人公玛吉的性格时，重视挖掘其父母双方家族对她的遗传和影响。玛吉是一个充满激情、渴求知识、追求完美的姑娘，她敏感、温柔，充满了女性的妩媚。她感情冲动，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少女形象所不同的是，她具有一定的叛逆性，敢于拼搏，想方设法寻找自己在世上的合适地位。她本可以在学校里得到良好的教育，但在那时的女孩子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她只能安于现状，生活在社会为她圈定的狭小天地里。“她敢于蔑视传统的婚姻道德习俗，追求自己的幸福。尽管她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但由此表现出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3]为了衬托玛吉的性格，作者塑造了一位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女性形象露茜作为陪衬。露茜性格温柔、顺从、甜美，从不反对别人为她安排的生活。按照现代批评家的说法，“玛吉生活在两种痛苦之间。”[3]她对菲利普有婚姻的承诺，但没有激情；对斯蒂芬虽没有承诺，但充满了强烈的感情。由于周围人的干涉，她只好克制自己，遏制自己的情感乃至生理需求。

玛吉的这种鲜明性格源自于父母双方家族对她的遗传和影响。母亲所属的道森家族缺乏温情，主张“克制私欲，遵循传统道德准

则”[3]；父亲塔利弗则热情，却“固执卤莽，无视现实”[3]。玛吉生就塔利弗的天性，却长在道森的管束之下，两种矛盾性格同时注加在玛吉身上，势必导致她命运悲惨的发生。玛吉在极度痛苦中曾对菲利普说：“我们的生活是已经注定了的。”[4］［p162]

而作为哥哥的汤姆，性格酷似父亲，坚强、好胜，充满活力，他崇尚强者、蔑视弱者。为了赎回父亲的磨坊，他埋头工作，做出了很多牺牲，包括爱情、嗜好。在他一生中，父亲破产可谓是最重大的事件。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孩子。在此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坚强的男子汉，支撑着塔利弗一家，也正是他的性格如此，决定了他不能眼看妹妹玛吉和仇人的儿子菲利普走到一起，他阻拦玛吉和菲利普的感情发展，导致他和妹妹之问有了矛盾冲突，这将预示他们兄妹俩要想回到从前就得付出代价，结果导致了双双被河水吞噬的悲剧友生。

四、作者和读者使之然

“历史境况并没有内在的悲剧性、喜剧性或传奇性。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况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做法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作的运作。”[5]换句话说，就是历史和文学的不同仅在于它们所处理的原材料不同。历史叙述处理的是历史材料，而文学处理的是作家的生活积累的感受。

“玛吉与年轻的玛丽•安•伊文斯根本就是一个人。她有天分，但她降生于其间的环境却不能给予这种天分多大的促进；她极其渴望温情爱意和密切的人际关系；她尤其需要一种情感上的升华、一种宗教热情，可以把日常生活的刻板平庸改头换面，并托起她去献身于某个理想的目标。”[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玛吉的悲剧一定程度上源自作者的意愿。艾略特早年一直在浓重的的宗教氛围中接受传统教育。后来，艾略特通过与一些思想家如汤姆斯•卡莱尔、赫伯特•斯宾塞，实证主义哲学家乔治•亨利•路易斯等的交往，从基督教到泛神论、无神论，逐渐从宗教中脱离出来，开始接受人本主义哲学观。但后来艾略特又因个人经历形成了她独有的人本主义观点。艾略特与玛吉一样热爱生活，渴望得到爱与社会认同，也有着相似的心理历程．遭受过相似的打击：艾略特因早期拒绝上教堂几乎与父亲决裂；后又因与G•H•路易斯的感情而离群索居，与兄长和朋友们断绝来往多年。艾略特的这些经历必将会让她塑造出一个与自己经历相似的角色来。艾略特让读者感受人物的心灵困境，因不同境遇而产生的不同个性和生活原则，以求互相理解的创作目的就已经为玛吉的悲剧结局铺好了路。玛吉只有为了救出哥哥而在洪水中与哥哥紧紧相拥，一起葬身河底，洗刷掉兄妹问的矛盾，达到和谐同步，这才是让玛吉达到理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最好途径。所以说玛吉的结局是作者艾略特使之然。

而这个悲剧结局又怎么和读者扯上关系呢?18世纪以来，小说的“幸福结局”在许多作品中已经端倪可察。理查逊和菲尔丁都在他们的小说中安排过这种皆大欢喜，我们熟悉的《简•爱》也以女主人公简和罗切斯特的幸福婚姻而告终。小说的“幸福结局”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作家的青睐，而且也越来越符合广大读者的阅读趣味，从而在司空见惯之后便落人俗套。因此，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小说的“幸福结局”逐渐被“悲剧性”或“开放性”结局所取代。《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结局便体现了这种艺术倾向。艾略特不但没有设下像简•爱经历的结局，为玛吉安排一位白马王子或如意郎君，反而精心设计了一个汤姆和玛吉兄妹俩葬身河底的场面。整部小说以悼念他们的一句悲壮的墓志铭结尾：“在死亡中他们没有分离。”[4]显然，小说的悲剧结局是作者为了适应读者在审美意识上的变化而设计的。

五、洪水的象征意义

玛吉最终因洪水葬身于弗洛斯河。许多评论对玛吉死于洪水这一结局提出质疑，认为是作者的败笔，认为洪水来的太突然，使小说显得不真实。其实，洪水是一种自然灾害，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并未有什么不妥。甚至，我们可以发现，洪水在小说中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玛吉成长于弗洛斯河畔，最后死于弗洛斯河上，这既是悲剧发生的地点．同时也是给玛吉带来了安宁的安息之所。

玛吉从小就喜欢到磨坊边的弗洛斯河边玩耍。不论她母亲警告过多少遍“她总有一天会跌到河里去的”［4］［p11］她总是一如既往地迷恋这条河。她和汤姆经常“像在旅行一样的沿着这条河闲逛，去看奔腾的春潮，像一头饥饿的怪物似的涌来的怒潮……在他们看来，这一切永远不会变。汤姆认为住在地球上别的任何地方都是吃亏的：玛吉在读到女基督徒度过‘没有桥梁的河流’的时候，总是想到大纳林旁绿油油的牧场间的那条弗洛斯河。”[4］［p48]玛吉对弗洛斯河的迷恋是由衷的，这是一种执着的爱，就像爱自己一样。在洪水中，兄妹俩的矛盾被冲刷掉了，两个人沉人河底，至死都不分离。玛吉饱受折磨的心也在与汤姆、父亲同葬一处的河底得到了永恒的安宁。弗洛斯河贯穿着玛吉人生中的每一步，主宰着她的命运，而这也正是弗洛斯河的意义所在，正是玛吉葬身于“洪水”的真正含义。

至此，玛吉的悲剧结局的根源已经一目了然，即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蚀下，在社会家庭面前，主要人物的性格影响下，作者和读者使然，玛吉最终只有以悲剧结局才能得到心灵上的安息之所，找到心灵的归宿。

［参考文献］

［1］陈蕾蕾．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乔治•艾略特早期小说特征试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6)．

［2］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

［3］李维屏．英国小说艺术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12．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13

《WTO经济导刊》：禾舸睿先生，首先祝贺您顺利完成火炬接力，成为火炬手的感觉怎样？

禾舸睿：谢谢你的祝贺！我感觉好极了，虽然开始有些紧张，因为我听不太清楚翻译说的应该用哪只手交接，但是后来我弄清楚了整个程序，就好多了！整个传递十分顺利，我非常高兴能在松原，成为一名火炬手！虽然整个距离短了一些，只有75米，但是听到了道路两旁大家的欢呼，我感到更加自豪！我多么希望我能够跑一个全程马拉松的距离进行火炬接力！（哈哈大笑）

《WTO经济导刊》：看来你是非常热爱马拉松这项运动的，松原政府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您作为火炬手参与传递活动的吗？

禾舸睿：呵呵，我非常热爱马拉松这项充满挑战性的运动，早在多年前，我在欧洲就开始了我的马拉松运动，随后我还发起了“马拉松长跑集资活动”，为当地社区的弱势群体募集款项，这个活动在整个欧洲得到了推广；而我来到中国之后，看到松原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急需提高，而很多农村的孩子也面临着失学的危险，于是我就把这项马拉松集资活动带到了中国。从2005年起，我们在京沪两地参加了3次马拉松赛事，嘉吉有300多名员工以及志愿者加入了长跑的活动中，通过长跑，我们已经成功募捐了60万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全都被用于在松原开展“松原的希望”活动，同时我们还与松原当地政府、NGO、社区群众通力合作，在松原开展了多项CSR活动，我想这个应该就是松原政府选择我作为火炬手参与传递的主要原因吧！

《WTO经济导刊》：嘉吉为什么要在当地开展“松原的希望”活动呢？

禾舸睿：我想要从我们公司的宗旨来说起，我们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成为滋养人类的领导者。我们在松原当地开展业务，一方面为当地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当地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成效。而孩子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我们希望在松原当地长期发展，成为滋养这个社区以及社区人民的使者，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区需要帮助的贫困、残疾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提供上学的机会！同时，这也是和谐共存的发展需要，我们帮助社区的人民，为社区的居民创造更好的文化氛围，让他们也对嘉吉公司的形象认同，有利于我们开展业务。

企业社会责任是员工绩效考核的一部分

《WTO经济导刊》：在推行“松原的希望”项目时，嘉吉的员工是如何参与的？

禾舸睿：嘉吉在中国各地成立了28个以员工为主导的嘉吉关爱委员会，开展以教育、环保和健康为重点的社会公益活动。这些关爱委员会着力于发掘当地社区的实际需求，并设计相应的活动方案，而北京和美国总部都能为这些活动提供建议指导和资金支持。嘉吉公司以其资金、时间和技能回馈社会。嘉吉每年将全球税前收入的2%用于社会公益事业。2007/08财政年度嘉吉在中国的捐款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贡献志愿者劳动时间12000余个小时，这相当于5名全日制员工全年的工作量。

同时，CSR活动的开展是与我们的业务计划相符，都作为我们业绩考核的一部分，这样不仅能够激发员工的参与热情，更能成为我们在当地发展的基础。

《WTO经济导刊》：既然CSR是员工考核的一部分，那么还有其他部分会成为考核的指标吗？

禾舸睿：环境保护也是我们考核的一个指标。刚才你参观了工厂，可以看到我们的员工都在辛勤的工作着，而他们所处的厂房拥有国际最先进的生产设备以及环保设施，公司从最开始的工程设计阶段就将安全、环保放在首位，确保施工合乎国际标准。同时，公司还设有总经理负责的管理委员会，有专职工程师负责监督安全制度的执行。

我们不仅在当地生产，还要在当地生活，所以有这么严格的环保措施，不仅对于社区是有益的，对于我们自己也是有益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想住得安全而舒适。（笑）

有责任的农产品企业要起到稳定全球粮价的作用

《WTO经济导刊》：现在全球粮价高涨，作为一家全球性的农产品企业，嘉吉对此有什么看法？

禾舸睿：在嘉吉，我们正努力帮助缓解这些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然而单靠我们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整个世界需要增加粮食产量以满足增长的需求，农民、政府和企业界需要通力合作才能使食品供应和价格回归稳定。

我们对于WTO正在进行的多哈回合也十分关注，我们曾通过不同的途径向WTO总干事以及美国政府、欧盟委员会等表达了我们支持推动多哈谈判议程的信息。我们明确反对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于农产品的高额补贴，这不利于全球贸易，更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存。

《WTO经济导刊》：嘉吉在松原的玉米深加工业务如何应对物价高涨所带来的挑战？

禾舸睿：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在松原当地发展蜡质玉米的种植试点计划。由于当地属于半干旱地区，盐碱土地面积较大，相对贫瘠，农民收入很少。而公司通过聘请农业技术专家、为农民开办育种、施肥讲座；并根据当地土壤特点研制出新型肥料，不仅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更可以取得改善土壤的功效；农民通过生产蜡质玉米，并与工厂形成了稳定的供销关系，使当地农民通过种植玉米每公顷平均增收2000元，达到了每公顷收入4000元的效果。而农民生产的玉米送到工厂，能够按时收到结款；一方面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另外一方面也稳定了我们的货源，降低了我们的采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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