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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论文篇1
总结过去，邓小平理论解决了哪些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基本问题？它何以能够成为理论创新的基础和载体？
着眼现实，时代的发展提出了哪些新问题？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实践中业已得到了怎样的丰富和发展？
展望未来，在竞争更加激烈的21世纪，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理论，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
如果我们不能首先在这些问题上取得共识，党的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就可能会发生偏差。
坚持邓小平理论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前提
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和前提，这是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的。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和国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正是邓小平理论已经初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基本问题没有变，党的指导思想就不能变。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邓小平理论是怎样解决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这还得从党的理论创新说起。
作为最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在老祖宗那里最初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设计出来的，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化。然而，上个世纪初叶，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预见到的畸形社会，即生产力极度低下，没有现代工业，没有民主、文明的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派林立中的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党，靠什么去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引入实践？除了创新别无它途。思想，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就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它的实践意义，就是使原本以为只有在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破天荒地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生了根，结了果。
说得好，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更长。之所以说更长，是因为夺取政权，并不是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让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让社会主义制度真正体现出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是新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基本问题。想一想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生产力状况、国民素质状况以及我们长期所处的外部环境，不难看出，要在中国真正解决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意义更为深远，任务更为艰巨，需要更长时间的艰难曲折的创新过程。所以，早在60年代初，就提出了理论创新的任务，要求全党下大气力钻研中国的实际问题，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审视历史，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即便像这样雄才大略，一生追求创新的革命领袖最终未能完成创立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使命，反而在他的晚年深深地陷入了错误思路的泥潭。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中国社会主义的初始条件，想想这个理论命题的创新难度以及攻克这个命题必须花费的时间长度，就不难对建国以后我们党的艰辛探索，包括我们的失误、我们所付出的沉痛代价，以至于对同志的评价等，形成一种客观公允的认识。应该说，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正是我们党自己提出的这个创新课题所决定的。解决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课题，没有几代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是不行的，没有长期的经验积累是不行的，没有失误甚至昂贵的学费也是不行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继承和发展长期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在吸取历史教训，把握新契机，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锲而不舍地开拓中担负起理论创新的使命的。
这依然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经过了20多年的曲折发展后面临着一场生死抉择的严峻考验。“”的严重错误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已经开始缩短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我们却还在被温饱问题所困扰。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对在场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邓小平的话一语道破了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真实处境：贫穷与落后，是阻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再不迅速发展生产力，我们就可能会；再不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就将失去吸引力。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一个原本认为早已解决了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此为主题，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并引发出一场波澜壮阔的新的革命。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科书上没有现成的结论，现实中没有可效仿的成功模式，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创新。然而，我们的创新应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为基础，中国的发展将以什么样的制度做根基？其实质是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怎样看待我们几十年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从一开始就不容回避而且必须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的大问题。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老祖宗不能丢。丢掉了马列主义、思想，就丢掉了根本，丧失了方向；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放弃，否定基本制度，另起炉灶，就失去了立国之本，就是自我毁灭。苏联和东欧后来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这个道理。因此，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扬与弃、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坚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思想活的灵魂统一党的思想，指导党的理论创新，并以此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精髓。解放思想，就是要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特别是突破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教条式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实践中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牢牢地把握住这个精髓，党的理论思维才会不断地走向成熟，中国的基本问题才能得到科学解释、正确处理。
历史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带领我们党经过14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初步完成了60年代初提出的创造新理论的伟大任务，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这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并以此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这若干个“第一次”的理论意义在于，它破天荒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作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上取得的最伟大成果，是指引中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短短的20多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两位数的神奇速度持续增长，一举告别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们用一代人的时间创造出历史上许多国家几个世纪方能积累起来的丰盈财富，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对比那些几乎与我们同期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有的解体了，有的易帜了，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充满生机和活力，愈益显露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美好前景。饮水思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无不对能够拥有邓小平理论而深感庆幸与自豪。
邓小平理论已经初步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把我们从贫穷带入了小康，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一定能够彻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把中国带入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的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基本前提，这是我们的事业长盛不衰、永葆活力的根本保证。
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理论创新的主题
今天我们党所强调的理论创新，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确定这样的主题，既是坚持邓小平理论的需要，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
和任何先进的理论体系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是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深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科学理论。只有创新，才能保持科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只有不断地吸取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才能够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这里，首先需要对邓小平理论的时间概念有一个正确认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共识：不能把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与它的创立者的实践活动简单地等同起来。即是说，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邓小平理论，它的发展并不是随着它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的逝世而告终结的，它的发展和完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归根到底，是由这个理论所要解决的命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决定的。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这个过程就不会完结。因此，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同样是需要它的创立者及其以后的几代人努力开拓创新的。
在理论创新中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党中央的一贯主张。党的十三大在首次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之后就明确指出，我们对这个理论“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党的十四大在确定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指导方针之后也特别强调，这个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的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到了十五大，同志更是把这个问题又上升到更新的高度，郑重宣布：“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为什么从十三大起，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在论述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同时都要强调必须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呢？其实质和意义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因此，有理由认为，同志所说的理论创新，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是一致的，它的初衷和目的就是号召全党切实地履行好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确立理论创新的主题是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不断发展的要求，是邓小平理论的地位即它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性质决定的。党的十四大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国内外形势都较前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上，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美国称雄的不和谐现象，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世界警察角色，到处插手国际事务，粗涉别国内政，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可以说，多极化的格局目前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一种共同遏制美国称霸的联合力量，这是世界局势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内的变化更是有目共睹，其中最深刻的主要有两个：第一，随着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市场化真正深入到了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人的观念和社会结构都较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与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性改革，与过去计划体制一统天下和两种体制并行的双轨制的情况有了质的变化。第二，人民的社会生活总体上由温饱型进入小康型。丰衣足食，这一人类与生俱来追求的美好理想变成了现实，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发生的最伟大变革。这种变革对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和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生活需求等各个方面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丰衣足食以后追求什么？怎样生活？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新问题。改革的深化，必然带来新的社会矛盾、新的摩擦、新的问题，而这些新的问题归根到底要靠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去说明、去解决，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邓小平理论就失去指导意义。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始终是围绕着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个主题进行的。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方面所作的理论创新工作成效显著，这是我们的事业所以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十四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方面。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创造性地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在实践中初步构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设想变成了生动的现实。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的新论断，使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十四大以后，同志提出了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搞活国有企业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是对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三个代表”的创新程度，可以和邓小平理论中的两个重要观点相提并论：一是可以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相提并论。四项基本原则就其每一个具体原则而言，正如邓小平所说，并不是新的，都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但把它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并确立为我们的立国之本，这就是创新。“三个代表”也一样，每一个代表都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同志根据时展的新要求、新特征，将“三个代表”科学、有机地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深刻的新概念，并确定为我们的立党之本，这就是新概括，新成果。一个立国之本，一个立党之本，是党和国家立足与发展的根基。二是可以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相提并论。如果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是党在社会主义认识上取得的最新的理论成果的话，那么，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则从根本上阐明了党的属性和本质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一个社会主义问题，一个党的领导和建设问题，在理论上我们对这两大基本问题认识清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识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发展趋势和历史进程等进行了全面论述，进一步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特征，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到基本纲领，这是党对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在生产力理论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党中央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提出了“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科技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等新观点。党中央启动了科技创新工程和知识创新工程。这些都反映了党在生产力理论方面认识上的深化。
——在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方面。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90年代末，针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党中央制定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有力地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与技术合作，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了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十五大以后，党中央又制定实施了开发西部战略。这是尽快缩短东西部贫富差距的重大战略措施，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设想的回应和创造性的发挥。
90年代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始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主旋律。
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21世纪党的建设，是理论创新的主要目的
为什么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确立以后，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同志要郑重地向全党提出理论创新的任务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号召全党同志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深入的思考，致力于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以指导21世纪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争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世纪，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二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使人民过上了小康社会新生活。21世纪，中国共产党还将完成两件大事：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21世纪，中国共产党任重道远，使命非凡。她背负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心驰神往的美好理想，担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命运与前途的重大责任。对此，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估计、充分的准备和坚定的信念。
毫无疑义，在21世纪的征途上，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自觉地运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法宝。
为什么我们会有而且必须要有这个信念？最根本的，是因为21世纪我们要做的事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困难和风险，究其实质，还是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邓小平理论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有了信念之后还要提理论创新？因为21世纪我们所要解决的是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更高层次的问题，是比以前更尖锐、更复杂、更突出、更难解决的问题，这其中有许多是我们现在尚没有遇到甚至难以预料的。惟有创新，惟有发展，我们才能够应变自如，才能攻克最后的难关。
21世纪，我们面对的是风云变幻、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高新科学技术手段，将继续保持在世界发展中的优势地位。总体上看，一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将处于低潮。在以高新技术和综合实力为主的国际竞争中，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中，我们还势单力薄，处于下风。特别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遏制，将愈益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采用分化、西化、思想渗透、粗涉甚至更激烈的手段，千方百计地频频向我们施压，企图限制我们的发展，逼迫我们就范。可以说，在21世纪的发展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始终面对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国内来自经济生活中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困难和压力更是可想而知。经济上，按照既定目标，我们要用50年的时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大，人口还要有所增长，翻番的难度势必更大。社会政治生活上，21世纪前半期，中国将进入由小康社会向中等水平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期，这是中国人民未曾遇到过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对于受几千年封建小生产思想观念影响的中国人来说，小康之后如何尽快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创造新的科学生活方式，等等，都是新的课题。由小康到现代化转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矛盾，将集中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化、复杂化甚至尖锐化。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新矛盾，合理地协调好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道德，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是对党的执政水平和治国能力的新考验。
所有这些，都对党的进一步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存在着从解决温饱到进入小康和由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在这个实践中产生的邓小平理论必然也要经过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初步回答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度里站稳脚跟。这个任务随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已经完成；第二阶段，深入回答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导中国夺取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这正是我们党现在所要担负的理论创新的任务。在基本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为主题的理论创新就一天也不能停止。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是邓小平生前殚精竭虑的事情。自80年代中期起，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对时间问题作出过各种估计。比如，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他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按他的估计，我们还要在21世纪用5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基本解决好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站住脚。所以，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要坚持100年不动摇。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2
文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重视的“热点”问题，也是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文化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然之义和重要目标。邓小平站在新世纪社会发展走向的高度，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建设理论。其理论内容博大精深，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领会其意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的文化建设理论，是以物质文化建设为中心，多元文化和谐协调发展的科学体系
文化，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是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和尺度。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或狭义的文化，指称的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一定地域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模式化及稳定状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件，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文化力量的运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兴衰还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规定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和发展的样式、重点与层次。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当前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就必须根据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以物质文化的建设为中心来促进整个民族文化的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的文化建设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生成、展开和不断丰富起来的。在他的文化建设理念中，从来就不是孤立地观察和思考文化现象，而是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的大背景下来综合地加以研考的。他的文化建设思想的切入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冲突，是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核心是把物质文化的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目的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塑“四有”新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他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P341)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反复强调和阐明了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P240)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马克思揭示了历来为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P32)思想文化等就是从这个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本质上是对经济、政治的反映。文化的变迁，基础是经济，文化对经济具有绝对的依赖性。因此，一个国家只有把发展经济的内在的铁的逻辑和经济法则的最高权威确立起来，才有可能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的先决条件。从我国经济实践看，物质文化已成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也直接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否获得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后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物质文化的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力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和谐协调发展。当然，邓小平并没有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目的。对社会和人本身来说，经济的发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他明确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P114)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今天，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持续发展已取代了以单纯的经济进步或政治变革为核心的单一发展观。经济的政治化、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政治化已成为一种趋势。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文化建设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如同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一样，文化实质上就是明天的经济。邓小平正是从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的角度，从经济、政治、文化协调的广阔视野中来思考和处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三者的地位和关系的。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肩负着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形态的使命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质上承载着以时代精神为核心重塑民族精神，再造民族之魂，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的使命。在邓小平的思维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既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不干扰它，又不能超度强化物质文化建设，进而以物质文化建设冲击、代替精神文化建设，造成文化建设的越位，抑制其他文化因素的正常、健康发展。因此，他一再主张，两个文明必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满足。忽视任何一方，现代化建设必将误入歧途。当然，两个文明的相互协调并非是超时空的抽象平均发展，而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的历史的、动态的协调和均衡发展这样邓小平就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建设辩证地统一在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和他的文化觉解，构建了一个严密完整的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我们指明了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路径。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清除封建主义的文化障碍，防范、抵制西方文化中消极颓废不合国情的成份的影响，构筑起抵御西方腐朽文化入侵的真正铜墙铁壁。这是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文化包括的范围十分宽泛，凡是人类活动的结果都镂刻着文化的痕迹。文化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成份，香花和毒草常常混杂在一起。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比较、鉴别，清除各种腐朽文化的障碍，进行文化的整合、离析与创新，以保证社会主义整体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是目前文化建设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邓小平在这方面有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紧迫感。他曾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的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又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肃清封建主义文化影响，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一项紧迫任务。封建主义文化并不会随着封建制度的消灭而自行消失，作为有形无形的存在物，它深深潜藏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中，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成为人的主体意识的消蚀剂。这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消极因素，如因循守旧、画地为牢的小农意识；任人唯亲，唯上是从，官贵民贱、长官意志、家长制作风等宗法观念；文化领域中的****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已成为严重制约我们民族发展进步的文化包袱和思想障碍，必须予以坚决清除。如何清除封建主义的文化障碍呢？邓小平反复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和方向，坚持否定的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封建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区分各种不同情况，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进步作为判别传统文化基因优劣得失的尺度，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批判、继承、整合、离析与创新的统一。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质上就是一个克服自身缺陷，不断地与非社会主义文化作斗争和削弱它们影响的过程。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清除封建主义文化障碍，另一方面对西方腐朽没落的文化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进行坚决批判和抵制。“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P45)他告诫全党，对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听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P379)他在分析89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P331)中国的动乱如此，东欧的演变更是如此。我们必须擦亮眼睛，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保持清醒的头脑。
随着冷战的结束、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两大潮流来势凶猛。在国际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仅靠武力这一手把西方文明强加于人的作法已很难奏效，利用市场经济进行文化渗透，输出其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已成为其全球战略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随着互联网和卫星传送技术的发展，西方文化的渗透力明显强化，来势汹汹，无孔不入。这对社会主义中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历史的教训和我们的国策决定了我们不能闭关锁国，同时也无法采用“安纱窗、防蚊绳”的办法或采用科技手段进行“过滤”、“剥离”的办法来防范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从人的精神上解决，“心战”必须“心防”。
邓小平主张，防范、削弱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首先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分清“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P338)他多次明确告诫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但绝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和资产自由化倾向，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要坚决抵制和斗争，决不能手软。要坚决制止坏（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而对西方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要着重介绍。其次要加强制度建设。通过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影响。这里根本的前提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抵制西方腐朽没落文化侵袭的强有力的武器。再次，要主动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宣传教育，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志要求我们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立足正面教育，尤其要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这是我们赢得主动，防范、抵御西方文化入侵和消极影响的重点，也是邓小平最为强调的战略手段。
三、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落脚点
文化既是人的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标志人类自身发展的尺度。人类选择和创造某种文化，总是以能否发展“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为标准。(P1)文化建设是要寻找到解决和克服个人与社会、人性与人的社会联合形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途径。因此，文化建设的核心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发展上来，表现在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上来。文化最主要的功能是“化人”，即影响、塑造人，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文化是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P380)人的问题是贯穿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人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前提。人的素质、能力、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建设的进程，经济现代化只有最终体现为人的现代化，才不会损害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上行为上获得了某种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素质，这样的国家才可能称之为现代化国家。邓小平指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P88)因此，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并坚定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是要不断改进和提高国民素质，使之能适应变化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能灵活地把握社会发展的新机遇、新趋势。
国民素质的提高主要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文化的作用来实现的。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濡化、塑造人。由于有了文化人才能够不断地开掘自己的潜能，扩展视野、锤炼意志，不断增强自己的本质力量和主体性。但是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指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和应用，更为重要的是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即人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和价值观的建构。这集中体现了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因为科学认识不能脱离价值观导向，脱离价值观导向，科学力量无论怎样强大，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相反还会造成“单向度”的“非理性”的人，造成人的精神生活平面化，使人失去“精神家园”。所以，人类不能缺失对意义和价值的把握，对理想和目的的追求。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别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P28)(后改为有纪律)。“四有”是对公民素质的综合的整体性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在“四有”中邓小平特别强调理想和纪律。他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P111)理想是在观念形态上对现实和自我的某种超越，是一种对价值目标的确认和追求。理想使我们的思想一致，纪律巩固这种一致并使之统一行动，从而形成所向无敌的物质力量。文化中的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是要用理想和纪律构建起未来的蓝图和经久不衰的追求。
“四有”新人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社会塑造，邓小平认为塑造“四有”新人，一要抓好当班人的教育。干部首先要做到“四有”，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这一点至关重要。二是要抓好接班人的培养。这一条关系到未来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政权的性质，因此，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三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抓好人才的培育工作，这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四要注意层次性。也就是说既要注意先进分子的塑造和塑造先进分子，更要致力于社会大众、普通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只有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成为“四有”新人，我们社会才能获得持续、稳定发展的力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底蕴就在于此。
邓小平文化建设理论内涵十分深刻，主旨十分明确，逻辑十分严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是他的文化建设理论的立论基础；坚持批判、建构的统一，是他文化建设思想的中心内容；通过两个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他尊重人、重视人、关心人民群众主体性全面提升的根本价值观，这是他的文化建设思想的指归。这些光辉思想在新世纪是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路明灯，值得我们学习、研究、领会。
【参考文献】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3
一、提出用发展来不断巩固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杜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
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用发展来不断巩固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用发展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用发展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3)用发展来应对困难和风险，迎接各种挑战;(4)用发展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5)用发展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6)用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7)用发展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坚定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和信心。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同志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正确坚持和贯彻发展的思想，我们就能够从容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不断前进。二十多年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我们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都与紧紧扭住发展这个主题密切相关。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的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这些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和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根本性转折，同时也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确立二十世纪末实现小康的目标，是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是这种战略调整的倡导者。他在1979年所提出的小康概念，引发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把2001)年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小康，是对当时沿袭下来的“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再认识的结果。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当时曾经起到过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现在实践已经证明。邓小平预见到了这一点，早在1979年3月，他就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新说法”。他解释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或只能是低标准的;而是说，二十世纪末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不久他就正式提出，二十世纪末的目标是达到小康。这种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调整，使我们的脚真正踏上了实地。
如果说，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理论，促进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规划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大方向，在它的指引下顺利实现了头两步战略目标;那么，党的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和纲领，则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和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初始阶段作出全面规划，实现了第三步战略部署与第二步战略部署的有机衔接，为从小康逐步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
三、提出重点论和全面论相结合的发展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两个大局”等思想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同时指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等等。还提出了有条件的沿海地区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再带动内地发展、帮助内地发展的“两个大局”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4
第一，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我们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岗位，这就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这种考验，既有执政的考验，又有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一方面，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一些干部沾染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能很好的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些人抵御不住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在糖弹面前会打败仗。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党的执政地位就不巩固。“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邓小平认为，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并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他强调，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
第二，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特别是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但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政治路线，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因此，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照“四化”标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选拔接班人，同时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
第三，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提高执政者素质的迫切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为了完成所担负的伟大任务，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权力的正确实施，而要做到这样，就要着力提高执政党干部的素质。邓小平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讲，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领导干部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不实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接受群众的监督，就不能端正党的作风、改造社会风气，实现党的领导。他尖锐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有的滥用权力，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特别是搞特殊化、搞腐败的现象，他强调，为了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对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二、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核心问题是防止和滥用权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共产党的领导来说，什么时候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党的执政地位就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紧密，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违背了群众的利益，滥用权力，，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动摇，党和群众的关系就紧张，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邓小平关于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的理论内容很多，但核心是防止和滥用权力。
首先，防止滥用权力必须谨慎用权。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因此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职责，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在领导活动和政府管理中能不能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关系到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有些执政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名利、权力和地位，把人民给的权力作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的条件和手段，甚至为所欲为，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由此可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一定要紧紧围绕如何掌权用权这一根本问题来进行。邓小平指出：“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第一，我们要权，无产阶级要权，不能让权被资产阶级拿到手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权，不能让权被机会主义者拿到手上。第二，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304页。）他认为，必须强调执政党的特点，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防止领导者由人民的勤务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其次，防止滥用权力必须形成坚强的领导机构。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因此，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一方面要加强对领导机构的监督，一方面要通过领导机构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邓小平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他认为，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解决不好，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天下大乱。他要求，各级领导班子不能成为僵化的、保守的和平庸的班子，而应当成为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领导集体，成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领导集体，成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紧密联系群众的领导集体，成为能够开创新局面、干实事的领导集体。在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邓小平还强调，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都要认真加以解决，但是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他说：“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
）他希望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地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因为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第三，防止滥用权力必须解决特殊化和腐败的问题。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的，与腐败现象做斗争，防止和，是执政党的历史责任。邓小平认为，特权思想和特殊化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身居要位，有很大的权力，如果不认真解决加强管理和监督的问题，消极腐败现象就会蔓延滋长，权力就会被滥用，那样就会脱离群众，出大问题。因此，“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页。）邓小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党内决不允许有不接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他特别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必须惩治党内的高层腐败，否则我们就有失败的危险。因此，一定要下决心加大反对高层腐败的力度，严肃查处腐败案件，以取信于民。
三、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
历史的经验证明，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就难以实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难以遏制腐败。邓小平认为，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必须解决制度问题和经常性的监督工作，最重要的是建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
第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过，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以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以致于发生“”的错误。邓小平认真总结和汲取了斯大林破坏法制和在领导制度方面的教训，明确提出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因此，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强调，我们的各项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民主监督，以防止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
第二，要把各种监督有机结合起来。邓小平认为，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和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组织和党员做起。而对于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一是要经常；二是要严格，而且还要把各个方面的监督紧密结合起来。这些监督，包括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党内的监督和党外及群众的监督、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法律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等等。不仅如此，各方面的监督还必须与惩治相结合，对于违纪国法的，不管是什么人，都必须执行纪律，做到赏罚分明。他说：“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现象，对于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的分子，及时地给予应得的处分。”（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4页。）他还指出，加强监督，重点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监督，要在这方面加大监督的力度。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5
邓小平文艺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和阶级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走出了神学的误区,以独立思考代替了虔诚的偶像崇拜,从而打破了林彪、江青制造的现代迷信,推倒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自觉地认识到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
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二为”方向的确立,为文艺工作者解除了最大的精神绳索,大大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从改革开放的时代高度,重新解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内涵,提出了文化学术交流的理论。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揭示了文化学术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但在理论说明与具体实践中,却与提出的初衷相悖。由于毛泽东将“双百”安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因此他把“百家”变成了“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因而自然也就把自由讨论和争鸣双方的关系,变成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实际变成了一个“谁战胜谁”的过程。这样在实践上必然造成混淆政治与艺术、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出现批判“封、资、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对外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杜绝了一切中外文化交流和对话的渠道;对内则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杜绝一切探讨真理、发展艺术的道路,从而使“百花齐放”变成百花凋零,“百家争鸣”变成万马齐喑一言堂。鉴于历史的教训,邓小平在为我党制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强调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出“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3）。并且重申:“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4）针对“百家”即“两家”的看法和闭关锁国的教训,他说:“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前人和古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凡是搞封锁的,就说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5）邓小平充分尊重争鸣双方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提倡学术交流,强调各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平等地进行对话与交流。这里不存在什么批判与被批判,谁战胜谁的问题,大家的共同目标是追求真理,既可异中求同,也可同中求异,或争鸣各方各自保留自己的不同见解。在科学研究中,邓小平认为应全方位地吸收前人和今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对于外国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6）。属于文化领域中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盲目推崇和照搬是错误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拒绝接受一切外来文化则是愚蠢的。
邓小平文艺理论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价值取向和发展规律。它继承前人,突破陈规,开拓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境界。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生活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7）社会主义文艺具有生动感人的形象性、艺术的真实性、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风格的多样性,它不是以抽象的说教去说服读者,而是以巨大的艺术感染性,激发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和目的。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范畴概念,并以此体现人民的审美理想,进而达到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目的。邓小平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8）社会主义新人是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审美理想的新颖生动的个性。他们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是普通的有着七情六欲、悲欢离合的丰富多样的社会主义个性。他们是“四化”的建设者、创造者和为实现祖国统一、民主、文明、富强而奋斗的炎黄子孙。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种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形象和典型性格的塑造,必将给人民群众以美的享受,提高他们的审美情操和审美能力,有力地影响着四有新人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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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道路。邓小平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视角,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道路。他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的在人民的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11）沿着这条康壮大道前进,文艺工作者应在三个方面上下功夫:(一)应深入人民生活、贴近生活,在丰富的生活沃土中获取创作源泉,哺育和激发自己的艺术生命力;(二)应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想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三)应当认真钻研、吸收熔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要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不断攀登艺术的新高峰。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6
一、邓小平：在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上谈民主政治问题
以邓小平的名字来界定的具有独特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并逐渐形成发展为一个理论系统的。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方面早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底蕴。但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史上划阶段性地提出一种理论体系的，是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主题报告中开始的。邓小平当时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请注意邓小平提出“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的最元初的出发点，他关心“民主太少”问题的解决，他关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局面的形成，而从根本上说他最为关心的是“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取向，是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最初出发点，他是从中国进入现代化世界文明潮流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问题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于邓小平的极力主张，全会明确了这样一个根本认识：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主要的政治”、“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正是这一“最大的政治”、“伟大的革命”所决定的重要政治思路。邓小平特别强调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来定位的。三中全会刚结束，邓小平在1979年元旦的全国政协座谈会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局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其后不久，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工作会上提出了著名论断：“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理论界研究邓小平的民主理论，给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以特别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民主政治建设存在严重失误，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逻辑关联、历史关联在理论上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同时，长时期的理论传统也使研究者们形成了一种思想习惯，凡讲民主，只讲民主与“阶级”、“阶级关系”、意识形态取向的关联，而很少言及其它。所以，人们特别关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命题。其实，从邓小平的理论个性来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论断的后半部分，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在列宁那里已经出现。列宁提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现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2页。）列宁这段论述的前半部分上承恩格斯对19世纪下半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而列宁论述的后半部分，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长期未能取得成功的经验，甚至使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这就愈显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论断的珍贵。所以，人们总是关注这个命题。而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理论逻辑上与列宁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这里必须指出，邓小平表述中的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民主”，在观察方法、历史特性、具体内涵上有很大的超越和发展，具有全新的历史涵义，但总体上说存在着理论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理清这种一脉相承关系后，就可以发现邓小平作出独特贡献的，是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提论断的后半部分，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命题。这是在列宁、包括毛泽东的视野中还没有真正出现的命题，因而更具有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独特个性。列宁、毛泽东主要是在实现革命和维护革命的制度成果方面谈论民主问题，而邓小平则把民主放在现代化历史潮流中作出分析和说明，从而更具个性，显现出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真正的逻辑基础和实践起点。
关于这一点，研究者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邓小平从解放思想的角度提出民主问题，而不是直接从“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等概念”提出问题，这样“易于理解和接受，能够收到而且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娴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智慧和求实精神。可以设想，如果换一个角度，例如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提出民主问题，那很可能事与愿违，不但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反而会被引伸到别的问题上去。”（注：崔佩亭、孙代尧主编：《邓小平政治民主化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这种看法对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把握有一点是准确的，即肯定了民主政治格局的形成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格局形成的密切关联。但是，并不因此就表明邓小平回避了“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提出民主问题”。当时，邓小平多次说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第一部分就阐述这一观点：“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解放思想问题，直接就是民主政治格局的开创问题。在这里，邓小平没有如上述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换一个角度”，没有回避“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提出民主问题”。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提出要“特别强调民主”，就是直接针对当时“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针对“思想僵化，迷信盛”，针对全国上下“鸦雀无声”，针对“权力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盛行”，针对“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针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民主太少”。汇总起来，邓小平提出民主政治建设，直接就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
当然，这里有个理论的叙述逻辑问题。邓小平在这里作理论叙述的逻辑起点，不是那种经院式的“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之类的概念。那套经院式的概念领域已是一块被多少代人耕耘得疲惫不堪的思想土地。邓小平从不受这种经院式叙述的困扰，他直截了当地从实践起点开始，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化法”的问题，他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展开民主政治理论的叙述。这一点，正是研究者们常常未能给以充分关注的。人们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凡涉及民主，首先就是“民主和专制”的概念，首先就是“阶级的民主和阶级的专政”。首先就是“谁有民主和对谁专政”。人们还不习惯于这样的分析与叙述思路：民主是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民主是现代文明的构成物；民主和现代化同在一个现展的进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解放思想的根本问题是“充分的民主”问题；民主在中国，也是摆脱传统社会禁锢、获得现代文明的问题。邓小平正是独辟新的分析与叙述思路，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展开政治民主的叙述，为人们提供了观察民主的一个崭新的观察框架。
我们说邓小平从中国现代文明发展、中国现代化开始叙述民主政治问题，这是他特有的叙述逻辑。同时，这种叙述逻辑又是他的民主政治理论的真实逻辑，因为邓小平全部理论思维的意识中心正是现代化、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发展。这是他的政治思维的一种超越，是他和毛泽东政治思维的区别之所在。毛泽东全部理论思维活动的意识中心是革命，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曾经对于中国十分宝贵，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必须被超越。革命是什么？在邓小平的思维框架中，革命决不是革命本身，也不是为了某种抽象的制度形式。革命服务于一个根本的历史目的：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而从当代中国来说，就是为了现代化。舍此而言革命，不过是一场代价惨重的革命游戏。邓小平正是在这种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来说明民主政治，所以，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关于民主的叙述逻辑，也同样是他关于民主的真实逻辑。
二、关于对邓小平政治文明发展战略的误释
当我们强调说明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实践逻辑，或者说强调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说明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个对邓小平政治发展战略思路的准确把握问题。简列几种看法如下：
美国的中国史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文化因素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以适应那名之曰‘现代化’的物质积累”。各种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政策，“受到公众的欢迎，就像秦始皇暴政后的汉朝，以及祸国殃民的隋朝之后的唐朝一样，人民是欢迎的。”（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3页。）
美国学者石池雨认为，“邓小平推行大胆的经济政策。他把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引入到中国。他认可了对个人实行物质刺激的合法性。他的政策允许个人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经济决策，决策范围远比以前宽得多。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这一思想构成邓小平的“现代化计划”。（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美国学者阚哈叶称“邓小平是位现实主义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认为“邓小平明白而实用的家庭出身施政方针（不论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迎合了毛泽东之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他没有高喊什么口号，而大谈提高生活水平。他看不起那些理论家，并指责他们死抱教条的保守主义。他强调中国需要从西方获取知识和技术，以实现国防、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盛赞邓小平“领导了把中国带入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而同时认为，“在西方，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现代化运动一般与民主政治的出现是形影相随的，这种情况可能最终在中国发生，但并一定说那些在毛后的时代倡导经济现代化的人肯定就是政治上的开明人士，只是这些人更愿搞经济建设而不愿搞阶级斗争。”（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400页。）
此类看法还可以列出一些，这里不准备对所有看法一一作出评说。只是有必要指出，上述各种看法中对邓小平的理论有两个明显不符合事实的倾向：其一，认为邓小平的理论就是经济的现代化理论，“经济挂帅”的现代化理论，关于“物质积累”的现代化理论，只关注经济问题解决的现代化理论；其二，关注经济的现代化，不一定政治上就开明，即如尼克松所理解的邓小平，“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页。）
第一个倾向误释了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毫无疑义，作为完整体系的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有一个重大事件，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是邓小平现展理论中的重要思想，并且构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邓小平并非是一个实用的经济现代化主义者。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邓小平作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中国现代化事业负责任的政治家，当然十分关注经济问题的解决，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进展。但是，他深知，在曾经“民主太少”的中国，如果继续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理论，构成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支柱。1985年，他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政策成就时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在这里，邓小平说三中全会的最重大的政策成就为两大方面：一是政治上发展民主（请注意，邓小平有时提“发扬民主”，但在许多重要表述中用“发展民主”。他在20世纪40年代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中就用“发展民主”。“发展”和“发扬”各自相对应的主词的微妙区别，便反映出邓小平政治思维深处对中国传统民主意识的超越。——作者按），二是经济上进行改革。作为两条最重大政策成果中的政治上发展民主，在这里邓小平还作为第一条而摆在经济上进行改革的前面。当然，这不是说邓小平对经济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地位有丝毫的忽视，而是说在邓小平的现代化战略布局中，民主政治发展的地位也同样丝毫没有忽视。理解邓小平的理论，当然要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的观点，但是，切莫忘记邓小平给我们的一个提示：1984年10月6日，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实践的成果表明邓小平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并非外行而是里手。印度学者苏地生称邓小平“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信誉是确定无疑的”，应该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邓小平。这将“有助于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走上正轨”。（注：参见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9页。）但是，我们在理解邓小平理论的时候，不要忘了邓小平自己的提示，即“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正因为应该“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来把握，所以，才有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取代“全国上下鸦雀无声”，因而“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是中国摆脱传统时代而开始现代文明的重要根基。
前述各种看法中的第二个倾向是误释了邓小平的现代化政治取向。在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确有一些政治家追求经济现代化，而政治上不开明。但是邓小平绝不属于这类政治家。如果我们能够对“政治上开明”给出一个基本认同的看法，那大体上是指适应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主张民主和平等的取向。那么，使中国的政治从僵化、封闭、禁锢、“个人迷信”中走向开放、开明的，正是邓小平。别的不说，仅说邓小平个人政治生涯中的风风雨雨，“三起三落”，就可以深知他是一个对个人崇拜、保守僵化深恶痛绝的人。他在中国努力展开现代化战略，但最大的阻力正在于这种曾经给了他多次政治打击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僵化的势力，所以，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此而力倡“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所以，邓小平是当代真正力倡政治文明的开明的政治家。当然，中国的国情复杂而特殊，民主的政治文明发展在策略安排上不能不“一步一步地进行”。这种策略上的渐进性安排，才是战略上真正开明的政治家的选择，而民粹主义式的“民主喧闹”绝不可称得上开明。
至于尼克松对邓小平政治取向的解说自然另当别论，因为在他的思维框架中，有一个先定的规则，即现代民主只和资本主义相联系，而民主的发展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取消。所以，尼克松认为，邓小平“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21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注：参见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页。）即使存有这种意识形态屏障，尼克松也并不就此认为邓小平不开明，甚至凭藉他的现实主义政治经验，认为在邓小平经济改革中存有的一种政治发展取向：“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该能尽快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述得再好不过了：‘如果我们得以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的威望。”（注：参见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页。）尼克松在这里所表述的政治自由的目标中，显然包含由于他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含义。这层含义与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未来发展取向显然不相兼容。但是，在尼克松所表述的政治自由的目标中，确有属于现代文明潮流中的政治成果的内容，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中吸取的进步因素”，这正是邓小平整个改革战略设计和改革目标取向的题中必有之义。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对邓小平的理解比起西方一些意识形态情绪浓烈而政治上短见的政治家们来说，是颇具见地的。
三、民主发育和现代政治文明积累
前面述及尼克松对邓小平经济改革中的政治发展目标的理解，其颇有见地之处在于从人所共知的邓小平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发现了并非人人悟到的邓小平民主政治发展目标，尽管尼克松的看法中带着明显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是在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很少有人再提邓小平是“中国的托马斯·潘恩”，而尼克松认为：“邓小平——伟大的领导人往往这样——比这些专家们高瞻远瞩，他看到的未来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注：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在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当中，从未缺失过民主政治发展的地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就把民主政治发展视为建构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基础，这正是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实践出发点；而在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全部文明积累的构思中，不可或缺地包含着争取民主政治发展，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从现代化文明积累来观察、分析和说明民主政治问题，这是邓小平解决民主政治问题的主导性的思维取向；强调民主政治发展和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必然联系，是邓小平阐述民主问题的基础性的逻辑线索。
从政治发展的现代性、政治文明的现代化来观察和说明民主政治，这是邓小平政治理论中早就潜藏着的线索。在阶级矛盾极为尖锐、阶级斗争极为激烈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在论述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时，就显露出现代政治文明所特有的民主逻辑特性。1941年他发表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杂志上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一文中，开宗明义称“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这种民主的含义是，“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优势，“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显然这种民主是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有秩序的政治竞争（邓小平在这时称“政治斗争”）的民主，是以权利平等为核心内涵的现代式民主。正是在这种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特性的民主框架中，邓小平极力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他是这样分析问题的：假如说中国是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9、10、11页。）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体悟出当时邓小平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中所存在的一个基本看法：西欧共产党有民主传统，但是常常出现民主的资产阶级化倾向；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则是“一般缺乏民主”，缺乏现代民主政治的“常识与锻炼”，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仍然认为党内长期是“民主太少”。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西欧共产党不同，首先所要解决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那种民主的资产阶级化影响，而是克服“国民党的不良传统”的影响，解决民主习惯缺乏的问题，建立西欧共产党已经获得充分“常识与锻炼”的现代民主政治传统。这种现代民主政治传统，当然首先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项贡献。但是，这一政治文明成果绝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贡献，更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为争取“政治解放”这一历史进步，资产阶级举起过民主的旗帜，但在历史天平上产生决定性份量的还是平民等级中的劳动者。英国革命中的破产农民、法国革命中的“第三等级”、宪章运动中的英国工人、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各国劳动者阶级和阶层，无不以自身的历史力量在西欧近现代史上申明了这一论点。现代民主政治作为现代民主成果，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成果，是人类文明的政治成果的一种积累。即如恩格斯当年所说：“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4页。）但是，资产阶级把这一文明成果纂取在自己的手中，打上自己阶级的烙印，使之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宣言》强调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正是在这个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毫无疑义民主都带着阶级的烙印，但是烙印并非就是民主政治本身，并不改变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而区别于传统专制政治的特性。尤其刚刚开始从传统政治社会摆脱出来，长期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更应关注民主的这种现代文明特性；而对于由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成为社会主题的国家来说，当然也更应关注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成长和对于既往民主政治经验的超越。此两个“更应关注”的条件，在中国都存在。所以，在中国谈论民主问题，首先应关注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的成长，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安排。这正是邓小平阐述中国民主问题的基本逻辑。在上述两个“更应关注”的条件中，如果说在1941年的时候邓小平更为关注前一个条件，那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更为关注的则是后一个条件。这不是说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不关注民主的阶级烙印，不关注在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中说明民主问题，而是说在不同的实践环境中应有不同的观察视角，有不同的理论意识中心。对于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来说，正确阐述民主政治发展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关联，则是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
四、关于在现代政治文明中理解的民主范畴
当我们沿着邓小平的这一理论逻辑把握现代民主问题，就可以获得超越具体民主主体之上的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般规则的民主范畴。无须回避问题，在这里会遇到关于民主问题的阶级性的提问。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在民主的阶级性、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分等问题上，始终有着十分清醒的把握，他以十分严肃的科学态度宣布：“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页。）“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毋庸讳言，民主总是归属于一定具体社会主体的民主，凡是获得民主权利的阶级、阶层、社会群落，都会对民主运作方式按自己的意志作一番设计，所以，民主总会具有阶级的属性。但是，关于民主，绝非在关于它的阶级性言说中就完成了所有内涵的阐释。或者在实践上说，绝非哪个具体阶级获得民主权力（大体相当于获得国家政权、统治权）而宣称争得了民主，就算完成了现代民主政治规划的建设，就算有了民主。所以，在民主具体归属于一定社会主体之前，有一个作为当代政治文明一般规则的民主问题，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适应性选择。处于革命时期的革命阶级，把民主的阶级归属、阶级属性提到首要位置，这很正常，也很合理。但是，在经常性的建设、发展时期，对民主的观察就不能总是拘守这一框架之中。革命和争得民主权力，并非问题的全部，革命最终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由于先进生产力的巨大改造作用而造就最能实现和保护人权、自由、安全、幸福的政治生活规则。正因为如此，不同主体归属的民主之间才能有可比性，才能理解为什么列宁能够一方面宣称可以保证“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注：《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0页。），另一方面又指出苏维埃国家机构“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才能够理解什么是邓小平所指出的“民主太少”，为什么邓小平能提出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理清了这一思路，至少可以获得这样一些基本看法：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7
一、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
要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并把它作为全 党的指导思想，学习和贯彻十五大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在思想上和实践中牢固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自觉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实践反复证明，邓小平理论是伟大的旗帜，光辉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前进道路上战胜一切困难，排除一切干扰，经受一切考验的根本保证。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其科学的思想体系，完整地学习，准确地理解，全面的掌握，熟练地运用，决不能断章取义，各取所需。
二、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要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党的基本路线。在去年结束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中修改了《宪法》，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在这个阶段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工作中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党的基本路线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精神，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只有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才能使邓小平理论在中国转变为现实，最终实现邓小平理论的宏伟目标！
三、实事求是地运用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8
一、科学阐述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丰富和发展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愿，提出并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基本内涵和历史地位，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概念。“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一般人们认为，邓小平同志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他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给他的理论命名。但是如何命名，则有较大分歧。有的叫“邓小平思想”，有的叫“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有的叫“邓小平特色理论”，甚至干脆叫“特色理论”。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党的文件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勾画了这一理论的基本轮廓。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概念，比较系统地概括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但这个概念太长，不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样精练。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五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直对邓小平理论的命名进行不懈探索。在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l世纪》的报告，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的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鲜明简洁，易懂易记，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同，是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一大贡献。
2．科学阐述邓小平理论内涵和基本内容。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对邓小平理论基本内容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对邓小平理论作了完整的阐述，把它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强调走自己的路；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步骤和战略问题上，提出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从四个方面具体阐明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一是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二是邓小平理论坚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三是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判断；四是邓小平理论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基本内容的阐述，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内涵：即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3．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刻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不是游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而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因为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这就是共产主义理想；有一个共同的宗旨，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一个共同的“精髓”，这就是实事求是；有一个共同的学风，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不是简单地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在运用过程中的创新。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概括的四个“新”，充分说明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同样重要作用。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说明了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但革命成功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
二、坚持和运用邓小平理论，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作为全党庄严的历史责任
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高度自觉性和坚定性，这是举世公认的。198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经过l0年实践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这是旗帜问题第一次明确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提出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更加鲜明地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如果说党的一大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党的七大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那么党的十五大则树立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这反映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是因为一个政党高举什么旗帜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旗帜问题本质上是党的指导思想、精神支柱问题，它总是同方向和道路问题、革命和建设问题、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个理论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法宝，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改革开放2o年的历史充分证明，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我们就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一致，开拓创新，胜利前进。在当代中国，没有别的理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使这一理论真正成为全党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一是要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是要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三是要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为更好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是要坚持和运用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观察世界、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并作为统领全局、指导各项工作的灵魂。牢固树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在实践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就能保证我们的各项工作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从此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一系列战略决策，明确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决定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进程；通过扩大开放，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切实加强：坚决实施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确保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进一步提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l世纪的战略构想，对跨世纪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全面部署。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精心描绘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宏图伟业。党的十五大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洪水自然灾害、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大使馆、李登辉分裂祖国的卑劣伎俩、“法轮功”邪教组织的猖狂活动等来自国内外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挑战和考验，临危不乱。沉着指挥，果断地应付和处理各种矛盾，成功驾御复杂局面，保证了社会政治稳定，推动了改革的深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离开发展就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更好地坚持。同样。离开坚持也不会有科学意义上的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第一，从总揽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处理得当就可总揽全局，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干扰经济社会全局的发展。从改革来看，改革是关键，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但改革不是孤立存在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安定团结，改革才能正常进行。从发展来看，社会主义要求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舍此别无出路。而发展和改革都必须以社会安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为前提和基础。我们重视改革、重视发展，因为没有深人改革，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样，我们也重视稳定，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无论什么改革和发展计划都不能实现，也谈不上发展。可见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中，发展是目标，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社会前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认识和处理三者关系，对国内外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认识的深化。
第二。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党的十三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五个特征。党的十五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概括为九条，增加了发展科学教育文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地区差距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这就更加全面、深刻地揭示和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主要经验的总结。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具体化和深化，从而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十五大报告还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邓小平理论的根本问题结合起来，这也是理论上的一大发展。
第三，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同志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中，最突出、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论述。这些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重大的突破。1992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蓝图。使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党的十五大又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念和政策主张，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些思想，对我们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邓小平理论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对促进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贡献。文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提出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等内容。党的十五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三大部分之一，明确提出了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教育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更进一步突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五。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理论。邓小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战略理论，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个总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战略方针，果断作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发展决策。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l0年远景目标的建设》，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思想，以及“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发展观。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上述思想进一步进行了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四、以“三个代表”为新时期党建的根本指导思想，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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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论文篇11
2、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有论者指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的阐述是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邓小平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是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深刻揭示。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理论,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是对历史发展主体价值选择性的深刻洞察。同时,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经济建造为中央的社会主义发展论,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相结合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论,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唯物史观新理论,初步解决了如何建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的重大课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有的论者认为,邓小平为唯物史观增添了新范畴。传统观点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主要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邓小平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唯物史观的新范畴。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是全方位的。如:扭住经济建造这个中央不放的思想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生活决定全部社会生活的原理详细化为实践性操作性的原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生产力梯度推进论和台阶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应用和发展。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两手抓”的思想使生产力标准详细化了。邓小平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稳定的观点也是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3]
3、对唯物辩证法的新思索。有论者认为,创立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邓小平的“要照辩证法办事”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照辩证法办事”,首先表现为对矛盾规律的娴熟运用。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建造中一组一组矛盾的辩证分析,揭示出一系列对应范畴的相互联结、相互规定、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如共性与个性、计划与市场、先富后富与共富、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与“两手都要硬”、改革发展与稳定、全局与局部、本质与现象等。邓小平对矛盾规律的新思nalofHuaiyin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Vol.262,2009考还表现在他对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关系的观点上。他认为同一性与斗争性都不可忽视,既要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又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同一性起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借鉴、相互利用;一国两制;等等。邓小平把矛盾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强调系统思维。邓小平把系统论引入辩证法,从多要素和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调解上考虑问题。他强调“系统性”,强调注重事物的相关性、有序性、整体性。这一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他对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分析与阐述之中。有论者将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区分为社会主义建造中的辩证法思想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辩证法思想。社会主义建造中的辩证法主要有:根据矛盾的普遍性与非凡性相结合的原理,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提出了“一个中央,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运用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原理,阐述对外开放的波浪式的多层次、多功能的推进格局;运用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提出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思想;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运用矛盾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原理,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保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目标;等等。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辩证法思想主要有:提出了以借鉴促发展的思想;发展是台阶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思想;社会主义建造中稳定与发展的辩证法思想;等等。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造辩证法的重大贡献表现在:(1)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2)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凡国情相结合;(3)把握辩证思维实质,寻找解决社会主义矛盾的新方法,实现革命的辩证法向建造的辩证法转变;(4)保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制定了“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的全新战略思路;(5)依据发展不平衡规律,制定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落伍地区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4]
4、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新发展。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着重于哲学概念与原理的实际运用与创新,称之为应用性或实践性。马克思从总体上论述了关于实践的理论,既把实践看成是认识论的基础,也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而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列宁侧重从认识论方面丰富发展了实践理论。系统论述了科学的实践观,但他的贡献主要还是集中于认识论。邓小平从总体上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总框架,但其哲学思想的实践性特质得到极大彰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提升到了实践的高度和层面。他既把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又把实践作为历史观的基础。保持认识论框架内的实践观,必然注目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为“本本”所束缚;保持唯物史观框架内的实践观,必然注目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为抽象的姓“资”姓“社”所困惑。保持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标准必然在社会领域详细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二)关于邓小平理论精髓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邓小平理论精髓的内容、地位和作用,它的思想来源以及实现途径等几个方面。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论者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概括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有人认为,实事求是要求把革命实践作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基础,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这种实践论的哲学观点为基础的。有人指出,只有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才能深刻理解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基本问题说。认为实事求是体现了、邓小平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2)唯物主义说。认为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和实质是唯物主义。(3)认识论说。认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认识路线。(4)多种涵义说或称综合说。把实事求是理解为一个总体的综合的范畴,认为它有多方面的涵义。其中以三涵义说和四涵义说为主。前者认为实事求是是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范畴,后者则认为实事求是的涵义包括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主要内容。有论者认为,实事求是作为邓小平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理论的精髓是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总体性范畴。有人认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用以表述中国共产党人所应当树立的正确学风的。有人认为,实事求是的理论支点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以及普遍性与非凡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有人认为,实事求是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是由实然、必然、应然三个环节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
3、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
有论者中认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巨大贡献是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强调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条件、主体素质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性。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的体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有人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世界哲学发展大道来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实质在于倡导主体性与客观性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原则。比较而言,“解放思想”着重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实事求是”固然也包含着人的主体性,而强调的重点则在于世界的客观性。
4、如何贯彻和实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有论者认为,邓小平本人就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邓小平力求党的政策和实行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我国实际。详细反映在:一是一切目标政策都不是从书本和主观愿望出发,而是从实践、从基层提出,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二是改革的目标政策办法措施对不对,要由实践检验,“拿事实来说话”。三是强调及时总结经验。邓小平所以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因为始终保持两条:信念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并把二者统一起来。有人认为,邓小平在保持实事求是方面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第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第三,保持真理与纠正失误相结合。有人指出,心中有群众才能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当然要保持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主客观关系,这属于认识问题。可要做到实事求是同样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群众路线很难做到实事求是。[5]
(三)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或特色的研究。
1、邓小平哲学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和核心,以系统分析为方法论,以实践功效为内容的认识论,以发展生产力为特征的历史观所组成的社会实践哲学。这一理论概括了邓小平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强调了注重整体、综合的系统思维方法论,突出了以价值为特征的认识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特征的唯物史观。邓小平哲学理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社会实践性。
2、邓小平哲学理论不侧重于哲学概念的阐释和原理的系统化,而侧重于哲学的运用、创新和发展,因而具有以下特点:(1)鲜明的时代性。它是开放的哲学,即保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得出新的科学判定,从而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总政策。邓小平解决了时代定位问题,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从而确立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走向。(2)强烈的求实性。邓小平把求实性贯穿于他全部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关于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3)高度的创造性。如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等。(4)深邃的辩证性。邓小平认识和解决党内外、国内外各种复杂问题的决策处处布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如他提出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相互关系;保持“一个中央、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等。尽治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理论特点的概括不尽相同,但都一致强调它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特点。[6]
3、邓小平哲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强调主客体统一的同时,凸现主体的重要性。详细表现为:邓小平强调对“实事”的认识和把握,但更强调“求是”,即从“实事”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以此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强调物质价值的同时重视人和人才的价值。(2)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同时,凸现方法论的重要性。尤其重视以下方法:抓住主要矛盾不放的方法;两手抓方法;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法。(3)强调真理性和价值性统一的同时,凸现价值的重要性。表现为,把客观实际是什么,主体要什么、为什么统一起来,并在统一中强化为什么(目的)的重要性。把求是、务实、实效有机统一起来,把实践活动与价值评价结合起来。(4)强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统一的同时,凸现生产力的重要性。表现为,在对社会主义nalofHuaiyin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Vol.262,2009本质的认识上,把重点放在生产力方面。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强化生产力的作用。[7]
4、分别从形成方式,理论形态和思想方法的角度概括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其一,形成方式特点。在纠正中阐述新思想,在重申中论述新观点,在强调中形成新认识,在保持中提出新论断,在创新中发展新理论。邓小平是创新的光辉典范,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保持同发展、创新辩证统一起来,取得了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造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其二,理论形态方面的特点。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应用哲学;是以社会发展为主题的历史哲学;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核心的政治哲学。
其三,思想方法方面的特点。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否定;注重矛盾的统一性;突出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运用现代科学的思想方法;注重社会系统的目的性,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社会系统环境因素的作用,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系统的相关性,社会系统平衡与非平衡状态的有机统一。[8]
5、邓小平哲学思想具有实践性、务实性、创新性、科学性等基本特征。实践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务实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创新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灵魂,科学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实质。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以实践性为基础的务实性、创新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6、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容出发将其特点概括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认识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点的唯物史观;以人民利益为取向的价值观;以“两手抓”为特征的方法论。
7、侧重于邓小平哲学风格的研究,将其特点归纳为:简明、通俗、求实。8、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和系统性、实践性和实用性、同一性和调解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髓,是贯穿邓小平哲学思想中的一条主线;以发展为核心的辩证法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灵魂。9、一些论者分别探讨了邓小平哲学思想在各层面上的特点,如邓小平主体性思想的理论特色,邓小平价值观的特点,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的特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特点,等等。(四)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基本框架的研究。
论者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仍旧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形式上,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列宁、的哲学不同,它不是以专著的形式、比较系统地表现出来,而是蕴涵于他关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导和党的建造各方面的论述之中。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实践精神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思想在当代的新发展,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当代开放社会、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高科技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哲学灵魂。它非凡富有时代性和实践的活力,是中国人民的理论宝库。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框架进行了概括:
1、邓小平哲学思想体现在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因而它突破了通常意义上的哲学框架。他的哲学思想继承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把哲学彻底提升到了实践的高度和层面,是一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在:(1)主体性。与领导工作实践融为一体,具有融人民主体性在内的领导主体性;(2)科学性。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保持生产力根本标准;(3)民族性。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质和精神,又承继了民族哲学中注重践履、务实求真的精神。
2、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1)以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相结合的彻底唯物主义,包括贯彻“生产力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则;(2)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新型实践观;(3)改革开放的世界历史观;(4)具有时代特色的全面运筹的社会活动辩证法;(5)邓小平还形成了一系列的哲学思想,如以现代化为中央的发展哲学,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哲学,以建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的经济哲学,以民主化、法制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以现代意识为主导的领导哲学等等。[9]3、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思想包括他的一系列战略思想:(1)在处理社会结构体系中各个领域发展的关系上,紧扣生产力发展的中央,围绕这一中央进行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保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造两手抓,推进社会全面协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调发展。(2)在处理社会发展中的主客体关系上,强调通过各方面的发展和改革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使人民得到实惠,同时注重提高人的素质,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强干部队伍建造与依赖广大人民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3)在处理社会发展中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上,保持独立自主,同时强调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4、邓小平的价值观是其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讲求实效、注重效果是邓小平价值观的实质和核心。他把实事求是前提下注重实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以贯之于他的全部活动过程,并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发展生产力的价值目标有机结合起来,视为应追求和实现的基本目标,作为评价一切活动、事件和事物的根本标准。邓小平的实效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贡献。[10]
5、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1)求实精神。包括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认识上的实际、实践,价值上的实效,作风上的实干,国力上的实力等。(2)发展精神。邓小平提出,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发展是当代中国的核心,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3)“致和”精神。“致和”是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它要求在矛盾的对立面中看到同一,利用同一化解矛盾,解决问题。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关于时代主题的论断,是对“致和”精神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11]6、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为:(1)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2)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精神;(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4)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7、邓小平哲学是“求实哲学”:(1)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联系起来,深刻地阐述了二者的内在统一关系;(2)把实践标准纳入党的思想路线,科学地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3)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4)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列主义、思想的精髓。
8、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中求实观、矛盾观、实践观和唯物史观四大观点构成了邓小平哲学的主体框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体系。求实观是邓小平哲学的灵魂,贯穿于其他三大观点之中;矛盾观体现了他的辩证思维方法;实践观表现了他尊重实践、相信实践、勇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的认识论;唯物史观展示了他的生产力理论、领袖观和群众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的重大贡献[12]。9、“求实哲学”是、邓小平哲学形态的共同性。哲学的形态是“实践哲学”,它发展为邓小平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生产力哲学”。邓小平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并立足于生产力,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出了新判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新论断;立足于生产力,打破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传统认识;立足于生产力,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目标。
10、邓小平哲学的形态“发展哲学”。(1)发展是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主题,邓小平在解决这个主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发展哲学;(2)邓小平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上就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从哲学层面而言就是发展哲学;(3)“求实哲学”和“生产力哲学”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发展哲学”更深刻更宽泛。“发展哲学”兼容“求实哲学”和“生产力哲学”。邓小平的“发展哲学”包括:发展求实论;发展中央论;发展动力论;发展调解论;发展主题论;发展转型论;发展价值论;发展主体论等。[13](五)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方法论的研究1、五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有人从矛盾同一性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中矛盾的同一性的运用和发展。“一国两制”构想的哲学基础,在于胜利地运用了矛盾的同一性。并以此为胜利的范例,纠正了我们以往的“斗争哲学”的错误倾向。有人从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角度出发,认为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处处闪耀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光辉。作为理论家,邓小平同志是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作为哲学家,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说明和论述问题的过程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立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形成了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有人从思维方式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及主要特点是:⑴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⑵战略性、宏观性的思维方式;⑶实践性的思维方式;⑷主体性的思维方式。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借鉴和运用现代系统思想的一个光辉典范。建造nalofHuaiyin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Vol.262,2009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整体综合性、结构层次性、动态开放性、进化发展性和功能目的性的高度统一。有人从哲学智慧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典型特征,是活生生的详细辩证法、实践辩证法、系统辩证法,是改革哲学、开放哲学、现代化哲学,是富于时代精神、中国神韵、个性魅力的哲学智慧。2、邓小平哲学方法论的特点。有人认为,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的特点是:开放性、人民性、辩证性、策略性、经世致用性。有人认为,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特色在于它的实践性、系统性和多样性。有人认为,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特征在于: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思想路线与工作路线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应用与创造的统一、普遍原理与民族形式的统一。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思想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辩证的思想方法、系统论的思想方法、创造性思想方法、预见性思想方法、开放性思想方法、循序渐进的思想方法。有人认为,邓小平辩证法的特点在于:主客体统一的世界观;知行统一、共殊统一的特色观;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名实统一的社会主义观;稳定与发展统一的改革观;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机遇观;渐进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生产力观;与科技革命时代统一的科技观;综合与创新统一的文化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外统一的世界史观;分合统一的大系统观。
二、研究概况写作论文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的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也成果颇丰。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看,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学术论文2000多篇,已出版研究专著40余部。从研究队伍看,全国理论界、宣传界、学术界都有一批研究人员,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专业学术队伍不断扩大,有不少是哲学界闻名的专家学者或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如邓光荣、李君如、龚育之、孙伯钅癸、张一兵、袁贵仁、乌杰、杨耕、陈志良、赵光武、王东等。在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有:陈俊宏《只有加快发展力才能显示优越性》(《光明日报》1987年10月25日),王永昌《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兼论邓小平有关生产力标准的思想》(《河北学刊》1988年第1期),陈志良、杨耕、郭建宁《论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党校论坛》1990年第10期),徐久刚《邓小平主体生产力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1年第11期),乌杰《宏观系统思想和多样性原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与精髓》(《邓小平思想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邓兆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时代性》(《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孙伯钅癸《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坚定的唯物主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赵凤歧《邓小平对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邓小平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双重理论建构》张一兵(《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杨耕《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哲学基础的再思索———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涵和特点》(《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朱宝信《简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三种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杨耕《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及特色》(《前线》2009年第1期),萧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哲学研究》2009年第7期),雷咏雪《试析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思想研究》2009年第6期),雍涛《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理论月刊》2009年第10期),罗尚贤《和生论———邓小平哲学思想初探》(《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1期),田启波《邓小平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薛广洲《、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佟向民《关于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特色的研究》(《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马克思的范畴学说与辩证逻辑方法———邓小平理论范畴体系构建的学理分析》,赵智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田启波《发展理论史上的里程碑———邓小平的发展哲学探析》(《思想研究》2009年第2期),等等。
已出版的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有:江西社会科学学院编《邓小平的思想初探》(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袁训忠主编《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林英家等著《邓小平新时期军事哲学思想》(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乌杰著《邓小平思想论》(人民出版社,1992),陈志良、杨耕著《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李君如著《哲学根据:实事求是》(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编《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徐博涵、杨植任主编《邓小平改革的哲学思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丁士峰等著《当代伟人的思维:邓小平思维方式研究》(出版社,2009),刘嵘著《中国现代化建造的哲学基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刘景泉、周薇著《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与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袁贵仁著《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邢贲思主编《邓小平思想论》(法律出版社,2009),尹全忠等著《邓小平思维方式比较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程家明著《邓小平改革方法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袁贵仁、宫敬才著《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庞元正著《邓小平理论精髓》(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王东著《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北京出版社,2009),汪维钧著《邓小平哲学概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朱书刚著《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等等。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谈话”是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的讲话进一步推动了理论界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深入研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邓小复阐明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理论界在关注这一理论的同时,开始研究它的哲学根据。从十二大到十三大,邓小平在确定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使用“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在此期间,邓小平的著作相继编辑出版,如1983年7月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后修订为第二卷),1984年12月出版了《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出增订本),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哲学意义上探讨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思想的理论价值。党的十三大着重论述了生产力标准问题,接着全国开展了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的新起点。有论者指出,生产力标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保持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哲学基础。伴随着邓小平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的同时,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升温,不少学者开始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方法论等多角度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1989年5月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后修订为第一卷),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有关的专题单行本。这些著作在国内外广泛发行,产生巨大的影响,为我国学术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1989年国内“八九”之后,邓小平理论经受了一次考验,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相对出现一个低潮。有人认为,邓小平没有哲学思想,理由是邓小平没有哲学著作,其讲话中的哲学味不浓,即使有几个哲学概念(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也不是邓小平创造的,而是从那里继承来的。也有人认为,邓小平没有系统的哲学思想,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是实用主义。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有深度的研究文章比较少。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初到2009年9月党的十五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拓展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理论界简称“南巡谈话”),“南巡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定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澄清了多年来在改革开放中常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模糊认识。“南巡谈话”可谓邓小平理论之集大成,表明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得到了理论界乃至全社会的一致肯定和拥护。在“南巡谈话”的影响下,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强调要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随着邓小平理论经受住了国内和国际格局变化的严峻考验,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研究局面渐进高潮。非凡是2009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悼词》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丰功伟绩的一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成为一些普通人缅怀邓小平的自觉行动。理论界以极大热情关注特色理论的哲学内涵,同年3月19日,安徽省还召开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详细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石。这一时期研究视野拓宽,理论界高度重视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意义和邓小平独特的哲学思想,哲学思维方法等内容。
这一阶段,研究者不但从纯哲学层面去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而且更注重从总结实践经验的角度去探索,概括邓小平哲学思想。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大量集中在探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特色、特性上。第三个阶段,2009年9月党的十五大到目前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化阶段。党的十五大的历史性贡献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科学地界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基本概念以及内容,从总体上完成了对邓小平理论的政治评价: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五大的胜利召开,更是将邓小平理论尤其是邓小平哲学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在继承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探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体系,并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改革有指导意义的领域,如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实践特性等。此外,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引起研究者的浓厚爱好。[1]综上所述,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经历了布满疑虑经不断拓展到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目前,有关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和逻辑结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以及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关系等内容的研究,已取得较大的进展,达到相称的深度。
三、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中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20余年来,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相对邓小平理论的博大精深和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的巨大影响而言,已有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一)从资料的角度看,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可资借鉴及引证的材料相对欠缺。由于邓小平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大多散见于他的讲话之中,因而如何从他的大量讲话中把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发掘出来,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仍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广大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个艰巨任务。笔者认为,在《邓小平文选》三卷本和其他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整理邓小平有关哲学的论述,出版《邓小平同志论哲学》一书,这样可以大大推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同时也会深化对整个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二)从研究的角度看,在邓小平哲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是,有人从现成的教科书体系框架出发,按照这种体系来建构邓小平哲学。二是,有人将邓小平哲学变成了现有理论范畴、概念的印证材料。因此,如何从邓小平理论本身出发,来理解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邓小平哲学研究中十分重要但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力求按照邓小平哲学思想本来的逻辑揭示它的科学体系。虽然邓小平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却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我们只有在研究邓小平理论体系及内容的过程中,才能提炼出他的哲学思想,概括出他的哲学思维方式。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确定其哲学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领会到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及内容的哲学基础。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揭示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在理论体系。
(三)如何理解邓小平哲学和哲学的关系也是值得注重的问题。
在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毛压邓,认为哲学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而邓小平哲学思想仅是哲学思想的一种详细表现,不足以称其为哲学思想体系;另一种是以邓贬毛,任意拔高邓小平哲学思想,贬低或否定哲学思想的价值。这两种偏向显然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笔者认为,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必须把他们放到中国革命和建造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进行。脱离中国革命和建造的详细历史进行纯学理的比较,就无法正确理解和把握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关系。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都是在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历史问题中产生的,因此,无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主题、特色和内容,还是其发展的动力,都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造的实践要求。同样,要确认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也只有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必须保持继承与发展的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辩证统一。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两者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哲学思想同哲学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造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中形成的,是对哲学思想的发展。否认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比较研究就会误入歧途。对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也必须遵循和邓小平所一贯保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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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学举.党的十五大以来邓小平哲学理论研究综述[J].思想研究,2009(6).
[3]吴娟.试论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J].学海,2009(1).[4]赵洁民.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J].河北学刊,2009(4).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12
一、邓小平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
一切科学的理论都具有逻辑继承性和发展延仲性。邓小平理论所以成为科学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历史性飞跃和新的理论成果。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不是凝固不变的教条，而是指导实践活动的行动指南，它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具有坚定的信念。一方面，面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挫折，他明确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他又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nil这表明了邓小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创新精神。这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重点是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富有时代精神，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的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对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和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并揭示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陈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我国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一再证明:在我国社会发展实践中形成，并经过这一实践检验的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特别是80年代末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考验的事实;在90年代以来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下，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事实，都显示了我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生命力，尤其是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不断更新的，实践的新成果在不断涌现，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也正迅猛地变化着，邓小平理论必定是不断发展的。
二、在新的历史实践中我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1998年初，在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在《深人学习邓小平理论》一文中又指出:“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事实上，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所作出的种种战略决策，所采取的各项重大步骤，所创造的许多宝贵经验，对国内外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所作的妥善处理，不仅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运用，而且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再一次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人新阶段以来的新鲜经验，在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及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党对邓小平理论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突出表现在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全局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实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新。
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科学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正确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确定邓小平理论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提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并以党章的形式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改，又把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确定为国家的意志。这是我们党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策，是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事业的重要制度保证。
在对现实国情的认识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现实根据和国情根据，我党深刻地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社会，深一刻阐述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使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更加完整和深刻，有助于加强和统一全党的认识。
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强调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拓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并对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作出战略部署。在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主要是南方谈话的有关论述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提出一系列新论断。比如:“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不能笼统地说它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提倡和鼓励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这些理论上的新观点，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涵义和特征的历史性概括，是迄今为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最全面的总结。它为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在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明确提出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抬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和体现。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而把我国政治生活中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这三个要素和环节统一起来，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党的十五大还根据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个总目标，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部署。
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把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并把从延安时期讲起的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目标与“三个面向”结合起来，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精辟地阐发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并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一系列方针政策。随着社会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要素也转化为文化建设和人的素质的高低。从这一意义上讲，可以说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决定性就在于文化建设的优劣与否。党的十五大高瞻远瞩、切中实际地强调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为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充分的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深化。另外，我们党还把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要求知识分子加强学习，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这些新观点、新论述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运用、丰富和发展。
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上，从党的历史任务、.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对腐败、从严治党等六个方面，总结我们在新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主要经验，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的三大优势;提出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再次告诫全党，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并确定了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原则。这使党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自身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任务更加具体。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13
现在，校园里兴起了学习《邓小平文选》的热潮，我也身处其中。通过学习，《邓小平文选》中平易近人的文字，实实在在的话语（特别是《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让人感觉是那么真切与实在。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指导思想，有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它并不像一些专门坐在书斋中的理论家刻意构造的概念和定义那般晦涩与费解。学习《邓小平文选》
，深深感到邓小平同志不仅是一位行动哲学家，更是一位具有超凡系统思维的深刻的思想家。他重视行动，重视实践，更重视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立足当代现实，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将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即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形成了一整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全面、客观、科学的阐释，其包含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等一系列新突破，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等实际工作的各个领域，邓小平理论可谓博大精深，邓小平同志敢为人先的精神、统领全局的气概和渊博的理论知识更令人折服。在这一伟大理论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其中，邓小平同志驾驭系统辩证的超凡能力得到了充分体现。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达尔文曾对科学理论作过如下定义：“科学在于综合事实，从而从中得出一般的法则和结论”，邓小平理论正是这样的科学理论，从否定“两个凡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坚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人民公社体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姓“资”姓“社”的责难到“经济特区”的建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风风雨雨20余个春秋，每一次都是质的飞跃，每一次都使理论得到凝炼，得到升华。理论来源于实践更要指导实践。在新世纪的中国，各种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相互撞击，各种深层次的矛盾日益显露，在这重要关头，更需要理论指导，来澄清我们的疑惑，统一我们的思想，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理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我们，解放我们的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了解新情况，研究新现象，解决新问题，并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的信念，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用实践来检验理论，丰富和发展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正确与否同样需要实践来验证，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实践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中国大地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率稳定保持，综合国力日益强大……这一切无不归功于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贡献。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中国人民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光明前景。但任何一种正确的理论都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同样需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况且，我们正从事着前无古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面对着过去从未面对过的新世界、新发展、新的实践和新的问题，不能盲目照搬照套条条框框、教条主义，更需要正确理论为指导，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坚持从变化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扬大胆探索的勇气和科学求实的精神，不断开拓，总结新经验，形成新认识，不断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推动我们的伟大事业向前发展。
学习邓小平理论，就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做到以我国改革开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学习不断章取义，不形而上学，才能保证我们的学习有目的，有收获；学习邓小平理论，就要继承和发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学以致用，解决问题的党的优良传统，这是学好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方法，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的体现。切实把邓小平理论运用于实际中，解决实践工作中的问题，把学习与了解国情、省情和企业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让理论更好地为实践服务，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把邓小平理论转化成强大的精神动力，认认真真学习，以坚韧不拔的、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准备，毕业后投身于建设的大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