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制度在当下中国已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话题，论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司法调解进行了理论建构。目前，存在兹贺秀三从法源的角度、苏力从本土资源理论的角度及黄宗智从法律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三种模式，兹贺秀三认为司法调解的理据是“情、理、法”，而苏力则认为司法调解的理据是在国家法与制定法之间的来回穿梭，黄宗智提出要面对历史实际，倡导建立一种新型的、关心实践和运作的司法调解。这三种模式在其各自话语场中大致做到了逻辑自洽，但在总体上还需要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地勾连在一起，也需要提高法哲学的认识高度。
改革开放已经导致中国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概括为从“身份先定”的分配模式向契约关系为主的分配模式的转化。①这当然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就是依赖于旧的分配模式的阶层在逐渐地撤退，新的阶层在不断产生。同时，市场经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人们的法律意识及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推动建立个人的主体性和权利意识。由此，必然导致纠纷的大量涌现，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爆炸式的增长，单纯地依靠体制性司法资源、司法解决能力等显然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纠纷解决需求。而司法调解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纠纷解决方案，开始逐渐地由边缘走向中心，走进学者们的视野之中。加之历史惯性、国际成功经验等支持因素，司法调解已经成为纠纷解决实践与理论的宠儿。因此，有必要将司法调解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在理论上认真地加以对待研究，从而推动司法调解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