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力量

1939年的严秋，奥登(W.H.Auden)离开英国来到美国，他坐在曼哈顿的四十二街上苦思冥想："那些聪明的希望吐出这个卑下虚伪的十年。"①那时他看到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表现得同样不，双方独裁者谈论着"陈词滥调"，而这些对几千年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流亡的修昔底德"来说实在最熟悉不过了。奥登告诫自己的读者"世上没有国家这东西，也无一人孤独地存在"，并叮嘱他们"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去"。政治观念似乎只是一个可以容纳数百万人的坟墓。

尽管奥登的消极政治观代表着他那一代大部分人的想法，不过他也承认观念能控制和改变个人的所思所想。虽然共产主义有所削弱，但它将权力和一致性作为政治纲领的思想仍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纳粹的罪行则更多直接来源于早几代德国人的思想观念，历史学家可以追溯出那些曾陷害他们的事实："精湛的学问能够揭示出全部的伤害，从路德直到如今，把文化逼得疯狂。"奥登还辨析出"巨大的心象"造就了"精神变态的神"。作为诗人，奥登是敏锐的，他关于纳粹的独特观点可看作是德国知识传统的顶峰———他们偏离了16世纪早期马丁路德的思想，缺乏理性，更多地投身于盟军宣传而不是历史研究。奥登对思想程式的看法，比如强迫建立一个血统纯正并附带建于东方的人力储备库的德国，这些所谓纳粹建国的基本原则，在过去的二十年已被历史研究证实。

西方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臻于成熟，他们反对野蛮地对待一系列问题。其中一部分人就像奥登早年以为的那样，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得出了资本主义将会灭亡的结论，并宣称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或另一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另外一部分人则恐慌于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竞争对手的大清洗以及乌克兰饥荒的消息，或多或少地都投身于排斥对自由民主做出保障的马克思主义。一些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式新能源和新社会秩序可以拯救西方世界。另有一些人对观念的特定程式辩护，声称他们能提供过去和未来社会以及历史的关键。还有一部分人，如乔治奥威尔则提出另一种想法：自由思想是最关键的。普通人要从"散发着臭味的所谓的正统观念"(smellylittleorthodoxies)中获取保护并对其认同。对这些所有人而言，观念关乎存在。

不过，当时大部分历史学家排斥观念在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比如罗纳徳赛姆(RonaldSyme)当年彻底改革了罗马历史的研究状况；又如里维斯纳米尔(LewisNamier)对18世纪英国政治的研究也做了同样的革新，他坚持认为在日复一日促进政局形成的斗争中，观念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当时观念史学家数量很少，甚至是其中一部分人，如剑桥学者希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也认为政治史塑造了他所研究学科的核心；而年轻学者像克里斯多夫希尔(ChristopherHill)则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他认为不是观念创造，而是作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对社会和历史的形态起着决定作用。正如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一章，在法国、美国和德国，学者们已经在研究工作中制定出写作观念史(historyofideas)的新途径，他们这些新的研究模式后来逐渐成为专业历史实践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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